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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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优秀,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优秀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秀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优秀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优秀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四)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射。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形式都会发生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变化。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到和平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得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红色文化的发展视野更为宽广,具有不断吸收多种文化成分的开放性的气度,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而提升文化品质。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融共进,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与时俱进地适应建设和谐文化的现实需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构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以理想信仰、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为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继承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友爱、互助、奉献、公平、正义,强调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勤政爱民,强调道德伦理、天理良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强权、霸权、功利、私利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腐朽的价值观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的养分和心灵的充实,是激励人们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对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与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管仕廷(1968-),男,湖北武汉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湖北武汉430022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浅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优秀,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优秀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秀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优秀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优秀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四)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射。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形式都会发生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变化。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到和平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得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红色文化的发展视野更为宽广,具有不断吸收多种文化成分的开放性的气度,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而提升文化品质。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融共进,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与时俱进地适应建设和谐文化的现实需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构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以理想信仰、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为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继承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友爱、互助、奉献、公平、正义,强调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勤政爱民,强调道德伦理、天理良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强权、霸权、功利、私利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腐朽的价值观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的养分和心灵的充实,是激励人们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对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与促进作用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浅析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开发 【摘要】红色文化形成于我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持,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 内涵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统一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决定从战略高度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红色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红色文化所具有的科学内涵 红色文化的形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前期,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红色文化中的瑰宝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延续到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又形成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指的是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标志物等实物;制度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精神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制度文化是红色文化的灵魂。 作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这三种文化形式的统一体,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要更好地发展红色文化,需要全面认识其内在深层含义。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引人民实践、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进行追求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革命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红色文化。因此,红色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系列先进文化。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先后创作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红色文化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以来形成的红色文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千年来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并吸收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十四大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写入党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的态度,也为红色文化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指出了前进方向。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成分。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文化精髓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断地激励着全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展现出的顽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英雄主义为优秀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很好地体现了党和群众在革命年代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人生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 从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孕育在同一个母体。红色文化形成发展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要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历史前提。 红色文化的基本内容包含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包含在红色文化之中。因为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实现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处处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后形成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因此,从形成过程和科学内涵两方面看,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承接性和一致性。前者是后者内容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红色文化之中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红色文化的内容之中,加强红色文化建设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灵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在红色文化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如今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实质上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强化人们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就等于是抓住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主题。目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红色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形成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如今学习红色文化,重新感悟历史,有利于人们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的信心,团结奋斗在共同理想旗帜下。 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色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不断激励、鼓舞着人们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不懈的奋斗。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八荣八耻”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学习红色文化就是要让全体人民都能够遵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和准则,使其真正内化其为人们内在的规范,并使之成为思想行为的指针。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融汇贯通,红色文化则蕴含其中,密不可分。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时代的精神鼓舞斗志,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因此,采取措施大力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能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河套大学】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和内涵价值 厚重辉煌的山西革命历史,铸就了光耀千秋的山西红色文化。省委高度重视大力弘扬我省红色文化,王儒林书记指出:“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考验中,三晋大地无数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无私奉献。我们山西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气贯长虹的革命老区精神,催生了壮美瑰丽的红色文化,始终激励着我们攻坚克难,一往无前。革弊立新、激浊扬清,要把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廉政文化同弘扬红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激发和凝聚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励精图治、富民强省的强大力量。” 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做好山西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就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和价值,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让历史之光温暖人心、滋养人心、凝聚人心。本刊特载 一、从红色山西历史感知山西红色文化 山西红色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山西红色文化的长城,是由党领导山西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所创造的彪炳天地的业绩、所谱写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熔铸而成,一砖一石,历久弥新。 山西有着革命的传统。山西辛亥起义是山西革命斗争的起点。1911年山西辛亥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同盟会山西支部实施“南响北应”战略,策动响应武昌起义的太原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山西的统治。特别是太原起义成功后,武装力量东出娘子关,与在河北的武装力量组成燕晋联军,扼守南北交通要冲,切断了清廷与南方的联系,有力地支援了南方革命。1912年孙中山先生考察山西时说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这是对山西辛亥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辛亥革命前,1905年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山西留日学生纷纷入会,到1906年入会的竟有50多人,这在中国北方为各省之冠。同盟会山西支部成立后又有一批在山西入会。辛亥革命历史风云中,山西有许多仁人志士举起义旗,勇往直前,投入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山西是响应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地方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山西响应迅即,有组织的山西大学等11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在太原集会游行,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影响所及,以山西青年学生为先锋及各界的积极响应,推动了山西反帝爱国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1921年5月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夏成立中共太原支部。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揭开了山西革命斗争历史的崭新篇章。在建党初期和国共合作进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党领导山西革命斗争,组织发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全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山西涌现出和走出了高君宇、贺昌、彭真、、薄一波等一批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革命家。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是北方地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省份之一,也是北方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的诞生地。1931年5月,山西党组织领导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同年7月,山西党组织发动平定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两支红军在吕梁山、太行山燃起革命武装斗争星火,成为党在北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和尝试。红二十四军是党在北方地区创建并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转战五台山,落脚太行山北段的河北阜平县,创建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这是北方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后来,两支红军遭敌“围剿”,艰苦转战,余部由晋入陕,与陕北红军会合。其中,红军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随后部队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领导下,创建、坚持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山西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力图“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成为“星火燎原”革命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了劳苦大众以崭新的希望,使苦难中的山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求解放的政党和军队,为后来在山西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重要的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山西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通道,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把山西摆到关系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全局的重要地位。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的“落脚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大西北建立起来。同时,又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有了“落脚点”之后,如何再造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决定东征。1936年2月,、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晋西吕梁山数百里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了著名的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在发出的有关电报中多次阐明,红军首先是在山西创建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渡河东征,到5月5日全部回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历时75天,转战晋西吕梁、临汾、运城等地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东征期间,有8000多名山西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是红军当初进入山西时人数的一半以上,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在山西筹款30余万银元,连同筹集物资,约合计50万元左右,为解决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的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初试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红军东征为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重要基础。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后,在中国革命再度蓬勃兴起中,党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为“落脚点”,下大力“经营山西”,把山西摆到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重要地位。 (四)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首先的立足地。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驻在山西,长期坚守太行,山西成为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北方局八年全国抗战长驻山西,具体领导党在华北的工作,山西成为实施发动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可以这样说,推动兴起全民抗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开端在山西。山西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立足地,也是八路军实行和坚持华北抗战的出发地。八路军依托山西,实施三次战略展开,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四大抗日根据地。 (五)山西最早成功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战动总会”和组建山西新军是全国的创举和范例。亲自部署山西统一战线开展,多次亲笔致信山西地方当局阎锡山,安排多方以多种渠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中共与阎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专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他们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运用官办的合法的组织,戴“山西帽子”,实际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进入山西,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爱国青年成批涌向山西,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中国共产党运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通过“牺盟会”培养党政军民各级干部、掌握抗日政权、组建山西新军、建立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动员组织群众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莅晋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部署问题,提议合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经过谈判,193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当局阎锡山在一个战区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与领导,双方形成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这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例。“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在晋察绥战地充分发挥了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战时政权作用。党在山西运用统一战线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阎锡山军队建制,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有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第一师,共计50个团,兵力最多时达7万人。1940年山西新军归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六)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民筑成铜墙铁壁,陷敌于人民战争大海,取得了辉煌战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国共合作进行忻口战役,八路军的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24架,使敌进攻忻口的物资供应濒于断绝和失去了空中轰炸优势,创造了国共两党和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御敌的范例。八路军七亘重叠设伏、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急袭战、午城井沟战役战斗等,被称为“典型的游击战”。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破坏正太、同蒲、白晋等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八路军黄崖洞保卫战激战8昼夜,歼灭日军1800余人,八路军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6比1的光辉战绩。八路军洪洞韩略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军官120余人及护送部队60余人,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和6名联队长,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一次消灭日军军官最多的著名战斗。正因为有这件事的发生,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被日本天皇召回东京,受到训诫。8万余沁源军民对深入根据地腹心区的日军展开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战,终于赢得了胜利,被誉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根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西北开展了“挤敌人”斗争,围困芝兰、岔口等敌据点,受到赞扬:“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据1937年7月至1947年7月的统计,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合计约38万人。仅据在山西境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进行的70次著名战役、战斗统计,歼灭日军近7万人,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22万人的31.8%。 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阻敌西进的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卫阵地。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协同配合,相互策应,共同担负了保卫和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和支援党中央的重任。 (七)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抗战时期,山西全省有105县,总人口1147万人,日军侵晋,烧杀抢掠,围攻“扫荡”,仅制造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2起,据初步统计,造成全省伤亡共计276.18万人。另据统计,仅在册的包括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山西籍革命烈士为10.5万人。山西各地参加八路军的热血青年有60余万人。八路军由抗战全面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2万人,其中,晋察冀部队以一一五师入晋“五台分兵”留下的3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2万人,晋绥部队以一二师入晋时的8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8.5万人,晋冀鲁豫部队以一二九师入晋时的9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0万人,八路军发展壮大,与山西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参军热潮密不可分。山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供应了战争需要的粮食、被服和各种军需物资,担负了繁重的抗战勤务,踊跃支前。山西人民以无私奉献的情怀,竭尽所能提供了兵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赤诚奉献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到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70%,其中仅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八)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重要兵源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194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和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上党战役是解放区军民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取得的第一个自卫反击战胜利,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配合了在重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也标志着从山西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各根据地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1945年9月,林枫、吕正操率领晋绥军区部队一个团,以及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太行、太岳、冀晋区党委也各抽调一批干部开赴东北,执行向东北发展的战略任务。 1947年刘邓大军出太行,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经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太行区抽调1600名干部、8万名民兵民工和太岳区抽调3000余名干部随军参战支前;陈谢集团从晋南豫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新的战略区,太行区抽调1万名民兵民工,太岳区抽调数千名干部和4万名民兵民工随军参战支前。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的普遍深入,广大翻身农民参军热情空前高涨,保证了人民军队兵源的补充和扩大。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有30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并有百万民兵民工参战支前。 晋西北吕梁解放区成为党中央的战略后方。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实施战略大转移,主动撤离延安,将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为三个部分,、、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河北省西柏坡,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组成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于1947年4月11日在晋西北临县成立,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后委机关及转移过来的有3200多人,最多时5500多人。随中央后委在临县的,一度时间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中央后委在临县,作为党中央的三个工作中心之一,在党中央与各战区协调联络、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驻扎一年,于1948年5月与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西柏坡会合,中央后委结束其历史使命。 1947年4月,与中央后委在临县成立同时,刘少奇、率中央工委赴河北省西柏坡路经山西。1948年3月至4月,、、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向河北省城南庄、西柏坡转移时路经山西。在兴县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谈话。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老区及半老区掀起大规模的普遍的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基本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并为党领导全国解放区创造了经验。 山西革命老区在血火战争年代锤炼、培养、成长了大批干部,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造就了干部力量中坚,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迎来新中国诞生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干部输出基地,有2.5万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工作,仅成建制南下湖南、福建、四川,接管地方政权的干部就有1.2万人。 (九)山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领袖和将帅工作战斗留下光辉足迹最多的省份之一,山西涌现出众多著名革命英烈和英模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左权、、、关向应、、、聂荣臻、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曾在山西运筹帷幄,挥师作战,忘我工作战斗。初步统计,开国将帅中10大元帅全部,10位大将中的9位,1594位上将、中将、少将其中的983位,共1002位都曾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彪炳天地的丰功伟绩。 山西这块红色的英雄的革命热土,从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众多著名英烈和英模人物。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山西革命英雄谱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闪射着耀亮的光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山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山西红色文化。 二、山西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传承价值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文化。山西红色文化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无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山西红色文化蕴含了一个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的牺牲和作出最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优秀作用形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突出主题和鲜明主线。山西革命历史表明,在人民的探索奋斗中,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有了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山西人民驱除黑暗、追求光明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路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有党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带领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点燃革命武装斗争星火,山西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希望就一直在。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山西领导人民浴血奋战、顽强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山西作为革命根据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尤为厚重辉煌的篇章。山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昭示人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人民解放的时代趋势下,谁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谁就能够赢得人心;谁能够切实解决人民大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谁就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谁能够正确指明和代表中国的前途,谁就能够成为未来的旗帜。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战胜利后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便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道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前进,这是历史的逻辑。今天,我们就是要用山西红色文化揭示的这个大道理教育激励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铭记党恩,坚定不移跟党走。 (二)山西红色文化充分展示了山西革命热土最为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基本内容。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山西,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成功实践,山西造成了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三晋大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登上了坚持抗战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舞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涌向山西,投身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和军队合作抗战,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三晋大地谱写了全民抗战的爱国主义壮丽篇章。山西近现代史表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高度弘扬,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将中华民族素有的爱国主义传统引入科学的轨道,使爱国主义升华发展,第一次发挥出战胜外敌入侵、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巨大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山西抗战中得以最生动最集中的展示,由此山西成为全国注目的地方,成为风云际会、英才汇聚的地方,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冒着战火硝烟奔赴抗日战场,施展报国之志让青春闪光的地方。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之魂,最深沉、最宝贵。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今天,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把爱国家和爱山西统一起来,铭记红色山西历史,以山西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为荣耀为自励,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开拓奋进,励精图治,推动山西全面发展,再铸山西新的历史辉煌。 (三)山西红色文化承载着党的政治优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本质内涵和优秀要义。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总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经验及其三个基本问题的相互关系,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党的独特优势,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如此等等,这都在党领导的山西革命斗争中、在根据地党的建设中得到具体运用和成功实践。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又通过斗争实践总结丰富党的理论,具体完善党的政策,勇于开拓新路。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既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根据地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推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造成了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这里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史实: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提出贯彻共产国际“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还提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给党内造成一定的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的影响,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危害。于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等。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作了口头说明,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介绍了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案和决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提出“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随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为优秀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准了以为优秀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成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维护以为优秀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践证明。 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兵源补充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要历史贡献,并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制度成果增添了新的实践内容。 因此我们说,党在山西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是山西最大的优势,并留下了党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丰富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哪里环境最险恶,哪里斗争最艰苦,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冲在前头,不惜牺牲自己。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与老百姓生死相依、同甘苦共患难,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形成的共产党人精神、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主要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奋斗,为了崇高信仰甘愿奉献一切,在追求理想中实现人生价值,把理想信念作为最大力量支撑;忠实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忠诚于党,在政治上坚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创新局面;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铁的纪律”的观念牢扎心中;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困难面前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坚定必胜信心;艰苦奋斗,吃苦在前,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谦虚谨慎,甘当人民勤务员,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为实现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等等。党在山西培育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作风,内涵极其丰富深刻,需要深入研究总结,为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性修养,提供教育激励和借鉴启迪的强大正能量。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山西弊革风清、富民强省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就是要唤醒历史记忆,把党在山西培育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作风作为今天教育党员干部最好的“营养剂”、“清醒剂”,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伤根”、“丢魂”,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扎根在哪里、要走向哪里,使山西光荣革命传统和山西革命热土展现的共产党人伟大精神薪火传承、发扬光大。 (四)山西红色文化彰显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山西工作和战斗建树的丰功伟绩,留下的崇高风范,以及革命英烈和英模辈出血染的风采。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显著特色和光辉亮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长期在山西工作战斗,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建立的卓著功绩,他们身上体现的崇高思想道德品质、高尚人格风范永留三晋大地。老一辈革命家在山西这部历史写就的大书,永载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辉煌史册,成为今天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生动教材。 从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西这块红色的英雄的土地上涌现出数不胜数的著名革命英烈和英模人物,像红军东征牺牲在吕梁的刘志丹,山西抗日战场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左权,归国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的张友清,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女英雄刘胡兰等等,就是众多革命英烈的代表。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其中9个英模连队、英雄群体方队中,山西抗战诞生的英雄连队有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4个,从山西抗战走出去的英雄连队和英雄群体有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2个,共为6个。由此看出了山西抗战英雄在全国抗战中的典型代表性。“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一代一代铭记山西革命热土是用英烈英雄鲜血染红的土地,一代一代传颂英雄,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五)山西红色文化孕育了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厚重底色和铿锵旋律。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太行儿女,用鲜血与生命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女儿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壮歌响彻大地的吕梁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展现了对党忠诚、胸怀大局、英勇顽强、倾力奉献的精神情怀。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战中,山西人民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人民展现了紧跟党走、奋勇拼搏,胸襟远大、竞先前行,甘作基地、支援奉献的精神情怀。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成为山西历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山西人民的文化基因,植根于山西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恒久永续的精神力量。 (六)山西红色文化传承延伸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和“右玉文化”等精神文化。“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右玉文化”等精神文化,是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扬发展,突出体现了山西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艰苦创业,不懈奋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高歌前进的时代风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寨精神,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西沟从抗战年代在太行山创办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到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艰苦创业,在山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被称为全国农业、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值得在今天结合新的时代实际加以传承弘扬。再从“右玉文化”来看,右玉由解放初的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经过60多年来的治理,成了现在沙丘和荒山绿化,树木成荫、生态良好。右玉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县委、县政府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在我,功在长远久久为功,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有山西特点的时代文化,同样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山西走向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精神财富。 (七)山西红色文化留下了物质文化重要资源。山西红色文化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主要包括重要红色遗址遗迹、重要红色建筑纪念场馆与设施、重要红色历史文物、重要红色文化产品、重要红色文化史料遗存等。我省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根据革命遗址普查,全省现存的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和重大纪念设施共有3400余处,其中包括中共太原支部旧址、武乡王家峪和砖壁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国共合作忻口战役遗址、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临县中央后委所在地旧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高君宇故居、故居、刘胡兰纪念馆、平顺西沟展览馆等100余处在全国有影响的标志性遗址、建筑和设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山西留下了大量珍贵诗文,是红色文化瑰宝,还有山西革命热土催生的一大批红色文艺文学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有厚重丰富的文献史料遗存,非常珍贵难得。从红色资源区域分布看,形成了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太岳山和大同、太原6个红色文化圈。这笔丰厚的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需要进一步做好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使红色文化物质载体更好起到承载历史、印证历史的作用,更好发挥其精神教育价值和经济发展价值,做大做亮山西红色文化特色品牌,加快红色文化旅游和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好推动我省“六大发展”,促进转型发展,打造新的支柱产业这篇大文章。我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红色文化产业的潜在优势巨大,前景广阔。 历史与现在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凝结成的文化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它和新的时代贯通,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山西红色文化给我们增添了历史自信心和历史自豪感。我们要大力弘扬我省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以红色文化感召人、激励人、引领人,凝聚强大正能量,落实省委“五句话”总体要求,山西站在历史性新起点上,迈向弊革风清、富民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试析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内涵及特点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文化。甘肃是红色文化的圣地,红色文化资源遗迹、遗存甚多,内涵丰富,特点突出,是甘肃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探讨和弘扬红色文化的内缊、特质,对甘肃建立华夏文明创新、传承和示范区大有裨益。 [关键词]甘肃;红色文化;文化资源;历史遗存 红色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团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称。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成立至今所参与和领导的各种为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的所有活动的遗留物和纪念物。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以及活动的遗留物和纪念物,包括遗址、遗迹、文物和其所承载的优良传统、革命精神。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物质形态的,如历史资料、遗址遗迹等;一种是非物质形态的,即承载的精神和文化。 一、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 (一)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为优秀的早期中共党组织、党员活动红色文化资源 1925年冬,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 张一悟任支部书记, 钱清泉、宣侠父同志任支部委员, 党员有寿耀南、邱纪明等。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始领导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党在各地的组织;同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民要求民族平等、反对军阀压迫的正义斗争。中共甘肃支部成立两年就遭破坏解散,张一悟、宣侠父、王孝锡等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甘肃人民铺出了一条前进的路, 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甘肃恢复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甘肃支部在甘肃的活动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是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南梁政权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 1927年,共产党人王孝锡在庆阳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宁县支部。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庆阳先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庆阳由此成为西北红军的摇篮。1934年11月,以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 (三)以哈达铺、会宁会师和西路军为代表的红军长征红色文化资源 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的第十个省份。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前后历时一年多,足迹遍布整个甘肃省。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榜罗镇会议、会宁会师、西路军进军河西等等都发生在甘肃广阔的大地上。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对于最后实现战略转移,到达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四)以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为代表的抗战红色文化资源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党组织成立。中共一面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党的正确主张,为人民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而鼓呼。另一面,做甘肃省政府各部门上层人士的工作,参与制定抗战的方针和政策。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以兰州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遍布甘肃城乡。八办还营救了2000多名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使其重返革命队伍,重新投入抗日洪流中去。八办迎送接待了许多往来于陕甘宁边区、新疆和苏联的我党领导人经甘肃境内通达四方。八办还作为中转站将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资运送各地。 (五)以甘南民变为中心的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文化资源 1945年9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恢复,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甘肃工委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中共徽县工委入手,新开辟了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组建了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陇渭工委,恢复和建立了平东工委、皋榆工委、海固工委以及宁县直属工委,接通了清水、武山等地的组织关系,使地下党的活动遍布于除河西以外的整个甘肃国统区。到1949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下辖地级工委5个,县级工委17个,区工委30个,党支部1300余个,地下党员达到1万6千余人,比1948年底增加了一倍多,使党的力量基本上遍布全省各地,工作渗透到各阶层,为迎接甘肃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一)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把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① (二)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和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在西北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南梁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斗争后期存留的唯一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南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其优秀是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一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② (三)西路军革命精神 西路军革命精神有其丰富的内涵,即: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患难与共,不避风险,相互救助的精神;用勇敢和智慧保护自己,百折不挠潜返革命阵营的孤胆英雄精神;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③ 三、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 (一)革命性 红色文化是在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暴力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为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形成的,因此具有明显的革命性。 (二)创新性 无论是长征在甘肃、西路军西进,还是南梁根据地建设等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都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创新性和变革理念。正是因着这种创新性,中国革命才在危急关头发生重大转折,转危为安。 (三)民族性 红色文化既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自身的烙印。 (四)多样性 甘肃省的红色文化资源众多,目前已调查的遗址有720多处。除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如一些红色歌谣、红色戏曲、红色著作等等。 (五)大众性 红色文化始终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紧密相连的,具有非常强烈的群众意识。它来自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民大众,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甘肃红色文化中还包含有众多少数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的一贯政策。 四、结语 通过对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及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到,甘肃的红色文化资源数量较大,分布较广。在开发和发掘甘肃红色文化的内涵时,应该以“陕甘宁红色资源区”为中心,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革命圣地”为主题形象。 “长征精神”、“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南梁精神”这些精神具有跨越时空、撼人心魄、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是推进甘肃科学发展的历史铭鉴和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甘肃军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凝结的优良传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为实现甘肃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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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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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艺术论文:高师声乐教学艺术论文 一、指导思想的概念与重要性 指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在高师声乐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认真全面地贯彻落实。 二、指导思想确立的依据 指导思想的确立,不是长官意志,也不是主观臆断,而要根据客体现实的需要与条件,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地确定,既有指导价值,又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三、高师声乐教学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 高师声乐教学的指导思想包括以下几点主要内容: (一)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声乐人才的指导思想 要以我国现行的教育方针为指针,坚持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教学指导思想。所谓“全面发展”,是指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在高师的声乐教学中,对于“全面发展”的认识理解与具体落实,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德与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学生的思想品德培养与专业培养的关系问题。而在对待这二者的关系上,大多数教师与学生的主要倾向又是重专业轻品德,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切实地加以解决的。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关于德与智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各有不同的认识。曾经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就是:“文人无行,艺人无德。”意思是说,搞文学艺术的人,或文学家艺术家,可以不注重不讲究自己的品行道德。他们并且言之凿凿,列举许许多多艺术成就很高却有严重思想错误或道德缺失的人物,如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歌星麦当娜等等。但是,在我国,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始终是德高艺劭、德艺双馨。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楷模典范,仅以音乐与演员为例,在唐代就有著名的琵琶大师雷海青因拒绝为乱首安禄山演奏,并将琵琶掷地以示抗议,被安禄山支解示众;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在上海蓄须明志,一个在北京青龙桥务农,都坚决拒绝为日寇演戏,成为美谈。现代著名作曲家张曙,牺牲在日寇的飞机轰炸中;麦新牺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垄,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朝鲜前线。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德艺双馨的声乐教学的指导思想,一定要真正把“学声乐先学做人”、“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唱歌教歌”落到实处,将艺与智育紧密结合起来。 (二)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的指导思想 在高师声乐教学中,要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彰显人性化教学。教师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视学生如朋友、亲人,树立甘为人梯、甘于奉献的精神,对学生要关爱、关怀、呵护,如母鸡护雏、母牛舔犊;学生要尊师重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营造出师生之间的亲情加友情的人性关系。要尊重人的受教育的权力和人格尊严、名誉、威信乃至个人隐私权等一切人权。这是新时代新教育的新特点。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指导思想 要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指导思想,一切以学生的实践能力(歌唱能力与声乐教学能力)为出发点和归宿,也以其作为评价测试的惟一标准。为此,在教学中就要重点突出、强化细化实践课教学,尤其是演出实践与教学实习,一定要加大教学比例。 (四)与时俱进,面向市场需求的指导思想 高师声乐教学要与时俱进,根据人才市场对多方面音乐人才特别是复合型声乐人才的需求,做到适销对路,培养一专多能的创造型、开拓型、智力化的声乐人才。 (五)强化改革,锐意求新的指导思想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纵深方向发展,全国的教育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其改革也正向深层面发展。为此,高师的声乐教学也要强化改革,深化改革,要敢于废止旧的不合理的教学思想、教学原则、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创造出全新的高师声乐教学体系和机制。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为此,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我国艺术教育的改革历史,通过这些历史的改革经验,我们可以探索中国高师声乐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其指导思想,也为具体实施改革提供必要的、有价值的参照系。 四、高师声乐教学艺术 (一)教学艺术的概念 教学艺术是教学领域中的艺术,是指师生紧密合作,遵循教学规律与美学规律,充分利用教学中的一切条件,创造性地应用各种教学方法和美的形象,最佳地完成教学任务的活动特征与才华。高师声乐的教学艺术,就是在声乐教学中教师的最佳特征与出色才华,因为声乐本身就是艺术,所以其声乐教学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艺术中的艺术”。 (二)教学艺术的特点 高师声乐教学的教学艺术,具有下列三大特点: 1.形象性 形象性就是把抽象的原理变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可以引发学生的联想、想像等,从而有利于声乐教学。例如把歌唱艺术变为教师的范唱或观看歌唱艺术家的演唱录像,就都是形象性的声乐教学艺术。 2.情感性 情感性就是通过情感沟通,教师以自己的情感打动学生,引起情感共鸣,在心心相通的师生情感中进行声乐教学。师爱生、生敬师,师生心有灵犀一“曲”通。声乐艺术本身就是情感艺术,声乐教学同样必须以情感点燃学生的激情,引爆情感的火山。 3.创造性 艺术贵在创新,声乐的教学艺术也贵在独创。声乐教师要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 (三)教学艺术的功能高师声乐教学的教学艺术,具有下列四大功能: 1.有利于声乐教学 教学艺术可以把丰富深刻的声乐理论变得易于接受、浅显易懂,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也可以使歌唱技能训练变得轻松愉快,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随机应变,使学生“跳一跳,够得着”,避免不费力的“唾手可得”和费力不讨好的“跳而不得”。同时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有利于智力开发。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感和意志 教学艺术可以使教师的专业特长、人格魅力与人格形象、情感含量与意志力量,全部展现在学生面前,就会引起学生的羡慕、模仿,在教师的影响、感染下,学生就会变得成熟起来,获得较强的情感体验能力号隋感表达能力。与此同时,针对声乐学习中的疑点与难点,教师通过教学艺术使问题一个一个地迎刃而解,使学生尝到刻苦努力之后的甜蜜、辛勤之后的快乐,在这其中,便自然锻炼了学生的意志。 3.有利于审美教育 美育是全面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美育就更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要具备教师的素质,要具有“教师美”;另一方面,声乐本身就是美的艺术,教学艺术也属美学范畴,通过教学艺术可以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其通过音乐美领会到生活美、社会美、艺术美、心灵美、人格美、创造美等等的魅力,获得艺术创造力,具有崇高的审美理想。 4.有利于教学能力的培养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音乐教师,声乐课的教学艺术可以使学生通过教师学到声乐教学艺术,这就为他们毕业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教学能力的基础。上述四大功能,再一次从具体方面充分说明了教学艺术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师声乐教学的思想原则是为高师声乐教学活动服务的,是将高师声乐教学工作引向正确、科学的道路的指向标。高师声乐教学艺术目的的实现,就是高师声乐教学思想的最终实践。 作者:董艳艳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教学艺术论文:高中物理教学艺术论文 信息技术以计算机作为优秀,通过综合文字、图片、声音和动画等元素,表现出了极好的效果。这一特性正好可以帮助高中物理教学改变方式,我们可以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引入信息技术,结合网络搭建起一个加深师生交互、增加学生见识的平台。多媒体的应用丰富了高中物理的教学手段,利用图片、动画、声音等方式来表现高中物理的相关知识,可以达到比文字理论更加生动的效果。作为高中物理教师,要善于运用信息技术,将各种多媒体手段和自己的物理教学合理结合起来,从而改善高中物理课堂教学质量,下面,笔者将结合实际教学,从激发学生兴趣、提升理解能力和丰富学习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可以为其他高中物理教师带来一些帮助。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学实效性,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因为高中物理知识面比较广,涉及的理论比较多,所以学生一般都有畏难情绪,这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高中物理的效果。作为高中物理教师,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通过信息技术较强的直观性来丰富知识的表现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让学生畅游在高中物理的海洋中。例如,在学习平抛运动时,教师可以事先制作这样的fLash动画:一只青蛙蹲在荷叶上,发现同一高度的另一片荷叶上落着一只水蜘蛛,青蛙张开嘴巴,用长长的舌头去抓水蜘蛛,水蜘蛛在青蛙伸出舌头的瞬间从荷叶上落向水面,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作自由落体运动,但是水蜘蛛还是没有逃脱青蛙的捕捉。生动有趣的动画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可以顺势提出问题,青蛙为什么还是捕捉到了水蜘蛛?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去发现动画里隐藏的物理知识,即平抛运动可以分解为水平方向上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直方向上的自由落体运动。通过利用fLash动画,先让学生进入丰富多彩的动画情境,教师再结合动画内容引入相应的物理知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实验教学,提升理解能力 物理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各种实验仪器,去验证物理中各种经典的理论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既锻炼了学生细致的观察能力,又提高了学生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这种形式受实验时间和实验地点的影响,学生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和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实验操作,教学效果不能得到保障。此时,我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比如fLash或者虚拟实验室等软件,制作出各种物理实验,让学生通过网络就可以进行实验,完全由学生自己控制实验的进度和次数,保证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例如,在进行让“探究平抛运动的规律”的实验教学时,为开阔学生的思路,达到预定的实验目的,笔者收集了大量的实验视频,并让学生进行分组实验,便于学生可以运用不同的实验方法进行实验,并把每组学生动手探究的实验环节拍摄下来,挂到学习网页上,让学生相互点击观看。这种搭建平台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到了成为焦点的乐趣,进而达到督促实验的目的。在接下来的环节,笔者让学生自己总结实验规律,先点击规律按钮,里面有一个演示动画,是一个做平抛运动的小球。利用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知识,分别计算出物体在任意时刻的瞬时速度大小和方向及位移的大小和方向。然后再要求学生把推导过程写在纸上。通过将课堂笔记、公式推导落实在笔头上,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在课堂教学、实验教学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容量。同时,通过摄像机与投影仪的切换,把部分学生的推导过程呈现在大屏幕上,全班一起分析出现的问题。这样的方式可有有效减轻学生到黑板前做题的压力,也能为教学的课堂教学节省时间,可以展示更多学生的思路。 3充分挖掘网络资源,丰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没有计算机网络的时代,人们掌握的知识量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而计算机网络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距离,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高中物理教学也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改变以往资料收集困难而且无法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的局面。通过计算机网络,教师要引导学生搜寻和高中物理相关的历史、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与课本相比,学生更愿意接受这些通过自己努力收集来的知识。经过这样的体验,学生的主动性会大大加强。例如,在学习“激光”的内容时,教师可以把课堂教学中提到的重点,如激光的定义、特点和应用等内容挂在网上,方便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学习。在互联网上,师生之间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畅所欲言,实现相互学习与交流,最大程度的实现资源共享。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通过网络,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自由选择一些著名网站的试题来进行课外练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搜集自己想要的学习资源,如:激光的起源、发展、规律,以及军事上提到的各种最新型的激光武器等,通过网络“冲浪”来扩展自己感兴趣的物理知识。可见,互联网有着强大的资源优势,不仅能搭建师生交流平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还能拓宽学生学习的渠道,以网上“冲浪”弥补教材的不足和空白,大大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总之,现代信息技术为我们的教学模式的变革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课程整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妙趣横生的广阔学习空间里,学生不再是课堂上的“填鸭”,而是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作者:魏志华 单位:河北省唐山乐亭县教师进修学校 教学艺术论文:初中数学教育教学艺术论文 数学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规范性知识、策略性知识、价值性知识、模糊性知识等。陈述知识告诉你是什么的知识;包括公理、定理、定义、定律,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等。规范性知识是为什么的知识,其外部表现为技能;即从知识的层次梯度到能力的迁移。策略性知识是怎么做的知识;它是从能力—知识—能力的发生过程,探索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价值知识是如何选择最优化的问题。模糊知识是不确定的知识,包括交叉知识、边缘知识、矛盾知识等,是最有发展潜力的知识。因为数学学习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智力因素与非智力都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原因。苏霍姆林斯基一再主张让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情绪从事学习与思考”,所以,要想不断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和学习欲望,就必须使学生学得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并激发其创新意识与能力,这就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艺术。 1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作用 数学教学过程不仅是认知信息的交流过程,也是情感交流的过程。教师要想让学生喜欢数学老师和数学学科,就要创设最佳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加深对数学学科的感情。该研究者在教学中经常不失时机地向学生讲述数学的发展史及美好前景。如一次方程组的解法比欧洲要早一千多年;杨辉三角的应用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四百多年等,以激发学生爱国爱数学的情感。如通过介绍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祖冲之的成就;华罗庚的故事等,激发学生明确数学学习目的。再如在学习《四边形》时,首先可通过观察墙壁、窗户等,抽象出《四边形》的基本概念,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生活中。从而创设出一种积极求知、勇于探索的情感状态。 2善于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心理学认为:兴趣是探究某件事物或某种活动的倾向,是求知的起点,是思维培养和能力提高的内在动力。数学教师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培养起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一是要营造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包括鼓励质疑,尊重学生、全面评价,让学生获得成功与失败的情感体验等。二是要让学生明确数学学习目标。数学是造福人数的伟大智力工程,应用的广泛性是数学的特点之一。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日月之繁,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感受到数学力量之大、内涵之美,还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从而变成学习数学的兴趣与动力。三是提高课堂教学的艺术性。课堂教学是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主要场所。如语言信息的载体,生动有趣的数学语言、妙语联珠的讲解、简明扼要的口诀等,都会激发学生好奇心与求知欲,促进数学学习动机。四是要善于设置悬念引发学生质疑。质疑极易引起定向反射,思维活动也就随之产生。设疑置悬要具有启发性,由易到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生就会长期保持对数学的兴趣。 3燃起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在初中数学课堂上经常发现:对数学学习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全神贯注、积极思考、踊跃发问,以至越来越喜欢数学与数学老师;而无兴趣的学生则精力分散、思考懈怠、勉强应付、作业抄袭,甚至与老师对抗。首先要树立起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如通过介绍华罗庚、苏步青等数学家刻苦求学的事迹;往届毕业生的成功经验、数学家吴文俊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等事例,以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二是注重数学语言训练。如学生易将“三角形的角平分线”,说成“三角形的平分线”,我都及时纠正,常此以往,学生的数学语言都会达到精准的程度。三是严防挫伤学生学习的热情。我们要知道学懂每一个知识点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我刚教一年级几何时,让学生在“直线AB上画一点C”,许多学生画走了形,我就严厉地批评他们,热烈的课堂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我通过冷静地思考,才明白学生发生错误是不清楚在几何中点与直线的位置关系,责任应该是我把简单问题忽略了,是我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四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教学中教师绝对不能站在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角度,忽视学生学懂每一个知识点,都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现实,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如我在讲解“绝对价值”时,该概念就是难点。为了不让学生出现不知所措的现象,不是马上让学生处理这一难题,而是当堂补充了一个例题:已知:︳a-2∣=5 b+1∣=4,求a+b的值。学生也就较容易学懂了这一概念,长此坚持也就燃起了学生习数学的热情。 4构建创新教育的价值取向 数学是培养思维能力的学科,创造是数学的优秀。创造力包含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逻辑思维能力、独特的直觉思维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如牛顿对运动“瞬时”状态的洞察,创造了微积分;高斯的灵感带来了一种秒算;爱因斯坦的超人认识,重新描述了宇宙。“学习规定的课本知识,无创造性可言”、“创造力与学业成绩正相关”、“只有上过大学的人才能创造”,这是现在社会上的普遍观念,也就成了创新教育的重要思想障碍。对大部分人而言,创新并非要创造高不可攀的理论,只要出新不在大小,只要有新意图、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和新产品创造。教师在进行创新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把握四个层次:第一知识教育是基础。数学是实践中的抽象,科学性是知识的第一属性,知识教育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这是数学的网络链条知识结构决定的,全面的知识将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所以教师与学生要明白这一道理。第二技术教育是钥匙。技术教育必须坚持问题性原则,问题产生于现实的困惑和思考。数学教学中一是要重视帮助学生建立数学模型,以利将来解决生活中的数学;二是要重视数学实践与操作,以利将来的发明;三是要重视数学技术应用,以利将来的发明商品化;四是具有独创性的技术推广。科学技术是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力,如二进制的发现、汉字编码的成功,就开辟了计算机广阔的应用前景。所以我们对学生进行技术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将来技术发展的钥匙。第三人性知识教育是支点。人性教育包含三个方面。既世界观和人生观知识、情感智商知识和智慧知识。做人和做事要诚实、客观、公正,才能被社会和他人接受,这是我们现在社会最欠缺的,也就是需要老师加强的。第四人才教育是优秀。人才包含:再造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革命型人才。只有相信科学和真理,勇于尝试与探索的人,只有在合作、竞争、双赢的环境中,人才的良性循环才能形成。只有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艺术。 作者:杨昌松 单位:湖南省石门县夹山镇官渡桥中学 教学艺术论文:初中数学多媒体教学艺术论文 1创设媒体情境,调动学生兴趣 多媒体具有动态、声音和图像等直观性,能够刺激初中生的多种感官。多媒体以逼真、生动的画面,悦耳动听的音响来创造数学课堂教学艺术情境,使初中生脑、耳、手、眼并用,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使学生容易进入课堂学习状态,有利于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的主体探究意识,优化教学过程,把抽象枯燥的数学问题变得形象、生动,把静态的数学问题变得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使课堂教学内容直观化、趣味化、多样化,学生兴趣浓厚,课堂生动活泼,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养成积极向上、不甘落后的良好学习品质。精彩导入,诱发动机初中数学课堂导入犹如乐曲的引子、戏剧的序幕,起着酝酿学生情绪、集中学生注意力,把学生带入课堂情境的作用。精彩的课堂导入能唤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能全身心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学生对课堂教学有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主动地探究新知。运用多媒体进行课堂导入,能准确地把文字、图形、视频和声音等呈现在学生面前,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课堂教学艺术环境,学生兴趣盎然。如教学“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一节课时,教师运用CAI课件向学生展示海上日出的情景,伴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自然引出。教师运用多媒体设置导入情境,在精彩的情境下引出新课。让学生体会几何图形的优美,领会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的数学价值,激发学习动机。学生渴求新知,进入最佳的数学探究状态,课堂教学活力无限,为后续教学做了恰当的铺垫,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让学生亲近数学,让数学唤起初中生的探究热情,让数学课堂充满魅力。巧设问题,激发欲望问题是初中数学教学的心脏,它是打开初中生思维之门的金钥匙。教师要运用多媒体设置数学问题,抓住学生好奇的心理特点,激发学习兴趣。运用媒体鼓励学生从已知处设问,从无疑处设问,从平常画面上发现问题,自觉地探索新知,使课堂教学活力无限。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时,教师用课件呈现多幅校园图片,指着图片问:“从图片中能找出哪些平行四边形呢?”学生积极发言,找到很多平行四边形。教师追问:“你是根据什么找出来的?”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及时引出: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借助鲜艳的色彩和优美的图案,通过平移、重叠、闪烁等系列动画模拟变化的过程,形象生动地描述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增加了图形的真实感,渲染了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多媒体技术辅助初中数学教学,打破了学生齐步走的局面,解决了不能“多边互动,因材施教”问题,使学生勇于探索,主动地去获取知识。让数学课堂精彩生成,学生享乐数学,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目的。 2营造媒体氛围,感悟数学课堂教学艺术 动手实践,启发思维动手实践是学生数学知识建构的基础。通过动手实践,可以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加强对数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容易感觉数学知识是现实的、有趣的、极富有挑战性的,与生活密切相关,有助于培养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把形、声、光、色融为一体,打破时空的限制,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学生会积极参与动手实践活动,化“难”为“易”,突破教学中的难点,培养空间想象力,启发创新思维。用Authorware与几何画板进行课件制作,对动态对象进行有效的“跟踪”,清晰地显示该对象的“轨迹”,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如在教学“动点运动轨迹”时,教师让学生自己动手实验,在屏幕上缓慢移动点、线、面,矩形的一条边沿其另一边作平移运动,其上的固定点的运动轨迹就是线段。在屏幕上保留它们移动留下的痕迹,清晰地演示出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轨迹。通过观察知道:如果动点的轨迹是一条线段,那么其中不变的量就是该动点到某条直线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学生探究兴趣浓厚,注意力集中。教师带领学生走进数学天地,让数学知识植根于学生生活的土壤里,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欲望。运用建模,解决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建模之前必须认真地阅读理解分析。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创设比传统教学更富启发性的精彩情境,有助于学生思考,能灵活自主地进行变式教学,使学生有效领悟数学思想和数学思维方法,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从而达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高。教师运用多媒体创设一个背景,吸引学生的眼球,让学生很快投入到建模中来。可运用现成的数学模型,对应用题进行认真分析,确定解题所需要的数量关系,进一步找出模型中所需的具体数学模型,再用现有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如在教学“列方程解应用题”一节时,教师运用多媒体制作课件“巧猜妖魔和孙悟空年龄”,动画音形色具备。一个妖魔吼道:“我在此修炼了几百年,能呼风唤雨,你小小的年纪不配与我说话,快快走开!”齐天大圣孙悟空手打凉棚,哈哈大笑:“何方妖孽,俺老孙在此,你竟敢胡言乱语,我孙子都比你大!俺老孙年龄的1/4在花果山占山为王,然后又做了290天齐天大圣,等于你在下界的290年啊。后来我大闹天宫,在五行山下度过了我年龄的1/2,现在又和师傅去西天取经已经10年了,你来算算俺老孙的年龄?”学生被精美的动画所吸引,对孙悟空的年龄产生好奇心,积极动脑解决问题。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建模,鼓励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列出方程(解答过程略)。通过体验数学建模,学生积极动脑寻找答案,尝到成功的喜悦,为探究新知找到方向,激发了与人交流的热情,实现了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的目的。 3结语 总之,高效数学课堂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导向,启迪学生的智慧,放飞学生的数学梦想。多媒体课件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学生放在主体位置上,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打造高效课堂。 作者:王凤春单位:四平市第二十中学校 教学艺术论文: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艺术论文 一、以“四真”理念为教学前提 面对网络中涌现出的各式各样的信息,我们应当保持警惕的是:这些通俗的、快捷的信息往往是随意的、不可靠的,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学生。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罗纳德•巴尼特研究指出,现代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旨在帮助个体以彻底的方式认识影响自己的各种力量的‘解放’进程使他们能自新……由于让每一个体审视自身内在的各种力量,他们必定经历一轮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并以新的方式看待自己”。大学生拥有自主选择任何信息的自由,因此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师的任务就是对他们加以引导(而不是强制),引导大学生主动寻求对自身发展有利的信息,这是教师的责任,也是现代教育的理念。与此同时,大学生在“自我反省、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教师所传授的理念进行反思,从而肯定或否定教师及其这一学科的合理性,进而影响大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兴趣。可见,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如何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和传授,进而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门值得深入探讨的教学艺术。事实上,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而且要拥有对所讲授内容的强烈兴趣。正如房玫老师一贯坚持的那样,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要以“四真”作为自己教学的理念,即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一)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 “真学”,就是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要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著作。研读经典著作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研读,顾名思义,是要求教师以研究者的身份深入到经典著作中去,是“真学”。而非通过二手甚至是多手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只言片语的了解,似懂非懂地给学生上课。因此,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以认真思考,教师才能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保持理论自信。 (二)对马克思主义要“真懂” “真学”的目的是“真懂”,即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真懂”的基础上,一方面提高教师的辩证思维能力和政治鉴别能力;另一方面也提高教师的思想境界,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与联系,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界限,进而在理论立场上坚定不移地拥护马克思主义。 (三)对马克思主义要“真信” 传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基本任务,但不能仅仅把教学当作任务来完成。教师如果不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现实生活的一种信仰,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难感染学生。最终,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不仅对于学生,就是对于教师自身来说,都成了一种负担。 (四)对马克思主义要“真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谓“真用”,不仅要求教师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社会上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还要求教师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只有做到了“真用”,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们也才能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学习、人际交往、情感等等,也才能真正认识到理论的魅力,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才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可见,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是提升理论水平和增强理论自信的必要环节,也是把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艺术的必要前提。然而,教学活动原本就是建立在教学主、客体关系基础上的艺术,融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在教学过程中尤其重要。 二、以处理“三个关系”为教学纽带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融洽而和谐的师生关系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艺术得以展现的纽带。房玫老师在多年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中强调,师生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并认为“正确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教师‘四真’原则的体现” (一)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之间最为直接的关系 作为教师,就是要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生,就是要认真学习该课程的内容。然而,这种最为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最为脆弱的关系。因为,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拥有许多课堂教学之外获取知识的途径,如移动互联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因此,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最为重要途径,就是提升教师的自身修养,通过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四真”原则,引导学生进入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中来。 (二)朋友关系,是师生关系的延伸,是课堂之外师生关系的扩展 作为朋友,就是要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教师的身份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学习。房玫老师一直反对教师和学生“搞好关系”的做法,认为师生之间的交往只是单纯的交流,不应带有任何功利性;师生之间应保持一种纯粹的情谊,这种“纯粹”剥离了一切利害关系,促进了师生之间的友好往来。 (三)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是师生关系的进一步拓展 作为父母,就是要代学生的父母履行家长的责任与义务。大学生在学校中不仅有学习的任务,还会有生活、情感方面的困惑,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影响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有义务去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而如果仅以教师的身份,或者仅以朋友的身份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大学生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父母的角色为自己答疑解惑。可见,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建立,是教师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前提。具体说来,加强师生之间的“三重关系”,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必须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即“诚、热、亲”。“诚”,就是坦诚。教师对学生坦诚,就会消除学生对教师的陌生感,揭开教师对学生的那一层神秘面纱。房玫老师强调指出,教师要用自己乐观、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去感染学生。“热”,就是热心、有耐心。任何时候,教师都应该耐心地对待学生的倾诉,不能辜负学生对自己的信任。“亲”,就是亲和力。许多情况下,不是以教师的身份去指示或命令学生如何去做,而是给予学生建议,引导他们如何去做。这样一来,既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也有利于师生之间平等和谐关系的养成。房玫老师都被大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房妈妈”,不仅是因为她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更是因为她对待学生的“诚、热、亲”,这才是让大学生对“房妈妈”尊敬、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充满兴趣主要原因。 三、以促进“主动学习”为教学目标 现代教育是促使学生“自我更新”的过程,他们需要的是教师的引导,而不是传统式的说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最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而推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高水平的完成。这就需要教师积极探索契合大学生实际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房玫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主动回应时代的变迁,探索出一系列成功的、可供借鉴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对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课前问卷调查 房玫老师看来,“大学生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以及“一定水平的理性思维和审美情趣”,因此,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对教学的“期望视野”,多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因此,“课前问卷调查”的运用就在于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在于了解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能否产生兴趣。因此,问卷的设计一定要有针对性。具体来说,进行问卷调查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调查问卷的设计要契合学生的心理,包括问题的选择、排列顺序等等,以确保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第二,要选择好问卷调查的时机,一般要在学生大致了解课程的基本性质之后再进行问卷调查,以确保调查的真实性。教师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分析,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所在,方能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学习。 (二)诵读马列经典 引导学生进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诵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方面,这些经典著作在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之后,具有不可置疑的信服力;另一方面,改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再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更有力的证据了。房玫老师指出,带领学生诵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课前的“热身”活动,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通过阅读,可以加深学生对经典著作的印象。诵读著作的选择可以是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思念—致燕妮》,也可以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可以选择诗词等。尽管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诵读太多的内容,但重要的是让学生对所诵读的著作产生兴趣,并理解和接受著作中的观点。 (三)剖析重点难点 房玫老师在教学中一直遵循着这么一条原则:以疑引思,重点剖析。即将教学的重点难点内容设置成问题让同学们率先思考,借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然后再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这一做法,一方面转变了教学的主体。学生们不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独立自主地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师生互动,促进了教学相长。尽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对所讲授的内容,早已耳熟能详,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但对于学生具体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活阅历等并未有十分清楚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与自己的相互运动过程中的动态,则只能从相互运动的信息反馈中得知”。教师正是在与学生相互交流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获得灵感,寻求剖析、解答重点难点知识的突破口。 (四)学生自讲互评 相对于学生“坐着听”的教学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老师应更倾向于学生“站着讲”。这种教学模式的运用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独立解决问题以及准确表达自身观点的能力。在“站着讲”的教学模式中,房玫老师尝试了形式多样的学生自讲互评活动,比如主题演讲比赛、理论论坛、专题讲座等。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改变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偏见。综上所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艺术的展现不能局限于丰富多变的教学技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对所传授的内容具有深刻的情感和深厚的积淀,并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积极引导,才能在情感上感染学生、在行动上影响学生,才能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也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作者:胡梅叶孙辉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教学艺术论文:语文阅读教学艺术论文 一、创设情境,激发想象力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发展的最好时光,小学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激发想象力。创设情境是阅读教学艺术的重要手段,教师通过创造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自由想象,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印象,还能发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课文《日月潭》里有一段描写日月潭下雨时候的朦胧美,“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里的仙境。”对于小学生来说,可能不知道朦胧是什么景象,这就需要教师带动学生发挥想象力,让同学们谈谈在下小雨时自己看到的风景和晴天看到的风景有什么不同,学生可能会说:“下雨天远处的景物看的不清楚。”有的可能会说:“像是在蚊帐里看东西,很模糊。”然后教师再让学生想象日月潭那种“仙境”的画面。“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感受。如《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根据文章中的描写,画一画各种动物在雪地里留下的图案。学生通过把自己的感觉带入到文章,会对文章理解的更深刻,阅读能力也随之提高。 二、提高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一般是以教师为主,是教师引导学生去阅读,学生只是很被动的接受知识。新课改背景下要求阅读教学艺术注重提高阅读兴趣,让学生主动的阅读,主动的学习。当一篇文章里有很多人物角色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扮演朗读课文,例如文章《将相和》,朗读完毕,教师引导学生从人物的性格、优缺点、智慧等方面谈谈对文章中人物的看法,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还能让学生学习课文中正面人物的优点。在小学阶段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会使之一生受益匪浅。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举一些有良好阅读习惯人物的例子,例如、毕淑敏,说明养成阅读习惯的好处。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多阅读带有故事性的文章,学生在文章中读出乐趣,自然会促进阅读习惯的养成。 三、分小组教学,培养自主性、合作性 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可以采用分小组教学,把学生三五人分成一个小组,小组分配要合理,优中差搭配,教师针对课文的内容,预先想好需要学生思考的问题,例如讨论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采用的写作手法等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后,开始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时,要做到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将本组讨论的结果进行发言。这种阅读教学通过发挥学生的思维能力,独立思考,使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都有所加深。 四、正确引导,培养阅读自学能力 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的,教师的引导教学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的自学能力与自觉性、主动性是分不开的,小学生可能在自主性方面还很欠缺,这就需要教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国内外很多著名人物都是自学成才的,可见自学能力的重要性。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引用自学成才的成功案例,鼓励学生,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自学能力的重要性。要想学生主动、积极的去阅读学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其有所收获。在课堂上,教师需要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让学生体会到上课的乐趣,激发学生主动去学习的动力。 五、注重朗读,培养语感,提升情感 阅读教学的效率影响着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朗读也影响着阅读教学的效率。叶圣陶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读”是阅读的前提,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要加强对学生的朗读训练,让学生能正确、流利并且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小学生的生活经验比较少,可能难以很快的投入感情,教师可以范读文章,声情并茂的朗读,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感受,把感情带入到学习当中。学生在阅读中融入感情,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感悟文章所要传达的思想和感情。 六、结束语 阅读教学艺术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创造性、审美性、实践性等特点,能够让课堂气氛和谐融洽、生动有趣,对于小学生来说,阅读艺术教学能够更快、更好的学习语文文化。希望教育人士和小学教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和完善阅读教学艺术,为我国小学生提供好的学习条件,让“祖国的花朵”在教学的阳光下成长。 作者:王海莉潘薇王敬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 教学艺术论文: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艺术论文 1.创设精彩情境,打造高效课堂 1.1.生活情境,让课堂更丰满 创设精彩的生活情境就是数学教师根据教学需要,依据教材内容创设以形象为主题,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情境,吸引学生主动探究数学问题,进而提高课堂教学实效的一种教学手段。教师运用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获得数学知识,在实践中学会赞赏、分享、互助,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在生活中学数学。如:在教学《认识人民币》时,教师拿出面值不同的钱币让学生认识,让学生准确掌握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关系。教师创设生活情境,带领学生去“宝贝商店”购物。学生一听说购物,顿时兴趣浓厚。教师在教室里设地摊,挂牌营业,学生自主购物,讨价还价,在一付一找中学会了购物,小小的课堂成了自选商场。教师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购物活动中认识了商品的价格,学会理财。 1.2.演示情境,让学生更自信 生活中处处用数学,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深入挖掘数学素材,创设演示情境,让学生更自信。通过动手操作,让学生感到数学真奇妙,从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如:教学《11—20各数的认识》时,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帮爸爸、妈妈买过东西吗?如果你想买单价是25元的儿童童话,你会怎么付款啊?请听要求:你必须一次把钱付清又不用收银员找钱,该怎么付款,你有好办法吗?”大家在小组里用用学具纸钱演示后,讨论得出最佳答案,小组代表发言。有的小组选择2个十和5个一合起来是25,也有的小组直接选一个20和一个5元。学生想出了各种办法,发展了智力。把数学问题与低年级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密切联系起来,让学生知道学数学是有用途的,能用数学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做到学以致用。 2.营造互动氛围,彰显数学魅力 2.1.游戏情境,让课堂魅力无限 游戏是低年级学生最喜欢的一种活动方式,是获得发展的最佳途径,也是低年级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基本方式。低年级小学生年龄小,活泼好动,注意力容易,教师在课堂上创设游戏情境,能够吸引学生的眼球,减少疲劳,在玩中学数学知识,产生极大的兴趣。兴趣是人对有趣的事物给予优先注意,积极探索,并产生向往的心情。教师运用“互动工具”软件进行数学游戏教学,给学生动脑、动手和动口创设了最佳情境,课堂高潮不断,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在教学《搭配衣服》时,教师用软件出游戏规则:“狐狸小姐今天要去参加动物演唱会大赛,她想把自己打扮得最漂亮,衣柜里的实在是衣服太多了,怎样搭配穿才能最漂亮呢?大家来帮狐狸小姐的忙吧。”教师介绍课件,讲解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用2种不同颜色搭配的方法。学生很快掌握了要领。教师出示:“狐狸小姐又拿出黄、黑2件上衣,红、蓝、绿3条裤子,能有几种穿法?你们帮狐狸小姐迅速搭配一下吧,你认为哪种穿法最漂亮?”游戏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随着问题的逐渐深入,学生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游戏中学生得出了“先穿衣服再搭配裤子”或“先穿裤子再搭配衣服”的结论。游戏是低年级小学生的最爱,卢梭认为,儿童最好是在生活中,在游戏中学习,学习不脱离生活,不脱离游戏。这样的数学学习才有趣、更易懂。注重游戏过程,关注低年级小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引导低年级小学生在玩玩、做做中体验获得数学知识的成功和快乐。 2.2.媒体情境,张扬学生个性 多媒体把形、声、光、色、动和静融为一体,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调动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数学课堂活动变得生动有趣。教师运用多媒体创设符合低年级小学生认知规律的学习情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丰富课堂的信息量,寓教于乐。改变了过去教学中教师仅凭一张嘴,一支粉笔就能在讲台上尽情表演的“填鸭式”教学,让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得到释放。如:教学“10以内加减法”一课时,教师演示课件:草地上原来有3只小鸡在吃虫子,又跑来了6只小鸡。草地上现在一共有几只小鸡在吃虫子?鼓励学生自己讨论,在小组中列式计算。算式:3+6=为什么?你能说出用加法计算的原因吗?(想求一共几只小鸡在吃虫子,就是把正在吃虫子的3只小鸡和又跑来的6只小鸡合起来计算,所以用加法。)草地上现在有9只小鸡吃虫子,走了3只?还剩几只?你怎么计算呢?给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让学生小组讨论。列式:9-3=%%为什么用减法?学生说列式的理由:从9里面拿走3,因此用减法。运用课件真实的还原生活,学生乐此不疲,主动获取知识。从而调动了学生的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课堂教学生机勃勃,精彩不断。总之,低年级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上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新教学方法,激发低年级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动机,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创设情境之花,使数学课堂精彩绽放。 作者:吴奕雯单位:泉州市丰泽区湖心实验低年级小学 教学艺术论文:德育教育教学艺术论文 1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建设和谐班级 1.1班主任的自身素质要提高 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前提是教师必须是这方面的楷模。正所谓为人师表,如果老师行为不端,怎么可能教育好学生。平时,老师就要注意自己的举止、谈吐,在学生面前树立榜样,加强自己各方面的素质。面对学生要和蔼可亲,不要过分地指责学生,要和他们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让学生感觉到亲切感。只要教师受到了学生的喜爱,那么教师的话语才具有权威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开展德育教育的工作。 1.2确定班级奋斗目标 若想让一个团体更有凝聚力,就必须制定出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才行。有了目标,大家的劲往一处使,这样的团体才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而在目标的制定上,教师不应该行使决定权,而应该把这个权利交给学生,让他们经过讨论确定奋斗目标。通常情况下,学生会对新融入的集体特别有热情,所以教师应该趁热打铁,召集学生探讨未来的目标,尽情地让学生发挥想象力,让他们把想说的全都表达出来,最后运用集体的智慧进行归纳总结,筛选出最终的奋斗目标。 1.3日常的考核要加强 处于叛逆期的学生自我约束能力还不是很强,容易被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所诱惑。为了能够让学生成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教师可以采用道德评判规则。例如:如果某名学生为班集体作出贡献,那么可以累积10分;得到同学的肯定,也可以得到10分等等。一个月总结一次,看谁的得分多,谁就是“道德模范”。长此以往,很容易激发学生的道德观念。 1.4利用大型活动深化集体主义教育意义 教师如果想强化学生的集体意识,利用学校举办的活动是非常好的机会。一些中职学校会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运动会、体育比赛等等。如果教师能借此比赛,锻炼他们团队协作的能力,教导他们若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需要整体而非个人能力,这样一来,学生的战斗力会增强,而且还会从实践中进一步理解了团队的重要性。 2利用家庭开展德育教育工作 2.1抓好家长工作 目前,家长和学校方面沟通不够,由于家长并不能经常到学校,所以很难了解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反之也一样,教师也无法知道家长平时如何教育学生。因此,在家长和教师面前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非常有必要的。学校可以利用节假日,组织家长举办见面会,充分地向学生家长灌输德育教育的重要性,而家长也可以聊聊自己对孩子的教育经验。只要双方在理念上达成一致,双管齐下,就可以更好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2.2调动家长的积极性 让学生家长主动地投入到对学生德育教育的行动中来才是最关键的,毕竟父母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调动家长的积极性和采取有效的措施。例如,让家长时常走进校园去参加一些活动,关注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家长对学校、学生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后,就会引起重视,这样更有利于家长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工作。当然,也可以教师进行家访,通过家访,让家长了解学校的道德教育理念、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在有的放矢的情况下,家长才能够更好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其实只要做到学校、家长、教师三位一体的教育形式,就能够极大地增强学生的自控能力。 3教师的自身素质要提高 教育好学生的前提就是教师的自身形象要良好,无论是穿戴还是谈吐都要在学生面前有一个良好的表现。教师在各方面做到位了,自己的一言一行才会对学生产生权威性。基于此,学校也要定期地对教师开展培训工作,加强教师的道德水准。只有教师的水准上去了,才会更好地完成道德教育的工作。 4结束语 目前,道德教育被视为中职教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要很好地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努力,积极探索适合发展道德教育的新路,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作者:单静婷单位:广东省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教学艺术论文:小学语文教学艺术论文 一、激情语言,加速课堂生成 小学语文课堂要营造交流、融合的激情语言氛围,使教师从“独奏者”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教师运用激情的语言,能够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课堂氛围亲和融洽。教师要尊重学生的需要,强调学生“学”的主动性,建立和谐愉悦的师生关系,铺垫课堂激情。搭建和谐的语言交流平台,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信,调动小学生的情感,与文本及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受到美的熏陶,把课堂教学推向高潮。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互动生成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要与学生一同分担成功的快乐或失败的教训,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知识、发展智能、完善人格。学生有了兴趣,智慧大门顿开,创新火花不断迸射,课堂教学呈现一派生机,学生就会个性张扬。如,在教学《春风吹》一课时,教师运用激情语言引导学生学文“:春天来了,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有哪些变化呢?”学生积极回答“:柳枝绿了。”(教师板画绿柳)学生接着回答“:桃树上开满了桃花。”(画粉红色的桃花)“吹来了燕子”是什么意思?(简笔画燕子)学生说小燕子冬天去南方过冬了,春天又回来了。春风一吹,睡大觉的田鸡也醒了,从洞里爬出来唱歌了。课文学习结束了,黑板上就出现了一幅春景图:绿柳红桃,燕子翻飞,田鸡讴歌,真是美不胜收。在这师生互动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学生经历文本语言的探究过程,满足了学生成为发现者、探究者的愿望。把握好课堂讨论的最佳时间,让学生的思维不断发生碰撞,真正从课堂讨论中受益,体验文本的语言美。让学生的智慧闪耀光芒,教师引领学生走向成功,实现“以学定教”课堂教学的弹性优化。 二、平等对话,实现课堂生成 课堂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灵魂,追求高效课堂是每个语文教师的永恒追求。在和谐的情境中,让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在争论中启发,激发创新思维,课堂才能生成新的成果,实现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认真地去研读文本,看看文本讲了什么,是怎么讲的。站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思路。如,教学《詹天佑》一课时,教师以“你认为詹天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教学难点统领课堂,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 (1)詹天佑在修筑京张铁路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2)怎样理解詹天佑是一个杰出的、爱国的工程师?学生基础有好有差,认识事物有深有浅,但在平等的氛围中,学生的发言特别踊跃,且步步深入。平等的对话,缓和了紧张的学习气氛,调节了学生疲倦的心理状态,创造了一个使师生双方都感到舒畅的课堂。把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沟通起来,发展了学生的语言能力,锤炼了学生的思维。教师要与学生和谐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减少学生对教师的畏惧心理。使“教学相长”,让老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总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是一种艺术,需要教师不断地探索。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捕捉最佳的课堂教学时机,运用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让学生在平等、宽松的课堂里与教师对话,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生成。追寻语文本色,打造高效课堂。 作者:李金兰单位: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教学艺术论文:美术课堂教学艺术论文 一、让学生认识美术教学的重要作用 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运用艺术的美以及自然的美,并创造美的能力。发展美育,不仅是美育自身的要求,而且也能使学生受到道德熏陶,提升思想境界,有利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有利于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有利于学生开展健身健美活动。也就是说,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更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在独自或合作完成美术活动、创作时,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学生总会产生审美体验,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美术创新能力,学会评价美、欣赏美,培养了学生现实观察能力,形成自己的美术素养。美术教育对于学生美术技能的形成和创新意识的启蒙,对于学生良好的个性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美术学习习惯 美术教师要想实现教学目标,产生预期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入研究现行美术教材,并根据自己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年龄特征,找出教材与学生的最佳结合点,使学生对美术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美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美术课由于以学生活动为主,且学生学习活动多种多样,跟其他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认真组织教学,不管控好课堂,易造成课堂混乱局面,也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美术教师在课堂秩序混乱的情形下,有时对学生大声批评、指责,甚至惩罚,但学生的逆反心理非常强,你越压制,反而闹得越欢。教师只有冷静下来,用耐心和平静对待,就能使学生慢慢安静下来。另外,教师要潜心研究美术教材内容,发掘教材中易产生学生浓厚兴趣的知识点,让学生对所学的对象产生一种情感。如教师可以对美术课文的题目进行引发悬念的修改,可以通过欣赏学生优秀习作,使学生产生新奇感,有了主动学习的愿望,课堂秩序就会井井有条,学习习惯也就自然养成了。 三、重视对优秀美术作品的赏析赏评 在中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重视美术欣赏教学,培养学生直观认知感受能力以及抽象综合思维能力,训练学生全面、准确的观察能力,创新、设计、实践能力,以及在美术活动中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美术欣赏教学不能让教师一直在讲解、灌输,而是让学生自己去观察、品味、感受。而学生出现疑惑时,也正是教师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最佳时机。因此,教师应积极引导,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渠道进行感知,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直觉印象。更重要的是,教师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要积极鼓励学生对美术作品在欣赏的基础上,展开评价和评论。教师可以让学生评论作者所处的年代、作品的内容、表现手法,以及作者、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且,评论的重点还是要放在作品本身的内容、形式上。至于评论的深度跟学生的审美体验、文化素养、知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要求全责备,可以学生评论,教师评论,也可以学生评论,教师总结。例如,对于齐白石老人的作品,在总结其特点的同时,教师可以拿出齐白石的几幅画作让学生欣赏、评价,让学生得出齐白石的画上的动物跟真的一样,充满活力,特别是画的虾在水里,透明、活泼,最后让学生得出结论:画家笔下的动物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样,就激发了学生对美术创作活动的渴望,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意识。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美术实践活动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整天上课、考试,学习、生活紧张,校园生活枯燥乏味,环境沉闷,严肃紧张,长此下去,对学生身心健康会带来一定影响。美术教师可以利用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品当材料,进行手工制作,如用黑豆、黄豆、红豆、绿豆以及各种颜色的树叶等,拼贴自己喜欢的或者教师要求的图案。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参与各种美术活动,进行美术制作,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在美术学习、制作过程中,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完善人格。为了调动学生美术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采用小组竞争的方法,进行集体表彰,还可以奖励学生看一些与美术相关联、有教育意义的动画片,给学生一些不一样的视觉印象,可使学生从中学习画面的美感、形象的刻画,使学生在有趣的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学美术教育越来越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成为中学教育的必修课程。我们美术教师应该努力研究中学美术课程标准,研究教材和学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审美修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素质教育的魅力,使其各项潜力能够在艺术的熏陶中得到提升。 作者:霍玉红单位:河北省清苑县中冉中学 教学艺术论文:语文教师教学艺术论文 一、美在爱学生 优秀的教师爱生如子。爱是互相的,透过孩子们的眼神看到,他们对好老师依赖、信任与眷恋。教师是一种职业,学生是教师培育的对象。可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成长,他们无时无刻不再向外界获取信息,真正的好老师,是将传道者与父母亲二者的完美结合。语文之美,美在语文教师本质的无私善良,她用温柔的情感,呵护着每一个学生的稚嫩心灵。美在语文教师将语文教学当成人间精品一点点精雕细琢。 二、美在教学过程是有机的整体 教学过程为有机整体,这大概是我们在教学当中往往忽视的一点,我们往往只是单纯地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而已。曾经看过王老师和余老师的视频课堂,我发现将教学过程视为有机整体,不但可以使学生把握整体知识框架,而且可以使学生的情感意识得到升华。虽然二位老师没有将初高中的课堂情景给我们展现,但是,我能在老师的每一节课上感受到无论她们讲述哪个知识点,都是有头有尾,我想她们在正式上课时肯定也是这样的。一堂出色的语文课,大致如一篇优美的文章一样,风头豹尾,前呼后应。往往我们在平日里的教学之中,教导学生作文章之时,要前后呼应,突出中心。那在我们平日的教学之中,是否可以将这一写作手法,用于教学呢?语文之美,美在语文课堂应是一副精彩绝伦的美景,整幅图韵味十足,意味深远,让每一位观赏者都身心愉悦舒畅,获益匪浅。 三、美在学生占主体地位,教师起引导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最多听到的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一次在听完某特级教师的语文课后,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句话首先应该前后颠倒,其次应在“主体”后面加上“地位”,“主导”后面加上“作用”。整节课完全是学生在自己操作,学生自己主持自己安排;教师完全是站在学生的身后看他们如何自己获得心灵的感悟:主持人精彩的主持和回报,下面学生精彩发言,激烈的辩论,现在那个场面还在我头脑之中回荡。其实,学生们往往没有我们想象之中的那么差劲,只是缺乏教师给与机会展示,缺乏我们教师给与鼓励的肯定,缺乏教师在关键时刻给与恰切的指点与引导。语文之美,美在学生。将精彩一幕努力让学生们自己主宰,让他们自己体验美的过程,获得美的感受。 四、美在教师自身的个性化艺术魅力 优秀的教师他们身上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才会吸引他人的注意,才会被众人所肯定。俗话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我们往往想从名师身上学到教学技巧,学到教学方法,或是想得到什么秘籍。从而自己在教学时,能用上,进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老师能将学生的兴趣与方法统一,能将学生的动力与方向统一,更能将教学的过程与结果统一。在这三方统一的背后,是教师充分的准备;是教师丰厚的经验知识;更是教师教书与育人完美的结合。这便是优秀教学的艺术魅力所在。 五、结束语 语文教学不是在于探讨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在于和学生共同感受文本的艺术之美,是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又一次美的旅程。叶澜先生在她的《教育概论》第一章之中就讲到:“教育是育人的教育”。语文教学更是育人的学科,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正是在强调对学生情感的熏陶与培养,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语文教师教学艺术的美,正是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推向艺术的至高点。 作者:王雅妮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教学艺术论文:概念隐喻下英语教学艺术论文 一、英语教学艺术 (一)人本主义 教和学是培养人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全人的概念。人本主义属于后现代范畴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把学习者引入到学习过程的情感参与中来,每个学习者都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情感参与与英语教学艺术性关系很大。学生增加感情投入,激发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仅为了分数或名次而学习,而且是为从内在和本质上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而学习,发展和完善自我,以跟得上时代和社会前进的脚步。学生唯有懂得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追求什么,才不会对生活与学习产生无谓的迷茫或误解。就英语教师而言,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和实现和谐发展,也不能仅仅把教学或课堂当成简单的工作任务或工作场所,应从内在的情感因素出发,挖掘英语教学的各种美及魅力所在,以更为饱满的热情投身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上来,从简单的教书匠成为工程师、艺术家。讲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语言的艺术,英语教师在课堂上除了需要注意仪态外,还要根据教材的选择,进行合适的教学设计,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其中,语言的运用除了简单的语音、语调、书写外,在传递知识文化时还要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们自主性、主动性发展的需求,循序渐进地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学习兴趣和热情,结合和谐、积极、正面的学习心理来营造丰富、生动、富有美感的教学氛围。 (二)艺术美的体现 教学就是一门艺术,艺术美随处可见。与其他科目的教学相比,英语教学的确存在着个性,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共性。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模式,英语学习过程中有四个重要构成部分:教师、学习者、任务以及环境。由此可见,教师和学习者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不同的教学任务和环境来营造美的氛围,追求美的境界。所谓任务,除了最常用的课本外,现如今网络等外部资源也日益彰显其地位,学生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进行知识的扩充学习。所谓环境,除了最主要的教室之外,课堂之外的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学术环境等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之余,应该有机地将这几种环境结合起来,追求最大化的产出。英语教学作为一门文科类学科,拥有不可动摇的美学意义和地位,它可以和语文或者国学教育放在一起思量,合理把握权重,可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效果。美的外在显现有很多不同的划分标准,依据教学的统一性和英语教学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英语教学的艺术美表现为以下两点。 1.英语教学的形态美 优雅的形态能够给人带来美的陶醉和享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人的修养和素质。在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的形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教师的形态多指教师身体语言的具体体现,比如面部表情、手势动作、身体姿势、穿着打扮等。出于语言的特殊性,教师可在很大程度上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因而教师的情感因素也应纳入考虑。另外,教师的人格魅力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教师乐观和热情的教学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尤其是对于那些英语语言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简单说,英语教学的形态美包括美的姿态、美的情感和美的板书等视觉感受方面。 2.英语教学的形式和内容美 英语教学的形式和内容美是和英语语言本身密不可分的。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我们的母语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是由26个字母构成的非表意类语言,其形式不代表意义,因此这也给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难题。英语本身虽然只是符号,但它包含很多美的事物,如感情上美的共鸣,逻辑上美的展现,艺术上美的启迪等。同时,“教无定法”也给英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英语教师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形成属于自己个性化的教学。在形式上,教师可以利用修辞手法和认知概念来阐释具体语言现象和问题。在内容上,教师可以从教学材料的选取和组织上入手,进行改进,突出体现英语语言的艺术美感。就英语语言本身,教师可以通过语音、语调、语气、语趣等,更加和谐地体现形式和内容美。 二、概念隐喻及其应用 上述英语教学的艺术美体现中提及了认知和隐喻,概念隐喻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与人类的认知、思维方式、想象力等关系密切,如何利用其基本原理和理念,来更好地开展英语教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一)概念隐喻与英语教学的文化美 隐喻是语言中最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我们认识世界和促使语言发生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始源域的不同,将概念隐喻分为三大类:空间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性隐喻。顾名思义,空间隐喻来源于人类直接的身体体验,运用自身和外界事物的空间方位等关系来表达其认识。实体隐喻则是指人们对实体或物质的看法,若将某种抽象的现象、特征、概念等隐喻为实体时,就可对其进行描述和量化剖析等。而结构性隐喻是用一种相对具体的、熟悉的概念结构去建构另外一个相对抽象的、陌生的概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结构体系。概念隐喻具有系统性与文化一致性两大特点。隐喻与语言实质上是相互渗透依存的统一体,而文化本身就是综合复杂的隐喻。中英文在概念隐喻上存在着文化差异,小至动物、植物、颜色,大到教育、医疗、福利等。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合理利用这些文化差异,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每一单元部分,都提出了供学生思考的问题,英语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合理地修订或补充,开发学生对文化美与文化差异的意识和探索。 (二)概念隐喻与英语教学的基本技能 英语教学的基本技能包括五点,即听说读写译,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忽视其中任一点,都谈不上掌握了完整的英语能力。某一词语或语法结构的特定选择是基于一定意义的,这里的意义多指语言表达和语言使用者心理表征之间所形成的关系。 1.词汇的习得 认知词汇是以词汇的原义为中心,通过隐喻认知模式中的原域,投射到其他不同的认知目标域中,形成了词汇的引申义。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进步,今天的社会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的词汇,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与时俱进,此现象不可避免。英语词汇的语义也在不断扩展,英语词汇经历了共时和历时的演绎,产生了一词多义、同反近义词和词的语境等变化。英语词汇从基本范畴的词汇到引申词汇,此间的过渡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获得。基于英语词汇的这一特点,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可以有效利用此特征进行词汇教学,由一个词的记忆可以引申联想到很多其他词,有利于提高词汇习得的效率。 2.基本技能的提高 基本技能的提高基于词汇的掌握认知水平,语法也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听说读写译,都和图式的概念相关。而不管图式如何,又都与概念隐喻密不可分。英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注意到大脑储存的信息,在已知背景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解建构。在听说方面,运用已知信息对听到的内容进行解码的过程,是背景知识与听说材料互相作用的过程。大脑中通过概念隐喻建立起来的单词、词组和句型能够有助于学习者紧扣主要信息,过滤掉无关内容。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减轻听说记忆负担和焦虑,更能促进他们对关键信息的把握,对听说的内容进行迅速解码。在读写译方面,要熟透脚本,脚本是指“专门为经常出现的事件序列设计的知识结构”。语篇阅读中,有时隐喻表现为一个贯穿其中多次出现的喻体,有时是一个基本隐喻与其他衍生之间的照应,因此,要合理地理解事物的相似点及相应的一系列关系,并利用隐喻思维层的扩充来完善理解。 三、结语 英语教学艺术的多重体现必将展现出无穷的美感魅力,它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创造力,同时还能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和美的启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能够感受到美的熏陶和启迪,提高教学热情,提升教学效果和促进自身的职业发展。总而言之,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向学生阐明英语语言和语言结构的系统性、理据性和非任意性,可以使语言现象不再神秘。教师注重英语教学的创造性,针对学生的需求和问题进行启发性教学,不仅能发现和检验自己教学的局限,积极主动地对待外语学习以及提高教学效果,改变大学英语教学投入大收效小的局面,还能提高自己对语言现象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亦能提高自己对人生、世界的认知能力。当然,概念隐喻与英语教学的关联度,取决于教学实践者如何使用不同的教学策略,以及因材施教,灵活把握,因人而异地区别对待隐喻的艺术性。 作者:王晓婧陈文娟单位:阜阳师范学院 教学艺术论文:思想政治教学艺术论文 一、明确目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相信每位政治课教师都有干好本职工作的满腔热忱,但仅凭满腔热忱又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目前而言,幼专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一切课程均要为学生就业需要而开设,学校通常贯彻的是,教师要教学生有用的知识,学生要学自己所需的知识。在这一大环境下,多数学生认为“政治课既空洞又无用,绝对是务虚”的一门学科,学好专业课才是必须的。但是幼专学生是未来的幼儿园教师,承担着培养祖国花朵的重任,承担着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任,需要有坚强的政治觉悟作后盾。学好政治课既是充实自己知识体系的需要,又是就业的需要。任课教师必须密切关注学生的实际,积极从学生实际出发,掌握学生思想上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解决学生思想上的误区,这样才能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再通过教师的因势利导,学生必然会激发学习兴趣,自然产生学习动机,学生上政治课就会便被动为主动,进而真正感受到思想政治课的重要价值。前面我们提到思想政治教学与学生现实需要严重脱节也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作为职业院校的幼专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总的教学任务是,以能够使未来的幼教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方面达到“能力、知识、行为、觉悟”四位统一为总原则,学校最终对这门课程的总体评价也要依据这四项原则。当前对幼专思想政治课教学来说,老师在传授知识与学生在接受知识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地重“知识”、轻“觉悟”的现象。学生为了应付期末评价,政治考试的成绩普遍较高,能够很牢固的掌握课本上的所谓“知识点”,有些学生能够很熟练的背出知识点,但是她们并非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无从谈起信仰和真正接受这些理论;当然还有部分同学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今天的社会现实还能否适用。当然作为政治课教学活动,理论联系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将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处理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所在。在幼专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一旦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学生就仅仅学到一些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仅了解些只言片语,根本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更不可能把学到的这么一点理论知识形成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更谈不上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不可能把这些知识、原理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实际中。所以,只有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才能真正实现学生乐学善学政治课。 二、创造成就感,激发学生兴趣 心理学家阿特金森曾提出观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否获得一定效果或能否达到一定目标的“期望的强度”,决定了学生反应倾向的强度。换句话说,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层次和接受能力,即教学目标对学生来说要有吸引力,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这样学生才能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学生自然会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前面我们曾讨论过,幼专生的生源质量逐年下降,思想政治课教师就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制定教育目标。在课堂进度、课堂提问、作业布置、期末考评等诸方面都应采用分层教学,化整为零法,逐步分解目标。对程度较差的同学要多些包容、多些鼓励,当她们完成一定的目标任务后再鼓励她们向高一点的层次迈进,从而激发她们的求知欲,为她们树立自信提供动力。 三、发散知识,培养广泛兴趣 一次我在上毛概课时,发现班里唯一的一名男生在看唯物辩证法,询问时,他如实回答:我对毛概不感兴趣,但很喜欢唯物辩证法。据此我想,教师的责任应该利用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兴趣,发展他们对相关学科乃至多学科产生更广泛的兴趣,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目的。心理学家称:学生的认知能发生迁移,兴趣也能发生迁移。政治教师在讲解枯燥的政治观点、原理时完全可以突破学科的孤立状态,积极进行学科间的渗透;我们还应当鼓励政治课教师去听其他课程教师的课甚或是数学老师的课,从而了解、掌握其他学科的特点,探索知识间的联系借以取长补短,利用多学科的兼容性对知识点进行发散处理,达到培养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俗话说的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旦我们对某件事情产生足够强烈的兴趣,就能够产生足够大的能量和智慧,并能将其在实践中加以体现,形成更加明确的目的性。按照这一观点进行分析,一旦学生对掌握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学生的潜能就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学生的潜能被激发后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是不言而明的。所以,在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兴趣去引领学生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而积极进行探索、思考和创造。 四、巧用多媒体技术,营造学习兴趣 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为教师提供更广阔的施教空间。政治课教师也应该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视听效果,将晦涩难懂、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堂变成轻松愉快的课堂,从而打破死气沉沉的纯理论讲授。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手段,采用寓教于乐的授课形式为学生营造乐学的氛围,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便于激发学生提高思维品质。如:在讲解“实践是认知的来源”这一知识点时,我们不妨选择《春天的故事》这一多媒体素材,借优美的旋律,展示改革开放我国取得的巨大成果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从而水到渠成的引入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继而强调未来的幼儿教师掌握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对就业的重要性。多媒体技术的正确运用不仅能打破沉闷的课堂,也融洽了师生的感情,同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学生掌握知识、培养技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提醒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把握处于幼专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爱动、爱唱、爱跳的天性。应该联系教材内容多选取一些紧扣教材内容的多媒体素材,通过活跃课堂气氛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记得在讲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节内容时,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师曾经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开场歌曲,选取《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作为结束曲,她巧妙地利用感情真挚的歌词,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染学生,既让学生精神振奋,又让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让她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党的温暖。像我们在讲授“培养真挚的友谊”这一节内容时,完全可以选取《朋友》这首歌作为开场曲,选取《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作为结束曲,让同学们借助歌声体会真正的友谊才能够地久天长。讲述《国家制度》这一部分内容时,对于“国体”、“政体”这些概念学生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要想真正弄懂“人民民主专政”的真正内涵也是不太容易的。学生也会背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往往不会利用所学知识进行解释。实际上为了把这些原理讲授明白,我们不妨从一些影视作品中剪辑一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视频画面,视频欣赏结束后再把《国歌》播放一边。利用《国歌》雄壮的旋律,让学生在形、光、声、色等凝成的多媒体氛围中,整个心灵都受到震撼,从多个角度把爱国的激情定格在学生心灵深处,学生的情感体验瞬时被推向高潮,强烈的爱国心油然而生。多媒体技术恰到好处的应用,为学生营造广泛的学习兴趣,从而会收到意想不到课堂教学效果。 五、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学习兴趣 心理学研究证实:自身参与形成的观点,要比被动接受得到的观点容易掌握得多。政治课教师要经常把难懂的理论与实际现象相结合,教会学生用所学理论解释身边发生的现象。还要鼓励学生利用见、实的机会多走向社会,多了解身边发生的事儿,既开阔了视野,又能够把所学的知识消化与现实生活中。同时还应及时把社会上的不同观点反馈回课堂,在与同学的探讨中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从而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很好地培养学生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有法但又教无定法。教师只有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多角度、多思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与度,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幼专政治课学生才能善学、乐学。 作者:郭旭娟单位: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艺术论文:音乐教学与教学艺术论文 一、音乐教学艺术是对音乐教学模式的补充 (一)音乐教学的对象是学生音乐本身是一种艺术,在就艺术本身进行教学时,不能单纯的采用传统的知识教学模式。本质上来讲音乐教学是一个使学生身心主动参与的过程,学生对音乐教育的参与程度取决于学生的思想、情感、意志对音乐教学的投入程度,这种基于学生个性的音乐教育,显然不是教学模式这种整齐划一的基础知识培养形式能够驾驭的,而在学生个性的培养活动中,教学艺术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却是极为有效的。所以在音乐教学活动中,音乐教学艺术是对音乐教学模式重要的补充,只有这二者相互连结、相互融合,才能让学生从知识和艺术两个角度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 (二)音乐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学生作为音乐学习的主体,其本身的学习欲望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在音乐学习的基本素质上,还有不少的欠缺,如:先天条件、技巧掌握进程、注意力的集中能力等等,这些基本素质的欠缺,导致学生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导致学习成绩不佳的原因也各不相同。这就是教师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教师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要从学生的基本情况和音乐学习的现状出发,对这些个性化的问题用教学艺术的手段进行处理。 (三)音乐教学的方式因为音乐本身固有的艺术性更多的表现为随机性和创造性,所以在教学活动中,音乐教学的很多具体教学方法是无法被统一规范的,例如在教学活动中的视谱、唱词、指导语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由于教师对教学模式主导思想、目标的理解不同,加之教师本身的条件、学生个体的条件各异,教学模式是很难对教师语言、示范等作出严格规定和要求的,但是教学艺术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过往的音乐教学实践中看出,在过去我国音乐教学质量较高的时期,必定有一批优秀的音乐教师活跃在课堂和演出舞台上,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其自身独特的对音乐艺术的理解,渗透到了音乐教学活动中去,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不仅学到了可以做一个好学生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感受到了可以做一个好艺术家的音乐艺术。当然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对音乐教学艺术的重视,并不是对音乐教学模式的否定,因为音乐教学本身也是一种教学活动,能够适应传统教学活动的音乐教学模式,只是在模式教学活动中,不能忽略音乐本身的艺术性,将教学模式和教学艺术结合起来运用,才能更好的提高音乐教学效果。 二、结语 音乐教学本身是一种音乐艺术性和知识性的结合体,其在教学活动中体现的主要是知识教学层面的特性,但是在教学活动中音乐本身的艺术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谢东萍单位:常宁教师进修学校 教学艺术论文:教师声情并茂教学艺术论文 一、善,恰到好处启情 1.善于体验细节中的情情感体验是一种心理活动,没有固定的程式,全靠教师抓住契机,灵活处置。比如,当我们阅读《孔乙己》时,对下面的细节就要品味、体验一番。“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要从这些细节处启发学生去品味,孔乙己他苦读“四书”“五经”,耗尽年华,热衷科举,一心想沿着封建社会里一般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顺着读书应考做官的阶梯往上爬,可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中,落到将要乞讨的境地。他不会营生,好喝懒做,死要面子,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显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从而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2.善于挖掘深处的情海滩上贝壳易找,海底珊瑚难觅。课堂教学中一般的情感体验容易到位,那么,深处的情如何引导学生去挖掘、体验呢?比如,《祝福》中写女人的“手在水里浸得通红”,没完没了地洗祝福用的牲禽,而到了行礼时却没了她们的影子,这里面又可以挖掘出什么深刻的意义呢?……教学激情的“善”正是通过捕捉这种隐形的情境,溯源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枷锁”,让学生的思维持续处于兴奋状态,使学生畅所欲言、痛快淋漓地达到极致。 二、美,声情并茂染情 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舞台表演精湛,可算得上:声情并茂。于漪老师精心设计每堂课的导语,演讲起来也无不声情并茂。可以说,作为初中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富于感染力,应成为一大“绝招”。如果说语文教师语言的声情并茂是“绝招”,那么如何使这一“绝招”产生效率呢?那就要“善变”,不要死抠“教学参考”,套用现成的条条框框。比如说同是散文佳作,也会因文而异,各具特色。朱自清的《春》缜密细腻,清新委婉;矛盾的《白杨礼赞》凝练优美,富于变化;巴金的《日月》质朴自然,明白晓畅。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固体化的语言不但不足以分析丰富多彩的各具特色的课文,反而会使课堂气氛沉闷、乏味。所以,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正是由于真、善、美这种激情,才创设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诗意美,才使得初中语文能在诗意般的美丽课堂中去学习文化知识,才会将学生的知识水平得以提升。 作者:王永海单位:吉林省敦化市官地镇中学 教学艺术论文:高中数学教学艺术论文 一、以问引问,激发创新意识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结合高中数学学科的特殊性,以及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新课改教学理念,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探究能力的教学目标,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需要重视学生自身的思维.所以,应该通过设问来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和探究.以问引问的提问策略,可以起到启发和示范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思维,激发想象,有效培养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例如:教师在教学“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过程中,首先引导学生分析直观的直线和圆位置关系的分类,并作图进行理解和讲述;之后,教师以问引问“我们右图看出,直线与圆有相离、相切、相割的关系,那么如何由方程直线l:3x+y-6=0与圆C:x2+y2-2y-4=0,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在学生思考和探索以后,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和归纳知识“圆心到直线的距离长短决定位置关系”.由问题引导学生提问,从而展开思考,实现知识和能力的提升. 二、重视梯度,设计层次提问 伽利略曾经说过“科学是在不断改变思维角度的探索中前进的”.这句话说明,教学课堂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借助提问艺术教学,使得课堂变得新奇而多彩,通过将问题一步步的推进、延伸和拓展,形成有效的梯度问题教学策略,有效引导学生挖掘自身潜力,发挥创新精神和力量,有效解决和探索出更多的知识,从而基于建构主义,形成新的知识架构.梯度提问教学策略,需要了解学生基础,针对教学目标和内容,层层深入,引导学生逐渐探索,不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方法.例如:在学习“数学归纳法”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借助创设梯度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探索和实践.教师提问“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中有多少条对角线?多边形对角线条数有什么规律吗?”在学生画出图形,得出对角线条数之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多边形对角线条数的规律.有些学生觉得无从下手,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对角线就是点与不相邻的点连接而成的线,试着画图去分析总条数的规律.”之后学生发现四、五、六边形每个点与另外1,2,3个点不相邻.以此教师引导学生画图、归纳、猜想、验证总结出规律,并探索多边形对角线总条数n(n-3)2是否适用于所有多边形.教师展开初始值带入、多米诺效应分析、公式普遍性证明的层层梯度提问,以此引导学生总结出数学归纳法的一般证明过程.由层层梯度提问和探究,获得知识与能力的良好体验. 三、环环相扣,把握内在关联 数学知识的学多是以以前学习到的知识为基础的,研究表明,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需要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而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在已学习到知识的基础上,寻找出契合点,环环相扣,有效围绕知识的内在联系而提出问题,从而能够体现出问题链的连续性,也能够完善知识结构与其之间的联系.由环环相扣的提问策略,可以服务于数学提问的同时,也提升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和方法.例如:在学习“等比数列前n项和”相关知识时,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顾和分析数列前n项和的推导方法,之后提问“等比和等差数列求和方法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找出等比数列求和过程中的特殊性”、“如何由等差数列不同的求和方式,引申出等比数列不同的求和方式?”由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找出知识的契合点,由此引导学生温故而知新的同时,也能够学以致用,激发想象和创造力,有效强化学习能力. 四、总结: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借助有效提问对学生进行思维、方法的引导,巧妙提问引发思考,适当点拨促进思维探究.实施有效提问,需要结合学生的兴趣特点、认知水平、学习基础以及学科特殊性,展开针对性的问题引导策略.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创设情境、以问引问、梯度提问、环环相扣的形式展开提问教学过程,通过引导学生发现认知冲突,或者创设矛盾问题、与实际生活相关的问题情境等,激发学生思考、引导探究、促进创新思维的展开,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再结合教师有效的方法、思想、理论指导,有效强化学生分析能力、探究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实践能力,从而培养具有创新性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金孜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存密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育人功能,要贯穿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通过教师引领、融入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学校宣传工作、校园文化、家庭教育,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新疆高校的具体实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共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家园,成为新疆高校迫切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在这种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下,拥有过辉煌的汉唐盛世,创造了四大发明,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陈先达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优点或者特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传有统,传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统是一以贯之。”[1]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源头活水,如何深入挖掘它的价值内涵,不是削足适履,而在于从中汲取智慧,生发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地处西北边陲,以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新疆地区,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大学生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想成果,在新时代依然焕发时代的光辉,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成就。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很好地结合,是因为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契合之处:一是二者都重视实践;二是二者都取理想主义态度;三是二者都强调和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和合”思想极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些思想精华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描绘,如“生产力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指归,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也是二者契合的原因之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时代新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更是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边疆地区的青少年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复兴紧紧结合在一起,让自己人生有更多出彩的机会。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讲清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行”。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把爱国主义的情怀、复兴中华民族的志气和自己的青春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巩固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与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是浑然一体的。邓小平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2]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工作,尤其是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关系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有效巩固和发展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落地生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育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边疆地区青年,汇聚起56个民族的磅礴力量,共担民族复兴大任。新疆高校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堡垒的构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可堪重用、能担重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要进一步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对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无疑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新疆高校作为青年思想交流碰撞的聚集地,也是新疆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如果没有争得、赢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新疆高校的中心工作就会偏离轨道,与党的教育方针南辕北辙。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熔铸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群体中基本的价值取向,在长期的生存及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是具有稳定性”[3]。可见,文化认同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56个民族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感、可靠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华文化是的发展形成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56个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有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道德伦理等价值取向,为56个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稳定的价值观。新疆高校要通过中华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史实,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只有通过教学实践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对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基础、心理基础才会坚不可摧。 二、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 如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贯彻一定的原则,否则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随着中国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新理念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疆高校需要破解的时代课题。新疆高校的教育实践得以焕发生机活力,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育人功能,要贯穿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 (一)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能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要从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在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需明确要传承什么发展什么,大大提高传统文化的利用率和转化率,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为了讲清楚新疆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多种宗教并存、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区,从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选取一些案例、故事来感染学生,通过史实来印证。例如,汉朝时西域各城郭通过设立“译长”,加强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传播。唐朝,中原地区曾盛行的书法《兰亭序》已传播到了西域,并有确凿的考古资料得以印证。另外,儒家经典在新疆地区的大量出土,都印证了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中华文化中有待于我们挖掘的育人元素、育人价值数不胜数,这些内容都可以用来帮助大学生增强“五个认同”。 (二)坚持中西互补原则,吸取优秀外来文化扬长避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哪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来源于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至今依然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地传承下去。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沉思,人类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正如汤因比所担心的:“原来崇拜西方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为了从西方物质财富中分沾微不足道的份额,却要付出同样痛苦的代价,这种做法是否明智。”[5]总之,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结构、心理模式显然和中华文化有巨大差异。差异既是机遇也是财富,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它却能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问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优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传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爱”理念促进社会和谐,以“民本”理念促进人人共享时代发展的成果,以“和合”理念促进世界和平,以“大同”理念促进共同富裕。 (三)坚持推陈出新原则,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长基因毛泽东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6]文化不是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化应该不断发展。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就必须遵循继承、创造、发展的规律。正因为文化的交流、对话促进了不同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吸收,才有了文化的推陈出新。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学不会因为受到当前的西方强势挤压而失去自我,它的生命力应该正是在大力地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来壮大自己的文化[7]。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和价值加以改造,变成对新时代大学生有益的符号与价值体系,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前提。历史是一位智者,如何鉴古知今呢?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推陈出新是文化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进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是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坚持去伪存真原则,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久魅力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维持多元一体的伟大格局、维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维持各民族相互团结平等中的巨大作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用中国鲜活生动的事实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有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内容还没有被大学生完全重视。只有经过去伪存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新时代的大学生,才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一)抓住关键因素,坚持教师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是新疆高校的主阵地,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打造政治素质强、理想信念坚定、情怀较深的教师队伍,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形成弘扬典型、正面引导的良好教学氛围,这也是“四有”好老师的要求之一。事实证明,现阶段教师在高校课堂中仍然起主导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基本素养,坚定文化自信,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永远保持激情昂扬的斗志,为缔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接力奋斗。此外,教师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力,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融入课程思政,确保“三全育人”近几年,高校将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作为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抓,“三全育人”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课程思政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隐性教学实践,需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专业课的契合点,实现“思政元素+专业课知识体系”的育人实践,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在理工科专业知识的课堂教学中,如讲到冲量和冲力的内容,可以引用中国古人是如何安全运输瓷器的;如讲到地质、地壳内容,可以引入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虎丘斜塔和绥中塔。既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也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总而言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因素,是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应有之义。 (三)融入学校宣传工作,强化传统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新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高校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理念,通过学校公众号、官微、短视频等智慧平台,对于引导大学校园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完善高校思想宣传工作体系,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四)融入校园文化,保障环境育人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灵魂和“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高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力求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的独特校园文化。一是加强精神文化引领。深入挖掘校史校训中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核,大力培育优秀的校风、教风、学风,打造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大学校园文化,增强校园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使其内化为师生的价值追求。二是加强物质文化建设。独特鲜明校园文化的彰显离不开总体的规划和精心的布局,围绕校史校训加强校园文化景观的规划建设,形成校园品牌形象,完善学校视觉形象,推广集影像视频、微视频于一体文化产品。三是要开展行为文化培育。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来培育时代新人,形成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格局,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举办如古诗词大赛、经典诵读比赛等校园活动。 (五)融入家庭教育,打造教育合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美德对于个体价值观、道德素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尊老爱幼”“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已嵌入中国人深层文化结构中,融入中华文化基因中,通过传承家庭美德、家风家训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时代意义的资源,注重家庭美德与学校教育同向同行,发挥不同的教育主体的优势和功能,形成家校合力育人的格局。儒家思想强调“仁爱”思想,将爱亲人、爱兄弟姐妹的小爱推及全社会变成大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总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不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3]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5. [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380.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1-752. [7]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52. 作者:杨会萍 骆新华 单位:新疆工程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课堂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常见问题 (一)把握不好教学内容 有些教师知识面狭窄,专业知识不够,教学经验不足,对授课内容把握不好,讲课不分重点难点,讲课内容详略不当,面面俱到;有些教师只注重讲解国家大政方针、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解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等较为“宏”“大”“正”的知识,对于学生的价值追求以及学习困惑等方面关注少;有些教师的教学时间分配不恰当,往往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材料来决定讲多讲少,本末倒置;有些教师由于专业知识不深不精,关键的重难点地方没有讲深讲透;有些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机械地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讲解“,书上有什么就讲什么”,对知识的横向和纵向把握不透,抱着“宁少勿错”的心态,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少,把鲜活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学生听后收获不大,受益不多。 (二)教学材料堆砌,无的放矢 有些教师备课前不是深研教材和了解学生,而是到处找资料,找故事,找案例,到网上找课件,生吞活剥他人的课件,不能对资料进行良好的处理,不能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有的教师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变成故事会,台上老师讲得高兴,台下学生听得高兴,结果离题万里,加之材料选择不当,以致弱化了教学目标。 (三)课堂教学技术性代替了艺术性 现在大多数教师能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授课,但容易出现过分依赖课件的现象,教师只是在讲台上展示课件,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降低了教师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多媒体演示替代了教师的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学生看完课件后不甚了了的现象经常存在。加之启发式教学与讨论式教学运用较少,教师在教学组织、授课方法的处理上比较粗糙,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情趣和艺术性,老师讲得没有激情,缺乏感染力,学生听得了无兴趣,课堂死气沉沉,缺乏活力,极易造成双方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的恶性循环。 (四)课堂组织松散,控制不力 有些教师自由散漫,为了体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连上课时的基本环节都省略,没有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教师身上,课堂控制较为随意。由于课堂缺乏组织性,使课堂教学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有些教师上课只管上课,不管课堂纪律,抱着“我上课,你愿听则听,不愿听就不勉强”的态度,课堂组织松散。课堂纪律不好,学习氛围欠佳,造成不想学的不学,想学的也学不好的局面。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控制的有效策略 所谓课堂控制,就是对课堂教学中的时间、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情境与教学双方的情绪状态等进行合理的调节与控制。课堂控制策略是教师为完成教学活动中的任务,以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对整个课堂教学采取的主动控制和调节课堂的方法。 (一)教学目标控制策略 每门课有每门课的课程标准,每堂课有每堂课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授每堂课之前一定要认真钻研教材,明确每次课的教学目标。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讲,其教学目标主要表现在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紧紧围绕这三个目标来开展教学,正确处理好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坚持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导向,以素质为目标,努力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形成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最终在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每次上课前,要把本次课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向学生讲清讲透,并且最好先把问题和任务抛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本次课的学习任务,将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学目标上,把教学目标作为师生共同的切入点和归宿点。教学目标控制策略可以有效地把控课堂教学方向,防止出现教师上课东拉西扯、胡侃连天、教学目标不明确、讲课内容离题万里等现象。一堂课下来,讲课者和听课者均昏昏然,一无所获,浪费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这是典型的目标控制失败的表现。 (二)教学过程中的情绪情感控制策略 讲课者和听课者的情绪情感状态严重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而老师的情绪情感状态又左右着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还必须用自己的情绪情感去引领和激发学生的情绪情感。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主动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调控好双方情绪情感,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就并非难事。反之,有些教师不善于课堂情绪情感调控,课堂教学死气沉沉,很容易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枯燥无味的“鸡肋”。一般来讲,教师的情绪情感控制分三个步骤: 1.情绪引发和推动。 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样的课程,老师在备课时尤其要精心设计一堂课的开头,想要触及学生的灵魂,想要让其怦然心动、让其侧目,想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就必须有一个精彩的开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是设计师,是导演。一个善于引发和推动情绪情感的教师或以一个简短而精彩的故事开头,或用名人名言开头,或用设问、反问开头,或用事实和数据开头,或用大家都熟悉的正在发生的事件开头,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或提起学生的兴趣,或激发学生思考。通过精彩新颖的课堂导入,引领师生双方处于亢奋的情绪状态之中,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情绪强化策略。 要学生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情感状态,就离不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间断地刺激和强化学生的情绪情感,常用方法有“高潮法”和“师生互动法”。“高潮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到重点、难点或高点时恰当地运用事例、比喻或排比等语言艺术点燃学生的激情,打动学生的心灵,激起学生内心的震撼,博得学生的掌声,使学生加深对这堂课的记忆,甚至使其终生难忘。每堂课都应该尽量做到旁征博引,紧扣当下时政热点和焦点,并有一两个教学高潮设计,这不但可以丰富教学过程,也加强了学生的认同感。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法”是常用方法,即教师通过教授打动学生,引起学生思考并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学生的思维和注意力紧紧跟随教师,教师是乐队指挥,学生是乐手,双方都处于愉悦放松的氛围之中。 3.情绪延伸。 一堂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尾不仅要干净利落,还要有高度和深度,要用深刻而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来归纳教学内容,升华教学观点,尽量让学生感到“言已尽而意无穷”,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持续的学习热情,甚至让教师的某些话、某些课堂体验能够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人生”课程。 (三)课堂教学中的纪律控制策略 现在不少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采用大课制,几十上百人的大课堂,总有些学习习惯不好、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课堂,所以课堂纪律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一般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教师就要向学生提出相关的上课要求,包括课堂纪律、作业完成、考勤制度、课程安排、考核方式等内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身体语言进行课堂控制,如通过目光、手势、微笑、点头、示意、走动等来控制课堂纪律。在教室轻轻走动、与学生进行眼神交流、对学生点头或挥手等动作,都可以起到提醒学生、矫正学生课堂行为的积极效果;走到学生中间去,给学生提问和思考的机会,不仅能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能增加课堂信息反馈量,还可以维持课堂秩序,便于把集体控制和个体控制结合起来。课堂上教师还需对正确行为进行积极强化,如采取鼓励、表扬、加分等方式。也要对不良的课堂表现行为进行及时矫正,提醒学生注意等,以让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有纪律有秩序。教师上课若不控制好课堂纪律,等到教学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才停下来维持课堂秩序,不仅破坏了课堂的连续性,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教学过程中的时间控制策略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统性很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如若课堂教学时间控制不好,教学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给学生带来过于空洞或过于烦琐的课堂感受,进而削减学生的学习热情。把控好课堂教学时间,注重课堂教学节奏,对于一名思政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时间的重要性,一切内容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呈现出来。在每一堂课前都要有一个清晰的教学时间小规划,讲解、提问、练习、讨论的时间都要合理分配。认真处理好每一个课堂教学细节,把控好轻重缓急,深入浅出,详略得当,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的原则,以时间为尺度,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挥教学时间效能。 (五)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反馈策略 良性的教学互动是学生乐学善学、教师乐教善教的重要源泉,良性的教学互动需要运用教学反馈策略,就像人们从镜子中照见自己,以至了解自己、修饰自己一样,教师要对教学情况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包括学生对自己的教学是否满意、学生领会教学内容的深浅等。思想政治课尤其如此,课堂上的广泛提问、分组讨论、定时练习等都是及时获得信息反馈的有效方式。教师通过信息反馈可以及时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的教学方式,以使课堂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教师获得反馈并不断修正的过程也让学生不自觉地体会到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合理回应,同时也从回应中体察到自身在知识和能力上的不足,进而刺激其“补不足争有余”的学习动机。通过如此良性的教学互动,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最终达成教学目的。 (六)课堂教学的成绩评定策略 成绩评定这一杠杆可有效调控课堂教学,成绩评定结果是评价学生学习乃至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参考标准。在成绩评定中,要采用科学的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课堂参与在最终成绩中所占的比重;积极思考、认真听课、勇于表达等优秀的课堂表现也要得到更多的肯定,给予较高的课堂参与分值。反之,逃课、不认真听课、我行我素、消极怠惰的课堂表现则会极大地影响其课堂参与分。通过对比鲜明、高低分明的课堂参与分评定,刺激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到课堂中,打消其只希望通过最终考试来完成本门课程考核的念头。 三、课堂控制策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一)教师的素质和经验 教师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课堂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师的素质高低有直接关系。教育是一门科学,要讲好课不仅要有崇高的师德,良好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业务素质,还要不断地更新教学理论知识,掌握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课堂教学能力,才能让课堂控制策略产生良好的效果。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必须能正确分析学生,分析教材,必须能随时对课堂活动进行判断和分析,并能及时调控和改善课堂局面。除此之外,课堂控制策略实施的效果与教师的个人特质有很大的关系,与教师的个人魅力、性格倾向、权威性和影响力等也有很大的关系。教师的课堂言语要简明扼要,准确清晰,要能够深入浅出,逻辑鲜明,切忌烦琐混乱、拖泥带水。讲课的语音语调要抑扬顿挫,配合协调的身体语言,且用语应该形象生动、活泼、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切忌照本宣科,僵硬贫乏,毫无活力。 (二)班级规模适中 要想使课堂控制策略有效,那么班级规模就不能过大,班级学生人数应控制在50~80人,如果班级人数过多,教室空间太大,超出教师所能控制的范围,则会使课堂控制策略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产生教师根本无法实施控制策略的后果。 (三)教学法的灵活应用 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教学内容适合不同的教学方法。无论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课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就是成功的。如果讲授法被灵活运用,就能达到精彩的教学效果,反之就是硬性灌输给学生,最终产生的教学效果较差。除此之外,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年龄特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针对抽象性强和理论性强的教学内容探索出了一种“问题教学法”,即把教学内容归纳为几个问题,只要把问题解决了,教学目的就达到了。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问题;第二步,学生带着问题自学和思考;第三步,问答与质疑,即互相问答和辩论;第四步,教师综述,即教师结合学生的发言状况对问题进行总结和引导。不同的教师在不同的教学实践中都会总结出不同的教学经验,会实施不同的课堂教学控制策略,所谓“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教师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刻苦钻研教育教学,互相学习借鉴,就一定能掌握教学这门艺术。 作者:邱如燕 张国蓉 单位: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网络公开课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以策划团队为骨干,优化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针对教学内容,由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经验的一线教师组成策划团队,经过调研和分析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根据其需求性制定翔实系统的教学方案,通过精选素材———设计方案———制作课件的科学流程,整合与优化各类教学资源,使整个教学设计呈现出科学、完整、系统化过程,确保教学效果的实效性,实现教学目标。 (一)精选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素材是通过对生活的收集和整理,发掘出未经加工的各种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原始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是感性的、分散的材料。科学地运用素材,可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灵活性、生动性和实践性,也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的有力支撑。其一,素材要有深度和广度。素材的选取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每一种素材都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宝贵的教学资源。以现实素材为依据,对素材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充分挖掘和整合,使教学内容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客观说服力。以“鸦片战争”内容为例,可以精选具有代表性、反映国情的历史事件、人物、影像以及背景文化,从鸦片战争的横向和纵向进行素材组合。如选取贝青乔的诗“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与反映当时战争的真实影像片段相结合,使精选的文学素材结合声情并茂的视频影像,形象地描述当时列强入侵,官兵吸食鸦片而不理战事,百姓流离失所的国情,说明鸦片战争失败的必然性,使素材更好地为教学目的服务。其二,素材要精准求实。鉴于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素材可选取的范围较广,在选取素材时一定要选取现实生活真实、准确的素材。借助网络平台,将多媒体、音频、视频等教学手段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度,能够使形象实际的素材更好地应用在教学过程中,从而展现在受教育者面前。其三,素材要推陈出新。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紧跟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其素材的选取应注重时效性。以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为主线,选取国际、国内最新时事问题和热点、焦点新闻;以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引入备受关注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件为素材资;以受教育者的认知程度为依据,采用有理、有利、有据的最新数据。 (二)设计方案,细化教学模式 方案设计是依据对受教育者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制定策划出解决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问题的最优方案,使教学效果呈现出技术化、艺术化、科学化和最优化的系统决策过程。设计方案应注意素材与理论的配合、前后的逻辑顺序等具体设计问题。第一,素材与理论的配合。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教学内容要与选取的素材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素材与理论的搭配设计可以打造轻松愉悦的授课环境和习得氛围,可以使枯燥的理论通俗易懂,形象自然,更具有说服力。不仅易于受教育者对理论的吸收和理解,增强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知,而且易于被思想政治理论教化和引导,愿意“听”,乐于“做”。例如,李海洋教授用“吃烧鸡”的例子来讲述什么是哲学和哲学的用途:图文并茂,令人垂涎欲滴的烧鸡可以理解为两只鸡———一只具体的鸡和一只抽象的鸡,简单的话语和诱人食欲的视频图片便生动地说明了哲学是抽象和具体的,哲学就是把握生活,把握事物,把握对象的方式,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沉智慧。简单朴实的生活素材,既贴近受教育者的生活,又深刻地反映物质生活是每个人生活的客观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客观基础这一哲学理论。。第二,循序渐进的逻辑顺序。逻辑顺序是指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设计方案前后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方面,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成败的关键。其方案应遵循“主题设定———素材植入———理论阐释”的逻辑脉络来设计。设定的主题统领和指导植入的素材,植入的素材依赖和从属于确定的主题,而理论的阐释进一步深化主题,强调素材。三者逐级递进,环环相扣,富有条理,使教学设计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呈现的先后顺序符合学生思维规律和认知过程规律。 (三)制作课件,增强教学 效果课件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环境,融合图像、文字、声音、影像等多元化媒体元素,使各种媒体信息建立起有机逻辑连接,集成一个为课程服务的良好交互系统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课件是将传统的教学课堂表现转化为网络媒介多元表现的飞跃,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课件的制作是实现这一飞跃的具体过程。其作用是使主题寓于课件之中,活化理论内容,把抽象深奥的理论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便于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领悟和感知。 二、以教师为主导,实现教学 实效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是教学表现的基石,教师是教学表现的主导者。教师犹如舞台的艺术家,用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每一位受教育者,用极富色彩的语言艺术洗涤他们的灵魂,陶冶他们的情操。可见,教师无疑是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的重要表演者,其课堂驾驭能力决定着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成败。 (一)人格魅力,彰显内在吸引力 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在性格、能力、气质、情感和道德修养等人格特征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与外在吸引力。教学魅力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人格魅力。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是政治性、榜样性、道德性等综合人格魅力的集合体,其内外兼修的气质、独具特色的精神境界,影响着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接受与领悟程度。 (二)语言表达,体现言语技巧 教学语言可以称之为课堂艺术,是指教师运用富含情感、思想和审美原则的口头语言规律进行艺术性的教学表达,是教师与受教育者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桥梁。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的授课语言体现在教师与受教育者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与表达,是一种信息化语境下语言艺术的运用。高质量、高水平的语言表达应体现严谨性、灵活性和艺术性。第一,严谨性。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较大,且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所以,教学语言要科学严谨。首先,教学语言要准确规范。用词用句要精准干练,理论概括要言简意赅,引用材料要真实恰当,言之有物,富含哲理。其次,教学语言要系统严密。语言的推理要符合逻辑,论证要有根有据,使教学语言条理清晰、论证有力。第二,灵活性。受教育者具有个性差异,灵活多变的教学语言可以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机智敏捷地选择和运用教学语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情具体分析,掌握受教育者的语言规律,勤于观察其听课状态,明确不同教学时间采用的语言基调,在其习得疲劳期及时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注意语音、语调、语气、语速和节奏的变换,要缓急协调、重轻搭配、强弱交替,使教学语言由始至终符合其需要,使其与教学内容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的整体效果。第三,艺术性。艺术感较强的语言表达对受教育者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首先,语言表达要新颖、潮流。与时俱进而又不失精准的语言风格备受受教育者的喜爱,可以适当地借鉴一些充满活力并经得起推敲的网络语言,这使语言表达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可以更好地迎合受教育者的心理需求,拉近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其次,语言表达要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语言表达可以营造一种轻松的课堂气氛。蕴含艺术的语言表达为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增添几分灵动,使其更显生命力。 (三)课堂驾驭,突显调控艺术 课堂驾驭是指教师具备雄厚的理论素养,能够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艺术对课堂进行整体的把握和控制。课堂驾驭能力是教师教授知识、课堂管理、引导学生等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良好的课堂驾驭能力能够使课堂有真实感,使教学内容“活起来”,可以根据受众的需要和价值观的波动调整价值观引导策略,以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展现雄厚的理论素养。思想政治理论网络公开课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理论素质和修养,通过不断钻研和学习而形成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独特的人格品质和学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理论素养表现在驾驭课堂和授课能力等多方面,这些素养通过教学语言、行为、方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课堂上,教师因为通晓机理而游刃有余,能够将抽象深奥的理论知识化繁为简,且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使受教育者知名达意,了然于心;教师因为博学多识而引经据典,能够结合生动形象的肢体语言、丰富真实的素材和多媒体网络课件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使受教育者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教师因为学贯中西而与时俱进,能够紧跟学术前沿动态。 第二,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授课前应做足功课,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使受教育者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其一,运用问题教学法。授课之初,提出主题问题,使受教育者形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通过问题来刺激受教育者对已有知识进行总结和重构,引导其去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惰性知识转化为活性知识,达到锻炼思维和增强认知的效果。其二,运用探究教学法。在受教育者已经对知识产生问题,急需得到解决之时,引导和鼓励其应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问题进行分析调研,得出结论,完成学习过程的实践和体验,达到发掘其研究潜能,展现其本质力量的目的,从而实现培养其学术素养的教育效果。其三,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在对问题进行探究的基础上,受教育者通过与教师进行互动和交流,使彼此思想充分碰撞,可以提升其对问题归纳、总结、推理和论述的能力,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感悟理论研究的方法和逻辑,实现其知识、心理、品德、智力、审美的多重内化与提升,“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主体’作用,实现高效的‘教’与‘学’”。 作者:赵浚 胡晓红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论文 一、人学指向:马克思人学作为科学人学的主要意涵特征 在我们把马克思人学了解为科学人学并用来建构新的教学范式之前,先精要勾画马克思人学所呈示的基本科学人学意涵特征,包括: 1.“科学人学”的哲学自省 马克思人学涌现了“科学人学”的历史、反思、批判、科学、实践等的自觉自省的精神实质和理性呼声,突出表达了一种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希望”和“暖流”(布洛赫语)。马克思一生热情地坚守着自中学时期信守不渝并为之奉献毕生的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奋斗的伟大目标,一踏上哲学舞台就批判地做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宣言。从最初对“人”的理解的道德批判和伦理诉求的抽象性,最终跃升到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达至了对“人”的认识的空前境域,在苏格拉底古典人类学转向之后开辟了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现代先河,形成了从人的历史存在状况进行自觉反思和实践批判的科学视界。这种鲜明的历史性哲学自省特征,使马克思人学区别于一般实证的自然哲学和思辨的精神哲学。高校思政教学一旦建基在这种“科学人学”之上,就要把科学的理性逻辑和哲学的自省精神结合起来,对自身所涉及的各种对象和活动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批判,保持科学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统一。 2.“道德人学”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在将哲学转向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后,除宣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还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发展命运的关注中,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终极价值诉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做出对人类解放价值目标的追求与承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马克思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科学地阐释了人的解放的条件和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马克思学说的实质而言,它是关于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科学人学和道德人学。高校思政教学必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来传递关于人的解放和幸福的信息,并且将思政教学本身作为一种塑造施教者和受教者乃至整个社会道德价值秩序的活动和历程。也就是说,这种教学内含着一种道德诉求和价值干预,它的讲授和传达必须关涉社会整体的道德审问和价值判断,这是马克思人学内在的禀质和性态,而绝不应该把它讲授成一种(门)实验性(实证性)的技术科学。 3.“历史人学”的实践路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实践”范畴实现了哲学的本体论逆转,伴随着这次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也确立了其实践人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实践人学’理论”。马克思实践人学的实践基础性和现实性,鲜明地体现为:在本体论上,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基础。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人的“斯芬克斯”之谜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他们要么诉诸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要么诉诸一种纯主体性的能动性,而不能从感性实践活动的维度去理解人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开辟了一条把握人的问题的历史道路,它以人的“劳动”或“实践”(物质生产实践)为钥匙开启了人之存在的实践本体之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的一种带有必然性和第一性的历史活动。这种主张实践是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的见解,无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或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皆有所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科学人学-历史人学”的实践宣言。在这个层面上,高校思政教学应当被视作一种科学-历史的实践事业,而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或理论传播工作。在高校思政教学和课堂上,基于马克思人学的“科学人学-历史人学”视域,我们(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够从事那种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一如它对思想、意识问题的追问、塑造和导引,而不是一再使之成为一种边缘化、客体化、外在化的课程。从上述维度来看,马克思人学意蕴丰富的“科学人学”思维范式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范式的转换提供有效的理论原则和实践路向。 二、现实归向:基于马克思人学视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 1.突破“单一化”培育方略 一般而言,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往往是通过教育来表达和培育的。教育目标的选择、确定和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影响着教育全过程的开展,也是评价教育成败的关键要素。长久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传授的主导内容侧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政治诉求、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等相关内容,其目标在于塑造出符合社会和国家特定需求的、合格的“社会人”、“政治人”、“道德人”。就是这种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单向输出思维衍生了某种隔阂,成为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课程)遭遇学生疏远并呈现疲乏之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得受教者视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为他者之事(国家之事),于其个人而言并非必要和迫切之事,甚至无足轻重。迄今为止,每一个社会和国家都在依据一定的准则和需要塑造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观念,这本身无可厚非。当这一塑造及其目标不是基于个体认同感而涌发的期许,而是嵌入式地施加给个体的“学习任务”,施教者的外在化“应对”“转达”、受教者的“困倦”“逃避”成了一种惯性。这种过于强调社会性、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单向化、单一化培育目标,忽视了受教者的个人需求、个体生存体验和个性化价值诉求,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徒添了误解和矛盾。马克思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其实,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活动本身不是抽象的、思辨的,而是现实的和具体的,它是一项非常直接的现实性活动,其目的不仅要注重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培养与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健全政治人格的人,更要注重提升个人思想和思维能力,激发个人的对社会事业和国家事务自觉关注,使得受教者个体的诉求与社会整体的诉求达成契合;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除了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之特质,还应具有启发个体思想性或精神性的特性。例如,针对思政教育过程中对个体道德的塑造和育成,有研究者言:“德育本质上也是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是一种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德育的对象是人及人的心灵,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触及的是人的灵魂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德育是铸造人的灵魂的工程,是培养人的德性的精神生产过程。它的产品是精神性的。”这也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除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外,不应是个人价值的“飞地”,除去其意识形态特质外,不应是个体精神性特质的“空场”。当下,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推进,突破单向化、单一化的目标培育方略势在必行。马克思人学思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从社会关系总体出发来了解和建构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基本命题和价值目标。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和揭示了人存在的三种历史形式:“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式。第三种状态的人———拥有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人存在的新型历史样态,是马克思人学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扩展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目标,应从根本上体悟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促进人的整体关系和整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为教育目标。 2.范式转换 从“工具性”转向“工具”与“价值”双性契合基于前述,在哲学反思意义上,遗缺了人学基底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范式,往往内在地隐匿着见物不见人、重智识轻人事、抓条框废思想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两种相互嵌套的结构关系上:其一,教育机构和施教者将教学内容、手段、方法和结果等工具性存在倒置为目的性存在;其二,受教者和施教者双重客体化对峙的现象日益凸显。这种倾向的特征呈示为外在性、灌输性、技术性、效用性等等,实质是一种工具性、功利性、机巧化教学范式。不仅破坏了教育过程中施教者与受教者“主体间性”的良性结构和关系,更掩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人文关怀维度和价值批判的功能,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乃至推进此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成熟完善都构成障碍和侵害。那么,何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由“单性”向“双性”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应当尝试把马克思人学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之一。马克思哲学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单纯从外在事物和既定事实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从社会关系、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实践活动、从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历史视域。马克思人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在整体图景之上主要关注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科学人学”的思维范式。 3.几条假设和建议 首先,开拓新的理论导向。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作为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首先面临的就是传递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这样的人三大目标问题。不同的目标将导致不同的实践形式和实践结果。明确培养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各阶段教育的关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也是如此,否则,教育就失去了风向标。而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诸多不力之处,与价值目标不明确和不全面有一定的关系。从此角度看,马克思人学应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树立全景价值目标提供科学理论导向。 其次,奠立新的哲学基石。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本身通常被当做一种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公共课程教学,似乎既不实用,亦无关宏旨;实则,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我国最普遍、最直接、最集中的思想传承和探索的活动和历程。在其起点导向设置上,应是双向互动式的,譬如它不仅传递从国家上层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还应关注从现实的个体及其群体意识中产生的各种声音,并将其纳入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而不是对个体和群体思想现实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中国教育应当吸取近代历史上“千年只颂一本经,不闻时世异又新”的惨痛教训,必须深入现实,不断地调整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具体导向、内容和形式。在其落脚点上,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培养符合国家意识发展需要的人才,而是培养出用“知识”和“思想”两条腿走路的人。故而,马克思人学应为其奠立政治与人学融通、知识与思想合体的哲学基石。 最后,开启新的时代视角。由马克思人学视界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当事人:施教者和受教者)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因此,科学地判断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科学地认识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科学地审视具有时代特征的个人的观念意识,成为首要的系列问题。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施教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者多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定格了施教者的角色地位,也抑制了受教者的个性发展和思想创造力的增长。在社会持续多元化、后现代思潮涌动的时刻,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应当从时代变迁和现实境况出发,寻求教育-教学、个人-国家、政治-思想、施教者-受教者等的系统契合点和合理关系结构,彻底消解使施教者和受教者双重客体化的弊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将施教者和受教者视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时代域境中的个人,关注其现实生活境遇和精神诉求,尊重其主体性,激发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具体化、生活化和人性化。应当基于马克思科学人学的哲学自觉和思维原则,从事真正的反思实然、追求应然的活动,为高校思政教学奠立一个时代性视向。 作者:郑丽娟 何友鹏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中山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政治理论论文 一、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探究式教学的重要性 在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对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信、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动和发展的。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实践,在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2.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研究生是社会的高层次人才,相对于本科生而言,他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渴望由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事物,通过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来体现主体价值。因此,在研究生中进行探究式教学,在老师指导下,通过自己的研究,验证书本理论的正确性或用理论来解释、说明甚至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相对与教师单纯外部灌输而言,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有助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探究式学习的目标在于塑造大学生的完美人格,尤其强调学生的发展能力,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和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促使学生关注现实。如:通过对低碳经济、教育均衡、户籍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增进学生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增强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②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探究式学习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创造了能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尝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③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必须围绕既定主题,积极参与并亲自实践才能完成相关研究。通过实践,学生逐步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过程,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并且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④增强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开展探究式学习,如要撰写某一专题的调查报告,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人际交往等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⑤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展探究性学习,学生的人际交往更加频繁,学生之间、指导教师之间、受访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大大增加,增强了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⑥增强社会责任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探究式学习主要围绕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发展的问题展开,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深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同时也更加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大大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探究式学习中,教师的学术权威取决于教师的学习经验、知识积淀和教育智慧。因此,探究式学习的开展对新时期的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心理素质、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能力,才能对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指导。因此,探究式学习在教学中的深入实践,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此外,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逐渐掌握必要的现代教学技术,灵活运用各种信息搜索途径,以顺应学生的学习习惯,顺利地指导并协助学生完成对预定主题的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究式教学实践及效果 目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一般都是大班教学,每个班的学生数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高校甚至300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由于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难以在课堂上得到有效的讲解,加之大部分教学内容在中学和大学都已接触过,因此在政治理论课上经常出现教师授课慷慨激昂,兴致盎然,而学生反应漠然的现象。虽然有一些教师尝试采用探究式教学,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结果也不尽人意。为提高大班条件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遵循了科学性、时事性、实效性三原则。科学性就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中遵循教学规律和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特点;时事性就是紧跟时展脉搏,关注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实效性就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教学目的。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树立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依据以上三原则,我们在推进探究式教学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指导学生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具有很强的时政性,学生对国际国内发生的最新事件和相关内容也最为关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时,注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央近期重要会议文件及精神并从中选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化学生对一些重要改革方向的把握和相关政策的理解。 2.分组研讨,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课学习和熏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许多研究生自主意识较强,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愿意和老师、同学们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学生关注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讨论汇报。一般是5~10人一组,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出一名代表,在班级进行小组讨论汇报。学生对该项活动非常积极,许多小组都写出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班级汇报时绝大多数小组都做出了较好的汇报课件,有的还链接有相关视频,有的小组在汇报结束后赢得学生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如食品工程专业的学生汇报题目有《从舌尖上的安全谈我国食品法规的完善和企业家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三中全会及其影响》等,机电专业学生汇报的题目有《从嫦娥奔月看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创新》、《从我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歌曲的社会影响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述充分,汇报时不仅语言流畅,有课件、相关视频,并且还设置了提问等互动环节,效果很好。课程结束时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98.7%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好,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有的学生在调研问卷上写道: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通过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3.改革考核方式 考试方式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好的考核方式不仅能真正考核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还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行为习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为提高学生参与课题研讨的积极性,我们把学生平时参与小组研讨状况、小组代表在课堂上的课题研究汇报、提交论文的水平等与最终成绩挂钩,探究性学习成绩占到总成绩的30%。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还是比较有效的,学生分工合作,精心设计调研问卷,搜集相关资料,认真撰写研究论文,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提高了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知、信、行的统一。探究式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实践证明,探究式教学要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认真研究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同时也需要校领导和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机配合。只有各方重视,形成合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作者:赵排风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政治理论论文:素质教育政治理论论文 一、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人本观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文化素质教育强调教育的文化性,其实质就是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对人进行教化、教育,必须在充分尊重人的内在因素,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因而,育人之根本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关注学生的成才需要,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树立“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具体而言:第一,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据自身内在的需求,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接受教育的过程。两者必须同时兼顾,因而,教师在备课时除了“备教材”,还应该“备学生”,即充分把握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以及专业特点,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兴趣喜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能真正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中的困惑,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道德素质,使其成为优秀的职业劳动人才。第二,要更新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能把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对立起来,不能只强调社会价值,却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要把握好两者的平衡关系,不能只喊“高大上”的口号,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使教育既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 二、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丰富内涵,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视野 (一)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和人文精神等人文文化因素,要增加课程的人文内涵,首先就要充分拓展课程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专题中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渗透人文科学知识,既可以让课程体现人文性,又丰富了课程的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着重培育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忠贞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人文精神的优秀内涵,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引导学生自觉地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 (二)拓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人文意蕴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也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特色和重要任务。这些实践项目多以演讲、辩论以及表演的方式进行,要完成这些项目,学生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历史、文学、音乐等文化知识,还要掌握演讲、辩论等技巧,可以说这既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三、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之多元教学法 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途径和手段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教师应该掌握课件制作的基本技术,完成精美课件的制作,还要适当学习视频剪辑制作手法,让课堂讲授更具直观性和冲击力。其次,要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目前,国家倡导的精品资源共享课将是大势所趋,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再次,可充分发挥现代通信软件的作用。例如QQ、微博、微信等,这是时下最受年轻人热捧的通信工具,教师通过这些通信平台与学生进行友好互动,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达到教化育人的效果。最后,如果条件成熟,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可以大胆尝试现代教学新技术,如“慕课”、“微课”以及“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革新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在文化素质教育视野下研究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是目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工程,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文化素质教育更是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种有益的革新和尝试,需要教学界同仁继续努力,积极探索,以寻求更有效的发展路径。 作者:谢艳霜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系统论教学模式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就是在于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使用理论观察社会、认知社会进而思考自己的人生。当下我国的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实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把握。各大高校的教学内容都相互关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种体系,满足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学生科学、全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统一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可以有效地避免实践教学分散随意现象的发生,并且可以帮助实践教学实现常规化、科学化。所以思想理论课程实践教学模式首先要把握的就是教学内容的系统化。 2.教学运行的系统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存在着一个过程,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够直接得到教学的目的,而是必须要通过实践的过程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大多都是静态构成的,就是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由老师来教授给学生最为理论的思想政治观念。在当下的实践教学中,加入了许多的动态因素,就是将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相结合,利用实践的方式来完成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在当下的这种实践教学中,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当成了一个整体,并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通过对这个系统进行较为完善的动态把握,形成了实践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主要就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老师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让学生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学习的目标,实现政治教学内容。虽然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让学生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必须是具备一定的前提,就是在实践过程中要能够很好地把握运行的全过程,就是教学运行过程系统化。 3.教学管理体系的系统化系统论中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其实都是在对于系统的管理上的要求。在一个完整的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相互配合,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系统的作用。系统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的方法,通过对子系统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对整个系统的管理。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中,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都是建立在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之上。这样就需要将学校的各个部门整合成一个体系,这样才能够确保工作的正常进行。对于老师的要求就是能力突出、素质全面、思想政治理论实践基础较强,这样才能够很好地构建教学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包括优良的教师、完善的理论和充足的资金。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更加利于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的接受。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思想理论实践教学的效果,我们必须要建立系统化的教学管理体系。 4.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的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学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政治教学涉及许多领域,这样就导致了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工作更加的困难复杂,这样我们建立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学质量的监督评价。系统化的教学质量监督评价可以对教学质量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仅能够衡量实践教学的效果状况,还能够通过对教学效果进行整体定性的分析,为将来的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教学质量监督评价的系统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方面是加强对学生实践教学学习效果的调查,找到学生评价中自己教学的缺点,与理论考核方式不同,这种调查是根据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参与程度的不同拟定的,可以很好地把握学生实践学习的效果。二是加强教师对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老师的评价结合学生的调查结果,这样就能够从全方位了解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对于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评价必须要建立综合性的完整的体系。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1.高等学校教育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全面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人员的能力。这里面提到的协同创新主要就是在一个系统的整体上,各个子系统基于同一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来完成整体的共同目标。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能够更好地完成整体的共同目标。所以要想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创建协同机制,确保在实践教学中各个部分能够有效地协调工作,这样才会产生协同作用,更好地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协同机制,就会造成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突发情况很多,会对教学工作的效果起到不利的影响。 2.设计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标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个目标具备一定的抽象性,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目标进行层次上和结构上的划分,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目标。我们在强化实践教学过程中,也要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制定合理的方案,完善科学的体系,这是中央文件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课程间的界限,将不同的学科与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达到对学生教学的创新。思想政治教学工作分为好几门课程,我们可以在这些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整合出相同的教学目标,来进行统一的实践教学,将几门课程科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校完成教学工作,又能够很好地让学生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 3.构建教学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必须要做的,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是建立在各门课程对总目标的要求之上的。系统论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成一个总体,各个学科是其中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各个子系统也就是各门学科有着一定的研究和理解之后,设计出整体的学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体系,结合各门学科之间的关联,有效地避免内容的交叉和重复,这样在教学过程中,会节省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和资源。构建的这个教学体系,要根据教学体系实施内容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要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4.合理利用资源思想政治实践教学需要利用校内和校外的各种资源来开展教学工作,这样就要求我们合理利用资源,做到资源利用最大化。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实践教学时,可以和校团委、学生会、教务处等部门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各部门之间的资源,把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我们还可以把实践场地的资源与各个部门共享,这样不仅仅对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对于学校的其他部门的工作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结论 综上所述,系统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通过本文的论述,希望能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帮助,希望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学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媛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高职高专政治理论论文 一、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1.理论教材缺乏时效性与针对性教材作为教学大纲的具体展现,教材编排是否满足学生要求、能否与时俱进、贴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思想,对高职高专学生利益、学习、工作、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影响高职高专政治理论教学质量。日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教材使用的是和普通高校相同的教材,这套教材拥有系统的观念,但是和当前的高职高专学生特点、教育特征之间的联系存在出入,缺乏时效性、针对性。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也对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高职高专学生作为网民的主力军成员,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让其近距离了解世界,以拓展学习深度与广度;但是网络也为学生带来了很多负能量,鱼龙混杂的网络带来的不仅是多种社会思潮,还有很多腐败、阴暗面,尤其是初次接触社会、认知能力不够的高职高专学生,同时这也对高职高专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提出了新要求。 2.高职高专师生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性从当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反馈的信息来看:很多学生依然忽略了思想政治的重要性,认为专业技能是工作发展的根本,自己的学习必须以专业为主,掌握了专业技术与课程才能创业;而思想政治只是作为附带课程,处在可有可无的局面。另外,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根本没有实际作用,它和企业、社会相差太远,和创业、就业几乎没有关联,从而也就大大削减了对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一部分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老师表示:自己都不太清楚思想政治的教育作用与地位,对于通过理论课加强德育渗透没有太多的认识,甚至还有部分老师认为思想政治课应该让学生自己通过工作、学习、生活实践进行锻炼,却忽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促进德育教学、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养的作用。 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1.不断提高高职高专老师自身素养“学海无涯”,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政治拥有深刻的内涵,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成效,即使一个人将几十年的时间放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上,也只能接触到有限的内容。因此,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它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有谦卑的态度与坚韧的毅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来完善自己和教学工作。对于高职高专的理论老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熟练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观念,以足够的知识积累,挖掘语言表达能力,这样才能在生动形象、言简意赅、有趣诙谐的语境中,及时配上丰富的肢体语言,更好的理解思想政治内涵。同时,它要求具备敏捷的思维,这样才能高效、灵活的回答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另外,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老师还应该具备课件制作的能力,例如:老师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化工具,在与时俱进的同时灵活运用电视、手机、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工具,并且在刺激学生立体感官的同时,促进学生理解与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进程。 2.强化高职高专学生教学的主体作用自新课改实施以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各个学科教学的基本准则。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老师也应该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与思维。高职学生作为认识的主体,为了保障教学质量,老师必须将高职高专教学作为优秀工作,结合不同学生的意志、能力、知识、爱好以及专业差异,带动德育发展。当然,老师也必须正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高专教育的关键内容,它对整个教育教学都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论课安排,必须做好切入点筛选工作,通过增强高职高专学生素质教育,从根本上确保高职高专学生的创业、就业素养,并且将其贯彻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每个环节中。 3.增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为了适应社会竞争,在教学中老师不仅要主动放弃“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形式,还必须注重教学创新和改革,从革新中寻找适合高职高专思想政治长远发展与教学的模式,并且努力为其打造出合作、和谐、平等的教学环境,这样才能方便师生交流与探讨。在这过程中,老师要将资金定位成合作者、组织者,然后再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到知识探究中,这样学生才能得到更多的主动权。特别是现在的90后、00后,我们应该灵活使用手机、电脑、投影仪等电子产品辅助教学,将乏味、枯燥的静态教学演变成活泼、生动的动态教学,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兴趣作为最好的引路人,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 4.增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课与其他专业课的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内容宽泛的学科,它和很多专业课程都有联系。为了做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除了要帮助思想政治课余其他学科的渗透外,还应该让思想政治和高职高专课程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根据专业配置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划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专业课程的横向、纵向联系,必须结合课程特征适当添加专业知识。老师在应用理论课教材时,必须结合实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助于高职高专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另外,职业应用型人才作为高职高专输出的主要人才,它和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研究型、学科型人才不同。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注重教学实践的作用,在致力于创新的同时,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更贴近生活与社会。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作为现代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它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具有极大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结合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改革着手,让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的时效性。 作者:王蕾单位: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师人格魅力的吸引力 首先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这是上好每一门课程,并增强其吸引力的前提条件。笔者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得了一些结论,学生的心很单纯,也很直白,思想逻辑也简单,很多情况下学生喜欢上这门课,是因为喜欢这位老师,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理由。因而,思政课教师的个人修为与魅力的提升,对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得到学生的喜欢和尊重,受到学生的爱戴,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吸引力。当然,个人魅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而需要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平日养成,在课堂上自然流露,往往能牢牢吸引住学生。教师良好的人格魅力不但能够牢牢吸引住学生,还能促使学生健康成长,对学生人格魅力、高尚品德的养成起到积极的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学生崇拜老师,把老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总是把老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把老师的一言一行像一部摄像机一样毫无保留地拍摄下来,然后效仿着去做。所以作为老师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修为、言行举止,始终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格要求自己,来影响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是再好的教科书、任何奖惩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教师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远大的理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循循善诱、淳淳教诲的教育理念,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等,这些都无形地激励着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开拓。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一般的教学活动不同,教育者向教育对象传递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不是技术,它并不直观,而且抽象,但是像春雨细无声一样感化着学生,是指导和引领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活动,是对教育对象品德进行塑造和磨炼的活动,这种品德塑造活动,不但要以教育形式为手段,更要以人格魅力感染为手段。我国从古至今历来都注重身教重于言教,在《论语》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的身不仅指教师以身作则,也包括追求至善的人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吸引教育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代同步,适应时展的要求,否则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始终处于发展的动态中。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发展得很快,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面临一些新任务。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好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的优势,体现时代的特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归根结底是要得到客体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必须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学生所处不同的学习阶段和成长阶段以及成长的不同环境,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教学内容更充实,解答学生疑问更真实,给学生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接受。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学会辩证地去看待和分析,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对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这样的教学内容当然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除了以上总的方向,另外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对于大一新生和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学习任务、学习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都不同,心智也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选择教育内容,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实现教学目标,取得教学实效。还要时时关注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是社会现实矛盾的焦点,也是大学生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教学内容要有解答社会热点问题和解除学生的疑问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给学生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从心底里感到学理论有用、管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吸引力 在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学生越喜欢,越认可,就越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越,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越有吸引力,就更能够使学生受到感染,自然就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作为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的桥梁和工具,应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和教育者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创新,因此,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学生思想的变化,教学内容的日益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继承原来优良的教学方法,还要不断探索新方式,运用灵活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并进行优化组合,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这一专门的教学主阵地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选择运用多媒体、影视资料、幻灯片、图片等现代教学的辅助手段,使用分专题式教学、讨论式、授课式、辩论式、表演式等体验参与式,使各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让每一个学生的身体和大脑都动起来,既动脑、动口、动手又动身,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把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成声色俱全、语音并茂的有趣知识,使大学生的思想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学中得到升华。还要坚持实践教学。实践活动教育法是教育者引导学生直接参与,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教学方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对思想政治的认识得到升华,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学生在现场亲自动手操作,在亲身体验中不断提高认识,陶冶情操,增强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在亲自参与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作者:杨慧珍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思想政治理论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艰苦奋斗精神信念缺乏 当代大学生未经过艰苦斗争的革命年代的洗礼,意识不到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往往缺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居安思危的意识,自身承受力与意志力薄弱。不少学生习惯于“两耳与不闻窗外事”,诸事由家长“包办”“代办”,忽视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和环境适应能力训练,甚或出现家长到学校“陪读”的现象。大学生在碰到困难挫折后垂头丧气、悲观失望、无所适从,出现诸如失眠多梦、情绪低迷、精神不振等症状。这极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化,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学习处事态度与坚强不屈、不畏艰难的生存勇气。当代大学生德育观上的种种不良表现,不仅影响我国的人才质量,而且影响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影响“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就不仅仅是个人成长成才的需要了。 二延安精神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应用的路径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延安精神教育的有效衔接 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帮助大学生端正理想信念态度,以解决大学生道德失范的方向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主要阵地。进行德育教学时充分挖掘《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教材中的有关延安精神的素材资源,将伟人故事、英烈事迹、红色经典歌曲、宣传影片等关于延安精神的内容衔接到系列教学内容中,使延安精神入课本、进课堂,从而帮助大学生了解并领悟延安精神的深刻思想内涵。大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一方面要打破已有的观念,树立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观念,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而且要涉猎其他专业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另一方面要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思想,吸收精华,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2以榜样示范拓展延安精神内涵 张力高校教师承担着社会信息传递、知识传播的重要任务,学校须以延安精神为指引抓师德师风建设,用更多的精力、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始终把以学生为本、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各项工作中去。在满足学生不断提升的求知需求水平的同时,教师需努力提升自身治学能力,用高尚的人格感化学生、用广博的学识影响学生、用求是的作风感染学生、用扎实的基础教育学生,达到榜样示范的良好效果。因此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老师的个人修为对德育水平影响直接,对学生群体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这要求从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结合时展现状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修养水平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疏漏,进行有针对性的全面分析与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结构完善、论证严密的理论成果与学术著作等,从而为延安精神不断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3以艰苦奋斗精神培育 大学生民族复兴使命感我们党革命历程走的就是基层群众路线并靠艰苦奋斗取胜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不懈艰苦奋斗发展的。当代大学生身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需摒弃“眼高手低”思想,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去奋斗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大背景下,大学生须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服务乡村,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奋斗之路。在进行德育教育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在践行延安精神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不仅可以保持大学生干部和党员道德思想的先进性、模范性,也借此能够最大范围、最广程度地影响更广大学生的思想水准、意志品质、道德修养、价值追求等精神层面。通过大学生的基层群众路线教育使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根植与传播,培育大学生的优良道德品行,并使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4开拓德育教育新载体 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时代,网络媒介成为了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进行学习和生活的重要载体。高校德育教育可通过充分利用网络、电子传媒等媒介途径,拓展延安精神教育的传播介质,如建立与延安精神教育相关的网站,将典型的反映延安精神的素材(如纪录片、宣传书画、主题文章等)上传到网站上,并在网页上采取网络调查、评论、链接等方式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的宣传和弘扬,从而使延安精神教育接近、深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同时,利用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杂志等各种大学生身边的媒介方式渲染延安精神氛围,通过潜移默化影响转变大学生所误解的“表象精神”、“空洞说教”思想。如此,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延安精神教育素材通过网络媒介的综合作用开拓大学生思想,以最终打造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新阵地。 作者:周茂春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发展观论文 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科学与否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校教育是广大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使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教师这一主体。那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这就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的体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管理体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以我们的教师为本,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教师在良好的环境和体制机制下认真专研业务努力上好每一堂课。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也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上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教学主体上就要体现以学生为本,并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收入差距加大,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在讲科学发展观时,特别要强调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先列举一个励志的大学生典型事例,也可以让学生发言谈谈自己怎么做到人的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德育是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给学生讲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智育,大学生所开设的课程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为大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体育,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学生应该重视加强体育锻炼,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还要给学生强调不仅要身体健康,心理也要健康。美育是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显示出了正能量。劳育是培养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从小就很少参与家务事等劳动,对劳动观念有些淡漠,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锻炼。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统筹兼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要统筹专业课与公共课的学习,还要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统筹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方方面面。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可持续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要注重可持续。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上要体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教学内容上也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必修课程之间以及同一课程内教学内容有重复,需要协调统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虽说各门课程功能定位,讲授角度不同,但这种角度和定位点在教师的实际授课过程中很难把握。我们学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三年级开设的课程,我们应注意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本课程则重点讲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理论等内容。对与前面课程重复的内容可以略讲或个别章节安排学生自学,比如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在之前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已涉及,那我们就对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安排学生自学,对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只着重讲2-3个案例。比如第八章第三节“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之前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已涉及,那我们就从当代大学生中找正反两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讲解。此外,本课程自身内部的各章节之间也存在一定重复,我们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照顾到课程内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教材有所取舍,重点讲授。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 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为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改革我们的授课方式,用科学有效的多种方式教学,提高课堂的控制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一是专题式教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是高校研究生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我们把它分为八个专题,由八个教师各自讲授一个专题。由于每一个教师只讲授一个专题,他(她)就有时间精心设计这个专题的教案和PPT,保证了教学质量,围绕主题展开的专题式教学深受学生喜欢,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做到重点突出和提高教学的理论深度。二是讨论式教学。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为了加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就可以安排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人口、资源和环境为主体收集资料,展开调查,先是小组讨论,做一个讨论提纲的PPT,然后再选出代表与大家分享。三是案例式教学。教师事先要选好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可以是经典案例,从教育部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案例教材中选取;可以是新闻案例,选取及时的新闻资料,让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可以是同龄人案例,对同龄的大学生来说更具有说服力;还可以是反面案例,不过,反面案例要慎重选择,在运用反面案例时,教师要注意正面的引导。案例式教学可以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形象、生动,让学生在案例中理解理论,而且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四是网络资源教学。高校校园网可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栏,把教师的优秀课件、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经典视频挂在网上,同学们可以上网查阅。另外我们每个老师还有网络教学平台,提高网络教学平台,每个任课教师可以上传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课件等,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学生网上提交作业,教师网上评阅并及时反馈给学生,还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五是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把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教学内容通过文字、动画、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信息呈现在课堂上,让课堂有声有色,提高了课堂控制力。同时,采用多媒体教学减少了教师授课的随意性和书写黑板的时间,加大了教学信息量。六是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每一门课程都有实践教学环节,要注重科学统筹,各门课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要协调,不要重复。对于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希望建立有利于教学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实践基地。如参观考察红色革命根据地或纪念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工业的发展等,让学生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二、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具有高水准思想政治素质的当代大学生的重要途径。 作者:叶春红单位: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政课教育政治理论论文 一、高校“思政课”教育 塑人灵魂的工程师首先,高校“思政课”教育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有部分学生认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信奉唯心主义世界观,我信奉我的专业,因为我将来只靠它吃饭。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在实践中有害。虽然,大学生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所作的行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任何专门学问的研究只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其次,有益于大学生修炼良好的人格魅力。要想将来当专家,不仅要受世界观支配,而且还必然受一定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为专家,学生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即使成为专家,也存在着一个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专家,在个人的荣誉、地位、利益等系列问题上,如何对待?已经成为专家,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为自身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还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当科研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是气馁、退缩,还是迎难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不理想,是抱怨、发泄还是积极克服、主动进取?如此等等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人生观,以它为思想武装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大学生只有以这样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指导,努力学好专业,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专才、专家。 二、高校“思政课”教育 授业育才的引路人 第一,解决人才发展的正确方向。长期以来,有部分人认为高校教育是通过教师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来实现,与“思政课”教育没多大关系。这是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偏见,好多高校思政课教师是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事实上,专业知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特征之一,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专业课教育教学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授业育才的双轮车。而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能够解决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为谁服务、代表谁的根本利益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领域的知识,大到宇宙天体演化、社会形态更迭,小到基本粒子的结构演变,还无一不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为指导思想,去进行分析与研究。当然,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以具体科学方法的不可取代性,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指导作用。 第二,引领实事求是作风的树立。任何学科科研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引领。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出发点,坚持实事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求,即探索、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其对象的未知领域进行求证、求解、求新。一个“求”字凝聚了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精神,如严谨治学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甘于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是,即规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建立关于规律的知识体系。为了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任何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第三,引导健全人格的培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长达40年的友谊绝无仅有,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过程中,他们都作出了无私的、卓越的贡献。从高校“思政课”教育学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领悟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谦虚谨慎、胸怀宽广、舍己相助、无私奉献等高尚的道德人格,这是我们青年大学生进行自身修养时,不可多得的活生生教材。所以,通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不仅可以使广大青年大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熏陶,还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健全人格的熏陶,他们获取科学知识、创建理论时所表现出来的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团结、谦虚、合作的治学精神,对于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 作者:李景春黎育松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社会需要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由于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缺乏正确的辨证的认识和理解,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思政课教育的社会功能,教学中往往照本宣科,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重点、难点的把握机械化、教条化,讲课时面面俱到,一味灌输,习惯性把学生当成了高级领导干部,一出口就是“领导指出”、“几个必须”、“几个应该”,教学活动中见不到“学生”,从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需要。这样的思政课很难被学生接纳和认同。二是片面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只关注学生的兴趣,迎合学生的价值倾向,满足于课堂气氛的活跃,甚至喜欢讲社会上流行的庸俗笑话,堕入“三俗”的境界,而放弃了社会要求和原则,失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作用、动力作用和保证作用。要防止以上两种倾向,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为社会服务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属性,明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明确历史和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使命和责任可以有效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为盲目的、自发、随意的活动,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要看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必须十分重视当代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材施教地促进他们良好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要努力找到社会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结合部和增长点。“两个需要”结合的实质是将思政课教育的宗旨与受教育者关心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两个需要”结合得好,既造福社会,又使受教育者终身受益。 二、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以往的思政课教学中,许多教师由于对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习惯于“教师中心论”,过分强调教师的“控制”作用,使得课堂更多地成为教师呈现个人知识和风采的舞台,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于搞“独白”,演“话剧”,把教学的“公共活动”变成了教师的“个人活动”,基本是“教师讲完——学生下课”的单一模式,完全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必须寻求新型的教学模式,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动、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现在80后、90后的学生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不断增强,特别反感对他们进行概念化的说教。教师上课尤其不能只讲“必须”、“文件指出”等政治性话语和口号,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平等、开放、合作、民主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充分的尊重。师生通过民主平等的交流,产生精神上的碰撞、融合和共鸣,教师要允许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意见和看法,从而使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由度越大,对教师的要求越高,越需要教师对思政课教育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高级的育人艺术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三、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五个多样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五个多样化”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空前增强“四大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在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面对大学生思想状况出现的新形势、新特征,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其一,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动全社会巩固发展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二,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事情、舆情决定了的,是客观实际,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增进思想共识,才能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认识水平的劳动者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同样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只有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减少思想矛盾和冲突,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的对抗和冲突。才能使先进文化占有主导地位,健康文化得到发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思想受到抵制。坚持这两个重要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正确处理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必须从认识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发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能力,形成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具体讲,就是要按教学的计划、大纲和教材的体系组织教学,要抓主要矛盾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同时还要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并非自然而然地就能够促进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只有充分体现“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活动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才能产生科学意义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吸引力和感染力,这一重要原则已被教育的历史和实践所证实。其二,教学要体现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党和国家为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设立的专业化、专门化、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课程内容的选择、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确立、教学的评价包括教师的选拔都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体现出高度的目的性、计划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这样的课程教学必须体现理论的深度、广度和难度。否则就不能完成“发展”的任务。其三要用“发展”评价教学。教学是否具有发展性或者说教学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发展,这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教师的教学活动只有遵循了发展性这样一个终极性原则,才能够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所在,才能真正体现“主阵地”和“主渠道”的应有地位,也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作者:孙剑坪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政治理论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更新传统教育观念 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开展通过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综合运用,能够动态的突出教学知识重点,实现对感官的延伸功能,有利于大学生消化吸收突破学习难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可以在内容的知识性与发展性上下功夫,能够增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信心。整合研究将使教学内容摆脱封闭,实现开放,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上与课下的统一,在社会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教育,鼓励大学生更多更好地接触社会现实。将古老的历史成果,辅助以网络及信息技术,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大学生了解国情、党情和民情,以此树立他们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 (二)有助于大学生向探究性、合作性学习 激发教师与学生主体的创造性使大学生实现角色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和协作式学习氛围相结合,为大学生提供更为开阔的分析问题的观点和思路,实现教师教和大学生学的实际效果。这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的繁重强度,还能够确保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学业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也有助于教师的自身能力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发挥情境教学的可设计性 延伸情景教学的空间与时间,使课程更生动有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材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丰富,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探究活动的要求明显增加,但是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使有些探究验证活动无法实施,这就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信息素材,将自由探究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变他人要我学为我要自己学的实践的能力。教学环境也不再拘泥于课堂教学,而是实现与课下的网络学习实践的相结合,完成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教学过程,增强了大学生学习以及同教师交流的灵活性。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丰富多样的信息素材,再配备以图文并茂,音频和视频的有机结合,规避传统教学手段比较单一的不足,有利于激发学额生的学习兴趣。 二、思想政治课程与网络“信息素养”整合的主要途径 (一)制定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的权威标准 2003年,教育部就曾指出,信息素养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社会成员信息技术人文修养的表现;各种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基础掌握程度;社会成员能否自行利用信息解决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持有客观公正的信息技术价值观;社会成员广泛拥有良好规范的信息技术的使用习惯,特别是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我国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标准可以借鉴国外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标准,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就曾经在《信息能力:创建学习的伙伴》中提出的学生信息素养九大标准。我们将其概括为获取信息的快捷性、有效性、个体性,信息处理的批判性、及时性、道德性,信息使用的精确性、创造性、效益性。 (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信息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主要是指在高等学校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讲授和社会调查等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依托科学的教学方法设计,实现信息技术的电子化应用,丰富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渠道,为提高课程教学改革效果开拓新的思路。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中的网络信息素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课堂网络信息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直观感性认识和普遍认同感。因此高等学校应围绕网络信息素养教育这一目标,形成切实可行的信息素养教育计划,首先,从授课教师的网络信息素养入手,使课程设计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层次,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考虑学生学习的阶段,合理地把课程安排在合适的时段,开设的方式应服从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并把网络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社会实践教育的教学规划。 (四)注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网络信息素养辩证批判性思维教育网络信息素养需要通过哲学思辨性为依托,实现大学生群体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发展。重视求同存异等发散思维。使大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选择、利用,自觉整理和加工网络信息,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正确评价、消化网络信息,同时通过调查分析,独立思考,最终吸收有效的网络信息。 (五)开展高等学校网络制度 建设成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需要有成熟的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规范和强化文明的网络行为管理机制,促使大学生自觉形成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预防和减少网络犯罪以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如制定有关上网行为规章和制度、成立网络教育管理领导小组、成立网络信息教育宣传联络队伍、网络文明协会等大学生社团组织,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实现教育信息化目标,充分发挥大学生的道德主体作用。 (六)深入开展大学生网络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 选择功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新的信息时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这就需要首先从教育工作者入手,努力培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咨询人员,帮助其承担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咨询活动,并不断完善指导的能力和水平。还可以通过开辟专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和网络在线咨询等,来保证高校网络信息咨询活动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作者:张岩李学锋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牡丹江医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实践教学体系政治理论论文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要素 1.1实践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目标是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通过实践教学活动要达到的结果。实践教学目标是实践教学体系中的驱动要素,在整个实践教学体系当中居于优秀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实践教学体系中的其它要素。实践教学目标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具有导航、定位和驱动作用,为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实践教学目标也为教师计划、组织、实施、调控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无论是选择实践教学主题,还是设计和安排实践教学内容,都要依据教学目标进行。 1.2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是指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方式,让学生观察、分析、体验、感悟、理解和践行同实践教学主题相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理论信息的各类活动。实践教学内容是教学体系的受动因素。它不仅是连接学生和教师的信息纽带,学生和教师彼此间交流、相互影响的对象,还与实践教学目标相关联。衡量实践教学内容选择的有效性主要看它是否准确地表现理论教学精神实质、是否能契合学生的需求、是否符合学生的认识特点。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实践教学内容是最具社会性、丰富性和时代性的要素。 1.3实践教学管理 实践教学管理是指服务于实践教学目标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它涉及到确定教师任务、制定计划、组织实施、检查监督以及学时、学分、评价、考核、奖惩等一系列环节。实践教学管理属于实践教学体系的调控要素,既要调动实践教学体系中其它要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效能,还要对实践教学的过程进行调节、控制和优化,以服务和适应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管理是否科学、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能否让实践教学成为师生的一种自觉行为,对实践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 1.4实践教学保障 实践教学保障是指实践教学活动的支撑和保障因素,是为实现实践教学目的而提供的精神氛围与各种物质条件。实践教学保障主要涵盖创设舆论氛围、建立组织机构、经费条件、实践基地等。实践教学保障属于实践教学体系的保障要素。实践教学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实践教学的宣传动员、统筹安排、协调优化、支撑保证。实践教学保障作用发挥的程度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实践教学的运行通畅状况和成效性。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能,要坚持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认真分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和教学保障相关基本要素,既要发挥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又要相互协调和整体优化,构建出科学的高效运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整个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和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2.1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在实践教学中,学生不仅是参与主体,也是组织管理的主体。彰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其一,重视实践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育观念;其二,在实践教学中,教学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到学生的学科专业方面的差异,教学的组织实施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学生成绩的评定要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其三,要准确定位师生关系,树立与学生平等、合作的理念,积极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找到自己的“自由发展区”。实践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参与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2.2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能力 实践教学对教师素质和能力有较高的要求。首先,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策划者,应当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实践教学的方法及规律,同时还能够把实践教学内容予以课题化,以促进学生对相关问题的学习和探索。其次,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宣传动员、组织、沟通、协调以及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并有效地对实践教学进行调控和引导。再次,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者,应当具有创新精神,能够不断地提出实践教学的新举措。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提高教师的各项素质和能力,包括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和人格魅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3精心设计教学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是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围绕这个目标精心设计:其一,思想道德目标。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知荣辱、辨是非、锤炼意志、塑造人格、实现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提升;其二,知识目标。通过直观灵活的实践教学活动,把理论与社会实际联系联系起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同,并自觉地以它指导自己的行动。其三,能力目标。通过大学生对实践教学活动的计划、组织和参与,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协调能力,提高他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 2.4创新和拓展实践教学形式及资源实践教学是一种寓教于行的教学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有三种形式:第一,课内实践教学。包括模拟教学、知识竞赛、主题演讲、课堂讨论、影像作品欣赏等。第二,社会实践教学。包括参观访问、实地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第三,虚拟实践教学。包括网络通讯、网络论坛参与、网络个人网页制作、网络博客开设等。实践教学要灵活运用这些实践形式,并不断创新出新的实践教学形式。实施实践教学要以实践教学资源为依托,重视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一,实践教学基地。大学生创业园区、学生社团组织、科技创新实验室、博物馆、革命等都可以作为实践教学基地,针对性地予以开发建设。第二,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源十分丰富,为开发、利用和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样式。 2.5建立和健全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良性运行要健全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第一,建立组织机构。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第二,制定规章制度。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可以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科学化、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三,确保经费支持。要建立专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金,以确保实践教学有充分的经费和财力保障。第四,组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是实践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建立和健全一支相对稳定、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教师队伍是取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效的关键。 2.6健全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 对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动态跟踪和评价考核可以有效地调控整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过程。首先,实践教学的评价及考核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定实践教学计划、目标,确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等提供客观依据。其次,教学主管部门根据评价考核的结果采取奖励和处罚措施,能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引导、调节和推动作用。构建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能够全面反映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并予以客观公正的测评;第三,实践教学评价及考核体系要具有导向性,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楚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并对这些基本要素的功能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难题,有助于构建体系化、科学化、实效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进而与理论教学深度结合,共存并重。 作者:王宏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高职院校政治理论论文 一、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几点建议 1.学校环境 高职教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就业教育。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定位决定了院校领导突出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重视专业课建设,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甚至有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虚”的政治任务,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往往不能予以保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处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状态。这也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师“寒了心”。因此学校完全有必要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2.师生互动 主要在于解决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矛盾。以教师为主导,搞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致使教学过程放任自流,同样是不可取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转变观念,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理论辨析。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教师主导性作用,让学生的自主性和实践意识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同时注重师生间的情感互动,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结合他们的专业及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的差异因材施教。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设计 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尤其是作为“90后”的学生,他们讨厌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讲解,这时就需要如努力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加大学生的参与性。可适当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同时顺势引导,培养学生对社会现实热点的正确看法,避免偏颇;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参观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或博物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进行实物教育,引发思考“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利用影像、图片等形声兼备、感染力强的声像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吸引眼球;注重引导学生课余时间使用网络的频率,关心时政大事、社会热点,正确看待网络评论。 4.考试模式 目前,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试方面进行了改革,不再是采用过去传统单一的期末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更多的是把学生的校内平时表现纳入成绩考核当中。采取理论与实践、平时与期末相结合的办法。在理论考核上,命题形式要灵活多样,主客观试题比例适当,如判断、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问答题、论述题等多种题型,内容上突出重点、覆盖全面;在实践考核上,既要考核学生的平常表现,也要适当地考核其参与的校内外实践成果,从而引导学生既注重理论的掌握,更关心知识的运用;既重视期末复习考试,也关注平时习惯养成,最终使其终身受益。这种既重视学生的学习方式,又能够很好的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二、结束语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已日渐凸显。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各高职院校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听从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培养高校育人环境,以小环境来影响大环境。只有和时代同步,和青年同步,吸收新思想,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作者:陈曼位:三明职业技术学院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万方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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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高校青年教师篇1 一、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的内涵 上好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强调思政课不仅要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也应积极引导青年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选择,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把好“思想政治素养关”,在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方面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教学素质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在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综合影响下,通过教学实践和自我修养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和持久作用的基本品质。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其教学素质应当包括正确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学识、较强的创新思维、熟练的教学技能等,这些素质既高度关系着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也深刻影响着青年学生的获得感,更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呈现整体良好、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无论从中央、地方层面,还是从学校、教师层面,为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的教学素质,都做出了诸多不懈努力和探索,高校也涌现出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骨干教师”“教学能手”“教学标兵”“优秀教师”等。与此同时,也要指出的是,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也面临着若干难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有待深入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这即是说,理论能否被人信服,取决于它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理论要贴近现实。但从当前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现状来看,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现象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在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中,部分青年教师照本宣科,忽视理论对现实的关照性。反之,也有部分青年教师只专注“讲故事”,忽视对基本理论的分析理解阐释。我们不禁发问,如何处理好“讲理论”与“讲故事”之间的关系,把思政课讲得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我们认为,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感人。讲故事不是任意发挥,而是要起到契合主题、深化主题的功效。讲理论也要适当地贴近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和特征,多用学生喜闻乐见、接地气的语言,使理论入脑入心。此外,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学生能够更便捷、更及时、更快速地了解国内外信息资讯,如果教师不能及时、准确关注时政问题,思政课也会因缺少现实针对性和解释力而影响其感染力、实效性。 (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待加强2020年8月,该类课程应多注重社会实践,通过参观走访、问卷发放、实际调研等多种形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现实,也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但因经费支持、实践场地、指导经验、学生积极性等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有待增强。也有思政课尚未设置社会实践环节,或者即便是安排了,也往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主要使用问卷调查、参观访谈等简单形式,学生为了完成实践任务而敷衍了事,并未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且青年思政课教师在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中,因理论基础、实际操作技能的不足,指导不深入、不具体,实践教学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三)科研与教学的矛盾有待解决在高校,科研与教学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的。过于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建立在科研基础上的教学才有理论深度、深入浅出,学生才有更多的关注力和获得感;同样,与教学相结合的科研,也更具实效性、说服力。从目前整体情况看,为支撑高校思政课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聚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增强学科、专业、学术的建设,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与此同时,高校思政课教学也获得了较大进步。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课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了时代感和吸引力,大大提升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忽视科研或忽视教学的现象是有的。一方面,由于适应学院建设、学科发展的要-171-第51期求,在师资队伍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部分青年思政课教师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因评聘职称的压力,也存在部分青年教师把大多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学术研究上,并未努力钻研教学、总结教学经验及把学术成果融入课堂教学等。 三、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的对策 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面临的问题,深刻认识到青年教师应注重以时代为、导向,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以实践为依托,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科研为着力点,实现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有效提升教学素质,推动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增强其理论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一)以时代为导向,加强理论与现实相联系恩格斯指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4]我们以时代为导向,以更加广泛且深邃的目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的发展,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问题的结合,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新时代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向着世界历史的转变,国家、民族、地区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竞争的机会和需求愈加频繁,人类的生产、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跨越国界和地区,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日趋经常性的相互需求、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时代。于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增强。基于此,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首先应紧紧抓住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实现教学方法技术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开放共享,使高校思政课教学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其次,突出问题意识,强化基本理论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关照力,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代征程中的现实问题,再次,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除此之外,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也要关注学生的现实特征,充分把握当前“00后”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征,了解他们的思想特点、思维方式和现实需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专题教学要立足于学生的思维方式、内心诉求和语言特点,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强调问题意识,引导学生注重理论联系现实,实现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与时代性、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使学生在思政课上真正受益。 (二)以实践为依托,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作为主体的人通过自由自在的实践活动实现自我扬弃、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实践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基础在系统传授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多组织专题性、针对性的社会实践,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大课堂,使其通过线上线下问卷、实地考察、人物访谈等形式,开展社会调研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关注现实,以“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类”科研立项为契机,以学生科研团队为单位,教育指导学生开展于玲玲,等提升新时代社会调研、实证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制作主题微视频,引导学生聚焦当代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并给予全面、有效、落实的理论指导、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充分调动学生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性,帮助学生在学习与研究中答疑解惑,使学生深化理论认同,学会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三)以科研为着力点,实现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要按照“思维要新”“视野要广”的要求,坚持教学与科研两手抓两手硬,以科研成果反哺课堂教学,形成教学科研良性互动。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作为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需要持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夯实理论功底、提高理论素养,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勇于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升自己。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既是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不断夯实理论基本功的唯一捷径,也是逐渐提升教学素质的首要前提。理论不彻底,就难以服众。在经典中感受伟人的博大情怀,领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深邃,夯实自身理论功底,提升个人理论修养,如此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课堂中讲清楚、说明白,做到以透彻的理论分析引导学生,以强大的真理力量说服学生,不断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学生也才会从中感受真性情、学到真东西、增强获得感。学者未必是良师,良师必定是学者。求真务实、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也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潜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前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不断提升科研能力,才能将思政课讲深、讲透,学生才能入心、入脑,在思政课上有获得感。基于此,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应当善于把学术背景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选择自身的研究方向,找到个人的研究兴趣,树立“根据地”意识,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潜心研究、久久为功,增强学科自信。 作者:于玲玲 贺子 苡裴斐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高校青年教师篇2 1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国内外研究现状 Sargent(2002)的研究表明,教师如果缺失归属感,将失去认真进行教学活动的动力,甚至产生消极情绪。Mowday(1979)设计的单维结构量表是首个归属感量表。Cheung和Hui(2003)将量表修订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归属感维度,另一个是底质感维度。Hudson(2013)设计了衡量教师和大学之间关系的高校教师组织归属感问卷。民办高校青年教师队伍不稳定,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降低其归属感。不少青年教师将民办高校当做跳板或实习基地。部分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流失率高达30%,薪酬水平、成长空间、社会认同感、工作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大部分民办学校并没有为青年教师提供完善的培训机制,一味重视对青年教师的使用,忽视了青年教师的后续成长与发展。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不高是通病,若要提升青年教师归属感,稳定青年教师队伍,需要满足教师们的合理需求,解决教师们的顾虑,稳定人心。就目前而言,归属感的研究集中于学生、员工、居民等群体的研究剖析,而关于“教师归属感”的研究,也主要关于高校青年教师、中小学青年教师、农村青年教师等群体的归属感,极少有从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层面切入,探讨其归属感问题。学者们对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缺失原因探析,集中于政策环境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外部环境,忽略了青年教师自身的因素,例如,心理落差、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等。就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研究主要是思辨类研究,缺少质性和量化研究。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近距离接触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探析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缺失成因,进而提出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提升对策。 2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访谈设计 2.1访谈对象和数据来源本次访谈对象为X省6所民办本科高校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9名专职教师。基于保护隐私原则,文中将受访者的姓名以字母加数字的方式重新命名。由于访谈内容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全部通过熟人朋友关系选取访谈对象,在获得受访者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采访。 2.2访谈设计与资料分析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10~15分钟不等,访谈形式分为线下面对面访谈和线上视频访谈。在获得受访者的同意后进行访谈录音,在访谈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变音处理,访谈结束后,转录成文字,所有的录音文件和转录文件均遵循伦理规范要求进行妥善的保密处理。 3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访谈结果分析 3.1社会地位认同低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社会对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区别对待现象却一直存在。人们对发展历史较短的民办高校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其是市场化的,是以利益为驱动的,对民办高校及民办高校教师存在一定的偏见。“社会对民办高校教师认可度不高,认为民办教师不如体制内的公办教师。民办教师相当于在私企里工作的流动人员,稳定性较低,不确定性较高。”“在外出交流或参加学术会议时,有时受到与公立高校教师不同的对待,在很多场合,并不会主动表明自己“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身份。社会对民办高校的偏见使我缺乏职业认同感,甚至有时会自我怀疑与否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在这种情境下,很难提升归属感。”“民办高校的副教授社会认可度远低于公办学校的副教授。社会大众认为,在民办学校进职称,相对于公立学校要容易很多,含金量也较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公办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在这个金字塔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发展历史短,办学经费有限,在招生,教师招聘、学生就业率、科研创新等方面处于劣势的民办高校则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底端。民办高校青年教师获得符号资本的机会,相对于公办高校微乎其微。在很多国家级别的项目和荣誉的评选中,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根本没有入场券。在等级森严的高等教育金字塔中,公办高校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享受更大的平台,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学校鼓励青年教师申报课题和参加教学竞赛,但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想要申请到好的课题,或在省级以上的教学竞赛中拿奖真的有些困难。”相对于公立高校教师,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底端的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在取得学术认可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如今,民办高校教师想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太难了,现在核心期刊对作者的所在学校和学历均有潜在要求,学校需要是公立高校,学历一般要求是博士。”民办高校对教师的保障力度低于公办学校,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均按最低标准提供给老师,民办高校教师的退休工资远低于体制内的教师工资,这种差距,使得一些青年教师想要去找一份更有保障的工作。此外,民办高校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疫情期间,连续几个月在家线上授课教学。工资也只发了平时的一半,还完房贷,所剩无几。”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职业满足感一方面来源于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则来源于精神需要。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认可度低,使青年教师很难“沉浸式”工作,不利于归属感的建立。 3.2成长空间狭窄在访谈中发现,很多青年教师有强烈的想提升个人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想法,但学校在青年教师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无法满足教师们的实际心理需求。民办高校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资本的逐利性使许多民办高校奉行经济效益至上,忽视教育规律,将青年教师视为学校发展的工具。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民办高校更注重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而缺乏对学校软实力和内涵的建设。在青年教师成长方面,很多民办高校不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例如,在青年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科研经费投入、课程培训、团队搭建等方面没有做到大力支持。“学校不舍得在青年教师身上投资,一学期下来就只有几场青年教师的培训会议,培训内容偏向于理论的灌输,培训后缺乏后续沟通。如果能将用于校园建设的资金中的一小部分,用在青年教师的成长培养上就好了。”为了效益最大化,很多民办高校新入职教师需要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缺少适应教学环境以及学校规章制度的时间。一位受访者倾诉道:“每学期都至少接三门课程,其中包含1至2门新课。”这种急功近利,没有考虑到青年教师成长规律的做法,降低了青年教师的归属感,消解了他们对职业和学校的认同感。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缺少领路人的指引,大多是“自然生长”,他们的职业发展是自生自发。相对于公办高校青年教师,他们需要走更多弯路,花费更长的时间去摸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道路。民办高校没有对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轻视了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对青年教师“重使用”,“轻培养”,这使青年教师很难获得归属感。 3.3管理体系不完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已有三十余年,相应的民办教育政策法规也在逐渐完善,但相对于公办高校关于保障民教师权益的法律仍有欠缺。现有的法律大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对民办高校教师具体权利的明确规定和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民办高校的管理层包含校长和理事会,有明显的私企性质,有些方面对教师过于严苛,缺乏人文关怀。比如,有女青年教师申请少接一些课,想备孕,但并没有得到批准。”许多民办高校的管理制度缺少柔性,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经常忽略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更多采用硬性规定,缺少人性化的柔性管理制度。此外,民办高校缺乏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的绝对控制权掌握在举办者手中,举办者的个人意志,也就是学校的最终决策。然而,举办者凭着个人意志和经验做出的决策,很多是不具有实践性的、不合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往往会发现不合适,最后推倒重来。民办高校内部从上到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决策机制,民本高校包括校长在内的各级别领导班子调整频繁。频频变动的制度规则,尤其是和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规则,例如职称评定、成果认定、绩效考核、双师型教师标准、专业课设置等方面的变化,大大降低了青年教师的归属感,每一条规则的变化都会牵动着教师们紧张的神经。一位受访者说道:“不断变迁的政策,让青年教师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只能先顾好眼前的事,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吧。”这种过度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青年教师归属感的建立。 4增强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对策建议 4.1营造民办高校发展的良好氛围,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为了提供给民办高校教师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政府在民办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加强与引导民办高校教师提升教学与科研能力,只有先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其次,政府应积极宣传民办高校发展中取得的各项成果,改变社会大众对民办高校办学质量不高,教师队伍综合实力较弱等各种偏见。引导社会大众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民办高校,这样能有效提高青年教师对民办高校发展的信心,增强其归属感。再次,政府需加快构建不同类别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探索分类评价标准,摘下有色眼镜,使民办高校教师与公办高校教师进行公平竞争,为民办高校教师打造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氛围。最后,社会大众应自觉转变对民办高校及其教师的刻板印象。民办高校近十年来已经获得了很多辉煌的成绩,并且承担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在民办高等教育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社会应更多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的进步以及民办高校教师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应给予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更多的支持与鼓励,使其更加热爱民办高等教育事业,更积极努力的工作,更加拥有归属感。 4.2重视青年教师职业发展,扩展其成长空间民办高校应由经济效益主导向教育主导转变,这是建设高质量青年教师队伍的必然要求,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民办高校需要加强“带头人”的培育和引进工作。学科团队和带头人是影响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办高校应在青年教师中选拔重点培养对象,通过国内外进修、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等方式全面提升其能力,而不是“重形式”“轻质量”的方式开展青年教师培训。选派青年教师外出学习和交流,可有效消解教师的消极情绪,开阔其思维与视野,丰富其专业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教研能力。同时,民办高校也应加强海内外优秀博士和校外一流学者的引进力度,学术精英的引进能带来大量的优质资源。其次,针对青年教师开展有效果的培训。在培训前,学校应调查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使培训的内容满足青年教师的发展需要。针对不同职业发展阶段,拥有不同发展愿望的教师,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机制,分类化培训。例如,对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应加大教师道德修养和教学能力的培养;针对教龄较久且长期投身于课堂教学的青年教师,应加大线上授课技能,微课制作等能力的培养,使其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同时,打造多元化、个性化的培训渠道,加强青年教师培训信息平台的建设,大力引进微课、慕课、远程教育等形式的培育手段,使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授课技巧、教育素养、道德修养、政治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第三,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专业搭建平台,赋予教师自由的学术科研空间。建立青年教师成长的学术共同体,由一流的专家学者牵头,以学术追求为核心,以学校提供的学科建设经费、各种配套设施为支撑,在广大青年教师中营造一个浓厚的教研氛围,引导和鼓励青年教师潜心钻研,乐于从教。同时,适当降低学校行政事务的干扰,减少教学课时工作量,充分给予青年教师知识获取的时间和空间,使其能静心从教,获得归属感。 4.3以人为本,优化学校管理制度首先,实行柔性化管理方式。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普遍认为,相对于公办高校,学校没有提供一个相对民主、宽松、人性化的氛围。青年教师在工作中较少得到上级的关怀,民办高校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柔性化的管理模式。民办高校领导需要与青年教师时常沟通,了解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及生活状态,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关怀,并将关怀落到实处。其次,对青年教师进行合理的工作配置,尽可能满足每位教师的心理需求。例如,对于“科研型”教师,减少其课时量,引导其在科研方面创造更多成果;针对“教学型”的教师,应适当减少其科研方面的工作量,鼓励其产出更多教学成果,努力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收获累累硕果。再次,健全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明确校内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范围,限制董事会随意干涉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建立完善的科学决策机制,防止“一言堂、”家族化”的倾向出现。最后,民办高校需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青年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吸引并留下更多优秀的青年教师。合理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能有效使青年教师的归属感增强,使其安心进行教研,为学校的发展挥洒汗水。 作者:李鹏翔 娄迪 单位:长春光华学院 高校青年教师篇3 高等学校具有三大职能,分别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满足了高校发展的需要。这三项职能直接决定了教师职责的多元化,教师需要教书育人、做好科研,同时也要有服务社会的意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奉献一分力量。教师能否履行好这些职责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息息相关,最重要的就是教学与科研能力。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来说,他们肩负的担子很重,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要为祖国培养的不仅是会说外语的人才,而且是具有过硬的外语功底、见多识广、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甚至是国与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1]。作为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如何既上好每一节课,又做好学术研究,培养和启发一代又一代复合型外语人才,平衡好教学与科研关系值得思考。 一、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时的困惑 外语教学属于文科类教学,不同于理工科有很多实验课题或项目。一部分外语青年教师还没有做好写项目书拿课题的心理准备,在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面临思想上的转变和巨大挑战。一方面,外语教师要注重课堂教学,优化教学方法,注重课堂和教学理念的创新,让学生爱上课堂。另一方面,要利用外语优势紧跟国家的政策导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外交外贸政策等进行科学研究,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申报课题,提高科研水平。但是当下,很多外语青年教师仍然很难平衡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一)青年教师科研能力与教学经验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对人才和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大部分高校的新进教师是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教师具备了较强的科研能力,外语青年教师在读博期间基本上都发表了1~2篇论文,也跟导师一起做过项目,有一定的科研功底。刚踏入工作岗位,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顺利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高校教师不仅需要具备科研能力,还需要有教学能力。青年教师读本硕博期间都在象牙塔中,通常没有教学经验,也从未以教师的身份和学生打过交道,他们一直在吸收知识,而不懂得如何传授知识,也对如何成为一名教学组织者缺乏认识。比如在讲授一道专四语法题时,可能自己以为表达清楚了,但是没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的认知水平还没达到他的高度,这时候就让青年教师产生了困惑甚至有挫败感。课后,教师钻研某个课题却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就感,他们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见效快的科研上而忽略了课堂教学,这就打破了科研与教学平衡,也不利于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学校的长远发展[2]。 (二)高校评价体系的不完善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非常注重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公认的四大排名都偏重定量指标,比如论文数量和高引用率,而QS排名更适用于理工科,而不适合所有学科。当下高校的评价体系虽然在逐步完善,但无论是对教师的职称评定还是高校的实力评估仍然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大部分指标与科研挂钩。国内大部分高校对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实行预聘制,一些高校还采用了“非升即走”的考核模式,聘期内需要完成规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或专著。这激励了青年教师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有利于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但同时也造成了学术压力。对大部分外语教师来说,他们发表论文更难,因为与之对应的高质量期刊相比其他学科少很多,外语教师想在学术上创新也更难。青年外语教师为了完成学校要求的科研任务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在查找文献、写文章和做课题上,而忽视了教师需要上好课这个重要职责。由于科研考核有硬指标,也是晋升职称的重要标准,青年教师的精力有限,他们在探究如何教学上花费的精力就少了。青年教师在读博士期间主要承担科研工作,刚踏入工作岗位需要科研与教学并重,他们的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教学上需要花心思摸索,备课也需要比资历深的老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3]。但是由于科研的巨大压力,他们很少去思考如何增强课堂的活跃度,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而是机械化上课,这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高校需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科学评价体系,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破除论文“SCI”至上,改变过度追求发论文的异化评价体系很有必要,提倡不要“一把尺子”,而要分学科评价,根据不同科研类型进行评价,让同行专家参与评价。 二、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策略 (一)正确认识教学与科研两者关系目前国内高校中的青年教师主要分为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和教学科研并重型。首先,无论是哪一种教师,都应该以教学为中心,因为高校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是育人。高校的主体是学生,牢记“四个意识”、彰显“四个服务”,要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其次,教学是科研的基础和原动力,有一部分科研课题是受教学启发的,比如有关教学法的研究、互联网时代的云课堂现状、对混合式高校教学模式的研究等,这些课题的素材和体验必须依托教学实践,在教学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励教师探究和解决。而且每位老师在毕业季都要承担学生的论文指导任务,在指导和批改学生论文的同时,也能引发自己对科研的深入思考。最后,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反哺教学,这样才能良性互动。笔者承担法国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在备课时,笔者会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阅读某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结合生平和时代背景领悟他的写作风格。读博期间笔者也只是对个别几位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备法国文学史的课能拓宽知识面、打开科研视角,丰富科研素材,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读博时研究的作家和作品。课堂中讲授法国文学史时,教师将科研心得与学生分享,学生与教师的讨论也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提高学习积极性。教师通过科研能够获取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更新知识体系,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在课堂上,如果学生问一个教师无法当场回答或拿不准的问题,教师课后查阅资料确认后回复学生,这对教师的科研有一定的启示。有教学作为支撑的科研更有生机、更有血有肉。 (二)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相互渗透首先,青年外语教师应提升教学水平。尤其对刚入职的老师来说,教学方面要多多向年长老师请教,可以聆听资深教授是如何讲课的,还可以在中国大学MOOC(慕课)上看看国家精品课,从教师的角度学习精品课程老师的教学方式,琢磨教学技巧。新教师上课往往会被学院或学校督导听课,课后他们会点评,新教师要抓住这个学习机会了解自身的不足完善教学模式,力求每次课都比上节课讲得好。其次,巩固专业知识,拓宽知识面。只有对知识进行积累才能有效输出,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比如小语种老师不仅局限于发音规则、语法教学、课文梳理、词汇讲授等方面,还要深入了解这门语言背后的国家历史政治、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上课时也能给学生讲讲语言文化背景常识,让课堂教学更生动,学生听着也有滋有味。备课不仅是对专业知识的重温,也是梳理知识体系,使教学思路清晰化的过程。在讲授课程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将自己科研的心得和研究方向渗透,启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引导他们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课后与老师探讨,优化了课堂教学效果。最后,青年外语教师多参加国内和国际会议,与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学习最前沿的知识,科研选题在紧跟学科建设、时代步伐,结合国家政策导向,不局限于语言类,还应与社会热点、外交、国外文化等结合[4]。刚入校的青年教师还没有自己的团队,可以从校级项目申请锻炼自己,或者善于把自己主动置于已有的科研团队,跟着经验丰富的学术带头人做科研。利用语言优势让更多外国专家来学院做讲座,开阔学生和教师的视野。同时也要积极参加教学竞赛,学习其他教师的长处,在竞赛中找到不足,磨练自我,从而提升教学能力。 (三)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发扬奉献精神虽然现在的高校评估和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都存在“偏重科研轻视教学”的现象,对教师的考核也侧重科研,但我们始终要坚信体系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评价体系在逐步改革和优化,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有指导作用,各地各高校会认真贯彻落实。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青年教师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改革需要每一位高校工作者齐心协力,各地高校也应该采取一定的策略帮助青年教师平衡好科研与教学工作。学校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师设定不一样的工作量,比如教学型教师的科研任务可以减少一些,科研型教师的课时量减少一些等。同时也要保障教学与科研的资源、资金投入。对青年教师来说,要摆正心态,有激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和一颗平常心。青年教师要深知,科研与教学不是割裂开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要有功利心,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因为教师不仅是研究者,也是教育者、服务者和管理者。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要全心全意爱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科研更多的是对自己有益,但教学是为学生服务。因此,青年外语教师要发扬奉献精神,具有创新意识,在教学中渗透科研的精髓、传授科研的奥秘,使教学形式和内容多样化,在科研中结合教学经验和体会,勤学多思、举一反三,提高科研积极性,努力平衡好二者关系。 三、结语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不应该“为教学而教学,为科研而科研”,要认清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关系,分配好时间和精力,将两者有机结合。一方面,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养成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把握好学科前沿动态,深耕某个领域,开阔眼界,夯实专业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将科研灵感和成果及时和同行专家与学生分享,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激发学生的学术热情,反哺教学。例如在做有关法国文学的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研究时,可以将整理的国内国外研究现状材料在法国文学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这也是对课本知识的补充,可以扩展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在讲授基本课程时,比如语法课、视听说课或者翻译课时,可以积累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模式,把与教学法相关的想法形成文字,可以作为科研的思路来源。近些年提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这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需要摸索和学习很多新技术的知识,将数字化资源进行整合,从混合式课堂教学中获取经验和灵感,这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教学成果引入科学研究成为必然趋势,为培养新文科背景下多学科交叉的外语人才奠定了基础。 作者:喻鼎鼎 单位:江汉大学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教育的论文 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把中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中学思想品德教育重在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那如何发挥红色文化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理论联系实际,在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中,除了传授课本知识以外,多向学生介绍淄博的红色资源,注重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优良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 向学生介绍淄博革命烈士石潇红的事迹,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2月26日着名的黑铁山武装起义后,他于1938年2月8日率部挺进黑铁山,历任八路军中队长、营长、副支队长兼参谋长,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参谋主任,渤海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45年10月,遵照党中央的命令,率领部队通过渤海海峡进军东北途中不幸遇难,光荣殉国。让学生了解举世闻名的“黑铁山起义”“马鞍山战斗”及记载着国民党顽固派血腥的“太和惨案”,将革命先烈宁死不屈、顽强抗日的民族精神、革命气节生动地展现出来,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理论教育优势。 二、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要想真正地把红色资源的教育意义发挥到实处,必须让学生切实感受红色资源的存在 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带领中学生去参观纪念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焦裕禄纪念馆、孔繁森纪念馆等几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充分利用这些红色教育资源,制定学生参观教育基地的详细计划,组织学生深入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其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和思想内涵。组织学生开展重走“长征路”的活动,重温那段历史,重走那段两万五千里,让学生感受革命先烈的那份艰辛和勇气,感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悟美好新生活的来之不易。 三、学校中多多开展与弘扬红色文化有关的活动,让学生成为宣传和发扬红色文化的小主人 如,学习雷锋精神的演讲比赛,比赛在全校开展,老师指导,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挥学生的主力作用。让学生在搜集资料和演讲的过程中,觉悟得以提高,思想得以升华,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比如,让学生学唱《东方红》《保卫黄河》《红色娘子军》等革命歌曲。观看红色影视,精选《大转折》《英雄儿女》等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前提下定期为学生放映,并及时组织开展影评、观后感等小讨论、小交流活动,让学生从电影中得到自我教育。 四、充分运用好本学校的网络资源,办好红色网站 网络的发展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开设“红色资源”网站,构建“红色资源”网络文化,占领网络阵地,进行网上思想道德教育。 红色文化的作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见的,它的效果也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只有积极主动地发掘红色资源,构建开放性的校园文化体系,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使学生接受文化的熏陶,经受实践的锻炼,才能使其免受不良文化的侵蚀和毒害,在理想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论文 一、红色文化的特点 1.红色文化是最具民族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但它吸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正是植根于优秀民族文化,才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典型。我们党所倡导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源于《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是指做学问要注重实际,切忌虚无。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予以改造,使之富有新的内涵,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也是对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只不过这里的“民”不是泛指,而是特指“人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可见,红色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先进性。 2.红色文化是最具科学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的发展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红色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红色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红色文化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决定了红色文化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它坚持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等基本原理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更加充满活力和生机。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正是由于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使得红色文化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时代特征,才使得红色文化更具科学性。 3.红色文化是最具大众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与人民大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红色文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二是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人民群众是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正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克服不同的困难,红色文化才得以不断更新,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我们党才能永远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红色文化也才能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 4.红色文化是最具时代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总是与时代的脉博同跳动,它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任何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存在于具体的时代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和文化特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反映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反映了建设新中国,摆脱贫穷、追求幸福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红色文化不同的时代内涵。红色文化与时代特征的紧密联系,使红色文化具有时代魅力,反映时代要求,引领时代进步,成为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二、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1.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我们党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如此。无论现在、过去、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能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要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还需要通过合适的途径,红色文化的具体性、通俗性、生动性、丰富性,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教材和有效载体。红色文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弘扬红色文化及其精神,使我们更加感受党的领导的伟大,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2.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些精神品质可以极大地鼓舞人民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实现这一伟大理想,还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愈来愈呈现多样化的倾向,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把社会成员的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精神动力。 3.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确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处在改革创新的时代,需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沃土,是时代精神得以生发的源泉。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无不体现改革创新的品质,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继承红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时代精神,使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为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的鲜活教材,它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不断内化的过程,红色文化既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感性认知,又引发我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从感性认知来说,红色文化中积极的道德成分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从理性思考来说,红色文化融进我们的血脉,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知荣弃耻、扬荣抑耻、践荣遏耻。 三、以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红色文化的优秀品质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养料和土壤,以红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红色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先进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相互交织,如何保证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要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热爱祖国、勇于奉献、敢于创新、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使这些精神成为人民群众的崇高追求和自觉行动。其次,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腐朽文化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抵制腐朽文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做好舆论宣传,使腐朽文化失去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认同度,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再次,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立场。红色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它是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思想呈现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大胆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积极成果,以丰富发展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红色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使红色文化的精神品质被大学生所接受,必须借助校园文化这一载体。同样,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依赖先进文化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孕育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崇高革命精神,无疑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最好教材。高校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优质资源,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日常活动等校园文化教育平台,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学生真正认同红色文化,自觉践行红色精神,从而树立主流价值观念,提升思想道德水平。红色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关系。现代社会,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网络具有互动性、时空性、便捷性等特点,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给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如何以红色文化占领网络阵地,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一要构建红色网站。网站定位应为利用网络技术,宣传先进文化,使网站成为红色理论的研究阵地,科学理论的传播阵地,解疑释惑的学习阵地。网站既要注意理论性、科学性,又要注意趣味性、生动性,切实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影响力。二要创建网络课程。整理红色文化优质资源,形成图文并茂的网络课程,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加强红色文化的教育,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又可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三要实施网络监控。对于BBS、贴吧、博客等网络平台中出现的言论,不能任其泛滥,要做到实时监控,既要保证网络言论的适度自由,又要保证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吴贵春 单位: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舞蹈教学论文 一、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准确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其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革命时期的伟大精神及载体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优秀品质、精神及载体,所以红色文化是具有高度价值和深度内涵的文化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载体,它主要包含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精神形态的红色文化包括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长征文化、抗战文化、解放战争文化及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在这些文化中蕴涵着爱国爱民、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怕牺牲、敢于革命等优秀精神,这些精神是新民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渊源。 二、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遵义红色文化资源除了具有红色文化资源普遍具有的直观生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富于感染、寓教于乐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丰富的资源内容 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有着丰富的内容,如在对战斗遗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区域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载体,而在历史资源的查阅过程中,关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强度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也非常深入,尤其是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还涌现出了大量的音视频资料方面的文化资源载体,这都为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遵义及其周边地区的涵盖范围虽然并不大,但红色文化资源却很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像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纪念馆等显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外,还有大量的红色文献、红歌、革命标语等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如诗歌《红军坟》、《邓萍挽歌》,渗透着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身心,表达了红军对的革命决心以及对战友的热爱之情。这种多样性特征非常有利于高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舞蹈教育,使大学生更容易被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所吸引。 (三)很高的教育价值 无论是遵义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现出的普遍性精神内涵还是其独有的价值内涵,都可以开发提炼出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可以同舞蹈教学进行充分的融合,促进高效舞蹈教育课程的建设,让新时期的高校舞蹈教学在遵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科学、有说服力的教育载体,而这些教育内容不仅能够形成对高校舞蹈教育的有力促进,还可以承担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 (四)突出的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红色教育资源,体现的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资源,这就决定了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遵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舞蹈教育教学的重要意义 首先,遵义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育实践中的融入,可以为高校舞蹈教学提供优质的课程资源。革命斗争时期脍炙人口、生动鲜活的红色音乐、舞蹈、美术资源来自当年火热的革命生活,这些资源都为遵义及其周边高校的舞蹈专业提供了优质的课程开发资源。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建设和发展相对比较全面,对遵义及遵义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挖掘研究后,可以将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等素材用于高校舞蹈教学及创编中,对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和舞蹈文化艺术的追求在不断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由于具有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说服力和震撼力,所以其教育价值和艺术特征日益凸显,将遵义红色资源应用于高校舞蹈教学的具体实践当中,可以更好的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操、理想信念、道德素养和德育素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次,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使得本区域红色资源和红色精神在当代大学生中产生良性互动、稳固传承的积极效应,对弘扬长征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遵义及其周边高校可以以本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为依靠点,逐步在高校建立具有红色题材、内容、样式的舞蹈教学学科和创作学科,拓展舞蹈艺术专业的办学思路和教育理念,提高舞蹈专业的办学水平,加快特色专业学科的建设,这对地方高校舞蹈艺术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此外,高校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对战斗遗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进行实地考察,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舞蹈作品,传承红色人文精神,建立具有红色人文特点的高校文化氛围,进而实现高效舞蹈教学深度与广度上的不断拓展,提高学生的舞蹈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育具有为祖国建设无私奉献的当代大学生高尚情怀。 四、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高校舞蹈教育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作用和价值,增强舞蹈教育的实效,就需要结合学生的舞蹈教学实际,就素质教育目标下高校舞蹈教学的任务目标进行调整,就红色文化资源在舞蹈课堂上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动作创编等进行创新,重视学生在舞蹈课堂上的情感体验,进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舞蹈教学的有效融合。 (一)整合红色教育资源,创编红色舞蹈剧 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如艺术创作领域的快餐化、低俗化、碎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导致很多舞蹈作品创作缺乏真正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而红色文化不仅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还能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所以高校应当从战略高度重视红色教育资源与舞蹈教学的整合,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优势进行音乐舞蹈剧的创编,实现高校舞蹈教学资源的不断建设。例如,遵义及其周边的高校,可以参照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红色娘子军》等优秀作品的创作形式,既可以创编“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强度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历史舞台剧,也可以创编“”、“邓稼先”、“邓萍”等人物剧。遵义的红色资源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传奇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所以史诗题材、人物题材的舞蹈剧的创编,可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舞蹈教学的紧密结合,丰富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促进学生舞蹈专业素质和德育素质的同步培养。 (二)创新舞蹈教学形式,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力度 在传统的高校舞蹈教学课堂上,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进行,如采取上课、听报告和参观访问等方式,由于传统的教学形式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单向的理论灌输和示范性的指导,没有充分激发出学生在舞蹈课堂上的主体意识,所以不利于学生舞蹈专业技能和审美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对于90后大学生,他们的学习需求更具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对专业知识的获取以及舞蹈专业的学习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因此,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课堂上的应用,仅仅依靠传统教学手段很难实现理想的效果,舞蹈教育工作者应当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形成对传统大众媒体的有效补充,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在舞蹈课堂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现代化,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表现形式的生动形象,提高红色文化资源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扩大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感染力,从而让高校的舞蹈教学更加的“接地气”,最终达到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舞蹈教育实效的目的。 (三)加强情感体验,实现舞蹈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的同步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遵义及其周边高校舞蹈教学课堂上的应用,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资源整合优势,高校不仅可以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实现舞蹈教学课程的建设,丰富舞蹈教学的表现形式,还可以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观看红色视频、开展红色专题教育、建设校园红色文化等途径,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以及坚韧不拔、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充分激发大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和创造热情,实现舞蹈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的同步开展。 (四)构建基于红色资源教育的舞蹈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育作为舞蹈专业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舞蹈专业技能的主要途径,也是学生加深对舞蹈理论知识理解与认知的主要形式。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教育手段,来提升红色资源在舞蹈课堂上的教育质量。例如,高校舞蹈教学可以同校园红歌大赛、红色小品、红色话剧等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积极参加红色文艺演出,逐渐建立一批又红又专的校园舞蹈文化品牌活动,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心中的地位。同时,为了确保高校红色舞蹈实践教育的成效,高校可以制定红色舞蹈实践教育制度,从而使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规范法、常态化和制度化,确保实践教育活动的持续、高效。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理念和全新的高等教育环境下,高校舞蹈教学需要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但是由于对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和实践的阶段,对遵义及遵义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有待进行系统的整理。因此,身为遵义周边地区的高等院校,需要充分抓住教育部评选全国红色教育基地的有利契机,大力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实行和开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将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更好地融入到高校舞蹈文化的教学、实践、创作和生产过程中去,打造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开发和应用的新模式、新版本,促进高校自身教学特色的形成,树立品牌形象教育,为地方高校红色文化特色舞蹈教学的开设做出贡献,为地区红色文化构建做出贡献,为保护和传承中国红色文化做出贡献。 作者:安华文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时代价值 尽管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但由于其特定的精神内涵与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主题与任务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红色文化对于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仍然有时代价值。 (1)红色文化内涵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红色文化的红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我们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当前德育大学生的首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可以看出,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德育工作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 (2)红色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与大学生德育工作所秉承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首先,红色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文明的政治价值观;其次,建立一个对外独立、对内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也是红色文化蕴含的政治价值和目标;再次,爱国、奉献,勤劳、勇敢也是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道德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做出了完整论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其实就是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先进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以红色价值观为基础,并结合新的时代变化而扩展提升出来的。因此,红色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追求也是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在价值观方面的要求。 (3)红色文化内涵的精神实质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教育价值也是一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培育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道德水平高尚、崇尚民主、自由,法纪观念强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广大的青少年具有明显的教育价值。首先,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中的理论引导功能,大学生的理论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的导向价值,教育大学生志存高远,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有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再次,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高尚道德情操的教化功能,帮助大学生克服和抵御各种不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侵蚀,努力成长为道德高尚、人格健全、遵纪守法的人才。 二、运用红色文化成果,推进大学生德育工作的策略 红色文化反映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优秀的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先进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观和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基本理念、价值观取向和教育目标是相通的,在新时期,我们必须运用各种手段,综合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对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正能量作用。 (1)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全过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了“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的要求,这要求高校要将大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一是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红色文化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活生生的个人形象及真实的革命遗存等,使德育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为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将红色文化引入教学当中,借助红色文化生动、直观的优势,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二是要强化红色文化教育在实践教学环节中作用的发挥。具体来说,要注意将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重视红色文化基地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坚持课内和课外育人相结合。三是专业课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课教师要坚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专业课教学中,视具体的教学内容高潮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进去,以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 (2)强化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在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和普及。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31.5%,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占21.4%。学生依然是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3.8%。②另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份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报告披露,63%的大学生将互联网视作最为信任的信息来源。③可以看出,互联网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手段,提高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红色文化教育实效,非常有必要。首先,政府和社会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减少网络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歪曲中共党史、军史,污蔑革命先辈的各种有害言论,对各种有害言论进行引导、揭露与批判,让社会公众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认清其真面目,认清其观点的实质与危害;同时,要利用好互联网平台,通过建设各种红色网站、理论频道,加强对网络论坛的介入,旗帜鲜明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和灌输,多给大学生传播正能量。其次,各高校也要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创新红色资源教育模式。如针对大学生喜欢从各互联网站获取信息的习惯,高校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建设红色文化专题网站,为他们提供各种红色文化的信息和资源;又如辅导员、团委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班级QQ群、班级微博、班级微信群等平台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 (3)加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全员育人的原则,广义上的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应该包括高校全体教职员工。本文的师资队伍主要是从狭义上理解,即高校从事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人员,包括党团机构工作人员、辅导员队伍,还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教师作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其自身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的信仰与坚持,直接影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学习效果。首先,从事红色文化教育的老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遵守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其次,这些老师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从中读出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中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求得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力量;再次,这些老师还要有足够的教育教学技巧和教育教学艺术。 三、总结 从学校方面来说,一方面,要认真做好高校德育工作者的选聘配备工作;另一方面,学校还要加大对在岗德育工作者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建立和完善教师职前、职中和职后培训体系,尤其是要让他们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培训时可以请一些国内知名的红色研究方面的专家或一些长期从事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老教授对教师进行专题讲座,通过学术交流的方式来开阔教师的视野,若有条件,还要多组织这些老师去红色教育教学基地进行考察和学习;另外,学校还要视当地的红色资源分布情况,鼓励高校教师进行红色资源的科学研究,提高他们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 作者:陈大元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师生红色文化艺术论文 一、通过美术与书法艺术,传承红色文化 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利用与开发红色资源,进行红色文化艺术创作,是对地方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良好政治素质的有效方式。其中,美术是文化艺术创作中比较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形式。高校可以利用一些重大节日,依托学院特色,结合专业特点,以红色题材为主题,组织形式多样的绘画、剪纸、创意设计比赛活动及展览等,让师生根据自己对红色元素的理解与提炼,用绘画等方式表现自己眼中的红色历史。对于那些令人震撼与惊喜的优秀绘画与设计艺术作品,可展览于文化走廊,或者专门展示的场所,唱响红色教育号角,带动全院师生提高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荣誉感,坚定信念,热爱祖国,传承红色文化。如根据国庆节、建党节等节日,组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创意生活、变废为宝、旧物改造等系列美术创意设计手工艺品成果展示活动:装饰壁画、书画作品等;饰品、布艺、剪纸等创意设计比赛手工艺品,如牛仔裤图案、帆布鞋、手绘T恤等手绘生活创作,将红色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起来,唤起院校师生员工的爱党情怀。另外,书法艺术也是红色文化艺术创作与展示的有效方式,是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可以将红色文化融入到书法艺术之中,既传承红色文化,弘扬书法艺术,提高大学生书法水平,也给大学生创造自我展示、修身养性的平台,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与汉字的热爱,也使高校校园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如2010年12月12日,井冈山大学医学院在红色文化艺术节活动中举办了“翰墨飘香,爱国情深”规范汉字硬笔书法决赛,以《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为书写内容,参赛选手精心设计格局,创作出个性化的书法作品,获奖作品则放在校园展示橱窗里,供全校师生观赏,营造了浓厚的红色文化艺术范围。 二、借助摄影与动漫艺术,强化宣传力度 在红色文化艺术创作与展示中,摄影与动漫技术是充满时代气息的传播手段与有效渠道,是情境式教育方式,借助媒体动画技术灵动呈现革命历史材料,通过图文并茂、形意融合的表现方式,给受众多感官刺激,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与文化熏陶,教育效果远远优于说教式教育。如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制作了江西第一部大型原创“红色动漫”作品《安源小子》。这部红色题材的动画片以江西传奇英雄王耀南为原型,生动塑造了一个勇敢聪明的“南伢子”卡通形象。他带领着一群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少年英雄,和邪恶势力进行了几番惊心动魄的斗争。借助绚丽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寓教于乐,效果很好。同时,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动漫基地也朝着“产学研”一体化运作模式,以红色题材为主,打造为全国知名、全省最强的动漫创意生产基地,构建江西省独特红色文化品牌。再如:2011年10月21日,以“红色———印象”为主题的第十届江西省高校摄影艺术作品展暨艺术作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江西警察学院举行,展览作品包括人物风情、自然风光与创意摄影等题材,既给江西省高校师生创造了美育机会,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另外,高校还可引导广大师生结合学校实际与当地文化资源,组织红色网站设计大赛,包括图文并茂的红色资源简介、经典人物与革命故事、红色论坛或博客、红色影视、电子书库等栏目。或者广大师生通过校园网络中的飞信群、QQ群等聊天工具,上传红色旅游景点的拍摄相片、分享旅游感受以及对红色文化精神的体会等,多途径、多方式地展示红色文化艺术。或者结合学院特色,组织网络征文比赛,如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组织了“吟忆峥嵘,颂响红色”的网络征文比赛。 作者:赵君 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主义逐渐被削减,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而陕甘宁红色文化中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生活作风,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利用陕甘宁红色文化,可以纠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加强陕甘宁红色文化的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树立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摒弃个人主义的自私观念。 二、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难题 (一)价值多元化的影响 价值的多元化是与时代的多元化紧密相联的,是价值主体不断突出的结果。当代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对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与困惑,这种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特点也会对价值观的选择与确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价值多元化的存在,使得陕甘宁红色文化对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在一个社会中相互影响,大学生由于年龄以及阅历的缺乏,往往对多种价值观难以进行有效的取舍和判断,使得大学生普遍存在对价值观选择的困惑。 (二)互联网的冲击 二十一世纪是网络信息化的时代,网络已经逐步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如今,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所以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最为突出。首先,由于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使得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难以得到控制,这就会使大学生受到一些不良信息的侵扰,从而使得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紊乱。其次,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会使得国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混杂其间。而大学生的好奇心又比较强,如果没有准确的辨别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很可能会受到这些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淡薄。 (三)社会现实问题的干扰 学校作为社会这个大组织里面的一个子系统,是与社会密切相连的。而生活在这个子系统中的大学生,也会受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的影响,比如社会治安的问题、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以及文化市场消极的现象。由于这些影响社会大环境优化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得到彻底解决的,从而影响到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三、提高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建议 (一)依靠学校主导力量制定可行性方案 就目前而言,各高校在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视还不够,还没有形成学习陕甘宁红色文化的浓厚氛围。因此,高校应该依靠学校主导力量,不断加强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领导。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制定方案:第一,设立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机构,以此来切实加强对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第二,设立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构,形成以党委统一领导,其他各级党组织全力配合,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以便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二)加强陕甘宁红色资源的实践教学 运用陕甘宁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理论联系实践,通过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体验活动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让大学生更好地接受陕甘宁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红色精神。其实践教学形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第一,创建高校红色教学基地,将课堂讲授和基地展示相结合,以此来增强大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和对陕甘宁红色文化学习的积极性。第二,组织学生到红色景点旅游,通过参观革命圣地、重走红色革命之路,让学生重温历史,提升其精神境界。 (三)将陕甘宁红色文化融入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 高校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而校园文化是校园环境的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就陕甘宁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方式来看,首先可以采取宣传和讲解的方式,使学生耳濡目染,达到无形中优化学风、教风以及校风的效果。其次,可以通过现代的装饰手段和方法,把陕甘宁红色资源及其所蕴含的红色文化渗透到校园物质文化景观中,如建设陕甘宁红色校史陈列馆、用一些革命烈士的名字对校园建筑物及道路进行命名等,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作者:陈吉娜 单位:西安邮电大学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与现代视觉艺术论文 一、红色文化在现代视觉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特性 在当代视觉艺术设计中,红色元素具备鲜明的视觉渲染力与丰富的文化寓意,在进行艺术创作中应用很广,然而无论哪一种色彩都不是万能的,每个色彩都具备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运用不好也会影响设计创作。当代视觉设计在设计上想要走向成功,就要学会合理、针对性地挑选色彩,避免色彩选择不当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当代的平面设计领域来说,“红色”元素也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在当代的视觉设计过程中,红色能够代表信号色的特征。由于红色的视觉感受比较强烈,如果把红色字体放在以白色或黑色为背景的框架内则会影响辨识度与效果,影响文字传递的质量,整个画面希望突出的区域却失去了光彩,因此“红色”字体在创作的过程中要谨慎使用,否则会有相反的效果,带来负面影响。“红色”能够起到提示警醒的效果,因此很多海报设计能够运用这一点。“红色”在与其他颜色进行组合的时候要谨慎,懂得“量力而行”,其实“力”代表着红色凸显主题的力度,即在当代视觉设计中,运用“红色”要注意应用面的情况,一样的红色,不一样的应用面,表达的效果自然不同。有时红色能够凸显中心点,有聚焦的效果,视觉感受比较强烈,例如:“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画面中的颜色,尽管红色占的比例小,不过给人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这个效果在当代视觉设计中也可以运用到,不过个别设计作品可能会用红色与别的颜色以同样的比例进行绘制,那么画面的整体效果就非常凌乱,会导致视觉疲劳。一位加拿大的色彩学者曾说:“走进红色的环境里,人们的心脏跳动与脉搏跳动都会提高17%,红色能够激发人的激情,不过也会让人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因此在平面设计中,要懂得准确运用“红色”及调整其应用面,这样才能够设计出具有视觉警示效果的作品。另外,红色的运用也要与设计风格相一致,比如很多以节日为主题的作品都会用红色来描绘,不过在设计哀悼或悲痛为中心的创作中不能使用红色[2]。因此,在当代视觉设计中红色不是万能的颜色,设计者需要按照设计主题与风格来挑选合适的颜色,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最佳的效果。另外,创作的时候运用过多的“红色”,就要考虑“红色”的视觉效果,这样才能够合理运用“红色”,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才能够设计出更优秀的艺术作品。 二、红色文化与现代视觉艺术的契合 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政治波普艺术”来说,这里面也运用了很多“红色文化”元素,此时红色代表着存在争议的“”特点,具有讽刺、奚落的寓意,其作品包括王广义《大批判》、余有涵《“”时代》等。这个艺术创作和70年代形成的苏联“苏东艺术(SotSArt)”有共同之处。“苏东艺术”创作中,主要是运用列宁等苏维埃有名的领导的图像从而得到嘲讽与玩弄的效果,这种艺术风格也是发展艺术界讽刺语言的先驱,它对现代平面设计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此风格艺术自身的视觉语言与平面设计的语言相一致,强烈敏锐的风格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却变得更前卫、更质感,其商业价值呈现出来。香港服装设计师谭燕玉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设计了一个作品,它是以的头像为题材来进行创作的,这种设计风格则是“政治波普”的写照,这个作品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很大的震动[3]。此外,2002年,丹麦服装品牌“Only”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把王广义的作品引入其中,从而设计出了约3000件女装T恤。2008年,我国服装设计师陈娟红在创立自主品牌的时候,采用红五星、雷锋帽等标志,借助“红色文化”的魅力进行创作引起了时尚界的关注。对于环境艺术界来说,北京最有名气的798艺术区,它也具有一定的“红色文化”特征。其墙面是由红砖瓦堆砌的,墙面上的宣传标语、人物雕像等都凸显了红色文化,它真正地把历史和现实、革命和时尚糅合在一起。可以说,“798”艺术区里的大部分“红色文化”保留了以前老厂的风貌,也能够代表现代艺术家的独特设计,对此,在广州某饭店的装修风格也把“红色文化”与商业设计融合在一起。这家饭店的门外有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其横批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在餐厅的中心也挂着一副的画像,其两旁是孙中山、邓小平的肖像画;在天花板的上面也雕刻着一个很大的五角星,墙壁上绘制了一些宣传标语,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背景较为相似:“劳动光荣”、“祝革命同志们万寿无疆”等;其中门口也设计了一个类似于“灶台”的置物台,上面有一副文字,“人是铁,饭是钢”;饭店的柜台上也有很多红卫兵的雕像、斗笠等物品;饭店的服务员也是统一服装,穿着革命时代的绿色军装……此类设计与北京的一个饭店也较为相似,它们的饭店大门是由五角星设计的,走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很多工农兵的雕像,然后还可以看到“”时期的很多文化标语,天花板上也有“”时期的党报刊物,在墙壁上也绘制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东风牌大卡车,给人一种即将破墙而出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设计风格与商业品牌创作,这些餐厅在消费者眼中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在市场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红色文化”元素也慢慢在非政治文化设计中开始运用,或带着一股怀念的思绪,或反射出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感,这都是一些颇受争议的设计题材。在进行视觉艺术创作的时候,“红色文化”元素并非是随意的复制,也需要在意念或者手法上进行重置、错位等调整,所以都有一种敏锐或隐晦的味道[5]。它们大部分都属于先锋艺术作品,在创作初期备受冷落。不过,我们也要认同这类设计重塑了“红色文化”,它的外在表达方式变得更加新颖、灵活、有创意,这些都能够促进商业化平面设计的发展,为此提供更多的艺术风格、设计语境和创作寓意。 三、结语 在当代视觉艺术界,随着国外各类新潮流思想的渗透,我们原有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这让我国的设计与民族特征脱离并且丢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一味盲目地复制、描摹,阻碍了民族创作艺术的发展。所以,怎样读懂传统红色文化和当代视觉设计之间的关系,让红色文化在当代视觉艺术领域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在“国际设计风格”盛行后,建立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也是新一代设计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汪海燕 单位:皖西学院艺术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旅游论文 1兵团文献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 理清兵团文献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理论基础。因为兵团屯垦戍边使命的特殊性,决定兵团文化同屯垦戍边文化密不可分;又因为兵团前身以及兵团人的特殊性,兵团文化继承了红色血脉,汇聚了四海精华,所以兵团文献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红色文化、先进文化的烙印。也正是因为兵团文献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红色文化背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才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兵团文献天然就是兵团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业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之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驻疆人民解放军大部就地集体转业后,从事生产建设,以屯垦戍边的方式长期执行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军队任务,成为稳定新疆的优秀。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兵团人继承了红色文化的灵魂,传承着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特别是南泥湾精神,而屯垦戍边文献体现的正是兵团人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屯垦戍边理论和实践,这部分文献的内容有着深深的红色文化烙印,并与红色文化的灵魂也即革命精神密不可分,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正是屯垦戍边。 2兵团文献是可开发利用的资源 2.1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分析和拓展兵团文献服务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前提条件。兵团文献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兵团建设,前提和基础是对兵团文献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途经是构建一个兵团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相应地,兵团各高校图书馆、各师市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纪念馆、专题陈列馆等相关部门要构建兵团文献信息保障系统,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面、系统有针对性的兵团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形成并拓展有特色的兵团文献信息服务领域。这些部门的兵团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各有重点和特色,优化组合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够满足情报需求以支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文献保障体系。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次要途经是构建一个兵团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相应地,兵团高校图书馆、各师市公共图书馆要加强对兵团文献的标准化和科学化管理,加强对兵团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加强馆际互借和交流合作,联合举办特色馆藏文献展览,协商建设成体系的特色专题数据库,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整合资源,统一规范,最终搭建一个涵盖面广的兵团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提供更便捷、更全面的服务。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间接途径是加强兵团文献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和有关兵团文献研究的社团建设,加大兵团文献的开发力度,推动兵团文献的学术进展,通过整理研究、汇编出版一系列兵团口述史料,就兵团文献的社会教育价值举办专题研讨,将兵团文献应用于博物馆的布展和组织专家就兵团文献数字化进行攻关等多种方式促进兵团文献的增值转换,从而为兵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指引。 2.2兵团文献资源如何转换为红色旅游资源 探索将兵团文献资源有效转换为红色旅游资源并实现转换增值的道路,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必由之路。兵团人的屯垦戍边事业对红色文化的灵魂即革命精神有着传承和创新,也就是说,第一代兵团人本身就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而这个革命精神就是红色文化的灵魂,即兵团精神。那些具有兵团精神的文献资源,例如记录兵团的前身解放新疆史实的那一部分文献本来就属于红色文化资源,可以直接开发利用,为红色文化旅游提供产品或服务。所以,将兵团文献资源有效地转换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并实现转换增值,就是要把那些具有隐性红色因子的兵团文献资源中的红色因子凸显出来,要把兵团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化为生产建设动力的过程,也就是红色因子由显到隐的转换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展示出来,用作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并纳入革命传统教育的范围,进而成为一种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例如,在加强对兵团老军垦的口述史料以及兵团老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宣传兵团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铸剑为犁,退盐碱,辟绿洲,将戈壁变成良田,从战斗英雄变为生产模范,用血汗和忠诚创造兵团精神的感人事迹。其方式可以是进行相关的文艺创作,将他们的感人事迹拍摄成纪录片,或制作成电影或微电影,或创作为小说或戏剧,从而有效地应用于红色旅游。另一条道路是如某个校企合作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那样,搭建一个兵团文献资源数字化集成服务应用平台,将整合了各专题文献数据库以及数字博物馆的兵团文献资源数字化平台与虚拟红色旅游互动平台协同起来,向游客开展虚拟旅游服务并进行文化传播,让游客在网络上通过虚拟的“亲历”感受来体验兵团红色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自然而言,兵团文献资源就被有效地转换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并实现了转换增值。 3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文献,兵团文献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兵团文献资源不仅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而且实现了文献资源到红色文化流放资源的转换增值。尽管如此,在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以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过程中,还是应注意红色文化的内涵扩展问题,注意主体品牌意识和整体品牌策略。 3.1扩展红色内涵,建设兵团文献红色专题库 首先,在坚持红色文化内涵不变的前提下,考虑兵团红色文化在时间范围上和地域范围上的特殊性,从而决定兵团红色文献的收集范围。比如,时间范围方面,不能将兵团红色文化的时间范围局限在1919年到1949年,兵团红色文化的时间下限至少要到1953年底新疆基本完成之时,这样,兵团屯垦戍边文化在时间上基本上可以接档兵团红色文化;地域范围方面,因为王震率兵进军新疆时还肩负着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任务,所以兵团红色文化还应该包括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英雄连挺进和驻守藏北一年,所以,兵团红色文化在地域上还应该涉及西藏阿里地区。其次,红色旅游的内涵不应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而应该包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孕育的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优秀的红色革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红色旅游要回答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战争,还应该回答近现代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一百多年来中国如何从贫弱落后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甚至还应该回答中国近现代史上“四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年代跨度要贯穿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 3.2树立主体品牌意识和整体品牌策略 开发和利用兵团文献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时还应注意主体品牌意识和整体品牌策略的问题,应视兵团文献整体就是一个有特色的红色旅游品牌。所以,在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的过程中既要注意系统性,也要注意渐进性;既要加强对已有的各类兵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要加强对潜在的兵团文献的开发与整理、刊印与出版,特别是对濒临消失的兵团屯垦口述史料、实物文献进行抢救性征集、整理并重点加强这方面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此外还应加强对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与数字化,因为非物质文化为红色旅游提供赖以生存的环境背景。 4结束语 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以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必须深刻认识红色旅游的最大魅力与生命力在于它的内涵,红色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也正是它的内涵,发展红色旅游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它的内涵。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即将迎来六十周年之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顺应形势的需要,扩展红色旅游的内涵、延伸红色旅游的范围,把兵团红色旅游事业推向一个新高潮。 作者:欧阳习若 缪建梅 单位: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论文 一、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多元意义 (一)继续深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海南省丰富的黎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黎族人民,展开的长期革命斗争历史过程中,留下的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见证了海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变迁,[3]比如白沙起义园,是黎族领袖王国兴,带领黎族和民族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对黎苗百姓的长期压迫、横征暴敛,因此,率领群众毅然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在1943年8月21日,领导了白沙武装起义,将白沙镇内的几乎所有国民党政府赶出白沙镇,取得了起义胜利。因此,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汇聚了黎族群众的民族追求与意志,展现了黎族民族精神。在经济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这是黎族精神的回归点,是文化方面的代表之一,是充实该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传承并全面弘扬这一体系的精神,起到了载体的重要作用。 (二)构成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涵一脉传承,具有重要的联系。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党在黎族革命斗争中渐渐形成的精神财富,是坚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体现勇闯新路的伟大革命精神,是属于全体黎族百姓的革命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勤俭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展示了共产党人与广大黎族革命群众的崇高信念、高贵品质[4]。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而优秀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丰富,涵盖的面非常广,既要坚持从宏观上消耗一定的时间与精力,更要从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实际出发,在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之间构建联系的桥梁。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在价值取向、内涵等多个方面存在一致性,从根本上来说,两者具有一致性,在海南当地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黎族红色文化这一精神财富加以传承。 (三)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动力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优秀文化精髓,这是创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动力之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是黎族革命先辈,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和白沙起义纪念园等,这些黎族红色文化都是用事实验证了革命前辈的奋斗历程,用实际行动去证实了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革命情怀。特别是社会价值出现多元化的今天,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精神特质进行提炼,能帮助社会大众更容易掌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汲取科学营养,抵制时下社会上出现的消极情绪,建立科学的舆论导向,激发人民爱国、爱党,进一步增强社会大众的凝聚力[5]。 二、传承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构建步伐 (一)政策先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发展,要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纲领性文件指引下,进一步完善黎族红色文化发展的具体政策,打造红色文化精品,构建利于发展红色效益的有利环境,为实现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产业起到政策性指导作用。政策方面,需要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出发。从宏观方面来讲,进一步明确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突出发展红色文化方面的理论探索;采用法律、经济等有效手段,构建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的激励机制;构建适宜红色文化发展的运营机制、管理机制[6]。从微观方面来讲,对从事红色文化管理、经营单位,要探索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企业集团,将非公有制纳入到红色文化产业中,开创海南黎族红色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例如,可以先选取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白沙起义纪念园等黎族文化资源为试验田,为实现红色文化发展的产业化,进行先期探索,只有试验田改革获得成功,才能放手去将红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让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步入正轨,实现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大跨越。因此,为了激活这两个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的潜能,可以采用鼓励当地的私有制资源转入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拓展发展的新思路。另外,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一是,红色文化资源包含的方面比较多,除了上面谈到的红色文化的遗址,还包含革命文献典籍、回忆材料,这些资料需要深入到黎族红色文化所在地采用实际调研、查阅当地的档案文献、采集红色文化物证等,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整理力度,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开展全面的普查与清理,为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打下坚实基础[7]。二是,做好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海南黎族文化中的文物、遗产、遗址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这些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比如海南黎族文化中的典型的“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该根据地作为琼崖区党委等政府机关驻所,是领导黎族群众革命的大本营,在黎族革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采取将“五指山”之类的红色文化注册为品牌,建立完备的红色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系统。 (二)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行红色文化旅游首先,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上面谈到的黎族红色文化包含的方面比较多,遍布在海南省各地,是老一辈黎族革命者留给后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是也需要正视当前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发与保护方面,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革命旧址年久失修。在经济实现大发展的今天,一些无德的开发商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去人为毁坏一些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搞房地产开发。从这点出发,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管理机制,构建海南黎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机制。同时,还需要对海南黎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开发,要做到合理、适度,避免出现时下庸俗的娱乐化倾向。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的损害是不可修复的,因此,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让黎族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要花大力气实现将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白沙起义纪念园等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接受红色文化的精神洗礼[8]。其次,推行红色文化旅游。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世界正处在变革发展期,呈现多极化趋势,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更为频繁,但西方中的腐朽思想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冲击,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人们对以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持欢迎态度,当下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盛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色文化旅游是一项长期的民心工程。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讲不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落后之处,导致对发展黎族红色文化旅游,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发展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旅游要和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目标相结合,激发红色文化旅游的活力[9]。具体来说,一是采取文化景致与红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模式。在特定的区域内,多种文化旅游资源可实现和谐发展,比如可以将民俗、历史遗迹、节日风俗等,进行融合,形成区域性的文化旅游体系,实现利益最大化。例如,“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可以尝试将红色文化旅游和当地的民俗村落风情游结合起来,建立资源联动开发的重要模式。二是,采取政府主导的红色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在开发红色旅游中处于中心地位,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全面支持,政府构建信任机制,负责红色文化旅游的规划工作,并注重引导的方向,建立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机制。例如,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是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很有必要由政府进行主导,其他民间力量也作为重要的力量源,也就是既发挥政府总览全局的作用,又要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激发社会上有关资源的活力,这样才能更好让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将这一项事业做实做牢。 (三)将海南黎族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内海南黎族文化传承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将其融入到国民教育系统内,更好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创造好的氛围。一是,党与政府部门主动肩负起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好保持社会主流意识方向,坚守文化建设主阵地。党与政府在红色文化的挖掘方面是坚实的后盾。当前,开展引导社会大众“讲道德、尊道德”的活动,这也是当前政府部门工作的重点。二是,可以充分利用黎族的红色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大众进行重走黎族革命道路的活动,让人们接受心灵的洗礼,自觉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中,做积极的践行者。 (四)实现黎族红色文化与群众生活有机结合采用多种有效的路径,将黎族红色文化借助当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考虑到不同年龄群,做到和群众文化密切衔接,做到接地气,发挥实效性。传播媒介是弘扬传播红色文化的有效载体,是让社会大众接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路径。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传播可以通过电台、党报等主流媒体,还可以通过大众类文化产品,演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之歌,大力颂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握时代的脉搏,向人们传递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正能量[10]。在全面统筹海南黎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做到科学有效的使用,让黎族红色文化发挥精神上的与时俱进指导功能,比如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等,在进行宣传的时候,重点突出其精神价值,展示黎族人民群众在前进道路上的功绩与伟大革命精神,每一段生动的黎族人民红色故事,向人们昭示在黎族人民群众发展的道路上,展示的奋斗历史。因此,将这些黎族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结合,能启迪人们的心灵,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感悟红色文化的力量。 总之,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黎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自由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色文化,是特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源泉。然而,开展针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性与系统性,结合于一身的大型文化工程,是有效统筹社会各个阶层力量重要抓手。将海南黎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融入到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是全方位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建设历程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解读应更为深入,只有这样才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才能全方位提升该体系的载体地位,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传承,能全面提升当地文化建设水平,可以采取政策先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行红色文化旅游,将海南黎族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真正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有效衔接起来,实现黎族红色文化与群众生活有机结合等多个方面的举措,实现两者有序衔接,才可能更好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上重要日程,对加快新时期文化建设,提升当地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王善程川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研究论文 一、中国红色文化及其生成传播机制 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机制研究主要是把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看做一种建构过程,从文化发生根源和发生传播过程等方面,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如何在革命区域与当时社会文化融合衍生出新型的文化形态,并对这种文化形态生成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最终得出关于中国红色文化发展演变的主要规律。中国红色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特定区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诸多文化要素融合衍生而成的。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是中国红色文化主体生成衍化期,而中国红色文化的延续及其新价值衍生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文化的生成传播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中国红色文化融汇整合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儒道释文化思想及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其生成传播的社会实践基础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因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主体根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整体,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重要血脉渊源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最根本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思想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最直接的理论指导”。②中国红色文化以其优秀元素建构起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用独特的方式铸成群体统一意志和集体目标,并以此统领整合引导社会其他阶级与阶层的政治文化,最终实现红色文化生成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红色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红色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其他党派阶层的文化创造,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华民族文化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学”沉沦,“新学”屡经蜕变而未完成整合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具备了思想前提和组织基础。中国红色文化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考察研究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进程,必须要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发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脱颖而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提供了实践主体。随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程度的日渐提高,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使命,使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不断发展,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变革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日渐从边缘性文化和区域性文化发展演变而为主流文化,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中国红色文化从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从边缘性文化到主导性文化以及从区域性文化到全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变迁相耦合,再现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中国主流文化变迁。”③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总是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并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推动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阈 “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异同之处,考察探究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并由此发现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同性,从而建立符合社会实际的文化理论。”④“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之一,文化人类学者的视野直接指涉全世界的人类及其文化。人类学重视个体及其琐事,但更强调在“整体观”指导下拼合出文化全貌。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地域空间上看,“文化整体论”的研究视野都要比其他人文学科更为广阔。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说:我们在村庄中研究,但不研究村庄。格尔茨主张对文化作深度全面的诠释。中国学者周大鸣则主张从主位的角度去观察,客位的角度和全球的视角去研究,最终将主位与客位有机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处于从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变迁之中。中国红色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是中国革命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创造的当代呈现。近年来,中国红色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通过各种不同媒介得以传播发展,形成了当下中国蔚然壮观的文化图景。 (一)“文化民族主义”:中国红色文化的身份认同建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要表征,文化固守与全球变革已经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有张力。英国学者道金斯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杜撰了“文化基因(Meme)”一词,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道金斯认为“文化基因”是社会文化中类似基因的复杂单元,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文化信息模式。人类的进化是“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并存共进的过程,“文化基因”的传承总是在纵横两个方向上传播延续,以实现文化特色的继承发展。“文化基因”的复制传播,使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传承。“文化基因”具有维系民族身份认同和规范社会行为以及制约社会发展方向等功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层积传承的结果。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和中华民族救亡求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其原因就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正是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基因,使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感情与道义上更加亲近和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推动着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文化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目的就在于能够促进社会整合与民族文化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民族是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社会成员是在共同文化缔造的结构化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认同”是文化固有的特定功能,文化的优秀价值就是使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产生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主要是指社会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把某一文化系统内化于自己心理和人格结构之中,自觉遵循这一文化系统并用以评价事物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未来必须以文明为基础来构建世界新秩序,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的优秀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从而促进“国家认同”。文化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根基而日益牢固紧密。而“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就是寻求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象征。从中华文明传承演变的历史进程考察,中国红色文化是在封建文化没落、资产阶级文化先天弱势的背景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而成长起来的文化新形态。中国红色文化融汇包含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用马克思主义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功能,是中国特定时代的一种文化创造,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体系,涵盖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中国红色文化内在于20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化的变迁之中,顺应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⑥中国红色文化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思想,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国红色文化能够发挥其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以及政治导引作用。 (二)“生态整体论”: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n)认为:生态系统是在一定区域内共同栖居着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生态区,还是一个具有一定自然或人为边界的功能系统单位。“整体论”是人类学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学整体探讨与综合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人及其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整体和相互作用的系统,具有整体的特有性质。要把握整体的性质就要用系统的方法,把研究对象放在与若干不同系统的关系中来进行考察。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作为动态的有机体,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交互影响和分流整合,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群落。形态各异的文化群落都是人类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⑦“文化生态系统”就是这个动态的文化整体。“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文化元素通过交往互动而出现融汇整合的过程。文化遗传是人们接受社会习惯和共享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观念始终处于不断被传递和强化之中。而人类文化交往活动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遗传的一种方式。遗传性和变异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遗传与变异的张力普遍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历程之中。因此,在推动“文化生态系统”变革和探求“文化生态系统”发展所需新的文化思想的同时,还要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也就是说,超越于所处的文化背景,而又不背离文化背景。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规模巨大并且结构较为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分析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具有多重视角和多种方法。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开放常新的文化体系,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中国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最终达到对中国红色文化进行生态整体性的建构。红色文化是内涵丰富的特定文化概念。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发展具有遗传变异性和整体开放性的生态意味。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是由物化生态、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等构成,红色精神则是贯穿于整个文化生态体系的灵魂。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主要包括旧址遗址和纪念馆等,是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场所。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最为直观地再现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见证。物化生态是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显性载体。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论生态则以红色文献为载体,红色文献主要指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各级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等。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生态是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灵魂,是民族精神在革命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与创新。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就是要注重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层、理论生态层和精神生态层的整体协调发展。在文化创新和时展中,要始终坚持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的内核。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变异维新的方式与内容也各不相同,中国红色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体现。中国红色文化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思潮,形塑着革命先进分子及其普通大众的理想信念。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下,中国红色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与文化功能具有整合当下其他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担当。 三、“全球场域”: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意味着人类从彼此分隔的状态走向全球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被看做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全球场域下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赋予全球社会一种崭新的全球意识。“全球化”使全球范围的文化资源扩散流动加快,文化发展处于高度融合与分化的张力之中。容量巨大的文化信息相互碰撞交汇,重构着各种文化复杂的内在结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相互渗透整合,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本土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传播是社会间文化特质的散布,传播与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传播以符号化和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文化则规定着传播的方向效果和内容方式。⑧人类学学者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指出:文化即交流,文化是媒介。这句话反映了文化与传播的互动实质,传播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传媒世界化”和“世界传媒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全球本土化”浪潮之下,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以及速度将不断改变着全球文化的地理版图,“文化杂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质文化间进行的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活动。在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力量使“跨文化传播”在不断融合与冲突中呈螺旋式上升,引发全球文化冲突以及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潮流。“作为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运动,‘跨文化传播’包含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文化力量的对峙与互动。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兼容并蓄地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结合本土文化的优势,才能在发展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全球化’创造了不同文化发展与并存的‘增量空间’,不同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得到了空前扩张,跨文化交往也激发了各种文化内部的独创性表达”。 德国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曾说过:文化本身并没有脚,文化是靠传播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中国红色文化也具有如此特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创造与传播都离不开人以及人的主动性。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担当者,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者,具有极大的感召引导力量,在明确红色文化传播目的和规定红色文化传播性质方向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⑩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应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和跨文化传播。如果从跨文化角度考察埃德加•斯诺当年之举,则无疑会对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有着启示意义。当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欧洲出版后,斯诺作为驻华记者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向巅峰。斯诺的文化跨越取得了多重收获,客观上为“红色文化”由中国西北一隅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是中国红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中国红色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生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综上,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文化要具有同化力,才能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所创造出的新型文化样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弘扬中国红色文化,深度挖掘中国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独特价值,扩大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红色文化战略能力。最终从根本上全面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 中国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型和创新。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红色文化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蜕变与创新。在当今“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我们要重视中国红色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在主流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不断提升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力量,重塑中国国家形象,为世界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娟单位:安徽省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景观红色文化设计创新论文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大悟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一、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 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二、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艺术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融合性 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 大悟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澴水河,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 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三、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场地现状分析 3.1.1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 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交通、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 该规划场地位于大悟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澴水河,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沿河地段有3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大悟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规划场地内部要素 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 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2.1交通道路分析 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 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澴水河为滨水景观大道,其余场地由次园路可以任意到达。 3.2.2空间功能分析 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澴水河边为滨水景观带,考虑到为以后为周边居民服务,设有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休闲广场和休闲健身步道。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 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 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 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 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进入一个新社会;“云梯”寓意新社会下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在节节发展,步步高升。 3.3.4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 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 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 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 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 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 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 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四、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景观设计中的红色文化应用论文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 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一、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二、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稳定性。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地域性。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艺术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融合性。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澴水河,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三、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场地现状分析 3.1.1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交通、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该规划场地位于**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澴水河,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沿河地段有3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规划场地内部要素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2.1交通道路分析。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澴水河为滨水景观大道,其余场地由次园路可以任意到达。 3.2.2空间功能分析。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澴水河边为滨水景观带,考虑到为以后为周边居民服务,设有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休闲广场和休闲健身步道。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进入一个新社会;“云梯”寓意新社会下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在节节发展,步步高升。 3.3.4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四、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 历史 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 发展 ,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 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大悟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1、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 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2、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 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 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 艺术 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 融合性 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 自然 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 大悟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姿?? 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 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3、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 场地现状分析 3.1.1 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 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 交通 、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 该规划场地位于大悟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姿?樱??倬楦咚俟?罚?睾拥囟斡?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大悟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 规划场地内部要素 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 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 2.1 交通道路分析 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 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姿?游?跛?肮鄞蟮溃?溆喑〉赜纱卧奥房梢匀我獾酱铩?nbsp; 3. 2.2 空间功能分析 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姿?颖呶?跛?肮鄞??悸堑轿?院笪?鼙呔用穹?瘢?栌欣夏耆嘶疃?????疃???菹泄愠『托菹薪∩聿降馈?nbsp;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 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 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 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 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 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 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 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 3.3.4 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 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 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 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 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 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 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 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4、 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研究 【摘要】 红色与绿色是四川巴中地区的两种基本色调,在充分认识巴中地区产业融合不足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实现“红色+绿色+古色”的有机结合,发挥其资源互补优势,使红色、绿色、古色资源相互融合、相互映衬,形成产业集群化建设的规模效应、产业化效益的价值增长点以及旅游文化品牌,进而推动巴中红色文化产业的格局创新、战略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红色文化产业;绿色产业;融合对接;规模效应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度科研项目“红色旅游产业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对接研究”(17SB0323);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科研项目(SLQ2016B-08)。 红色文化产业是对现有或潜在的红色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和挖掘,使之逐渐转化为现实可利用的经济资源的产业。而绿色产业则是顺应环保潮流,运用节能手段生产绿色产品或提供绿色服务,以促进生态资源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四川巴中地区红色文化产业一方面能延伸其产业链并辐射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譬如改善老区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为老区人民提供众多的就业岗位与机会,增进老区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给老区人民带来致富的预期;另一方面能推动老区绿色产业的培育,增强其产业发展的后劲,拓宽红色消费领域,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形成以红色文化产业为龙头,融诸多产业为一体的多样化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系统。因此,研究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生态产业的融合对接路径是当前巴中地区顺应时代节奏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关注人居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必然结果,它也同样折射出了革命老区城镇化建设和区域经济产业需要快速发展的新要求。 一、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不足 (一)基于意识形态视角 随着人类文明的日益进步,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文化消费。根据目前高端化的产业发展思维,应将红色文化产品进一步地打造成文化商品。由于红色文化商品承载着爱国情怀,这与通俗化和平易化的大众文化有着较大的差距,不太容易被大众所理解或吸收,使得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制约瓶颈。 (二)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红色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是一个需要不断整合和调整的动态过程。但当前巴中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合力,也不易显现其规模经济和整体效应。第一,资源零散,配套规划跟不上节奏。譬如四川通江县城里的红色文化景区就处于闹市区的中心位置,其旁边有着众多的商业摊点,这与“红色”的庄重氛围不匹配,折损了红色教育的整体感观效应。第二,整合力度不够。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没能充分融入到当地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中,忽视了与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特色生态资源的融合与对接,没能展现出历史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第三,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产品多以橱窗展示类为主,重静态式的参观轻立体式体验,吸引力较弱,客源市场狭窄,综合功能欠佳,很难发挥其经济合力和综合效应。第四,革命老区地域偏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缺乏资金,无力打造巴中红色文化产业。 (三)基于文化价值视角 第一,红色文化建设力度不足。巴中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但其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内涵和开发价值远不如湖南、江西、陕西等省份的革命老区,关注度相对弱小。第二,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的价值表现手法较单一。目前仍缺乏有影响力的文献作品、红色经典或艺术造型来塑造其红色精神和价值内涵,没能充分提升其认同度和美誉度。第三,红色文化产业零散、不成规模,或品牌、开发档次低。巴中的红色文化产业规模较小,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品牌,缺乏整体实力和优秀竞争力。第四,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不强。巴中的红色文化分布较广,但在红色产品的开发、组合、宣传和促销等方面大多表现为各自为政且条块分割非常明显,没能统筹规划,协调机制明显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作与互动,很难形成红色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和连环效应。 (四)基于资源融合对接视角 首先,从资源的外延发展看,巴中地区地域辽阔,红色元素众多,但许多地方的文化资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单体开发,忽视了文化资源的融合重组和立体开发,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和综合效益欠佳,主要是由于资源分布过于分散,形不成应有的合力,没能把红色文化资源与周围的绿色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古色资源有机融合。其次,从资源的内涵发展看,红色资源的设施陈旧,不够档次,开发粗放,项目同质化明显,缺乏创意的构思和创新的思维,许多红色产品只是简单地把革命遗址进行了列示,或用一张桌子、一部老式电话机、几把椅子、几张照片加以展示,对客源没法形成吸引力,忽视了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对接的内涵挖掘。 二、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对接的路径思考 结合四川巴中革命老区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基本现状,在遵循红色文化发展传承规律的同时,也必须着力体现革命老区绿色产业的生态价值,使巴中地区的绿色产业尽可能地融合于红色文化产业中,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形成产业化效益的价值增长点 首先,四川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资源都非常丰富,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地方政府应着力挖掘区域内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对接的基本内涵,依托区域绿色产业特色,科学地提取和创意性地设计出巴中地区的文化产品,将红色文化引入当地的小商品加工制造业,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红色文化纪念品加工产业,同时这也能有效地吸纳当地劳动力充分就业。其次,可以将当地的绿色果蔬和粮食以及特色野菜、野味进行精细加工,或将地方大众化的俗食凡品与区域红色经典故事、情节融合起来,设计出“忆苦思甜”式的红色农家菜系列,这也可以纵深推进巴中地区红色文化食品产业化的进程。再次,对当地区域的资源进行大力宣传和景观维护,深度挖掘区域红色文化的教育内涵,着力打造红色文化学习或培训基地,吸纳公众或机构人员前往参观学习或实地考察,形成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产业价值增长点。这样有助于实现巴中红色文化产业和绿色产业双开发的融合性和多元化,形成区域产业化的创新价值。 (二)重塑红色文化的主题,形成产业化集群的规模效应 四川巴中地区的红色资源独特,但分布零散且不均衡,应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大量集聚来打造巴中地区的产业化集群,树立红色文化产业的主题,优化区域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首先,必须跳出“红色”的思维局限,动态地思考产业融合问题,绝不能简单地依赖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某个方面或某个节点。因而必须以红色文化产业开发为优秀,把红色与绿色、古色等几种颜色的资源融合对接起来,才能延伸产品链,拓宽消费市场。把文化产品市场与交通运输市场、绿色农特产品市场、旅游市场、餐饮食品市场等有机地联结起来,提高红色文化产业的整体规模效益,这样才能带动关联经济产业部门的协调与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经济的战略升级。其次,用产业化集群意识来进行科学规划,将巴中地区打造成为以红色文化产业为龙头,融文化与经济于一体的巴中红色文化产业集群。譬如将南江县域内的巴山游击队纪念馆与光雾山、大坝森林公园自然景观融入南江文化产业集群;将通江县域内的红军县城、红色毛浴古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等与诺水河溶洞自然景观融入通江文化产业集群;将巴州区域内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恩阳红军镇和南龛山红军公园与阴灵山、南阳森林公园等融入巴州红色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巴中地区产业集群化建设,积极推动巴中红色文化产业的格局创新、战略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三)突出红色文化的主线,形成特色化的旅游品牌 按照“以红为本、以绿衬红、以古托红”的产业化建设思路,深度打造复合型产业链,用红色精神感染情怀,用绿色美景陶冶情操,用古朴民风熏陶人生,使红色、绿色、古色资源相互融合、相互映衬,形成产业化融合的旅游文化品牌。首先,应精心打造红色旅游线路。譬如通江县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且分布相对集中,可以将县域内的毛浴古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等重点进行有机串联,设计出一条连贯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其次,应科学设计生态的旅游线路。巴中地区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主要以南江县光雾山的奇峰峡谷、通江县诺水河的溶洞和大坝森林公园的原始生态为主,这些景区空间地域跨度不大,相隔间距较近,如果在旅游线路的规划与设计上能把这些自然生态景区有机串联,将成为四川巴中地区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再次,应精心构思历史民俗文化旅游线路。巴中地区有1900多年的文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展示给公众的不仅是巴山人民勤劳致富的时代形象,更是底蕴深厚的巴山文化的敦实沉淀。既可追朔谜一般的“巴人文化”、典故众多的“三国文化”、入乡随俗的“佛教文化”,也可让人领略巴中人民奋发拼搏和顽强不屈的巴山文明。 (四)围绕红色文化的主调,优化产业化的营销环境 第一,必须充分发挥巴中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旅游管理、文化管理和规划管理等职能部门相互协作,共同管理,对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认真剖析和仔细斟酌,以小搏大,逐步打造成具有一定文化特色和影响力的红色产业区域,为红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管理环境。第二,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多元化、广渠道地吸纳社会资金,引导民营资本和公众积极注资于红色文化产业,为红色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第三,更新或修复基础设施,做好道路通达规划和旅游线路设计,寻找红色产业与自然景区、民俗之间的融合点,夯实红色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第四,在开发与改造景区时,必须加强对资源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历史性保护,为红色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第五,深度挖掘红色景区辉煌的革命事件或英雄人物,适当利用声、光、乐组合的科技手段进行视频技术和艺术改造,为红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科技环境。 (五)强化绿色产业的生态管理,优化红色产业发展路径 首先,红色产业的发展需要地域内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障。四川巴中地区地貌复杂、资源丰富,不仅有珍稀的革命历史遗迹、奇特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还有朴实幽静的自然风光。这些与红色人文环境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巴中地区特有的自然和文化生态基础,也是红色产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因此,要促进巴中地区红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红色区域生态化建设。其次,要强调生态管理理念,有意识地保护生态脆弱地带和生态敏感区,对配套设施也要强调绿色标准和要求,实现资源多级开发及能源循环利用,逐步完善生态产业链,构建城乡一体、红绿结合的区域红色产业生态化运行模式,使整个红色产业系统实现集约、高效的生态运转,有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红色产业优化发展。 作者:封伟 吴秀林 单位: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机制 【内容摘要】 红色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存业态,也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崭新课题。文章说明了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并对其实践机制进行探讨,认为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需要从资源利用、资金支持、科技融合、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实践,走出一条具体化、差异化、品牌化的特色之路。 【关键词】 红色文化;产业培育;发展机制 近年来,随着红色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和红色文化资源大力挖掘,红色文化产业已现雏形。红色文化产业作为红色文化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体,既是红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和新趋势。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既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必要举措,也是培育和建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一、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必要性 当前,一大批红色旅游基地成功运营,一系列革命经典影视广泛热播,红色文化产业市场价值及潜力得到印证。但因思想认识、资金投入、发展环境等因素和条件限制,红色文化产业在产值、规模和影响力方面还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一)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发展成为产业的潜质和竞争力 文化产业是市场运作的文化,是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经济功能、意识形态功能、知识功能和娱乐交往功能。①因此,不是任何文化内容都可以转为以产业形态存在的方式。一种文化以产业形态存在,就能够通过人们的消费来支配和影响人的价值选择,能够通过其所蕴含的知识吸纳,转化为消费者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力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中蕴含和创造的优秀文化,是一座涵纳浩繁的精神宝库。红色文化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结合的产物,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历史体验的直接现实性。绝大多数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影响面广、感召力强、生动具体、简明易懂等特点,具备发展成为产业的潜质和竞争力。通过进行市场开发和艺术创作,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实现市场化,转化成群众乐于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二)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今社会,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成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现代性标志。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②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化产业发展来实现和体现,而软实力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以及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在2016年3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重大。红色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其规模的发展壮大、产品和服务形式的丰富多彩,必将有力充实文化产业整体规模,改变和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促进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特色化提升。 (三)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能够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播扬践行 优秀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培育和弘扬优秀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既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优秀和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观构建的提倡者和领导者。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前仆后继,艰苦奋斗,书写了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涌现出了杰出人物,培育了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红色文化展现的是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红色文化产业就是挖掘和利用这些精神性资源,开发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这是红色文化产业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培育的本能条件和先天优势。所以,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也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践行的要求。文化产业的消费过程,就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实践,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能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对一个国家产生精神层面上的认同感。④因此,文化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应该具有引导整个社会健康价值取向的精神追求,向世人显示中国人高尚的内心世界和优雅的精神趣味。⑤ (四)科技进步为红色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本身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融合发展,大众交往方式、宣传教育手段和方式发生较大变化,这种情况必将促进文化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新媒体以其趣味性、多样性、自主性等特点,为红色文化产业业态与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QQ群、微博、微信成为承载和传播红色文化的新型载体,这些新媒体既可通过技术介入增强互动,以新技术变革载体,增强红色文化辐射范围和教育效果,也能够以新技术打破空间限制。网络和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够拓展和革新传播方式,同样也促进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个性化。网络资源的开放性,为红色文化资源共享搭建了更多阵地和平台,增加了受众对象自我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红色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和红色文化研究融合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基础、时代条件和特色优势等方面具有支撑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本能资质,必将展现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二、红色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实践机制探索 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在思想上提高对其必要性认识的同时,在行动上要从资源利用、资金支持、科技融合、运营管理等方面提出推进思路,进行创新实践,进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扶植产业自身形成内在的竞争素质。在此,需要探索四个方面的实践机制。 (一)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机制 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需要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红色文化资源反映着党在不同革命阶段的历史精神风貌,既涵盖党组织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重要资料、重要遗址及纪念物等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实物所承载和传导的革命气概、民族精神等无形的非物质资源。挖掘利用这些资源,首先要对本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再结合资源存在形式、发生年代、传播特点和影响程度,深入研究其特色和优势,形成独特文化品牌,这是红色文化产品在市场占领高地的前提。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需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和分析。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产业的发展壮大。要注意从消费需求入手,充分了解和分析市场,掌握市场文化需求的方向。既要从宏观角度把握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又要从微观角度掌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消费动机和消费水平。同时,从中观察角度掌握红色文化资源与宏观及微观要求之间的契合度,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加以梳理和提炼,进而系统地谋划项目总体设计,有的放矢地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需要不同类别资源的搭配和融合,突出优势和特色,但不等于不同产业形式的特色和优势的阻隔。如某一地区的红色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红色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之间、红色文化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可以有机融合,增强红色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在资源选择过程中,还要坚持用先进文化标准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过滤分析。 (二)红色文化产业投资融资机制 探索红色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将大大促进红色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针对红色文化产业投资风险高、无形资产比例高的特点,应努力构建政府资金保证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投资机制。红色文化产业的特性,决定了社会资本必须主动承担起在创造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加注重创造其社会价值。完善红色文化产业投资融资机制,需要多渠道、多方式化解投资风险,应建立区域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及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以参股、委托运作和提供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担保机构设立与发展,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结合等方式,多渠道分散区域文化产业风险。⑥培育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必须建设支持产业发展金融平台,鼓励引导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红色文化资源对接,也可与金融机构、各类企业共同开展重大项目投资,实现组团式的发展,有效化解投资风险。可与银行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联动机制,通过组建担保公司进行信贷担保,探索无形资产作价抵押和实施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减少银行贷款的风险,鼓励更多信贷资金投向红色文化产业领域。完善红色文化产业的投资政策支持机制,可以参照借鉴文化产业其他业态发展初期扶持项目有关做法,建立专项资金,在红色文化产业项目培育初期,地方政府可依法将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中的地方政府留成部分,划出一定比例回馈产业项目,或由地方财政每年划拨一定补贴资金,重点扶持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融合转化机制 “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杠杆,是文化产业形态演进发展的催化剂。”⑦红色文化是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的新兴文化业态。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离不开科技的发展进步,红色文化产业应是新科技成果重点应用领域之一。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转化,能够催生新的红色文化业态,延伸红色文化产业链。如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成果改造红色文化产品初级形式,可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虚拟现实空间的模拟,实现消费者与文化产品之间的互动。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转化,能够创造出红色文化产业新的消费终端。如将电子书、智能手机中植入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内容,这种文化终端就能够为红色文化产业所用。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转化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以数字化、信息化高新技术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在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制作上,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制作高质量文化精品,赢得产业品牌优势。以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和现代传播方式改造红色文化产业的创意、生产、传播、销售的新模式,通过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促进红色文化数字化产业化模式。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可以利用科技成果修复和整理老唱片、胶片电影等红色文化资源,再现红色文化经典音像,提高红色文化传播能力,繁荣红色文化产业。例如,2006年以来,中国电影资料馆实施的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已完成包括《开国大典》《平原游击队》等红色电影在内的5000多部影片的数字化转换。 (四)行业实体运营管理机制 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优秀竞争力包括整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⑧其中,市场拓展能力是文化产业的优秀竞争力之一,包括实体经营模式、运营管理水平、营销策划能力和内部管理效率等方面。做好红色文化产业的运营管理,可以对照市场拓展能力的四个方向进行探索。在实体经营模式方面,红色文化企业大多是从事业单位转制而来,市场化意识和商业模式创新不够。而一些自发的中小民营文化公司,尽管部分地承担着红色文化产业实体的角色,但存在着体量小、竞争无序、品牌意识缺乏、内容同质化等劣势。支持红色文化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富有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实现红色文化产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方向。在运营管理方面,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尊重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和经营意愿,鼓励采取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吸引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合作,构建红色文化市场的良性运行体系。根据不同文化项目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运营模式。比如可以将项目委托给有经验的专业团队,由社会主体进行运营管理,以达到品牌拉动项目、项目促生品牌的双促效应。在营销策划方面,要积极运用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以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为优秀,组织专门团队做好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调研策划工作,提高产业吸引力和影响力,打造出一批群众愿意购买、乐于分享、舒心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有效市场策划营销获得有效回报。在内部管理方面,要正确处理好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和强化管理的关系,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对红色文化产品生产销售进行规范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建立、健全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对文化产业主体的市场行为监管和产品的内容监管。 结语 上述机制涉及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性问题,是红色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实践的重要参鉴,此外还需有政策保障、产业规划、领导协调等机制与上述机制并进实施。当然,推动我国红色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还应总结借鉴国内外文化产业其他业态发展经验,处理好红色文化产业与红色文化事业的关系、作品真实性与创意性的关系、红色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其他形式的关系、红色文化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具体化、差异化、品牌化的中国红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作者:周瑞辉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研究现状思考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为了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源流的红色文化备受关注,其研究显得异常重要。本文以揭示红色文化的内涵为出发点,以澄清基本问题为优秀,以解析红色文化研究的现状为主线,探究红色文化价值传承的有效途径,以期推进红色文化研究的系统化。 【关键词】 红色文化;内涵;价值;大众化;思考 1.红色文化内涵的研究现状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所谓的“红色文化”如星星之火迅速展开燎原之势,虽然“红色文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并被学者所研究,但是至今并没有对其进行一个权威且完整的定义,综合当前学者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对红色文化内涵的定义主要有一下几种结论。红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特点即“红色”,而红色在中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意义,即代表喜庆、权威和勇气,用红色来比喻和象征一种革命文化,它是相对于“白”而言的。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白色恐怖的重重包围,领导红色区域红军与“白军”对垒,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产生的。国民党将红军、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称之为“赤色”、“赤化”,而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起也以红色作为自己的象征色,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旗帜和方向。所以红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地整合后所形成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有一些学者基于红色文化的形态,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界定红色文化。物质层面的红色文化指客观存在的、有形的红色文化,如革命旧址、遗址、遗迹等;精神层面主要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制度规范,如革命纲领、路线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时代精神等。基于红色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又从广义和狭义来界定红色文化,广义的“红色文化”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和遗留的物质和在历史实践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纵观以上观点,红色文化内涵的不同定义,包含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等,它们也都代表了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但是笔者认为诸多学者更多的只是站在某一个层面对其进行定位。笔者认为红色文化内涵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传承和创新。第二,红色文化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创造和遗留的物质文化,也包括党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所表现的精神文化。 2.红色文化价值的研究现状 目前,虽然学术界也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的深远价值所在,并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是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不显著。当前对红色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阐述了红色文化的教化、传承、凝聚、规范、导向和激励价值。具体来说:第一,红色文化具有潜在的精神教化效应,中国革命的历史事迹、革命旧址、革命者可歌可泣的精神内核等都是教育后人的最佳教材,在红色文化的感召下,呼唤着每个人内心对其的渴望,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更好地践行到实践中去。第二,红色文化具有深远的文化传承价值,它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有助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第三,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红色文化中所饱含的坚定理想与信念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向心力。第四,红色文化具有普遍的规范价值,红色文化的实质是人格、德行的教育,有利于丰富教育内涵,起到很好的规范行为的作用。第五,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在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弘扬文化主旋律是必须的,红色文化就是我们必须弘扬的文化主旋律,其自身承载着神圣的精神导向作用。第六,红色文化激励价值,红色文化催生奋进力量,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红色文化极好的激励教育作用。其次,阐述了红色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具体体现在:第一,红色文化政治价值,红色文化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第二,红色文化经济价值,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支持。第三,红色文化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红色文化作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留给广大人民群众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可有效抵制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侵袭,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第四,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即影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红色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引导文化正确发展方向,以文化的潜在影响力唱响社会主旋律。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都很全面,也很系统,但就目前研究态势,研究重心更多的集中于红色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价值。红色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高扬其文化价值是适得其所。由于红色文化本身渗透着强烈的政治气息,肩负着党的红色使命,无疑在当前中国文化多元化进程中更多的被赋予了政治形态的价值。又鉴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遗留下的宝贵的红色物质财富,其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从而发展成为红色旅游和红色产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综合观之,国内关于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有待商榷,如果红色文化过分的强调其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最终红色价值的最大化就会大打折扣,反而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最终都需要回归社会,为社会的发展而服务,所以关于红色文化的价值的研究应该更多的向文化价值倾斜。 3.红色文化内涵与价值研究的思考 综合国内外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目前有关红色文化的研究时热时冷,持续性和系统性不足;其次,有关红色文化的研究还存在部分薄弱环节,与红色文化价值的发挥与传承不相称;第三,由于红色文化自身时代性特点,国内相关直接研究出现较晚,尚未构成红色文化理论体系,对于红色文化内涵的官方定义、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红色文化的地位何在及红色文化如何有效的发挥其效用并实现其大众化未能形成系统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术界自1921年开始陆陆续续关注红色文化的相关研究,但更多的依赖于国家政治导向,红色文化研究总体上还需要系统深化和拓展。我们深知,红色文化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弘扬红色文化在帮助我们了解红色岁月,保留红色记忆的同时,还能够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动的历史教材,能够在人们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因此我们我们必须将红色文化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理应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运用各种传播方法,将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深植于人们心底,自觉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并向下一代纵向交接,从而实现红色文化的生生不息。但是,在红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过多的依赖政治宣传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被动的接受,并非万全之策,我们应该以政治宣传为主导,先在先进分子中传播,进而实现大众化。借助新媒体,采集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的真实案例,扩大其积极的正面效应,最终服务于大众。而且我们也知道红色文化并不能自己走向大众,也不可能直接的吸引大众,这就需要我们以创新手段,扩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将红色文化浸润到每个群众的心田,从内心深入去接纳和行动,这才是红色文化价值得以实现的良好状态。 总结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红色文化都是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加强红色文化建设有助于社会时代价值的提升,表现在有利于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作者:夏春花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公共经济论文:棚户区改造融资公共经济论文 一、棚户区改造的涵义与主要特点 棚户区是指城市中结构简陋,抗灾性差(抗震、防火、防洪性差)、居住拥挤、功能差、居住环境差的房屋集中的地方。棚户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典型现象,它曾经解决了不少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棚户区的大量存在已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瓶颈,严重损坏了城市形象,甚至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棚户区改造的主要特点有:第一,项目所需资金量大。棚户区有大有小,小的被拆迁户有七八百,大的则涉及七八千被拆迁户,改造投资包括拆迁补偿、土地熟化、安置房建设等。项目总投资规模较大,小的需投入一两亿,大的则要十几个亿。第二,改造周期较长。棚户区改造从改造计划编制、拆迁摸底一直到建成出售或回迁安置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需要三至五年,有时大的棚户区拆迁工作就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第三,改造难度大。棚户区改造工程复杂,涉及主体多,投资大。原来棚户区改造是希望多一下市场参与,但现在明显政府力度加大。如果开发商负责的话,居民可能对开发商不信任,拆迁将是个大问题。没有市场的参与,完全依靠政府效率不高。 二、棚户区改造中的主要融资模式分析 (一)政府出资 这种模式手续简单,可迅速解决问题,政府行为容易得到广大拆迁户的认可。但政府操作容易忽视经济效益,容易造成改造工作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政府出资的方式主要适宜于改造用途为绿地、公共建筑用地等改造后没有固定经济收益的棚户区项目。这些项目开发商没兴趣,银行也不太愿意贷款。 (二)银行借贷与土地出让收入 目前大部分的棚户区改造都是运用这两种方式的组合。政府授权从事旧城改造的国有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财政实施担保并进行贴息,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归还信贷的主要来源。此融资模式之所以成为各地主要的融资模式,是因为操作方便。从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政府性贷款风险较小且收益稳定,因此银行有贷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需将成立的政府性投资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或流动资金贷款,在贷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担保公司作为担保主体,再用地方财政作出兜底承诺即可。总体来讲,这种融资方式形式直接、程序简单且利息较低,不失为解决资金瓶颈的有力途径,但其也存在以下弊端:(1)总量受到担保、抵押、质押等限制。财政兜底贷款直接需要财政收入作担保,金融机构要参考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和负责水平来衡量贷款的规模。(2)贷款期限相对较短。财政兜底贷款一般为解决当前资金瓶颈而进行的,其贷款期限相对较短,与改造周期长相矛盾。(3)增大了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商业银行的贷款由于其期限要求和效益原则与棚户区项目的低经济效益不相匹配,因而贷款的成本较高,且资金的使用往往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并且财政兜底贷款只是解决了政府建设投资的资金问题,而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营运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资金的管理成本较高。(4)增加政府风险。银行贷款一般要求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因此在短期内会令政府的债务风险激增,而且政府还必须独自承担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中的各种风险,这都使政府风险大大增加。所以面对庞大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地方政府应拓宽融资渠道,寻求融资量更大、更高效、项目管理更为精细、项目风险更小的新型融资方式。 (三)信托融资 信托融资是融资方根据其项目融资要求,委托信托公司发行以项目财产或现金流为基础的信托受益凭证筹措资金的方式。信托融资的主要特点有:(1)信托以信任为基础提供各种服务。信托是以信任为基础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对充当受托人的个人或组织予以信任。受托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信誉,这是顺利实现委托人信托目的的关键。(2)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信托依法成立后,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乃至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运作的财产。信托财产可以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财务状况的恶化甚至破产的影响,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的债权人一般也无法对信托财产主张权利。(3)信托具有融通资金的功能。信托,尤其是资金信托,具有明显的融通资金的特点,在市场经济的信用环境下,信托资金可以以信用方式提供资金融通,在实践上,信托提供资金融通大多是中长期的资金融通,信托提供的信用形式主要是一种融通中长期资金的信用形式。(4)信托方式灵活,适应性强。信托业务运作时,既可以采用贷款、投资等间接融资或者直接融资方式,又可以采用信托或者方式,使信托业务活动具有灵活性,以适应社会各方的需要。(5)收益分配的实绩性,受托人不承担无过失的损失风险。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和要求,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理,如果有亏损由受益人或委托人负担,受托人在无过失情况下不承担损失风险;如果有盈利,也归受益人或委托人享有。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的规定收取处理该项信托业务的费用和报酬。 (四)ABS模式 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即资产证券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最早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项目融资模式,其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即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它既可以把沉淀的资产变为可流动的资产,实现套现,又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ABS融资方式的观念及其运作方式的推广与运用,将有助于商业银行不良债券的化解、国企存量资产的盘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集及其他各种应收款的套现。由于ABS是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按照规范化的证券市场运作方式,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必须对发债主体进行信用评级,以揭示债券的投资风险和信用水平。债券的筹集成本和信用等级密切相关,信用等级越高,表明债券的安全性越高,债券的利率越低,从而使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成本越低。因此,利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一般都希望进入高等级投资证券市场。但是,对于不能获得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较高级别信用等级的企业或其他机构,都无法进入高等级投资证券市场。ABS运作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通过信用增级计划,使得没有获得信用等级或信用等级较低的机构,照样可以进入高等级投资证券市场通过资产的证券化来筹集资金。 三、棚户区改造融资的保障措施 (一)统一规划 城市棚户区犹如城市肌体上的“肿瘤”,散置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多是楼群中的“夹心层”或“城中村”。要变城市污点为亮点,实施全面改造,就必须以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眼光谋划回迁住宅区的建设工作,综合考虑城市建设、土地利用和环境优化等诸因素,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在符合统一要求的前提下使小区配套设施齐全,除户型外与普通商品住宅没有标准上的差异,也使回迁楼在有限的空间内大到房间的功能、小到灯具的采用,都趋于经济合理、美观实用。 (二)协调指挥 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大面积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要有详尽的住户调查、深人的动员、大面积的拆迁,要有高标准的回迁房建设和适时的居民回迁。涉及到建设、规划、国土、民政、地税等数十个部门。这项工作恰如一台戏,要演好这场大戏,政府是导演,各相关部门是演员,导演精心谋划,演员才能步调一致,在这里主要领导愈是靠前指挥、及时指导,效果就愈好。 (三)透明操作 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欢迎和支持的,下助口果遇到不公正,群众就不支持。因此,公正是居民的最基本要求。公正何来?只有公开才知公平,只有公平方显公正,公开、透明操作是实现公正的关键所在。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将每个过程都公开化、透明化,拆迁安置在阳光下操作,建筑工程在阳光下施工,回迁安置在阳光下人住,回迁居民在阳光下受益,加之办事透明、决策公正,就一定会民情和悦、民心和顺。 (四)严格监管 城市棚户区改造是解困工程、惠民工程,政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社会各界予以最大的关注和支持,要不负众望,真正为人民造福就必须建造出精品工程。为此要实施严格监管,从项目源头抓起,对招投标、规划、设计、拆迁、施工、监理、质量、安全等,一环扣一环地实施有效监管,使棚户区改造的新建小区与新型住宅成为全市最佳园区和最宜人的居室。 四、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棚户区改造容易意义 (一)社会分配的再调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要以市场为主,因此应该满足先富的人追求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愿望,但也不能忽视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这就是说在住房结构上应该是多元化的。具体来说,应建立“四层次”住房体制,即: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中等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对最困难的一部分人由财政出钱进行棚户区改造或减免房租,以此实现人人有房住的目的。在这个消费结构中,政府应积极地站在低收入者和困难的群众一边,从公平的角度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棚户区改造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在分配中兼顾公平与效益的一种合适的做法。 (二)有效需求和供给的均衡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研究商品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时指出,均衡就是需求和供给达到一致时的价格。棚户区改造之所以能够凭市场化运作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并广受百姓的欢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年以商品住房为代表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开发商和建筑商有开发和建设的积极性,对于百姓来说即使在住房供应方式市场化以后,住房仍然同时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同时政府的积极参与、作为,就使商家和百姓双方的有效需求和供给平衡了起来。 (三)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棚户区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政府协调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的一次大的检验。通过政府主导,落实责任、市场运作、政策优惠、多方集资、公平公正、阳光操作等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棚户区改造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规划、拆迁、施工、补偿、安置、回迁等各个环节的任务,让百姓住进新房,实属不易。经济学讲效率的来源时,有一个理论认为是来自于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对现实问题解决带来的,这种现象称“相机抉择”。棚户区改造应是政府最负责任、效率最高的“相机抉择”典型案例,今后面对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有理由更加相信政府会具有“相机抉择”的能力,会更好解决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棘手问题。 五、结语 总之,棚户区改造是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是一举多得的重大民生工程。实施棚户区改造,有利于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结合点。棚户区改造融资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问题,因此,城市规划工作者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对棚户区改造融资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合理的改造方法和措施,以此促进棚户区改造的顺利进行,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共经济论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解析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优秀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优秀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顺利实施。公共产品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财政分权理论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解释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优秀是使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本文分析了公共产品理论与财政分权理论对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价值。其中,公共产品的特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问题,了解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属性,这是构建财政预算制度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理论有助于合理地进行政府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划分,而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的合理划分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等财政分权理论,则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启示意义。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真正实现社会保障服务的基本均等化。这些理论共同构成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经济论文: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摘要:当前,把西方公共经济学理论引入到中国公共经济发展的视阈中,成为我国公共经济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必需。但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公共经济学,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话语。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公共经济的著作,但其经济思想却体现了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很多关注,并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这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支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就必须要求从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话语。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公共经济论文:政府提供民生服务的公共经济分析 [摘要]民生服务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在提供民生服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对政府提供民生服务进行公共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必须重塑公共经济理念,不断加大公共支出,从而更好地服务民生。 [关键词]民生;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经济 近来,中央频频推出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继3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国务院又于6月提出“在农村进行新型养老保险试点。10年后覆盖全体农民”的方案,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是民生服务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政府公共经济理念的觉醒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现阶段,除基本医疗卫生之外,义务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民生服务都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应承担起主要的提供责任。 一、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共经济分析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一般而言,居民基本健康卫生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比如,如果能对传染病患者及时进行诊治,则不但能为其带来健康,而且可能消除由于没有及时诊治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类似大范围的疾病控制,如sars、禽流感和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等,对这些疾病的控制几乎是纯公共产品,当个人在其中受益时,并不妨碍其他人的消费和受益,显然,有且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类公共产品。因而,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政府对于基本医疗卫生的提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全体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使其达到最好的健康水平,并使医疗卫生资源在所有人群中公平分配,是任何国家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人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如果仅有少部分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那么,这部分人很容易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无法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则成为弱势群体,造成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没有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的人会通过其他途径,采用各种办法来谋取这种权利,形成所谓“绿洲效应”,导致社会不公的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等信息了解程度不同,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如此。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不可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商品那样,去通过比较“试错”的方式进行选择。对于需方或患者而言,因为对病情或健康不了解,为了早日康复,对供方的任何要求都不敢轻视,是被动的接受者。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病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质量、数量及成本,乃至所需要的治疗药物的种类、治疗的方式、治疗的地点等方面的决策都由医生做出。病人通常没有选择和决策的权利。医生和医院都存在严重诱导消费倾向,患者只能去承受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导致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必须介入其中,进行适当干预,引导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公共经济分析 在理论界,关于教育产品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为教育属于纯粹的公共产品,有学者则认为教育(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是由于为额外增加的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随着受教育者的增加,师资、教室和教学仪器等教育资源要相应增加,只要愿意,学校将不交费的人排除在外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困难,即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完全可以由个人或私人部门来提供。尽管教育不是国防那样的纯公共产品,但政府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仍需发挥主导作用,理由如下: 从非竞争性的角度来看。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而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良好的义务教育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效率低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合理,大大低估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部分消费者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愿意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义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平等。正因如此,教育公平也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贫困家庭由于无力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意味着只能从事低报酬的工作,陷入“贫者愈贫”的“纳克斯陷阱”(家庭贫穷-教育初始投资能力弱-人力资本低-就业困难-收入低-教育再投资能力低)。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无法公平地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行竞争,结果形成“代际转移”,造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显然,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世界银行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之所以一些国家的教育发展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效应,优秀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公平化缺失。教育程度的平均提高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起着正面的影响作用,但是非均等化的教育分布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不仅是其职责所在,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三、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公共经济分析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兜底”机制,可以有效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从而鼓励人们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提高生活质量。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是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优值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均衡贫富的性质,尤其是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在保障内容上具有不可或缺性。这种产品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降低决策成本。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强调社会成员参与的公平性,即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职业、地位、贫富均应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社会的“安全阀”或者“减震器”,是社会运行的“粘合剂”。通过社会保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可以消解人们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实现社会安宁和保证良好秩序。对个人而言,选择适当的保障方式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公共决策者能为每个人选择合适的方案,个人就不必为作出决策而浪费资源了。因此,从降低决策成本的角度讲,由政府统一提供社会保障更为可行。 社会保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政府干预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真正为私人提供购买保险的人通常比不为自己保险的人更易得病,因此,风险较小者不愿意购买保险,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保险公司不断提高保费,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买得起保险,保险市场不断萎缩。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为所有人提供保险,可以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 与政府相比,个人在保护自身方面通常是缺乏远见的,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购买足够多的保险。因此,作为“家长”的政府必须强迫他们购买。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若没有社会保障,多数人不会积累足够的财产以维持退休后的适当消费。显而易见,政府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这种能力确保政府可以做私人企业做不到、做不了的事,从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再者,政府有权征税以实现对社会风险的保险,并将其用于收入再分配,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通过代际转移,使几代人共担风险。 四、重塑公共经济理念改善民生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在私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能有效解决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产生市场失灵。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矫正外部性,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于是产生了公共经济。在现行混合经济体制中,私人经济部门的个人和厂商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经济部门则力图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私人经济并不排斥公共经济,相反,公共经济的存在成为保证私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发展是硬道理”被许多地区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甚至“只要gdp增长,其他方面暂时付出些牺牲也是可以的”,在这种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发展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都可忽略不计,都会迎刃而解。政府公共部门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尽管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公共收入,却不再将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让渡和退出了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与生产责任,而代之以全面的市场化。于是,政府部门的公共经济职能逐渐被忽视、弱化乃至边缘化。在原有的既大且纯的公共经济形式解体之后,政府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全面的、系统性公共产品上,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远不能适应全社会居民全面增长的需要,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经济问题日益凸显。 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是,政府高层已经认识到公共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继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奋斗目标后,近期又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标志着公共经济理念的正式回归。通过重塑公共经济理念,建立新的公共经济体系,全面解决中国面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题,由此,中国必将突破发展瓶颈,顺利度过“矛盾凸显期”,实现平衡增长,创造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 公共经济论文: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摘 要: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我国尚未出台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度缺位被认为是当前企业年金发展缓慢的原因。针对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现状和税惠实施情况,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通过比较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与否的成本收益,最后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成本收益? ? 1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企业年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的国家强制建立的性质,又有别于强调自愿、市场化运作的商业保险。而人们偏好即期效用最大化的倾向,使得职工和企业在没有税惠激励的条件下更乐意选择即期工资而不是年金这种预期员工福利,如果政府希望诱导市场主体建立企业年金,以分担政府可能承受的公共风险,就必须发挥外部性内部化的作用,通过权益的让渡来促成。? 2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与基准税收相比(即没有税收优惠政策时的税收) ,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的数量就是通常所说的税收支出,它就是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体现。企业年金的推行带来的职工税收负担减轻与企业工资成本降低,正是以政府税收支出的增加为代价的。首先,我们做如下假设:在没有实行企业年金时,职工即期工资增长部分p直接发放,按照企业所得税率33%,个人所得税率按10%为平均税率,则对于该部分收入,政府税收包含: 由以上推算可知,当对企业实行税惠政策时可引起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减少的部分是作为企业年金发放的资金的24.2%。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免征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减少额就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34.2%。接下来p值的估算根据2001年至2005年13.4%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以2005年工资总额19980.8亿元为基础,假设企业缴费部分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且其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则无上限情况下,p的值即企业年金增长了2677.4万元,在上限为4%的时候则为799.2万元。因此,当期税收收入在仅企业缴费免税时的减少额为647.9万元(无免税上限)或193.4万元(免税额度为4%),在企业和个人所得都免税时减少额为760.4万元(无免税上限)或227万元(免税额度为4%)。这些损失的税收仅占当期财政收入的2.05%和2.4% ,而作为养老金p部分的数额要比损失的部分多,即税收优惠是以较小的税收损失换来了养老金的较大增长。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优惠的间接增税效应在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增加税收收入,有效减少了当期国家由于税惠所损失的税收。? 3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解析? 在企业年金制度中, 企业年金资金将经历三个交易环节: 企业年金供款征收环节、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环节、企业年金待遇给付环节。因此企业年金的征税领域也就是与这三个环节相对应的:企业年金供款征收环节的企业年金供款征税;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环节对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征税;企业年金待遇给付环节对个人企业年金收益额征税。如果用t代表征税(tax),e代表免税(exempt),可以根据征税环节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征税模式。而在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推行过程中,税收政策不统一,既没有明确的税收模式,对税收优惠水平和享受条件也没有进行严格的考证和限定,导致税惠政策没有发挥其推动年金发展的作用。? 4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1)采用eet税制。eet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符合了次优税收理论,其特点是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是中立的, 同时确保不能重复征税,它反映的是 长期养老金储蓄、在生命期间收入再分配的真实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所得税的不足,因而也更能激励职工参与企业年金。同时,企业也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建立企业年金,更利于实现我国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 (2)统一税基,制定合理的免税比率。税惠统一以工资为基数,而工资应由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技能和工龄工资及各种津贴构成,不包括奖金和福利,且对享受税惠的工资限定最高额度,避免高薪人员获得更多优惠,防止偷税和避税。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比率一般为15%左右,但是考虑到我国财政能力,该比率不能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但也不能过小,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按照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年金未来的替代率将达到20%,要实现这个目标,免税的幅度应该在9%以下,这个额度也要随着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适当调整。? (3)注重税收公平。税收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公平的作用。但目前的税惠政策凸显了很多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经济发达地区或者高收入者更有条件参与年金,获得更多的优惠,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的差距,这也是很多人对税惠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因此国家应该完善税收政策,增加转移支付力度,将增加的养老金或者税收转移给养老金不足的人群,缩小收入差距。? (4)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不仅仅是单纯的财政政策问题,还要放在养老保险政策的总体框架下考虑。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以使得企业年金税惠的各项操作有法可依,明确税收优惠的相关环节和税种,以及在税惠政策的核定、监督、征缴等过程中加强政府各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对企业年金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管,杜绝一些违规操作和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必须与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税收政策相协调,才能在合理的空间获得长足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优秀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优秀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摘要: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优秀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 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 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 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 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 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探究 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探究 一、公共经济学的产生及演变 公共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学科,产生到发展至今,时间并不是很长,相对来说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是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固有的基本理论,历史渊源还是非常久远的。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由西方最初的财政学发展、衍生而来。最早提出“公共支出”一词的是被称为“统计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他在他最著名的《赋税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共支出”“公共经费”这样的名词,并且对各种“公共经费”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以及“公共经费”在政府税收中的作用。 自此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腐朽的封建枷锁,在政治经济上不断地发出“自由经济”的声音,应运而生的众多西方思想家也从不同方面,用不同的理论和实际行动,丰富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它一生中最著名的文章《国富论》,文章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分析说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继亚当·斯密之后的是大卫·李嘉图,它继承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和财政思想,发表了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的又一部经济学领域经典之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中阐述了一套成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提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的一种公共经济。这一理论的提出,明显地突出了财政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是经济学发展又一大进步。而之后的众多西方经济思想学者开始了对经济学深入思考,巴斯塔布尔于1892年第一次以《公共财政学》为书名出版了经济学专著,这是国家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转变的重大体现。之后于1921年汉特在他的著作《公共财政学大纲》中,又提出了“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第一次把公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提出。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1929到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的萧条促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退出历史舞台,而面对如此的巨变,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家们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出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采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用国家宏观调控进行调节控制原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带领美国和众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经济危机。发生这一经济巨变,无疑使公共经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36年在美国出版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应从“政府收支”转为“公共经济”,为日后公共经济学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之后于1959年,“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横空出世在美国学者查理·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中,他在书中提到“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让“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在众多经济学者的眼前一亮。之后于1965年,他又直接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出版了著作,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理论学科诞生,而查理·马斯格雷夫也因此被誉为“公共经济学之父”。 随着“公共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正是产生,公共经济学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短时间内以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学为题目、书名的著作频繁出现。1969年卡梅隆出版的《公共经济》中,把公共财政学和 公共经济学进行了具体区别,而且对公共经济学的范畴进行系统化扩大,引起了公共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进行转变。使其成为了经济学领域内一个有独立体系的分支。之后1977年美国学者又把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使其不在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北欧地区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对公共经济进行关注。 一路走来,公共经济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成熟,在20世纪末,由于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数学方法的紧密结合应用,公共经济学也逐渐融入了其他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信息学及管理学,进而产生了许多与公共经济学有关联的边缘学科,如福利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而公共经济学自身在内容、形式、研究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发展。 二、中国公共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说来,国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晚,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国内经济学者所熟识。但自对外开放以来,随着不同时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有关经济学的实践和研究飞速发展,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最有力量的分支更是在中国蓬勃发展,自1990年这一概念传入之后,中国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短短几年内,有关公共经济学的著作、期刊等出版物广泛出版,1994年出版了白景明的《公共经济》,1999年出版了郭庆旺等编著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以及近年出版的《地方政府视角的公共经济学研究》,另外于2007年,中国第一个公共经济学研究机构——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上述成果说明,公共经济学在入足中国之后即获得充分而飞速的发展,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较国际经济水平尚有差距,各方面经济实力还不发达,所以中国公共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我们看到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公共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者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辉煌成就,因此在中国不久的将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经济模式会成为中国新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 公共经济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优秀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优秀,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优秀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优秀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优秀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优秀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优秀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优秀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优秀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浅论 摘要: 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状态以及不科学的经济发展形势,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各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科学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 关键词: 西方公共治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经济危机现象越来越严重,典型的西方国家有英、美等国。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公共治理。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公共经济管理创新作为一项全新的公共治理理念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新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根源 公共治理指的是,政府运行过程中必须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在构建全新的制度基础上,促使社会、人和政府之间形成更加和谐的关系,并充分运用私人和公共部门,在二者有效配合的基础上,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并逐渐构建公共经济管理新机制和公共经济范围,促使科学的发展在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中得以形成,更能够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将“人本主义”进行充分的体现。公共治理产生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运行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传统的体制效率过低,较大的严厉产生于公共经济当中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公共治理力度。公共治理实施的主要原因:首先,非科学发展产生于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二者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萎靡以及石油危机不断产生于西方国家当中,国家发展中面对的资金赤字现象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其次,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促使政府各项信息更容易被公民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公共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参与程度提升,有助于政府组建向透明、灵活以及高效的方向发展;最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必须能够高效的处理各种国际环境问题,促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为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奠定来哪个好的基础,并促使国内运行中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公共经济管理实现创新的基础 新时期,公共经济管理实现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公司化”的公共部门管理。它指的是有效分解集权官僚组织,应用多个独立机构以及小型部门共同组成原有的集权组织,并应用公司化的治理方案对其职能以及权力等进行治理和配置,这种形势下,公共部门运行过程中以“分级”的方式展开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各家便捷、资源调配更加合理等。在对这些小型的公共部门服务以及提供的产品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可以将效能、效率以及经济三个指标作为重要的依据。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掌握空能下降,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公共部门运行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在绩效责任机制下建立起来的。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应用市场竞争法则以及商业利益原则。政府职能的优化。在实施“公司化”的过程中,政府日常运行过程中不再受各种社会事务的束缚,而其主要的工作是监督各个部门的运行,并制定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在对政府职能进行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相关职能同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经济的科学发展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拥有以下职能:对公共的服务以及物品进行提供;在开展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将公共经济管理作为重要的措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竞争进行保护,并对团体冲突等进行解决和协调;在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大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等。“公司化”的政府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各个部门运行中处理经济事物的效率提升,在绩效责任制下,各个部门的责任感增强,创新精神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发。 三、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优秀 在公共治理内部,市场化的公共物品指的是政府在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加快公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私人部门进行利用。这一过程中,最长应用的手段就是市场化的公共经济及管理,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发展中所持有的公共价值观。他们认为同政府相比,私人企业运行过程中,能够更加高效的完成各项工作并履行各项责任。基金管理创新。这是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的运营是这一管理所针对的事项。实际的方法为全面估计国有资产价格,并将其作为初始运营资金较高基金运营部门工作,该部门运行中需要保证这一基金逐渐得以增值或保值。这一过程中,自负盈亏是基金部门最主要的特点,而所创造的收入,或继续充当基金进行应用,或转换成公共经济收入开始使用,其运行中的创新,可以将更大的竞争压力施加给国有资本部门,为其发展增添活力。“政府公司”管理创新。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作为公营部门负责社会公益服务责任工作的部门就是政府公司。市场化背景下,这些部门运行过程中,需要同私人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同样需要面对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从而极大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发展潜力,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合同”管理的创新。管理创新在市场化当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合同外包,这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对“合同”制进行利用,以“外包”的方式将相关公共物品转交给私人部门或者区域政府,促使其履行相关责任和服务。政府采购市场化管理创新。在市场化创新当中,政府采购被视为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这一创新中最主要的措施包括“专业化”的政府采购,典型的代表有“国防采购大学”,这是由美国成立的;还有信息技术的采购等,这一措施能够对采购的程序进行简化,并将采购的时间进行缩短。 四、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目标 近年来,西方国家积极实施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这一措施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以及“公司化”的政府是实现西方公共治理的优秀以及基础,二者共同努力的过程中,能够为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将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经济的科学发展作为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目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首先,人本主义目标。公共治理主义指出,新时期在积极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将传统的只注重对人的“治理”的关注,而忽视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治理活动中,通常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剥夺人类参与社会的要求并禁锢人的自然欲望。新时期,必须将这一思想进行摒弃,并从尊重人的角度出发,给予其自主化以及能动化的机会,促使公共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这也作为最高目标体现在公共经济管理创新当中。其次,公共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社会治理当中,注重对人类思想道德以及社会风气的治理,而现代公共治理主义同这一传统理念相反,强调公共价值观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应受到尊重。促使社会道德不断得到超越是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经济科学发展的最高境界,在对公共价值观念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应建立在理性道德的基础之上。再次,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理念下,政治控制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因此政府运行中,将制度以及宗法的建设视为工作重心。而针对现代社会来讲,精细化成为社会分工最主要的特点,这一特点下,人的行为必须拥有明确的规范,在促使自身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稳定的法律环境。因此,现阶段,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至关重要。 五、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是伴随着不科学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不和谐的社会环境共同发展的,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实施,有利于西方国家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融入“以人为本”的思想,从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鉴于此,本文积极加强了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新创新研究,希望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卢星宇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 公共经济论文:国企腐败治理下公共经济学论文 一、腐败的公共经济学阐释 (一)国企腐败的“经济人”假设推理 “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当然国企高管也不例外。“经济人”在社会生活中均有自利和理性的两种选择。自利导致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导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展开。如果这一行为准则符合大众利益,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腐败。腐败能给国企高管带来腐败收益,同时也给他带来腐败危害或腐败成本。作为“经济人”,只有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的时候,才会有腐败的动力。 1.腐败的收益分析。腐败预计收益计算公式如下:腐败预计收益E=E1-E2==P1×R1-P2×R2其中:E1:腐败不被查处的获利;E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P1:腐败不被查处的概率;P2:腐败被查处后损失的概率;R1:腐败不被查处的收益;R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在非法制社会中,P1 P2,R1 R2,这会导致腐败收益为正,甚至相当高;而在法制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腐败收益可能为负。这就能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抑制腐败,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导致政权更迭,民不聊生。 2.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既有经济上的成本上的付出,也需要承担精神压力。腐败成本计算公式如下:腐败成本C=C1+C2=f1(l,m,n)+f2(p,q,r)其中:C1:为腐败交易成本,l,m,n分别为腐败所需要消耗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C2:为腐败心理成本,p,q,r分别为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发生频率、腐败处罚强度。 3.腐败的收益—成本分析。国企高管作为“经济人”,在腐败前一定会计算收益—成本。当腐败预计收益E 腐败成本C时,才会实施腐败。腐败预计收益E 腐败成本C时,腐败将变得没有意义。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此时的E称为边际收益,C称为边际成本,这将是腐败行为的临界点。因此,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抑制腐败的措施如下:一是让腐败预计收益E尽可能小,甚至为负。二是让腐败成本尽可能高,让腐败预计收益E 腐败成本C。 (二)国企腐败的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石。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权让渡给更加专业的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依旧保留所有权,充当委托人角色,并获得剩余价值索取权。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导致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人的腐败。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其人就是国企高管,委托人就是全体人民,人民将国企经营权委托给政府和国企高管,就自然拥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利。但人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为了行使委托人职责,经过人大批准,政府授权,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为行使委托人责任。人民行使监管权要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在这样的体系下,线框内的委托人代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非常设机构。全体人民要想行使委托人监管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企高管监管的效率,增加了对国企高管监督的成本,国企高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有条件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全体公众的腐败行为,从而最终导致委托—关系的失灵。这种失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众监督缺失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对国企监督委托失灵造成的损失为D,公众总数为m,则平均每个个体的损失为D/m,某个公民P因监督成功而获得的额外补偿为Rp,而为之付出的成本为Cp,那么作为“经济人”的该公民行使监督权要满足如下条件:D/m+Rp-Cp 0;事实上,在我国国企委托体系中,CP D/m+Rp,普通公众为监管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最终导致监管缺失,腐败泛滥,委托—关系失灵。 2.信息不对等条件下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国企高管不腐败的获利水平为C,腐败后获利水平位C1,腐败成功的概率为P1,腐败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水平为C2,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为P2,那么根据国企高管经济人的“特征”,其腐败期望达到的结果是:C+C1P1-C2P2 C,换算后得:C1P1 C2P2;可见,国企高管期望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处罚的程度较轻且处罚概率较小,腐败行为获利程度较多且成功概率较高,即C1P1 C2P2;而这一条件实现的前提就是国企高管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正是其能够腐败的资源所在。因此,根据委托—理论,要减少国企高管腐败,一是要降低公众反腐败的成本;二是要减少国企高管所掌握的信息优势。 (三)国企腐败的寻租理论 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非生产性手段”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寻租。“非生产性手段”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是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技术性手段占有。经济学者贺卫在其《寻租经济学》将政府官员创租活动分为三大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与政府同属公共部门的国企相对应的创租活动也可以按此标准划分,一是公益掩盖下的寻租机会;二是职务带来的寻租机会;三是人为设置寻租机会。国家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让垄断型国企无偿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其他企业可能通过给国企或其高管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资源并获利。比如中盐公司的盐业生产配额权,中石油的油田开采权,铁道部高铁招标权等。国企高管职位的优势,让他成为寻租市场的宠儿,很多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拉拢他,最终很可能导致他接受利益集团的租金,从而为利益集团服务。如中石油腐败窝案,是将国有优质油田资产贱卖给私企。当前面两种情况不能满足国企腐败高管的胃口时,他可能会人为制造租金,以利益交换为诱饵让别的企业给其上供,甚至有意提出某项损害该企业利益的政策或规定,以迫使企业让渡给部分既得利益给他。减少国企高管的三类寻租机会,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内部运行制度,强化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抑制寻租机会的产生。 (四)国企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更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规则规范,或是社会习俗。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使得“制度”因素逐步和公共经济学接轨,两者有很大的重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制度框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体制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为解决行政权和产权关系而产生的,称为正式制度。二是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被称为非正式制度。以国企为例,当正式制度规范后,国企拥有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产权来决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寻利的机制,各方遵循相应规则各取所需。当正式制度规范以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国企行政权来分配的,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漏洞可能将社会资源用于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在我国这样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成员之间盛行的礼尚往来也属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人情关系一旦运用于权钱交易,加之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则会产生大面积腐败。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企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人情关系腐败。目前我国国企运行的宏观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当务之急是建立国企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实现产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 二、国企腐败治理机制研究 通过上面的公共经济学腐败机制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治理国企腐败的路径如下:国企腐败治理的6点具体措施,其本质都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制衡和监督,但制度的改进岂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本文认为,国企行政管理机制和政府部门高度相似,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其监管难度比政府官员还要大,必须从国企内部和外部同时入手,才能起到真正威慑作用。国企内部要建立“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主要是理顺国企内部的权力分配,确保实现国企的战略目标。国企外部要建立人大常委会为监督机构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合理开支,稳定收入。 (一)治理国企腐败的“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说明 精英职业经理人是国企的首要行政负责人和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负责人。他与普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由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他具有如下特征: 1.精英职业经理人拥有国企内部最高的人事权,可以决定整个国企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2.精英职业经理人需从社会上招聘,有一定任期,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招聘,通过公开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 3.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他的整个领导班子没有财务管理使用支配权限,所有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预算管理制度预先制定。 4.如果支出预算超出或收入预算减少,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质询,取得谅解后,才可更改预算计划。 5.精英职业经理人,与人大常委会签订聘用合同,采用和风险匹配的年薪制,只有完成了预定目标才可能拿到全额薪金。否则要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予以扣减甚至清零。 6.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管理,定期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检查监督。如有贪腐行为,必将受到追究,严重的会导致精英职业经理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现贪腐行为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是第一责任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精英职业经理人需担负起企业发展的大任,他绝对不能接受腐败在他掌控的体系内蔓延,因为那样会直接侵害其利益。精英职业经理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组织体系内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尽量避免腐败发生,同时建立一套适合的激励机制,鼓励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用合规合法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落实可以实现国企腐败治理具体措施中的1、2和5。 (二)治理国企腐败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说明 1.人大常委会是“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因为人大常委会是公众选出的常设机构。而国企资产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因此人大常委会必须担当此责任。 2.人大常委会还要建立与“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国企领导监督权,包括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贪腐行为等。 3.包括国企员工在内的全体公众都有权通过人大常委会质询精英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预算完成情况及人事权问题,其质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站、微信等举报成本低的方式,确保公众少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制度框架内要求限期答复。 4.人大常委会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队,涉及到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物质采购、招标投标、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和专业领域,必须听取智囊团队的专业性建议,以便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合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5.精英职业经理人要定期给出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该报告需通过人大常委会的表决,多数赞成后才能获得通过。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具有投票权的人大常委会代表是临时组成的,并在投票前夕公布。投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确保异地代表行使权力。投票后,投票代表信息个人要立即公布,并接受监督,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举行听证,投票代表也必须当场对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质疑作出直接或书面回应。 6.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必须以公开、公正、权威的方式面对公众,以便全体公众对报告具体事情进行监督。 7.人大常委会要对国企的治理机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确保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独断专行的的精英职业经理人。 8.人大常委会要组建产权认定机构,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和保值增值。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核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的方式,能够控制国企的过度支出,同时国企收入一旦与预算不符合,可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作解释说明。另外,由于信息披露充分和层级减少降低了监督成本,公众的监督也极大限制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贪腐动力。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落实可以实现国企腐败治理具体措施中的1、2、3、4和6。 三、结论 治理国企腐败可从多个角度入手,如思想道德教育,对清廉者在政治仕途方面的补偿等等,本文仅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治理腐败,提出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治理机制,并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制度的实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方案。如果上述两点能够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必将对抑制国企腐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必须看到,国企腐败是我国当前一些公共部门腐败的一个缩影,必须和政府官员腐败一起加以综合治理,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作者:李金见 任伟玮 李琛 单位: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校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国网浙江乐清市供电公司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分析 一、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现象分析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重国家制度建设充分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发挥问题上,基于民主关注度的问题存在偏失。在一定意义上对定的民主参与制度,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旧执行政府职能的专治政策。忽视人民民主监督管理作用的发挥,经济管理的公共性不具存在价值。民主制度建设的相对不完善,导致相关民主监理综测得不到有效的落实。经济管理体制的公共性是民主参与形式的直接体现,这个方面的漏洞导致实施工作存在理念上的偏失。 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矫正策略探究 1.完善政府职能的主体作用下的工作开展 针对上述偏失现象的分析,积极制定相关的矫正措施迫在眉睫。首先,我国政府要加强对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作用意义认知,树立正确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态度。坚持注重效率和过程的和谐统一。促进公共经济管理过程的严谨性,完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坚决杜绝以注重工作效率的主体功能的实现,从而忽视优秀价值观的现象发生。再者,确定经济管理制度下的服务对象定位,实现管理工作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充分的为公共群体意识着想,才是有效实现公共性能发挥的有力实现途径。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要加大力度进行工作人员内部队伍建设,严格要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从根源上保障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的有效实施。在必要条件下,对工作人员进行责任分工,制定相关的工作管理政策和工作原则上的书面规定制度,运用不可变动的管理形式,约束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 2.注重民主参与意识的实践作用,完善评价监管机制 公共性质是公共管理制度工作开展的优秀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有力实现途径。建立健全的民主监督管理机制极具必要性,它可以有效的提高公共经济的运营功能。建立完善的公共经济管理评价机制,构建民众意见反馈工作机制,完善民众的参与性能。人民群众通过运用适当的监督管理模式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公开、合理性的监督评价,对工作过程和经济运行情况做严格的考核评估。公共经济管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促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信息有效反馈。根据返回的信息材料,及时制定相关的矫正措施完善工作模式。强化公共性意识,倡导人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平等性,通过自身的功能作用有效实现公共性价值观。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公共经济管理制度的偏失与矫正问题的分析得知: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问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对公共经济管理模式下出现的偏失问题进行合理、科学的判断,分析其表现形式。根据存在的基础性问题对公共经济管理制度制定相对应的矫正措施,以此来提高我国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高质量要求。进一步对政府的主体职能进行明确、对公民的公平参与制度进行完善、强化公共性参与意识教育、制定相关的经济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工作等内容。充分实现公共性在公共经济管理制度中的功能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快速运行。 作者:王帆 单位: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关系探讨 民生一词最早源于《佐传•宣公十二年》,里面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现代民生指的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及生活情况,以及民众的根本发展能力、根本发展机会及根本权益等。民生问题一直是党与政府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改善民生不但同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基本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的繁荣与国家的稳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民生工作作为当今政府工作的第一任务。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拟定管理条例等职责,在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简要探讨了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供相关人士参考。 一、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我国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宗旨在于保证民众的基本权利及基本收益,确保公平公正地分配资源。在开展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展现市场对资源调配的作用,另外,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部门还要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全面掌握及合理利用相应的资源及权利。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民众提供服务时,要确保资源合理分配,管理规范,更好地实现改善民生的任务。现如今,人们普遍具备较强的民生意识,这对于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有利于推动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民生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不仅包含基础的生存条件,同时还包含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公共服务等内容。做好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必须将改善民生落到实处,使社会资源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分配,维护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科学的预算体系,增强资金使用率,创建全面的监督机构,确保收入合法,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 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对人们的基本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改善民众的基本生活就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要想加强公共经济管理,改善民生,应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 (一)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协调的关系 假如在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没有清晰的责任主体,就可能造成相关负责人滥用职权,缩减公共部门的财政收益,让公共经济资源不能合理、平等地分配。因此,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应全面应用市场的调节功能,创建科学方法对市场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另外,为了确保公共资源能够高效运转,还应创建相应的市场体制,提高经济管理部门的资金利用率,防止因部门人员徇私舞弊而出现的问题,更好地为改善民生服务。 (二)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影响的关系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民众对生存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民众对卫生、医疗、体育、教育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公共经济资源可以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及商品出现了紧缺情况。因此,假如公共经济的管理服务人员工作效率较低,就会对公共管理效率及财政效率造成直接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公共资源的补给。如果人们在公共商品及服务无法得到满足时,就可能出现负面的舆论及危害,进而影响公共经济管理部门的信誉度。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及人员应正确认识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提高效率,确保把民众的需求落实到位。 (三)加强公共经济管理同改善民生间保障的关系 我国现今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及教育等民生工作一般是由政府出资来补助,例如:减免税收、提供津贴补助等。这些工作的服务同公共管理的资金支出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公共经济的管理部门可以对管理标准不断进行完善,通过提高预算支出等方法对市场形成刺激,另一方面,可以激励私人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而保证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然而,仅利用刺激市场的方法并不能全面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由于市场在分配资源时存在盲目性及功利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极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分配出现矛盾,所以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市场分配资源的管理工作,确保商品供给数量充实,分配平等,对盲目性导致的隐患及时进行处理,保证分配资源的合理性及公平性,将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真正为民众做实事,谋福利。 (四)创建全面的公共经济管理标准 我国政府要想加强对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首先就应创建规范、全面的管理标准,将现存的管理制度进行优化,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的方法,降低非公共经济支出。此外,相关部门应把工作的重点投入到处理当前同民众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上,重点关注民生领域,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及利用率,切实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 (五)将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同法制化相连接 常言道“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我国是一个法制化国家,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也需要同相关法律相连接。公共管理人员可以说是公众的人,这种的方法把工作人员的自身同相关权利连接在一起,因此,公共经济的管理人员应切实为民众做事,对民众负责。在进行公共经济的管理工作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把诚信的确立同法制化进行联系,利用对经济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标准,保证工作能够全面、顺利开展,同时也让整个管理过程有法可依。其次,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应坚持法制观念,确保改善民生工作的合理性及公平性,为改善民生提供法律基础,更好地满足百姓的需求,为民众服务。 三、总结 总而言之,改善民生是我党及人民现今最为关注的事情。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观念所包含的范围也逐渐增加,公共经济管理也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进行调整,想民众之所想,确保公共服务同公共补给不发生间断。另外,相关部门还应增强管理人员的道德素养及法律常识,进而不断增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政府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时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对相关标准进行完善,确保将改善民生工作落实到位。由此可见,对加强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值得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李峥钰 单位: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 一中国城乡幼儿教育非均衡的公共经济分析 1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下的社会发展 不均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加速,二元化经济基础下导致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化,集中体现在二者难以接受同等优质学前教育。相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状况而言,城市区域的财政支持、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都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城乡幼儿教育水准的不均等带来其个体发展的鸿沟,间接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日益增多。 2教育政策中的“城市偏向性” 城乡幼儿教育差距的根源就是二者对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公共资源由位于城市的政府部门进行分配。“城市偏向”的公共教育政策引发了城乡幼儿教育财政注入的巨大反差,城市幼儿教育在公共资金的支持下快速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却受各方面因素掣肘停滞不前。以教师待遇为例,城市幼教积极落实其教师地位和待遇,实行资格准入制,幼师在进修培训、评选先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等方面与小学教师同等待遇;农村幼教则大多数无编制,非在编教职工的工资基本依靠收取保教费来解决。辽宁省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60%的农村幼师月工资在300元以下,37.22%的幼教月工资在301—500元之间,非在编幼师中高达983%享受不到社会保险,农村幼师的待遇得不到保障。 3幼儿教育属性的界定与公共产品 供给原则相悖幼儿教育具有一定的私人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决定了它可以由市场来提供;与此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政府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保证其健康发展。此外幼儿教育还存在利益外溢性,高质量幼儿教育的消费者还会回益与社会。2012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乡村人口为64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43%。据此估算农村幼儿总数占全国幼儿的50%以上,形成大量幼儿教育的需求群体。当前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的仅占总数的20%-30%[3],留守儿童的适龄需求数量巨大,农村地区应该有更多的公办园来满足民众的需求。虽然农村幼儿园的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累计63091所。但是从办园主体来看,27%由主办教育部门、10%由村集办,2%由事业单位主办,超过半数(61%)属于民办园,办园机构比较复杂,对幼儿教育的城乡均衡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4农民自身经济困顿与教育公共选择的缺失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是农村幼儿教育的事实承担者。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收入水平不高仍是其子女入园的主要障碍。2012年中国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791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6.3%,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9.7%,财产性收入增长9.0%,转移性收入增长21.9%�,农村家庭用于子女上学的费用寥寥无几。 二公共经济视角下促进城乡幼儿教育均等化的对策 1重塑公共经济理念 均衡配置幼教资源现阶段中国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将有限的经费进行城乡分配的合理化,充分考虑到补偿性公平,对农村幼儿教育实行倾斜化政策。一方面中央、省级政府加强对农村学前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县级财政在该项目上的投入,以有效解决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经费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投入公平,不断完善县、乡、村的幼儿园网络,扩大农村公立幼儿园的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村,实现城乡平衡,将普惠的阳光洒向最需要的地方。 2明确政府职责 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政府在幼儿教育监管的过程当中,必须明确自身职责。首先公共部门要对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的幼儿园应监管改建,对园舍条件不符合规定的村办园进行改造,严格把持幼儿园招生人数以适应生均活动需求;其次必须依照实际情况合理调配物资配置,改善农村地区的办园条件;再次以中小学校园布局调整为机遇,针对偏远农村地区,重新配置教育资源,调整出部分闲置学校用于开办幼儿园,以此来改善农村幼儿园资源缺乏的困境。 3发挥社会力量 供给主体多元化政府要加强对参与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的民办幼儿园资质的鉴定,合理运用奖励机制以及契约机制让幼儿园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通过招标活动选择最合适的教育中介组织提供服务,扩充农村幼儿教育的优质资源,减小城乡幼儿教育的差距,让农村适龄幼儿在有学上的基础上,保证所受教育的质量。 4渠道多样化 强化农村师资队伍建设要提升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就必须提高农村幼师的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首先要明确农村幼师的身份与地位,向农村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注重提高农村学前教师待遇,确保农村幼师队伍稳定。其次保证农村幼儿教师的数量需求,将农村幼儿园师生比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缓解幼儿享受优质教育机会公平矛盾,加快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公平”的目标。再次改善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提高对农村幼师甄选、聘用的资质要求,提升农村幼师的专业水准,通过多元化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素质。 三结语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办好幼儿教育的明确要求,办好幼儿教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的目标任务。从我国目前幼儿教育的状况来看,在坚持统筹城乡幼儿教育共同发展原则的基础上,要解决城乡幼儿园的经费投入、办园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差距问题,调控各项资源配置倾向农村幼儿教育,加强农村幼师队伍的建设,强化农村幼儿园的监管力度,缩减城乡幼儿教育鸿沟,促进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尹季宁储节旺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大学图书馆 公共经济论文:征收农用地公共经济学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用地是公共产品吗?如果是,那它的服务主体是谁?如果当地政府确实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解决方案又是什么? 二、问题的性质及分析 在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的问题根本是土地的产权不明。按土地用途分类,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讨论的主体是农用地。那农用地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的,即一部分人对这个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而政府征地的时候影响了农民,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的定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产品的产权经济成本(包括界定成本,交易成本,保护成本)这些大于产权经济收益的时候,这个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农用地的制度条件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它的界定成本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以及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协议或合同,那么,农用地的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其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归农民,农用地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交易成本是农民耕地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包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承包费(家庭承包不用交纳),保护成本是相关部门监管人员的工资以及农民在农用地设置保护设施的费用。按照这样的定义来说的话,农用地是属于公共产品的。公共产品是根据产品本身边界线来确定,与它的提供方式还有需求状态无关,虽然外部人员对农用地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农用地提供的主体还是农民集体。那为什么它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既然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农用地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的消费,那为什么还有外部人员和农民集体之分,为什么主体会是农民集体? 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可以是集体的或个人的,消费方式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农民签订了协议并付出交易成本,所以农用地的消费主体是农民这个集体的,与外部性无关。农民有权使用协议中的农用地,即使农用地与外部人员的利益是相关的,它的服务主体依旧是农民。况且,任何公共产品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像公路上有先行后行之分,公共电话亭也是需要投币才能使用是一样的,农用地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前提条件下属于公共产品,可当外部人员参与时,就失去了公共产品的意义。如果外部人员在法律之外强行征用土地或换取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那对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有些地方政府搞发展搞建设于是就想把农用地承包给开发商,而农民也要靠土地生存,就产生了竞争,而这是农用地先来后到的原则,不能因为有权力就不严格遵照法律任意征地,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农用地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是公共产品,就像公众认为风景区是公共产品,但是五一长假的时候旅游的人那么多,同样有竞争,这两个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对于农用地,农民还有外部人员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农民是为了生存,而外部人员是为了减小成本,实现收益更高,而且,各自的生存经验即生产函数不一样,农民的生产函数只有耕作这一条途径,而外来人员的生产函数不只是耕地这么简单,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很多,不一定非要农用地。为了生存,作为农用地最迫切需求者的农民不得不显示自己的需要偏好,于是就产生了这些征地悲剧,而且在外部人员征用农用地的时候,原本对这些农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农民并不能拿到相应的补偿。况且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来说,政府虽征的只是土地,但拿走的却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和住所,更何况大多时候农民得到的只是一点补偿。既然农民对农用地享有权利,即使不愿意出让土地也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为什么会出现外部人员堂而皇之的强行征地的事件?一方面是产权边界界定困难,农用地是开放性场所,他们进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走形式使外部人员更加肆无忌惮,管理者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手段却是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手段和目标的不一致才会出现问题。所以,通过分析可得,农民是农用地的利益相关者,可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轻易地把耕地征走,甚至有时候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警力来强制性地征土地呢?决策人、经济人与利益主体的一致性是经济活动有效的前提。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问题的利益相关人和决策人之间是否一致,很多时候,经济问题争论的偏差就是从这个不一致开始的。而在使用农用地这个问题上,决策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农民)是一致的,由于最终做出的决策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付出交易成本获得农用地使用权)所以没有产生冲突。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来和农民争地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存目标,而且只有农用地转为了建设用地,政府才有权力对其征收。 还有明明有其他地方尚未开发,为什么要选择农用地呢?首先是成本问题,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而且政府缺乏产权管理,不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产权者都必须做出牺牲,这种现象太普遍,更何况农民是弱势群体。还有些地方政府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这样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一个人的计划经济,两个人的市场经济,三个人的公共经济,公共经济是集体主义问题,而集体主义会严重扩大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牵涉到多方利益,所以,征地的问题才这么复杂,公共经济的问题才这么难以界定与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 (一)从政府角度 1.充分利用开发区,节约土地资源。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土地闲置荒芜,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这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2.在坚持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条件地缩小征地,一部分根据市场去谈判。政府征地进行补偿时,应该最起码不能让农民比现在生活质量低,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长期有保障,如果融入城市就应当比一般居民生活质量要高。合理的补偿就是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住房不比城市的房差,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今后的日子安排好,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保障,真正变成市民。 3.加快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的进程是节约土地的,城镇化会释放出耕地,城镇化的根本要求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不是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大大节约,应该提高效率,管理者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务。4.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当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越位,就容易产生问题。 (二)从农民角度 1.转变经营思路和模式。从耕种到收割的主要环节,依靠服务公司来做,而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管理,两个模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经济效益,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解决很多问题。这一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效率。 2.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即农民可以直接和开发商谈,是出租还是入股,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参与经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作者:聂倩单位:河南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1)新媒体的概念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要想更好地为观众带来满足观众需求和口味的新闻内容,就应该实现传播手段的创新,将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和手段融入其中,推广新闻内容的同时,满足新闻的不同内容发展要求,进而有效的提升电视新闻的整体发展水平,将新媒体这一背景更好的应用起来。 作者:符岩 单位:洛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新闻传播论文 一、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相同之处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在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在报纸等传统媒体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时,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开始注意灵活运用网络优势去弥补报纸传播的缺陷。在现今互联网之上,也有一些报纸媒体开始打造网络上的阵地,建立、维护相关网站的运行。读者也可在网络平台上阅读电子版的报纸信息,并在信息下发表自身的看法。不仅仅是报纸媒体,电视台媒体也开始开展官方网站的建立、维护工作。可以预见的是,现今不仅仅是我国还有全球范围内的传统、网络媒体均会聚在一起弥补自身不足,充分发挥优势,以此为广大读者带去更为优质的服务。 作者:郭晓野单位:吉林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传统研究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套路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出问题,再到真正地解决问题,除了研究者亲身去寻找新的研究热点以外,还不能忘记传统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保证研究成果的精准度,同时提高研究成果的新颖度,保障整个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进程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大放异彩。但究竟什么是学术创新呢?经笔者个人的总结与归纳,认为学术创新指的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变,但从新的视角或者新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找出新的答案,这就是学术创新。那么,新闻传播研究应如何实现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便是:创新,必先融入传统研究。这里所说的传统研究别无他物、绝不单一,指的是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知识谱系。立于这般学术创新大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者可以妙用传统研究或者知识谱系的光亮,照亮自己新晋研究的学术问题,从而获取新的感知与认识。例如,“民生新闻”这一名词概念及其内涵自产生之日起便广受关注,但是其真正的本质精髓,却也是众说纷纭,对此,可以从新闻传播学术知识的角度进行思考,便可得出其实质上是一种新式的新闻传播范式,或者说是一类新闻的集合、总称,挟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传统研究尚处于较低阶段,且传统研究层面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导致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推进进程较为缓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便更应该加大对新闻传播学术创新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拓展学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研究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贡献,最终有效推进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发展进程,保证新闻传播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 作者:胡娜单位:滕州日报社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论文 一、充分利用微博平台 利用微博体育新闻资讯不失为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地信息,用户也可以通过微博及时接收、查看,传播效率可见一斑。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将撰写的体育信息或者拍摄图片发到网上,不用因为编辑、校稿和排版问题耽误时间。由于微博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将体育新闻在微博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微博看新闻。在浏览时,还可以对新闻进行及时评论、转发,让更多的人以更快的速度参与进来。这就是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不少体育明星以微博引导体育舆论,他们因为高知名度而被人们所重视,并且对体育事件的言论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反响,让更多人参与、交流,让体育舆论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通过规范标题提高网络新闻报道 深度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网络新闻的读者需要先点击标题才能进行资讯阅读,而传统媒体则恰好相反。所以,网络新闻标题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点击率,进而影响传播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体育网站的新闻传播对标题很重视,往往出现了言辞浮夸、标题深奥的报道。这是在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对体育网站的信誉度是一种玷污。而国外诸如天空体育之类的体育网站的新闻标题都是很规范的、不带夸张与渲染的陈述式,大众一眼就能够从题目中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网络时代的体育资讯异常丰富,大众对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有着更高的欣赏水平与审美品位。他们想要了解的不仅是体育赛事,也更加希望了解某支球队、某个体育明星的信息。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中的报道要具有深度,才能满足大众的多元化需求。通过深度报道,人们会对某个球队及明星的过去、现在、未来、逸闻趣事等有全面了解。所以,体育新闻的传播要注重视野拓展,认真做好深度报道,在丰富报道内容的同时,提高其可读性,以特色化的深度报道为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 三、以精品栏目塑造特色品牌 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媒体需要重点加强质量模式革新,着力打造与众不同的精品栏目,以特色品牌为发展目标。这方面我国的网络体育媒体做得不如国外网络体育媒体好,因而需要不断通过借鉴、融合、创新的方式打造自身的精品栏目。例如ESPN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电视网,其经营方式和理念都独树一帜。该电视网的“NBA世界”、“英超联赛专栏”等精品栏目在世界上有为数不少的受众,传播效果很好,也正是这些精品栏目成就了今天的ESPN。相比我国,不少网络体育媒体都缺乏特色化的精品栏目。原因在于我国体育网站运营还不成熟,缺乏资金和实力,更缺少奔赴各个体育赛场的专业记者,尤其是国际足球频道、NBA频道,尽管有众多的观众,却缺少独家新闻,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国外体育网站转载,信息同质化现象突出。所以,要想走出这个尴尬的境地,就一定要长期坚持特色化品牌塑造。网络媒体的竞争极为激烈,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要做出别人没有或者比别人更具创新实力的精品栏目。品牌特色、个性化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各个媒体也必须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不能随波逐流。 四、结语 网络时代,网络媒体渐成主流,网络体育媒体参与的重大体育新闻报道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已经能够和传统媒体进行对抗。体育媒体必须依靠网络的的超强信息整合能力,抓住网络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途径,通过独特的传播方式加强体育新闻的影响力与关注度。谁能够在重大体育新闻报道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获益匪浅。尽管我国已经有一批比较成功的专业体育新闻网站,相互之间在通过竞争强化自身的优势,但是也需认真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品牌,在网络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中独树一帜,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 作者:邸静单位:榆林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电视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与传统的电视新闻相比,电视新闻由于对人们的舆论和社会生活能够带来更多的信息。因此,受政策、传播理念以及各种体制的束缚,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空间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网络一样与观众实施互动,只能通过电视直播和网络形式进行播放,并不能够对于某一新闻某一话题针对观众的反应做出及时的反馈,而是在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信息的反馈,这种传播形式的单一性限制了电视新闻的传播。 (二)国内外新闻报道内容不平衡 新闻报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日益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对于网络和手机电视都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传播。而对于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电视新闻主要侧重于国内的新闻报道,对于海外新闻、国际新闻缺少评论和各种报道,尤其是在互联网速度发生之快的状态下,电视新闻对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欠缺造成了观众缺乏对国际新闻的了解,从而使得国际化之间的交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电视媒体的新闻传播还应该加强海外新闻的针对性和包容性。从新闻报道上更多地了解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也成为电视媒体传播的内容,从而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三)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新闻最重要的特点 之一是对于新闻内容的“快”。但是电视新闻由于具有固定的播放时间,并不能够将刚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及时地传达给观众,尤其是对于突发事件的爆发,使得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播出时间产生了时间差,这有可能对于观众的预防措施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能力不如新媒体的更新快,直接失去了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措施 (一)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电视新闻 在为观众提供重要的新闻内容外,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在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达和普遍的情况下,能够使数字化时代下实现多元化的舆论形式,在于观众的互动和舆论的发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新闻变革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创新,从而加强电视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互动理念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革新,是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传播理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只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才能使电视新闻节目更真实、更体现民众的思想。从而将大众的声音反映到新闻节目中,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大的情况下,民众的声音最能反映新闻的真实程度。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中文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普遍,有更多的人去学习中文,我们在关注世界母语的同时,国际上也在关注中国的声音。在互联网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需要电视新闻改变传统的媒介环境和新闻的生产模式,才能呈现给观众以新颖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社会大众在新媒体的情况下,会从报纸、电视台和网络进行多方面的接触新闻,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互联网更多的是以手机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对于传统媒体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这就需要电视新闻针对社会的发展在新闻的节目安排上能够给予国际新闻更多的空间和播放,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使得更多的人继续关注电视新闻节目。 (二)及时更新内容新闻的及时性 能够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动态,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新媒体不断冲击着新闻传播格局,新闻信息过载和传播渠道过剩使电视新闻频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因此,在对于电视新闻进行安排的情况下,要将电视新闻的播放时间尽可能缩短,或者设置专属的新闻电视节目,才能将新闻及时地反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同等重要,而不是等待播音员进行时间上的整理后才能播出,这样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网络的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三、结语 网络的信息量和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大多数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以及报纸的冲击给电视新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电视新闻的新颖度,如何充分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是电视新闻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众多新媒介应运而生,对传统的电视新闻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传播不可能脱离世界电视新闻发展的大趋势。新闻的追踪报道、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在新媒体下的电视新闻应该具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与观众和网民的互动中以此增加收视效果。利用电视和网络各自的优势,把观众吸引到电视屏幕和新视频媒体前,共同建构大电视、大传媒的观念,真正做到共生共荣。 作者:祝亚军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时期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 (一)人文主义是新闻传播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新时期之前,人们处于““的思想枷锁中,而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使人们突破了陈旧的思想,解放了自己,冲破了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规则制度。人文主义思想对群众的思想转变作用是这样的:首先,在人文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们与之相遇并能够理解、支持;然后,这一阶层的人们互相交流使得这种思想在这一阶层中广泛传播。随后,在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之后,他们开始发起思想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文主义思想,从而引起全国人民观念上的改变,至此,人们的心里接受了这种想法,思想运动取得成功。人文主义思想重在强调“人”的重要性,解放自我。基于这种转变,人们,特别是新闻工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新闻的一切,新闻的传播形式首当其冲。人文主义就这样给新闻的传播打下了群众的心理基础,新闻传播也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二)人文主义为新闻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新闻 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转变,大步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并确定之后,新闻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传媒业逐渐走向大众,被大众更加了解,新闻业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前的新闻业是由政治来指引,围绕着政治展开,而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被高度重视的时候,新闻业的重心是否将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是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难题之一。然后和政治一样,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重点,却不是全部,若以经济为新闻发展的中心,则会像过去一样比较片面、笼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文主义成了新闻业发展茫茫迷雾中的指明灯。跟随人文主义进行改革后的新闻业,以人为中心,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来进行对人文的关注。新闻传播开始对普通的个体进行关注,不再只是关于某一个人。 (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闻传播观念的转换 对比20世纪和如今的新闻内容,最显著的感受就是如今的新闻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将新闻和读者放在了平等的地位。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受众”的观念被提出,认为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来决定,这是新闻业的改变中强有力的一笔。但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受众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表面,主要体现为改变报纸的版块排列,增加互动内容等方面;到了90年代,才将传播者的姿态降低,和受众处于同等地位。观其发展历程,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得越来越彻底,除了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在同等地位,还能够把每个人当成独立的个体,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人文主义已经不断渗入新闻业。从根本上来说,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就是从漠不关心,到无限关注“人”,将受众的需要放到最高的地位上,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新闻已经能够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更能被群众所接受,都是人文主义促进了这种转变。 二、传媒新技术 对新时期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的交互影响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及,新媒体逐渐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对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新闻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而新媒体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产业日趋活跃,特别是微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活跃度极高的新媒体应用平台和信息传播空间并频频引发热点。微博、微信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只要用户下载微博、微信软件并进行注册即可登录使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微博、微信的使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手机即时通信的移动化、碎片化和随时在线的特点,符合当代人们的使用习惯;微博、微信等媒体地出现在改变着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等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方式。微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微博的特性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需要,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微博手机客户端和电脑客户端都可以随时随地信息,更新迅速,交互性传播快捷、信息海量,成本低廉,而微信则融合了腾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使关注和分享性更强,再加上微信资费便宜,只花费很少的流量费用,并且支持语音、图片、文字等各种信息的发送,让受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微”软件除具有网络媒介信息传播量大、速度快、超地域性等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传播即时互动性强、高度自由性、信息内容与方式多样性、语言表达方式简捷性等特点。这使得新闻传播更具个人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模式,新闻传播又传播了人文主义的发展。 三、结语 本文探究了大量新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新闻传播的关系,其优秀就在于对“人”的关注,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过程曲折艰辛,但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社会的主体是人,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新中国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性,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懂得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即是社会主体的意识觉醒。新闻传播的变革,正是去传播这种意识,促进思想觉醒,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使人的进步带动社会进步,人与社会能够更加和谐。 作者:胡芳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张冰清张国伟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优秀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论文 一、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 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是由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互动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等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潮流,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专门开设自媒体版块,可命名为“亲历者说”等,用来作为网友新闻的阵地。同时,设置相应的负责该版块的新闻编辑,对有价值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闻进行核实和追踪报道,予以在其他相应版块,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在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核实之后,可以对新闻的第一者进行适当的奖励等,以鼓励更多的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入到新闻报道之中,鼓励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为了刺激读者,一些新闻机构开始使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观点偏激、内容严重失真的新闻。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之下,要想进行新闻传播模式创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促使读者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而非只受到一些偏激的言论的刺激。首先,记者和编辑要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坚持报道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对国家发展有一定作用的新闻,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逸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其次,记者对于新闻的报道要有深度。新闻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新闻的挖掘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思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社会。因此,记者应该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要坚持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等。如此,新闻才算完成了其使命,记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 (三)新闻要与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契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发展的社会,新闻量上升的同时,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阅读负担,使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时,一定要使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读者的忠诚。首先,新闻需要进行分类,可以将新闻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新闻发生的时间等来进行分类,便于读者进行新闻的筛选,并且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其次,新闻应该尽量清晰简洁。在新闻的页面,可以采用标题罗列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各种新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进行新闻内容的阅读,这样,能够有效地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最后,在新闻的内容页底端,附上新闻专题以及相关性较强的新闻的链接,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所以,新闻应该是标题内容页相关专题、相似新闻链接的模式来进行,这样,读者能够方便地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有效地节省了阅读时间。 二、结语 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特点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充分地把握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然后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我们相信,只有深切地把握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特点,不断地了解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才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新闻传播模式,才能够促进新闻传播效益的大幅提高。 作者:袁敬舒单位: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新闻传播论文:人才培养新闻传播论文 一、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共建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在认真学习国家、省、市的有关要求和学校的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在学院内就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和理论设计;并就下一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进行了初步规划和调研。我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还积极联系新闻单位的行业专家,就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方案征求了业界的行业建议,并为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吸收了一些业界知名人士参与。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二级学院积极正视目标与要求,及时反馈问题,适时做出了一系列规划与调整,注重内涵建设,力争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过程中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管理、课程、教学、师资、科研五方面的有机互动,充分实现学界与业界联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走出一条政产学研合作互动、深度融合的新路。 作者:黄进杨琨李勇单位:成都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优秀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公共关系论文 1.新闻传播运用公共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质上来说,公共关系属于一种传播活动,它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媒体表达形式,具备双重意义:一方面,新闻传播是开展各项公共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活动得以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公共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新闻传播中运用公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品牌效应,媒体经营亦然。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说,品牌代表了企业的品质和形象,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除了注重新闻质量外,还要有自我宣传的意识,提升媒体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在新闻传播中,加强公共关系的运用,打造良好的媒体形象,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升社会影响力,对新闻媒体的发展大有裨益。 2.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应用 引导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公共关系在新闻传播中最为主要的应用便是引导其价值取向。在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已形成一定的价值导向。新闻传播本身便是舆论,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长期以来,媒介与媒介之间缺乏竞争,传播者往往只需要按照自身的价值观进行传播即可。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迈入了信息时代,公众逐渐形成自己的媒介价值观,新闻传播需要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选择。公共关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对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受公共关系的影响,新闻传播的题材在选取时一般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例,在每日的播出中,该节目都会与公众进行互动,不仅保证了公共关系的良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影响媒体机构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理念不同,则传播的内容也会不同。一个只会追求眼前利益、娱乐大众、忽视公共关系的媒介,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受众所淘汰。因此,新闻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从媒介自身还是新闻人角度,都要注重公共关系的运用。 3.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发展 新闻工作应积极引入公关意识,吸收积极因素,弥补自身不足,促进新闻工作的长效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其中,要想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有效发展,需要遵循以下几点: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对新闻事实进行真实报道,积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不能因为团队以及局部小利益,使整个新闻工作失去客观性,使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坚持双向交流,在多方参与下,让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可亲。由于播发载体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过去基本是单向传播,很难与读者、观众、听众进行互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交流。新闻报道在运用公共关系时,不仅能够避免新闻传播的片面性,也能使新闻传播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使整个报道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可信。丰富新闻报道方式,吸引读者深入其中。要想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新闻追踪以及策划。很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往往将新闻作为一个已然结束的事件进行报道,常常采用总结式,致使新闻性较差。而在公共关系的影响下,要将新闻传播看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要将事实传递给受众,还要拓展报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对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促进新闻传播的良好发展。精心组织,紧抓时效性。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树立“战役意识”,进入“临战”状态,要在第一时间内获知新闻事件,及时调动各个方面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公共关系与新闻传播之间不仅有着密切联系,也存在区别。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能够对新闻事件进行表述。公共关系发展至今,给我国各行各业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作用于新闻传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闻传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坚持相关原则,从根本上促进新闻传播的发展。 作者:金辉单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传播论文: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论文 一、建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全媒体实践带动教学改革 一个中心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宁波电大文法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致力于培养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的掌握全媒体信息采编技能的一线技术人才,培养的是多能复合操作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全媒体的意识,了解不同媒体的特性,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采制工作,并能根据不同媒体特点相互融会贯通。两个基本点解决的是如何培养的问题:一是坚持全媒体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二是坚持校内外实践平台搭建,以项目产品推动提升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两个基本点相互促进,开始前者搭建基本框架,现在后者进一步带动前者。 (一)建立强化全媒体实践能力的课程教学体系 1、改革课程设置,建立适应全媒体发展的高职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从2004年创办以来,逐步摸索出一套符合高职层次的课程体系,不分具体媒体方向,突出全媒体采编技能培养的实践课程,相互融合互补。课程体系以专业技能课程群为主,涉及全媒体采编的各方面。主要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报纸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图像处理与动画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平面广告设计、播音主持、网络新闻实务、广告实务、公关实务等。这些专业技能课程群分布在第1-4学期,层层递进,由易到难,相互融合。整合新闻理论课程,将原来的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课程合并为新闻传播学概论课,将新闻史的相关内容整合到新闻传播学概论课程及其他实践课程里面,精要教授必要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让学生具备全媒体的理念。同时辅之以应用汉语、中外文学经典等人文知识课程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其能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正确的价值和文字判断,还有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秘书实务、企业文化等辅助知识课程,让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2、改革课程教学,教学手段全媒体化,突出全媒体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网络等各种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全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摄影棚、录音室、演播室等实现采编播教学全面数字化和网络化,使用电子教案、网络课件、各种音视频案例、蓝易思多媒体控制系统等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易于让学生接受,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多媒体的魅力。建立教学资源点播系统,把历届学生做的视频作品、音频作品、Flash动画作业放在上面,供大家交流学习。新闻摄影课开发新闻图片系统,让教师和学生上传和浏览新闻图片。教师可以在线评阅,也可以邀请同学共同评价,整个教学评价过程透明公正。学生则可以观看其他同学的作品,相互学习,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精简理论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练习、小组讨论、现场练习、作品主导等方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灌输和讲授,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全媒体融合意识。不同的实践环节有机统一,围绕专业实践培养目标,以项目产品推动课程设计改革。专业优秀课程体系以“一幅动画、一本杂志(纸质、电子)、一张照片、一档音频节目、一个视频短片”为“五个一工程”项目导向,建立起全媒体融合的课程内容,较好地训练了学生的全媒体思维。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上注意融入全媒体的思维。比如采访课让学生学会网络采访、手机拍照和写稿,最快速采制信息,并能考虑不同媒体的特性采写有差异性的内容。写作课采写适用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稿件,尤其是及时关注最新的移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稿件特点。播音主持课让学生明白现代播音主持人要会自己策划采访制作“微节目”,既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还可以适当使用网络用语让节目更有亲民特色。 3、改革考核方式,最终以毕业设计可视化改革全面展现学生全媒体采编能力考核方式的改革是为了让学生更重视全媒体实践能力的培养。本专业课程考核或结合平时实践作业;或直接用作品进行考核;或以考级考证为契机,以证代考;有些课程结合学生在系“新文人工作室”里的实践表现,作为加分内容。鉴于视频作品能较全方位考查学生的采编写全媒体技能,2012年起启动毕业作品可视化改革,要求学生组队制作专题视频短片,考核他们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掌握情况和整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实干能力,各门课程所学都能在此得到充分考察展现。2013年继续完善毕业作品操作流程,完善开题答辩、中期检查、验收评定、分组答辩等环节,加强指导和过程监控;2014年增设毕业设计指导课程,每组指导老师分设文案指导和技术指导,制定更完备的流程册让学生和指导老师全程填写,考核更加科学。这几届学生制作的视频或展现宁波历史文化、或反映社会现实、或与实践基地合作,在提升全媒体采编技能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搭建全媒体实践平台 1、系内创建“新文人工作室”全媒体仿真实践平台新文人工作室是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的专业实践工作室,从本专业创立不久就创建了。十年来,工作室的组织架构随着媒体发展态势而不断调整,原来只制作平面杂志,后增加网站,仍以文字图片采集为主。2009年开始制作视频新闻,但量比较少,2013年创建官方微博,2014年开始制作演播室节目,创建公众微信号,并将部门调整为平面媒体部、网络新闻部和电视媒体部,分设平面媒体部、电视媒体部、网络媒体部,制作平面杂志、电子杂志、视频和音频新闻及节目,管理系网站信息、系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学生实践全媒体化。每个部门都有专业课程老师提供指导,由同学们自己策划选题,报道校内外新闻,展现自己各种多媒体原创作品。工作室模式创新了教育教学载体,让学生将课堂所学转化为自主实践,融合各种媒介的采编技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全媒体思维和技能,是专业实践教学的第二课堂。在这里,信息的生产是个完整的全媒体融合流程,项目化的管理让学生的全媒体采编能力得到了可视化的呈现。尤其是2014年创建的“今日文法系”公众微信号较集中融合了全媒体的运作流程,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报道在这里集中展现,并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送。同学们锻炼了策划管理、团队合作和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掌握了最新的移动社交媒体形态的特点。因为有了公众微信号每天快速便捷的终端展现,学生的视频新闻制作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电视媒体部打破了原来采编组、配音组、技术组和主播组各自分工干活的机制,所有实习记者都从基础的采编工作做起,全面掌握视频采编技能。自2014年9月以来,共制作165个视频报道,有些还使用了虚拟演播室系统,有主播播报。新文人工作室还通过表彰先进及出台《新文人工作室关于记者(编辑)业务考核及等级评定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加强对工作室记者编辑们的管理考核,激发同学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是现代化媒体管理手段的仿真模拟。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得到各种反馈,更好地调整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和各指导老师相互间协同作战,相互促进。由此,工作室的全媒体仿真实践带动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积极开创校外实践和实习基地本专业在寻找校外实践基地时,注意选择可以锻炼学生不同媒体形态采编能力的地方。先后与宁海县文化馆、中国宁波网、天一阁博物馆、人民网浙江频道、江东区百丈街道、江北区芝红社区、新侨报、鄞州电视台新闻中心、搜地网、81890求助服务中心、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江东区档案局等单位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实训活动,受到合作单位好评。为了增强和业界的联系,本专业还建立一支由业内专家组成的校外导师队伍,聘请了宁波大学、宁波日报社、人民网、江东区档案局、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海曙作协和影视家协会等单位的15位专家,校外指导或来校讲座。 (三)取得的成绩 本专业在2012年成功申报宁波市高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是宁波市唯一一个高职新闻传播类重点建设特色专业。已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新文人工作室在2008、2010和2013年被评为宁波市先进大学生集体。本专业老师一起做的《创高职高专新闻采编实践教学之路》、《创新载体丰富平台拓宽渠道教学相长——宁波电大以新文人工作室促进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教学》、《轴心驱动可视呈现——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实操体系的创新探索》分获宁波市第七、八届高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和第九届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的毕业作品在校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宁波及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学生多人次在省市的征文、演讲、播音主持、公益信息传播比赛中获奖。 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全媒体技能融合的教学实践还需深入 全媒体采编能力不只是掌握各种媒体的采编技能,关键还要有全媒体的思维,能够迅速判断适用于不同媒介的信息采制角度,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整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精通。高职的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如何让学生既有全媒体的思维,在综合掌握全媒体实践技能的基础上突出掌握某些采编技能,这是高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时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训练和实践。每门专业课程要密切关注媒体发展的最新状况,研究最新媒体形态的特点,及时更新课程教学内容,加强全媒体思维训练,阐述在全媒体背景下,本课程内容所需要变化和注意的地方。相关课件可和学生网络共享,供学生随时自修。目前本专业的工作室虽已有各种媒体形态,但还是分部门各自运作。今后可以做进一步改革:建立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各部门采集的信息都发到这里,实现信息共享,然后各部门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深度报道或制作音视频报道,可以彼此合作。公众微信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向各部门进行约稿,包括提出对已知信息做怎样的进一步报道的要求,由此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信息资源的全媒体有效配置。 (二)全媒体师资培训仍需加强 虽然本专业有系内外专业教师21名,高级职称比例占43%,部分教师毕业于复旦、浙大、中国传媒等名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也有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但要真正掌握全媒体的特点,具备全媒体思维和相应的教学能力,仍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目前本专业双师型教师所拥有的证书主要是高级秘书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专业普通话测试员证书、MACROMEDIA授权的网页设计师资格证书等,离全媒体采编专业优秀技能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强全媒体采编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通过考取相关证书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如何让教师转变思路?如何创造进修培训机会?如何提高教师的培训积极性?如何协调繁忙的工作和培训之间的关系?这都需要校系出台相应政策进行保障,为老师培训创造条件。再艰难,也要保证老师不断进步,这也是学生能学到更多知识技能的源头。同时,要建立校外导师的定期指导或讲座制度,目前的联系仍较松散,缺少针对提升学生全媒体实践能力的交流计划。 (三)全媒体教材亟待建设 虽然本专业教师有编撰过《Premiere基础实用教程》、《宁波历史文化读本》等教材,但离全媒体教学所需教材的差距还较远。要进行适应高职全媒体新闻传播教育的教材改革和建设,一是广泛收集业内各种相关教材,取其精华;二是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关注业界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然后进行资料梳理,总结归纳,编撰相应的教材。 (四)全媒体设施设备需要资金投入 全媒体采编设备都是数字化网络化的,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宁波电大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已建立大洋非编实验室、摄影实验室、虚拟演播室。另有摄影摄像仪器设备、平面媒体排版软件等,各类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值近150万元,全面实现数字化采编播一条龙装备,为专业的实验教学提供了条件保障。但现在还缺少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来实现学生多种媒体形态作品的平面、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的同时全方位。而且,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器材设备需要更新换代,仍需不断的资金投入,光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以外,还可考虑争取和企业合作,目前国内校企合作建设的传媒学院亦有一些,如果能为企业输送人才,双方可以双赢,这也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全媒体采编人员。同时,还可想办法争取创收,比如目前大洋非编实验室已挂牌大洋非编系统培训认证中心,可考虑向社会开放相关培训。 作者:邬晶晶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目标教育论文:教育目标中学教育论文 一、具体细化的中学教育目标确定的设想 首先,应在国家总的教育目标前提下,要从人的一生成长中基础的因素与影响成长的最重要的要素中去确定。对比一般的人与成功人士,在学习、生活及工作中最能起最基本作用的,能影响人一生的要素中去挖掘本质与最有用的要素,一般来说,主要有四项: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学习勤奋,发展科学。 1.身心健康是一个自然人生存并立足社会的最基本的前提 这一点很好理解。在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者对此都有许多体会。因为,没有身心健康,就不会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就会成为家庭与社会的负担,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灾难。这方面有许多案例。比如有些大学生甚至名牌大学的学生,因为心智不成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同学、朋友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常常发生矛盾,甚至做出过激行为,造成人身伤害,且付出血的代价。有些智商高的学生,因为身体素质不好,在校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毕业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甚至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乐趣。所以,身心健康是我们教育目标追求的最基本的前提。 2.习惯良好可以让一个人终身受益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就是一个人把学校所学的具体的知识都忘记后剩下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只有是在学校教育中所形成的良好习惯。美国《成功学》创始人拿破仑•希尔通过对500多名成功人士研究后指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培养具有良好的性格、习惯的人是任重而道远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性格,将会决定学生的一生,是学生未来成功的基础。美国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性格,让孩子自强;我们要把培养良好的习惯作为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培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良好的习惯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通过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来完善一个人的良好性格。 3.学习勤奋,其中的关键词是“勤奋” 学习的最后结果如何,是由许多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来决定的,如个人的兴趣、先天的接受能力和后天的学习基础、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生活环境等等。在诸多因素中,有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有的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其中个人的努力就是勤奋。因为,勤奋是一个人对待学习的态度,而更多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才来说,态度决定一切。 4.发展科学才有可能让一个人循序而有个性地成长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科学,不科学的发展就是乱发展,不科学的发展是有害的。首先,科学的发展,必须是循序的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这样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人的教育发展更应遵循这个规律,否则,必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反思当前的教育,是不是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因急功近利而揠苗助长呢?分析一个优生在某个学段的品行和成绩突然滑波,是不是揠苗助长造成的断链现象呢?其次,科学的发展,必须是个性的发展。面对世界的多元化的发展,对人的发展需要也应是多元化的。由人的智能的多元理论可知,人的智能是不平衡的,即我们所说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特长。反思我们的家庭教育,周末逼孩子参加这样或那样的兴趣辅导班,这到底是培养孩子的兴趣还是打击他们的兴趣呢?是张扬个性还是泯灭个性呢?再反思我们中小学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真正的“因材施教”做得如何?真正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又做到几分?因此,在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学习勤奋的前提下,要根据个人的智能长处与兴趣,扬长避短,这样才是科学的发展。 二、中学具体教育目标在学校的实施 1.落实身心健康的教育目标 一是在身体的健康上,要求学生按要求确保每天进行一小时的阳光体育活动,从而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二是为了将来进一步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学校期间最好能培养出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与艺术类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健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将来的生活品质。三是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健全人格,抓好文明礼仪教育和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能投身社会实践,明确社会责任。要教育我们学生阳光、向上、开朗,不能封闭自我,要学会大方地与同学进行阳光交流,善于沟通,善于通过正确的途径自我排解不良情绪,从而确保学生的心理是平衡的、阳光的、健康的。 2.落实习惯良好的教育目标 首先让学生了解习惯有好与坏。好的习惯才是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人生财富,而坏的习惯会阻碍人的科学发展。教育工作者要给学生指出良好的习惯是什么,提出在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良好习惯的具体要求。如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课前预习、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等等。并且让学生明白习惯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让习惯成自然。学校在日常的教育中,要做好督促检查工作,与学生家长保持一致,使学生在生活、学习、休息、交往等方面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逐步让学生理解并体会到习惯的神奇力量。 3.落实学习勤奋的教育目标 一是要给学生营造一个以勤奋刻苦学习为荣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学校里,在教室里,都要有相关的标语内容。教师也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积极传递这种精神,比如可以设一个表扬“勤奋、刻苦学习”的专栏,定期评比,进行奖励,以鼓励和激励学生勤奋刻苦学习。也可以组织一些以“勤奋、刻苦学习”为主题的活动,让每个学生融入这种氛围。教师还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二是要因人而异确立学习目标。这个目标,在整个奋斗过程中需要学生家长、教师的监督和鼓励来实现。有了目标的压力和动力,那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将会有了方向,他们才会为达成目标而开动脑筋,付出努力。三是要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教师要帮助学生制订科学的学习计划和方法,让不同的学生都能获得自己的成功,保持勤奋学习的劲头。 4.落实发展科学的教育目标 要求每个学生尊重自身的条件与兴趣,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扬长避短,有个性地发展。一是要重视对基础学科的全面学习,这是科学发展的大前提,防止学生过早地出现偏科现象。二是在基础年级配置更好的教师任教,防止学生因教师的原因而产生偏科。三是按国家要求开齐所有的课程,但放低要求,力求让学生学得有信心有兴趣。四是在开齐开足所有课程的前提下,力求满足不同兴趣与特长学生的要求,使学生能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特长。五是充分建立各种兴趣小组,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 作者:汪根林 单位:婺源县天佑中学 目标教育论文:学生目标管理素质教育论文 一、目标管理的形成及其应用过程 美国学者德鲁克在其所著的《管理的实践》中首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倡导以目标来贯穿各个管理层次,管理人员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领导并以此来达到企业总目标的实现。此后,美国学者沃迪恩扩展了前期目标管理主要放在管理人员身上的局限,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企业。他认为目标管理是上下级一起来制定目标,共同使目标具体化,并检验实施情况和评价实施效果。其观点的缺陷是忽视了目标管理的整体性和依靠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忽视人的倾向。针对这些弊端,哈佛大学的莱文生提出了补充意见:人与人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应建立“真诚的同伴关系”,不应把人当物看,每一项具体的目标都应包括其中。此后目标管理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实践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并衍生了一些新的管理理论,目标管理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的管理领域,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管理理论,目标管理被引入到各级中小学乃至中学的管理实践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 二、中学学生整体素质教育实施目标管理的可行性 中学学生素质教育主要涉及到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学生提高自身素质的实践环境,教育者的指导方针、原则、操作程式,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途径及控制,素质教育目标的评价体系等内容。从目标管理的角度看,中学学生素质教育的教育内容、培养过程、培养目标与目标管理所具备的特征具有一致性。首先,素质教育的教育内容具有确定性;其次,对素质教育效果的评价具有成果性;再次,教育者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行为指导和过程操作具有智能性;同时,教育的整个过程具有闭环性。因此,中学学生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是符合目标管理理论实践要求,内容操作要求,控制特征和目标定位要求,从目标定位到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价都具备其理论指导的可操作和实践性,并且也符合从整体上架构和把握中学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标准、评价体系和操作程式,对实现预期的教育效果有较强的指导价值。由此可见,将目标管理应用到中学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如何准确有效、系统完整、科学有序地发挥目标管理在中学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导向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题。 三、以班级目标管理提高中学生素质的可行性措施 (一)制定班级目标措施要科学、适度,切合实际 目标的科学性,就是指目标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方向性。目标既要利于班集体的集体荣誉感,又要利于学校改进和弥补自己的薄弱环节,消除不利于其发展的阻碍因素。目标的适度是指目标既要先进,又要留有余地,有利于“目标链”的形成,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过低的目标起不到激励作用,过高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形同虚设。一般来说,班级奋斗目标在其产生的起始阶段总是外在目标,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在目标。这就是说,它往往是教师指出的,或者只是班级学生干部接受的。而大多数学生处于一种心理压力而采取表面服从的态度。这种不是班级成员内心要求的目标,就难以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其实际意义也就不大。因此,班主任应当不断地讲解,动员,让班级成员充分讨论,使班级目标被班级成员同化,乃至达到内化,使目标成为学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手段,同时,在目标制定的过程中让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从思想上和意识上把学生素质教育的整体目标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一部分,内化为自我实现的人生动力。 (二)对目标进行分割,设置学生个体综合素质评分表 可以把学生个体综合素质评分表分为八个扣分栏目(见附表1):文明礼貌、课堂上“经历”、“体验”的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两操表现、卫生清扫与劳动、迟到、病假、其它违纪。同时设立六个奖励项目:好人好事、特长发挥、课堂上视角独特,观点观念有创新、管理能力、竞赛获奖、学习成绩突出。计分方法可以实行每次加扣1-3分,一般情况加扣1分,在校内外有比较大的正负面影响的加扣3分。记分工作由各组组长、课代表及相应班级干部负责,班级设有加扣分记录簿,由专人负责,班主任每天要查看加扣分记录簿,最好逐项落实,以减少失误。综合素质评分表每周班会时间通报一次,达到鼓励和规范的目的,扣分的同学明确自己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对于扣分多的同学,班主任要同其面谈,谈学生的不足之处对学生成长及生存危害,与被扣分同学共同制定改进措施。综合素质评分表在期中、期末、年终进行五次统计,统计结果中可以清楚的反映出每一个同学的学习自主性、体质健康情况、班级各项活动的表现等,为班主任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工作中提供切入点,也为班级评先进、评三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对目标进行角色虚拟,提高学生管理素质 1.虚拟角色 利用班会课讨论:如果你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你的助手、员工素质有什么要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上司?如果单位超员需要裁员时,你首先精简什么样的员工?你怎样做一名称职的单位负责人?你怎样做一名好员工?班主任将题目提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与熟悉的成年人进行交流,增加真实感受,同学之间互换角色,互相讨论。使学生感受体验各种角色的职责、义务、及应具备的素质。 2.进入角色 在班级管理上,采用两套班委,即顾问班委和执政班委。顾问班委是根据新生档案和军训期间的表现产生的,由班长、团支书、体育委员和文娱委员四人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协调指导,保证执政班委正常工作。执政班委是人人参与,自由组合。班主任将他们分成班长班、卫生委员班等不同的培训班,聘请学生会干部、任课教师、班主任、顾问班委成员进行工作职责和工作方法培训,然后轮流上岗。上岗前,每位执政班委作就职演说5分钟,离任上届班委利用下一个班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以便相互借鉴,结合工作政绩,全班同学对离任班委成员的管理能力和政绩不记名投票打分,将平均分计入“综合素质评分表”管理能力栏目中。角色教育一方面可以真实的检验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有利于发现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能有效的规范和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是自我教育的良好途径,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对目标进行检查评价,综合学生素质 每周充分利用班会时间,对目标进行布置提示,督促完成,总结做得好的,指出做得不足的地方,对各方面做得好的同学及时给予奖励。同时让学生自我总结,找出差距,根据不同学生制定不同目标进行贯彻实施,鼓励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最后根据平价要点进行目标评分,已达到激励学生提高自身素质。 四、结语 总之,班级目标管理就是不断地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从一个周期转入下一个周期的循环,并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已制定的目标落实后,要及时提出新的目标,不断引导学生奔向美好的前景,把班级工作向一个又一个高度。 目标教育论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境及目标体系构建 摘要:高职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性格不佳、品行不良、情绪波动和学习困难四种类型。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可以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个方面。 关键词: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困境;目标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家长和学生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三流学校、三流教师、三流学生”),在普通高校迅速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较之普通高校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在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而其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根源于学生身心素质本身,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既有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四种类型: 性格不佳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对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高职学生往往因为求学道路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多的坎坷而性格不佳,怯懦、自卑、狭隘、嫉妒、敌对、暴躁、猜疑等现象严重。陈国梁、唐慧敏通过调查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较严重;依赖性过强”。教育部前两年在全国8个省市、七十多所高校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的性格不佳主要表现为自卑自弃、性格脆弱、狭隘独尊、自我封闭、是非迷惑、诚信反叛。可见,高职学生性格不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品行不良品德是个人依据社会道德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其中道德行为是品德的优秀成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如何,最终要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品德的形成具有多端性和复杂性,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础,而道德情感又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形成及其倾向性,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产生道德动机,并引发出一定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调节和控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使之贯彻始终,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品德的形成是这四个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时,品德的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品行问题。高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品行问题原本就不理想,经历高考失利之后,挫折感严重、自信心不足、理想信念扭曲、学习和生活目标不明,品行问题更显突出。根据笔者对广西4所高职院校1200名学生的研究,高职学生有过品行问题的占71.8%,共862人,其中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考试作弊(55.6%)、破坏公物(43.8%)、暴力行为(33.5%)、藏有色情刊物或图片光盘(31.8)、逃学(28%)、酗酒闹事(23.5%)、偷窃(21.8%)、骚扰异性(19.5%)、恐吓他人(16.9%)、赌博(14.3%)。 情绪波动,情感不稳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在1921年曾对25个小学中选出的1508个智商较高的男女同龄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在他们成年以后,以事业成败为标准,将他们分为“非常成功”、“比较成功”和“失败”三类。他对150名最成功的智力优越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因素,热情、自信等积极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期即将结束,迈向青年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断乳”、学习竞争与就业压力给高职学生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历情绪和情感上的激动与混乱之后,一部分人表现出消沉、冷漠、焦虑、暴怒、抑郁、挫折感等不良情绪反应,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根据赵新龙、李健美的研究,高职学生有相当严重的焦虑、抑郁、挫折感、孤独等情感问题。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以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优良品德为目的的活动。学生的学习不但受其自身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学校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因而学生的学习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因学习问题(主要是不爱学和不会学)而处于烦恼中的学生,在初中生里达到58.6%,在高中生里达到72.4%。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基础较差、认知障碍以及不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问题更为突出。本人在去年所作的初步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占78.9%,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厌学(53.4%)、认知障碍(35.7%)、环境干扰(25.6%)。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 明确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然状态却不得不令人担忧。王利华、肖凭、郅利聪所做的高职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显示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虽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常抓不懈,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三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高职院校虽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也时常选送一些青年教师去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但由于这些教师太多是职业技能或公共课的专任教师而并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也许能按照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讲课,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关于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具有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能力,还要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积极稳定的情绪与情感、完美的性格特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以学科为主的课程设置很难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合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的,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影响,还与学校和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担负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所有的学科课程都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与己无关。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明确许多高职教师知道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想把心理健康教育整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但由于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因而无从下手,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师资、课程设置和目标、任务不明三大困境,构建科学合理而又切实有效的目标体系便成为解决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首先,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探讨心理素质的内涵实质。笔者认为,心理素质主要由心理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组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教育的“合金”,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中相对于身体素质的另外的部分,即心理素质。其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与我国现行的学科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习惯认识结合起来,否则再好的目标体系也会与实践脱节,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每个学科都有份,而每个学科都不管的局面。再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成一个科学的目标树,从而使目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可以把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项,其体系如下图所示: 智能目标主要由文化课、专业课和技能训练完成。智能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或者说是智力与能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活动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心理因素。智能目标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方法、基本智力与能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岗位群奠定基础。由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以就业为导向”,而学困生又比较多,因而目前特别要注重认知技能、元认知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思想品德目标主要由“两课”完成。思想品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格的优秀,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培养对一切事物正确的思想观点、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由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而心理健康与思想品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两课”担负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使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虽然注重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与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联系较少,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高。 个性目标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课完成。广义的个性也叫人格,它涵盖了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许多内容。个性目标结合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实践旨在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性格、良好的情感和意志、完美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职业院校虽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因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专业师资缺乏,学生的性格问题、情感问题以及性心理卫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当引起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 职业指导目标主要由职业指导课完成。职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职业选择分析、职业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设计的过程,也是提供职业信息和进行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职业情感和态度,形成一定的获取就业信息、进行职业选择分析和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和再就业等职业适应的能力。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信息素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教育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自身努力取得的。本文分析了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指出了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重点阐述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期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启发。 社会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素养将是所有公民应具备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之一。教育要迎接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就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一)信息素养培养是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在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提升信息素养,从而支持全面的基础文化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素养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根本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息素养培养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信息素养正是终身学习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说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查找、利用信息。 (四)信息素养培养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公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鉴别、评估、分析、使用和创新信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具有信息素养。 二、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制约。新课改中,要求师生之间积极交流、合作,在互动中进行创造性学习。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在新课改中有点不适应,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不够。 (二)信息素质差异大。各地区中学由于受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学生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就计算机而言,有的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还不懂,有的懂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有的经常接触计算机,甚至是高手。 (三)信息技术不重视。信息技术暂没有列入高考科目,社会、学校、学生不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就有限了,信息素养培养就落后。 (四)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区别不清。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就是信息素养。 (五)片面地理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含义。信息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qq聊天或打游戏的高手未必就是信息素养的拥有者。 三、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教师要融入新课改,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观念转变中,教师应该首先认识到,信息技术课是必修课,管理上要重视起来;其次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老师认为非高考科目不重要,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到学生,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我们必须得尽快融入新课改,转变观念,给信息技术以应有重视。 (二)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直接的影响。教师要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交流、实践。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创设培养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及时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为学生能够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三)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信息素养教育应遵循学生的生理条件、学习心理规律,以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立足点,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要通过对课堂的有效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播工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奠定基础。 (四)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善于合作的精神,培养学生利用因特网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文明使用因特网的基本信息素养。教师要利用网络这种交互方式的显著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要综合地创设信息环境,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在任何一节课的教学中,都不可能只应用一种教学方法,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信息环境,使同学在各种信息环境中,做到课前收集、储存信息,课中传递、交流信息,课后运用、创造信息。 (六)要注重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课程整合。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当作学生认知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必将成为学生获取、加工、运用信息的最佳工具,而上网查询也必将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学习“word文字处理”这一单元内容时,与语文课结合,利用文字处理功能写作文等,真正实现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功能。 (七)要及时评价,让学生收获成功的喜悦。评价与教学过程一样重要,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和喜悦。评价作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审美能力。通过评价交流,分享成果,拓展了思路,使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中学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养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在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尽可能地创设现实生活的情境,将信息技术作为交流的工具、研究的工具、决策的工具、创新的工具。 (三)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网吧监督与管理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来形成合力。 信息素养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和挖掘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最好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目标教育论文:探析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 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解析:自我教育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网络道德教育 自我教育 伦理意识 自我选择 论文摘要:本文从自我教育的视角解析了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应有目标:面对虚拟世界需要自我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面对繁杂信息需要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培养、面对多样诱惑需要自我控制能力培养、面对潜在危险需要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他人监督缺失则需要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 网络对中小学生的负面影响己不单在经济与生活方面,更在道德与情感领域。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网络道德素质有助于减小负面影响。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必须突出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即把自己作为教育的对象的教育。”任何教育只有转化为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效果。 道德教育的目标引领道德教育的发展,是实现道德教育价值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发挥自我教育的作用,必须从自我教育的角度解析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针对网络环境虚拟、信息繁杂、诱惑多样、危险潜在、他人监督缺失等主要特点,中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应包含自我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培养、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及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等方面。 一、面对虚拟世界:自我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 自由、互动、匿名的虚拟世界必然对中小学生的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提出更高要求。中小学生好奇心强而辨别能力弱,如果缺乏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意识,很容易在虚拟世界中摆脱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而在网上随意散布虚假信息、破坏网络系统、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甚至人身攻击等。这些不合伦理及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网络正常秩序,更不利用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因在网吧玩网络游戏或浏览黄色网站而直接导致犯罪的占33. 5%,从小学就涉足网络游戏或黄色网站占37. 7%,初中生占49. 2%”。“任何个人的网络行为不仅存在‘能不能’的技术操作规定,还存在‘该不该’的伦理道德要求。”面对网络形成的虚拟世界,中小学生要自我加强伦理意识与道德责任感教育,增强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克服网络虚拟世界的负面影响,遏制不道德行为发生,促进自身健康成长。他们可以通过学习现实社会的道德准则来增强伦理意识及道德责任感。绝大多数社会公德不仅适用于网络虚拟世界,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它生活领域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在.上网时也同样适用。 二、面对繁杂信息: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培养 据统计,网上的无益信息占50%以上,其中不健康信息随时可见。这些都可能让中小学生是非观念模糊、道德意识下降、社会责任感弱化、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面对网络中繁杂的信息,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要求中小学生接受几条道德规范,而应是自我判断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这里的选择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网络这一现代学习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即既要学会充分地利用网络,又要适时走出网络。二是上网目的与内容的选择。要弄清楚为什么要上网,为获取什么内容而上网。对辨别与判断能力较弱的中小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网络影响好坏的不是电脑而是人脑,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怎样选择和利用电脑网络。中小学生要“更会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电脑,要经过教育能对世界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并且“应该会提出问题,而不只是接受”。只有这样,他们在信息的海洋中才会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才能择善而从、择善而用。面广量大的信息也就不是他们发展的精神污染和心理负担,而是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 三、面对多样诱惑:自我控制能力培养 对于充满好奇且勇于探索的中小学生,丰富多彩的网络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容易形成对网络的眷恋和依赖,进而不能自拔以至上网成瘾。有些学生经常深夜躲在房间上网聊天、阅读小说,上课时精力不集中、注意力下降,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另外,中小学生也会在网络上遇上其他方面形形色色的诱惑。如受到网络上琳琅满目的广告引诱,某些中小学生常常背着父母胡乱使用信用卡网上购物。如缺乏自制能力,他们就会迷失在诱惑的丛林之中。 面对网络中形式多样的诱惑,中小学生要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按照社会标准或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活动等进行约束、管理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抑制冲动行为,抵制诱惑,延缓满足,制定和完成行为计划,采取适应于社会情境的行为方式”。对网络中的诱惑而言,自我控制能力即中小学生既要能够大胆走进并充分地利用网络,又要能够不沉溺于网络而适时走出。如果过分沉溺于网络,他们就会有脱离现实生活、成为网络奴隶危险。精神病专家托尼诺·坎泰尔米所指出:“长期在网上冲浪会渐渐失去自我,改变个性。”因此,中小学生应加强自我控制能力特别是抗诱惑能力的培养,能够在形形色色的网上诱惑面前控制自己的行为。 四、面对潜在危险: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培养 虚拟网络确实隐藏着不安全因素,中小学生往往成为被侵害的对象。针对他们好奇性强、警惕性差的特点,某些道德卑劣、别有用心的人可能进入聊天室,试图在认识后伤害他们。他们受社会经验、客观认识等方面的限制,当危及安全的情况出现时,往往应变能力与处理能力较差。利用网络侵害中小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诸如某学生瞒着父母去约见网友后下落不明的报道常见于报纸和网络中。对中小学生的网上侵害行为以隐私权侵犯、情感骚扰居多。这些充分说明他们(尤其女学生)的网上安全并不乐观。 面对网络中潜在的危险,中小学生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救护能力,学会保护自己。中小学生不要在网上轻易暴露自己和家庭的真实情况,透露家庭住址、家长姓名和本人详情,更不要把学校、家庭有关资料输入搜索引擎。网上交友也要十分谨慎,不要轻易相信聊天室里的陌生人,更不能随随便便背着家长和老师独自去“约会”,特别是女学生碰到异常情况要向家长或老师汇报。 五、他人监督缺失: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 网络充斥着各种道德的、非道德的、反道德的信息,又是一个缺乏“他人监督”的社会。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人们的网络活动如何进行将完全取决于网络主体。如果缺乏道德自律,中小学生很可能会在网络中放纵自我,偏离道德的轨道。“从本质上来看,网络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是一种以‘慎独’为特征的自律性的道德。‘慎独’是指在个人在独处之际,没有任何的外在监督和控制,也能遵从道德规范,烙守道德准则的行为。传统社会中以服从为主的道德范式在网络社会中己部分失效,在网络社会只有上升到道德习惯和道德信念的高层次上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有效地规范个体的网络行为。”因此,在他人监督缺失的网络中,充满好奇又勇于探索的中小学生要学会慎独,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养成道德自律,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提高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不仅有利于减小网络负面影响,更有利于中小学生的长远发展。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只有当他学会了不仅仔细地研究周围世界,而且仔细地研究自己本身的时候,只有当他不仅努力认识周围的事物和现象,而且努力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只有当他的精神力量用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过他们认知与辨别能力相对较弱,在强调自我修养与自律能力培养时,也应对他们加强引导与他律。 综上所述,针对网络特点,中小学生应通过自我教育,不断培养伦理意识、道德责任感、自我保护意识及自我修养意识,不断提高自我辨别与选择能力,成为网络环境中具有道德判断及道德实践的个体。从而“一方面自己不去对信息环境造成污染,不制造和排放无用的信息垃圾,另一方面养成良好的信息生活方式,做到既充分享用信息技术带来的精神快乐和益智功效,又保持健康正常的日常生活”。 目标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目标教育论文:关于以就业为导向的特殊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目标。本文从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提高残障学生的综合素质等出发,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特殊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及实施对策。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特殊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对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章二十八节指出: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要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培养残疾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教育是帮助残障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是残障人员学习一技之长、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保证。特殊职业教育是特殊义务教育的继续和深化,其主要教育目标,就是以能力为本,着力培养学生掌握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解决残障学生的就业自立问题,使之将来能够适应于社会、立足于社会,从而减轻家庭与社会的负担。特殊职业教育不仅能对残障学生进行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为其走向社会打好基础,还能提高残障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残障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尊、自信、自立精神。 就业,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人需要被认可,需要从事给人感觉有贡献、被接纳和有自我价值感的职业或爱好。对于残障人员来说,拥有一份能够胜任的工作,解决生存问题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为了让更多残障学生掌握生存技能、自食其力,学校和社会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 设置较低的入学门槛 对普通人来说,受教育是一种权力,但对残障孩子来说,受教育则是一种幸运的权力,尤其是义务教育以外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较正常人而言,残障人员在某些方面较为薄弱。如何利用残障人员的优势来获得一门生存技能,是教育者首先需要考虑的,对学生的受教育程度、社交能力、经济能力应设置较低的门槛,让所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并有求学意愿的残障人员获得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与康复相结合 对残障学生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障学生恢复或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既是《残疾人保障法》的法律规定,也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任务之一。对教育部门来说,帮助残障学生康复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工作任务,也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义务。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特殊学校应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把文化教育、康复、职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功能缺陷得到补偿或恢复,心灵康复和身体康复相结合,学习和生存相结合。 根据地域经济特点设置专业 残障人员一般选择在本地就业,因此,因地制宜是办好特殊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在设置专业前,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经济和人才需求状况,了解政府发展的重点产业和支持产业,了解当地紧缺或急需人才的岗位需求情况。有就业市场,培养的人才才会“有用”。例如,广州市番禺区珠宝产业较为发达,珠宝设计和制作工作适合下肢残障人员,所以,广州市番禺区的特殊教育学校可以开设该专业,并与当地的珠宝协会和珠宝企业合作,获得师资培训、技术、学生实习甚至就业的支持。当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也需要当地政府牵线和协助。 根据学生优势设置专业 设置专业,既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特点,也要考虑学生的生理特点,按需供教、按能施教是培养残障生的特殊要求。由于生理缺陷的限制,不是所有职业都是残障生所能胜任的。从残障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真正适合残障生就业的专业进行技术培训,缺陷补偿与他们的职业期望、职业能力相一致,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有益。比如,为盲生开设按摩、音乐、接线等培训,为下肢残障生提供缝纫、陶艺、按摩、美容、绘画和手工等培训,为聋哑生开设舞蹈、绘画、园艺、刺绣、文物修复等,而智障生则研习绘画、体育等,扬长避短,发挥特长。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为培养学生走入社会后开展正常的人际交往打下基础。在人际交往上,由于生理有缺陷,大多数残障生在生活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及他人的歧视,很多人会因此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和挫折感,从而导致自卑、抑郁、焦虑、孤僻、人际关系敏感、自我封闭等一系列心理问题。长期的郁闷得不到排解,压抑到一定程度最终就会出现心理障碍。要让残障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同心合力地烹制一道“心灵鸡汤”。 开设心理辅导课程特教工作者在对残障生传授技能和文化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对残障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培养其良好品格,让残障生正视自身的缺陷,勇于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既要客观地面对自身的残障,也得客观地面对来自外部的歧视、误解以及不公平的待遇。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走出学校后理智客观地对待就业和择业,乐观积极地生活和融入社会。同时,对学生多点耐心和赏识教育,让学生获得自信、学会快乐。这样,特殊教育的最终目标才会实现。 鼓励学生自由组社学校应为残障生创造自由轻松的环境,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成立社团组织,参与集体活动。很多残障人由于身体原因很少与外界接触,缺乏朋友。而学校是一个大家庭,残障生在学校里面对的是与自己一样处于弱势的同伴,同样的遭遇和处境更能增强大家对集体的认同感,他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平等和自信,暂时远离外界冷漠的歧视和廉价的同情。残障生需要社交和关爱,学生社团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和沟通交流的舞台。 宣传权益保障政策 依法保障残障人权益是各国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应尽的义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残障人事业发展和残障人权益保障,先后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正在完善《无障碍条例》、《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积极保障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文化体育、无障碍等权利的享有和实现。 学校的义务,除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外,也需要让学生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残障人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通过公共课的形式,宣传残疾人保护、医疗救助、优惠扶持、就业援助、生活困难补助等政策,让残障生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开展就业服务 确定就业方向自己适合干什么?又能干好什么工作?从入校开始,职业学院的学生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对残障生来说,就业更是摆在第一位的事情。学校有义务为每个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职业指导服务,帮助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兴趣特长,确定就业方向,为选择专业和求职意向打下基础。 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指导由于自身缺陷,许多残障生或单纯、或偏执、或消极、或冷漠、或不谙世事,在就业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1)一些人往往因自卑而过于自尊,心理敏感,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同事和上级沟通,难以融入集体,易被排挤;(2)一些人认为被照顾安排就业是理所当然,甘居弱势而缺乏进取心,在工作时不尽心尽力;(3)多数残障生在基层从事技术性工作,一些人不肯屈就于基础工作,使得机遇白白流失。客观地讲,短期内消除社会对残障人群的就业歧视是不现实的。对于这种现象只能通过合理的渠道去呼吁、去疏导,甚至也需要忍让和等待。职业指导就是让学生摆正心态,客观分析社会就业现状,积极寻找工作,珍惜工作机会,主动融入工作团队。 建设校内实习和就业基地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实践性,顶岗实习是职教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学校可充分利用国家给予残疾人就业的优惠政策,积极主动地与企业联系,校企合作,对学生进行相关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培训,学校负责组织教学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企业提供实习场所并负责实习指导。但现实情况是,校外工厂多因工作效率、利益和风险等一般不愿意接受学生到厂内实习,特别是残障生。为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特殊的职业学校更应注重校内实习基地建设,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根据国家优惠政策及自身优势,积极兴办校办产业,按照市场标准打造工厂和生产车间,直接面对市场开展业务,拓宽创收渠道,不仅为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基地,也能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积极联系就业在发达国家,残障人就业服务开展得比较成熟。以日本为例,残障人劳动就业分为两个渠道:一是成立集中安排残障人工作的场所;二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残障人。为保障残障人员就业,我国各级政府也先后制定了各类残疾人保障优惠政策,学校可以根据政策联系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安排学生就业,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创业。 残障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应该把培养残障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能力作为主要教育目标,为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必要条件。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预示着国家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将越来越大,社会也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型人才,这些都将为残障人员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平台。特殊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样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援助和教育部门的努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目标教育论文:成人 目标应该成为无锡教育的 优秀 目标 丁骋骋教授的《无锡:除了少锡还少什么》一文,给高速发展的无锡适时提了一个醒,并由此掀起了无锡全市上下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这样的审视与反思活动,必将给无锡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而无锡全市教育系统开展这样一场热烈而深入的大讨论活动,意义则显得更为重大与深远。因为没有优质的教育成果为无锡的未来奠基,无论是无锡的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 基于以上的认识与理解,我写下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不言而喻,当前的无锡教育,少了“成人”这一“优秀”教育目标。何谓“成人”,就是成为一个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的无锡教育只主导“成才”教育,不太重视“成人”教育。 放眼无锡教育,师资队伍人才济济,校园风景美丽如画,教学手段与时俱进——网络化、信息化等早已不在话下,教育资金更是没有囊中羞涩之说!如果来个纵向比较,过去的无锡教育与今天的无锡教育是没法相比的。如果来个横向比较,无锡教育就是跟那些最发达地区的教育来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如果是跟那些欠发达地区或者贫困地区相比,那就简直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 既然人力、物力、财力如此丰沛充裕,那么,按理来讲,有这样优质的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无锡教育应该什么也不少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在教育的本质问题上,各级各类学校和各个家庭都把“成才”作为教育的优秀目标,却把“成人”排在了其次,有时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 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主导下,无锡教育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出现了: 平时,学校各种练习、测验、摸底、统考、竞赛、等等检查学习成绩的形式不胜枚举。分数不仅成了学生的命根,也成了老师的命根。因为学校要评比,要评价老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 周六,你总会在公交车上碰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学生,也总会在人行道上遇到那些步履匆匆的孩子。他们到哪里去?当然是学校,因为学校要在这上半天对他们进行文化补习、兴趣培养、技能训练等。 你再翻翻无锡当地的报纸,看看有多少的家教机构在招生信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家教机构竟然开办了半托和全托服务。于是,有些孩子出了学校不是回家,那么到哪里去呢?就到这些家教机构去接受辅导,做题,不断地做题。而那些在家里请家教的孩子,则不计其数。这样,在校上课,回到家里补课或者到家教机构去补课,就成了很多无锡孩子的学习方式。 看看招生情况。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哪一所有点名气的学校不是被学生家长踏破了门槛?到最后,门外还站着许多被“挤”出来的懊恼不已的家长。家长们为什么会为择校而乐此不疲?因为名校师资好,教育教学质量高,可以考高分,上名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高分前进,当然最终会学业有成,好工作,好薪水,好生活……由此也想起了昨天看到的一则报道(3月28日《无锡日报》),说无锡有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在报名上幼儿园了,园方还说报得迟了。据说明年还要面试,好像是要背诗。天哪,一岁半的小家伙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竟然面试还要背诗!看了这样的报道,你说你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看看书市。无论你什么时间到南禅寺书城去走走,买教辅书籍和考试资料的家长和学生总是最多,什么宝典、密卷之类的,都是学生和家长们的最爱。 说一说社会教育。消防局、环保局、卫生局、公安局、各大企业、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等社会教育单位,我们的学校请他们来做了几回讲座,听了它们几次报告?我们的家长,又带孩子参加了几回社会实践活动?为什么不请?为什么不带?因为浪费时间。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让学生多做几道题来得实际又有效果。 为什么“成才”的风景如此独特?因为做对题目,考个高分,孩子在班里的排名就上升了!排名上升了,说明成绩上升了,孩子在班里也就具备了胜人一筹的优势,胜出的机会就多些。于是,做题,做题,不断地做题,就成了老师和家长的高招!而做人与做事,却从来没怎么引起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注意。 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主导下,无锡教育的一些现象越来越让人感到尴尬: 学校说学生越来越难管,老师说学生越来越难教,家长呢,说学生越来越不爱学习,社会说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差。 孩子生活上不能自理,尤其表现在动手能力上,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简单拖地、抹桌、洗碗都不会做,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养尊处优生活。于是,有的家长到学校洗衣,甚至送饭到学校。 自私、冷漠、个人主义、缺乏爱人之心;心理压力增大,心理问题复杂多变;缺乏忧患意识诸如节约、环保、安全、卫生等等。 试想,一个长大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你还会期待他(她)能做好事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自私冷漠心中无爱的人会给他人带来温暖?一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还能希望他(她)眼里还会有他人的存在?一个心理问题复杂多变的人会让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一个缺乏忧患意识的人还会为社会作无私的奉献? 综上所述,当前的无锡教育必须回归到教育本位,把“成人”目标确立为育人的“优秀”目标。并且,最优质的教育成果,就是把学生教育成“人”,成为一个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只有品格高尚、身心健康的人,才是无锡未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保障和推进剂。如果一味地追求“成才”教育,而忽略了“成人”成果,无论师资力量如何强大,校园风景如何美丽,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教育资金如何充足,那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教育,无益于个人成长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当然,当前无锡教育所少的也是全国其他地方教育所缺的,但对教育相当发达的无锡来说,个人私下认为这一点是显得特别地突出。在此,希望以上观点能够与大家达成共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目标教育论文:思维训练:高校通识教育之优秀教学目标 摘 要:作为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育人”而非“制器”,它是文化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教领域的理念深化。从西方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思维训练始终是其优秀的教学目标。而从我国当前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注重了对西方相关课程设置形式的复制,却往往忽略了对其优秀目标与思想精髓的关注。 关键词:思维训练;通识教育;优秀;教学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源于西方的通识教育逐渐受到我国大陆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实践来看,通识教育并无一个恒定不变的教育模式,那么,在这些不同呈现的教育模式下,到底什么才是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优秀教学目标?在此,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的争鸣与共识。 一、通识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教领域的理念深化 (一)通识教育的概念与主要理念 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也称普通教育,它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普遍进行的共同内容的教育,其目的是要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人而施以全面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与心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在近现代大学中,通识教育是一个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对高等教育专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19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的需要,高校学科、专业也越分越细,高校的教育功能被逐渐窄化为高效、专门地培养某一社会领域的生产力,却忽略了其也应促进人本身发展的功能发挥。片面强调专业、职业教育导致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科本位以致思维狭隘、偏执,人文情怀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则正是这些问题。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突破单一专业、职业教育的局限性,避免狭窄专业、职业教育对人的异化,培养“完整的人”。 (二)通识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教领域的理念深化 通识教育的概念自引入我国以来,教育界常有将其等同于“文化素质教育”使用的情况。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虽然它们有很多地方相似点。比如说,这两者所关注的都是现代社会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所追求的都是人的完整、均衡发展,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但在如何实现人的完整发展以及由此展开的具体教育实践上,这两者又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本土性的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兴起于我国中小学而非高教领域,1995年,教育部开始在部分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高校才逐渐引入了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从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来看,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而究竟哪些又是作为人必备的基本素质?至今人们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我国教育界对人的“素质”采取了并列分解的方式,即认为人的综合素质是若干分类素质的总和,如1998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就提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 就通识教育来看,它的特点则在于强调“识”与“通”,即能形成见识与智慧的通性,而这一通性能为人理解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奠定基础。也就是说,通识教育更鲜明、侧重于对人之精神世界的关注。通识教育所要达成的“完整的人”,主要是指人在一技之长以外,更有博雅的情怀、通融的精神、深刻的思维能力与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它的优秀是要主导人树立正确的态度、价值观和形成有涵养的精神、气质。就总体而言,文化素质教育更注重人的发展的宽度,通识教育则更注重人的发展的深度;同时,就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而言,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人综合发展的各种素质,但对各个素质并无精细、确定的目标,通识教育则较为精细地指向了人的见识与智慧的发展。因此,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相比较,两者既有在追求人完整发展这一终极关怀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自己各自不同的理念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引入和推进通识教育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校领域的深化。“文化素质教育体现在实际上就是通识教育”、“只有实行了通识教育,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素质教育。”[2] 二、思维训练是高校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学目标 (一)西方通识教育实践 培养“完整的人”是通识教育的恒定理想。但在如何培养“完整的人”这一问题上,通识教育并无一个固定的模式。从历史的视角看,通识教育的实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般认为,古希腊雅典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cation)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滥觞。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摆脱外在技术、技能的功利与实用,陶冶人的情操与道德、以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从当时雅典的教育内容来看,它主要包括“三艺”和“四艺”,所谓“三艺”是指文法、修辞学、辨证法,“四艺”是指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它们的目的都在于对人的心智、思维进行训练而不是为生存的技术之道作准备。13世纪以后,欧洲相继建立了中世纪大学,七艺(即三艺与四艺的合称)或三艺仍然是当时大学的主要教学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5世纪末。从15世纪末开始,在人文主义思潮、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以前大学中“七艺”的教学内容下移到中等教育阶段进行,高等教育机构则主要围绕学科或专业设立专门的院校。 1829年,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教授帕卡德(a.s.parkard)首先使用了通识教育一词。与专业、职业教育相对应,自此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而此后美国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和实践始终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典型范本。1945年,在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主持下,哈佛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的标准即是能有效地思考、清晰地交流、明确地判断和正确地辨别普遍性价值。20世纪50至70年代,哈佛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人。 以后,美国国内许多大学都相继创建了具有本校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些课程的共同目的是,不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具体职业做准备,而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一个合格的“人”与“公民”,即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首先应该在多元世界中具备广博的视野、丰富的学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具体实践上,美国的通识教育主要有四种课程类型:一是分布必修型(distributed requirements)。它要求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通常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分别修习相应的课程门数、获得规定的最低学分数,以对各学科知识有广阔的了解。二是名著课程型(great books program curriculum),也称“巨著课程型”。这一类型课程的代表是20世纪30年代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推出的“名著教育计划”,赫钦斯坚信大学教学不应为市场所左右,而应以经典阅读的方式教给学生作为人的永恒价值,他为此整理列出了一系列的经典书目。三是优秀课程型(core curriculum)。它于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出现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这一类型的课程主要是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综合性地向学生提供相关知识背景。四是自由选修型(free electives)。这类课程设置主张提供给学生丰富的自由选修课程,以发展学生以兴趣为中心的独特个性。 (二)思维训练是高校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学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在由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演变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思维与心智训练始终是其优秀的教学目标。如早期古希腊“七艺”的教学内容就是自由教育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又如19世纪自由教育的倡导者纽曼(newman)提出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心智的发展,“自由教育和自由探索就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练活动。”[3]而90年代以后,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强调通识教育课程应贯穿“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目标。所谓“批判性思维”是指人们:(1)能够辨别事物变化的模式、并能运用这个模式回答或解决问题;(2)能够识别逻辑推理和思维过程上的错误;(3)能够识别、去除不相关的信息;(4)能够识别偏见、陈见和价值观对思维的影响;(5)认识到一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法。[4] 我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方始引入通识教育的明确概念,与经过漫长发展与积淀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或者即使是与台湾、香港等地相比,我国大陆对通识教育内涵理念的认识以及现实中的实践探索都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而且就大陆地区高校通识教育推行的情况来看,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十分明显,重视并对通识教育有深入探讨、系统实践的主要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型精英大学,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并没有在普通本科院校广泛发展起来。不少高校都存在将通识教育完全等同于文化素质概念使用的情况,认为通识教育就是学生要学一些思想品德、音乐、美术方面的知识,就是要加强体育锻炼,或者说就是要多参加一些课外社会实践活动,等等。本来,促进德、智、体、美、劳均衡发展也是当前高校教育应予迫切解决的任务之一,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也是矫正唯专业为本、唯书本为纲的必要举措。但完全将通识教育等同于文化素质教育,实际上是弱化了通识教育自身的理念特色,这就是通识教育强调对人心智的训练,并通过这种训练拓展人的视野、活跃人的思维,以使人们对丰富世界有多纬的理解,并最终能使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社会与自然,从而成为一个健全、完整而非狭隘、片面的人。 同时,就通识教育的四种课程呈现方式而言,大陆最常见的是自由选修型课程,其次是优秀课程型和分布课程型,还常常有将优秀课程与分布课程结合起来,即将优秀课程分布于不同领域板块、要求学生分别在不同领域板块选取规定的课程数,而名著课程型近几年也逐渐发展了起来。但就这四种课程而言,大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自由选修型课程,“因师设课”而非“因需设课”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导致自由选修课完全成为杂乱无章的“杂烩”;同时,由于缺乏对教学目标的严谨设计,自由选修课也常常停留于“概论”、“欣赏”等浅层的教学内容上。而这样的自由选修课程是难以达到思维训练的目的的, “这种做法根本不是通识教育……它只不过表明大学缺乏高水准的通识教育,人们所作的完全是些无聊的蠢事,是一些已经丢弃了的童年时代的儿戏。”[5]即使在优秀课程、分布课程与名著课程这几种类型中,人们虽然注意到了课程之间的逻辑组合以及课程教学内容的严谨性,但也依然存在问题,这就是对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忽略。从美国通识教育的经验来看,它十分注重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考、质疑的能力,比如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伦理辨析”类《上帝与道德》这门课就将其教学目标设定为“该门课程将考察上帝这个概念是怎样影响西方伦理观的”,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则是引导学生在钻研《圣经》时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上帝所有行为都是允许的’而‘如果有上帝,人世间在伦理问题上就不可能有成就’?”但从我国大陆现行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教师主要关注的仍是知识的灌输而非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通识教育真正的优秀目标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不仅仅在于对专业外知识的扩充。如果通识教育不能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那么学生即便能多储备一些知识、这些知识也无法积淀为一种持久的素质,无法让学生对丰富世界有足够的理解力、包容力,从而也就无从谈起让学生养成宽阔的视野、博雅的情怀,无从谈起让学生成为一个丰富的“全人”而非“单面人”。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经过多年探索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性精神,其人才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包括培养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还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这个培养目标的明确不但有利于高校整合学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而且有利于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国以来,基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高校曾经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其中前六者的学科基础是单一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行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后三者的学科基础是综合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有鲜明的教育性。随着学术的发展,前六者逐步从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中淡出,后三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把后三者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就要体现这种整合精神,既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要培养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一、为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该ⅸ纲要》的通知,认为纲要》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个很好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1984年4月,((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该专业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这是我国第~次采取正规化的办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1993年l0月《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规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级专门人才”。从这个文件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扩展到“党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随着该专业的发展,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把培养目标扩展开来,主要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 1.高等学校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服务对象。1984年设置该专业的当年主要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规定其培养目标是使高等专科文化程度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毕业后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招生对象为“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的现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思想政治专业在职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规定,为了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1987年起试办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9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其培养目标主要为高等学校及党政机关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 2.党政军机关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些地方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服务于党建,为党务部门输送专门的政工人才是本专业设置的重要使命。行政机关以及立法、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民意表达机关,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和裁判机关。在这个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组织和政工部门就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国家权力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为军队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其他服务的工作。政工人员主要由军事院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来培养,但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要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专业培养的人才来补充。因此,有不少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把为军队培养政工人才包括在内。 3.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机构,它履行一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域,工人运动首先发生在企业领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政工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求专业化的政工人员来充实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迈进。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社会团体近200个,其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地位特殊,中国文联、科协、侨联、作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也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团体是党团结和联系社会诸行业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这些组织的基本手段。正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社会各行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中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1998年3月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规定,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班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中小学培育德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职责。 1.为中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为中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是政治教育专业设置的初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按照这个指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开政治教育专业,逐渐铺开,全国设立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很多,这一模式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的现象,拟将“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针对该专业只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不培养德育工作者的状况,明确规定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培养目标拓展到全部中学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师也是德育工作者)。1993年7月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师范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非师范类)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生)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非师范生)两个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以上梳理看出,初始的师范类“政治教育”专业中间经“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最终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其培养目标一直有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在演化为中学德育工作者,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的过程。中学德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第一,分管德育的副校长。中等学校一般设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德育队伍,审定德育工作计划,督促检查班主任工作,检查政教处工作,协调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部门的工作。第二,政教处工作人员。政教处(有的称教导处、德育处或教育处)是在校长领导下实施德育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安排学校的德育工作。第三,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德育大纲的具体组织者,班主任工作做好了,学生德育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第四、思想政治课教师是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学校德育队伍的重要骨干。他们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思想品德的示范者。第五,团队干部。共青团、少先队作为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政府进行德育工作的有力助手。 2.为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我国建立了三级师范体制,即中师、师专和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其中,中师培养的是全科教师,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了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弱点是不利于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社会上并不太认同小学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学历低是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近年来设置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1997年4月教育部“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建设研究”立项,1998年秋,原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率先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历的小学教育专业,随后,首都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相继开设此专业。该专业的设立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又为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师范过渡提供了新思路,但仍然不能解决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培养的仍然是全科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校设置文理两个方向,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文理分工不是真正的学科划分。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正在发生的教师教育改革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提供了出路。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提出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新世纪以来,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综合性大学的思路进行的,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在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一些师范院校改制成综合性大学。这种改革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便于同国际接轨。从1998年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进行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有的学校在前3年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综合课程融为一体,不分专业。第4年,除开设少量的专业选修课外,综合性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教师教育理论和技能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师范性素养。此乃“3+1”模式。有学者主张探索“4+1”模式(本科四年加一年教育专业课程)和“4+2”模式(本科加两年教育硕士)等。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改革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解决了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也解决了小学教师的专业问题。 小学德育工作者培养可以采取教师教育的模式,“3+1”模式、“4+1”模式和“4+2”模式均可探索。前几年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胜任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然后让那些愿意从事小学德育的学生继续修教师教育课程,取得小学教师资格,成为高学历、专业化的小学德育工作者。 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 高校本科不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还要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一个专业为哪个学科输送生源决定于这个专业主要接受的是哪一个学科的规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调整充实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1.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孵化器职能 1984年ⅸ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参考目录”提供了3类理论课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课程,专业课主要包括马列原著、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党团工作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构成一个体系,该专业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规训,主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输送生源。而这些学科又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不但跨一级学科,而且跨门类。这说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不成熟,没有自己稳定的学科基础,接受的规训来自多学科,也为多个学科门类输送生源。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使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学科恢复时期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孵化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衍生了哲学学科门类,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申报哲学本科专业;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以及中共党史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政治学相关学科,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许多学校的法律专业本科也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法学概论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发挥得很充分,很多高校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以及文科专业的专业群。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调整充实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终结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为本专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级学科,该专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l2月64号文件的一段话:“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梅荣政教授主张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之外另起炉灶,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提供本科生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讨论不多。此问题关涉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是另起炉灶好,还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调整、充实其培养方案好呢?笔者认为,后者更好。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规范和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需要。该本科专业学科基础混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等学科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围绕一个本科专业来转,给人的印象是该本科是个大杂烩,学生是“万金油”式非专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学生流向不同的学科门类,有的从哲学进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进入西方经济学领域,有的从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政治学理论领域,有的从国际共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有的从党史进入史学领域,这种现象在其他本科专业中绝无仅有。第二,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提供本科生源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很多,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有本科生源。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素质不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学位论文选题不规范,遵循本科路径进入马哲、政治、科社、党史领域,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空壳化。如果用该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作为主干课程改造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困境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困境就能同时解决。第三,这种调整符合教育经济原则。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之外另起炉灶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专业,两专业同时并存,两班人马互不交又地从事本科教学,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贯通。两个专业同时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都将是十分尴尬的事,一所大学如果搞两套这样的建设,资源有限,无能为力,搞一套建设则与两个专业的名称不符。只有合二为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调整、充实、改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能名实相副,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明确对于高校和大学生双方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高校明确学科定位,整合学术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数学校都是分属两个部门,一个归属于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一个归属于社科部(或马列部),两支队伍分别进行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如果按照上面的论述,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优势明显。原因如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是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高校党政部门、各院系党务工作者、辅导员都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样,高校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可以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教师资源将是十分丰富的,根本不存在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这些从事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给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上课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党的书记讲党建课,团的书记讲团的工作课程,太恰当不过。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二个培养目标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公共课教学部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学,根据整体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要求,中小学德育与大学德育是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一致性关系,故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课程与大学生公共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要求具有一致性,这样,两支教学队伍可以整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三个培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教师、公共政治课教师、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三支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2.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特色专业因其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高校品牌创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全国趋同性较强。 如何在不违背专业性质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是个普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首先要求是思想政治专业,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和本校资源状况提炼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三个培养目标为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不同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在某一培养目标上下功夫。第一,综合性本科院校可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养上下功夫。1984年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开设此专业之初培养目标就定位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上。这类高校应利用其历史资源进一步凝炼特色,课程设置要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方向倾斜,比如党的建设、团的工作、社会调查等课程应得到重视。不同的学校还可在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体现特色,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第二,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发挥其师范教育优势,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着力。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学德育工作者为主,且几乎所有高校雷同。而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之一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小学德育工作者是一个亚目标。有些学校可以在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定位,开设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全国重点大学可以把特色定位在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上。重点大学学术资源丰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本科生素质较高。这类高校的课程应向理论性倾斜,如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专业英语等。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方向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社会方面要做的工作,也有高校要做的工作。这里只论述高校要做的工作。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就业方向只是中学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非师范类本科生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且方向不明确。考研究生是一个前进方向,但学科取向不明确。新的培养目标为就业和升学开拓了视野。第一,可到中小学从事德育工作。这里的德育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包括其他德育工作者,如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专业化,而现行的小学很少有专业化的德育工作者,新进小学教师将更多地要求高学历、专业化第二,可到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政机关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就业的主要方向;军队也是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本科生可以走从军这条道路到军队施展专业才能;企业是本科生重要的选择,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很缺乏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社会团体作为就业渠道未受到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都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化工作者。第三,可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该学科初建,不太成熟,迫切需要有志气、有才华的年轻人勇于探索,敢于攀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科,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充满挑战的学科。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高师舞蹈教育要更新教育观念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论文关键词:高师舞蹈教育;教育观念;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社会在不断的前进,高师舞蹈教育也应适应社会的潮流,不断完善和发展。更新教育思想观念,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师舞蹈教育的重要条件。 一、更新教育观念 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优秀,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先导。所以,高师舞蹈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思想观念。 21世纪的教育观念主要是,以终身教育为信念的教育价值观,以学会认知、做事、合作和生存四大支柱为优秀的教育目标观,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特点的教育内容观,以注重学生创造个性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方法观。[1]由过去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全面提高素质教育。 因此,高师舞蹈教育的改革,应以教育思想观念的新突破带动教育改革的新突破,从终身教育取代一次性教育;从由强调专业对口转向适应社会,向综合化、跨学科教育的方向发展,从训练理念到教育理念,突出师范性的特征;从技巧发展到艺术素质发展;从以教师为主体的“技术技能灌输”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智能开发”转变;遵循素质教育的目标,强调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学会做人,学会为师,全面、综合地提高学生的素质。 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发展,人们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市场经济也对师范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就业”问题更是家长、学生、老师、学校、国家最关心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就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政府包分配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宏视调控、政策指导,各级政府和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如果,我们把学校比喻成一个“工厂”,那学生就是“产品”,用人单位就是“市场”。学校所生产出的“产品”推向“市场”时,同样受到市场规律的约束,“市场”是检验一个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的最好检验者。因此,制定出科学的、符合需要的高等师范院校舞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至关重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看社会的需求,需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作为师资培养为主的高等师范院校的舞蹈专业更应如此。 目前,从小学到大学,舞蹈教育已进入课堂,被纳入素质教育轨道,成为培养学生意志、趣味、身体能力、陶冶情操、表达感情内涵、宣传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家已相当重视舞蹈美育教育,那师资情况怎样?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艺术处对“北京市中小学美育工作情况”的数据统计得知:作为全国艺术中心的北京中、小学舞蹈教师的缺编率就达到了73%和71%。(中小学舞蹈教育比率=教师总数/学校总数)。根据北京推算全国:全国小学舞蹈教师的缺编人数就达到了30万人以上,中学则估计超过40万。[2]并且师资学历层次偏低。例如,辽宁省小学从事艺术教育的师资90%以上毕业于中等层次艺术学校,其知识结构、水平都难以承担综合艺术课的教学。[3]可是教育部规划要求,到2010年,全国小学和中学教师要分别达到大专和本科学历,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层次达到10%。但目前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仅占1%左右。看来,高水平的舞蹈师资严重缺乏。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中型综合性文艺演出及群众高层次的文化娱乐需求增加,迫切需要高素质、全面发展的舞蹈师资。 在这样的机遇下,高师舞蹈专业学生们心中是怎么想的?下面是对某师范学院舞蹈教育专业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毕业后你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统计得出,想从事舞蹈教育的占61%,余下的39%考研或者转行。而实际上,此学院舞蹈教育专业2007届学生(共30人)“就业”情况是:大学教师3人,中学教师9人,小学教师2人,占46.7%,不足本专业的一半。 可见,高师舞蹈教育市场存在着机遇也存在着挑战,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都需要高师舞蹈教育放开视野,以培养普及型学校舞蹈师资力量为主,兼顾相关专业,如为艺术团体、广播电视、文化单位等部门的舞蹈表演、创作、研究、策划、管理、群众辅导等社会急需人才,并关注学生可持续性发展,为他们转行做好铺垫。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提升,提高师资的学历层次,培养高素质(是指培养人才要加强通识教育,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普及型,(是指培养普通院校及大、中、小学舞蹈教育师资及各企事业单位、文化活动团体等所需普及舞蹈知识的教师)、应用型(是指培养人才以适应广大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的大众化教育为取向,面向基层、面向教育第一线,强化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创新型(是指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宽口径,厚基础的知识结构,还要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人才。 更新教育思想观念,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师舞蹈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不断完善的根本,是高师舞蹈教育专业生存的首要条件,是素质教育下高师舞蹈教育的发展趋势。 目标教育论文:浅谈高职教育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 摘 要:本文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义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部的16号文概括出高职教育的目标。通过高职教育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加强工学结合的力度、落实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考虑联合办学以及加强高职教育的研究这些路径实现高职教育的目标。 关键词:高职教育;目标;路径;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职业教育奠基人黄炎培先生在1917年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论述,特别注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实现了职业教育目的观上的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统一,也体现了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的崇高境界。另外,他既注重了低层次的“谋生”,又注重了高层次的“乐业”,体现了“谋生”与“乐业”的统一。所谓高职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简称。1999年6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高职教育明确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定位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一论述,无疑为我们明确了培养人才的标准。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其任务是为行业企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的专门人才,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健康的发展。按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进行了科学定位,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根据文件精神。笔者以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该定性在“职业”,定位在“技术”,定格在“高等”。由此我们便可推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 首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性质属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属于以培养提升人的素质为根本宗旨的素质教育的一种,具有与其他类型教育相同的一般属性,但同时它又具有其他类型教育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这就是直接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为学生的就业服务,因而具有区域性、技术技能性和市场导向性。 其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任务应该定位在“职业技术”。这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根本区别。通过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培养学术型、研究型、学科型、管理型的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操作型、技术型、应用型、工程型、服务型的人才。 再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水平应该定格在“高等”。这是相对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言的。这里的“高等”是指“大学专科程度”(以后还可以向大学本科、甚至是研究生程度提升,现在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在尝试升格为职业教育的本科院校)。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笔者认为是培养造就具有大学专科程度的文化知识,又具有高级技艺,能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操作、服务和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如果说,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白领”人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蓝领”人才,那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就是“绿领”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绿领”人才,也就是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的高级技艺型、操作型和服务型的现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依笔者之见,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课程建设与改革 课程建设与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合理设置专业与整合课程,这是构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优秀。高职院校要根据企业、行业、用人单位、地方经济的需要以职业岗位为依据,以技术含量为参数,合理设置和调整专业;要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需求的变化,使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在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基本上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半。在有限的时间里必须打破传统的学科式课程设置模式,建立整合式的职业课程体系;力争做到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不断增加选修课程。建设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体系等来实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走非学科型发展的道路,坚持以职业能力为中心培养应用型的“绿领”人才。 (二)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加强产学研的结合 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也是一种素质教育。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指出:“职业教育不是单纯地传授职业技术和技能,而是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培养国外称之为关键能力的一些重要素质,例如意志品质、适应能力、合作精神、心理承受力等等。”所以要加强产学研结合,这是构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实践证明产学研是解决高职教育发展瓶颈问题的一方“良药”。由于企业、科研院所、高职院校实行产学研的立足点不同,高职院校要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就必须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办事,尊重合作双方的基本利益,创造“双赢”或者是“多赢”的氛围。同时,不同的学校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订单式、“工学交替”式等多种模式,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达到学校、企业的双赢局面。 (三)落实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把办学的权利返还于高职院校。政府只是采用经济、法律法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发展进程等进行调控使高职院校真正成为社会的办学的法人实体、高职院校要提高自主办学水平,用好自主办学权。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政府变被动适应为主动服务,认真思考和探讨如何根据社会市场的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不断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而且要强化社会监督机制,因为这种社会监督机制一方面对政府履行职能和学校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可对双方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评价和仲裁。只有通过这样才能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实现高职教育的目标。 (四)放眼世界,走出去、引进来,考虑联合办学或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 没有眼光就没有发展,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教育的国际化也无法避免。如何利用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他们的一些教训是我们取得进步的一种好办法。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美国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德国的“双元制培训”,英国的“三明治攻读制度”都是高职教育中的一些成功的典范。这些制度是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强调“真刀实枪”的学习,最后阶段都是到企业一线去顶岗实习。宏观上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同时突出区域性、实践性,以此提高高职学生的培养质量。微观上对于高职院校来讲,可以努力和国外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开展学历互认、学术交流、相互引进等活动使我们的高职教育与国外的高职教育取长补短,达到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五)加强高职教育研究 “对高等职业教育本身的元研究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只有加强对高职教育的理论研究,用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职教育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达到高职教育的目标。高职教育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我国高职教育实践。高职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书本出发。不能凭顶头上司的意志或单凭政策来办高职教育。同时也不能够照搬国外高职发展的经验。要结合中国国情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而且只有有着深厚的高职教育理论功底,才能指导实际的高职教育,才能培养出合乎质量要求的人才。 总之,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科学的高职教育目标并且顺利实现目标。 目标教育论文:创立“中职学生学衔制”,培养现代君子淑女——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构建探究 【摘 要】:目前,如何提高德育与技能教育水平,是中职教育面临的严峻现实,武冈师范顺应时代需要,改造传统儒家“八德”“六艺”,首创“学生学衔制”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中等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中职教育 传统文化 教育目标 教育评价 系统化 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缺乏成熟的理论导向和操作模式,办学尚处在探索中。加上基础薄弱、生源素质差,办学实际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构想,导致中职学校办学困境明显,其中,德育与技能教育水平低的问题尤其突出。从2008年下半年起,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开展了“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君子淑女培养研究”实验课题(湖南省“十一五”规划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在课题研究和实践中,学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现代化改造,创建“中职学生学衔制”(以下简称“学衔制”)教育目标评价体系,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实验得到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改造传统的“八德”“六艺”,首创现代“学衔制”。 “学衔制”是一套学生品德与技能的评价方案,借鉴了学术界的“学衔制”、军队的“军衔制”等人才评价制度。分品德学衔,技能学衔,综合学衔三种。品德学衔序列有:初级孝士、初级礼士、孝士、礼士,技能学衔序列有:初级习士、初级能士、习士、能士。凡同时具备孝士、礼士、习士、能士学衔的学生,可以获得综合学衔君子(或淑女)衔。 武冈师范学校通过对传统儒家“八德”“六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新“八德”与新“六艺”。传统的“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社会与职业的要求,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武师人构建起学生“学衔制”教育目标考评体系。武师人新的解释是:(八德)孝:孝敬父母,学会感恩;悌:善待兄弟,博爱众生;忠:精忠报国,爱岗敬业;信:待人以诚,言而有信;礼:仁爱谦让,温和谨慎;义:正直公道,见义勇为;廉:奉公守节,勤俭朴素;耻:知耻明礼,去恶从善。(六艺)礼:知书达礼,和谐相处会做人;乐:音乐熏陶,情趣高雅会审美;射:体育健身,以武养德会保健;御:专业有术,身怀一技会做事;书:寄情书画,静心养性会修身;数:崇尚科学会运筹。在“学衔制”中,联系学生生活与职业道德要求,对新“八德”进行改造,制定“孝士”、“礼士”的标准;根据学生学习实际与职业能力要求,改造新“六艺”,制定“习士”、“能士”标准。每个学衔的标准,按照“学衔名-观念性目标-指标性条目”的结构进行表述,既有指导性观念,又有相应的生活化、实践性的具体操作性指标支撑。观念性目标分a、b两段,达到a段的可授初级学衔,ab两段都达到的授正衔。 如“孝士”标准为:a知恩孝亲,尊师爱友,b尽责报国,真诚守信。最高学衔“君子”(淑女)标准为:“践行八德,精通六艺,厚德博学,励志笃行”。学校分阶段对学生的品德和能力进行评价与授衔,凡考评合格者,通过大会进行宣誓与颁发学衔徽章;凡获学衔者,平时着装要把徽章佩戴在胸前。学衔还与学生的学分、评优、入团、入党、毕业及就业推荐等直接关联。 2.“学衔制”的优势。 笔者认为,一套好的目标评价方案应该有针对性,能够实实在在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具有内涵明确、易于操作、富于感染力等特性,武冈师范的“学衔制”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主要体现在承传性、人本性、自治性、系统性四个方面: 2.1承传性。顺应时代,扬弃传统,构建教育蓝图。 “信而好古”、“且述且作”,应是当代教育者的为学态度。在国家的大力提倡下,承传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传统精髓的继承加上对现代职业教育特性的把握,必然使武冈师范的教育发展的步伐稳健而厚重。 2.2人本性。启发人性,切合需要,引导学生追求幸福。 “不学礼,无以立” 、“孝为德之本”。“学衔制”因为它的人性化与亲和力,让学生强烈地感觉到在武冈师范的学习,是为自己的终生幸福在奋斗,从而激发出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习士”标准关注学生的职业精神与学习态度,让学生形成职业神圣、终身发展的理念。“能士”标准关注学生的身体素质、人文素养质和职业素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形成综合的职业能力。概而言之,“学衔制”十分贴近学生需要,关注学生终生发展,让学生懂得孝道,讲究礼仪,学习得法,技能过硬。从而,老师快乐,家长满意,邻里称赞,单位欢迎,学生自豪。 2.3系统性。整体有机,简明有序,有效提高了教育效率。 “学衔制”是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的构建,是学校整体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支系统。按照实验方案,武师人构建了有校本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生态系统,分为四个支系:“学衔制”教育目标评价体系、“686”传统文化教育工程体系、“八修”传统文化教育方法体系“六艺”技能过关考核体系,各个支系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组织严密,涵盖全面,协调发挥出教育功能。 “学衔制”目标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阶梯化。有简明、具体、可操作的优势。学衔目标设定大的原则主要遵循“三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简要化、生活细节化。设计时,武冈师范学校以《中学生行为规范》、《弟子规》、“八德”“六艺”等为基础,扼要地提炼出“孝”“礼”“习”“能”四个中心要求,四者齐施,内外兼修,相得益彰,做到了德智体能四位一体,全面地涵盖了当今国家和职业岗位对一个中职学生的要求。 结束语 以“学衔制”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课题开展以来,武冈师范学校学风和校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校园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邵阳市教育局把武冈师范的教育经验作为“武师模式”,通过在武师开现场会等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穷则变,变则通。如今的中职教育面临困境,每个教育者都在找寻出路。“学衔制”作为一套崭新的教育目标与评价系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教育结合,将“目标管理”和现代系统论等先进方法综合应用,令传统美德的普及和综合职业能力培养有了更为有力的支持。它不仅起到了显著改变武冈师范学校面貌的作用,有理由相信,它也将对整个中等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目标教育论文: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 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 一、充分认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重要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坚持从思想政治的课程教育和课堂教育向文化认同的方向逐渐转换,并逐渐呈现一种趋势性。从实践的角度来说,需要更加重视课程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现实途径。当前,多种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特别是在文化认同程度方面承担着更重的任务,并且始终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贯穿于高等院校学生的学习实践过程。在这其中,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重要,重点围绕文化认同理念的传输、文化认同价值体系的构建、文化认同方法原则的坚持等关键环节展开。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结合国际著名的课程开发的理论和原理,当前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组织等角度组织和开展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逐步挖掘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转换的重要意义。坚持创新思维方式,积极拓展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二是,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是满足在校学生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当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被教育对象的思维更加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更加开放,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问题不断出现,严峻形势要求必须坚持目标视野方面的研究,积极作出合理的回应,确保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符合时代要求。 二、积极探索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方式方法 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将文化认同转换的理念贯穿始终,同时要坚持一定的转换原则和转换的科学方法。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文化认同转换的理念。充分揭示文化认同的文化本质和文化概念,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文化认同转化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实践的客观产物。要更加注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文化认同转换的文化阵地建设,搭建起先进文化更好发挥引导作用的坚实平台。要及时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转换的方向指向教师、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及教材、环境的客体作用。要充分认识到经验教育和课程教学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前者更注重将课程教育作为教师、学生的主体以及教材、环境的客体的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科学合理改变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系统布局,不仅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言传身教,更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两者的教学相长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更高层面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研究的重要意义。要认真搭建起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中文化认同转换的显性课程教育教学的渠道,进一步彰显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念。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由“填鸭式”教学转变为“启发式”教学,将在校学生的学习性质赋予知识性、价值性等诸多内容,进一步合理规范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知识体系,充分展现出隐性课程的教育价值。要积极拓展目标视野,更加关注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契合点,将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社会层面和体系之中来考虑。 三、认真遵守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从课程教育向文化认同转换的基本原则 文化认同的转换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的角度来看,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德育教育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视野研究更加倾向于德育教育的对象、德育教育的方式、德育教育的载体等诸多环节,需要充分借助教育心理学、德育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支持。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前文化认同转换的研究,属于一项符合的学科和前沿的理论,必须始终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确保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要认真坚持目标视野转换过程中的规则关注原则。要努力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尊重其主体意识和作用,充分挖掘在校学生的心理活动特征,将其关注和思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一种科学的、合理的、正确的工作态度来看待,进一步促进高等院校学生的学习经验构成的优化提升,尽快形成正确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社会态度、行为能力。要认真坚持目标视野转换过程中的内化认同原则。按照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要求,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让广大学生对于法律法规心存敬畏,进一步明确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同时,对于文化认同转换中的非正式规则也要清楚知道其来源于哪些文化遗产,将风俗习俗、社会惯例、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方面研究透彻,确保实现学生的知识理论、自然科学、基本规则掌握等多个层面的了解。要认真坚持目标视野转换过程中的情景设定原则。要更加注重避免视野的塑造和开放眼光的形成,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视野的工作目标、计划职能等,把计划、目标与情景教学相结合,使德育教学摆脱计划和目标的制约限制,重视学校的丰富生活、隐性深层知识的作用。将隐性的知识学习当做课堂教育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在学校形成对隐性的课程和知识学习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学校的激励、导向、凝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学习和社会之间的文化认同是不能认为割裂开来的,他们两者之间是时刻保持着紧密联系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校文化认同,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息更加浓厚和先进,而社会的风气和文化导向也会对学校的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反作用。高校的思想教育活动应该坚持将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视角,支持和完善隐性知识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的作用。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职场教育”模式为依托,实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摘要】目前,我国大部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基本都是应用型本科人才,“职场教育”是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合理定位相一致的全新的教育理念,通过建立与服务面向定位相一致的教育教学体系,才能突出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形成竞争优势。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 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成为目前很多新建本科院校研究的重点之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是由较好的专科层次院校提升的,做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如何把多年从事高职高专教育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凝练、提升和借鉴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上来,笔者结合所在院校的实际,积极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职场教育”模式。 1 应用型本科教育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1.1 学校定位决定了应用型本科教育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大致呈现金字塔型结构:顶端是少数研究型大学,中间是普通本科院校,底部是高职高专学校。位于普通本科院校底层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根本任务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行业和市场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否实现顺利就业、高质量就业,反映了学校根本任务是否实现,决定了学校的存亡兴衰。 1.2 动力驱动机制决定了应用本科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高等教育的发展,受行政、学术和市场三种力量的影响。行政和学术动力要求应用型本科院校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就业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与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的力量和发展的空间,市场力量使得应用型本科院校比其他任何类型的高校都要更加关注市场、关注行业、关注就业。 1.3 学校的根本任务决定了应用本科必然是技术应用型教育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面向就业需求,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密切与行业、企业和有关部门的联系,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就业、创业和创新基地,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创业教育,推动就业观念的转变,才能确保学校根本任务的实现。 2 技术应用型教育的模式创新——“职场教育”模式 “职场教育”模式是实现技术应用型教育的理想模式,是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合理定位相一致的全新的教育理念。“职场教育”建立了一种把学校教育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全新的教育模式。学生身处学校,即是置身职场,四年的职场专业培养和训练,理应成为受行业欢迎的应用型人才,这种人才既有别于传统本科院校、又有别于高职高专教育,主要表现在: (1)培养目标不同。应用型本科:工程应用、技术应用,培养专业服务骨干;传统本科:基础理论研究、科技研发,培养高级人才;高职高专:工程、技术、专业服务,培养操作人才; (2)培养规格不同。应用型本科:本科为主,少量研究生;传统本科:本科、研究生并重;高职高专:专科; (3)培养口径不同。应用型本科: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强调专业基础和行业准入;传统本科:以学科专业为导向,强调通识教育和广泛适应性;高职高专:以岗位就业为导向,理论强调够用为度、技能达到上岗要求; (4)培养人才类型不同。应用型本科:应用型人才,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传统本科:研究型人才,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高职高专:操作型人才,强调技术操作; (5)培养方案不同。应用型本科:以行业从业资格为参照系,强调行业职业能力;传统本科:以学科体系为标准,强调学科的完整性;高职高专:以岗位技能为标准,强调岗位操作技能; 3“职场教育”模式的建立 “职场教育”是实现技术应用型教育的理想选择。“职场教育”模式下,学校不仅重视学生就业率这一就业的“量”的指标,而且,重视学生在行业内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就业“质”指标。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成为人才培养质量的衡量标准,实现学生顺利就业、高质量就业,既体现了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质量,也是“职场教育”最直接的目标。 3.1 首先要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要体现“三个符合度”,即:学校目标与行业需求相符合;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相符合;培养目标与培养质量相符合。最低目标:在本行业顺利就业;最高目标:以顺利就业为平台和依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锻炼,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所在行业关键性的工程应用、技术应用和专业服务骨干,成为在所在行业有影响的、从事本行业应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在行业获得较高的薪酬。 3.2 建立建立仿真的教育教学环境 学生进入大学即是职业生涯的开始,把大学教育作为学生职业生涯的起步。外部环境:协调和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展产学合作教育,营造有利于学生职业道德、职业习惯和职业技能培养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软环境——校园文化、大学精神、教学氛围,硬环境——教学实验实训基地、实验室、教学设施、设备等。 3.3 合理设置培养方案 以市场为导向设置专业或专业方向,确定符合行业从业资格要求的培养目标,合理设定人才规格、口径,确定培养模式。通过专业建设,教学基本建设,实践环节建设,资格认证建设,创新能力建设,教学改革建设等方面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使其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较强的特色和竞争力。 3.4 建立“双符合”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实施“职场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目前的薄弱环节。目前关键是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符合教育部对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结构刚性要求(学历、职称),提高学历层次,改善职称结构;二是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对教师职业技能的要求,在队伍建设中,要认真考虑双师结构,重视职业技能水平。 3.5 加强就业指导机构和队伍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职场教育” 要建立与就业工作相关的教育教学评估体系,建立学校与用人部门的联系制度,建立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制度和对教学工作的反馈,推动就业工作的机制与政策的落实。围绕学生就业,以学生职业生涯设计为主要内容,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职场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习惯,为实现学生的顺利就业,提供锻炼的平台,搭建成才的环境。 综上所述,以“职场教育”模式为依托开展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新建本科学校才能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呈现有独特的生命力。 目标教育论文:论地方高等师范英语教育的培养目标 论地方高等师范英语教育的培养目标 一、实现英语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 为适应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适应以对独生子女教育为主的教育现状,扬长避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等师范院校的英语教师,要形成对学生的吸引力、向心力,模范地完成教书育人任务,力争从以下三方面打造教师内涵,强化自己的培养目标。 1 强化学识水平是硬道理。学高为师,是从古至今不容置疑的通则。作为教师,学识渊博,学理透彻,在成为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基础上,把知识传授出去。对英语教师来说,必须达到一定的级别(四级或六级)。没有高水平学识的教师,就没有高水平学识的学生。站在这个起点上,学识水平的具体含义应该是: (1)知识面要宽。只熟悉教材的教师不是好教师。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本教材难以包括其内容。熟悉教材只是起点,现买现卖是误人子弟。一个合格的英语教师,应当是扩展知识容量的先行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教学需要,广泛涉猎各层面和种类的书籍,多读书,读经典的书,拓宽知识的人口,不受功利意识影响,自觉接受知识熏陶。 (2)口语要标准。英语是一种世界通行的语言,是以语音为为物质外壳的交际工具。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英语教师,掌握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语言,是在课堂上先声夺人的首要条件。不能教出标准口语的教师不是好教师。在基础英语教育中,教师的错误发音,影响学生的学习起步乃至学习深入。因此,一丝不苟地读清不同发音的细微区别,准确无误地读出文章的抑扬顿挫,吐字规范地带领学生实现语言交流,细致入微地纠正学生的不正确发音,是英语教师的必备实力。 (3)教法要灵活。在缺乏国外真实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学习英语的第一要求是熟记会背。中国古代私塾教育之所以强调强制性的记和背,就是因为文言文脱离社会通行的白话交际。现在,私塾教育的做法已被摒弃,但英语教育的起步需要背和记,仍然不可放弃。合格的教师具备调动学生的能力。随机应变,改换方式,故事引入,谐音记忆,临时互动,制造幽默,顺其自然地轻松学生的大脑,然后进入新一轮的深入学习,让课堂四十五分钟在学生感觉中变短,让知识在多变多彩中记牢。当然,在提升课堂气氛及灵活教法的过程中,应明确一个界限:被用来活跃课堂的手段要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的成果相统一。 (4)哲理要通达。同学习其他知识一样,英语学习也有自己的规律。英语教师要通晓这些规律,在教学过程中,随着教学内容的深入,及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及时进行举一反三,促进学生在掌握规律的情况下深入学习,触类旁通,让所学知识系统化。 2 具备亲和能力是真本事。现在从小学起,各种课余补习班、特长班门类繁多,使他们过早地疏远了无忧无虑的玩耍时期,走入了无休止的补习循环。过早过多的课业使他们疲劳,厌学乃至厌师。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学生对知识学不论文进去,反复变换方式无效果。但一旦遇到一位与他对路的教师,往往学习兴趣大增,信心大增,这就是教师的亲和力。具体应表现在: (1)要热爱学生。在一个合格教师眼中,每个学生都是好学生。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对学生的标准不能划一。在一些中小学生身上,他们的优点往往以缺点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不求上进的外在现象往往掩饰着内心的渴望关爱;好动调皮的外在现象往往体现着聪明灵气;愿意寻衅的外在现象往往包含着行为自主;不愿听话的外在现象往往蕴涵着坚持主见。甚至流泪的表面现象,有时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反馈出来的上进心。如果是热爱学生的教师,就能够从看似负面的表现,看到其正面的素质,从而换一种心情正确对待,有效地引导学生走入佳境。 (2)要适时表扬。表扬是激发学生向上的良方。大凡优秀教师,都十分注重发挥表扬的作用。他们深谙好孩子是夸出来的道理,把表扬作为激发学生前行的动力。在日常学习中,学生某一优点的显示,有时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教师要做一个有心人,及时发现,及时表扬。适时地运用表扬,既给学生动力,又增加教师的凝聚力,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当然,表扬要实事求是,即被表扬的对象高兴地接受,使他的前进更有目标,还让其他学生口服心服,有学习的榜样。 (3)要个别谈心。在一个热爱学生的教师眼里,每一个学生都是个性的,都有其自身的不同特点。学生虽然得到较多的家庭和社会关爱,但由于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风的急切心理支配,对学生的批评督促往往过分。教师要细心观察学生的情绪波动,利用有效时机,与学生谈些家常话,引出其心中的纠结,以长者的慈爱和朋友的平等,引导学生走出心理困惑区,有的放矢地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有效的个别心灵沟通,与学生建立心灵共鸣,在学生的心中点亮一盏灯,促进学生健康人格和努力学习的双重进步。 (4)要有效批评。表扬和批评,是鞭策学生进步的两个侧面。表扬为主的教育方式,不排除有效批评的运用。对于学生表现出影响公认准则、影响集体秩序,并且负面作用大的不当行为,要在公开场合上批评,以倡正气。批评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要从爱护的目的出发,不说过头话,不挖苦学生。个别的批评要和风细雨。实践证明,凡属正确的批评,学生都能够正确接受。 3 完善教师人格是基本功。仅有学高为师的条件并不全面,同时具备身正为范,才是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全面构成。身正为范是中国教师的传统美德,是对事的构成的精当概括。正人先正己是对当代教师提出的根本要求。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英语教师,应当品德高尚,情趣高雅,为人正派,堪称师表。 (1)要忠诚敬业。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事业要从基础抓起。从事基础英语教育的英语师资,是构建万年百年大计的起点实施者:是充满阳光事业的具体实施人。从事基础英语教育的英语师资,要认识到这个职业的神圣,把忠诚教育事业当做毕生的信念和追求。要无愧于国家、社会对自己的厚望,爱岗敬业。 (2)要行为规范。中小学教师是学生在社会成长中的启蒙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学生效仿的对象,对学生成长影响尤深。许多学生都把心目中的优秀教师视为偶像。不但敬其学识,而且敬其内涵。教师既要言传又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3)要处事公正。教师处事公正,是带好学生、管好班级的前提。对教师的处事,每个学生心里都有一杆秤。你尊重他,他才尊重你。你处事公平,他才心服口服。挖苦学生的行 为是无能行为,应当摒弃;打骂学生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应当杜绝;偏向学生的行为是失衡行为,应当防止;放纵学生的行为是失职行为,应当警惕;文过饰非的行为是愚蠢行为,应当纠正。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既要亲近融合,又要不失师尊;既要当好先生,又要有错必究。 (4)要严以律己。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负面因素,也侵蚀到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在金钱作用的支配下,有损师德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班级,学生调座要送钱,当班干部要送钱,教师节来临要送钱,教师生日要送钱,已经成为潜规则,在职教师补课的种种做法,更让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地方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应当在严以律己上做表率,不让有损教师形象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二、实现英语教育培养目标应采取的措施 为实现地方高等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作为师范院校,应在以下方面提供保证: 1 优化教师的整体水平。高等师范院校教师的现在即是学生的将来。榜样的力量无穷,示范的作用有效。地方高等师范院校要明确,有什么样的师范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人才。高校教师要通晓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哲学等相关知识的难点,心理成长的盲点,不失时机地得力点拨。上文提到的对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的要求,高校教师要率先做到。此外,高校教师还应着装得体,优雅大方,显示出高品位的外表和内涵。 2 实施多彩的教学方法。呆板的教学让课堂上死气沉沉,填鸭的教学让学生难以接受。要让高校教师今天的能力变成学生后天的财富,应着力开展情景式教学,善于发现情景、创造情景,在特定的场景中使学生运用语言知识,提升语言能力;应采取师生互动,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高质量地实现口语表达能力;实施小班教学,让教师照顾到每位学生;适时开展小组活动,运用讲故事、做表演、做游戏等多变形式,为将来的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3 加大院校的硬件投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教育的高要求,带来对教学硬件投入的新要求。应循序渐进地建设外语调频台,播放视听内容;建设并开发视听教室、多媒体语言教室;建设外语教学网站;购置不同学生使用的英语书籍和听读训练光盘乃至英语电影。充分发挥多媒体与网络教学的优势,利用网络技术制作电子教案,创造真实的英语教学场景。开展多媒体异步教学,引导学生利用索引浏览热点新闻网站,下载相关资料,使学生的学习便捷、丰富。 4 开展生动的教学模拟。高等师范院校英语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是为将来从事基础英语教学所用。在日常课程中,应加大学生直接参与的教学模拟活动,并将日常模拟与毕业实习相结合,缩短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的适应期,把学生的知识占有能力尽快转化为教学能力。在小班教学情况下,给学生创造上讲台的机会,对试讲较好的范例,可扩大规模组成观摩,也可创造机会为中小学生上课。支持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从事家教,或者到补习性质的英语学校受聘上课。
西方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论文:产业结构西方经济论文 一、供求-价格理论(模型)基本模型 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曲线右移,需求量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于需求量增而引导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市场劳动力供给的上升,中长期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导致了人力资源价格的下降。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边际附加值,从而决胜于劳动力供给市场。 作者:王辉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欧盟西方经济论文 一、美国模式的困境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模式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企业格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关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上均有差异,这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关系。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发展多元化企业格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均衡的国际贸易收支,同时发展巩固军事国防建设。 作者:肖瑶孙彤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论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实施措施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西方经济学》教学主要偏重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讲述,这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多包含大量的图形分析和数学演算推理,加之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研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考研试题愈加偏向更多的数理推导,也使得在该课程的教学上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繁杂,理论深奥,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畏难情绪,该现象在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尤其突出,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各高校基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围绕经济理论进行填鸭式的数理推导,图形分析,从而忽视了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这种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尤其是本科生自身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经验的储备,只能死记硬背理论、囫囵吞枣,很难理解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随着课程的推进,所学经济学理论的增多,往往出现前后章节知识无法很好融会贯通,甚至“一锅粥”的现象。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激励性。以我校为例,对《西方经济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是通过总评成绩反映的,总评成绩有两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成绩的2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80%,通过闭卷考试方法考查。由于期末成绩占得比重大,很多学生平时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做不到查缺补漏,作业也是互相抄袭,应付了事,寄希望与期末“临阵磨枪”式的突击复习,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具体实施措施 1.明确教学目的,调整教学内容。经济学是一门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在灌输给学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要避免将经济学学成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此,该课程在讲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提示学生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甚至社会文化的不同,都会带来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启发学生比较研究的兴趣,强化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述供求定理时,鼓励学生观察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讲到市场论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价格弹性理论,分析不同商品,不同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又如在讲到恩格尔定律时,启发学生思考恩格尔系数能否作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黄金指标,如果不能,与学生探讨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通过对该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使学生准确掌握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恩格尔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准确含义;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白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适用条件的,经济学定理不是经济学公理,这就更突出了分析经济问题时“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教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采取“重点各异”的理论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在微观经济学部分侧重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关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授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模型、IS-LM模型、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简单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遇到的数学工具问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来定。如管理学学科下的很多专业,文科背景的学生较多,在讲课过程中,尽量只使用图表等简单的数学工具,着重对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而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其后续专业课以及职业特点对数学工具要求较高,要求学生能熟练的运用数理推导和图表分析问题,因而应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数学工具的分量。 2.丰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多媒体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相对于传统的黑板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往往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体会不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对该课程的学习产生惰性。因此,应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 2.1引入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借鉴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经验和方法,将课堂模拟实验引入教学过程中。课堂模拟实验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的某些经济活动,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观察趋势、进而结合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规律。课堂模拟实验对师资、设备和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上,可以由浅入深,从简单的场景入手,随着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丰富 ,慢慢增加难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训练学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2.2加强案例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为案例教学和学生分组讨论带来了便利,因此应加强案例教学。但应当明确的是,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是从案例的讨论中得出概念、原理、理论等。而我们以往在概念、原理、理论讲解完毕后,通过某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的做法,只是举例,而非案例。案例教学法是18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英文中,“案例”与“例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案例”为“CASE”,其重要的理解在于“SITUATION”,是情形,是一种情形的例;而“例子”为“EXAMPLE”,是指代表同类的另一种样式的例,强调了同类和不同样式,所以举个例子说明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做到精心选择案例,积极、有效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指导学生制作ppt在课上进行展示、辩论,最后认真客观的总结评述。首先教师要对大量的案例进行不断地筛选、更新与精炼,使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综合性。根据教学需要,案例可以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是学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吃透”案例,以便在案例讨论时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学习处于“问题——思考——探索——再思考——解惑”的积极状态中。其次,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为保证学生较好地发挥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性,应在课前将案例素材教给学生阅读,准备。最后,要注意把握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以往的传统课堂讲授中,“满堂灌”式的讲述使教师处于主动,学生因机械地接受而显得较为被动。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辨别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是案例课的积极参与者,从最初的案例阅读、对问题的思考、分析,PPT的制作,到课堂陈述自己的结论、辩论,以及最终对案例的再思考、观点结论的再修正,均要求个人或小组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要求较传统教学模式要高,能够更有助于实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把握,并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其团队合作意识。 2.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实践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是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教学,“出高校,入高校”就造成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全部的实践教学工作。而且,很多教学性的实践活动在课堂和实验室中无法完成,这就要求教学要“接地气”,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要与企业开展定期的多层面的交流。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学校也能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聘请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讲解实践工作,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使学生尽早接触实战,参与实践,为将来毕业走上社会尽快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3.完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对一门课程学习效果的考核不应是“一张试卷定输赢”,要综合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尤其是在平时课堂发言、讨论、案例分析、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以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为基础,以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降低期末考试的权重,将目前普遍占总成绩80%的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权重降低到50%,其余的50%由出勤率、平时作业成绩、课堂发言情况和案例讨论课成绩组成。为保证期末试题的科学性、出题的稳定性,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试题库的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主客观题比重和难易度;为保证成绩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对课堂发言和案例讨论的分数应建立量化评分标准。 总之,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 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一、通俗式教学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接触西方经济学,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因此,“术语陌生症”时有发生,学生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术语的经济含义,由此,老师可能已经讲到下一知识点,而学生还在理解前一句话的含义,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不同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通俗的、非专业化的语言为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使初学者能克服生涩的术语工具,顺利进入经济学的宫殿。 例如,在讲解弹性的概念时,除了强调弹性是自变量变动1%时,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笔者还特别总结为弹性是百分比与百分比之比,只要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都迎刃而解。分析需求的价格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针对农历新年刚过去这一特点,先设问“过年前,为什么超市中的年货如瓜子、糖果不降价促销,而衣服皮具等却会较大幅度降价?”,然后再讲明各种商品弹性值不同的道理。瓜子、糖果作为年货,为应景和待客,一般家庭都必备,而衣物任何时间点都可购买,不必局限于某一时点。也就是说,在新春前,年货的购买是弹性值较小的,而衣物类商品的弹性值却较大。为达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对于弹性值小商品,提价(至少不降价、不打折)会增加销售收入,而弹性大的商品降价会增加销售收入,提价会减少销售收入。如此一来,弹性对价格策略选择及销售收入的影响之间关系就不再是生硬的纸上谈兵。 二、案例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使知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激发和升华。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迫使他们不能只带眼睛和耳朵来听课,必须开动脑筋,必须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否则只能停留在记住知识的层次上,而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西方经济学教材或专着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着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西方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性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三、提问式教学 提问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事先设计出要学生理解的问题,由学生解答,教师做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时,老师提出“钻石对人的用途很有限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可少的水却很便宜。请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价值悖论。”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了解前一章供求理论与本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采用提问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且难易适中,回答量适当,既要有让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又要有让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以增加这种方式的教学量,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成。对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要当堂予以点评,分析学生出错的原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要在课后阅评,对阅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在下堂课进行分析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可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四、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论、磋商,以提高认识或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行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即时地成为主导者。例如在讲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后,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价格的作用、规模经济、垄断的利弊、寡头之间的依存性、失业与下岗、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经济问题,收集信息、数据、案例,组织学生围绕老师给定的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角色的定位。首先,教师在整个讨论中,始终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次,教师在讨论中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要向学生提出讨论的具体要求,讨论中要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其中,并适时给发言的学生以启发、引导;对学生在讨论中可能出现的离题现象和理解上的偏差等,要及时加以纠正,而不是提出问题后就袖手旁观、放任自流。最后,教师对讨论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2.问题情境的设置。教师在确定讨论问题时应注意:学生应紧密围绕某一问题,从多侧面、多方位进行思考。把那些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可以使他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得出正确的结论。 3.讨论的时间。讨论有它特有的功能,但只有在足够的时间里,讨论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既然组织讨论,教师就应该保证学生主动参与的时间,否则,就成了为“ 讨论”而“讨论”的形式主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运用以上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教师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非理性的西方经济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参见//.cn/news_detail.jsp?keyno=6257)。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这个问题在//.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假如完全不考虑计算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而理性应该是通盘运筹的全面理性,而全面的理性由于处理的因素太多,往往是片面的计算所无能为力的,往往要依赖更有效的思维方法即直觉和经验。一味追求精确计算、只知道用数据说话的人,只能被看作是“书呆子”。因此,现实中的以经验判断替代数学计算,并不违反理性人假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引入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 理性人就是正常人,正常人不是书呆子,正常人往往会无意识地符合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努力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全能型人才。”[1]因此,为培养全能型人才,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以及香港地区局势的影响下,端正学生的思想,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塑造健康的人格,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安全观,热爱伟大祖国,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是十分重要的。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实效性不强,缺乏吸引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教学形式比较单一,基本都是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来开展,比较单调乏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够明显。再加上课堂教学大都是教师的机械性灌输,课堂氛围比较枯燥,对学生缺乏一定的吸引力,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很难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长期以这种方式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表现出来学生的出勤率较低,学生旷课、逃课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学生即使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数量不多,课堂抬头率较低,大多数学生只顾低头玩手机或做其他的事情,基本不与教师互动。 (二)重理论传授,轻实践教学 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体验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当今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独立自主意识较强,单纯的理论教育有时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思想,需要通过实践,让他们在亲身参与中深刻理解知识的内涵,培养他们的理念和思路。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都是通过课堂教学把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很少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三)教师业务水平不精,素质参差不齐 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担当着重大责任,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才能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队伍素质水平整体较高,发展趋势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个别教师道德素质不高,没有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没有做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此外,还有部分教师专业背景比较宽泛,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导致理论功底不深,知识储备不够系统完善。[2]还有少数教师虽然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专业背景,但是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学习,甚至没有系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经典著作和书籍,导致对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透彻,缺乏理论的高度。 (四)课程教学内容深度不够,缺乏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理论课虽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和主渠道,但在实际教学当中并没有发挥其最大优势和引领作用,也没有受到高校的足够重视。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标准没有专业课系统严格,导致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照教材照本宣科,单纯地把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基本不对知识进行深度解读和系统讲解;利用考前划重点,完成教学任务,这并不能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学生也不能很好做到真学、真听、真懂。同时,现阶段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教育理念落后、培养模式单一,不能及时更新和结合新媒体技术和方法,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堂教学当中,缺乏价值引领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明显。 三、新时代背景下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措施 (一)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古人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是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高校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3]这就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在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就像古人所说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砥砺奋斗,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由此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要在青年这一重要时期做好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切实提高工作实效性。其实,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时代下,新媒体技术逐渐普及和被广泛应用,给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以理想信念为根基,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根本,开展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走进学生的生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亲和力,引导学生坚定信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高校教师要利用新媒体,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做好正确引导,筑牢思想的堤坝。 (二)夯实教学根基,提高师资素质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新时代做好思想政治育人工作,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和道德素养较高的各类人才,必须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因此,高校要从塑造教师队伍、创新教学方法、深化教学内容等多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业务水平。[4]思想政治课教师要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领会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提升理论水平和专业深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们要创新教学方法,合理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改进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主体性,引导学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客人变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人,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融入学生学习生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守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田”。此外,思想政治课教师要以教材为重要载体,结合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本校实际、学生个性和特点等,丰富教学内容,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增强学生的课堂投入程度和参与热情,充分发挥课程德育功能。 (三)发动全员参与,完善协同育人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很早就确立了“美德即知识”的教育理念,即思想教育与知识教育应融为一体,不可分离。[5]在目前大多数的高校当中,却存在将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隔离开来的问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主要是思想政治教师的责任,与其他的专业教师和管理人员无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高校作为传授知识和学生思想养成的主阵地,所有的教学和管理人员都具有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应该担当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个人,做到言传身教,树立榜样,共同育人。坚持协同合作,跨学科跨部门同构共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于知识教育体系中,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学校的管理之中,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才能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 (四)突出学科引领,践行优秀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形式,是推动高校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导,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切实做到教书育人。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培养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根本,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做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同时,这也需要教师在进行知识讲解时,注重实践育人,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受教育、长才干,学真知、悟真谛,不断端正自己的思想,做到知行合一,达到育人的目的。 四、结束语 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练就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技术本领。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努力培养有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勇于担当时代责任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王丹丹.立德树人理念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17:6-7 [2]王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养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19:18-19 [3]金颖,蔡敏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90-92 作者:陈晓霞 单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是承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伟大精神坐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筑牢精神之基。雷锋精神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城市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在城市文明建设实践中将雷锋精神作为推动城市文明建设的精神助力,并将弘扬雷锋精神与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有机融合,对于城市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城市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城市文明建设作为促进城市发展、实现人与城市和谐共生的重要实践,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解放”作为其理论思想的根本旨趣和根本命题。实现人的解放,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必须坚持的根本任务和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最根本的东西的发展,人全面、根本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自由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需要实现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即从人的生存需要、社会关系需要、精神需要等不同方面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上升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是逐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实现由片面到全面的转变。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阶段[2]。人的一切合理需要,构成了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将雷锋精神融入城市文明建设之中,就是要通过雷锋精神的内涵去影响和教化市民,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不断为市民提供质量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用雷锋精神促进城市文明建设,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社会关系的条件。 (二)关于城市建设的重要论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提出的在新时代的客观具体条件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略。在城市建设中也必须遵循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3]498规划和建设城市。“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4]。“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3]498。“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5],要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解决城市黑臭水体、垃圾处理、工矿企业污染、机动车排放污染等城市环境突出问题”[3]13-14等。在城市建设中提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3]473。 (三)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关理论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涵盖各个方面[6],在城市文化方面,包括科教文卫体等事业的发展程度、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在市民思想方面,包括思想意识、道德风尚、理想情操、政治信念等状况。从具体方面说,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要提高城市市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平,培育文明的现代市民,并为城市市民的思想发展、素质提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提升城市的科教文卫体等生活和发展条件的水平。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主要是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结构合理的产业状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不断提高市民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水平,不断促进城市市民生活方式朝着科学、适宜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国梦是一项宏伟的系统性工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两大支撑。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经济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7]的重要论断,指出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要兼顾物质和精神二者的重要作用。 二、雷锋精神促进城市文明建设的价值功能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雷锋精神有利于提高市民的精神境界,丰富城市精神文明的体系,促进城市文明建设发展。 (一)雷锋精神为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基础 雷锋精神为城市市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思想支撑。一是雷锋精神属于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体系。主要包括:一心向党,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爱党爱国的精神;立志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服务于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做一颗螺丝钉的敬业精神;不乱花一分钱的勤俭节约精神等。这些丰富的雷锋精神在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现实意义。二是雷锋精神为提升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提供了载体支撑。在城市建设中,雷锋精神以其朴素而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精神内涵,能够很容易让城市居民所学习和接受,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水平,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雷锋的事迹大都是平凡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并为广大市民所模仿和实践,形成了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利因素。 (二)雷锋精神推动城市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雷锋精神能够发挥其道德评价和道德约束作用,推动城市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一是弘扬雷锋精神有利于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应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手段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大的优势,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市场经济也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容易使人们思想出现诸多问题,如投机取巧、金钱拜物教、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用物质来衡量,这不仅是社会精神文明层面的问题,也对于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上述问题在城市生态中比较广泛地存在,在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中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二是雷锋精神为城市物质文明建设提供道德支撑。用雷锋精神促进城市物质文明建设,就是要让雷锋精神成为人们心中的道德支撑,用雷锋精神中无私奉献、乐于助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涵来促进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推动城市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三)雷锋精神对城市公民具有道德教育作用 雷锋精神能够推动城市市民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一是雷锋精神能够提升市民的文明水平。雷锋同志既是时代的榜样,也是普通的人。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作出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能够为城市普通公民所能做到的,是可以被模仿和学习的。通过学习雷锋和争做当代雷锋,能够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做好事、做文明市民,做有利于美化城市环境、和谐城市人际关系的行动,对于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二是雷锋精神能够提升市民的城市公共道德。雷锋精神涵盖了指导人们思想的基本领域,从爱党爱国,到工作岗位上的爱岗敬业,对待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助人为乐,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都会对指导城市公民的行动,全面提升城市公民的道德水平具有良好的教育作用。 三、雷锋精神融入城市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要推动雷锋精神深入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的精神指引;要推动城市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并将其常态化;要通过制度保障来促进雷锋精神对城市文明建设的提升作用。 (一)精神指引:利用多种渠道推动雷锋精神深入人心 让雷锋精神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精神指引。一是要学习雷锋精神的思想内涵,要推动各层次的城市公民开展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学习当代雷锋的生动实践,可以开展“雷锋进课堂”“雷锋进企业”“雷锋进机关”“雷锋进社区”等活动,充分宣扬雷锋精神的思想内涵,让城市市民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雷锋精神;二是加强雷锋精神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影响,让雷锋精神及其文化产品成为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对城市公民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沉浸式文化影响;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媒介提高雷锋精神在市民中的“活跃度”。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报纸、城市广告牌等多渠道、全方位增强雷锋精神在城市公民中的影响,使雷锋精神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指引。通过推动城市公民对雷锋精神的学习、提高雷锋精神在城市文化中的影响,让雷锋精神在城市公民中深入人心,使城市公民将学习雷锋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习雷锋的实践,将雷锋精神在思想层面融入城市文明建设之中。 (二)实践基础:通过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促进城市文明建设 让学习雷锋活动在城市中形成一股持久的良好风气。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又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8]。一是开展多种形式和多层次的学习雷锋活动。从城市的基层社区到城市的政府,从个人到群体,从学生到从事各个工作的人员,开展学习雷锋的著作活动、评选“雷锋式敬岗爱业人员”、评选“雷锋式好市民”等诸多形式的活动,并将其常态化、机制化。二是充分发挥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成立以雷锋精神为思想指导的志愿者组织,组织城市雷锋志愿者们开展“美化城市”“文明城市”等实践活动,以其标杆引领和带头作用,扩大雷锋精神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的影响力。三是在实践中知雷锋、学雷锋、做雷锋。在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要避免形式主义问题,避免出现“雷锋三月来四月走”等现象,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三)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先进模范的激励制度和宣传制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立模范、树典型。在学习雷锋精神、推动雷锋精神融入城市文明建设中,要善于发现榜样人物、善于寻找典型事例,通过榜样和典型的力量来影响城市公民。一是建立健全对先进模范的激励制度。要制定完善的评选“学习雷锋、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先进典型和模范的标准,形成一年一评、三年一评等固定评选机制和相应的奖励机制。在开展各种各样的学雷锋活动中,应有针对性地对一批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和奖励。二是建立健全完善的宣传制度。将评选的典型人物和事例在城市中广泛进行宣传,可以在城市公交系统内,如公益广告牌、城市公园、商场等多种场合和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上进行公示和宣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2]张畅.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1:159. [3]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4]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11-04(1). [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6]吴宗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9(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379. 作者:李新仓 马亚伟 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做好统战工作需要统战文化的正确引领。雷锋精神熔铸于党的百年发展实践中,其文化底蕴与统战文化高度贯通,发挥雷锋精神的多重价值意蕴能够深化统战文化建设。针对我国统战工作发展的新态势,厘清统战文化相关概念与价值功能,探析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的实践路径,有利于推进我国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雷锋精神;高校统战文化;关联性 一、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的理论阐释 (一)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阐释雷锋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深刻理解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如何界定雷锋精神的内涵,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一是雷锋的政治立场。有学者指出雷锋“拥护党的领导,并且具有明确的政治取向、坚定的政治立场”[3]。二是雷锋的奉献意识。雷锋具有“舍己为人、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4]。三是雷锋的敬业精神。雷锋精神蕴含敬业奋斗的职业伦理,甘当革命大厦的一砖一石[5]。学术界对雷锋精神内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品格,道德观念与实践观念等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一是忠诚为党的政治品格。雷锋是赓续了党的纯洁政治血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6],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二是无私奉献的道德境界。雷锋心怀朴素的爱民情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胸怀大公无私的奉献意识,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展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深切情怀和工作作风。三是团结进取的实践观念。雷锋认为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一致,在团结协作中实现了自我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团结精神是雷锋的坚实支撑。在工作中勇于担当选择最艰苦的岗位,攻坚克难的进取锐气是雷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统战文化的概念界定统战文化形成于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实践中。有学者认为,统战文化是统一战线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7]。有学者指出,统战文化是“各种政治力量所共同认同的目标、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等形成特有的文化”[8]。还有观点指出,统战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子系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件[9]。结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统战文化是指党在统战工作中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所生成的思想体系。统战文化具有丰富内涵。一是民主合作的政党文化。以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促进达成政治共识,与各民主党派营造出真诚互信、守望相助的良好文化氛围的政党文化。二是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以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认知为基础,推进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的民族文化。三是崇德向善的宗教文化。以中华文化浸润,与时俱进充实社会主义时代内涵的中国化宗教文化。四是新社会阶层信义文化。引导各阶层人士遵从明礼守信、义利兼顾的道德理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良好氛围。五是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增进同根同源的海内外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团结力量的同根文化。 (三)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的价值功能雷锋精神能够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打牢思想根基、凝聚广泛共识、提供不竭动力。发挥雷锋精神的多重价值意蕴,有利于构建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新格局。1.雷锋精神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打牢思想根基。首先,雷锋鲜明的政治立场能够提升统战成员的政治认同。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0],雷锋公而忘私的生活作风对此进行了生动展现。其次,雷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能够引领统战工作的前进方向。激励高校统战成员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遵循,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结,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引领高校统战成员坚守党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路线。2.雷锋精神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凝聚广泛共识。首先,雷锋重视团结协作的品格具有广泛汇聚各方力量的意蕴。步入新时代发展阶段,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统一战线工作涉及的社会基础与领域更加广泛,统一战线的同心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撑。其次,雷锋精神有助于提升统战成员的向心力。将雷锋精神融入统战文化中有助于提升统战成员对党的主张与方针政策的理解,进而转化为高校统战成员的共同意志。3.雷锋精神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首先,雷锋精神蕴含的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精神能为统战工作建设提供精神养料,激励高校统战人员攻坚克难。其次,雷锋精神蕴含的精益求精的意志品格能够提升高校统战人员的内驱动力。雷锋“干一行,专一行”的工作热情激励高校统战工作者立足本职,守好统战工作阵地。 二、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的关联性 在实践延展方式上,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同向追求团结之力。在文化底蕴来源上,二者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质性。在本质属性上,二者都赓续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血脉。 (一)注重团结,追求团结力量人民是社会历史进程的真正推动者,中华儿女无坚不摧的团结精神是我国攻坚克难的力量之源。第一,雷锋精神体现了“一滴水”的团结理念。雷锋曾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不会干涸,才能最有力量”。他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维护集体利益,展现了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雷锋不计较个人得失,愿意在集体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深刻诠释了雷锋精神中的集体主义意识。第二,统战文化追求和而不同、互信互助的团结力量。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统战文化有助于联合不同党派、民族、信仰的党外人士,弘扬集体主义的大局观念,凝聚磅礴伟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二)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可以概括为儒学的三条根本观点:一是“明明德”,即彰显人性光明的品德;二是“亲民”,提高自己的道德并推己及人,使人民日新其德;三是“止于至善”,即力求整个社会都能长久的维持在完美的道德之境[12]。第一,雷锋精神展现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境界。雷锋继承了崇德向善的传统文化基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迎难而上主动申请条件更艰苦的工作岗位,并以自身持久的实际行动带动其他社会成员,引领了文明思潮与道德风气。第二,统战文化蕴含着“兼济天下”“君子和而不同”的理想主张。统战文化包含着守望相助、贵和尚中的人文情怀,不是停留在个体的自我完善上,而是为社会和谐发展培养具有与责任感的统战成员,这种特殊的文化能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各阶层统战成员,提升振兴中华的责任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的思想之根。根本固者,华实必茂,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不断延伸。 (三)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政治性是涉及政治领域中的权力主体为达到相应政治利益的性质属性。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以及政治信仰,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作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特性。第一,忠诚为党是雷锋精神最突出的底色。雷锋一生始终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种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政治观念使他成为先进的共产党人。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3]。雷锋把为共产主义献身当作最大的幸福,他始终保持为实现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斗志。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统战文化最鲜明的特质。统战文化产生于统一战线发展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推动国家实现完全统一的特殊文化力量。统战文化能够引领统战成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与各阶级党组织统一思想。与其他文化不同,统战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着特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 三、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要深入挖掘雷锋精神资源,增强统战成员爱国主义情怀,开展形式多样的统战文化活动,推动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持续开展。 (一)挖掘雷锋精神资源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筑牢基础雷锋精神资源是雷锋精神的具象化体现及其物化形态。高校雷锋精神资源丰富,主要包括雷锋课程资源、雷锋育人场地资源、网络雷锋文化资源等。高校是统战文化建设的关键场所。深入挖掘雷锋精神资源,找准雷锋精神与高校统战工作的结合点,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夯实文化根基。一是开设雷锋精神精品思政课程。高校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留存众多先进的雷锋精神研究成果。开设雷锋精神相关课程,有利于专业化、系统化梳理高校雷锋精神资源,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激发教师对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研究热情,激活统战成员文化基因,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二是开辟雷锋元素育人场所。将雷锋精神融入校园环境,如雷锋文化屋、育人展馆、文化走廊等。整合高校雷锋资源,构建融创新宣讲、体验、实践为一体的育人模式,以雷锋精神为突破口,引导高校统战人员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对大团结大联合的认识,进一步深刻领悟统战文化。三是搭建雷锋文化交流平台。精心整合与打磨本校雷锋资源,创新文化交流形式与内容,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突破交流壁垒,将优质的高校统战文化资源共享至高校范围之外,提升文化影响力。此外,还要注意网络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统战文化宣传阵地的主导权。 (二)用雷锋精神增强统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建立在统一的民族观念之上对民族与国家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归属[1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民族团结伟力的思想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全体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心理归属[15]。雷锋精神可以增强各领域统战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认同,铸牢高校统战文化深化发展的思想根基。一是雷锋精神融入民族团结教育。高校汇聚大量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求筑牢高校统战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雷锋精神为抓手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可以提升统战成员的“五个认同”。雷锋的忠诚为党、团结协作的情感能够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认同,并在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中融入雷锋精神,使高校少数民族成员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二是用雷锋精神引导宗教中国化。用雷锋团结协作精神消除宗教中的对抗分裂因素,积极引导宗教中国化,推动宗教信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以雷锋文化为精神纽带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的沟通与联系。探索开展海外雷锋志愿服务、雷锋交流论坛等活动,提升海内外教师学子的文化自信,凝聚海内外统战人员的思想共识。 (三)用雷锋精神凝聚统战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情怀是指积淀在主体内心的情感价值体系,体现的是个体对祖国的一种心理感怀、价值关怀和担当胸怀[16]。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高度凝聚力与感染力,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助于提升统战成员的使命担当与责任意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雷锋精神的德育价值,有利于凝聚统战爱国主义情怀。一是用雷锋精神创新教育模式。要改变以往理论灌输与说教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将雷锋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统战凝聚爱国主义情怀。二是用雷锋精神深化爱国内涵。新时代爱国主义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用雷锋精神赋能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高校统战人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认识,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三是用雷锋精神落实爱国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性来自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爱国主义情怀需要通过实践升华,将雷锋精神作为爱国主义理论知行合一的联结纽带,激励高校统战成员将爱国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践中谱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四)用雷锋精神涵养统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高度统一的具体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我国现代化治理的价值追求,为凝聚社会共识作出了方向指引,为统战成员提供了核心价值准则。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贯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阐述。在高校统战文化建设中以雷锋精神为着力点,涵养统战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为统战成员的价值选择锚定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统战成员共识的重要法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个体素质结构中处于顶部信仰层面。用雷锋精神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增强高校统战人员价值判断力,涵养统战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高校统战成员作出正确判断与选择。二是为统战成员的道德养成设置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的品德观点,处于道德领域的顶端,掌握着道德建设的主导权。雷锋精神是代表至善的文化符号,用雷锋精神为统战成员的道德养成设置准则,提供日常品行参照和导引[17]。三是对统战成员价值认同进行深化。将价值观念落实到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归宿。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素养,还要外化为自觉履践的行为准则。用雷锋言行一致的宝贵品质培养统战成员“知、信、行”高度统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五)用雷锋精神丰富高校统战文化形式,推进高校统战文化活动开展统战文化活动生成于统一战线实践中,能够凝聚统战成员思想共识,具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与实践性。随着统战文化活动的发展与深化,统战成员对统一战线的思想认同逐渐加深,并能在活动实践中丰富统战文化活动形式。举办高校统战文化活动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让统战成员在丰富的文化活动实践中成为雷锋精神的践履楷模。一是组建高校雷锋公益团队。引领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在社会公益事业中提升奉献意识,在团结协作中交流沟通增强集体意识。在为人民服务中提高高校统战工作的实效性。二是将雷锋精神融入文艺作品。以雷锋精神为主题鼓励高校统战人员进行艺术创作表演,如雷锋情景剧、音乐及书画作品等,通过线下展演以及校园媒体融合矩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使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不仅能增强统战文化的感染力与凝聚力,还能在生动的艺术活动中提升高校统战工作的亲和力,使政治色彩得更显温和、中立和含蓄。三是推进雷锋元素统战活动常态化。坚持以雷锋精神打造独特校园文化品牌,营造良好的统战文化氛围,结合实际与各学院特点举办常态化雷锋活动,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推进高校统战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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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析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 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 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生活经济学论文:杜威的生活教育观在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摘 要 文章简要阐述了杜威的生活教育观:“教育即生活”,“做中学”是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具体体现,杜威生活教育观与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关系。以买卖苹果这一经济事件为例,采用杜威的“五步思维法”对经济学课程教学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到评价指标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 关键词 生活教育观 经济学 五步思维法 做中学 近年来,高职院校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大多课程实行了项目化教学,然而作为经济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经济学,仍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没有进入到改革的层面。根据笔者担任多轮经济学课程的经验,发现学生普遍害怕这门课程,他们听课像听天书一样,太过抽象的教学内容,学生很难接受。教师上课很累,学生即使很努力,教学效果依然不好。且不能适应高职教学中要求“理论够用,注重实践”的原则。因此有必要根据高职学生特点、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及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引进杜威的生活教育观对该门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1 杜威的生活教育观与高职改革之关系 1.1 杜威的生活教育观简述 杜威(Dewey.J.)是20世纪进步教育的代表人物、伟大的教育家和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始终坚持“教育即生活(Education is life)”的教育哲学观。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关于生活的定义,杜威这样解释:“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这就是生活”。杜威生活教育观主张学生亲历探究过程,建立与真实生活的关系,实现学生从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到一个积极的实践者的转化,学生通过自己的活动,逐步形成了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充分体现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做中学”是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具体体现。以此为理论依据,他设计了一种教学法即“思维五步法”来实现教学目的。第一步,构建真实的情境;第二步,在情境中设计有刺激思维的问题;第三步,有可以利用的资料,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第四步,在活动中验证假设;第五步,根据验证的结果得出结论。 1.2 杜威生活教育观与高职教学改革之关系 近几年各职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从做中学”这一教学理念与杜威的生活教育观一脉相承,强调“做中学”,注重实践,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然而杜威的生活教育观与高职院校的项目化课程教学又有很大的区别,更加突出实践性和生活性。我国职业教育中力推“从做中学”,以项目为依托,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做即实践,可是对于从哪些地方实践没有明确界定,各职院普遍理解为从工作岗位上。既然是工作岗位就必须深入企业实际,到具体工作岗位上进行实习实践。而实际上当学生以实习生的身份到企业实习的时候,具体的工作岗位是很难界定的,对于文科的学生多是以文员、办公室打杂或业务员的身份进行实践。而在课堂教学中,“做”只能是设定工作任务,模拟工作情景,由于相当多的教师没有企业工作经验,对于工作任务的设定不完全合理,对于工作情景的创设可能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杜威的生活教育观更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到学生的现实生活及所追求的未来理想生活,更加突出人性化及学生个体的感受、体验。将学生从抽象、虚拟的项目任务中解脱出来,给学生感受自然、社会、事实、事件、人物、过程的机会,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获取认识。让知识的获得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成长连接起来,强调教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重视学生生活经验在教学中的运用、拓展与提升,走进生活的大课堂,关注社会实践。关注生活体验,关注自主学习和持续发展,促进学生自主、生动、和谐地发展。 2 经济学课程教学引进杜威生活教育观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翻天覆地的基本工作过程的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产生影响,教材仍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构架,多数学校该课程的教学仍以传统理论教学为主。由于高职学生普遍数学基础不好,学习这门课程感到吃力。对于从职业高中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更加艰难,在复习时很多学生认为相当于预习。笔者在担任多轮该门课程的教学后深刻体会到,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方法,都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脱节。必须对该门课程教学进行全方面的改革,以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旨在培养生产、服务与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3 杜威的生活教育观对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启示 教育的生活教育观在实施方面主要是采用“五步思维法”。“五步思维法”不只是教学方法,还包括教育内容的设计,明确 “从哪儿开始做”、 “怎么做”、“做得怎样”,“做”不只是从企业的工作岗位入手,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出发寻找素材。其次,做的过程突出学生的探究、理解、合作、体验,以学生体验感受为优秀。 3.1 教学内容接近生活化 杜威生活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来源于生活,体验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如前所述,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生活化。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知识,挖掘经济知识的生活内涵,在教学活动中联系生活中的问题,适当做些处理,达到教学生活化。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将抽象的形式化的教学建立在学生生动丰富的生活背景上。引导学生随时观察身边的经济现象、体验经济生活、关注经济事件、搜集经济生活案例。学生通过自身的观察、体验激发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他们意识到经济学课堂不是泛泛而谈、高深莫测的理论,不是遥不可及,而就在身边,在身边可随时发现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内容,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可随时学习经济学,并将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教师更要关注经济现象和事件,搜集经济信息和案例,并将自己和学生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总结、提炼形成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 3.2 采用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实施教学 在经济学教学中,仍然是教师讲授学生听,填鸭式、满堂灌的模式,仅有的改革只是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案例和经济时事分析。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对于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是个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教师可直接将学生带到校外如超市、商场形成真实的情景,或将现实中的典型经济事件在教室里进行情景再现,如买卖苹果,让部分同学扮演成买方,另一些同学扮演成卖方。第二步,在由经济事件(买卖苹果这一事件)构成的情景中提出与经济学相关的问题,如资源配置、需求、价格、供给等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些原本抽象的问题,通过具体经济事件提出,就变得形象生动,容易理解了。第三步,通过教师和学生搜集到的资料,对前述的问题提出种种假设,假设买苹果的人很多,价格会怎么?假如卖苹果的人很多,价格又会怎样?假如又有人同时在卖香蕉呢,对苹果的需求和价格又会有什么影响?等等。第四步,让学生在“买卖苹果”这件事中体验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根据不同的假设进行不同的体验。最后,由学生根据验证的结果得出结论,验证这些是否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进而将理论又进一步运用到实践中,如苹果价格高了,就会有更多同学参与到卖苹果的行列。 在经济学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中,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任务驱动等方法在杜威的“思维五步法”中都能得到运用和体现。通过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生学习积极性会大大提升,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理论也就与吃饭睡觉购物等等密切相关了,从而提升了学习的兴趣,且有利于学生学会观察经济现象和将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事件中去。 3.3 改变师生关系 尽管在教学中,反复强调“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但是目前经济学课堂教学中仍以讲授为主,教师是主角,学生仍是消极被动接受者。杜威强调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同等重要,地位平等,教师不是引导者,而是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不是以地位领导,而是以丰富的知识、成熟的经验组织教学。教师不能利用自己作为领导者的权威来强迫学生学习,而应该通过了解学生具有的经验来更好地发展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经济学课程,教师应改变传统的观念,构建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通过自身的智慧让学生感受平等、快乐、信任和理解,从而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关系,改变教师的权威性和一言堂,语学生共同建立平等协商对话关系,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从而将学生的兴趣引导到教学中去。 3.4 改变评价体系 经济学的课程由于一直当成一门理论课程进行教学,所以仍然沿袭传统的卷面考核。正如前面所说,该门课程完全可采取杜威的“五步思维法”进行教学,相应的考核评体指标体系应该改变。在杜威的生活教育观理念下,着重学生自评,学生通过对经济生活的发现、探索、理解、体验、总结和运用,从而对自身的进步进行评价、反思。因此应建立一套适合于“五步思维法”的评价体系,教师作为领导,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评价体系和指标,内容应包括:学生对经济事件的观察、对经济生活的体验、对经济生活的验证、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总结、对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等。突出考查学生的对经济生活的态度、对经济生活的情感体验及动手能力,注重学生的自尊和个性发展。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中的经济学 江苏省居民的口粮直接消费正不断下降,农村年人均口粮消费,由1978年的568斤,下降到去年的506斤,降幅为11%;城镇居民由443斤/人,下降到213斤/人,降幅为52%。 目前,城镇居民由于收入增加,副食品消费相对较多,更讲究营养结构,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饭量明显变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已从追求细粮,发展到注重粮食消费的粗细搭配,粗粮越来越受欢迎。 点评: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又称为恩格尔系数。德国经济学家恩格尔发现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恩格尔系数被用作判断居民消费水平的一项指标。国际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提出划分不同贫富程度的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居民饭量变小表明现象 从口粮直接消费正不断下降,表明主食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日趋下降。这一方面得益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副食品消费相对较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更,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已从追求细粮,发展到注重粮食消费的粗细搭配,粗粮越来越受欢迎。居民生活消费需求逐渐从低水平的温饱向高层次的小康、富裕型、健康型转变。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观念逐步更新,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二、居民饭量变小原因分析 1、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为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幅度,商品市场的商品质量和商品结构有所改善,为消费品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副食品的种类、花样繁多,副食品的消费增加。 2、收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消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解决,农产品价格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使农民收入有所增长;国家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企业效益有所好转,另外,国家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也对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供了保障。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为副食品消费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3、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讲究营养结构,注重粮食消费的粗细搭配,使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三、建议 消费与收入是紧密相关的,只有不断致力发展,广开就业门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才能确保市场消费稳定发展。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典例2】“多此一举”中有商机 在山东诸城刘家村镇,有一对加工水饺的年轻夫妇。他们的生意不温不火。 有一次加工水饺,他们偶然发现水饺底部有一些美观的花纹。原来,这是盛放饺子的器皿无意中印上的。他们专门请人设计制作了一套模具,以福、禄、寿、喜分成四大系列,顾客可以根据需要挑选。 这对颇有经营头脑的年轻夫妇,还为“吉祥”水饺注册了商标。这种“吉祥”水饺一经推出,大受客户的欢迎,不仅在当地畅销,还吸引了青岛等地的一些客商。一时间,这家水饺加工店的生意火爆异常,产品供不应求。 由于“离婚大军”日益壮大,德国诞生了第一份离婚杂志――《玫瑰战争》,每期集中讨论一个话题。《玫瑰战争》关注和离婚有关的一切事情。杂志的创办者迈克・纽玛恩和玛瑞恩表示,之所以出版这样的杂志,是因为德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 点评:看似“多此一举”,却蕴涵了无限商机,作为个人和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应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吉祥水饺”和离婚杂志这两样产品都顺应了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顾客的心理需要,从而打开销路,获得了商机。 【典例3】“停电半小时 ”的反思 一家房地产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3名电工技师,月薪3000元,还有不错的福利,吸引了很多人前去应聘。 这次招聘没有笔试,只有面试,要求所有应聘者到公司大会议室集中。参加竟聘的有28个人,符合条件的最后只剩下了8个人。在等待公司副总做出最后决定时,突然停电了,8个人坐等了半小时后,主管告知他们别来了,这8个人不明所以,主管叹了一口气,说:“停电是最后一道考题,作为电工技师,你们竟然坐着等了半个小时。” 点评:符合应聘条件的8个人都失去了机会,主管的哀叹不得不让我们反思:21世纪的劳动者应该成为受教育程度更高,适应能力更强的全面人才,人才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成才,应德才兼备。遵守职业道德是每个劳动者基本的道德准则。它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对本职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鼓励人们积极钻研本职业务和技术;约束人们服从本职业的规范和秩序;鼓舞人们团结协作,争取集体的荣誉。特定的职业不但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必须具备特定的道德品质。作为电工技师,停电就是任务、就是命令、就是工作,刻不容缓,多停一分钟就意味着损失和意外,容不得半点懈怠和马虎,而8个人竟然坐着等了半个小时,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哪里? (陕西省洋县中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邮轮经济学:从交通手段到生活方式 4月16日韩国客轮岁月号失事沉没后,一些国内媒体把这艘船称为“游轮”,还有些媒体称之为“邮轮”。实际上这几个词虽然经常被互相混淆,但其意义并不相同。 邮轮(或邮船)侧重于船的“交通工具”性质,通常航线固定,航速较快;因搭载越洋邮件而被称为“邮船”。而游轮更侧重于船的“娱乐工具”、“度假工具”性质,搭乘游轮的乘客并不以从甲港至乙港的交通为目的,而是主要为了享受沿途港口以及船上的娱乐和休闲,通常还会返回原来的出发港口。从邮轮到游轮,是交通手段到生活方式的革命。 “泰坦尼克”的前世今生 邮轮的前身是早期的定期远洋客船,特别是往来于北大西洋航线的移民船。从1815年到1860年,由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和农业歉收,大约496万人移民到美国。当时的远洋船只兼载乘客与货物,通常等到货舱装满、客舱满员后才起航,船期不固定。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横跨大陆铁路的出现、美国中西部“谷物地带”的开发,以及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快速增长,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越来越多,客票成为船运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船运公司开始推出专门的定期客船。 在1837年以前,从英国发往海外的邮件基本上都由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搭运。1837年成立的英国半岛汽船航运公司是第一家承运邮件的民营船社。它在成立后不久就与英国海军部签订合同,向伊比利亚半岛运送邮件,1840年又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将邮件业务扩展至埃及和印度,并改名为半岛及东方汽船航运公司(P O)。此后,库纳德汽船公司(即今天的冠达邮轮)、利物浦的白星公司等都加入邮件运送业务。 从1860年到1914年的50年里,欧洲至北美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客运量最大的航线。除了英国和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陆续组建了跨大西洋海运总公司(法国)、荷兰-美洲轮船公司、瑞典-美洲公司等经营横渡大西洋业务的邮船公司。 这一时期搭乘邮船的乘客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在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上最为明显。头等舱单独铺位的票价是30英镑(合今日的2515英镑),带私人阳台的套房票价高达870英镑(合今天的7.2万英镑),其乘客可以享用头等舱专用的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壁球场、土耳其浴室、日光浴甲板等豪华设施,甚至连宠物狗也有专门的狗舍。这些设施都位于轮船的最上面几层甲板。头等舱乘客大多是经常往来于欧美之间的富豪贵族和社会名流,比如亿万富翁约翰・阿斯特和本杰明・古根海姆,以及纽约梅西百货公司老板斯特劳斯夫妇、费城电车业巨头韦德纳父子、宾州铁路公司副总裁约翰・泰耶等人。而三等舱的票价在7英镑到9英镑之间,相当于今天的587英镑到754英镑,儿童票价是3英镑。这里通常是上下铺,六到八人一个房间,有自己的盥洗室、餐厅和公共会堂,都位于轮船的下层。 “一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许多八万吨级的巨型豪华邮轮在北大西洋航线上争奇斗艳。然而远洋邮轮短暂的黄金时代被二战打断,许多豪华邮轮被海军征用,并改装为运兵船。在二战当中,英国使用两艘8万吨级邮船运送了大量兵力。由于航速高达30节,远远超过德国潜艇的航速,因此它们不需编入护航队,而是利用本身的高航速来保障安全。每艘船都可以搭载1.5万名士兵,相当于一个半师的兵力。 海上旅游业复苏邮轮公司 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半岛-东方公司就推出了搭乘汽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希腊和埃及等地观光的业务,但是当时能够出洋游玩的人大多属于上层阶级,数量有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船业始终不如邮船业发达。1891年,德国的汉堡-美洲船社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用于旅游的豪华游船维多利亚・露易丝公主号,这艘4400吨的钢制汽船也被视为现代豪华游轮的鼻祖。 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弗恩内斯-百慕大航运公司的两艘2.2万吨级游船百慕大君主号和百慕大王后号专门经营从纽约到百慕大群岛的度假航线,单程票价为62美元,14天往返航程,包括在百慕大的旅馆费用,只需112美元。30年代规模最大的游船队属于纳粹德国的劳工福利组织“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dF)。从1934年起,它从德国的三家大航运公司包租了11条航速较慢的旧客轮,将其改为游船,每年搭载10多万名德国工人前往西班牙和挪威等地旅游。 1937年KdF又先后订购了2.5万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船。它的航速只有15.5节,这也是游船与邮船的一个主要区别。除了为希特勒和劳工领袖莱伊保留的包舱外,全船的舱房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没有等级的差别。参加旅游的德国平民家庭只要付40马克的船票,外加10马克前往汉堡港的火车票,就可以参加为期5天的海上巡游。但是为了给第三帝国节省外汇,游客们在挪威等地不准上岸购物消费。 随着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爱之船》等浪漫电视剧的影响,海上旅游业从70年代起开始勃兴。半岛东方、库纳德、荷兰-美洲等百余年历史的老字号邮轮公司纷纷转以游轮为主要经营业务。除了每年一半时间投入游船业务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外,半岛东方公司最后的两条邮轮奥莉安娜号和堪培拉号也都在70年代前期改成了专门的旅游船。闲置数年的法国邮船法兰西号也在1979年出售给挪威船东,改建为游船挪威号。西德、意大利等国的航运公司也纷纷建造了一批新游轮,比如西德的汉堡号,意大利的拉斐尔号、米开朗琪罗号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因恐怖分子劫持事件而闻名的阿基莱・劳罗号等。 1964年,苏联海运部向东德订购了4艘两万吨级的新式的客轮,试图打入国际游轮市场,为国家赚取外汇。为了招徕西方旅客,因此这四条船都以非政治性的诗人和文学家命名,分别是伊万・弗兰科号、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塔拉斯・舍甫琴科号和舒尔塔・鲁什塔维利号。由于国际海上客运和旅游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苏联人对于这四艘船的设计、装潢和管理运营非常用心,船上的服务效率很高。船上的各种服务都带有西方人感到新鲜的异国风情,比如鱼子酱、伏特加酒、西伯利亚鲑鱼、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巴拉拉卡琴演奏,以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招贴画等等。其公共舱室和住舱的装潢并不奢华,适合美国人简洁明快的口味。由于这四条船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后来苏联又向东德订购了第五艘同型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苏联解体后,船况最好的普希金号改名为马可波罗号,从事非洲和南极的旅游业务。 方兴未艾的“游轮时代” 1974年,苏联国营黑海船运公司还从西德购买了汉堡号游船,改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停泊于冰岛的高尔基号上举行了美苏元首峰会。1979年,中国也把从法国购买的旧客轮明华号改为游船,定期从事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菲律宾群岛的旅游航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明华轮在1983年就结束了营运,改装为深圳蛇口海上世界。 80年代脍炙人口的美国电视连续剧《爱之船》大部分场景是在公主游船公司的太平洋公主号上拍摄的。经过一系列并购,这家成立于1965年的美国公司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公司―嘉年华公司(Carnival Co plc)的一部分。这家跨国公司旗下还有库纳德公司(官方中文译名为冠达邮轮)、荷兰-美洲公司(荷美邮轮)、半岛-东方、歌诗达邮轮等10家子公司,总共有102条游轮。其2013年的营业收入高达154.6亿美元,垄断了全世界49%的游轮业务。冠达邮轮麾下的玛丽王后2号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往来于南安普敦至纽约航线,并搭载邮件。经英国皇家邮政特许,这艘14.8万吨的巨型客船获准冠以“皇家邮轮”(RMS)前缀,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条真正的“邮船”了。 游轮业的另一个巨无霸是1968年在挪威成立的皇家加勒比公司,它拥有37艘巨型豪华游轮,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游轮―22.3万总吨的海洋绿洲号和海洋诱惑号。这两条游轮上面有一条名为“中央公园”的中庭商业街,种植了很多花草树木,还有露天剧场、泳池、冲浪池、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健身房、夜总会、各国风味餐厅、免税店、赌场等各类娱乐设施。1993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丽星邮轮公司居于世界第三的位置,它主要经营亚太地区的游轮业务,旗下拥有6艘大型游轮,其子公司挪威邮轮(NCL)则拥有13条游轮,主要经营加勒比海和欧洲航线。 除了在游轮业占据垄断地位的三巨头之外,国际游轮市场还有一些独立的小品牌,例如1988年日本邮船会社成立的“水晶游轮”,它旗下有两条豪华游轮,专走高端旅游路线。再比如1995年成立的迪士尼邮轮,则以“神奇梦幻”为主题,它的四艘游轮分别命名为“迪士尼魔法”、“迪士尼奇妙”、“迪士尼梦想”和“迪士尼幻想”,此外迪士尼邮轮公司还在巴哈马群岛购买了一个专属岛屿“漂流岛”,只允许搭乘其游轮的乘客上岛游览。无独有偶,皇家加勒比公司也在海地共和国的北海岸租借了风景优美的拉巴迪海滩,并由私人保安部队看守,只供本公司的游轮停靠游览。 在多年的激烈竞争下,国际游轮市场出现了细化的趋势。除了加勒比、地中海和亚太地区这三大热门航线之外,还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比如波罗的海、中美洲、南非、印度和中东巡游,阿拉斯加冰川游,以及南极旅游等等。此外维京游轮和寰宇游轮(Uniworld)等公司还在欧洲、埃及、中国等地开辟了多条内河精品旅游航线。邮轮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游轮的黄金时代正方兴未艾。 (文据《时代周报》) 生活经济学论文:居民生活用电实施阶梯定价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 本文根据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就电价阶梯定价的实施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的举措,从经济学视角对阶梯定价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首先运用了需求弹性、成本分析、边际效用等理论从居民、电力企业、社会的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其次,通过经济学分析认为:阶梯电价通过分档计费,这样既保证了电力企业合理的利润,有利于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也照顾到低收入群体,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第三,对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学分析认为,降低了电力企业的成本,使之可以用于清洁能源发电的投入,有利于绿色环保,增加社会效益。同时,也矫正了富裕阶层用电越多补贴越多的不公平现象。 【关键词】 居民用电;阶梯电价;经济学视角;经济效应 一、引言 我国现行目录电价类别有居民电价、非居民照明电价、非工业和普通工业电价、大工业电价、商业电价、农业电价等八类。同时对各类用户根据电压等级不同,又分别制定了电压等级差价,各类用户的电压等级差价水平不等。单一制电价和两部制电价是我国现行销售电价的基本电价制度。其中工业用电主要采用两部制电价,居民用电主要采用单一制电价。目前世界各国的销售电价基本采用的是两部制,我国对大工业用电也是实施两部制电价。它是把负荷需求对应的基本电价和与用电量对应的电度电价结合起来决定电价的制度。它基本上包括了全部的供电成本并反映了供电成本的构成,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然而对于居民用电的电价制度各国所采用的电价制度差别较大。其中采用较多的是阶梯式差别定价,我国采用的是单一制定价。 单一制定价分为定额电价和电度定价两种。前者用户用电量的多少跟电费无关,容易造成用户用电的浪费;后者虽然体现了用电量和所付电费直接挂钩,没有将电力成本划分为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来回收。单一制电价把所有用户放在一起按用电量平均分摊所有的供电费用,不能满足用户间公平负担的原则,使得用户间出现较为明显的“价格倒置”、“交叉补贴”现象。为了实现成本定价、公平原则、又照顾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用电,同时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实施阶梯定价就很有必要。 阶梯电价是指将居民生活用电量分为若干档,对基本用电需求部分实行较低电价,对于超过基本需求的电量实行较高电价。这次发改委是将电价档次分为3档,第一阶梯为基本电量,此阶梯内电量较少电价也较低,目的是保证低收入居民能获得基本用电的需要;第二阶梯电量适当电价比第一阶段高,要求它能够补偿成本有一个合理利润;第三阶梯,电价更高一些,考虑到外部成本、资源稀缺性等。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阶梯定价也是有所差异的,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阶梯定价策略。 关于阶梯定价研究的文献也比较多,大致分为下述三类。第一类,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出发。第二类,从调整我国电力事业结构出发,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三类,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解决“交叉补贴”的问题。虽然在一些文献里对阶梯电价的分析也有用到经济学相关知识的,但是经济学的分析只是其论点的一个论据。本文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一个纯经济学学术分析,而且从居民、电力企业、社会效益三个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展开,分析实施阶梯定价的必要性及其带来的影响。 二、阶梯定价与居民用电的经济学分析 1、消费均衡分析 (1)效用分析。 效用通常表示满足。经济学家用它来解释:理性的消费者如何将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各种商品上。边际效用是指多消费1单位商品时所带来的新增的或额外的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当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增加时,该物品的边际效用趋于递减。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名理性的消费者,其通常会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满足等边际法则。即在消费者的收入固定和他所面临的各种物品的市场价格也既定的条件下,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时候,该消费者会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效用。消费均衡的这一基本条件,可以用不同物品的边际效用(MU)和价格(P)表示如下: 电力资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对人们是具有效用的。在过去电力资源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它对人们的效用很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电力事业的不断扩大,电力资源已经基本能满足当代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但是对电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大,尤其是居民用电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而且仍然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以上海为例如表1。随着单个居民平均用电量的增加,且单位电价不变,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用电量越多,每多一度电对用户的效用呈现递减趋势,所以用户对电力不珍惜存在浪费。另一方面用户对于电价心里有一个期望数值,跟现有的较低单一电价有个差值,即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的存在使得消费者更倾向于增加对电的使用,结果就是浪费用电的现象层出不穷,造成资源浪费。 如果实行阶梯定价的方式,将会对居民的用电量产生一个大的影响。根据理性消费者的假设,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就是等边际法则,即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都能产生相同的效应。如果花费在某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产生的效用低于其他物品,他就会减少这种物品的开支,消费在其他物品上。当实行阶梯定价后,在第一阶梯,电价较低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第二或者三阶梯,由于电价较高,产生向第一阶梯同样的效用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样后面消费在电力资源上的每一元钱带来的效用就大大降低。理性的消费者就会减少在用电上更多的投入,尽量使自己的用电量停留在一个少的水平,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整体居民用电量会减少。这样将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达到政府节能的目标。 (2)消费均衡的几何分析。无差异曲线是指在曲线上的每一个点的组合你都有同等的意愿去得到。无差异曲线如图1中的曲线。由于替代规律指出,当你得到更多的物品时,该物品的替代率或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递减,所以曲线向原点突出。当同时增加两种物品的数量时,无差异曲线就会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向右上方移动,如图1中平行的几条曲线。我们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那么当他购买A产品多时,B产品就会少,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预算线,如图1中斜线。将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放在同一个坐标轴,构成图1。消费者的均衡在预算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处实现,如图1中B点。在该点,消费者的替代率正好等于预算线的斜率。, 电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其被替代性不强。在这里我们认为天然气对其有一定的替代性,那么两者通过适当的组合就会构成居民有同等意愿得到的若干个组合,用图表示就是一条无差异曲线。当同时增加两者的数量时,无差异曲线向右移动。那么我们假定一段时期内消费者的收入是一定的,用这些收入来购买这两种商品,就会出现一条预算线。在切点B处实现消费者最偏好的可行的消费组合。即在这一点的天然气所用的量和用电量达到了最优组合。 当实施阶梯定价后,价格上升,天然气的价格和收入保持不变,则之前的均衡点无法实现,新的均衡点在C点,如图2。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用电量明显的减少,天然气的使用量不确定。所以通过消费均衡的几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阶梯电价的实施会使居民用电量减少。 2、恩格尔系数分析 通过消费均衡的分析,我们知道随着阶梯电价的实施,居民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居民用电总量减少。但是由于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所以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其对效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因此阶梯电价的实施既要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又要使它能实现全社会减少用电量的目标。下面通过对恩格尔定理的应用,分析阶梯电价实施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定律表明,食物开支占总消费的数量比重越大,恩格尔系数就越高,生活水平越低;反之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 居民用电量虽然不同于购买食物,但是其也是一个家庭日常消费必需品的一部分。延伸一下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等日常必需品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所占比例就会减少,如表2所示。即低收入家庭对于高的电价敏感程度要高于高收入家庭的敏感程度。 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启示:首先阶梯电价应该立足于根据不同收入群体实施档次的差距;其次第一阶段的电价及电量设计合理;最后由于各地区生活水平差距的存在,阶梯电价的实施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不宜一刀切。 三、阶梯定价与电力企业的经济学分析 1、需求弹性和收益分析 需求的价格弹性衡量的是当一种物品的价格发生变动时,该物品需求量相应变动的大小。需求价格弹性等于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如果价格变动1个百分点引起需求量的变动超过1个百分点,则该物品的需求富有弹性。如果价格变动1个百分点,需求量变动不足1个百分点,则该物品需求缺乏弹性。两者变化相等时为单位需求价格弹性。当需求缺乏弹性时,价格和总收益同方向变动;当需求富有弹性时,价格和总收益反方向变动;当需求是单位弹性时,价格变动总收益不变。而电力需求属于缺乏弹性的。 既然价格变动对总收益的影响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而电力需求属于缺乏弹性的,那么当电价由较低的单一电价变为相对较高的阶梯电价后,收益经历了从图3到图4的变化。通过对图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电价升高,总收益增加。所以实施阶梯电价可以增加电力企业的总收益。电力企业的总收益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改进生产设备,更大力度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积极投入太阳能、风力发电等。 2、成本分析 根据经济学成本理论,总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供电企业的固定成本是指不随供电量变化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随供电量变化的成本。下面就供电企业向居民提供用电和向大工业提供用电所需成本进行分析。从固定成本分析,居民用电相比工业用电要求有更强的可靠性供电,用户服务成本更高,负荷峰谷差大,更长的输电线路。从变动成本分析,居民用电相比工业供电,低压和输电线路长导致线损率高。可见,居民用户的供电成本高于工业用户的供电成本。 然而,目前的单一制定价使得从居民用电取得的收益远远低于其成本,通过对工业用电多收费来补贴居民用电,所以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交叉补贴。这样长期以往,会对电力企业带来两大危害。首先对居民用电的补贴是以降低电力企业的收益为代价的,有的时候企业是微利甚至是亏损的。如果电力企业没有合理的利润,就不能保证电力企业的不断发展。其次,不利于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价格不能合理反映成本。 阶梯电价通过分档计费,不仅是从供电成本出发,而且考虑到照顾低收入群体。低阶段的电价满足基本需求,高阶段的电价基本上包括了全部的供电成本并反映了供电成本的构成,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这样的制度既保证了电力企业合理的利润,可以不断扩大发展,而且有利于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四、阶梯电价与社会效益的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外部性表现为多种形式,有正的也有负的。外部性造成市场无效率。通常都是通过政府的管理来实现对环境的改善,当然科斯定律也为由于生产产品造成的这种外部性提出了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 目前,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世界各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积极采取环保措施。我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碳排放量大的国家之一,也在积极的加强环保工作。在碳排放的众多行业中,燃煤发电是最主要的碳排放行业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发电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燃煤发电,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物。这种外部性是一种负的外部性,严重的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发电带来的这种外部性,降低了我们的社会效益。 如何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社会效益?那就是减少发电带来的外部性,将燃煤发电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增加太阳能等新型清洁能源发电。这样就需要电力企业加大对清洁能源发电的投入,同时改进现有设备,例如安装脱硫装置等。这样企业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我国电价普遍偏低,且存在着严重的交叉补贴,同时发电成本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我们的发电企业的经营日渐困难。如果长期以往,由于燃煤发电不断的延续,不能大力的投入清洁能源发电,我们的环境将会变得更加恶劣,社会效益不断降低。 采用阶梯定价制度对发电带来的外部性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阶梯定价让用电多的用户承担更多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用于我们的发电企业不断提高发电技术,增加对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发电的投入,将发电带来的外部性――环境的破坏,降到适当的程度,增加社会效益。 2、公平和效率分析 (1)公平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电价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同类用户之间存在不公平,大工业用户给居民用户分担一部分成本。因为电压等级越低的用户供电成本越高,电压等级高的用户供电成本越低。工业用电的电压等级高,居民用户的电压等级低,但是工业用电的价格高于居民用电。结果就是供电成本高的价格反而低,供电成本低的价格反而高,这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是同类用户(居民用户)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由于居民用户属于被补贴的用户,对于一些收入多的家庭用电量通常较多,这样就导致了收入越多的家庭被补贴的也就越多,这也是不公平的。 阶梯电价可以解决上述的不公平现象。首先是因为阶梯定价的出发点是本着成本分摊的原则,它的实施可以推动高收入家庭相对承担更多的供电成本。其次,阶梯定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供电系统交叉补贴的问题。 (2)效率角度分析。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现在的电价制度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由于交叉补贴的存在,让大工业企业为居民用户承担了一部分电力成本。这样使得企业自身成本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降低了企业效益,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较低的单一定价使得居民生活用能向电力倾斜,例如做饭等本来可以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由于电价较低,使用电能。这样使得资源浪费,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由此可见,实施阶梯电价很有必要,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本文将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现行单一电价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存在的很多弊端和问题。单一电价容易造成浪费,不利于电力企业的发展扩大,不利于环境的改善。如果实施阶梯电价,将会给居民、电力企业、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应。从居民角度而言,将有利于居民节约电力能源。从企业的角度而言,阶梯电价更能体现成本的构成,消除交叉补贴,给电力企业带来了盈利的空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社会角度讲,实施阶梯电价可以间接的减少由于发电带来的外部性,同时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当然阶梯电价也有一些不足,但是它可以解决我国目前居民用电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适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电价制度。 【作者简介】 肖 莎,女,陕西西安人,西安邮电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决策与系统分析. 温小郑,男,江西宁都人,西安邮电大学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邮轮经济学:从交通手段到生活方式 “泰坦尼克”的前世今生 邮轮的前身是早期的定期远洋客船,特别是往来于北大西洋航线的移民船。从1815年到1860年,由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和农业歉收,大约496万人移民到美国。当时的远洋船只兼载乘客与货物,通常等到货舱装满、客舱满员后才起航,船期不固定。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横跨大陆铁路的出现、美国中西部“谷物地带”的开发,以及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快速增长,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越来越多,客票成为船运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船运公司开始推出专门的定期客船。 在1837年以前,从英国发往海外的邮件基本上都由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搭运。1837年成立的英国半岛汽船航运公司是第一家承运邮件的民营船社。它在成立后不久就与英国海军部签订合同,向伊比利亚半岛运送邮件,1840年又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将邮件业务扩展至埃及和印度,并改名为半岛及东方汽船航运公司(P O)。此后,库纳德汽船公司(即今天的冠达邮轮)、利物浦的白星公司等都加入邮件运送业务。 从1860年到1914年的50年里,欧洲至北美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客运量最大的航线。除了英国和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陆续组建了跨大西洋海运总公司(法国)、荷兰-美洲轮船公司、瑞典-美洲公司等经营横渡大西洋业务的邮船公司。 这一时期搭乘邮船的乘客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在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上最为明显。头等舱单独铺位的票价是30英镑(合今日的2515英镑),带私人阳台的套房票价高达870英镑(合今天的7.2万英镑),其乘客可以享用头等舱专用的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壁球场、土耳其浴室、日光浴甲板等豪华设施,甚至连宠物狗也有专门的狗舍。这些设施都位于轮船的最上面几层甲板。头等舱乘客大多是经常往来于欧美之间的富豪贵族和社会名流,比如亿万富翁约翰・阿斯特和本杰明・古根海姆,以及纽约梅西百货公司老板斯特劳斯夫妇、费城电车业巨头韦德纳父子、宾州铁路公司副总裁约翰・泰耶等人。而三等舱的票价在7英镑到9英镑之间,相当于今天的587英镑到754英镑,儿童票价是3英镑。这里通常是上下铺,六到八人一个房间,有自己的盥洗室、餐厅和公共会堂,都位于轮船的下层。 “一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许多八万吨级的巨型豪华邮轮在北大西洋航线上争奇斗艳。然而远洋邮轮短暂的黄金时代被二战打断,许多豪华邮轮被海军征用,并改装为运兵船。在二战当中,英国使用两艘8万吨级邮船运送了大量兵力。由于航速高达30节,远远超过德国潜艇的航速,因此它们不需编入护航队,而是利用本身的高航速来保障安全。每艘船都可以搭载1.5万名士兵,相当于一个半师的兵力。 海上旅游业复苏邮轮公司 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半岛-东方公司就推出了搭乘汽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希腊和埃及等地观光的业务,但是当时能够出洋游玩的人大多属于上层阶级,数量有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船业始终不如邮船业发达。1891年,德国的汉堡-美洲船社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用于旅游的豪华游船维多利亚・露易丝公主号,这艘4400吨的钢制汽船也被视为现代豪华游轮的鼻祖。 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弗恩内斯-百慕大航运公司的两艘2.2万吨级游船百慕大君主号和百慕大王后号专门经营从纽约到百慕大群岛的度假航线,单程票价为62美元,14天往返航程,包括在百慕大的旅馆费用,只需112美元。30年代规模最大的游船队属于纳粹德国的劳工福利组织“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dF)。从1934年起,它从德国的三家大航运公司包租了11条航速较慢的旧客轮,将其改为游船,每年搭载10多万名德国工人前往西班牙和挪威等地旅游。 1937年KdF又先后订购了2.5万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船。它的航速只有15.5节,这也是游船与邮船的一个主要区别。除了为希特勒和劳工领袖莱伊保留的包舱外,全船的舱房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没有等级的差别。参加旅游的德国平民家庭只要付40马克的船票,外加10马克前往汉堡港的火车票,就可以参加为期5天的海上巡游。但是为了给第三帝国节省外汇,游客们在挪威等地不准上岸购物消费。 随着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爱之船》等浪漫电视剧的影响,海上旅游业从70年代起开始勃兴。半岛东方、库纳德、荷兰-美洲等百余年历史的老字号邮轮公司纷纷转以游轮为主要经营业务。除了每年一半时间投入游船业务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外,半岛东方公司最后的两条邮轮奥莉安娜号和堪培拉号也都在70年代前期改成了专门的旅游船。闲置数年的法国邮船法兰西号也在1979年出售给挪威船东,改建为游船挪威号。西德、意大利等国的航运公司也纷纷建造了一批新游轮,比如西德的汉堡号,意大利的拉斐尔号、米开朗琪罗号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因恐怖分子劫持事件而闻名的阿基莱・劳罗号等。 1964年,苏联海运部向东德订购了4艘两万吨级的新式的客轮,试图打入国际游轮市场,为国家赚取外汇。为了招徕西方旅客,因此这四条船都以非政治性的诗人和文学家命名,分别是伊万・弗兰科号、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塔拉斯・舍甫琴科号和舒尔塔・鲁什塔维利号。由于国际海上客运和旅游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苏联人对于这四艘船的设计、装潢和管理运营非常用心,船上的服务效率很高。船上的各种服务都带有西方人感到新鲜的异国风情,比如鱼子酱、伏特加酒、西伯利亚鲑鱼、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巴拉拉卡琴演奏,以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招贴画等等。其公共舱室和住舱的装潢并不奢华,适合美国人简洁明快的口味。由于这四条船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后来苏联又向东德订购了第五艘同型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苏联解体后,船况最好的普希金号改名为马可波罗号,从事非洲和南极的旅游业务。 方兴未艾的“游轮时代” 1974年,苏联国营黑海船运公司还从西德购买了汉堡号游船,改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停泊于冰岛的高尔基号上举行了美苏元首峰会。1979年,中国也把从法国购买的旧客轮明华号改为游船,定期从事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菲律宾群岛的旅游航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明华轮在1983年就结束了营运,改装为深圳蛇口海上世界。 80年代脍炙人口的美国电视连续剧《爱之船》大部分场景是在公主游船公司的太平洋公主号上拍摄的。经过一系列并购,这家成立于1965年的美国公司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公司―嘉年华公司(Carnival Co plc)的一部分。这家跨国公司旗下还有库纳德公司(官方中文译名为冠达邮轮)、荷兰-美洲公司(荷美邮轮)、半岛-东方、歌诗达邮轮等10家子公司,总共有102条游轮。其2013年的营业收入高达154.6亿美元,垄断了全世界49%的游轮业务。冠达邮轮麾下的玛丽王后2号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往来于南安普敦至纽约航线,并搭载邮件。经英国皇家邮政特许,这艘14.8万吨的巨型客船获准冠以“皇家邮轮”(RMS)前缀,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条真正的“邮船”了。 游轮业的另一个巨无霸是1968年在挪威成立的皇家加勒比公司,它拥有37艘巨型豪华游轮,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游轮―22.3万总吨的海洋绿洲号和海洋诱惑号。这两条游轮上面有一条名为“中央公园”的中庭商业街,种植了很多花草树木,还有露天剧场、泳池、冲浪池、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健身房、夜总会、各国风味餐厅、免税店、赌场等各类娱乐设施。1993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丽星邮轮公司居于世界第三的位置,它主要经营亚太地区的游轮业务,旗下拥有6艘大型游轮,其子公司挪威邮轮(NCL)则拥有13条游轮,主要经营加勒比海和欧洲航线。 除了在游轮业占据垄断地位的三巨头之外,国际游轮市场还有一些独立的小品牌,例如1988年日本邮船会社成立的“水晶游轮”,它旗下有两条豪华游轮,专走高端旅游路线。再比如1995年成立的迪士尼邮轮,则以“神奇梦幻”为主题,它的四艘游轮分别命名为“迪士尼魔法”、“迪士尼奇妙”、“迪士尼梦想”和“迪士尼幻想”,此外迪士尼邮轮公司还在巴哈马群岛购买了一个专属岛屿“漂流岛”,只允许搭乘其游轮的乘客上岛游览。无独有偶,皇家加勒比公司也在海地共和国的北海岸租借了风景优美的拉巴迪海滩,并由私人保安部队看守,只供本公司的游轮停靠游览。 在多年的激烈竞争下,国际游轮市场出现了细化的趋势。除了加勒比、地中海和亚太地区这三大热门航线之外,还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比如波罗的海、中美洲、南非、印度和中东巡游,阿拉斯加冰川游,以及南极旅游等等。此外维京游轮和寰宇游轮(Uniworld)等公司还在欧洲、埃及、中国等地开辟了多条内河精品旅游航线。邮轮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游轮的黄金时代正方兴未艾。 生活经济学论文:浅谈经济学效应在生活中的运用 经济学效应除了指导正常的经济活动以外,它对我们的生活实践也有着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有时候,一个细微的改变可能触发巨大的变化,一个寻常的选择中或许蕴藏考究的经济权衡。而在紧张繁忙的中学生活当中,我们的迷茫或许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通过分析一些经济学效应给我们高中学习、生活带来的启发,提出自己的观点。 经济学效应中学生活效益南美洲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拓扑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表达的是很多重大的变化,都来自于一些细枝末节改变的连环效应,防微杜渐才是一种深远的智慧。如同蝴蝶效应的广为人知,并且深刻地运用在心理学与社会学当中,许多经济学的效应同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对我们的生活决策和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一、马太效应:优秀的习惯让人变得更加优秀 在经济学领域中,马太效应讲诉的是一个“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社会规律。它的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通俗地说,“马太效应”,就是一种积累优势后的赢家通吃现象,它会让财富和资源向原来占有它的人获得更多,同样也会让失去财富和资源的人失去的更多。这样一个“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故事,给我们中学生活带来的启示是:一个人只要因为自信、努力而取得了好成绩,那么他就会更加自信和努力地学习,产生累积优势,而这样,他取得更好成绩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一个人因为没有付出无法取得好成绩,同样会通过累积增加他无法取得好成就的机会。这也是造成一些学生之间成绩差距愈来愈大的原因。 一个人如果态度积极主动,那么他就赢得了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而获得这些财富后,会更加强化了他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得到更多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如此循环,就能把马太效应的正效果发挥到极致。因此,我们对待学习的态度,才是未来我们取得怎样成绩的决定因素。我们身上的每个优秀习惯,都是最原始的财富,而保持这些习惯,让它们像生活的正能量一样,通过累积优势不断地影响和提升我们自身价值,才会让我们的成绩、品质处在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圈里。 二、羊群效应:了解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在经济学上,羊群效应是用来指由于信息不充分,投资者很难对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趋于相同并且彼此强化,影响需求和偏爱之间的互动,人们便会更加偏爱购买人数多的产品,产生从众行为。在这种羊群效应里,也许个体采取的是理性行为,然而,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行为。显而易见,羊群效应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弊端就是“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特别是在投资领域,更是如此。 而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例如,某同学在选择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安排作息时间的问题上,会因为其他同学学到凌晨2点而不顾疲惫地模仿,会因为成绩优异的同学报名了课外学科提升班而跟随报名。但是,根据羊群效应来说,我们对于这些决策所掌握的信息,仅仅是从其他同学那里传递过来的,而缺乏对自身做出理智选择的必要信息,最终后果可能会因为个体差异得到不理想的结果。因此,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应该充分从自身挖掘信息把握规律,清楚自己的高效作息时间,知道自己的薄弱点在哪,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表而非盲目模仿其他人的学习习惯,这样才能够达到自身总体效率最优。 三、边际效应:分散分配时间,效率更高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应也叫“边际效益率递减规律”。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这个经济规律,对于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的高中学习来说,指导意义在于,每个时间点的分配都关乎到最终的结果。我们把每一个学科的学习,看作是一次对时间的消费,当该学科的学习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边际效率会特别低。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时间消费者来说,自然会选择放弃对该学科的时间分配,转而投入到另外一个学科,如此一来,才能取得最终总时间效益的最大化。 虽然我们很多同学都有偏科现象,我们总愿意把大量的时间分配偏向优势学科,但是边际效应告诉我们,过多的时间分配并不能取得总效益的最大化。合理分配,放弃对每一学科的投入时间,权衡各个学科、甚至娱乐时间的分配,都有利于最终成绩和最终效率的提高。 四、木桶效应:解决薄弱环节,提升总体水平 木桶效应有称为短板效应,是说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短板加长才可以使此木桶总体盛水量增加。经济活动中,整体的效应受薄弱的环节所影响限制,在资源配置中应当多加注重薄弱环节,才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对于我们力求总体成绩水平提高的中学生来说,把总体成绩看成是木桶的盛水量,每一块木板看成每一门学科,那么只有当每一门学科的水平基本均等且共同上升时,短板效应受到抑制,才能促成总水量也就是总成绩的大幅提升。如果仅仅注重某一学科的提高发展,却忽略了对薄弱学科的关注和完善,那么总体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还会随着薄弱学科这块短板的继续变短造成整体水平的下降。如果不对薄弱学科加以改善和提高,优势学科就算突出也不会对总成绩由太大影响。 偏科对于许多中学生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根据木桶效应,如果因此让薄弱学科放任自流,就会导致连优势学科也无法弥补的总体水平的下降。解决薄弱的环节,才是促使总成绩提升最有效的措施。 五、鲶鱼效应:竞争让弱者变强 鲶鱼效应由来于挪威,在当地鲜活的沙丁鱼比速冻的贵好几倍。据说长期以来,只有一艘渔船能做到将鲜活的沙丁鱼带上岸,后来渔民发现鲶鱼是使沙丁鱼活下来的原因。沙丁鱼为闪避鲶鱼改变其一贯的惰性,不停游动,以求保命,终得以存活下来。鲶鱼效应是指通过引入强者,激发弱者,使弱者变强的一种效应。我国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激活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改革步伐,加速了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就是鲶鱼效应在经济领域的应用。鲶鱼效应对于我们中学生增强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水平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鲶鱼效应启示我们,在我学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学习群,把学习比自己优秀的同学作为竞争目标,在竞争中不断调整提高自己。调整竞争目标是一个不间断过程,当自己在目标群中处于优势地位时,需要把更优秀的同学引入群中,作为新的竞争目标。新的竞争目标可以是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可以是同班同学、同一学校同学、其他学校同学,或是其他省、其他国家的人。这样,通过不断地调整学习群,引入更强的竞争者,在竞争的环节中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当然,引入竞争者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否则就可能成为劳累过度而死亡的“沙丁鱼”,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无法使自己变得强大。 经济学效应还有很多,它们无时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而这些规律,也常常指导着我们做出理性的选择。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在学习自然科学的同时,了解并熟悉一些经济学规律,对于提高学习效率,开阔视野,有着积极的作用。当面对选择,面对挑战,我们都应该站在最终效益最优化的角度来看,让身心能在紧张的中学生活中得到锻炼,并取得高考以及以后人生的更多胜利。 生活经济学论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探析 摘要: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以拉动内需的措施为主,保障了我国经济健康的发展。通过这场经济危机,政府的政策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阐述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探讨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关键词:基于生活而教 教学理念 中职教育 政治经济学 1 中职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第一,要想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深入这个话题,就必须了解什么是中职?中职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学生毕业属中专学历。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和具有与初中同等学历的人员,基本学制为三年。 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十九世纪,“Economics”(经济学)一词代替了“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在1890年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前,一个倡导用数学模型解决经济问题的学者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建议将这门学科独立,并成为一门科学。 2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重要性 第一,提高中职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能力。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是紧贴生活的经济政治学课,将会通过简单明了的生活实例来为学生们展现政治经济学,提升学生们的理解能力。 第二,促进中职教育的改革。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许多中职学校的教学模式显得很死板,使得学生学习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显得很困难,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方式可以改变这一现象,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更能促进中职教育教学的改革。 第三,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政治经济人才。随着经济不断的深入发展,国家对政治经济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中职的政治经济学课实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通过贴近生活的经济实例,培养学生从生活,从基层、从社会中学习政治经济学,拓宽学生们的视野,打破学生们仅从书本中得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的局限,从而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经济人才,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实施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第一,学生底子差,学习兴趣低下。中职学校的中职学生与高职、本科学生不同,中职学生毕业属中专学历,就是说中职学生的基本水平就等于是初中生的水平,不管是知识掌握方面还是理解能力方面都比高职生和本科生要差。从而使得中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对学习的兴趣不高。因此,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实施过程中,繁多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更容易使学生们产生抵触和厌学等问题。为了尽量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经济课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兴趣为主,尽可能简单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层次的水平来分班教学。 第二,学校及教师课堂执行力度不够。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顾名思义就是要求学校或者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课时要紧贴生活,贴近实际的政治经济课教学。但是许多中职学校和教师在政治经济课教学中的推行力度还是不够,甚至大部分还是以政治经济学课中的知识死记硬背为主,缺乏灵活性,并没有从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出发,这就导致了新的教学理念比较难以实施。要想能够更好地实行这一教学理念,首先进行求学校和教师大力支持和推行,学校和教师是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是否能够实施的首要因素,所以要加强学校和教师对政治经济学课发展趋势的认识,使其成为推行这一教学理念的主力军。 第三,教师经济学知识和教学经验不足。由于中职学校存在教育水平低下、学生底子差等因素,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对中职教育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投入不够重视,使得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重重。对此,我们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解决:一是加大对中职教育的投入,聘请有教学丰富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老师;二是学习引进别的地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经验,定期对专业课教师进行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4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发展趋势 第一,愈发普遍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经学会越来越受重视,中职政治经济学课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的备受推广,会出现发展的普遍性、规模性。 第二,教学内容多样性。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民众的认识的提高,使得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教学内容出现多样性,包括手段多样性(实践教学,数字化教学等),内容会更加贴近生活和社会。 5 结束语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模式不仅能够紧贴生活教学,提升学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能力。这不仅能够促进中职教育的教学改革,更能够为国家经济建设培育大量的政治经济人才,有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 作者简介:刘若慈(1988-),女,辽宁盘锦人,大学本科,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北方工业学校,辽宁盘锦 124021 生活经济学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作为马克思主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客观的揭露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作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通过认识经济发展规律,可以利用其对世界进行改造,给人类带来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全面的,它强调通过人们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规律认识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在全球的各个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深入的应用,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 农村合作社等的建立都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应用。下面将利用几个例子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一)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应用 在马克思主要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价值是指提供劳动力的人为了维持劳动力并进行再生产而需要的社会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包含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受教育,娱乐和养育后代等各个方面。劳动者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吃、穿、住、行、娱乐、受教育、繁衍后代等等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价值体现在人们的生活费用中,社会提供的福利保障如医保,住房公积金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原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劳动力的价值的体现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都仅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变化。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原理中利润率计算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统计报告或媒体往往会提到相关的经济指标—利润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其剩余价值主要是跟可变资产相关的,而利润则是相对于总资本而言,所以利润率就是利润与总资产的相除所得的值。有关马克思主义利润率的计算是符合现实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现实社会生产规律的。在现实社会的实际应用中,许多其他利润的定义如产值利润率,成本利率,工资利率等都和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的概念息息相关,这些利率的计算也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利润率的计算变化而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已经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各经济领域中,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应用密切相关,例如,有关西方经济学中的各种分析方法,原理等都广泛渗透到社会发展的贸易,金融,经济产业科学等各个方面中,充分反映了经济学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促进作用,而这也是马克思主要政治经济学倡导的。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逐渐爆发,利用西方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国家贸易和金融,西方经济发展科学等应用的不足也不断增多,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决。在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人们生活日益困难的情况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在稳步向前的发展,这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正面影响,它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障人民经济生活的逐步提高。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格,企业,工资,金融,流通,货币,信用和汇率等的知识理论广泛应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人们的经济生活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如货币和汇率的关系告诉企业应该如何把握市场发展的方向,如何进行投资。工资和价格的关系告诉人们生活中应该如何合理的进行日常生活交易,如何合理的理财过日子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应用于分析世界经济的走向,给企业的经营,投资者贸易等指明了方向。 另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化,还被广泛应用的其他学科,从而更进一步的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如马克思主义额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价值,资本,财富,收益,产权和经济科学发展等原理应用于分析和解决全球经济化问题,为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客观的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发展机制和规律,又因为经济系统和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系统存在的发展上的联系和共性,因此,其经济学原理也影响着文化政治的发展,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同时,马克思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还和经济哲学、经济心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经济人类学等密切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这人们的心理哲学等方面的精神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在日益深入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着人们积极健康的生活。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中的经济学 上个周末(2009年6月13日),我还像往常一样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仍旧是悉心倾听着母亲在耳边关于终身大事的唠叨,倍感亲切。母亲已经62周岁了,两鬓又多了几多白发,儿子心中感到无比的内疚与感动。 下午,哥哥和嫂子来到家里,跟父母商量要收小麦了,才突然意识到麦收的季节已经来临。记得小时候,麦收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情。每到五月份,各个村镇的小学都要放十天左右的麦假,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回家为父母尽一份绵薄之力。虽然很累,但是每位小朋友都盼望的假期的到来,毕竟假期中有太多太多的趣事值得期待。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全体上阵(当然也包括儿时的我,呵呵),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需要两天时间。然后就是打场院(用来晾晒小麦用的),晒小麦,打麦子。。。经过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程序后,黄橙橙的麦粒才会破壳而出。然后就是晾晒麦粒然后封装的过程,至此整个麦收过程方告结束,我们这些小朋友们辛苦但是充实的假期也就此结束,每个人的皮肤都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 听到要收小麦了,才突然想到好多年没有收小麦了。好像又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一股豪情油然而生。“哥,走吧。”“你也去吗?”“那当然!”“那好,走吧。”,经过一系列简单的对话,我们就收拾东西,然后坐着我哥的四轮货车去了麦地。 到了麦地,一辆崭新的庞然大物已经等在那儿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联合收割机是什么样子。这个大家伙只走了四个来回,就把我们家里的四亩八分地的小麦全部吃进去了,回来后就把所有的麦粒都吐在了货车车厢里。虽然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惊讶的半天没缓过神来。从13点40分从家里出发,到15点零5分回到家里,总共用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以前的时候大家劳心劳力,再加上亲戚朋友的帮忙从小麦开割到脱粒机打出麦粒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并且在此期间全家所有的人要倾尽全力,有时候还需要亲戚朋友的帮忙,可以想象当时的劳动强度有多大。而现在一切的劳动都由联合收割机来完成,自己只要静候丰收的喜悦就可以啦。说实话,刚开始满怀豪情的我多少有点失落,麦收季节忙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孩提时代麦假时的一些趣事也只能在记忆中慢慢去体会。 在和爹娘一起吃饭时问到了小麦的价格,父亲说现在的小麦的价格是0.93元一斤,亩产量是八九百斤,就算是850斤吧,这样每亩的收入是790元。2004 年小麦的价格大约0.80元一斤,亩产量大约750斤,每亩的收入是600元。所以五年来每亩的收入多了190元,增长了31.7%。这样应该很不错了吧。 其实不然,虽然现在小麦每亩的收入增加了,但是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小麦的生产成本也无形中增大了,化肥的价格估计要贵上四五十块钱,再加上联合收割机每亩收费60元,这样的话估计每亩的成本要比五年前多上100元,所以每亩的利润也就多上90元而已。如果2004年每亩小麦的生产成本算50元的话,那么2004年每亩利润550元,现在每亩利润640元,麦农收入增长了16.4%。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1.6元,2007年为13785.8元,如果按此增长速度,2009年估计值为17767.9元,比2004年增长88.6%。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4年为2936.4元,2007年为4140.4元,按此增长速度,2009年估计值为5206.3元,比2004年增长77.3%。 经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生产小麦的利润增长了,但是小麦利润的年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更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虽然小麦的利润增长了,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来说,麦农的收入实际是下降了。 作为老百姓的儿子,这种分析的结果无疑使我的心情倍加沉重。很多老百姓勤劳一生,财富相对于那些坐享其成的富人们来说反而减少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在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赖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发言指出,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 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小麦作为生活必需品,我们生活离不开他,按说现在经济好了,粮食的产量也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应该更加富裕了才对。其实不然,要注意农民的收入除了与粮食的产量有关之外,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有关,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根据价格理论,在假设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不变的前提下,粮食的产量的增加导致了供给的增加,而需求不变,供给增加势必会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而老百姓的收入TR=价格P*数量Q,所以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是粮食的价格下降,所以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是否会增加还真是难说。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必然有其特性,假设我们每个人的饭量是两个馒头,现在馒头的价格是0.5元一个。那么,如果馒头的价格是5元钱一个,大家应该吃多少呢?一般会少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少很多的,个中原因大家应该清楚。如果馒头的价格是5分钱一个,大家会吃多少个呢?一般会多一点,但也不会多很多。所以对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说,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作为生活必须品就会出现上述的特性,对价格反映极不敏感,经济学上称之为缺乏弹性。对于粮食这种缺乏弹性的物品来说,生产技术的提高,使粮食的供给增加,当然会导致产量的增加,但是价格会下降的更厉害。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必然会减少了。经济学中有种现象叫做“谷贱伤农”,这就是“谷贱伤农”现象的真实写照,描述的是丰收的农户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但是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收入其实是增加了啊,虽然增加不大而已,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要用到恩格尔定律了。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所以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消费者会多拿少量的钱去购买食物,所以对粮食的需求会增加一点。需求增加会导致粮食的价格和数量都会上升,如果需求增加到一定程度,由此导致的价格上升就会抵消掉由于供给的增加导致的价格的下降。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和数量都上涨的情况,但是由于消费者收入增加后只会多拿一点钱去增加对食品的购买,而将更多的钱用来购买高档品或奢侈品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不会增加得太多。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麦农的收入增加速度小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了。 生活经济学论文:居民低碳生活方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在众多影响低碳生活的因素中,收入是颇具争议的一个因素。本文以部分广州市城镇居民为样本,对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通过要素禀赋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 关键词:低碳生活 高碳生活 时间 收入 一、引言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的争论表明,气候变化已经超出一般的环境或气候领域,是涉及到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议题。《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指出,中国的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2020年以前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碳排放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行节能减碳、建设低碳社会更迫切。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更加显著。陈淑娟将影响低碳生活现状的主要因素归纳总结为个人生活习惯、政策扶持和引导、宣传教育、个人学历、个人收入、个人消费观等14个方面。因此,研究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选择机理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部分广州市城镇居民为样本,主要研究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数据,并且在经济学上对居民低碳生活选择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二、文献综述 在众多影响居民低碳生活的因素中,居民收入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收入是影响公众消费行为的有效变量,但收入是否影响居民的低碳生活方式,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一。刘莉娜等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生活消费也在不断上涨。人均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越大,其生活水平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凤振华研究得出: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方式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大,高收入水平的居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远高于低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二氧化碳排放结构越多样化。朱洪革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对低碳生活方式有一定影响。然而,王凤等指出,收入和低碳生活方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王琴和曲建升研究指出,收入和碳排放量的关系不固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收入与低碳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王建明的研究表明,低收入者更倾向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与践行循环消费行为。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且仅仅是通过单纯的实证方法验证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严谨的论证。 三、理论分析 为了能更好地解释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国际经济学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由于居民收入和时间两个要素的差异,居民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出现了差异。因此,收入不同、闲暇不同的居民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收入和闲暇的变化也会影响居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 (一)生活方式仅包含低碳生活方式和高碳生活方式两类,居民在进行各种生活方式的消费时需要投入各种资源;其中时间和金钱是可变要素,并且可以相互替代。 (二)低碳生活方式主要投入时间要素,高碳生活方式主要投入金钱要素,即IX/tX (三)居民工作时间t1随着收入I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少。 当收入I在某一范围内时,工作时间t1随收入I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I超过I0时,工作时间t1随收入I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居民闲暇t随着收入I的增加先减少后增。如图1。 图1 (四)假设所有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影响低碳生活方式的因素类似,比如都是环境友好型的人格等。 在下文中,低碳生活方式为X,高碳生活方式为Y,收入的变化量为I,闲暇变化量为t,投入到生活方式X的收入变化量为IX,投入到生活方式X的闲暇变化量为tX,投入到生活方式Y的收入变化量为IY,投入到生活方式Y的闲暇变化量为tY。依据居民收入与闲暇的变化关系,将居民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当居民收入I 二是当居民收入I I0时,I/t由无穷大逐渐减小为0。 由以上分析可知,居民碳排放量越高,节省的碳排放量越少。在一定收入阶层内,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此收入水平并不是I0),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将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其中节省的碳排放量=基准生活方式碳排放量—该生活方式碳排放量,同时,定义基准生活方式为同类生活方式中碳排放量最高的生活方式,即节省的。碳排放量为碳排放最高的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与该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的差值。于是本文在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 假设2: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此收入水平并不是I0),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 样本与数据 本小组于2012年9月开始进行实地调查,于2012年11月完成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州市天河、白云、海珠、番禺等多个行政区。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对282份有效问卷执行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旅游或其他原因暂居广州的非常住居民,共18名,这些居民数据与本文研究对象不符故剔除。(2) 剔除问卷完成程度低于80%的样本,共11名,这类样本多欠缺研究价值,会导致结果出现误差,故将其剔除。经过上述步骤后,确定最终样本为253名,表1列示了样本的具体分布。 表1 样本分布 数据来源:广州市天河、白云、海珠、番禺等多个行政区253名居民的调查问卷。 可见,样本中男女比例适当,被调查对象覆盖各职业阶层,保证了全面反映不同居民的低碳生活状况。 (二)模型与变量 为了研究本文的假设,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sum=α+βinc 其中,Sum是被解释变量,为各生活方式每年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Inc是解释变量,为居民收入并将其从低到高量化为1-5五个数量等级。α,β为未知系数。根据假设1,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Sum和Inc在此区域内呈负相关;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Sum和Inc在此区域内呈正相关。分析的结果可解释广州居民低碳生活方式选择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模型中Sum由问卷中各种生活方式节省的碳排放量加总得到。其中,筷子的碳排放量依据使用每双一次性筷子产生二氧化碳0.02千克计算。2007年的《全民节能减排手册》中指出,每台空调在国家提倡的26℃基础上调高1℃,每年可节电22度,相应减排二氧化碳21千克,由此可以计算空调在不同使用温度下的年碳排放量。依据广州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参照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驾车出行100公里,可以节油约9升;坐公交车代替自驾车出行100公里,可省油5/6。按以上方式节能出行200公里,每人可以减少汽油消耗16.7升,相应减排二氧化碳36.8千克,计算居民出行方式的年碳排放量。 五、结论与不足 由于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差异,居民为了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会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和高碳生活方式的不同组合。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本文的结论为居民碳排放量的研究提供了居民微观个体层面的新证据,并且丰富了相关的理论文献,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 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由于样本中未包含较高收入的居民,但是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增加却发生在居民收入的末端。本文未能对假设2(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进行检验。此外,居民碳排放量是很难准确刻画的指标,本文在此做了一定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由于影响居民低碳生活方式还有其他因素,而本文只研究了收入因素,进一步研究也许可以发现其他因素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影响。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中的经济学 人生处处都是经济学。不管承认与否,生活本身就是经济学。那种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只要不涉及商品、价格和市场,那么人的行为和选择,就只与亲情、道德和文化相关,而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约束”的陈旧理念,要随着加里·贝克尔和吉蒂·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的诞生而消亡。那些自认为从未踏入市场的人,其实一直就在市场之中。 对于书中所提到的税收、利益集团、股市、贸易和垄断等明显与经济相关的问题略去不提,单就人力资本和学校教育这两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非经济”问题,也被作者经济化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同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就是以教育为主的投资。因为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知识广博者应该得到丰厚的报偿。然而许多国家现行的教育政策却是有利于富家子弟。因为他们比穷人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取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种不当的收入再分配方式。一方面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只是面临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高中辍学者应接受完整的职业训练,分流高知人群的数量和合理分布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从业人数。作者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大学生,而这些纳税人的大多数收入都赶不上典型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这种教育制度的缺陷长期存在,导致家长们在择校等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发放教育券来解决人力资本和学校教育的不公平现象。 家庭一直以来都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但是近几十年来家庭的稳定性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富裕国家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未婚生育现象快速增加;离婚率飙升;老年人在社会养老金制度下独立生活等。对于与家庭相关的各种经济问题都与社会制度有关,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其福利制度就越是完善,但是长期依靠社会福利会养成一种“依赖心理”,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政府救济。作者的建议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应该以孩子的幸福为根本。并且对现行制度(协议离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夫妻离婚,进而剥夺了儿童经常和父亲接触的权力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婚后女性参加工作导致孩子和母亲共处时间减少,由此带来的孩子教育问题的过大投入也应该适可而止。老年人的本质问题就是老年劳动力就业困难,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老年员工的价值,其结果造成老年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过度依赖,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负担。 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妇女的歧视由来已久,犯罪和上瘾问题已经成为由此带来的恶果。抢劫等恶性犯罪的迅速增多并不是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趋势,作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制定适当的政策,是可以遏制这种犯罪行为的。比如严惩犯罪者,提高破案率,还有更重要的是给劳动技能不强的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三管齐下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犯罪率问题。我们不能从道德的高度对赌博等行为征收更高的“道德”税。作者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对穷人的无耻盘剥。所以赌博合法化势在必行,作者继而对由此可能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和社会压力进行了探讨。其结果是,虽然这样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所有可行的解决犯罪和上瘾问题的方案里是最好的。这样的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与政府集权相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监管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结论是:大多数政府机构反倒会被受管辖的企业“俘获”,从而转变成了牺牲公共利益的监管。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加里·贝克尔的很多观点和弗里德曼相似,都主张小政府,这是因为经济有时候比政治更有效。 生活经济学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意义 摘要:本文就行为经济学的定义及适用范畴进行分析,提出了“三个不等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生活;“三个不等于”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呢?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我想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够有力地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也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充实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商品现象扩大到了人类的行为。 一、行为经济学定义 1.从空间定义来看 行为经济学就是透过人们各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的一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它研究的优秀领域也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等。 2.从时间定位来看 行为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具体地说,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与心理学有机结合,通过可控实验、调查等方式考察人们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各种经济活动时的行为模式,分析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理解并解释经济现象,以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科。 二、“三个不等于”于现代经济生活中解释 如何借助心理学分析方法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和解释了哪些传统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而且理解好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行为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三个不等于”: 1.想的≠做的 我们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了买哪样物品,但有的时候,遇到商品打折,结果是改变自己最初的想法,买了这些打折商品。实质上这种消费的行为并不是理性的,也就是本应是理性“经济人”变成了非理性“经济人”。就是说人并非完全理性自私,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的观点。 但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大几乎每一个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说行为经济把我们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十足的“经济人”,还原为活生生的容易犯错误的普通的、偏好不一的消费者。因此说,我们多了解一点行为经济学的常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在消费过程中的幸福指数。 2.钱≠钱 钱不等于钱,我们说这个等式成立吗?这个等式在行为经济学中它就成立。比如我们说500元≠500元?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发奖学金,那段时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附近不少小饭店生意会十分兴隆,比如你得出500元奖学金了,一般的人都经不起同寝室其他人的惦记,最终免不了请他们大吃一顿。同样这500元钱换个环境,假设它是你历时一周辛辛苦苦做家教得来的报酬,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想必再象这样请客就很困难了。我们看同样的500元钱,因为前者它是一笔意外之财,所以你会很轻易地把这钱花出去,那么,这个时候500元还等于500元吗?可能其他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但行为经济学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就涉及到了行为经济学中心理账户的概念。为了记录、总结、分析或者报告我们财务上的收入和支出,进而弄清楚我们每一笔钱最终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建立起各种财务账户,象生产成本账户、现金日记账、费用账户等等。而心理账户也和它有同样的目的,只是有时候人们会下意识的把每笔钱都归入某些账户,而由此导致经济行为结果发生变化。这些抽象的、存在于人们心里的账户,就是心理账户。也就是说,我们的奖学金在一个账户,从心理上讲这个账户里我们得到的钱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这个账户的钱我们花的更加容易些;家教收入则在另一个账户中,这一账户中的钱我们主观上评价它们更加来之不易,机会成本比前一账户中的高,所以我们就不会轻易把它花出去。于是就有刚才我们提出的500元不等于500元之说了。也就是同样是500元钱,由于我们建立不同的心理账户,使得它们的预算、成本和支出便成了不同的概念。 那么,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那么我们说如何来划分心理账户呢?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一般应当划分为三种形式:最小账户、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和综合账户。最小账户就是需要作出选择时,在两种选择中比较他们的不同点;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经济环境建立参照系和考虑经济行为的结果;综合性账户就是一般划分的账户,象每月固定支出、储蓄账户等等。 3.快乐≠幸福 近几年,我们经常讨论幸福指数话题。比如全国幸福指数的城市排名等等。那么我们说快乐为什么不等于幸福呢?比如这个月单位发给你5000元奖金,你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快乐。你一定是高高兴兴把钱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你不慎丢了2000元,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会明显下降一大截;第三天你爱人做美容又办个了年卡2000元,你的幸福指数又降了一大截;然后这个月又有一朋友结婚随礼200元;同事生小孩子200元;你开车不小心违章又罚款200元,一共4600元,尽管这个时候还剩400元,但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已经为0了,没有了。我们说不还剩400吗。 行为经济学认为,“同样是一百块钱,失去一百块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非常的高。而捡到一百块钱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相对比较少。”在行为经济学里,这叫做损失厌恶的一种倾向。人们对于获得和损失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你损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是获得100元所带来快乐的两倍还要多。所以说如何在获得与失去中获得快乐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就要提高控制自己的厌恶失落情绪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要调整好心态,其实即便出现损失也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严重,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快乐≠幸福。也就是在快乐的基础上,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指数就会越高。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的非常好:知足常乐。 三、小结 总之,行为经济学它是一门什么学问呢?它是一门教我们更加理性的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快乐的选择的学问,是一门教我们管理好自己的心理账户,让消费的行为快乐和幸福起来的学问,是一门幸福的经济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从“粉丝”现象浅窥生活中的经济学 摘要: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各种文化在中国这个熔炉里交织酝酿,造就了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Fans 现象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本文从粉丝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行为对特定商品供求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现象。 关键词:粉丝 ;经济;商业价值 “粉丝”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调出现的新词汇,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它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生气蓬勃的青年还是年逾不惑的老人,或多或少,你总会有一个生活中的偶像,如果你崇拜他,你就成了他“粉丝”中的一员。 粉丝对偶像的狂热追逐,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强烈不解,人们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理性。人们会搬出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来解释球迷接连看一场一场的球赛是多么不理智,歌迷疯跑去歌星一场又一场演唱会是多么没脑子。多次重复一种东西难道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吗?这种行为迟早会使自己的边际效用为负的。但是粉丝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乐此不疲。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效用是一种主观偏好,你不能判定莉莉只吃四个冰激凌得到的满足会比小杰吃两个冰激凌喝两杯可乐小。球迷看一场一场球赛,每一场球赛都使他兴奋难眠,他觉得自己效用得到最大化满足了,而小女生们看一集一集的韩剧泰剧,哭的稀里哗啦,但她仍感到满足,不会觉得厌倦。其他人不能以自己的感受来判别一种物品对别人效用的大小。就像好的市场营销者会在做过充分的市场预测与调研后才会把产品推向市场,他们不敢以自己的念想来妄自评断消费者的喜好。其次,看球赛,每一场都有让人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听演唱会,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嘉宾,每一场都是歌星们的精心准备,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歌者的百变风格;被大众喜欢的娱乐明星会不断摸索自己的风格,不断转型,不断探索,如搞怪天王陈奕迅、百变天后蔡依林等等他们不断尝试新的造型、新的曲风,给粉丝带来不同的感受……所以各种“迷”不会边际效用递减,因为他们喜欢的对象正在想办法改变,满足粉丝们百变需求。 当然,也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当一个艺人不能再拿出吸引眼球的作品来,或者不能再有所创新,那么他的命运也就是悲惨的过气,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在他身上应验了。有无数的明星被无情的淘汰,而粉丝们的偶像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断改变的偶像才能存活。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事物的固有属性,或许人类想要进步下去就要不断改变,不断尝试。这也应是现在世界这么强调创新的本质所在吧,不应固执的守着祖宗的东西,要批判继承加以灵活改造,要善于发现。现在美国把我们的国宝熊猫变成一只会功夫的熊猫,让它披着中国功夫文化的外衣去给好莱坞赚钱,而我们却乐呵呵的去电影院睁着去看那只变异了的,“创新”了的美式panda。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从花木兰动画版第一次被好莱坞搞成电影,再到三国演义被日本收编,那些在我们看来没变的古老文化在国外商人的手里经过包装后有粉亮登场。我们文化源远流长不假,但这些“流长”的经典都是祖宗的赐予,我们能不能也留下点经典赐予后世呢?想到中国的动画市场,不禁感到悲哀,中法文化节,中法交流优秀的动画作品,中国拿出的还是当年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娃》等等,现在的动画作品几乎没有,让人感慨万分,而且差不都每次去国外交流哪出的作品都是这几部,且把政治宣传因素放在一边,不想他的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和谐与坚韧,这种优秀作品的奇缺不禁让人担心,中国文化的边际效应是不是在递减,中国迷的满足程度是不是在下降。 我们在分析粉丝的行为时,不能不考虑网络外部性。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的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感染。笔者以前不喜欢带手链,但因为看到周围好友都喜欢戴,而且她们带上手链也挺好看,自己也就慢慢想戴手链了,一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融入,大家都戴,你也就自然而然的戴了。我们知道当一个歌星或影星越有名,喜欢她们的人也就越多。想象一下,当你发现你周围的十有八九的人都喜欢一个人,那你就不自觉的也会觉得这个人很好了,你就不自觉的被同化为一个“粉丝”。威廉王子与凯特大婚,类似他们结婚戒指款式的钻戒卖疯,山寨版的威廉与凯特也层出不穷,并且当年结婚的英国新人也大增,对婚庆用品的需求也剧增。这都是明星效应带来的,这牵扯到网络外部性的原理。我们可以用攀比效应来分析,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赶潮流的欲望。在这一效应的影响下,个人对一种商品的需求的数量随他人对该商品的购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追星就是一种赶时髦的潮流,在这股看上去不太理性的潮流的推动下,许多人都不由自主的加入这股浪潮中去,这是人的本性的推动,笔者认为这无所谓对错。或许好多人会批判这会掩埋人的绚烂个性,但是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是人类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史保留下来的本能,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从众在很多时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是人类进化中的最优选择。其次,网络外部性也不是仅仅与流行及潮流相联系,他的出现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如果拥有一种商品的人数越多,那么该商品的内在价值对商品拥有者来说也就越大。就如手机的普及,就如电脑的普及,拥有手机与电脑的人数越多,他们的内在价值也就越大,对拥有者的好处也就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想拥有它。(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经济学面面观 摘要:诸多经济学家在给经济学下定义的时候都把它和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初学者可以通过阅读经济学小品文甚至通过相关文章题目的浏览便会对此得到直观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写作经济学小品文的热情,亲身探索经济学对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从而真正产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在此经济学小品文按照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十二类。 关键词:经济学;生活事务;经济学小品文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并且著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及威廉·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也说到:“要学习经济学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是,在你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你都会碰到无情的经济学真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做大事或做小事的人都需要懂得一点儿的一门学问,只有那些准备上荒岛去开荒且不与外界社会往来的人,学习经济学才会成为多余的事。”可见,从各位经济学家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经济学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么,经济学对其研究对象——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具体如何体现呢?我在具体的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发现,在这门课程开始阶段,在提及经济学的概念的时候,学生们普遍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将经济学与对日常生活事务的解决联系在一起,认为这门课程极其高深莫测,遥不可及。因而我尝试选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或学者的经济学小品文后又从网络及其他渠道搜集了大量的经济学小品文(对初学经济学的人而言,单单题目的罗列足以达到目的)应用到课堂上来力证经济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要求学生每学期期末必须交一份自己写的经济学小品文作为期末考评的部分成绩。这一做法最终证明,一方面学生对经济学研究解决现实社会中日常事务有了直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对亲身体验经济学小品文的写作也跃跃欲试,努力把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的解决熔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教学目的。 我将收集到的诸多经济学小品文分类如下: 一、政治、民主类 如《倒萨经济学分析》、《美国单边主义的经济学分析》、《美伊困局经济学分析》、《美国海外兵团壮大的经济学分析》、《关于人权的经济学分析》、《民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对好官滕子京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买官卖官》、《平新乔:和谐社会与经济学》、《“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财务公开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从经济学角度浅看腐败的成因、危害和对策》等。 二、法学类 如对犯罪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的《犯罪经济论》、《罪犯的选择——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等;对形形色色犯罪行为进行分析的《对于盗版唱片的经济学分析》、《赌博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与小偷横行的关系》、《人口倒卖之经济学分析》、《扎胎经济学》、《盗版软件的经济学思考》、《惩罚偷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会计造假的经济学分析》、《黑社会的经济分析》、《街头性工作者存在的经济学分析》、《色情经济的经济学思考》、《性骚扰的新经济学分析》及采取相应对策的《反的经济学分析》、《杨国成扫黄经济学》等;与贪污腐败紧密相关的《司法透明的经济学分析》、《腐败和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贿赂犯罪经济学分析》、《跑官要官的经济学透视》、《黑哨之经济学分析》、《职务犯罪的经济学分析》、《贪官物品升值的经济学分析》等;与司法工作者有关的《警察局里的经济学》、《法官地位的经济学分析》等。 三、军事类 如《战争动因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与投降》、《军事行政管理的经济分析》、《军人晋升制度的经济分析》、《我军军事院校合并的经济学分析》、《美国军事战略的经济学分析》、《军事经济法的效益分析》等。 四、教育类 如对教育进行整体分析的《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对中国教育的经济学分析》、《教材的经济学分析》、《“出国留学热”的经济学分析》、《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知识有价”的经济学分析》、《对家教市场的经济学分析》、《私校较官校佳的经济学分析》、《教学失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对读书无用的经济学分析》等;与初高中教育相关的《义务教育实施“一费制”的经济学分析》、《高三复读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高考的经济学分析》等;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高等教育市场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解决助学贷款供求两难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大学创业教育》、《“双向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对中国当前知识失业问题原因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月薪走低的经济学分析》、《高校贫困生解困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家教“高价低质”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高校合并的经济学分析》、《读研收费的经济学分析》、《“旷课”的经济学分析》、《挂科的经济学分析》、《考试作弊的经济学分析》、《寝室的经济学》、《食堂里的经济学故事》、《大学校园洗澡刷卡现象的经济学思考》、《男女生打开水制度不同的经济学分析》、《女生逛街的经济学分析》等。 五、文化、民俗、宗教、伦理方面 如文化类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典故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经济含义》、《“团结就是力量”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原理解释“覆水难收”和“谷贱伤农”》、《“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屡败屡战”的经济学分析》及文学类的《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三国演义〉》、《用经济学的角度看〈白毛女〉》、《从经济学角度为黄世仁平反》等;人情往来类的《彩礼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经济学分析》、《农村邻里吃请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送礼的经济学分析》、《“面子”的经济学》等;节假日的《春节晚会的经济学分析》、《年夜饺子的经济学启示》、《10·1黄金周经济学分析》;宗教类如《宗教的经济学阐释》、《南无阿弥陀佛——膜拜行为的经济分析》、《宗教信仰市场的经济学分析》、《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等;伦理类如《经济学角度看记者道德》等。 六、心理类 如《关于生活幸福度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分析生活幸福》、《幸福的经济学分析》、《人生价值的经济学分析》、《离苦得乐的经济学分析》、《痛苦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角度看你的烦恼》《德怨直相报的经济学分析》、《以德报怨的经济学分析》、《感激:一种经济学分析》、《恻隐之心的经济学》、《从众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等。 七、历史类 如《吴越争霸的经济教训》、《信息经济学分析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关于马刺王朝的经济学分析》、《民族英雄的经济学分析》、《秦桧经济学VS岳飞经济学》、《鸦片战争起因的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经济学解读》等。 八、社会类 如婚恋家庭类的《恋爱市场的经济学分析》、《8分钟约会的经济学分析》、《关于网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异地恋的经济学分析》、《相亲的经济学原理》、《爱情经济学解释(入门)》、《爱情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爱情问题经济化》、《爱情的几个经验性命题的经济学解释》、《追求美女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红颜、蓝颜的经济学分析》、《爱情发生机制的经济学分析》、《贫穷和爱情的经济学分析》、《世界主要国家法定结婚年龄的经济学分析》、《一夫一妻制的经济学分析》、《婚姻制度的经济分析》、《婚姻的经济分析》、《婚姻的经济学趣谈》、《婚姻中的经济学》、《婚姻的经济学解释》、《婚恋的经济学分析》、《家庭的经济学分析》、《“婆媳关系”的经济学分析》、《结婚离婚里的经济学》、《论婚姻的收益问题》、《婚姻失灵的经济学分析》、《男人外遇的经济学分析》、《夫妻财产共有与分割的经济学分析》、《理想婚期经济学分析》、《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关注单身女子经济学分析》等;日常生活类如《勤劳的经济学分析》、《忙的经济学思考》、《乘车中的经济学问》、《投稿时的经济学选择》、《用经济学方法减肥》、《关于宠物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自杀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单位评优的经济学分析》、《会议的经济学分析》、《灵活就业的经济分析》、《公厕收费的经济学分析》、《休闲服务的经济学分析》等;社会现象类如《对歧视的经济学审视》、《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的经济学分析》、《医患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让太太回家从经济学角度看妇女阶段性就业》、《从经济学角度看超级女声》、《世博会经济学分析》、《郑州引博从政的经济学分析》、《郭梓林关于跳槽的经济学分析》、《人才外流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分析丐帮和少林》、《国民抵制日货的经济学分析》、《血库告急:一个经济学的沉闷解释》、《对买棋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剖析聊天室》、《对于征兵的经济学分析》、《黄健翔辞职的经济学解读》、《孝的经济学分析》、《“富儿不孝”的经济学解释》、《私力救济的经济学分析》、《募捐的经济学分析》等;行业类的如《职业竞技体育的经济学分析》、《国际体育比赛的经济分析》等。 九、商业类 如《消费者心理预期悲观的经济学分析》、《商品买卖中的经济学问》、《经济学角度看连锁销售》、《商标平行进口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财富的经济学分析》、《招商引资的经济学分析》、《减价拍卖的经济学分析》、《产品责任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分析》、《日本分包制的经济学分析》、《保险商品价格形成的经济学分析》、《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发电市场的经济学分析》、《西瓜摊中的经济学》、《马路小吃摊现象的实际观察和经济分析》、《超市走红中国的经济含义》、《看景点门票涨价的经济学以外》、《广告的经济学分析》、《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分析与实践研究》、《房屋价格的经济学分析》、《地价与房价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规律的经济学分析》、《铁路行业春运涨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春运车票涨价的经济学分析》、《垄断与价格》等。 十、灰色类 《恐怖活动的经济分析》、《“违建”的经济学分析》、《忽悠经济学理论的实战应用》、《医生走穴的经济分析》、《说谎的经济学分析》、《“春劫”的经济学分析》、《吃狗屎与中国抢劫经济学》、《乞丐发财的经济含义》、《对信用道德缺失的经济学分析》、《企业违约的经济学分析》、《“美人计”的经济学分析》、《现行出版体制弊端的经济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披露的经济学分析》、《地方保护的经济学分析》等。 十一、弱势群体类 《拖欠民工工资的经济学分析》、《保护民工权益的经济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分析》、《农民进城动力的经济学分析》、《农民工短缺的经济学分析》、《拆迁致贫的经济学分析》、《对某地区两地三轮车运营的经济学思考》、《矿难与经济学》、《煤饼复辟的经济学分析》、《欠薪的经济学分析》、《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济学分析》、《城镇职工下岗的人口经济学分析》、《煤矿事故控制的经济学分析》、《目前中国农民收入的经济学分析》、《农民参加社保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以经济学说明一人上大学全家吃糠问题》、《农民增收的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取向研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经济学分析》等。 十二、公共事业及环境保护类 公共事业如《医院和医疗保险的经济学分析》、《老龄经济学分析:退休、消费、储蓄和宏观经济反应》、《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道路拥堵的经济学分析及解决建议》、《经济学观点浅析北京交通问题》、《关于春节期间公路长途客运超载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拆城”运动的经济学分析》、《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环境保护类如《中国发生持久性环境危机的经济学分析》、《沙尘暴的经济学分析》、《污染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水资源经济学的问题》、《不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学分析》、《旅游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专访》、《十三亿人口的能源经济学分析》等。 诸多经济学家及经济学者发表有很多经济学小品文著作,它们或集中成册或散见于众多刊物中,受到经济学爱好者及从业人员的欢迎,尤其深受初学者的喜爱:如梁小民的《寓言中的经济学》、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的《魔鬼经济学》、韩国曹永管的《趣味经济学》等。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科学,其作为边缘学科,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生活中有许多与经济学相关的实例,每个生活实例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因此每个经济学概念都可以用我们的生活实例来列举。可以说,经济学的成分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此外,很多人喜欢调侃经济学,也从侧面论证了经济学的魅力。有一些经济学概念、原理完全可以拿趣味故事、经济学笑话解释,而且效果极佳。成语故事、寓言、童话也可以被用来论证经济学概念、定理。正如刘言甫所说:“生活中处处蕴藏着经济学智慧。”“经济学正生动地编织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破解。”“很多看似荒诞的行为其实能用经济学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体验经济学》一书就是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罗伯特·弗兰克教授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的“博物经济学作业”为蓝本,通过让学生写小短文、提出生活中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做出回答、经过几年的积累收集成册。可以说,学习采用经济学小品文及其他喜闻乐见的形式,排斥枯燥的经济学教条,拒绝刻板的经济学模型,抛开枯燥的数字与图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演算公式及晦涩的专业术语,从日常生活琐事、社会趣闻、社会热点等中发现经济学、学习经济学,进入到一座趣味而神奇的经济学殿堂中,自如把握经济的脉搏、接近经济学的真谛,在轻松幽默中感悟经济学的智慧,在愉悦思考中做一个幸福、理性的经济人,从而用经济学的金钥匙开启精彩的人生之旅。 可以看出,在教授经济学这门很多人看来很枯燥的学科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充分掌握与经济学相关的生活实例、趣味故事、成语、典故等形象的例子并合理穿插在理论讲述中,学生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致,注意力集中,还会自发地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教师的教学效果就会易于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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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论文 一、调查主要结果 从总体上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2013-2014学年度第2学期10所文科学院2013级本科学生以及2014-2015学年度第1学期6所理工科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的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运行情况是高度认可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把自评互评纳入“基础”课程考核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较好地测评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给予了学生更多交流机会和展现平台,是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但与此同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现行的“基础”课程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两支队伍”融合等问题呈现憧憬与期待、抱怨与不满、疑问与忧虑相交织的复杂心理。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 (三)增设计算机考试 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成功试点,使“基础”课程最终形成“平时、随堂、自评互评”三位一体考核方式。实践证明,这样的考核方式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三位一体”考核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主要不足在于考核刚性不强,致使学生的分数普遍偏高,及格率大幅度提升。这就造成部分学生对“基础”课程学习的不重视,存在“想考高分不容易,想不及格也不容易”的错误心理。面对这一问题,“基础”课任课教师一致认为,应增设计算机考试方式,重点考核“基础”课教材中最基本的概念、原理等知识,形成“四位一体”考核方式,以确保“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总之,扎实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任重道远,还迫切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努力。 作者:岳鹏万君曹游宇何翠微单位:成都大学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分层教学论文 一、开展分层教学的必要性 从2010年起,我校进行了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推行“行动导向法”,实施“项目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也进行了项目教学的系统化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学生存在智力、兴趣爱好、前期知识储备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以统一的教学项目和评价标准去应对所有的学生,势必会造成部分学生学有余力而部分学生达不到教学目标的情况。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在满足吃饱穿暖等低层次的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和安全需要(Safetyneed)之后,就会产生被尊重的需要(Esteem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need)等方面的高层次需要。如果学生能顺利地完成课程所要求的教学项目,就会获得“高峰体验”而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追求这种体验的行为动机,可以推动课程的学习。相反如果不能完成课程的项目任务,会使学生产生挫败感,导致对课程的厌烦感,教学效果不能保证。为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有必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与其能力相匹配的项目任务,使得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产生主动学习的心理动力。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分层教学的实施 (一)分层的方式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采取无差别的方式,教学项目任务。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把学生按甲、乙、丙、丁四个层次分组。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同的项目任务,确保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发展情况动态地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乙组的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升到甲组。甲组的学生不能胜任该组的项目任务,也可以调入乙组。 (二)统一授课和分层辅导相结合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为了保证授课的效率,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集中式的班级授课模式开展。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授课的方式是一致的。为了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程度,我们采取“统一授课,分层辅导”的方式。对于接受程度比较好的甲组和乙组的学生,强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师帮助点拨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丙组和丁组的学生则以“帮助”为主,重在带领学生学习。目的在于引领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发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需求,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的积极作用。 (三)关注学生的自尊,避免分层教学的负面效应分层教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习潜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适合自身的发展。然而,给学生进行分层,难免会给学生贴上“三六九”等的标签。尺度把握得不好,会给处于低层次的学生带来心理阴影,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对“分层”的操作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在分层的过程中,弱化“层”的概念,强调“分”的原则。 (四)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评价方式为了配合“项目教学”的实施,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了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方式。1967年美国哲学家斯克里芬(M.Scriven)首先提出了过程性评价(formativeassessment)的概念。随后,过程性评价被美国教育家卢姆(B.S.Bloom)应用于教育实践中。过程性评价将评价对象过去的表现跟现在相比较,或者把被评价的个体的有关侧面进行相互的比较,从而得到评价的结论。这种评价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中的情况,评价更为真实、客观。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地将评价的结果反馈给学生,可以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到自己阶段性的学习效果,促使学生积极地进行反思和总结,端正学习的态度,调整学习的方法和心态,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虽然过程性评价有着终结性评价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教师工作量大,不同教师对评价标准的把握主观性大等缺点。相比之下,终结性评价具有评价效率高,客观性强等方面的优点。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过程性评价的补充评价方式。 三、分层教学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在班级集中式授课的组织模式下,对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分层教学的形式,可以迎合各种层次的学生的心理需求。有效地解决了后进生和优秀生之间,获知进度不均衡的矛盾,使所有的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从而有效地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分层教学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项目式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职业道德与法律》不同于专业课,项目的主观性较强,项目难度的界限不好界定。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资料。如何解决这些分层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是一个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程秀鸾单位:广西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论文 一、调查研究方法 (一)访谈1.学生就业对口企业访谈。含生产型企业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和服务型企业天津红星美凯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目的是为了了解目前企业对中职人才需求状况,为德育课程体系完善和制冷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目标参考,找准职业素质培养方向,准确进行人才培养定位。2.毕业生访谈。对本校制冷专业毕业生访谈,目的是为了解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轨迹与现状,通过企业的需求与毕业生实际情况的对比,找出差距,帮助德育教师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有针对性的了解学情、改进教学方法、突破教学重难点、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 (二)问卷调查对制冷专业在校生分年级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不同年级在校生的职业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工作适应能力、遵守法律规章观念以及团队意识方面的差距,衡量《职业道德与法律》的实际教学效果。并结合企业访谈结果,发现德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企业访谈结果显示目前中职毕业生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一般,就业优势不明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理解领悟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法制意识比较好,中职生应进一步提高悟性、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踏实,提高自己的协作精神。 (二)毕业生访谈共涉及10名毕业生,访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获得的提升与重视与在校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为相关;70%的学生认为目前中职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处于理解并会遵守的状态;对于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的途径,70%的同学是通过课堂或教学讲座,30%通过父母长辈的教导;对于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80%的同学不会参加。第二部分工作状态的调研,除一名同学认为自己不会关注了解企业理念和要求,不会经常检讨工作,提出改进方法以外,其余9名同学都认为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完美的,这与企业调研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两家企业对学生工作状态的评价都一般,这表明学生对良好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够,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学生目前职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其中有50%以上的学生工作后跳槽两次以上;仅有20%的学生在工作半年后就小有提升;30%的学生认为现在对工作满意,70%的学生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无同事关系紧张和矛盾现象;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和单位同事发生矛盾会先协商后求助法律。综合三部分调查结果,得出如下分析结论:1.学生目前了解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获取来自课堂,但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不大,因此相关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的动机不强。2.学生目前对于自身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高,且在就业过程中的职业道德水准表现往往比他们的自我认知要低很多。3.用人单位会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提升,但学生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证明学生对企业的职业归属感不强,未能做到爱岗敬业。4.学生的法律意识强,侧重于运用法律途径而不会在道德层面考虑、解决问题。 (三)在校生问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校一年级、二年级制冷专业共计50名学生。其中一年级25名,二年级25名。问卷共发放50份,共收回46份,其中一年级21份,二年级25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100%。通过数据比较,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是非认知上基本一致,学生的道德观念是正确的、积极的。这说明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减少对错好坏的阐述;二年级的同学相较于一年级思维方式更趋于成熟,他们对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更趋于辩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更为多样化,而在用道德知识以及道德所蕴含的礼仪知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有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的加强。 三、课程改革途径 通过调研,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教材改革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教职成[2008]6号)文件中强调中职学校德育课教学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依据文件精神,挖掘德育素材和德育资源,补充到教材中。1.补充历史文化知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蕴含了无数礼仪与道德的闪光点,取博大的中华礼仪与道德精华补充到教材中,可以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通过历史与当代的对比,将礼仪、道德知识理解的更为透彻。2.补充学生身边的故事或案例。从道德情感方面,使《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更加贴近学生,激发学生爱生活、爱职业的热情。 (二)教法、学法改革在教法上通过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即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指导学生了解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完美工作状态,以及其与职业道德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职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学法上,通过学法的指导,让学生从“学会”向“会学”、“会做”转变,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掌握浸入式学习法,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使学生浸入到任务的模拟情景中,让自己在任务的进行过程中,学习知识,体验成果;掌握团队协同学习法,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配合,并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自己在小组中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掌握分析归纳法,能从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活动蕴含的相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提升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能力。 (三)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教法学法的改革要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法律意识的提升,实践能力的养成。因此,传统的笔试考核已无法满足考核需求。传统笔试让教师倾向于知识的灌输,学生倾向于死记硬背,无法考核学生道德品质、法律意识、实践能力的真实情况。卷面分数的高低只能测试学生背下来多少道德知识、多少法理法条,与学生的德育水平并不成正比。因此,设计注重实践教育、品质教育、养成教育的科学评价体系,实现知行统一,学考相适。《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与期末笔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重于期末笔试,实践考核重于试卷考核。1.形成性考核通过学生平时作业,考核学生道德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实践能力的提升。主要考核点为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书面表达情况和作业态度。通过表现考核,考核学生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情况。小组活动课考察学生工作实践能力以及职业道德中所蕴含的团结协作能力。主要考核点为小组任务完成情况、小组表现力、小组成员配合程度。以小组成绩计组内成员成绩,也通过考核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日常考核注重发挥德育学科的育人功能,主要考察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引入专业实训中的道德表现用来考察学生在专业实践中体现出的职业道德水平。2.期末笔试考试题目以问答和案例分析为主,主要测试基本礼仪规范知识的掌握、对案例中所蕴含的道德意义的理解、对案例中所涉及的法条、法理的解释。 作者:李响单位: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教育论文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 (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3)活跃课堂气氛,改革授课方式。传统的法律授课方式往往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难以调动学生进行积极思考,课堂效率较低。因此,授课老师应当在法律素养的课堂中充当引导者而不是决策者的形象,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 作者:李子君 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法律与道德论文: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论文 摘要:中职技校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成熟时期,在遇到突发性问题时,处理问题易冲动。《职业道德与法律》能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职校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使他们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真正做到学法、知法、守法。 关键词:教学质量;法律基础知识;职校;技工 《职业道德与法律》是中职技工类院校德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法律意识、培养学生学法、守法的自觉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从事法律课程教学的教师,自己深知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是十分困难的。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法律知识的理论性较强,对于中职层面的学生而言较为抽象、不易理解。二是学生意识不到位。大多数学生会认为法律课不是专业技能课,他们到学校学习的是技能,其他课程没必要学,学了也没用处,因此缺乏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国家法治进程在不断地加快推进,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更加严格。所以《法律基础知识》这门课程的意义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这就要求从事这门课程教学的广大教师,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现就本门课程教学现状及提高教学质量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 一、法律课堂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 1.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现在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受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课堂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限定的非常死。把教师的教学严格限制在既定的模式中,同时学校还将教师是否按教学计划、教材,是否规范板书,是否运用多媒体教学,是否教会书本知识等作为考核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准。这样使得教师不去根据实际创新教学方法,影响教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性教学模式的开发。2.学科专业教师相互沟通学习机会少。对于大多数的职校来讲,通常都是以系部为单位对教师进行管理,许多文化基础课教师和专业技能教师在同一办公室进行办公,这样是方便了学校的管理工作,但造成了系部与系部之间的法律类教师不方便沟通,不能及时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利于专业教学发展。3.教师进修学习受限。现代社会是终身学习型的社会,同时知识也是不断更新的。所以教师也应该经常走出去,参加多种形式的培训、进修,以利于知识的更新,保持于最新的法律法规相一致。但职校中许多进修都是向专业技能教师倾斜,文化教师机会往往较少。影响了法律教师相关知识的更新和学习。4.社会不良环境对教学的影响。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正在从法制社会向法治社会进行转变,同时法制也不断健全。但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时常出现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等现象,使得法治实践与课堂法学理论相脱节,使得学生产生法治与实践没有实际作用的心理,影响了学生课堂上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二、提高法律知识教学质量的方法 1.端正学习态度。有的学生觉得学习理论知识太枯燥无味,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我不做违法的事情,学不学法无关紧要”,针对学生的这些心态,我们从第一节课就要给学生讲述一些法盲违法犯罪和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合法维权的具体案例。同时不失时机地和学生阐明学法的重要性,使他们端正学习法律知识态度,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2.精选教学内容。课本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依据。但所有的教材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唯教材是从。教师应该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未来从事职业的需求,整合教学内容,从而确定教学内容主次,避免面面俱到,做到有的放矢。以增强学生法律意识为目标,以学生的兴趣、需要、认识能力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合理遴选教学内容。3.优化教学方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职学生思维活跃,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往往是他们更感兴趣的话题。抓热点,就是抓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把学生吸引到教学知识点上。通过学生上网玩游戏没钱,从而偷盗的案件,让学生自己分析讨论。先分析犯罪构成要件,犯什么罪?应该如何处罚?再结合现在青少年犯罪动机、心理进行分析,以此教育学生自觉遵纪守法。打破原有的纯理论、填鸭式教学方式,从教师讲授变成师生相互交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运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理解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4.转变教学评价。这就要求我们职校的老师有一颗更加宽容的心,用心去了解学生,多找他们的可取之处,而不是挑剔,刻薄地要求他们做到完美。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的教育教学中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教师同时进行具体的点评讲解。以鼓励为主,达到激发、强化学习动力的效果,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5.加强师资建设。教师是教学中的主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坚持管理、培养、培训并重,建立一支素质高、专业强、事业心强、有奉献精神的专职教师队伍,增强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 总之,教师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依据学生特点及时展,优化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让职校培养出的技能人才,不但做到技能过硬,同时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作者:王亮 单位:江苏省宿豫中等专业学校 法律与道德论文:法律基础教学与思想道德论文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模式单一 在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两门学科,教学模式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教学需要。有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还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在很多的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以致用,很难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2.教学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在当前考试教学管理体制下,很多的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教学范围比较窄,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当前的考试制度非常重视教材内容和知识,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不高,很难增强这一门课程的感染力,考试分数也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综合能力。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考试制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措施 1.因材施教 教师要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提升高职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要提问合理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开动脑筋,锻炼他们的思维。同时在备课过程中,要设计合理的问题,保证提问问题的难度,不能太难或者太简单,让学生能够接受,避免让学生失去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兴趣,从而降低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进行提问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提问不同难度的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让他们在回答问题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答案,做出具体详细的解释,肯定不同学生的思维和想法,有效培养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信心,让每个学生体会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乐趣,保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提高教学效率,就要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多给学生动手和动脑的机会。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分析不同回答的差别,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时教师要求学生提高动手的能力,做好相应的笔记,不断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积累知识。 2.要巧妙的利用课堂艺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艺术的思维、视角、形式以及手段对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进行设计和改造,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获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教师要采用恰当的导入。课堂的导入对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课堂导入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高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的教学质量。其次,不断整合和开发课堂资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拘一格,灵活合理的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对教学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大力的开发教学资源,帮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学习资源。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其他有关教学内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阅读练习资料的搜集,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丰富学生的内容,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的为教学服务。最后,要注意转变师生之间的角色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启迪。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水平和基础,创造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提供积极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同时要建立学习小组,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发挥团体作用,进行取长补短,分享学习的乐趣和喜悦,提高学生的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能力。 3.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理论,还要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适当的增加学生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习惯和法治意识。同时教师要根据教材中的内容,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合理设计学生实践的内容,保证教学目标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真正理解、消化道德和法律的基本内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优势,召开各种主题班会,组织有关时事政治的教育活动,保证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另外,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学考核形式,不能仅仅依靠考试形式,要重视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行为问题,在全面合理的了解学生基础上,客观公正的评价学生。因此,作为教师要采用多元的考核方式、内容和体系。综上所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巧妙的利用课堂艺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建立全面公正客观的考核体系,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提高法律意识。 作者:许文珺单位: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法律与道德论文:大学生法律道德与幸福感探讨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新时期下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同时,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体验,即所谓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间隙最近偶那个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为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寻找幸福。 关键词:法律道德幸福感大学生 正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最后来说说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中国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名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法律与道德论文: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道德权利;法律权利;权利的制度化 论文摘要:“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两者在界限上应当保持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协调,以实现良性互动。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主权,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法律与道德论文:法律与道德边缘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道德;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优秀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法律与道德论文:法律与道德作用机理研究论文 摘要:法治和德治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治;德治;协调 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法治与德治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其良性关系如何建立?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如何发挥?功能局限如何克服?如何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优配置使总体的功能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功能局限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机理及关系 法律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习惯,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正因如此,法律和道德自从产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混杂在一起共同发挥其调节的功能,法律被道德化,道德被法律化,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道德依赖法律而被贯彻。直到商品经济大发展之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出于最优调整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开始分野,它们的功能差异逐渐凸显,作用领域也开始专有化,法律和道德除共同作用于大部分社会领域外,还各自占据了其独有领域,在法律专有领域,道德受到排斥,在道德的专有领域,法律受到排斥。这种分野的结果使法律和道德从同质发展成为异质的社会规范,这就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如法律和道德各自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和道德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良性关系,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法律和道德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的。规则的制定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因而存在着主观客观化的难题;规范的遵循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存在着强制力消失或不足时的法律遵循难题;规范的实施是以机构为主体的,因而存在着机构经济人特性与有限理性的克服、机构行为动力的不足及资源限制等困境。而道德则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而非既定规则及强制力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的不足,但道德的多元化及相对主义会导致规范的非普适性问题;道德的非强制性会导致对性恶之人的规制力不从心;道德的利益界限会导致利他的有限性。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基于人性的恶而进行基本的制度架构,道德基于人性的善而设置各种社会规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既有恶的性格,也有善的性格;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人在行为决策时,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成份。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很难找到绝对利己的人或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历史证明,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或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对社会整体发展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2](P140)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只能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性格占主导则因人而异,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也存在着主次的问题。如在市场领域,人的自利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在伦理领域,人的利他特性会占主导地位等。法律和道德分野正是对这种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进行多元调整的需要。法律禁恶,道德扬善;法律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而道德则激励人的利他行为,法律抑制人的非理性,而道德则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的最基本功能,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外在性、他律性的规范,道德是一种已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覆盖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道德则可能影响人的所有行为;法律着重于抑制人的非理性,道德则更多地倾向于激发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强制性命令而运作,道德则依靠内心服从而运作;法律的实施存在着被抗拒的可能,道德则会被主动遵循;法律的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以巨额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为代价的,道德对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则是低代价的。法律与道德基于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而存在,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是对方不能替代的,其功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对方所克服。法律与道德的良性关系就应基于此而建立,否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道德不成其为道德,其各自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将会丧失殆尽。 二、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优势与局限 由上可知,法律与道德在人性多元化的情形之下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效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并基于不同的切入点对社会的秩序和效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并有助于对方功能优势的发挥及功能局限的克服。以法律和道德作为治国路径和终极价值追求而产生的法治和德治也存在着同类性质的关系和问题。在社会秩序形成和效率提高方面,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所以以下我们对法治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的论述都以对方为参照物。 (一)法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权威的非人格化。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其它主体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与历史上的其它权威相比,这是唯一的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因其非人格化而没有人格化权威的弊端,主要有三,其一,非人格化权威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特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诚如邓小平所说,“……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更不会如人格化权威因权威丧失而导致社会动荡。其二,非人格化权威的树立成本和维护成本相对较小,而人格化权威则常处于不断地树立又不断地被打破的过程中,因此非生产性资源耗费相对过多。其三,非人格化权威的存在是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而人格化权威的存在则往往使公共利益被人为扭曲。 (2)直接禁恶。法律运用其强制力直接抑制人性中的恶,其作用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由自然人组成的机构,通过禁恶,使其行为限制在利己不损人的范围内,从而促使人与人、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使各主体有机会分享因合作而产生的增量利益。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情形下,这种合作的促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保障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利益的最后形成和分配。法律通过禁恶还能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影响道德弘扬的首要因素是人的恶行,如果没有法律对人的恶行进行惩处,使人因其恶行而获利,那么,人们就会从恶如流,社会因此陷入混乱之中。 (3)权力和权利的明晰界定。法律通过确定私权的边界使私权与私权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关系,通过确定公权的边界使私权免受公权侵扰,从而使以财产权为主体的私权得到良好利用,使公权能够得到合理行使。这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和提高效率所必须的。如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荀子云,“群而无分则争。”[5]道德讲求利他,因而德治往往忽视权利与权力的明确化,这是德治对秩序和效率的消极影响。西谚云,“篱笆好,邻居好。”[6]所以只有用法律这个“篱笆”使权利明晰化,人与人之间才会长久存在良好的关系。如果没有财产权这个“篱笆”,人类不是处于贫穷落后之境地,就是处于互相纷争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促进了人类道德的提升。 2.功能局限 (1)主观客观化的难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7]“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P12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这使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必然性,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果主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则法治对秩序和效率的追求就会受到损害。制约主观客观化的因素主要有主观客观化的主体的有限性理及经济人性格与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主体的有限理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等方面影响主观客观化的,因为在信息能力不足情形下,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所必需的有效、充分信息常常受到限制,而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边际成本递增又加剧了信息非充分和非有效性,因而导致立法决策和执法决策失误。主体的经济人性格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社会中存在量上的差异,这种性格是从对立法和执法公益性的人为扭曲的角度影响主观客观化的,这种人为扭曲完全缘于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由于制度不可能彻底抑制各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这种不良影响的存在也就在所难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消极影响,道德在这方面有它的独特优势。主观客观化进程的内在缺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得到众多实证资料的支撑和经验的支持,它主要指制度供给的程序存在能力边界,在这种能力的限制之下,反映所有私人偏好的制度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就是说,不存在把所有私人偏好汇集成一种公共利益的程序。正因上述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不难解释现实中某些法律制造矛盾而减少秩序和效率的情形。 (2)领域的有限性。法律是一种外在性的规范,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及对不遵循法律的主体的处罚而促使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从而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所以法律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实践中有部分社会关系是法律所不能调整的,其决定因素主要有二点,其一,规则化的困境,主要指在设置行为模式时,社会关系不能被有效地外在化、规则化,利益不能被明确地界定;在设置后果模式时,由于本身就不存在有效的后果模式,因而往往使后果模式设定失当。其二,实施的困难,指由于社会关系自身的特殊性,法律实施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在没有其它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的情形下,法律的实施会丧失前提,从而也使法律的存在形同虚设。符合上述两点的社会关系领域(如情感领域等)是法律所不能进行调整的,如果法律强制性介入,则必然导致其自身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此外,我们还应明确法律对单纯利他行为直接促进的限度。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它通过禁止人的损人利己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秩序,提高效率。法律很少作出单纯让人利他的规定,激励人做出单纯的利他的行为主要是道德的功能,但这并非与法律完全无关。如见义勇为是道德所鼓励的,也是法律所提倡的,法律的提倡主要通过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来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见义勇为者自身可能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从而使见义勇为只是一小部分道德相当高尚的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大到全社会的主体。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正是为了使见义勇为扩展到全社会。这种利益激励是相当必要的。但法律通过利益激励来促进其自身被普遍遵循应该受到限制,因为这不是法律的主要性格。法律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来促进其自身被遵循主要限于当人遵循法律但却导致遵循者产生负收益之时,在此情形下,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作出对规范遵循者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使规范遵循者不致于因遵循规范而受到损失,从而促进人作出遵循规范的选择,提高法律被遵循的可能性。 (3)资源代价。法治功能的实现有赖于良好规则的制定及该规则被有效遵循和实施,这必然要耗费资源。这种耗费是非生产性的,其来源主要是税收,而适度的税收是产权得到保障的前提,过度的税收则会侵犯产权,从而影响社会资源的产出。所以,实现法治的资源耗费应该有合理的限度,使尽可能少的生产性资源被用作非生产性目的。[8]因此由于受制于资源因素,法治不能彻底消除违法犯罪行为,而只能把不遵循法律的行为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以犯罪率的控制为例,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低,对社会带来的成本也越高;犯人被抓到的可能性越高,所花费的执行成本就越高,并且当犯罪率被控制在一定程度时,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会急剧递增,边际收入会下降。因此只有当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即当抓犯人的成本加上犯罪所引起的成本总和最小化时,犯罪率的控制才是合理的。 (二)德治的功能优势和局限 1.功能优势 (1)预防冲突。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还是一种冲突预防机制,这种机制能积极地预防冲突的产生。因为道德要求人利他,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要求以集体利益为先。因此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就会减少。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9]“无讼”的社会正是他所主张的德治来实现的。 (2)促进法治成本最小化。法治成本最小化的实现有赖于诸多条件,道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道德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是从两方面展开的,其一,道德在一定范围内可直接替代法律。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清晰的,而是易变的、模糊的,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良好的道德水准,对法律的供给需求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有学者认为,“若中国采取法治,其法治成本就会远低于西方国家,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必像西方那么详细,很多方面可以用道德秩序替代”。[10]当然这种替代必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罐装天然气的交易规则为例,天然气销售公司接到用户的电话后立即给予送气,这是一种便捷的交易方式,但如果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给天然气销售公司打电话要求送气,却故意留下并不存在的地址或并不需要天然气的家庭的地址,导致公司错误送气,人力资源因此就会被浪费。如果这种不良事件发生次数足够的多,销售公司必然会改变交易规则,要求用户担保或设置各种确认用户身份的机制,从而使交易成本增加,交易也变得不很方便,对交易双方都不利。现行交易规则的便捷正是现有民众较高道德水准所促成,如果民众道德水准很低,为了确保交易安全,交易规则必然更为复杂,交易成本将因此而增加。其二,道德促进法律实施。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促进主要表征有二,第一,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民众对法律的认同,因为不遵循法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法律因而得到遵循;第二,现实中较多的人并不因为法律的存在而是因为道德约束而有良好行为,因此减少了法律的实施成本,减轻了执法者的监督责任。 (3)道德谴责的普适性。法律对侵犯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者的惩处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刑法》不惩罚14周岁以下的杀人者,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之人不适用死刑;诉讼法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根据这种举证规则作出的裁决有可能因举证责任人在证据获得、收集和保存等方面的不足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民法通则》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债权人就债权的实现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道德对不良行为的谴责几乎是不受限制的。任何人杀人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并且这种谴责不会如刑罚那样有时间上的限制,一个故意重伤他人者,在刑期结束后还有可能受到道德谴责,一个少年杀人者可能终身会受到道德谴责。对盗窃数量没有达到刑法标准的盗窃者,刑法对其无能为力,但周围民众会对其“另眼相看”;因对方举证上的不足而胜诉的事实上的侵权者同样会受到知情者的道德谴责;因诉讼时效问题而胜诉的债务人更会受到社会道德准则的谴责。 2.功能局限 (1)弱强制性。与法律相比,道德的强制力很弱,过弱的强制力使道德自身常常对违反道德准则者无能为力,从而减损了道德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道德社会的维持,不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还需要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这样做。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只要一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性资源配置机制。”[11] (2)道德多元。法律是一种在其效力范围内统一的规则,这有利于民众的遵循和公权机关的执行,但道德存在着多元性,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道德规范会有差异,并且可能存在冲突,实践中会因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道德分歧而产生各种冲突;在同类利益主体之间也会存在道德分歧,因此对同一种行为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评价,但道德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存在一种普遍伦理。 (3)道德资源的缺乏。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功能发挥的前提是民众拥有丰富的道德资源及社会文化中含有深厚的道德沉淀。如果民众的道德资源存量不足,则道德的功能优势只会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模式,实践中不可能得到有效实现。道德资源缺乏主要从两方面导致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对冲突的预防功能将会减弱,对法治成本最小化的促进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其二,在道德责任层面,道德资源不足将会使违反社会道德者不把道德放入其行为时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对社会给予的道德谴责也会不屑一顾。道德资源的缺乏一直以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常态,其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其一,道德存在利益界限,利他因此是一种“有限度的慷慨”;其二,法律的不良实施;其三,社会整体对道德的弘扬不足。 (4)匹配性弱。道德的形成和普遍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的变迁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变迁和法律的变迁,此情势下的道德不仅自身不能促进社会的变迁,反而还会阻碍法律的实施。 三、法治与德治的互补与协调 在秩序与效率的视野中,法治与德治都有独特的功能,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并且互为优势和局限,即法治的功能优势是德治的功能局限,法治的功能局限是德治的功能优势,法治和德治因此得以成为不可或缺、不或偏废的治国路径。但法治与德治功能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在它们之间的良性关系,因为法治与德治既存在着合作的条件,也存在着冲突的趋势,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紧张,则不仅不会使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得到发挥,反而会使其各自的功能局限凸显,产生“负和博奕”的不良结果。我们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它们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如果过度强调法治至上,把法治至上绝对化,则我们就会忽视法治的功能局限及缺陷;如果过度地强调德治,则很容易忽视德治自身存在的缺陷,从而把法治与德治彻底地割裂开来。所以我们不能走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在强调法治之时,不能否定德治;在强调德治之时,不能否定法治。人的本性具有多元性,“人类理性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在与非理性的对立中得到体现的,人类本能地有着对美和善的追求,可是却又永远也摆脱不了非理性的冲动。非理性属于人性的一部分,诚如雨果所说,人是二元的,有兽性,也有灵性。人既是天使,也是野兽。”[12]因此基于人的本性而衍生出来的法治与德治这两条治国路径对以追求秩序和效率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3]只有“善”与“法”的共同作用,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我们认为,没有法治支持的德治在政治上必将最终走向人治,在经济上也必将导致发展的低效率;而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会使法治的负担过重,因为此时的法律不仅要规范人的所有行为,同时也要承受过高的资源代价,这必将使法治成为一种低效率的治理体系。 从对社会秩序形成的作用机理和路径考察,法律和道德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法律通过充分、有效地界定权利使各种权利在行使之时互不冲突,对权利的冲突通过诉讼等途径使利益得到平衡,对直接侵犯私权和公权的不法行为予以惩处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法行为的产生,从而在社会内部形成秩序;而道德则通过要求人作出利他行为,从而使冲突根本不发生,促使社会良性秩序形成。但法治促进秩序的形成会受制于主观客观化困境、领域的有限性及资源代价等因素,德治由于不同于法治的作用机理而不存在主观客观化、资源代价等困境,其对冲突的低代价预防也克服了法律的不足;而德治通过主张利他来预防冲突虽然有助于秩序的形成,但应该有其限度,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无讼”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无讼”,还因为实现了“无讼”的社会可能是一个更不完美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无讼”的社会,则这个社会内部肯定存在着更大的不足,如果一个社会的“无讼”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而实现的,则这种无讼的价值就更值得质疑。因为人毕竟还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一面,如果让人在任何时空都作出利他的行为,人的正常行为动力将会不足,而法律正是保障人在一定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工具,在法律的框架下,人有权利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的不足。正是这种互为优势与局限的特性,法治与德治才有可能进行最佳配置以产出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如利己不损人是法律与道德在架构自身规范时的衔接点,它是法律对人行为时的最高要求,只要不损人,任何行为在法律上都是许可的,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利他,法律在所不问;而道德则把利己不损人作为其对人行为时的最低要求,它不仅要求行为人不损人,更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利他,甚至鼓励损己利他的行为。这两种不同社会规范共同作用于人,有助于最优秩序的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与减少冲突的方式建立法治与德治之间的良性关系,通过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实现功能互补。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确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法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道德的弱强制性的不足,从而使道德的普遍弘扬成为可能,这是道德得以法律化的原因之一;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的最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如果法律过多地强调人的单纯利他并基于此而进行制度设计,或法律侵入纯粹伦理领域,则不仅法律的实现会受到障碍,道德伦理的应有价值也会受到破坏。在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德治不应该影响正常的法律供给。如果基于人的性善而进行法律制度建设,则不仅会导致法律供给在量上不足,使民众对法律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使法律供给在质上与正常需求产生偏差,如基于对人的过度信任就会放松对人的法律规制,从而有可能使人的恶性凸显,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强调法治也不应该忽视道德资源的培养,尤其应该运用多种路径培养道德资源。法律道德化有助于法律得到普遍遵循,但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应该通过法律的强公益性和对私的主体的利益的尊重来实现,否则不仅法律道德化不能实现,还会侵损人们对“遵循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这一道德责任的信仰。 法律与道德论文: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教学模式及整合 一、为什么要提出“基础”课主题教学 之所以提出并进行“基础”课主题教学的探索和思考,直接的动因是源于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现实问题的检视,深层的思考则源于对“基础”课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理念反思。 (一)“基础”课教学的三种类型及其问题检视 从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看,有三种主要的教学类型代表:一是“政治灌输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的教师认为,“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职责,因此必须坚守和突出“基础”课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政治性立场。但从实际教学看,这种“政治灌输型”教学缺乏理论的深入论证和逻辑推演,缺乏思想的启迪和思维的激活,仅仅流于机械宣读、生硬照搬,其话语体系中充斥着“一定要、必须、应该、贯彻、落实、深刻领会、大力推进、积极响应……”等程式化、结论性语言。从教学效果看,这往往是大学生最为逆反和排斥的教学类型。二是“知识传授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侧重以“纯科学”“价值无涉”的立场进行学科知识的讲解,且部分教师在伦理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知识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更易于获得思维独立、拒斥灌输的大学生的好感,甚至为学生敬佩和崇拜。然而,这种无导向的“价值中立”不仅难以担负起“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的职责,反而可能由于其无立场的“价值澄清”使得大学生思想更加困惑、迷乱。三是“生活娱乐型”教学。这种教学类型的教师一般生活阅历丰富,熟悉社会生活动态,善于及时吸取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案例,教学语言或幽默或煽情,教学中充斥着故事、段子、俏皮话,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常能博得学生的笑声和掌声。遗憾的是,笑声、掌声之后,这样的课堂给学生留下的思想启迪和心灵震撼却不多,个别有意迎合学生、庸俗浅薄的教学更是损害了“基础”课教学的声誉。对照“基础”课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显然可以看到这三种课型的局限和不足。 (二)基于“基础”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理念反思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具体到“基础”课而言,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治精神。这表明,“基础”课是一门以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遵循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增强法律意识,从而帮助其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课程。由此看来,“基础”课以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为根本教学目标,是一门融知识性、政治性和生活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知识性是指“基础”课教学目标的达成需要借助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体系的支撑;政治性是指“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意识形态教育和价值引导的使命;生活性是指“基础”课意识形态使命的完成必须与关注、服务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活需求相统一。这三重性质与特征,生活性是根基,知识性是依托,政治性是导向,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即服务于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在“基础”课教学中,知识性讲授需遵循知识的逻辑,具有系统性、抽象性、普遍性、客观性等特征;政治性引导需遵循意识形态的逻辑,具有灌输性、价值性、排他性等特征;生活性指导需遵循生活的逻辑,具有现实性、具体性、鲜活性等特征。这三重逻辑既有统一也有对立,“基础”课教学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前述三种“政治灌输型”、“知识传授型”、“生活娱乐型”课型中存在的问题,即根源于这三重逻辑关系的处理不当:或将课程当做“价值无涉”的客观知识讲授,或当做机械生硬的意识形态灌输,或当做简单肤浅的生活指南和“心灵鸡汤”。这其中任何一种偏失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难以真正全面地实现“基础”课教学目标,并偏离了课程的本质要求。也有个别教师将三种“课型拼盘”当做三者的“有机统一”,即在教学中时而“价值中立”,时而“价值灌输”,时而“贴近生活”,如同“变色龙”般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变化教学 的性质和立场,学生常常困惑于教师的讲授为何有时“通情达理”,有时却又“强灌硬输”、“霸道无理”,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学实效。因此,如何在教学中实现知识逻辑、意识形态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有机统一,这是促进“基础”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达成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 二、“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内在依据是什么 (一)“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 “基础”课主题教学模式试图从教材体系中提炼深层次的理论主题,从大学生成长需求中提炼针对性的成长主题,在两者的契合点上建构“基础”课教学主题,从而实现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这一努力正是遵循和实现知识、政治与生活这三重逻辑契合与统一的探索与尝试。陈秉公教授认为,“基础”课的实施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的转化,主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主要解决怎么教、怎么学和将课程目标与内容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信念和品德的问题。两次转化和飞跃前后衔接、连续一贯构成了完整的课程实施过程,缺一不可。[1]因此,第一次转化重在内容,第二次转化重在方法。第一次转化关键在教材编写者,第二次转化关键在授课教师。笔者赞同这两个阶段的分析,同时也认为,在第二次转化中,依然存在着通过授课教师实现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转化的任务。并且,教师对教材内容体系的理解、诠释和整合能力,将是实现第二次转化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基于自我对于教材内容、学生需求、国家社会要求和国际国内社会背景的理解与把握,重新组织和整合教材内容,使之转化为更具针对性和“现场感”的教学内容,其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和难度并不亚于第一次转化。 (二)“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现实依据 在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的转化过程中,教师作为思想的使节,犹如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在教材与学生之间搭建起思想信息流转的桥梁和通道。赫尔墨斯作为诸神信使,他的任务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之间,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间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人们熟悉的世界。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要完成这样一项工作,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2](P1-5)对于“基础”课教师来说,其教学正是一项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的工作。能否兼顾各方利益或需求,是教师能否准确、有效地完成“中介”任务的关键所在。而教师能否兼顾各方利益或需求的前提则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各方利益”本身是否存在可以兼顾的契合点。对于“基础”课教学来说,其中的“利益主体”一方为国家社会,其“利益诉求”乃是国家为维护其政权统治与社会管理而遵照其执政纲领对社会成员提出的“政治化要求”,为此,它需要通过领导“精神生产”的途径与方式来培养、塑造符合自身阶级利益和需求的建设者、接班人;另一方则是大学生个体,其“利益诉求”乃是个体健康成长和顺利发展的“社会化需求”,为此,他需要学习适应和融入社会的规则与精神,掌握相应的方法与技能,以此来减少或避免成长的阻力和障碍,并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的接纳与支持。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种利益诉求在国家根本制度保障下的一致性提供了两者契合的前提和基础:当代大学生本身即是国家的主人,其政治社会化既符合于国家社会的政治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国家社会主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过程中,兼顾课程的“政治性”要求与“成长性”需求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质言之,国家社会发展需求与大学生成长要求的契合提供了“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现实依据。 (三)“基础”课教学内容主题式整合的理论依据 “基础”课作为一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课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基础”课教学内容进行主题式整合得以可能的内在理论依据。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要求包括“基础”课在内的所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遵循知识生成与传授的逻辑来展开教学,以此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和真理的力量。其次,与一般宣称“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公开的价值立场和追求。这就意味着,所谓“纯科学”的价值无涉的“知识型”教学不可能真正完成,并且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和职责。第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对于“基础”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大学生处理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理论武器,“基础”课教学以培养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为己任,就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充分关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现实需求,以具有实践品格的教学来帮助大学生获得了解社会与人生的认识框架与实践能力。忽视、轻视教育对象及其生活世界的“基础”课教学既是盲目的,也注定是无价值、无效益的。事实上,“基础”课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以专业知识讲授和学习为主要目标的课程相比,具有自身鲜明而独特的课程特性。一般专业课程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基础”课教学作为一门以教学生学习做人、学习做事的综合性课程,则不能仅仅止步于知识,而需在“转知成识”、“转知成智”、“转知成行”上下工夫。因此,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本来就是“基础”课教学的应然状态与应有之义。“基础”课教学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和教学逻辑都决定它必须以生活为根基,以知识为媒介,以信仰为目标,并以生活、知识与信仰的三位一体来克服教学中一定程度存在的“精神分裂”与“逻辑错乱”。 三、如何进行“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 从目前的教材内容体系看,经过教材编写组专家的集体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逻辑体系,“教材的内容遵循思想、行为发生的规律,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理论的逻辑,由思想到行为、由自律的道德行为到他律的合法行为而依次展开,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有机融合的完整体系。”[3]可以看到,无论是教材的逻辑主线还是基本框架,现有教材内容体系所体现的政治性引导的意识形态逻辑是清晰明确的,这与该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是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基础”课教材内容的主题整合,就需要在坚守教材现有政治性、方向性基础上,着重从两个维度下工夫:一是深度挖掘教材,探询教材背后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问题,通过教材内容的再组织来提炼教材内容体系中蕴含的理论主题;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学生,掌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及其思想品德发展规律,了解大学生成长中的思想困惑和价值需求,从中提炼大学生关注和困惑的主要现实问题,即把握大学生的成长主题。理论主题的提炼意在知识性的维度上增强和保证“基础”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深度;成长主题的提炼意在生活性的维度上增强和保证“基础”课教学的针对性和生活厚度。在此基础上,寻找教材中的理论主题与大学生成长主题的契合点,形成“基础”课教学主题及其内容体系,才有可能在价值维度上获得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自觉性与精神高度。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它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透彻理解,对教材中蕴含理论问题的深刻认识,对大学生成长需求的准确定位,对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科学把握。这需要教师看到教材观点背后的理论问题,看到生活现象背后的成长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教材内容的主题式整合,绝非抛开现有教材另起炉灶,而必须以遵循教材的基本精神,覆盖教材的优秀理论观点为基础和前提。 (一)成长主题的提炼 为提炼和概括大学生成长主题,笔者结合自身近20年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实践,以“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调查”为主题,自2008年至2012年间通过面向全国9个省市9所高校近2 0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研,以及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大学生的访谈与座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4]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大学生所有的需求与困惑均围绕其社会身份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如作为一名社会性个体,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包括婚恋关系)以顺利融入社会共同体?作为一名学习者,如何高效地学习以适应学习型社会的挑战?作为一名劳动者,如何获得职业并为未 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作为一名公民,如何处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和履行公民权责?等等。事实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05)个体的成长乃是其社会本质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关系的丰富和拓展而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要求个体不断学习和逐渐培养相应的社会角色意识与能力,大学生成长的问题和困惑归根结底来自于其社会角色意识和能力与相应社会关系发展要求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应。笔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和教学实践经验均显示,伴随大学生社会化角色发展的成长问题主要反映为如下三大现实主题:求学、求友(偶)、求职,其优秀则是“求发展”。即大学生在自身健康成长中追求学业发展、人际发展、职业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高层次的政治发展,以充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二)教材主题的提炼 “基础”课教材由三大版块构成,即思想、道德和法律。透过这三大版块,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分别对应和解决的主要有三大问题:“思想”版块主要解决“人生有方向”的问题,该版块实质上对应的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引领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远大理想信念等问题;“道德”版块主要解决“做人有准则”的问题,该版块实质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集中体现为个体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体道德四大领域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法律”版块主要解决“做事有底线”的问题,该版块实质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对于大学生的成长而言,教材中三大版块围绕“人生有方向”、“做人有准则”、“做事有底线”三大主题的内容设计的价值和意义,概括起来其优秀就是“助发展”。即如何从发展方向、发展准则、发展边界等维度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引导助推、保驾护航。 (三)教学主题的整合 如此,在生活维度上以“求发展”为优秀的成长主题,与在理论维度上以“助发展”为优秀的教材主题,就在“发展”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这里的发展无疑包括“个体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围绕“个体与社会”关系这一优秀问题在政治、伦理、法律等维度上找到了“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契合点。即全面、健康的个体成长与发展需要在适应、融入和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健康发展则是国家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和原初动力。因此,“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整合应该紧扣“国家社会与个体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契合点和主脉搏。这一点事实上也正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归宿。围绕“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教学主题,笔者在近五年的教学实践中尝试将其细化和分解为“大学之道”、“信仰之道”、“身心之道”、“相与之道”、“乐业之道”、“家国之道”、“德法之道”、“自然之道”等分主题,并在此基础上再将每一个分主题转化为以问题锁链方式呈现的具体专题。事实上,“基础”课教学内容的主题式整合或许有多个维度和进路,其主题的专题化分解也有多个着眼点和识破点。但不论教学内容如何整合,专题如何分化,“基础”课教学主题整合与专题分化都应具备如下特点:其一,应是对教材内容的问题提炼和重点聚焦,其二,应是对教材内容的理论挖掘与深度拓展;其三,应是对教材内容贴近和针对大学生成长主题的生活化转化。笔者围绕“基础”课主题教学的实践探索表明,这种努力兼顾理论深度、价值高度与生活厚度的教学探索让师生共同收获了思维训练、价值引导和生活智慧,也得到了大学生的喜爱和认同。当然,笔者深知,教学活动本身是一项“缺憾的艺术”,我们以不断的教学探索和创新来追求教学实效提升的努力将永无止境 法律与道德论文:思想道德与法律课的哲学释解 哲学基础之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根据以上引述明显看出,上层建筑仅指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多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可见,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做过非常简要而涵义又非常深刻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32)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定的上层建筑,不论是思想的上层建筑,还是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并且竖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变革。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讲过:“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6](701)另外,思想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乃至由这个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思想上层建筑可以帮助巩固和发展其所反映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也可以瓦解性质与其相反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一个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那么它在成为统治阶级前必须要用本阶级的思想冲击反动阶级的思想;夺取政权以后,不使本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政治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他们是否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直接影响到其历史使命的履行程度。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必须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作用。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又一重要的哲学基础。 哲学基础之三: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为了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苦苦挣扎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精神生活却一度匮乏。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4](12)人的物质和精神各方面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过:“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7](190-191)因此,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克服由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造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全面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也意味着在实践中‘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是用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8](141)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也决定着人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3](295)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109)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最后,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早在1957年,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65)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多次谈到:“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0](166)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揭示了思想道德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指出:“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仅要注重大学生的需要、劳动能力、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要注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法律素质、身心健康素质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是最重要、最优秀的素质,它决定着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性质,影响着大学生整体素质结构的优化。所以,需要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开展系统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使大学生自觉地内化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并外化为自身的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优化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结构,使其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也是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 法律与道德论文:从赡养抗辩权透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摘 要】现如今,许多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次人生幸福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文章从赡养抗辩权透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优秀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法律与道德论文:浅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发微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 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优秀,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 信奉,即个体人在认同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实践的情感体验,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是人们在内化和外化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对转化为内心信念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价值及其真理性坚信不移,它是系统化的道德法律认知和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的结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的较高层次和阶段。信奉阶段除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高度自觉性、主动性外,还具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坚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信奉的关键是“信”,其特点是对道德和法律有关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实践感悟、情感体验,坚信其认识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并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烈的情感,它是激励人们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和法律信念坚定,则认识必然深刻,情感必然强烈,意志也就愈坚定,行为则愈自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对稳定性,是指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转化为其自身意识和自身需要后,不会因为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动摇,相对稳定并持续地实施某种符合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行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进入信奉阶段,标志着两个飞跃的阶段性实现和完成。在信奉阶段,受教育者主体不仅能够依据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对稳定的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而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 诚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片面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或者片面强调实践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的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法律与道德论文:论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 社会道德; 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 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 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优秀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思想政治论文: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之“机理”机理 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机理,我们必须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要素及其工作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优秀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 三、总结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何彰显、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水平都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政治态度的形成规律,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特点使用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实效性。使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从价值认同到信仰形成的政治态度改变过程。最后,是政治行为的实现机制。从接受政治知识到政治态度改变,只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还在于设定的教育意图和价值指向在受教育者行为实践上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来源于实践,最终目的要服务于实践,回归到教育者的行为实践中。学生能否积极政治参与政治实践及参与政治实践的能力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效的关键,也是检验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效果的标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体系中,政治行为实现机制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机制。它是大学生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求的价值指向,自觉地、主动地开展行为实践的保障。包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觉地参与政治实践,提升自己政治技能的制度和体系。因此,必须营造氛围、创设平台、开拓途径,积极鼓励大学生参与政治实践,提升政治技能。 作者:彭海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离退休人员思想政治论文 一新形势下做好离退休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分析 1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感 企业日常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人员与老同志接触最多,倾听他们的心声的机会也最多,他们凭借面对面的谈心和交流这种最常见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及时掌握离退休人员的思想动态至关重要。离退休人员由于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刚刚下来,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落感和自卑感。所以,工作人员应该从心理上去关怀老同志,对待他们要充分表现出耐心和理解,讲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和要求,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于他们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耐心细致地讲解,正面引导,通过经常性的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帮助他们消除心理上的不良情绪,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 2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首先,加强与离退休人员的沟通联系。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经常和退休老同志接触,畅通他们建言献策的渠道和方式,积极引导离退休人员关心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其次,定期组织老同志参观考察本地企业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等情况,使他们可以亲身体验到我党政策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从而就加深对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再次,定期组织座谈会。借助座谈会这一平台,引导老同志敞开思想,通过思想上的交流明辨是非,有助于我们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理清今后的工作思路,确定工作重点。最后,从心理上关怀。老同志由于退休后的失落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孤独、焦虑的问题。我们通过组织开展他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可以有效消除心理上和解决精神上的相关问题。 3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我们要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动内容,提高活动文化品味,积极调动老同志的参与热情,依靠老年活动室、老年大学等文化阵地,组织老同志的理论学习、讲座和文体活动。通过书法大赛、摄影展、文艺演出等老同志喜闻乐见的方式,集娱乐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身,寓教于乐,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问题活动中,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占领他们业余文化阵地,使他们开阔眼界,通过更多的渠道汲取精神食粮,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 4思想政治工作应与时俱进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随着企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相继出台的改革措施通常会触及到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导致部分职工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思想上出现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要深入宣传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离退休人员正确认识当前的大局和形势,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设身处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老同志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全心全意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这样才能使离退休人员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单位出现利益分配改革时,不要忘记离退休人员这类特殊的群体,坚持老同志生活待遇从优的原则。并按时发放生活慰问金,定期组织健康体检,开展座谈会等。日常工作中,应多与离退休人员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交流,力争做到患病慰问、重大节日家访、高龄人员生日祝福等,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知道他们想什么,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当家里遇到困难时,我们要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家庭出现纠纷时,主动出面解决。通过有的放矢的思想政治工作,细化工作和内容,加强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同时,我们还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和激励机制,创新发展,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档案。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都要有记录、有存档,做到心中有数,时刻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措施改进,可以有效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王莉单位:包头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思想政治论文: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论文 1强化“有形”教育,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实在性 为了改善和提供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以创新观念强化实在的有形教育。因为,离退休职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经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具有一定的工作和社会阅历,其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较好,这就决定了要做好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采取扎实灵活有效的方法,切忌空洞的说教。应该寓教于乐,润物无声。一是寓于学习之中。一方面要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另一方面要通过形式报告、专题讲座、知识辅导,解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二是寓于文化活动之中。不断加强文化阵地建设,以老干部活动中心、退休职工活动室、老年大学等为依托阵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学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三是寓于日常的沟通之中。通过交流沟通,解决思想问题,化解现实矛盾,是消除思想障碍的有效途径。因此,做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深入浅出、细致入微,切实把党和国家的温暖送到老同志的心坎上。四是寓于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之中。在做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发挥老同志的积极主动性,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着眼点,充分发挥老同志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智力优势,鼓励他们发挥余热,投身关注社会、关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并关心下一代工作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使余热飘香。五是寓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要从老同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冷暖痛痒,更要注重他们的思想人格,并尊重他们的一些习惯。总之,在做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要点面结合,平面与立体结合,以具体的、平实的、感性的工作,使老同志始终有亲切感。 2注重“有情”投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 人常说“人美没有工具美”,工作方式方法决定工作效果,因此,做离退休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增加“感情投入”。只有在工作中用真情打动,带着感情去同他们进行沟通,才能赢得人心,稳定人心;只有置身于老同志中间,通过换位思考再做人的思想工作,就能够更加入情入理,更显亲和力。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婚姻、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老同志切身利益问题,直接影响老同志的思想情绪问题和生活态度。因此,要做好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及时地去发现、关心和帮助离退休老同志,真正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我国当前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依法维护离退休老同志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对于他们提出的难点、热点问题,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满腔热情地主动关心,认真解决。有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或是条件不成熟,或是超出自己工作范围,也要向老同志解释清楚,并向上级领导或者有关方面进行反映。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把一些大道理变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用语,使离退休老同志感到平实亲切,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 3总结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这条生命线,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富民强国,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刘福玲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 思想政治论文:企业管理思想政治论文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第一,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困难重重。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中,很多员工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并且在关注本职工作的同时,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整体配合度较低,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缺乏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部分基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存在着断档,偶尔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仅仅以应付检查和完成任务为目的,企业的管理者缺乏足够的重视,并且相关投入不足,很多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第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形式过于单一。在基层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现阶段大多数企业的开展形式相对单一,并且推行统一化的管理方式,缺乏足够的人性化特点。很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执行,都是统一对员工进行召集,集中开展相关教育工作,教育过程过于死板,整体工作开展效果欠佳。现阶段的职工队伍,其思想观念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单一的思政工作形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第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日常管理工作联系不紧密。一些政工干部不懂企业主要业务工作,不敢管,也不善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结合现阶段员工特点去开展,办法措施还是“老一套”,没有新路子。一些管理人员兼职做思想政治工作,其本人归口行政管理,工作没有主动性,使得基层党组织纪律松懈,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从而造成工作不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缺乏活力。 二优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第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结合有效的宣传手段,提高企业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广大员工高度重视,并且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在企业日常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定期召开相关集中会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车流量的增加,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压力逐年增大,各项繁忙的工作使得员工的时间十分紧张。集中会议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员工时间的占用,并且更好地达成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共识。基层员工在第一线工作,其自身具有足够的发言权,企业管理者要对员工的反馈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将宣传工作深入到基层当中。第二,创新工作形式,丰富教育内容。针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相对单一和枯燥的情况,我们要保持正确、清晰的认识,并且做好有效的调整。以往教育内容较为单一,照本宣科地开展工作,容易产生形式主义的问题,不利于整体工作的有效开展。目前企业80后、90后职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针对职工队伍逐渐产生的思想多样性、独立性以及差异性等方向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也要不断创新。思政工作的开展可以采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例如举办讲座、交流活动、文艺演出、演讲征文等方式,在丰富员工文化生活的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关注职工的内心世界的变化,通过在相关活动中增加一些心理健康培训,多关注职工家庭、婚恋等方面存在的难题,可以让员工更好地舒缓心理压力,完善职工人格,让职工更好地适应压力。第三,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面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目标,要不断提高其工作开展的针对性,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效果。在相关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合理制定工作内容,宏观地对企业员工的思想走向进行把握控制。在落实相关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员工的不同特点、年龄、工作环境、经历等采取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良好地调和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的关系,保证工作的原则性。另外,可以定期组织与实际生产密切相关的活动,提高职工的遵章守纪意识,更好地提高道德建设水平。如陕西交通集团每年组织开展的“文明我先行,服务我更优”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既增强了一线职工的责任意识,又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第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性化开展。企业的发展是广大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本着人性化的理念来开展相关工作。以人为本地将企业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有效结合和兼顾,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尊重员工的基本权力,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待遇,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从而让员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初衷,真正地全身心投入到基层工作当中。人性化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求企业管理者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多深入到员工队伍当中倾听员工诉求,协调员工解决实际困难,为员工规划良好的发展平台,让员工实现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也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而推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基层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要针对当前工作中的阻碍和困难进行克服,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结合基层企业的实际工作开展特点,提高全体员工的思想觉悟,以人为本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在岗员工的职业道德修养。只有全面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让企业实现更加长效的发展。 作者:孙春草单位: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长分公司 思想政治论文:生活化教学思想政治论文 一、创设适合生活的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就是一种在生活背景下的情境化教学,其目的就是在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间建立具体联系,使知识点能够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把知识点理解透彻。而以往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多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更多地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记住知识点,而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批评的:这好比是“在岸上做动作教儿童游泳”。学生缺少真实体验,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不信,知而不行”,使得学生习得的知识也只不过是空洞的理论而已。因此,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将知识点弄懂弄透之后并熟记在心是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按照生活化教学理念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创设适合生活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自主活动中体验和感受。具体做法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实验法 人们一般认为实验是中学理化科教学中的专利,人文学科一般很少涉及课堂实验。这样理解实验就过于狭隘了。实验是对人类社会活动中某一领域的探究,是对真理的追寻,完全可以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上使用。如在讲授高中政治教材《哲学与生活》中的内外因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做实验:取等量的水和油同时加热,发现水比油先沸腾。然后,教师可让学生边观察边体会及思考其中蕴含的道理,从而得出结论水和油这两种物体的沸点不同,进而联系所学知识点,总结出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与内外因之间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二)情境再现法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形象化语言描绘、探究性问题设置、具体教育活动的组织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等创设最佳教学情境,把生活情境和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生活和课堂融为一体,用生活情境再现教学内容,营建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上关于法律法规的内容时,如果仅是通过语言向学生灌输不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往往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而如果让学生用表演小品的形式或教师利用幻灯片的形式将青少年违法现象和违法后的忏悔录进行再现,这样不用教师说教,学生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二、制作取材于生活的教学课件 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怎样能干的媳妇,没有米也是做不出饭的。制作课件同样是这个道理,没有充分、生动和质地优良的材料,只有在技术上兜圈子,翻花样,是不行的。而这些材料的应用不但要求教师要对教材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还要在掌握生活素材的基础之上结合所要讲的知识点,准确地选取和恰当地运用。课件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内容为一体,但课件不应当是用图片和文字“拼接”出来的,用音乐和动作按钮“堆砌”出来的,而应当是内容与形式、图片与文字相互渗透的统一体,这样做出来的课件才真实、自然。课件制作中的“有米可炊”单靠在生活中观察、搜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于积累。教师必须广泛阅读,在网上浏览时事信息,收集可以在讲课中用得到的或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图片和影音资料,实实在在地下一点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细工夫,才能在课件制作时信手拈来。例如,在讲授高中政治教材《经济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这一知识点时,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从网上搜集了有关资料,并制作了“1998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消费结构变化的走势图”,不仅形象直观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状况,而且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了学生视野。又如,讲授“消费心理面面观”时,我出示了几张生活中常见的消费现象的漫画,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了学生的思考。 三、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通俗地说,是指一切可以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物化了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的教学组成要素。这包括教材、社会生活、录像、图书、网络、小品相声、时政资料、电视广告等等。这里,我们以社会生活、网络、电视广告三种教学资源为主来谈一谈如何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如何将这些教学资源应用于教学实践。 (一)社会生活 走进社会生活是构建“生活化课堂”的延续。传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一般只局限于书本和教室。但随着教学生活化理念的提倡,教师有必要为学生拓宽学习的空间,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让学生走进社会,开展参观访问、赴敬老院献爱心、研究性学习等有意义的活动,把政治课置于社会生活实践当中,为学生打开了了解社会的窗户,丰富了学生的生活体验,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思想政治,生活中时时有思想政治。 (二)网络资源 网络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教学资源。与旧教材相比,新课程中思想政治教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读性大大增强,也缩小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形势每日都在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充实新的素材。网上资源时效性强,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 (三)广告资源 借助广告,可以帮助学生深入浅出地领会基础知识,理解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不管商业广告还是公益广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状况,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政治课的观点。如联想电脑的广告“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体现了事物总是变化发展。又如,力波啤酒的广告“力波啤酒,的确与众不同”体现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再如,农夫山泉矿泉水的广告“农夫山泉,有点甜”体现了意识来源于物质。最后,着重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跟其他学科不一样,其素质的提高不是指个人技术能力的提高,而是指政治态度和思想水平的提高。所以,最不可忽视的一面是以身施教。从这个角度讲,学校应当建立联动机制,把“生活化”教学活动扩展到其他学科的教师,尤其是学校领导中去,形成“所有教师都是政治教师”,不能让每一个教师的不良素质影响到学生,并使教学活动成为检验整体师生思想、道德、行为的一种实践活动。这样就能让课内课外无处不是教学,还能创造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促进学校政治思想素质教育得到整体发展。而这才是“生活化”教学最本质的体现。 作者:杨梅单位:重庆市南州中学 思想政治论文:课堂教学下思想政治论文 一、传统标准化监测评价 有些受传统评价活动影响很深的人常常振振有词地说:“既然传统的标准化检测适合于我,那么,也将适合我现在的学生。”这种说法是令人深思的。传统标准化检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标准化监测大都倾向于为了达到某种评价的检测结果而教,强调知识的机械记忆能力,却忽视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不能准确地测量学生的知识、能力以及兴趣的广度和深度。现在有一些教师以自己优异的检测成绩而自豪。但是,如果仔细检查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老教师的课堂更为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并且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价。在政治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应仅仅是对与错,要指出学生进步的地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些教师认为,课堂教学评价中对孩子的能力的评价是有效的,那么,如果一个教师强调学生的实际应用、解决问题、分析分体的综合能力,那么检测本身就应该设有计划,准确的评价需要真实的测量方法,而不是一系列标准化的数字。时代已经变了,就拿我们政治课堂教学来说,课堂上我们不能只让学生背内容,还要让学生会用,要让学生能用学过的政治知识来理解视实问题。另外,教师也要结合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例让学生进行独立分析,给学生自学的机会和时间,再对学生进行适时恰当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二、改进课堂教学评价,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教师应该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重点的关注,改进测评手段。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是只有试卷才能体现。现在的试卷有很多已经不适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了,有些甚至超纲更严重了,考察机械记忆力的题太多,忽略学生的能力发展需求,不能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检测。所以,我们在设计方面要增加智力测验、人格测验、创造力测验等内容,或者以谈话、问卷等方式进行动态评价。教师应该充分认识教学评价的目的就是为了改进课堂教学,其最终目的是检测课堂教学能否达到素质教育的各项目标要求。而评价标准、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的分析反馈是评价工作中体现其方向性的优秀内容。教师还应该注意到,评价的方向应该对课堂教学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评价应在素质教育对课堂教学各项要求的指导下,充分肯定课堂教学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促进课堂教学向着规范性的方向发展。评价标准要符合课堂教学的要求,符合课堂教学客观实际的要求,以搜集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资料为基础。 三、总结 总之,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而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不能将简单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以及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着,要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如何育人和促进学生的“学”上,建立健全的教学评价体系,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求。‘ 作者:孔建敏单位:河北省邢台县晏家屯中学 思想政治论文:我国高校安全教育思想政治论文 1高校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1高校安全教育是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时代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针,而在教育管理中,依法治校则是治国方针的具体实践,它既满足转型阶段高校教育管理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符合法治社会所提倡的高校管理的内在要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党和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使得高校安全教育与社会法制接轨,其中有《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在这些法律法规中,针对高校的权利义务给出了明确规定。 1.2高校安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安全教育关系到学生的未来,所以,高校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门教学必修课。实际上人的肢体行为由人的意识、价值观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道德的约束,而且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联,它取决于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从侧面反映出人的行为品质。如果大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修养,那么他们就会在人格上或多或少产生缺陷,产生不健全的人格。目前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教学的首要任务,也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要求。 1.3高校安全教育是维护学校稳定的现实需要 由于高校教育观念、办学理念的改变,使得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学校占地面积跟着扩展,形成多层次、多结构的办学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的安全会对教师员工的生命安全、科研和周边生存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决定了学校教学的好坏,关系到其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凸显自己的地位,而发展则需要有稳定的教学环境。所以,高校必须加大安全教育教学力度,提高师生的防患意识,做到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避免发生某些意外事故对人员的伤害,进而为师生提供安全的教学环境,有助于高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2当前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问题分析 2.1高校普遍忽视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一方面,在现阶段安全教育并未真正受到高校的重视,对安全教育主要采用传统的专业知识讲授,高校的安全教育意识还不够高,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安全设备投入量少,例如照明灯、应急设备的缺乏等,高校的保卫工作只是走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没有接受安全教育,使得整体人员都缺乏安全意识,目前国内大学校园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这说明高校的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利。 2.2现有安全教育的可操作性不足 由于大部分高校忽视了安全健康教育的严重性,使得校园事件屡屡发生,既不利于校园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利于学生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外加当前安全教育的实践性不够强,导致有不少女大学生认为,学校现在开展的安全教育课程不够用,很多课程都缺乏实际应用时的具体操作。 2.3高校安全教育内容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在计算机网络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其一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脑传播病毒,窃取他人的聊天记录进行网络诈骗;其二是某些思想偏激的人通过网络宣传一些不健康、邪恶的消息,无形中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伤害。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安全教育要求,不适合现代安全教育的教学,无法达到安全教育应有的效果。 3加强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对策措施 3.1高校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重视力度 第一点,高校首先要重视安全教育,并将安全教育工作加入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校园安全巡查力度,提供更多的必要安全设施(消防器、监控摄像等),同时还要提高学校保卫处的防患意识,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第二点是要增加安全教育课程,加强安全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并聘请专业的教职人员辅助教学,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将安全教育列为本校的必修课程,开展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鼓励学生们的参与,全面提高学生的安全防患意识。 3.2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层出不穷的校园安全事件给高校敲醒了警钟,学生的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还危及了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利于安全舒适校园的构建。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年轻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堪重负的学生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走入生活误区。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3.3高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方式要满足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学校和家庭逐渐被网络覆盖,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高校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的安全教育,例如在上述情况中则应该对学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多宣传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有较高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4结语 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与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分不开,只有当大学生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时,才能更好的开展思想教学教育。所以高校必须增大安全教育力度,将安全教育作为本校的教学课程纳入到教学大纲中,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患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让他们能够以更好地状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者:王晓利段静褚丽红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辽宁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辽宁医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高校安全教育思想政治论文 1高校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1高校安全教育是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时代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针,而在教育管理中,依法治校则是治国方针的具体实践,它既满足转型阶段高校教育管理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符合法治社会所提倡的高校管理的内在要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党和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使得高校安全教育与社会法制接轨,其中有《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在这些法律法规中,针对高校的权利义务给出了明确规定。 1.2高校安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安全教育关系到学生的未来,所以,高校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门教学必修课。实际上人的肢体行为由人的意识、价值观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道德的约束,而且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联,它取决于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从侧面反映出人的行为品质。如果大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修养,那么他们就会在人格上或多或少产生缺陷,产生不健全的人格。目前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教学的首要任务,也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要求。 1.3高校安全教育是维护学校稳定的现实需要 由于高校教育观念、办学理念的改变,使得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学校占地面积跟着扩展,形成多层次、多结构的办学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的安全会对教师员工的生命安全、科研和周边生存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决定了学校教学的好坏,关系到其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凸显自己的地位,而发展则需要有稳定的教学环境。所以,高校必须加大安全教育教学力度,提高师生的防患意识,做到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避免发生某些意外事故对人员的伤害,进而为师生提供安全的教学环境,有助于高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2当前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问题分析 2.1高校普遍忽视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一方面,在现阶段安全教育并未真正受到高校的重视,对安全教育主要采用传统的专业知识讲授,高校的安全教育意识还不够高,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安全设备投入量少,例如照明灯、应急设备的缺乏等,高校的保卫工作只是走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没有接受安全教育,使得整体人员都缺乏安全意识,目前国内大学校园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这说明高校的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利。 2.2现有安全教育的可操作性不足 由于大部分高校忽视了安全健康教育的严重性,使得校园事件屡屡发生,既不利于校园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利于学生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外加当前安全教育的实践性不够强,导致有不少女大学生认为,学校现在开展的安全教育课程不够用,很多课程都缺乏实际应用时的具体操作。 2.3高校安全教育内容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在计算机网络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其一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脑传播病毒,窃取他人的聊天记录进行网络诈骗;其二是某些思想偏激的人通过网络宣传一些不健康、邪恶的消息,无形中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伤害。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安全教育要求,不适合现代安全教育的教学,无法达到安全教育应有的效果。 3加强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对策措施 3.1高校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重视力度 第一点,高校首先要重视安全教育,并将安全教育工作加入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校园安全巡查力度,提供更多的必要安全设施(消防器、监控摄像等),同时还要提高学校保卫处的防患意识,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第二点是要增加安全教育课程,加强安全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并聘请专业的教职人员辅助教学,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将安全教育列为本校的必修课程,开展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鼓励学生们的参与,全面提高学生的安全防患意识。 3.2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层出不穷的校园安全事件给高校敲醒了警钟,学生的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还危及了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利于安全舒适校园的构建。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年轻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堪重负的学生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走入生活误区。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3.3高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方式要满足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学校和家庭逐渐被网络覆盖,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高校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的安全教育,例如在上述情况中则应该对学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多宣传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有较高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4结语 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与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分不开,只有当大学生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时,才能更好的开展思想教学教育。所以高校必须增大安全教育力度,将安全教育作为本校的教学课程纳入到教学大纲中,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患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让他们能够以更好地状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者:王晓利段静褚丽红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辽宁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辽宁医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五课结合思想政治论文 一、“五课结合”说课模式 的构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现代教育理论,把握辩证主义认识规律和现代教育规律,结合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常见说课形式基础上,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和延伸,进而构建出“五课结合”说课模式。其基本程序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说课教师对教学大纲、教材及有关资料的内化,对学生的了解,对教育理论的学习及运用,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说课稿的写作。此后进行说课演讲,吸收听课教师、部分听课学生和教研部门的讨论和评议。第二阶段:说课教师在说课评课基础上,吸收他人合理意见,对原教学方案进行重新设计,写出教案,然后再上课,再评课。第三阶段:说课教师在课后信息反馈的基础上,对上课用的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加工和进一步完善,即课后备课,目的是为下一轮教学提供准备。“五课结合”说课模式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备课,形成了“备课——上课——评课——写课——说课”五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该模式要求教师不是机械的、被动的把教材内容和讲课提纲写在讲稿和备课本上,而是在充分了解大纲和教材的基础上,深挖教材的知识信息量和思想内涵,把教学内容同学生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使教学活动目的明确,心中有效。 二、“五课结合”说课模式的应用策略 把“五课结合”说课模式应用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除了要不折不扣地走程序,还要注意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规律,更加突出说课的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注重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来评价说课活动,以充分发挥说课活动的最大效能。教学理念方面,着重评价其是否凸显主体性,是否解决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吸引力不大、实效性不高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双边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应赋予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师生双方以同样的主体地位,体现二者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即“主——主”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使人成为人”的课程,其教学过程必须以学生的“修身过程”为基础,即它是教师与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需要和自我意识等全部精神要素共同运作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有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他们才能具有主动性、独立性、探索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从而调动全部精神要素参与,实现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方面,着重评价其是否把握时代性,是否解决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和理论脱节的“两张皮”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着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的特殊性,它要面对的是随时可能改变的环境,它的内容体系是既定的,又是开放的。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使得各种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对变化着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之一,必然要随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来更新和优化相关内容,用鲜活的教学内容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具体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合理增减教学内容,确定出教学内容的“纲”和“目”,做到“纲举目张”。教学方法方面,着重评价其是否体现启发性,是否解决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实际背离的问题。 教学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教育基本理论的体现,也是贯彻教育基本理论的根本保证。教学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学生思想观念的个性非常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努力贴近学生的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多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增强教学效果。 作者:赵成鑫刘晓静单位:军械工程学院基础部 思想政治论文:课堂教学思想政治论文 1高职五年制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现状 1.1学生听课的随意性太大 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五年制大学生是高职学院的特殊群体。首先,在年龄上,他们大都是初中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学院,没有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年龄偏小,大都是十六七岁,心理不够成熟,思想比较单纯、幼稚,承受能力弱,做事缺乏思考,但是他们自尊心又很强,难以接受老师、家长、别人的批评建议和教育;其次,在知识方面,他们大都是初中学习较差的学生,没有经历过高中阶段苦学,学习的主动性不强,自控能力差,基础知识匮乏,他们对学习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对大部分课程都不感兴趣,上课迟到、早退、玩手机、看小说、睡觉等现象很普遍。他们在心中根本就没有纪律观念,缺乏最根本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自律精神。他们追求时尚、认识肤浅,缺乏崇高追求,幼稚天真、说话童真。他们这样的思想状况、知识结构和年龄现实就决定了他们的课堂教学模式不能与高职学院三年制学生一个模式也不可能一样。因此,担任五年制教学任务的老师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如何让五年制学生有兴趣愿意跟着老师一起学习。 1.2课堂教学方法 单一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教师需要关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尽量组织大部分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由于学生知识面窄,基础知识掌握欠佳,教师的启发式教学常遭遇无人问答的尴尬场面,课堂教学组织比较困难。 1.3课堂教学内容 枯燥政治理论课本身承载着多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向学生传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学生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窗口,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同时还可以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鉴于上述任务,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内容的选取上显得较为抽象,哲理性比较强,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内容,这使得学生感到学习起来比较枯燥、难懂。在中学时大部分老师偏重于概念的教学,对于知识点也是枯燥的说教,学生学习以死记硬背为主,时间长了就认为这些内容离现实较远,没有太大的意义,可学可不学;到了五年制之后学生开始划分专业,政治理论课成为基础学科,学生认为只要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多记点知识点,通过考试即可。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总是被学生当作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进而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几点建议 2.1适当拓宽知识面 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五年制学生因为基础较差,且自主意识不强,进入高校之后,尽管部分学生希望重新开始新的一页,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课堂上讲解的知识一知半解,消化不透,逐渐失去信心。因此在期末评教时以教师讲课是否能听懂为依据来评定教学质量的优劣:通俗易懂的即为优秀教师,反之则为差等。针对此种情况,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熟悉教材,而且要了解学生的水平,因材施教;同时要改变教学观念,改变过去教师高高在上的姿态,主动和学生打成一片,了解学生的心理,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在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很多学生甚至不明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党代会的区别与联系”,教师在组织教学时不一定非要完全照搬课本内容,一方面要带领学生熟悉中学的基础知识,同时利用教材、网络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视野更加开阔,学生只有在基础牢固之后才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教学,才能逐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2采取多种教学方法 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课堂上单纯的说教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别提基础差的学生了。要想改变教学效果,就需要采取各种教学方法。情境式教学就是当今提倡的较为先进的易为学生所接受的一种教学模式。一般来说情境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刺激学生思考的积极性,有目的的引入或创设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培养学生独立探求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模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积极参与其中,并能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更好地发展。教师采取情境式教学时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可以通过实物演示情境、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语言描绘情境等。同时情境教学法对老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教师充分备课,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并且在课堂上能够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参与其中,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多媒体教学也是现在课堂上经常采取的一种教学方法,但需要有电教设备的投入和网络资源的应用。跟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方法比起来,多媒体教学集文字与画面、声音于一体,具有更强的直观性,也更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同时多媒体教学可以与网络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搜集更多网络资料与学生共享,信息量大,节约了空间和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样多媒体教学也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精心备课,精心组织,同时处理好与传统教学的关系,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2.3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适当改革考试评价体系政治理论课教学并不是单纯的课堂说教,它应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学生之所以对课堂教学不感兴趣,大部分是因为脱离了实际,没有很好地处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课堂以外注重对学生实践参与意识的培养。如在讲“民主选举”这一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利用双休日时间回家乡调查问卷,实地考察各个村镇的基层民主是如何实施的,村民有何反应,选举有什么程序等;在讲法律与道德常识时,可以结合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有关法律与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如“老人摔倒要扶吗”,等等。通过我们熟知的社会现象来学习政治,学生既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又提高了学习兴趣,学习效果就会加强。 作者:张俊杰单位: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中国梦思想政治论文 一、丰富教学内容 利用艺术类素材解读“中国梦”传播“中国梦”首先要让学生理解其内涵,对于艺术类大学生,必须注意到其注重感性、专业情节浓的特点,充分发掘艺术类素材,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领会“中国梦”内涵。 1.解读“中国梦”本质内涵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由于曾经积弱贫穷,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都积攒着一股悲情和希望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精神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提出,有助于凝聚14亿中国人的心,甚至有助于凝聚全球华人的心。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阐述不仅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且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元素。“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更是人民的梦。 2.文化软实力支撑“中国梦”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单指经济的发达,文化软实力即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可以说,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因素。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是在其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下,美国价值观横扫全球。相比之下,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文化软实力有待进一步加强。艺术类大学生作为未来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对文化事件非常敏感,美国苹果公司iphone在中国的热销、好莱坞大片在华票房的成功、国产动漫的发展等都是他们日常学习中、生活中会接触到的素材。在这些素材背后反映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和提升中国优秀竞争力的紧迫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通过此类素材的发掘,使“中国梦”的教育变得更具体、更生动。善于从艺术素材中发掘案例,是艺术类大学生“中国梦”教育开展的有效切入点。 二、转变教学理念 用“中国梦”点燃成才梦目前艺术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并不乐观,在相关调查中有70.7%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枯燥”。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固守理论传播,未能体现教学对象的特点,针对性不足。专业类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与学生的专业特点相适应,关心学生的成长成才,引导学生处理好个人价值和西方艺术所传达的不同文化理念,其成才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需要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涉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优秀设计使用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理念。恰如日本设计的成功得益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之中,中国设计的崛起必将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成功转型基础上。 三、“有声有色”多样化教学 使“中国梦”入脑、入心在“中国梦”的教育过程中应通过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使课堂“有声有色”,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所谓“有声”,课堂上“声”有三种,教师之声、学生之声、外来之声,只有让三种声音和谐交织,才能奏出美妙之曲;所谓“有色”,借助视频、图画、学生作品等形式让理论活起来,焕发其内在生命力。 1.激发学生主体性 让课堂奏出和谐之曲现在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强,更喜欢以平等自由的方式交流思想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双主体”理论告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课堂教育、讲授阶段,教师处于主体,而在受教育阶段,学生处于主体。”教师要找准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性,让学生的声音在课堂上响起来。只有当“中国梦”真正走进学生心里,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理论感召力。当今社会资讯发达,社会上的各种声音交织成网并通过各种信息手段影响学生,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能孤立于世,应面对这些外来之声,引导学生理性分析。“中国梦”自提出以后,国际上有人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国梦”,有的认为“中国梦”就是“称霸梦”,有的认为“中国梦”就是取代“美国梦”,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纷纷登场。这些舆论之声虽有误读,但也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对之有所回应,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中国梦”。教师的声音、学生的声音、外来的声音,三种声音交织课堂。没有教师之声,课堂将失去方向,其他声音都将成为课堂上放任的杂声;没有学生之声,课堂将成为“满堂灌”,理论很难走进学生心中;没有外来之声,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易浮于表面,缺少理性认识。艺术类大学生对理论的接受能力不是很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应避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入音乐、视频、PPT、板书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使理论在表述时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中国梦”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有丰富的视听资料可以发掘,在这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多下功夫,使理论“活”起来。 2.要做到各类交流媒介的联动 随着智能手机的大面积推广,青年的生活方式正在变得日益多元,移动互联网全面渗入青年的生活。可以说,现在的青年不仅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也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两个世界交织在一起。要想真正让理论入脑、入心就必须要延伸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各种大学生喜爱的网络媒体如腾讯QQ、微博、博客等来传播教育理念,将课堂教学延伸到网络中,建立虚拟的网络课堂;另一方面,要关注青年在网络中的热点话题,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及时引导,使虚拟课堂和现实课堂相互呼应。总之,以“中国梦”教育引领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可以提高艺术类院校思想政治课的针对性,达到提高教学实效性的目的。将“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成才紧密联系,在“中国梦”的传播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 作者:高俊华单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电视技术思想政治论文 1.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落小”上做文章 落小,就是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手,勿以善小而不为。广播电视技术工作的公益性质,要求我们更加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优秀价值观。一方面,从宣传教育入手,积极传播《感动中国》、《善行河北》等栏目中的典型事例,发现身边暖人暖心的爱心行动,尤其是广播电视技术行业中的感人事迹,将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融入到身边人的故事,让广大职工深切的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讲的不是大道理,而是熟悉的人和事。另一方面,从具体行为入手,鼓励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勤俭节约、做到盘无剩餐,节能减排、每周少开一天车,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在工作中,爱岗敬业、坚守安全播出生命线,互帮互助、开展经常性技术帮扶,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久而久之,积善成德的小事就会变成干部职工自然而然的良好习惯,成为推动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道德支撑和思想保证。 2.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落实”上求突破 思想政治工作看起来虚,但做起来要脚踏实地。近两年来,省委、省直工委开展了一系列凝心聚力、弘扬正能量的活动,如“党员活动日”、“中国梦•赶考行”等。技术中心积极响应,到市少年儿童教育保护中心开展“金秋送温暖”党员志愿活动,向服刑人员子女捐赠图书千余册,衣服、鞋袜近百套,和孩子们谈心、包饺子、演节目,用实际行动送去温暖与关爱;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3.总结 在新建成的T2航站楼引导旅客倒乘高铁、乘坐大巴、临时休息、办理登机手续等,有效节约了旅客的等待时间;组织50余名党员干部到西柏坡参观学习,集体观看“激情•奉献———先进事迹报告会”,重温赶考路,每名党员干部都撰写了心得体会,真正触及心灵;组织“爱岗奉献”主题演讲比赛和“我与封龙山”摄影比赛,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在活跃文化生活的同时,增强了干部职工爱岗如爱家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提高了技术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者:郭安治单位:河北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思想政治论文: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论文 1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状态 1.1教学方式落后 仍以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为主当代的大学生基本以90后为主,在其精神追求方面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而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以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为主。难以满足学生精神文明的需求,其教育的效果不佳。 1.2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创新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落后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严重影响了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成效。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很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及课程建设落后,教材中内容来源单一,案例陈旧,不符合新世纪大学生的心理、生理需求特点和成长规律等。 1.3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手段落后 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其他课程相比,思想政治课程不仅要因材施教,还要注重个性化教育,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个体发展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案,并确定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上,教师既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方法,还要融入现代教学手段,同时还要积极发挥网络教学的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样化。 2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及教育特点 高职辅导员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应该积极发挥其教育主导作用,运用各种有效的教育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强化其责任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使其自觉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增强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具体而言,高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发挥着以下几方面作用: 2.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除了拥有一支理论硬、素质高、能力强的专职教师队伍外,高职院校的专职辅导员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不完善,导致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不够,效果不显,其工作重心更多偏向于学生的日常事务性管理。 2.2思想政治教育除了进行系统正规的规范性教育外 更应注重于常规化和生活化教育高职院校的专职辅导员与学生接触机会多,整天与学生打交道,容易被学生信任、理解和接受,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潜移默化地教育和感染学生。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辅导员多站在生活教育角度对学生开展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更贴近学生的生活,易于被其接受,教育效果较为明显。同时,这种教育方式还极大地拉近了学生与辅导员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师生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2.3根据个体差异 实施个性化教育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只有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升其教育质量。因此,辅导员应主动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积极了解其个性化差异,并针对不同个性、性格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个性化教育方式更为符合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 2.4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手段 更加灵活辅导员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其教育途径与手段的选择更为多样化,有效地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提高了其教育质量。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辅导员既可以开展主题教育班会,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实践,也可通过访谈等进行教育,形式多样的手段和方法容易激起学生的积极性。 3辅导员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1加强自身建设和党性修养 树立终身学习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我国社会深刻转型、思想日益多元、技术不断变革、各种社会心理问题不断涌现的宏观形势下,一是要不断加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要注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并把握整个理论体系的精髓和实质,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三是要有坚定理想信念,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四是要以身作责,身正为范,不仅要做良师,还要做学生的益友,用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影响学生。 3.2把握当代学生的思想特点 引导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90后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占多数。他们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个性张扬,却自立能力较差,自尊心过强,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他们思想观念不够成熟,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容易受网络及社会各种不良因素影响。在这种新形势下,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辅导员要多走近学生,了解学生,多倾听学生的心声,寻找学生的“兴奋点”,把单纯的理想教育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思想教育。并通过辅导员的的自身行动来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性和向导性,纠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偏差,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3.3学会利用新的教育载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高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因此,高职辅导员必须进一步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要,提高其教育的时效性。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是互联网时代。辅导员要学会使用各种网络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BBS论谈、微信、QQ等。利用网络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还可以通过网络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与学生利用网络进行情感交流并产生共鸣的过程,其感染力更强。 3.4大力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以实践进行德育。辅导员要善于策划和组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长知识、交流学习、积累经验,开拓视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还可以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精神,让学生从实践中感受并认知社会。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需要培养一批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良好的道德修养、端正的政治态度、较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年轻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的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仅依靠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需要树立“全民参与、全民教育、全民服务”的教育理念,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突破。 作者:冯越单位: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独立学院思想政治论文 1独立学院中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 1.1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共同性 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有自身的侧重点,但二者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是一致的。在培养对象上,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就业指导都是以青年大学生为对象。在培养目标上,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度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四有新人”。在教育方法、内容、途径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表现,其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入并贯穿就业指导全过程中能够达到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效果,既能为就业指导提供新的思路,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载体和平台。 1.2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互促进 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从根本上弥补学生主观意识导致的就业问题,为缓解就业问题提供帮助,为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式政策教育,通过就业形势政策教育可以帮助毕业大学生了解当前国家的就业形式和政策,及时回应他们对就业形式的认识和查询,促使并提高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由此可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互为完善。 2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好就业工作的客观需要 当今社会很多独立学院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目标性很明确,通过几年的教育培训可以填补实诚某个空缺,往往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在就业指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毕业生进行突击的“短、平、快”就业技巧培训和包装,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指导工作中乃至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的统领作用和保障。 2.1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就业指导政治方向的坚实保障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的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同自身根本利益关系;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党和国家的就业政策和实施办法,引导学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并自觉的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和教育载体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把自己塑造成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高校教育的正确方向。 2.2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就业指导全面完善的中心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神动力,可以帮助毕业生客观认识自我,正视现实,摆正位置,还可以帮助毕业生理解和相应国家的方针政策,实现毕业生到基层去,合理的葱及人才流动。但是独立学院通常对这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第一,为了帮助大学生及时顺利的就业,独立学院可以通过择业观教育向学生传导职业价值观,努力帮助他们处理好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处理好个人愿望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处理好个人成才与客观条件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引导大学生正确衡量自己的能力,参照自己的志趣、特长,选择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地发挥并能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的职业和工作岗位。第二,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学生建立良好的道德意识,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中华美德的教育为学生走进职场奠定基础。在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学生良好道德意识的养成,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强化社会责任感,为今后步入社会奠定基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3思想政治教育是树立就业指导 现念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的加快,树立就业指导现念需要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社会需求,明确想要立足于当今社会的所必备素质。独立学院学生应注重自身多种能力的培养,通过能力的修炼,提高综合素质,使自己在当今社会具有较强的优秀竞争力。高校毕业生数量成倍增加,对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独立学院毕业生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就要求就业指导工作需要根据独立学院学生实际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需要转变就业指导观念,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优秀竞争力,以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教育为保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索切实有效的就业指导工作思路和方法。 3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现实 客观需要独立学院要做好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工作,就需要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依据国家方针政策,根据市场需求制定有战略眼光的适合的人才培养的方案,在人才培养培养过程中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人生观。 3.1思想政治教育是独立学院就业指导内容实施的有效途径 独立学院就业指导是对独立学院大学生进行一种有目的,有步骤的针对性教育,它以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基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择业观,认真规划职业生涯,从而达到让学生顺利毕业就业的目标的一系列指导。独立学院工作教育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充分结合,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困惑,加强职业素质训练,充分做好就业准备。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工作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就业指导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表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紧密围绕着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它符合现实的社会存在和主要社会矛盾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标准。第一,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成为社会竞争的法则。毕业生在面对用人单位的选择的时候,要想成功地进行社会角色转化,必须在迎接社会竞争之前做好积极主动的准备,过硬的专业素质,较强的综合素质,是在面对用人单位挑选过程中必须准备的基本功,才有可能顺利用人单位的挑选。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不断激励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拓宽专业知识面,引导学生注重社会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第二,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坚定为社会主义祖国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共同信念。通过结合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和现阶段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加强对在校学生进爱国主义教育、马列主义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教育、中国梦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使学生明白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内化到学生的日常学生生活中,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的提高,也间接地表现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优秀竞争力的增强。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职业素质、心理素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学生内心的正能量养成,激发学生的职业愿景并为之奋斗,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应社会需求。 3.2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任务达成的重要条件 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就业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强独立学院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的作用,全面提高对加强独立学院就业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改变过去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的观念和方式,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不断增强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指导工作中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正确地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转变就业观念,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地成长和顺利就业。这既是独立学院适应大学生新就业形势的需要,又是独立学院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一,引导独立学院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面对市场的选择,独立学院学生需要比一本二本学生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已经不再是大学生的代名词了,独立学院的学生更需要在就业过程中展示出良好的专业知识,熟练地操作技能和较强的综合素质才能改变社会对三本学生的偏见。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以较低的门槛进入社会,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和努力去赢得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认可。第二,鼓励独立学院学生怀着平常的心态积极参加就业竞争。独立学院大学生要面对的就业竞争远比一本二本的大学生要艰难得多,这更需要独立学院的大学生在市场竞争中做好充分的准备,持续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挑剔和不公正的待遇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在择业过程中碰到挫折,一方面能够有效的通过心理调适化解,另一方面通过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专业基础在茫茫求职大军中赢得就业机会。第三,教导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对青年大学生的号召。通过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解读,帮助大学生树立到基层工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观念。独立学院可以通过各种正向的宣传渠道,教育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树立到西部、到基层单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国家发展需要和学生自己的理想信念目标有机结合,教育学生树立肩负国家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并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螺丝钉和接班人。 3.3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目标实现的保障 就业指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有着相辅相称的作用。独立学院如何在当前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将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为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声誉服务,为培养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是当前各独立学院应该正视的问题。独立学院需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用的全面认识,在就业指导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作用,把引导独立学院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摆正心态,潜心进行专业课程学习,积极投身到实际操作和社会实践中去作为工作重点,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的作用。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独立学院做好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保证,也是独立学院提高就业指导工作成效的具体办法,还是进一步明确独立学院同样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熊秋夏艳华葛牧范玉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楚雄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人文关怀思想政治论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的高度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对象、以“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普遍关怀,强调在尊重人、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差异特点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关注与满足。二者之间密切相连,有机统一。 第一,它们都以“人”为价值主体。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也是人文关怀的主旨,围绕“人”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以人为主体,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必须渗透“人”的理念,体现“人”的价值,运用人性化的手段对“人”施加有效的影响。离开了人的主体,离开了对现实的人和实际生活的人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盲区,变成了泛泛的政治宣传和理论说教,变成了机械性的、缺失生命力的传声机,其感染人、激励人、引导人、提升人的功效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它们都以“人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满足人的需要,这是一切从事与人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人文关怀之所以拥有无限魅力,说到底就是满足了对“人的需求”的关怀。这种需求既是人的物质、政治、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是人的当前需求和长远需求、个人需求与整体需求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恰恰是有效契合了“国家、社会、个人三重不同需求,即国家培养‘接班人’需要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以及个人融入社会、提升素质、印证本质属性,进而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三,它们都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至高理想,又是彰显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皈依。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作用人的主观世界、参与社会实践的,它虽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却可以通过精神的关怀与指引,提升人的主观意识水平,进而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它首先离不开丰富的、具有创造力的精神空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与满足,是发挥人的潜能的动力支撑,是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人的发展毕竟无法独自进行,它要取决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实践条件,人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的成熟度是一体化的过程。所以,凸显人文关怀既不能忽视“人”,更不能忽视属“人”的社会,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正是从这一基本关系出发,强调妥善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运行,为实现“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方向指引。 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党在新形势下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重要原因。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在时刻“协调和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将社会需要内化为个人需要,或将个人需要外化为社会需要”之中。新时期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了新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意义和价值内涵。 第一,注重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本质功能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做“人”的工作,是通过作用于人的主观世界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往往就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人、满足着人、实现着人,在多大程度上彰显着“人”的主体地位和独特价值。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创造力的。可是,这种能动的实践过程不是抽象或任意的,它总是要反映特定条件和时代环境所固有的规定性要求。人对这种规定性的认识、理解和掌握,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培养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要引导“人”清楚地认知内在的规定性,发挥调节、激励、引导的功能,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实践中来,进而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精神关怀,而且是一种间接的物质实践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精神的运用和人文情怀的调动,就会变成了一个充满灵性的教育过程;若只流于形式、简单地说教、硬性地灌输,只能是扼杀掉它的生命力,既不能关怀人,更无法展示“人”。 第二,注重人文关怀,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生命线”作用的重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一切工作任务的“生命线”。之所以叫做“生命线”,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发挥出调动、组织、激励和引导的独特功效,更是能够协调和影响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形成共识、汇聚力量,集中去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困难与挑战。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自身的“群众”意识,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关注群众的“需求”,无论是革命战争的年代、还是在竞争无比激烈的今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是这种需求的汇集与展现;始终致力于提升人、促进社会的发展的伟大实践,不仅实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更要奋力体现人的发展夙愿,而整个这个过程都要建立在社会统筹运行的基础上。新形势下,党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一方面是与时俱进地继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作用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问题和利益关系的时代需要。 第三,注重人文关怀,是凝聚中国力量、展示“中国精神”的现实需要。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历千锤百炼、千辛万苦。国家实力的增强、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虽然在不同程度地优化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是在触动和调整旧有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能量也得到了良性的释放,然而随之而来的还衍生出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消极的、悲观的、质疑的甚至对抗的情绪时有发生,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彷徨无措、焦躁不安、精神空虚的现象也不乏存在,各种负面的、情绪化的、甚至是极端性的社会行为也偶有发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层出不穷,是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的良性运行的。有些人还在肆意误读和恶意曲解,企图煽动民众、挑起纷争。党和国家有必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特殊的方式来进行适当地调整和疏通,毕竟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疑惑和问题,还得从精神层面入手。另外,中国身处改革转型期,如何引导民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凝聚共识,如何在各种困难和风险中迎难而上、汇集力量,这都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执起充满民族性与时代感的“中国精神”的鲜明旗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 三、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实践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是一个发挥人、调整人、引领人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社会、作用社会、推进社会的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充分地认识、挖掘“人”的特有因素,也要注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发展程度,通过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与合力支撑来发挥作用。任何社会中所要实现的人文关怀都不是抽象的、随意的,而是要遵循现有的条件,从实际出发。 第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立场引领多元化的人文资源。正确的行为,只能通过科学理论来引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引领民众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倡导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公开讲过,共产党人要“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领工人阶级,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而且,思想一经为群众掌握,才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实现了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可能。每一个认真研读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人文精神贯其始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的生成起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掌握“人”的本质、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实现“人”的价值。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将凝结着几千年人文智慧的、透着独特人文魅力的传统精华注入其中,既丰富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的人文关怀思想资源,“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就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假象、挣脱各式人文理念的漩涡,不被错误思想侵蚀,不畏各种艰难险阻,保持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第二,要根据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国情确定人文关怀的具体内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不能脱离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和国情基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党遵循的基本工作方法。当前,面对社会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存在、多重思潮的冲击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倦怠、焦虑、疑惑等不良情绪,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及时地关怀和疏导,以解民众的思想之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有效引领民众对中国国情和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和认识。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社会主义表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得到大幅改善。同时,需要清楚地引导民众意识到,我国的国情基础还很薄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够兑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能够承载的人文关怀还无法达到高层次、高水平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致力于对人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基础性关怀,更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关怀,政治方面、精神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全方位关怀还无法实现和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展开以“人”为优秀的真切关怀,更不能以此来束缚和限制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力的发挥。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要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对人民幸福的深度关怀。 第三,要用现代化的思想理念来支撑和提升人文关怀的精神实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向往与追求,而实践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现代化的人。一旦缺失了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无法运行,现代化的真实价值也无从体会。中国正行进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不仅要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进步,更要培养和塑造一批能拼善搏、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新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丰富和满足人们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入手,积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充分地调动人、发展人提供新的引擎。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树立和培养现代意识、现念、现代的思维方式,对现代化有着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基于现代化的方向挖掘人的潜力,形成强劲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引导“人”理顺和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使人从传统的被束缚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不断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还要有效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努力营造平等、开放、自主、竞争、效率、公正、责任、创新的人文环境,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到日益开放、充满动力、多元互补的社会要求,及时激励和鞭策“人”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事创造活动。 作者:孙瑛辉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教学教育论文:中学地理教学与素质教育论文 一、中学地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四大功能 (一)品德素质教育功能 思想品德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灵魂。思想品德教育则是地理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地理学科中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极其丰富,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的。素质教育能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而地理教育正蕴含着这些丰富的内涵。例如:通过世界地理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地球,认识世界,掌握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一些重要国家的国情,从而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树立全球观和国际观。通过中国地理的教学,使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培养热爱祖国、奉献祖国的精神。通过乡土地理的教学,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奉献的思想。通过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教学,使学生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自然观、资源观、环境观、人口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培养学生的经济意识和人地协调思想。 (二)知识素质教育功能 文化知识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优秀。尽管思想品德教育是地理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地理学关键是对学生进行地理知识的教育。地理素质教育要求我们不仅为学生传授地理基础知识,而且要加强地理基本技能的训练。学习丰富的地理基础知识和掌握熟练的地理基本技能,是中学生日后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具备的。如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旅游业等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中,都离不开运用地理基础知识和地理基本技能。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因此,地理素质教育要将二者兼顾起来,既要为学生传授地理基础知识,又要训练学生的地理基本技能。同时,地理素质教育还能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地理学科兼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特性,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地理学科又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学科。在学习地理时,要求学生学会分析、比较、归纳、总结、概括地理事象的成因、分布、发展变化的规律,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等。这种综合的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记忆、观察、理解、对比、分析、归纳、综合的能力。不仅在学生的学习上有了科学的方法,而且在将来的工作中也有了丰富的智慧。 (三)身体素质教育功能 身体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基础。地理素质教育中也渗透着体育教育,为体育锻炼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应试教育时的地理课,是封闭的课堂教学。地理素质教育可以使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进行野外考察和调查,学生可以进行爬山、游泳、探险等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锻炼了意志,把自身融入大自然中,会获得地理课本和课堂中所不能学到的知识,也是其他学科难以完成的。 (四)美育素质教育功能 美育素质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升华。美育也是地理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在地理素质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地理素质教育在培养学生感受美、理解美、鉴赏美和创造美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学地理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内容。如各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那广阔的平原、雄伟的高山、四季如春的南方景色和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各种美丽的建筑物和现代化的都市,这些都能使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类创造的美,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和人类的智慧结晶,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地理教材中有丰富多彩的地理图片,通过引导学生感受和欣赏各种地理图片,使学生感受美、理解美和鉴赏美,从而创造美丽的心灵,提高美的素质。 二、乡土地理的教学能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提出,为乡土地理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添补了地理课程的一大空白。在应试教育下,学生学习地理主要是为了对付高考,而素质教育不仅让学生学习知识,参加高考,主要是学习有用的地理,提高学生的地理素养。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大好机遇下,地理教学中就有了充足的时间进行乡土地理的教学。乡土地理添补了中学地理的一大空白,同时又是地理素质教育的良好素材。乡土地理教学可以使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把本乡本土作为地理教学的大课堂和天然实验室,把各种地理景观作为地理教学中形象生动的“教具”和“标本”,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人生观、资源观、环境观、生态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培养出适应21世纪发展与需要的、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参与竞争和迎接挑战的高素质跨世纪人才。 三、可持续发展为地理素质教育提供了发挥优势的舞台 可持续发展为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地理素质教育提供了发挥优势的舞台。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即协调人地关系,为当代和后代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经济文化环境。作为以地球表层人地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协调人地关系为重要内容的地理学科,无疑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发挥优势的舞台。而以传授地理知识为手段,以培养学生全面提高地理素质为目的的地理教育,必将为全社会公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出突出贡献,并随着可持续发展内容的渗透,广泛拓宽自身的领域和职能。我国中学地理教材的主要内容是以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为主线,以“人地关系协调论”的理论、观点为指导,向学生进行科学的全球观、资源观、环境观、生态观、人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其优秀目标与《21世纪议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坚信,面对21世纪的挑战,面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国民地理素质的更高要求,地理素质教育不仅不会衰败,而且会日益受到重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跨世纪的中学地理素质教育将会再创辉煌。 作者:薛澎洲 单位: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教学教育论文:初中思想品德教学诚信教育论文 一、学生诚信丢失的几点原因 (一)流于表面的课堂诚信教育 诚信的内涵,老师在课堂上或多或少有讲解过,学生肯定也了解到何为诚信,如何保持诚信。老师通过情境模拟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学生在老师模拟的诚信情境中也知道如何做。但是课堂归课堂,在课后,不诚信的学生依旧撒谎欺骗他人,完全将课堂教育抛在脑后。学生诚信的丢失,学校也难辞其咎。例如江苏一带的学校,尤其重视应试教育,学校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提升学生的成绩上,因此忽视了学生的道德诚信教育。因为学生成绩提升学校知名度就可以提升的原因,就将诚信抛在后面,这是极其不正确的做法。 (二)社会风气对学生的干扰 社会进步肯定会带来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这就使得许多人不走正道,为了一己私欲,欺骗消费者,做出各种不诚信的事情。例如: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学生在学校里接受诚信教育,转而进入生活中却遇到如此的欺骗我们信任的事情,会产生极大的反差。中学生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没有系统正确的形成,这会干扰他们,转而让他们为了自己而走向不诚信的道路。 (三)社会公民的三关扭曲 有多少人还能背诵出八荣八耻,其中有一条讲的就是诚信,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当前的社会,价值观极度的扭曲。例如:之前新闻报道有一个少年劝导几个成年人,不要在人行道上停车,反被责骂说读书读傻了吧?少年伤心的哭了。我看到了很不是滋味。如果正确的价值观阻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谁还会讲诚信树新风呢? 二、诚信教育的几点措施 (一)课堂教育和课外活动相结合 理论如果没有实践的结合,只能是空洞乏力的。我们教师的课堂诚信教学,这个缺点是一直伴随着的。因此为了能够让学生对诚信教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教师一定要多搜寻资料,多创新备课,再和学生探讨的时候能够有建设性的意见,让学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我们可以就课本上的内容让学生进行思考,同时通过实践得以加强这样的思考。例如:课本上有这样的一句名言,“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季布又是谁,为什么得到黄金一百斤都不如他一个承诺?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充分带动学生进行探讨,并且让学生抒发感想,希望不希望做这样的一份工作。由之可以开展辩论会,可以开展情景剧等多项课外活动。学生在实践中可以加强对这句话理解程度。我们也可以开展以诚信为主题的黑板报比赛活动,让学生们自主的进行黑板报的创设。我们甚至可以在学生对于诚信活动的事情充满激情的时候,进行诚信讲座,将具有号召力感染力的演讲者请到学校进行演讲。在极具渲染的演讲氛围下,学生的诚信意识可以得到化学反应,空前的加强。 (二)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我们平时的教学实践毕竟有限,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学生所处的环境,一天之内接触最多的环境。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例如,我们可以在教室内贴上诚信的名人名言,在学校内建设历史上诚信典范的雕塑和事迹。学生每天都在校园内生活,每时每刻都会被这些潜在的诚信教育所影响,自然而然会收到诚信教育。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在背诵出《三字经》、《弟子规》的时候得到加分的奖励活动,鼓励学生背上这些诚信守则,让诚信这一美德得以一直传承。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诚心教育的根源在于意识到诚信教育的重要性。新型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诚信,没有诚信,市场将会一片黑暗,人与人之间将不会有公平买卖可言。因此我们要加大力度,着重宣传诚信,利用媒体舆论的巨大作用力,让公民每天都能够接收到诚信的教育。例如:我们在课堂中可以宣传贯彻八荣八耻,在媒体上可以宣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只有诚信在大环境下深入人心,我们的教学才能够如虎添翼。相反,如果我们大环境没有好的导向,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也只能够是杯水车薪。 三、结语 在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中开展诚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教师要转换思维,开拓创新,弥补传统课堂上进行诚信教育的不足,积极开展课外活动,让学生的诚信教育不仅仅是脑海中一闪而过,要留下印记,配合社会的大环境的支持,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诚信的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作者:胥兴宏 单位:张家港市第七中学 教学教育论文:小学音乐教学审美教育论文 一、寻找审美教育的突破点 审美教育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因为宏大,所以对小学音乐教学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和引领性,这是优点所在。但对小学一线的音乐教师而言,过于宏大的概念又容易让人寻找不到有效的抓手,从而使得理念的落实成为困难。笔者在审美教育的观点引领下,努力寻找一个突破点。经笔者实践与思考,感觉从学生的意趣角度建立审美观点,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途径。意趣指向学生的学习心理中最基本的意味与情趣,学习心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小学生的学习而言,最好的刺激手段就是激发学生对学习材料的兴趣。小学音乐教学理论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但这往往是浮于表面的,因为学生往往不是对音乐本身感兴趣,而是对音乐课上的轻松自由感兴趣。因此,音乐教师要努力把学生的兴趣转到音乐知识上来。更重要的是,意趣引领下的审美教育,可以让小学生接触到音乐的本质,能够通过自身的有效体验去感知音乐的美。笔者研究了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系列小学音乐教材,发现教材中精选了大量符合小学生认知特点、节奏明快、旋律优美的音乐作品。因此,音乐教材是对学生实施审美教育的主要载体。从意趣培养的角度来看,音乐教师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学生能够通过对音乐教材的使用,感知音乐的美。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很多情况下,学生一学期下来,音乐教材还是新的。这说明教材的使用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有的甚至没有使用)。笔者在五年级上册的教学中,从第一课《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教学开始,就试图让学生去体验教材中的美:看似杂乱的数字其实是音符;第一单元的“快乐嚓嚓嚓”必须让学生领略到“跳起欢乐舞,快乐嚓嚓嚓。校园春来早,春歌美如画”的意境。总之,要想实施审美教育,基于教材并寻找意趣是首要之举。 二、探究审美教育的好方法 审美教育的效果来自良好的教学方法。如果说寻找到意趣这一有效的激发点是首要之举,那么好的审美教育方法就是决定审美教育成败的关键。笔者在教学探究中发现:只有基于小学生的认知需要才能获得好的方法。这一认识与传统的认识有所不同,传统音乐教学强调音乐本身的优美,但这种优美如果不能为学生感觉,就无法让学生产生良好的审美体验。因此,笔者以为好的审美教育更应当基于学生的需要,看看他们真正喜欢音乐的哪些方面。所以说,好的方法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激发学生的原有认知与音乐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越紧密,说明采用的审美教育的方法越好。 三、激活小学生的审美情趣 学生在音乐学习中接收到了审美教育会有哪些表现?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学生的审美情趣激活。小学生毕竟是小学生,他们对包括音乐在内的事物的美并不容易直接感知,而这也是小学音乐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学生有了审美意识与初步的审美能力之后,激活学生的审美情趣成为重中之重。审美情趣表现为学生对美的敏感性,当美的音乐出现在学生面前时,他们要能立即有所反应。到了小学高年级,尤其要追求这种教学效果。笔者的教学经验表明,这是有可能实现的。特别是一些百年老歌,如《祝你生日快乐》《毕业歌》等,常常能够让学生在平静的背后展现出内心对曲调的认同与欣赏。笔者努力的另一个目标,是让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中,能够在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关于这一点的实现,仍然是基于上述审美教育方法的使用,激活学生感知曲调的审美情趣。当同事表扬笔者所教班级的学生总能在大型活动中高唱国歌时,笔者意识到努力是有效的。 作者:张玲玲 单位:江苏省启东市南苑小学 教学教育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教育论文 一、中学历史教学现状 (一)只注重知识教育,忽略情感教育 由于历史本身具备文科性科目的主要特征,很多教师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禁锢,导致对历史科目的教学注重的是知识教育,对一个历史人物、历史时代或者历史事件通常都是着重于分析和指导学生理解它们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他们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情感只是蜻蜓点水一般带过。情感是人的基本特征,而失去情感教育的教学,也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教学理念。 (二)教师专业水平不高 由于很多中学对历史的教学并不重视,所以历史教师很少是专业的人才,通常都是临时通过学校教师队伍一些其他科目的教师专业甚至兼职进行教学,以至于这些历史教师对于历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机械性地重复历史教材和课件中的固定内容,更不用说向学生表达教材中历史事件中的精神和情感了。 (三)课堂枯燥乏味,缺乏学习氛围 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但是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情感的注入,从而导致教学课堂过于枯燥,这也是导致很多学生在课堂出现走神甚至出现犯困、逃课等不良状况。这也是由于教学过程中,教师忽略了学习氛围的塑造,造成历史教学过于形式化的表现。 二、中学历史情感教学的实施途径 (一)情景教学,通过视听觉感悟情感 学生的学习过程通常都是通过视觉和听觉将抽象的情感和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文字和表情,而教师在开展中学历史情感教学时,要注意增加情景教学,由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情景教学的开展基本要以多媒体技术为基础,即通过多媒体的图片、资料进行扩展。例如,分析《清明上河图》的创造背景,教师可以通过资料向学生展示通过放大后的图示,从而让学生通过放大后图中的人物细微表情和动作进行感受作者创造作品时轻松的心情和忙碌的社会背景。 (二)加强教师队伍培训,增加历史方面的讲座 为了保证历史教学的质量,各大高校要完善现有教师队伍水平和能力的培训和考评工作,让历史教师通过教育的方式理解和学习情感教育的含义和方式,同时可以邀请当地历史专家来校开展历史讲座,讲述一些历史中未能在教材中出现的故事或者事件,从而通过情感传递,间接完成历史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教学传递工作。 (三)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赛,构建历史学习气氛 为了保证历史教学的趣味性以及深刻性,历史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适当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赛活动,这也是由于学生之间没存在身份、地位、阅历以及年龄的差异,所以进行思想交流会更加随意和流畅,而辩论赛是学生通过对自身观念的表达、论述以及对他人观点的推翻过程,开展辩论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学生思想个性化,也为历史课堂教学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四)开展课余参观活动,体会历史建筑中蕴含的精神 历史教师可以仔细了解和分析当地历史景点或者建筑的特点,组织进行进行课余的参观活动,让学生从文字理论中的“抽象”感悟转化为“寓情于景”的情境感悟,从而针对这些景点建筑不同的特征展现出来不同的精神,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南京大屠杀历史博物馆参观大屠杀留下的证据,学生通过对于这些真实存在的证据感受到严酷的历史事实,而这时教师可以通过讲述介绍一些为国牺牲烈士的故事,激发学生内心的愤怒和爱国主义情怀。历史是一个庄严而高大的镜子,而历史教师是这面镜子的塑造者,他们通过历史情感教学,教会学生可以深刻地感悟历史,思考历史和借鉴历史,不但让他们传承和发扬光辉灿烂的历史,也勿忘了屈辱和愤慨的国耻。 作者:田丰金 单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廿里堡学校 教学教育论文:幼儿音乐教学及英语教育论文 1幼儿音乐教育存在问题 1.1幼儿英语教材沉闷、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流行的幼儿英语教材主要包括儿歌、短对话;授课形式一般分为唱歌、跟读、提问等,形式单一。教材章节内容平均,缺乏渐进式的训练,每一种练习都不够,而音乐教学则可以激发幼儿原始的兴趣,通过重复、针对性的训练提高某项能力。 1.2针对英语的音乐教学教材缺乏 音乐教学在英语中的应用十分广泛,语言的学习的关键在于听、说以及模仿,所以音乐教学在英语授课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音乐训练可以提高幼儿对英语单词反应的敏锐度,使得幼儿逐渐习惯英语语言环境,进而提高英语脱口而出的能力。但是目前还没有系统地针对英语学习的音乐教材和资料以及案例。 1.3幼儿英语学习兴趣不浓 家长和幼儿园在对培养幼儿英语学习兴趣方面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多数家长对孩子在英语学习之后能否进行英语简单交流更加看重。这样就会导致忽视幼儿的全面发展,使孩子因为负担过重而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 1.4幼儿英语教师培训较少 幼儿园英语教师的学习机会较少,入职前的短期培训,虽然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力度较小,在职培训也较少。根据相关调查显示,但多数英语教师都具有很强的培训愿望。 1.5幼儿教师指导缺乏有效性 幼师在英语教学中运用音乐教学的方法单一,比如唱儿歌、背诵英文诗等。以单项灌输为主,实际上应该将英语教学融入音乐艺术情感方面的培养。通过动手、动脚、动脑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幼师对如何进行英语音乐教学认识不深刻,学习不足,从而导致英语音乐教学不伦不类,无法有效开展。 2幼儿英语音乐教学的应用改进 在充分了解幼儿心理、语言学能力和性格的基础上,将音乐教育理念应用在幼儿英语教学中。首先,应设立量化教育目标,正确选择教学材料,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来为幼儿学习英语创造良好的环境。音乐教学不是简单地教英文歌曲,而是通过手脚协调律动,乐器、表演、舞蹈等多种形式体会英语语言的使用语境,从而提高幼儿对英语语言的敏感度,这是一个复杂而又须要形成相应的体系。 2.1编写音乐英语教学材料 须出版新的音乐教学教材,进而才能普及音乐英语教学的新方式。这项工作需要大量专门从事音乐、心理、幼师等专业的人才进行合作。同时授课需要较多的工具、道具,投入也较高,所以目前音乐英语教学方式多在国际幼儿园出现,尚未普及。因此,相关教育部门须要加大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投入。 2.2确立正确的幼儿英语教育目标 利用音乐教学引发孩子的注意,激发孩子的兴趣;引导孩子沉浸在学习英语的意向、爱好和兴趣之中,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和表现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 2.3将游戏和舞蹈作为音乐教学的补充 采用合适的歌曲、舞蹈和游戏的形式进行幼儿英语语言的学习,激发孩子主动参与意识并积极地投入。语言是交流和表露的一种载体,因此语言与音乐是密不可分的。幼儿英语与音乐整合教育主要是结合音乐、语言在节奏方面的训练,如运用声音的大小和快慢,朗朗上口的英语童谣和儿歌,让孩子或朗诵或歌唱,并加上身体动作,稳定的拍律,准确的节奏得到训练。 2.4采用合适的教具和方法 利用乐器、房间的空间、计划表进行幼儿英语教学。以节奏为纽带,并可采用拍掌、跺脚、拍腿等人体打击形式,或采用适合儿童的小型打击乐器进行乐器伴奏,像双响筒、沙锤、三角铁、木鱼、串铃等,将话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各领域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综合的语言艺术教学手段。 2.5加强教师职业培训 要对英语教师进行职业培训,尤其是音乐教学培训,模仿幼儿英语语言训练的过程。增加英语专业知识的培训、与英语相关的科学知识、英语教学方法的培训、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培训。值得注意的是,音乐英语幼儿教学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幼儿教学与音乐教学还处于磨合期,须要不断尝试,需要专门的机构进行大量的实验进行对比,从而找到适合东方语系幼儿学习英语的方法。与此同时,对于幼儿英语教师的音乐素养和音乐表演、教育能力的培训也刻不容缓。随着80后、90后成为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的更多,如何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至关重要,所以对于音乐英语教学这一比较新颖的形式,社会也比较关注。 3结论 幼儿时期是人成长的启蒙时期,音乐教学可以使孩子能够无拘无束地去形成幻想和创新的能力。在幼儿期间对儿童的艺术审美的培养和引导,对其一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教学教育理念具有独创性和实用性价值,被广泛应用于幼儿的教育教学之中。音乐教学不能进追求音乐本身素养的提高,还可以让人感受那些被人们丧失或者遗失的本能与心灵最珍贵的东西,而幼儿心中对这些美好的东西感受最真切,更能深入启发他们的精神净土。幼儿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较强,因此,音乐体验式教学是十分有用的开发学生学习力的方式。在幼儿学习第二外语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比如说,语言天赋不足或者比较害羞。因此,音乐教育教学可以很好地帮助幼儿克服上述困难。音乐教育注重人对音乐的基本感受和体验,通过学生自身参与,自发地、自然地获得。利用游戏、律动、歌唱、舞蹈、表演、朗诵的形式,很自然地完成了幼儿英语的学习过程,使其潜移默化地成为学生的一种能力。在幼儿英语教学应强调对学生能力和对英语的语感的培养,而不是能够唱几首儿歌或者背多少课文。 作者:孙英荟 张海波 周莹 单位:佳木斯大学 教学教育论文:系统化教学医学教育论文 1现状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患者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医患关系由原来的医生主导、患者从属的地位逐渐转变,患者可以自主就医,因此,在一些医院,由于没有足够的病源,造成临床实习的学生无法找到充足的病例进行临床技能训练。由此可见,单靠传统的临床见习培养模式培养提高学生临床基本技能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故此,寻找一种新的临床技能实践教学模式已迫在眉睫。 2系统化技能实践教学模式的形成 本校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逐渐探索、总结出新兴的、系统化的临床技能实践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把多媒体电子标准化患者与临床体格检查视频相结合,采用多环节、多角度教学手段,具体步骤如下。(1)购进多媒体电子标准化患者为模型,通过参数调控模拟临床所有疾病体征,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场景,让学生通过对疾病的特定体征进行感性认识和实践,采用问、视、触、叩、听基本手法对临床需要掌握的体格检查基本知识进行实践和操作。让学生处于类似真实的病历之中,使临床教学的真实性和趣味性增加,调动了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其思维和创造力得以提高,增加了师生交流互动的机会。(2)让有临床经验及教学经验的教师亲自进行临床技能操作,并录制课件,为临床实践教学提供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及合理化的体格检查视频课件,以弥补临床实践教学不足。(3)将多媒体示范教学与视频课件有机结合,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能在多媒体电子标准化患者上进行反复练习,使其在进入临床之时已经具备规范的技能操作手法,使学生有更高的热情进入临床见习。(4)根据教学目的及要求,对学生进行标准的临床技能实践考核,不合格者需要补考。 3实验分组及统计学方法 3.1实验分组 实验分组的目的是检验系统化技能实践教学模式的效果,该实验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组:采集64名未培训前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然后根据析因设计原则将其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学生进行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乙组学生进行传统带教模式进行授课,半年后,比较分析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第二组:选取我校见习生112人,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A组(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和B组(采用传统带教模式授课),半年后,对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进行对比分析。 3.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一组实验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二组实验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3结果 3.3.1第一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 采用析因设计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成绩的影响不同,其中,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的甲组(教学前成绩:2921.9分、教学后成绩:3745分)优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乙组(教学前成绩:2999.3分、教学后成绩:3412.8分)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3.2第二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 本次实验规定,学生考核成绩如下,优秀:90~100分;良好:80~90分;及格:60~70分;不及格:60分以下。通过对甲乙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采用秩和检验可知,采用系统教学的A组的平均秩次为47.68(其中优秀14例、良好29例、及格11例)小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B组的平均秩次64.88(其中优秀8例、良好17例、及格27例)差异显著(P<0.01),因此,可以说明,系统化教学组的效果优于传统带教组。 4讨论 随着医学院校招生规模逐渐壮大,相关矛盾也相继出现并且激化。由于临床相关示教病例的不足,致使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部分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降低,使得其临床技能掌握不牢固。另外,伴随着临床配合教学实践的患者人数的相对缺乏及医学生人数的日渐增多,使得医学生参加临床技能实践的机会越来越少。为了应对教学资源的匮乏,更好的培养医学生的临床动手能力,采用系统化临床技能实践教学模式意义重大。经过析因设计结果可知,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成绩的影响不同,其中,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的甲组优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乙组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甲乙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采用秩和检验可知,采用系统教学的A组的平均秩次为47.68小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B组的平均秩次64.88差异显著(P<0.01),因此,可以说明,系统化教学组的效果优于传统带教组。上述结果说明,我校采用系统化临床技能实践教学模式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实现了理论教学与临床技能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实现学习效益最大化,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意义非凡。 作者:陈永衡 单位:410219长沙医学院 教学教育论文:高校学生哲学教学通识教育论文 一、纠正对通识教育与哲学的双重误解 哲学洞察世事、赋予知识以意义,对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是最具“通识”性的学问,正如邬昆如先生所说“,哲学委实是一门标准的‘通识’课程;通识‘定位宇宙’,通识‘安排人生。”对学生而言,哲学理应是一门最具理论魅力的通识课。因为,哲学是每个人的“终身大事”“:它决定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审美情趣和终极关怀,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但是,现在的哲学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在教师眼中“,哲学教学纯粹成了一门知识的教学。教学哲学就是传授知识,就是要求学生掌握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学生则认为,哲学就是由一系列的概念、术语、判断、推理等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所组成。这样的教学是对哲学精神的极大歪曲。综上,通识教育要求的全面发展不等于平均的全面发展,而是和谐的全面发展。通识教育的目的,第一层次是加强人文渗透、理想渗透、文理渗透;第二层次是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的整体观,开发学生智慧,培养学生洞察、选择、整合的能力;第三层次是超越功利,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作为最具通识意义的哲学教育除了课堂上结合原理融会贯通各科知识之外,最应该培育学生和谐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的两种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我国高校的哲学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能直接或间接地完成“建立人的主体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并与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环境建立互为主体性之关系”。这项通识课的教育目标,在高校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建设为通识课的优秀课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对象、为主体的思想。它以对人生整体性意义的的理解为前提,以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优秀,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终极目标,它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作为人文学科之源的哲学,理所当然地蕴含着、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哲学的应有之义,也是哲学教育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必须充分展现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识课,能够最为典型地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既不同于知识论的价值取向,又不同于工具论的价值取向。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培育学生的以下三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1.以人为主体的实践品质 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的对生活整体性意义的寻求,在人的活动中始终渗透着人的价值取向和主体性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质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闪光点,契合了通识教育的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要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异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由此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维度,注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关心的中心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运动变化,而是主体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问题。使传统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人的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探究人的生存实践活动。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得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当然也就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以往单一的“客观加宏观”的定向,阻碍了哲学贴近生活实践。以实践作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面向人的实践世界。正如卢卡奇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现阶段,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变革,这样就更需要能够真正贴近实际的实践品质。教师应该倡导学生积极介入现实,投入实践当中,从“现实的人”的实践视角用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深刻审视、分析、研判社会现实与社会重大问题和现象、生活实践的合理性或对支配和体现于生活实践中的理论思想、流行观念。 2.以为人民服务为优秀的集体主义 文明发展到现在,人类之所以能统治地球,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战果,而是从一开始人类就以集体为单位来抗衡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是加深了这一点。知识和信息在知识经济中的生产、传播特点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工作日益趋于网络化、集团化、开放化。这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每个人都必须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人们有协作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在高等学校全面探索加强大学生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具有特殊意义。集体不是一个抽象的虚假的概念,它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交互作用,认为实践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联系方式,每个人只是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网结,历史的大实践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人民就是最大的集体,个人只有在人民的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集体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服务是集体主义原则最高的表现和行为准则。为人民服务融合了历史之真、行动之善和精神之美,体现了人文静神的价值理想。教师在讲授时要有意识的重点培养学生这方面的人文素养,教导学生在任何时候都不脱离群众集体,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以后的各行各业中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实现个人的价值。时代在变,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会变,但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能变,使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突破个人的狭窄视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越来越盛行的学习型的团队建设中不单追求个人的表现,在互相合作的集体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善于团结群体的力量进行创新。 3.对人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沉思人类的命运,思考人的价值,寻求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关怀,建立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和以往社会制度的种种“异化”现象,主张摒弃传统社会那种“人的依赖性关系”和“物的依赖性关系,向往着创造出与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从而使人成为消除了“一切自发性”而成为全面发展的“完全个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个性、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人的品格和人的生活中注入“历史发展”与“人的解放”这双重涵义。它充满着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人学。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配合,也有赖于教育方式的积极配合。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和超越,是高等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回归。从整体上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促进人的和谐的全面发展,是现代通识教育的崇高使命。在教化人的方面,通识教育是一种唤醒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教育。只有发自心灵深处的觉醒,一个人才能自觉地成为自己的主人,并负起最后的责任。我们的哲学通识教育应该“回到马克思”,切实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真正做到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开发人的各种潜能,使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教学中科学精神的培养 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文化渊源是理性思维的不断发展和重视经验与自然的哲学传统,它以对象性的物作为指向和尺度,如实反映人之外的客观世界。有学者把科学精神概括为求真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宽容精神四个方面。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对这几种精神的培养。 1.探究求真精神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怀着对世界的好奇展开孜孜不倦的探究世界的活动。古希腊哲学家亚理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名言道出了科学精神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探究求真。这种精神是各种学科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明前进的助推器,是大学精神的优秀。“爱智慧”是“哲学”的原意,其中蕴藏着哲学的本质精神。“爱智慧”首先源于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而不死守,对人类能动性的自信而不自大。把“爱”作动词解,哲学是“追求智慧”、“探索真理”的学问。哲学的真谛不在于对“终极真理”的占有,而在于一种无止境的向更高真理靠近的进取精神。哲学的精神不是占有,而是追求,不是到达,而是“在途中”。其次,作为“追求智慧”、“探索真理”的哲学,是诚实而开放地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在一切事实中求“是”——实事求是,在务实中求真;不为功名,不迷教条,不拜权威,不设禁区,不随波逐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量变到质变;经历一个“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的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教学与学习的本质是探究求真。没有探究求真的教学与学习只能是训练。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合作探究学科与生活,合作建构思想与意义,合作创造知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要保持良好的师生互动,教师要保护学生的提问热情,创设提出问题的机会,鼓励学生提问,要从知识的难点、重点出发,精心设问,要让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消化知识要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务实精神。 2.理性批判精神 理性批判不崇拜任何事物,不把事物神圣化,把事物当作不断生成和必然灭亡的事物去理解,从事物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批判和理性质疑紧密相连。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对他的学生说:“不怀疑就不能见真理。”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里的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是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事实的仔细分析和对理论的深入研究中形成的。马克思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怀疑,而且在怀疑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精神不仅表现为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态度,表现为对各种理论的批判态度,同时也表现为对自身理论的批判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从来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真理,包括自己的理论在内。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必定会随着自己存在条件的消失而灭亡。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神圣化、永恒化的态度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动力,科学精神因理性质疑和批判而无坚不摧。理性的批判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效用就在于唤醒有独立思想、独立意志的自我,使人的发展从自发状态转入自觉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应当培养学生保持独立思考,对现实和已有知识采取辩证的态度,在敢于怀疑、理性反思中打开知识的大门,获取更多的真知灼见。 3.发展创新精神 人类是一个永恒发展的历史进程,每一代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人类认识,永不止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想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就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世界,不断创新。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通识教育要培养的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有发展理念的创新型的人才。这种教育的实施对于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创新是站在未来的视角主动谋求发展,需要超前的意识和大胆的想象。世界是客观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每个具体的事物只是联系之网上的一个节点,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为想象展开翅膀,冲破时空的限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实现知识的多面对接和连锁增值。创新需要打破常规,进行逆向思维,从问题的相反方面深入地进行探索。辩证法告诉我们,世上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但事实上人们总是习惯地认识事物的此一面,而忽视其彼一面,导致思维僵化阻碍创新。因此,用逆向思维破除“从来如此”的思维定势,思想解放以后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些恰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过程中得到锻炼。教师要有意识地注重学生发展理念和超前意识的培养,增强学生创新的自觉性,使学生以创新思维武装头脑,主动克服逻辑思维的惰性,锻炼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逆向思维等多元的辩证思维,从而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打下扎实的基础。 4.客观宽容精神 黑格尔说过“有矛盾的事物才是真实的”。矛盾的客观普遍性说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需要宽容的精神。多元的社会文化使得培养宽容精神对于人才的健全人格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宽容精神,似乎与理性批判精神相悖。其实不然,批判精神和宽容精神正是辩证法对待事物态度的不可分割的两面。辩证法在对事物否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如果批判精神强调的是否定的理解,那么,作为批判精神的前提的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就可以看作是宽容精神。对现实事物的客观宽容精神就是要承认事物相对于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每一事物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来说,都有它们存在的客观原因,它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必然存在的东西,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一环。在批判中保持宽容是尊重历史、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从这个层面上讲,宽容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宽容精神的另一面是保护新事物。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有很多缺陷,优越性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而且新事物会冲击我们原有的生活习惯、安全感甚至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出现的事物采取一种宽容精神,实际上是起到对新事物的保护作用,为新事物的成长减少阻力,提供成长空间,使新事物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推动历史和文明的进程。我们国家现在所采取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也必然会产生出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但不能因为这些缺点和消极现象而反对市场经济的体制。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分析告诉学生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问题存在的客观原因,更要看到正在努力改进向好的方向,使学生对于处于社会进步中的社会制度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不要求全责备。另外,教师要鼓励学生对建设和谐社会时出现的新生事物要多采取宽容的精神,这样才能抓住新事物的机遇。 作者:李晓霞 单位: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教学教育论文:体育教学环境下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注重养成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心理健康形成的基础 思想政治素质是人最重要的素质,在实施素质教育中,加强思想政治方向教育,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灵魂和优秀,也是学生健康心理养成的重要条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养成教育是一个重要内容。在体育教学中,我就注重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首先,利用学生自制课堂纪律进行约束,形成良好的学习、练习习惯。其次,我还注重榜样模范的力量效应,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对凡有乐于助人的学生予以鼓励、表扬,同时还注重培养小组长,由小组长带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和锻炼。这样,学生既能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同时也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二、鼓励学生自主活动,加强意志的自我锻炼 教师要看到学生自我锻炼意志的愿望,并鼓励他们自主活动。如对自觉性较高的高年级学生,可引导他们自己制定有一定难度的目标,并指导他们正确分析主客观情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法。学生在明确行动目的,了解困难过程以后意志锻炼收获更大。我在每周每班中将一节体育课定为小组自主活动课。要求学生自己组队,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素质练习或游戏进行活动。学生积极性较高,他们愉快地玩起了跳绳、打羽毛球等日常游戏,也自觉组织篮球赛,往返跑等体育活动,运动场上往往笑声不断。同时,学生都能自觉遵守本小组规定,不用教师加以管制。整节课,学生都体现了积极、自觉的良好心理品质。同时,这种效应还延伸至课外及自习课,在课外活动及自习课话动中,学生也能自觉、积极地参与。 三、帮助学生正确的认知,体验成功感,树立自信心 教师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使学生在体育学习时将心理倾向于活动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以便使学生充分发挥其能力和体验到成功感,从而为他们树立自信心奠定基础。有自卑思想的学生,大多是性格懦弱、思想抑郁的学生,几乎没有尝试过成功的喜悦,很少受到教师的表扬。体育教学中,体育技能较弱的学生常常表现为不敢尝试,不敢参与某项活动或练习。教学中,我经常关注特殊学生的表现,适时地鼓励他们参与体育运动,敢于尝试。教师要相信学生,鼓励他们在体育学习中积极练习,并适度地运用表扬和鼓励的手段。如在一次排球课上,一个自身协调性不太好的学生垫球姿势不太标准,害怕受到同学的嘲笑,不敢做动作,经过教师的鼓励,他大胆尝试,最后可以大方的在同学面前做动作。 四、培养学生相互关心的良好心理品质 现在的学生往往在家中较受宠爱,因此常表现出霸道、自私、缺乏爱心等。为了培养学生爱心,让学生相互关心,每新接一个班,我就规定一条体育课堂纪律:积极汇报,大胆说话,发现课堂中有学生不适应立即向教师汇报。学生积极配合我的工作,在课堂中发现有人不舒服,就会马上来报告,我就及时处理,同时还安排相应同学去照顾。既避免了课堂意外的发生,又充分调动学生相互关注、相互关心。时间长了,学生对体育课中常见运动反应症状有了一定了解,对一些常见症如:中暑、肌肉痉挛等能边报告边处理。学生间相互关注、关心了,学生关系融洽了,班级更团结了。 五、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失败与挫折 挫折是现实生活中的正确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女,较少经历挫折。在体育教学中,应当有意地为学生创设一些“困境”,逐步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在体育训练中,某一项目完成得不好,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完成项目的全过程进行思考,找出不足,思考怎么克服,并积极再次尝试,直到成功。另外,还要让学生体会到“我累了”“我不干了”等这些话很容易使人自暴自弃,如果有了这类想法,应尽快打消。 六、教师以正确的教态、积极的心理影响学生 心理健康是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条件,教师自身心理健康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起十分重要作用。学生的一些消极心理或心理障碍常常和某些教师不健康心理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在体育教学中,教师乐观的心境,积极振奋的精神状态影响着整个课堂氛围和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教师在学生面前要保持稳定情绪,同时要有宽容心理,能够容忍学生的无知,宽容学生的过错,积极帮助学生,使学生在愉快和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体育教学中如何促进学生心理健康,这是一个长久、深远的课题。如何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做得更好,是每个教师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一些课题,有待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的努力探索,勇于实践,才能达到我们的教育目标。 作者:李金财 单位: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山子初级中学 教学教育论文:初中语文教学情感教育论文 一、情感教育的内涵意义 情感教育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教育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以学生的情感需要为出发点,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形成健康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情感教育是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素质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情感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的情感品质,健全学生的人格,使教育向着人性化方向发展。情感教育是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情感教育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同时,情感教育也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 二、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一)情感教育观念没有真正确立 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当前的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以知识掌握为主,以升学为主要目标。这必然在教学过程中忽视情感教育,不能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情感教育观念。 (二)情感教育的形式大于内容 随着教育的深入发展,情感教育虽已被逐渐重视,但是由于尚处于探索实施阶段,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就导致了当前的情感教育内容空洞,成为了一种教育的形式,脱离了情感教育的轨道,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情感教育的目标不明确 当前,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仍是知识传授和知识,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为应试而教。这必然导致在教学过程中教育目标与情感教育的脱节。缺乏明确的目标,情感教育充其量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四)情感教育的方法不科学 情感教育是心灵的教育,但当前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没有真正渗透情感教育,仍以知识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使语文课堂教学缺乏生机,也脱离了人心,无法给学生提供真实的情感体验,情感教育也就无法真正贯彻。 三、情感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确立情感教育的观念 改变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让语文教学焕发生机与活力,已成为初中语文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初中语文教材都是精选的优秀作品,字里行间都蕴含着情感的因素,这也为我们的情感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师可以积极创设合理情境,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积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人格。 (二)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融入自己的情感,处处体现出对学生的关心,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用情感去征服学生,积极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努力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使情感教育贯穿语文教学的始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三)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提高学习积极性 情感教育能为学习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让学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语文本身就是一门充满情感的学科,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以亲切、热情、平等的态度,积极营造出轻松、民主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大胆表现自己,积极发挥主体作用,让语文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知识和情感碰撞的舞台。 (四)创设合理的情境,增强学生情感体验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独特的背景,体现一定的思想情感。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深入挖掘教材,积极创设合理情境,并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体验作者的情感,增强对作品的理解,激发学习的积极性。此外,通过具体的情境,学生也能感受到作品中优秀人物的高尚情操,这也有利于学生高尚情感的培养。 (五)采用合理的方法,优化课堂情感效果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情感教育,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采用合理的方法,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由于初中生活泼好动,有较强的模仿力,因此,教师可以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小品、情景剧等形式来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四、结语 总之,情感教育是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手段。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初中语文教学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知识传授和情感教育有机结合,使语文教学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为语文教学开创出一条更加宽广的发展道路。 作者:刘倩 单位:河北省定州市赵村初级中学 教学教育论文:高师钢琴教学与音乐教育论文 一、应用钢琴教学法简介 应用钢琴教学法能够帮助学者在较短时间内弹奏自己喜爱歌曲,解决钢琴弹唱与即兴伴奏、即兴弹奏与作曲、右手弹奏流畅性与歌唱性问题,掌握移调的规律与弹奏以及声乐作品弹奏的方法。 二、在高师音乐教育教学中普及应用钢琴教学法的重要性 应用钢琴从本土文化入手,以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为主要元素,演奏技巧较小,以大众化为主,普及型较强,有利于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应用钢琴应用能力强,大多数学生离开钢琴谱依然会弹钢琴,会为歌曲编配伴奏,会即兴弹奏,会简谱弹奏,会移调,会即兴作曲,注重即兴技能训练,可变性强,能培养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即兴创作人才,左手采取模式化教学方法,容易速成期教学内容包括动机发展、为左手和弦连接编配右手旋律、为但旋律进行编配训练、变奏训练、即兴训练与移调训练等。从上课形式来看,应用钢琴授课形式多样,1对1钢琴小课,2-4人小组课,10-20人数码钢琴集体课等形式授课。从个教学内容看来,应用钢琴以练习曲、歌曲、即兴弹唱、动机发展、键盘和声为主。从教学的侧重点来看,应用钢琴注重综合素质训练,在强调演奏技能的同时,更突出音乐性,教学方式灵活,有利于培养音乐想象力与创造性。从理论联系实践的情况看来,应用钢琴从幼儿学钢琴期,所有教程都有和弦标记与音型提示,学习者能够从中学到和弦与旋律的对应关系,容易培养和声感觉,理论与实践联系密切。从学科发展的情况看,应用钢琴强调多学科的横向联系,淡化技能训练,注重综合素质,对即兴伴奏课程学习祈祷明显和有力的支撑作用。 三、在高师音乐教育教学中普及应用钢琴教学法的必要性 钢琴教育是高师音乐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大师范院校将钢琴列为音乐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基础教育改革已在各个校园中全面展开,事实证明,基础教育需要高水平的师资,这就意味着对高师毕业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目标是为基础教育服务,目前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已经显现出与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资需求不相符的状况。 1.钢琴即兴伴奏能力欠缺 钢琴即兴伴奏能力在当今中小学音乐课堂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在我国音乐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钢琴即兴伴奏要求演奏者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需要有很强的应变反应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即兴伴奏能力极为欠缺,不能完整的弹奏出中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歌曲,主要表现在:拿到歌曲后无从下手;对键盘中的各调不熟悉;不知道如何编配和弦织体;伴奏形式单一;弹奏伴奏时固定调与首调认识冲突,不能灵活运用;更不用说将歌曲弹奏的好听,具有音乐性,伴奏的编配符合歌曲的风格与特点。应用钢琴培养学综合运用钢琴的能力,将简谱与五线谱相结合,首调与固定调相结合,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相结合,键盘和声与移调相结合,钢琴弹奏与钢琴弹唱、即兴伴奏相结合,钢琴弹奏与作曲理论相结合、作曲理论与旋律发展、即兴创作、复调、和声、曲式结构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帮助学解决学钢琴演奏技巧不会用钢琴,学理论知识不会弹伴奏等问题。例如,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将钢琴配奏课程分为钢琴即兴伴奏与钢琴即兴弹奏两个部分,课程注重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整合了钢琴基础、视唱、乐理、和声、作曲、即兴编配等内容,从I-IV-V7和弦各种旋律位置的连接开始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向学生介绍各种在伴奏中遇到的伴奏音型,并通过大量的实践让学生掌握中外民歌、童谣和流行歌曲等不同风格的歌曲伴奏形式,让学生掌握钢琴即兴伴奏与钢琴即兴弹奏方法,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以综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为宗旨。课程教学内容有:钢琴基础训练、钢琴弹奏训练、钢琴弹唱训练、钢琴移调训练、钢琴作曲训练。五部分教学内容互相支撑,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学期教学侧重点是钢琴即兴伴奏,第二学期教学侧重点是钢琴即兴弹奏。具体实施时,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特点进行五合一、四合一、三合一、二合一整合。使用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通过探索、模仿、即兴、创作等速成教学,启发学生的音乐想象力,拓宽思维空间,彰显动手能力。教学有大课讲授及课堂抽查学生作业等环节,并对共同出现的问题加以点评。具体教学手段有:你弹我唱练习、集体单声部弹唱练习、集体二声部弹唱练习、两人一组简谱移调与伴奏练习、集体伴奏声部与个人即兴弹奏声部练习、个人即兴作曲展示等。 2.理论与实践明显脱节 绝大多数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在交完钢琴作业以后便很快将弹奏的作品忘记,学了几年甚至十多二十年的钢琴,却不能弹奏一首完整的作品。大多都会以长时间不练琴、或记不住谱子等借口为由,不敢弹钢琴,不会用钢琴。花了一两个月弹奏出一首作品,几天不练就忘记的例子比比皆是。曾经在一次小学音乐教师招聘考试中,考官拿出本校校歌(简谱,G调)让考试者即兴自弹自唱,可能将其完整流畅弹唱出来的同学寥寥无几,要么能弹不能唱,要么能唱不能弹,要么和弦编配混乱,要么织体选择单一,要么对调不熟悉。这些情况都是当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难道不能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吗?在日常的学习中,将音乐理论课程与键盘脱离,学生只会在纸上做四部和声,只会在纸上创作歌曲,只会在纸上编配和弦,只会在纸上听写和弦与音程,只会拿着课本进行视唱,学完理论知识后往钢琴面前一坐,脑子里便一片空白;或者学生将钢琴谱中的每个音、每个符号都一一弹奏下来,而并不清楚这首钢琴作品的和声走向是什么?采用的哪些和弦?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织体弹奏?不同的织体选择会有什么样的音响效果,表达怎样的情感?这些问题很少有学生去思考过。这样脱离键盘学习理论,脱离理论的学习钢琴演奏,怎么能真正做到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甚至灵活运用?应用钢琴将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钢琴演奏、作品分析等课程有机结合,灵活运用,一切知识点从键盘入手,做到先感性再理性,先感受到作品的音乐性,再从感性热认识中提炼出音乐知识点。其视唱练耳课,打破了传统的老师弹学生唱、老师弹学生写的模式,而是让学生自弹自唱,当学生每演唱到哪个调的练习曲,就能够熟练的掌握该调的和弦以及和弦连接的方式,并以大量的歌曲作为例子,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在快乐和兴趣中获得理论知识与实践。 四、结语 总之,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需要的是站得住讲台、上得了舞台的综合性人才,而并非钢琴演奏家。对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讲,学会应用钢琴,将钢琴作为教学工具在课堂中灵活运用更有意义,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高师音乐教育教学中普及应用钢琴教学法是非要重要,而且很有必要的事情。 作者:唐维霜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 教学教育论文:高职化学教学中绿色化学教育论文 一、绿色化学教育与高职院校化学教学 (一)高职院校进行绿色化学教育的必要性 高职院校是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阵地。化学工业绿色化是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如果企业员工大多数都接受过绿色化学教育,那么便能够通过回收废物、节能预防和控制污染扩散等方法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现代企业尤为注重员工的绿色化学意识。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是化学工业将来的重要力量,需要充分理解并广泛推广绿色化学这一新生事物,同时在以后的岗位上通过自己形成的绿色化学理念和专业技术,引导化学工业生产树立绿色化学意识。另外,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市场需求,不仅拓展了学生的就业面,而且也拓宽了学校的办学领域,从而有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高职院校化学教学过程中,开展绿色化学教育,让化学充满“绿色”尤为必要。 (二)高职院校绿色化学教育的现状 现如今,高职院校的化学教育依然是传统的教学内容,绿色化学完全没有涉及。很多高职院校还未充分认识到进行绿色化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大多数教师对绿色化学知识毫不知情。在传统化学向绿色化学发展的今天,对于化学学科这一重大变革,化学教师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和绿色化学教育观,把绿色化学渗透到整个化学教学过程中,从而培养一批有一批的绿色化学工作者。 二、在高职院校化学教学中渗透绿色化学教育的途径 (一)把绿色化学教育渗透到理论教学中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渗透绿色化学教育便是在化学基本知识的时候,将与之有关的绿色化学知识一并讲解给学生。例如在组织学生观看合成氨、硫酸的工业制造方法等工业实际生产视频时,引导学生在学习生产流程、化学反应知识的同时,重点观察工业“三废”是如何产生的和正确的处理措施,同时告诉学生,因为人们环境意识淡薄“,三废”治理工作需要投入大笔费用,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得企业不堪重负。所以,应该将资料污染的资金用在研发绿色新产品、新工艺上,从源头上切断污染,对企业、对社会大众而言都是一种“双赢”策略。 (二)把绿色化学教育渗透到化学实验教学 1.教师进行正确的示范,确保绿色化学的实施基础 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化学演示是教师讲解知识的主要方法,也是教师环境教学的有效方式。在演示实验过程中,教师的操作必须规范,把绿色化学教育渗透到演示实验的各个环节、步骤中。 2.创新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 高职化学教材中的一些实验危险性较高,这便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与修改。另外,还需要降低实验对玻璃仪器的依赖性,有些能够明确辨别出颜色的定性实验尽量在点滴板上开展,比如Fe的显色试验等。这种定性实验也能够在滤纸上进行,比如检验醛基的存在、电解饱和食盐水等等。同时,还能够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软件等来开展仿真实验,然而必须以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相关知识为基础。 3.把绿色化学理念贯穿于整个实验过程 高职学生在初中时期已经掌握了一些实验知识与技能,了解了一些规范操作知识,在这样的前提下教师在实验过程中渗透绿色化学理念,引导学生在开展实验前制定好预备实验方案,使得学生重点思考在实验过程别过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污染问题。其中需要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绿色化学精神更加重要。 (三)把绿色化学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进行设计和实验,从而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切身感受到精神上的成就感。教师还可以采取化学课外兴趣小组的方式进行绿色化学教育。例如,组织学生到造纸厂、农药厂、制革厂和化肥厂等工厂去参观,对工厂在处理“三废”方面所实施的有效措施和采用怎样的设施来转化“三废”等工作进行观察与思考,要求学生找出这些措施与设备存在的问题,并开动脑筋解决废液转化利用和处理意见,怎样变废为宝。另外,高职化学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出周边环境污染的原因,并结合绿色化学知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对策,这样不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了绿色教育,而且提高和增强了学生社会实践水平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绿色化学教育虽然迅速发展,然而还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高职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探究绿色化学教育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将绿色化学教育真正渗透到化学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养成绿色理念、树立绿色化学观、促使学生养成正确的科学素养,以同自然和谐相处、回归自然为根本任务,使得学生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绿色公民。高职化学教师希望通过绿色化学教育所播下的绿色文明种子生根、发芽、成长,为我们生存的环境披上绿装。 作者:马淑娟 单位: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教育论文:思想品德教学中诚信教育论文 一、文化渲染,树立诚信意识 为了让学生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教师可以用文化渲染的方式教育学生。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遵守诚信,古人将遵守诚信的人说的话叫做“一诺千金”,即这个人说出来的话特别有分量。教师可以让学生理解到大商人胡雪岩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红顶商人,与他拥有诚信这个习惯密不可分。因为他遵守诚信,所以他人特别信任胡雪岩。教师可以让学生理解到发达的国家有诚信记录,即某个人如果做了不诚信的事,这件事就会被记录下来,只要一个人有不良的记录,那么他就业、找房子、贷款等都会遇到困难,因为人们不接受不诚信的人。教师要让学生理解到,目前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转型的社会,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制度不够成熟,这才给投机取巧的人一些机会。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我国的制度将与先进国家接轨。那时,只有遵守诚信的人才能在社会上活跃,而没有遵守诚信习惯的人在社会上将寸步难行。教师只有让学生理解到诚信文化的重要性,才能让学生树立诚信的意识。 二、换位思考,体会诚信意义 很多思想品德教师在开展诚信教育时,习惯于用说理的方式让学生了解诚信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效果却不理想。比如有一名思想品德教师为了让学生重视诚信,他就给学生讲《狼来了》的故事,教师希望学生听完以后能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可是学生却说“这孩子真傻,要骗人怎么能用这么笨的方法呢?一个方法用三次也太瞧不起人的智商了吧,若要人们相信他,那就应该把戏扮得更真一点啊”。学生的反应让教师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把后面的教学开展下去。教师要理解到学生不在乎诚信问题,是因为学生自己没有切身体验到诚信缺失带来的危害。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就要让学生换位思考,让学生自己感受到不被人信任的滋味。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玩一个“面杀”的游戏。即教师将学生八人为一个学习小组。八人中,七人为平民,一人为杀手,每一轮学生都要向教师交一次票。平民要在纸上写要投票给谁,杀手则要在票指指名杀死谁。被杀手杀死的人出局不得再参与游戏,得最高票者不管是谁也要出局。如果此时只剩下一个平民和一个杀手,则判杀手胜,游戏结束。反之如果杀手得高票被杀死,则游戏结束。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信任,因为每个人都在说谎,自己每一轮都惶恐不安,不知下一轮死的会不会是自己。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当每个人都不讲诚信,都在说谎的时候,整个社会会变成怎样?教师要让学生理解到如果要想自己被人信任,且能信任别人,就要从自己做起开始讲诚信。初中思想政治教师引导学生换位思考,学生才能够了解到遵守诚信的意义。 三、以身作则,践行诚信行为 有些思想品德教师发现每到快下课的时候学生的注意力都不太集中,教师为了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说:“大家再坚持两分钟,就要下课了。”可是当学生相信了教师,努力地坚持了两分钟后,发现教师还是没完没了地拖堂。部分教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有负面的后果,他们只认为自己拖堂是为学生好,却不知道在学生心中,教师的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学生开始不相信教师。于是教师给他们开展诚信教育时,他们就嗤之以鼻。教师要意识到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偏要学生做到,学生就根本不会去做。教师要对学生开展诚信教育,就要平时在教学中注意遵守诚信,如果向学生许下了诺言就一定要办到。教师只有在教学中以身作则,才会赢得学生的信赖,学生才会以教师为榜样遵守诚信。 作者:李朝宝 单位: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蔡实验学校 教学教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探知学生心理特征,制定课堂心理渗透计划 1.根据班级学生心理特征分类 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育阶段,其心理特征呈现多变性、敏感性,心理波动频繁,容易产生不良情绪。有些学生会表现出很强的自卑感,缺少安全感;有的学生会有急躁情绪,很不沉稳,急功近利思想比较严重;有的学生会有很强的依赖心理,缺少主动探索精神,没有独立思维能力;还有一些学生表现得非常懒惰,没有时间观念,对待学习任务常常有投机取巧心理。 2.制定不同层次心理渗透计划 班级学生心理有共性特征,教师根据学生心理特征成功进行梳理分类,为后面教学制定不同群体心理渗透计划创造条件。教师在教学预设时,要结合教材文本学习内容,结合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在教学的具体环节上进行融合实践。对于自卑型学生,教师要多提供更多成功体验的机会,可以为其量身定做一些简单的学习任务,以此提升其自信心;对于比较急躁的学生,教师可以安排一些思考性更强的学习内容,帮助学生进行心理调整;对于有依赖思想的学生,要设计更多独立性明显的学习任务,监督学生自己完成;对于比较懒惰的学生,教师要设计更多动手、动脑、动嘴的学习内容,提升检查督促的频率,帮助学生克服懒惰思想。教师可以利用模拟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课堂教学有了更多生气,学生在愉悦中学习,课堂自然呈现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二、营造良好课堂环境,合理运用小组合作学习 1.精心设计教学活动 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动机,乃是对所学教材本身的兴趣。”可见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学习兴趣,需要教师开动脑筋,寻找更多兴趣激发点。历史课堂教学中,教材内容是重要教学载体,教师要注意挖掘文本中学生关注点,明确了学生心理诉求,对下一步教学设计和实施都有积极影响。教师还要注意教学方式的选择,课堂教学活动方式众多,教师要对这些方式进行认真比对,或者是给学生一定参与意见,充分发扬教学民主,这对提升课堂教学活动质量有重要促进作用。 2.减轻学生心理负担 师生关系和谐,教学活动自然会在良性环境中进行,学生心理压力就会减小。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学生实际心理需求制定教学策略。新课改要求教师要尽快实现身份转型,要和学生建立全新师生关系,教师要成为课堂教学的服务者和引导者。学生一旦与教师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心理就会自然放松下来,教师施教阻力大大减少,教与学自然呈现和谐局面。教师要合理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与其他人形成互动。教师要对合作学习形式进行优化整合,建立整体观念,激发团队意识,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合作学习是课堂教学最常见学习方法,在一些课时中,教师不是按照惯例让学生讨论,而是分角色饰演。这样的改变,促使学生转变了角色,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心理自然也发生了变化,责任心提升了,学习效果自然大好。 三、关注每个学生心理,创设学生成功体验机会 1.培养学生健康思维 学生存在个体差异,这是教师施教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由于学生的学习基础、文化环境、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教师要正视学生差异,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发展。要根据学生具体心理特征,制定针对性更高教学预设,激活学生学习动机,促使学生产生健康心理,用乐观愉悦的心理迎接历史课堂学习。历史课堂教学中会涉及到众多历史事件,教师要结合学生心理思维特点,建立正确的历史观,这对培养学生良好思维习惯有一定帮助。 2.激发学生正面能量 学生都有向好的心理诉求,这也是教师需要珍视的教学契机,要为学生创造更多成功体验的机会,帮助学生建立信心。历史教材中的很多历史人物,都是非常好的教育典型,他们身上具备的良好素质,都能够给学生以正面的影响。教师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引导,让学生思维尽快融入到课堂学习之中。学生从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功体验,能够极大改善内心环境,信心大增,斗志更强。在学习《百家争鸣》相关内容时,教师设计了一道探索题目:自选一个流派,说说其代表人物是谁,其主要政治主张有哪些。而且还要给班主任做一个推介,让班主任老师用这个流派的政治思想治理班级,要注意逻辑性条理性。学生拿到这个题目,都显得有些兴奋和紧张,兴奋的是题目有很大自由性,选择空间较大,紧张的是不知如何整合学说思想给班主任以有效推介。实际操作中,学生都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教师给予积极鼓励,课堂学习气氛相当和谐。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这是一种教学理念,也是现代教学的普遍要求。学生心理问题比较普遍,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科学心理疏导,能够促进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还能够提升课堂教学气氛。学生学习热情被点燃,学习自然呈现良性状态“,要我学”也会向“我要学”“我会学”方向转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自然也会成倍提升。 作者:孙丹 单位:江苏省常州市花园中学 教学教育论文: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下通识教育论文 1大学英语教学实践基础上通识教育课中的三个转变 1.1由传统灌输到互动教学的转变 在我们高校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心智、有较强独立思维能力的大学生,因此,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应该是一种独立的主动的认知行为。书本只是知识的载体,要将知识灵活地转化为学生的智力和能力,一方面要依赖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积极思考和实践,另一方面还要依靠我们教师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从传统的灌输知识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互动教学模式的转变,从而使得学生对学习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干劲,上课积极参与,下课积极钻研,使良好的学风蔚然形成,因为通识课程的学习不仅仅是知识存量的增加,而且也是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的提升,要培养学生具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高效率获取和探索知识的方法和能力。然而,要让学生具有不断自我学习和自我探索新知识的能力还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以大学英语教学为例,我们的受众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正处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好奇心强,是可塑性较强的一个阶段,因此实现教学互动,充分了解学生的所思所需,注重教学意见反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保证课程内容的质量,以促学的形式来带动教师教学水平的跟进就显得尤为关键。对此,我采取的方法是在课程的流程设计完成后,先向学生宣布接下来的流程安排,明晰这一教学安排要达到的教学目的,然后将教学计划涵盖的内容以任务的方式布置给各个小组,再由组长搜集反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意见,觉得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必要的保留,不必要的及时去除,同时采纳学生提出的创意点,筛选出具有可行性的来操作。在讲授的过程中结合小组的任务实施来看具体效果,课后由课代表和随机抽查的同学跟我当面沟通教学感受,不太理想的地方再做及时调整,以此来实现有理有序、良性沟通的有效互动。实践证明,这样一来,教学氛围活跃而愉快,同学们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想法在教学流程中的投射,教师本身通过了解并实施同学们的所思所想也优化了通识教育课堂的教学质量,教学成效事半功倍。 1.2由加强基础知识到加强基础技能的转变 大学学习阶段是衔接社会实践的准备期,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应该辅助学生在通识教育课堂上通过扎实的课程学习和自我训练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让他们终身受用,使他们在走出校门后具有竞争力,真正做到授之以“渔”而非仅限于授之以“鱼”。我们要求他们的所学不仅仅能适合现有市场、适合岗位的需要,而且还希望他们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学习和自我探索新知识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始终站在进步的前沿,即使10年、20年后,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他们仍然还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任何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必须知道它“有用”,和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他们才愿意接受,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将其学进去,学得好。这就要求我们老师琢磨如何把基本知识转化为基本技能,让学生直视知识点的用处,让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来学习知识,增长技能,这样才能更高效地实现教与学的相互拉动。譬如,在我们大学英语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很多同学对这门课缺乏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就在于他们认为学学英语的目的就是过四六级、拿证书,以求顺利毕业找工作。对此,我询问了所教的班级,80%的同学都存在着这一想法,甚至想方设法让自己尽快成为考试型的能手,这让我感到既诧异又无奈,这无疑使学生对待大学英语这门课产生了很功利的心理,从而滋生出被动学习英语的氛围。针对这一现象,我对同学们讲到,“在这个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用人单位恐怕不光看的是你是否拥有证书这个事实,更看重的是对你能力的衡定和考量,也就是你是否能够很好地掌握运用这门技能。”我给他们举了很多教过的毕业生以及学习外语同窗的事例,事实证明,走在业界前沿的还是那些技能掌握娴熟的人才。就像我们的大学英语注重的是听、说、读、写、译综合能力的训练培养,这些光靠看书做题是不行的,还要学以致用。在此,我对学生采取了任务教学法,比如,在听说环节,以《大学英语体验英语听说教程2》11单元关于“旅行”的话题为例,在让学生听取了旅行外出“机场行李”这一部分后,马上让他们用baggageclaim(行李领取)、carry-on(随身行李)等词汇编成情景会话进行场景模拟,即时运用所学词汇,实现听与说的有效结合,让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的紧密挂钩。同样,结合通识教育的特性,我们通识教育的课堂也可以将生活常识或实践融入课堂,既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又鼓励了学生借助多媒体完成任务的能力,反馈在课堂上作为任务观摩,令学生们贴近实际生活,感到既亲切又兴奋,也能令我们找到教学中引导学生的兴趣点。 1.3由被动接受考核到主动要求考核的转变 近期讨论的未来高考改革方案,以英语为例,将试行从一考制向双考制的改革趋势让我联想到在高校教育中由单一考核模式到多样的全程式考核的合理性,这也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开展考核方式由被动转为主动提供了大胆的理论构想。我由此联想到了这样一来,考生可以自主选取接受考试的时间,让学生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掌握接受考试的主动权。同样,这种模式可以借鉴到我们通识教育课堂对大学学生的平时成绩考核中来,在完成常规课程作业及任务的同时,学生可以向老师主动申请完成额外的项目或测试,以此赢得平时成绩的加分表现。以我所教的大学英语课程为例,我鼓励学生以多任务的形式主动获得平时成绩的加分奖励,比如课余主动完成的英语写作、读书报告、翻译段落、听力练习、阅读练习、课文朗读等都可以获得加分,对于由此产生的情况登记和检查工作,可以安排课代表及小组长辅助完成。这逐渐让学生意识到,学习任务的完成不是要等到老师布置的时候才做的被动接受行为,应该是主动争取要求完成的积极能动行为,从而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习惯。当然,从实际回馈的结果来看,主动要求接受平时考核的大多数还是成绩较好的同学,基础薄弱的同学还是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对此现象,我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对这部分后进生的心理沟通和精神交流,了解他们在学习上的困难,推荐一些在课业任务中相对简单的题目入手,也可以推荐一些如《stepbystep听力入门》(初阶)或VOA美国之音特别英语让他们主动完成后要求加分,对他们的进步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另一方面,可以拟定评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来激励学生之间的竞争,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学风,给懒散惰怠的同学形成考评上的压力。教师在跟踪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考核效果的同时也可以总结出成体系的更为优化的考评方案,将其应用到我们的通识教育课堂上来。 2结语 总之,课堂是学生学校生活的主要构成,也是我们教师辛勤耕耘的园地,它的质量,是我们执教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影响学生当前及今后多方面发展和成长的重要因素。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只有在实施课堂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思考、探索、创新,改变以往固有的灌输教育模式,让学生从机械、呆板、被动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加强学生技能方面的培养和提高,通过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才能在教学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生动而富有个性的大学课堂,真正发挥出“教学相长”在通识教育改革乃至整个大学教育改革中的正能量,走上教与学相互拉动、相互促进的长足之路。 作者:霍畅 单位: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英语教研室 英语教学通识教育论文 一、概念 随着我国的人才市场的不断变化,就业形势的严峻,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式要不断变化,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作为一门大学的公共基本课程,教学时间跨度在两年至两年半左右。这种通识教育理念下的英语全方位的教学就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为纲,以人才需求为基本要求,不同文化的交融为手段。这种立体教学模式要求积极转变教师的主角地位,同时引导学生进入英语学习的主角状态,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是的教学效果有效提升。 二、教学意义 高校的扩招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学生的整体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语教学模式的转变的迫切程度不断增加。那种以前只关心英语的单词的记忆,特殊语法的学习,完全的应试教学的那一套已经不符合现代市场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了,笔者也进行过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调查,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对英语学习感兴趣的只能占到15%,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占到50%以上。这一组调查数据充分显示出,现实情况下,大学生英语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的效果不佳,学校的教学目的很难完成。英语教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靠上课的几十分钟的教学,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大学生学习英语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学习才能实现英语学习的效果。现代社会对于高校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学生在学习完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多掌握一些其他知识(例如英语),只有这样的学生才能不断的增加自己的复合型。同时加强英语学习过程中欧美的文化了解,加深这种对英语语境的掌握,才能应用好这门语言工具。 三、学习误区 在中国,现代人的功利心理作用,学习的目的性很强,不是为了考学,就是为了找工作。笔者不是反对目的性较强的学习,至少这种学习的动力很足。英语课程是一门语言类的教学活动。很多教师在阐述英语课程重要性的时候,总是说“英语是一种技能,可以给大家带来升学、找工作的便利”,但是学生以这种心态去学习英语,升学之前,他们的学习劲头很足,但是一旦升学完成,工作稳定,这些学生还会学习英语吗?这就是一种拔苗助长的功利心理的作用,不能使得学生长期坚持学习英语。只有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英语教学的过程才能流畅,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才能从传统的“要我学”向“我要学”的理念的转变。为了学生的这种思想转变,笔者一直在探索一套立体化的、全方位的教学模式,通过通识教育思想的引入,摸索出一条适合高校英语教学实际情况的新方式。 四、具体实施 1.积极转变教学思路方式和相关内容。 教师在及时的转变教学思路,不能进行填鸭式的教学,在进行有效的单词语法教学的基础上,更加将英语语言文化的教授,提高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上要转变为了考学、找工作而学习英语的思想,要利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接手一个班级的英语教学之后,可以进行一定的摸底,掌握学生的基础。然后有针对性开展教学活动,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哪些知识是重点,哪些问题时难点,教师教学就游刃有余了。 2.逐步建立健全全方位的教学模式。 英语是一门语言,它的教学是一种长期的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课堂上几十分钟的教学,更需要的是,学生课下不断学习。因此,教师不仅要把握好课堂上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同时要将英语教学延伸到课下学习,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多聊一些英语学习的经验和困难,有效解除学生学习的疑虑,教师可以通过现代的通信方式和学生交流,建立起现代化的“英语角”。建立一个以教师为优秀的微信朋友圈,QQ群,通过网络多交流一下。 五、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中英语的教学不只是教授单词、语法,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手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大学生来说,单词语法必须是自己的事情了,他们更需要的是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和学习,通识教育理念崇尚的是自由教学方式、注重的是学习兴趣的调动,建立一套全方位的英语教学模式,将有效推动高校英语教学更上一个台阶。 作者:粟斐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摘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是黑龙江省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理论,研究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与测度标准、群体特征等,对当前和未来黑龙江省如何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提出建议,丰富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倍增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被看作根据特定标准而确定的处于整个社会中间等级状态的群体,其定义有多种多样,在概念上也被称为“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中间阶层”,国外通常使用“中产阶级”。研究主要结合黑龙江省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针对省域特定区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统计测度以及如何扩大达到倍增目标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 一、国外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研究 西方社会较早地开启了近现代化发展进程,他们的学者也比较早地从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对社会中间位置人群进行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较早使用了“中间阶层”(middleclass)一词来界定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是中间阶层的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按照阶级这一社会关系来划分社会层次,即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形成剥削关系为依据,社会的中间阶层则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如小业主、知识分子)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处于社会的两个极端。埃里克·沃林·赖特就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中间阶层分类框架,赖特的模型在其他国家研究者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与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不同,韦伯依照社会等级分层系统划分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在各个系列的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声望、收入、教育和消费等)排序中都处于中间等级的人群。约翰·戈德索普基于以上理论从操作层面提出了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他以职业分类与市场状态结合起来的标准定义中间阶层,认为中间阶层由公务人员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由下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性阶级”构成。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是最近20年国际社会学界最主流的研究模式,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收入标准界定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学家们普遍采取的指标。1990年世界银行选取最贫困国家的生活状况,按照购买力评价方法制定了人日均1美元左右的贫困线,并基于此设定了日收入超过2美元的人即为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来推算,全世界70亿人口中有超过40亿的人达到了这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此后,世界银行每次提高贫困线标准,相应的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也随之提升。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日人均收入介于10—50美元的人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全世界人口中11%是中间阶层[1]。有些学者把上限标准50美元提升为80或100美元,估计2009年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总数为18亿。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收入中位数方法定义中等收入群体。 二、我国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研究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要求,国内学术界从此开始了对“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等问题的研究。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21世纪初开始的十年左右时间内,学术界主要就我国是否存在这一社会中间群体达成一致后,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描摹中等收入群体的群像,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职业特征、教育程度、消费倾向等方面的特征,形成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认识,并比较关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研究。关于乡村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方式的塑造、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价值观、社会态度及成长的个体因素等方面研究将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认识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学术界在以上二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侧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4)就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和划分标准进行专门研究,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及生活水平保持在中等或相对平均的水平的居民群体[4]。李春玲(2018)提出社会学对于划分中间阶层主要采取两种理论取向,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划分模式”和“新韦伯主义”两种划分模式;经济学中的社会中间层是按照收入、财产或者消费等经济指标划分中间阶层,即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以收入标准、个人财富标准等具体的划分标准[5]。李强和王昊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生活小康、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不过具体操作上哪些人应该纳入、哪些人不纳入还是很多有难度的[6]。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李强等(2017)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出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年收入6.9—23.6万、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6.7万元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按照这三个标准计算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7%、21%、21.9%,城乡之间存在差异。陆学艺课题组基于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类的基础进行测算,得出2007年我国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研究者主要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估算[7]。陈新年(2005)认为,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比重为10%左右,预测到2020年将达到50%[8]。李炜(2020)提出,我国的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特征存在一定交集也有一定差异[9]。第三,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研究。周晓虹(2002)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成长面临着财富分配过于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农民阶层不能顺利融入城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严峻考验[10]。常兴华等人(2012)提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大分配制度攻坚力度,完善主体性宏观分配格局,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促进中等收入者规模扩大[11]。李培林(2017)主张从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工资制改革、根据家庭负担给予适当扣除或减免税负等税收改革、通过专业化和兼业等途径着力培育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主力[12]。我国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已取得许多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宽阔研究视角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经验价值。第一,研究内容协同推进。党的十六大以后,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统计测度、群体特征、社会功能、扩大对策等内容协同推进,短期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学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制约因素和现实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产生了很多从宏观层面探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发展的具体建议,并且增加了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较为微观的研究内容。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目前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测度无论在视角、指标、标准等各方面都较为宽广,为继续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开辟了较多空间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着力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 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总体上还是着眼于国家整体范围内而展开,然而全国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地的产业结构、城乡人口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分布以及老龄化程度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有重要影响。在针对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统计测度以及如何扩大等研究并不多的情况下,具体到结合黑龙江省这一特定区域的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来实现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目标的研究就更少了。特定区域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发展状况存在很多特殊的因素,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测度标准、对症分析影响因素,才有可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和对策分析。概括来说,关于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研究,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确定测度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标准,与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对话,以期深化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认识;其次,要准确揭示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规模和发展状况,展现这一群体的基本状态特征;最后,要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探讨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对策建议。第一,在理论层面,基于国内外学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理论,根据相对标准建构起比较合理的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结合统计数据测度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并按照时间序列对比和判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这里主要涉及确定测度标准的经济合理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自动调整等技术问题,统计数据主要依据国家和黑龙江省官方统计数据以及城乡调查队的调查报告等资料。理论研究的难点在于需要对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理论进行综合比较,从而确定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建议可以借助统计学中收入中位数这一经济标准、参考社会学的测度方法对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进行研究。第二,在实践层面,需要基于现实生活描摹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从而分析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制约因素。这里可以采取分类方式研究其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水平、职业分布、生活方式、阶层认同、社会态度以及愿望诉求等。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到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的实际状况,对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分类描摹。对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其中的主动因素主要指各类群体工资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被动因素主要是指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退休工资提高等因素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增多;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涉及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从事技术性务工、经营性活动等获得的收入增加、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以及各种转移支付产生的收益等。第三,在对策层面,在分析扩大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的可能性及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过程确定未来扩大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点,继而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从宏观政府层面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宏观政策,在中观层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微观层面建设宽容的文化环境、保障重点人群更高质量就业和发展、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归属感等。 参考文献: [1]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社会学与经济学取向的比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 [2]陈宗胜,杨希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J].国家治理,2022(3). [3]杨宜勇,池振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研究,2021(6). [4]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J].经济学动态,2012.(5). [5]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6]李强,王昊.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J].社会,2017(3).[7]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8]陈新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5(5). [9]李炜.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辨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6). [10]周晓红.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11]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2(21) [12]李培林.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J].劳动经济研究,2017(1). 作者:白雪 胡警月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