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优秀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优秀,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优秀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优秀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优秀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优秀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 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 发展 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 社会 科学 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 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 金融 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 工业 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 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经济 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 发展 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 、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 文化软实力论文: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全面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做出的又一重大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能有效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学校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意义,进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创造出了自强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其中,学校教育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战略,把文化建设始终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的冲突和交汇频繁,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凸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文化发展体制亟需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基层文化的发展落后;文化人才的缺乏……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体制的创新。 二、体育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学校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体育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体育的本质功能在强身健体,促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其衍生功能为体育在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是基础、是源泉。“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交流日益风靡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国家、民族无形的精神支柱。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其强势的影响力发挥着标杆效应,以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具有品牌联动效应。因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三、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综合实力等理论,体育文化软实力应包括:体育文化凝聚力、体育文化吸引力、体育文化创新力、体育文化融合力、体育文化影响力等。当今世界体坛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国家中,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虽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因此,必须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方向,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 (一)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现实出发,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循序渐进的进行。 (二)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保障。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创新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三)发展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保持我国体育的优秀竞争力 体育大国的基础因素为强大的竞技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存在优势项目结构失衡,严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扶持竞技体育中的弱势项目,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优秀竞争力,开拓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四)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保障,是全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在体育基本设施方面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大,阻碍全民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体育与文化、与教育均衡发展。可见,文化蕴于体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拓宽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增强我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优秀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优秀,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优秀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建设 论文摘要: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我们应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生产力 所谓“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解释,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优秀部分,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 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国内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大贬低了文化的地位。把它视为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现在的文化不仅可以唱戏,而且还能唱经济大戏。据测算,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诬髓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看重文化的巨大作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优秀价值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优秀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差异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多元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上选择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人数增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主张和观点。多变主要反映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频率加快,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不断产生、不断更新,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消费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选择经常变化,人们思想文化的兴趣爱好、关注点和兴奋点的转移频繁。面对这种情况,靠什么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事业,它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从内容到机制体制方面都有很大创新。全国文化事业经费年均增长22.5 %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村文化室137665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8tb,辐射上亿人口。公益文化事业正在成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毕竟公益文化事业的覆盖面还不够,还必须加大投人,进一步推进创新,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是满足不同层次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很严峻。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我们要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因为只有新的文化创意才能将现有的资源变成知名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独占性,只要有新的创意,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中国有花木兰传说、有西游记故事,但这些都被美国人、日本人的创意变成了知名品牌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张扬本土文化精神应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汹涌发展的文化市场,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保护好、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优秀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强化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21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传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西方国家之所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具备强大的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等传播能力。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对我国的宗教、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实施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内容和形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人,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变被动宣传为主动参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为一体的特点,发挥其综合优势。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参与支持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也只有将文化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要去努力发现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潜力,实现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要加强社会力量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构筑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力量,承担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研究、宣传和普及等重要工作。要将社会力量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形成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人机制。再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人条件,推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利用民资、外资创办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充分运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对文化建设投资或捐赠,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渠道投人体制。进一步盘活文化企业现有资产,推进资产重组。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析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 文化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困境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优秀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优秀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秀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优秀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优秀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优秀。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优秀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秀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优秀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政治只是使文化免于沉沦”。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所说,“软实力必须具有惠普世界的价值”。也就是说,软实力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得到其他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软实力要想体现其效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态度的转变,即“发现~认知一理解一共鸣”,到立场的转变,即“对立一中立~参与一伙伴”;从由接触点产生兴趣,到交流扩大消除反感,进而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都需要一个过程的考验。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启动256所孔子学院,58所孔子教室。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除继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外,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潜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大力扶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继续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都是可行性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加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软实力论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 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早期的文化,如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舞蹈,音乐,城市建筑等。在奴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神权至上,青铜器文化高度发展,成熟的文字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华文化体系形成。秦汉时期,佛教、道教出现。宋朝是中华文化最发达、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影响,思想活跃,但破坏严重,思潮奔涌。近现代,中华文化力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二)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那么它将会面临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影响力、凝聚力以及感召力的困境20世纪的苏联曾强盛一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工业化建设上,都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它的文化软实力缺失,长期的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分崩离析,永远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创新与保护 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大环境 环顾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经济强国必然是科技强国。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亚洲一些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拿不出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现在中国文化产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产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源分散,人才、资金、市场恶性竞争,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想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必须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结合起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2.保护文化,同时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因此,当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如何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4.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宏观管理论文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 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影响发展管理论文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优秀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视角研究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产权;环境产权;自然资源 论文摘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通过对环境产权的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环境产权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产权制度安排或制度缺失有关。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的弊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分析道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环境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优秀概念。它反映了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并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社会工具。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从法律的角度,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1]也就是说,产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自由。产权界定的实质是财产权利的配置,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影响财产分配的公平。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意义在于,至少使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认可和回报,使损害他人利益的人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强调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产权不明确,外部性侵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产权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权交易。人们进行产权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物品的经济价值会有不同的评价,即它可以给不同的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科斯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环境中,产权交易在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当然,现实中的交易不可能没有成本。因此,不同的产权的结构设计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率,而作为权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二、环境产权的性质 人们一般倾向于环境产权是典型的公有产权,所以环境产权应该表现出非排他性。但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产权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产权。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乡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竞争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个人的享用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拥挤的城市,随处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得到的,特别是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态环境较好、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因此,清新空气在大规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简言之,环境作为一种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必须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一旦超过环境容量,环境的排他性则明显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产权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条件成为稀缺,环境资源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环境产权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也由此产生。 三、产权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范围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产权的研究就是从环境问题入手的。文章通过对许多环境问题的案例展开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学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产权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外部效应问题制度根源的一条重要思路,而环境问题正是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性的具体体现,因此,环境问题是产权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的应用领域,而产权理论又为分析导致环境破坏的权利安排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对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理论界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许多不同观点。市场理性学者对科斯定理的实用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所有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产权途径去解决,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尔、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尔合著的《从相克到相生——经济与环保的共生策略》一书是市场理性学者的代表作。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环境是一种资产,围绕环境资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来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场机制是替代环境管理中“专家战略”与“政府控制战略”的有效途径。 有的学者对产权制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表示怀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是难以界定的。环境产权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产权界定。环境产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财产权利,其与一般财产权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财产权利强调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的所有、使用、处分及收益权,集中反映财产主体的权利;而环境产权则既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权利,同时还必须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管理责任。其原因是: 1.环境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一般财产不存在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一旦形成,公众就会遭受损害。因此,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可以放弃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环境资源的责任。 2.环境资源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自然财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无法使其再生,每一种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笔宝贵财富。 3.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或保护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健康及其生活质量的保障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失去发展机会,但却不能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四、我国环境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以自然资源产权为例 1.自然资源产权主体虚置 现行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除外并进一步对基础性自然资源—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逐渐为国家所有吸收。国家所有看似产权清晰,实则不然。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委托—,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发生了分离。但是,这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确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资源及其收益从理论上讲属于全体人民或有关集体,但它们却没有支配、转让等产权所有者所应有的任何权利。产权界定即产权关系的不明晰。 2.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缺失 宪法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与限制,使其他主体无法进入,没有多元所有权主体的参与,自然资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为现实。所有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能进入市场,即使有可能进入也是残缺和不完全的,这也正是中国自然资源市场无法发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价值,使用的不经济性也就成为必然。 3.产权结构的设计不尽合理,使用权和经营权安排亟待改进 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阶段主要是国有产权形式。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逻辑。这种“公有公用”在实践中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森林大面积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哪些正负外部性很大、紧缺和对一个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资源,如稀缺的矿产资源,生态湿地等,都需要以强制性的公共产权的形式来安排其所有权,而那些排他性、竞争性较强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矿产资源等,可以通过私人所有的产权安排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从单一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权体系,逐步完善产权交易体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对于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产权界限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矿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将其所有权拍卖给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产权边界模糊、界定成本过高、外部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如海洋水产资源,地下淡水资源、石油等,应当继续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由统一的机构组织单独管理,改变过去的政出多门的所有权结构。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思想教育管理论文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经济学管理论文: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去年以来,国内多数知名景点门票纷纷以“保护稀缺资源”、“缺乏维修费用”等理由,在举行门票价格上调听证会后,纷纷将票价上调50%左右,个别景点票价甚至成倍上涨。对一些地方景区的轮番涨价,媒体上质疑、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普通老百姓更是“触景生情”,很不舒服。有人甚至认为,不顾百姓承受力的乱涨价,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景点涨价是不是真的像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缺乏维修费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价格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计算环保车收费,武陵源优秀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08元。在10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护的费用只有8元!相比资源保护费,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经建成多年的张清公路、索张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飞机来张家界的游客,购买的优秀景区门票中,要支付10元钱的“机场建设费”;而门票收入中47元的“景区管理成本”,意味着维持管理机构运作的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费的近6倍!武陵源景区有这种情况,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区都心中有数。 同样,景点涨价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景点涨价就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那么人们会问:除了涨价,就没有别的办法保护稀缺资源了吗?涨价是不是保护稀缺资源的唯一办法呢?涨价就一定能保护稀缺资源吗?这么多年来,风景区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但是保护水平和效果又怎样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中,“保护稀缺资源”之说,不过是涨价的一个借口而已。 景区门票价格大幅上涨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国民,都是实行免费或象征性的低价格参观,借以鼓励本国人多参观古迹,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艾尔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门票均为100卢布(近4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均可享受大幅度的优惠,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可免费参观;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埃及对残障人和老年人实行免票制度,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票价只收取2埃镑,金字塔的票价,只交1埃镑,仅是两张大饼的钱;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不到职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费公园,小到街心公园,大到纽约市著名的中央公园,都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在首都华盛顿,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竞相涨价,怎能让公众没有怨言? 那么,涨价之后的情况如何?本次黄金周之前,媒体上曾披露说:今年黄金周的旅游市场并没有出现以往的火爆场面,各个旅游景点的酒店预订率不高,机票价格更是不断走低,甚至突破了50%的下限;调查表明,有近七成人将选择在家休息。虽然五一黄金周各大景点旅游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是,涨价对各大景点旅游有负面影响是肯定无疑的。 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过“穷人的经济学”。他在向记者解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总理心忧黎民、情系百姓的情怀,让人感动。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老百姓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他们还在为孩子上学、治疗疾病、住房等问题发愁的时候,旅游景区的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多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多替那些中低收入的普通群众出游考虑,多向杭州学习——学习他们24小时全部免费开放西湖环湖公园的成功经验。相反,如果动辄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用高票价将普通群众排斥在旅游景点的大门之外,最终受损害的恐怕还是景点所在地的经济。当然,如果对旅游门票收入与旅游经济这笔账该怎么算还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不妨请教一下杭州人,他们是有“真经”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学管理论文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解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丰富的,涉及经济常识的知识点较多,如市场调节、宏观调控、价值规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结构调整、财政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知识,这些都是可能的命题切入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结合经济常识复习需要注意和运用以下知识: 1.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2.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文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 3.价值规律。水电的供求变化影响价格,反过来,水电的价格变动也会影响供求。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水电供应,实行差别水电价格,就是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适当提高水电价格,增加水电供应,减少需求,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 4.资源配置方式。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如水资源的合理调配、水电价格的制定等,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证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全国开展了以清理整顿开发区为重点地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体现了国家加大宏观调控。 5.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性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一,社会经济运行需要有健全的法制基础,健全的法制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正平等的依据和准则。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必须有严肃、健全的法制作保证。否则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体现了法制性。 6.农业。农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农之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也要节约土地资源,保护耕地面积;大力推广节水、节电技术;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 7.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节水、节能、节材、节地与环保、降耗、增效结合起来,发展农业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高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8.现代科学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水平,节约能源,有效地发挥各种资源的效能,提高经济效益。 9.财政的巨大作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西气东输工程等都需要财政提供支持。 10.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1.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2.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增强开发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4.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各级政府和领导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正确对待GDP的增长。 三、关于循环经济 1、发展循环经济有哪些经济意义? (1)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保产业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3)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国家:①应及时立法,建立相应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之有法可依。②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应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规范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 (2)企业:①应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②应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环保投人比例,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 (3)公众;推动公众参与。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广泛宣传普及生态知识、循环经济知识和环保法规,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现代生态价值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积极开展循环回收利用活动,建立循环型社会。 3.为什么要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 (1)资源具有稀缺性,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2)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5)反映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怎样正确认识“五个统筹”?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关系着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从统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和有力保障,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状况,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加人WTO,为我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协调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总之,“五个统筹”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管理论文: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政变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性交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经济学管理论文: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庸俗? 说到“庸俗经济学家”这个名词,一般我们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话,经济学家都是为政治、为政府服务的。在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家不为政府的政治服务是不现实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目前虽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也仅仅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作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辨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现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加西方经济学;尚没有完整、系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国家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不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上的新会计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西方会计准则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指导目前中国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还构不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是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么,有没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呢?我认为会有的,而且正在酝酿之中,理由是: 1、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比小的国家大,一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供求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2、私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两个极,两极共存,缺一不可,客观存在,经济学离开这两极就不全面,不成系统。 3、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快要灭亡的时候,用发展公有(国有)制,弥补了私有制的不足,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快要崩溃的时候,用发展私有制,弥补了公有制的不足,挽救了社会主义。两极都是运用调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调控经济运行,实现社会经济的供求平衡。 4、中国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发展私有制,这个社会的经济将会高速发展,甚至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极也肯定会成气候的,包括俄罗斯甚至朝鲜。另一极的停滞,也许要靠这一极的繁荣才能继续发展,历史将会证明. 经济学管理论文:现代经济学分析管理论文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é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优秀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在国际范围内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都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做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分析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优秀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媒体变革管理论文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葛鲁夫最喜欢的用语是“战略转折点”,最近他把这个词用于报业。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葛鲁夫指出,互联网正使传统报业面临着80年代中期英特尔公司曾面临的那种剧变。 葛鲁夫说,印刷媒介的前景是黯淡的。这一行业必须全力重塑自我。“你们要想一想,什么是你们能够做到而网络出版做不到的?” 但新媒体的面貌究竟怎样,葛鲁夫并未向与会的编辑和出版业人士阐释清楚。他的漫无头绪也许是由其阅读习惯所决定的。葛鲁夫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查阅新闻的大致情形:上班时在网上看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摘要,以及CBS的市场动态,看业界消息则去CNET。下班后他会在家中看两份报纸,即《圣何塞信使报》和《华尔街日报》。从中你可以发现,葛鲁夫所浏览的本质上都是旧媒体,尽管这些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披上了新媒体的外衣。显然,葛鲁夫并不知道,有一种崭新的新闻形式正在他所熟悉的IT领域内发展起来。这种形式的首创者不是出自那些报刊、电视媒体云集的著名的大都市,而是出自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叫荷兰的小城。 这座小城里有一份名为Slashdot的网上技术出版物,它由年轻的Linux爱好者罗勃·马尔达创办,原是有关Linux的一个信息仓库,逐渐演变成为网络技术人员的“快乐大本营”,其中集结了大量的技术内容和技术讨论。Slashdot与葛鲁夫所欣赏的新闻媒体截然不同。它把多个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消费者互相连接起来,完全摒弃了信息中介人,也就是那些专业新闻记者。这家出版物的读者每天向编辑部提供多达400个超链接、新闻线索、创意和完整的新闻报道,但并不从该出版物领取一分钱。经过仔细筛选,编辑部挑出5到10个可能引起读者最大兴趣的题目,然后加上一段很短的提要,并附带一个指向信息源的链接。如果是原创性的文章,编辑部也会在文章前面加上内容提要,再用一个链接指向单独的页面。这样刊出之后,会有成百上千或长或短的评论、指责、咒骂、更正、插科打诨和旁批蜂拥而至。Slashdot的创办者坚信人们有权利匿名发表他们的看法,因而所有不想在网刊上暴露他们身份的读者都可以使用一个笔名投稿,这个笔名叫做“无名的懦夫”。 我们这些专业新闻工作者会在此时瞪大了眼睛说:“这些东西都是垃圾。这样做并不是在观察报道网络的混乱,而是在复制混乱。读者是无法处理这些芜杂的信息的,所以公众才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的是过滤噪音。” 马尔达及其精干的编辑人员坚信,公众依赖媒体“守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马尔达也清楚地知道,完全缺少过滤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一个网站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名声越大,它也越有可能被其高知名度所摧毁。亚马逊网上书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它允许读者自由上传书评,最后发现书评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呈现强烈的反差。在Slashdot网站上,由“无名的懦夫”们所发出的聒噪足以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马尔达承认,读者人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脑力的增加。Slashdot现拥有70万读者,这对于一个新媒体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如果说Slashdot处于被垃圾邮件、火焰战和离题万里的奇谈怪论所埋葬的危险之中,那么摆脱困境的办法也不是删除这些东西。Slashdot的读者们极其厌恶由一个舆论中心对多样化的声音加以甄别的想法。假如马尔达以新闻检察官的身份出现,就会毁掉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网上社区。作为一个技术天才,马尔达很自然地设想,是否能用某种程序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发展了一种允许25位最受信任的用户对刊发稿加以系统评估的制度,授予那些持续受到好评的用户“主持人”身份。每过半小时,计算机会检查所有的帖子,并给当时在线的读者打分。在任一时间内,都会有300到500名读者积攒到足够的分数,并经随机筛选成为主持人。主持人本身也可以获取一定的分数分配,这使得他们有权力对一定数量的帖子加以评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用完他们的所有得分,过期则作废。 马尔达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在传统的新闻采集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试图摸清外界发生的事实,平衡专家的意见,再用一些简略的引语把事实表述出来。Slashdot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专家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引语完整无缺,整个新闻机构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保持运行。将来也许新媒体的灵魂人物不再是总编,而是总编码师。 像Slashdot这样的媒体虽小,其吸引眼球的能力却堪与雅虎这样的巨型公司相媲美。广告公司趋之若鹜,Slashdot已被一家公司收购上市。Slashdot造就了一种叫做“Slashdot效应”的现象:当它在网站上刊出一个新的指向另一家网站上某篇文章的链接的时候,那家网站的服务器会立刻遭到Slashdot狂热读者的暴风骤雨般的袭击。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在我看来,有点意思的是一家号称“IT写作社区”的网站,允许大量的人就范围广泛的IT话题发表意见。目前它只有评论而没有新闻报道,因而更像一个论坛而不是新闻媒体。如果它人气攀升过猛,必然也会遇到系统如何自我运行的问题。 何谓新媒体 Slashdot可以归入所谓的“新媒体”,《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很简单: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forall,byall)。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 这样的新媒体所威胁的是什么呢?它威胁的是传统的印刷和电视媒体,并由此威胁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谈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引证传统媒体的上网率,比如说上网报纸又增加了多少家等等,但这样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数据是阅听人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的程度如何。 [page_break] 在美国,这样的转移十分明显。1977年,2/3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经常阅读报纸;1997年,成人报纸阅读率下降到只有50%多一点。1993年,60%的美国成年人“定期”观看电视新闻;到1998年,这一比例降为38%。与此相对照,1995年,只有4%的美国成年人一周上网阅读新闻一次;现在,网络新闻的阅读者达到20%。 AOL的史蒂夫·凯斯曾对记者说:“如果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我们也没有新闻来源,因此,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新闻同行。但是,每天从美国在线获得感兴趣新闻的人,比全美国11家顶尖报纸的读者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者MTV的观众一样多。”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美国各种媒体(互联网、有线电视、广播及出版物)的受众分化也越来越大。 我手头没有有关中国媒体在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报刊发行量的普遍下降在我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电视今天仍然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据www.consult公司1999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内地2/3的网民表示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 大众媒体基于两个理由而存在。其一是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需要阅读和观看这些媒体;其二是广告商要借助这些媒体广告。如果读者和观众从大众媒体不断流失的话,广告商也会弃大众媒体而去。 当然,传统媒体不会很快死亡,迄今也没有一个较新媒体完全取代较老媒体的先例。而且,习惯于阅读印刷媒体的人会指出这些媒体与电子屏幕相比的种种好处,比如报刊读起来更舒服,可以随意折叠、剪贴,便于携带,不怕丢失,等等。然而,如果习惯改变了又会怎样呢?今天,人们可以用更多的办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多信息,并且年轻的一代完全是在电子屏幕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这些都会影响人们习惯性的信息获取行为。代与代之间对“新闻”和“信息”的理解并不相同。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3/4的人说他们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但只有1/3的人想要“及时了解新闻”。而在超过65岁的人当中,只有一半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怎样“跟上新闻”。 所以习惯是会改变的。假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攫取新闻,这会对传统媒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人们能够对新闻进行电子化的个人定制,真正出现了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所谓“我的日报”,那么我们还能够称这样的东西为报纸吗? 我们不知道新技术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电话、电视和计算机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相融合。我们也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在经济繁荣期,不管是新媒介还是旧媒介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网络甚至为旧媒介带来了大量的广告收入,但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许将会呈现残酷的局面。即使是现在,受众的大批量转移已呈现出明显的态势。不错,传统媒体仍然在增长,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杂志问世。但是,杂志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面向细分化的读者市场的新品种,而不是来源于综合性期刊扩大了的读者群。综合性期刊的发行量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比如《新闻周刊》1978年的发行量为300万,1998年不过320万份。《生活》杂志已经宣布停刊,转而致力于网络。 现在,整个新闻行业面临的竞争比其他行业要严峻得多,而且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也越来越少了。在1994年,有53%的人表示经常关注新闻,而今只有45%的人表示关注新闻行业。但信息过度对多数人不成问题。在最新的调查中,将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只有30%的人觉得信息过度泛滥。 新媒体的逻辑 新媒体依照什么逻辑运行?这方面有一个绝好的事例。1998年9月11日,全球网民在同一时刻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调查报告全文。此事表现了Internet作为一种新媒体的巨大优势:广泛的链接造就了大容量的信息储存;空前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同步通达全球观众;不受有关中间环节的干扰,直接展示信息本身,等等。 新媒体当然拥有一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海量的存储信息、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等,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前面所说的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换言之,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 传统新闻业是自上而下的:编辑决定报道内容,记者去收集事实,然后包装成一篇论文,散发给广大受众。与之相反,网络上的新闻是自下而上的:它从新闻组中开头,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报道任何事情。很多报道可能是虚假的、过时的,或干脆就是错误的,但当这些"民间记者"们涉及他们专长的领域时,其提供的信息常常比报纸更贴近事实。 在这种“上下颠倒”中埋藏着革命性变化的种。Internet是一种双向媒介。虽然它的内容也出现在闪烁的屏幕上,但它与电视根本不同。它要求你不仅仅是被动观看,还要主动参与。实际上,Internet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改变电视。 突然地,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及读者和观众发现自己置身于崭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媒介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詹妮弗·沃尔夫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把媒介与公众的新的交流环境看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共生”。在这种共生状态下,“读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近媒体的机会,记者也可以以光速了解大众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互联网会创造一种媒介,其入口障碍较其他媒介更低。互联网是至今为止最大的互动出版工具。随着复制和传输数据的成本日益降低,信息传送的力量分配得更为平均。当手写的经卷被印刷品代替后,教会和其他大人物不再那么至高无上,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发生。同样地,现在造就名声的权力正由杂志、电视台等大众媒介转移到每个人的手中。 如果新闻可以不再由少数人加工后传输给大众,大众传媒的“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将毫无意义。法学专家乔纳森·华莱士和马克·曼根在《性,法律和电脑空间》一书中说,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是坏,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或是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守门人”。 而Internet是一个没有守门人的论坛。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听起来很理想,因而值得为之去奋斗。乐观主义者尼葛洛庞帝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讯息(Themediumisnolongerthemessage)。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本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还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激动人心的变化引发出公众对媒介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媒介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会发生交叉。过去,人们从仅有的几个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源又为少数几个经理人、总编、主持人、记者和专栏作家所把持。由此才出现了“媒体精英”的概念。随着媒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精英的话语权也会日益削减。不断细分的受众群体将令他们的影响力大为逊色。 今天,媒介行业的“明星制”并没有发生突出的变化,但是,新媒介的逻辑早晚会被加于传统媒介之上。我们这些传统的新闻工作者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个人价值(不论是经济收益还是精神收成)都会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之下大大降低。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领袖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ofCaliforniaatSan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andCrisis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Inc;TheCcorpem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Inequality:TheDeepeningSocialCrisisin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andFolly:TheUSand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page_break]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经济学管理论文:电视剧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分四个部分: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生产流通的“准市场化”;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现象。对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中国电视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阐释与分析。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大众文化;意义;生产;消费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虚构性叙事形态,它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有中国特色市场与行政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特殊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才能真正探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处境及其在中国媒介变革、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 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第9年。这以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影响甚巨的政治运动,继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和隔绝之后,60年代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裂,随后则经历了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的的动荡。处在实验阶段的电视剧始终是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电视媒介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文化,对当时社会现实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影等媒体的重要性相比。 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途径、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成为大众媒介的同时,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互相妥协、相互融合,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国电视剧也因此经历了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电视剧本身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历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流通和意义。 在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制约和影响。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力量,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提高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如《新星》等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⑴,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⑵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 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被确立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传播业,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电视的影响明显强化。1987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广告收入则已经达到了12亿元;1998年,全国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133.6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⑶。因而,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台的经济运作体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构成了电视剧发展的双重驱动力量。 尽管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电视的控制,一度电视剧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回潮。但是,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却标志了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渴望》显然“受到港、台、日本、巴西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小说的启示”,⑷它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二元对立的情节剧模式和扬善惩恶的道德化手段来叙述普通家庭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当时中国最长的电视剧在中国各地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家电视台轮流播放,正处在文化消费匮乏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此后,《渴望》的制作模式成为了一种范本,随后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普通家庭传奇故事的电视情节剧,如《爱你没商量》、《东边日出西边雨》、《皇城根》、《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等。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也采用企业赞助的融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后来被人们称为“软广告”),这种生产方式为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开辟了一种途径。《编辑部的故事》用指桑骂槐的喜剧方式,宣泄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于当时社会情态的某种不满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复辟倾向的嘲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这种系列喜剧的形式带动了后来中国电视喜剧创作,也对后来《我爱我家》等情景喜剧的出现带来了推动。事实上,情节剧样式的连续剧和喜剧样式的系列剧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通俗电视剧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 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增加,电视剧的制作体制也出现了变化。过去,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电视台制作,后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开始陆续成为独立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如从北京电视台分离出来的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即后来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1982年9月17日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电视剧制作部、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由中央电视台隶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批准,一些社会企业也可以制作和发行电视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电视剧拍摄权的机构合作生产电视剧。电视剧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投入电视剧制作的资金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社会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年生产电视剧总量的比例已由1998年的19.6%上升到1999年的24.9%,而各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的比例正在下降。电视剧制作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电视剧制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是一种非市场性与市场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相当数量的脱离市场体制的电视剧,有的是由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投资拍摄,有的则是由企业赞助拍摄,而且两种制作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除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外,《围城》、《情满珠江》、《上海一家人》、《英雄无悔》、《人间正道》、《和平年代》、《儿女情长》、《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水浒》(1997)、《雍正王朝》(1998)、《还珠格格》(1998)、《牵手》(1999)、《康熙微服私访记》(2000)等都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而这些电视剧的“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折射和记录。 生产与流通的“准市场化”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电视剧,有着覆盖面广、反映迅速、接受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繁荣和发展电视剧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出艺术、出精品、出效益、不出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电视剧创作。”⑸而政府对电视剧“加强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方面:首先,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拍摄电视剧必须得到广播电影电视政府部门颁发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长期许可证,乙种是临时许可证。一般获得许可证的机构应该是能够在政府和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国营机构。中国大约有150家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单位和约400家获得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其次,进行电视剧规划审批。在中国,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而规划审查部门则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上报电视剧的题材倾向来决定哪些电视剧可以投入拍摄。第三,实行发行播出审查制。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中国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视台,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所以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审查才能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当然,政府的电视剧管理与电影那种集合式的管理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电视剧管理也在不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允许非电视台制作电视剧,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电视剧拍摄,允许外国或海外企业、资金合作拍摄电视剧,允许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自行审查电视剧而不采用中央集中审查等等,这些相对宽松的行政管理,使电视剧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比较良性的生产机制。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机构既包括主流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剧制作机构,如电视台、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包括各种国营的文化公司,如北方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北电视艺术公司等等,还包括各电影制片厂的电视剧部,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各种电视剧制作企业。 中国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往往会选择一些特殊题材电视剧提供无偿投资,如所谓的“行业剧”(即表现某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行业业绩的电视剧)和“主旋律”政治宣传剧⑹;这类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是作为宣传品制作,一般都缺少市场回报。90年代后期,这种单纯的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逐渐减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混合的投资模式。第二种是赞助资金。企业为了通过电视剧的播出提高知名度和生产间接的广告效应,赞助全部或者部分电视剧拍摄资金。电视剧用署名、鸣谢以及各种软性广告来回报赞助,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数通俗电视剧采用都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对收视率的预期是获得赞助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商业利益的保证。这在90年代前期是主要的电视剧资金来源。随着电视广告本身的成熟,电视竞争的加剧,“赞助”的方式对企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资金方式也越来越少。第三种是商业投资。电视剧制作方从银行或者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生产电视剧,电视剧发行以后再提供经济回报,这在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电视剧的生产经历了从计划生产(政府拨款)到转型(赞助资金)再到市场化(商业投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 与电视剧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中国电视剧从发行方式来看,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最早,各电视台都是自己制作电视剧供自己播出,后来各电视台则用自己生产的电视剧去交换其他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各种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只是得到象征性的补偿,电视台并不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电视剧播映权,也就是说,电视台利用自己垄断的频道资源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但是,90年代初期,由于《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广告效益,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随着各电视台对具有流行可能的电视剧需求的增加和具有收视潜力的电视剧的缺乏,电视台被迫通过竞价方式来争取具有广告赞助潜力的电视剧播映权。于是,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意味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购买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⑺。于是,一些电视制作单位和广告公司开始将广告和电视剧捆绑销售给多家电视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最主要的电视剧发行方式,如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百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以每集都附带90秒广告的方式提供给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⑻。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拍摄300多部剧从1996年开始以《长青藤剧场》为名带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随片广告成为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但是,9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加、随着广告竞争的加剧,电视台需要优质节目来获得广告效益,这种出售广告时间的方法逐渐减少,许多电视台都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来直接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电视剧交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举办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后来举办北京电视周,在这些电视节上,真正具有电视交易市场性质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局首次主办“全国国产电视节目展示交易会”。在这些电视交易市场上,电视剧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随着一些电视台广告经营业务的成熟,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多数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能够做到制作播出分离,一般来说多数电视节目都是各电视台自产自销,很少形成市场交换,但是电视剧在所有节目形态中是最早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体制的节目,也是中国电视节目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性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集以上。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1998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制作数量为682部9780集,约7335小时,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汇编的该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中,共收入118家持有电视剧生产甲种(长期)许可证和195家有电视剧生产乙种(临时)许可证的制作单位上报的规划剧目共989部15812集,当年全国共实际通过审查、投入发行(包括播出)的电视剧数量为371部6227集,约4670小时。到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则超过了20000部集,而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部集。但是,中国电视剧的需要量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中国有3000余座电视台,中央、省、地、县四级电视台播出,而且四级往往分为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许多电视台还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频道。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按目前每台每天平均播出7小时计(这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频道资源),全国每天就要播出2万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一年全中国的节目需求量就是730多万小时。节目重播减去一半的时间,也仍然还有360多万小时。多数频道都播出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量在6000部集以上,但是电视剧全年产量却只有6000集左右,共计不到6000小时⑼。有时一部电视剧竟能同时出现在若干家省级台的“卫视”上。在同样的城市和区域的多家电视台,观众将看到同样的电视剧。这说明电视剧资源仍然相当匮乏。 由于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普遍不足,各台外购节目倾向加剧。据国外人士估计,中国每年进口节目1万到2万小时⑽。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剧播出中,境外电视剧占有相当比例。从1984年开始,个别地方电视台开始引进电视节目,如《神雕侠侣》、《侠女十三妹》等,而大规模引进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年引进量最初大约在1千部集。后来,中国政府规定,电视台播出的黄金时间(18点—22点)境外电视节目不能超过15%,境外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播出总量中不能超过3分之一。此外,政府还规定,每年全国只有60个电视剧进口指标,每个指标为1部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总时数为30小时(后缩减为20小时),因而全年境外电视剧进口总量为1200小时至1800小时⑾。1999年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引进剧216部1543集。按照有关规定,引进电视剧的总量必须控制在国产电视剧总量的25%之内,所以一些境外电视剧还采取与内地合拍的方式进入中国,1999年政府核发合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共41部763集。总数2300集的量,意味着中国大陆平均每天都有6集以上的引进或者合拍电视剧首次播出。从播出率上看,境外节目大约占播出节目总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在90年代,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引进仍然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在外来电视剧引进中,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接近性”现象⑿,中国减少了欧美、拉美等与中国和东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的电视剧的引进,而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从1990到1995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就达90部左右⒀,其中《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等都陆续对内地观众形成了冲击:以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在内地播出之后,出现了较高收视率。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遗产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文化亲和力。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国际化,中国大陆电视剧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向国外和港台地区输出。《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都相继在香港、东南亚,包括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播出。据有关人士介绍,香港亚视以每集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红楼梦》的播映权,后来台湾和日本则以每集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国演义》的播映权,到1997年《水浒》播映权在台湾每集价格则达到了16000美元,接近了国际电视台市场标准⒁。此外,《北京人在纽约》、《唐明皇》、《末代皇帝》、《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都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播出⒂,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在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华人、香港有1400多万华人,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⒃,而受到华语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⒄。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 中国电视剧消费量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视频道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电视剧在观众电视消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实际收视率也仅次于新闻类节目。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电视连续剧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地位与东方人的家庭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公共服务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加上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空间比较小,电影市场萎缩,社会生活水平不高,都决定了电视剧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应该被我们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管理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asaSocial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intoDigital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A.Innis)、贝伯(BobertE.Babe)、莫斯考(Vincent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pp.91~94) [page_break]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1995,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Veblen)和康门斯(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of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1995,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经济学管理论文:卫生经济学公共管理论文 1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卫生经济学集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目前已形成了业内公认且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卫生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卫生经济学的运用是不同的,国外的卫生经济学教材分析的实例可能解决不了我国的问题。在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更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可以说,卫生经济学是与我国医改工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本门学科能够帮助回答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目标。从卫生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特点来看,本门课程的教学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讲解整套理论体系,而是应该在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教给他们用理论去发现表面现象下的实际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1.2卫生经济学是融多学科特点于一身的交叉学科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其理论体系中,借鉴引用了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保险、管理学、财务管理、社会医学、甚至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卫生经济学融合多学科的这一特点使卫生经济学课程的部分章节与相关课程的章节有重复讲授的问题,比如卫生事业管理、社会医学等,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迷惑:为什么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体系中重复出现?这个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需要对卫生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有全面的把握和认知,了解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都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同时需要帮助学生进行鉴别性的学习,也就是在不同的课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同一个知识点。 1.3卫生经济学课程的各章节既能独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又相互联系 卫生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几乎任何一个章节都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比如卫生总费用一章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有专门的一支研究团队,几十来年一直进行相关研究。而从卫生经济学整个学科来看,各章节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卫生筹资的实践需要卫生总费用核算作为支撑,与医疗机构与卫生服务补偿息息相关,影响到了卫生服务市场的运行,而医疗领域的补偿问题又受卫生服务价格的影响,整个体系形成了网状的联系。卫生经济学的这一特点对教师自身的知识体系有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卫生经济学以外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对卫生经济学内部的知识体系也要有非常系统的了解。 2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2.1教师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科研互相促进 由于卫生经济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均较突出,所以为了能将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系统全面的传授给学生,任课教师须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尽可能多地参与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或者了解相关研究的内容。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已掌握的卫生经济学知识解决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教学案例,并充实到课堂教学内容中,真正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充分做到科研教学互相促进。教学实践表明,在卫生经济学课堂中加入一些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甚至研究过程中的趣事,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极大兴趣,强化学生学习的效果。 2.2重视课程组成员的集体备课 虽然教师加强自身的研究能力非常重要,但由于卫生经济学的各章节都可作为深入研究的领域,而课程组成员的研究方向往往集中在不同的领域,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求每位任课教师精通本门课程各章节,并对所有内容都有深入研究也不现实。若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采用课程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的方式。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课程组成员间集体备课时可相互交流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心得和成果,获得的本学科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体系以外的内容,比如课堂安排,教学技巧等,也可以进行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2.3注意与相关课程组的沟通,处理好交叉章节的讲授 对于卫生经济学与其他课程内容交叉的问题,需要课程组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组进行统一沟通协调,在本专业同一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安排各章节的讲授,或进行一定的取舍,或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知识点进行讲授,尽量做到不重复讲授。如医疗保障一章的内容,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偏重于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而卫生经济学则更偏重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支付角度进行讲解,若卫生事业管理为先设课程,那么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中可以从复习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议入手,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医疗保障模式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都为哪些人支付了。 2.4引导学生发现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 卫生经济学各章节间相互联系,但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可能不会及时主动地发现卫生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而引导的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说教,还可以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开展,如“提高卫生服务的价格,会引起卫生服务需求怎样的变化?”引导学生从卫生服务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诱导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卫生人力资源特殊性的角度回答,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如在卫生资源配置一章中讲到医疗病床使用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值,此时可以引导学生分别从卫生筹资角度、卫生总费用角度、医疗保障制度角度寻找原因,都能得出我国2000年的卫生筹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同时还能将各章的内容联系起来。 2.5每章课程的讲授开始于一个特定案例,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卫生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已被业内认可[2],通过案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常规做法是在讲解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引入案例,以加深学生的理解,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开始每章知识体系的讲授之前,先引入一个特定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社会民众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最好能够贯穿整个章节,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本章的各个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整章内容。如对于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学习,让学生从普通感冒带来的各种负担开始思考,进而思考每种负担的大小、数据的来源及可得性、感冒最终的负担如果很大或很小对卫生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提示等问题,从而将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知识点全部涵盖在内。 2.6引导学生学会客观分析我国医改工作的实际问题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问题之一,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将我国医改工作的成绩和不足作为案例向学生进行展示。在分析医改工作不足的时候,要把握住的基调是:党和政府为了人民群众的就医和健康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医改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出现波折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应该客观看待问题,并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将来走出校园时,能为国家的医改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消极的抱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时,还可以列举不同国家的医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说明医改工作是个积累经验,逐步改进的过程,并非我国独有的问题,并且我国政府对政策强有力的执行力也是我们医改工作逐步推进的重要保障。除以上几条改进教学方法的建议之外,还有一些常规的教学方法,如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取多种考核形式等[3-4]。卫生经济学课程要充分考虑其学科特点进行讲解,以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满晓玮房耘耘洪宝林何敏媚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思考: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源头考——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质疑 为在理论上彻底否定《民法通则》所采取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我们曾对该种观点的历史源流作过一些考察。通过考察发现,该种观点并非出于传统民法理论(注:参见拙文:《论法律行为的合法与本质》,《法律科学》1998年第5期。),相反,倒是发源于前苏联的民法理论。因为,通过该观点在前苏联民法理论中的萌生与传播的事实可知,这种观点虽然仅有观点展示,而无确切形成依据,但是,由于有 “意志法”理论的支持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的实际需要,使该观点得到维持并且有相当大范围之扩散。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的风潮兴起,又使该观点传至我国,并因此而成为《民法通则》确立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论依据。鉴于此,本文的重点便在于说明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实系前苏联“意志法”理论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目的仍然是通过追本溯源而达到拨乱反正之效果。 一 事实表明,出自于前苏联民法学界个别人之手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由于“意志法”理论的出现,使该种观点身价倍增,并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市场。这便表明,该种观点首先就是“意志法”理论的产物。 第一,建国之初的苏联,原本是持法律虚无主义治国观念的,但由于斯大林的明确表态,不仅使其所持的法律虚无主义治国观念一扫而光,而且,还使“意志法”理论一跃而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一开始所形成的治国观念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么,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国家与法律的逐渐消亡时期。缘于此,在20世纪20年代,围绕着过渡时期的法律性质问题,前苏联的法学界曾发生过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巴舒坎尼斯的观点占了上风。巴氏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当时的苏维埃法律也不例外,也是处在不断消亡之中的法律(注:参见[苏]维辛斯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90页;另参见[德]茨威格特等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这即是说,前苏联基于“新经济政策”之推行而制订的那些法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对此,还有前苏联人的事后评说为证,即“同战时共产主义比较,新经济政策在初期是作了一定限度的退却。……实行暂时退却的策略,是为了以后转入新的进攻”(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7 页。)。这便表明, 前苏联最初所持的法律虚无主义治国观念是客观存在之事实。 但是,到了本世纪30年代,基于斯大林的明确表态才使前苏联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一扫而光。因为,斯大林在当时曾多次强调,作为过渡时期的苏联既面临着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局面(注:参见[苏]维辛斯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73页。),又面临着维护国家所有制的任务(注: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马、恩、列、斯论民法》,1964年10月,第245页。),还肩负着推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使命(注:参见北京大学法律系:《马、恩、列、斯论民法》,1964年10月,第280页。),因此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能够对立于各种剥削阶级法律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律。那么,什么样的法律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呢?维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法律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以立法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以及为国家权力所认可的社会生活规范与习惯的总和。”(注:转引自[德]茨威格特等:《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维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论出现以后,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法本质规定性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概括及定义界定,而且,还为前苏联民法学界个别人早就提出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登台亮相机会。关于后一点,通过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在前苏联民法理论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们便会看得甚为明白。 第二,前苏联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自始就是一种缺乏确切形成依据的虚构性观点,事实上也曾为前苏联的民法学界冷落多时,但是,基于“意志法”理论的出台,不仅使该种观点身价倍增,而且,还一度成为前苏联民法理论中的主导性观点。 在前苏联,有关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的提出,起因于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使用了“无效法律行为”一词(注:参见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9、10页。),以及在1929 年时学者别列捷尔斯基对于该语在该法典当中的使用所形成的看法。别氏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既然不能产生出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便不应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注:参见[苏]诺维茨基著:《法律行为·诉讼时效》,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9、70页。)。严格而论,别氏的这种看法纯系无事生非。因为,在法律行为概念之故乡——德国民法典上,“法律行为”自始就是一个种概念,而“无效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属概念。由于别氏之看法明显有悖于 “法律行为”概念界定之基本常识(注:事实表明,德国人贺古所创造的“法律行为”概念,是以古罗马法之“适法行为”作为基础的,其内涵界定之酝酿自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故应属“基本常识”。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尚处于法律虚无主义观念泛滥之际,从而使别氏之“看法”备受冷落。但是,当维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论出台之后,特别是在维辛斯基进一步提出“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的基础,不是罗马法,而是公法原则”的观点之后(注:[苏]维辛斯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118页。),别氏“看法”的“理论价值”才得以被人发现,并被派上了大用场。例如,前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正是以别氏的看法为基点,才明确提出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的(注:[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页。)。 首先,阿加尔柯夫明确主张,俄国人拉底舒切夫于18世纪末即已创造出“适法”意义的法律行为概念,并因此而使法律行为的研究在民法总论中独立成为俄国民法学科的传统(注:尹田著:《民事法律行为与制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阿氏之如此用心,无非是为了说明,法律行为概念的真正故乡不是德意志而是俄罗斯。但是,阿氏的此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其一,俄罗斯民族于公元8到9 世纪时才拥有国家(注:陈盛清主编:《外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18 世纪的下半叶才有大学(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其民族文化发展历史如此之短暂,何以会酝酿出法律行为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与文化条件?其二,抛开18世纪俄国的实际情形不论,即使推迟到“19世纪 中叶,俄国还存在着农奴制度”(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而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君主制”(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从而表明19世纪中叶的俄国,基于其低下的经济与政治水平,也不足以萌生出以个人自由主义而为法律哲学底蕴的法律行为概念。 阿加尔柯夫认为:“法律行为不可能是无效的,无效的只可能是人们借以从事法律行为的那个意思表示”(注:[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页。);因为“无效法律行为”一语“是不合逻辑的”(注:[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页。);解决该问题的出路即在于,用“法律行为”一语来表示可产生行为人期待结果的合法有效行为,而用“意思表示”来取代传统意义的法律行为概念(注:[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页。)。但显而易见的是,一方面,关于法律行为本质属性合法的确切形成依据是什么、以及“无效法律行为”一词又为什么不合逻辑等诸多问题,阿氏均采实质上的有意回避态度;另一方面,即我国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的始作俑者在提出该种观点时,完全是照搬了阿氏的上述理论(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第 168页, 全国第三期法律专业师资班1983年7月整理。)。阿氏对于自己所主张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其底气与信心显然并不十分充足。因为,阿氏一方面认为,对于当时的苏维埃法律来说,将私法自治作为法律行为的特点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私法自治在当时的苏维埃社会生活中毕竟尚起一定的作用(注:尹田著:《民事法律行为与制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这便表明,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在前苏联自治就是一种没有确切形成依据的虚构性观点。 再次,阿氏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亮相以后,曾遭到前苏联一些学者的坚决批评。例如,学者坚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合法或不合法并不是法律行为这一法律事实的必要特征,而只决定着法律行为的这些或那些后果。”(注:[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0、 71、8页。)学者诺维茨基一方面批评阿氏“把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包括在法律行为的事实构成之中”,是“既不正确而又无意义的”;(注:参见[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另一方面则直接以“国家本位与国家万能”作为该种观点的支持依据。因为,诺氏认为:合法性之所以是法律行为的特有特征,在于法律行为的内容应当能够“经受得起国家的检查和评定”、以及“应与国家利益相符合”(注:参见[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严格而论,诺氏之阐释虽有指鹿为马之破绽(注:诺维茨基将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混为一谈,本身就是一种指鹿为马。),但也甚为清楚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维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论,是使前苏联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得以形成的第一个实质性支持依据。较之于阿加尔柯夫,诺维茨基倒是少了若干“羞涩”,而多了几份“直白”与“坦率”。 最后,前苏联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意志法”理论的支持,在于前者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后者的意旨。因为,刻意要求法律行为“本质合法”,正是为了推行法律行为法定主义(注:参见拙文:《论法律行为的合法与本质》,《法律科学》1998年第5 期。);而如果有了法律行为法定主义,则“意志法”理论的终极性目标——“国家本位”与“国家万能”就有了实现的途径和措施保障。如此说来,前苏联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实系其“意志法”理论之产物,应属不争之事实。 二 事实表明,发韧于前苏联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在构成“意志法”理论产物的同时,还是其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因为,合同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工具,原本即与计划经济体制无缘,但在前苏联,为全面改变合同的固有属性而使之成为计划经济推行的工具,自然需要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理论与观点的支持。 第一,关于前苏联对于合同的态度,事实上曾出现过三次大的变化,即从坚决否定到无可奈何地利用,再到抽去合同的固有本质属性。其中,抽去合同本质属性的态度确立正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的需要。 首先,在论及建国之初的苏联为什么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前苏联人的回答通常都是“仅仅为了战争”,即“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唯一可行的政策,事实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0页。)。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这种马后炮意义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前苏联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目的客观上有两个:一是为了战争;同时通过此种政策的实施而期待着直接、迅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正是基于后一目的,才使1918年的俄国宪法有意识不用国家一词(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才有传统的合同交易关系而为国家的统一分配关系所取代(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才使当时的人们普遍感觉到商品与货币似乎已属多余(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 页。),才使法学家属于可疑阶层而普遍不受信任(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这便清楚地表明,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时的前苏联,对于合同原本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 其次,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之所以实施新经济政策,根本原因是其“国家的内部状况非常困难”(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356页。):一是“1920 年大工业产值比战前时期几乎减少了6/7”(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6页。);二是同年的“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65%”(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358、356 页。);三是“农民不满意余粮收集制”而“起来举行暴动”(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358、356页。);四是工人“由于饥饿”而“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表示不满”并且举行“罢工”(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 357、358、356页。);五是因为“余粮收集制”而酿出了“水兵的叛乱”(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358、356页。)。……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当时“困难”的形成原因绝非单纯只是“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注: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 357、358、356页。),还应当有以仇视市场经济的民族传统心理习惯为基础(注:据说,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两度到欧州发达国家考察,通过考察而感受到,还是俄国传统的以农耕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以“德治”为社会管理主要手段的“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远远优越于那些以工商 业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托氏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缘由似乎亦在于此,可知俄罗斯民族对于市场经济亦有着相当深厚的仇视心理习惯。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 页;另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年版,第665页。)、以肆意并人为取缔合同的作用而为手段、旨在追求一朝一夕即达共产主义的那些政策、方针和路线。如此说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本应以承认市场的客观存在,承认合同作用的社会规律性质为基本内容。但是,事实表明,前苏联基于新经济政策之实施而起用合同,纯粹是出于迫不得已,并且只是把合同作为一种工具而暂时利用罢了,对于合同所持的否定态度则丝毫没有改变。 再次,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终止,前苏联便逐步进入到计划经济的时代。为了满足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深入推行的需要,前苏联才对自己坚决否定合同的一贯态度与立场,进行了极其耐人寻味的调整与改变。这种调整与改变的事实集中于下列几点:一是不仅不再否定和排斥合同,而且,赋予合同以贯彻落实经济计划工具的使命并因此而大加提倡与推崇。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苏联人看来,一方面,“合同联系的制度,乃是经济计划与经济核算原则相结合的最好办法,所以一切经济组织应对这件事情予以特别注意”(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著:《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邓华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另一方面,即“在实际上把计划同合同有害地对立起来和认为有了计划就不需要合同的观点,都是不能容许的”(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著:《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邓华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显而易见的是,之所以以禁令的方式宣称“不容许把计划同合同对立起来”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人们对此二者之间的客观对立关系或者“视而不见”或者“保持沉默”;二是受上述特定目的之支配,则有必要彻底抽去合同的固有属性,亦即前苏联人所直言不讳的:“在我们的条件下,……把旧的东西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来求自己的发展”(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著:《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邓华等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 9页。)。这便清楚表明,正是缘于那些虚构出来的所谓目标,才使前苏联人只能依靠公然的“偷梁换柱”而别无他种办法;三是以粉饰上述行径为目的,抬出了“统治阶级意志”既作为公、私法划分客观标准与理论的替代物,同时又作为颠倒法律与社会存在二者之间原有关系的理论根据。前苏联学者斯图契卡正是依据“法乃统治阶级意志,故公法与私法划分不能成立”这一典型“抬杠”式的说教,提出至今尚无人能够说得清楚的所谓的“经济法部门”理论,并企图以此将民法取而代之(注:参见[苏]维辛斯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赫鲁菲娜则说得极为明白:“应该了解个别法律部门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和其它观点相适合,所以经济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决定这种制度”(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著:《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0、6、10页。)。但是在这里,赫氏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作为“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 “意志”而反映社会现实存在时,事实上就既有“真实”的可能,亦有“失真”乃至“造假”的可能。由此即知,赫氏所欲追求的正是“本末倒置”技法的效应。 还应当看到的是,虽有上述诸多“措施”的采取,但相对于合同需要充当经济计划工具的意图而言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合同原本就是民法上的范畴,自然还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民法理论而对此种意图作出富于“民法专业”色彩的说明及解释(注:这是因为文中所列的“堵人之口”“偷梁换柱”、“本末倒置”等措施,均非民法的“行内之举”,故无从具备民法的专业色彩。)。而这种特别的民法理论,显然又非前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莫属了。 第二,正是因为拥有了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理论观点,才使前苏联人甚为“内行”地抽去了合同的固有本质属性,并使将合同充作计划经济推行工具的设想变成了一种现实,进而说明该项理论观点天生就是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关于前苏联人凭借于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而抽去合同的固有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合同(契约)概念沿革以及合同与债之间关系演进的史实可知,一方面,合同实乃双方或方的法律行为,然法律行为的固有本质属性又是行为人不“违法”的个人自由主义,从而使合同之理念对之于政治和哲学以个人自由主义为限定,对之于法律制度以权利本位为限定(注:参见拙文:《论法律行为的合法与本质》,《法律科学》1998年第5期。)。这是合同不能充作计划经济推行工具的根本性障碍;另一方面,合同属债的范畴,故还有一种非本质意义的属性亦即“法锁”的性质。这便表明,前苏联人之所以选择合同充当计划经济的工具,显然只是钟情于合同的 “法锁”作用,以及借此机会还可剪除合同的权利本位。受此“一石二鸟”动机的驱使,前苏联人虽未公开宣称合同应当以义务为本位,但却以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注: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就是要将义务本位强加在法律行为头上。参见拙文:《论法律行为的合法与本质》,《法律科学》1998年第5期。),以及“计划是合同义务的基础”之口号为依据(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著:《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0、 6、10页。),通过“绕弯子”的方式而将义务本位的“政策法”负担强加在合同的头上。这样以来,前苏联人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因为,计划倘若作为合同义务的基础,则合同主体所负的义务至少就有四项:一是受计划之指令而必须缔约;二是必须与计划所指定的相对人缔约;三是合同的内容必须由计划来决定;四是必须实际履行合同。换言之,通过合同而贯彻执行计划自然就畅通无阻。 其次,关于计划合同的主体,前苏联人曾以“社会主义组织”一语而名之。然其之所以选用该语,显然又是为了达到以下几项目的:一是选用该语,本身即有混淆社会组织或可成为法律关系之主体,或只构成法律关系之客体的固有区别界线的作用,从而便可将一切社会组织无一例外地变成经济计划之网的网上纽结而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因为,该语虽非法律范畴,然其外延却极为宽泛:既包括“人的集合”组织,又包括“物的集合”组织;既包括营利性的“企业”实体,又包括以追求社会公共福利而为宗旨的“事业”单位;……这样以来,不仅会使一切社会组织不能不以服从国家计划的支使与安排为要务,而且,亦会使国有企业这一原本即系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一跃而成为计划合同的主体,最终还能将国家的“东家”身份掩盖起来(注:大量事实表明,基于商品经济以及国家所有制的客观存在,遂使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仅系一朝一夕的权宜之计,相反,倒是一种持续性质的现象。因此,国家的“商人”面目与其“老板”的身份并不能够从社会生活事实中抹去。)。但是,前苏联人的此一作为毕竟又属“以纸包火”,迟早都会露馅的;二是基于该语的选用,还可对计划合同主体的法律地位和人格,或采之以含糊其辞的回避说法,或采之以公然的否定态度。例如,前苏联学者赫鲁菲娜就曾明确谈到:“在苏维埃著作里不准使用法人人格化,不准把只能适用于公民,适用于活着的人的那样的概念和范畴也适用于法人。”(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 21页。)这便清楚表明,依据前苏联人的“用心”,所谓的“社会主义组织”自始就非计划合同的“主体”,相反,倒是操持于国家股掌之上的工具和机器;而其既将该类组织在充作计划合同“主体”的同时,又公然否认其主体人格的行径,无疑又是因受到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的“技术启发”之后才得以实施的。但是,事实表明,前苏联人的此类“长袖善舞”,既存在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自相矛盾,还存在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常滑稽。 再次,既然那些“社会主义组织”一个个都是国家用于推行经济计划的工具与机器,那么,对于他们既有必要经常性地加注一些旨在促使此种机器能够正常运作的润滑剂——“企业经理基金”(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21页。),尤有必要对于他们执行计划的行为实行所谓的“全面监督(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 13、14、21页。)。作为监督者,不仅有计划合同的相对人,还有党的组织、社会团体、行政机关、经济机关乃至不特定的公民个人(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21页。);作为监督的方式,则既有法律的,又有行政的,还有社会舆论的(注:参见[苏]赫鲁菲娜:《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法中合同的意义和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21页。)。而如此之”法网恢恢“,无非是为了使那些计划合同”主体“,不敢越出计划合同义务本位”雷池“一步。这表明,”全面监督“之种种举措,正是因为拥有了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的”技术帮助“始得”自圆其说“的;同时,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实乃计划经济体制之产物,确系不争之事实。 第三,无论是前苏联人“意志法”理论所称的“法”,拟或是其曾经推行过的经济计划,事实上原本就是一回事,即都是以旨在树立“国家本位与国家万能主义”的信念为最高目标而形成的前苏联国家的“统治阶级意志”。这既是“意志法”理论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相通和相同之处,同时,也是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之所以会成为上述二者产物的原因所在。对此,我们显然已无赘述之必要。 三 前已述及,我们考察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的历史源流,分析并搜寻出促使该种观点得以形成、维持的社会意识形态(我们通常称为“政治与经济”)根源(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由于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故无从形成质的区别,应归之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彻底否定该种观点。因为事实表明,倘若容许该种观点继续存在,不仅有碍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政的继续推进,亦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在中国的如期建立;不仅有碍于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完成,更有碍于中华民族振兴伟业的不断发展。但是,还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即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而为邓小平同志率先倡导的“拨乱反正”(注:参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经济的发展目标,并因此而宣告了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终结。鉴于此,我们讨论的重点亦有必要转移到 “意志法”的理论上来。 有资料表明,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之初,伴随着赫鲁晓夫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当时的苏联人不仅明确提出过“全民国家全民党”以及“全民法”的口号,而且,还对“意志法”理论进行过反思与批判,并因此而形成了若干项颇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例如,彼昂特考夫斯基就曾明确谈及,维辛斯基的“法的概念没有指出法律规范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就为唯意志论在法的创制中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制定苏维埃立法时企图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定义中的错误还在于过高估价作为保障适用法律规范手段的国家强制力”(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编:《苏联“全民法”问题文摘》,法律出版社 1965年版,第35页。);而阿历山大罗夫更是明确指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年代中,维辛斯基充当了斯大林在国家和法的理论领域中的喉舌,他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和有害的观点出发,千方百计企图使法律科学为大规模地镇压和违反法制的现象辩护”(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编:《苏联“全民法”问题文摘》,法律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当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前苏联人对于“意志法”理论的批判,既不可能从市场经济规律的立场出发,更不可能超越与冲破“国家本位与国家万能主义”神话的羁绊,因而使此次批判既不彻底亦不全面。但是,事实表明,在中国,时至今日,“意志法”理论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一块领地,并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最大理论障碍。因此,考虑到本文篇幅的限制,在此仅将我们对“意志法”理论的批判性看法简要罗列如下: 第一,实际上“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法制局限性的一种理论武器,而非对社会主义的法所作的本质概括或定义界定。这是因为:首先,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全部理论当中,共产主义乃“自由人”的联合且没有国家与法律是有明确结论的,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只是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谈及要不要法律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消亡等问题,因此表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在价值选择方面的直接追求,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立”,而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破”;其次,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该种旨趣与特点还集中地表现在,每当马克思施放“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这枝“矢”的时候,总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法制而为“的”的,从而表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仅仅是马克思用于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早期法制局限性的一种理论武器;再次,基于以上两点即已更加清楚地表明,前苏联“意志法”理论的始作俑者纯粹是从某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截取马克思著述的只言片语,用以作为兜售其“意志法”理论的标签,因此,这既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严重歪曲,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玷污与亵渎。 第二,缘于“意志法”理论的指导所造成的最大恶果客观上有两项,一是该种理论在实践层面上曾经使社会主义“封建化”,二是该种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又曾经使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注:“封建化”乃李泽厚先生用语,参见其著《走自己的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87页。):首先,在马克思的著述当中,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人们,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在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千万不能以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否则不但打不倒资产阶级,还有可能把自己打倒。但是,发生在前苏联的并且是由斯大林一手操纵的“大清洗”,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同样是由所一手导演的“文化革命”,无一不是从“意志法” 理论的立场出发,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推行封建主义的。而诸如此类的例子,无论是在解体以前的苏联,或者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似乎并不以该两例为限。因此,应当说,“意志法”理论的形成与存在,确系使社会主义曾经封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关于“意志法”理论亦曾使马克思主义封建化的事实,似乎以如下几个理论话题中始终存在着无从化解之逻辑死结而为依据:一是如果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确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专为社会主义的“法”所下的定义,那么,以 “统治阶级意志”为本质规定的社会主义的“法”,与流传于中国好几千年的“朕即国家朕即法”的封建主义 的“法”,又会有什么区别呢?二是如果说“权力本位”与“权力万能”原本就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当中的产物,那么,贴着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意志法”理论,所宣扬的不正是“法自权出”、“权大于法”以及“权力本位和万能”的思想和老调吗?三是基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演进历史人们可知,正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法”原本就是皇帝或君主随心所欲的“意志”,因之,韩非进谏于秦始皇兼而用之的“权、术、势”等诸多“阳谋”(注: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中国,“阳谋”与“阴谋”区分的实质标准是“谋者”的名份不同。有君位或拥有权力而所实施的“权谋”谓之“阳谋”。),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都是其“法”的有机内容。对此,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 “统治阶级”,又有何种有效措施而能够将此等统治术从社会主义“法”中排除出去呢?而包含了此等统治术的“法”还会优越于“法律至上”目标指导之下的法制吗?凭借此种“法制”武器,还能承担起既解放全人类同时又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吗?……显而易见,“意志法”理论的存在,确曾使马克思主义封建化实系不争之事实。 第三,在法学层面上,“意志法”理论显然是直接违背法的一般常识的产物,而在哲学层面上,“意志法”理论无疑早就成为“真理——实践”标准,这一哲学科学理论命题的绝对对立物。这是因为,首先,人类社会的法律生活实践一再表明,关于法的存在,始终都有“实然”与“应然”两种状态的区分。作为“实然”状态的法,确实是立法者“意志”的表现。对此,规范分析法学派的开山鼻祖奥斯丁很早就曾看到和谈到(注:参见[英]戴维·m·沃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但是,同“实然”状态的法相比较,“应然”状态的法无疑又是法的根本。因为,所谓的“应然”状态的法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于各种原生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所形成的一种自在意义的社会规律;其次,正是因为“应然”状态的法乃法的根本,因之,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当中,即使马克思是以批判的口吻指出资产阶级的早期法制实质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意志的表现,但马克思并没有忘记告诉人们,这种意志仍然是由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另一方面,在法学层面上,又使“善法是法、恶法不是法”的法学命题很早即为人们所掌握;第三,在哲学层面上,亦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亦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第四,在近百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方面,还使那些以“权力万能”为精神寄托、无视客观规律的存在而肆意妄为的人四处碰壁。这便清楚表明,“意志法”理论将法的本质仅仅归结为 “统治阶级意志”,显然是一种极为浅薄的理论说教。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早就表明,“意志法”理论自始就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最大理论障碍,故基于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有抛弃此种理论的绝对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终极性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项有机构成。作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其具体标志客观上自然会有很多,然其中的两项显然远非其它诸项可比而居于绝对重要的地位:一是作为中国依法治国的“法”,必须趋向于“善法”的方向而非“恶法”的选择;二是中国既已循之于依法治国之道,则逐渐实现“法律至上”的目标选择亦系一种历史的必然。换言之,前者是指中国立法的“质量”以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依据而必须提高;后者又是指普遍存在于国人中间的、“只相信权力而不信法”的传统心里积淀必须得到彻底改变。但是,诚如前述,“意志法”理论的存在,不仅会使中国的立法时刻都有“恶法”化的可能,而且,基于其一味宣扬“权大于法”的理论情趣,还使该种理论无从不成为“法律至上”的对立物;其次,事实还表明,中国落后的总根源既在于中国一贯以农耕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又在于中国的封建文化特别发达,更在于“国家本位与国家万能”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因此,邓小平同志才将中国当代的改革称之为“革命”(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13页。)。而作为这场革命的对象,无疑既有经济领域当中的生产方式落后,又有上层建筑领域当中的封建文化成份,以及该种文化之挽歌——“意志法”理论。一言一蔽之,否定并抛弃“意志法”理论及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观点,实乃中国社会进化与发展的一种历史之必然。 高在敏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思考: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再次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着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ft,由"Recht"和"Gesch?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 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思考: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重新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Recht"和"Geschä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ä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思考: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重新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Recht"和"Geschä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ä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优秀,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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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研究论文:浅谈美术教育改革的创新性思维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要求我们在美术教学改革中必须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和特征,并融入现代的教学方式和教学体验,以主动的创造性思维为艺术主体活动,把对艺术的感受和创造结合起来,寻找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个人的创作风格。追求个性化,强调视觉张力,使学生自觉的参与到艺术的创造性思维训练中,以创造性思维为主体活动,体现画面创造性思维的审美陈述,使艺术创作呈现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创造性思维;培养;流畅;灵活;独特 一、创造性思维的提出 对于什么是创造,著名教育家吴全愈认为:“创”与“造”两方面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造”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产生出具有独特意义的东西,不打破常规,无所谓“创”。 如何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让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到创造活动中来,是提高本科美术学专业基础美术教学效率,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要实践课题。但从基础美术教学现状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老师讲绘画的基础知识,学生听绘画的基础知识;老师板书绘画的技能要点,学生抄写绘画的技能要点;老师示范作画步骤,学生观看作画步骤;老师示范画结束,静物一摆,学生便开始操作练习。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地抑制了学生的个性,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极不利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又是最需要学生主动发挥其创造性的,现代美术教学应从“教师为中心”转移到“学生为中心”,从以传统的讲授知识为重点转移到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重点。一堂成功的美术课教学莫过于师生之间情感的相互交流互动和提高,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不仅在视觉中感受,而且全身心的融入教学的创新思维活动中。这需要精心设计教学,使学生快速进人全新创新思维活动中,教学也就进入了“引人入胜”的境界。“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就是一条达到这种教学境界的有效途径。 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是学生主动探究问题和从事创作活动的根本动力。创造活动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造史。苏霍姆林斯基说“将劳动人民的强大创造精神及其对于生活、理想和追求的种种观念渗透进儿童的心灵和智慧,在他们的心灵中,就会激发出为人类的创造精神、思维和技巧而骄傲的情感。”因此,在美术基础教学中,如何拓展学生的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是美术基础教学改革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在美术教学中,我们应该以主动的创造性思维为艺术活动主体,把学生对艺术本身的语言和造型的感受力、创造力挖掘出来,让学生置身于创造的时代潮流和艺术氛围之中,去体验和感悟创新,从而增强其创造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 (一)打破常规,鼓励学生多思快想,提高思维的流畅性 美国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将创造力分解为边界推移、边界突破、发明与美学组织。边界推移就是扩充材料与工具的固有特性,创造性的运用造型因素。边界突破就是在传统观念与传统技法中发现缺陷,提出新观点、创立新技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价值取向的变化。美术教育开始有意识的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教学观念,开拓学生视野,创设发挥想象的表现空间,运用现代材料与工具发掘新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生动灵活的课堂气氛,鼓励学生多思快想,鼓励学生在思维中打破界限,打破工具和材料选择的局限性,综合运用各种技法,进行有广度和深度的开拓。为善于动脑、敢于提出自己看法的学生创设安全的心理环境,激发他们激越亢奋的创造情绪,创造独具一格的美术作品,让学生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中体验到创造的乐趣。 (二)以特色课程为创造平台,训练学生随机应变,提高思维的灵活性 思维的灵活性又叫思维的变通性,是指摒弃旧的习惯思维方法,开拓新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训练学生思维的随机应变、变化多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不拘一格,不受消极定势的桎梏,从而产生超常的构思,为创造打好坚定的基础;德国20世纪初包豪斯学院教学体制创始者格罗皮乌斯是创新教育的先驱,其教育观念、教学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基础美术教学的训练,只给学生题目,不给任何工具,不讲解,不给方法,由每个人自由发挥,促使自己思考,不依赖条件,引导探索新渠道,发挥想象能力,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美术教学改革中已出现了不少有创造意识的课题设计。如图形创意中形象的发散思维造型、借形想象、借迹造型以及创作中的反常规思维、逆向思维等,这样的课题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还需要我们在每块教学领域上广泛而深入地拓展和建立与之配套的创造性思维训练体系。 (三)打造良好的创造环境,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发展思维的独特性 创造性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它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在中国的基础美术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将技能技巧的掌握看成是创造的理念,而不重视学生的独立探索。 技能是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应在文化教育上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方面的培养和提高,创造力是不能教的。但创造力是鼓励出来的,是培养出来的。它需要良好的创造环境,所以美术教育工作者就是要创造一种适合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环境,开启学生内心的创造灵感,从学生内心的形象思维入手,激发其丰富的想象力,鼓励学生标新立异,用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新观点去认识事物,对事物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独特新颖的见解,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这是创造性思维最高层次的境界。 为提高学生思维的独创性,我们应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探索,鼓励他们对已有的知识作出新颖、独特的转换和组织,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 善于发现事物之间存在的新关系,从中敏感的提出见地性的看法,不人云亦云,不随声附和,这是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特性。丰富的想象力是产生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条件。要营造适合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良好环境,教师应该按照课程要求进行创造性教学,把培养有创造力的人作为美术教学的根本目的。无论以怎样的手段和方法教学,都必须始终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以人为目的、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在艺术专业基础美术教学中长效而有机的融入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这一课题,为美术教学和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宽阔的灵活空间。使学生能运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和造型语言,以创造性思维作为艺术发展的主体活动,激发主体人有知觉、感觉、精神、意志、冲动的进行艺术创作。因此,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基础美术教学必须贯穿一致的优秀。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优秀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成人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成人美术教育色彩教学应该根据学员实际需要,改进教学方式,注重个性化色彩风格的培养,尝试多种绘画材料技法在色彩中的运用,并建立丰富的色彩评价体系。 关键词:色彩个性化材料技法评价 由于成人美术教育的对象是已经具有一定美术基础的成人学员,其教学也更富挑战性,不能简单地重复专业院校的教学模式,要探索出符合成人认知特点的美术教学方法。笔者在多年从事成人美术教育教学的工作中,根据学员的不同能力,实践各种色彩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培训者色彩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 一、色彩教学中的个性化培养 个性差异体现着人类多样因素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又与美术的丰富多样性所一致。也正是学员审美个性上的差异,为我们开展美术教学提供了基础。与此相反,划一的教育却导致美术丰富多样性的缺失,也就失去了美术的真正魅力。个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差异必须被重视和尊重,尤其是在富有情感的色彩表现上。尊重个性差异应该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它要求教师无论在备课、上课、指导、评价等环节中,都要以此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不能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影响甚至干涉学员独特的审美习惯,确保他们在愉悦的环境中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被尊重,使学员自觉地保持和发展这种审美的独特性,而不是趋同于同学和老师的审美感受,最终丧失他们宝贵的人格魅力。例如,讲课时要对色彩作品客观分析,理解不同色彩情感的表现抒发:莫奈《睡莲》《教堂》系列中光影色感的扑朔迷离、欢快丰富的色彩世界;凡·高的《向日葵》《自画像》充满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心理因素,以狂热的色彩语言描绘了痛苦焦灼的心灵,那奔放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以及整个画面的律动感令每个观者能体会到当时作者的绘画激情;蒙克的《呐喊》《生命之舞》中色彩传达的苦难、恐怖等等。 指导写生训练实践时,不应要求每个学生都按老师本人的方法和色彩感受去完成作品,应该允许学生在表现手法和工具材料上有一定的自由,应鼓励学员勇于用个体独特的色彩风格表达自己对事物的审美感受。在色彩表现过程中要调动学员表现对象的激情,强化画面的主观色调,营造强烈的情感氖围,根据需要选择运用写实、夸张、变色、反色、变调、抽象、象征等手法,强调笔势的动力感,如用平涂无痕的色块、长笔触的强烈扭曲的拖摆、细笔触的轻微的颤动、旋涡笔触的绵转,弯曲笔触的起伏等,突现色彩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当学员处于兴奋的状态中,活生生的对象就会融化为生动的线条,鲜活的色彩,写生就不会是冷漠的复制,而是炽热情感生动的表现。教师尊重学生的审美个性,发现、显示、爱惜、培养每个学员的独特的个人才能,便意味着把个性提高到人的尊严充分发展的高度。 在色彩教学中培养学员的审美个性,要求我们从客观心理结构出发,充分意识到教育和环境对审美活动产生的影响,并避免影响其发展的不利因素,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尊重、培养、发展学员独特的审美个性。 最大限度体现差异,编排合理的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是成人美术教育的重要部分,而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成人学员是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群体,整齐划一的要求和内容对他们肯定是不合适的,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各种层次的学员的身心特点。以终身教育为目标的成人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体现出一种弹性,这种弹性体现在对于表现方式的宽容、工具材料的多样性和教学内容的难易方面。教师在备课时,应该注意适应不同基础学员的审美喜好,在准备要欣赏的艺术作品材料时,应尽量多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又风格迥异的作品,以体现出教材内容对不同审美个性的宽容度。从学员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出发,使学员感受各类作品的不同审美形态,从而引发学生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学员对美术的体验、感受和表现才会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工具,利用各种色彩作品资源开发色彩课程,培养学员的美术素养和人文精神,建构个体对于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人文关怀,从而形成独特的富有民族特点的审美个性。 二、各种绘画材料技法在色彩中的运用 不同绘画材料的运用会形成画面不同的肌理表层,肌理是经过许多艺术家用不同的物质材料,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法不断尝试探索创造出来的。这种效果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并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语言被采用。画面中所出现的肌理,使艺术手段更趋丰富,从而可以充分体现作者的创造性。 同样,在色彩训练之中,也可以运用各种绘画材料产生不同的色彩肌理效果,来拓展学员色彩的表现力。过去的色彩教学中,只是运用水粉、水彩、油画等常用材料,对材料与技法触发的色彩肌理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生不了解画面肌理的功能及其所生发的效应,如可以表现丰富的质感和光感,或传达精致、和谐、微妙、柔和、厚重、粗犷等感觉。重视媒介和手段的研究、增加各种特殊材质的必要的感性认识,即不同材料、技法形成的不同肌理表层,其本身就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情感心理、情感动向及其精神价值取向。色彩肌理本身就会使观者引发不同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反应和变化。同样的肌理表层又会因不同的材料选择,传达出不同的情感信息。 不同材料和技法的选择运用,引发不同的色彩肌理表层效果,同时也会导致不同的审美趋向差异。收集、保护和学习前人优秀的传统技艺,是我们创新的根本和基础。我们在色彩训练中学习传统技法的同时,鼓励学员大胆尝试多种绘画材料技法,如水彩、水粉、丙烯、国画色的综合运用,油画和金属、木、陶、蜡、纤维等各种材料的混合交替使用,还有刀刮、平刷、罩染、浸染、滴洒、划痕、厚堆等方法的运用,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极为丰富的肌理效果,从而启发学员的创造灵感。经过深思熟虑并富有想象地利用工具和技法,以不同媒介来创作美术作品,在表现技法的探索、研究和体验中,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体的审美个性,同时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同绘画材料技法运用可产生不同的肌理,而对肌理的研究与综合运用模糊了画种的界限。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跨画种的技法被广泛运用和借鉴,不同画种材料的综合应用已成趋势,因此,我们尝试在色彩教学中,充分而综合地运用不同画种的材料和技法,从而真正实现色彩教学的五彩缤纷,使学员感受色彩的独特魅力。 三、引入丰富的色彩评价体系 对于成人美术教育学员的色彩作品评价,相对较为理性和成熟,应尊重其自身的思想和体验,在具体的色彩训练中拓宽自己色彩的经验和感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感受体系,形成丰富多样的评价体系。 在成人美术教育中将评价作为色彩教学的重要学习方式,目的是为培养学员色彩评价能力,促进色彩创作和审美能力。美术教育加强学员的色彩评价能力培养,能提高学员的色彩意识,还能培养学员的色彩审美敏感性,发展其感受力和思维力。在色彩作品评价中,可采用学员自评、互评、讨论、阶段性的色彩作品汇报展览等形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热情。也就是说,现代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断自我完善的组织系统。传统的评价都简单地以学员最终的作品来给他们的能力进行定位,可是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特有的生长环境,个性的不同、专业基础、工作环境的不同,表现出来的内在气质也就存在着差异。因此,学员努力的过程就是学员素质能力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从学员参与学习活动和表现作品的过程中,去发现学员学习表现色彩的热情,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学员本质的有个性的东西,培养学员的观察力、想象力,挖掘他们的色彩创造力,保护学员的个性特点。 传统的教学评价比较单一,教师往往以学员画的色彩关系对不对,把眼光总放在美术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等来评价,忽视了学员在其他方面所呈现的闪光点,忽略了学员在色彩表现过程中的自我情感抒发、审美情趣、构思创意、探索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因此,评价不仅要关注学员的学习成绩,更要发现和发展学员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员发展的要求。在学业评价的范围上,不仅应该有美术学科的知识和能力,还要关注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表达、审美情趣、构思创意、综合能力、探索能力等全面的综合评价。只有综合全面的评价才能使学员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提升色彩创作能力。 其实,学员的色彩作品,原本就浸透了个人的各种情感,有些想象的、抽象的作品可能画面效果不是最好,也可能是学员造型能力、构图能力的局限,甚至是因为某些个性的因素使然。所以教师应尽量给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让他们以异于他人的表现方式来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并树立起自我表现的信心。教师必须站在每个学员的角度上,用他们的眼光去理解他们试图表现的内容,做到理解和尊重学员。在色彩呈现中,发现他们的才华,体会他们的情感,教师在评价作品时应抱着一种充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运用平等和恰当的评语谈出自己的体会和对学员的期望,可以起到鼓励学员创造能力和很好地交流的作用。在美术教学中要注重对美术活动表现的评价,评价的优秀是促进个体的发展,要通过突出评价的过程性和个体的差异性等,建立发展性的评价体系。 通过培养学员色彩表现的个性化和多种绘画材料技法的尝试,引入丰富的评价体系,改进色彩教学方法,使学员从被动接受知识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与开发潜能个性化的学习环境相适应,探索以自我指导为导向,以个性化学习为中心的新学习模式,形成符合成人学员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规律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方式,培养建立学员色彩创作和审美能力。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优秀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 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儿童美术教育研究论文 美术教育作为促进儿童智力发展和培养各种能力的重要手段,已为人们普遍认识和重视。然而美术教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有其独持的教育规律,在儿童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如能科学地将美术教育知识传授给他们,将会对儿童知识面的拓宽、想象力的丰富、形象思维的发达、创造能力的增强都有好处。 一、儿童绘画心理的正确认识 儿童绘画心理的发展有着他自身的特殊性,它不仅由心理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而且儿童绘画的发展状况同样也是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了儿童绘画发展中各个阶段的特性,才能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而去制定相适应的教育方法。在这里我们根据儿童小学阶段的心理发展状况,把儿童绘画心理分成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1-2年级),中组阶段(3-4年级),高级阶段(5-6年级)。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儿童由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方式,转为以学校正规教育为主的学习生活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作为教育者所面临的最主要课题,就是如何把儿童在入学前的自由式即兴作画的热情引导到正规学习中去,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教材要适合此阶段儿童的兴趣外,师授课方法要正确得当。因为这个阶段的儿童刚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一方面对这种正规的学习方法感到新鲜好奇,才能得到教师的认可,因而这一时期教师的教学宜以正面鼓励和耐心细致的引导为主,如果因授课方法不当,激不起儿童的学习热情,或是指责过度,无疑将会使他们中断绘画的兴趣,给以后的学习带来困难。 儿童在进入三、四年级后,即前面所说的儿童绘画心理的中级阶段。这个阶段被人们称作儿童绘画的转变期或过度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的绘画水平是不稳定状态。因为这时期的儿童基本上能看出作品的不足,但又不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此时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具备。无法解决诸如物体的结构、比例、色彩等问题,因而作画的兴趣下降,缺乏以前的那种热情和信心,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显然是儿童从直观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过度阶段。在这个时期,教师如不注意引导,过度指责,容易导致大批学生对绘画失去信心和兴趣,所以当儿童进入这个时期,教师一定要及时给予指导,通过多种形式的美术教育方式,如走出课堂、多增加写生和速写的练习,这对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和顺利度过这一时期是很有帮助的。 儿童进入五、六年级,这是儿童绘画心理的高级阶段。在这一时期,儿童在抽象思维方面已得到了很大发展,爱好美术的同学此时热情更高,他们对形体的观察理解能力已有了很大提高,常规教育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教师就需对这阶段的学生教育要有所区别,除了传授课堂知识,在课外对爱好美术的学生要系统地传授一些理论知识和绘画技巧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写生能力的训练。 二、儿童基本绘画技能的培养 儿童绘画中最基本的技能主要是临蘑写生、速写和默写四个方面,这是提高儿童绘画水平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将儿童由被动的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的最理想途径,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能,才能使儿童的绘画表现得更轻松而得心应手。 临摹:临摹对儿童阶段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很注重临摹的学习。临摹要注意学习对象,低年级适于临摹简单的,线条单纯,色彩明快,令他们感兴趣的图画,可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发挥,以丰富画面内容。这既可增加他们的兴趣,也可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到中高年级,可根据儿童实际绘画能力提供给他们一些静物或风景作品,但要注意一点,临摹只是辅助学习方法,要掌握好绘画的技能,重要的还是造型能力的训练。 写生:写生是面对着实物进行的绘画,因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锻炼学生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锻炼眼、手的协调能力,经过长期有目的的写生练习,学生便能建立起正确感知物体形态、结构、比例、色彩、空间等概念,作为教师要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对学生提出明确的阶段性要求,在写生练习时要引导他们观察、分析和表现,切不可用同一种模式去要求他们。 速写:速写同写生不一样,虽说都是面对实物作画。但速写要求在短时间内把眼前的物体表现出来,这种技巧的熟练掌握,将能极大地激发儿童用画笔表现生活的欲望和热情。儿童速写可以先从易于观察理解、有特点的静物开始,然后可过渡到今他们最感兴趣的动物,进而再画人,再由简单的场面过渡到复杂的场面。随着技巧的熟练,眼光也会变得敏锐起来,从而使绘画变得更加自由了。 默写:默写是指把曾经看到的形象回忆起来,并用绘画的形式把他们表现出来,因此默写的基本前提是先要有记忆。教师在进行默写训练时,要通过组织活动,然后启发他们去回忆,想象活动中生动的场面、人或物等,然后将他们画出来。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教师的启发很重要,通过启发能使儿童们的回忆更富故事情节、更生动、更典型。但这种启发要根据儿童年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幼教改革从理论实践上对幼儿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该文认为幼儿美术教育的实质是以艺术施教,借艺术来培养智力、创造力以及人性和社会性。并在此前提下,分析了对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的已有阐述,指出其不科学及模糊之处;点明了幼儿美术教育的独特性质以及与其它美术教育的区别,揭示出幼儿美术教育的实质是创造性的造形活动。最后对幼儿美术教育目标进行了独到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拨清了为此而生的种种误解。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种过程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外延到内涵的演变过程。随着我国10年来在幼教领域改革的加深,幼儿美术教育从指导思想到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幼教改革中,综合性的整体改革和各科教法的改革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幼儿美术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幼儿美术教育提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由于我国美术教育理论方面的薄弱,使得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尚不能在广大教育者的头脑中形成清晰的认识,例如,幼儿美术教育的本质特性的问题,就是一个阻碍人们正确认识幼儿美术教育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的研讨,无疑会促进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理论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 教育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和教育指导思想以及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教育目的有关。笔者在从事10余年的幼儿美术教育工作中深感教育目标在教育实践中的重要,因此提出对幼儿美术教育的目标如何阐述的问题,希望通过研讨,获得共识。 一 幼儿教育是为幼儿未来的学习和发展作好各种准备的教育。它的教育范畴包括身体、智力、情感、思维、语言、品德、美感等很多方面。它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各种各样具体的教育活动实现的。幼儿美术教育是幼儿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幼儿教育总目的的手段。所以幼儿美术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传授艺术而进行的教育,也不是为少数有艺术天分的儿童而存在,而是在总目的指导之下的具体目的,所以可称之为目标。 目标是教育思想最典型、最集中、最概括的反映,美术教育发展到今天,其教育指导思想也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 将图画、手工等活动纳入教育课程之内开始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和德国,由于产业革命的发展,人们深感工艺教育的需要。在当时,美术被认为是可以培养观察能力,使头脑细密,又能掌握很多知识和技术的学科,所以初期的美术教育都是以技能教育为出发点的,而且都从几何形入手,然后进入写生,对幼儿也以同样的方法去教,只不过难易不同罢了。 20世纪初,很多心理学家对儿童的美术研究开始兴盛,如凯尔仙修泰那(Kerschenstener)等,他们积累了很多儿童绘画的研究成果,结果使欧美的美术教育开始了变革。奥地利的法郎兹·西泽克(Cizek)提出了革命性的主张,提出不要给儿童强加成人的思路和方法,要按照儿童的发展阶段进行教育,并使儿童的创造性得以实现。在以后的年代里,英国的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美国的罗温菲德(Lowenfeld)也对美术教育理论作出突出的贡献。里德指出“儿童艺术是人的表现方法之一,模仿成人的想法是错误的,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通过美术来发扬光大儿童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是美术教育应有的基本态度。”罗温菲德也认为艺术教育“不是为传授艺术而进行的教育”,而是通过艺术来塑造人格。在艺术心理学的领域里,美国的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IfArnheim)对视觉与认识与思维的深入研究为通过美术教育培养人的创造力奠定了基础。正如阿恩海姆指出的那样“艺术乃是增加感知能力的最有力的手段,没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任何一个领域的创造思维都将是不可能的。” 与创造性的美术教育相呼应的是以德国包豪斯(Bauhaus)造型设计学校为代表的现代造型艺术潮流。包豪斯将一切造型领域里共同的基础内容作为学习内容教授给学生,取得了效果并推动了“构成”的发展,这不但对生产和造型艺术有极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美术教育。图案、手工这些教育内容被重新加以认识。抽象化、象征化的表现在造型中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同。美术教育同人的生产和生活愈加密切,美术教育的范畴广为扩展。 综上所述,今天世界上的美术教育已由写实和抽象两个方向发展而来,并和心理学、教育学相结合,成为以艺术施教,借艺术来培养智力、创造力、人性与社会性的教育。“通过艺术而进行教育”成为大多数国家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 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幼儿园教育《纲要》中对美术部分的阐述上: “在幼儿观察物象的形状、颜色、结构等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用绘画和手工(泥工、纸工、自制玩具等)充分表现自己对周围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初步培养幼儿对美术的兴趣以及对大自然、社会生活、美术作品中的美的欣赏力。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发展手部肌肉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初步掌握使用美术工具及材料的技能。” 对于这一阐述,可以认为是我们过去对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的认识。笔者认为,首先应肯定这一阐述的意义,它在促进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的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将具有参照意义。同时也应指出,时展了,认识也发展了,这一阐述已不适应今天我们对幼儿美术教育的理解以及未来对幼儿美术教育的需要,主要意见有以下几点: (一)未脱离以成人对美术的理解来看待幼儿美术活动,以客观反映论对待幼儿美术活动,因此不适合幼儿美术活动的心理特点与表现特点。必然将幼儿美术引入写实的模式之中。 (二)文字表述抽象和概括不够,反而使活动范畴受到局限。如“绘画、手工(纸工、泥工、自制玩具等)”这些形式都可以用造型活动来概括。再如“观察力、想象力”,我们知道,幼儿美术活动会有助于智力的发展。智力中就包含有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等多种因素,因此,可以用智力来概括。 (三)创造力是区别于智力的一种能力,也是美术教育最为突出的一种功能特征,但在表述中因平列的关系,难以清晰地认识和记住这一重要的目标。 对于以大自然、社会生活、美术作品三个领域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幼儿美术教育中的美育内容重要的是对幼儿进行形式美感的教育,即视觉对形式美的认识与理解,这是区别于其它美育形式的主要特征。另外,用“欣赏力”一词,是过高的目标,幼儿的美育主要在于培养幼儿对美的事物的知觉与感受,尚难达到欣赏力的程度。 根据以上几点意见,笔者认为,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的目标应重新修正。 为使目标及其阐述更为科学,我们首先必须对幼儿的美术活动的性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众所周知,幼儿美术不同于成人概念上的美术,和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也不同,这并不是难易程度或循序渐进的问题,而是由幼儿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所决定的。他们不会按眼睛看到的物象的形状、颜色、结构去表现,而是用心灵对知觉样式的把握和理解去表现。幼儿美术如同原始人类的艺术活动一样,是他们认知和表现的一部分,可以说它是一种混合体,它既是幼儿自身本能的欲望的表现,又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反映,既是体质、智力的体现,又是情感、态度的表达,既是游戏、又是学习,既有模仿,又有创造。幼儿美术教育正是基于幼儿美术活动的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因此具有多方面的综合性教育功能特性。它的作用包括诸如培养美感、促进认知、发展智力、提高手、眼、脑的协调性和手的灵活性。促进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等等。在这些作用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具有培养创造性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造形活动实现的。造形是幼儿美术教育的优秀,是幼儿美术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如语言、数等)最重要的内涵。 三 造形活动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活动领域。从原始社会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社会千姿百态的视觉艺术,人类的造形活动随处可见,它和人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基本能力。人类的造形活动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按不同物种的标准和美的标准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具有求新、求美的特点,它是人的本质需要,也是满足这种本质需要的本质能力不断发展的表现。创造性的造形活动源于人的手和脑的活动,视知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视知觉本身具备着一种思维的本领,具备着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尤其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它是经过知觉的选择作用生成的意思进行的。而造形活动为视知觉提供了具体的感性材料,又有通过造形活动的过程,体验到创造的过程,使想象现实化。因此,造形活动有助于人的创造力的发展。 人的造形活动离不开实践,科学家为大脑机能定位的研究和认识规律的研究表明,大脑与外界存在着某种一致的关系,大脑皮层的活动取决于脑细胞与外界的交互作用,形成自身的代码(图式),用来译解和反映对象世界,这样,经常接触某一事物的人就形成了对该事物的代码,例如,经常听音乐的人,就形成对音乐的代码,而不接触音乐的人头脑中缺少编码,自然就难以解码,也就只能听见,而听不懂音乐。创造性的造形活动也是如此。对于幼儿来说,只有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才能建立起创造性的代码,因此,尽管说造形活动有助于培养创造力,但美术教育中模仿为主的模式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在活动中对技术的追求已经束缚住了自主性的探索性的表现的可能性,使其不能形成创造性的代码。 造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造型艺术,与美术互用。广义则泛指无论有无美的要素,凡人类利用一切可视可触的材料在空间或平面上做出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或物体。如果我们从广义的意义上去看待幼儿美术活动,则除了图画和手工以外,幼儿的很多游戏活动都是造形活动,例如,孩子在雪地上用脚踩出花样、用插塑积木摆出各种形态,在下过雨的水沟上筑坝,在沙子堆里造城堡等等,这些活动对于创造性的造形都是具有意义的。因此,广义的造形应是我们对幼儿美术活动所持的态度。由此出发,也更为容易拓展幼儿美术活动的内容并与其它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幼儿的造形活动是与游戏分不开的,他们对随手搭合的树叶、纸片、小棍极感兴趣,对能够通过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一种材料的形也极感兴趣,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是小小的原始人,就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形式多样的美术活动那样感兴趣了,他们的活动中不仅满足了游戏的需要,而且得到了关于物质世界的真实信息以及自己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每一种新材料或新式样的接触和体验都会使他们形成深刻的记忆并影响久远,所以增强幼儿对各种适合他们年龄特点的造型材料的体验,是幼儿美术教育的重要工作,从这种体验中就培养出造型艺术的基础感觉。 幼儿在造形活动中的表现可以分为“意象表现”和“机能性表现”。这两种表现在活动中都是依赖视觉形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幼儿在造形中的着眼点是美术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对“形”(形状、色彩、构成要素等)以及由“形”引发的联想感兴趣。例如,当孩子在涂鸦期能画出圆形时,他并非要画什么东西,而只对这种最简单的能把图与底区别开来的“形”感兴趣。在以后出现的象征性符号和各种各样的形象样式及组织形式中也是以形的变化和关系为基础的。他们对手工活动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对泥工、折纸等活动的兴趣在于这些可变形的材料能够实现他们造形的意愿,从而体验到创造“形”的快乐。 幼儿在造形活动中表现出的创造性也离不开他们对美的认识和感情,他们对美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却是基础的,因为美的内涵是通过形式体现出来的,造形艺术为幼儿对美的认识,尤其是视知觉对美的形式的认识提供了条件。因此,美术教育本身就含有美育的内容。当然,美育不仅通过造形活动,它还需要其它教育活动才能实现,但造形活动中的美育作用是重要的,因为它为幼儿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可以现实化的视觉的美感表现形式。 幼儿在造形中表现出的创造性也离不开他们自主的活动,自由地表现是创造性产生的必要条件。幼儿表现出的创造性是幼儿主观欲望和想象的产物,如果在活动中是为了自己的表现而做或画,他们会自然地将心里的美的情感流露出来,从而产生自然、诚实、大胆、朴实、直率、稚拙的特点,尽管这些作品在一些人眼里是幼稚可笑的,但它所具有的个性和心意是明确的,而模仿成人的艺术的作品则失去这些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幼儿美术活动应更多地给予孩子自生性,教育者的工作是为他们提供条件并启发诱导使其实现这种创造,而不是简单地教他们照猫画虎。 综上所述,创造性的造形活动是幼儿美术教育的实质。以此为中心来考虑就容易展开其它教育功能。所以应重视通过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来培养幼儿潜在的创造力。 对幼儿美术教育的本质特性的研讨有助于教育目标的阐明,而教育目标的阐明有助于更新人们对幼儿美术教育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进行教育内容、方法的改革,使幼儿美术教育能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天地,对以往行之有效的教育经验和方法也能以新的认识去总结出规律,予以继承和发展。 笔者认为,幼儿美术教育的目标可以这样来阐述:通过适合幼儿特点的绘画、手工等造形活动,使幼儿在体验造形材料和造形表现的过程中萌发美感和创造力,促进幼儿的认知、智力、技能与社会性发展。 对于这一表述,希望得到幼儿教育界同行的批评指正。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独家原创:美术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新课程标准的优秀理念就是“以人为本”。本文主要结合美术新课标的理念,结合自己在运用现有的美术教材进行教学实践,论述在美术新课标的理念下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的探索过程,论文依托美术新课标的理念,同时也论证了美术课程标准从课程建设的角度,促使美术教育观念的转变,促进美术教材模式、学生学习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的变革,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增强美术教学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关键词】新课标、教育、策略、研究 一.新课标教育的提出 美术课程就其人文性质特点而言,它在提高与完善人的素质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美术教育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美术课程标准》赋予了美术课程新理念,即以多种学习形式开展课内外有益于陶冶学生审美情操的系列活动,促使学生形成基本的美术素质,通过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通过自己设计、制作生活中的物品包装,经历在生活中感受美与创造美的探索与实践,从而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这种学习方式可使他们与社会、生活更贴近、人际交往更融洽。 我国基础教育正经历着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当前教育改革之最迫切的,是从各科的无限分裂走向新的融合,使各科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生态关系。以美术课程为中心不断地与周边其它学科相互交融,特别注重综合性和人文性,能有效地传承文化,尽量使每个学生积极参与美术学习,并且促使每个学生在各自的基础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陶冶情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学生感知觉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的形成,促进学生的个性形成与全面发展。 然而以往美术教育在以下几个方面不适应素质教育:课程的综合性与多样性不足;过于强调学科中心,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学生的生活经验,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对学生所实施的不是专业美术教育,而应该是生活美术教育。我们所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是对学生未来生活有帮助的,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的。在教学中要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美术课程,而不是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待美术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多地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组织课程内容,才会淡化学科中心,才会关注课程的综合性和多样性,才会努力将美术学习活动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才会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所以进行美术生活化教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新课标带给美术教学的变化 1.新课标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新理念——新的教材观 传统的教材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浓缩和再现,教材是学科知识的载体。这种教材观的实质是“教材即知识”。新教材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知特点,一方面注意控制教材内容总量精选学生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一方面适当降低某些知识的难度要求,改变原理性知识偏重思辨和过深、过难的现象。大胆更新了“双基”的概念和内容,删除了陈旧的、用处不大的信息,充实了学生能够接受、适应现代生产与生活的信息。 传统教材把学生定格在预先设定的“书本世界”和“科学(知识)世界”之中,满足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恰恰远离了儿童的生活世界。新教材观不仅关注那些客观的、系统的、逻辑的“共同知识”,而且关注那些主观的、情境的“个人知识”,关注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生平情境”,力图把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纳入学生的生活世界之中,努力实现“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汇通融合。 新的教材观认为“教材既不是知识体系的浓缩与再现,也不是学生被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而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构建的一种范例,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桥梁。美术教材质量的优劣,对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审美趣味、创新能力和个性品质有着直接的影响。美术教材的编写,应力求向学生提供美术学习的方法,展示丰富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像世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欣赏水平” 2.新课标带来的第二个新理念——新的学习观 新课标新的学生学习观主要体现在要求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和综合性学习;要求学生是在有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学习;要求学生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具体地说,是学习方式的变革。学习方式不是单纯指具体的学习策略和方法比如背诵、练习等,这些行为方式只是载体。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认知、行为、情感以及社会化参与进行有机结合。 3.新课标带来的第三个新理念——新的评价观 考试一直是最常用的评价方式,本来考试作为检验、筛选、强化记忆的途径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以接受知识为教学目标,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的应试教育下,考试就成了一种桎梏和枷锁,成了学生学习的沉重包袱。成绩好就是优等学生,成绩不好就是劣等生。考试就是拿学业性的因素来片面评定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显然有失公允。 新课标的培养目标变了,教材功能变了,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变了,与此紧密相连的是评价方式的变革,其注重对学生学习发展过程的评价;评价不是根据成绩来给学生下定义、分类别,而是注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点滴变化,通过评价指引学生更好的发展。注重对学生多方面的评价;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和学习方法的评价。 其实新课标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上述的新理念,它带来的是一次头脑风暴。这些变革的构想,最后要依赖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贯彻和实现,因此,我们每个教师都要树立新的教育观,了解新理念,做到与时俱进,与新课标同行,创出一片新天地。 三.新课标下美术课教学的办法和思路 1.美术教学应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相结合 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代社会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更使教育与人的生活紧密相结合。美术是一门与生活联系十分密切的学科,生活处处有美术,美术教学要贴近学生生活,开放学生美术学习活动的空间,引导学生从生活中认识美术、走进美术世界,让美术丰富学生生活,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美的真义,才能真正热爱美术,并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首先,美术课堂学习内容要贴近学生生活。新课程标准指出,美术教育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和制作过程,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方法,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体验美术活动乐趣。因此在美术课教学时,不应一味拘泥于教材规定的题材作为教学内容,在题材、形式的选择表现上要留给学生自由空间。例如在设计制作课单元,可让学生从自己感兴趣的做起,如:给自己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或电视片画一张宣传画;找一找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或日用品,然后把不满意的地方改变一下,重新设计并画下来;为自己的亲友同学制作新年贺卡,并鼓励用刮色、涂蜡、撒盐、吹色、压印等各种新技法。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命题自由创作,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积极性。此外,美术课还可以将当地乡土民间美术搬进课堂,如蛋壳画、葫芦雕、剪纸等,以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其次,让美术教育走进学生生活,变生活为美术学习的大课堂。生活是教育的源泉,脱离了生活,美术教学就失去创造的活力。教师要开放课堂活动的空间,引导学生走向自然,走向社会,把公园、田野、村庄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在大自然中学美术,感受生活的红、黄、蓝。写生课不妨带学生去野外果园、农贸市场、山麓湖畔,描绘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观察生活中千姿百态的鸟兽人物。手工制作课不妨带学生去放风筝,去迎风玩一玩小风车;用制作的彩带、挂饰、窗花美化周围环境,做到学以致用。结合欣赏课,可组织学生参观一个画展,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用美术课上所学的知识指导欣赏活动。 2.美术教学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不同倾向性,尊重学生的选择 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它在承认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个性的培养和发挥,突出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情感联络和交流得到加强,学生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增强自学、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自我识别、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美术课与其它学科相比,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表现性、多样性和个性化。因此在美术教学中教师不应制定整齐划一的学习标准,学习内容和要求不能规定的过死。传统的美术教学模式以门类、画种作为教学脉络,比较注重以教师为中心,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画,而现代美术教学模式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是教师帮助学生将他们想要展现的事物画得更好,是老师帮学生怎么画。美术教师要把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和培养学生审美感受力作为教学的中心目标,充分尊重每个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各自的审美表现,促进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成长。不同学生由于个人性格、气质、生活环境的不同,往往有着不同的艺术倾向和趣味,有的喜爱工笔,有的偏向写意,有的追求厚实,有的欣赏飘逸,教师要尊重学生艺术趣味的多样化,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对学生表现枉加评判。 3.努力营造平等、民主、融洽、和谐的学习氛围,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情感体验 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说过:美术是最具人性意味和最具综合性质的人类活动之一。美术课程以实施美育为优秀,情感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术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孔子说过: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学生在课堂上是兴高采烈还是冷漠呆滞,是其乐融融还是愁眉苦脸?直接影响着学习效果。心理学家认为,积极的情绪对认知具有动力功能。愉快时感知比较敏锐,记忆比较牢固,思维比较活跃。反之,消极的情绪则会阻抑认知活动的开展。这就要求美术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创设良好的审美氛围。良好的审美氛围由具体的环境、教师和学生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而教师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言行举止以及工作态度与方式,对审美氛围的创设起主导作用。因此首先要求教师应该情绪饱满,言行举止富于形象性、生动性和感染力,要以热情和真诚态度对待学生,对学生的每一个作品、每一次尝试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和真诚的关注。教师要放下架子,主动与学生平等交流,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用“心”施教。只有在融洽愉悦和谐的气氛中,学生的内心世界才会敞开,他们的个性与情感才能得以充分表现张扬,创造力得以发展,学生的心灵也才能得以陶冶净化。 “以学生为中心”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优秀精神。新课程强调,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彼此分享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情感、体验与观念,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教师不再是课堂教学的主宰者、操纵者,而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参与者,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激发学生积极主动观察、思考、参与讨论,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的精神。美术课程内容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更需要加强师生间的交往互动。 4.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教学活动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工具来进行,以电脑、网络和多媒体技术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给教学带来革命性变革。信息技术具有的直观性、形象性和超大容量,对美术课教学来说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术教师要积极采取这一新的教学手段为美术教学服务。 四、利用现代教学媒体,创造新型教育教学方法 现代的教学方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讲、听、学、练,授课场地也不再局限于三尺讲台,粉笔也不再是唯一的教学工具,只要能为美术教育教学服务,随时、随地、任何方式都可以对学生进行美育。众多的变化,飞跃式的发展,对每一位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美术课程教育教学要发展,美术教师就必须掌握现代化教育教学方法。 1、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大多数学生对美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美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片叶子、一朵花、一片云、一棵树、一只蝴蝶等等,都可能引发学生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向往,教师从事美术教学要充分掌握学生的求美心理,在新课标、大纲的指导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帖近学生生活,让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 2、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设备展开教学 现代媒体设备能帮助我们说明抽象的问题,使一些难以形容、难以讲述的问题变得更形象、更直观,比如利用摄影机、摄像机收集一些素材,利用计算机、电视机等手段进行美术创作和展示活动,在讲风景写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选择性地播放一些山、水、树林、乡村等风景录像,这样会使学生很容易地进入情景之中,激发学生激情,更加投入地进行创作。 3、走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 我们认为美术学科是一门很灵活的学科,以往的学习往往是死肯课本,就是教师教、学生画,形式很单调。不妨试一试走出去的方法,到比较安全、离学校不远、又很赋有诗意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大自然,陶冶情操,开扩视野。这样的乡土课会使学生心情舒畅,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4、和学生交朋友,在快乐中度过教学 教师应该和学生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关系融洽了更有助于开展教育教学,通过师生情感交流,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会让学生不拘不束地展开想象,进行美术创作,学生也会对自己的超常发挥而感到无比的快乐,这对学生性格、情感的培养和形成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5、多种形式相结合,教学突出一个“活”字 艺术本身没有固定的尺度,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一个小头饰、一幅风景画,都是艺术的再现。为了追求这种多元性艺术,我们美术教学也应该是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不能只认为画画才是美术最,要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多学点、学多点,主要是突出一个“活”字,教师活教、活导,学生活学、活用,只有师生的默契配合才会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6、提高专业技能,为学生做出榜样 一个成功的美术教师应该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熟练的绘画、制作技巧,以精湛地技艺为学生做出榜样,要让学生信任老师,喜欢美术老师上课,喜欢向美术老师学习。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专业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占居教育教学的不败之地。 7、注重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一个人的思想必须是片面的,一个再全面的人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相信集思广益的道理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可以通过美术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对新美术课程标准的认识,加深对新教育教学技能的理解,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以上是在实际工作中,在美术教研教改、落实新课标方面总结的几点不成熟观点,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创新,力争使我们的美术教育教学工作走向更高的位次。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美术教育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小学美术教育专业是以培养高素质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的综合型专业。文章就如何培养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小学美术教育专业是以培养高素质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的综合型专业。其专业特征一是职业导向明显,二是带有很大的综合性。[1]对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培养,一方面要合理把握美术专业内涵和美术课程结构,另一方面要充分兼顾到学科类课程和小学美术教师职业技能培训的特点。 一、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的知识结构 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综合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和熟练掌握本专业技能的艺术教育人才。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教育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2)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3)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围绕这三个方面从以下几点来思考,可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知识结构的培养。 (一)良好的人文素养 无论是美术专业知识还是美术专业技能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以人文素养为基础的。人文素养是指个体掌握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审美等学科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生存充满深情关怀的意识,人文素养就其优秀来说,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以及人文科学中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人文学科知识和人文精神。良好的人文素养是由历史文化和传统精神熏陶而成的修养和气质,是融进了自已理解和悟性的认知结构,是对人格心理及人生定位有着巨大影响的“遗传基因”。[2] 人文知识不等于人文素养,人文知识是指史学、哲学、文学、法学等人文类学科的知识。 (二)较强的创新思维 知识经济的灵魂是创新,而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我国教育的现状,还是偏重知识传授而轻过程分析的应试教育,教学方法多是科学主义的理性分析法,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培养。 艺术教育具有开发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培养创造性人格的价值,培养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形成其创造性人格,这与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创新教育的优秀内容是教学方法的运用,它要求教育者在教学中注重创新教育观,即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的教育观,它是人本教育观、素质教育观和健全的人格教育观。它不仅要求教育者倡导民主的教学作风,轻松愉快的教学情景,不轻易否定受教育者的思维结果,而且还要注重在校园范围内营造有利于师生催生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保持创新活力、涵养创新素质、取得创新成果的文化环境,以及注重激发受教育者的思维为关键,注意激发、培养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 (三)厚实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修养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社会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创新教育的结果是科技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科技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3]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为基础,以科学技术的知识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为支柱,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的经济形态。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还要与人文素养和自身能力诸方面和谐发展,才能确保其主体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并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 对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修养的教育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优秀的教育,旨在使每个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广泛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将会逐步提高教育质量,把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四)丰富的现代教育知识与技术 面对信息社会的挑战,教育改革速度加快以及新型的教学方式,要求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新的教学环境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技术素质。现代教育技术,一个支点是教育,一个支点是现代技术,它是先进教育思想与先进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产物,并且现代教育技术随着科学技术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新的内容,增加新的内涵。 现代教育技术就是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进行教学,由于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给人强烈的活动感、立体感等特点,所以能极大地引起受教育者探求知识的热情和兴趣,减少教学过程中的枯燥无味感,充分调动受教育者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的综合参与,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的能力结构 根据小学美术教育专业的特点,学生的能力结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审美教育能力;(2)组织教学能力;(3)专业活动能力;(4)美术科研能力;(5)获取信息能力。根据以上五个方面,教师培养他们的能力结构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把审美教育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 席勒说:“若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惟一的路径是使他们成为审美的人。”[4]面对小学美术教育的预备军,要想他们将来成为审美教育的工作者,必须先使他们成为审美的人。对学生审美教育能力培养的基本任务是:1.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2.全面的审美鉴赏能力;3.初步的审美创造能力。而这三种能力的培养是在相应知识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把审美知识的传授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具体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上。 (二)组织教学能力和专业活动能力的培养是关键 组织教学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培养,而且还要把儿童心理和生理与儿童美术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在如何科学地对儿童进行美术教育,综合提高儿童素质上下功夫。 专业活动能力是组织教学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它包含两个方面:1.了解小学美术教学大纲,研究小学美术知识和技能,具备给儿童传授知识和指导学习方法的活动能力;2.具备美术专业创造能力。这要求教师在美术必修课、选修课、教育实践环节中,融入专业活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全面的科学教育知识和广泛的各科基础知识,具备丰富的美术知识和基本表现技能,并培养学生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三)美术科研能力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是发展的要求 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是将来推动素质教育和时代进步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它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时代的要求。由此,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必须培养具有时代开拓精神和一定科研能力的高素质的小学美术师资。 对学生的美术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注意两点:1.对小学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推动学生将来深化教学各方面的改革;2.对美术学科的科研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艺术创造和艺术思维的提高。 对学生能力结构的培养,也是学生将来从事小学美术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和合理知识结构的重要途径。 总之,对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的培养应以培养高素质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以培养他们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较强的创新思维、厚实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修养和丰富的现代教育知识与技术,以及熟练掌握本专业技能和科研活动能力为任务,使小学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能更快更好地适应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小学创造性美术教育研究 摘要: 近年来,社会发展和时代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对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人才在走向工作岗位的过程中,单纯的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创造性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在对学生进行创作性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从小做起,在这一过程中,小学美术教育的重要性凸现出来。鉴于此,本文从小学美术教育入手,对创造性教育的实施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对我国人才的全面成长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 小学美术;创造性教育;研究 小学生具有活泼好动、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因此在积极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小学生的这一优势,挖掘学生的潜力,并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从而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小学美术教育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传统小学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最后有针对性的指出了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策略,旨在为小学美术创造性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一、小学美术教育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大胆尝试是密不可分的。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内在动力,而小学美术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具有一定优势。小学生由于年龄的限制,拥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特点,小学美术教师必须抓住学生这一特点,加大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力度。小学美术教育充满艺术魅力,教师通过引导,能够促使学生明确自身的个性需求,并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养成独立的判断力和审美能力,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奠定良好的基础。现阶段,小学美术教师在创新教育中,必须以教学内容为中心,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展开想象,并大胆的表述自身的想法,逐渐形成艺术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二、小学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小学美术教育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及理念,以教师为课堂主体,一味的进行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学习兴趣较低。这种忽视了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不仅不利于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刻的掌握,更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时,现阶段小学美术教学课程,仍然以物象为主展开教学,极大的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个性化追求。这种忽视学生感受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的创造性不仅没有被激发出来,甚至还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事实上,小学生具有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同一样事物在学生的眼中甚至会形成多种形式。而这应当是小学美术教学的中心,教师不应该通过课程设计,限制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而是应当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想象力充分发挥出来,最终养成从多个角度看问题的习惯。 三、小学美术教育中创造性教育的实施途径 (一)增加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 现阶段,要想加大对小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力度,学校和教师必须首先意识到创新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创新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产生较强的好奇心,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小学美术教育最根本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引导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小学美术教师必须及时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模式,变学生为课堂主体,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探索,并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大胆的创作。 (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科学的营造学习气氛,是有效激发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构建课堂环境,进行情景建设,并通过引导、鼓励等形式,促使学生逐渐融入到知识的探索过程中,并有效的应用自身的想象力,对知识展开自主探索。例如,小学美术教师在进行手工制作课程《会飞的玩具》一课的讲解过程中,在课堂开始之初,应当巧妙的进行情景创设,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教师首先将学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一小组的桌子上都摆放着一个很大的纸盒,美丽的外表充分勾起了学生的好奇心,此时教师告诉学生,这是教师为学生们准备的玩具,学生可以闭上眼睛将礼物抽出来,并充分发挥想象力,想象手中玩具的功能和外观等。此时学生看到自己手中是一个飞机的模型。接下来,教师应当利用多媒体,对多种飞机的模型进行播放,根据翅膀或直或弯等特点向学生进行讲解。接下来便拿出自己应用彩色纸制作的飞机,从而促使学生意识到原来飞机模型也是可以手工制作,同时是可以飞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开始跃跃欲试,想象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飞机。教师应充分给予学生时间,让他们自主的探索纸飞机的制作方法,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指导。当学生对纸飞机的制作方法有所掌握以后,教师需要抓住学生好胜心强的心理,引导其通过绘画等方式,为纸飞机画上图案,每一个图案背后都应当有一个故事。此时学生就会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各种独特的图案画在纸飞机上,代表了不同的含义。教师通过营造神秘、充满探索精神的课堂气氛,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对于提升小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小学教育阶段开始注重对加大创造性教育力度。小学美术教育在提升学生创造性能力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术世界充满想象,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精心的课堂教学情境设计,给予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并鼓励学生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象,为激发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夏丹 单位:四平市六马路小学校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幼儿美术教育陶行知思想研究 摘要: 兴趣在绘画活动中是一种具有积极作用的情感,贯穿于活动的始终。幼儿教育者要从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中汲取营养,把他的思想运用到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寓学于乐,让幼儿的各种能力在美术活动中得到提高。 关键词: 美术教育;陶行知;个性 绘画一直是幼儿喜爱的活动之一,幼儿大多喜欢涂涂画画,绘画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自由的游戏活动,他们可以在绘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但是,以往的幼儿美术教学活动往往以教师示范、幼儿临摹为主,束缚了幼儿的想象。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让教师倍感疲倦,也扼杀了幼儿的创造性,降低了他们参与绘画活动的兴趣。陶行知先生曾说:“唤起兴趣,学生有了兴趣,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情,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的。”由此可见,兴趣在绘画活动中是一种具有积极作用的情感,贯穿于活动的始终。教师要从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中汲取营养,把他的思想运用到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寓学于乐,让幼儿的各种能力在美术活动中得到提高。 一、尊重个体差异,呼唤个性解放 关于因材施教,陶行知先生曾经拿松树和牡丹花做过比喻:松树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如果我们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如果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会受不了,会被“烧”死。这和教书育人有着不谋而合之处:种花首先要做的就是认识花木的特点,然后分情况加以照料,而在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既要面向全体幼儿进行教学,又要因材施教。所以,在组织美术活动时,教师要尽量使活动多样化,采取全班指导、小组指导、个别指导以及区域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如,在手工制作青蛙的活动中,教师可以采取将能力强和能力稍弱的幼儿分在一组的形式,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指导和不同的制作材料,提出不同的制作要求,让他们在各自的水平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每名幼儿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学活动虽然是面向全体的,但教师一定要因材施教,才能促进每位幼儿的个性发展。此外,教师要鼓励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陶行知先生提出过“六大解放”的观点,他指出要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嘴、眼睛、空间、时间。所以,在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多多鼓励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心目中的想法,给每名幼儿自由表现的机会。这么做的好处就是能为幼儿提供广阔的发挥空间,解放他们的头脑和心灵,鼓励他们的个性发展。在幼儿的笔下,天空可能是粉色的,空中可能漂浮着大鱼,这些在成年人眼中可以说是荒诞的,而教师需要做的就是鼓励幼儿继续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荒诞”,不应该用成人的视角对幼儿做所谓的“纠正工作”,不要用简单的对或不对、像或不像评价幼儿,让幼儿拥有用自己的思维认识世界、表现世界的机会。 二、生活融入课堂,激发美术兴趣 陶行知先生有“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的观点。在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将美术教育生活化是一个有机的命题。教师应该让幼儿走出教室,融入自然,融入生活。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走进自然,观察树叶、天空、云彩、花朵等,他们会发现每片树叶都有自己的形状,每朵云彩的颜色都不太一样,甚至天空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散发出不同的光。自然可以让幼儿感受到美术真正的快乐和魅力。生活中的观察可以为幼儿的创作提供灵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经历的。这样相当于考察生活的教学方式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幼儿来说都是喜闻乐见的。让幼儿在生活中学习,让美术回归生活,这是每名幼儿美术教师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除了将生活融入教学之外,教师还可以将游戏导入美术教学,让幼儿在学中玩、玩中学,激发幼儿的热情,让幼儿成为美术课堂的主体,即实现游戏教学的目的。如,在教幼儿认识各种美术工具时,教师可以把美术工具放到一个袋子里,然后让幼儿猜袋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引发幼儿的好奇心,这样美术课堂也能增添不少趣味性。 三、教学做三合一,突出美术发展 陶行知先生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就是“生活教育”理论,这也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主体。教与学都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做的即是教学做三者合一。如,在指导《鱼儿游游》一课时,教师可以先展示鱼儿游的动画片,把幼儿带入鱼儿的世界,然后向幼儿出示空鱼缸,激发幼儿装饰鱼缸的兴趣,随后发给幼儿一些彩色剪纸与制作剪纸鱼的小工具,示范如何制作剪纸鱼,这就是在做中教。在教学结束后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装饰鱼缸,鼓励幼儿大胆地制作自己心目中最漂亮的鱼,如果幼儿在剪纸技术方面有什么不会的地方,教师要及时给予指导,这就是在学中教。在幼儿制作完成之后,教师可以将这些作品都放到讲台上进行展示,鼓励幼儿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样做能让幼儿更富有个性,也有益于更好地展示幼儿的创意。 综上所述,美术活动是幼儿用来描述自己内心欢乐的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幼儿内心精神世界的真实流露。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于幼儿绘画教育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幼儿美术教师需要认真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内涵,并且将其与幼儿个性相结合,以激发幼儿的兴趣为主,开发幼儿的潜能,努力将绘画变成培养幼儿创造性的载体。 作者:薛彦平 单位:江苏苏州市苏州外国语学校附属理想幼儿园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小学美术教育创新实践研究 摘要: 小学美术是培养小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学科之一。儿童身上潜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要想将这种创造力激发出来,需要小学美术教师对学生进行日积月累的创新教育,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自主创作的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关键词: 小学美术教育;创新思维;培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新课改下小学美术教育的重头戏。作为小学美术教师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积极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首先,在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绘画造型能力。教师要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多给学生独立构思的机会,采用命题画、想象画、创意画、诗配画等自由多元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创作能力。其次,应该强化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与观察能力的训练。教师不能机械地进行现成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否则学生只会依葫芦画瓢,失去独立思考的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事物的异同点,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善于发现美和创造美。最后,实现对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常态化训练。发散性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和条件,通过训练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够启迪学生的创造想象。小学生绘画构图不能依照成人法则,看似随心所欲的思考和创作,反而更符合儿童阶段思维发展的特点。 二、创设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情境 首先,小学美术课堂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让学生在没有精神压力的前提下迸发创新思维的火花。教师要为学生构建一个轻松愉快且富有创新乐趣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进入最佳的创新状态,这样,创新思维的培养效果就会愈发明显。例如,在《喜怒哀乐》教学中,教师可以邀请班里善于表演的学生来进行喜、怒、哀、乐脸部表情的表演,大家往往会“开怀大笑”。教师以此为契机,来启发学生试着画出不同表情的卡通头像,让学生在其乐融融的学习氛围中进行创作,创新思维也更容易被激发。其次,小学美术教师应想方设法地激发学生的认识兴趣。教师应该巧妙设计教学活动,以激发兴趣为向导,发挥出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加深学生自我的审美认识和体验。例如,在《陶泥的世界》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导入新课,将不同风格的陶艺作品图片展示给学生,并配上简单的制作程序,让学生领略陶艺的美感,掌握制作陶艺的要领,激发学生动手制作的兴趣,将自己所想要创造的作品用泥塑的方式展示出来,进而提升了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效果。最后,将小学美术课堂打造出充满想象力的课堂,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从某种程度上讲,创新思维的本质就是想象,在脑海中将存储的图形加以改造、组合、提炼,进而构思出全新的意象。人类创造离不开想象,孩子们最大的乐趣也是在于想象,通过想象能够释放童心,在快乐中带动创新思维的发展。例如,在《我是汽车设计师》教学中,教师可以播放一些汽车图片让学生来欣赏,然后一起讨论交流汽车的功能与特点,让学生讲一讲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汽车。有的学生自然会迸发对未来汽车的设想,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象,闪烁出求新求异的思维火花,设计出自己脑海中理想的汽车图形,学生的创新思维会得到进一步激发和培养。 三、建立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评价机制 在小学美术教育实践中,有许多学生是因为教师不科学的评价而对美术失去了兴趣,导致学生的美术创造力因此萎缩。由于每个学生的素质和个性特征不同,在美术教学中就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当然,教师的评价不能一个模样,盲目的好评也会让学生的自负心理膨胀,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发展。小学美术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竞争激励机制,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因素,对于那些有创新的作品可以采用全班展示的方式,激活学生勇于创新的主动性。 四、教师应该重视自身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小学美术教育创新思维的培养,不仅仅是针对学生,还需要教师从自身做起,优化教育教学方式。试想一个本身就缺乏创新思维的教师,如何能让学生各抒己见,如何带领学生在创新的天空里翱翔?只有教师不断强化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以一个探索者的身份,不断探求新的教学方法,采用独特新颖的教学手段,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随着社会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以及新课改的推进,小学美术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学习新的知识,才能让自己的教学永葆青春活力。 作者:丁小荣 单位:江西省子都县利村乡中心小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农村中学美术教育研究 摘要: 农村中学的美术教育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实践证明,初中阶段的美术课,对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开拓学生思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农村中学;美术教育;短时高效;潜移默化 在新课程改革逐步推进的浪潮声中,美术课程改革也迫在眉睫,强化素质教育的同时,美育被提升到一个高度。 一、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中学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应试教育的现状下,学校领导很难真正把美术学科和语文、英语等课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农村,可以说有很多中学都不重视美术课的学习,甚至是不开设美术课,即使有美术课也往往会被其他课程所占用,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如我原来的学校,2009年八年级没有开一节美术课,七年级有些班级的美术课也是主课老师兼的,而九年级基本都不开设美术课。第二,一般考试都没有对美术做统一要求,所以,很难衡量美术教师的教学业绩,这就使美术教师积极性普遍不高。第三,为了升入重点高中,学生对于中考的必考科目已是疲于应付,学习美术的积极性自然就不高。第四,农村中学美术师资严重不足,条件有限。一些农村中学也安排有相对专业的美术教师,但这些美术教师往往同时又“身兼数职”,他们还承担有学校安排的其他教学任务。而其他的教学任务势必也占用着他们很多的时间,这些教学工作也需要他们去研磨教材、精心备课,同时也要批改作业等。有时可能连教师自己也很难分清哪个科目是主哪个科目是次。虽然是美术教师,但他们根本没有太多时间去更新美术专业知识,更不要说提高美术专业水平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美术课堂的教学效率。 二、针对农村中学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的粗浅看法 1.对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制作及考试选拔制度加以适当的改进 如果说地理、生物会考成绩可以计入中考成绩,理、化、生的操作实验和体育的加试成绩也可以计入中考成绩,那么美术学科的成绩是否也该考虑计入中考成绩当中呢?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可以作为期末考试的科目,美术学科是否也该考虑加入呢? 2.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大的学习动力,在短短的四十五分钟内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美术课真正做到“短时高效”。课堂的内容如果能与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如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可以用学生身上的服装和房间的布置为主题;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以在节日里制作一些卡片,设计一些别有用心的礼物,在班上进行班刊评比…… 3.让课堂丰富多彩 单一的课堂形式封闭了学生的思维,如果让课堂形式丰富起来,则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设置情景教学、播放音乐,美术与舞蹈、表演的融合,增加游戏环节、作业展评(学生自评、互评、老师点评)。 4.让美术教学内容充实 农村中学美术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利用当地特有的一些资源来增添一些具有乡土气息的教学器具。比如,充分利用当地的树根、砖泥等材料来制作雕塑型的工艺美术品;用树叶、花朵、石子制作装饰画等;特别是鸡蛋壳工艺画的制作更是体现了一种创新意识,不仅变废为宝,而且融入了一种环保理念,创造了一种美。教师要让学生走出教室,多组织学生去大自然中走走,到外面进行写生,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景,描绘美丽的家乡。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热爱家乡的情感,培养了审美能力,而且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加强了学生课内外生活学习的联系与沟通。 5.营造学习美术的环境 学校可以经常性地举行师生画展,既可以让学生得到锻炼,也能潜移默化地达到教育目的,还可以进行全校性的设计大赛,如防火、防电、安全标志、班级标志、环境保护等标志,既可增强学生的安全保护意识,也达到以美益智的目的。 6.密切美术与各学科的联系 学生的学习科目,除了美术还有语文、数学、化学、历史等。学生在这些科目的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许多可能会运用到图像,借用图像的具体、形象化来使问题变得清晰明了。而且图像的运用给枯燥的学习内容增添了许多色彩。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给学生渗透美的教育,比如,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为课文绘制插图,教师通过诗与画的密切配合,增强了讲课的艺术效果,更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又如,配合化学实验课,用试剂绘制山水画,通过喷染不同试剂进行化学反应,显现出变幻莫测的绚丽景色,这些肌理效果,也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外,可以结合学校的德育活动,绘制图表、历史人物肖像,发挥美术学科的教育作用。 7.提升师资力量,是进行审美教育的关键 美术课程改革,关键在于美术教师,目前,农村中学的美术教师,数量不足,而且素质偏低,有的学校的美术课由非美术专业的老师来教,这样很难完成美术学科的教学任务,所以必须加快提高美术教师的专业素质,采取以下几种培训措施:(1)举办中学美术教师假期培训班。(2)为全县中学美术教师创造参加高师美术函授学习的机会。(3)选派骨干教师参观全国中学教学现场比赛会。(4)选派青年骨干教师至高师美术系进行短期培训。(5)开展县内中学校间的美术优质课。 总之,农村中学美术课程改革是一条艰辛的道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乘风扬帆,劈波斩浪,美术教师更要尽快调整行为,转变角色,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真诚地希望21世纪的农村美术教学,踏出一片山花烂漫满园春! 作者:林良明 单位:江西省上饶县第七中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美术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 我国高校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目前处于摸索阶段,还有待完善。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是未来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只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指导方向,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开展教育,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取得持续的进步。 【关键词】 高校美术教育;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以人为本 美术是一门可视造型艺术,通常指绘画、雕塑等可以在空间中开展创作的艺术门类。美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丰富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教育中的体现,是一种美学理论和教育观念相结合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其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与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应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指导下,以现当代美术的内涵为根基,以学生为本,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方向,方能培养出优秀的大学生。 一、高校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素质教育,有着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有助于大学生养成审美意识,从而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实现人生的价值。高校美术教育的优秀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是对美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美术教育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以丰富的内涵与功能,反映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变迁。可以说,美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平衡。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下高校美术教育的本质在于,让学生在美术的熏陶中正确认识自己并发现美,领悟到美术的真谛,能够识别真正的美与丑,养成崇高的人格和正确的审美观。高校美术教育对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来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①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人,要想成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指导下和高校美术教育的哺育中,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与艺术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受过良好美术教育的人,视野更加宽阔,会更加重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条件成长为高素质的社会精英。 二、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概述 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指的是一种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观点,强调依据美的规律对世界进行改造,并对客观事物有一定的审美能力。马克思主义将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紧紧相联,指出所有的生产物都是人类自我的复现,是人类完善自身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特征为实践性和阶级性。实践性在于实现美的观念的统一,涵盖了主观美和客观美,形成了一种具体的美学思想,这有助于美术教育开展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鲜明的阶级性在于以社会劳动者为主体,提倡反抗压迫,追求个人自由。在此观念下形成的美术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继承了传统美育文化的精华,将人类历史长河中积淀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浓缩,开拓了继承传统的道路,并有助于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提高社会大众的审美能力,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人民群众中大规模普及并不断创新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教育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美育观认为美的基本品质是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认为,个体的自由是维持社会发展的跷跷板,而自由是由劳动产生的,劳动才能创造美,美又会带来个体的社会价值;全面发展要基于尊重个体的价值和个性的养成,能够不断自我完善,自然也能逐渐提高对美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精髓也在于此,强调人类应该提升全方面的素养,建立自身的审美结构,并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系统的美学教育。美术教育作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激发人的主观情感,升华人的精神内涵,引起人们对美的兴趣。所以,当代美术教育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将其作为指导性思想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形成群体的自我教育意识;并积极开展与理论和实践相关的活动,提高全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认知。② 三、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指导下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一)高校美术教育的现状 我国高校美术教育虽然继承了传统美术教育的基本思路和观念,但还未完全普及应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所以依然缺乏让学生自我完善、全面发展的教育意识,存在着种种问题和弊端。目前,大多高校美术教育缺乏明确的培养目标,对学生的创造力不够重视,只注重教授美术知识,缺乏对学生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培养。教学体制也不够合理,过于教条化,功利性过强;教师讲课的内容有些空洞,有时会使学生感到难以学到真正的知识,缺乏对美术内涵的真切体会,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高校美术教育应该依据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指导,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素质的提升。高校美术教育虽然要注重美术知识和技法的学习,但不能忽略学生的素质教育。如果学生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蕴,难以真正理解美术的趣味和魅力,自然无法成为一名懂得审美的合格毕业生。③当前高校美术教育的另一大问题在于忽略学生的独创性思维,不重视美术创作,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孔新苗认为:“90%的学生将来不会成为画家,那他们为什么要学习美术?因为他们需要成为一个有素质、有审美品位、会生活、面对艺术能够有所感悟的人。这就需要我们的美术教育不仅局限于技巧的指导,还要通过艺术这个平台来育人,让学生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在不可预测的情景下努力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④笔者认为,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不专门培养艺术家,但是也不应致力于培养玩弄技巧的匠人。当前社会需要的是具有一定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全面均衡发展的高素质艺术人才。 (二)高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对策 当前高校美术教育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指导,根据社会的需求确立培养目标。笔者认为,高校美术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心态,促进其个性发展,提高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因此,高校美术教育要重视学生文化修养的提升,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加强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训练,使其能够灵活面对社会需求。另外,针对不同的学生要因材施教,培养艺术家要注重美术创作,让他们积极展现个性,能够自由发展;培养美术评论家或美术领域的相关工作者,要进行系统的职业培训,加强美术知识的教学。但无论如何,美术教育的优秀在于让学生成为能够融入社会的高素质人才。我国目前的高校美术教育体制过于机械化、课程的安排也不太合理,整体的办学模式有较大的问题,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教育理念。高校美术教育需要培养真正热爱美术的人才,因此要挖掘学生的潜力,应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过于概念化的教学理念可能会限制学生对美的独特理解,不利于学生创造美的能力的提升。当下的高校美术教育的课程内容大多还是集中于美术技巧方面,教学方案过于狭隘,妨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难以向全方面发展。高校的美术教育应该拓宽课程的广度,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要与社会发展紧紧相联。课程的安排最好能够展现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教会学生思考美术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高校美术教育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指导下,结合社会的发展需要,安排一系列具有良好的审美观、能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才能体现出美术教育真正的意义。高校美术教育还应该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并和理论教育相结合,让学生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加强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教育不仅在于“教”,也应该同样重视“育”,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能够将知识应用到社会中,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实践是让学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让学生能够自觉提升综合素养,独立地思考和创造,才能形成良好的高校美术教育氛围,并一直延续下去。⑤ 结语 我国的高校美术教育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发展过程。教育应当是为人服务的,也就是“以人为本”。从教书转为育人,实现作为人的意义,这是个体内在价值慢慢人性化的重要过程,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忽略了这一点,教育就成了一个工具,变为了一种产业,把学生异化成了产品,这是绝对不可取的。⑥因此,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作为一套完整合理的教育理论体系,是未来高校美术教育普及的主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即强调集体的创造力,让教育真正回归本体,推进社会的发展,激发高校美术教育的生命力,实现教育对于人的真正作用。我国的高校美术教育目前面临着很多挑战,因此应该积极进行探索,以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作为指导思想,解决当前高校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构建一个以人为本适应时展的高校美术教育体系;在改革的同时也要保持传统美术教育的优势,结合理论和实践,达到教育和创新的统一。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发展才会迎来一条通向国际、更为宽阔的大道。⑦ 作者:李泰峰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传统哲学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我们与世界文化实现平等对话、互助互利的文化基础。毫无疑问,美术教育需要在现代视域中进行,而现代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研究现代美术教育。文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而不同、一以贯之、执两用中三个方面出发,对美术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 数千年的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传统哲学文化,其内容丰富,洞悉透彻,是中华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说法:传统哲学过于局限、迂腐,现展需要新的哲学理论指导。诚然,传统哲学中存在部分滞后的观点,但是诸如“诚、义、礼、信”“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然具备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哲学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能够及时纠正社会快节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平等交流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所要讨论的美术教育,主要是现代美术教育,受现代文明的滋养,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哲学就无法参与到现代美术教育活动中呢?答案是否定的。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最早给出了时间的优先级定位,否定了普遍认为的“现代”优于“过去”和“未来”,即“重在当下”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并无明显的界限,“现在”不可能离开“过去”和“未来”而单独存在。这一观点被他的弟子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扬光大。伽达默尔强调了时间的相关性,表示现代视域与传统视域是互相融合的,离开传统视域,现代视域在严格意义上不再完整。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带来深刻而丰富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坚持真我与海纳百川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和”起源于西周晚期,经我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继承后,发展成为其哲学体系的优秀内容。孔子主张的“和”是和谐统一,承认事物间的不同,在积极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存在“不同”的“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受到原则的约束,无根无据、不加审核的迁就与苟同是不可取的。在孔子看来,人之高尚取决于这个人能否坚定自己正确的想法,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吸收和摒弃他人的各种想法,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同一、统一、相加与附和。所以,“和”的灵魂显而易见,就是批判、创新。若要实现“和”,必须以“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原则要求自己,即不以个人的妄自猜测来看待问题,不要将主观看法强加到客观事件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因为这个看法是自己的就不肯妥协。孔子认为,主观臆测和固执己见是错误的,同时也不应该淹没自我和任意妥协,“和而不同”意味着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孔子对于弟子的区别看待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他欣赏能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的子夏,谓之“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矣”;而对言听计从、乖巧懂事的颜回则颇有微词,评论道“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可以看出,孔子向往的“和”应该是“和而不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自我,同时积极吸纳其他思想和想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互相补进。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那个时代孔子学说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也在交流中获得发展与繁荣。世界各国的现代美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美术文化为基础的,尽管西方美术理论与实践存在明显的领先优势,但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告诫我们,以完全的拿来主义来处理外国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不科学的。整体性的选择也许在短时间内适用,但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长远发展,无法形成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现象比比皆是。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上不存在等值作用的因素,现代美术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简单代入西方体系,忽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将严重阻碍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和而不同”应当成为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优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建设前提,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目标,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辅助,制定适合我国整体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策略。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就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趋显露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于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人们就曾达成共识,认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需要去借鉴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髓的孔子思想无论是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具备显著的历史穿透力,魅力尽显。美术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重视和善用“和而不同”,坚持自我,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建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体系。 二、一以贯之—结合美术教育实例探索现代美术教育规律 “一以贯之”是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源于《卫灵公》的一段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文中出现的“一以贯之”的意思就是在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子贡博学多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孔子为了使子贡不在知识表层过多的停留,教导他深入学习,发现本质的道理。孔子所言的“一”可以认为是某一类具有一般规律的事物或现象,“一”需要长期累积,不断实践才能得到,离开万物、绝对抽象的“一”是不存在的。因而“一以贯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此同时,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大派系——老子哲学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子强调“知常”,也就是探索物质的本质规律,这对事物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将“一以贯之”运用到美术教育研究中,就是要求美术教育者结合丰富的美术教育实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美术教育理论体系。发掘美术教育现象的“一”,既包括本土美术文化的发掘,同时又涵盖外国美术教育经验的学习,找寻普遍的规律,一以贯之。当前,我国美术教育正处于瓶颈期,一方面,扩招导致学习美术的人数激增,高校相继开设美术专业来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体系的不科学使高校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美术人才,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现象,严重制约了美术与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为此,作为美术教育者,需要一以贯之,只有找到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才能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要平等看待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美术教育文化,积极学习、借鉴丰富的美术教育现象、思想和解决方案,尤其是掌握亚洲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信息。其次,要开展对于本国美术教育及文化的研究,本土文化会从各个方面给予最贴合国情的发展启示,结合现象探索美术教育理论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意义。 三、执两用中——辩证看待多元美术教育理论 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客观事实的叙述和实践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融合辩证思维,辩证看待事物使美术教育具有真正的内涵。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包含两种含义:第一,抓住两端的优秀,知道分别相反的极端;第二,去除两个相反的极端,代之采用中间部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中”,意味着最优方案,而不是调和极端选其“中”。“用中”彰显了孔子对于辩证思维的理解,示人以事物的完整面,是一种求平衡、求自然、求和谐的整体性思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矛盾。对于现代美术教育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执两用中”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相对完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主要模仿对象,直至今日,仍然有明显的影响,很多高校选择沿用西方美术教育方法论中的描述法、历史法和因素法就是绝佳的例证。西式教学既有科学的理性主义,也有反对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既有传统的描述法,又有现代的系统法,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多都是由于吸收这些“舶来品”不当引起的。孔子哲学的“执两用中”告诉我们,不能草率地接受或否定,应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采用辩证批判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的各种理论,去除极端,择其优而用之。关于辩证思维,老子同样有所涉及,“反者道之动”就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指事物的对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转变至相反的一面。“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缺乏适当的理论指导,而更加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过于重视片面发展,根据“反者道之动”的说法,很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导致美术毕业生出现只知理论知识,不善实践或者不谙美术基础的情况,难以满足社会提出的综合性要求。所以无论如何,美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以系统辩证的方法看待美术教育,针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因素,吸纳创新方是良药。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美术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现代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毫无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实践和丰富,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所以,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理论体系,仍然需要借助于前人的智慧,做到“和而不同”“一以贯之”和“执两用中”,从而让传统哲学文化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重现光辉。 作者:王桂芝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当代艺术空间语境美术教育研究 摘要: 时至今日,艺术正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艺术的各类本体模式也在不断交融、碰撞,从而使艺术界限不断模糊。现当代艺术在发展和变革中表现出了对空间探索的极大兴趣,从中也可一窥艺术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与之相对的,学校美术教育的主体思想与教育模式依旧停留在关注学生二维绘画与造型能力、基本概念表述、经典作品分析等人文艺术基础素养的培养和引导上。该文通过分析与论证,从当代艺术在空间语境下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对传统审美的颠覆和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变革等方面,阐述当代艺术中空间语境的表达对当代美术教育变革的启示。 关键词: 当代艺术;空间语境;美术教育;变革 20世纪60年代后的艺术经历了各种艺术思潮和实验探索的推动与变革,形式逐渐从架上走向架下,存在于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在变革中摆脱了越来越多的束缚,给这股后现代艺术浪潮带来了近乎狂放的自由主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艺术家以空间为载体,利用各种媒介表达艺术观念,阐述反思成果,表现关于社会、人类、政治、女权、革命、环境等多方面的观念与思考体验,使其作品更加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艺术从纸面转向空间,无论是对于表达形式本身,还是对于艺术而言,抑或是对于人类的思考体验、观念表现,都是一次关乎自由主义的变革。 一、当代艺术在空间语境下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 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从不缺乏革命者,也经历过几次变革,传统美术的概念范畴对艺术家而言似乎是个紧箍咒,在杜尚之前的大多实验性探索中几乎难以逃离,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传统美术形态中画地为牢。当代艺术在整个艺术史的变革中第一次触及艺术的本体——观念性,当代艺术在变革中将观念作为艺术的灵魂,佐以多元的、三维的空间艺术形式,对传统艺术进行了颠覆与反叛。这几乎是一种“反艺术”,但观者看到的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徐冰认为,当不再有风格、流派、绘画技巧等手段的干扰时,观念可以用任意载体与媒介加以表达,而不再满足于传统艺术二维的表达形式,至此,属于“艺术”的部分得以凸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代艺术的内核,即艺术的本质是其思想观念,而非版画、油画等物质形态,这似乎将艺术从一直以来被物质形态所包裹的繁复外壳中释放了出来,将其抽丝剥茧般地返璞归真,还原其自由的本质。当代艺术对艺术本质的还原与释放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无疑起到了先遣者的作用,形式技法本身对于美术教学而言不是最值得关注的,知识与技能也不是其最终目的。美术教育应站在尊重学生的立场上,尊重学生对艺术的看法,尊重学生在空间中对艺术形式独特的表现,尊重其对表达媒介的选择,尊重其个性。 二、当代艺术在空间语境下对传统审美的颠覆 当代艺术基于表现观念的思考,让许多以往被认为不美的甚至是丑陋的东西也被当作艺术品、被尊重。“去审美”始于杜尚的现成品,并在之后的装置艺术、废品艺术等中愈演愈烈。传统艺术形式中,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在变革的过程中多是围绕风格、流派而革新,从未脱离过审美,无论是凡•高的后印象主义,还是波普艺术,都是在寻找另外一种审美体验。当代艺术是发生在三维空间中的自由的艺术形态,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艺术优秀观念的转变、现成品的使用,更是使之脱离了传统审美的枷锁,更具变革精神。当代艺术“去审美”的特征向学生传达了艺术不一定是美的,仅围绕美的艺术未免有些狭隘,美术学习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观念,教师在此过程中要做的是为学生开拓一个更为开放的平台,引导学生拓展思维,跳出传统美术的条框,并不断从观念的角度出发加以启发。 三、当代艺术在空间语境下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变革 以观念性作为艺术创作的第一要素,形式成为观念的载体与从属,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得到了重新的审视,脱离了形式的艺术变得更加自由不羁。突破了视觉原则的艺术更多地调动了触觉、嗅觉、听觉等多种感知觉形式,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在变革中更多地表现思想和观念活动的空间。“反形式”的艺术不再是艺术家在画纸上、石头上、实验室里的操作,而是对“现实可能的生活”的主观的、直觉的参与,艺术家从一开始的创作目的就不是作品,创作过程融合了各种境遇与观念,作品成为了思想在空间中成熟的过程。形式的不落窠臼对艺术而言,是吹响了变革的号角,不同概念形式取向的艺术作品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空间,为学生呈现出思维范畴之外的东西,这让学生感觉思维在被动前进,促使其进行新的思考,而不是对传统美术形式的再现。 结语 该文在当代艺术空间语境表达的背景下,通过聚焦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对传统审美的颠覆、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变革三个特点,凸显了当代艺术中空间语境的表达对当代美术教育变革的启示;分析阐述了在此情境下,从美术教育教学目的的更新、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内容的调整三个方面,对美术教育在新的美术知识形态和艺术情境中的重新定位。注:该文受广西民族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 作者:齐璇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生美术教育研究 摘要: 根据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学生就业的需要,广告数字媒体专业应该培养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一定的审美能力、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和熟练掌握本专业专项技能的高端技能型人才,而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学生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和审美水平。调查发现,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有美术基础,审美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寻找对学生进行美术教育研究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学生向大自然学习、教师的引导作用、周围的艺术氛围、鼓励性的教育等方法对学生进行美术教育。 关键词: 美术教育;策略;专业课程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南通理工学院教研课题“关于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研究”(2015013)研究成果。 一、当前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美术教育的现状 (一)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现状 目前,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学生以中职类学生为主,高考生源很少,即使有少部分的高考生,他们的美术基础不牢和审美能力也不足。他们接受的美术教育非常有限,根据《南通理工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美术教育现状调查研究问卷》(下称《问卷》)显示,有50%的学生对美术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小学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表示对美术课特别感兴趣,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很多学生在中学期间就没怎么接触美术,所以美术教育现状堪忧。 (二)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问卷》还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美术教育,不到一半的学生觉得本专业的学习需要美术基础,很少有同学会主动去看展览,也很少有同学会觉得美术教育会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提高,学习生活中也很少有同学会主动关心美术现象,很少同学意识到美术学习对于自己的能力培养有帮助,但是有很多同学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高校非美术专业的学生的美术教育几乎处于“真空”的状态,鉴于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并不是艺术特长生,所以他们在专业课的学习上暴露了他们美术基础较差的缺陷,正是由于缺乏美术教育,导致艺术修养不够,以致于他们所做的设计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设计主题不明确,主次不分,版面混乱,创新度不够等,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缺乏美术教育。 二、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进行美术教育的必要性 (一)美术教育的概念 美术教育,亦称美术教育专业,顾名思义,就是学习一些关于美术的知识以及技能,以用来在未来教导学生。专业学习内容包含素描、色彩、速写、油画、国画、装饰画、版画、书法、装裱、刻印章、平面设计、立体设计、动画设计等一系列同美术能扯得上关系的技能,当然、政治、英语、体育等课程也还是要的[1]。还有人认为,美术教育,是由“美术”和“教育”组成而成的。因为美术教育是由美术和教育这两者结合产生的,那么美术教育中美术就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没有美术就没有美术教育,美术教育是以教育为手段,按照一定社会,一定阶段的要求,以美术为媒介,向受教育者传授一定美术知识和技能,发展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受教育者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发展智力和创造性的教育系统工程[2]19。还有很多的美术教育理论家根据美术教育的定义与组成分析把他们分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从美术角度出发的美术教育:从这个角度看着眼点是美术,也就是说由美术本体出发,只是以教育作为手段,延续和发展美术文化以及创作技能。即通过教育的手段达到对美术文化的延续。二是从教育的角度做为着眼点看:美术就只是充当了教育的一个媒介,追求一般教育意义的功效。其实任何一个教育科目都具有双重性功能的。即通过美术这一驾驭的媒介培养人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情感、活跃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2]19。本文将美术作为教育的媒介,结合实际的专业课程,将美术作为教育的媒介融入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去,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情感,一定的审美能力。 (二)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就业方向 本专业培养学生要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有较好的人文素养;掌握广告数字媒体的基础理论且具有广告数字媒体的专项技能、熟悉相关业务运作的,适应广告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第一线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以面向广告公司、网络多媒体公司、电视台、专业设计公司(事务所)、印刷行业、出版社、报社、企事业单位的广告事务部门、政府机构和行业主管机构的宣传、广告事物管理部门等,从事广告媒体策划、配置、设计、制作及单项或综合广告实务工作,具体如在各类广告公司从事广告设计、策划、制作等工作;在企事业宣传部门从事宣传、和管理工作;在电视台从事策划、摄像、采编工作;在出版社、报社从事美术编辑等工作。 (三)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开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以上关于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的培养目标以及就业方向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就业的方向有:广告公司、网络多媒体公司、专业设计设计公司等,不难发现这些就业方向都与美术、设计相关,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以及审美能力,还应当具备一定的创造力。 三、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美术教育策略研究 (一)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插画设计课实施美术教育策略 1.向大自然学习 突破传统的教室课程教学,多带学生到户外进行教学活动,让学生发现美、感受美,不处于教室,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学生不一定要在教室上课学习,带领学生到校外感受美,没有了教室的束缚感,更利于学生的学习。到自然界去感受美,可以去感受植物的美、动物的美、自然景观的美,让学生带好相机,或者手绘本,将学生认为的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发现身边的美,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美,传达美。这种在户外上课的模式,比较新颖,需要注意的是,在老师的督促下和带领下,学生才能较好的去体会和表现。 2.教师的引导性 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所言:“作画须有解衣盘礴、旁若无人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3]虽然这是恽寿平描绘国画创作过程中的状态,但是同样说明了美术学习中所需要的自由性,所以在插画设计课程中老师不再充当主导性的地位,而是积极的去引导学生,让学生作为这门课的主导者,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老师则是在各个部分充当引路人。学生可以自由、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作。雨果说过:“科学是我们,艺术是我。”[4]因此,要注重学生个性及创造性的培养。 3.运用周围的艺术氛围 带学生参观学校附近的“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南通市中心美术馆的展览。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经常会有一些展览,虽然经常和学生通知一些展览的消息,但是几乎没有学生会主动参观。因此,在插画设计课程中应设置学生外出参观的一些课时,由老师带领学生参观,对于一些好的作品进行分析,启发和诱导学生,并且在参观和展览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欣赏不同作品不同的美。运用周围的一些有利的美术氛围,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4.教师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课程中教师需要和学生共同进步,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学生。如随身携带小的便签本,以备随时随地进行插画设计,同样提醒学生也这么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把美术基础的提高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养成一种习惯,才有可能长长久久地进行下去,当然这也是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美术基础、艺术修养最可靠的方法。教师可以经常和学生分享一些自己看展览的照片、视频影像资料,并且和学生分享自己看展览的心得体会或者是给学生一些启发等等,学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看,可以通过老师来给他们带来一些更好的启示,同时也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招贴设计课实施美术教育策略 1.提高眼界 同样还是通过观看展览的形式,来对学生进行美术教育。让学生感受这样的氛围,同时提高学生的眼界,眼界提高了,才能进一步地去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高,当然观看的展览并不局限于招贴设计展,也可以是所有与本课程相关的展览。 2.鼓励性的教育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曾说过:“人最本质的需要是渴望被肯定。”[5]由于招贴设计课程还需要学生动手去画设计草图,当然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美术基础,但是鉴于目前这个专业的学生基本没有美术基础,所以在需要学生动手的环节,要尽量多鼓励学生。很多学生因为缺乏基础,往往不敢动手,畏畏缩缩的,生怕画不好,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尽可能地去多鼓励学生。有这么一个学生,没有美术基础,刚开始画得不好,甚至于有点糟糕,但是经过老师的鼓励和自身的不断努力,终于创作出了令人惊艳的作品。当她自己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最开始的作品时,觉得自己的进步非常大,由此可见,鼓励性教育对于学生美术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3.用画图的方式进行记录 由于这门课的特点我们需要很多的创意和想法,但是我们不会随时随地用电脑软件把想法表现出来,但是笔和纸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的,不管什么笔,不管什么纸,随时随地把你的想法用画的方式体现出来,当你的灵感一现的时候,想到什么就把它画下来,坚持让学生这么去做,就会发现学生的艺术修养能很快得到提高,而且美术基础越来越好。同样美术方面得到提高,你会发现其在创造力方面,也会发生质的飞跃。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实际的专业课程出发,对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课程渗透美术教育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发掘出一些可以用来促进计算机应用技术(广告数字媒体)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的方法和策略,仅供参考。 作者:黄蓉 单位:南通理工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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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概论论文:概论平面设计和当代陶瓷装饰 一、平面设计技术创作陶瓷主体装饰 一方面,也可以直接使用平面设计技术制作陶瓷主体装饰图像,而不以传统的装饰图案作为原型。虽然传统的陶瓷装饰图案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但是艺术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在设计新的陶瓷装饰图案时要敢于突破传统设计风格的束缚,敢于创新,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现在的平面设计软件一般都有丰富的图形库,它们包含现代几何的基本形体和表现现代生活工作的一些符号,因此可以直接以图形库中的基本几何形体和符号作为创作素材,创作简约、视觉冲击力强,富于浓郁现代艺术气息的作品。将现代艺术取向融入到古老的陶瓷中,使古老的陶瓷焕发现代化气息,体现现代生活高速、高效、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特点,达到简约而不简单的意境,也必定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二、平面设计在陶瓷花边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陶瓷的边缘的花边装饰虽然不如主体装饰那样富于表现力,但也是陶瓷制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花边装饰即填补了陶瓷边缘装饰的空缺部分,又对陶瓷主体装饰图案起到了装裱作用,使整体装饰看起来更加充实、饱满。缺少了花边则陶瓷制品就显得十分不美观,有碍观瞻。艺术也是哲学的一个范畴,花边装饰和主体装饰这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简单的叠加,整体缺少部分也无法实现其功能,因此花边是陶瓷装饰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陶瓷中花边的装饰图案大多是由若干个完全相同的小图案构成的,并且在很多装饰中整体的图案是部分图案的放大,在几何学中这称为自相似性。这种类型的花边使用平面设计软件可以非常快速而准确地生成,借助平面设计软件的图形库,可以创作出许多前所未有的花边图案,而且可以非常容易地控制花边的尺寸和图案的疏密程度,达到错乱而有致的艺术效果。由于花边装饰图案的细小、琐碎、繁多,使用传统方法来制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而且对制作人员的耐力也是极大的考验,使用平面设计技术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便于修改,也能极大地提高制作琐碎繁杂花边装饰图案的效率。 三、平面设计技术在陶瓷装饰预览效果中的应用 通常设计好陶瓷装饰图案后需要对装饰图案的艺术效果进行评定,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进行评定,这就需要制作一个样品。这种方式极大地耗费时间,而且如果要修改就要制作另一个样品,反复的修改将是一个噩梦,设计周期将变得非常长,效率极其低下。将平面设计技术运用到陶瓷装饰效果的评定中,可以使用平面设计软件生成一个三维的陶瓷模型,然后将设计好的装饰图案贴上去,可以从各个角度观赏陶瓷制品模型,与实体模型一样方便给出评定结果。使用平面设计技术的方式不仅可以方便地控制装饰图案的尺寸,减少使用传统方式设计图案时的盲目性,而且也便于修改,一旦发现哪里不合适可以马上使用平面设计软件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再次评定。这种方式不需要制作陶瓷制品样品,一方面是节约是成本,价格低廉,另一方面是制作样品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使用平面设计软件很快就可以生成模型,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四、结束语 平面设计技术在陶瓷装饰图案设计中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将平面设计技术运用到陶瓷装饰设计中,既要立足于我国传统陶瓷装饰设计的艺术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要充分融合现代艺术气息,吸收优秀的西方艺术精华,同时要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艺术风格的束缚,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对传统陶瓷装饰艺术进行发展演进,推动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与时代同步发展,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重焕生机,使我国我陶瓷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作者:王时蒙单位:江西陶瓷工艺美术学院 设计概论论文:对外贸易概论网络课程设计研究 一、网络课程设计原理 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2]网络课程设计是教学信息如何传播的一种思想体系,包括教学信息传播的施教者与学习者的互动。网络课程设计必须既遵循教育学原理,又遵循信息传播技术原理,体现出交互性、共享性、开放性、协作性和自主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原理。 1.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对象。网络课程设计的目标是为了让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学到自己所需专业知识,因此,教学目标要具体,便于学生实践,教学对象要多样,便于覆盖各个层次,教学内容要生动,便于学生有兴趣掌握。 2.能体现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注重学习情境创设,强调情境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设计学习情境、协商情境、会话情境,利用各种资源支持学生“学”,强调他们的中心地位,体现“网络学习”方式。[2] 3.教学内容设计符合学生认知心理。教学内容设计要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学生学习网络课程,不但学习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学会如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要求在教学内容设计上要既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要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充分体现网络教学的特点。网络课程的特点要求教师要学会制作相应的教学课件。教学课件的制作应该包括文字、图像、动画、声音等要素,通过这些要素集合传递达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目的,以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网络课程设计 教育部教育信息十年规划(2011—2020年)战略中高等教育的任务是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网络课程建设就是对这种模式的探索。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明确课程目标后,创设多元化网络教学情境,组织教学内容,沟通学生协作会话,最后通过评价来检验学生的意义建构。 1.课程目标设计。课程目标设计要遵循“课程目标———教学目标”这一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目标是通过教学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正确运用理论和方针政策来分析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问题,为做好外经贸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目标是围绕着大纲确定的每一章节的具体目标。因此,围绕内在逻辑关系出发,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国际贸易基本概念和原理,阐述清楚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会分析我国外贸体制及其改革等内容。 2.教学情境设计。网络课程教学情境可以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不同来展开。基于《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的课程目标,教学情境可以多角度设计。从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基础知识的角度来讲,可以利用文字处理工具、电子文稿编辑工具和网页以及动画制作工具等方式制作成课件或文稿来进行;从教师指导学生观察国际间外贸往来现象并进行思考、协商的角度来讲,可以利用NetMeeing或BBS等作为发表意见和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从学生对外贸模拟软件进行操作实践角度来讲,可以利用流媒体播放演示功能,展示学习情境。总之,信息技术与该门课程结合形成特定的教学情境,将粉笔和黑板的作用逐渐淡化,教师和学生角色重新被定位,构成了课程设计的创新点。有鉴于每一个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表现,教师也可以通过面对面谈话、电邮、小组专题讨论等方式来强化。 3.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在内容组织上,设计出教学大纲、教学课件、电子教材、授课录像以及工学结合五大模块。明确界定五个模块之间的轻重关系,以教学大纲为主导,以电子教材为脚本,据以设计出内容丰富的教学课件。同时,录制团队成员的授课录像,构成课程资源最形象、最直观的内容。在内容设计上,结合实际提出概念,介绍内涵,引出外延,再从基本方法入手推导出基本理论,构建学习所需的系统知识。同时,及时地向学生介绍有关对外贸易方面最新成果与动态,通过课程资源建设网展示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促进学习质量提高。在教学过程中,突出课程应用性、实践性特点。为了提高学生自主实验能力,引入外贸实验软件,每个实验都包含实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思考题,形成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 4.课程教学评价设计。课程评价包括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和学生学习活动过程的评价两部分。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包括学习目标与任务、每一章节练习题、自测题等。这些评价指标都是通过提炼每一章的重点难点内容编写设计不同类型的题目,挂在网络上,学生通过自己完成这些题目来检测对课程的掌握程度。学生学习活动过程的评价包括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创新精神以及实践内容等,为此设计每一个检验目标的具体指标,进行检验。教师指导活动评价也构成其评价内容之一,包括教学活动组织、学习资源提供、学习过程指导等。这些子模块的设计为完善课程设计体系做了补充,使学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掌握自己的学习活动。 三、结语 总之,网络课程与传统课程最大差异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学习情境中。设计完善的网络课程比传统课程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探索、尝试和创造的条件,从而让学生获得学习的自由,能充分体验学习过程,成为一个个性充分发展的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是当代学习理论的新发展,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网络课程设计,通过两者有机结合,减少了传统教学的强制性和划一性,为人才培养营造出多元化的空间,而且还能够深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改革,为提高外贸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作用。 作者:高晓华单位:德州学院经济管理系 设计概论论文:简述设计界面艺术概论 [关键词]界面;符号;人机工程;环境 [摘要]设计中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如人机操作、使用物的功能与结构、形态的人文特征等等,都反映了人—物、物—人交流的途径与方式。而设计的优秀是“人”。以前的人机界面是研究人一机矛盾,适用于物、理分析而缺乏创新分析,相对研究人—物—环境—信息关系的“设计艺术”则显得较为片面。所以探讨设计界面,即人—物、物—人界面是有意义的。 一、设计界面的涵义 界面的说法以往常见的是在人机工程学中。“人机界面”是指人机间相互施加影响的区域,凡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一切领域都属于人机界面。“而设计艺术是研究人一物关系的学科,对象物所代表的不是简单的机器与设备,而是有广度与深度的物;这里的人也不是“生物人”,不能单纯地以人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人的尺度,既应有作为自然人的尺度,还应有作为社会人的尺度;既研究生理、心理、环境等对人的影响和效能,也研究人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要求和变化”。 设计的界面存在于人一物信息交流,甚至可以说,存在人物信息交流的一切领域都属于设计界面,它的内涵要素是极为广泛的。可将设计界面定义为设计中所面对、所分析的一切信息交互的总和,它反映着人一物之间的关系。 二、设计界面的存在 美国学者赫伯特.A.西蒙提出:设计是人工物的内部环境(人工物自身的物质和组织)和外部环境(人工物的工作或使用环境)的接合。所以设计是把握人工物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接合的学科,这种接合是围绕人来进行的。“人”是设计界面的一个方面,是认识的主体和设计服务的对象,而作为对象的“物”则是设计界面的另一个方面。它是包含着对象实体、环境及信息的综合体,就如我们看见一件产品、一栋建筑,它带给人的不仅有使用的功能、材料的质地,也包含着对传统思考、文化理喻、科学观念等的认知。“任何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必须超出作品中所包含的那些个别物体的表象。”分析“物”也就分析了设计界面存在的多样性。 为了便于认识和分析设计界面,可将设计界面分类为: 1)功能性设计界面接受物的功能信息,操纵与控制物,同时也包括与生产的接口,即材料运用、科学技术的应用等等。这一界面反映着设计与人造物的协调作用。 2)情感性设计界面即物要传递感受给人,取得与人的感情共鸣。这种感受的信息传达存在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情感把握在于深入目标对象的使用者的感情,而不是个人的情感抒发。设计师“投入热情,不投入感情”,避免个人的任何主观臆断与个性的自由发挥。这—界面反映着设计与人的关系。 3)环境性设计界面外部环境因素对人的信息传递。任何一件或一个产品或平面视觉传达作品或室内外环境作品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环境的物理条件与精神氛围是不可忽缺的界面因素。 应该说,设计界面是以功能性界面为基础,以环境性界面为前提,以情感性界面为重心而构成的,它们之间形成有机和系统的联系。 三、设计界面存在的方法论意义 当机械大工业发展起来的时候,如何有效操纵和控制产品或机械的问题导致了人机工程学。二战后,随着体力的简单劳动转向脑力的复杂劳动,人体工学也进一步地扩大到人的思维能力的设计方面,“使设计能够支持、解放、扩展人的脑力劳动”。在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追求自身个性的发展和情感诉求,设计必须要着重对人的情感需求进行考虑。设计因素复杂化导致设计评价标准困难化。一个个性化的设计作品能否被消费者所认同?新产品开发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在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实力还并不强大,设计开发失利承受力还不很强的情况下,如何系统地、有根据地认识、评价设计,使其符合市场,就需要对设计因素再认识。利用界面分析法,正是使设计因素条理化,避免将人作为“生物人”的片面和走出笼统地说“设计=科学十艺术”的简单误区。 现代的人机工程学和消费心理学为设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它们的成功就在于实验、调查和数理表述,是较为可系的。同样对设计艺术而言,进行设计界面的分析,也要有生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生物学、技术学学科基础。从理论上来说,它要直接建立在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基础之上。相对于机械、电子设计和人机设计,以往人机界面设计把握了技术科学的认识和手段,忽视了人文科学观念与思想。它的界面设计只能存在于局部的思考范围内,只成为一个设计的阶段。 有人以功能论来评判设计。“功能决定形态”曾是20世纪上半叶的设计格言,它的提法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第一,功能不是单一的,它包括使用功能、审美功能、社会功能、环境功能等。“过分追求单一的功能会导致将许多重要内容(装饰性、民族性、中间性)被排斥掉”。而且“有些内容并不是‘功能’的概念所能包括了的,更何况物质和精神的内容也并不是时时处处等质等量的融洽在一个统一体中,随产品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它们各自的主次地位也随之变化”。在现今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情感因素越来越成为设计的主要方面。物质意义上的功能在保持其基础地位的情况下,却日益不能代表情感诉求的表述;第二,按“形态服从功能”而设计的产品,对于不熟悉它的使用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产品要为人们所理解,必须要借助公认的信码,即符号系统;第三,满足同一功能的产品形态本来就不是唯一的,象汽车等成熟的产品,年度换型计划等措施成为商品经济中日益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设计的专业需求,而这时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已能满足,简单地以物质性功能来决定设计是不恰当的。 相反,设计界面体现了人一物交流信息的本质,也是设计艺术的内涵,它包括了设计的方方面面,明确了设计的目标与程序。 四、设计界面的分析 按照设计界面的三类划分,有助于考察设计界面的多种因素。当然,应该说设计界面的划分是不可能完全绝对的,三类界面之间有涵义上也可能交互与重叠,如宗教文化是一种环境性因素,但它带给信仰者的往往更多的却是宗教的情感因素。在这里环境性和情感性是不好区分的,但这并不妨碍不同分类之间所存在的实质性的差异。 1功能性界面 对功能性界面来说,它实现的是使用性内容,任何‘件产品或内外环境或平面视觉传达作品,其存 在的价值首要的是在于使用性,由使用性牵涉到多种功能因素的分析及实现功能的技术方法与材料运用。在这一方面,分析思维作为一种理性思维而存在。如果作为一种处理方式来设计产品,则这种产品会使多种特征性(如民族性、纯粹性)因素中性化,如果去除产品商标,就很难认出是哪国的或哪个公司的产品。当然,这方面也说明了产品中存在着共同性因素,它使全人类能做出同样的反应。人的感觉和判断能力有着国际性的、客观性的特征。 功能性界面设计要建立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国际符号学会对符号学所下定义是:符 号是关于信号标志系统(即通过某种渠道传递信息的系统)的理论,它研究自然符号系统和人造符号系统的特征。广义的说,能够代表其他事物的东西都是符号,如字母、数字、仪式、意识、动作等,最复杂的一种符号系统可能就是语言。设计功能界面,不可避免地要让使用者明白功能操作。每一操作对人来说应是符合思维逻辑的,是人性的,而对机械、电子来说则应是准确的、确定无疑的,这双方的信息传递是功能界面的优秀内涵。 2情感性界面 一个家庭装饰要赋予人家居的温馨,一副平面作品要以情动人,一件宗教器具要体现信仰者的虔诚。其实任何一件产品或作品只有与人的情感产生共鸣才能为人所接受,“敝帚自珍”正体现着人的感情寄托,也体现着设计作品的魅力所在。 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也日益这一领域开拓,以努力使这种不确定性得到压缩,部分加强理性化成分。符号学逐渐应用于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广告学等领域,如日本符号学界把符号学用于认识论研究,考察认识知觉、认识过程的符号学问题。同时,符号学还用于分析利用人体感官进行的交际,并将音乐、舞蹈、服装、装饰等都作为符号系统加以分析研究,这都为设计艺术提供了宝贵与有借鉴价值的情感界面设计方法与技术手段。 3环境性界面 任何的设计都要与环境因素相联系,它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综合领域。处于外界环境之中,“是以社会群体而不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所以环境性因素一般处于非受控与难以预见的变化状态。 联系到设计的历史,我们可以利用艺术社会学的观点去认识各时期的设计潮流。18世纪起,西方一批美学家已注意到艺术创造与审美趣味深受地理、气候、民族、历史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指出:“文学艺术是人的创造物,原则上是由创造它的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决定。”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无论是工艺美术运动、包豪斯现代主义或20世纪80年代的反设计,现代的多元化,“游牧主义”(Nemadism)都反映着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性界面设计所涵盖的因素是极为广泛的,它包括有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科技、民族等,这方面的界面设计正体现了设计艺术的社会性。 以上说明了设计艺术界面存在的特征因素,说明在理性与非理性上都存在明确、合理、有规则、有根据的认识方法与手段。 成功的作品都是完善地处理了这三个界面的结晶。如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功能性处理得很好,没有屈从于形式而损害功能;但同时又通过新材料及形式反映新的时代性特征及美学倾向,这是环境性界面处理的典范;人们观看卢浮宫,不是回到古代,而是以新的价值观去重新审视、欣赏,它的三角形外观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期望,这是情感性界面处理的极致。 五、设计界面的运用原则 1)合理性原则,即保证在系统设计基础上的合理与明确。 任何的设计都既要有定性也要有定量的分析,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相结合。努力减少非理性因素,而以定量优化、提高为基础。设计不应人云亦云,一定要在正确、系统的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严密地理论分析,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2)动态性原则,即要有四维空间或五维空间的运作观念。一件作品不仅是二维的平面或三绝的立体,也要有时间与空间的变换,情感与思维认识的演变等多维因素。 3)多样化原则,即设计因素多样化考虑。当前越来越多的专业调查人员与公司出现,为设计带来丰富的资料和依据。但是,如何获取有效信息,如何分析设计信息实际上是一个要有创造性思维与方法的过程体系。 4)交互性原则,即界面设计强调交互过程。一方面是物的信息传达,另一方面是人的接受与反馈,对任何物的信息都能动地认识与把握。 5)共通性原则,即把握三类界面的协调统一,功能、情感、环境不能孤立而存在。 六、设计界面的应用方法 设计界面所包含的因素是极为广泛的,但在运用中却只能有侧重、有强调的把握。设计因素虽多,但它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结果是物化的形,但这个形却是代表了时代、民族等方面的意识,并最终反映出人的“美”的心理活动。 设计界面的运用,优秀是设计分析。在一些国际性的大公司,如索尼、松下、柯尼卡等,都有许多的成功案例可为借鉴。如柯尼卡公司设计其相机时,首先不是去绘制“美”的形和考虑技术的进步,而是进行对象人的日常行为分析,作出故事版(STORY)。它先假定对象人的年龄为35岁,名:Xxxx,从而分析他的家庭、喜好与憎恶,分析他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其人在什么场合需要僚机,从而为设计提供概念(CONCEPT)与目标(TARGET),进行设计。经过分析,设计师有了明确的概念与目标,并随信息的交互产生了创造力。 另一方面,设计师自身对社会环境也要进行深入的认识与考察,对设计的作品取向有明晰的认识:是否符合人们的消费预期?是否能感受到人们的审美知觉?日本设计师佐野邦雄先生曾作一图——生活的变迁与设计师的课题,将日本及世界上某些非常有影响性的事件,如技术的进步、企业的发展等等都进行了归纳,进而对设计有了深入的认识与感悟。 所以,要运用好设计的界面,理性的认识是首要的,其次就是创造性的,而且是有实效性的分析、处理信息。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分析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设计的界面同样是在人一物的信息交流中变化发展的。 设计概论论文: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摘要: 工业设计概论作为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课,其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尤为重要。文章针对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当下面临的新挑战进行分析、总结,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作业三个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提出探索性改进方案。 关键词:工业设计概论 教学改革 创新 工业设计概论作为工业设计本科教育的引导课程,承担着协助学生塑造专业思维模式、培养学生专业兴趣、拓展学生专业视野的重要教学任务,在新的时代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教育者有必要根据近年来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实践,总结课程教学正在面临的新变化、新问题,通过寻找原有教学方式的不足,提出新的教学策略,使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在实践中得到创新,以提高课程有效性和教学质量。 一、工业设计概论课程面临的新挑战 1.课程教学对象出现变化 工业设计在专业划分中从以前的文学转向工学,因为大类合科的教学要求,很多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对工业设计专业产生质疑,缺乏兴趣甚至抱有转专业的想法,错误地认为工业设计是一门艺术型设计课程,需要有绘画等艺术表现能力。他们在刚刚接触工业设计概论这门课时,表现出缺乏信心、学习不认真或积极性低下的特点,缺乏学习动力和兴趣。 2.以往教学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的获取方式越来越便捷。工业设计概论作为一门理论基础课,其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师按照教科书的内容逐个讲解知识点,内容多且不容易记忆及理解,学生很难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课程教学中也缺乏师生的互动和教学反馈,使课程更加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 3.时代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出更高要求 学生通过学习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培养自我创造力和科学的思维模式,是成为一名工业设计师的必要过程。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平铺直叙,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扩散式联想。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是工业设计概论课程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对工业设计概论教学创新的探索 1.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规划工业设计概论课程重点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在教学内容中重点突出区分机械设计、工业设计与艺术设计的专业特点,做到正确理解工业设计。教师应重点介绍大学四年的教学培养方案及相关课程设置,厘清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前后课程的递进式学习内容和每门课程的重点,便于学生制订自己未来的专业学习计划,做到有目的地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工业设计概论课程中也可以加入一些相关内容的视频,如中央财经频道的纪录片《大设计》、日本娱乐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王》等,不仅可以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便于理解,也能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 2.教学方法的创新 工业设计必须遵从设计的法则,在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法上,教师也可以运用设计法则进行设计创新。为工业设计概论课程设计教学策略可以依据三个方面的设计法则①:引导手册法则、意元集组法则、讲故事法则,并结合线上网络公开课与翻转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使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更加丰富。引导手册是一种利用已有的知识帮助人们理解新信息的教学技巧。基于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新的知识,可以运用说明型引导手册(图1);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可以运用比较型引导手册(图2),如在讲解工业设计简史时应用比较型引导手册。意元集组是一种把不同的信息集结或归纳成模块和单元,便于人们对信息进行解读和记忆的技巧。工业设计概论课程的知识内容非常多,但深入性不够,不便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记忆。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体现知识的模块化信息,改变以往的编号形式,做到知识内容图形可视化,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图3)。讲故事法则是通过讲故事的人与观众的互动,创造出意象、情绪,从而实现对故事的理解。如,与知识相关的视频多以故事陈述的方式体现。在工业设计概论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把生活情景融入知识点讲解,激发学生的情感,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如,讲解优化设计,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回忆大学日常生活的一天,通过了解由于生活中的不便利而发生的小故事,提出优化生活日用产品的重要性,这样学生不仅能理解优化设计的概念,同时也培养了创新意识。 3.课程作业的实践体验 改革后的工业设计概论课程作业是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课下收集、整理资料,通过讨论,以ppt的形式上讲台表达对问题的理解、对问题的创新性想法。教师以学生的姿态与学生对小组作业进行讨论,并进行总结和提出改进意见。这样的作业设计既锻炼了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也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的把握和理解,最重要的是加强了教师与学生间的教与学的体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结语 在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工业设计在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发展。工业设计教育的基本任务必将经历从传道授业解惑向培养具有前瞻性的开拓型人才的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工业设计概论课程必须通过持续性地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与优化课程作业设计等,紧扣时代的脉搏,重点突出自身前瞻性与综合性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为抓手,塑造学生的基本专业思维模式,为工业设计后续教学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彬彬 万彦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机械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设计概论论文:概论传统美术色彩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一、传统美术色彩体系 1.1道家五色体系 道家主张寡欲及淡泊无为,是黑白两色充盈的一种世界观,老子讲授的守黑知白,道家提倡的有无相生等,均是重要体现。道家认为所有事物的发展及变化都是无与有的互相演变交替,并且是事物发展的两大极端,采用黑与白两色彩就可以表现出来。我国的水墨绘画便深受道家的影响,追求的是简单平静的色彩,使用的是白色宣纸和黑色墨色,逐渐构成特有的水墨画境界,传统美术汲取了道家色彩观,以简单、朴素的色彩来对宁静气氛予以表达。 1.2儒家五色世界 我国的哲学思想、文化精神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等自成体系,对我国人民色彩观念的养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色彩作为我国传统美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可以十分准确的将传统美术色彩观念展现出来。在银商时期,甲骨文便对有挂无色的四色白、黑、黄、赤的文字加以记载,而《周记•冬宫考工记》则是五色的确切记载始源,主要将五色的概念提出,并且记述了色彩与对比关系、时间观、空间观的结合等。我国的传统五色体系极大的影响了平面艺术色彩观的发展及进步,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间色代表着卑微,正色代表着权威与尊严,使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与色彩结合起来,色彩的运用则将严格的程式及规范呈现出来,同时,在我国民间五色体系确立了尤为深厚的情感基础,推动了民间色彩观的形成。 二、平面设计中传统美术色彩的应用 2.1色彩是性格、品质及地位身份的象征 我国古代的五行观影响深远,对使用色彩也制定了尤为严格的规范及程式,自古以来我国便被称作是炎黄子孙,黄河是我国的重要象征,在五行中黄色占据正中位置,代表着中央政权及国土,是最为尊贵的,并且还代表着权势及威严。黄色到了隋唐后便成为皇室帝王的专用色彩,平民若使用黄色便会引来杀身之祸。在民间所演绎的戏剧中,色彩的运用便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法则,在传统美术中色彩成为不同性别的象征,比如红男绿女。 2.2平面设计中传统美术的色彩程式化及装饰性应用 我国传统美术作品的色彩关系并非是随意搭配的,而是历经长时间的演变而逐步积累下的配色试验。我国是崇尚红色的一个民族,黑色与红色的搭配是相当久远的,原始社会的彩陶、汉代的漆器以及民间的年画等,均是采用红色及黑色来将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在现代色彩学中,红色与绿色是相互补充的颜色,在古代便利用红色、绿色的搭配来对传统加以表达,而且还能够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效果。作为传统美术的一项重要要素,色彩通过理想化、程式化、规律化及秩序化的特性来达意传情。色彩的装饰性不但将美术创作者的精神追求体现出来,并且还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出来,将古代人的审美思想体现出来,类装饰性历经历史的演化及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在美术作品中,传统美术色彩的装饰性也就是色彩关系的形式化、适宜性。四、结束语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促进着文化艺术的全球化发展,并且还推动着我国艺术设计不断的迈向世界。平面设计的现代化以及色彩的国际化,已经逐渐成为广大设计师的追求,所以,我们应当充分的挖掘平面设计中的传统美术色彩,从而将我国的平面设计推向全世界。 作者:王璐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设计概论论文:概论绿色节能建筑设计 一、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措施分析 1、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在绿色建筑的节能设计中尽量避免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而是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太阳能以其巨大的优势得到很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节能建筑中可以将太阳能资源引入,向太阳索取能量。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太阳能应用系统,用太阳的热能辐射给水加温,提供生活热水,这种节能技术已经得到普遍的应用,其基本结构包括太阳能采集器、热能储蓄装置、热能交换器和能量供给装置;二是太阳能光电系统,这种系统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为建筑居民提供清洁的能源用于家庭照明等生活服务。 2、绿色照明设计 绿色建筑节能照明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照明逐渐提上节能设计的主要议程上来。所谓绿色照明即充分的利用自然光,尽量少的使用人工采光。大量的实践证明,采用光反射装置可以有效地提高室内的采光度,不但能有效地提高采光的质量,而且可以增加室内的空间感。当然,绿色照明不是没有边际的采用自然光,要充分的考虑自然采光与少量增热之间的关系,做到一种均衡的发展。除了使用自然采光外,必须使用采光照明时,尽量选择低能耗、高亮度的灯具,避免使用白炽灯,尽量使用节能灯。能源节约设计还可以采用灯具的控制装置实现,通过声控或者红外线控制,实现有效地能源利用。 3、绿色建筑节能的构造设计 在绿色建筑的节能设计中内部设计固然重要,外围结构保温隔热设计也非常关键。在建筑节能设计中,为了确保屋面、墙体、门窗等建筑部件具有很好的热工性能,需要不断提高气密性,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 (1)墙体的节能构造 墙体可以说是建筑外围护结构的主要部分,也是建筑中室内与室外进行热交换的主要介质。通过调查表明:如果建筑节能达到50%,那么其中有25%来自外墙体的保温隔热层来实现。因此,在绿色建筑节能设计中,外墙体的设计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环节。对于外墙体的节能设计首先要以基本的承重作为设计原则,保证外墙体的承重能力和安全围护功能,同时考虑选择保温隔热效果良好的材料进行砌筑,就目前而言,我国建筑节能施工中常用的外墙材料有加气混凝土砌块以及复合墙体。复合墙体中绝热材料主要有岩棉、矿棉、玻璃棉、膨胀珍珠岩、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等,这些特殊材料有的直接充当外墙体构造,有的进行外包处理,从而阻断热传递,提高室内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在外墙上可以种植爬山虎等攀援植物,也可以有效的阻止内外的能量交换,如果植被遮盖90%的情况,外墙的温度就可以降低8℃,而且还能提高室内的隔热效果,减少灰尘的吸收等。 (2)外窗的节能构造 在绿色建筑节能设计中,外窗也是建筑物重要的围护组成部分,外窗与建筑物的外墙、屋顶等一起构成建筑围护结构,与外墙不同的是还具有保温、隔热、采光、通风、观景等多种作用。但是外窗由于构造比较薄,与外墙比较起来传热性比较高。因此,在节能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外窗的节能构造。除了传递温度性能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以外,建筑中外墙对室内人体的舒适性关系也非常大。玻璃窗的质量优劣,对于室内环境、声音、采光等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玻璃窗的放热与得热可以降低或者提高室内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另外,玻璃窗与人体内的热辐射的交换中,玻璃窗的大小、人与窗的距离、窗户表面的温度等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因素;玻璃窗适度的通风对人体有着积极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通风和光线的照射给人以舒适的感觉,保护视力,促进身心愉悦健康,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基于此,在外窗的节能设计中要充分的考虑保温隔热性能,改善室内温度,改善窗户内表面温度,控制空气渗透,使室内换气量合理,满足人体需求,在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提高室内热舒适程度和视觉舒适程度,改善室内环境,提高房屋的品质。 4、科学设计建筑朝向 建筑的朝向应该迎合当地的夏季主导风向,同时避开冬季主导风向少开窗,这样的设计,当夏季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减少来自太阳的辐射,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空调的使用率。当冬季来临时,建筑所受到的太阳辐射的时间延长,从而增加了保暖性,而且减少了热能的使用,实现节能效果。其次,在进行绿色建筑节能设计的整体规划上,要以节约土地资源为必要的前提,尽量提高风量风速的设计模式,促使建筑物内部的空气与室外空气进行有效的交换,从而降低建筑物对于能源的使用程度,节省能耗。另外,在按照风量和风速进行节能设计中,排列建筑应该遵循着南小北大、南低北高的原则进行,从而尽量确保绿色区内所有建筑可以共享自然资源。 5、窗框的设计方法 目前,建筑中窗的作用不再是简单的提供光线照明,窗也以更加多元化的设计形式呈现给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视觉美感。窗的立面造型设计技术就是一项值得考究的内容。首先,飘窗的设计非常关键,具有立面效果的窗台板一改传统的桎梏,摒弃原来窗台与外墙的死板,而且形成折线形的多个平面,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采光的面积而且从外形上看有了凹凸变化,并且虚实相应,外观得到极大的美化。窗台板的设计均分为两层,分别位于窗洞的上部和底部,上部的窗台板还可以放置空调机,窗台板的设计形状分为折线形、直线型等,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其次,窗框的设计也不可小觑,窗框在建筑中对窗户玻璃的通透性和美观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其中绿色、蓝色玻璃适宜中性色的搭配;窗框一般采用塑钢、铝合金材质,主要是为了实现加固、美观和耐腐蚀的效果。窗框虽然不起眼,但是在设计中稍加注意,对于建筑的整体造型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6、阳台的设计技术 阳台作为建筑视觉焦点,常常成为立面设计的主要部位。其存在的形式、材料的质感、色彩的搭配、风格的建立和位置等是进行立面创作的基础,根据阳台所处的空间角度、与周围环境的融合等方面通过立面造型设计实现功能美、造型美和景观美的特点。在阳台的立面设计中,通常采用层层重复的阳台实现强烈的横向构图特征和韵律感,还有设计师在设计中利用阳台的不同组合和布置,实现呈现垂直构图、网络构图、成组构图等不同特征。阳台的栏杆也是设计的有效构件,通过栏杆或者栏板的色彩、材料、造型等艺术处理,体现阳台的精巧、轻盈和通透性,如铁艺栏杆的运用可以打造轻巧、简洁的外观效果。随着绿色环保需求的增加,绿色植被种植加入到阳台设计之中,可以有效地降低建筑能耗,实现生态节能设计原则。 二、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绿色建筑已经逐渐成为建筑设计一种潮流,加强绿色建筑的节能设计,设计人员要不断提升设计水平,优化设计质量,从而实现建筑的绿色低碳节能。 作者:刘存发 单位:天津华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概论论文:概论媒材在空间设计中作用 一、厚德载物——材料 材料在室内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往往不是人们的第一视觉重点。人们第一眼能看到的通常是颜色,或红,或绿,或温和,或绚烂。颜色取决于三个方面:其一,材料的光谱反射;其二,在观者观看时射于材料上的光线的光谱组成;其三,观者眼睛的光谱敏感性。以上三个方面涉及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但对于以上三个方面,光线尤为重要,因为在没有光线的地方人们就看不出什么颜色。说到底,材料就是“为了表现出颜色的光的承载者”。光线射到物体上,一部分被反射,一部分被吸收。被反射的光线也可分散在各个方向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漫反射。漫反射与上文讲过的颜色以及亮度有关,而镜面反射则是产生光泽的主要因素。光泽是有方向性的光线反射性质,它对形成于表面上的物体形象的清晰程度,亦即反射光线的强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质感表现和各具特色的构造细部,可以渲染及强化室内的环境气氛,从而影响人的心理。设计师在创造空间时应对表层的选材和处理十分重视,强调素材的肌理,暗示动能性。这种过滤的空间效果具有冷静的、光滑的视觉表层性,它牵动人们的情思,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具有潜在的怀旧与联想,以及回归自然的情绪得到补偿。在造型纯净化、抽象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肌理效果,满足人们对这些肌理效果的心理效应,已成为现代室内环境设计刻意追求的部分。 二、交织的意味——媒与材 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空间—时间”观越来越有用,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构成的观念。在室内构成中,空间组织不再以房间组合为主,空间的划分也不再局限于硬质墙体,而更注重会客、餐饮、学习、睡眠等功能空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家具、吊顶、地面材料、陈列品甚至光线的变化表达不同功能空间的划分,而且这种划分又在不同的时间段表现出灵活性、兼容性或流动性,装饰材料与色彩设计为现代风格的室内效果提供了空间背景。就目前来说,空间的使用功能与视觉审美成为室内设计不可分割的内容。功能为先,但又不可缺少审美。至于室内环境的塑造,除了媒材,还包括室内绿化、室内陈设、背景音乐等要素,它们对于环境的塑造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表面上看,各要素主要是为了创造室内视觉效果,而实质上它们的最大贡献在于强化了室内环境的性格品质,况且它们也是文化内涵的一种最重要的反映。设计者只有将室内装饰各因素有效互补,综合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使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配合,才能创造出适合特定空间的环境。 三、结语 光媒和材料相对于其他设计要素而言似乎是沉默的,它们不像色彩那般鲜活跃动,也无形无味,但是却交相传递着设计的神韵。不仅仅是媒材,推而广之,所有设计要素都是如此,需要被重视的不仅仅是要素自身,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配搭关系。 作者:梁真 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设计概论论文:城市设计概论开放式教学模式 【摘要】目前,城市设计已成为横跨建筑学和城乡规划专业的优秀课程之一。城市设计理论课程现状教学常常暴露出理论与设计实践的脱节、知识体系庞杂和教学内容没有定式等问题。根据作者对城市设计学科及教育理念的思考,结合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城市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与改革的经验,提出开放式教学模式,包括多元的教学内容、互动的教学方法、综合的评价体系等具体措施,试图对《城市设计理论》课程教学的优化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城市设计理论课程;城市设计概论;开放式;教学模式 1当今城市设计教育的背景 城市设计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国家建设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先后对城市设计立项进行重点研究,各高等院校也逐渐把城市设计纳入到建筑学和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教学计划之中,并根据自身办学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设计教学体系。目前城市设计已成为横跨建筑学和城乡规划专业的优秀课程之一[1]。新常态下,中国城市建设进入有机增长阶段,过去大拆大建的方式已不适应新时期的城市建设模式,全国上下都在探索一条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城市建设之路。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2]。2016年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法规、行政和技术3个层面推进城市设计[3]。在此大背景下,城市设计的重要性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城市设计教育体系的改革再次进入了政府、专家和学者的视野。城市设计教育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主要包括理论课和设计课两大板块。由于设计课在专业必修课中所占比重较大,且设置灵活具有较多创新改革的可能性,往往更能吸引高校教师和学者的注意力,在此方面已形成不少教学改革的成果。而理论课由于教学模式相对固化难有突破性改进,在讨论城市设计教育时常常被忽视。本文根据作者对城市设计学科及教育理念的思考,结合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城市设计概论》课程教学实践与改革的经验,提出开放式教学模式,试图对城市设计理论课程教学的优化提供一些建议。 2现状教学的困境 城市设计集中授课的理论课程主要是《城市设计概论》,是专业学习的基础和优秀,是开展城市设计实践必要的先修课程。这门课是典型的以理论讲授为主的课程,以往教学实践过程中常常暴露出以下问题。2.1理论与设计实践脱节一方面是指理论课与设计课教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实际教学安排中,城市设计的理论课和设计课往往分开进行。在学习理论课程的过程中,由于未参与过城市设计的过程导致对城市物质形态和设计方法不熟悉,学生对于抽象的理论知识无法深入理解,学过之后印象不深,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而到了设计课阶段,学生很难自主地将深奥的理论转化为设计思路,经常表现出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不够,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和融会贯通方面比较欠缺。另一方面是指教学内容、方法与教学目标的脱节。传统理论课教学是以客观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通常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是单方向的传递知识,即教师讲、学生听。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听课过程中往往缺乏思考的过程,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对课堂信息量掌握的比例较低,更不用说把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到设计实践过程中,因此与“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相背离。加上传统理论课的评价体系通常是以试卷为中心的考察方式,更加剧了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而忽视灵活运用知识的问题和矛盾。2.2知识体系庞杂,教学内容没有定式中国城市设计研究起步较晚,理论体系不甚完善。城市设计在学科上跨越城乡规划、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市政工程等几个不同层次学科专业[4],在实际工作中又涉及设计、开发和管理等多方面专业人士,大家都是从各自关心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城市设计,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国内的城市设计教材就有十多本,除了较为经典的金广君的《图解城市设计》、王建国的《城市设计》(第3版)、段汉明的《城市设计概论》[5],近年来徐雷(2008)、丁旭(2010)、冯炜(2011)、王一(2011)、孙贺(2012)、胡纹(2013)、赵景伟(2013)等学者都编写了城市设计的相关教材。各教材在知识构架、专业侧重、内容体系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导致教师在选用教材时无从下手,加之目前国内针对城市设计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使城市设计理论教学实践变得更加混乱。 3教学改革的思路 对于城市设计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课程设置的教学目标,即课程学习应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教师应传授给学生的是什么。金广君先生认为,学生在城市设计课程中应被赋予7个方面的能力训练:组织和管理规划过程的能力,环境分析及把分析结果转换成计划与设计目标的能力,精心计划、协调复杂关系的能力,方案创造或指导方案创造的能力,方案的比较、评价和修改的能力,城市设计成果的实施能力,交流、交往的能力[6]。基于以上目标,城市设计理论课程应重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改革应当遵循以下思路。3.1《城市设计概论》学习的重点城市设计理论课程教学中传授的不应是教条主义,而应是一种思维方式与分析方法。教师应将社会价值观、城市设计与分析方法等融入基本理论知识的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同时训练职业素质,提升社会责任感。基于以上目标,《城市设计概论》课程学习的重点是:(1)构建理论框架。正确理解城市设计的概念内涵、发展历史及理论思潮,掌握城市设计的要素,即“设计什么”的问题。(2)熟悉设计方法。理解城市空间构成要素并掌握城市设计的基本程序及设计方法,即熟练掌握“怎么设计”的问题。(3)掌握调研、分析方法。学会运用城市设计的基本分析方法与调研技艺,对基地情况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这是一个好的城市设计实践的基础。3.2教学改革的思路通过对学习重点的剖析,《城市设计概论》课程教学改革主要遵循以下两个总体思路:(1)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的融合。在设计类专业的教学过程中,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目标是指导设计实践,《城市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会运用城市设计的基本理论及分析方法和技艺,通过解读城市设计案例,总结设计策略和方法,为设计实践工作奠定基础。因此,城市设计理论教学必须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学生除了具备城市设计理论知识和基本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学会活学活用,能够把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设计实践中,通过理论与实践反馈的过程来提高理性分析能力和感性空间形态设计水平。(2)强化知识框架体系的构建。接受教育的学生将来除了设计工作,还有可能从事政策制定、商业开发、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工作,这就更加要求授课内容多元、覆盖面广,能够适应学生未来多元化的职业发展方向[7]。因此,《城市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重点应当从单个知识点的死记硬背转向知识框架体系的构建,教师从知识的传输者变为指导者,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变为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学目的不在于教会解答、掌握结论,而在于锻炼思维、发展能力,要突破传统教学以问题为起点以结论为终点的封闭过程。 4开放式教学模式探讨 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城市设计理论课教学明确的目标导向,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在《城市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环境等方面探索了优化改革的策略,提出开放式教学模式,包括多元的教学内容、互动的教学方法、综合的评价体系等具体措施。4.1多元的教学内容城市设计知识体系庞杂,而且近年来相关研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成果丰富,许多新方法、新理论不断充实现有的理论系统。即使现有教材不断修订,也远远不及知识更新的速度。如果仅以一本教材为参考资料,很难覆盖最广、最全、最前沿的城市设计相关知识,不利于构建完善的知识框架体系。苏州大学《城市设计概论》课程在选择教材时,教师充分发挥了教材开发的自主权,形成教材+辅助材料的教学参考资料(图1)。课程设置在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三年级的下半学年,课时为18周共36学时,以王建国的《城市设计》(第3版)为主导教材,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城市设计理论、城市设计案例研究、城市分析方法与调研技艺3个模块(表1)。教师备课时,一方面,从最新出版的著作、杂志和媒体资料中选择具有研究性、讨论性、开放性和前沿性的资料作为教材的扩充;另一方面,积极从城市建设的成果经验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中直接挖掘有意义的素材,并根据特定学习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改组使之作为补充教材。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坚持不断学习的精神,还要对专业动向保持较高的敏感度。此外,在城市设计理论的教学模块中,教师向学生推荐了10本易读的城市设计书籍作为拓展阅读资料,都是翻译自经典的外国理论著作(表2),课堂上概括介绍了每本书的主要思想,让学生根据自己兴趣任选1本阅读并完成读书笔记。通过补充阅读的方式,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丰富知识架构,对当下流行的城市设计理论追根溯源,通过阅读著作对作者的思路和理念有全方位的了解,掌握一手资料。4.2互动的教学方法理论课教学往往灵活度比较差,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经常导致学生学习被动、教师授课吃力、教学效果欠佳的结果。苏州大学《城市设计概论》课堂上通过一系列创新的教学组织方式,强调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课堂上除了教师的讲解,更加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地去讨论和学习,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获取知识,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辩论赛、互评等多种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及参与度。在教学过程中,分别对应不同的教学内容模块,采取相应的教学组织方式,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讲授城市设计理论模块知识时,教材内容虽然整体比较系统化,但就具体知识点而言又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尤其是对于一些关注度和引用率比较高的理论观点,教材中仅有片段化的引用,离开了上下文语境,学生只能对抽象的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甚至曲解。因此,在该阶段授课的同时,要求学生从教师推荐书目中挑选1本著作阅读并完成读书笔记,通过这个方法培养学生主进行详细的研读,变被动接纳知识为主动钻研知识,可以调动大脑思考的积极性,强化记忆,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果。此外,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检验学习成效,在学期末还举办一次班级辩论会,题目为“开放社区和封闭社区哪个更适合中国”,选择当下国内最具有时效性的话题,有助于学生置身于社会背景下运用所学知识,缩短了课堂和现实的距离。辩论过程中鼓励学生从多维的角度去自主思考,包括政府、开发商与公众利益等,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案例研究模块的教学尤其强调活学活用,目标是让学生能把从案例中学习的设计策略和方法灵活、恰当地运用到自己的设计实践中。上课时采用师生同讲的方式,该模块根据功能和特征,将城市设计实践分为CBD、城市综合体、公共空间、历史地段、滨水区5种类型,学生相应分为5个组,每组选择1种类型进行详细的城市设计案例研究并轮流在课堂上汇报研究成果。该方法通过让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案例并引导学生从合理性、客观性、可实施性等角度去衡量社区开放与否的社会价值与意义。辩论会被证实效果非常好,一方面,课堂氛围活跃深受学生喜爱;另一方面,通过竞赛的形式激发了学生的潜力,让学生们能在短时间内提炼所学知识并用来解释和支撑观点。4.3综合的评价体系多元的教学内容和互动的教学方法决定了评价体系不能仅仅通过期末试卷成绩来衡量,而是在平时的过程中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成果表现。开放的教学评价体系,侧重全面评价、综合评价,改变了传统教学以考试分数评价教育教学效果的单一评价体系。该课程是专业必修课,按照学校要求必须有期中和期末考试环节。上半学期完成理论模块的教学,学生同步进行课外阅读并完成读书笔记,期中考试采用开卷形式,重点加强学生对城市设计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能力。下半学期讲解案例模块和城市分析方法模块,与此同时指导学生自主完成案例研究工作,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全面考核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每位学生的最终总评成绩由上半学期的读书笔记(20%)+期中考试成绩(20%)和下半学期的案例研究(30%)+期末考试成绩(30%)构成。由此降低了期末试卷成绩的比重,加大了平时的考核力度,顺应学校教学改革的整体主导方向。在试卷考核的知识点构成上,降低了教材中死记硬背内容的占比,加大了主观题的比重。期末试卷中客观题占比30%,主观题占比70%,主观题中30%的内容是开放性的题目,从课本中找不到参考答案,需要学生自己总结和发挥。这样达到了重点考察学生对知识点全面理解和总结能力的目的,与本次教学改革的初衷相一致。 5结语 城市设计是当今国内外城市建设中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正在发展完善、逐渐成熟的学科领域。城市设计工作本身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征,这要求城市设计教育要有明确目标导向,不断地对教学内容、体系、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开放式教学模式遵循以人为本、立足发展的教育理念[8],依据多元的教学内容、互动的教学方法、综合的评价体系制定一系列城市设计教学改革策略与措施,有利于培养与时俱进、适应性强、具有客观评价、清晰思路的创新型设计人才。 作者:张靓 设计概论论文:高职旅游学概论课程设计研究 【摘要】文章在分析高职课程教学现状基础上,结合高职教育改革趋势,从课程设计理念、教学目标确定、课程组织实施、考核体系设计等四个方面对高职旅游学概论课程设计与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期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能卓有成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促进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旅游学概论;课程设计;教学改革 作为国家教育部指定的旅游管理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旅游学概论课程是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课程通过对人类旅游活动以及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旅游介体—旅游业)的研究,全面系统地介绍旅游活动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同时,作为旅游管理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通过掌握旅游基础知识、熟悉旅游业发展现状,具备用旅游专业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养成旅游职业综合素质三个学习层次,从而达到专业基础知识的获得、专业基础能力的培养、专业基础素养的初步提高,为培养旅游企业一线服务和基层管理人员提供专业基础知识、能力和素质保障。如何构建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是高职教育一直探索的重要课题。在此教学模式中,教学重点是如何从注重知识的传授转为注重技术能力的培养,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在长期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探索实践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项目完成为载体开发课程,建立课程体系,全方面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将是目前及未来高职教学的主要发展方向。由于课程特点,旅游学概论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还是侧重于理论的学术研究,在课程改革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如课程理论内容冗余,缺乏设计与整合,理论内容枯燥;教学方式主要依赖理论讲授,跟学生的互动很少,以致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职业能力缺乏训练载体,实践教学效果很不好。学校的传统理论知识教学缺乏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不能真正实现工学结合的开放式教学,非常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综上,从高职教育要切实培养旅游人才角度看,旅游学概论的教学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尤其是课程理念的改革和课程内容设计的改革。课程教学应围绕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来展开,要在对旅游行业职业岗位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在实践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以典型的课程实践任务为载体,引导学生“做中学,学中做”,通过完成项目任务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课程设计的思路 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在高职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重中之重。按照“以职业能力本位,以实践行动为导向,以工作项目为先导”的原则,结合长期的教学经验积累,旅游学概论课程积极探索并打破传统的照本宣科的理论教学体系,构建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工学结合、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将课程的理论内容首先进行整合,并针对性地设计具体实践任务,引导学生完成这些实践任务,在此过程中,始终强调“教、学、做”合一,力求达到“学中做,做中学”的效果。课程以工作项目为中心展开教学,打破固有的课程理论框架,结合旅游行业需求、职业岗位能力、注重培养技能和培养学习兴趣四个方面,本课程具体设计了“1个原点、3个模块、5大项目”的“135”学习体系。1个原点就是旅游活动的分析;3个模块分别是旅游活动基础知识、现代旅游三要素、旅游相关问题;5大项目包括走进旅游世界、成为一名旅游者、介绍家乡旅游资源、为父母安排一次旅游活动、我的旅游我做主。教学模块与项目的设计充分将实践任务与理论内容完美融合起来(见图1)。课程突破传统教学中注重概念轻视实践的误区,更侧重于学生的学习体验和积极参与过程,对课程多元化的教学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 二、课程教学目标的设计 课程培养目标的设置是学校办学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结合。旅游学概论课程总目标是培养具备三个基础的高素质的导游人员、计调、景区景点讲解人员、旅行社从业人员。课程注重旅游基础知识的掌握和专业基础能力的培养,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要达到以下三方面目标:1.知识目标:(1)掌握旅游学的基本规律,了解旅游学科体系的结构;(2)掌握旅游活动的三要素(主体—旅游者;客体—旅游资源;媒介—旅游业)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3)系统了解中外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发展;(4)理解旅游业的构成及旅游业的影响。2.能力目标:(1)能够运用旅游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旅游实践问题;(2)能够进行简单行业调研并总结归纳;(3)能用所学的专业术语表达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及见解;(4)能够为今后从事旅游工作奠定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5)培养独立学习能力。3.素质目标:(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学习的积极性;(2)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3)初步奠定诚信敬业、有激情、会创新的专业素养。 三、课程教学的组织实施 1.课程内容的整合 结合课程设计思路,联系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安排上将学习项目进一步进行任务分解,从而确定理论学习内容结构,每一个学习项目都设计有对应的实训活动,且合理安排了32个理论学时和16个实践学时。具体来说,本课程将内容整合为五大项目,分别为:走进旅游世界、如何成为一名旅游者、介绍家乡旅游资源、为父母安排一次旅游活动、我的旅游我做主。每一个项目又进行了学习任务分解,项目1“走进旅游世界”分解为两个任务,即追溯旅游发展历程、旅游活动分析;项目2“如何成为一名旅游者”分解为两个任务,即旅游者的界定、旅游者类型分析;项目3“介绍家乡旅游资源”分解为3个任务,即旅游资源分类、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旅游资源保护;项目4“为父母安排一次旅游活动”分解为5个学习任务,即旅游业认知、旅行社分析、认识旅游交通、走进旅游饭店、认识旅游商品;项目5“我的旅游我做主”分解为4个任务,即旅游市场分析、认识旅游组织、把握旅游影响、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 2.教学方法的选择 通过家庭背景、文化基础、行为习惯、个性心理等几方面的学情分析,确定了教学形式上首先要多方式多途径让学生了解旅游业,第二就是要让内容直观生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最后要活跃课堂气氛给予学生表现机会。所以,课程教学上选择了五种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分别是讲授法、案例分析法、情境教学法、调查研究法、课堂讨论法。讲授法:该课程理论性较强,一些重点内容还需要详细阐述,对各类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讲解,教学中既强调对教学内容的传递,又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案例分析法:通过大量典型旅游行业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情境教学法:通过问题、影像等多种途径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置身于相关情境中,通过提供直观、生动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教学目标的完成;调查研究法:利用课后调研作业设计,加强学生调研分析能力和对旅游行业企业的了解;课堂讨论法:将学生分组,教师向各小组布置讨论任务,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共同进行讨论得出结论。 3.教学模式实施 本课程实施问题引领主题式6步教学法,以问题为引领,分为展示评价,分析问题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互动讲授,探究问题拓展训练,解决问题交流总结,反思问题布置任务,关注问题等6个教学环节,每一问题环节对应相应的教学活动和具体教学方法的使用。以项目3“介绍家乡旅游资源”中的旅游资源分类任务为例,在明确了学习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的前提下,按照问题引领主题式6步教学法来开展教学活动。具体如下:首先,展示评价,分析问题环节,教师组织小组对提前选择好的热点问题进行汇报展示,教师点评;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环节中,教师播放南京旅游资源介绍视频,导入讨论情境,提出关于旅游资源分类的引导性问题;互动讲授,探究问题环节中,教师组织讨论,学生分组讨论并进行代表发言,教师将各组观点进行记录,进行比较和总结讲评,并讲授旅游资源主要分类及其分类标准;拓展训练,解决问题环节中,教师设置课堂小思考和小测验,考查知识点掌握情况;交流总结,反思问题环节中,教师组织两位同学谈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有哪些知识和能力方面的收获,并进行知识总结;布置任务,关注问题环节中,教师布置课后任务即对家乡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调查,按照国标法简单分类,并撰写简易调查报告,用ppt汇报展示。该教学模式力求突破传统理论课授课模式,融“教学做评”为一体;注重以生为主,师生互动,进行课堂上的合作探究教学;同时开拓第二延伸课堂,注重能力培养。在教学实践中,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课堂气氛热烈,师生互动良好,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课程评价体系设计 打破以考试成绩为学习质量的传统评价标准,重视考查学生的职业能力,实施过程考核重视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试卷内容开放化的三维考核方式。 1.过程考核重视化。课程的考核不再是将期末的闭卷理论考试作为重点,而是更注重学生一个学期的学习过程表现。其中,过程性评价比重占50%,考核内容包括实训任务40%、出勤情况5%、自评综合表现5%等几个方面。 2.评价主体多元化。在考核评价主体上,适当削弱主讲教师的考核分量,将学生个体、学生小组、旅游企业等纳入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中来,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其中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和企业(社会)评价分别占30%、50%、20%。 3.试卷内容开放化。在闭卷考试中,试题将考核要点放在考查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应用能力等开放试题上,不禁锢学生思维,同时答案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目的是引导学生的发散思维。高职教育课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应实施教育观念和教学观念的转变,才能适应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适应旅游人才培养的需要。旅游学概论课程的建设与改革仍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下一步课程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精心设计与行业、企业密切相关的教学情境与任务,提高教学参与性与实践性。同时,针对目前教材普遍理论化、缺乏实践性的问题,尝试编写以项目引领、任务驱动为特色的课改新体系教材。 作者:李海霞 单位: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设计概论论文:井轨道设计参数概论透析 作者:鲁港 单位: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谱集的计算对于每一种特定类型的井眼轨道设计,由于已知设计参数的不同组合,可以产生多个不同的谱集。例如,前面的“直-增-稳”型二维设计问题,设计参数有4个:造斜点深度Hz、造斜段曲率半径R、稳斜段长ΔL和最大井斜角α。将前2个设计参数作为已知参数,后2个设计参数就是未知设计参数,前面给出了已知设计参数谱集,如果选择另外一组为已知设计参数,则会得到与之不同的谱集。实际上,“直-增-稳”型设计问题共有6种不同的设计参数组合形式。二维圆弧形井眼轨道的设计方程组具有解析解,因此使用与第4部分中类似的解析方法可以求出相应的已知设计参数谱集。三维圆弧形井眼轨道设计问题通常没有解析解,可以求出解析解的问题非常少,因此,需要使用数值 方 法 来 计 算 谱 集。下 面 给 出 一 种 数 值 计 算方法。假设用N1×N2×…×Nm网格对初始超矩形P0进行剖分,其中Ni(i=1,…,m)为适当大的正整数。当计算机性能较好时,Ni可以取的较大;当计算机性能较差时,Ni可以取的小一些。该算法需要使用递归函数,因此在计算机编程实现时需要使用支持递归函数的高级编程语言,如C++等。求谱集离散点的过程可以表示成调用递归函数的过程。展示的是已知设计参数数量为2的一种情况,绿色网格点表示设计方程组有一个解,红色表示无解。所有的绿色网格点组成谱集的一个离散近似。当网格足够密时,离散点能够很好地表示出已知设计参数谱集。 设计方程组的快速求解在上面给出的计算谱集离散点的算法中,需要反复求解设计方程组,因此,如何快速求解设计方程组、或者不需要求解就能判断出设计方程组解的数量,是提高上面给出算法计算效率的关键。对于二维圆弧形轨道设计方程组,由于可以给出解析解的计算公式[1-5],上面给出算法的计算效率很高。对于三维圆弧形轨道设计方程组,数值迭代类的求解算法[11-13]都不能事先判断出设计方程组解的数量,而且数值迭代过程可能失败,而且无法判断迭代失败的原因是方程组本身就无解、还是迭代计算参数(迭代初始值、迭代步长、步长自适应系数等)造成的。另外,在设计方程组有多个解的情况下,为了求出全部解,数值迭代类算法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迭代初始值出发反复求解设计方程组。因此,数值迭代算法不适合在上面给出的算法中使用。鲁港等人[6-9]提出了基于特征多项式实数根的一种新求解算法———拟解析解方法。该方法可以将设计方程组的解用一组由已知设计参数和特征多项式实数根组成的解析计算公式计算,通过特征多项式的实数根的数量判断出设计方程组解的数量上限,所有计算过程只依赖于特征多项式实数根的计算(可以使用经典的、成熟的实根分离算法[18]求特征多项式的实数根)。因此,在上面给出的算法中,对于三维圆弧形轨道设计方程组,使用拟解析法求解可以提高算法的计算效率。对于圆柱螺线型、自然曲线型、悬链线型等其他类型的轨道设计问题[19-22],只能使用数值迭代算法求解设计方程组,这时,可以牺牲一些解的数量信息,用有解/无解来表示谱集。 谱集的计算机图形学表示谱集离散点的计算会产生一组高维数据集,如何在计算机软件中绘制谱图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果已知设计参数为2个时,可以用二维平面区域来表示谱集,例如图2(连续情况)或者图3(离散情况),用二维点表示一组已知设计参数,用点的颜色表示设计方程组解的数量或者有解/无解的情况。如果已知设计参数为3个时,可以用三维空间中的图形表示谱集。用三维点表示一组已知设计参数,用不同颜色的点表示设计方程组解的数量。尽管这种表示方法用计算机编程实现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借助于各种图形软件包(如OpenGL等)可以实现谱集的三维表示。计算机软件应该向用户提供消隐、图形旋转、切片展示等功能。当已知设计参数超过3个时,无法在现实三维空间中直观地表示出谱集,可以使用星型图的方法实现这种高维数据的可视化,但是其缺点是会产生空间重叠、视觉上可能会使人眼花缭乱。另一种折中的方法是将某些容易确定的已知设计参数的数值确定下来,从而将已知设计参数减少到3个以下,再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绘制谱图。例如三维圆弧形轨道设计第Ⅱ初值问题的已知设计参数有6个:造斜点井深、造斜率、第二个圆弧井段的井眼曲率、入靶稳斜井段的段长、井斜角和方位角,可以将比较容易给定的造斜点井深、入靶段井斜角和方位角的数值固定下来,而将2个圆弧井段的井眼曲率和入靶井段的段长作为可调整的已知设计参数来计算谱集,这样处理之后就能用三维图形直观地表示谱集了。1)当轨道设计方程组能够求出解析解时,根据谱集理论能够精确计算出来;当没有解析解时,可以使用离散谱集来逼近的真正谱集。2)应用谱集理论开发井眼轨道设计计算机软件可以提高设计质量和工作效率。3)求解设计轨道方程组是谱集计算中计算量最大的工作,应设法提高求解该方程组的速度。4)文中给出的离散谱集算法采用了均匀步长网格,当步长较大时,计算量较小但谱集边界比较粗糙,当步长较小时,谱集边界比较清晰但计算量较大。因此,需要进行自适应调整步长方面的研究。5)当已知设计参数超过3个时,谱图为高维空间中的图形,需要结合计算机图形学理论深入的研究,以便能够以直观的、用户容易理解的图形方式表示高维谱图。 设计概论论文:页面设计概论及其规范分析 一、网站的前台设计 (1)网站的风格及首页设计。首页设计应遵循快速、简洁、吸引人、信息概括能力强、易于导航的原则,是全站内容的目录和索引。网站的整体风格是对网站整体形象的综合描述。包括版面布局、浏览方式、交互性、文字、语言、内容价值、存在意义等。首页的美化首先要考虑风格(设计装饰、组织性、功能性及可视性等)的定位。任何首页都要根据主题的内容决定其风格与形式,因为只有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 (2)网站的内容和功能设计。根据网站类型的不同,决定网站的内容和功能。例如财务报告,收集客户反馈信息,其他针对企业经营特点的内容。对于不同性质的行业,应体现出不同的网站风格。 (3)页面色彩和可视化设计。根据和谐、均衡和重点突出原则即“总体协调,局部对比”的页面组织效果,进行合理搭配。运用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平衡,节奏与韵律以及留白手段,在页面中建立均衡,结合点线面的运用达到完美效果。页面色调效果:合理组合搭配,注意不同读者对颜色的喜恶差异习惯。页面版式设计:注重版面布局的视觉效果。页面美术设计:注意与其他媒体的区别和浏览器可识别的图像格式问题。 (4)页面的版面布局。根据内容的需要,将这些图片和文字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合理的编排和布局,使它们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给广大的观众,通过文字图像的空间组合达到协调状态。经过草图制作,完成粗略布局,最后定案。版面布局形式:“T”性布局,“口”型布局,“三”型布局,对称布局,海报型的“POP”布局。布局设计原则:“均称”有序,平衡和谐,利用色彩、色调加强效果,注意凝视效果,注意空白的利用,对语言无法表达的是用图片解说的方法,做到主次分明,大小搭配,图文并茂的设计效果。 (5)栏目和版块设计。栏目的设计是搜索网站的大纲索引,要明确表明网站的主题,方便于浏览查询。需要设立板块,就要考虑版块的独立性,关联性,内容要围绕主题。栏目安排要紧扣主题,可设立“最近更新”的指南栏目,也可设立双向交流的栏目,设立一个下载或常见问题回答栏目。也可再设计一些其它的功能:例如搜索引擎,邮件功能等。 二、网页设计制作规范 2.1整体设计规范 (1)在网站根目录中不仅要开设imagescommontemp三个子目录,根据需要再开设media子目录和help目录,help目录存放说明文件。images目录中放不同栏目的页面都要用到的公共图片,例如公司的标志、banner条、菜单、按钮等等;common子目录中放css、js,、php、include等公共文件;temp子目录放客户提供的各种文字图片等等原始资料;media子目录中放flash,avi,quicktime等多媒体文件。 (2)在根目录中原则上应该按照首页的栏目结构,给每一个栏目开设一个目录,根据需要在每一个栏目的目录中开设一个images和me-dia的子目录用以放置此栏目专有的图片和多媒体文件,如果这个栏目的内容特别多,又分出很多下级栏目,可以相应的再开设其他目录。 (3)temp目录中的文件往往会比较多,建议以时间为名称开设目录,将客户陆续提供的资料归类整理。 (4)除非有特殊情况,目录、文件的名称全部用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的组合,其中不得包含汉字、空格和特殊字符;目录的命名请尽量以英文为指导,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以拼音作为目录名称。经验证明,用拼音命名的目录往往连一个月后的自己都看不懂。 2.2脚本代码编写规范脚本代码编写整体风格要一致,不同的时间段写的脚本风格要保持一致,以及同一个工作组中不同的开发人员编写的脚本风格保持一致。 (1)Html文件的通用模板;其他meta标记;样式表定义;客户端Javascript函数定义及初始化操作为了保证网站能够与下一代的web语言xml标准兼容,所有的HTML标签的属性都要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括起。允许全文检索的页面,为了使Internet上的搜索引擎能够有效检索,在频道的首页的html的之间应该加入Keywords和Description元标记。 (2)CSS文件的格式样例代码,我们规定重定义的最先,伪类其次,自定义最后,便于自己和他人阅读。为了保证不同浏览器上字号保持一致,字号建议用点数pt和像素px来定义,pt一般使用中文宋体的9pt和11pt,px一般使用中文宋体12px和14.7px这是经过优化的字号,黑体字或者宋体字加粗时,一般选用11pt和14.7px的字号比较合适。在写互相嵌套时,严格按照的规范,对于单独的一个来说,对齐,缩进两个半角空格,中如果还有嵌套的表格,也缩进两个半角空格,如果中没有任何嵌套的表格,结束标记应该与处于同一行,不要换行。 (3)Width和height的写法也有统一的规范,一般情况下只有一列的表格,width写在的标签内,只有一行的表格,height写在的标签内,多行多列的表格,width和height写在第一行或者第一列的标签内。遵循原则:不出现多于一个的控制同一个单元格大小的height和width,保证任何一个width和height都是有效的,也就是你改动代码中任何一个width和height的数值,都应该在浏览器中看到变化。 2.3表格排版规范 (1)在排布表格之前,确定最佳方案。表格的嵌套尽量控制在三层以内,并且应该尽量避免两个标记,表格尽量用绝对像素,以免浏览器分辨率不同时表格产生变形。一个网页要尽量避免用整个一张大表格,所有的内容都嵌套在这个大表格之内。 (2)排版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需要进行首行缩进的处理,不要使用或者全角空格来达到效果。规范的做法是在样式表中定义p{text-indent:2em;}然后给每一段加上标记,注意,一般情况下,请不要省略结束标记。 (3)原则上我们禁止用来人为干预图片显示的尺寸,而且建议标签中不要带上width和height两个属性。当预料到这种会明显导致网页抖动的情况会发生时,请大家务必在最后给附上width和height属性。 (4)在一段完整的文字中请尽量不要使用来人工干预分段,最大程度的发挥浏览器自动排版的功能。不同语种的文字之间应该有一个半角空格,但符号之前和符号之后除外汉字之间的标点要用全角标点,英文字母和数字周围的括号应该使用半角括号,所有的字号都应该用样式表来实现,禁止在页面中出现标记。 (5)请不要在网页中连续出现多于一个的也尽量少使用全角空格,英文字符集下,全角空格会变成乱码,空白应该尽量使用text-indent,padding,margin,hspace,vspace以及透明的gif图片来实现。中英文混排时,我们尽可能的将英文和数字定义为verdana和arial两种字体。行距建议用百分比来定义,常用的两个行距的值是line-height:120%/150%。 (6)网站中的路径全部采用相对路径,一般链接到某一目录下的缺省文件的链接路径不必写全名,嵌入图形文本的使用较大的字体,建议不要在图形中包括文本。“网页大小”定义为网页的所有文件大小的总和,包括HTML文件和所有的嵌入的对象。对于解调器用户,网页大小保持在34K以下为合适。 2.4文件命名规范 (1)每一个目录中应该包含一个缺省的html文件,文件名统一用index.htm。文件名称统一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的组合。命名原则:一是使得你自己和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能够方便的理解每一个文件的意义;二是当我们在文件夹中使用“按名称排例”的命令时,同一种大类的文件能够排列在一起,以便我们查找、修改、替换、计算负载量等等操作。 (2)图片的命名原则遵循规范。名称分为头尾两两部分,用下划线隔开。头部分表示此图片的大类性质,例如广告、标志、菜单、按钮等等。一般来说,放置在页面顶部的广告、装饰图案等长方形的图片我们取名:banner标志性的图片我们取名为:logo在页面上位置不固定并且带有链接的小图片我们取名为button在页面上某一个位置连续出现,性质相同的链接栏目的图片我们取名:menu装饰用的照片我们取名:pic不带链接表示标题的图片我们取名:title依照此原则类推。尾部分用来表示图片的具体含义。 三、结束语 《网页设计与制作》是目前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领域人才培养的一门优秀课程。主要是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对前台设计与制作规范的要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只有充分培养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新性,才能真正提高培养社会急需的网页设计的应用型人才。 设计概论论文:页面设计中UI设计概论 一、UI设计与用户体验的概念 UI(userinterface)的本意是用户与产品界面的关系,UI设计则是指对软件的人机交互、操作逻辑、界面美观的整体设计。好的UI设计不仅是让软件或web变得具有美感、个性和品味,还能让操作变得舒适、简单、自由。UI真正为人们所提及和重视是基于视窗操作系统的诞生,可见UI设计本身已不再是单纯的视觉设计,而是将视觉设计与人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心理体验等结合在一起的设计。现在人们经历的是图形界面时代,正是这种图形界面催生了我们今天这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因为它的出现使计算机走出实验室,而且使互联网的出现成为可能。UI设计不仅重视好看,更要体现好用,其中用户体验是UI设计成败的关键。 1.用户体验(UserExperience,简称UE) 用户体验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老调重弹,对于很多从事多年UE工作的同行来说,可能觉得这个基本概念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没什么好说的了。的确,对于一个界定明确的用户群体来讲,其用户体验的共性能够经由良好设计实验来认识到。新竞争力在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中曾提到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技术创新形态正在发生转变,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越来越得到重视,用户体验也因此被称做创新2.0模式的精髓。在中国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2.0——应用创新园区模式探索中,更将用户体验作为“三验”创新机制之首。苹果公司CEO斯蒂芬•乔布斯曾经说过:“任何个性化的前提都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要做好用户体验——让用户因为使用苹果的产品而爽起来。” 二、UI设计与用户体验的关系 1、从苹果的成功看视觉设计中的用户体验UI作为视觉设计的一部分,不仅是美学的范畴,也附加着文化、社会、历史等多角度的复合体验。对一个产品而言,用户所体验的并不单纯是审美与功能的设计。通常来讲,形式(审美)与功能设计得到最恰当的平衡,就会拉近人与机器之间的距离,美丽的外形与易学易用的功能是否配合得当,成为用户体验的一个检验校准,机器离人越“近”,人的满意度就越大,人机交互就更加顺畅。 2、UI设计中用户体验的重要性苹果品牌的成功给视觉设计带来很多的启示,在网页设计中UI设计者承担着用户体验的重要使命。好的网站界面设计应该研究人的上网习惯、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以及审美心理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图形和色彩的搭配、板块栏目的规划等。用户体验不单只是用户界面设计,UI仅是用户体验的一部分,是用户的第一触动面,它不只是流程的一步,而是蕴含在我们整个互联网运营和设计的每一步。总体来讲,作为网页设计的一部分,UI设计应该始终关注人的感受,“以人为本”是用户体验的根本。用户体验不只和价值有关,而是在用户需求和业务目标之间找到平衡。 3、UI设计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合理性原则——任何的设计都既要有定性也要有定量的分析,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相结合。网页设计亦是如此,设计不应人云亦云,UI设计的美感和体验一定要在正确、系统的事实基础上进行,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情感和思维的动态性原则——一件作品不仅是二维的平面或三维的立体,也要有时间与空间的变换,UI设计既然关注到人的视觉设计,就要研究人的思维、感情和审美。网络是个虚拟的概念,UI设计不仅要让人觉得愉悦,更要产生时空的共鸣,还要情感与思维认识的演变等多维因素。UI设计在网页中的直接体现就是版面设计,网页的版面设计要给浏览者创造一种感受,使浏览者在未细读内容之前就有个直观概要的感受。由网页的颜色、形状、大小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版面式样,使浏览者从一个获取信息的观众转而成为一个具有审美期望的审美主体。眼睛和心理的共通性原则——UI设计一方面是物的信息传达,另一方面是人的接受与反馈,对任何物的信息都能动地认识与把握。在图形和色彩、信息呈现、板块规划、交互体现上都应该兼顾美学和心理的感受,即把握三类界面的协调统一,功能、情感、环境不能孤立存在。 结论:网页设计中UI设计的式样的审美心理是影响网页可读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好的UI设计会使浏览者产生愉快的视觉感觉而乐意亲近,必然增加网页的吸引力,促使浏览者去阅读;一个布局散乱、图像混杂的界面会影响浏览者点击和阅读的欲望。“以人为本”的创新设计是UI设计的优秀,好的设计既是美的设计也是为人的设计,这也是未来UI设计的趋势。注重体验、增强和人的沟通永远不可被忽视。 设计概论论文:环境设计中艺术概论的重要性 摘要: 人们习惯于把审美的焦点集中于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所以生活美所体现的是与生命关联的各种生命共同体。从居室美化到工作环境,再到城市文化景观公共艺术化,给人们提供生活安定、社会和谐的秩序感、以及生机盎然的环境氛围和生命的意境。 关键词: 艺术;环境设计;解决 艺术概论这门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理论课程。 对于艺术生而言,理论性强的课程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满堂灌的授课形式对于感情丰富的艺术生早已行不通,这就需要教师在上课时“提出问题、保留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思考后进行讨论和总结。 “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艺术界”。环境设计主要针对的是室内设计的学生,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处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各种环境装饰。学生对环境设计艺术的提高首先要先增加理论知识,并且要增加对艺术作品的了解和理解;通过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等来影响学生在艺术上的认识;加大典型艺术作品案例的讲解熏陶来积累各种素材;运用模拟环境激发学生潜在的艺术情感。未来环境设计发展会呈现多种趋势;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注重文化内涵、地域差异化、不同设计领域的交融、艺术化等等。这些发展趋势都将系统的解决人类内心需求和现实之间矛盾的过程。 环境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小到一个居室,大到整个城市,既有千百种不同的各具表现力的物象形态,又有内在的秩序和综合的整体精神。环境设计做为一种综合的多种形态的造型艺术,在形式上更追求多样统一与协调。例如;中式传统室内的装饰手法,是中国人含蓄气质的体现。常见的有“鱼”“鹿”“蝙蝠”等,原因是他们的谐音都有隐喻,代表着福气,情操和品行等等。这些自然物为中国人借物咏志提供了极为契合的形象。在室内装饰中,无论是商务、办公还是居住生活,有机的借助自然物、工艺品装饰,不仅可以获得无形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可获得美学的文化,美化了生活、也扮靓了心情。 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因此,人们设计创造的室内环境,必然会直接关系到室内生活,生产的质量。室内环境的创造除了与冷暖、光照等方面有要求之外,还与建筑的类型、主人的性格相适应的室内环境氛围。从整体来说还和人类的经济活动、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民俗民风等密切相关。经济决定艺术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世俗的经济要求用抽象的理论形式表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说成是一切时代、一切阶级、一切人的要求。好的设计价值观念的体现是设计师在空间作品构思过程中确立的主导思想,它赋予作品文化内涵和风格特点,令作品更具有个性化、专业化。设计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丹纳在《艺术哲学》的书中解释到,“探求艺术发展的原因时说,艺术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所决定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是由环境决定的,环境又是由种族决定的。”任何一个名族的的艺术都是由名族的境况和人们的心理以及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些倾向也会因为民俗民风的不同而不同,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存在着不同的天性。所以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是有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和制约组合而成的。 当环境由众多的物体组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室内空间环境,室内装饰就是美化室内空间环境,掩饰室内空间环境的缺点,突出其优点,使室内空间环境变得舒适、美观。室内装饰工程就是对有使用价值的室内空间环境的美化过程,是对各种装饰材料进行技术和艺术加工,美学修饰和艺术组合的再创造过程。室内装饰的美观同样表现在“内在美”和“外观美”。 室内装饰的“内在美”是装饰的本质,是给人们提供精神享受的根本所在。从构成室内装饰的材料质感上及各种造型体的集合中表现出来。同样,室内装饰的“外观美也如实地衬托出室内装饰的“内在美”。 有句话不是说:“不了解人类的过去,就不能够认识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对艺术来说:“不了解艺术实践的历史,就不能够真正理解艺术活动的规律”学习艺术概论应注意结合自身的艺术体验。当今社会生活中,几乎人人都离不开艺术。例如视觉文化,它不单单是一个视觉的欣赏更是一种艺术文化的传承,在这个全新的视觉文化领域里就要求我们对艺术的基本知识理论有一个全面的认知,通过作品的鉴赏和评价一方面可以结合自身的审美加深对艺术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通过视觉艺术的优秀作品来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力。 结束语:艺术概论是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艺术的概念它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同,有感性的理解也有理性的认识。环境设计也正是在实践艺术的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理解与掌握艺术概论这门课程。 作者:孙煜棋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设计概论论文:艺术概论在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性 摘要: 人们习惯于把审美的焦点集中于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所以生活美所体现的是与生命关联的各种生命共同体。从居室美化到工作环境,再到城市文化景观公共艺术化,给人们提供生活安定、社会和谐的秩序感、以及生机盎然的环境氛围和生命的意境。 关键词: 艺术;环境设计;解决 艺术概论这门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理论课程。对于艺术生而言,理论性强的课程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满堂灌的授课形式对于感情丰富的艺术生早已行不通,这就需要教师在上课时“提出问题、保留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思考后进行讨论和总结。 “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艺术界”。环境设计主要针对的是室内设计的学生,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处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各种环境装饰。学生对环境设计艺术的提高首先要先增加理论知识,并且要增加对艺术作品的了解和理解;通过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等来影响学生在艺术上的认识;加大典型艺术作品案例的讲解熏陶来积累各种素材;运用模拟环境激发学生潜在的艺术情感。未来环境设计发展会呈现多种趋势;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注重文化内涵、地域差异化、不同设计领域的交融、艺术化等等。这些发展趋势都将系统的解决人类内心需求和现实之间矛盾的过程。 环境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小到一个居室,大到整个城市,既有千百种不同的各具表现力的物象形态,又有内在的秩序和综合的整体精神。环境设计做为一种综合的多种形态的造型艺术,在形式上更追求多样统一与协调。例如;中式传统室内的装饰手法,是中国人含蓄气质的体现。常见的有“鱼”“鹿”“蝙蝠”等,原因是他们的谐音都有隐喻,代表着福气,情操和品行等等。这些自然物为中国人借物咏志提供了极为契合的形象。在室内装饰中,无论是商务、办公还是居住生活,有机的借助自然物、工艺品装饰,不仅可以获得无形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可获得美学的文化,美化了生活、也扮靓了心情。 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因此,人们设计创造的室内环境,必然会直接关系到室内生活,生产的质量。室内环境的创造除了与冷暖、光照等方面有要求之外,还与建筑的类型、主人的性格相适应的室内环境氛围。从整体来说还和人类的经济活动、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民俗民风等密切相关。经济决定艺术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世俗的经济要求用抽象的理论形式表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说成是一切时代、一切阶级、一切人的要求。好的设计价值观念的体现是设计师在空间作品构思过程中确立的主导思想,它赋予作品文化内涵和风格特点,令作品更具有个性化、专业化。设计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丹纳在《艺术哲学》的书中解释到,“探求艺术发展的原因时说,艺术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所决定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是由环境决定的,环境又是由种族决定的。”任何一个名族的的艺术都是由名族的境况和人们的心理以及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些倾向也会因为民俗民风的不同而不同,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存在着不同的天性。所以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是有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和制约组合而成的。 当环境由众多的物体组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室内空间环境,室内装饰就是美化室内空间环境,掩饰室内空间环境的缺点,突出其优点,使室内空间环境变得舒适、美观。室内装饰工程就是对有使用价值的室内空间环境的美化过程,是对各种装饰材料进行技术和艺术加工,美学修饰和艺术组合的再创造过程。室内装饰的美观同样表现在“内在美”和“外观美”。 室内装饰的“内在美”是装饰的本质,是给人们提供精神享受的根本所在。从构成室内装饰的材料质感上及各种造型体的集合中表现出来。同样,室内装饰的“外观美也如实地衬托出室内装饰的“内在美”。 有句话不是说:“不了解人类的过去,就不能够认识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对艺术来说:“不了解艺术实践的历史,就不能够真正理解艺术活动的规律”学习艺术概论应注意结合自身的艺术体验。当今社会生活中,几乎人人都离不开艺术。例如视觉文化,它不单单是一个视觉的欣赏更是一种艺术文化的传承,在这个全新的视觉文化领域里就要求我们对艺术的基本知识理论有一个全面的认知,通过作品的鉴赏和评价一方面可以结合自身的审美加深对艺术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通过视觉艺术的优秀作品来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力。 结束语艺术概论是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艺术的概念它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同,有感性的理解也有理性的认识。环境设计也正是在实践艺术的感性和理性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理解与掌握艺术概论这门课程。 作者:孙煜棋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设计概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设计 〔摘要〕 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质量、凸显其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高校教师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就必须结合课程特点和当代大学生的认知、情感等实际情况,不仅要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科学安排教学内容,而且要选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制作有吸引力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以进一步提高其实效性。 〔关键词〕 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素养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理”课教材在2001年出版后进行了多次修订,2015年版教材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凝练之外,还融入了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和新精神。新形势下,高校教师要适应时代要求,提高“原理”课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必须精心规划,对“原理”课教学过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一、制定切合学生实际的教学目标 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必须以认清课程性质、制定教学目标为始端〔1〕。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预计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是教师讲授教学内容和选取教学方法的重要依据。“原理”课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之前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能够使教学活动更加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然而,目前部分“原理”课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由于没有认识到“原理”课教学目标是依据课程标准、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以及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而制定的,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因而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没有很好地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导致其制订的教学目标不是太高就是太大,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复杂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等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许多大学生认为“原理”课理论性、政治性太强,与他们的实际生活联系并不紧密,往往对其不感兴趣,甚至有的同学对其产生反感并加以排斥。因此“,原理”课教师在制订教学目标时,要避免将教学目标制定得太高、太大,既要坚持“三贴近”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体,又要关注世情、国情、民情等时政热点话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与他们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社会现实问题,帮助其将抽象、单调的思想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科学认识,使他们能够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原理”课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为例“,原理”课教师要从知识、技能、情感三个方面去设计教学目标。首先,教师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回答出物质的概念和存在形式、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运动规律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其次“,原理”课教师要培养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力,使其在未来的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能力。第三,“原理”课教师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其理想信念。笔者认为“,原理”课教师只有把以上三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教学目标更具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进而有效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二、设计符合教育对象特点的教学内容 “原理”课作为高校开设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其教育对象是除思政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的在校二年级大学生。“原理”课的教学内容比较抽象,应用到的知识点较多,课时数却不像专业课那么充足,使得教师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全部教学内容都讲授到。因此,原理”课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个性特点,分别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然而,目前一些“原理”课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一方面,对所有专业的学生设计的教学内容都相同,没有体现出差异性。另一方面,过分追求教学内容的全面性,未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观点运用到实际中去,忽视了教学内容中主要问题、重点问题的设计。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不同专业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教学效果往往不理想。笔者认为,“原理”课教师在组织、安排教学内容时,既要从学生原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基础出发,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别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又要从“原理”课内容多、课时数少等特点出发,抓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和重点问题。只有这样,“原理”课教师才能合理地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进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首先,按照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如“原理”课教师在讲授物质的概念及其存在形态、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时,可以对汉语言文学、历史等有一定哲学基础专业的学生适当地引入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些比较典型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而对于数理化、机械等哲学基础相对薄弱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师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笔者认为,这种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分层次组织、安排教学内容的方法,满足了各个专业学生不同的需求,使教学活动更具针对性。其次,抓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如“原理”课教师在对“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这一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明确这一章主要讲授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原理”课教师在安排具体的教学内容时,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条基本主线,联系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重点讲述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运动规律、唯物辩证法是根本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知识。这样做,不仅能够使“原理”课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抓关键,而且能够使学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教学效果自然能够得到很大提升。 三、创新适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 高校“原理”课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按照所要讲授的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适合这一课程要求和当代大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方法,这是确保“原理”课教学任务高质量完成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许多“原理”课教师在选取教学方法时比较单一和僵化,往往选择灌输法,而没有从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选取讨论法、谈话法、自主学习法等教学方法。教师单一、机械地采取讲授法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不利于贯彻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育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原理”课教师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以“原理”课教学内容为依据,从当代大学生的认知、情感等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践中,“原理”课教师可以选取以下两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首先,选取案例教学法与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更能生动地说明一些问题,使学生易于理解及记忆,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的〔2〕。讨论法可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中,“原理”课教师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如教师在讲授“世界的物质性”这一节中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时,可以选取“猪孩”王显凤这一典型案例。教师可通过多媒体播放辽宁鞍山“猪孩”王显凤因缺少父母关爱,幼年时一直与猪为伍,没有人类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后来在教育专家、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她逐渐熟悉了社会环境,恢复了人的意识的真实案例,并且在播放视频的同时提出“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本质是什么”等理论问题,然后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教师通过以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活跃课堂教学气氛,而且能够使学生很好地理解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社会实践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等抽象的理论知识。 其次,选取教师点拨、学生自讲互评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原理”课教学过程中,采取教师点拨、学生自讲互评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为他们以后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如教师在讲授第三节“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时,由于其侧重于方法论问题,与实践结合较为紧密,学生也较容易理解和感兴趣,所以可以采取以上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实践中,“原理”课教师可以把全班学生分成三个小组,要求其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分别讲述“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不断增强思维能力”三部分内容,每组讲述时间为十分钟左右,每组讲完之后留五分钟时间让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进行点评,然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最后由学生投票选出最好的一组。教师通过以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在理论上全面、深刻地认识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上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讲课能力,为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制作有吸引力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为了顺应信息时代的潮流,满足“原理”课教学的需求,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大部分“原理”课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课堂教学。这就要求“原理”课教师在教学之前,依据“原理”课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科学合理地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但是,部分“原理”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时,太过于机械化,把全部教学内容都用PPT课件放映出来,致使PPT上文字太多,学生容易对其产生反感。还有一部教师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把过多的精力用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如加入了一些华而不实的音频和视频,虽然课堂气氛有所改变,但课堂的重点、难点并不突出〔3〕。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充分发挥多媒体这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提高“原理”课的教学效果,教师就必须把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制作出能够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既美观又实用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如在设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教学课件时,教师一方面要把“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个重点知识与难点知识,通过文字的形式在PPT课件上面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把“猪孩”王显凤的真实案例和《人与宇宙》这一科教片通过图片、视频的方式播放出来。但是,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适度原则,播放时间不能过长,不仅要使抽象的理论知识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方式变得生动化、具体化,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要突出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而提高“原理”课的教学效果。总之,教师在对“原理”课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以大学生的知识基础、理解能力、性格特点等实际情况和课程本身的特点为依据,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选取教学方法、制作教学课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原理”课教学设计的积极作用、提高教学质量,进而达到教师和学生都满意的教学效果。 作者:岳文晋 高平堂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主权。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主权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最后,应注意教学相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在学习效果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采用实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效果。在实例教学法中具体运用的方式可以是教师事先将下次授课要用到的教学实例提前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该教学实例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出案件争执的焦点、对既有裁决和判决作出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者:刘冰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优秀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优秀,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优秀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优秀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优秀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优秀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优秀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挑战与应对: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优秀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优秀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校园文化论文 一、营造改革创新的校园精神文化 1.崇尚敢为人先。 江苏教育历来注重改革创新。综观近年江苏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过程。在世纪交替之际,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举办普通高校民办二级学院、探索推进股份制合作办学等方面的做法,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江苏高校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敢为人先的共识,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成效。国家和省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江苏70多所高校参加了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改革方案与做法被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有关委员与专家称为“高等教育改革江苏模式”。其中,与国家有关部委(企业)共建高校、独立学院转制并迁址办学、高职高专院校试点“注册入学”、仙林大学城本科高校组建教学联盟等改革试点,无不渗透和体现着江苏高校敢为人先的校园精神文化。 2.鼓励差异发展。 近年来,江苏积极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研究制定高校分类发展规划,鼓励高校科学定位、错位发展、特色办学、同类竞争、争创一流。正是这种鼓励差异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文化引领,不同地域、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因校因时制宜,凝炼办学特色,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新气象、新态势。首批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南京工业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誉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孕育林业顶尖人才摇篮”之誉的南京林业大学、享有“华夏IT英才摇篮”之誉的南京邮电大学、享有“中国高等中医教育摇篮”之誉的南京中医药大学等一大批非“211工程”建设的省属高校,始终坚持鲜明的行业办学特色,坚持差异化发展理念,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特色不断彰显,办学影响不断扩大。2006年5月建校的中外合作本科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坚持以多元、规范、创新、自由、信任为校园精神文化的优秀,其独特的大学理念、高水准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浓厚的国际化特色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3.彰显特色和个性。 近年来,江苏高校普遍重视和鼓励大学生个性化发展,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2006年南京大学开始构建并实施“三三制”人才培养体系。该体系以个性化、全方位、全覆盖、内生性为特点,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使全校学生有机会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发展路径,拥有课程、专业、发展路径自主选择权的学生成为改革的主体和发动机,自下而上推动教师、院系和管理部门积极改革,探索一条个性化、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民主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体现了办学理念、管理风格和价值导向,是维系学校正常秩序的保障系统。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作为高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范,体现制度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发挥高校管理育人的功能,使学校的规章制度内化为师生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追求,形成一种民主公平、正义和谐的校园氛围。 1.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优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近年来,江苏加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积极探索管办评分离的运行机制,注重宏观指导和间接管理,综合运用地方法规、规划、指标、标准、资源配置、督导、评估等手段,取消和调整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凡应由高校自主决定的事项一律下放到学校,不仅有力地引导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也为高校建立民主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 2.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优秀是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加强高校章程建设,发挥章程的制度规范和情感纽带作用,对统一师生思想和意志,增强教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调动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11月以来,教育部核准了包括江苏2所高校在内的15所高校的大学章程,其中东南大学是全国首批试点高校之一。江苏在近年开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大学章程”改革试点过程中,确立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三江学院、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5校为项目试点高校,重点推进大学章程制定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三江学院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理事会、校行政、校党委三套领导班子的科学更替机制,受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到2014年底,江苏已审议、核准了15所省属高校章程。 3.强化师生参与机制。 教师和学生是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离不开师生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只有充分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师生,注重挖掘广大师生的创造智慧,使校园制度充分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才能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激发师生参与学校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昂扬向上的校园精神。南京师范大学近两年加快“教授治学”的探索步伐,全校25个学院全部组建了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由10至15名教授代表组成,行使学科建设、学术管理等治学事项方面的决策权。中国矿业大学从2013年开始选举在校生担任校务参事,校务参事可约见校领导对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相关事务发表意见、表达诉求、建言献策,开创了大学生对学校工作“参政议政”的新模式,有效调动了学生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共同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培育敬业诚信的校园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具体体现,校园文化建设成效最终要体现在高校师生员工的教育实践、学习生活和文化活动中。高校只有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品牌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并做到知行合一,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成为大学师生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成为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和行动指南,才能产生凝聚力,调动积极性,焕发战斗力。 1.形成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 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是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形成见贤思齐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发掘、总结、提炼、宣传代表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让这些典型的感人事迹广为传播,用榜样的力量带动人、感召人、鼓舞人、激励人,对在高校校园形成学习先进、以德立教、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氛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江苏教育系统涌现了一批得人心、暖人心、动人心、立得住、叫得响、有影响的先进典型。有坚持做“孩子心灵守护者”的南京晓庄学院陶勑恒教授,有敬业奉献的江苏大学景荣春教授,有用生命守望马克思主义阵地的盐城师范学院王强教授,有“最美基层教育干部”江苏大学邵仲义老师,有宁肯透支生命也不辜负使命的河海大学彭世彰教授,有舍己救人的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耿高鹏同学,有“雷锋式好学警”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阮泽来同学,有中国第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侯晶晶,还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吴邵萍老师、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李吉林老师、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等。这些师生的感人事迹,使身边的先进典型可亲、可敬、可学、可效,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变得生动具体,有效地拉近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广大师生内心情感的距离,有力地增强了师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2.恪守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紧扣一个“德”字,注重道德实践、道德养成,突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弘扬崇尚科学、探索真理、注重创新、奉献社会的科学精神,号召广大师生恪守“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学术道德,自觉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2012年江苏成立高校学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和修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学风建设的意见》、《江苏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程(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全省各高校也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高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如南通大学出台了《学术道德建设暂行办法》、《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中国矿业大学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学习纳入研究生学分管理,并作为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省教育厅、省科协每年对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集中的学风教育。目前,江苏高校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已初步形成,恪守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正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亮丽风景。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在当前人们价值选择更加自由、多样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只有主动占领校园活动这一育人的主阵地,精心设计和组织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健康向上、吸引力强的校园文化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渗透到活动中去,才能有效凝聚师生、净化校园环境、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校园文化活动的平台建设,注重挖掘校园文化的内涵,通过显性与隐性的艺术载体,丰富校园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江苏连续多年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充分利用体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优秀文化品牌来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其中,持续十多年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已成为江苏高校的“常青树”,累计演出千余场,观众近百万,覆盖95%以上的高校。 4.加强高校校园文化阵地建设。 当今,以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日益快速便捷。“在这个世界里,利用权力垄断信息的可能性减少,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不会被人接受,通过强制手段控制信息源的做法失效,信息传播的主体变成了公众。”我们必须主动应对,顺势而为,使高校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在创新中加强。目前,江苏省13个省辖市教育局、66个县(市、区)教育局及120所高校均开通了官方微博,大部分地区开通了官方微信。各地各校正按照中央关于新媒体建设“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微博、微信、微视、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建设,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质量、水平和影响力。 四、结语 就高校而言,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指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努力建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校园文化,才能积极引导师生自觉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理想,弘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有高尚道德情操、有责任心、有正义感、有奉献精神的人。 作者:沈健 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小学教育论文 一、内化———在“多读书,读好书”中延伸 学校按照新课标提出的学生阅读目标,以创建“书香校园”为载体,积极倡导师生多读书、读好书,陶冶师生情操,提升小学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的认知水平。在具体工作中,按照“打基础,促提高,见成效,出经验”的工作步骤和“班班有书柜,人人有书读,管理有制度,促读有措施,评价有细则,读书有收获”的六有目标,一手抓硬件配套,一手抓制度建立和读书活动开展,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同时,要将一条条激励师生好读书的名言警句赫然于校园墙头,把优秀书目推荐、读书方法指导、读书成果展示等内容在橱窗、走廊内展出,营造读书氛围。在校园的花前树下、楼前楼后设置座椅供学生晨读。以优雅的阅读生态,培养学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以广泛开展主题演讲、古诗文经典吟诵、读书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通过读书了解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与精神,让师生在分享读书收获与愉悦的同时,提升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内化能力。通过“说、写、悟”等形式,将中华传统美德内化于学生之心。“说”就是通过开展“讲中华美德故事”、“我谈名言”等活动,帮助学生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写”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自觉的把一些名言警句摘录下来,积淀师生的文化思想底蕴,锤炼个人道德品质。“悟”就是通过写读书心得,从中感受和领悟中华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和领袖、英雄、科学家等人物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引导学生领悟人生真谛,教育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远大理想,使他们在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中沐浴成长,进而形成健康的人格,为他们形成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外化———在“四项教育”中起步 小学时代,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期”,但也是一个可塑期。特别是农村小学生,由于受家庭不良教育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私孤僻的性格和唯我独尊、我行我素、傲慢无礼的人生态度,给青少年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极大地障碍。在有序化教育板块中,以制订《教师一日常规》和《有序化教育细则》规范教育教学行为;以建立《考核制度》使有序化教育落实形成常态;以建立学生监督岗,构建学生自我管理网络。在团结友爱教育板块中,大力倡导学生奉献爱心,团结友爱,以大帮小,互帮互助,依靠学生服务学生。通过成立“爱心志愿者小分队”,引导师生争做爱心使者。设置“奉献者之歌”主题宣传橱窗,弘扬师生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典型事迹,促成充满慈爱与包容的优良校风。在良好生活习惯养成教育板块中,制定《小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准则》,规范学生在卫生、起居、就餐、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行为,让学生做到行为有规矩,做事有准则。建立由政教,后勤、年级组、学生监督岗共同参与的学生日常行为监督体系,以周评比,月总结,帮助学生矫正进入寄宿生活后,不洗脸、不洗脚,饭前便后不洗手,和衣睡觉等生活陋习,铸造学生自立自强,尊敬师长的品格。在礼仪教育板块中,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培养学生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礼仪。让学生自觉对照《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规范自己的言行,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生日常言谈举止中存在的问题,从站姿、坐姿、走姿、问候、致意和接物等方面规范学生的礼仪行为,在校门口、楼道、校园等处设置文明礼仪示范岗,以“礼仪标兵”流动红旗评比活动落实学校、年级、班级量化管理制度,把个人言行与集体荣誉联系起来,引导学生改掉站立行走中存在的不正确行为和待人接物时缺少礼仪礼貌的现象,磨砺学生的实践毅力,在践行中促进文明习惯的养成。通过上述四项教育的实施,不仅让学生从小学会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的良好习惯和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让学生要形成礼貌待人,与人为善等优良品质,为他们健康完美价值观的形成打上鲜亮的底色。 三、品质———在“实践活动”中形成 农村寄宿制小学封闭式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的思家之绪,造成学生情绪低落,生活乏味。结合“雏鹰争章”活动,开展“梦想之星”、“校园之星”评选活动,以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为契机,对学生进行民族复兴精神教育。同时,把“校园文化”和校园景观作为小学生认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建好校园文化长廊,以“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家乡,爱母校”为主题,精心遴选建党、建国伟业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反映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勇敢精神的画面,绘制墙画,精心设置反映中华民族“仁善、谦让、诚信”等传统美德的标语,深化“五爱”教育。 作者:何兴泉 单位:酒泉市肃州区银达中心小学 优秀价值观论文:高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一、当前强化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培育的必要条件 当今高校中的大学生由于受到高等教育,其知识与专业储备水平较高,因此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力量。因此,加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不仅能够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三观,实现其思想政治素养的切实提升,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得意繁荣发展;同时,当前社会是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特殊时期,因此加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增强其对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认识到自身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良好建设的信念,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二)建设和谐高校乃至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高校大学生承担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祖国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知识与文化。然而当前部分大学生在受到西方国家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之下,其思想观念上出现了误差与迷茫,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不坚定、价值判断力不够明确、普遍缺乏良好的诚信意识且崇尚拜金,另外,在外来反动文化的冲击之下,部分大学生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因此,只有在高校中加强对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宣传才能够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弘扬正确的政治思潮,加深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在时代不断发展的同时践行民族创新意识,从而促进校园文化的和谐有序发展,为后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高校大学生实现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条件之一。高校中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将自己所学到的科学内涵充分转化为一定的文化素养成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同时,大学生通过在高校中学习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能够自觉采用所学到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看待并解决问题,引用马克思主义对于问题分析的方法找寻答案。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够向大学生展开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爱国主义的教育,从而使学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自强不息、勤俭节约等优秀精神,这些都能够很好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促进其身心实现全面发展。 二、高等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一)就教学方式而言,单调枯燥 作为每一所高等院校所必须开设的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正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进行宣传的主要途径。高校的大学生正是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上的学习才能够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高效率的思想政治课程能够使得大部分的大学生能够在情感上实现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共鸣。但是笔者发现,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在教授上依旧是教师单独讲授为主,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比较欠缺,学生在这种单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自然就不能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逐步丧失了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填鸭式”的教学显然不能够满足当前学生学习的需求,枯燥的学习方式无疑使得学生难以真正做到对于优秀价值观念理论的学习中去。 (二)就教学手段而言,明显滞后 在当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上,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手段的影响,使得学生的学习成为一种知识灌输式的“填鸭式”教学,这样便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对于知识理论中重难点的准确把握。另外,由于教学手段明显滞后,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没有引进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去,从而使得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大幅度降低,往往会出现学生厌学的不良现象。当前部分高校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上适时引进了新的教学方式,如多媒体教学,通过采用互联网与计算机多媒体的途径提高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有助于实现课程讲授的多元化,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三)就教学内容而言,相对乏味 笔者发现,我国高校受到传统固化的教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在教学内容上依旧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固化呆板的教学内容难以创设一个利于学生进行学习的氛围,另外在教学内容上所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理论知识同实践之间的脱节。这正是课上教学同课下教育存在的衔接上的弊端所在,教育理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好彼此的衔接工作,理论知识同实际生活密切相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固化的课本内容。这种乏味的教学内容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不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中的宣传教育。 三、实践高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教育的对策与路径 (一)注重对于高校教师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领域的塑造 高校教师是知识普及传授的主体,同时也是大学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主体,因此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高低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就是高校教师所具备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教学意识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教学意识的教师方能够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有效传递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思想意识,在教学水平上也明显处于优势的地位。高校的教师,特别是那些党员骨干教师更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教育教学的带头作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思结合,充分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到教材中、教学方法中去。通过高水平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教学意识,培养学生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教学意识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当切实加强对于教师的优秀价值观念领域的教学培训并融入到其评价激励体系中去。 (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当前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了“两课”,所谓的两课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课程。因此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两课是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针对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其实就是在开展两课教育的过程中普及关于优秀价值观念的理论知识,从而通过课堂的渗透作用使学生能够受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的教育与熏陶,提升自我素养。由于部分高校的思政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依旧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即知识大满灌、填鸭式的教学等落后的教学方式,显然既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出现,不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因此,高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应当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教学模式上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导向,如可以充分采用讨论式教学或是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以依托网络科技技术开展多媒体课堂教学,通过学生讲演、辩论的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同时高校教师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的先进教学方式,尊重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一切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疑问应当予以合理解答,可以采用理论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带领学生寻求答案,不仅巩固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还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三)充分调动大学生组织进行自我教育 高校中有为数众多的团体如学生会以及班委、团委、各项社团组织等,这些组织都是高校大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与教育,同时进行自我服务的一种形式与途径。因此,可以说这些团体组织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学生的学习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是不可取代的,通过组织设立之初所制定的相关规章条款对于学生的行为予以限制,并且组织规章中渗透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如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等优秀的价值理念,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学生组织的相关负责人一般都是学校班级中的党员班干,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其言行对于大部分的学生具有一种带头示范的作用。因此,还应当充分加强对于团体组织负责人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一种教育,使他们具有较高的优秀价值意识,并充分发挥同龄间沟通无障碍的优势条件,通过他们的组织将这种优秀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组织中的其他群体中。通过部分去影响整体,少数人来感染多数人,使组织的负责人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传播者与影响者。另外,高校的各项团体在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其活动主旨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相契合,通过多样化的校园活动,使得大学生能够在一个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接受先进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教育。 (四)不断强化高校开展公益活动的力度 社会上的公益活动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同时这也是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内在需求。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知识青年群体的代表,不仅要学习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不断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增强大学生对于社会公众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各大高校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同时,在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性活动,发展大学生社会公益社团或组织,投身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中去,如探望革命先烈,为城市环境做义工或是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维权知识等。通过切身的实践增强大学生同社会公众的联系,使得大学生能够深入了解社会民情,在做事中学会做人,践行并培育自身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正是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性的活动,高校的大学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素养,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中所存在着的真善美,使他们受到了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这就要求高校中的组织团体,特别是大学生共青团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高校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必要的渠道与平台,使他们能够在每一次的公益活动中能够培育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传统美德,践行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理念,实现自我全面提升。 作者:徐莲 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行知管理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视域下企业发展论文 一、坚持党组织的政治优秀地位,为培育优秀价值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优秀,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无论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始终坚持党组织政治优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信政治思想对人的塑造和激励作用。在认真履行保证监督职能、积极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为企业科学发展把关定向的同时,不断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了包括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在内的完整的党工团组织体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党支部书记业务交流和培训体系,实行了党支部书记定期述职制度,使之成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提升能力素养、实行正负激励的平台。通过不断提升党支部书记队伍自身素质和能力,使企业党组织政治优秀作用真正能够在基层得以落实。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不断改善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坚持创新求变,围绕企业需求,从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出发,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开展了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的“双培”活动以及“学技练功”活动、“党员先锋岗”活动等,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广大党员真正做到思想境界高一层,技术业务优一筹,工作生产先一步,真正成为职工队伍中的领头兵和佼佼者,真正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与此同时,北车长客股份公司还创建了“可视化党建”品牌活动,将党组织的活动与企业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量化可视的形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引导基层党组织将支委会开成议事会、出谋划策会,将党员大会开成形势任务宣讲会、党务公开会,将党小组会开成交心会、拜师会、帮带会,党课既学党的理论知识,也能够作为业务技能交流培训的平台。还实行党员实名挂牌上岗,等等。通过开放的、互动的党建工作平台,将党组织的工作置于职工群众的视线之内,使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触可摸,可以具体化,形成具体的导向,形成“磁场”效应,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促进了政治优秀作用的发挥。 二、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优秀价值观提供良好的培育环境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所独有的政治优势,是企业经营建设、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客60年来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培育优秀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长客始终把爱国、敬业、创新、超越和勇于担当起大型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作为企业价值观的优秀内容,结合企业建设发展实际,在职工中不断地灌输和实践,从而使企业在高铁建设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成果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实现高度吻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企业还没有建成就赶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决定企业“下马”。当时的企业党委和主要领导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产品销路、国家停止投入的特殊情况下,坚定地担负起自力更生、自建工厂、自找活源、自谋生路的重担。靠一锹一锹地挖,一担一担地挑,建成了工厂;靠土法上马,自制设备、自制工装,形成了生产能力;靠转产货车、承揽加工,挺过了困难时期,并且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22型铁路客车,开创了国产铁路客车的历史,并于1967年研制出中国第一辆地铁电动客车,成为中国城铁车的摇篮。也就是从那个艰苦年代起,企业就开始在职工中开展以爱国、敬业、创新、超越为优秀内容的价值观教育,涌现出工厂的“八面红旗”和“红色管家人”等许多先进典型,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产业报国为优秀的最朴素的企业价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百废待举,铁路客运迅速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瓶颈。为了缓解铁路客运的紧张局面,企业在技术设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承担起多造车、上产量的历史重任,艰苦奋斗,负重爬坡。1984年客车产量达到680辆,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57%。1985年为完成国家“六五”计划,企业大幅度增产,新造客车达910辆,增长幅度达33.8%。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了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团结协作、讲求实效”的企业价值观。本世纪初,在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企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毅然承担起研制CRH5型动车组的重任。面对尚未定型且需要将集中动力改为分散动力的产品研制现状,企业顶着竞争对手全盘引进成熟技术、批量生产并迅速占领市场的威胁,顶着边试制生产边运营上线,新产品试验过程必然出现的故障影响运营所带来的市场、客户、旅客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创新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从增强对动车组的认识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入手,从设计到修改,从生产到调试一项一项地论证,一项一项地摸索,一项一项地试验,认真体会、反复揣摩,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挫折,终于突破研制瓶颈,掌握了CRH5型动车组优秀技术,将其打造成为250km/h速度等级中世界最先进的动车组。通过这一过程,企业真正实现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目的,实现中国动车组技术与世界接轨。此后,企业再接再厉研制成功世界最先进的CRH380B系列高速动车组、3A及混合动力高速动车组。也正是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企业形成了“学习创新、技能报国,为中国梦提速”的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精神。几十年来,在发展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企业在克服重重发展困难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把优秀价值观教育与企业发展要求结合在一起,坚持开展每年一题的专题教育,把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紧紧地凝聚在发展的旗帜下。近些年来,企业围绕高速车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提出了“培育精细品质,打造民族品牌”的优秀理念,从接轨世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出发,努力培育职工的现代职业精神。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工作标准,开展建设操作文化、动车文化活动。针对青年职工比例大幅提高的实际,开展“青年职工思想教育示范基地”活动,还开展“职工读书活动”、“长客大姐”活动等。多年来,这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在不断地深化,但是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爱国、敬业、创新、超越等主题,始终如一地与企业发展要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经营管理同步策划、同步实施,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培育过程,在企业中围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形成了推进企业进步和奋发向上的积极力量。 三、坚持把中国梦、企业梦与个人发展梦联系在一起,为培育优秀价值观创造制度保障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就是要从实现企业梦开始。而人的现代化是企业现代化的基石。人不仅仅是企业建设发展的动力,更是目的,在建设发展企业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此,企业始终把实现中国梦、企业梦与实现职工个人发展梦统一在一起。坚持求真务实,创新企业发展理念和管理理念。技术引进之初,针对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在部分领导干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定势,开展了以求真务实为优秀的思想整顿活动,强调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条件下定位企业自我,以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把找问题、找差距和不断提升自我作为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引导干部职工全面审视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工作作风中存在的不足,发现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实事求是地进行剖析和整改。同时,以党委理论中心组为龙头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形成了时事政治理论、现代经营管理理论、推荐自学“三位一体”的内容模式;学习与研讨相结合、集中专题性学习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组织模式;两级领导干部“述学”和将理论学习纳入领导干部素质考核的管理模式;利用局域网“影音课堂”、“理论频道”进行指导交流的反馈提高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绕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企业以国家建设为大背景,立足企业使命和责任,在全体职工中开展每年一个专题的思想教育,围绕重要发展目标、重大发展节点,坚持开展专题性的教育,更多地通过文化建设引导职工把个人发展与企业建设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献身事业的过程中提升自我,实现价值。开展了“我与企业共同成长、同享成功”主题教育,以适应发展要求、提升自身素养为优秀的现代职业精神教育,以建设精细文化为优秀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组织开展宣誓活动,结合提高产品质量,强调“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也不行”的质量理念,结合建厂60周年开展企业优良传统教育,倡导“与祖国同行,与企业共成长”的发展理念。实施人机工程。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创造优良工作环境,降低人的劳动强度,使员工实现愉悦工作。实施人才工程。形成了技能培训、政策激励、竞赛引导相结合的人才成长机制,完善了公司三级培训管理体系。建立先进的焊接培训基地,从具有高超实际操作能力与丰富理论知识的骨干、专家中选拔1555名专兼职教师,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活动。通过厂校联合办学、网络办学等不同形式,满足各层次职工的岗位需要,保证了培训学习的针对性。从管理机制上建立和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制定并实施了专家、拔尖人才、操作师等一系列人才成长激励政策。成立了首批5个“首席操作师工作站”。发挥博士后工作流动站和部级技术中心的优势,建立了一支以博士领衔,硕士生、本科生为主体的拔尖人才队伍。研发人员平均年龄34岁,工作经历10年,研发团队经历过2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30余项部级重点项目、200余项企业新产品研发的锻炼,接受过国外系统培训,承担过对国外进行技术指导的任务,每年研发新产品都超过30项。在操作人员中,形成以首席操作师、一级操作师、二级操作师、三级操作师、高级技师、师技为骨干的工人人才梯队。铝合金和不锈钢焊接、焊接机械手、数控操作工、车电工、调试工等优秀岗位操作人员数量明显增加,具有欧洲焊接资质的有400多人。其中,焊工李万君获得中华技能大奖,机械手操作者谢元立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称号。2012年李万君、谢元立双双被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围绕提高职业技能,在职工中常年开展科技练兵、技能大赛活动,开展“选尖子、抓典型、树样板”活动,开展劳动竞赛、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动。形成了长赛不断线、短赛攻关键的竞赛机制。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尖子和能手。 四、结语 几十年来,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始终坚持爱国、敬业,勇于担当大型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并且将其贯穿到企业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贯穿到克服企业发展障碍的过程中去。始终坚持企业党组织政治优秀地位,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制度导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将企业优秀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作者:赵大勇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下的校园文化建设论文 一、新媒体为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机遇 (一)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大学生已成为新媒体使用的主力军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4.2亿。其中,大学生是新媒体工具的重要使用群体。新媒体已经像空气、阳光一样,使当代大学生处于了“媒介化生存”状态。其传播的多样性、广泛的覆盖性、良好的交互性和便利的即时性,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开阔视野、交流思想、传递情感、休闲娱乐、宣泄压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让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别样生机。新媒体对大学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 (二)新媒体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了载体,搭建了平台相比高校以课堂、宣传栏、校园广播等传统载体而言,新媒体有力地提升了校园文化的科技含量和建设水平。深受大学生喜爱的QQ空间、校园网、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社交网站、电子杂志、播客、IPTV(流媒体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具有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媒体工具都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运用新媒体各类载体和平台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并有利于师生之间进行平等、亲切、自然的沟通,改变了“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可以有效调动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也能通过新媒体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动态,可以快速主动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政策。 (三)新媒体能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 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新媒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态呈现主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内容,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资源。学生可以利用手机、电脑等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教育资源,进行交互学习。而且也因新媒体内容资源更具有故事性、人情味和现场感,也就更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高校师生思想道德、观念态度、行为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进而引发正向的连锁反应,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效。 二、运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一)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一是利用校园门户网站、手机微信、网络视频、电子杂志等新媒体手段充分展示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理念,做好校训、校歌、校风、学风等的阐释宣传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广大师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加强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诚信做人,塑造全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和学校的和谐发展。二是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利用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播客、IPTV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方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校园微博文化中,积极培育“网络大V”,以微话题、微讲坛等形式,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二)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有效利用QQ空间、校园网、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网络视频、社交网站、播客等新媒体技术,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和宣传学校的图书馆、教学楼、学生活动中心等校园硬件设施及校园绿化美化、风景特色等自然环境文化的人文魅力,培养师生的拼搏进取精神、爱校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创新意识,使广大师生在怡情冶性、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精神实质。 (三)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一是要以生动具体的新媒体形式积极普及率校园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观念,对师生的言行进行规范、引导和激励。二是依靠新媒体大力倡导依法治校理念,增强师生的法制意识,维护师生的正当权益,对学校的美政、善政通过新媒体予以宣传褒扬,对学校不尽如人意的规章制度提出合进改进意见。运用新媒体的力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学校的制度建设,促进学校形成公正法治的凝聚合力。(四)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一是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的读书研讨、学术讲座、科技竞赛之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报效祖国的激情。二是利用新媒体组织、参与、分享高校的辩论赛、文艺晚会、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摄影大赛、运动会等,深入地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渗透融入到高校文娱体育活动中,发挥文娱活动传播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性强、参与广泛的优势,努力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相关活动,促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大学生身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构建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努力优化高校新媒体运用环境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学习新媒体技术,深刻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规律,转变传统“居高临下”的灌输教育观念,切实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和新媒体宣传能力。此外,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作用,在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基础上,把新媒体变为改进和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工具,使高校校园文化符合“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 (二)大力强化对高校新媒体舆情的引导监控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会因其中低俗不健康的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就要求高校一方面要大力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传播科学真理,宣传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并通过培养网络正能量“意见领袖”,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新媒体舆情,争取掌握网络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发挥高校的人才技术优势,与电信网络运营商合作,积极开发高新新媒体监控软件,强化技术监控能力。 (三)着力提升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和文化选择能力 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是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以专题讲座、新生手册、倡议书、文明公约、大型签名活动等方式,将培养大学生新媒体素养融入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活动中,使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网络信息辨别分析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有效增强他们的网络道德法律意识和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保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内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者:谭东梅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基于优秀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论文 1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优秀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优秀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优秀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优秀。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优秀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优秀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秀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优秀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优秀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企业优秀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优秀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优秀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八大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作者:朱晨静 刘思阳 杨莉英 宋春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论文 1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1.1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师资薄弱且资源局限 在高职教育中,因为重技能轻人文的大势,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薄弱。目前,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包含在“两课”中,并没有专业的法制教育教师队伍,而在“两课”教师队伍中,受到过专业的法律教育的教师非常少,多数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哲学等专业出身,在法制教学中,连教师自己都不懂,因此在教学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用道德教育替代了法制教育。法制教育中除了师资的薄弱外,其他条件也是非常的局限。图书馆的资源中法制类的资源少,学生法制实践基地少,学生校内法制活动设施少,因为法制教育师资的缺乏,因此与外界联系的法制教育基地也少,同时受经费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学生法制活动少。 1.2法制教育氛围不足 首先是学校的大环境没有法制的氛围。因为高职院校重视的是技能,而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育,法制观念的培养几乎被忽略,一切为了提高学生的技能技术,形象地说就像是把学生塑造成一个机器人,只有技术技能的骨架,没有诸如法律素养等人文血肉。其次,高职院校管理从上到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也不能为法制教育提供好的氛围。法制教育要有民主的氛围与基础,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压制了民主的积极性,不能给法制教育良好的土壤,学生不能从法治的管理中汲取法制素养。第三,因为法制教育师资的不足,高职院校一般比较难组织起法制类型的学生活动。在高职院校的学生活动中,不是五彩缤纷的文艺活动,就是各种技术技能的比赛活动,在法制日、“3.15”等特殊的日子也不能见到几所高职院校有法制类的学生活动,除非开设了法律专业的学校。 2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2.1高职院校发展及学生成长需要 大学的功能,应当是对人的全面教育,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社会,适应优秀价值观的要求。高职院校并非一个技术技能的培训机构,培养的学生不能仅仅具有技能技术的功能,不仅仅是生产的工具,更是一个法制社会下的公民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应当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维护法律权威,信仰法律。同时高职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社会法制进步、践行社会优秀价值观的重任。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掌握专业技术,同时也要全面发展和成长。法制素养是其综合素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制素养,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发展,适应优秀价值观的要求,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法制素养才会敬畏和遵守法律,信守承诺,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2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的必然要求 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力建设者之一,在优秀价值观指引下,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理应成为法制社会建设的践行者和推动者。但许多高职毕业生缺乏法律意识,并未树立法律信仰。一方面在校高职学生违法犯罪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高职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成为了社会建设者,甚至行业主力军后,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并不依法依规办事,而是想方设法超越法律法规的制约,谋求不正当的利益,践踏了法制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公布后,在理论层面对包括高职学生在内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应该被重视,应该加强。在法制较发达的国家,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均足够重视,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是大学生及其毕业后的普遍意识和信仰,社会精英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大学应当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优秀价值观的引领下,高职院校对法制社会的建设有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的完成主要贯穿于对学生的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使其树立法律信仰,维护法律尊严,从而推动法制社会的建设,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容。 3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探索 3.1把法制素养纳入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体现了人才培养的方向,高职教育培养的目标不仅仅要体现在对学生技能技术的培养上,还应该体现为对人的通识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在优秀价值观的指引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应成为高职学生的价值追求,在我们大多数的培养目标中对学生的素质一般概括为德智体,把法制素养包含于德育素养之中。在优秀价值观下,法制教育的理念也应进行调整。应当把法制素养和德智体一样并列设置,把法制教育单列出来,而不是把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之下。只有这样设置培养目标,调整法制教育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朝着培养具有法制素养的学生出发,才不会在实施中弱化或跳过法律素养的培育,使学生有机会获取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养,从而认同和践行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的优秀价值观内容。 3.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法制教育课程是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下,应该改变观念,把法制教育课程设立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使用独立的教材,而不是包含在德育教育之中,把法制教育放在和德育教育同样的位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治历史悠久的国家,甚至应该把法制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培育学生的法制观念,树立法律信仰,引领社会法制观念的形成,从而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在高职院校独立设立法制教育的课程,一定会遇到阻力,因重视技术技能的教育,对人文课程不可能给太多的课时量,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高职院校也要有所改变,必须开设必要的法制课程,以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领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的可贵,以树立法律信仰。在认同法律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同时教会学生一些法律的知识,懂得遵法守法,并培育法律的思维方式,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践行优秀价值观。法制教育课程的设置可以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开设为公共的法制教育必修课程,主要学习法律发展的历史、法理学中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法律信仰,以及其他与公民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法中的内容,如劳动法、民法、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掌握一些部门法的知识,解决实际当中遇到的问题;第二部分开设为专业选修课程,主要是学习与专业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相应的准备。总之,只有单独开设法制教育的课程,才能彻底改变法制教育被挤压的现实,也只有单独开设法制教育课程,给予必要的课时,使用独立的教材,才能把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讲解透彻,让学生能够真正领会与认同法律的价值追求,在掌握必要部门法的基础上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3.3提高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法学水平 目前因法制教育内容设置在德育课程之中,多数教师并不具备法制教育的专业水平,努力的方向也不是法制教育,主要的精力放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对法制教育的部分基本上用德育教育替代。在独立设置法律教育课程后,应该由专业的法律教学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一方面对新加入法制教育的教师设置一定的门槛,要求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对原来从事法制教育但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教师加强培训,并对其在法律专业水平方面提出一定的要求,如通过培训与自学拿到一定的学位或资格证书,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全面提升法制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3.4形成法制教育的良好校园文化 法制课程课堂教育是主渠道,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对学习的效果有较大的影响力,良好的法制校园文化氛围,是法律价值体现的现实载体,使学生在民主与法制的氛围下受到熏陶,加深对法律精神与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习效果。一方面学校要朝民主管理、依法治校方面迈进,另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如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需要透明与程序。尤其在学生的自我管理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体现公开性、程序性,在一定的规则下有序运行。 3.5整合法制教育的资源 第一,吸纳司法系统成员加入高校的法制教育。司法系统成员普遍具备较高的法学水平,同时具有法律实践经验,掌握法学界的前沿动态,拥有法学实践中的鲜活案例,是难得的法制教育导师。作为高职院校,在法制教育自身师资队伍欠缺的情况下,适当吸纳司法系统的成员作为兼职教师或实践指导教师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吸纳司法系统中负责法律宣传的成员、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等担任兼职教师或校外法学实践的指导教师等。第二,发挥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作用。因高职院校学生规模庞大,要比较充分地开展法律实践活动有较大的难度,高职院校教师普遍授课量大,在全程指导学生进行法律实践活动上时间和精力难于保证,因此吸纳高校的法学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担任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的实践活动指导者,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点。法学院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对法理学、法律发展历史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其自身所学专业的部门法也有了一定的掌握,他们也需要实践与锻炼的机会,可以鼓励和吸纳这些学生担任高职法律教育的实践指导者,协助教师开发和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法律实践活动。如组织和指导高职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比赛、模拟法庭、法律宣传、“3.15”活动日、联系和带领学生旁听庭审等活动。 3.6加大对法制教育实践活动的支持 高职学生在学习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力比较强,因此在法制教育中,可以加大实践教学活动的设置。实践教学活动的增加将对场地、经费开支、教师工作精力等提出新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对这些新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软件和硬件保障。在软件上应当鼓励教师开发和实施法制实践教学活动,给教师减轻精神压力增加动力;在硬件上给予保障,开辟固定的场所作为法制教育实践教学的保障,如模拟法庭场地、法制宣传专栏、法制教学网站等;在经费上予以专项支持,以购买实践教学中需要的设备设施和运行费用,以及给予指导教师相应的课酬等。 作者:夏果平 单位: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基于优秀价值观的科研管理论文 1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现状 (1)个人层面——学术腐败的频现。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科研管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中,行政权力仍占据主动,一定程度造成科学研究人员学术自主权的缺乏,科研成果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使得高校科研项目的申请、立项、结项的过程管理模式缺少规范的监督机制。更严重的是,部分学者自身存在的认为腐败低成本与高收益的扭曲的学术价值观,极大影响了我国高校学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社会层面——唯量唯利的学术市场化。 高校着眼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开展科学研究的资源优势。但由于社会对高校科研管理的评价最终都落实在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上,是否为社会采纳成为评价高校科研管理成效的关键。在政府抑或市场更多参与高校科研管理的博弈中,政府已经逐步放权于市场。而且高校已经通过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孵化器、大学创业园等,为科研管理的市场介入提供了直接渠道。部分高校已经逐渐脱离原本单纯的知识传播与科学研究职能,慢慢演变成为混合、复杂的市场经济组织。而在国家重点强调高校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功能的同时,如何从社会层面对接高校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创新作用已愈显其重要性。 (3)国家层面——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受限。 我国多数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实践表明,小课题、小作坊、小成果已远远不足以支撑一所高校的科技创新地位。缺乏跨学科、跨院系、跨院校的创新集团军的现状,高校科学研究将难以形成矩阵式的创新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科研的集成优势以推进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经费投入的角度来看,由于没有完全有效地将国家有限的经费集中投入到高校科研急需的重点项目中,政府投入的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难以达到最大化,这也同样制约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2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构建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源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4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通过“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了最为明确的表征。在学术市场化的导向作用中,极可能导致高校迷失其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等本质职能的严重后果。只有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现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的全局,坚持其对高校科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充分发挥高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创新动力的支撑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的高度契合的实质,就是针对高校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最高目标和最终归宿。 (1)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长期指导。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但同时也认为目的与人的发展具有辩证唯物的关系。当今正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大爆炸时代,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生产力,已经逐步取代了自然资源和资本等成为决定竞争结果的首要因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经颇具预见性地指出,知识生产力已经逐步控制,并逐步改造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吻合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高校科研管理的长期指导,将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首要生产力,改造社会生活,为社会生活服务。 (2)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目标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一条摆脱羸弱贫困、走向富裕和辉煌的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下,必须要从国家层面审视高校创新科技发展战略和顶层规划,保证科研项目具有一定公信力,不屈从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和部门利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创建和完善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形成有利于科研人员潜心科研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保证宽松自由的创新科研环境,形成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和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 (3)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基础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中社会优秀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基础要求中。高校科研管理的创新发展必须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繁荣。坚持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可以为高校科研管理凝聚人心,增强高校科研管理内涵发展的原则性、规范性和计划性,切实增强科研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向性。 (4)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道德约束。学术市场化使得高校科研管理运作中的各个主体与市场、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高校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向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元化”价值体系倾斜,一定程度导致科学研究极易迷失方向,动摇科研管理的持续创新动力。而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中强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科学研究的社会道德,对传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重新阐释,通过塑造科学研究精神的道德约束,更进一步地强调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其中,一方面,利用他律——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高校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和体系,将最大可能地消除目前评价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另一方面,利用高校科研人员的自律,推动实现高校学术道德机制和行为的内化。 3明确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定位 高校科研管理的创新发展是提倡实现科研项目在质量和效率上的双发展,亦即所谓的内涵式发展。只有将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定位于内涵式发展,才是高校科研管理实现均衡与优化目标的优秀诉求,也是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持和人才资源的关键。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的内涵式发展中,应更注重针对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现实状况的评价体系的改革,积极探索符合高校科研管理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模式,突破制约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障碍,促进创新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还要积极探索打破高校与社会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与思路障碍,促进创新组织从分散、封闭、低效的方式向集聚、开放、高效的方式转变,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建立面向未来、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协作共赢的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作者:吴定会 单位:江南大学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视域下的企业文化论文 1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优秀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优秀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优秀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优秀。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优秀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优秀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秀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优秀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优秀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企业优秀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优秀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优秀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八大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作者:朱晨静 刘思阳 杨莉英 宋春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优秀价值观论文:认知情感教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摘要心理认知是积极倡导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方法,情感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手段。只有正确引导受教育者的心理认知,培养他们强烈的情感意识,才能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认同过程中的实效性和积极性。本文浅析了心理认知情感教育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针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心理认知情感问题,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心理认知情感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对于加强人文关怀,进行心理疏导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认同中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才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有效性,使“应然”和“实然”达到统一。 1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 心理认知,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它是人类行为中最基础的心理机制,其基本准则是强调知识的作用,心理认知的基本准则包括,要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用平和的心去看待事物,学会理智处事。具有怎样的知识和技能,就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怎样的行为。心理认同是个体心理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规范和情感认同上达成一致的认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心理认同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体内容的了解和掌握,在心理认知过程中逐渐达成与社会规范一致的思想,使得自己的行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要求的行为。人们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受到高兴和欢快、气愤和憎恶、喜爱和崇拜等,这些都是情感的不同表现形式。情感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是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人的高级情感主要体现在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要想达到这三者的情感程度,则离不开教育。情感教育,是与认知教育概念相对应的,是一种教育手段,其灵魂则是“情感”。情感教育的过程则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教育内容,采用一定的教育方式,通过进行某些教育活动,引导和促使学生情感领域发生新的积极变化,使其产生新的情感体验,并形成高尚的情感品质。学校教育是培养和形成人格的重要领地,因此,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关心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更应该注重学习时有什么样的体验与感受。 2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认同过程中的心理认知情感教育的现状分析 2.1认知上的浅薄性和功利性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接受知识、思考问题并转换思维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和可塑性,以及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但判断事物和辨别是非,尤其是遇事冷静思考的能力差。如今的大学生,是在时代转型和多元文化交织的大时代背景下长大的一代新人,他们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全面的理解,再加上学校到学校的过渡,缺乏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对具体事物的理性认知和思考,从而导致一些青年群体对国家出现意识上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快速发展和经济基础日益丰厚的今天,很多人向利益看齐,忽视了身边的善与美,丢掉了自己的道德和尊严,去换取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利益和权力。如为了得到奖学金和自己出国的机会,做表面的东西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功利性则会很明显,对自己直接有利的知识突击训练,对威胁不到自己的考试则抱着糊弄过去的心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与其要求的价值观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2.2过程中的渲染性和多变性 理性的心理认知和感性的情感体验在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大学生对于这一体系在认知上没有很好的把握和理解,稳定性不够,大学生情感丰富,对一些事物容易动情,思想上有很强的叛逆心理,易产生冲动行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中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是高尚的人格标准,大学生应该具有浓厚的情感,但是在实际的认知上由于环境和自身心理活动特征的各异,表现出了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系列的变动增加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过程中的难度。 2.3体验机制知和行的矛盾性 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人,经常表现出知和行的不一致性。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这种知和行的不一致性经常暴露出来。由于社会的发展,掌握的理论知识经常与实际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脱节,在成长中,学校教育占主导,而家庭教育却跟不上,有的甚至忽略这一教育,学生对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课本和课堂,实践的感悟就相对欠缺,这些联系的错位,使得青年大学生在价值认知和价值实践中出现知和行的不一致性。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有很高的要求,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让人无法接受的现象,小月月事件,老人跌倒事件,不让座挨打事件……这就是学生两面人格形成的一个导火线。有些学生有极强的爱国志向但缺乏行动,对于治国之道侃侃而谈,但却在网吧消磨应该奋斗的光阴;有些学生看到好人做好事被讹,就对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这种知和行的矛盾,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及时调和,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3心理认知情感教育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的有效运用 3.1开展学术性的理论研究,加强心理认知教育 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利用高校这一学术性研究的平台,充分展开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理论性的研究,对于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提出措施,扩展其外延。大学生不仅是接受知识的群体,还是思考问题的群体,重视其认知和认同这一主体地位,聘请在这一方面有很大成就的著名学者做学术上的报告,引导大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对于自己接受的知识多研究多思考,使其自觉的抵制错误观念。注重思想政治的教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要求严格,制订理论化、系统化、现实化的内容来回答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什么,通俗化的讲解,生活化的理解,则是每个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任务,以理服人,才能加强认知的教育性和深刻性。其次,关注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注重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将心理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将德与智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构成其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思维框架,形成明确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3.2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强化情感认同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是否接受这种教育,愿不愿意将这种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教育者在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的过程中,更要注重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完善,努力学习和深入掌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容,给学生树立一个积极学习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榜样,使学生在心中由衷地佩服这位老师,,从而使得学生和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达到情感上的交流选择到理性上的接受,这不仅达到情感上的认同,还深入到理性的认知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传播者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师,还有社会这一大导师的感染与教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呈现的榜样例子很多,而且这些榜样伴随着我们的学习历程,从孝道到治理国家,这些在理论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心理认知,但是他们的不足则表现在太理想化,使人望而止步。在大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要想对其进行榜样的教育,可以从身边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做起,这样可以使得榜样接地气化、生活化和大众化。通过在校报上刊登先进人物和优秀干部,这样可以在大学生中产生较强的感召力,激励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让学生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加以强化和发扬。 3.3结合实际,提升大学生需要驱动力 大学生的心理上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取向,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人在追求不合理需要的过程中容易形成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就业、人际交往、感情等具体问题引发的心理不平衡。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中,这种心理问题则不容忽视,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取向,自觉进行自我教育,从而化解自己的不良情绪,保持身心愉悦。在高校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教程,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心理疏导,积极面对生活,正确对待感情,勇敢的挑战困难,将心理的认知转化为一种行为。现在的大学生自身的压力很大,毕业面对的是毕业论文和工作两大困难,连续的挫折就会使学生产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如何去提升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呢,其一,引导,引导是对大学生心理进行引导,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寻找希望。其二,培训。比如研究生的课程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书籍,但从这几年的就业趋势来看,用人单位偏向于经验性,所以,应该给他们相应的时间去讲课,锻炼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这样学生也就对自己有了一定的信心。 3.4进行情景设计和情感体验,加强实效性 情景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激发学生的情感,如学校的宣传部和电视台可以针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某一主题,进行采访和调查,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通过镜头的设计使其表现出来,设计一些生活化的问题,将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设计成一个场景,通过表演来感染学生的情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解。情感体验是情感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生对于情感体验则有很多的方式,首先是开展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真理性的实践和体验,通过三下乡活动,深入基层去了解党的政策,了解社区民意,了解基层社会的文化,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使大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感,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勤工俭学等,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生活能力,勤俭节约的美德。情感体验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论证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杨麦燕 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观念现代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推进全世界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方面,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赖于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这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这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当前价值观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实现全社会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研究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快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协调推动社会现代化,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引领 人的观念现代化是指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破除陈旧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并形成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观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旧的、落后的观念不断被淘汰,新的、先进的观念不断出现,最后形成一种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稳定的观念系统,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整个社会人的观念的发展与更新,促进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引领当时人观念形成与发展的优秀价值观,对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纵观我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都蕴含着这一时期的社会优秀价值观,并对这一时期人的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从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到秦国法家“耕战”思想,再到汉武帝时期以儒学为主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尤其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逐步成为当时和之后历代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观念,也包括当代社会的人,依然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审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在深刻汲取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品性与传统、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当代现实,顺应时展,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反映民族特色与时代潮流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引领人的观念现代化的优秀价值观,推动了我国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具体的价值目标,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中国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中居于优秀地位。因此,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人的观念现代化中具有很强的统领和引导作用,是当前中国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现代人形成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主动迎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与时代相符的价值观念的过程。观念的现代化作为现代精神文化的表征,既是现代人格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源动力。观念现代化在人的现代化中处于灵魂和统帅地位,发挥着指导作用,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都受到观念现代化的制约、支配和引导。观念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优秀价值观的不同,观念的现代化所倡导的精神追求也会有所不同。近代,文艺复兴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改革唤起了人的自信和尊严,启蒙运动用理性引导人从愚昧中觉醒,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新事物层出不穷、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发奋进取、勇于创新、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观成为了这个时代现代化观念的“宠儿”。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在当代中国引导着不同阶层发展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成员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有利于调动一切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提供无限的动力支撑。因此,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导向,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 有什么样的优秀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现代化目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推进,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原有的观念现代化发展目标,构建起“一元主导、层次鲜明、包容多样”的适应新形势的观念现代化的新目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战略布局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目标就是经济上越来越富强,政治上越来越民主,文化上越来越文明,社会和生态上越来越和谐。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新的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拓展了新的提升空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强,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维护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当代中国,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要进一步全面推进思想解放、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为激励人们发愤图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的要求,是从社会主义公民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如何在当前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的背景下,立足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加强全体公民的价值观、道德观教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升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需要,从公民层面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新发展。 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如何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现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学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时代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拓展,有学者列举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如开放的心理、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勇于改革创新的心理;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心理;自由和守法相统一的心理;普遍的信任感等等。在概括一些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我觉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挣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包括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合作观念和效益观念。其次是政治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适应的观念,包括民主法治观念、政治参与观念、人权观念和自由观念。三是精神文化观念现代化。主要指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实现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教育观念、人才观念等。四是社会和生态观念现代化。主要指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树立起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相处的观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是在对以上一系列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的排列组合的基础之上,提炼出的能够用于引领各类社会思潮、凝聚各种社会共识的优秀价值观,其主要内容虽然仅仅24个字,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涵盖了人的观念现代化所有方面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不仅是我国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目标,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道德准则。因此,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升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推动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社会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是凝聚社会民众力量,攻坚克难,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人的观念现代化也有利于助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人的观念现代化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就在于人的现代化的观念能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无形的力量,这是由思想意识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决定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的观念现代化作为转变人的思想观念、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的一种实践活动,就是在理性引导下实现其特定目的与价值追求。这种理性的、有目的的追求,在我国现阶段就体现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培育与践行。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同传统观念实现最彻底决裂原理、人的自觉能动性原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科学依据,从分析人的观念现代化这一基本范畴入手,关注“现实的个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发展变化,总结出潜藏在现代思想观念发展趋势背后、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规律,用于加快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促进社会发展。 五、结语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兴国之魂”,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必须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优秀和统领,通过人的观念现代化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变为13亿中国人的普遍实践,通过13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实践全面提升整体社会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作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切实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杨旗 单位:中共临汾市委政研室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生物学科论文 1生物学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涵 生物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也是农林、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及其他有关应用科学的基础。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致同学们”中指出:“对人类来说,生物学的确太重要了!现代农业离不开它,医药卫生离不开它,环境保护离不开它,生物技术产业离不开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与生物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本身是生命体,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正是由于生物学课程的课程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其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和重要性。生物课程价值观教育主要是教育学生正确地对生物和自然界进行价值判断。人教版《新课程实验教材精粹选评(生物卷)》认为,生物的价值主要包括生物的物质价值、审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与生态价值。优秀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学科价值观只是优秀价值观的部分体现,学科价值观教育需要在优秀价值观的统领下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生物学科的培育和践行可以体现在更广阔的范围,生物学课程除了生物价值教育以外,还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教育、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观教育、科学思维与科学思维习惯教育、科学哲学教育、自然哲学教育、技术哲学教育、科学审美教育、科学人文精神教育等许多方面。 2教材的价值观教育资源 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中隐含了很多学科价值观教育的资源。例如,第八单元的题目是“健康地生活”,在该单元里,教材通过安排学生亲身参与解读药物说明书、调查当地常见的传染病、设计旅行小药箱、模拟练习急救等活动,培养学生防病治病和救助他人的能力;通过资料分析、调查和实验等探究活动,倡导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学生认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各种行为习惯,如青春期卫生、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安排、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都与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健康生活和珍爱生命是分不开的,珍爱生命还意味着学生应该认同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观点。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合理营养、预防疾病、拒绝、积极锻炼身体;还要关爱他人,尊老爱幼,平等对待残障人士;还要自觉爱护生物,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倡导低碳生活,坚持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初中生物学教材把人、绿色植物和其他生物全部放在生物圈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去研究、描述,突出了生物与环境是统一的整体的思想,并指出“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今天欣欣向荣的生物圈”,引导学生认同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以及保护生物圈,人人有责”等观念。通过“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计划”,直接提出了每位公民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应尽的责任,处处体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高中生物学教材中有很多有关生物技术的内容,例如发酵技术、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生物学教师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竞赛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校本课程的研究,可以引导学生有机融入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体验与实践。生物学教材中大量的文字、图片、活动,无不体现出生命美、生命科学的美,陶冶着学生的科学审美观。生物学科的内容体系也传达着生命的系统及其层次,以及科学实验、探究的重要性。 3体现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和评价 生物学实验是最能体现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活动。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对实验的态度可以为学生树立价值观教育的楷模。对于定量实验,如果不按照量的要求操作,就可能无法出现预期的实验结果;对于定性实验,由于各种实验条件的改变,也可能出现失败。因此规范、客观地开展实验是最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求证的活动。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尊重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可以培养学生大胆质疑、改革创新、敬业、诚信的品质。同时,实验的开展和对实验材料的使用和处理又可以充分培养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情感。例如,初中教材在实验的提示中提出在学生完成实验后,鼠妇、蚯蚓等实验动物都要放回它们适应的生活环境中;在实验“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过程中要求学生用浸湿的棉絮包裹小鱼,以便小鱼生存,实验结束后要求将小鱼放回鱼缸。学生通过学习教材内容和动手参与实验,在不知不觉中就培养出了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担负的工作往往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社会越来越需要能够与人合作的人才。生物学科是实验学科,教材安排了大量的实验、探究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合作学习的必要,如果教师再加以正面引导,学生就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情绪,采取主动的行为,形成一种良好的研究氛围,让每位学生都感受研究和合作的乐趣。生物学课程目标包括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教学评价需要兼顾这三方面的目标,而情感态度价值观和能力目标的评价对学科价值观教育尤为重要。让教师、学生、同伴、家长等多主体参与,可以使评价成为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商的活动,可以使参与者在沟通和协商中共同成长,这与合作学习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重点是进课堂。生物学教师在充分认识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后,可以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和教育评价的作用,在课堂上教、在测试中考、在评价中评。例如,在区域统一命制的质量监测试题中增加与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相关的试题,在区域教研的研讨课、公开课评价标准中,增加体现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标准要求。通过多方面的渗透,学生的学科价值观和优秀价值观将会得到很好的培养。 作者:刘艳红 单位:广州市萝岗区教育科研与发展中心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校园文化论文 一、现阶段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困境 (一)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世界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大学生的辨别能力还很不完善,所以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在高职高校中逐渐蔓延,造成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学校也没有做好自身的文化建设工作,功利性比较严重,过度的推崇大且全的教育体系,不利于专职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学生中,受价值利益的影响,学生之中攀比现象较为严重,挥霍父母的血汗钱;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功利性对学校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校园文化的内涵在逐渐的流失 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是文化内涵,但是随着物欲世界的不断发展,学校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流失,如今学校在不断的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而忽视了软文化的建设,对于教学的设施设备却还是比较落后的状态,在如此大环境之下,校园文化肯定会逐渐的向功利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校园文化活动缺乏丰富性,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仅限于晚会以及各项比赛等,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化。 (三)道德传统思维的逐渐消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入我国传统文化中,大肆的崇扬西方的文化,而逐渐丧失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以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对学生以及教师的道德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教育。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 高职院校的发展不但与校园物质文化有关,更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高职院校的教育要与企业的文化结合起来,建设技术型思维新型人才,所以,校园在对学生的激励、约束、凝聚等功能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有利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的教育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党中央提出的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所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引导,它能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引导作用,使学生建设适合自己的思想发展理念。 (三)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型的技术型人才,学校在教育培养阶段要注重学生的知识、道德、技能的一系列的系统的培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学生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养成,也有利于学校认识培养发展的重点,这样才能全面的实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素质的培育。 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建立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改变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功利化的教学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办学理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职院校,所以学校应该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自己发展的理论基础,确保社会型人才的培养,不断的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以及教师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价值观,注重人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断重合,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专职技术人才。 (二)运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积极的校园文化 对于积极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就必须结合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如可以在学校贯穿落实爱国精神,使爱国精神这一理念贯穿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理念。除此之外,还可以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每个校园文化都需要新鲜事物为其注射活力,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也不例外,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文化热情,使学生的思维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在现如今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三)不断增强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建设 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的建设主要是指在长期的积累之下有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建设的相关内容,硬实力指的是校园的规章制度以及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安排等等,对于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要注重学生知识教育,还要重视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学生以及校园的文化建设,所以,学校在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时,还应该逐渐的渗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价值理念,这样有利于学校文化建设。结束语现阶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关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有很多,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途径也在不断的变化,只有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高校发展的理念指导,才能有利于高校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 作者:吴炜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精神文化论文 一、大学文化之魂——精神文化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化 同志说过:“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弱则国弱。”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国家的主力军永远是青年大学生。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国民素质都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然而,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思潮传入到我国高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体制有待完善,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浪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主义甚至丧失人生信念和信仰的心态消极和颓废的现象,长此以往这些都会影响着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同时,这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由此可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建设,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高校的主要任务即培养为国家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杰出人才。 2.培育特色大学文化需要精神文化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因为社会需求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以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失业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高校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美化高校校园环境、购入一大批新型实验仪器和增强师资力量等。但是,大部分高校仅仅重视加强学校硬件的建设,目光只锁定在美化校园、更新科研设备等外在的因素上,却忽视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大学文化才是高校真正的魅力所在,由内向外地散发着吸引力,独特的大学文化才是一所大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不仅是“硬件”过硬,“软件”也是十分出色,这两所高校对培育大学精神文化十分重视,他们不仅是全国学子向往的学府,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大学。因此,高校要提升在如今社会中的优秀竞争力,就必须抓住培育大学精神文化这项工作,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3.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需要精神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属于亚文化的范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中国软实力,它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生产,这也是国家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视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原因。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力量,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不断从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大学生在高校感受到了具有先进超前特征的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是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精神文化的建设。 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1.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遵循的理论。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历任伟大领导人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坚实力量,大学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阵地,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紧跟国家步伐,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其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文化发展,大学生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认清国情和感知世界,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艰辛长久,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才能奋发图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国梦。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坚守的,也是社会成员共同的追求。中国梦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所有的理想构成的,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怀揣着这个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到经济基础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行得通的,是可信的。大学必须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当然,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认识到,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共同理想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说过:“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所以,必须要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实现了社会理想,个人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高校要鼓励大学生和教师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实际上也是他们个人的理想,进一步确定共同目标和坚定人生信仰。在革命时期,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坚守着全国解放的共同理想,他们不畏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付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拥有了共同理想,就有了强大的前进动力,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一定会实现。 3.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优秀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融入民族的气节、风范和日常生活中。当遇到困难时,这个民族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精神都彰显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早就融入所有中华儿女的心中,他们会凭借这两种精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凝聚他们的力量,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由于,多元文化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一部分大学生慢慢地开始失去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因此,大学必须重视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的同时,开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教育。民族精神体现了大学生是否爱国,时代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大学生没有了时代精神也会被时代所淘汰。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重视他们的重要性。高校也应通过各种方式来培育大学生,使他们感受到大学精神文化的优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 4.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基础 “八荣八耻”的主要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同志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讲话,不单单是给这些政协委员讲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讲的。“八荣八耻”简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大学生必须义无反顾地遵守“八荣八耻”,时时刻刻用它来鞭策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这也关系到国家的整体素质和国家形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专业知识,但是外界的不良因素不断地影响着这些自制力和抵抗能力较差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为就业不顺开始自暴自弃,或是喜欢上奢侈享乐的生活,这些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因此,高校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要让学生尽可能全面地学到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纠正大学生在人生观或是价值观发生的偏差。开展大学精神文化教育,所有的课程应当建立在“八荣八耻”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展教育工作,才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蔡海燕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大学生党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一)发挥党支部力量,努力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再教育 1.完善支部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目前,很多高校的学生党支部都存在着虎头蛇尾的现象。在入党之前对学生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入党以后,便缺少相应的制度监督,使得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不能够很好的提高。为做好大学生党员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必须完善支部组织监督管理体系,以实现对学生党员的长期有效监控。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必备会议,全面推进公平公正,让学生党员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带给自己的影响;可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年终考核,从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进行全面测评,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奖罚,以及进行自我评议、支部评议等。此外,大学生党员受到年龄、心理发展和实际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在价值观形成方面很容易发生偏离,所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对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2.开展主题鲜明的特色活动 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依托,各党支部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好的呈现出来,以增强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同感。大学生正值斗志昂扬,充满活力的年华,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特色活动当中,以更加新颖的方式更好的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例如组织同学开展主题鲜明的理论知识宣讲活动,以及就时事政治问题、社会热议话题等开展宣讲。这将着力培养大学生党员的创新服务意识,更好的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以此来带动身边的大学生群体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3.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活动 如今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和学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党支部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为先进性教育的有效载体,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活动,如通过微党课、微信公众账号、网站、论坛等多种形式扩大教育交流平台。通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有效宣传,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转化为大学生所关心的现实话题。它们贴近实际,互动性强,寓教于乐,让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其中,使其逐渐融于生活,规范自身行为。 (二)依靠自身建设,力求使价值观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 1.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 武装头脑积极有效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有强大的理论知识作基础。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必须要做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学习,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党支部组织的常规学习之外,更要主动寻找学习机会,通过网络、书籍、报刊等加强自身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理论学习,提升个人的党性修养;也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学习小组,定期进行学习,相互沟通,发表个人言论和观点。相互监督,相互补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地提升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识和领悟,让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真正树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 2.严格要求自我言行,以身作则 学生党员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学生党员要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实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做人做事必须脚踏实地。在日常生活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为广大学生群体树立起一面旗帜,真正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带动身边同学进步的同时,同样能够使得自己的党员形象更加鲜明。所以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是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与大学生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的充分体现。 3.自觉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我 对于大学生党员来说,发扬奉献精神,加强道德修养,重在自觉和践行。为带动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应以彰显理论性与时代性为原则,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并自觉投身于社会实践。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党团生活、社会实践有机的结合,既是知与行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内化转化、体现外化外化推动内化以及巩固内化的过程。开展有效的实践活动配以理论学习,能使大学生党员得到巨大锻炼,充分体现其价值观,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信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大学生党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是目前高校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大学生党员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各大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以实践性、体验性、陶冶式的教育模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渗透到大学生党员的日常生活中,走好培育学生党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第一步。 作者:刘景伟 王启云 姜桐桐 马英 郑琳 周美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
一、引言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主要由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合力完成,关系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然而,目前高校辅导员大部分精力都被日常性事务所占据,对理论缺乏透彻的研究和理解,在为学生解决思想困惑时缺乏深度,教育的实效性较差。思政课教师往往只专注于理论教育,对学生思想观念缺乏了解,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针对性较弱。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实效性较差已成为普遍性问题。因此,剖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状况,寻找缺点与不足,对于促进教师队伍职业化,帮助学生成长成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问卷调查背景 为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状况,掌握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原因,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卷调查》。通过对我校部分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相关内容的调查,了解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程度,对思政课教师的工作方式是否满意,对辅导员的工作方式是否满意,思政教育是否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对策。 三、问卷的制定 本次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为单项选择题,共20道题。问卷均采取无记名形式,向全校大学生随机发放。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50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为100%。 四、问卷整理与分析 问卷回收后,经过整理与统计,分析出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对思政课教师及辅导员的工作方式普遍不认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程度不高 在调查中,“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受调查的500名大学生的依次选择“马原、毛概、近代史、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占77.8%)、“思想政治课程和学校所有老师对我们在思想与道德等方面的指导”(占22.2%)、“其他”(占0%)。这说明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界定较不清晰,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政教育仅仅涉及思政课程,主要是理论学习。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涉及5道题,“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什么”,选择“培养爱国,守法,文明,有理想的人”占64.2%。“你认为树立正确的信仰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吗”,选择“重要”占53.6%。“你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选择“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以及“不希望”占85.2%。“你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选择“不清楚,不关心”占71.6%。“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你会”,选择“视具体情况而定”占55%。通过数据分析,大学生虽然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对思政教育普遍不关心或者不感兴趣,敷衍了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程度不高。 (二)对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方式普遍不认可 思政课教师侧重于理论课教学,帮助学生全面系统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辅导员侧重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实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普遍认为,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在思想上没有较好的起到引领的作用。“你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怎么样”,选择“任课老师只是照本宣科,空洞无聊”占71.6%,“你认为思想政治课程能为你的人生带来什么”,选择“不知道”占60.4%,“辅导员关心你的思想道德与理想问题吗”,选择“偶尔关心”或“漫不经心”占87.2%,“你的辅导员关心你的思想道德与理想问题的态度是什么”,选择“没有什么要求”占54.2%,“业余时间,你愿意与辅导员交往吗”,选择“不愿意,上课就够了”或“无所谓”占86.2%。以上数据表明:思政课教师由于远离学生生活实际,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发展特征,导致教学脱离实际,无法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而辅导员主要通过日常,如主题班会、班委会、党团日活动、个别谈心、查阅档案等方式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属于感性教育,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深度。 (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教育合力,增强学生政治理论学习兴趣,提高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与针对性。“学习和生活中出现心理问题,你有没有去学校心理咨询室寻求过帮助”,选择“没有”或“认为自己不存在心理问题”占94.6%,“当有心理问题时你认为你或者他人不愿意去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的原因有哪些”,选择“认为心理咨询没有用”占79.6%,“你会参加学习组织的各类理论学习吗”,选择“无兴趣,从不参加”占63.6%,“你认为学校这些活动的开展情况”,选择“很少人参与”或者“不清楚”占81.8%,“你上大学的目的是”,选择“随大流,父母要求上学的”占75.6%,“你现在最关心的是”,选择“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占,“没什么关心的”占24%。通过问卷分析,高校思政教育可能流于形式,并未完全发挥其育人作用 五、问卷结论和对策 高校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同属“大思政”范畴,有着共同的精神底蕴追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善于构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领学生成长成才。辅导员侧重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教师侧重于理论课教学,两者在实践与理论上进行工作融合,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改善师生之间互动不足、合作缺失,感情疏远等现实问题。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高校顶层设计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属于不同的领导和部门管理,要进行工作的融合与交流,保证工作的效果,就必须健全组织机构,成立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队伍工作融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建议由党委一名校级领导负责,对两支队伍工作融合负主要责任;学工处和思政课教学处分别担任副组长,负责搭建两支队伍工作融合平台,组织大学生思想状况的专题研讨会,促进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课的有效对接,在政策、经费及、资源上为两支队伍工作融合争取最大的支持。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为成员,定期研究和讨论,关注队伍融合的运行,确保队伍工作融合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严格把控招聘,重视在职培训。在招聘辅导员过程中,关注辅导员应聘人员的政治水平、专业背景和综合能力,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思政专业、教育专业或者心理专业的人员。思政课应聘人员除了专业要求之外,应关注应聘人员管理能力和处理事务的能力以及对学生日常事务工作的态度。重视在职培训,组织教师积极参与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训、集体备课和个别听课,鼓励集体科研和个别科研,努力拓展教师工作视野,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加强角色对换,发挥优势互补。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工作融合政策,将优秀的交流人员作为典范进行宣传,使教师充分认识到工作融合对于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辅导员按照思政课教师的标准接受聘用,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如《形式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课》等,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改善教学方式。思政课教师担任辅导员,按照辅导员岗位职责开展工作,多与专职辅导员沟通,深入掌握学生思想状况,改变“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刻板的教学方法,既能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也能解决学生实际问题,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提高学生思政学习的积极性。 (三)搭建沟通平台,达成理念共识在高校实际工作中,部分辅导员认为思政理论课夸夸其谈,脱离实际,教学效果甚微;而部分思政课教师则认为,辅导员日常思想政治工作过于琐碎,对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杂乱无章,毫无说服力。两支队伍教育目的一致,理念却背道而驰。因此,达成理念共识是两支队伍工作融合的前提。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必须相互尊重,彼此信任。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共识可以是强制的客观结果,但如果明显依赖的是外界影响或暴力,共识就不会得到主体的承认。共识的基础是相互信服。”①。高校要努力搭建工作融合平台,促使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相互信任和认可,凝聚双方教育力量,共享队伍教育资源,实践与理论高度结合,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成效的开展。 【参考文献】 [1]李青.高校辅导员队伍与思政教师队伍合力育人研究[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 [2]陈辉林.高校辅导员队伍与思政教师队伍交流机制探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4(04):131-133. [3]张宝强.校辅导员队伍与思政教师队伍交流机制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18):73-74. [4]王智黎.高校辅导员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创新与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6(27):164-165. 作者:余艳辉 崔敏晶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论文关键词:社团发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学生社团是高校青年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新形势下,实现社团发展与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是高校共青团组织全面实施素质拓展计划的重要助手和平台,是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和有效载体。新形势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团,实现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已经成为高校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课题。 一.以学生社团为载体,有利于加强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生社团作为高校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组织,在满足学生身心发展需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大学生社团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载体。 1.学生社团成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要通过一定载体进行。没有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施、活动的开展、任务的完成都无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我国办学体制和教育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通过班级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已逐渐减弱,运用其他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断增强。高校社团作为大学生课外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形式,是班级文化活动的延伸和发展,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与人数的增加,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日益增大,逐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要依托班级、社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好高校思想到得教育与学生社团相结合的工作,为加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辟新途径,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以学生社团为载体,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 社团是学生思想、观点、情感、愿望、需求真实表达的重要场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具有民主、平等等组织属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社团建设之中,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那些蕴含有丰富内容的社团活动。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类社团活动,在活动中融入渗透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为大学生所接受。充分发挥了高校社团的育人功能。 3.以学生社团为载体,有利于学生的个体成才。 人的素质体现在知识实践、思想水平、政治素养、道德伦理身体状况等方面。在学生的各种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灵魂。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高素质的人才,意味着一个人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高水准。高等学校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可塑性强,是思想道德素质成型的关键时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念的多样化,加之年龄、性别、阅历、风俗习惯、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学生的思想状况和需求的多层次性。而学生社团自发性、目的性、灵活性、专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放松思想压力,调节情绪,舒展身心,在社团文化的熏陶感染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从而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动力,促进学生社团可持续发展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三进工作中,明确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学生社团作为其中的一进,这足以说明学生社团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反过来说,也只有加强了学生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学生社团本身的建设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辨证统一和相互促进的。 1.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大学生社团的健康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高校社团一般都是在学校团委或学工部指导下组建而成的。上挂下联,一般都挂靠在某个学院。高校学生社团体现了大学生发展的需求,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新时期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为学生社团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与政治支持,保证高校学生社团的正确发展方向。任何排斥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校社团都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也不可能实现高校学生社团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2.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更好的发挥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 学生社团的非功利特点和与社会广泛接触的特点决定了学生社团活动的社会服务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学生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了大学生的志愿者精神。学生社团的社会服务功能对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生社团也在社会服务过程中体现了价值,完善了自身的发展,是一种“双赢的互动过程。 3.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加强社团自身建设。 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是社团自身建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是社团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当是“重中之重。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准确地把握学生社团的特点,深入了解社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增强学生社团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三.实现社团发展与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团工作,既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又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来促进社团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而入手: 1.积极发挥共青团组织对学生社团的主导性作用。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团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积极支持学生社团活动,大力促进学生社团发展,切实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健康发展。要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依据国家的法律规范,按照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理论学习、学术科技、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体育竞技等活动。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指导。在学生社团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工作指导,把握正确方向。大力扶持理论学习型社团,热情鼓励学术科技型社团,正确引导兴趣爱好型社团,积极倡导社会公益型社团。要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选派有专长和责任心强的教师指导学生社团建设,并创造条件,提高社团指导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水平。 2.建盘学习型社团发展模式。 21世纪是一个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力一式。学习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任务,这种学习不仅仅指专业知识的学习,还应该包括为人、做事、技能、素质等各力一而的学习。由于学生社团具有的平等、互动、开放、自主的特征,在社团中的学习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学习型社团是大学社团的最佳发展模式。 3.进一步完善学生社团的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生社团的建设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当前学生社团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情况下,更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善的制度来规范、约束和服务于学生社团的建设,使学生社团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学生社团管理办法,严把成立审批关,严格社团活动的审批制度和社团年度注册制度,制定社团考核办法,实行社团成员淘汰制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困境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具有多重性特征,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从空间尺度来看,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从内容构成来看,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从国际视野来看,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异质文化;从历史时间尺度考察,还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现代和未来等所构成的环境,由此构成多重性环境。[5]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构成本质上是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系统,主要由不同层次的子环境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子环境不断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子环境的变化 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问题,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出现的困难需要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坚定社会主义信仰,通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化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受教育者从根本上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增强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政治子环境的变化 世界格局多极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维护世界和平任重道远。国内党的十八大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落脚点,倡导中国梦,号召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得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教育成为现阶段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利用环境的积极因素帮助受教育者提高政治素质,坚定政治信仰,形成正确的政治观。 (三)文化子环境的变化 伴随科技进步,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诚信危机、信仰危机和封建迷信思想等多元价值观导致思想道德出现滑坡,部分社会风气与主流文化的“反差”冲击着文化环境,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等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养成。如何消除上述“反差”,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后现代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头脑,这些思潮的出现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理论体系的建构,又要寻求合适的具体实施方案。目前,中国的思想文化处于一个转型的瓶颈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四)相关子环境变化为高校思政工作实践创新带来新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始终坚持不断创新,但实践创新仍被置于“问题”的话语体系下。邱柏生先生提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即理论视点不够多样,理论视界不够开阔,大量的研究都聚焦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新、内容创新、体制与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等问题上,不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且低水平重复,其中更有一些文章连话语表述都毫无新意,以至给人们留下了‘创新研究’即将沦为一种时髦的‘话语筐’的感觉。在这方面,有关创新的基础性问题研究特别薄弱,有关创新的制约因素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6]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较为广博和多维的理论视野,未能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放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离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封闭环境是导致二者功能分离的社会基础;我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的传统和现代社会重器轻道的现实是二者在功能上分离的文化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程度不高,是导致二者功能分离的现实根源”。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重点分析制约实践创新的环境变量。另外,许多理论阐述仍停留在旧版本,缺乏时代感。目前,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认识不够,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的滞后性明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规划明显滞后于教育环境的发展变化,教学不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远远跟不上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这种滞后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于被动,往往是出现新的变化再来研究应对新变化的策略,大大降低了教育效果,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始终被环境的新变化“牵着鼻子走”。因此,要想打破这种滞后,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推进这种转型,使之迅速跟上时代变化和社会转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现阶段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该转变,无疑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的关键。要赢得这场挑战,就要先审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要赢得这场挑战,唯一出路就是创新,在新形势下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学科反思,构建适应环境变化的实践创新体系,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环境下大力发展。 二、基于新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实践创新体系的构建 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环境变化和现实困境来看,最为紧迫的是认识到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找到思想解放的突破口,找到改革创新的途径。2012年4月27日,长春师范大学开始积极开展由理念体系、目标体系、方法体系和管理评价体系等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工作,实施“百名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该工程是由长春师范大学党委主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政法学院、学生处、团委、组织部、宣传部、党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九个相关部门协同合作联合实施,采取理论教育、实验训练、特殊指导、自我修缮、网络交流、实践砥砺、行为养成“七位一体”的培育路径,对大学生实施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下简称“青马工程”)。旨在通过这个工程探索高校育人的创新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青年化”的进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理念与目标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人为”和“为人”的工作,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为工作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8]。教育人、尊重人、引导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活动发挥育人功能的具体体现。而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国家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服务,这就需要教育者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标,以人为本,实现从被动到主动、控制到服务、灌输到疏导、显性教育为主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等理念上的转变;立足于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发展变化,形成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目标的立体多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目标体系。过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以及创新活动主要适应国家的发展需要,而对学生的自身需要关注不够充分,加之社会大环境频发人文精神凋敝、价值观混乱、信仰危机,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一定逆反心理和政治观念淡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长师的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探索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在实践创新方面展开了许多新的尝试,如增设许多专门负责学生事务的管理部门,由最初单一地规范学生行为更多地转化为服务学生。围绕“青马工程”,对“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了大胆尝试,集中了全校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切从学生出发,一切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自身发展需求的创新,通过开设专家讲座、理论实训、考察参观、读书汇报等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不断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大学生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感。经过二年多的实践操作,我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方面已取得令人欣喜的初步成效。 (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操作体系 第一,积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体系。遵循教育主客体互动规律,以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为目标,构建新形势下传媒载体、制度载体、文化载体、组织载体、管理载体、生活载体等应对不同教育客体的有效载体体系。我校的“青马工程”专题网站,就是通过网络载体发挥时效作用,用积极、健康的方式为广大学生做好时事热点问题透视和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渗透式”教育功能。第二,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体系。基于有意识教育和无意识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从宣传途径、学校教育途径、管理途径、活动途径、服务途径等方面形成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体系及协调机制。广大学生通过“青马工程”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参加实践活动的机会,大学生成长沙龙定期组织专家讲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时事政策教育等。第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体系。方法是连接教育主客体的桥梁,而实践创新方法体系的构建要结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特点,借鉴相关学科的科学方法,重点研究生活教育方法、精英辐射方法、养成教育法、关怀教育法等的应用。我校“青马工程”提出“培养一批精英,带动一代学生”的宗旨,实行理论教育、实验训练、特殊指导、实践砥砺、自我修缮、网络交流、行为养成“七位一体”的培育路径,培养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将来堪当重任的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崔海波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网络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加强网络监管,净化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在利用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网络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谣言的散布、负面新闻的冲击等等都影响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必须加强网络监管,坚决杜绝非法犯罪、暴力行径,让网络净化,共同传递网络正能量,传播网络好声音。 (一)学校组织给予保障 高校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网络教育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保障,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要通过净化校园网络,制定网络管理条例,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氛围,过滤网络各种不良信息,形成科学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以引导和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持续不断的拓展。校级党委宣传部、团委,要以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的道德风尚引导和管理学生的思想政治行为,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政教师积极引导 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网络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教师提供了“第二课堂”,思政教师要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利用这一新兴媒体与学生进行互动式教育,引导传递网络“正能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青年教师更应该参与其中,青年教师对网络的熟悉程度更高,运用更娴熟,更容易接受网络新潮流,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思想政治教育人员中青年教师队伍的针对性培养,使其尽快成为既具备较高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又具备网络信息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其他专业教师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网络与学生互动。学生会有对自己专业问题的困惑、心理上的障碍、就业的疑问等,专业教师通过互动平台参与解答学生的问题,既满足了教师与学生平等沟通的心理,也保护了学生的隐私。 (三)学生自觉参与大学生应积极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提高辨识、驾驭信息的能力,增强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在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中做出正确的信息选择,选取自己需要的、有利于自身成长成才的信息,同时还要自发的将正面的、有影响力的事例和典型得以发扬和传承,正确树立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精神。此外,还应加强学生志愿者建设网络志愿者队伍,对学校网站、公众平台等进行不定期检查,一经发现不良信息立即举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有效的在网络上开展。 二、结语 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速度会越来越快,网络的利用率也将会越来越广。我们要紧紧把握住信息网络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迎接它所带来的挑战,利用好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通过创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通过建立公众账号微平台走进学生生活;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模式。并形成一股由学校、教师、学生组成的合力,共同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维护好网络的安定,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创造和谐校园气氛,让每一位同学不仅在课堂上,在生活中也能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成为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世纪“四有”青年! 作者:王芳 吴倩妮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1.1学生创新性的培养需要教师的创新能力做后盾 我国数次进行教学体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通过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新时期,国际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各高校贯彻落实创新教学,已是当前世界的必然趋势。而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要有一支配备高素质、创新性的教学团队做后盾。高校教师只有不断地丰富其自身的创新意识,不断地积累创新教学的经验,勇于开拓创新,以身作则,为学生创新性的学习做指导,才能在教学中形成自己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模式,更好地促使学生发挥创新思维。只有这样,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才得到尊重,其创新性的思维不断得到释放和发挥,从而有效促进大学生创新思想教育工作的发展。 1.2教师创新能力推动了教学改革的发展步伐 高校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创新的推动者,他们肩负着新时期历史所赋予他们新型人才的培养重任。因此,创新教学势在必行。当前,我国虽然一再倡导创新教学,但是创新教学还没有具体落实,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创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因此,高校教师应对创新教学给予足够的重视。高校教师创建新型教学模式,运用新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教学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只有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才能全面贯彻落实创新精神,才能有效地推动创新教学的进步。 1.3时代需要大学生接受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 目前,我国体制教育已经经过数次变革和革新,传统高校对大学生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创新型的人才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只有通过创新和变革,才能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高校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 2阻碍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综合因素 2.1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阻碍了高校教师创新素养的构建 目前我国教学中依旧包含了较多的传统教学的因素,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地接受这一教学模式一直被沿用。虽然我国的教育体制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和变革,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依旧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样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思维就受到了一定的束缚,在高校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逐步显得不适用,创新的思想逐渐被引用,但是传统的教学观念依旧残留,难于彻底根除,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高校开展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 2.2不健全的考核制度严重阻碍了高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信度和效度是高校推定素质教育的必要保障,信度主要突出可靠性,它主要衡量教师对教学内容和科研能否作出科学的评价。效度是高校对教师考核的一种标准。高校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信度和效度的考核方法。但是,目前高校信度和效度地考核力度依旧遵循传统的考核方式进行,考核的标准没有量化,一味地追求结果,不看重过程。因此,这种考核方法具有一定的缺陷,不利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2.3高校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学教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学生的道德水准的提高。面对当今教育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趋势,根除传统思想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尽管各大高校呼吁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这种呼声阵阵的背后,依旧无法看见强有力的实践。这足以证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依旧无法实现质的突破。目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依旧保留了较多传统的成分。相比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发展,学校和教师则更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前程。该种问题在我国各大高校教学中屡见不鲜,这些负面的因素严重阻碍了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3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途径 3.1提高高校教师综合素质,营造创新环境 我国一直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一直被看作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推动者。因此,要有效开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从教师开始执行。教师要营造创新教育的环境,刺激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通过外部环境的刺激,促使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推行以人为本的方针策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此促进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 3.2强化高校创新教学的研究,深化教学方法和内容 高校教学工作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本保障。依据目前高校大学生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现状,高校要加大对创新教育的研究力度,深化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鼓励教师和学生勇于创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创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注入到教学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之余,没有负担地推动创新教育工作的发展。 3.3以创新大学校园文化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就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创新的学习氛围带动大学生实现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大学教师是校园文化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型校园文化活动,可以有效地开发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挖掘创新能力。 4结论 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旧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课题。新时期,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需要高校教育者的有效配合以及教师的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创新。 作者:吕婷婷 单位:张家口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手机媒体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通过课堂教育来开展,信息资源比较少,使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利用手机媒体所带来的平台展开思想教育工作,能够大幅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手机媒体将会逐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手机媒体这种新型的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广泛性和实用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加快捷地一些信息,传授教育内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展开。在手机媒体的应用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对于大学生来说也具有非常大的好处,可以很快捷、方便地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和信息,通过教师和学生双方面效率的提升,必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显著地提升。另外,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手机媒体的应用无疑带来了一个新的教育途径。手机媒体能够传播文字、图片、视频、音像等何种形式的信息,充分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接收思想政治知识。而且学生在使用手机媒体学习时,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1.2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手机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主要是以点对面的形式,这种传播形式能够方便、快捷、全面地展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通过手机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掌握最新的动态信息,例如校园内的新闻以及自己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等,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手机媒体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交流,各抒己见,促进大学生理性地思考问题,客观地面对事件。通过手媒体来传播正确、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准确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学生的思维特点以及成长规律是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对学生的思想充分了解,才能顺利展开教育工作。当前,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通常都会选择一个人面对事情,缺乏沟通和交流,长此以往就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而手机媒体的出现,为人们创造出了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空间,人们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交流,不用面对面也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所以教育工作者在日常的工作中,可以通过手机媒体实时关注学生的情况,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贴近和符合大学生的真实状况。 1.3增进思想政治教育互动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大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不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手机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大学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大的创造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和求知欲,对手机媒体信息能够积极主动地探求和思考,从而进行自我教育。大学生在利用手机媒体进行交流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教育工作者则会通过大学生教育情况的反馈,对思想教育工作进行完善和更新,这种互动性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2提升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策略 2.1充分发挥手机媒体的载体作用 教育工作者可以以手机作为载体和平台,采用图文并茂或者学生感兴趣的形式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手机媒体的各种信息传递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简单、形象、生动的形式发送给学生,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教师也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及时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另外,教育工作者也要努力地开发和拓宽手机媒体面向大学生应用的软件系统,从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建设。 2.2建设专业队伍,优化教育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也在不断地发展,这要求教育工作做具有相应的反应能力、开拓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高校应建立教育培训机构,不断拓展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培养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展开该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3提升大学生素质 提升大学生政治素质的重点问题,就是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只有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使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成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要实时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为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由于手机媒体传递的信息过于繁杂,其中不乏一些虚假、诈骗、情色等不良信息,所以对于大学生判断能力和应对能力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3结束语 当前,在新媒体时代下,手机媒体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平台,不仅展现出多媒体融合的特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的改变也非常大。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使教育工作者工作的展开更加顺利,取得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新模式和新方法,充分发挥手机媒体的作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从而存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 作者:唐君 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南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客体是主体作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认为实践一方面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主体——客体”范式;另一方面是主体因为改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交往关系,是一种“主体——主体”范式。正是由于主体因改造客体而形成的交往关系的内在逻辑,主体与客体之间并非不无联系,客体中介作用的“空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交往实践过程中,客体既不是脱离诸主体的孤立存在物,也不是对于单一主体来说仅仅作用的对象,而是诸主体展开交往实践的媒介,通过客体的媒介作用,人类活动的交往实践就实现了“主体——客体”范式和“主体——主体”范式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不但看到了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突破了西方主体间性的“主体——主体”界限,将视野转向了客体,建立了“主体——客体——主体”的范式,提出交往实践是以客体为主体间交往媒介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首先,人的本质属性是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主体社会观念的形成离不开交往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置身于大学生的交往实践所生成的社会关系。其次,交往实践是主体间的实践活动,体现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使我们从传统单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把思想政治的受教育者作为大写的人来对待,发挥其主体性。再者,交往实践是以客体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交往过程中不仅仅只看到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还关注了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活动的媒介——客体,这就建立了“主体——客体——主体”的具有客体媒介底板的范式。在这一范式的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提供更加开阔的平台和载体,促进双方在交往互动中提高。 二、西方主体间性理论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鉴 近代以来,个体的主体性由苏醒、张扬到渐趋膨胀,进而走向极端——将自我以外的其他一切都视作客体,如何使单极主体性走出围城、步入春天,主体间性是解决这一“空场”的操刀手。 (一)“共在”确立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主体间性这一哲学范畴最早由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一书中首次提及,其在看到主体性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后,主张用主体间性、互主体性等概念来取代单极主体性。胡塞尔为走出主体性日益膨胀的围城,提出了一个“单子论”的自我。那么,单子如何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呢?自我与他人又如何交往呢?这就引导人们在外在生活的推动下去思考“主体间性”问题。在胡塞尔看来,每个单子式的个体都是一个独特的“自我”,这些独特的个体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主体间性不把自己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他主体共存共在的客体。在《笛卡尔的沉思》文中,胡塞尔指出,“主体间性是通过主体的‘类比统觉’、‘同感’、‘移情’等‘视域互换’来实现的。胡塞尔将主体间性看成是‘自我’和‘他我’的沟通,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共同性’或‘共通性’。”[3]海德格尔通过研究“共在”来解答“美杜莎之谜”。在他看来,主体间性既消解了单子式个人的观点,又消解了类主体对个体主体性的淹没,主体间性使各自的主体性得以发挥。海德格尔将主体间性看成是个体的“此在”与他人组成的“共在”,主体在世上必须与他人交往和联系,是与他人的共同存在,“此在”是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共在”。“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共在”,“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此在”必须在“共在”的共同世界中才能得以生存、延续。西方学者论述的主体间的“共在”思想对我国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突破传统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单极主体性的困境,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者与受教育在“共在”的场域开展。 (二)“理解”与“共识”提升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德国存在主义学者雅斯贝尔斯继胡塞尔之后从交往的角度对膨胀的单极主体性进行了批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4],一方面,“自我”作为孤独的单体,唯有在与他人交往中,孤独才可消除;另一方面,个体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只有通过交往,个体的独特的个性才能得以完善。德国学者伽达默尔从“视阈融合”的角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体间性理论。读者通过阅读文本的方式与作者进行对话、沟通。在对话活动中,读者的视阈与作者的视阈相交并融合,在双方视阈交融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解”、生成新的视界。“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游动的东西”。[5]在伽达默尔看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是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与“理解”。德国学者马丁布伯从主体间“对话”的角度来探讨主体间性的问题。“‘我’与‘你’相依共存,每个人皆可称述‘你’而仍为‘我’”。马丁布伯认为,主体与主体相互依存的,“‘你’呈现在对话中,‘我’生存于‘你’的关系里”。[6]这就实现了从“我——他”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变,将视阈转移到“我们”这个关系范畴。哈贝马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交往理论进行了系统地研究,面对工具理性和单极主体性带来的交往异化,哈贝马斯构建了系统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通过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进行对话、沟通,是主体与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形成的精神沟通、情感交流,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理解”和“共识”。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视野。一方面,西方主体间性所蕴含的“共在”思想克服了二元对立的“主体——客体”关系,把过去被视作客体地位的他人当作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形成了“主体——主体”范式,确立了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共在”的场域中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西方主体间性理论重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与“共识”,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沟通走向理解与共识。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共在”的场域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提升。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主体间性思想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主体间性的话语含义并不是自当代始,它具有古典之根。冯友兰先生曾说:“凡古老的民族,都有许多文化传统,后来的人应当溯其源而究其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思想资源非常丰富。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间性思想,传承传统文化中主体间性思想的优秀成果,可以为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充足的养分。 (一)“仁者,爱人”的主体间交往规则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其中蕴含着丰富朴素的主体间性思想。“仁”是儒家文化的优秀。从字形上看,源自“从人从二”,多极主体或主体际之意。“仁者,爱人”,把自己以外的他人当作人而并非物来对待,其强调的就是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主体”范式,以“仁”为优秀的儒学思想所调整的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仁”的理念之下,儒家又从“义、礼、智、信”四个方面对主体之间交往的执行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与规制,主体之间只有通过有义、有礼、有智、有信的交往才能实现和谐有序的局面。儒家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应坚持的原则。立人立己原则,《论语雍也》里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我欲立、欲达,同样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人,把他人的发展与自我的发展结合起来;勿施于人原则,《论语卫灵公》里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不喜欢做的事情强加于别人,尊重他人的个人意愿;宽容不愠原则,《论语》首篇就提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人不理解自己,自己也不会心生怨恨,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理念,坚持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勿施于人、宽容不愠原则蕴含着丰富的主体间性的思想。“仁者,爱人”确立了自我以外的他人的主体地位,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勿施于人、宽容不愠原则指出了自我与他人的交往规则。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儒家文化中关于主体间性的合理要素,把自我提升与他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二)“兼爱”、“尚同”的主体间平等思想 如果说儒家的主体间的交往规则还囿于血亲人伦的主体间交往范畴,那么墨家对儒家的主体际交往关系范畴则实现了超越,墨家主张要“兼相爱”、“尚同”,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都要有仁爱之心,平等对待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在战乱纷争的年代,这反映了底层百姓要求平等社会化交往的诉求。墨家对儒家的主体交往际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兼相爱”的主张挣脱了儒家所探讨的血缘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主体呈现出扩大化、离散化与平民化的趋势,交往逐渐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二是“交相利”、“尚同”的主张使平民化的主体间的交往方式走向平等化,诸主体之间的交往成了主体之间互利互惠的平等交往。“兼相爱”,每一个平民都是爱的对象、都是平等的,是爱无等差的,这就突破了儒家所倡导的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交往向度的一维性。“兼相爱”、“交相利”、“尚同”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主体间性交往思想,教育者把受教育者当作主体的人来对待,并且平等对待每一位受教育者,有助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成和谐的交往氛围。 (三)“教学相长”的相互促进思想 《礼记学记》中记载:“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以教促学,以学促教,教与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教学相长”,一方面,教育者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行补充学习;另一方面教育者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不自觉中已然把受教育者当作能动的主体来对待。“教学相长”的思想在教育学领域里蕴含着“主体——主体”交往的主体间性意蕴。荀子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得以进一步提升,他在《劝学》篇里提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在其看来,受教育者身上有无限的潜能,要充分挖掘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韩愈在《师说》中对师、生间的主体间性作了探讨,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都有利于使受教育者地位从教育者心中的客体升格成为与教育者本人拥有平等地位的主体。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学相长思想把受教育者作为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独特主体来看待,对于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通过主体间的平等互尊、交往互动、包容互哺模式的构建,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思想道德水平共同得以提升。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发展的过程,现代教育思想是在吸收借鉴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应站在传承文化与社会生活经验的角度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养分,挖掘传统文化宝贵的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借鉴人类有益的文明成果,将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为传统的单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向寻求理论指导、理论借鉴和思想渊源,使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更具本土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作者:朱蓉蓉 黄玉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1、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 1.1新媒介技术的平等性 由于新媒介信息在内容上可供选择性强,发送方式灵活多样,而且获取信息具有平等性和无衰减性,从而使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具人性化和亲和力,能够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学生在利用网络、手机、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方式或途径和老师交流时经常感到多了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媒介环境中,作为教育主客体的老师和学生处在同样平等的位置,彼此之间没有从属之分,每个人不仅仅是思想教育信息工作的产生者,而且是运输者和监控者,具有教育信息传播和接受教育的双重身份。 1.2新媒介技术的便捷性 为了及时、快捷、准确掌握学生的思想特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效掌控工作的主动权,准确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利用被称为信息工作“高速公路”的新媒介技术,就可以克服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所造成的障碍,在相距甚远的师生之间也可以实现“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从而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 2、新媒介技术发展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2.1道德主体面临挑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说过“网络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容易掌握信息和相互沟通,但也逐渐成为滋生犯罪、黑客攻击的温床,并对政府构成威胁”。因此网络、微博、博客、微信、朋友圈等有着极大的虚拟性,受众一旦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就极易放纵自己的行为,忘记社会责任,丧失道德感。大学生正处在人生阶段的初期,思维方式还不健全、心理还不够稳定,一旦沉迷于网络,就容易产生行为出轨、思维偏激,有的学生甚至沦为“水军”、“黑客”等极端分子;有的学生由于熟练掌握了高超的网络技术,在网上骚扰、威胁他人;有的利用网络窃取他人信息;有的一些不实言论等,这些对现实的社会道德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些新媒介环境下不良的行为方式对高校学生的道德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2.2教育方式、手段面临挑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采取课本、文件、通知、课堂教育等封闭式、灌输式教育,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随着信息高速化的发展,时空和地点已不能限制学生。只要有一台可以联网电脑、开通网络功能的手机或者数码产品等,学生便可随时随地轻松获取想要的知识,而且也可迅速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时事要闻,高校传统“围墙”、“教室”的概念将逐步成为历史,开放性、全球性、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将取代教育空间封闭狭小、教育手段呆板的传统教育模式。 2.3教育内容面临挑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既包括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教育,也包括法制观念教育、时事政治宣传、传统文化教育等,但是在新媒介技术背景下,学生从网络、微博、博客、手机等媒体中获得信息内容,已经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已经比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多。此外,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内容上差异性大、良莠不齐,同时由于西方国家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具有信息的优势,各种思潮迎面而来,使得网络、微博、博客、朋友圈等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传播的重要场所、国际舆论的主要阵地。 3、加强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3.1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 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观念的更新和行动的实施是其关键所在。因此,在新媒介环境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一方面教育者要转变思想观念,解放思想,适应时代潮流、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努力探索在新媒介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有效利用科技信息技术,开展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教育者要转变工作方式,了解并利用新媒介技术,通过利用电子公告版、电子邮件、校园新闻、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介技术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网上活动,开展健康向上的BBS论坛等信息交流活动,从而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积极开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渠道。 3.2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的有效载体。在新媒介环境下,一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手段的人性化和多样化,充分利用声音、图像、动画等手段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式从单一性走向多维型、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静态模式走向动态模式,吸引大学生群体的目光,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阅读率;二要注重教育内容的迅速更新,确保信息的积极性和内容的时效性、内涵性;三要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言语和交流方式要与大学生保持的平等的对话,交流过程中掌握语言的艺术和方法,从而使教育内容更具吸引力。 3.3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新媒介技术在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媒介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确立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坚持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服务理念。其次,要注重新媒介手段的双向互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 4、结束语 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新媒介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环境,在认识它快捷、方便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因此,在日常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因势利导,抓住新媒介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积极探寻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切实转变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观念和方式,不断增强新媒介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网络道德,促使新媒介技术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放大器,学生学习的好帮手,生活的好伙伴。 作者:杨云华 姚婕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创新下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一个有极高目标性、注重成效的有机体系 由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客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介三大基本部分构成。思想政治创新的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客体是创新所针对的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客体的特质和表现形态影响着创新活动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中介指主体在教育过程中所借助的工具和媒介,如知识、经历、思想理论等工具以及电脑等实物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具有以下三种特点:首先是观念意识的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组合,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三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协调。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力争实现对象性关系互动,呈现出外化与内化的实践要求;利用方法主体化与方法实践化,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效能。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来源,肩负着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高校要更多、更好地把大学生培养成符合祖国需要的合格人才,构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专家对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机制从多方面,多视角做了探讨和研究。有的专家提出以构建立一致、协作、有效的提问机制,获得实际效能,获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最大成果,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个别专家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理论教师,学工队伍,领导干部和教工群体,大学生自身入手,逐步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构建;部分专家则以学校构成方面,目的系统,互相统一运作方面,评估方面,激励和团队建设的建设为着眼点,全面,多方位的构建;有的专家还提出了一些的翔实可行的措施,譬如;教学授课,实践锻炼,文明校园建设,切实为大学生服务,立足于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现有目的人管理,在我国高校逐渐构建能动的机制、管理有序的机制、动态思想评测机制等等,从而不断激励保障在思想功能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意识形态教育作用、品德行为规范作用等等。以上是我国专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一点真知灼见,但综合来看,所有的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并没有深入、全面的探讨和研究,需要我们不断的从理论上加强总结并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的构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综观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每个国家都与有属于自已的有针对性的理念和措施,学习其他国家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方法,将使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少走弯路,有更长足的进步。世界上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以说服、理论传输形式为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想政治教育的做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除了说服教育,引入很多实战性活动,强调环境对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首先,学者们提出正常的想政治教育一定要从表现个性,培养个性,陶冶情操方面入手,反对单纯的理论宣传,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为基本准则。而灌输会使“学生没有机会对这些观点和学说进行批评性思考,没有机会把这些观点、学说与另外一些观点和学说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更注重二者的统一,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上更多运用间接方式,强调使用中间媒介媒体进行抉择,使大学生在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形态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注益重视调动思想政治教育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批判性道德思维和实践精神,。其次,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道德能力的发展阶段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预见性、操作性和接受性。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微观操作的教育模式。要创造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目标。全面的掌握分析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经验,取长补短,与我国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相结合,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指导下,全面系统构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和基本情况不同,外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构成和组织方式与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与此同时,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本身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所以,在不同中中又存在共性的方面,分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探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时俱进,加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前提是一定要坚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正确的引导,采取适合的方法和措施,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全球化语境的背景下,加强对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析、比较、研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实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作者:时红梅 刘春玲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机电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增加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学难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体的广泛使用,由于一些网上交流工具的开放性,在传播的信息中有正面的信息也有负面的信息,由于一些大学生正处于正确人生观建设的关键时期,如果受到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会严重影响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的构建,所以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学有一定的难度。 2、影响学生的认知 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树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信息的影响,又因为新媒体的各种形式具有虚拟性的特定,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工具进行随意的编造,这样导致一些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的信息在网络上流传,大学生由于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无法对于网络上的信息进行正确识别,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对其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他们出现认知的偏差,最终有可能发展为社会的危害。 二、新媒体形式下提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一)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 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对于信息真伪的分辨能力还不够强,所以应该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保证学生在面对网上的虚假信息的时候能够将其正确的辨别出来。这样要求老师的正确指导,在学校老师是传授知识的主体,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老师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上多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为学生建设良好的媒体环境。 (二)提高教师团队的综合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老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在教学的过程中把正面积极的思想和信息传递给学生,这样才能正确指导学生人生观的建立。同时,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老师应该对新媒体形式下的繁多信息进行辨别和甄选,再传递给学生,这样也有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树立。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新媒体环境对于高校的政治教学有利有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新媒体形式的优势,尽量避免它的负面影响,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者:王欢娣 单位:昌黎县文物研究保护管理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新时期我国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新时期我国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 校园文化环境是一个大环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习惯、心理素质、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约束、教育、导向和促进作用。教育工作者需把握这个契机,充分利用和开发校园文化内的隐性教育资源,为学生营造出最佳的校园文化环境。第一,学校需加强高校内基础环境建设,为学生提供高雅、便捷的物质文化环境。通过轻松、愉快、便捷的校园生活影响学生的自我形象和精神面貌。第二,加快校园内文化建设,营造出和谐、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学风、校风和校训是体现校园文化的显性因素,是高校群体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校园文化是师生耳渲目染的一种文化内涵,可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思想,同时它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载体。因此,高校需在校园文化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挖掘出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常进行的隐性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和发掘符合时代特点的校园文化形式,营造出良好的思想氛围,使学生在融入校园活动后可感知到校园文化的内涵,帮助学生构建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新时期我国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启示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是当代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高校教育工作的教育效果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因此,高校需最大化的提高校园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在大学生思想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高效、完善、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从教育基本理论上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主要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制约和影响,外界环境和自身思想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事实上,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力并不完全等同,客观条件作为外因不可直接作用于学生,而需要通过主观因素进行相互作用。因此,高校需重视学生思想矛盾的转化和运动,引导学生获得正确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和品质,使得知、情、意、行这四个道德要素深入内心,进而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精神具有引导和激励作用 教育目标是指导教育模式正常进行的关键因素。高校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政治教学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性功能,其他任何教学功能都不能取代它的位置。例如,校园文化是各种日常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共同作用的制度性文化,其虽具有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包含着明确的教学目标,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例如,建筑设施是校园文化中的“凝固表现”,高校内的建筑风格和布局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审美水平和思想品德,学生身处校园也潜移默化的受到激励、启发和教育。激励是促进学生进步的一种教学手段,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高校内,校内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存在一定的激励作用,而丰富的文化活动更是激发出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才能和思考能力。 三、结语 从现阶段的教育情况来看,我国高等院校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实施与发展历程也较为困难。正因为如此,高校教育工作者更应该重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和整合高校内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提供源源动力。 作者:孙永林 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构建高校隐性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课程构建的必要性 (一)隐性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对学生的作用是通过施加某种教育影响而改变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向人们传递某种价值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证社会的文明进步。由此可见,隐性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 (二)隐性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高校大学生思想上受到的教育不只是局限于课堂上,大学生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出现了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特点,他们乐于创新,追求独立和个性,思想政治教育却仍然停留在口号宣传或一般的理论灌输上,没能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其结果只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隐性课程形式的多样性特点能够覆盖生活空间,扩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渠道,实现教育生活化。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学校方面原因 传统应试教育的束缚。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要求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学习成绩这个中心而展开,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和老师水平的唯一尺度,无形之中将显性课程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在此情境下,学校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周期长、结果具有非预期性的教育形式,从而造成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不足且滞后。 2.教师方面原因 教师没有处理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随着“终身学习”口号的提出,教师的任务明显加重,不仅要完成好当下的教育工作,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进修、继续学习等,以应对教学中出现的新情况。但是,有些教师没有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导致本末倒置,从而影响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落实。值得一提的是高校的职称评比,许多老师埋头苦读只为更上一层楼,这本无可厚非,但忽视了自己本职工作的教师就显得不是太合格了,甚至有些自私。 三、隐性课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构建的策略分析 1.从学校角度看 (1)校园物质文化的构建 这里的物质文化是指高校内外在的、可观的文化形式,主要包括:校园建筑、布局以及教学设施等,它们是物化的教育理念,涵盖着教育精神,能使学生在和谐宽松的环境中受到启发,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校园精神文化的构建 ①观念上的重视 校园管理者应充分重视隐性课程的构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要认识到校园精神文化这种内隐的、深层次的东西比显性课程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高校管理者要努力营造体现本校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校园精神文化,倡导正确健康的价值取向,塑造积极向上的政治氛围,培养热烈求知的学习氛围,用精心策划的活动和寓意深刻的办学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②制度上的规范 第一,从学校管理者角度讲,要加强行政规范,建设民主公正的和谐校园。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校务公开,发挥学生会、教代会等的作用,鼓励大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以此启示师生政治生活中民主管理的重要性;第二,从教育者角度来讲,要建立隐性课程评价制度,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教学质量和水平考核的重要指标,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要重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结合,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第三,从受教育者角度来讲,要为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管理构建一套合理科学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包括教师品行规范、教室设计管理等,要将隐性的管理育人和教书育人有机结合,通过实施保障措施,规范学生的行为,达到隐性教育的目的。 (3)校园活动文化的构建 大众传媒的建设。社会节奏的加快,使大众传媒日益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主渠道,因此,高校要注重引导学生认识各种舆论价值,使大众传媒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服务。首先,要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一方面要做好校园网的建设与维护,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相结合,充分考虑学生的素质要求,丰富网站内容,既有精品课程、校园新闻等文化板块,又有勤工俭学、问题反映等服务板块。其次,校园广播站也是一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途径,利用好广播站的宣传功能,实现学生需求与内容的“红”的统一,提高其生命力和教育力。 2.从教师角度看 (1)教学上 显性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虽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是以显性的课程方式实现的,但其中包含着广泛的德育因素,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门类众多的课程没有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显性课程的形式和方法主要强调灌输而忽视师生的主动参与和接受。 (2)素质上 师德师风的建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爱岗敬业、民主公正、为人师表等工作态度都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隐性课程资源,能使学生在优质的服务和管理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3)人际上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作为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新课程强调的新型师生关系应是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和社会道德上的相互促进关系,只有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平等主体地位,才能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知识的传递,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接纳和内化知识。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在日常学习、工作中,应深入学生中间,动态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多沟通与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3.从学生角度看 (1)校园内 ①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干部是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干部是联系学生和教师、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主体力量。通过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有利于增强其成员的政治觉悟性,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及时性。 ②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高校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是独立性增强,实践精神加深,他们排斥空洞的理论灌输,不满足于被动接受显性课程现成的观点,因此,创新隐性课程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2)校园外 针对大学生排斥纯理论课程,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寓教于行,寓教于乐,扩展教育空间,走出校园进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大学生独立意识增强,具有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陵园、博物馆等,在精神上进行熏陶,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如:南京晓庄学院寒暑假期的社会实践报告的填写,旨在倡导学生参与社会、体验生活,在内含丰富的实践中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作者:王文建 单位: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青年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网络技术改变了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 网络技术是集计算机技术、信息传播与多媒体技术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信息技术,具有极大的新颖和先进的特点。对于求知欲特别强的大学生来说,网络技术是他们各种信息主要接收者方式。现在,网络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交流互动性强且影响范围广的网络对青年大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1)网络技术让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场所、时间不受限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大学生学习知识的地域性,原来青年大学生们学习知识的场所多限于课堂、书本,而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兴趣和实际情况来选择何时、何地学习。目前,很多青年大学生已经具有通过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的能力,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即时性使学生的学习时间不再仅仅局限于上课时间,而且在任何时间都能获得所需要的知识。 (2)网络技术让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加丰富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青年大学生可以在网上更加随意浏览与下载自己想学的知识内容,学习知识的观念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上网查阅资料并获取自己所想要的各种知识。同时由于知识的充实使得大学生不再局限于获得传统教育中认为实用的知识。这种获知内容的改变,使得青年大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完整。 (3)网络技术突出了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原来的教学主要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它的这种固定模式,网络技术将教师的施教方式教学的焦点从教师逐渐转移到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学习”和“发现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怎样学习将是教学的重点,而不是教师怎样讲授。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宰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向导、学习资源的开发者 (4)网络技术为教学提供了巨大的信息源 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文字、声音、图像并茂的新天地。它的巨大信息包容量所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远远大于任何教材和教师,是一个全球性的图书馆,包罗万象的知识信息库,其中有取之不尽的教育教学信息。网络信息的包罗万象与瞬息万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材信息的滞后性,教材“昔时信息”与“即时信息”的矛盾,对于迅速提高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5)网络教学有利于建立协作学习模式 在基于网络化的协作学习环境中,学生以合作学习小组为组织形式,形成学习共同体,利用信息资源合作交流。学生之间形成了伙伴、竞争、协作关系,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谊。提高了学习效果。 二、科学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思想教育的新突破 (1)建立健全的校园信息网 对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来说,网络生活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学生很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误导。如在对国家敏感事件进行讨论时,学生往往会受到社会激进分子的言论影响,出现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表现,近期的中东各国社会动荡就一个很典型的事件。 当青年人的爱国心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进行表达时,他们选择在网络上进行串联活动,并迅速扩大参与人群,引发在某些地区的抗议活动,这样的事件蕴含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的校园信息网,它既可以充当“把关人”的角色,把一些流入学校的消极消息过滤掉;又可以发挥“天平”的作用,对一些难以过滤的消极信息进行平衡。当遇到学生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时,我们可以通过校园网进行跟踪掌握,及时地纠正在讨论中出现的错误观念。 同时,建立健全的校园网络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综合运用素质,可以将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紧密结合,引导聪明、勤奋的新一代大学生去真切地感受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网络世界,领略数字时代以知识论英雄的创业精神,充分激发同学们的上进心和创造性,走积极、健康的网络之路。 (2)BBS论坛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BBS是大学生在网上的重要活动空间。作为早期互联网的主要应用之一,BBS在中国高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大学生们通过BBS交流信息,结交朋友,发表对学校和社会的看法,BBS成了建立在网上的“虚拟校园”。BBS这一网络平台的建立,为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同时,当BBS处在匿名状态时,由于缺乏追究责任和惩罚不良信息者的手段,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危害社会稳定;也容易导致大学生的自我责任意识淡薄,少数比较偏激的学生可能因为对现实不满或受到一些挫折等因素,而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利用BBS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根据“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原则,建立BBS舆情管理及长效引导机制,做到线上线下结合,及时有效地管理BBS信息,适时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3)网上即时通讯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人们在互联网上接受信息、获取知识,同时也借助网络进行交流和交往。以QQ、、飞信、MSN等为代表的即时通讯技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互联网应用模式,早已为大学生网民所熟知。 “网络聊天”更是不少大学生网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网络即时通讯技术使大学生们的网上交流变得更加自由和活跃。他们把自我平时压抑和隐藏的个性自由发挥出来,在与网友的交流中获取认同感并释放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压力。 当前,我国高校正在推行学分制,班级同学之间接触减少,传统的班集体活动难以开展,网上即时通讯工具的“群”功能可以帮助教育者把班级搬到网上去,通过建立在网络上的群体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网络体现出个性化的关怀。同时,教育者可以利用网上即时通讯工具拉近与大学生的心灵距离,即使两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教育者也可以利用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在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现实生活状态和心理特征,从而因势利导,矫正认知偏差,引导他们健康成长。通过真诚的交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可以互相影响,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 (4)博客、微博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应用 博客、微博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和时间。从“面对面”到“键对键”,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教育者可以将自己的积极情绪、思想和知识通过博客与大学生分享,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变得更为广阔、更为开放。博客、微博是互联网应用个性化的产物,但这种个性的展示也面临着被扭曲成一味猎奇和标新立异的危险,先进思想的宣传面临着挑战。以木子美、芙蓉姐姐为代表的一些“网络名人”借助博客迅速成名,其言行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 网络技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需要我们具有超前意识和创新能力,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思想政治课教师是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推进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整合,为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开辟一个新天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1管理机制不够科学 第一,管理过于集权式。各级党委集中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重要人财物与权力,而一般的管理人员仅仅是通过自身的榜样与人格魅力进行管理。在奖励机制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科学化的工作机制未能够形成,这导致管理的动力不足。 第二,管理未能够上道。管理未能够上道指的是当前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未能够到达管理主要的干道,管理工作依旧处于高校管理活动的边缘。尤其是科研在大学制度化后,高校的主要任务是科研和教学,而不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际行动。一些高校有着非常严重的轻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而重视专业理论教学的趋势,这导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 第三,管理缺少切入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持续地发现、分析、解决问题,以及解决矛盾的过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整个过程。倘若管理缺少切入点,一系列的环节出现问题,那么就较难开展管理工作,并且被管理人员也缺少积极性和热情。而单纯地凭借高校学生会、团委、学工以及党委等进行直线单边式的管理是不行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只有通过学生会、团委、学工、行政、党委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网,借助多样性的组织网络向高校的一系列角落渗透,在高校生活管理中通过“点、线、面”的方式进行,才可以切实有效。 二、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2.1真正地转变管理思想 促进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提升,推动学生的综合发展,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准确的表达和完整的体现。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结合自身的意志变成自身的主人,从而实现人的能力、意识、情感、需要、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协调和全面发展。立足于高校现代化的管理制度,需要在绩效管理、目标管理,以及人本管理等的全面引导下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从而使得全员型管理、渗透型管理、民主型管理、素质型管理,以及规范型管理的新局面形成。教育也就是所谓的服务,将高校的各种人员都作为“质量链”以及“服务网”当中的一员,注重团队协作与全员的配合。与此同时,注重加强所有管理者的培训和教育,进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服务观念,使得服务能力提高,一切管理事项都以学生作为优秀,推动学生的综合性发展,最终实现学生的自我服务、教育,以及管理。 2.2注重建设管理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合理的决策以及正确的方针都务必要求一支管理队伍来实现,它直接关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实现理想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以及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会存在一些新型的课题以及新型的情况,这就要求一支专业性较强的队伍去探究与实践,从而跟社会发展的需要相符合。而这支强大的管理队伍需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思想进行武装,并且具备渊博的科技知识,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特点和规律。还要求他们不但是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而且还是进行实际教育的思想教育人员。另外,还应当创建兼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切实形成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和专职政工工作者作为支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并且对这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实施职业生涯规划、网络应用技能、职业技能、专业素质、理论思想等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切实变成专家型和专业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 2.3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科学化 怎样合理地统筹,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结构得以优化,将它的管理机制变得科学化,这是高校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个问题。以管理作为视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能不能实现最为理想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优化组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的组织结构。高校需要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教师队伍的激励、考核、任用机制,且将一定的倾斜策略制定出来,进而在这支队伍中加入更多优秀的人才。应当注重投入经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一系列投入经费进行科学地确定,保障一切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应当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使得依托管理、注重服务、教育为先的管理机制形成,逐渐地形成党委全面地引导,以及以党组织作为主体,党、团、政、工一致管理、相互支持、紧密联系、各司其职的管理。应当有效地借助社会实践教育,提高参与,实现知行合一。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越来越获得人们的广泛关注,务必强化管理,只有如此,才可以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在新的形势下,持续地探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型方法和策略,这不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际要求,而且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只有在实践当中不断地探究新型的管理策略,并且有效地实践,才可以切实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吴树春 单位:大庆师范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人性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理论基础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众多学者论述,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引,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基础和前提。 (二)心理学相关原理心理学理论的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心理学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受教育者的心理积极性,并且由于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理问题都不一样,个性、性格也不尽相同,因此,就需要在尊重受教育者个性的前提下,针对其特点解决好物质和精神需求。(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学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通过研究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规律,研究人的观点、立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等内容,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作为研究人的思想的重要学科,其基本立足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涉及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缺失状况的研究 关于人性化的缺失,东南大学的宇业力博士和石开斌博士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探讨》一文中提到人性化缺失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分别是人性化理念的缺失,价值的异化和方式方法的非人性化。第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理念的遗失,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国家和社会的主流问题及思想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及理念,而往往对于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实现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却很少关注,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只学习到了教育者的思想想法和既定知识,很难通过学习去举一反三,产生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识,这是一种对于人性化思考的缺失;第二方面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于人性化价值的异化,在高校教学过程中常常很容易忽视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需要,只谈及受教育者对社会的贡献,这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种超现实的奢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价值的异化;第三方面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方式方法的非人性化。 学者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缺失在高校教育过程中表现的很明显,主要包括: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忽视人性关怀。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思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和严肃性,往往使得教师在课堂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只有教育者在按照自己的思想想法和既定的教材知识来进行教学,而很少顾及青年学生的思想现状和心理特点,并且在教育过程中,片面的强调和放大了教师的权威,使得学生不敢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教育者自然也不能真实的了解教学的效果;二是学生日常管理重管束,轻发展,传统的学生管理通过下发命令、处分警告和压服的方法来控制学生不去违规违纪,这自然也是一种方法,也暂时会取得一些成效,但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去考虑,采用恩威并施,教育引导的方式去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反思,这才能真正做到促进其发展;三是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对于学生的服务工作有的不到位,学校往往只把学生当作被管理的对象,去规定其行为,表扬或批评,而忽视了学生是服务对象的身份,对于其在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不能很快地去解决。 学者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缺失的表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物质需要的忽视违背了人的“自然性”;第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压抑和消解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第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甚至抹杀人丰富多彩的“个性”;第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人的“目的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实现途径研究 关于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单单是要教育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要通过关心、理解、尊重、信任人,来培养人的独立个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人的自身素质,促进其不断发展。可以说,这样的教育理念的优秀就是肯定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是创新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沟通的重要性,加强情感沟通,平等对待,同时要注意学生的个性化区别。 同时,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学内容要多结合当前国家和社会最前沿的问题来讲,同时,也要让受教育者多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求同存异,才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要一味的进行说教,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采用不同的方法,教育与引导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反思和质疑、合作的精神。 四是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环境对于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学校应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实际情况出发,努力营造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例如校训、校风的建设会起到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使得学生从校训校风中正视生活、陶冶情操、得到启示。 作者:范孟楠 单位:东北电力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现阶段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情况 21世纪是我国教育正蓬勃发展的阶段,也是成长的关键环节。在获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一一解决。下面我们从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所取得的成就1.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了法律法规,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十七大提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和史无前例的挑战,关注大学思想政治队伍的建设刻不容缓。现在思想政治建设有了法律的保障和国家的重视,同时也有了很多政策的保障和优惠。目前,很多高校积极配合国家的工作,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加强思想政治教师资源的建设和配备。2.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和体系更加规范。各地各高校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和开展诸如此类的活动,使人们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3.从前几年的工作情况看,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很多教师辛勤付出,默默耕耘不问收获,每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二)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师生活压力大。由于很多地方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对思想政治工作不认可,带给教职人员无形的生活负担,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顺利进行。有些思想政治教师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如偏远的地方对文化的重视薄弱,而且环境也恶劣,那些地方往往资源稀缺,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时要进行多种工作,增加了工作量。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生活压力急剧增加。 2.对思想政治教师的培训不够深入。由于现在工作人员的任务量比较繁重,很多时候根本没时间去参加培训。加之由于成本的限制,举办一次培训需要较多的资金,这些成本无人承担,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很难接受专业的培训,更没有机会互相交流和探讨,只能凭借自己所学所闻去完成工作,最终的结果是思想政治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停留在原地。 3.某些高校还不够重视。思想政治方面的尖端人才还很稀缺,这是教育面临的问题。另外,某些高校只重视研究成果等硬件性的东西,而忽视了一些软件性的指标,导致许多教师缺失了专业性的知识,最终减弱了思想政治教师的职业热情。 二、现阶段大学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如今,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建设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发生变化。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教育对象也变得多种多样,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需要迎接更多的挑战。因此,学校必须要明确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清晰地认识实施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1.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剧增,大学生的素质普遍降低,很多学生只注重科学文化的学习,而投入思想道德学习的时间量相对减少,也就是说,大学生没有全面均衡地发展自己,忽视了自身修养。另外,很多学生都是在父母的关照下成长,生活在人际复杂的社会中,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和心理障碍,进而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观的形成。出现上述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少和自身修养的欠缺。所以,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2.如今生活在大数据时代,学生的思想和感知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思想具有时代特色,以前的教育模式已然不能够很好地适用于他们。这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跟上时代的变化,转变思维模式,改变教育观念,积极地学习如何教育当代学生,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在遵从基本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为思想政治建设谋求新途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高校的教育模式,不仅提高了高校资源的利用率,更为思想政治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机遇,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强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显得尤为突出。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 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师领导者的作用。学校应该通过多种方式给予教师广阔的发展空间,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工资待遇,出台多种优惠政策,设置一些奖励措施,对优秀者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荣誉。高校应不断地为广大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提供晋升的机会和途径,加强理论知识和政治素养的培训,使思想政治教师结构得到合理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同时,要加大对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大力培养具有带头作用的优秀人才,努力改善思想政治人员的工作环境,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团队的力量。 2.高校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高校必须从教师的学历、学位以及平时的表现入手,公平公正地培养和选拔骨干人才,同时也要合理分配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创造更多的专业对口的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者容易就业。另外,高校应定期派送优秀人员到更高水平的机构学习和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努力把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四、总结 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好坏不仅影响大学生的健康,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虽然思想政治建设存在很多挑战,但我们不能放弃,尤其是高校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勇于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做最大的贡献,使我国人民思想道德水平更上一层楼。 作者:张桂凤 单位:鄂州职业大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优秀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优秀、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优秀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优秀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优秀,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优秀,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优秀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优秀、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优秀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优秀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优秀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优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优秀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优秀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优秀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优秀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形势日益严峻,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挑战。本文分析困难形势下影响煤矿队伍稳定的原因及现象,并提出了解决途径,促使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压力转变为全力保安全、保生存、保稳定的动力。 关键词: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稳定 在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库存高位、价格低迷成为煤炭行业“新常态”的背景下,煤炭企业大面积亏损,保安全、保生存、保稳定工作成为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解决困难时期职工思想稳定问题,是当下煤矿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影响当前职工队伍稳定的主要原因 1.矿井生产经营造成的思想波动 2012年以来,煤矿企业长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且大多数干部职工亲身经历过20世纪金融危机冲击的艰难时刻,具有较强的危机抵御能力。但市场长期低迷,仍使许多职工对煤炭前景失去信心。特别是没有经历过煤炭行业盛衰转替的青年职工,思变、思走思想不断衍生,对企业缺乏信赖和依靠感。此外,随着煤炭滞销、煤价下滑、效益与成本严重倒挂等不利因素,收入持续下降,物价却保持高位,职工子女上学、住房等造成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生活上超负重心理,引起职工思想混乱,行为恐慌。 2.职工思想情绪造成的思想波动 一是缺乏有效的正面宣传引导。煤矿企业在形势教育方面,讲困难、说挑战的相对偏多,对矿井家底、应对举措、同行经验讲的少。此外,形势教育主要依靠学习材料、报纸网络等,存在教育途径少,涉及面窄,宣教效果受人员认知影响等现象,正面宣传引导不够,甚至出现了抵触现象。二是多数干部职工等考要思想不同程度存在。部分干部职工主人翁意识有待增强,等矿上的政策,靠矿上的支援,要矿上的救助,甚至有个别干部职工攀比思想严重,不讲贡献大小,只讲得到的报酬多少,混日子思想严重。这些都是制约我矿实现保安全、保稳定、保生存目标实现的重大障碍。三是对薪酬的期望值过高。部分干部职工在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期间,享受惯了优越待遇,一定程度上缓减了经济压力,提高了生活水平。可现在煤企疲软,市场低迷,收入持续下降,职工心理上难以接受现状,经常比较工资、待遇,未能及时调整心理预期,对现实情况不满意。 3.管理制度不适应造成的思想波动 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波动较大,经常表现消极情绪,模范带头作用不明显,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带头浪费、推诿扯皮,表率作用没有发挥。此外,现行安全培训考核过于死板,抽考、背诵方式不灵活,且处罚力度大,导致职工看到抽考人员脱岗、躲岗现象,影响职工工作积极性。 二、做好困难时期职工思想工作的途径 1.摸透职工思想是先决条件 在市场竞争激烈、内部改革深化、价值取向多元的新形势下,要将职工思想统一到矿井发展上,就必须摸透职工的思想。困难时期职工思想,可概括为如下特点:一是人心浮动,人才思动。在生产被动、经营困难的前提下,人心浮动是职工思想最明显的特点。二是精神不振,干劲不足。困难情况,绝大多数职工只能在单位等靠。久而久之,职工心理失衡,唯一的对策就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三是怨声载道,怨天尤人。在当前形势下,职工对煤矿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埋怨情绪严重是突出的特点。四是学习放纵,思想放任。由于企业效益差,工资低,失去了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也就失去了学习进步的动力,满足于现状,无所事事,不思进取。 2.严格干部管理是重要基础 队伍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首先要抓实干部管理。只有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干部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队伍建设,改变“庸懒散”现象,提高工作效率和标准,才能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落实。二要抓实处理问题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超前,工作就会陷入被动。在煤炭行业“新常态”下,必须从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等实际问题入手,抓热点、攻难点、办实事、求实效,用实际行动为职工做好服务。三要提高执行力抓落实。通过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巩固年”要求,强化岗位履职尽责,高质高效完成任务,主动适应煤炭行业新形势。 3.加强班组建设是重要途径 班组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石,是职工日常教育的重要阵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利用好班组这块“土壤”,采取多种活动,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形势教育渗透进去,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职工素质、技术水平的提高,也要靠班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引导。班组工作头绪多,内容琐碎,决定了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大政工网络,积极开展活动,把工作做活、做细、做出特色,使班组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4.关心关爱职工是关键环节 越是企业困难时期,越要关注职工生活。首先,对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给予关注与回应,消除和缓解职工的思想波动。并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带头抓安全、保稳定、强管理。然后,结合当前形势,对个别职工心理恐慌、忧虑迷茫等问题,采取个别访谈、家庭走访、专题会等形式,认真做好宣教教育、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政策措施,大力开展“降本增效”、修旧利废活动,从点滴入手,节支增收,千方百计保证职工利益不受损失。 作者:张举 单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一矿行政办公室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帮助研究论文 摘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妥善把握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促进,是所有企业管理者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妥善处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拓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渠道,展示思想政治工作新作为的需要。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倡导、积累、筛选与提炼形成的人本管理理论,它以企业价值观为优秀,以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等为主要内容,能够激发和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相交的圆,既有互相渗透影响的相同部分,也有本质不同独特互补的不同之处。 二、正确区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点。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1、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2、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员工。 3、工作方向一致。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4、工作内容相似。一是在经营行为方向,建立和坚持行为准则、企业道德,维护企业信誉,树立良好形象,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合同。二是在价值观方面,注重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三是在企业精神方面,强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旺盛的劳动热情。[论文网]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点。 1.内容不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根据企业内外条件培养企业精神、确定企业目标、树立企业形象等,具有鲜明的企业个性特征。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进行系统的路线政策、形势任务教育等方面的教育。 2、主导力量不同。企业文化的优劣及建设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建水平。 三、正确把握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新的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其发展。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企业员工出现“精神危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谋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并为员工所认同的一种先进群众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企业个性。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1、借助企业文化,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生产的融合。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2、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物质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 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强化;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等要靠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保证;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推动促进。 总之,只要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更新观念,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就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和谐社会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一、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情况,给既有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凸显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道德观念多元化。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信息、多元化的道德导向。面对如此多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对正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中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辨别能力弱、社会实践少、阅历浅、思想单纯,容易出现价值判断的模糊和偏差,进而对其在课堂上接受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产生怀疑和否定,这就给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2.管理主体错位。在现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往往把学生管理工作看作是管理工作的主体和中心,把学生摆到完全从属的、被动的“被管理者”的位置上,学生管理工作以“我管你”为基本架势展开,以“管住你,管好你”为目标。该方式带来的结果是工作量的增加与工作队伍薄弱相矛盾的局面,同时也忽略了学生主动自我管理和寻求发展的积极性。 3.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薄弱。目前大学生数目快速增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师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主要由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专职教师和学生政治辅导员组成,同时学生管理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能力和经验水平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4.社会就业压力大。据劳动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岗位总量的22%。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人们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提出质疑,对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产生动摇,使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功效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面临挑战。 二、对策与方法 (一)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教育观念,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前提 1.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把学生当作能动的、独立的主体看待。 2.坚持服务育人理念。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调整心态,充分发挥服务工作的优势,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保证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 3.确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学生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 (二)优化工作队伍,提高学生素质,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 当前在高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是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以及“两课”教师等,加强队伍建设,形成一支专业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的专职工作队伍,是首要工作;所谓师者,天职即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的成效要好于单纯理论的宣扬,充分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主动性,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工作贯彻到每一个教育教学环节,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更适合教育实际。 (三)深入学生实际,把握规律,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1.围绕学生的思想特点,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以德为本与道德虚无之间、高雅追求与庸俗趣味之间、倡导艰苦奋斗与贪图享乐之间的反差。针对其思想特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贴近学生思想,把思想道德课和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不断尝试更多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融进教材、课堂、网络、公寓、社团和学生头脑。 2.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勇于响应时代的召唤为理想而奋斗,同时他们所处的复杂的情境中诸多的应激源——学业成绩、人际关系、经济困难、恋爱挫折、就业竞争、网络互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偏差。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感把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动态,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去引导他们,采取正面引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及时开展心理咨询等活动,提高其心理健康素质。 3.把引导学生的需要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中,作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大学生处在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人生阶段,对物质和精神存在不同层次的欲望和需求,由于现实与主观愿望存在差距,常导致物质愿望与自身经济条件的矛盾、成才愿望与所处的学习环境的矛盾、成就事业的追求与社会就业难的矛盾,主观愿望的实现一旦受阻,他们往往陷入悲观。因此,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注重工作的时效性和成效性,紧紧围绕大学生的需要特点,有的放矢、因势利导地加强对学生需求的引导,贴近实际,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好各种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不能脱离大学生实际,形式不能脱离社会及大学生的现实,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精心设计载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知识竞赛、歌咏比赛、形象设计大赛、辩论赛、音乐会、读书会、体育竞赛、美术书法展、科技活动等文化活动,陶冶学生情操、锻炼学生能力、提高学生觉悟。进一步加强校风、学风建设,优良的校风和深厚的学风,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同时,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校园网站管理,遵循网络特点和网上信息传播规律,在校园网站终端设备安装封堵色情、反动等不健康内容的过滤软件,规范上网内容,开辟红色网站,为广大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绿色网上空间,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始终让生动典型、喜闻乐见、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占领校园文化阵地,促进思想道德建设健康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一思想政治工作缺失论 回顾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我们党做了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一贯坚持贯彻好。仅1989年,邓小平就曾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的谈话中、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谈话中以及在会见李政道教授的谈话中,多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造成这种后果,有多种原因: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和平演变”攻势,攻击社会主义的思潮泛滥;二是国内存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三是当时的理论宣传没有坚持正确的导向,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缺少充分的研究、剖析;四是实践上缺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行动,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呼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 二思想政治工作目的论 1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要静下心来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同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论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经济调整的重大意义。“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2]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实现。 2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建设。邓小平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3]这里的宣传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经济和政治形势,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4]“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5] 3增强党性 由于“左”的、右的思想倾向的存在,党内危险因素、腐导,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忽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组织纪律不严格,民主渠道不畅通,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提倡派性,反对党性,主张派性高于党性。为了防止这些因素的泛滥和蔓延,纯洁党性,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6] 三思想政治工作内涵论 1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教育 面对战略重点的转移,为适应新的形势,邓小平号召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7]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已经指导我国革命取得成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没有理由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教育,尤其是思想。“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8]“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9]对待思想,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把思想与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总之,“老祖宗不能丢啊!”[10]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绝非危言耸听,苏东剧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2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1]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地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12]在这里,邓小平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明确了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的极端重要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优秀,是坚持党的领导。”[13]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优秀,就没有凝聚力,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优秀就是反对党的领导”,[14]“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5]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16]因此,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贯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3理想与纪律教育 教育的目标是要造就“四有”新人。“四有”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7]理想是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也是决定精神文明方向的主要方面。因此,对于理想,“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8]邓小平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8] “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18]纪律是人们遵守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自己职责的一种行为规范。纪律是理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理想实现的重要保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18]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要达到这一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有法制教育的内容。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有助于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总之,“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建设。”[19] 4历史与艰苦奋斗教育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到,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用历史教育人民。用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懂得,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是共产党领导无数志士仁人浴血奋争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邓小平经常告诫人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20]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八十年代里需做好的四件事之一。因为艰苦奋斗是中国革命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绝对不能丢,而且要进行长期的教育,稍有松懈,“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 [21]即使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邓小平也不忘用艰苦奋斗这个传统教育人民,认为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22]“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基本方针。所以,自力更生的教育也不容忽视。 四思想政治工作途径论 1加强理论学习和教育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途径,也是基础。邓小平指出:“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同志的著作。”[23]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认真研读原著,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他同时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24]“学马列”,不能固守成规,思想僵化,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反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思想战线存在的涣散软弱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导致思想战线错误思潮泛滥、人们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因此,对待这些问题,“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不能丢。”[25]但是,批评的方法要讲究,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掌握分寸,不要搞围攻、搞运动。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利于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3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是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先例。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了党的思想领导,体现了在一切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针对党对思想战线领导不力的状况,思想战线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改变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必要性。邓小平呼吁:“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26]要防止因工作重心转移,只埋头经济工作,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27]邓小平表达了我们党战胜思想战线种种困难的决心。 4联系实际 “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28]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人民关心的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进行周到细致、说理充分的教育。 (1)结合历史培根有一句名言:历史使人明智。结合历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省,用以指导现实实践,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邓小平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并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29]“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30]结合我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唤起民族的危机感,时刻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建设国家。 (2)不离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31]这里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31]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围绕现代化建设,并为之服务。“深入研究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31]用来源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更好地参与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摘要: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本文仅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缺失、目的、内涵以及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四个方面对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粗浅的探析,以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1凯里污水处理初见成效 2008年凯里市严格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的意见》和《凯里市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在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努力,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9.12吨标准煤,同比下降4%;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8%、15%。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隶属于凯里市自来水公司的凯里市第一(龙头河)污水处理厂,总投资1.06亿元,占地面积53亩,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5万吨。工程于2003年11月份开工建设,2007年8月1日投入试运行。该厂主要设备从德国进口,采用先进的集散型控制方式,处理后的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级B类排放标准,通过了贵州省环保局的验收。龙头河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和投入运行,不仅填补了凯里市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空白,从而结束了凯里市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的历史。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城市品味,改善城市区域水环境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饮用水源综合整治防治工作后,清水江、巴拉河水质达到了地表水III类国家水质标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表水达到水功能区规划标准,城市水污染和酸雨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按照凯里市总体规划,凯里市第二(洗马河)污水处理厂的筹建工作已全面起动,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3万吨,工程总投资7209万元,占地36亩。建成后凯里市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凯里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经济利益占主要地位,而本该是企业重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忽略,个中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2.1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薄弱。我市不少企业管理层认为,组织、宣传、工会等党群工作是非经营性工作,是无用功,只能增加内耗,影响和制约日常生产经营,从而把政工工作束之高阁,政工人员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充分认可,导致很多政工干部寻求机会跳槽和改行,迫使思想政治工作“底气”不足,工作表面化。比如我市风靡一时的凯里造纸厂,昔日的辉煌由于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而导致了如今的“落魄”,成为我市水污染的“罪魁祸首”。 2.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单一。我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锅煮”现象严重,工作内容单一,多是执行,缺乏主动。文件多,行动少,“灌输”教育多、自我教育少;“言教”多、“身教”少;批评多、激励少;学习文件精神多,运用现代手段创新教育少等,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说服力、感染力、凝聚力。 2.3政工干部素质偏低。思想政治工作不象其他具体型的工作,有固定的模式和方式,有规定的评判标准。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锐的思维和高深的理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的报告精彩且经典,而有些人的就味同嚼蜡。主要是由于政工干部,不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规范、市场前景,既使有所了解,也是只知皮毛,只是简单说教,缺乏说服力。比如有些政工干部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没有深度研究,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3提高凯里污水处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几点建议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希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永立不倒,都希望企业茁壮成长。记得有个著名企业家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经历的过程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前者是从规模上,后者是从服务角度上。如何让我市污水处理企业从规模上由小到大发现,从服务上从大到小发展呢?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污水处理企业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对此,笔者就如何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3.1加强班组建设,优化企业生命力“细胞”班组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它既是职工从事劳动、创造财富的直接场所,又是职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固化的场所。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高低,都要通过班组职工的劳动成果反映出来。在新的形势下要如何提高班组的内涵?一是要加强班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大道理”抓标治本与“小道理”拾遗补缺相互补充方式,引导职工把理想信念和本职岗位的行为规范有机结合起来,树立理想在岗位,岗位讲理想的观念,把理想教育变得实在化、具体化。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除了各级政工干部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班组长的配合,在提高班组长管理能力的同时要引导他们站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排头,定期就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3.2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意识人具有表意识和浅意识,表意识是工作的显现表现,而潜意识是积极性的调动因素,只有表意识和潜意识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潜能。市场经济的运行,伴随企业改制后生产经营任务繁重、各种矛盾和摩擦集中,职工的心态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颇与失衡。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的工作。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企业全体上下对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着力提高企业干部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才能统一思想,上下拧成一股绳,使企业无坚不摧。 3.3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质量企业政工干部队伍是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头羊,要提高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提高企业政工干部形象,首先要提高政工干部的思想素质,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敏锐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言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准确地向干部职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其次要加强政工干部的作风建设。使政工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做到求真务实,在生活作风上做到廉洁自律,做广大干部职工的表率。 3.4加快理论联系实践步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每个职工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与企业共兴衰的思想。比如金井河污水的处理、清水江环境的改善等就是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要让职工继续发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思想上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共同推进企业的发展。 总之,我市污水处理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改进,要认清自身的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创新思路,逐步提高企业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凯里污水处理工作效率,让凯里的天更蓝水更绿,为把凯里建设成为“宜居、宜观”的环保城市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带动下,凯里污水处理企业取得的成效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根据本人工作经验,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建议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现代社会越来越进入“网络时代”。据统计,我国因特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比电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40岁还低5岁。网上丰富多采的内容,使天性好奇、好学、爱好刺激的青少年对因特网情有独钟。他们通过“伊妹儿”(E-mail)互相联系,通过网络和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交朋友,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科技动态,也利用电脑和网络带来的逼真惊险的游戏来打发空闲时光,他们已经成为新世纪的“网上一族”。 网络时代的降临,使人们向往已久的信息时代成为现实,它和知识经济的浪潮一起涌来,必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产方式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特别是“网上一族”的青年一代,还没有形成最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因特网对他们的冲击更加直接、更加强烈,对他们的影响也更加深刻。有人说: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为青年带来机遇,帮助青年步入了成长和发展的“快车道”,青年科技“精英”、商界“少帅”将在网络时代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许多青年在互联网中消极沉沦、误入歧途。如何认识因特网对青年的影响,探索与思考因特网对于青年工作提出的严峻课题,对于做好新世纪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负面影响之一:互联网的全球性特征,易导致青年思想的混乱。 因特网具有开放性,它完全打破了国界,连通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可以连通的角落。它给我们带来大量新鲜的信息和发达国家的先进观念。这对于在封闭环境中长大、在说教式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受教育的青年一代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同时也可能消解那些应当由青年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导致青年思想上的混乱。 我们知道,因特网的基础语言是英语,95%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中文信息目前还不到1%。中国人口数量虽然居世界上第一,使用中文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因特网上,中文并不是一种强势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中文在因特网上的衰微,很可能导致长期沉湎于因特网的青年一代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淡漠。 其次,因特网的主导国家是美国,因特网上运行的信息大多隐含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这其中当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也有许多东西不适合我们,甚至是我们要大力反对的。而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处于成长期,可塑性很强,很容易受网上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潮所影响。仔细看看我们身边的青年,有多少人热爱“国粹”京剧?又有多少人痴迷“泰坦尼克”式的爱情?从比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漠然和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式大众文化的热衷,这其中,西方文化渗透是主导因素。而随着因特网的日益普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有效地同化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青年一代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不加以正确和有力的引导,必将出现思想的混乱状况。 负面影响之二:互联网的隐蔽性特征,易导致青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的增多。 首先,网上“垃圾”极易诱导青年误入歧途。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利用互联网的隐蔽性,肆意散布黄色、不健康的信息以及低级趣味的网上游戏,不仅耗费青年大量的时间,而且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1999年11月初,某网站信息栏目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信息:提供性服务及征求同性恋(限男性),并列出了联系方式。在互联网上,这种色情信息和色情网站为数不少,对涉世不深的青年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此外,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之徒利用网络组织非法活动。1999年8月6日,一位署名adxx的网民在某著名的网站上说:进入mud可以炼“”,还可以杀人。据了解,在我们深入揭批“”的同时,经常有一些愚顽不化的“”分子在网上胡言乱语,搞串联,引诱青年参与非法组织。 其次,青年人固有的特点也可能引起电脑行为、网络行为的出轨,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沦为“网络黑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国内外统计的数据来看,80%的“黑客”是青少年。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青少年的情绪不稳定,好走极端,好表现自己,他们往往对互联网技术研究很深,而到了一定时候,便产生一种“网络世界,舍我其谁?”的感觉,以及发展到利用破坏网络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前不久让电脑界闻之色变的“CIH”病毒,就是一位台湾大学生的玩笑之举。二是一些青年凭借自己掌握的高技术手段,以在网上搞恶作剧、骚扰他人为乐。一位身份不明的少年“黑客”闯入美国司法部网站主页,把网站上的“司法部”改为“非法部”,与美国政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种行为在我国也有发生,1998年4月25日,一神秘电脑“黑客”非法进入中国公众多媒体信息网(CHINANET)某省站点WWW主机,并将该省省情的WEB页面改换成一幅不堪入目的“淫秽画面”,造成极坏的影响。三是一些青年受利益的驱动,利用金融部门互联网络的漏洞,盗取巨额资金,供自己享受挥霍。一名原北京某著名学府的高材生,利用自己在证券公司实习的机会,盗买盗卖他人股票,给股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己也身陷囹圄。 负面影响之三:互联网的虚拟化特征,易导致青年人际交往的障碍。 因特网技术将地球浓缩进一张无形的网络之中,它弥补了其它联络方式的不足,具有广泛性、间接性和安全性等独特的优势。在网络中,人们很容易获得为人处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和他人对自己的终极关怀。与这种虚拟的世界相比,现实世界的缺陷十分明显。当人们在网络上获得的快乐比现实多时,自然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网络交往之中;而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只会更加倾向于在网络中寻求慰藉。这很可能导致一种后果:人们只愿意在网络上寻求虚拟但完美的人生,而消极地对待甚至逃避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 以上这些问题,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要想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引导青年正确使用因特网。 对策之一:正视网络渗透问题,强化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思想渗透,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惊慌失措;也不能等闲对待,听之任之。要通过教育使我们的青年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之精华也将越来越具有生命力;要教育我们的青年自觉担当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荣职责,让中华文化在网络时代熠熠生辉;要加强青年一代的国情教育,引导青年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增强政治鉴别力,自觉剔除网络中的“精神垃圾”。 对策之二:针对网上道德弱化问题,做好网上文明行为规范。 首先要加强道德自律,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这一点显得极为迫切。只有全民道德素质提高了,才能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其次,要强化舆论的道德评价,利用传统的新闻媒体,对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不道德现象进行谴责,形成舆论压力;三是要靠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携手,强化道德教育,形成道德良心,使文明上网成为网民的自觉行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网上法规,打击网上犯罪,使网民有法可依。 立法部门要根据网络特点,尽快加强网络违法和犯罪的认定和立法,惩治利用网络对他人的权益和声誉构成严重损害的“肇事者”。 对策之四:加强青年的社会化教育,提高青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要引导青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看待“网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教育活动,提高青年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要引导青年运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网上交友,不能将网络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不断提高青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对策之五:多开辟健康有益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 网络服务者要以高度的道德责任心,及时清理网络中的“垃圾”,不断净化网络空间;网络工作者要开辟更多健康有益,有吸引力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争取更多网民。 总之,互联网络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为青年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只要我们高度重视,正确对待,及时剔除网络的负面效应,互联网才会成为社会文明的“加速器”。否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也许是一个“文明的陷阱”。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医院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当前医院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及时解决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是摆在我们政工干部面前的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一、提高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在医院加强全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政工干部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医院管理目标的全面实现,是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引导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目的,塑造高素质的卫生队伍形象。 目前医院正处在发展改革阶段,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必然会反映到医院中来,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不能及时正确引导,帮助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纪观,就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走上经济利益至上的极端,甚至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要在充分认清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自觉摆正位置,紧紧围绕医院党政中心工作,抓紧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明确目标,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式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引导广大医务人员不断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在掌握现代医学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能力,因此,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要抓住这一根本目标,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以爱心和质量为主题,以塑造高素质的卫生队伍良好形象为目的,以纠正行业风气,树立卫生文明道德风尚为目标,以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降低医疗费用,实行单病种现价收费,改进窗口服务和护理模式,加强医患沟通,创造和谐的医护、医患关系,创造文明,促进医院健康发展。 三、新形式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随着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强化政治思想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前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在调整思想教育内容的同时改进方式方法,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才能结合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加强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党政、工、团要齐抓共管,以党组织为领导优秀,以行政职能部门为依托,以科室班组为基点,把政治工作纳入医院管理范畴,及时掌握全院职工思想活动规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形成一个积极参与、协调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2)以全方位目标管理为总纲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进展。进一步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医院全方位目标管理,实行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考核,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查各级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制度、会议制度、活动制度、奖惩制度,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3)要采取灵活多样扎实有效的方式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充分利用医院一切活动阵地,如党校、党员活动室、职工之家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读书会、知识竞赛、岗位练兵、演讲会、外出学习参观等,实行开放式,综合性教育,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多种经济交往和社会各种活动之中,同时要大力推广网络化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和有效性,使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富有成效。(4)树典型,完善激励机制。要广泛开展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优活动,以“典型”带动发挥教育、示范、激励作用。特别是在评选、表彰先进科室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条件,培养、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使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气候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它不是单纯的说教,特别是在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重要使命,作为一名医院的政工干部就要紧紧围绕当前医院改革和发展大局,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全院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改革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医院健康稳定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的崭新化、多元化、复杂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新知识,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形象,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是当前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信息化带来的变革框架下,当前的改革开放是革命性的、全方位的、前所未有的,它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变化是崭新的、多元的、复杂的,也是不容回避的。因此,如何提高在新形势下驾驭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便很自然很急迫地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面前。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充分认清新形势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要适应新形势下搞好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使命任务和职责要求,进一步强化与时俱进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形势发展日新月异,如果我们的脑筋因循守旧、僵化不前,就难免会出现种种“刻舟求剑”的现象,“提高”无从谈起。只有观念的更新,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标准、新的思路,审视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利弊得失,发现和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天地,去研究和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 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和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观念,打开视野。一是改变“自我服务”的狭隘意识,确立服务于“中心”的观念。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设计、开展和评估,而不能自成中心,自搞一套,更不能就思想政治工作来评估政治工作。二是消除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确立尊重客观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趋于多元,这就要求我们要客观认识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正确看待人们遇到的包括利益调整在内的各种现实问题。三是纠正“闭关自守”思想,确立“开放”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走出一条开放之路,要善于借鉴整个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思想道德建设成果,善于运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作为教材,引导人们在改革的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四是克服“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说教意识,确立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决不能简单地靠这“禁止”、那“不准”来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更不能随意用种种土政策土规定来压服人。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探索 第一,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新知识。面对新形势下需要回答的许多新问题,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现有的理论、知识显得落后、单一和陈旧。要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判断能力、说服能力和思维能力,途径之一就是要多研习新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小平同志的理论观点和战略主张是我们从事改革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我们解释、评判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最基本的依据。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当将此作为必修课,下功夫学懂弄通,真正把这把“总钥匙”掌握到手。途径之二就是要努力掌握现代化经济科学知识。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的许多思想问题与经济现象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既要懂政治理论,又要懂经济理论,多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多了解现代经济和企业管理知识,多懂得一些经济法规,从而能够科学的看待经济现象,正确解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途径之三就是要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条件下,科技已经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网络的飞速发展,构建了人类社会新的形态—网络社会,它和现实社会密切联系,相互作用,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必须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这样,我们析事论理就多一些视角,多几把钥匙。途径之四就是要努力掌握政治工作专门知识。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简单的说教,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政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知识,力争成为“行家里手”。第二,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形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具有示范、导向作用。好的形象能够增强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凝聚力与感召力。因此,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着力塑造以下几个形象:一是自觉投身改革的开拓者形象。我们要求广大群众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首先自己就应当对改革开放事业充满信心,坚决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自觉地当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保持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具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只要认准了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的事,就敢拼敢上,要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锐气。二是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的奉献者形象。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要求别人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理应标准更高,做得更好,要甘于奉献,避免急功近利。三是勤于学习的自强者形象。这不仅是提高驾驭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需要,也是适应参与社会竞争的需要。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具备新的素质,带头立足本职岗位锻炼成才,把干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作为增强参与社会竞争能力的过程。四是实事求是的务实者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切与实事求是相悖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必将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更加求真务实,彻底清除唯书、唯上、唯名、唯利的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心实意地从被教育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负责地解决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五是严于自律的廉洁者形象。在商品经济的“霓虹灯”下和“万花筒”中,人们容易晕头转向,沾上不健康的东西。要教育群众保持革命本色,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必须时时刻刻从严自律,塑造好廉洁形象。要正确看待和使用好手中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始终保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本色。 第三,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一是要在大胆“闯”大胆“试”中寻求新路子。对于面临的新问题和未知领域,不敢“闯”、不敢“试”,就无法去认识它、解决它,就无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只要是认准了的,只要在职责范围之内的,即使领袖人物没有讲过,马列著作上没有写过,学术界没有讨论过,上级没有明确要求过,其他单位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本单位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尝试,也可以不等不靠,大胆去试,大胆去闯。只有冲破陈规陋习,以实际效益为根本出发点,就没有不能破的规矩,没有不敢闯的“禁区”。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也一样。只要我们的办法能感召人、凝聚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行动,自觉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就没有不可尝试的办法,没有不可闯的领域,没有不能走的路子。二是要在把握群众思想变化的特点规律中寻求新对策。比如,现代条件下信息传播非常迅速,人们思想具有变化快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敏感性,增强洞察力,能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形势。对改革开放中党和国家陆续出台的新政策,要学在前、懂在前;对新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要知在前;对群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预测在前,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三是要在集中群众智慧中寻求新办法。群众是智慧的“源泉”。积累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等上级给办法不行,靠少数思想政治工作者想办法又远远不够,必须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善于捕捉群众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新方法。四是要在借鉴中寻求新途径。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潮水般地涌进来,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佛隆的“期望值理论”、赫茨柏格的“激励因素理论”等等。这些行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行为心理的一些规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荒谬的东西也掺杂其中,我们不能因为有荒谬的东西存在,就连规律性的、合理的部分也摒弃掉了,不能“泼水时连孩子一起泼出去”。在这方面,我们只要坚持科学的态度,该吸收的吸收,该借鉴的借鉴,该嫁接的嫁接,该利用的利用,就能在吸收借鉴中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良好效果,就能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使其更有时代感,更具有贴近性、实效性。 第四,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信息网络是互动的、双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可以平等地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平等地讨论和发表各自见解。政治工作的主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并且政治工作的对象、内容、和目的都是隐藏的,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保障功能。但这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观念陈旧落后,理论素养低下,或掌握知识过于老化,对网络技术等新知识知之甚少,同样会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走回枯燥说教的老路。因此,信息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是能掌握前沿知识的领先人才,是能够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行家里手。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研究论文 [摘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和效果,必须增强理论性,把握前瞻性,讲究科学性,坚持创新性,凸现人本性,发挥权威性,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关键词]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八性”;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必须注重“八性”,即必须增强理论性,把握前瞻性,讲究科学性,坚持创新性,凸现人本性,发挥权威性,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一、增强理论性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要善于理性思考,高屋建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启迪人,解决人的立场和思想问题,使人从各种谬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的能力。同志曾说过:“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以真理服人,是我们成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诀窍”。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人的正确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确立,需要正确的理论灌输。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社会主义的意识,不会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放弃理论灌输,就会给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政治导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和导向作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必须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干部和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就要求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积极进行理论探讨,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解决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 二、把握前瞻性 思想政治工作前瞻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善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超前谋划,引导教育人民认清形势,端正思想。 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战略,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国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生活、就业岗位与形式、社会组织形式、竞争方式多样化,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发生了嬗变。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前瞻性就会被动,丧失主动权,会被当成是“挡雨的伞”、“取暖的炭”式的应景之物,或是“饭后洗盘子”、“为人作嫁衣裳”的“保姆式”工具。思想政治工作要打好主动仗,把握前瞻性,就要努力学习,善于把握社会发展脉搏,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帮助人民群众明确方向,正确选择;就要善于观察、分析和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判断,不断研究变化了的情况对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就要善于和勤于思考,许多前瞻性问题都是在对大局的把握和深层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没有超前分析和科学思考,不可能取得驾驭形势的主动权;就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和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思想变化规律进行研究。 三、讲究科学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要遵循人的思想活动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开展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讲究科学性,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提高科学分析形势、获取思想信息、有效宣传鼓动、善于个别谈心、广泛组织协调等各项能力。要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学好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人才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及时吸收和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研究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理论、新方法,用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科学含金量。要认真研究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它们对人的思想的影响,遵循人的思想变化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有目的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讲究科学性,必须注重科学方法。对普遍关注的问题要上下统一,形成合力,既要加强宣传教育,又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对群体事件中的问题,要善于抓住关键人物,做好工作;对不同群众出现的思想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要注意搞好预防,抓住苗头,主动出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等等。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不脱离科学的轨道,顺利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目标,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率和有效度。 四、坚持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生命力源于不断地创新。一旦失去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随着时代不同、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创新的时代,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创新是迎接挑战、解决问题、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它不仅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继承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和否定过时了的观念、内容和方法,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机制、内容和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观念创新是前提。新时期,新形势,新问题,不解放思想,不创新观念,就跳不出旧的模式框框,就会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就不会打破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式,不能根据时展和人们思想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机制创新是保证。没有科学健全的机制,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形成“两张皮”,就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因此,要建立完善的领导管理机制、充分的保障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内容创新是优秀。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理论滞后,跟不上社会存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就会成为空洞的说教,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有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你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导弹”。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方法手段创新是关键。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要讲究实效、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工具和信息网络技术,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含量。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素质是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因为知识是人们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在不断学习中创新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新事物都是思维的产物,创新不是“梦想”,创新来自勤于思考和多动脑筋;创新不是蛮干,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来源于实践五、凸现人本性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所有教育活动,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优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 思想政治工作人本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而实施的,必须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优秀,摸清人的心理动态和思想脉搏,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正当需求,因势利导,关注人性,凝聚人心,激活人气,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应有的作用。 爱心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尊重是心灵沟通的桥梁。思想政治工作凸现人本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多一点人文精神、人性思考、人文关怀,注重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突出人性、情感、关爱,克服“冷面孔”、“铁心场”、“机械化”。要关注人的喜怒哀乐,了解人的七情六欲,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做到对待群众要“真心”,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多与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见;日常工作要“留心”,与群众同甘共苦,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说服教育要“耐心”,对有缺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居高临下,强迫压制,要创造一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尊重人的平等和谐的气氛;关心群众要“热心”,使群众感到温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这样,群众才会服你、信你。 六、发挥权威性 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具有非权力影响力,对客体有崇高的威信,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取得成效,与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影响力很有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一是权力影响力,一是非权力影响力。权力影响力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权力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感召群众。非权力影响力,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格感染力。李瑞环同志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要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人格是人的道德品格、精神素养、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人格的魅力是无穷的,虽然它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但它有一种不靠任何外界制约的自然影响力。高尚的人格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赞许和仰慕,从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心灵震撼力,让人民群众自然而然、自觉自愿地服从,思想政治工作才更具威力,收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为人民群众所折服。 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权威性,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带头实践自己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对自己严格要求,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正人先正己,教人先自教”,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高尚的品格感染群众,以端正的言行带动群众,以良好的形象影响群众,使群众心服口服;否则,“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一套,做又是一套,马列主义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假正经”,群众就不会服你,而会“恐惧”你。古语云: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罗曼·罗兰也说得好,要播种阳光到别人心中,首先自己心中要有阳光。那种“说得漂亮,做得肮脏”的干部,群众最厌恶,你讲得再多,群众也不会听你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一声“跟我上”产生的号召力,胜过千言万语,不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的表现吗? 七、富有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调查研究,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和不同对象的特点,选准切入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看清对象,因人制宜。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差异的,既有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的差异,又有从事岗位职业的差异,还有经济状况、家庭环境、社会背景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思想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一刀切”、“一锅煮”。如教师批评学生,对外向型学生,教师可“直截了当”,而内向型性格的学生则可能受不了,只能“点到为止”;批评男生,教师可“平铺直入”,对女生有时则要“迂回曲折”。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注意场合,因地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所在的场合的氛围相协调,切不可随心所欲,不看场合,跟着感觉走。如批评人,避开“众目睽睽”的场合进行促膝谈心式的教育和疏导,别人容易接受。否则,他会公开跟你“顶牛”,哪怕你再有理,他也不会承认错误,因为你给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他有逆反心理,对你不服。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把握时机,因时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捕捉最佳契机。如发现有的青年学生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心情烦闷,情绪低落、波动;处在重重矛盾之中而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受批评或处分后思想不通,受到表扬或奖励后骄傲自满;与别人发生矛盾而影响团结等等,这时候正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时刻,必须在此事发生之时就进行。否则,时过境迁,失去良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就不好。 八、注重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形式主义,克服“假、大、空”,避免脱离实际的“放空炮”,力戒空谈盲目,坚持求实作风,注重调查研究,虚功实做,求真务实,讲究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要搞好调查研究和思想动态预测,了解人们的思想状况,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科学预测人们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在政策性、原则性基础上,及时引导,注意方法的灵活性,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不同思想问题,采取各种有效的教育方法,才会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种工作之中,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绝不能时紧时松,时抓时放,患冷热病。而应结合其他工作,一同布置,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评比。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形成长效机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志曾说过,做工作要说服,不要压服,压而不服。因此,我们应把善良、诚恳、亲切、乐于助人和善于理解融铸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克服“我打你通”训斥式、审问式的工作方式,带着理解人、帮助人的真情实意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研究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名言:“在行动中,要把不管是你自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性都永远当作目的,永远不能只当作手段。”这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也可以说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与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可谓不谋而合。把人看成目的,这就像十七大报告里第一次出现“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字眼所蕴含的意义一样: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更加注重关心人内心的感受,贴近人的心灵。所以人本原则指导我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尊重每一个有特点、有价值的生命个体,走进大学生的心理。新时期大学生的认知特征,从受教育者的视阈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提供了依据。因此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应针对大学生认知特征对症下药。 一、针对大学生认知价值性、理智性,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1.针对大学生认知导向的价值性,坚持整合一元导向。认知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是陈述性知识。我们不妨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观,也对道德知识做一个粗略的层次划分。我们认为,在道德知识体系中,人们关于规则、正义、善恶、良心、荣辱的观念与认识应是陈述性知识的主要内容。这些“底线”的道德认识是个体日后形成关于具体道德事件分析和评判能力的基础。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识掌握的最高目标是形成和发展元认知知识,就道德知识而言,这种元认知的知识应该包括个体在综合了解道德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自主价值选择的自由境界。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备的陈述性道德知识和程序性道德知识为基础。据此,我们是否可以依据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对大学生的认知活动作出这样的解释:个体在道德发展过程中,需要基本的道德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与具有价值倾向性的认知导向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网络资源的高度共享,大学生认知导向的多元价值性更加突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当坚持价值观教育的一元导向,在坚持主导前提下促进多样化的发展,保证价值观呈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所谓一元价值导向就是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大学生进行开放性和宽容性的价值引导。为此,一方面,要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兼顾本人、他人、集体、国家的四者利益,当四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为重。另一方面,在充分了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价值评价,在开放与宽容之中加强价值的筛选和滤导,引导学生吸纳合理化程度较高的意识观念,缩短学生在学校中的理念价值与在社会中的经验价值之间的距离。 2.针对大学生思维发展的理智性,注重启发道德思考。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培养学生的认知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强调的是教给学生吸收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这就等于在学生的心里培养了一位“老师”,随时可以告诉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知识和策略,就可以解决其学习中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认知策略水平越高,其思维的理智性也越强。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在知识获取中逐步培养了自身的认知方式,具备较强的理性选择能力。仅靠思想政治工作者灌输的教育方式难以使学生接受并履行某种道德规范。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强化是一个道德信息接收、理解、加工等知、情、意、行的过程,涉及一种道德知识或规范的理性认同,以及由知识的理解到内化的机制,是由相互交错的复杂的思维系统的层次结构关系决定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道德认知方式从以往的以外部权威为主转向了以内部理性为主。“所谓道德思维,是指根据道德感知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推理,是对道德现象的本质、特征、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从“理”的角度提升大学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学生掌握道德思维的艺术,而不是满足于对规范的表层灌输,要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建立起信仰,使“知道-理解-信念”三个教育环节紧密相连。 二、针对大学生认知意义性、敏锐性,拓宽思想政治工作途径 1.针对大学生记忆活动的意义性,积极创设真实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生的记忆就是一个意义赋予的过程。大学生倾向于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活动,即在新的学习材料与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非任意的联系,从而使其获得确定的意义。显然缺乏个体的理性理解和判断,道德规范只会是一种他律性和强制性的外在规范。如果大学生对道德的认知只是一种简单的、不稳定的工具性认识和记忆性认知,那就难以升华为价值性和观念性认知。怎样实现信息有意义加工呢?认知心理学依据概念、命题和图式予以说明,而它们三者的联系是用组块和序列来描述的。组块是由联结在一起的概念所组成的、序列是指组块排列的顺序。因此在学习某些信息组块以前先要掌握其他某些信息组块。当然,如果不按一定顺序,通过反复学习,也可以掌握任何信息,可是这种信息不可能与记忆中其他信息相互联系,因而是孤立的,很难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见使信息的组块前后有序,其重要性并不是是否习得信息,而是因为它决定了在学习新的组块时能够激活的命题的质与量。意义性是根据学生能够形成的,把新信息与已有信息联系起来的命题的数量来测定的。因而认知心理学的教学观念认为要用例子来阐述信息,以增加其意义性。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根据教育目的和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创设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引导他们融入其中,激发他们对道德信息的意义加工。情境的创设法有很多。可以从生活截取情境,直接就同学中所发生的有道德教育价值的生活内容开展情境教育;可以用画面再现情境,通过看图画、投影、录像等来再现学生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开展情境教育;可以将故事描绘成情境,通过叙述虚拟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故事开展情境教育等。 2.针对大学生感觉知觉的敏锐性,大力优化校园环境。认知心理学情境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与学习具有情境性本质。其对人的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人从出生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察和实践接收着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信念、行为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由于这种文化适应的隐蔽性、复杂性和客观存在性,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所熟悉的一切不是外部教学的结果,而是周围环境文化的产物。因此,就必须关注教育过程中的一切环境,且设法净化这些环境。现实中学校为学生提供的环境并非一个完全适宜道德成长的环境。学校行政事务中的不正之风,教师中的一些不良教育观念所形成的校园文化环境,校风、班风,作为动态呈现都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产生现实的影响。真实情境的不道德作为知识形态作用于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在对真实情境的感知中学习的,而不是依赖于课本、依赖于教师的说教。因此,优化学生生活其中的自然真实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我们要通过营造一个健康、明朗、乐观、向上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使大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道德的熏陶和渗透。换句话说,就是寓教于境、寓教于情、寓教于乐。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隐形教育的一种形式,它的突出特点是提升美的感知体验,是道德教育的审美渗透。马克思也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社会生活的,而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美的事物、美的情境常常使人赏心悦目,身心愉快,并自觉约束自己不合乎道德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激起大学生美的感知体验,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开启智慧。 三、针对大学生认知灵活性、多元性,锤炼思想政治工作艺术 1.针对大学生认知过程的灵活性,充分利用认知冲突。在认知心理学中,元认知是与认知灵活性是紧密相连的概念。元认知是信息加工模型的最高控制执行机制,它监督并调节着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使信息加工得以顺利进行。它包括两种成份:其一是元认知知识,认识到自己具有什么知识、经验,掌握了哪些认知策略,这些策略在什么样的学习情境中运用等等;其二是元认知监控,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借助自己的某些知识,调用自己掌握的学习策略去处理某种特定的学习、记忆、思维或问题,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元认知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极为重要。认知加工通过编码及相应策略的使用虽然有助于与已有知识的相互作用与联接,但是对材料的深加工并不意味着新旧知识联系的必然形成。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加工策略达到学习的目的对学习来说更为重要。学习者只有监控和指导他们的认知过程,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学习者或者弹性的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大学生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拘泥于旧事物和方法,能容纳不同观念,善于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认知策略,在认知过程中表现出比较好的灵活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通过否定的行动解决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信息全球化的现实,积极发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敞开思维的大门,利用网络上存在各种对立、冲突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大学生呈现多方面的教育材料,让他们接受丰富的信息,并在信息与信息之间的矛盾,信息与原有认知图式的矛盾,信息与现实的矛盾中,激发大学生对社会、对道德的认知冲突,激起求知的欲望。 2.针对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多元性,提供个性匹配策略。由于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个体主动的建构,因此,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个体也完全可能由于知识背景和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思维过程,也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或个体特殊性。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停留于对认识共性的普遍认识,而应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各个学生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看到合理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化了的”。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表征与认知加工这两个维度上。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根据日常对学生言行举止的观察,分析学生可能具有的认知风格。在观察分析时要注意:一要细微,要留意,从学生感知、记忆信息时的微观表现中收集资料进行分析;二要善于综合,不能以为学生的认知风格是纯而又纯的,而对号入座,事实上很多人的类型特征是混合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根据观察分析提出假设和尝试,并进一步验证探索。然后根据不同的认知风格设计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匹配策略。例如,独立型学生易于给无结构的材料提供结构,比较适应结构不严密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对于有这样认知风格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在谈话过程中不时地留有几个独立思考的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去解答,不需太注意内容的层次。而依赖型学生喜欢严密结构的方式,因此他们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明确指导与讲解。对这些学生可采用分小组讨论的方法,引导他们在互动中学习,且谈话时要给出明确的结论。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针对不同的认知风格善于采取相应的匹配策略,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同属上层建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企业软管理方式的范畴,都在为企业的文明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在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子,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促进,是所有企业管理者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正确处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 大量案例表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拓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渠道,展示思想政治工作新作为的需要。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倡导、积累、筛选与提炼形成的人本管理理论,它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价值观为优秀,以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优良作风、礼仪风俗、行为规范、标识、英模、环境、传播网络等为主要内容,能够激发和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它既要为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政治制度服务,服从于党的路线和社会制度的要求,又要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推动企业生产的发展,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得以实现。鉴于此,在理解处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体论”、“替代论”、“排斥论”都是片面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相交的圆,既有互相渗透影响的相同部分,也有本质不同独特互补的不同之处。 二、正确区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点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文化的视角密切相关,相互渗透,是有许多共同点,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1、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强化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各个环节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树立和强化企业精神,用价值观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把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两者的根本目的。 2、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都是做人的工作。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员工。它们都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出发点,都强调协调的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都重视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把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其着力点都是在以人为本,提高员工的素质,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 3、工作方向一致。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不仅与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又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任何排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都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4、工作内容相似。一是在经营行为方向,建立和坚持行为准则、企业道德,维护企业信誉,树立良好形象,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合同。二是在价值观方面,注重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三是在企业精神方面,强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旺盛的劳动热情与献身精神。四是在培养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促进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来教化和影响企业员工,使之成为与企业目标、企业形象相匹配的企业成员。 5、工作途径相通。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采取的一些途径,如对员工进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市场经济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法制教育,企业面临的形式任务教育,开展全员素质工程活动,创建学习型企业活动,向先进学习看齐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养成和持续改进也几乎完全适用。而且,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特定的企业环境中进行的。企业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指企业的经营生产状况、产品结构、员工素质、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等;外部环境指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行情、社会责任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这种确定又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有的因素可能起积极作用,有的因素可能起消极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要分析研究有利和不利因素,根据各自的特点,找准工作基点,确定工作重点和突破口,以求两项工作同步获得成果。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点 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视角并非是一种共同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思想视角广泛地放在人的思想、素质、智力和理想上,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是更多的把视角放在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上,其主要区别体现在: 1.范畴不同。企业文化属于管理范畴,属企业管理中的“软管理”,是一种经济文化,是把现代企业的一种管理科学、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融合为一体而形成的文化管理,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理论的升华,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企业文化是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它通过培育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员工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追求企业整体优势,具有明显的管理性和经济性,在本质上是经济管理问题(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企业风格、体制、政策及企业形象等各方面的管理实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属于政治理论教育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照党的路线和纲领,通过有组织、有意识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其本质是党在企业中的群众工作),本质上属于政治工作范畴。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企业风格、体制、政策及企业形象等各个方面的管理事务。而思想政治工作长期以来也一直强调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做,但它的重点是从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出发,围绕如何维护、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和企业风尚而开展的工作。不难看出,两者虽有相似的目的,但在立足点、工作范围、实践要求的适应性方面均有区别。 2.内容不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根据企业内外条件选择经营哲学、确定管理信条、培养企业精神、确定企业目标、建设企业道德、树立企业形象等,具有鲜明的企业个性特征。不同的企业依据本身的实际需要为企业制定使命、理念和行为规范,当这些使命、理念和制度规范 成为该企业广大员工普遍自觉行为时,便形成了本企业的文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进行系统的路线政策、思想政治、基本理论、精神文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形势任务教育和三德一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教育,同时对员工在企业具体生产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认识、情绪行为等问题进行疏通引导和有效化解,具有较强的社会共性特征。所以,企业文化是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需要,属于本企业的文化,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企业需要。而广泛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适合于每一个企业。 3、主导力量不同。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文化,也叫“一揽子文化”,往往一些企业文化的源头,就是这个创业者文化思想的体现。企业文化的优劣及建设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一般说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建水平。为此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秀作用,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此外,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管理权限也不同。企业文化建设多数企业主要是由行政负责,而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也一直强调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但实际上主要是党委主抓,由政工部门来布置和落实。 4、工作方法和过程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企业使命、理念一经确定,就要通过制定制度并强制执行,使员工对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做到高度的自觉和一致,以此达到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体现企业良好形象,从而换取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的目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全体员工,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全体员工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体验,逐步养成确立企业员工共同的优秀价值观念,以提高企业的感召力和竞争力。因此,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重在使员工对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做到高度的自觉和一致,并直接将其转变为具体自觉的行为,其制度和行为规范有着极强的严肃性和明确的规范性,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般来说,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其制度和行为规范正是有着极强的严肃性,才能保证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达到普遍自觉的程度。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党的统一组织领导,通过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工作体制,进行系统教育和正面引导,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注重疏通引导,说服教育,启发调动,沟通理解,要求循循善诱,耐心细致,一般不带有强制性。 5、适应范围不同。思想政治工作立足于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具有重要的共性特征,其基本精神适用于每一个企业。企业文化是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观指导下,依据企业的实际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它属于本企业。 三、正确把握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 当今,是企业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经济、文化的一体运作。只有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外延,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创建独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形成企业整体的物质观、道德观。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的优秀是企业精神,其主题是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新的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其发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注重发展社会事业,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是经济组织,在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根本保护作用。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因为企业文化和新价值体系都是依靠人来体现的,人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是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文化涵盖了企业价值观的确定、企业精神的培养、员工道德的养成、优良传统的发扬等诸方面,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企业员工出现“精神危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谋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并为员工所认同的一种先进群众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企业个性。因此,企业思想道德政治工作必须切实以企业经营为中心,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才能做到有为、有位、有成,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引导力和约束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企业作为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让员工当家作主,努力营造一种凝聚人心的氛围。这就必须搞好企业文化建设,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前提条件,是根本保证。坚持生产经营全过程,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企业只有在文化的涵盖下,把生产经营、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和思想政治结合起来,才会增强凝聚力,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队伍构成多元化;二是员工收入多元化;三是信息获取方式多元化;四是价值观念多元化。如何将不同身份、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知识、不同价值取向的员工思想意识统一起来,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问题和紧迫任务。面对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继承过去好的经验做法的同时,一方面认真研究新形式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方法,创造新经验;另一方面注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借助企业文化新载体,努力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视野、渠道和空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1、借助企业文化,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生产的融合。企业的目标、精神、理念、使命和宗旨是企业文化的优秀,它反映了企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即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发展,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更接近于企业经营生产。具体的企业目标,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感到只有企业的价值实现,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2、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企业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使全体员工得到价值认同和统一,由此形成优秀竞争力。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物质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因此,我们要把企业文化优秀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持之以恒。通过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的凝炼和培育,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变成企业的具体目标和行为规范;通过文化的辐射和渗透作用,把党的理想、信念铭刻在每个员工的头脑里,融化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坚持以先进的思想文化塑造企业,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员工,使思想政治工作变“无形”为“有 形”,扎实有效深入人心,为企业经营生产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3、借助企业文化,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企业的发展进步,员工不再把企业看作单纯谋生的劳动场所,而是需要企业具有多功能性。不仅要提供舒适的劳动环境,还要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企业文化建设倡导的企业精神、构筑的发展目标,使员工看到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不仅给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而且在倡导企业道德、规范员工行为中,将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八小时以外,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旧观念、旧模式、旧方法,实现创新发展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 4、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全体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企业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对全体员工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的过程。广大员工变以往教育中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自觉实践。当他们感悟到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正确可行时,就会自觉地团结在企业周围,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许多企业的成功经验证明,企业文化建设是启发员工热爱企业、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强化;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等共同价值取向的培育、提炼、升华,要靠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保证;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推动促进。 1、建设企业文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文化作为“舶来品”强调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教育,其副作用不可低估。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员工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坚决摒弃低级趣味、腐朽庸俗的世界观、价值观。 2、建设企业文化,要突出社会主义党建特色。我们是国有企业,企业党组织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干部管理中为企业培育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和精英,在企业管理中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领全体员工为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设企业文化必须发挥其党建优势,这是坚持党对企业政治领导的基础,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3、建设企业文化,要着眼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员工队伍的素质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一个思想、文化素质都不高的企业团体,是不可能产生优秀的企业文化的。作为专门从事园区开发建设工作的海泰控股集团,围绕园区的发展,承担着开发建设的重任,追求科技进步、技术领先是我们企业始终遵循的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企业员工队伍比较年轻,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较多,因此,按照园区发展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把海泰控股集团全体员工塑造成为服务园区、报效祖国的“社会人”,勇于创新、诚信经营,团结协作、恪尽职守的“企业人”,崇尚科学、善于学习的“文化人”,自尊自爱、文明高尚的“法治人”,打造在国内国际市场叫响的“海泰人”这一品牌。 4、建设企业文化,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经营者的文化,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企业文化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代表着企业的追求和发展方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作为员工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责无旁贷要当先锋、做表率。只有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发挥各自优势,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文化建设。 总之,只要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就一定能找出更多的、富有时代感、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新途径,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就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点,时刻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迫切要求我们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一、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由于在竞争的过程中,物质的、业务的指标是有形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易于直接比较,容易引起关注和追求;而思想、道德是难以量化和具体进行比较的,因而导致一些领导和师生忽视思想道德而产生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因此,为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始终把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需要 在当前新形势下,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只有在不断提高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同时,有效防范和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增强政治辨别力,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才能保证大学生全面发展。 (三)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一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一所院校在要推动自身的长足发展,必须在重视他们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重视他们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道德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进。 二、当前大学生思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国际各种思潮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程度加深 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的兴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动摇着当代大学生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打破了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价值秩序,从而造成部分学生的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这表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传递多样化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价值,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程度加深。 (二)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 当前,就业方式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对社会与个人前途的期望,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学生是一个容易为外界环境感染的群体,市场经济活动诱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一些学生的价值观造成扭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一些大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与心理上的不适等现象,追根溯源,把握特点和规律,寻找应对之策。” (三)网络时代的高速信息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挑战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成为了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崛起的第四传播媒体,“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掌握了世界”,但是,互联网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互联网上传播的大量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伤害,它所具有的快捷、开放、匿名等特点,增加了管理的难度。由于一些学生对网络信息和社会思潮的鉴别力和控制力比较弱,导致一些网上行为偏离了道德规范,而高校的网络管理工作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独生子女的独特性格特点 现在学校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其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知识面宽,自我意识强,有活力,有个性,有创造力。传统思想观念在他们那里影响较小,推崇实用主义的处事哲学,所作所为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易受他人影响和左右,追潮流的学习方式较为盛行,易于急功近利,从而导致了自身学习系统性的破坏。这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极为不利。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对策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正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一重要指示,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凝聚力、说服力、号召力、吸引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内容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实基础 大学生思想政治政治工作的重点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问题。一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主动吸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成果,突出形势与政策、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等教育,切实加强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二要重视高校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改变网络内容来源比较单一、静态成分偏多的现状,积极推出与大学生心理需求、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相适应的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内容,用正确、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三是应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针对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就业、经济等压力普遍加大,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增多的状况,必然重视并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二)载体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关键要抓住结合点、闪亮点和技术点,增加科技含量、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具体讲:一是创新科技型工作载体。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积极开拓校园信息网,通过网上谈心、讨论问题,扩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二是创新情感性 工作载体。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种情感交流与共鸣的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的原则创新更多情感型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把民主精神和真诚情感融入其中。三是创新人文型工作载体。针对大学生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创新校园文化,倡导现代文明,陶冶思想情操,塑造美好心灵。(三)手段创新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培养人、塑造人中的新型载体和重要手段作用。网络教育所具备的教育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施教者可以利用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别化教育。在网络中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具有空前的自由度和极强的渗透性,这些都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 (四)机制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障 要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视为学校党政管理骨干队伍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术骨干队伍的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全方位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政治过硬、思想解放、道德水准高、心理素质好,更重要的是要有献身事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优化知识结构,增强理论浓度,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并要能熟练运用高科技工具,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人才培养具有方向性和导向作用,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灵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把握时代主流,采取有力措施,发挥创造性,加强针对性,增强实效性,拓宽覆盖面,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好,以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新局面。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农场思想政治工作策略研究 基层党组织的所有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必须坚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正确方向。但是,不同的组织,按照各自的性质,在经济建设中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应发挥的具体功能和具体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是要求党组织发挥与行政组织同样的作用,而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发挥与其政治组织性质相应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大多数人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应当从认识误区中走出来,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思想,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已经证明,切合实际、面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在坚定人们的信念、凝聚人心、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威力。 一、思想政治工作要脚踏实地,不断增强有效性 当我们谈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的时候,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有时候花了力气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可是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有效性是由两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一是真理的力量,一是人格的力量。所谓真理的力量,是说你所讲的道理必须是合乎实际、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谓人格的力量,是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必须带头按照你所讲的道理去做,言行一致。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还需要采用恰当的手段、生动活泼的方式,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从现在的情况看,真理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邓小平理论已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最进步的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基本路线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以这一理论为优秀内容,结合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理应取得良好的效果。问题出在人格的力量上。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出现了不正之风,而且屡禁不止。搞不正之风的虽是少数人,但影响很坏。近几年来,党中央加大落实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是有些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但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与理想、信念是水火不容的。只有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理想信念教育才能收到实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坚定的信念来凝聚人心,决不是把理想当作空洞的口号来喊就能做到的。人民群众不相信空话,必须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在美好理想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人心的凝聚。共产主义说到底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制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决定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关心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关心群众,才有资格教育群众,只有关心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仅仅以教育者的面孔出现在群众面前,而首先应该是服务者。党员干部应该做到既有原则性,又富有人情味,要让群众感到可亲可敬,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员干部是自己的贴心人。 二、从关心群众入手,加强农场思想 政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在当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步伐的新形势下,要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巩固和加强新时期党群关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各级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搞好科学决策,实施正确领导,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智慧。我们要善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群众求教,集中群众的智慧,解决我们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真知灼见,不断改进我们工作的方式方法,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群众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所以,关心群众必须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防止简单化,避免形式主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做好了解人的工作,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要善于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真切地把握群众的脉搏,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群众认识到我们的党组织、党员干部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有了这个前提,基层党组织就可以面向广大群众,从生活上、工作上、心理上、思想上、政治上全方位、多层次地做好关心人、凝聚人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 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 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 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 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 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教师师德论文:三位一体高校青年教师师德论文 一、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的任务 为实现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的目标,在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过程中,必须完成以下几项任务:一是重视青年教师师德建设,预防师德的不良迹象进一步加深,建立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三位一体”模式体系;二是注重青年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促使他们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积极主动地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行改造;三是培养青年教师事业心和责任感,增强其对本职工作的浓厚兴趣,引导其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职业分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四是加强青年教师学术道德建设,督促青年教师树立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坚韧不拔、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杜绝出现学术不端或学术失范;五是丰富青年教师的学识,使青年教师逐渐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和学科专业知识以及系统的教育科学知识,同时让青年教师认识到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既教书又育人,做到“以身立教、为人师表”。 二、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的原则 (一)政治性原则。 师德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加强师德建设,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对提高全民素质、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在师德建设中要注重向青年教师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主动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二)以人为本原则。 在师德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既强调必须教育教师要面对全体受教育的学生来施行道德教育,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又强调教师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给社会示范,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让教师认识到自己责任的重要性,自觉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把全社会的道德素养提高到一个满意的水平。 (三)人性化原则。 道德是一定利益的反映。加强师德建设不能脱离教师的实际利益。在反对不顾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倾向的同时,也要把对教师的道德要求与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师德建设不应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而要贴近教师的生活,从实际出发,关心、理解、体贴教师,在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中增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从而使师德建设化虚为实。 (四)制度化原则。 师德建设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师德建设不仅需要教师高度自觉、自我修养,更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要把师德建设制度化,用制度去管理,把师德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建立健全完善的师德规范考评体系,把师德考评与评选先进、职称评聘、年终考核等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充分调动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加强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 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涉及社会、自身、制度政策、监督激励机制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究其根本,则必须要加强教育、完善制度、落实监督,要将教育、制度、监督这三者整合起来,完善这三者“三位一体"的体系建设,发挥师德建设体系的强大力量,多方位、立体化培养和引导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师德建设总体系中,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分体系是相对的独立体,三者目标一致,各有侧重,各有所长,缺一不可,具有互补性。教育是基础,是制度和监督的前提;制度是保证,是教育和监督的依据;监督是关键,是落实教育和制度的措施。三者相互依存、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统一于师德建设工作的整个实践过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师德建设体系,要注意把三者放到师德建设的体系中来把握,坚持三管齐下,做到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把教育、制度、监督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充分发挥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分体系的有机效能,注重手段的综合性、运作的整体性和工作的衔接性,坚持标本兼治,把教育、制度、监督贯穿于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融入部门、单位的日常管理和业务工作之中。 (一)教育是基础。 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积极营造师德建设“大宣教”格局,坚持集中教育与分别教育相结合,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加大宣传力度,拓宽教育渠道,注重针对性,讲求实效性。具体内容为: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形成高尚的师德情操是产生强烈事业心的思想基础。只有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才能让教师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修养,践行师德义务,形成道德习惯。要认真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学术道德、职业道德修养等教育。 (1)认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要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主动加强自身修养,防范和减少有损师德规范问题的发生。高校教师只有树立高尚的品德,才能起到以身立教的作用,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影响和形成学生的道德,以自己完善的人格去影响学生的人格,以自身的情操去陶冶学生的情操。 (2)坚持不懈进行学术道德教育。 面对学术腐败滋生蔓延的现象,高校应充分认识当前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通过完善现行的学术制度体系的同时加强学术道德教育,促进和保障高校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高校教师作为学术主体和学术道德的维护者、建设者以及大学生学术道德素质培养的引导者,对全社会的学术发展和大学生的学术道德素质的形成及提高产生着直接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要让青年教师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提高维护学术道德和社会优良风气的使命感,恪守学术道德,在科研工作中做到以诚信为本,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道德素质。 (3)重视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教育。 教师队伍素质的优劣,决定着教育工作的成败,影响学校的发展。为了适应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跟上时代步伐,必须重视教师自觉地加强德性养成,要着力提高青年教师队伍职业道德水平。要在组织青年教师学习师德基本理论和师德规范,提高提高道德认知水平和明辨道德善恶能力,用高尚的师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同时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学习师德表现突出的教师的先进事迹,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环境氛围,引导广大教师自重、自慎、自省、自律,升华自己的师德境界。要使青年教师在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自觉修养,使德性成为青年教师自觉的意识、习惯,自我进行道德自律,发挥社会公德、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 2.加强法律政策教育。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升华。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加强法律政策教育,使其明确自己在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对于明确教师的职责,确立教师的职业道德意识,加强个性修养,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以筑牢全体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党纪国法的思想防线为目标,积极开展学习教育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为内容的法律政策教育,增强法律意识。继续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职业道德修养》以及各种相关法律政策,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做到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依法执教,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3.加强教育观念教育。 教育观念对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实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变革已势在必行。教育观念要与时代相适应,随着对教育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传道、授业、解惑”这种强调对被受教育者的“塑造"的传统教育观念已经不适应当前教育思想的现实发展,急需更新和变化。教师有没有创新的观念和创新的素质,这是推动学科科学创新,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在这一方面,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应该走在最前面,要主动实施教育观念创新,把那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陈旧做法剔除出去。要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鼓励学生个性的发展,激发学生积极的思维,大力加强对学生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手段及基本技能的传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并组织教学、讨论、评课,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创造性人才。 (二)制度是保证。 重视制度的保证作用,大力推进教育制度建设,增强教育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使师德教育有计划,有部署,有落实,把师德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1.建立健全青年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 坚持政治学习是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学习制度,丰富政治理论学习内容。针对青年教师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学术道德、职业道德修养等教育,坚持不懈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教育,使全体教职工进一步提高对自己肩负特殊社会使命的认识。通过学习法律法规以及关于师德规范方面的有关理论文章,不断提升教职工全面的道德修养,引导教职工模范履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要建立和完善考核和学习考勤制度,用制度来加强对学习的管理和考核,保证学习时间和学习次数,不走过场,努力提高青年教师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真正达到政治理论学习的目标。 2.建立健全青年教师业务培训制度。 要完成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任,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高校必须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坚持业务培训是提高青年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高等学校人才强校的重要举措。学校要依据国家有关高等学校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的法规,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新增教师的岗前培训、岗位培训、教育技术培训等各类培训,鼓励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学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实施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采取宣传教育、政策导引等多种方式引导青年教师积极进行知识更新,调整知识结构,拓宽专业面,使自己的工作向本学科的深度、广度和新兴边缘领域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和教学科研水平。 3.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岗前师德培训和诫勉谈话制度。 通过岗前培训对新引进的青年教师进行师德教育,通过培训,使新教师树立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升新教师的师德修养水平,提高新教师对学校教育理念和教育文化的认同度,使他们尽快融入学校的教育文化,缩短新教师的角色转换期。对个别师德面存在苗头性问题的青年教师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及时认真进行诫勉谈话,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做到警示警醒、防微杜渐,将任何不符合教师道德的言行,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真正起到教育和爱护青年教师的作用。 4.建立健全师德先进表彰制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师德建设中应十分重视先进典型的培养和宣传,充分发挥榜样的带头、示范和激励作用。要挖掘和宣传身边的先进典型,把远学模范和近学先进结合起来。注意发现和总结青年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对表现突出的青年教师,应给予充分肯定,树立先进典型,抓好正面宣传,运用校园网络、闭路电视、校报、宣传橱窗和黑板报等传播媒介加以宣传推广,使广大青年教师认识到育人职责的重大,确立做尽职尽责好教师的理想追求,由典型带动全体共同进步,营造崇尚师德的良好风气。 (三)监督是关键。 要加大对教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结果直接与奖惩挂钩。同时根据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教育分体系各环节存在的不足进行改进。 1.加强对师德教育的专项检查。 要把师德教育列入宣传教育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校整体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制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把师德教育作为考核学校相关部门和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监督检查加强对师德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切实把师德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实现师德教育工作经常化,使师德教育工作时时有人问,事事有人抓,实现师德教育工作经常化。与此同时,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师德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努力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2.师德教育学习与教师考核相结合。 要将师德教育学习情况纳入对教师的工作考核评价内容,定期检查教师的学习状况,并与青年教师的师德考核、各项评优、职称评定挂钩,形成良好的教育导向,使学习教育活动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只有以考核检查督促学习,才能解决青年教师学习管理松散、学习制度执行不严,往往走过场的问题,师德教育学习才能良好的风气,青年教师才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不把学习视为短期行为,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才能逐渐形成,从而推动师德建设工作不断进步。教师考核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考核制度能够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教师队伍的良好素质。同时通过考核,也可以为教师职称职务晋升和工资津贴标准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要将职业道德表现作为考核教师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对照学校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制定出一套具体的考核办法,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对教师的师德表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师德表现优良的青年教师在职称评定、评优等工作中要给予照顾和优先考虑,对不遵守师德规范的青年教师实行一票否决,实现端正教育教学方向,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完成教育教学目标,并且全面系统地评价教师的目的,确保考核工作内容完整、富有实效。 3.教师奖惩制度。 建立健全合理的教师奖惩制度,不仅有利于鼓励教师积极上进,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有助于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推动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国家法律法规对教师的奖惩有原则性规定,学校应该依据这些原则性规定,制定符合学校特色的教师奖惩制度。对涌现出的青年教师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要予以表彰和奖励,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教师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惩处,品行不良、师德败坏、社会影响恶劣的坚决清理出教师队伍,纯洁教师队伍。通过实行奖惩制度,使全体青年教师在道德压力和纪律约束下,在内心深处对规范就会产生敬畏心理,知道违背职业道德带来的后果,从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遵守规范和准则。 4.建立健全舆论监督制度。 在高校教师师德行为监督机制中,要特别要重视舆论的监督作用。对高校教师师德行为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报纸、刊物、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迅速,覆盖面广,能够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巨大的力量和效应。只有让社会舆论来监督,才能使师德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才会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学校不要怕出“丑”,要向校内外公开接受师德监督,疏通社会舆论信息传递的渠道,尽可能让社会舆论介入进来,尝试组织由领导、教师、退休教师参加的师德监督员队伍,鼓励学生对教师师德进行评价,大力褒扬那些自觉履行师德规范要求的行为,及时、准确地批评那些违反师德规范要求的行为,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良师德行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防患于未然,保护青年教师不犯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价值导向,要提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导向,以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对师德行为监督的正面作用。 作者:杨燕 刘春林 王标兵 单位:常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州大学高分子系 教师师德论文:当前职业教育教师师德论文 一、当前职业教育教师师德考评机制的不足之处 1.考评手段的可操作性较差 当前,针对职业教育教师的考评主要是在年终时所进行的年度考评。年度考评的主要手段常常是定量考评,通过对被考评人一年以来所做工作的罗列,在监督审核的基础上,“用量化的方法,侧重于从行为的数量特点对人员进行考核,反映的仅仅是被考核人工作完成的数量”。由此,从工作量的角度对被考评人的工作态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解。但是,与科研、教学等具体工作不同,教师的师德问题难以用量化打分的方式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往往充满模糊性、不确定性与动态性,所以,职业院校对其教师所采取的考核方式通常是定性考评。具体而言,就是对被考评人的日常行为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从而在性质上得出结论。这种考评方法由于缺乏客观依据,所以其公正性、客观性常常受到质疑,可操作性较差。 2.考评结论难以转化为教师提升师德的动力 为什么要进行师德考评呢?其目的是提升教师的师德水平。但是,当前的师德考评在做出结论之后,由于缺乏相应的督促、整改措施,所以常常被束之高阁,成为“走过场”式的表面形式。就职业院校的其它考评措施而言,考评的结论往往成为该校教师职称申报、工作奖惩的重要依据,但是,师德考评的结论往往难以获得同等地位。在教师的职称申报中,具有主要作用的因素是该教师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课题项目、所获奖项以及教学效果,师德的水平被放在末端。事实上,只要科研成果过硬,师德的状况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在每年的职称评审中,因为科研成果丰硕而破格获得职称的教师比比皆是,而如果一位教师的师德突出,但科研一般,他的晋升之路就充满变数。对于日常工作的奖惩也是如此,由于师德状况难以产生系部额外的创收,所以工作奖励也就无从谈起。 3.重视“他评”,忽视“自评” 对于各种工作考评而言,其考评方式通常有“他评”和“自评”之分。当前,职业院校的师德考评主要采用“他评”方式,具有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安排相关专家考查教师的授课、指导学生状况,从而给予相应的评价。第二种形式是学生评价,即由教务等部门通过向学生发放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或通过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学生对教师的看法,了解学生对教师工作的满意度,凭借学生为教师师德打分,进而对教师的师德做出评价。第三种形式是推动处于同一单位的其他教师对被考评人进行评价。催生这一考评方式的缘由在于,一个人的师德状况往往体现在其日常的工作、活动当中,而对这些情况最为了解的无疑是他们的同事,所以由这些人来进行师德评价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第四种形式是由系部领导针对被考评人的师德状况进行考评,填写意见。总的来说,以上四种形式都是力图从他人的视角来进行考评,教师的自我反思则往往被忽视,而由同事互评、师生互评导致的矛盾冲突也时有发生。在此状况下,师德考评的准确程度也被打上了问号。 二、当前职业教育教师师德考评机制不足之处的诱因 1.“师德”本身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问题的科学论述,“道德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征,师德标准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可以说,道德本身的性质导致教师的师德状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如果人们试图评价一定事物,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清三个问题:一是这一事物的性质如何;二是在业已定性的前提下,给出程度如何、水平高低的定量结论;三是做出定性与定量结论的缘由何在。对于师德的评价来说,人们可以对某位教师的师德给予定性的判断,但他的师德的程度、水平如何呢?得出这些结论的依据是否可靠呢?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都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2.师德考评指标设置不科学 在考评过程中,考评指标的设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些指标设置得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师德考评的客观性与实效性。那么,指标设置的难点在哪里呢?当被考评人接受师德考评时,他的心理会发生若干变化,他的工作状态可能会与接受考评前截然不同:一部分道德活动可能会纳入考评范围,而另一部分则不会。那么,被考评人就可能会以考评指标为“指挥棒”,只看重考评的结论,而不一定会真正提升自身的师德水平。因此,考评指标的设置应全面覆盖与被考评人师德相关的全部过程与领域,这样才能达到提升教师师德水平、促进师德建设的效果。然而,目前的教师师德考评指标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很多指标的设置往往是不科学的。 3.考评表述语言中哲学语言与数学语言的冲突 当前的职业教育师德考评不仅在指标设置上存在不足,其表述语言也有着一定问题,表现为哲学语言与数学语言的冲突。什么是哲学语言?它就是“用较为抽象的词汇和语句进行师德评价的表述方式……它具有定性分析的特征,即主要凭直觉、经验,凭分析对象过去和现在的延续状况及最新的信息资料,对分析对象的性质、特点、发展变化规律作出判断”。而什么是数学语言呢?它是运用数学学科的表达方式,大量采用科学化、客观化的数据表现形式,以达到精确反映教师师德状况的效果。从具体实现手段来说,主要是制定并发放标准化的考评问卷,并通过SPSS统计软件及使用微积分等计算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用数学语言表述考评结论,由此,他就实现了相对于哲学语言更为严谨的表述。应当说,哲学语言与数学语言各有利弊,如果处理得当,在考评中可以相互补充、各取其利,但是一旦处理不好,容易彼此冲突。例如,数学式的考评问卷在形式上科学而严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由于考评人的敷衍态度,诱发考评结论的表述失真。同时,如果仅仅使用哲学语言对被考评人的师德状况作经验式、抽象式的描述,就难以提升考评的准确性,同样降低考评效果。因此,只有让师德考评的哲学语言与数学语言相互协调、互通有无,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 三、当前职业教育教师师德考评机制不足之处的对策 1.建构动态性师德考评体系 当前,师德考评机制普遍表现出重结论、轻过程的倾向,教师们往往把师德考评作为一种获取奖励、避免惩罚的必要手段,人们的目的就是“过关”。于是,这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应试教育极其相似,只要考评结论一旦形成,那么师德提升的过程也就终结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职业教育教师师德建设的全过程中建立一种动态性师德考评体系。这种体系的特点在于,它不但考查教师师德状况的过去与现在,还指向未来的师德提升。考评不是一蹴而就地追求某一个结论,而是讲求动态性、追踪性,在日常工作中“即时”反映教师的师德状况。其搜集的相关数据不是主要供学校奖惩使用,而是要反馈给教师自身,向其展现改进的空间,达到“照镜子”的效果。这种考评体系以较为宽松的成长氛围,鼓励教师对自身的师德状况作自我反思,在日常工作、学习中积极提升自身道德水平,淡化教育领域的利益得失,积极寻求自我实现。“在评价目标上,动态性师德评价是由评价者和教师共同协商制定目标,双方认同,实施中可以有效地避免部分教师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在此基础上,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可以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学校考评与教师自我提升的良性互动。由此,就弥补了师德考评手段的可操作性差、考评结论难以转化为教师提升动力的不足之处。 2.将师德考评同师德提升紧密结合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将师德考评同师德提升紧密结合。当前,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偶尔出现一些非道德的案例,在这些案例面前,人们常常看到的是师德考评机制的失效。所以,应当在考评过程中加入一系列师德提升元素,帮助教师自我修养。具体而言,首先要不断改进、完善职业教育的师德规范,让其更具操作性。其次,改变单一的教师发展目标的现状,制定多样化的教师师德提升目标,因材施教。不同的教师类型对应不同的教师发展要求,让各种个性特点的教师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在自身的发展路径上前进,“划分师德规范的结构层次,既有教师群体的师德底线要求,也有对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不同师德要求,还有起导向作用的师道目标,使教师有不断进取的前进的目标与方向,从而促进教师产生积极向上的驱动力”。再次,完善师德考查、师德记录等日常工作,不但让教师的师德状况有据可查,而且收集各种师德案例,健全师德建设的思想库。最后,改善师德提升的校园氛围,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师生关系和学校制度等等。总之,就是要剔除师德建设的各种不利因素,调动各方面的推动力量,促进师德考评同师德提升的紧密结合。 3.“他评”与“自评”有机统一 鉴于师德考评中“他评”与“自评”的各自优势与缺陷,应将“他评”与“自评”有机统一起来。首先,要让与师德建设密切相关的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到师德考评中来,关注这些主体的师德要求,从多个方面促进职业教育教师的师德提升;其次,关注被考评人的自我考评,给予其以充分的信任,规范考评手段、方法,从长远着眼,避免急功近利。 四、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师德状况存在一定模糊性,在考评中不能“以分数论英雄”,而应不断总结教师师德的不足之处,考察其诱因,提出其对策,建立“常态化”的“考评—提升”机制。在考评的对象上,不仅要注重个体考评,还要注重团队考评。这是由于,现代教育制度中教学质量的提升不仅要求教师个体要有十足的知识储备、优秀品质,整个教学团队也要相互配合、融为一体,发挥整体优势,这样,教学团队的集体师德也成为考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长效机制建设上,要形成点(教师个体)与面(教师群体)相结合的全面评价体系,实施静态评价(道德认知、道德理想)与动态评价(道德行为)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建立系统完善的评价制度,如教师申诉制度、听证制度等”。在此基础上,改进考评的技术手段,积极引进互联网、微博、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增强考评的实效性,真正建立师德建设“他评”与“自评”有机统一的信息平台。 作者:莫凡 谭爱国 单位:扬州大学 教师师德论文:高校体育教师师德论文 一、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现状 1.职业素养。 关于职业素养这一类,主要设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体育教师非常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教学中工作严谨,认真负责”,有70%的学生选择表示认同。二是在“下列哪些行为造成了教师的职业素养较低”问题中,有27%的学生选择了体育教师经常不备课就开始上课,有7%的学生选择了教师在上课时接听电话,有9%的学生选择了体育教师无故缺席和与其他科任教师换课,还有6%的学生选择了教师并没有按照课程要求完成教学任务。三是“你认为体育教师的职业素养在逐渐降低吗?”有接近87%的学生认为没有,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有7%学生的保持中立态度。通过职业素养方面的调查发现,现阶段的体育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还是存在教师采用比较散漫和随意的心态上课,并且这种教学观念有可能会继续存在。 2.道德品质。 关于道德品质的调查设立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体育教师不平等地对待、不尊重学生的行为存在”,只有5%的学生认为存在,还有少数学生表示没有感觉到这种问题的存在,有95%的学生认为并不存在。二是“体育教师待人真诚,能作为学生们学习的榜样吗?”,有93%以上的学生一直认为体育老师平时待人比较热情、诚恳,并把体育老师树立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三是“下列哪些行为影响了你对体育教师道德品质的评价?”其中认为教师在评判学生时用语不文明的占6%,教师的形象(举止、着装等)不具有表率作用的占14%,认为教师社会公德心不强占10%,还有72%的学生认为教师形象较好。四是“你认为体育教师的道德品质在逐渐降低吗?”95%以上的学生认为没有降低。通过对体育教师道德品质的调查发现,虽然从总体上看,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不错的,但还是存在少数道德观念较低的教师,并不能通过教学在言论、行为、生活作风和思想意识方面为学生树立起榜样,对学生的学习起到引领、推动等积极向上的影响作用。 3.高尚情操。 体育教师是否具有高尚情操的调查涉及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体育教师会经常发牢骚,比如在课堂纪律不好或是其他情况下”,其中有28%的学生认为体育老师平时上课确实会发一些牢骚。二是“体育教师以家庭背景好坏来对待学生”有10%的学生选择了同意,75%的学生选择了不同意,剩下学生保持中立的态度。三是“你认为体育教师的高尚品质在逐渐降低吗?”有27%的学生认为是的,有73%的学生认为并没有降低。通过上述问题,可以了解到虽然体育教师在情操方面的表现不算差,但是学生却对教师今后情操的提升抱有不看好的心态,因此,体育教师的高尚情操培养也是不忽视的问题。 4.教学能力。 这里的教学能力不仅包括教师的体育知识和技能,还包括了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因此在教学能力方面我们设置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体育教师的知识体系丰富,能理论联系实际地教学”,有85%以上的学生认为体育老师知识丰富,博学多才,其中有15%的学生认为体育老师缺乏丰富的体育知识。第二,“体育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频率高吗?”,有83%的学生经常与老师互动交流,17%的学生很少与体育老师交流甚至一次都没有交流过。第三“,你认为下列哪些内容是体育教师最为欠缺的?”有17%的学生选择了教学氛围的制造,有10%的学生选择了与学生之间的友好关系,还有10%的学生选择了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而有63%的学生则认为并不欠缺。第四,“当学生的观念与教师的观念产生分歧时,教师最常用的方式”,其中有40%的学生选择了探讨式交流,有35%的学生选择了说服学生,有6%的学生选择了直接忽视,还有19%的学生选择了各存争议。第五“,你认为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必要进行提升吗?”有15%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85%的学生认为不必要。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发现,体育教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编排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有些教师还喜欢讲与课堂内容无关的事情,上课敷衍,浪费教学时间,因此,对体育教师的师德修养进行改进和加强是很有必要的。 二、体育教师师德修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和改进措施 根据以上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出,在各项指标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工作态度不端正,比较敷衍和散漫,个人品行不能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以及教学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从调查结果还可以看出,其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教师自身、学校的管理体制以及社会风气等因素。本文立足产生的问题,将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体育教师个人对师德修养的重视程度不够。 一是缺乏教学责任心,部分体育教师仅将教学生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并没有把将学生培养成思想品行端正、技术水平高超的人才作为教学目标,不仅认为只要将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讲解完就算是完成任务,也不管学生有没有将体育知识点消化理解,体育技能掌握熟练与否,而且缺少更新知识体系和技能水平的积极性,因此频频出现工作态度较差、职业素养较低的现象。二是思想认识程度不够,多数教师并不认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品德能影响到学生,只认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教好书,锻炼好学生的体能和提高技能即可,不具备以身作则的思想理念,因此,当学生不好好学习时,就采用严厉的语气和粗俗的语言来评判学生,这种行为为学生所诟病,不利于树立良好的师者形象。 2.学校缺少对体育教师师德修养提升的监管体制。 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培养和提升需要学校给予监督和引导,但是很多高校在这方面都做得不够,主要原因是学校往往只重视学生的体育学习成绩,而轻视学生的思想素质培养,因此对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个人品行的监督不到位。另外,对教师的师德修养建设缺乏具体措施,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对国家和教育部门颁布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法规也没有真正落实,从而造成了教师师德修养水平逐渐下降的现象。 3.社会不良风气对体育教师师德修养造成的不良影响。 虽然这一因素在影响体育教师师德修养方面的作用较小,但是社会的腐败思想和消极生活态度,对于部分立场不坚定、思想觉悟差的教师就很容易造成他们的意志薄弱,对职业的认同感低,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职业道德败坏行为。 4.改进和加强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措施。 4.1学校要积极开展增强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活动,提高体育教师师德修养建设的意识。 首先,学校要定期让教师学习师德修养课程,如职业道德教育、教育法等,了解教师师德修养是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其次,教师应明确自身的教学职责和任务,从而能自觉更新知识体系和观念,并自觉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体育教学工作中,以此来不断完善自身的师德修养水平。必要的师德修养活动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能够帮助教师达到师德规范的标准。 4.2建立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要建立合理的体育教师师德修养考核机制,首先,必须由学校、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评价,以实现客观和符合实际情况。其次,定期对教师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岗位聘用、职称晋升或是涨工资的重要依据,从而激励教师加强师德修养。最后,考核内容要从备课、言行举止、着装、教学能力、教学方式等方面着手,以做到全面改进和加强体育教师的师德修养。客观公正的评选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个人修养的养成。通过一定的制度及规范对教师的行为进行约束,促使教师自觉完成个人修养的提升,对于建立体育教师师德修养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4.3体育教师通过与学生之间的友好交流来促进师德修养的培养。 友好的教学气氛不仅能让教师轻松了解学生的心理和道德状况,而且也能帮助教师进一步明确自己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从而能够自觉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等。教师的行为举止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因此,教师在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友好关系的过程中,更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形式来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提高。 三、结语 通过对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现状调查发现,体育教师在职业素养、道德品质、高尚情操和教学能力这四个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而且在调查造成教师师德修养不够的主要原因的过程中,发现责任心、思想认识以及学校的监管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各高校应定期开展一些有关师德修养提升方面的活动,以此来提高体育教师师德修养建设的觉悟,并建立起对教师师德修养的考核和激励机制,积极采取培养教师师德修养的措施,改进和加强体育教师的师德修养。同时,推动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通过友好的教学互动过程才能有效推进学生对体育教师的知识水平、自身素质、道德修养、师德师品等各方面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全社会对体育教师的了解和认可。 作者:陈华 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现代性高校教师师德论文 1.高校师德评价机制研究的现状 1.1从师德的内涵来看 教师是“礼”的化身,是社会道德规范的代言人。《资治通鉴》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教育应当培养“道德知识”。樊晋莲在《略论新世纪教师师德修养》一文中阐述:“‘爱’是师德的基石;‘省’是师德的关键;‘表’是师德的落脚点。徐少锦在《中国传统师德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概括出六大师德规范与四大教师伦理精神。沈璿强调:“唯有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信念‘师道’方可构建属于中国高校的具有伦理合理性的教师师德规范。”刘新生在《当代大学师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一文中指出:“新时期师德建设,教师必须要与时俱进完成自身的新时代文化内涵塑造,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对社会的科学认知和对学生的人格感动”。构建现代性的高校教师师德考核评价机制探讨穆宏浪,夏永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6) 1.2从道德滑坡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 何祥林在《关于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现状的调研报告》一文中指出:“高校师德建设工作中的领导、考评、教育制度不健全,监督和激励机制乏力;一些高校教师不重自身师德修养等”。王德勋在《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与矫治》一文中也指出:“师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价值观念出现了偏差、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则相对淡化和教育评价机制不健全”。 1.3从高校教师师德的历史演进与中外师德比较来看 兰英以中西不同文化为背景,探索了师德养成的阻隔所在与融通之处,提出以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师德文化涵养方式。还提出:“要重建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王晓莉从国内外对比的视角省思了国内当代师德研究。 1.4从高校教师师德评价的路径来看 潘希武在《师德量化考核的限度及其消极性》一文中强调:“师德是无法进行量化考核的,惟有在道德规范领域才可以实施量化考核。潘林珍从制度伦理及制度构建角度研究了高校师德建设的路径选择:“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应该是制度伦理及制度构建”。瞿鹤鸣在《高校师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指出:“应从新时期高校教师师德的内涵入手,依据师德内涵所蕴涵的目标和师德行为的动机与效果来构建高校教师师德评价的指标体系”。卫荣凡在《高校教师师德自律论》一书中,肯定了“慎独”、“知行合一”、“道德内化”等道德观点中的积极意义。 2.高校师德评价机制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当前,高校师德评价机制研究正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但是如何优化高校教师师德量化考核评价机制仍然进展缓慢。 2.1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研究涉及师德考核评价内容的较少,尤其是量化程度低,可操作性差。 申继亮以金字塔模型为建构原则,重建了教师评价内容体系,整合了教师胜任力评价、教师绩效评价和教师效能评价的契合之处。瞿鹤鸣构建的高校师德评价指标体系,虽然设置了权重系数,建立了二级指标体系,但是指标体系不够精细化,大多二级指标停止在空洞的条文表达上,难以定量评价。 2.2西方的师德评价机制模式不符合中国高校教育的价值取向。 西方师德评价的主导因素是崇尚理性、个人本位、意志自由、平等博爱与契约规范,尊重学生、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培养学生对正义的追求是当代西方师德评价的三个层次。西方教书育人的优秀是教书,并不内涵“育人”的道德教化。 作者:穆宏浪 夏永林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师德论文 一、目前师德建设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师以权谋私 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以权谋私现象并不严重,属于个别问题。如个别教师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发放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时候,以权谋私;个别教师期末复习期间,告诉学生全班同学都会不及格,因此该班的班委组织学生给教师买礼物……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以权谋私的现象很少,但一条鱼腥了一锅汤,这样的教师不仅使自己的名誉受损,也影响了教师的整体形象。 2.教师自身素质不够高 部分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因自身素质不够高,所以在社会公共道德方面不能起到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如我们走进中专、大专、本科等院校的时候,会发现许多校园内垃圾随处可见,其中大多数垃圾是学生所为,但不排除部分教师包括旅游管理专业的老师也随处丢垃圾。很多旅游管理专业的老师在课堂上通过沙滩上的垃圾等事例来教育学生,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想这和教师自身的行为及学校的惩罚制度等有一定关系。 二、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1.学校忽视了教师的“德” (1)在招聘教师时,几乎所有学校都侧重于学历及讲课的能力等,很少涉及“德”。 因为“德”很难考察,加上人们没有认识到“德”在教师身上的重要性,这使得工作中,部分教师的“德”出现了问题,进而影响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影响了学校的形象,甚至影响了学生的一生。对于这类影响学校形象的问题,学校基本上都是严格控制消息,学校担心这类事件会使学校形象受损,可能会影响学校的招生。因此,在教师的“德”出现了问题后,由于处理的不够严肃,不能给其他教师更加深刻的教育。 (2)教师在工作期间,对“德”不够重视。 教师在工作期间,很少有过“德”方面的培养。有的学校偶尔会听个先进教师的演讲,但多流于形式。在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评、聘职称时,几乎不涉及德,而主要看教师的科研能力,所以导致把主要精力用于给学生上课的老师职称却评上不去,这影响了部分教师的积极性。另外很多学校包括旅游管理专业存在这种现象,学生用的多媒体等必要的教学设备出现了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修理及更换,因而影响了甚至是长时间影响了教学效果。不是学校的相关部门不知道,而是在学生、任课教师多次报修无效的情况下,大家都无奈了。可是有领导听课或领导给这个班上课后,同样的问题便能马上得到解决。这种现象潜移默化的告诉学生——权力的重要性。 2.教师待遇相对较低 教师的待遇参照公务员的待遇,但教师的待遇偏低。很多人认为教师每年有两个多月的假期,加上周末及小假期,每年休息的时间非常长。人们在羡慕教师的同时,认为教师的工资已经很高了。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教师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尤其是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教师的工作是个良心活,学生思想上或学习上有问题,可能随时会打电话,本人就经常在家甚至是半夜接到学生的电话。为了引导学生,一聊就是一个小时的电话粥,有时家人都有意见。另外,教师会经常研究课怎么上效果更好,为了上好每一次课,有的老师备一次课需要两天甚至更长时间。旅游业是新兴的产业,很多教学内容包括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内容都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自己设计并整理出来的,相对来说,工作量更大。记得在2007年-2010年期间,我们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建设国家示范性院校,几个专业的老师包括旅游管理专业的全体教师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的加班。很多老师上完课,马上研究教学设计,打破原有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设计后实施,实施后完善,因此家成了很多教师的旅店。因为他们在教学上付出了太多太多,而得到的工资却较低,目前在长春市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工作的教师一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在当前的情况下,教师的收入只能说能解决温饱问题。由于拜金主义等的影响,于是出现了个别教师私扣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等情况。这样的教师虽占少数,却严重影响了教师行业的形象。 三、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1.重视教师的“德” 招聘教师时,除了考察教师的讲课水平等,着重考察教师的“德”,因为“德”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工作期间学校要更加关注教师的“德”,如在教师“德”出现严重问题时,严肃处理,这样可以警示其他教师。平时在细节上抓师德,如要求教师公共场所自觉检垃圾,自觉乘坐公交车上班……这样保护环境的同时,又制止了不良的攀比风气,同时给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进而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改革现有的职称评、聘制度,使上课多的老师、踏实做学生工作的老师付出后有更多的汇报。 2.提高教师待遇 切实提高教师待遇,使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我们的师德才能得到很大的改进。师德的形成与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切实整治不良风气,提高教师自身的师德修养,做人民满意的教师。 作者:孙彦逢 单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我国中学教师师德论文 一、教师师德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师德师风失去为人师范的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的主流是深得人心的,但在改革的道路上,也必免不了都随人所愿。受社会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各种消极不满的社会现象泥沙俱下,沉渣泛起,使师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从中不免影响到免役力低下的少数教师价值观念发生扭曲,诚信丧失,例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充斥人们的头脑。其价值观念、人生观念、生活观念发生改变,与教师职业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师风师范失去为人师范的作用。还有许多人之所以选择教师职业,考虑更多的是报考师范院校容易被录取,毕业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理想对教师的职业缺少激情,对教师的职业理解不足。个人利益、个人发展以及个人得失已是青年教师最关心的问题,已然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应有的奉献精神。 (二)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不够 表现为:只重教书、不重育人,缺少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思想,不能把传授知识与德育教育巧妙的融为一体,达到德育效果。教学过程是信息传递的过程,而教师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教师教导作用的发挥靠教师语言,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制约着学生的语言和思维能否健康的发展,这就要求每位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语言修养、教学语言,提高语言表达艺术等方面提高。教师的外表直接反映教师的思想素质和审美情趣,教师的外表要求包括面容、服饰、言谈举止等几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个别教师却不注意这些方面。如有的教师讲话语言重复,讲话不清楚不流畅;其中包括地方方言太重,学生们听不懂;更有个别的教师侮辱学生,不去正面指出学生的错误,而是加以讽刺奚落、挖苦训斥。外表方面,奇装异服,浓妆艳抹。在言谈举止方面,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他们的不良行为严重有损教师在学生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但不能为学生树立榜样,反而适得其反。 (三)教师缺少反思和反省 有些教师看不清教育发展形势,教育信仰开始动摇,教育教学行为开始转变,甚至出现教师违法违纪法规的事。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拘小节。有的教师片面地认为课堂上接打手机、酒后上课、课外打打麻将等,都是生活中小事,,不是大的违规,只是一些小细节,导致达不到为人师表的要求。二是教师心态失衡。由于缺乏反思和反省,,不能固守教师的节操和信仰,为了个人心态失衡,利禄熏心。三是工作不敬业。有的教师缺乏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不能以身作则。如上课接打电话,在上课侮辱学生,在上课时不精神状态颓废,精神萎靡,;言谈举止不拘小节,有失文雅;,有的教师过分追求时尚、新奇,不符合身正示范的要求。产生这些问题,自有除了误区和偏颇之处还有自身缺少反思和反省。纪律、法令、政策等本来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但也有突出的道德意义。法律对教师的行为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第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第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第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二、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教师师德相应对策 (一)加强职业理想和信念教育,提高教师职业荣誉感 教育信念是师德的基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信念教育,提高教师职业荣誉感。要通过多种多样的培训、学习、讲座等途径,让教师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的意义。教育事业是崇高的职业,是一种对祖国、对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人类不断向前发展提高精神文明的重要桥梁,是教师性格自我完善和提高思想的重要途径;让教师不仅认识教育的社会价值,而且也认识到教育的个体价值,从而提高教师的思想认识,端正职业态度,坚定职业选择,坚定不移的教好学生,增强作为教师的荣誉感。 (二)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关心教师的合理需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规划纲要》的战略主题。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宝藏和资源,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尊重教师,以人为本。首先,要充分尊重和关心教师的合理需要,关心教师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为教师解决如收入、住房、婚姻、子女教育等问题,;其次,在实际的工作中,不断优化校园文化氛围,努力营造民主、自由的教学氛围,全心全意为教师所想;并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规范用人行为,完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教学激情。在管理中,学校要逐渐从以“刚性管理”为主,逐步转换到调动教师积极性为主的“人性化”管理,并要认真制定和执行合理有效的评价体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激发起教师的工作激情,让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三)完善长效机制,以确保师德建设可持续发展 健全和完善教师制度,首先,必须要贯彻执行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严把教师“入口关”;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编制标准;采取综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的精神,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其次,要继续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第三、要杜绝非小学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进入教师行列,确保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师德教育制度健全。首先,要提高对师德教育高度重视,把师德教育纳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的工作议程上,结合教学的实际,提出细致入微的要求,把我们的师德教育制度化、经常化,同时,要长期树立师德示范,使师德情感得到激励,引导教师要以“关爱学生”为荣,“侮辱学生”为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要以人格魅力、学识魅力来教育和感染学生,做好学生们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指导者和领路人”;第三,进一步将各种培训机制结合起来如岗前培训、岗中教育、师德轮训,每学年、每学期、每个月都应该组织师德教育活动,使师德教育有秩序长期的进行,改革说教方式,提倡参与式教育,提高教师的师德素质。师德监督制度健全。师德建设既靠政策和制度保障教育,也靠教育。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学校,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为教师的师德指引方向同时为教师提醒,架起思想和行为上的“高压线”,加强教师约束自己的能力;二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督机制,通过学生、家长、教师的监督等,交流、反馈来自社会各方的信息,使教师能及时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升自己使自己得到改进和提高;三要组织广大教师签订师德责任书,引导教师约束自己。健全师德考核制度。首先,要遵循《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试行)》,引导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的同时提高师德素养,规范教学行为;其次,再次,建立过程与结果、定量与定性、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领导考核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师德考核体系,师德水平提高;再次,结合本校实际制定《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力求考核内容和标准可操作,规范考核程序,完善奖惩机制,让师德考核与业务考核及绩效考核完美结合;第四,每学年考核一次,考核结果分为师德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日常考核随时记入师德档案里,让师德考察时时刻刻。 三、结语 师德教育不能用咄咄逼人的铁律去降服人,而应该用一种民主柔和的姿态去引导教师认识体悟。让教师参与学校大事的决策、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可以有效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提升教师的职业素质。教师的师德决定了教师的素质,教师的素质又决定了教育的质量,可见,教师队伍建设的优秀是教师的师德。加强师德建设是时代的需要,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总枢纽。 作者:王世怀 刘艳华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农校师德创建路径思索 本文作者:王宜伦 黄珺 王文亮 吕巧灵 刘楠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高等农业院校师德的基本内涵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指出:“教师应该以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优秀,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为准则,以提高教师思想素质、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水平为重点,弘扬高尚师德,力行师德规范,强化师德教育,优化制度环境,不断提高师德水平”。结合当前实际,笔者认为高等农业院校师德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高校教师是清贫而神圣的职业,教书育人需要感情、时间、精力乃至全部心血的付出。教师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诚于教育事业,要尽职尽责,爱岗敬业。教师不能单纯为职称评定或个人福利而工作,在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的同时,还要进行学生培养、学科平台建设、教学改革和实验室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每位教师都应自觉、默默无闻地认真工作,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爱学生,为人师表农大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生活困难的多,在经济、学习上的压力会更大些,这些学生在生活、学习、成长和就业等方面更需要老师的关爱和帮助,因此,教师要尊重和关爱学生,在教学工作中注重个人修养,要把言传和身教完美结合,举止文雅,以身作则,以人格魅力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要坚守高尚情操,精于教书,勤于育人,为祖国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严谨治学,勇于探索教师必须学识渊博、学业精深,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刻苦钻研、不断学习和提高,“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就必须具备一桶水”,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教书育人。当前社会新知识、新科学和新技术不断涌现,需要教师不断用新知识丰富和充实自己,拓宽视野、转变观念,提高育人能力。 教师要有创新精神,要积极开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探索教育科学新模式和专业研究前沿领域,使知识传授和创新思维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关心集体,团结协作高等农业院校的专业教育,知识内容丰富、课程涉及多学科交叉、教学计划体系复杂,而高校内部职能分工较细,教师个人难以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知识传授和指导,“关心集体,团结协作”也就成了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体现。高等农业院校中教学、科研和行政等工作都是依靠教师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进行的,因此,教师之间的团结合作是保证高校各项工作有序运转的必要条件,是完成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热爱农民,献身农业面对当前很多地方农业依然落后、农村还很贫穷、农民生活艰苦的现状,农大教师要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热爱农民,乐于为“三农”服务,高等农业院校也要在培养农业高级专业人才、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生产效益低,农业科研辛苦的现状,农业科技工作者往往待遇低且不被重视,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应甘于清贫、热爱农业,在本专业领域刻苦探索研究,努力成为农业专家。作为高等农业院校的教师要勇于担当,言传身教,用激情号召和感染学生,把农大学子学农、爱农的激情点燃,坚定学生振兴农业的信念,积极投身于农业科研或生产,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贡献力量。师德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新世纪高等农业院校教师的师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教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崇尚农业科学,勇于探索,增强创新能力,以才和情育人,关爱学生,成为教书育人的专家、农业科技专家和教育教学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加强高等农业院校师德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师德建设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对人才的培养要与时展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教师的责任更加突出,对师德要求更加广泛,教书育人的标准更高了。高校大多数教师献身教育、无私奉献,为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有少数教师道德品质和人格存在缺陷,业务能力不强、治学不严谨,特别是一些教师急功近利、学术风气不正和沽名钓誉等,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的形象,因此,加强师德建设,保护教学科研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于建设一流农业大学、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经济对高校的影响要求加强高校师德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师德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契机与活力,其竞争机制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师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形成,市场经济内涵的进取精神、创新意识也推动了高校师德建设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中的负面影响也使高校师德中潜在的问题被激化并产生新的危机,受市场经济中“以酬付劳”的影响,少数教师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忙于校外兼职,对本职工作敷衍了事,满足于完成工作量,无力进行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新知识的储备,一些教师职业信念动摇,敬业精神淡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师德建设。全面快速提高青年教师职业素养需要加强师德建设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教师队伍不断壮大,青年教师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这些青年教师具有学历高、知识新、反应快、潜力大、易沟通等特点,但没有经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其教学方法和艺术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提高。大部分高校青年教师有理想、有抱负,立志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而奋斗,少部分青年教师存在价值观念失衡、理想信念下滑、奉献精神不足、创新能力不够、缺乏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团队精神,这些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这些青年教师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为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强青年教师的素质教育和师德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青年教师队伍就显得尤其重要。 高等农业院校师德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近年来,高校为提高教学质量,增强自身竞争力,广泛引进了博士和学科带头人等优秀人才,因此,建立教师相关素质测试机制,对新聘教师进行专门岗前培训,开展以师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学风、学术规范教育、教育教学技能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培训,是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良教师队伍的基础。广泛开展师德宣传教育活动,大力表彰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辅导员等,激发教师以德修身,以德育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师德论坛、师德典型重点宣传、优秀教师报告团活动。通过师德的宣传教育,使广大教师做到认知层面的自觉,情感方面的自愿,行为层面上的自动,从而形成教师师德的自律和自觉。高校应当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学校师德建设工作条例、师德建设实施细则、教师教学工作道德规范等,编制具体、细化的师德规范,明确师德要求,如师德公约、师德倡议书、教书育人工作职责等,以保证教师职业道德习惯和教师道德行为评价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明确各级各类教师的岗位职责及具体要求,培养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成为业务尖子和师德标兵,使教师以良好的师德和人格形象存在于学生心目中,并成为学生的学习榜样和人格楷模。坚持师德考核与业务考核并重,建立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学生评教师相结合的考评机制等合理的师德考核评定方案,要把师德和能、勤、绩等指标综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教师岗位考核成绩,作为教师聘任、提升、职称晋升、评选先进的依据。#p#分页标题#e# 高等学校的共同目标是大学成员的共同理想,它能够使不同个性的人凝聚在一起,朝着学校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如河南农业大学要建设中国一流的农业大学,这是每个农大人共同的目标和理想,都应探寻自己内心深处的理想和愿望,激活个人的热情和潜能。百年农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明德自强、求是力行”的农大精神塑造了农大教师的个性和魅力,造就了不少学术大师,农大文化精神对师德建设具有独特的、持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发扬农大文化精神,提升教师思想境界和责任感,是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教师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对他们提出较高要求的同时,也要切实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为了教育而生存,同样也要依靠教育而生存,高校领导和职能部门应关心和尊重教师权益,要积极开拓渠道、挖掘潜力,切实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为师德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为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而创造有利条件。关心教师权益,切实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助于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使教师具有主人翁的意识,责任心和荣誉感得到增强,师德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师德素养得以全面提升。 高等学校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青年教师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自觉意识,通过各类专业培训对青年教师进行素质教育,促进青年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技能,提升教学质量。搭建竞赛平台、开展业务素质评比和技能比赛,激发广大青年教师对优胜劣汰竞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选拔和培养优秀青年才俊;开展新、老教师结对交流,开展示范课,推广先进教学经验和理念。要强化青年教师服务教育事业的奉献意识,鼓励勤恳敬业的工作态度,倡导求真务实、善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引导青年教师团队合作,教育广大青年教师立足平凡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将学校的建设目标和青年教师的个人价值实现结合起来,并以此做出卓越成绩。新时期高等农业院校师德建设必须解放思想,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师德意识,采取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强教师的素质教育与师德培养。通过加强师德教育建设一流高尚师德和业务能力的高等农业院校教师队伍,承担起培养高级农业人才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历史重任。 教师师德论文:农村小学教师师德论文 一、农村小学教师师德建设问题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经济原因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产业也不断市场化。知识经济兴起以后,教师的价值得到更大的体现,教师的劳动慢慢地被赋予商品的价值。但是,教师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教育也面对着社会经济的诱惑。此时,部分教师在利益面前迷失了自我价值,受到个人利益至上的负面影响,我国农村小学教师的价值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目前农村经济水平的限制,农村教师的工资低、待遇差和工作环境恶劣,部门教师认为自己的劳动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尤其重要的是,我国农村的教育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导致现实中许多职业的待遇和发展前途,短期上都较教师待遇好。有些教师迫于生活压力,将教学中心更多地向经济层面考虑。教学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部分老师的第二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意识的加剧也加大了各个行业的危机意识,部分教师的传统价值观此时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部分教师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尊师重教一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目前的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的生活现状却令人失望。受编制、经费不足和待遇较差的影响,农村小学教师这个行业难以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师资队伍也得不到完善。小学教师的频频辞职和转行,严重地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学校自身原因 学校,是承担着教育活动的场所。因此,学校的教学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师德水平的高低。在现实中,制约我国农村小学教师师德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具体如下:学校制度不完善、师德考核体制不科学、师德教育制度不健全。制度自身不完善,是一个制约师德建设的重要瓶颈。目前,我国农村小学素质教育并没有完全实现,许多小学的教育理念还是应试教育,学校对于教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成绩上,并不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而学校内部评比和选拔的标准,一般并没有将师德考虑进去。除了学校制度不健全以外,也有许多农村小学对有限制度的执行,也没有严格到位。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规定了对于师德不合格的教师考核时可以实行一票否决。但是在执行中,学校并没有严格执行。由于师德的评价难以量化,许多学校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并没有严格地制定一套量化的考核体制。“最重要的是,对于师德的考评,学校并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教育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学生评价的缺失,也使师德评价体制效果甚微”。此外,师德教育制度也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目前,许多地区都缺少经常性和体制性的师德教育活动, (三)教师自身原因 我国农村小学教育师德问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市场化大环境和学校自身小环境,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滞后是影响农村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的客观原因,而主观原因就是来自于教师自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农村小学教师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念两方面。知识构成和知识水平的高低是限制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教师法》规定,取得教师资格是有条件限制的。目前,在农村小学任教的老师很大一部分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学历通常都是初中到高中水平,而且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民办教师由于能力有限,而对学生的引导及培养造成阻碍,这就导致教育资源被浪费,而儿童接受知识的领域变得也越来越狭窄。与此同时,当地专科师范毕业生回乡任教,但政府由于教师工资、住房、福利待遇等支出大而无力接收。因此,有一些老师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给学生上课都是按照教案设计上面的照本宣科,既降低了教育效率,又耽误了学生们宝贵的学习时间。另一方面,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是制约我国师德水平的重要因素。一些人容易受我国封建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导致现实中一些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由于害怕辛苦或者不能实现个人价值等原因,对到农村当教师有排斥心理。 二、加强农村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的措施 (一)以教育优秀价值理念为引导 学校教育担任了传播兴国之魂的重任,在我国今后农村小学师德建设中,应该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为原则来引领师德建设的方向,以改革和创新为优秀来推进师德建设发展,以爱国主义为优秀培养教师的爱岗奉献精神。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在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过程中,必须坚持师德建设“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因此,教师在坚持立德树人的同时,必须用主流优秀价值观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坚持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教师应该自觉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贯穿于学校改革发展各方面。国家要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素质,全方位、全过程地培养德才兼备、允公允能的优秀教育人才。同时,坚持改革和创新,有利于激发教师的时代紧迫感和使命感。在新时期,教师要与时俱进,结合时代精神,尊重学生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教师在教学方式和教育内容上,要敢于创新,善于转化,因人制宜,积极引导和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此外,教师还应该以爱国主义为优秀,不断提高自己职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热爱教育事业,在教育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忠诚于教育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二)优化教育体制和教学环境 改革教师职业终身制,实现教师聘用制,在市场中实现教师资源的合理流动,是提高我国小学师德缺失的重要举措。教育是立国之本。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必须与时代同步。目前,上海、北京均传出消息称中小学教师资格终身制将打破,教师每5年将认证注册一次。如果考核不合格,将退出教师岗位。一个行业只有不断更新,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打破教师终身制,实行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既能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加强自身学习,更好地教书育人,也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整体素质。因此,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优胜劣汰,有利于激励教师终身学习,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师德水平。同时,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小学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国家也应该严格农村教师进入制度,提高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此外,在师德建设上,国家应该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将培训内容更加侧重于教师的基本职业观念和道德观念。 (三)改善教师的物质条件 “教育脱贫,首先是教师要先实现脱贫”。近年来,我国农村小学的教育教师队伍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数量扩大了,文化与学历水平提高了,教师队伍素质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长期以来,农村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教育,农村孩子的前途命运也远远不如城镇孩子。这既是教育投入不均衡、教育资源不均衡造成的,也是农村小学老师待遇低、工作条件差、任务重等原因造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小学教师常年工作、生活在条件很差的地方,而且由于农村教师资源匮乏,很多教师一个人要承担多项教学任务,甚至还要担心生计问题。因此,国家要加大中央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同时,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小学教师的岗位津贴普遍较低,教育改革有待进一步发展,国家要依据农村经济发展程度,适时地提高教师岗位津贴。此外,国家要建立农村小学教师培训机制,对教师师德的培训进行长效资金保障。 (四)建立师德考评和监督制度 师德师风是教师的灵魂,是规范教师行为的典范,是提高教师自身形象的法宝。因此,新时期下加强师德监督制度建设,有利于促使农村小学教师不断提高师德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的考评和监督体系,真正落实师德建设。师德评价是一项规范教师教学的复杂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建立一整套可操作性的长效运作机制。因此,学校在制定考评制度时,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在评价主体上,应该将教育活动各个参与者纳入进来,尤其是作为最主要主体的学生,可以采用教师和教师、教师和学生,以及教师和领导之间互评的方式。另外,学校还应该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师德监督制度,鉴于师德体现在教师教学、生活、学习和交往各个方面,有必要加大监督主体,确保对教师师德进行长期的、定时的、有效的监督。在监督方式上,除了上级监督以外,可以引入外部监督,比如学生和家长监督,教师和教师之间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有效地监督农村小学教师,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师德的水平和道德素质。 作者:林静静 刘翠霞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论文 1高校青年教师师德现状 1.1职业道德意识和奉献精神不足 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功利化价值取向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理想逐渐淡化,淡忘了自己做老师最初的目的,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慢慢地磨灭了当时的激情,爱岗敬业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他们,在权衡学校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时候,往往会只顾自己,一旦产生不满就以调转,辞职相要挟,更有甚者,开始自己的另一份职业。这样的教师无法全身心投入教学,降低了教学质量,还会让社会上的人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偏见。也有一些青年教师不明白处在自己这个位置需要干什么,或者满足不了国家社会对教师“教书育人”的要求。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最为常见,把原本两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分裂了,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可能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学生思想不健康,只注重知识建设忽视道德建设;学生老师有距离,缺乏沟通和理解。 1.2缺乏严谨治学的态度 青年教师阅历较少,喜欢张扬自己,没有一定的责任感。他们乐于收获而不是奉献;乐于服务自己而不是服务他人;乐于苛责他人而不是严格要求自己。在他们眼里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奉献自己是为了向他人索取,在遇到有损自己利益的情况,就放手不干。有的青年教师瞻前顾后,不屑于做小事,或者说不愿意做对自己利益少的小事。为了追逐利益,他们各种“钻研”,窃取他人劳动成果,学术研究粗枝大叶。还有的教师在荣誉评定的时候弄虚作假,通过托关系各种不正当手段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2加强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的对策 2.1坚持以科学的理论 武装头脑科学的理论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因此学校应定期对教师队伍开展政治理论教育。让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深入广大教师内心,用理论指导行为,把理论付诸于实践,通过学校的约束和正确的引导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清楚的认识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影响他们,让他们开展活动,在活动中探索人生观,掌握如何在开放环境下仍然努力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要教育和引导青年教师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道德建设,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牢牢肩负自己的重任,真正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起到模范作用。 2.2加强师德教育,增强青年教师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 教师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简称“师德”,它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师德教育是一个帮助青年教师成长的必需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成熟,懂得如何处理自己与其他问题的关系。倡导奉献精神,是师德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要引导教师以苦为乐,不计个人得失,自觉地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敬业、奉献为自己的生活守则。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吸引着学生向他们学习,这个学习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为人处世的做法,所以一个教师品行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一个师德好的教师就能做表率,引导学生,让学生效仿他们的一言一行,从而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做人习惯,这对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2.3健全师德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 学校可以制定规章制度向广大青年教师指明师德建设的方向,让他们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力提倡善言善行,让“善”成为每个人的习惯。所以拥有健全的师德评价体系影响着教师积极性,决定着教育事业成功与否。学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为评价标准,第一,教师的基本人格;第二,教师的职业标准;第三,教育创新。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对教师综合素质进行考察。另外还要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之间接触最多,他们的意见值得采纳。在评价过程中发现做的好的要给予表扬,鼓励教师继续努力;做的不好的要严厉批评,加以教育引导,防止不好的行为再次发生,最后让所有教师做好道德模范,润物细无声般教化他人,影响社会。 3结语 青年教师由于参加工作时间短,在工作时难免迷失方向,这就需要他们重视对师德的建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形式、内容的师德培训,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自觉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除了教师自身努力外,学校应当对加强师德建设采取一些措施,并且研究出科学、合理的理论,去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师德,以保证青年教师具备良好的师德,做学生的榜样,为学校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陶庆宇 徐文博 张楠 单位: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师德论文 一、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的现状 1.重视教书、轻视育人许多高职院校的青年教师把大学的课堂理解成只要完成教学量,不出教学事故就行。没有注意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辅导员做的,这些工作与己无关。由于工作量的巨大使得有些高校教师忽视了对学生思想动向的观察。而在工作中,一些高校在教师职业道德自律培养方面是缺失的,就难以通过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陶冶和教育。使得有些教师甚至错误地认为完成教学任务就是自己工作的全部,完全忽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引导。 2.重视论文的发表、轻视教学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高职青年教师刚进高校就开始探讨如何晋升职称,目前,高职院校在业绩考核和职称评审制度上普遍存在以科研为主、教学为辅的倾向,这就导致了青年教师几乎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论文的发表中,他们着力研究论文的数量,评优的标准,如何在和他人的竞争中取胜,这无形中影响了青年教师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只有按进职称的要求达标了就是成功了。对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很少去研究怎样教,教什么,至于学生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们不去探讨,教学效果好坏一个样,只要不出教学事故就行,因而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争项目、写论文上。因而,在教学方面的精力和时间的投入大打折扣,上课随意讲授,不去研究教学大纲,不研究学生的心理感受,或偷工减料,往往造成部分高职青年教师上课时随意发挥、不仅损害了教师形象,而且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校的形象。 3.缺乏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现在高职院校中缺乏职业发展规划意识,不少高职青年教师对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通过几个阶段达到自己的目标,等问题,脑子里往往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的甚至从来就没有这样考虑过。他们认为只要能晋升职称就万事大吉。就可以混日子了。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听从领导安排,以完成任务为目标,没有多少自己的追求,态度比较被动;当工作不满意时,往往归因于外部的环境制约,认为自己尽了力,不管结果怎样。缺乏强大的职业发展内在动力,通过制定高职青年教师职业发展规划,将使高职青年教师个人的职业生涯获得极致的发展。 二、改善高职青年教师师德现状的对策研究 1.建立健全青年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针对青年教师职业道德的缺乏要建立多渠道的考核制度。第一,高职院校应组织青年教师进行师德培训,并进行严格的多方位考核,考核后才能上岗,对青年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才能上岗,而不是赶鸭子上架,对年轻高职教师除专业进修外,还要坚持请名师做师德方面的讲解。第二、推行导师制,也就是结对子的帮助制度,对青年教师进行全方位的做人做事的指导。从一开始就引导他们如何正确地教育学生,指导学生。第三、是把教师岗位聘位与考核与师德教育相结合,凡是师德教育不合格的,一律不予聘用。从而增强高职青年教师的师德意识。第四、建立和完善德育工作者和师德骨干队伍的评价体系和制度,聘用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组成评价机构,深入到学生中对青年教师进行综合评价。 2.高职青年教师加强自我修养教育实践表明:教师师德的魅力体现在教师在处理不同问题时的方式方法,人格素质和精神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注重师德的培养、古有“厚德载物”之说,通俗点说一个人有多少德就能承载多少物。如今,只有师德高尚,才能厚德育人。师德集中表现在敬业爱岗、严谨治学、热爱学生、为人师表等方面。在新形势下,加强对青年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尤为重要。使高职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他们进行中国梦的教育,坚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同时要在高职青年教师群体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学习活动,使广大高职青年教师牢固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原则。不仅因为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根本需要,更是推进以德治校、进一步推进高校中国梦教育的需要,同时它也是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重要保证。只有有了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质量观,才能严谨治学,因材施教,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高质量地完成高职教学任务,并在高职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不断增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高职教育朝着良性方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重视高职院校教师党支部的建设很多党员教师认为,科研、课题能决定一个教师的发展空间,项目带头人才能决定教师的地位,做支部工作是出力不讨好,白费力。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马马虎虎,草率行事。实际上,教书育人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每个高职院校教师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党员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至关重要,积极发展青年教师入党,由党性强、政治素质好的教师担任支部书记,积极发展青年教师加入党员队伍中来,为党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当前的学校管理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教师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它们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4营造良好氛围,体现人文关怀要在社会大环境中,提倡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关心理解教师,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校长要海纳百川,把教师的意见当作学校决策的依据,把满足教师心愿当作决策的目的。教师就会把学校当家庭,教师全心全意干工作的积极性就会高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来更好地进行学生与教师间的沟通,让学生换位思考深入了解教师的工作,也让教师增强对教书育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学生心目中教师地位提升,教师道德修养不断提高,充分感受到教育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李杰 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分院 教师师德论文:高校青年教师师德论文 一、当前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中存在的问题 1.青年教师的价值观念与理想信念等同高校发展不相符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使得高校内部的许多青年教师在价值观念和人生观念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许多青年教师在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上的趋向有所不同,在怎样处理竞争关系、功利关系等方面稍有偏颇.而且,存有大部分的青年教师伴有严重的自我主义、拜金主义等方面的思想错误.在工作生活遭遇不快时,会将自身放在首位,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缺乏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以及为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服务的事业心. 2.青年教师在工作与日常生活等方面合作意识较差团队精神是一种群体内驱力,体现着团队的协作精神和战斗力,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优秀要素和创造团队业绩的重要条件.由于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呈现竞争化,加之许多青年教师在家中属于独生子女,这就愈发的促使青年教师功利化和自私化.教师同教师的竞争性加强,反而其合作意识和团队意识比较薄弱.有的教师为了展现自我,无视与别人的交往,缺乏与他人在教学上的探讨,导致教学过程脱节孤立、学生掌握的知识支离破碎.不仅如此,还有的教师的性格比较孤僻,容易沉浸在自我世界中,与其他教师的沟通交流甚少,忽视了合作的重要性. 3.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方面缺乏端正的心态由于时代的发展较为快速,教师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以及教书育人工作带有一定的浮躁情绪,这就使得在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叛逆心理.在教学中态度不够严谨,对待自身的教学工作保持得过且过的心态,在备课和讲课的过程中投入力度较少.有的时候没有遵守教学计划和学科特点开展授课工作,在课堂上随便的应对、照本宣科等.在学术研究方面,急功近利,只顾完成研究任务,轻视了教学工作的严谨性. 二、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水平的对策 1.积极转变青年教师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有关师德师风的理论是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炼,也是人民教师进行职业道德修养锻炼的指导思想.高校青年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方面的理论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指导青年教师的行为,帮助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和价值观念.青年教师在今后的教学生活中,才会有意识的改变自身的心态,逐渐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力度,将优秀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者作为自身的发展榜样.高校要积极构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氛围,进而引导青年教师工作高校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要积极构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氛围,帮助青年教师转变自身行为与态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建设活动,提高青年教师的政治觉悟和行为意识,利用科学的舆论导向来抵制不良师德师风的出现.对于优秀的教师进行表彰,以此来鼓励青年教师奋发向上. 2.将师德师风建设情况纳入教师考核工作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师德建设规划、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制度,对师德建设目标、组织实施、保障措施、考核评价、奖励办法等提出明确要求,充分发挥规章制度的约束力,使师资队伍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积极运用各种激励机制来激发青年教师的建设工作,完善相关方面的考核制度,为青年教师的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平台. 三、结论 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不断的加大,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伴随着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的提高而提高.青年教师逐渐的在教师中比重的加深,显示着我国的高校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而且高校教学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教学队伍逐渐呈现年轻化.所以,提高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质量成为高校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作者:赵赟 单位:大连大学 教师师德论文:我国幼儿教师师德论文 一、我国幼儿教师“师德”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幼儿教师自身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自身的责任比其他教师都大,而且“爱心”更为重要。但幼儿教师的道德却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教师的素质与品德意识,即缺少为教师这个行业奉献的精神,平时学习很少,工作马马虎虎等等。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教师这一职业应成为教书育人的楷模。孩子对于来自幼教老师的关注是特别在意的,老师的一个笑容、一句夸奖的言语,都能让孩子一整天都高高兴兴;相反,一句痛斥、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也可能让孩子变得胆小。孩子眼中喜爱的老师,并不是我们想的那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只是能够“对我很好”、“夸奖我了”这些简单的行为举止就足够。因此,孩子喜欢的老师应该是富有爱心的,他们希望得到老师对他们的关爱。但是由于对工作的懈怠,有很多幼儿老师把工作中带来的压力转到了孩子身上,面对孩子的错误,态度蛮横,不能心平气和的对待,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也有个别的幼儿老师缺少职业道德,对孩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现在社会的现实性,有一部分幼儿老师在物质的引诱下忘记了自我,把追求名利当成了追求。没有“师德”的老师在幼儿老师这个行业中虽然是少数,但是为了这个行业能够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幼儿老师必须遵守教师的职业道德,加强自身的素质。 二、如何塑造良好的“师德” 1.用老师的“关爱”去打动孩子。老师的关爱,可以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幼儿的教育工作中,幼儿老师必须把相信和期盼的目光投向每一个孩子,把对孩子的关爱投入到整个幼儿教育之中,耐心倾听每个孩子的心声,和孩子们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让他们感受到师爱的温暖。决不能把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某种问题,成为教师蔑视、嘲讽的对象。 2.用规范的言行,给孩子树立榜样 一个合格的老师,必须是要以身作则。只有对自己有了严格的要求,才能体现出自身对于事业、对于孩子的关爱。我国幼儿教师必须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为人师表,做孩子们的榜样,才会使孩子们如沐春风般地受到教育,从而受到孩子们的认可与敬佩。 3.无私的奉献,才能培养孩子纯洁的心灵 如果老师缺少奉献精神,就不能称之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而老师是园丁,只有通过老师辛勤的灌溉,花朵才能健康的成长。我们经常把教师比作是蜡烛,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她们为了给我们带来光明,牺牲了自己,所以我们说教师是无私的。师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职业道德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名幼儿教师,不要把教育孩子降低到只传授知识的层面上,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从现在、从自身开始,不断地深造,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和教学的水平,用无私的精神去感染孩子,用知识去培养孩子,用专业的方法去指导孩子,用真挚的心去温暖孩子,用崇高的师德去影响孩子,用健康的人格去塑造孩子们的心灵,成为一名合格而且优秀的幼儿教师。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希望,我们要用“捧着一颗爱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来鞭策自己,坚定自己选择的这条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和人生的道路,只求奉献,不求回报,要配得上“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让孩子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健康茁壮地成长。 作者:沈红单位:山东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教师师德论文:高校青年教师师德论文 一、高校青年教师师德状况 1.师德建设关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也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加强师德建设,尤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师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2013年5月28日中组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要“把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工作考核和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要推进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强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激发青年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严守教育教学纪律和学术规范”。总的说来,我国的高校青年教师大部分都是合格的教师,师德师风是合乎教师职业要求的。他们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充满活力和朝气,承担了高校很大部分的教学、科研任务。新时期的高校青年教师大多学历高,视野开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绝大部分高校青年教师是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地教书育人,这是我国高校青年教师队伍的主流。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多元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的师德状况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少数高校青年教师在师德方面还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政治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陈独秀曾说过,政治无处不在,没有人不受政治影响,你想躲都躲不过。一般说来,我国大部分高校青年教师都具有政治觉悟,有理想,有信念,热爱党的事业。但是,少数青年教师政治冷漠,对国事漠不关心。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缺少远大的理想,例如在笔者所在医学院,一些医学专业的青年教师,一听到“政治”就嗤之以鼻。所谓政治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刺耳的东西,他们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供政治家们玩弄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只需要认认真真地教学、搞科研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教师。真正合格的教师就应该不过问政治,不问时事,专心搞好自己的专业和教学。 2.热爱政治,关心时事则分散了精力,耽误了时间,影响自己专业发展和业务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极个别的从事高校“两课”教学的青年教师,虽然从事着马克思主义课程教学,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却自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把“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画等号,认为搞政治就是搞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主张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远离政治。实际上这是对政治的误解,其态度是不正确的。其二,道德修养还有待提高。由于我国教师聘用过程并没有思想品德考察这一关,因此,有些缺少良好道德品质的青年进入高校青年队伍。他们在单位招考过程中往往成绩优秀,凭着自己考试成绩很顺利地进入高校教师行列。但是,进入单位后,一些品德的缺陷就暴露出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自私自利,对自己的利益特别看重,漠视集体和他人的,有利益必定力争。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当然无可厚非。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跟其利益有关。我们党也坚持“人们的利益高于一切”,人们有权利去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但不应该过于看重利益,更不应该唯利是图。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高校青年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不应过于看重自己个人利益。自私自利是与师德不相容的。在市场经济经济利益原则和贫富差距现象的影响下,一些青年教师不满足于自己的收入,表现出心理失衡现象。甚至出现价值观扭曲,认同所谓金钱至上主义,一切向钱看,事事讲报酬,只做有报酬的事,专挑报酬高的事,无报酬的任务则尽力推脱。这些状况显然不是一个高校教师所应该有的。其三,缺少爱岗敬业的精神。作为高校教师重要群体的青年教师,他们的师德水平直接影响了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但是,社会大环境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以及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社会现象也直接影响了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此外,由于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水平普遍比较低,以及社会不良现象大量存在,结果导致许多青年教师成了“愤青”。这些青年对社会失去信心,工作热情不高,既不愿意严谨治学,也不愿意认真教学,工作上只求完成任务,不顾质量高低。对学生漠不关心,这些不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现象,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严重损害了教师的形象,也影响了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二、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青年教师 1.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社会优秀价值体系更高层次的凝练和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深层的、最优秀的部分。“优秀价值观奠定着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是国家制度赖以立足发展的灵魂,决定着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相对稳定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兴国之魂”,该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并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的新论断和新要求,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在新时期,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师德建设,应该发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首先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高校青年教工师德建设的指导理论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保证了优秀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青年教师,才能使广大青年教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预防不良价值观的侵蚀,从而认可和接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广大高校青年教师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不是其他教育事业,因此应当恪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这就首先要求广大青年教师能够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伟大目标,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表现。因此,加强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就应该让广大高校青年教师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自己的理想。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高校青年教师不应该失去自我,而应该有自己崇高的理想。“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 2.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所巩固起来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作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内容,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师德建设,必须培养高校青年教师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故土、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有些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在当今时代谈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没有新意的话题。但是,本文认为,没有新意的只是我们的教育方法,而不是爱国主义本身。任何时代,对自己的故土家园的爱都不会过时,每一个人都需要家园感和归属感。只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过于脱离青年的实际,不考虑青年的特点,导致各种宣传方式不被青年认可,所以引起青年的反感,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如何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还要善于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影响广大高校青年教师。在中国几千年的道德谱系中,“诚信”无疑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从《尚书》中的“信用昭明于天下”,再到儒家的“民无信不立”,“言必信,信必果”(《论语》),以及“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等等,无不表明了我国古代对“诚信”的推崇。中国传统的诚信伦理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在今天仍然是道德上引路明灯,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高校青年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尤其需要诚信。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友善”“敬业”等伦理道德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的师德培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在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中应该善于用优秀传统文化感化青年教师,使他们认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而提高师德水平。 作者:贺梦依单位:遵义医学院 教师师德论文:激励机制下青年教师师德论文 1不断完善的激励制度 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调动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逐渐引导青年教师养成符合社会、学校所倡导的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促使青年教师形成符合学校期望的师德师风观念和行为,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可以从三个面努力:一是构建合理的科研激励机制。青年教师的发展与其科研能力的提升和相关科研成果直接相关,而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等基础条件以及评价的科学性、学术研究规范和公平性都决定着青年教师能否发挥其科研主动性。学校应尽可能创设条件,为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奖励。二是重视情感激励机制。这要求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者与青年教师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个人发展以及思想等各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营造团结、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增强其归属感。三是学校在工作津贴、职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等直接关乎教师利益的方面给予青年教师一定扶持政策,并逐渐提高薪酬待遇,快速改善生活物质条件。 2科学的评价制度 良好的师德师风的形成要靠教育引导,更多的依靠靠科学的评价制度为保障。要将师德师风评价作为其重要措施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对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考核体系。考核是评价的基础,在考核中应尽量量化各考核指标,重点考核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学成果和职业道德,并将考核结果分为若干等级,并及时公布考核结果,根据考核等级给予相应的奖惩。二是建立对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评价体系。应建立科学完整的师德师风评价体系,应包含为人师表、教学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内容。只有公平、公开、公正的科学评价过程才会有效激励教师切实提高师德师风水平。 3完善的培训制度 德为人之本,立人先立德,"要进行师德理论和知识规范的学习教育,然后才能内化为师德意识,形成师道情感,磨炼为师道意志,进而才能外化为师德行为"。因而完备的的师德师风培训机制至关重要。首先,应对青年教师进行全面的岗前培训,严格监控培训过程。"按照《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和《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逐一落实培训,对青年教师开展包含师德师风等各项培训,严格考核,不符合要求绝不允许上岗。二是开展在岗培训。定期开展青年教师岗位培训,明确师风师德要求,增强责任感。同时,宣传师风师德先进模范事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三是建立教学导师制。各部门应为每位新进青年教师配备一到两位教学经验丰富和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其教学导师,实行"传"、"帮"、"带"。教学导师不仅要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指导青年教师,要重要的是在师德师风方面给予引导和培养。以教师为本,依靠教师办学已经成为共识。青年教师作为教师的主干力量,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因此,青年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必须得以有效加强和改进,才能促进和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高校应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师德失范的原因,为良好的师德师风的形成逐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作者:张恩茂单位:宁波大红鹰 教师师德论文:学校教师师德论文 一、师德建设的策略 究竟该如何进行师德师风的建设?很多学校都意识到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有效的办法和途径来实施。大多数学校只是一味地安排教师在教学活动之外参加相关的理论(讲理论、讲大道理)培训,而缺少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培训学习,所以多数教师也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能将其过一遍心,不能很好的理解消化,培训效果可想而知。其实,师德师风建设是学校作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主要方面,对于一个学校的科研能力的提升、社会影响的扩大、人文精神的培育、文化品味的形成以及学科建设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要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采取全方位的行动,笔者认为:第一,从学校文化建设的高度对学校师德师风建设进行整体的策划,要有明确的目的与目标,从根本上树立学校良好的教育理念、精神追求、价值观,从而达到良好的学校风气。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负责对师德师风建设的策划与实施。为保证师德建设正常有序的开展,职能部门要时时总结公布师德建设的进展。第二,组织系列培训。此培训不是片面的讲理论、讲大道理的一次性灌输式授课,应是与教师情况相结合的,有针对性的以教师活动为主的系列培训。通过培训使教师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得以激发唤起,从而达到培训的目的。第三,定期开展相应的活动,以此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组织学生评选“我心中最完美的教师”活动,对评选出来的优秀教师,学校要进行专门的表彰奖励,学校的宣传部门做好宣传,可以向媒体推介,可以增强教师的自豪感。组织教师进行自我反思活动,教师通过自我反思,来检查自己的不足,从而加以纠正提升自己。这种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自我纠正、自我提升的办法,有助引起教师的高度重视从而使师德师风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第四,建立相应的机制。建立学校负责师德师风建设的职能部门,并定期组织本校师德师风问题的师生进行工作检查及考核,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能够得以有效的处理;建立奖惩制度制,每年度评选师德优秀教师,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在同等条件下,师德表现突出的,在教师职务(职称)晋升和岗位聘用,研究生导师遴选,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物选培,各类高层次人才及资深教授、荣誉教授等评选中优先考虑;同时制定本校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并明文规定出现哪些言行可直接进入“不合格”等次,以示警醒。这些机制的建立,在执行实施前要在教师中做好充分的宣传,让教师参与讨论,达成共识。以上举措,若能坚持,一定会让学校树立良好的学校风气! 二、结语 近日,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基石。,国民教育也好,平民教育也好,最优秀的精神应该是教育的公平,而职业教育是实现公平教育的一个途径。作为一名职业学校的一线教师,最本质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要做好这项做基本的工作,教师更应该做到“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人范”,我们应该珍惜当前的大好形势,把自己的工作与祖国的发展相联系,把自己的教育与学生的未来相联系,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为学做出行为的榜样,真正的用自己的热情去感化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让学生能亲其师,信其道,信其道,而循其步。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成就自己。 作者:尚亚刚单位:博兴县职业中专滨州市技师学院
试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优秀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优秀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试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世博契机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世博契机 启示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契机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二、发挥2010上海世博会效应,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发展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优秀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优秀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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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论文: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看当前新经济学论文 【摘要】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预示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出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主义却在150多年前给出了理论范式,经济学范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优秀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超级秘书网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新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看新经济学论文 【摘要】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预示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出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主义却在150多年前给出了理论范式,经济学范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优秀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新经济学论文:克鲁格曼与“新经济学”研究浪潮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方面所做的贡献。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试图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它们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同时,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因而也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经济地理学应看作是对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化,甚至可以认为,新贸易理论将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于新经济地理学之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进,经济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之间而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界线已变得越来越模糊。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新视角。 新经济学论文: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 [摘要] 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理论根源。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虽然学术界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认可“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1985年,为应邀?⒓右桓鲅?跆致刍幔?倚戳恕栋压??图壑蹈拍钜?肷??У难芯亢褪导?芬晃摹4宋脑凇侗本萍急ā?985年9月2日、16日、23日,分别以《把功利和价值概念引入生态科学》、《环境质量的价值问题》和《生态价值标准和价值计算》三篇短文的形式发表。这是把“生态学”与“价值”、“环境”与“价值”这几个过去认为没有关联的词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 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自然价值”的问题,认为否认自然价值是我们面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为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把“价值”和“功利”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我们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应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和经济价值的计算,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例如,人工种植的树是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原始森林的树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同样的价值,称为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概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1)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意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例如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包括宇宙、地质、地理、气象、水文和地文、生物和矿藏等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此外,现在认为对人类没有直接功用的动物和植物,如下百万种昆虫,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维护生态平衡有意义,因而对人类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2)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原始森林和草地、野生动植物和各种矿藏,它们虽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对人类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3)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对它们的使用应计入成本。 遗憾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一直没有被经济学界接受。1986年我的一篇关于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的文章,几经修改还是没有在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很幸运,这篇文章1987年得以在一家自然科学的刊物《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至今主流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 虽然现在发表了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它们大多数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 业要承担污染罚款,污染权交易,征收碳税,以及资源保护,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一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虽然使用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没有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消耗进行经济统计,没有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损失进行经济统计,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作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统计gdp增长,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账,因为它们在经济运行中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不在gdp账上出现。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偿,这种经济增长便是虚假的、不可能持久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惯性力量的结果:一是现代价值观惯性.它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经济价值;二是现代思维方式惯性,还原论分析性线性思维,以及依据这种思维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惯性,一种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的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此外,也许与现行体制的惯性相关,一种被称为“gdp”主义的体制,它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惯性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经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突破上述惯性,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被动式的革命”,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自然价值”是它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四、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价值”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一样,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它的价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树和海洋里的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人种的树和人养的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但它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承认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依据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力布局,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一样,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仿效生物圈物质生产的生产工艺,即生态工艺,改变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和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实现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和环境低污染的生产。 所谓“生态工艺”,是把大自然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仿圈学),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非线性和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生产过程的高效率并保持生态学上的洁净。它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那样,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则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因而它是无废料的生产、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如果出现环境污染,那是设计有缺陷,是不正常的,要在生产工艺中加以排除。 现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被称为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或循环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合法性需要自然价值论证。 五、低碳经济的自然价值论证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每年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o.0500%~0.0520%,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l%左右。全球呼吁向低碳经济转型。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它的基本要求是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能耗和开发新能源;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生产和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称为“低碳转型”。 潘家华教授指出,有人说当前的低碳经济或低碳转型是一次低碳革命,但是低碳革命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领的、主动的、没有边界的经济转型,不需要国际合约制度而自发地发展;而低碳革命则不然,它没有革命性技术,只有一种刚性的约束,即碳总量的减排目标,它是一种被动式革命。 的确,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作为一次革命,是“被动式的”,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迫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 低碳转型的“刚性约束”,如征收碳税、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等,它的合法性、它的科学计量,需要“自然价值”理论的支持。例如,排放碳为什么要纳税?因为你消耗了“自然价值”,因而需要作出补偿;如何实现交易,保证交易是公平的?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计算和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行“碳排放交易”,我国宣布在2014年前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额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的项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碳排放交易立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里,“碳排放”作为一种交易,必须为它制定价格。它的合法性,需要以确定它的价值为依据;它的公平性,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价值计算和统计加以保证;以碳排放立法加以保证。 总之,低碳经济建设、碳消耗统计、碳排放立法、碳交易立法,需要自然价值的论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需要自然价值消耗的科学统计保证。因而,自然价值论是低碳转型的形成和健康运行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学需要自然价值论。 新经济学论文:探讨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 摘要: 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理论根源。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虽然学术界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认可“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1985 年,为应邀?⒓右桓鲅?跆致刍幔?倚戳恕栋压??图壑蹈拍钜?肷??У难芯亢褪导?芬晃摹4宋脑凇侗本萍急ā?985年9月2日、16日、23日,分别以《把功利和价值概念引入生态科学》、《环境质量的价值问题》和《生态价值标准和价值计算》三篇短文的形式发表。这是把“生态学”与“价值”、“环境”与“价值”这几个过去认为没有关联的词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 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自然价值”的问题,认为否认自然价值是我们面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为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把“价值”和“功利”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我们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应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和经济价值的计算,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例如,人工种植的树是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原始森林的树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同样的价值,称为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概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1)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意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例如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包括宇宙、地质、地理、气象、水文和地文、生物和矿藏等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此外,现在认为对人类没有直接功用的动物和植物,如下百万种昆虫,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维护生态平衡有意义,因而对人类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2)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原始森林和草地、野生动植物和各种矿藏,它们虽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对人类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3)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对它们的使用应计入成本。 遗憾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一直没有被经济学界接受。1986年我的一篇关于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的文章,几经修改还是没有在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很幸运,这篇文章1987年得以在一家自然科学的刊物《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至今主流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 虽然现在发表了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它们大多数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业要承担污染罚款,污染权交易,征收碳税,以及资源保护,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一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虽然使用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没有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消耗进行经济统计,没有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损失进行经济统计,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作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统计gdp增长,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账,因为它们在经济运行中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不在gdp账上出现。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偿,这种经济增长便是虚假的、不可能持久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惯性力量的结果:一是现代价值观惯性.它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经济价值;二是现代思维方式惯性,还原论分析性线性思维,以及依据这种思维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惯性,一种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的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此外,也许与现行体制的惯性相关,一种被称为“gdp”主义的体制,它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惯性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经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突破上述惯性,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被动式的革命”,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自然价值”是它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四、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价值”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一样,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它的价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树和海洋里的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人种的树和人养的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但它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承认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依据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力布局,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一样,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 仿效生物圈物质生产的生产工艺,即生态工艺,改变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和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实现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和环境低污染的生产。 所谓“生态工艺”,是把大自然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仿圈学),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非线性和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生产过程的高效率并保持生态学上的洁净。它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那样,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则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因而它是无废料的生产、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如果出现环境污染,那是设计有缺陷,是不正常的,要在生产工艺中加以排除。 现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被称为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或循环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合法性需要自然价值论证。 五、低碳经济的自然价值论证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每年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o.0500%~0.0520%,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l%左右。全球呼吁向低碳经济转型。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它的基本要求是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能耗和开发新能源;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生产和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称为“低碳转型”。 潘家华教授指出,有人说当前的低碳经济或低碳转型是一次低碳革命,但是低碳革命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领的、主动的、没有边界的经济转型,不需要国际合约制度而自发地发展;而低碳革命则不然,它没有革命性技术,只有一种刚性的约束,即碳总量的减排目标,它是一种被动式革命。 的确,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作为一次革命,是“被动式的”,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迫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 低碳转型的“刚性约束”,如征收碳税、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等,它的合法性、它的科学计量,需要“自然价值”理论的支持。例如,排放碳为什么要纳税?因为你消耗了“自然价值”,因而需要作出补偿;如何实现交易,保证交易是公平的?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计算和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行“碳排放交易”,我国宣布在2014年前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额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的项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碳排放交易立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里,“碳排放”作为一种交易,必须为它制定价格。它的合法性,需要以确定它的价值为依据;它的公平性,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价值计算和统计加以保证;以碳排放立法加以保证。 总之,低碳经济建设、碳消耗统计、碳排放立法、碳交易立法,需要自然价值的论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需要自然价值消耗的科学统计保证。因而,自然价值论是低碳转型的形成和健康运行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学需要自然价值论。 新经济学论文:创新经济学的构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一、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优秀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优秀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优秀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优秀,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予保?,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在新的经济发展中,保持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是可能的,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高科技产业化的速度、知识传播的速度迅速提高,使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消费与需求。 3、新经济带来经济理论的创新,我们可以基于美国等国家的实证分析建立“创新经济学”。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普遍服务的新经济学思考 摘 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 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 d m a 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 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 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 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 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 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 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 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 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 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新经济学论文:菅直人的新经济学及其难题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刚刚辞职的鸠山由纪夫首相职务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 经济 均衡 发展 理念,他的这一发展理念似乎能够使日本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但是要想烧好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气和智慧,否则也将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 政治 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优秀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 企业 ,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 吸引外资 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 树立新的亚洲观 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 金融 海啸后亚洲 经济 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 发展 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 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优秀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 企业 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 新经济学论文:谈谈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 谈谈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优秀,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求同存异,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新经济学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看新经济学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工厂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新经济学论文:新经济学发展中的信息管理探析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关键词]知识经济信息压缩克隆技术纳米材料生物芯片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冷战结束前后,许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就开始强化研究开发投资、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夺取下个世纪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并将其作为各自国际竞争战略的优秀和国家战略的重点。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除了外部因素外,产业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白热化。可以预见,谁抢先把握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将在这一轮大调整中抢占优势地位,在这次危机过后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世纪之交高科技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技术将充分发挥前导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将更好地起到前导和统领作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将促进工业自动化、金融自动化、办公自动化、服务自协化,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不但大大提高社会的运行速度和效益,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 在巨大的全球性信息网络上,日本商人正跃跃欲试,积极研究对因特网商业价值的开发与利用。当前,日本企业开设的主页(Ho~一page)已经涵盖了有商业价值的电子读物、广告、招聘信息、重大商业活动信息、金融服务、住处检索服务、通讯贩卖等方面。关联企业之间利用因特网进行即时信息交换和推销订货业务,使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因特网是直接连通个人用户的,所以,因特网上的商务活动将首先在与个人相关的经营领域中活跃起来,地域性的网上商务活动将先于跨国商务活动而得到发展。从技术上讲,信息通讯革命是计算机与通讯的结合,不过,数字化与光纤通讯网的完善,以及卫星的利用,才使大量信息即时、双向传递成为可能。随着软件开发的扩展,多媒体产业正在形成巨大的新消费市场。日本当前正在加紧开发多媒体技术,其应用范围将涵盖汽车制造业(在汽车中安装电视接收及卫星导航装置等)、流通业、教育和宗教界、广告与出版和印刷业等。可以预料,通过将计算机、电子游戏、MTV}VCD与通讯、电视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变以往的住处传播方式。 随着微电子、光电子技术及纳米技术的进步,卫生通信、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宽频带高速数字综合网络、信息压缩与高速传输、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前沿技术将取得进展,人类将逐渐地全面进人信息时代。为此,各国对信息技术的开发十分重视,如美国就确定了2010年前重点开发的10项电子信息技术,它们是虚拟现实技术、高清晰度电视和显示器、光子学与光电子学、定点通信、X射线光刻技术、多芯片模块、超导技术、神经网络、语言和图形识别、人工智能。美国为继续它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已加强了计算机网络领域中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2月在其1999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提出,联邦政府将投资1.1亿美元以加快“新一代因特网”计划的全面实施。“新一代因特网”计划于1996年10月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开展先进网络应用领域。该计划的实施时间为5年。计划完全实施后,将彻底更新遍布美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使其以比目前因特网快100(〕倍的速度传信息,从而实现声音、图像信号的实时传递。 (二)生物技术将加速商品化。生物技术是21世纪技术的优秀,生物技术正在影响社会,深人人们的生活。1996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柯尔说:“本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下个世纪显然是生物学的世纪。” 目前,生物技术已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有100(〕多家公司、研究所或大学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美国、日本、英国等国走在前列。基因的分离、拄增、重组以及体细胞的克隆技术都已实现,某些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已经探明。快速繁殖脱毒、组织培养、胚胎移植、胚胎切割和单克隆抗体等技术已进人实用阶段。 科学家已从单个基因的测序转到有计划、大规模地测绘人类、水稻等重要生物体的基因图谱。水稻等重要农作物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及基因工程技术的深人研究,将发生新的农业革命。全世界已有6000多项农作物方面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进人田间试验,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玉米、土豆、棉花和南瓜等已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数百万公顷土地上试种。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的“超级稻”,在3年内可推广种植,它可以使水稻单产提高20%-25%。美国提出了“向生物技术要产量”的口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正在进行抗病育种的研究工作,1997年时已育成6个能自体抗病的农作物新品种,该校目前正集中力量培育能自体抗病的黄豆新品种。 正在实施中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将在本世纪初完成,这将极大地推动医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有利于人们的健康。许多危害人类的疾病,如心血管病、癌症、艾滋病、糖尿病等,将得到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美国有数十家公司已用“合理药物设计”法设计超级药物,这种方法能把生物技术和化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研制的超级药物能医治目前药物不能医治的癌症、艾滋病和多发性硬化病等多种致命疾病,有的已经进人人体试验阶段。专家们预计,这方面的研究将对遗传机制、发育机制和免疫机制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了解生物进化过程也有重大的意义。 克隆技术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突破,1997年英国克隆的“多莉”羊的出生,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重视,科学家认为它预示着“21世纪人类将全面进人克隆时代”。克隆的本意是指无性繁殖,即复制、拷贝生物,而不用依靠父母来繁殖。采用克隆技术,可以加快良种家畜物业的繁殖,从而有可能使畜牧业发生一场革命;克隆技术可以培养出一批批优质的牛羊品种,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拯救濒危野生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可在医学领域大量生产人们所急需的许多名贵药品。此外,采用克隆技术,可以对植物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等进行克隆,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克隆技术的发展将会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大大造福于人类。 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也逐渐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新趋势。生物芯片计算机正在研制之中,美国艾菲梅特里克斯公司宣布用DNA成功地制成生物芯片,可用于读取活组织基因进化而来的涌动信息流。这是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融合的结晶。 (三)新材料得到广泛采用。科学家和工程学家预测,21世纪的新材料将向着不同材料复合方面发展,研制的一种性能优于母体单体材料的“先进复合材料”将是解决适应各高技术的特殊需要的全新概念的新材料技术。本世纪材料科技的发展具有功能化、复合化、智能化特征,最活跃的将是信息功能材料、纳米材料、高等陶瓷、生物材料、复合材料等。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耐高温高压、耐磨耐蚀等极端条件的结构材料、智能材料等也将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获得新的发展。 新材料发展的经历和趋势表明,新材料技术对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在内的其他高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起着基础作用,专家们预测新材料产业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德国分析了世界各国高技术发展计划,总结出21世纪九大重点领域,首选是先进材料,其次是纳米技术、微电子学、光子学、微系统工程、软件与计算机模拟、分子电子学、细胞生物技术、生产与管理工程。在这9个领域中列出多个课题,其中属于先进材料的有2}’项,在其他领域中与材料直接相关的课题有27项,如纳米技术的纳米材料、微电子学中的信息存储微电子材料、高温超导材料等。在未来高技术课题中,有关先进材料的课题占60%以上。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计算机来设计新材料,目前材料设计已日益发展成为现代材料科技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领域。材料设计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大类:在数据库知识库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进行性能预报;利用计算机模拟提示材料微观结构和性能关系;在突破已知理论或总结实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并采用新技术来研制新材料;深人研究各种条件下材料的生长过程,探索和开创合成材料的新途径;选定重点目标,组织多学科力量联合设计某种新材料。 (四)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成为竞争热点。在21世纪,人类将更加普遍、理性、科学地节制生育和消费,更加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质量,注重保护自然界动植物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重视地球上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再生循环。 随着环保观念和持续发展观念的日益深人人心,各国环保投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力求在环保产业和环保市场获得优势,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又一个热点。在农业生产领域,开发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已成为根治环境恶化、发展环保产业的重要手段。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是以水土保持为主要手段,以恢复良性生态经济系统为中心,形成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目前世界许多地方荒漠化严重蔓延,在这个地区建立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能根治环境恶化,提高系统生产力,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各发达国家空前重视开发环保技术,目前,一场争夺环保技术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在无氟制冷技术上,美国和西欧之间展开争夺;在资源回收方面,日本和西欧互相竞赛。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微软公司、日本、西欧在环保产业中大量应用计算机技术和新材料,开发科技含量高的环保产品。 科学家们还在环保领域大量采用生物技术,以遏制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目前开发的主要技术有:用生物方法处理污水;用微生物脱硫防治大气污染;用细菌降解清除污染物;用无污染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虫害;培育抗病虫害农作物;开发实用的生物降解塑料。 (五)宇宙开发将空前活跃。航开技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将加快实用化和商品化的步伐,发展各种更先进的实用人造卫星。迄今为止,仅美国和前苏联就发射了近500颗人造卫星。本世纪初,各国计划发射的卫星将超过100()颗,其中通信卫星、全球定位卫星和地球资源卫星被认为最有商业发展前途。此外,开发月球资源和扩大太空生产能力将成为现实,星际远航也将踏上新的征途。如果进展顺利,人类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实现月球采矿的计划。 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实施。这项计划已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为主要合伙人的大型国际航天工程,参加这项计划的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巴西等。按照计划,宇航员将进驻这座价值40()多亿美元的阿尔法国际空间站,从事多种研究活动,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开辟新途径。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世界的潮流,我国要想在21世纪实现强国之梦,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实现产业升级,为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经济学论文:国企产权发展新经济学思考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服务状态的新经济学角度研究论文 摘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超级秘书网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新经济学论文:菅直人的新经济学分析论文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刚刚辞职的鸠山由纪夫首相职务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他的这一发展理念似乎能够使日本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但是要想烧好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气和智慧,否则也将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优秀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吸引外资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中国等亚洲各国出台“赴日就医签证”,吸引海外患者,形成、扩大新兴的“医疗出口产业”。树立新的亚洲观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金融海啸后亚洲经济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优秀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超级秘书网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中国贸易6年来首次出现赤字,规模为72.4亿美元。而其中,对日贸易赤字高达65.3亿美元,约占90%。这与日本危机后大举对华扩张出口有直接联系。 今后,随着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对亚洲的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 地区合作追求的是地区和平发展、利益共赢,为此,只有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学论文:可持续消费和新经济学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就是资源及环境资本被消耗掉的过程。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对自然界的干预强度如果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结果就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使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因此,通过可持续生产,变现有的产生污染的生产方式为清洁生产方式,将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从而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得以缓和;通过可持续消费,克服盲目的过度消费和各种愚昧消费,可以减少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减轻对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的“引力”。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可持续消费比可持续生产更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一次性物品的消费,就绝不会有一次性物品的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能自觉地抵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就绝不会再继续生产一次性物品,整个社会就会减少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另据研究,虽然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是全世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但生物学家认为濒危物种名单上超过1/3的脊椎动物主要是由于贸易而被捕杀。正是富裕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这种猎杀,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消费应当对于地球遭受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 由此可见,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此种生产与消费模式,是造成全球环境持续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可持续消费是构建生态经济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可持续消费?所谓可持续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 传统经济学源于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这种方式引起了由于生产者的促销行为而产生“欲望”的有害消费。因此,有必要用改进的模式来发展生态经济学,用需求而不是欲望来引导,把环境影响纳入经济分析的主流。 实现消费“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这正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旦被突破,消费当然就没有“可持续性”。由于各种高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等都毫无意义地增加了资源消耗、加剧了环境破坏的程度,所以都不是可持续消费。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公平和公正消费。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消费过度之间的一种折中调和,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它体现了公平与公正原则,即追求生活质量的权利对于当代全球的每一个人,对于当代与后代的每一个人应该同等地享有。任何人都不应由于自身的消费而危及他人的生存和消费(即代内公平),当代人不应该由于本代人的消费而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消费(即代际公平)。否则,没有相对公平、相对公正消费的社会犹如一艘航行中倾斜的轮船,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消费必须是发展的,因此,消费停滞不是可持续消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零增长”理论虽然看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带来的危害,但人类的出路不是“零增长”,而是可持续发展。同样,现有消费模式任其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重大危害,但“零增长”绝不是可持续消费的本意,更不用说消费倒退了。 因此,可持续消费对我们现有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反对过分节俭,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性”;又要反对奢侈消费,特别是反对不加节制地只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生态环境制约,忽视社会公正制约,即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模式应遵循和体现以下三方面原则——— (一)适度消费原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到了近代工业化以后,这一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适度消费原则要求人类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无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适度消费既要反对过度消费,也要反对过分节约。过分节约的低消费虽然减少了消费中的物质消耗,但降低了生活水平,抑制了生活情趣,不利于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 适度消费原则要求坚持以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以人的健康生存作为目标,逐步减少无意义消费和对人类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愚昧消费等。 过度消费是超出了人自身正当需要的消费,实际上也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或增进消费效果,但却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它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与心理需求。过度的多余消费可以为企业带来滚滚利润,但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却是弊大于利。 (二)公平消费原则 公平消费应该体现在提倡面向全体公民的消费模式,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及畸形消费。 (三)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 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指的是消费结构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实现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这里特别要注意在消费结构中不断提高精神消费比重。 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享受型、攀比型、形式化的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例如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分追求时尚、频繁更换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过分的人情消费、各种迷信等愚昧消费。在总体消费中,增大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在物质消费中,增大绿色产品的消费比例,把对环境有害的各种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生存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等等。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要求,是建立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精神消费主要通过教育类、知识类、文化类、科技类的消费,加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思考,确立和维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真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价值性,使人类个体增加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涵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在满足了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之外去追求过多的奢侈品,不但降低了人的生存境界,使人变得片面和畸形发展,使人沦为物质的奴隶。把人的毕生精力和时间用来获取消费品和寻求感官刺激,是人的最大失误,是对真理的彻底颠倒。增加精神消费,开发这些巨大的 精神潜能,将会日益丰富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深化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并且为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形成非凡的智慧。 可持续消费特别强调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地位,强调不断提高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所以,可持续消费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对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新经济学论文: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摘 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在近几年间发展迅速,当代经济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的种种优点,其已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行业中的交易方式、经济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及发展,从而活跃了我国当代经济市场。本文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对经济的发展也作为思考,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满足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够突破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挑战,把握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机遇,从而创新出全新的企业发展理念,使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发展的变化 1.创新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交易模式使用的实体店销售,销售的物品较为集中,实体店重视的是店面的装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实体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老板对店面的宣传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就是成本较高的报纸宣传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投入资金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其二,就是通过制造店面广告及海报等形式对店中的商品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传播,这种相比前两种具有实用性,它是以产品的质量及店员的服务质量为基础的,与客户的意识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创新了这种营销模式,扩大了商品销售的范围,并且没有局限性,顾客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挑选商品并且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多个商品及商家进行选择,销售方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互联网时代也创新了传统的宣传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网站、微博等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业中商品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及销售。 2.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是对商品的生产、定价及销售重视,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企业内部都要进行协调,运用自身的资源使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顾客以不满足传统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欲望,这也就要求企业要对产品的生产进行创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中,产品的销售大多以网店为主,商家及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和交易,这就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节约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更好的进行购物,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3.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注重内部的合作,要求企业经济组织集中化。在互联网时代中,重视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合作,经济组织离散化。在商业合作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可以调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及信息等,是降低商业活动的成本,提高商业活动的利润。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联网时代下,经济发展的优秀可以得到实现,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我国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挑战 1.协调全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问题 目前在全国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方面还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弱。所以当代互联网下的经济发展,要规划全面,根据不同的产业进行推进。另外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当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人民创业,并且对创业及就业给予支持,使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 2.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模式正处于初步阶段,比如类似58同城及拓维信息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国际化的领导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使互联网产业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另外,不少传统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找融合点,各企业在线上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线下,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别,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区,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农村没有正确的电商认知,并且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机遇 1.创新传统的经济局面 相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个人贷款问题及贷款高利息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解决这些问题只靠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政府及领导的监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包括融资渠道、信贷资金及降低贷款高利息等问题,创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局面及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线再一次创新了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技术还创新了传统工业的设计理念及销售模式,虽然对整个生产链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基于此也实现了生产链的创新及完善。从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产业的发展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产业服务形态,并且创新了产业群,扩大了生产型的服务业务。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联网给+制造业”,创新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及融资渠道,在企业服务、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将来还会有智能化工厂及企业不断出现,智能制造将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及机遇。 3.提高了我国经济实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形势中。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想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附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足够的资源,互联网也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问题,使这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运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四、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国家的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突破挑战,为我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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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高等学校一直坚持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全方面教育,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近年来,更是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2016年12月7日至8日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相对于对学生智育、体育都有各自的评价手段与体系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体系相对薄弱。如何对大学生的德育状况进行评价,如何使德育有形化,如何真正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亟待解决的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各个高校积极开展各种新的评价方式,经过多年的探索、改进、发展,从工作效果上看,德育答辩应运而生。作为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展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式,北京理工大学从2002年开始开展德育答辩制度,每位学生毕业时,除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外,还要完成“德育论文”,进行“德育答辩”。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纵观其他高校,他们开展德育答辩的目的在于,让大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对自己的德育作一次全面的检阅和洗礼。每个学校的特点不一样,将其他高校的德育答辩照搬到我校,实行拿来主义,是不适合我校的,不利于我校德育工作的开展。所以,课题组立志探索出一条适合我校的德育工作途径———《江西师范大学德育答辩工作办法》,并以之作为我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和载体,着重点在平时的德育养成,各项工作只是手段,更注重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以生为本,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先以部分学院的个别班级为试点对象,逐渐向全校进行全面推广最终形成我校特色的德育答辩管理办法。旨在进一步做好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和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抓手,不仅新颖,更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 1.通过该课题研究,让本科生自己对大学四年如何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塑造良好的自我进行精心设计。毕业时按照规定的格式,以总结报告的文体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形成个人德育状况论文,并以班级为单位,通过答辩会的形式,向班级的同学、答辩委员会成员宣读,同时接受提问,回答问题,由答辩委员会就其德育表现做出评价。2.通过该课题研究,让毕业生以不同专业毕业论文答辩的形式,对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就大学四年来的成长历程在答辩现场进行自我陈述,不拘泥于老师问学生答的考核方式,让同学开放式准备手抄报、PPT、小视频等方式配合展示,德育答辩的讲台就是一个感恩的舞台、告白的舞台。毕业情绪得到有效的疏导,是德育答辩之于毕业生文明离校的又一作用。3.江西师范大学是教师的摇篮,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促进我校的师风师德建设。4.通过该课题研究,建立毕业生风采视频库,为日后校友工作储存资料。5.通过该课题研究,更好地掌握学生成长过程,为今后高校的德育工作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研究的意义 1.转变评价学生方式 传统的学生评价过分关注结果,注重考察评价对象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是否到了评价标准的要求,或者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如何,是一种典型的终结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起来,收集和分析反映学生发展过程的重要信息,形成对学生发展变化过程的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给自己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激励和改进建议,对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 在自我评价和反思的过程中,学生依据思想品德标准和要求评价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表现,从而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形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信心,明确改进的目标和途径。这不仅是构建双向的,活泼的,着眼于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及对自己和集体负责、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的重要措施。德育答辩强化学生对自身思想道德的内省和行为的自律,有助于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3.有助于培养合格公民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我们把德育答辩工作中学生填写自我评价过程作为对学生进行“诚实守信”教育和考验的机会,在走出校门前,进行一次再教育,教育学生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研究过程:为探索出符合我校的德育答辩的工作办法,课题组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扎实的前期调研。2012年9月16日:召开全校教学副院长德育工作第一次协调会,摸底收集意见;2013年6月3日:召开全校教学副院长德育工作第二次协调会,整理建议,收集各学院德育答辩工作方案,形成全校德育答辩工作方案初稿;2013年9月———2014年9月:课题组到文旅、理电、文学院等学院进行实地调研,访谈党委书记、学工副书记、教学副院长、辅导员等德育答辩一线工作者,收集建议,形成全校德育答辩工作方案第二稿;2014年11月17日,召开全校教学副院长德育工作第三次协调会,形成全校德育答辩工作方案第三稿;2015年7月起在文旅学院金牌讲解班试点班级中实行德育中期答辩,探索多样化答辩形式,提炼经验,实施过程中针对问题对德育答辩工作方案进行修正。形成可复制、易操作、师生喜闻乐见、效果显著的德育答辩工作新经验。2015年8月———2016年5月,反复修改方案共十余稿,形成《江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德育答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2016年6月:学校正式下文,在全校13级本科毕业生中全面实施论文+德育双答辩。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一)研究内容 通过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运用小结、总结、评议、答辩等方式对自身大学学习、生活不断进行回顾、反思和展望,以促进大学生优良品行的养成过程。包括入学教育、学年评议、毕业总结、德育答辩和成绩评定五个环节。 (二)研究结果 1.适合我校学生的德育评价模式和工作办法:学校印发正式文件“校发2016[126]号关于印发《江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德育答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科学系统地把该模式运用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专业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自我教育,系统总结。德育答辩成绩计入培养方案。2.克服了管理困难,改进德育教育形式:让德育有形化,客服管理上的“知识技能教育”与“思政品德建设”两张皮现象,真正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德育的实效性。3.为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着力提高学生对自身思想道德、知识技能、心理品质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总结性、系统性自我评价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实行德育答辩不合格“一票否决制”,实施德育答辩后,学生普遍更加积极乐观面对毕业的迷茫和就业选择,更加从容自信地面对人生的新挑战,学校的德育答辩结果切实运用到了为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上。4.实践性成果:毕业生德育答辩过程管理手册资料库、各学院实施德育答辩过程中探索出的实践经验和办法。 (三)注意事项 (1)循序渐近:一项新的制度的施行和推动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各学院和师生要深刻认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立德树人,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开展德育答辩的重大意义,在遵照大方向的前提下,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和学科特色探索符合学生的工作方案和德育答辩形式,最终形成师生喜闻乐见的德育答辩工作办法,达到德育评价的根本目的。(2)形式轻松:学生可以运用视频、PPT、手抄报展示等多种形式,把德育答辩作为大学四年的一个“自传记录”,把自己对大学生活的反思和总结展示出来,回顾往昔、明确方向。答辩中,学生互动、师生交流能起到化解矛盾,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作用,使毕业生抱着感恩之心文明离校,富有创意。(3)制定目标:入学教育能很好的宣传德育答辩工作在学生大学四年的全过程,为刚入校的学生明确自身的职业、学业、人生目标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让他们大学期间有一根调整方向的准绳,每学年的交流评议,也让高校管理者、教育者及时发现问题,主动引导,为学生的成长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四)本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1.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动态化———通过对学生大学期间的阶段、单元和局部的道德发展水平评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全面发展,也能对德育工作进行不断的调整,改进德育体系及其手法,甚至重新构建。这样,在学生自我发展和学校德育评价的互动中,学生不断取得进步,德育工作目标也能最终实现。2.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人性化———德育答辩认可个体的差异,注重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通过过程管理和展现形式的多样性,激起学生的主体参与积极性,提高他们自我检查、自我分析、自我教育的能力,促进德育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动力,实现德育评价育人育才的真正意义。3.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多元化———德育答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特长,不局限于社团、志愿活动、成绩等方面的表现,根据自己的学年计划,确定自身的努力方向和目标,通过互评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全方位提升自我的思想政治素质。 五、研究的主要成果 1.学生学习工作热情显著提高———德育答辩使同学们之间形成了你争我赶的良性竞争,在各方面,大家的互助热情明显提高,下课后和老师、同学没有交流的现象明显改善,不少同学积极地走出寝室、走下网络,主动和老师同学交流,参加各类健康积极的团体活动。2.学校印发正式文件校发2016[126]号关于印发《江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德育答辩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办法中明确指出,德育答辩在培养方案中计1学分,答辩不合格者,不得毕业。学校专列经费用于德育答辩工作,按每年每生5元的标准划拨日常活动经费,按每生100元的标准划拨德育答辩环节经费。 六、本研究具有的推广价值 1.德育答辩可以量化德育考核机制,为高校立德树人的优秀工作提供可视化、可操作的评价体系。2.“答辩”的工作形式可以提升老师、学生对德育工作的重视程度。推广途径:在江西省各高校本科生中进行应用与推广。 七、有待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 1.部分师生认识不到位。有部分专业老师和学生认为德育答辩是“形式主义”、“花架子”工程,增加了自己的工作学习负担,存在抵触情绪。2.德育答辩工作的操作流程:操作要求简便且操作性强,不能与日常的学生工作冲突,形式简洁,学生方便操作,复杂不利于工作开展。3.德育答辩的评分过程:德育答辩的汇报中,小组的成立需要由党委书记、学工副书记至少一人牵头,该生毕业班辅导员组成的评审小组,确保人数太多或基本情况的不了解造成的结果不公正或工作效果不佳。
教学法论文:任务驱动教学法计算机教学论文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上的教学方法。它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教学内容,而且在其中设置非常有趣或者有难度的任务,使学生通过循序渐进地完成真实的任务来获取知识和增长自身的技能,而不会感到单调、无聊。”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多种教学法已经应用到了各类学科和各大高校、初高中小学的课堂当中,而任务驱动教学法也以其新颖性、实用性、创新性和实效性受到了教育者的普遍关注,并被应用到多种学科教学过程当中,而且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而对于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更为显著和突出。但是对于计算机教学中的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任然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努力和研发。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计算机教学中的优势 1、计算机技术所体现出来的对于推进不同行业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也受到了不同行业人的关注,因此对于计算机的教学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革新和飞速发展,如果单纯按照传统的固有的计算机教育模式进行教学已经不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教育技术的革新和顺应教育内容发展的特点。因此我们就提出了“任务驱动教学法”,通过难易点的把握和提出,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进行教学的方法就变得极为重要,纵观分析传统的计算机教育方式,主要是以“人”“机”一一对应的方式,而且往往将理论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没有明显的区分,导致学生在没有明确掌握理论知识的情况下进行上机实践操作,因此并不能够很好地掌握计算机知识,也不能够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上机操作流程进行变通,导致学习呈现出一种死板的状态,上课也没有层次性,而任务驱动教学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2、传统的计算机教学模式,由于学生获取计算机知识和使用计算机的机会相对较少,而且所能通过生活实际掌握的知识也相对较少,而教师具有丰富的计算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教师顺理成章成为了传统计算机课堂的主宰者,往往是按照“老师教”“学生学”的模式,但是随着现代科技技术和互联网知识的不断普及和飞速发展,学生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接受到计算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而且甚至部分学生的计算机水平依然超过了老师的计算机授课水平,因此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学习关系,任务驱动教学法便发挥了自身的教育价值,他可以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掌握较为优越的学生则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方式的积累和系统帮助进行进一步的学生和深入实践。 3、暂且不提计算机教学,其他的各类学科的教学通过新课改实验法的推进之后,已经提出并发展了学生自身自主能力的推行和发展,传统的计算机课堂,学生的自主探究发挥范围较小,而且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比较小,一方面是由于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不够牢固,另一方面是由于旧的教学方法的关系,因此任务驱动教学法就可以打破这一成规模式,极大地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并且通过学生自己之间的交流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究。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实施三步骤 1、指出问题,吸引学生。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关键点,也是最为基础的点便是“任务”二字,所谓“任务”指的是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首先先是向学生抛出教学问题,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计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下一步的基础奠基。 2、自主探究,发散思维。在进行第一步的“任务”教学之后,学生通过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自主实践探究,而实践探究的过程必须做到如下的前提才能进行,其一是必须进行理论课的学习,并且确保学生掌握的较为出色;其二学生自主实践探究的过程中并不是意味着老师已经脱离了学生的探究过程,教师应该作为重要的指导和引导作用,至少在课堂氛围和纪律上必须保持正常的上课秩序;其三,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必须把握循序渐进的层次性,由易到难,逐层推进,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举一反三,进行发散思维的拓展和训练,并要加强学生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问题论争,最后对于自己的问题进行完善和改进。 3、积极评价,明确目标。第三阶段的评价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于老师和学生的评价;第二是学生自己的评价。“这样可以对学生的缺陷进行及时改正,并且对于学生的优点进行鼓励,极大地激发学生的自我成就感及再学习的兴趣与动力。 作者:罗新建 单位: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教学法论文:篮球裁判案例教学法体育教学论文 一、案例教学法在篮球裁判教学中的作用 1.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大家都知道,在每场篮球比赛中都有裁判员,裁判员不但是比赛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更重要的是执法者。所以要想做一名合格优秀的裁判员不但要熟练掌握相关的比赛规则,还要能够在实际的现场执裁中对其进行灵活的运用,对现场出现的情况要灵活处理,以次来保证比赛公平、有序、精彩、激烈地进行。以上这些都是在建立在裁判员合理的掌握和利用篮球裁判知识的前提下,通过对不同的现场执裁的实践案例所取得的,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对篮球运动背后的有关裁判方面知识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学习。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对多种方式加以利用,像分组来研究讨论,或者是可以让学生进行分角色演习等,这样可以让学生深入实地的了解学习所要掌握的裁判规则以及相关的法规。不论什么样的比赛就可以很快的做出反应。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相比,其优势在于能真正有效的去对实际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 2.使学生的听课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都知道,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对案例教学法的使用,可以让学生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结合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有效地分析和学习,从而使一些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样有利于学生深入案例跟亲临现场差不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发了学生对裁判教学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主动地去学习,主动地参与和课堂有关的活动。这样不但使学生的听课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让篮球裁判教学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3.使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提高。因为篮球裁判教学从专业上看,其专业性相对来说强一些,所以对任课老师的整体素质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篮球裁判教学不是随便一个体育老师就能上好的。通过了解我们知道,要想使篮球裁判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于任课老师来说,就需要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教学案例进行设计,案例的设计不仅要让学生感兴趣,而且还要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所设计的案例要与实际出现的问题有效结合,通过对案例进行不同的分析让学生去领会、获取有效的知识。这还要求任课老师熟练掌握篮球的裁判规则和现场的相关知识,这样不但有利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是教学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提高。 二、案例设计的相关原则 1.需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于篮球裁判学习来说,一般分为对裁判法的学习、篮球规则的学习和临场实践学习三部分。相对来说裁判法和篮球规则方面的学习内容很复杂,所以对这两个方面的学习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才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个案例的设计都要以裁判法和篮球规则为依据,来实施教学。在就是要与真实的比赛资料相结合,对案例进行设计,案例的每个细节都要结合比赛资料进行仔细的整理,这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案例设计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此外最终要的事要保证把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达到每个案例都来源于实践当中,但是又比具体的实践要高,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真正的做到学以致用。 2.要遵循典型性和针对性原则。目前来看,在实际的篮球比赛过程中,攻守对抗的形式日益激烈。这些变化对于篮球比赛的裁判员来说,在实际的执裁过程中,会遇到复杂多样的状况,所以在进行案例设计的时候就要根据实际考虑多方面的构成因素。首先要掌握相关的理论内容,从而去考虑积极思维意识得到有效加强的方法。在就是通过对真实比赛资料的搜集,把有代表性的片段摘出来播放,让学生通过观看来理解。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有效理解,促使学生对案例的时间对象进行详细的掌握,此外还可以认知裁判在实际的比赛中的职责分工,从而让学生对篮球裁判相关的知识有一个多方面的了解。此外,案例教学法会促使任课老师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去设计生动形象的案例,从而让学生对教学重点和难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便于学生对重点难点知识的充分理解和熟练掌握。 三、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措施 在具体的案例教学过程当中,要保证理论知识的有效利用。对于裁判法和篮球规则的相关美容来说,对其学习是一个比较枯燥乏味且漫长的过程,所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通过案例教学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就需要老师在设计案例的时候把相关的理论知识合理的运用到情境当中。同时还要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在实际的篮球裁判教学过程中,有问题出现,老师要有效的对学生进行引导,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四、结束语 总之,对篮球裁判案例教学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可以进一步优化教学效果,使学生对篮球裁判知识的理解力增强,从而激发学生对篮球裁判知识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案例教学法在篮球裁判教学过程中起了很大的积极性,实践发现案例教学法确实在篮球裁判教学的实际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杨明辉 单位:湖北省咸丰县第一中学体育组 教学法论文:问题教学法初中思想品德教学论文 一、为学生创立思考问题的切入点 问题教学法的实施,第一个要点就是怎么问,部分思想品德教师在教学的时候,会提出很多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或与教学的内容没有太多的联系,或问题提出的切入点不够准确,或提问的层次不够分明,这些都会使学生无法从教师的问题中找到思考的方向,初中思想政治教师要以找到问题的最佳切入点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以一名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知耻近乎勇》这一课为例,教师先引导学生看几张PPT,这些PPT的内容是中国的游客在国外做出的一系列不文明行为,在第一张图片里,中国游客在外国的文物上刻下“到此一游”的字句;在第二张图片里,中国游客偷偷把国际航班飞机上的毛毯、耳机、餐具等物品偷走,被工作人员抓住;在第三张图片里,中国游客在航班上和工作人员起争执之后,把泡面水泼到工作人员的头上;第四张图片是,中国的一名游客“顺手牵羊”,拿走当地人的三轮车,直到把车骑烂了才把车还回来,车主找中国游客理论,中国游客却强辩撒泼,学生看到这些图片后都面红耳赤,议论纷纷,认为这些都是非常丢脸的事,此时,教师再给学生展示部分中国人对这些事件的评论:“那些文明礼貌,都是外国人订下的破规矩,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外国人订下的规矩?我们中国人要讲自己的规矩,”这些评论顿时让学生觉得气愤,当学生进入学习情境之后,教师便向学生提出思考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呢?”学生通过教师创立的问题切入点,就有了明确的思考方向,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时,可以先创设一个学习情境,待学生融入情境之后,再用精简的语言组织提问,引导学生明确思考的方向。 二、为学生加强问题交流的互动性 部分思想品德教师提出问题之后,便希望学生能够迅速从课本上找到答案,一旦学生找到了课本上给出的答案,就避讳其他学生再提出与课本答案不同的看法,然后迅速作出总结,实际上,这种教学方法不能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因为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不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答案,而是在课本上找标准答案,这类标准答案不可以令学生信服,教师在思想品德的教学中,应当加强学生的互动性,让学生得到思辩的机会,如果教师能够加强思想品德课程的思辩性,将能使学生在多种角度的思考中探索到自己的答案,再以《知耻近乎勇》这一课为例,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认为那条评论是强辞夺理呢?这种不文明的现象是一种丢脸的行为,那么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我们应当怎样做呢?假如有一天,我们做了这些丢脸的事,我们又怎么办呢?我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行为吗?教师利用这三个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教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让学生认知什么行为是对的、什么行为是错的,让学生明白,当自己遇事的时候,不能有颠倒是非、强辞夺理的态度;教师的第二个问题,是要让学生意识到,如果自己做错了事,就要以正确的策略处理,这就是知耻而后勇中的“后勇”;教师的第三个问题,是希望学生在思考问题时,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要求别人“知耻而后勇”,自己却“知耻后强辩”,教师在教学中采用引导学生互动、思辩的方法,让学生深入地理解这一节课要学的知识点,初中思想品德教师应用问题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时,要引导学生互动、思辩,让学生在思考中掌握知识。 三、为学生保留问题拓展的余味性 部分教师使用问题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时,不注重课堂留白的环节,在课堂上把所有待讨论的问题全部讨论完之后,就开始做教学总结,这容易使学生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觉得只要在课堂上学习完思想品德课,就不再需要思考书中的问题了,这种错误认知易使学生切断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教师运用问题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时,要注意问题的余味性,即要给学生留一些问题,让他们课后思考、课后实践,再以教授《知耻近乎勇》这一课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完理论知识以后,可引导学生思考:资料上提到的不文明的现象,仅仅发生在国外吗?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看到不文明的现象呢?我们要怎样消除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呢?教师要求学生以这些问题为研究方向,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其中一名学生在报告中谈到,他在生活中看到的最不文明的现象是社区中,人们喜欢随手扔垃圾,若养成了不文明的习惯,出了国也会随手扔垃圾,被罚款后还要强辩,他还总结出,要让人们知耻,就要营造文明、和谐的氛围,由于少数人不重视文明习惯的养成,不以破坏环境为耻,因此才无法“后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留有余味,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思考和实践,使学生能在课后巩固学到的思想品德知识。 四、总结 总而言之,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教师如果能够准确地找到问题的切入点,通过互动引导学生思辩,并在教学中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味,就能更好地应用这种教学方法提高思想品德的教学效果。 作者:吴薇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文峰中学 教学法论文:师范高专语文课堂项目教学法论文 一、当前师范高专语文课堂教学呈现出的问题 (一)教材内容过于注重理论知识,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 从当前师范高专语文教材看,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仍然是以理论知识为重点,致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无法实现与实践内容的有机结合。师范专业的教育重点在实践内容,今天的师范高专学生,就是明天站在讲台上的教师,需要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具备应用能力,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适应教学的实际需求。显然,当前师范高专语文教材内容过于陈旧,缺乏创新。 (二)教学理念过于落后,教学模式缺乏创新 当前,师范高专语文教师尚未实现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模式单一,没有认识到以学生为主体地位才能在有效传递知识的过程中,实现课堂教学效率的提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依旧是课堂的主体,无法实现对学生兴趣的吸引,进而无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降低了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同时,以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来授课,缺乏必要的互动与沟通,造成课堂气氛压抑,无法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授。 (三)教师的专业素质能力有待提升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以培养人才为己任,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素养,尤其是语文教师,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较高的个人文化修养,才能在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输出高质量的人才,为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当前师范高专语文教师在专业能力与个人修养上都有待提高,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项目教学法在师范高专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注入动力与活力 基于中国教育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思想,致使中国式教学课堂的弊端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国家在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实施了教育改革,在创新教学理念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项目教学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能够通过自身实施环节的设置,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传递,改变了过去以教师为课堂主体的教学弊端,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提高教学的效率。 (二)推进教材的更新,落实课改的全面要求 项目教学法是基于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参与性,进而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这就促使当前教材编写工作者认识到形势的变化,需要将教材的内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是教改的要求,也是教育的需求。 (三)丰富学习方法 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国学生擅长死记硬背,这种学习方法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容易遗忘,教学的有效性就会被逐渐淡化,不利于学生的发展。项目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丰富了学习方法,学生能在以自身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下,在互助学习的方式下有效掌握知识,强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项目教学法在师范高专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有效途径 (一)突出社会实践内容 实施项目教学法需要将社会实践内容有机融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明确项目的目标,选取贴合生活实际的、具有真实性的,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真正的具备语文教学的能力,这种职业素养的具备是重点教学目标,也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确保教学的有效性。比如:教师可以以对联鉴赏为教学项目,布置任务,将学生以小组形式划分,使其在课余时间搜集能够突出家乡特色的对联,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对联进行鉴赏。 (二)创设情境,实现项目任务的有效设置 教师在明确实施项目教学法目标的基础上,需要为项目教学法的实施创设情境,进而将知识还原于生活与实践,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从而在项目教学法有效实施的基础上,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比如以求职应聘信函书写与面试为教学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在掌握应聘书书写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小组互相面试,不仅使学生适应了应聘的流程与环境,同时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三)实现项目资源的丰富性,确保项目资源能够实现良好的互动 项目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首先结合教学目标与学生的实际需求,搜集整合项目资料,使学生高效完成项目。在搜集与项目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教师犹如大海捞针,需要从信息中整合出有效的部分,以支撑项目的完成,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与素养,因此,教师需要“随时充电”,以提升能力。同时,项目资源的选取需要考虑是否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实施项目教学法需要通过师生以及师生的良好互动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所以教师在选取资源的过程中,要秉持互动性、实践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师范高专语文课堂教学中,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还能在推进教材更新步伐的同时,实现学习方法的丰富,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因此,这就要求师范高专语文教学在明确当前教学弊端的基础上,积极地将项目教学法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在运用的过程中,要确保项目资源的丰富性与有效性,并要创设项目教学情境,实现语文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有机融合,进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从而满足师范高专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作者:郭明俊 单位: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法论文:计算机情境教学法论文 一、让教师做学生的引领者与幸福的体验者 课堂状态总是随着教师知识操作经验的积累状态以及教师与学生的心态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则需要教师根据课堂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教师是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建立情感的导师,因此在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甚至于同一班的不同学生我们都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善于发现不同、适应不同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引领者。作为向学生传递知识的教师,我们首先要热爱我们的专业,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在其中体会成功,收获幸福。作为讲授计算机图形图像这门课的教师,我们应通过使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软件这个能够表现美与创造美的工具,去享受变美的过程与变美后的成果。这将是一件幸福的事。 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不想听课、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生对所学知识没有兴趣,没有学习此课程的积极性,投入不了教师所设置的教学情境中去,归根结底就是学生的主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在情境教学法中,我们要通过设置情境让学生这个教学的主体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成为教学活动中的参与者,将学习的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教学中,我们要调动学生“爱美”的意识,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刺激学生“创造美”的需求,并且与自己的爱好、专业相结合,主动去学习。 三、设计教学情境 首先营造能够吸引学生兴趣的教学情境,明确学生与将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带领学生进入所设情景中去。例如: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欣赏漂亮的作品,让学生发现它的美妙之处,并产生学习的兴趣。其次,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这门课程大多采用的是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是在多媒体计算机机房进行教学,在计算机机房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刺激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从多方位创造有利的条件来创建我们的教学情境。但是,创建“情境”绝对不止于些,同样需要先进的硬件技术的支持,我们教师仍然需要丰富生动的教学语言、巧妙的教学环节设计、饱满的热情、爱心、耐心和机智,才能成为成功的“情境”设计者。 四、学生参与并从中获得感悟 学生参与是指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地位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的,课堂活动要强调学生的全面参与和全身心的投入。在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的前提下,再去对知识进行讲解、对学生能力进行提升。这样的设置才能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兴趣、激发起自己学习的热情。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的专业水平、兴趣特长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认真设计完成作品,让学生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学生在学习知识、模仿制作、创新提升的过程中完成作品。学生在体验过程中有对知识的理解、有对自身的期望、有能力的提升,这些都使学生今后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并且在完成作品和提升能力后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同时感受到成功的幸福。 五、提升审美 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这门课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是十分必要的,审美是与感觉、想象、兴趣、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情境教学通常是通过学生对情境的美好感觉与想像来展开教学的,而整个教学过程也是学生审美水平提高的一个过程。学生通过情境体验教学不仅获得了审美的提高,也获得了满足与成就感,这更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并且可以获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智慧。通过审美水平的提高,学生可以获得一个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获得对生命美的更深刻的感悟。 六、后记 中职教育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获取知识、提升能力,更是对学生个体发展的关注。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课堂中应用情境教学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对美的认识与感悟。但教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的教学要在传统的启迪下、时代的引领下,不断的实践与反思中前进。 作者:刘丽丽 单位:晋城技师学院 教学法论文:程序启发教学法生物教学论文 1“程序启发教学法”的模式和流程 1.1自学探究 学生通过阅读、质疑、讨论等形式自主处理本节内容重点,并归纳出本节的知识网络结构,教师可在学生自学阶段收集各种信息和疑难问题。例如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对本节课中DNA分子结构和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并构建知识网络,注意此环节需要让学生带着问题来阅读分析,然后教师事先准备好“DNA结构组件”,每4个人为一组,根据同学们从教材中的阅读对DNA结构的理解,将不同颜色的分别代表脱氧核糖、磷酸和不同碱基的DNA组件连接起来,然后展示给全班同学。 1.2答疑解惑 教师对学生自学中产生的疑惑问题进行点评或互评,并将学生归纳的不完整的知识网络以板书或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在同学们对于本节的主干内容已经掌握完成,但是头脑中的知识网络构建不系统的情况下,让同学们与老师建构的知识网络比较并补充,也可以锻炼他们的系统思维能力,并使本节内容重点突出。 1.3提高深化 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习题,加强对解题思路的分析,鼓励一题多解,使本节内容深化提高。由于不同学生理解程度不同,为了解决分层次教学,此阶段可以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让有余力的同学完成,使其思维能力得到升华。 2“程序启发教学法”的作用和效果 如此一节课下来,实现了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完美结合,因为整节课的开放性较强,所以不一定完全是按照教师的预想安排进行的,其中可能会遇到同学提出的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使整个课节奏乱掉,所以需要教师在课前对教材的知识做认真的处理和预设,同时对教师随即应变的能力要求较高,如此一节课可以兼顾培养学生几个方面的精神: 2.1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品质。 自主学习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能力,以往的教师满堂灌式的教学早已被学者们否定,但是如何建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也一直被广大一线教师苦苦探寻,所得共识即是“我要学、我想学,而不是让我学、逼我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才是学生成绩提高的真正动力。 2.2敢于质疑问难的学习品质。 学习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疑问,否则一定是对知识没有深入理解,所以有质疑才是学生对这门学科认可的表现,教师要善于抓住这一优势,将学习的热情延续。 2.3乐学好学勤学的学习品质。 我们一直认同,兴趣学习才是学好一门学科的最高境界,而这个兴趣的培养当然也是老师要在新课导入上做足功课的,为学生创设一个求知的欲望,引导他们进入兴趣学习中来,乐学在前,勤学自然随之而来。 3“程序启发教学法”使用中应注意几个问题 3.1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如果本节课对学生而言没有兴趣,那么带着无味的意识,自主学习自然是空谈,所以在导入启发这一环节要做足功夫,利用好生物学科与实际生活的广泛联系性,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本节内容的趣味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才能为本节教学的顺利进行做好铺垫。 3.2该放手时就放手 在起初应用此方法时,也很担心学生不能恰当的自主整理知识点或者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而使本节内容的重点不突出,可是发现只要教师设置的自学思考题得当的话,学生的能力还是不可小视的,所以让学生带着有价值的问题去自主研读非常重要。 3.3保护学生的提问积极性 当学生充分思考了本节课的内容后,提出的问题可能五花八门,而且有些在老师看来不是重点、难点,但是出于对学生积极性的保护,要多加鼓励才好,同时教师又要精心选择,毕竟问题偏离本节内容太远的话,会影响整节课的效率。 3.4引领学生勇于探索 解放学生、发展学生一直是教师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对于一节内容如果只是让学生掌握了或者记住了,那是远远不够的,能够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思考、有所联想才是知识学习的升华。因此教师也可以在最后一个环节上设置一个合适的探究性题目,为学生铺设一个起跑的平台。我相信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诸如像“程序启发教学法”等优秀的教学方法会更多的被广大一线教师关注、发掘,并灵活的应用于高中生物课堂上。 作者:宋彦东 单位:海盐高级中学 教学法论文:项目教学法单片机课堂教学论文 1学生情况分析——有效教学的前提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过程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学生进行的,因此必须了解学生。对学生情况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学生的知识起点能力、学生的技能起点能力、学生的情感起点能力、学生的思维起点能力。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备课,精心选择、设计项目,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给学生一个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学习目标。同时,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穿插介绍相关行业的招聘信息,这样,学生将学习单片机与自己的就业前景相结合,学习的积极性得以大大增强。 2项目教学法——灵活、恰当的方法 项目教学法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作品为载体,行动过程为途径,就业为导向,学生的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全新职业教育理念,让素质、职业能力、岗位技术三者紧密结合,使学生与企业“无缝”对接。单片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动手设计与调试单片机产品,才能真正掌握单片机技术。在项目教学中,学习过程成为一个人人参与的创造实践活动,注重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完成项目的过程。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和把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与乐趣,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3项目教学法在单片机课程中的应用 3.1项目描述及要求 项目描述即告诉学生要做什么。教师利用多种资源创设情境,让学生清楚要做什么项目。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想学的基础上开展教学活动,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项目达标要求包括时间要求、质量要求、安全生产要求、文明生产要求。制作完成的作品能否合格,需要按照各项标准量化考核。 3.2项目执行方案 项目执行方案即怎么做。中职生不具备独立设计方案的能力,需要教师提供可执行方案。为了完成项目,需要解决单片机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两方面的问题。教师提供原理图和程序,通过引领式教学方法,讲解硬件设计原理和软件编程方法,然后应用KEIL软件和实验台进行模拟仿真。以动画、实验的形式模拟理论,让学生容易理解,方便操作,使学生建立能够成功的自信心。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巧妙的将单片机知识点抽取出来,加以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生跃跃欲试想亲手制作的前提下,抓住时机,再次对学生讲解基础知识。这样,既是对以往理论学习的补充、巩固,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也为接下来的制作做好充分的理论支持。着力体现基本理论在工作现场的具体指导与应用,恰到好处的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根据各组成员实际情况,学生分组讨论分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不仅仅是掌握理论知识,还需要培养团队合作能力,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做准备。 3.3项目实施 教师提供完成项目需要的条件(如实训环境、器材、原材料等),同时仅做简单、必要的指导,由各组负责人安排分工,人人参与,相互协作,共同实施;学生需要先后解决清点元件、元件检测、插装焊接及调试运行四个关键问题。如果制作中遇到困难,先小组讨论,若无法解决,再请教老师。整个教学过程不再把教师掌握的现成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人人参与去寻找得到这个结果的途径,学习的重点在学习过程而非学习成绩。学生通过转变学习方式,在主动积极的学习环境中,激发好奇心和创造力,理解和把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与乐趣,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能力。教师,课前要准备充分,熟悉项目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准备好项目讨论可能涉及到的有关知识;预设出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通过对学生的指导,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者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指导者和监督者。师生共同完成项目,共同取得进步。 3.4项目评价 项目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结语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评价不仅关注学生是否制作成功,还要重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规范操作、安全文明生,以及节省原材料与爱护工具设备等意识与观念的树立。 3.5项目拓展 项目拓展是对知识、技能的补充、巩固和提高,能满足不同能力学生的需求。学校提供自主创新实验室,全天开放,并配备实验指导教师。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拓展。 4结语 在单片机项目教学法的教学中,教师是一名向导和顾问,帮助学生在独立研究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引导学生如何在实践中发现新知识,掌握新内容。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独立完成一个个项目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当所有项目都完成时,知识点就学完了。这样,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实操技能,而且又在教师有目的地引导下,培养了合作、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达到有效课堂教学的目标。 作者:张晓宇 单位:哈尔滨轻工业学校 教学法论文:数控车床项目教学法论文 一、项目教学法概述 (一)项目教学法的定义 项目教学是一个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完美结合的教学方法,简单来说项目教学就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制定一个完整的项目方案,让学生按照方案内容自主的进行项目的操作,其中包括工作安排、探究学习、自主动手等等。就数控车床实训教学而言,在其中应用项目教学法,主要就是让学生进行一项具体而完整的工作。如,产品的生产等。项目教学需要学生对理论知识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并且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将所学知识与实践内容相结合,最终提升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实际工作打好基础。 (二)项目教学法的特点 1.内容综合,利于探究 项目教学在应用的过程中主要将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相融合,每一个操作项目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明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因此每一个项目教学内容都包含了理论知识、技术应用、设备操作等多项内容,使得项目教学趋于综合性,更加利于学生进行探究。 2.团队合作,共同进步 项目教学与一般的探究教学相比较,其教学内容更加具体,操作流程更加完整,并且在参与人数方面也更加侧重于团体合作。教师在进行项目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对学生进行分组,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参与到项目之中,成为项目操作的主体,使得学生可以共同学习,相互促进。 3.注重过程,结果多样 传统的教育教学侧重于教学的结果而对教学过程则稍显忽视,而在项目教学进行的过程中,教师在进行成果验收方面并没有采取统一的标准,并且也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得出正确的结果。相反,教师更注重的是学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是否对所学知识进行了应用,是否发挥了自身作用,是否对个人能力有所提升等。 4.角色转变,生本为主 项目教学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一直奉行的是生本思想。所以,数控车床实训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将课堂的主导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围绕项目内容进行探究与学习,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仅起到辅助作用。 二、项目教学法在数控车床实训教学中的应用 (一)项目设计 项目设计是项目教学的基础,因此在进行项目教学之前相关教师一定要搞好项目设计工作。首先,项目设计应围绕教材内容展开,符合教材的要求。并且项目设计要有一定的针对性,教师在进行项目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先为项目设定明确而具体的项目目标,在围绕项目目标进行内容的设计和任务的安排。其次,项目设计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必须保证设计的项目各个流程与数控车床的实际应用相符。无论是刀具的选择、数据的编辑还是最终的操作与总结,项目设计都要忠于现实,进而增加学生操作过程中的实践性。 (二)方案拟定 由于项目教学与实际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进行项目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对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项目进行有效的探究与操作。为了保障每一组学生都可以顺利的对项目进行完成,学生在进行项目操作之前需要先进行方案的拟定。首先,教师需要对小组内部成员在分工上给予指导,选出小组的负责人。其次,小组成员要对设计图样、应用工艺、注意事项问题进行思考,并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方案的拟定,以此为项目的实际操作打好基础。 (三)方案展示 数控车床的实际工作具有着一定的灵活性,一个零件的制作可以通过不同工艺的应用进行完成。因此学生拟定的方案经常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正式执行之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按照小组顺序,将自己拟定的方案进行展示,并和全体学生一起讨论,探究方案的合理性。这样,不仅保障了项目操作的质量,同时也让学生在表达方面有所提高。 (四)项目执行 项目执行是项目教学中的优秀内容,这一部分工作主要由学生自主进行完成。首先,分组后的学生,需要在小组内部对成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安排,小组成员在明确各自任务后应围绕任务内容展开工作。其次,小组成员需要注重彼此间的协作,按照拟定方案中的工艺和流程进行项目的操作。最后,小组成员需要借助计算机软件进行模拟操作,确保拟定方案准确无误后,开始具体的实践。 (五)综合评价 项目教学完成后,为了让项目教学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教师需要组织学生进行综合的评价。综合评价应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学生自主评价,通常是由小组的负责人进行。负责人需要根据小组从方案设计到最终加工完成,整个过程的表现予以总结和评价,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动手能力等有一个自我的感知。其次,教师也要对学生项目操作情况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应趋于综合性和全面性,包括团队合作情况、工艺应用水平、加工消耗时间、零件是否合格等。 三、结束语 项目教学是教育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在应用的过程中对实践教学有着突出的作用。因此将项目教学法引入数控车床实训教学中对于推进数控车床实训教学发展,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相关教师在进行数控车床实训教学的过程中,应对项目教学法给予重视,积极的对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创新,使得项目教学法可以得到顺利的应用。 作者:石建生 单位: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法论文:药品生产项目教学法论文 一、项目教学法的具体运用 1.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布置教学任务 笔者从学校二年级同一专业随机抽取两个班,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班共40人,以座位为参照分为4个小组,分别命名为药品生产组、药品生产药监组、药品经营组和药品经营药监组,每个小组10人。笔者先向学生讲解此次活动的目的、方法、活动课时安排及活动的具体实施步骤,分发学习资料。然后布置两个任务:一是提交开办药品生产企业所需资料及申请GMP认证的资料,由生产组完成;与之相对应的小组是生产药监组,其任务是对生产组提交的资料进行书面审查,并依法依规决定是否发给药品生产许可证及GMP认证证书。二是提交开办药品批发企业的资料及申请GSP认证的资料,由经营组完成;与之相对应的小组是经营药监组,其任务是对经营组提交的资料进行书面审查,并依法依规决定是否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及GSP认证证书。每个任务由两个小组完成。 2.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要注意观察各小组任务的开展情况,并给予适当的讲解和指导,使学生形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探究精神。如在“开办药品生产企业”这一任务实施的过程中,首先,学生应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开办药品生产企业的流程;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使用电脑查阅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阅开办药品生产企业的有关规定与资料要求;再次,学生要准备具体的资料,并整理成册;最后,学生要将整理好的资料递交给生产药监组进行审查。每个课时结束前,各组汇报本组的活动进展情况,教师及时总结,适时点拨。这种设计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真正把项目教学法落到了实处,有利于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改进教学评价 在教学评价方法的选择上,采取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学生评价包括组内评价和组间评价,评价指标的选择需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组内评价的指标包括行为规范、配合与合作,如活动过程中哪些不准做、哪些必须做、哪些可以做,是否与组员合作。组间评价的指标包括小组成员是否积极合作及任务完成情况等。通过参与评价方法的制订,参与组内和组间的评价,学生提高了完成任务的热情,起到了相互监督的作用。 二、实施项目教学法的效果 在此次教学活动中,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在学习态度上,实验班的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行动迅速;而对照班的学生则相对懒散一些,行动迟缓。在学习效果上,实验班的学生掌握了如何分析问题、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能顺利完成问题并进行总结;而对照班的学生虽然能够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并记笔记,但是实际应用的能力较为欠缺,对部分重点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刻。 三、对项目教学法的思考 1.开发合适的校本教材是基础 教材是项目教学法的基础和前提。由于项目教学法的教学思维模式有别于常规教学法,常常缺乏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教材和参考书。因此,教师应该编写与药事管理与法规课程相适应的、具有项目教学特色的教材与学材。 2.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关键 在项目教学中,只有让学生主动参与到项目任务中,激发学生完成项目的兴趣,才能使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因此,教师应在了解学生学习态度、知识体系和学习技能的基础上,充分信任学生,严格要求学生,营造严肃活泼的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的积极性。 3.小组成员的协调是合作动力 小组合作过程中,组员能否积极承担和按时完成任务,关系到教学活动的进度。因此,必须协调组内各成员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本教学活动采用组内评价法,可以有效激发组员合作的热情,并约束组员不配合的行为。 作者:蔡佳良 单位:广东省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教学法论文:艺术设计项目教学法论文 一、项目教学法的构成要素 1.内容 项目教学法的素材来源于现实中的工作,与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艺术设计职业息息相关。有些内容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艺术设计工作任务而来,因此必然与公司需要的设计流程或真实的商业行为有关。学生可以自主规划学习步骤,在限定条件下自由发挥才能,并统筹安排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通过此教学过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新性都能够得到提升。 2.活动 所谓项目教学法的活动,是指为了完成工作职责,学生需要借助于有限的器械,采取合理的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探究性行动。学生在项目教学活动中,再也不是单纯地坐在座位上听教师讲课,而是立足于实践,在分析解决各种难题的过程中收获有应用价值的知识。此类活动对于学生而言挑战性十足,活动中分配的任务具备相当高的难度,不但要求学生具备牢固的知识基础,还要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自主学习,挖掘新技能,处理未知的难题。学生通过分析解决各项任务,拓展了专业理论范畴,锻炼了实际动手能力。例如,将项目教学活动应用于建筑设计课程中时,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学生在此平台上可自由地施展自身的艺术才能,理解建筑大师的设计思路,有利于形成自己的建筑专业知识体系。 3.情境 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需要适合的场所或环境,这就是项目教学的情境。此种情境包括现实工作的场所,也包括电子信息时代下盛行的虚拟环境或仿真情景等。 4.结果 项目教学的结果泛指学生经历一系列研究性活动之后,所收获的在艺术设计专业领域适用的知识、技能或职业操守等,包括应用型知识、团队合作意识和自主研发能力等。 二、项目教学法在艺术设计教学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1.实战性 项目教学法把现实工作中的项目实行机制融入日常教学行为中,在教学中最大限度地移植真实的工作模式,依照现实状况合理引导学生履行不同的职责,在被公司许可的前提下也可将其内部的工程作为项目课题,开展实践课程教学,把实践流程嵌入艺术设计的教学活动中,降低学习知识和未来工作的差异性。为了使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更有成效,学校还应积极争取与艺术设计机构或团队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合作,包括景观设计或室内设计单位,尽可能让学生直接参与设计,借此让学生体会所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探究的能力。 2.目标合理化,课题科学化 项目化教学应该在施行初期就设定科学化的教学目标,首先要明确此项目能够教会学生的技能、设计方法或艺术知识等。项目设计要想达到教学要求,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目标要紧跟大学阶段的教学大纲,符合艺术设计专业的主流教学需要。在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应该借助于国内外经典的艺术设计案例,开展趣味性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调研及剖析案例的能力。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体系与深度,布置难度适中而富有挑战性与实践性的课程作业,这是将教学效果延伸至课堂外的有效途径之一。 3.强调过程化 项目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制定一套严谨有序的项目教学规划,譬如项目资料收集、项目构建和剖析、案例提取、设计实施、结果评估等。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流水线式的项目施行过程领悟学习的真谛,满足学习所求,而不仅限于最终成果的取得。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很多高校的学生不重视艺术设计细节,只是在学期末临时赶作业;而项目教学法将学习成果分割到各个时间点上,学生要定期总结自身所学知识,并汇总上报导师,由导师进行逐一考察,将其表现计入考核成绩单,这大大提升了全过程的学习效果。 三、结束语 项目教学法是提升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分析了该教学法的重要性及其在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希望能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作者:雷芸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教学法论文: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法论文 一、创设生活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语文课程与现实生活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语文来源于生活,而且又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必须要将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课改背景下,在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择与编排上,要尽量选择文质兼美,同时又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文章,这样可以使得学生更加易于领悟文章内涵,更加容易地走进文本的意境,感受作者的内心的世界。而且,教师要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的生活情境,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使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当中,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文章的主旨。 二、创设多媒体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技术也获得了较大进步,而且其也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教育教学当中。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合理地运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创造生动的多媒体情境,从而使得原本枯燥死板的文字能够以生动形象的图画、动画以及声音等形式展现出来,进而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其学习热情。例如,在《桂林山水》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桂林山水优美的景色以视频的形式展示给学生,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桂林水之静美,桂林山之险秀,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文章用词之精炼,文章语句之巧妙,使得学生在优美的意境当中充分感受到文章的内涵,领悟到语言的博大精深。 三、创设角色扮演情境,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好奇心以及模仿欲望均较强。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剧本扮演情境,使其根据课本内容分别饰演剧中的不同角色,这样不仅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且可以加强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例如,在学习《小蝌蚪找妈妈》这一文章时,教师可以让不同学生分别扮演小蝌蚪、大鲫鱼、大乌龟、鸭妈妈以及小青蛙等不同角色,使得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故事情境当中,体会不同角色的说话语气,领悟语言的特点,理解文章的内容。而且,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根据一些常见的错别字、语病等对课本进行改编,从而使得情境更具有个性色彩,更具有挑战性,使得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四、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为学生提出合理的问题,并且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进行自主思考与主动探究,从而使得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探究努力找出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与领悟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及主动探究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质疑,提出与他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并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加强师生间、生生间的互动与沟通与交流,从而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等。例如,在讲解《夜莺的歌声》这一文章时,教师可以首先向学生提问:“夜莺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鸟,其歌声的特点是什么?为何要以夜莺的歌声为题?”然后,教师可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熟读课文,深入地分析文章内容,并找出答案。 五、创设音乐渲染情境,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加入音乐元素,不仅可以使原本枯燥乏味的文字变得更加生动,富有生命力,而且可以使得课堂气氛更加生动、活跃,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学习《雷雨》这篇文章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其选择适当的背景音乐,并进行配乐朗诵,从而将学生带入到特定的情感中,使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感受到雷雨前、中、后的景物变化,使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从而使学生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六、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的方法有很多种,每位教师都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为学生创设出比较科学、有效的情境,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得学生更加深刻地领悟文章内涵,并提高学生对语言的灵活运用能力、沟通能力与思考能力等,进而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者:沙丽久 单位:辽宁省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新港小学 教学法论文:语文课堂情境教学法论文 一、巧用错误,践行情境教学法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当中发现,学生们似乎对于老师所犯的错误很感兴趣。基于学生们的这种心理特点,我们完全可以故意犯错误,巧用错误在课堂中创设情境。这样的情境教学方法我在课堂教学中屡试不爽,均取得了预期成效。例如,执教《狼牙山五壮士》一课的时候,在课堂导入阶段,我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狼牙山五战士。刚刚写完就有同学大声说道:“老师,您写错了。不是战士,是壮士。”听到这样的话语,我故作惊讶,说道:“难道我真的写错了?哦,是真的。但是战士和壮士的意思不是一样吗?”听到我这样说,有同学说道:“当然不一样,战士和壮士虽然都是打仗的,但是壮士比战士更坚强、更勇敢。”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非常欣慰,慢慢说道:“这名同学说的很对,看来我真的要把它及时改过来……”在上述教学片断当中,我巧用错误在课堂中成功的创设了教学情境。同学们的课堂学习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这种错误给吸引过来。并且引发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可以说这样的情境创设方式是成功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我们教师在适当的时候不妨故意犯错,给同学们以思辨的机会。 二、巧用想象,践行情境教学法 想象是思维的高级状态,在我们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当中,适时的也可以巧用想象创设情境。让同学们通过想象来解决相关的教学问题。这样的情境教学法的践行方式非常有效,且很容易被同学们所接受。例如,执教《普罗米修斯》一课的时候,我这样提问说道:“同学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火,那么我们将会吃什么?”问题抛出之后,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同学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火,那么我们只能吃生的东西。”有的同学说:“想象吃生东西我觉得太可怕了。生的蔬菜还可以勉强下咽,如果是生肉那简直无法想象,吃了肯定会吐。”学生们基于生活的诸如此类的想象无疑是正确的。接下来我又问:“普罗米修斯偷得了火种又会怎样呢?”有同学回答说:“那样就可以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也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食物。”通过这样的想象性教学情境的创设,同学们想象的翅膀在脑海中自由翱翔。也正是由于这些想象也更加加深了他们对课文相关知识内容的理解,比教师苦口婆心地一味讲授效果要好很多。因此,巧用想象创设情境也是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一种重要践行方式。 三、巧用活动,践行情境教学法 除了上述两种情境教学法的践行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巧用活动践行情境教学法。活动对于同学们来说是非常感兴趣的。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动手动脑,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地位,这与新课程改革理念也是相适应的。例如,执教《雪地里的小画家》一课的时候,当时正值下雪天气。教授完基本的教学内容之后,我灵机一动,带领同学们来到室外,让他们模仿课文中的情景在雪地里自由“作画”。听到这样的提议他们非常兴奋,来到室外之后他们有的在雪地里用脚踩上了一排排的小脚印,有的用手在雪地里印上了一排排的小手印,还有的同学用树枝在雪地里作画,且图案变化多彩。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同学们都是开心快乐的,在学习课文的时候他们也变得更加感兴趣,这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具体的教学实践表明,巧用活动践行情境教学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同学们的课堂学习兴趣。因此,我们不应吝啬课堂教学时间,应多在课堂中巧用活动践行情境教学法,不断激发同学们的语文学习兴趣。情境教学法的践行之所以会取得如此之好的教学成效,主要是因为其充分考虑到了小学生的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特点。所以,我们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应积极探索新的情境教学法的践行方式,让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践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教研之路还很漫长,在今后的研究之路上,希望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到该问题的研究当中,不断丰富情境教学法的践行方式。 作者:黄复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乐里第二小学 教学法论文:物理知识理论下情景教学法论文 一、创设问题情境,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 目前,在物理课堂上我国教学太过呆板,如果创设问题情境,则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例如在教学“匀速直线运动规律”时,教师可以根据这个知识点提出一个大背景,让学生自己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了解。具体可以这么做,一辆车在高速上运行,它的速度大概是十米每秒,但是前方突然遇到紧急情况,司机必须刹车减速,否则会发生交通事故。在一般路面情况下,刹车后减速运行的汽车大概是以每秒十米的加速度在运行,如果我们是司机,那么是不是应该先大概地预测一下在多久的时间里,汽车的位移是多少米,这样才不至于造成交通事故。那么,现在老师希望知道6秒以后,汽车移动了多少,应该如何计算呢?这时教师可以将班级学生分为几组,在几组中进行讨论。讨论结束以后,教师要求每一组派一位代表发表本组的基本讨论情况,然后汇总以后,帮助学生点评他们的讨论成果。最后,就讨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中讲解。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牢牢记住知识点,而且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积极性。另外,学生讨论的成果正确与否,也是一种竞争,哪一组的答案是对的,哪一组的理解更清晰,哪一组相对知识薄弱,等等,教师都应有一个全面掌握。而学生都希望自己的组比较优秀,故而在学习的时候会更认真和积极,希望超过比自己组厉害的组。 二、创设课外探究情境,促进学生的课外学习 物理知识是很多科目中最贴近现实生活的科目,物理知识很多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或者是自然规律。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一特性,带领学生更好地学习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知识,彩虹虽美但它也是一种物理现象,筷子放到水里会变弯是因为光的折射作用,星星会闪烁也是同样的道理。物理课堂如果可以逐渐转变为课外课堂,就可以让学生慢慢习惯将理论转变为现实,再将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转变为理论。学生通过实际感知掌握的知识,要比单方面接收讲解的知识记忆更牢固,同时可以更好地掌握知识点。在未来的生活和学科考试中,要更好地利用和拓展。这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十分有好处,同时能帮助学生拓展在传统教育之中最缺乏的创新意识,是一种一举多得的教学方式。 三、结语 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很多收获,但与此同时应该明白事物有好的一面就有不好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些弊端,从而在未来的漫长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功,一直这样坚定畅通地走下去。所以,要做到:创设课外探究情境,促进学生的课外学习;创设问题情境,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创设新课导入情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作者:池柳萍 单位:南安市南星中学 教学法论文:CDIO营销策划项目教学法论文 一、《营销策划》课程项目式教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课+实训课的方式。 一部分高职院校逐步建立理实一体化的概念,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较差,教师通常将课程分为理论课和实训课,并分别在不同的场所进行。授课的方式不利于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教师一般通过理论课程完成知识点的讲解,通过实训课的案例分析或策划训练完成实践部分的教学,这种教学实践相分离的方法并不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把握和策划能力的提高,使得理论与实际脱节,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2.项目教学仅是案例操作。 教师在《营销策划》课程中所选择的项目大多是企业已有的或已完成的项目或任务,其实质是一种案例操作。注重案例分析和技能的训练,能有效的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对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一定作用,但忽视了策划完整项目的工作过程所带来的学生可持续能力的发展,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发现知识的能力以及传播知识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3.忽视知识系统性学习。 此外,还有部分高职院校在实施项目教学法的过程中,将项目教学法当成万能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法,过度强调每个任务的实施与完成,而忽视了理论知识与项目实施的高度结合,导致学生获取知识的系统性不够,对基本概念、原理不了解等问题。 二、认识CDIO模式下的项目运作 CDIO代表构思—设计—实现—运行(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等四所大学通过几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建立的一种先进的工程教育模式。CDIO模式下的项目运作是以产品从构思、研发、运行到废弃和再利用的全生命过程为载体,让学生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的运作中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具有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和获取工程能力。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做中学”和“基于项目教学”的集中概况和抽象表达。CDIO工程教育模式不仅强调过程的参与,更加注重项目过程的完整性;不仅强调职业能力的运用,更注重可持续能力的发展;不仅突出系统性知识做中学,更突出学而用,注重终身学习能力、团队工作能力和在社会及企业环境下构建产品、过程和系统的能力。基于当前项目教学在《营销策划》课程中运用的反思和CDIO的认识,构思以项目教学为载体的CDIO教育模式的实施方案,以营销策划课程为对象进行项目教学的改革,探索一套可行的能力训练方案,改变目前课程教学中“学生被动参与型”教学模式,构建一种能突显、并能有效实现对学生策划能力全面培养的教学方法,探索一种营销策划课程适用的“依托项目运作进行策划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策划实践教学模式,采用项目教学法,通过完整的项目策划过程将整个课程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解决策划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难题,引导学生自主创新思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转为为实际工作的能力与项目开发的能力,更能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水平,逐步实现对学生策划创新能力的全面培养。使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提高。 三、CDIO框架下的项目教学法的运用 CDIO内涵在营销策划中的体现,构思主要指分析市场需求开发新的项目,商业计划的制定以及企业发展战略思考。设计是指根据策划项目内容设计实施计划方案,实现是指计划方案的确认及执行过程,运行包括对策划方案的投入运行及方案的修订、改进及淘汰等。根据CDIO完整的项目运作特点,结合《营销策划》课程目标,意在构建一种能力培养项目化、教学内容模块化、实践指导个性化、教学考核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1.能力培养项目化。 构思阶段,教师帮助、引导学生找到合适的项目,是项目教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教学时,教师首先要营造一种体现职业实践环境特点的教学氛围,通过岗位角色扮演,以完成一个具有实际价值的产品为目标,把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职业素养蕴含在每一个项目任务中,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提升技能,养成职业素质。学生以自愿或抽签的形式被分成若干个团队,每个团队模拟成立一个策划公司。每个公司选取一名策划经理及若干个策划人员。其次,教师需设计或引导学生自行寻找相关客户,明确策划问题。一方面,教师可鼓励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洞察市场行情,分析消费者需求,寻求潜在商机来拟定创业策划项目,一般以学生消费群体为主,更有利于引导学生自主创新思考,培养学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及创新创业能力。如“大学生旅行俱乐部营销推广策划”,“大学生毕业形象设计中心营销策划”,“行知超市双旦促销活动”等。另一方面教师也可借助校企合作平台,产学研基地,产学合作中心或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为学生提供具有可行性及实践性的营销策划实训题目以及全国大学生市场营销策划大赛提供的参赛题目等。如“哇哈哈蜂蜜柠檬茶新产品策划”,“招商银行学生信用卡营销推广策划”等。合作企业主要为学生提供相关信息或资源获取途径,如为学生提供相关的企业背景,产品信息,以及企业营销目标等。此阶段注重构思,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头脑风暴、整理方案、小组讨论,确定策划项目。最后,教师需要从项目的创新性、可实施性以及价值性等几个方面把握学生所构思的策划项目并需通过简单讲解,让学生了解本策划项目的意义、项目应完成的内容、项目完成所需的知识、技能及学习方法以及项目的流程及考核办法等方面的内容。 2.教学内容模块化。 设计阶段,主要解决开展策划工作实施的思路问题,实现教学任务及目标与学生工作任务计划相融合。教师可按照市场营销活动的过程以及营销策划的逻辑结构将总项目划分成七个具体的模块,明确策划问题——市场调查与资料整理——市场环境分析——营销战略设计——营销组合策略设计——营销实施方案设计,教师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实现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教学。为了克服项目教学法可能带来的学生获取知识的系统性不够的问题,教师需要将理论知识与项目内容充分结合,把对营销策划的理论知识的学习融入到每一项营销策划活动完整流程的七大模块中去讲授并组织学生计划各个策划环节所要完成的任务。教师通过各种资源手段集中讲授每个策划板块中可能遇到的疑难点及解决办法,教授可能用到的策划工具及策划方法以及提供获取资源的途径。制定既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又注重能力培养的模块教学方案。学生以工作小组为单位根据以上策划的逻辑结构以及每个模块的特点来拟定工作计划,设定每一个策划环节,确定工作步骤和程序。 3.实践指导个性化。 模块教学更偏重知识系统性的讲授,以共性为主的讲授方式,实践指导则需要考虑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在具体的实践环节中,教师除了要监控学生的策划过程,督促学生按照项目计划书中的要求完成各个环节,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给予各个项目团队个性化的指导。如教师辅助学生分析策划主题,指导设计调查问卷,组织市场调研,指导资料收集整理,市场环境分析,指导SWOT分析、指导STP营销战略分析,指导营销策略分析及策划方案的撰写等。基于学生对不同实训项目的选择,每个团队所面临的行业及企业都有很大差异,不同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一致,学生能力参差不齐,教师要站在学生的角度,通过开展“一对一”指导,与各个项目成员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分析,提供专业咨询,示范思考模式,来帮助学生解决在项目策划实施过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对于学生完成的阶段性的工作成果,教师及时给予指导并引导下一个工作任务的开展。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从思考框架中跳出来,让学生学会自己反思问题,使学生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从而学会持续性改进。师生“一对一”的深入交流,是实施过程中的“因材施教”,是实践指导个性化的主要方式,能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挖掘学生潜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教学考核多样化。 教学考核通过三方评价,首先学生自我评估与组间互评。学生自评通过项目团队展示项目成果,讲述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案,成果的优缺点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收获和感受,并对团队成员的参与程度、所起的作用、合作能力给予评价。组间互评建立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案。教师评估,教师要用形成性的评价来对学生点评,既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与掌握,也要关注学生态度与职业素养的形成于发展。首先,表扬学生自主探究与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以此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其次,肯定学生的成果,总结解决问题的过程、思路,加深学生理解;最后,根据学生成果及工作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个人能力来选拔选手参加省市乃至全国的市场营销策划比赛。最后企业评估,合作企业需从创新性及可操作性方面基于工作过程化的角度对学生成果给出评价,引导学生的策划方案向可实施性方向发展。企业可选择具有可实施性的方案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将策划内容实施下去。 四、结语 基于CDIO模式的项目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营销策划课程的教学模式,转变了教学理念,改革了教学方式,开放了教学内容,更新了教学评估方法,使学生在基于工作工程的学习中激发了兴趣,学会了综合运用所学知识,锻炼了岗位工作能力,团队协作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在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中提高了自身专业技能,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校企联系。当然,新的教学方式在实施过程中有也表现出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及完善,使它更好地实现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此促进专业建设的发展。 作者:卢莹 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教学法论文:建构主义情景教学法论文 一、建构主义情景教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特点具有内在一致性 1.原理课程讲授内容是学生中学思想品德课程的延续。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的自我情境体验,但其运用于教学的逻辑起点是学习者要以自己的经验为背景建构对事物和知识的理解。对于原理课程而言,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思想品德课的延续,课程内容与中学阶段思想品德课课程内容有些许重合,但更多的是在中学课程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一方面这种课程内容的“重复”使教学缺少了应有的时代气息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学生在中学阶段思想品德课程的学习为其自身提供了一个“学前经验”,使原理课程开展情境教学不再是“无根之木”,有利于规避教学过程中“形式化”“片面化”的风险。 2.保持学习者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符合原理课程教学的德育目标。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05方案”)中明确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是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五门理论课程之一,教学的首要目标是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发展规律,从而完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构建。大学是学生“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既面临外部社会的客观压力,又面临成长期衍生的主观困惑,难免在“三观”认识上出现偏差。原理教学的德育目标是帮助学生学习如何看待问题,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决定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的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背诵现成的结论和原理,而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说到底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化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并用这种思维方法去解决现实问题。正确的“三观”构建是多元的。德育目标是培养学生健康的“三观”认识,让学生通过学习形成正确的人生认识,而又保持各自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3.原理丰富的课程内容为情境模拟提供了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最大的优点和特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从内容来看,原理概论中既对马克思创立的哲学体系进行了宏观概括,又对哲学的一般原理做了详细描述;既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经济因素,又描述人类发展过程和阶段;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介绍中,更是重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进程。从学科涵盖来看,原理课程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涵盖学科面广,内容丰富,是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虽然丰富的课程内容为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却为情境模拟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构建还原学习情境成为可能。在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下,情境创设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学习效果。原理课程丰富的课程内容为我们选取创设情境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库,使情境创设的质量获得一定的保障。依托课程内容,针对教学目标进行有利于学习意义的情境创设是原理课程进行情境教学的一个显著优势。 二、建立有效师生联系是建构主义情境教学法运用的首要前提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讲授、学生理解掌握为主,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由于原理课程有别于其他政治理论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知识性,讲授难度大,课时相对紧张,为保证完成教学任务,一般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单一的教学方法加剧了师生间上下级关系,直接导致教学效果欠佳。近年来在原理课教学的教学方法上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采取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维,有利于促进师生沟通和合作。但从师生联系来看,无论是传统“满堂灌”还是案例教学,都没有改变师生之间建立的单向二元的联系。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倡导师生之间建立一种平等交互双向的二元联系。在建构主义情境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教授者,转而成为学生情境学习的宏观控制者和参与者。情景教学主体是学生,学生依靠先前积累的知识经验在模拟情境中通过相互合作,自主探索,最终获取知识来完善原有的知识体系。但模拟一个好的情境没有教师的参与是难以实现的,教师能把握知识的前沿,懂得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收集掌握大量的信息,指导学生对知识和信息重组整合,可以成为“发掘情境资源的向导”,组织指导和参与学生的情景设计。因此,建立有效的师生关系至关重要,教师和学生同为情境教学的参与者,二者缺一不可。原理课程有别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内容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远离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且理解难度大,不仅难以激起学生兴趣且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在实际教学课堂中,学生采取不听、不看、不答的消极上课方式“对抗”教师。情境教学则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机会,原理课教师应该主动指导、帮助和参与到学生的情境学习过程中去,以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沟通和合作,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的沟通联系,共同探讨确定开展符合学生特点和兴趣的情境学习内容,最终达到协助学生自主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的课程目标。 三、编演情景剧是建构主义情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主要载体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要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最好的方法是让学习者步入真实的环境中去感受、体验,进一步理解知识。基于理论的指引,结合原理课程的基本特点,排演“情景短剧”自然成为原理课程“情景式教学”的主要形式。情景式教学设计应该遵循坚定贯彻学生是主体,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基本原则;强调“真实的情景”对学习者学习知识的作用;强调协作与交流在情景式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地位。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情景剧”的编演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1.情景剧剧本精炼化,设计要贴近生活,以小见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适用的情景剧本应具备系统性、目的性、现实性、启发性和实践性五个特点。系统性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科系统而言的,原理课的教学内容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主题构成的,在情境设计中一定要尽量覆盖到每一个主题,使经过斟酌设计的情景剧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针对每一个情景剧的剧本设计,要坚持目的性和现实性,即情境的模拟一定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原理问题,不能因为刻意追求气氛的活跃而耍弄花拳绣腿,使表演脱离课堂教学的主题。情景剧设计要在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的前提下,对现实生活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力求做到情景剧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基本观点,辅助学生掌握具体知识。实践性强调情景剧实践价值,即情景剧在避免过于冗长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幽默元素,并体现一定的时代特色,使情景剧精炼而富有趣味性。 2.情景剧形式多样化,课堂短剧和课外微电影相结合。 一般而言,情景剧采取课堂短剧形式,课前让学生准备好情景剧本,背熟台词,准备道具和服饰,在课堂上展示。但课堂情景短剧只是创设情景的一种方法,受课堂场地限制,学生在表演情景剧时受到制约,剧情难以顺畅完整地呈现。加之原理课程本身属于大学“基础课”,上课人数众多,课堂时间有限,难以保证每名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情境剧中,制约了情境教学效果。课外微电影能够很好地补充课堂情景剧的缺陷。任课教师利用课外的实践学时组织学生完成微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最终安排1学时进行师生共同欣赏和点评,这样保证了情景剧的编演质量,节约了课堂时间。 3.重视团队合作,保证教学活动全员参与。 一台情景剧虽然在几分钟内落下帷幕,但从设计到排演都充分体现了学生积极思考、查阅资料、收集、分析和处理史料的能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各学科知识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一方面,在情景剧表演过程中,仅仅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需要团队通力协作,各司其职,才能成功;另一方面,编演情境剧的目的是希望每名学生根据自身特点承担团队任务,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完善个体经验。没有较高的学生参与度和良好的合作氛围,情境教学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原理课堂人数多,采取情景教学这种开放式教学方法势必对管理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在活动中要关注参与的学生,做到及时沟通和监督,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团队合作。 四、建立多元化学生评价是建构主义情景教学法的有效保障 是否建立科学有效的学生评价体系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的任务是把握价值客体、价值主体及其关系运动和结果,即要把握价值的运动。评价目的是反映课程与教学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高校课堂教学指在特定的课堂情境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互动活动。课堂情境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学生的表现直接决定情境教学效果的好坏。情景教学要更多地关注如何进行有效的学生评价,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05方案实施后,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性,原理课程的考核普遍采用试卷考试的评价形式。学生在课程上的表现最终以结课考试成绩直接得到体现和反映。这种以考试为主的考核手段和评价方式相对单一,导致学生陷入上课不听讲,考前突击复习的“应考”学习状态,难以真正激发学生兴趣。近年来,随着案例教学引入原理课堂,对原有单一的考核手段和评价方式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进。把课堂教学的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进一步把学生的课堂理论学习与实际表现相统一,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范围内,采取多种方式,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际运用,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建立科学有效的考试和评价体系已基本成为原理课程评价形式创新的共识。情景教学法的采用对原理课程全新的考试和评价体系在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更加具体和严苛的要求。把学生在情境教学中的表现纳入学生评价体系是情境教学运用于原理教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措施。情境教学属于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在原理情景剧编演中,不同的自导情景剧有好坏之分,而学生根据自身不同的特点承担不同任务并扮演不同角色,最终在情境教学活动中的收获也不尽相同,采用统一的学生评价制度对学生进行教学考核则显得不足为据。建立档案袋式学生评价则能克服这一缺点。教师可以在课程开始前制定一份类似于学生档案的信息表,既要求学生填写个人信息和情景剧中承担任务和担任的角色,也要求其写一份简短的活动总结,还包括情景剧小组互评、组长评价等项目。由授课教师分发给学生,要求在情景教学开展前后分两次填写,表格内容作为最终为学生打分的一项重要依据,既全面记录考查学生在情境教学前后的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在情境教学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又能够对学生进行鞭策和监督。这种记录既是收集、陈列性的,也是分析性的,其根本目的在于正确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保障情境教学的效果得以最大彰显。 作者:谢璐妍 蔡文学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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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论文:图书馆事业市场经济论文 1、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1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要求图书馆进行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已经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重任。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本身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民族素质的高低和经济发展后备力量的强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人才市场的完善,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大量出现,这些为图书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对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作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工作,也必然要走入市场、面对市场,因此必然会面临大量的机遇和挑战。 1.2信息化有利于图书馆自身优势的发挥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含量大,传播速度快,但信息本身的传播渠道、方式、来源也错综复杂。从中选择所需信息,并非每个用户都能够了解和掌握,图书馆却在这一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图书馆拥有海量信息资源、专业的员工、独特的信息处理途径,有利于对信息的筛选、组织、加工。通过数字化,可以有效推进图书馆信息化建设。1992年,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形成热潮。受其影响,数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革命性变化,它“能在网络环境下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信息,使广大读者用户像访问本地图书馆一样去联机访问网上的其他图书馆”,由此“图书馆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借助高科技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数字化、信息化、虚拟化、网络化、全球化已经成为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主方向,图书馆必然将工作重点从馆藏文献的加工管理转变到数字化信息建设上来。 1.3市场经济为图书馆效益化提供了机遇 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图书馆的兴起,推行图书馆效益化,必将改变图书馆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继而引发和带动图书馆结构的变革。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将图书馆列入第三类产业。由此图书馆从单纯的事业单位,过渡为拥有资本、可以实现自我生产、参与市场竞争并独立发展的产业。追求效益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需要,图书馆产业化有困难,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产业化的图书馆应具有社会公益职能和产业经营活动的双重身份,在产业化的初始阶段开始某些领域的“有偿服务”以验证产业化的可行性程度及弥补财政之不足,同时举办图书馆产业化实体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信息服务功能引导至平衡发展,最后发展为“股份集团”的产业化模式。 1.4国家政策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 国家相关的图书馆政策,从内容上包括文献资源、拨款、读者服务、有偿服务、技术与设备现代化、教育、人才管理、科研、国际交流、未来发展等方面,保障了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制定一部图书馆法,这是决定图书馆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一些文件、政策的出台,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1980年,图书馆事业被纳入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图书馆兴起了研究和制定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热潮。“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维度规划公共文化建设,因而图书馆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好这一发展环境。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图书馆开设政府信息查询服务。图书馆将成为获取政府信息最为重要的渠道,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成为公共图书馆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有效切入点。电子政务环境下,图书馆应研究如何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中国图书馆学会“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全方位、系统地提出了总目标,构建服务社会、惠及全民的图书馆体系;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图书馆事业法治化进程,提升图书馆社会价值;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图书馆事业持续协调发展。 2、图书馆发展要融入市场 2.1图书馆融入市场是时代的要求 市场经济下,图书馆面临着“一馆两业”的局面:既是事业型单位,也面临着产业化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对图书馆事业造成巨大冲击。此后,在各种考验面前,图书馆频繁改革。竞争机制迫使图书馆变“藏”为“用”,只有动起来,才有生存、发展的希望。图书馆历来都是依靠财政拨款而生存的公益性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很多固有的矛盾,其服务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种种困境迫使图书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各种问题,以市场供求双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须适应环境,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努力争取经济利益。引进适应市场需求的资源,寻找市场经济下的新型服务领域,如分级服务、举办教育活动等;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应向市场看齐,将薪酬市场化。 2.2追求效益是图书馆融入市场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较为有效的经济方式。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关于“图书馆产业化”的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产业论被现实否定了”。图书馆的公益福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向产业经营性转变,将以市场为导向,将图书馆信息服务产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诸多环节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并计算其投入产出,提高图书馆投资的经济效益的一体化经营过程。[7]过去重建设、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的管理模式,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图书馆追求效益与其他生产部门明显不同,它以社会效益为主,以经济效益为辅。经济效益以各种数量指标衡量,其表现形式较为显著;然而社会效益尚缺乏有效的评估量化体系。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投入产出比”的评估体系,是重要突破口,也是图书馆面临的一项新工程。 3、图书馆的创新之路 3.1转变管理模式,实行战备管理和制度创新 图书馆战备管理,指通过改变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人力资源配置及信息服务手段,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整体战备的宏观布局,需要业务战略的过程实现,而业务战略重点要从读者需要和服务方式方面予以分析。此外,职能战略在图书馆战略管理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好其职能将大大提升图书馆创新的效率、增进图书馆创新的质量。市场经济中的图书馆,不再固守着传统的管理模式,而是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图书馆除在信息知识经济环境下,不断开展馆际合作并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外,还要在资源专业化、特色化上加大建设力度。最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应该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用户为中心的高效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运作体系,唯有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封闭落后的状态。 3.2服务创新是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服务创新是图书馆发展的优秀业务。图书馆应从自身寻求读者需要和从社会寻求图书馆的服务定位。运用系统软件对读者需求进行全面评测、分析,通过软件采集、调查表、读者信箱、微博等手段,第一时间获取需求信息,据此采取相应策略。这一形式较为传统,且时间跨度大,很难形成连续性,因而更有必要坚持。如何从社会获取读者需求是个综合工程,需要大量的横向比较,需要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纵向的前瞻探索。图书馆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始终跟在社会发展的步伐后面,这种状况尚有改进的空间。上述供给什么服务,以及需要什么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落实到实处,从服务内容、方式、手段角度看,就要有针对性。“图书馆的服务重心要从提供一般的纸质文献服务向咨询服务转移,图书馆的重心不是阵地服务,而是要学会打理和优化知识”。无论是纸质资源,抑或是电子资源,要走数字化之路;同时,整合系统的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原有的单一的借阅功能,应向利用网络平台提供各种数据库、知识库及在线或离线信息服务转变。创新型图书馆,可以大胆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新的服务思想理念下,不断扩大、丰富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方式、服务的品种。 3.3将信息化放在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要位置 图书馆信息加工和开发,总是围绕着信息资源的整合,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服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图书馆为解决信息量剧增、为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与图书馆对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作出的选择。通过组织本馆资源、外来资源及网络资源,建立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体系,提供大规模、分布广的知识中心;强化网络中心联合服务功能,弥补单一图书馆信息相对较少的不足。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息,图书馆只有充分开发信息资源,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当前,信息同能源、物资一样,成为三大资源之一。整合适合不同专业、不同领域需要的信息资源,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作者:王建国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论文:高校外事工作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高校外事工作面临新形势 1.管理与教学理念的冲击。 计划经济时期,外事部门往往把本部门的职责简单地理解为安排外国专家工作,并没有真正地对外国专家进行有效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参与了国际化合作与竞争,要在合作与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势必要在充分发扬本国传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思想,使各方面的服务和管理行为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通行惯例。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是我国高校借力转型的时期。高校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利条件改善办学环境,扩大办学规模,吸收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与其他部门协调合作,共同提高引进外国专家的教学效益和科研效益,将会是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 2.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市场化改革中,各个公办高校的经费存在差异,如何分配使用外事经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外事工作的进程。外事工作中的留学生招生、学生跨文化交流、汉语国际推广和选拔师生出国培训都需要经费支持,并且很难短期内见到经济效益,这些工作开展的意义更重在其社会价值。如果高校对此工作投入不足,而高校外事部门又没有另外资金来源,则很难收获长远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也体现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融入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后,优秀教师和学者跨地区甚至跨国流动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发达地区乃至发达国家的高校往往能为外国专家提供更好的福利和发展机遇,因而其所聘外国专家人数和学历层次相对而言更为理想。欠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国家的高校,要成功引进符合自身需要的优秀外国专家就相对有一定难度。 3.涉外需求的新变化。 以往的高校外事工作主要有引进外国专家、公派出国访问进修以及外事接待等三个方面,所引进的外国专家绝大多数是外国语言类专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校学科建设日趋完善,科研方面也积极对接国际主流,高校对非语言类专业外国专家、外国短期访问学者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鼓励我国高校创设优秀学科面向世界开展交流,支持高校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这就要求高校外事部门配合高校教学科研建设,做好与国际学术机构等组织的必要沟通联络工作,乃至组织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吸引并招收留学生、协助孔子学院等开展汉语教育的国际推广都已经成为高校外事部门日趋频繁的工作内容。 二.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外事工作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涉外性。高校外事工作不可避免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敏感的政治性。同时,高校外事工作作为学校总体工作的一个部分,其内容、对象及必须达到的目标又有其特殊性。外事工作不讲原则不行,没有一定的灵活性也不行。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应该兼而有之,不可偏废。外事工作的原则性是由外事工作特殊的政策性和严肃性决定的。当然,坚持原则不是搞封闭政策,不是排斥外国专家、对他们加以限制。要依靠其他部门的共同协作,采取多种形式,主要是通过结合教学、科研活动,进行面对面的宣传。高校外事工作人员在引进外国专家等一系列高校外事工作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外事纪律教育。在我国任教的外国专家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执行所在高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我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外教人员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不允许有任何传教活动;等等。高等院校外事工作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力求灵活、机智,游刃有余。由于高校外事工作的直接对象是外国专家,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中国任教,语言不通,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也很有限,因此往往有一种孤独感、被隔离感。高校外事工作人员要主动为他们搞好协调、做好服务工作,对他们生活给予必要的关怀和照顾,尽量安排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其身心愉快,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2.优越性与不足性共存。 高校的外事工作是由基层的部门来完成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加之高校办学财、物条件有限,很难专为外事工作投入过多的财力和人力,这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高校因为具有人才知识、图书资料的优越性,为外事工作创造了可以加大发展的好条件。只要加强组织领导,扬长避短,高校在外事工作就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高等学校是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集中了一批文化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人才。外语是高等学校必修的一门课程,外语力量相对集中,不仅为本校的外事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高校也能组织力量,为对外宣传提供可靠稳定的人才保证。特别是在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高校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高校外事工作要鼓励高校的外语人才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多翻译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料,通过为社会上的涉外部门提供咨询或办培训班等形式,为社会培训外语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高校的外事工作必须走入市场,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高校外事工作存在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相对缺乏、工作任务相对繁重以及外事工作人员素质亟待提高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各高校对外事工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投入更多的财力用于外事工作的硬件建设。同时,高校外事工作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外事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3.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 高等学校的外事工作必须开阔视野,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工作。高校外事工作牵涉面广、内容繁多、任务相对较重,涉外对象包括外事服务人员、教职员工以及大量的学生等,涉及外办、保卫、教务、聘请单位、总务等部门,是学校的一个配套服务工程。高校外事工作既要根据教学要求,不断调整聘请外教的专业结构,科学合理地使用外教,又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同时,还要选派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人才出国学习,这是高校外事工作全面性的集中体现。高校外事工作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是加强对外教的教学和生活管理,我们称之为单一性。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是当前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既要协助教学部门抓好外国专家的聘请,又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外教人员的生活管理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制定完善的外教人员教学、生活管理制度,规范其教学行为,切实为他们在中国生活排忧解难,使其安心执教。外事工作的全面性与单一性的统一,除了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外教人员的严格管理之外,还必须经常强化效益意识,即聘请外教人员的效益。要用有限的经费聘请我们急需的高水平的外教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我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和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管理,管理出成绩,管理出效益,这就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把握好以上新特点,在对外国专家的管理上要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放手的原则;外事和教学部门要敢管、敢抓、善管、善抓,互相结合,协调一致;在教学科研上要发挥外国专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胆使用,通过一定的途径对他们的教学、科研进行检查评比,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这样,高校的外事工作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程红英崔瑛琼单位:南昌师范学院 经济论文:农业科研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科研单位会计工作面临的全新形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起了农业科研经济管理工作的重大变革,经济活动的内容也更为的多样化。农业科研单位为了能够更好的和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谋得更好的自我发展,进行不断的改革是必然的形式,农业科研单位不断加快科技的开发研究力度,借助科技和经济的良好融合,碰撞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自我的发展潜力。因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活动的巨大的革新,对于会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一)会计管理运行模式的转变 会计从业工作人员需要将事后核算的工作形式转变成用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优秀的管理型理念,重点突出效益观点、竞争观点、信息观点、资金时间价值观点以及市场观点等等。现如今会计工作单纯的是围绕着事业费、科研课题做核算,已经不能够和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未来的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核算和管理工作必然会朝着多样化、整体性的发展方向发展,科技开发经营也将成为管理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但是这方面也正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并且现在实行的会计制度之中也没有设立各项相关的科技经营会计研究项目,所以需要尽快的设计订立与科研经营特色相适应的科研会计制度,明确科研会计的各项组成要素和主要的核算内容。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研运行机制的转变而不断的强化资产经营的核算,在资产负债的双向运行模式中,会计核算需要为农业科研经营决定供应各种分析方式,对资金负债形式、损益和各个投资方分析测算资金代价做核算,对资金的运用前景做预测。 (二)会计管理职能的不断延伸 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从之前的单纯重视反映、把控,到如今已经延展到了事前预测、事中把控以及事后的考评这样一个完整的评价过程。简单的说也就是财务管理工作已经加入到经济决策的范畴之内。 (三)对会计人员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会计工作的主体也就是会计工作人员,在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的业务操作能力,在做好核算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入更多的精力到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需要学会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不但的促进各种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 二、市场经济调价下农业科研单位对会计人员的要求 (一)建立和国际要求相适应的开放型会计信息体系 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报表信息,在国际化范围之内,规范化是全球会计工作人员不断努力追寻的方向。农业科研单位和外界科研单位合作力度的不断加强,各项联合生产开发、入股经营以及外资注入程度的加深,国内的资金与国外的资本流进农业科研单位的数量会不断增多,而农业科研单位本身的资金也会向外部市场不断流出、为了能够和外部利益集团以及工作人员的需求想满足。清楚的了解了解农业科研单位财务情况和实际的经营效果,有助于国家和有关单位开展切实有效的管理监督和信贷决定,投资人员同样需要开展各种联营投资计划,因此农业科研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需要依照我国制定的会计准则规范做会计的核算工作,有效提升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同样会计报表也需要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资金情形的变动表当成是主要的报表,组建其与国际会计要求相适应的会计信息体系,更加深入的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程。 (二)会计单位要做好本单位资金决策的帮手 现如今的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的成果、技术转化成实体经济模式,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资金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下,科研的发展速度也被严重滞后,会计单位需要积极的研究和开发科学、有效与合理的内容融资方式,为各个决策单位供应有效、多样的决策参照,充分的为农业科研单位集合各项建设资金、完善资金组成结构、有效提升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的不断发展贡献好的决策意见。除此之外,会计工作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其伟内部激励方式的完善与约束机制的强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在和国家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条件的遵循情况西,需要为本单位找寻利润最大化的分配方案,更加深入的落实分解各项工作,推动内部承担经济责任体制,为友好实现目标利润分配工作出谋划策。 (三)会计工作人员要有更高的素质 会计工作人员不但需要熟练的掌握记账、算账等基本的会计业务操作方式,同样还需要了解各项基础的农业科技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的各项法规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同样需要了解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求的各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等等,简单的说就是会计工作人员需要是一个一专多能的管理人才。 三、结束语 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审计工作制度的建设,确保科技事业稳定有序发展。总而言之,农业科研单位转变运行机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客观要求,会计工作对农业科研单位建设其一个全新的工作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若瑛单位: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建设道路初探 本文作者:张文亮作者单位:天津市海洋局渤海海洋监测监视管理基地筹备处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1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顺应全球海洋大开发潮流的需要 随着全球陆地资源的大量消耗,海洋在21世纪全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海洋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体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纵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历程,海洋资源粗放开发、肆意挥霍浪费现象严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海洋经济发展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即使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海洋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做得也仍然不够[19]。因此,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经济,是一个引领新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有关研究显示,海洋不仅具有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广阔空间,而且是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资源宝库。因此,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已成为实现保护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必然选择,它既是对传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矫正,又代表着新兴海洋产业低碳化发展的方向,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超大型沿海直辖市的天津,要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发挥沿海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协调好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力争尽快使天津进入海洋低碳经济强市行列。 2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需要 当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滨海新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项目的落户投产,使能源消费正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导致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大大增加[20]。在滨海新区的经济结构中,海洋经济占到了滨海新区国民经济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好项目进入海洋产业范畴,滨海新区建设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海洋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预示着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必然成为滨海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的战略选择。如果不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特别是海洋低碳经济,滨海新区经济总量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正相关性将长期存在,必然会使滨海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因此,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走入低碳时代,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大力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引导沿海产业区进行低碳化改造,才能增强滨海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变海洋优势为经济优势,确保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3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促进天津市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目前,天津海洋经济的发展仍存在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现象,相应的产生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2009年天津市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0.2∶61.6∶38.2[5],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传统产业比重较高,其中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都会增加碳排放,例如围填海等项目建设过程中,填海造地占用滩涂湿地,干扰和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港口、码头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疏浚泥沙入海,港区内船舶含油废水等污染物的不适当排放,均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恶化,减弱海洋的固碳能力,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由此加重海洋经济的高碳倾向[21]。此外,海洋物流业、海洋金融服务业等以低碳为特征的现代海洋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新兴海洋服务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不高,海域使用缺乏生态保护考虑,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的问题,沿岸有限海域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了破坏,近岸海洋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因此,面对严峻形势,发展海洋低碳经济为天津海洋经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转型是时代的要求和未来的趋势,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海洋领域中植入低碳发展模式已迫在眉睫。只有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海洋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符合低碳理念的海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推动天津海洋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海洋经济成为天津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力军。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式 1加快海洋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新能源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优秀,因此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和保证[22-23]。众所周知,海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源,除海洋石油、液化天然气等传统碳基能源外,还蕴涵丰富的可再生绿色能源,包括潮汐、海流、海风、海水温度差和盐度差等多种形式,因此,对海洋可再生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重点。如果能将这些可再生的海洋能源充分开发利用,提高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不但可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进而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24],还可使潜在能源资源得到开发,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达到调整优化现有高碳能源结构的目的。因此,实现海洋低碳目标首先是加速海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按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总原则,积极探索海洋风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温差能、盐差能的开发利用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一批以海洋能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积极推动海洋产业中各种节能技术的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此来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量和排放量[25]。 2积极发展海洋碳汇渔业 海洋拥有丰富的碳汇功能,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是由海洋生物完成的。因此,作为沿海城市,应充分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存储二氧化碳的特性,积极发展“蓝色碳汇”,全力抢占蓝色低碳经济的技术高地,力争发展现代化的海水养殖业,对于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①大力发展海洋植物养殖。最主要的是海藻养殖,由于海藻本身具有固碳、低碳性质,产值高,产量大[26],因此,对于天津沿海乃至整个环渤海区域,在沿岸尚未开发利用的滩涂地区种植海藻,通过藻类的光合作用进行生物固碳,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海洋微藻能源,不但可以减少环境中的二氧化碳量,同时能利用其特点生产生物柴油,这也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有效手段。近来研究表明,燃烧海洋微藻可以发电,且不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没有净增加,因此,大力发展经济藻以及产油的能源藻是消耗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②大力发展海水动物养殖。在天津海域,增加投放人工鱼礁的数量,积极发展生态系统养殖模式,大力开展鱼、虾、贝类等多种生物的工厂化养殖、增殖,通过增养殖达到海洋生物种类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推动海洋增养殖生物固碳、汇碳。特别是贝类,由于其特殊的滤食性,能够大量吸收、凝聚、汇聚二氧化碳,且无需人工喂养,因此拓展贝类养殖区是发展碳汇渔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3大力发展海水综合利用 作为天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海水综合利用已在“十一五”期间崭露头角,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等朝阳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海水综合利用虽不是直接进行固碳,但能减少能耗,节约资源,达到间接固碳的目的。目前,天津海水淡化能力全国名列前茅,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与发电、制盐等关联产业进行配套,形成产业链,将用于发电的冷却海水进行淡化,生产的淡水作为城市用水的重要补充来源,同时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一步综合利用,用来制盐和提取化学物质等,不但实现了能源的梯度利用,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形成了循环经济产业链,提高了海水的综合利用效率,达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此外,海水直接利用前景亦十分广阔,目前特别是在工业化直接利用方面成果显著,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现电厂采用海水作为冷却用水,使本来淡水资源相对紧张的天津缓解了巨大压力。因此,未来如果直接利用海水能进一步在更广阔领域和重大项目中得以顺利应用,那么将节约大量淡水资源和能源,间接达到了低碳的目的。 4构建沿岸湿地生态网络体系 湿地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天然宝库,构建沿岸湿地生态网络体系,对于发展低碳经济不可或缺。在发展海洋低碳经济过程中,要把构建沿岸湿地体系作为增加碳汇潜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沿海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本来自然岸线资源较少的局面更加紧张,随之而来的是滩涂资源的日益匮乏,沿岸生境的不断恶化。因此,对滩涂湿地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如此现状,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协调土地开发与湿地保护的关系,集约节约利用沿岸的湿地资源,充分发挥湿地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通过其特殊的生态功效保护沿岸生境,改善沿岸湿地的生态平衡,实现低碳的沿岸开发模式。同时,结合天津盐碱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沿海盐碱地的综合改造利用,大力引进培养本地适生、环境净化能力强的植物对盐碱地进行改良绿化,开发利用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以充分发挥其固碳能力。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1深化海洋低碳发展理念,将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 作为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进入低碳发展时代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将成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指南。发展海洋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项目引进、技术推广、人才战略等方面进行支持和引导,培养深化具有可持续竞争能力与发展能力的理念,研究制定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出台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以低碳经济理念指导海洋产业的发展,开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收益为基础的海洋产业发展模式,营造在海洋领域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氛围,将海洋低碳经济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同时,将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纳入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在规划中突出体现低碳理念,把“低碳化”作为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引天津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科学处理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确保海洋经济能够健康快速蓬勃发展。 2开展海洋低碳经济研究,大力发展海洋低碳新技术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在海洋经济中的体现需要科技进行支撑。为了更好地践行低碳策略,需要积极开展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海洋低碳经济方面的基础研究,充分利用科技兴海平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海洋低碳经济的新思维、新观点和新理论,研究制定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作为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管理海洋经济事务提供有力支持。对于如何将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海洋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操纵杆。因此,充分发挥天津海洋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和涉海企业,着手开展技术攻关,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海洋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从生产源头、过程中和末端全方位开发应用于不同海洋产业的无污染、低成本、高效益的低碳技术,加快对二氧化碳捕捉、储存及再利用等关键技术和优秀技术的研发,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海洋低碳技术体系,尽快形成强有力的海洋低碳技术储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投身于海洋低碳技术的研发当中,加强涉海企业与涉海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之间的合作,依托科技力量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天津海洋低碳经济产、学、研、用相结合,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现海洋低碳经济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创造科技效益双飞跃的良好局面。 3构建海洋低碳产业体系,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模式 天津海洋产业门类较多,在海洋产业中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对于科学发展海洋经济至关重要,将成为今后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主线。①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将低碳理念率先融入发展系统,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加快建立海洋低碳新型经济体系,培育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水工厂化养殖等新兴产业,但由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等特征,许多海洋技术产品的社会需求品种虽多,但批量小,难以使产业部门为其投入大量资金,这就需要政府在其前期孵化阶段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方式进行介入和扶持[27],推动新兴产业走低碳化发展道路。②转变产业发展策略,按照低碳经济标准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改变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原有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海洋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海洋金融、海洋物流等以低碳消费为特征的现代海洋服务业,重点发展海洋商贸、海洋会展、海洋文化、海洋创意产业等新兴海洋服务业,促使未来海洋产业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28],推进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优级和海洋领域的节能减排。③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出台相关政策为引擎,全力开展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海洋传统产业的低碳技术改造,同时推进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逐步改变传统产业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特点,提高传统产业新上项目的准入门槛,降低高碳产业在整个海洋经济中的比重,缓解高碳能源驱动系统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④科学发展海洋经济中的相关产业,以“低碳”为标准出台相关产业的配套政策,完善海洋相关产业体系,与海洋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例如,以中心渔港、滨海旅游区为平台,打造集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渔业文化、服务餐饮于一体的现代新型海滨休闲旅游体系;以海洋污染监测处理、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为支撑,打造集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海洋监测预警信息服务、海洋环保设备制造、海洋污染物处理等海洋环保产业体系,有力推动“蓝色碳汇”。此外,探索建立海洋经济发展新模式,在沿海经济发展带,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将关联产业进行合理搭配,形成产业集聚,为重大项目引入补链企业和辅助性企业,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实现上下游对接。同时规划建立多种类型的海洋产业园区,在园区内部、园区之间形成产业链,加强横向联系,促使企业之间互动联动,提高产品附加值。将可资源化利用的污染物在园区之间进行资源供给,提高资源集约化利用效率,搭建企业内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废物资源化利用平台,实现企业内部、园区内部消化污染物和废弃物,全力打造绿色循环低碳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优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优秀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经济论文:加强建设农业新科技提高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优秀,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超级秘书网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经济论文: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焦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之间矛盾的思考,得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判断;并且认为,缺乏科学、合理的发展观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进而,在对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后,以之为指导,对当前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最终的结论是:建立“人本经济”、“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 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 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 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超级秘书网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经济论文:持续发展煤炭经济论文 一、实现煤炭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1.宏观调控,健全煤炭经济管理机制 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干预煤炭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健全煤炭经济管理机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这一点呢?首先,应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准则,在规范准则的约束下有效监控煤炭经济的发展行为,竭力实现煤炭经济交易的公平、公正;其次,要着手完善福利制度,切实加强对煤炭行业各个阶层工作人员的关怀,留住人才、促进发展,实现煤炭经济内部管理的稳健运行;再次,需降低煤炭产业税率成本,实现对煤炭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补贴;最后,加大对非法违规小煤窑的惩处力度,杜绝非法违规开采煤炭资源的行为,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 2.善于改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我国各类自然矿产资源的储藏量角度来看,煤炭资源居于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煤炭资源是发展社会经济支撑性能源。为了更好地利用煤炭资源、更好地发展煤炭经济,我国必须跟进时代潮流,善于改进发展方向,将未来煤炭发展方向对准现代化,冲破传统发展的瓶颈,加快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须时刻灵活调整煤炭经济发展方向,制定一套利于煤炭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策略,从而实现跨越式经济的发展。 3.革新理念,推进煤炭经济持续发展 要想有效革新煤炭经济发展理念,就必须大力倡导资源的持续利用、循环利用,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效推进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持续经济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利用率高、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排放量较低,这样的优势不仅可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而且还可以建立出煤炭与电力相结合的一体化发展产业链,这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功用价值。 4.重视基建,构建生态保护完整体系 此处的“基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缩写,发展煤炭经济之所以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对于开发地区周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都会带来一定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出生态保护完整体系。所以,政府应加大煤炭经济投资力度,大力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在政策方面给予煤炭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还可以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以此鼓动各大煤炭企业进行污染物、废弃物的治理研究,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规避煤炭开发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恶劣影响。 二、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必须重视煤炭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杜绝浪费煤炭资源,极力挽回煤炭资源逐年枯竭的恶劣态势,在发展煤炭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真正实现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应注意的是,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绝非一朝一夕,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敢于改革和创新煤炭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为煤炭经济的发展迎来春天。 作者:安屾 单位:山西晋煤集团运销分公司信息科 经济论文:土地资源价值核算下水利工程经济论文 一、土地资源价值理论 针对土地资源价值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争论,这是由于土地资源价值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具体内容,不仅有效用价值,还有工程价值,同时还有哲学价值以及劳动价值。但是总体来讲,土地资源的本身的效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整体价值,在此基础上,还受到资源量的影响,如果资源处于稀缺状态,将会使得土地资源价值急剧攀升。针对土地资源价值的具体构成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核算方式来进行明确[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无价的传统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土地资源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样一来使得我国土地资源在利用以及开发过程中处于无序的状态,不仅存在强征强占的侵略性开发,同时还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就必须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土地资源进行价值核对,这样才能够使得土地资源价值理论能够更加系统并完善起来。根据我国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土地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够在人类的利用下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使得人类能够进行有效利用。从整体上来讲,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性地位,土地资源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受到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影响,同时还有社会供求关系以及是否能够进行资源替代的影响。 二、土地价值核算对水利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影响 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的主导单位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并且针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能够通过水利工程相关的补偿性措施来进行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过渡或转让,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所以并不会对水利工程的整体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我国水利工程中,多元开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这样一来项目产权就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针对水电行业我国已经在政策上进行了全面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具体收购,就逐渐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体制下,通常都是通过影子价格来对土地价值进行量化衡量,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价值是针对土地资源进行评价的唯一衡量标准,但是却忽视了土地本身价值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核算将会对水利工程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如果针对土地本身的资源价值进行具体全面的考虑,将会得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评价结论。所以在针对土地资源进行经济价值核对的过程中,要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经济评价结果更加符合真实情况,并且更加全面系统。否则如果进行片面的土地价值核对,将会对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造成强烈的结果冲击,从而不能够对项目进行客观分析。 三、结语 针对土地资源进行具体的价值核对,将会产生不同的具体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进行单纯的价值核对,将会影响到客观的项目经济评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针对土地资源进行全面考虑,将其自身价值列为经济分析的必要元素之一,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这样一来将会使得经济评价结果产生很大不同,甚至会与原有结论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将针对水利工程项母进行经济评价的方式或者系统优化。 作者:庞斌 刘俊秀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经济论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论文 一、我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的长足发展是无可厚非的,金融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作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然而,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部分观点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乏力是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认为我国出现了与美国一样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问题。经过简单的对照我们就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成思危认为金融市场规模不应过分超过实体经济,比例应在5左右。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为1,最高时也不过1.5,世界平均水平是12,而美国2000年时就达到了5。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发展并未出现过度虚拟化,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达与实体经济的最佳比例。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未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未处理好协调发展、功能匹配、紧密结合的三个方面的关系,破坏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促进共生的动态平衡,制约了实体经济良好、持续发展。 (一)违背协调发展关系 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繁荣,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发展,阻碍和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民间融资混乱发展,企业资金断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等现象频发,出现了地区经济空心化。 (二)违背紧密结合关系 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垄断以及工具多样性等方面的问题,使得银行业无法自发与实体经济匹配起来,需要政府运用调控手段来进行调节,然而行政手段的不灵活性,往往造成要么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要么流动性过于萎缩制约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后果。 (三)违背功能匹配关系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对于银行的需求十分迫切,但短期内银行未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诉求,例如几年来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已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急需资金维持经营,但我国融资方式依然以银行信贷为主,而商业银行恒定的信贷规模以及国企、央企、大企业的资金刚性需求,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中小企面临融资困难、难以为继的窘境。再加上部分行业发展一旦出现波动,银行纷纷采取退出策略、减少授信额度,更加大了小企业资金流动的难度。其他诉求还包括出口支持、技术改造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支持等众多方面,银行都很难一一满足。 二、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建议着重从以下方面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一)以转变经营理念为基础,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 当前银行业仍是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绝对主力,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银行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银行业要深刻认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征和运行趋势,主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深对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的认识,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充分发挥银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优秀作用,不断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银行业新发展。 (二)以促进协调发展为目标,制定银行业发展规划 银行金融机构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持续改进和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实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别化发展,突出中小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的作用,指导银行形成各自的信贷优势行业。努力形成与国家宏观经济相适应的银行业体系,确保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以满足实体经济要求为目标,推进银行信贷结构调整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实体经济需求,加强金融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对接。进一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总量和节奏,切实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在信贷投向上,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新产业、新动能、新力量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产能过剩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还要加强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四)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鼓励开展改革创新 从宏观上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完成,提高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将推动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与自身发展转型有机结合,跟随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推进银行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转型。微观上,促进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科学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丰富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服务手段和渠道,切实改进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有针对性地拓宽抵押品范围,有效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传统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更好地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匹配发展,既是国家层面的系统性问题又是牵扯具体金融机构的微观问题。银行监管部门更要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把控银行业整体发展方向,敦促银行在保证稳健运行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宁 黄时 经济论文: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论文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特点 (一)兼并行为导致经济体过于集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多大型的金融企业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兼并行为,这就使得全球经济体分布得过于集中,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会为金融机构中的高层管理人员追求更高薪资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金融机构出现道德风险,很多金融机构利用规模扩大的优势,对破产风险视而不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1]。一旦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为了经济的稳定就不得不对其伸出援手,这也进一步消除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顾虑,甚至做出与自身发展目标相悖的风险经营行为。 (二)经济活动在金融经济中出现过多 因为金融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资金上,与实体经济相比都有着很大优势,这也就导致很多经济活动都趋向于在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进而使实体经济所遭到的挤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这也使金融经济领域的交易出现越来越多的纯粹投机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三)两者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均衡使得前者中大量存在的投机因素对经济指标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很大一部分的价格指数都因此很难得到真实的反应,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无法完全显示出来,这也就使得价格指数丧失了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反映作用[2]。其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受到的损害相对严重,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中流失,随之流入金融经济领域中,而金融领域中因投机行为的频繁而出现虚假繁荣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利弊分析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实体经济,这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演变。这种现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经济的地位提升使得社会资源大量流入金融经济领域,在整体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对资金的流动与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失衡使得金融经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甚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金融经济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旦两者分离,无论对金融经济来说,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说,其破坏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两者分离的原因是解决当前困境必须要走的路。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规模、数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随着这种现象的深入,两者的分离也一定会对社会的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两者分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体上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资产增多使风险增大 在讨论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从时间顺序与现实贡献的角度看,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经济相比更具备根本性,从发展层面看,在实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以后,金融经济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另外,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期,金融经济想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实体经济在世界性的交易过程中需要外汇,而外汇又要依托于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风险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金融经济中[5]。所以,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因此增加,这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导致 从技术角度看,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国际化特点,金融经济的类型也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提升金融资产的比率。从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经济大于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性行为都与两者的分离有很大关系,这些行为因为制度因素而产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膨胀是影响两者分离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现在国际之间解除了金融管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国家内部也会对金融管制进行弱化甚至解除,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前局面的产生,而上述的三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两者的分离,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将两者之间的比重与相互关系协调好,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四、金融经济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任何层面上的经济发展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讲,金融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完成发展,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存在于金融经济领域,但究其根本仍在于实体经济,而金融经济的过快发展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金融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下,就会形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满足以及强化的倾向加强,使得金融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干扰。由此可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与企业需要必要的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支撑。五、结论综上所述,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引导金融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也需要遵循为人民、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服务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金融经济发展困境的主要方法,更是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 作者:徐垠 单位:徐垠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经济论文: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环境背景下高职思想教育工作的功能作用 (一)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导向性功能 人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行为价值判断的选择都会依靠自己坚持的思想价值体系来认定和评判,而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是青少年时期,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高职院校教学任务的重点,善于引导学生在追求奋斗目标的同时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具备区分是非曲直以及能够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面对社会各种经济以及权力诱惑的同时,要做到用正规渠道获取,要有良好的自控力,高职院校需要向学生开展社会不良风尚的教育课程,让学生能够从主观意识层面牢记社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种良好的环境铺垫作用,而高职院校的教育方针和内容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发展水平进行不断的创新和更改,要能够从根本上去引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性作用 高职院校为社会所创造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了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其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技能的操练,让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技术需要。在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层面的教学指导任务中,应该向学生推崇职业道德教育以及职业素养要求的教学任务,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观以及劳动观教育。思想决定行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改变会影响其对事物的行为反应。 (三)增强学生自我赏识的主观能动性功能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以及家庭压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心理落差度比较高,与普通大学的学生相比心理问题较多,其原因在于很多的学生走进高职的校门处于一种被动感,其中成绩不理想、厌学应付父母的学生占大多比重,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是处于一种享乐的状态,整体抱着混日子混时间的心态,浑浑噩噩的扎堆玩耍,这种现状也是高职院校整体学生素质教育能力的得不到较大进步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导致自卑感较强,使得在自我赏识层面处于一种低级的状态,这就会对学生进入职业生涯的人际交往活动产生十分不利的因素。对未来生活也缺乏奋斗目标。所以高职院校需要针对其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在思想教育学习中提高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学会提升自我赏识,优化心理素质,在增强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注重人格自我魅力的培养,能够更好的完善学生自我思想观念体系。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行有效的改善十分的重要,要从根本上认知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在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应该如何借鉴和变革,从而谋求到适合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对策,提高高职院校的整体思想文化水平,为创建优质校园文化气息而努力奋斗。 作者:胡平 刘鹏程 单位: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论文:商业文化市场经济论文 一、商业文化由商业行业向全社会扩展,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文化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优秀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乳交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优秀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内核。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基本内容里,商业文化的价值成为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商业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商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友善态度”,要求一切商业活动均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敬业是对所有商人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商人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更是我国千百年商业活动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是现代商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当今我国社会最高层面,最有中华民族底蕴的文化成果。商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全社会最优秀的商业道德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商业活动中所培育出来的优秀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有了充分体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商业文化正在一步步生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王作言 吴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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