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9:08
(一)美国社区治理的发端
美国的社区发展实践始于19世纪末的进步时代。1889年，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的社会工作者效仿英国社区睦邻中心的做法，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社区发展中心一一“赫尔馆”。与英国主要是反贫困的任务相比，美国早期的社区睦邻中心主要承担着帮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的任务。同时，社区帮助运动以美国为影响最大，表现为“在美国的发展更为迅速和普遍，不仅对所在社区的贫民及整个社区的福利提高有很大贡献，对一般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改革运动的推进也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并为政府政策干预社区发展建立了制度基础。
(二)二战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实施了“反贫困战争”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公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示范城市项目”，同时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HUD)，从而给予弱势社区的居民在有关社区事务决策中更大的发言权。HUD是美国政府在联邦政府层面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的机构，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帮助社区提高自身发展和能力，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财政援助项目计划。纽约与亚特兰大市当时的城市治理面临诸多项目，在这个项目推动下，它们成为美国最早开始有意识系统进行城市社区治理的城市。从1974年开始，HUD开始了社区发展联邦补助金计划，为社区提供廉价住房与内部公共服务的供应提供财政支持;并以此为经济杠杆，鼓励并支持公民的社区参与。同时，联邦政府还从制
度层面确定社区管理的政策基础，"1977年联邦政府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商业银行和储蓄协会向其社区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小农场提供贷款，以促进中低收入社区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80年代，美国进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联邦政府认为依靠国家政策实现社区复兴是“不明智的”，从而削减了对社区发展的支持。此后，代表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老布什总统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执政时期，开始倡导与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场在政府财政危机背景下开展的运动，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时期进一步削减了对贫困社区的援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布什总统对与社区治理紧密联系的志愿服务的倡导与推动，1990年老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倡导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志愿服务深入基层社区，客观上对于解决社区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90年代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全面推进
90年代克林顿上台后，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将社区摆在了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在克林顿看来，“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并找到共同的方法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并且其认为“社区是民主的聚集地，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让每位公民都真正的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1992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授权区和事业社区计划”，并在1993年5月获国会通过。“授权区计划”与“事业社区计划”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两项重要的社区发展政策，主要是联邦政府利用税收优惠及灵活援助拨款等战略，向单个和成群的贫困社区提供帮助，使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增值的能力，以解决他们自身的各种问题。"1993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并建立了全国社区服务协会，发动不同年龄的志愿者投身社区服务，标志着把国内所有的社区服务项目都纳入到了统一的管理网络。”1997年又通过了《美国社区振兴法》，计划建立100个“社区振兴区”，推动社区福利发展。
2001年共和党人布什当选总统后，小布什政府在社区发展方面的宏观政策策略是其实施的“信任为本的社区自主策略”。该政策主张与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提供地方性和个性化的服务，以减少联邦政府层面的疏远且缺乏人情味的宏大计划，提高社区自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能力，推进美国的社区自治。为推行该政策，白宫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在五个内阁部门设立了相应机构，自上而下协同推进项目的开展;同时，布什政府还大力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求“全力地争取、装备、扶助、授权和拓展各种社区组织”。
总之，“从进步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社区发展经由社会活动家扩展了社区干预，并使其成为制度化的国家政策。”而从60年代约翰逊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则把社区治理置于战略性的地位，社区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的社会实践和制度性活动，并形成了全国性的社区发展系统。同时，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联邦政府的政策推动及民众争取社会参与、社区自治的地方社会运动推动下，60年代以来美国大城市持续开展旨在复兴社区、强化社区控制的社区发展运动，“发展了各类社区邻里组织，包括如社区发展社团、社区理事会、邻里政府、私人邻里组织、各种居住区协会”等，形成了社区自治的治理模式，进入了博克斯所谓的公民治理时代。其中，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社区的管理，而是通过提供资金、法律与政策支持间接参与社区的治理，另外“还有一些私营企业、社区外组织通过提供服务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构建起了以普通市民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为目标的参与式治理机制”，由此形成了美国社区多中心的治理格局。
关键词：宪法政治、非常时期、日常政治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宪政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宪政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宪政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主权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宪政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著《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宪政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宪政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宪政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宪政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宪政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宪政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宪政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宪政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宪政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宪政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政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宪政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宪政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转贴于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著《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5] 关于柯克的法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那段著名对话中，由此各种法律理论家们演义出一个有关英国普通法法治主义的神话。参见J.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17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关于哈耶克的思想，则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不过，人们更愿意对于哈耶克做这样一个标签化的理解，他自己似乎也挺愿意人们的如是理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时期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被视为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经典性说明，而他在晚期《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呕心创立的宪法新模式却不是被人们误解了就是被遗忘了。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著：《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美国；教育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能够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凝聚起来，并形成强烈的国家自豪感、社会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高校是每个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有效与否，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进行研究，进而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开展。
一、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及其特点
美国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纵观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没有一门课程有“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等学科意义上的名称。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反，它对美国人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实，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等过程中的，其具备一切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如队伍、理论、职能、系统等。它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却能取得相应的甚至比其他专门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采取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的。
（一）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中
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两个部分。光从课程设置来看，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通过分析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里边渗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在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中占了很高的比例。美国高校要求学生必修的人文、社会、管理、经济等课程中都渗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开始的公民教育和新生入学教育，其功能和作用都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似。在通识教育课程中，高校一般设置3～5门政治理论课，包括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还有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和社会研究等。这些课程实际就相当于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为例。哈佛大学2005～2006学年的核心课程包括7个领域的内容，分别是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科学、道德推理、社会分析、定量推理。通过这些课程，哈佛大学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文化因素重要性的理解、帮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并运用历史的眼光认识世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探索道德和政治性的理性选择方法等，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至于专业课，美国高校本科阶段的专业课比重不是很大。在进行专业课教育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要了解专业课本身的历史和传统，以及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学生对与专业有关的社会伦理问题进行思考，进而在探索中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不局限于课堂教育，重视课外教育的作用
虽然没有专门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还是课堂教学。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高校可以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同时加强青年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课堂教学能够对青年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在日常的课程学习中提高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育者注重采用无形的渗透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积极调动学的参与积极性，启发学生在课堂上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在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课外教育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课堂教育必要的补充。在课堂之外，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宗教活动等，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途径，从而将自身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融入现实生活中。美国高校内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文体活动等，这些活动融入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让学生能够在娱乐、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相关的教育。学校支持学生走向校外，提高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例如，组织参观历史博物馆、展览馆、历史遗迹等，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加深对国家的感情，培养爱国思想；组织学生参加校内的一些民主活动形式，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进一步接触政治生活。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教育活动正好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并在活动中不断地巩固课堂教学的知识，共同进行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三）充分借助社会教育的力量，推动学校教育的开展
美国拥有丰富的社会环境资源，帮助高校对学生进行更为全面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各地拥有大量的教育场所，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充分展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宣传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些渗透着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无形中向学生渗透着，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气息。此外，美国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方式，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了良好、有效的氛围。通过大众传媒，美国政府所宣扬的价值观、政治观和文化观更是渗透到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角度，还起到了引导思想的作用。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特点，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力量中，宗教教育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的宗教是个人精神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源泉，对人的思想道德和政治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将宗教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用宗教来充实人们的内心世界，同时用宗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在这样有利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高校可以充分享受到这些资源，推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及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的。高校基本是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政治观念、法律意识以及历史等方面的教育。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高校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课程教育。但由于课程教育本身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形成了一定的局限，使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
我国一直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设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1949年10月颁布的《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正式设置。1964年10月，增设《中共党史》、《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成体系。1986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把改革开放理论和政策纳入对大学生的教育中。1995年，国家教委提出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两课”课程体系。1996年，正式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进一步。2005年1月，同志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新要求，确立了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4门必修课作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分为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两个部分。其中，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及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品德课包括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我国高校设置了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通过这些课程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了解国家的历史、熟悉社会法律规范等。
（二）我国高校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对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我国高校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课程设置本身及课程教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不够，甚至边缘化
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并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文件对其进行保障。但是，由于受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及教育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不够，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得到与专业课相同的地位。部分高校甚至没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管理，也没有严格的制度管理。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紧缺，很多高校采取“学、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的大班教学形式，使教师失去了教学的创新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下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重视，导致了很多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的错误判断，再加上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其专业学习、就业等方面没有直接的联系，使学生抱着修学分的心态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无法达到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效果。
2.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多采用灌输式教学，缺乏课外实践
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是根据教育部规定的大纲要求进行课程的教学，即所谓的灌输式教学。在灌输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根据统一的大纲和教学，多以理论为主，对课程内容进行讲授，甚至照本宣科，没有很好地结合当前社会形势或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显得空洞、不合实际。这使学生失去了听课的兴趣，在课堂上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听课。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浮于表面，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的效果。此外，大多数学校主要依赖于课程教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课外实践的开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内容缺乏丰富性、生动性，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殊不知，课外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课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和取得明显的效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过多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专业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不强
大多数学校或教师把完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都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看成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种想法导致的后果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更少了，仅局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加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负担，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意图，弱化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可和接受。与此同时，作为公共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占学生全部课程的比重本来就不是很大，过多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作用，而忽视了所占比重最大的专业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结果放弃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量时间和机会。仅仅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美国和中国虽然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但它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主义意识、社会责任感等，为国家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结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状况总结出相应的经验借鉴，提高我国高校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利环境
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了包括学校在内的多种社会力量的支持，如家庭、宗教组织等。这就为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丰富的资源，也为教育的开展营造了全社会重视和支持的有利环境。针对我国高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我们需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在我国，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学校起着连接国家和学生的桥梁作用，如果这个桥梁作用没有发挥好，即使国家政策再科学、合理，都不可能真正引导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校要及时传达并真正落实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政策，真正将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落到实处，而不是口头上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真正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高校尤其是高校领导层需要从本质上认识到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要在教师群体中营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还要通过有形的案例或机制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对个人的“洗脑”，更不是一种空洞教条、无意义的东西。要使学校教育的每个系统都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不断为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添薪加柴。
（二）进行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和创新
在教学内容上，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是很直接、明确，都是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教学。政府和学校没有对相关课程进行内容的限定，教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容有所创新。在教学方式上，美国高校进行课堂教学时，注重采用渗透的方法进行教学，用启发式或讨论式的方式，引起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教师加以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针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和方式单一的问题，需要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创新。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大为增加，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量也与日俱增，超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能容纳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仍然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守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但是，高校需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不能沿用以往较为陈旧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而需要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教学方式。在信息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已经不局限于课堂和书本，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更为宽泛和多样，同时受各种思想影响的几率也大为增加。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或出现的不良思想状况进行正确的引导，让学生能真正受益于课堂，接受正确的观念。例如，在教学中可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及不同的章节内容，采用课堂讨论、专题演讲、辩论等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等。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教师提供了更为生动、具象的教学方式，能够利用网络平台的资源进行相关知识的传授，还能为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供了方便的途径，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动性。
（三）加强课外实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
美国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重视课堂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还积极利用校内外的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使得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生动性和实践性，所取得的效果也大大增强。针对我国高校过多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上，增加课外实践的环节，构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理论知识的灌输，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巩固已有的知识，并在实践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学生在观念中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践行这些正确的观念，以这些观念引导自己的行为。而这些观念的践行，就离不开社会实践。构建第二课堂，能够为学生提供更直接、更具体的实践平台。因此，高校在进行课程规划的时候，要增加社会实践的内容，尤其要制定出目的明确的实践内容，保证学生能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加深理解。这种实践可以是组织学生参观相应的主题展览以培养学生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也可以是让学生进行志愿服务等培养爱心和社会责任等。在社会实践后，让学生通过调查报告或活动报告的形式与教师、学生进行分享，能够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加深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社会实践还能更加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增加其对学生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于其他课程教学中
美国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中，不仅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还能充分运用学校的各种教学资源，无形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针对我国高校过多依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没有将专业课教学资源利用起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扩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其他课程教学之中。要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课程教学的渗透，首先要从教师层面先形成这样的意识，让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加大对本专业的历史、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介绍，加深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的认识，以此了解学科的发展以及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定好位，确立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此外，在全校性的课程设置方面，也要有意识地增加有利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分到更多的课程中，使学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增加，为预期的效果提供有力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校和教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开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四、结语
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培养了美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等，它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所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去借鉴，并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有利于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要素。同时，我们也要对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只有将中美双方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有益经验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培养既有专业技能又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才是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洁，张杰林.为国家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美国公民课程小览[J].文教资料，2008（30）.
[3] 陈荟芳.浅谈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前沿，2007（4）.
[4] 戴媛媛，颜素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
[5] 刘子实，吴渝.英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及其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9）.
[6] 张晓红.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略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1）.
[7] 王熠晔.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比较分析[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8] 孙美花.哈佛大学核心课程设计研究[J].教学研究，2010 （1）：41.
[9] 周慧.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重构[J].科技风， 2012（1）.
关键词：当代；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209-02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人类精神活动，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形态，不过其实现途径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这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短暂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其所采取的有效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比较分析当代中美两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继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传统优势，同时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成功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理论灌输法
我国的所有高校都开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四门课程设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并设有统一的课时，规定相应的学分与考核体系。这一规定是政府全面规划、教育部统一部署的。这类课程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与目的性，内容枯燥乏味，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师生互动，教学形式单一。学期末，学校都组织统一的考生，并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之一，这种方法使得学生和老师都以应付为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二）榜样示范教育法
榜样示范教育法指的是学校通过评比、考核，树立出道德领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将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变成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倡导学生模仿学习，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达到内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方法。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有树立先进典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优良传统。例如，在我国高校中经常设有榜样宣传栏，对优秀学子及其事迹进行宣传，在学生中树立学习榜样，号召大家学习，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表扬批评教育法
表扬与批评是最常见的教育方法，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激励的方法，在我国高校一直都很受重视。表扬先进的人和事，是对学生的肯定与鼓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身发展。同时表扬先进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有导向的作用。而批评落后也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努力、奋起直追、向先进靠拢。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间接教育法
在美国实行的是地方分权制，各州或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高校所开设的课程，灵活性很大。政府不明确规定高校必修的思想政治教育或道德教育课程，但美国的各大高校都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3-5门政治理论课：《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与3门左右的思想品德课，如《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和社会研究》等。通过间接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资本主义教育是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之一。
（二）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美国每所学校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和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校长有根据本校特色和自己的爱好来确定本校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自由，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和自身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在美国，教师并不像中国的教师一样，强加给学生一些思想和观点，而是将这些思想与观点罗列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择价值观。对于一些社会道德现象，教师采用两难法，让学生自主选择判断，而不是直接教学生去判断。此外，美国追求历史通俗化、社会化和政治化，其历史课程也丰富多彩。为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国家和地方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历史的报刊、书籍及影视资料，地方也普及地方的各种历史，这对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催化作用。
（三）宗教灌输法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联系密切。美国的宗教势力会以上帝的名义向公民灌输一些含有美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原则的信条，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在美国，许多宗教势力可以设立自己的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和信条，宣传。在高校，普遍开设圣经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信条结合起来，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同点
第一，都采用灌输教育法。中美两国高校都采用了灌输式的课堂讲授法，并把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形式，注重直接的、正面的、正规的灌输方法，重视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二，都重视协调配合的教育方法。当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都呈现出社会化趋势，都比较重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合作，注重社会公共环境的情境熏染，形成一个互动协调、目标一致的最大教育合力，努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三，都注重教育方法的多元化。由于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化，故而在两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论采取的方法怎样的不同，但在维护各自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效果是趋同的。
（二）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点
首先，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侧重显性灌输，往往过多的是通过课堂直接讲授思想政治理论，不注意运用间接和渗透的教育方法，对个体存在的差异与个体的主动性也有所忽视。在美国，高校教育则注重对学生的隐形渗透。道德教育重视各个阶段的衔接性、层次性和渗透性，这些特点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也容易接受，从而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理论教学，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而美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理论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真知，进行疏导性教育。我国的理论灌输式教学，忽视了教学中的师生互动，也忽视了对学生的疏导性教育，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我国对教育投资过少、相关机制也不健全、教学手段缺乏科技含量等也是造成这点的原因。在美国，学校则注重用社会实践的方式评价学生的道德水平，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观念也增强了。
最后，在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中美两国有很大不同。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是分离的，宗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不大。而在美国，宗教与公民教育是结合的，宗教在公民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
四、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我们认识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些优势，比如直接理论灌输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有组织、有纪律性等，同时也认识到其中仍存在不足与缺陷，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方法恰好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加强师生互动。我国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使得老师和学生位置互换，老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被动消极地听，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结果收效甚微。这一点我们应借鉴美国，采用互动教学方式，发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性，仔细分析学生的思想实际，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学生释疑解惑，及时引导学生思想动向，形成所有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第二，深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增强教育的渗透性。美国通过宗教教育对高校学生进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是其优势。而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我们也可以利用其精华来陶冶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道路上也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包括制度上的完善、经济上的支持等。同时，学校也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开展、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发掘班级文化、宿舍文化、社团文化、教师言行举止、课程设置等资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学生渗透德育内容。
第三，探索心理咨询辅导的方法，加强教育针对性。在我国，很多高校虽设有心理咨询室或相关机构，但都未受到重视，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没有发挥心理咨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应有的作用。这一点上，我国应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首先，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疏通学生的心理障碍；其次，政府应出台关于建设和完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的相关政策，使其正规化；再次，高校应广开心理咨询的途径，组织各种心理咨询活动、开展学生心理问卷调查、举办文体活动、鼓励学生互相咨询、开展网络平台，推广网上咨询；最后，家长也应该在做好学生监护人的同时，关心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与孩子沟通交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形成全员积极参与的咨询辅导教育模式。
第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鼓励社会实践。我国的社会实践只注重进行理论性的“大”而“空”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强制灌输不但没有收到成效，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育脱离实际，教育方法缺乏实践性和操作性。而美国的社会实践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立体化，渗透到能够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去，寓教育于更为广泛和丰富的途径中去。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2.
[2]袁建生，江晓平.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J].前沿，2007，（6）：84-86.
[3]冯益谦.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07，（1）：36-39.
[4]陈立思.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0，（11）：38-43.
[5]王悦.中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
摘要:西方国家推崇“言论自由是第一性自由”，这一观点看似绝对，但从哲学角度出发，世界上是不存在绝对的事物，所有绝对都是相对的绝对。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开头分析了言论自由的绝对性价值，然后从美国这一言论自由高度发展的国度入手，探寻其背后的相对性，即将言论自由上升为第一性自由所需要的、潜在的政治、文化内涵，继而比较中国文化，得出“言论自由为第一性自由”在目前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结论。
关键词:言论自由;相对性;政治文化内涵
关于言论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形容言论自由是“母体，是几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即言论自由是第一性自由，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性意义。一切人在他自身的人格发展过程中，均拥有表达自己信念与意见的权利，通过言论，行使自己的权利，如选举权；通过言论，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游行、示威等。因此，言论自由是思想发展、自我认识与人格健全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是存在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前者如新陈代谢，后者如婚姻、结社等。其中，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语言是构筑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基本材料的工具，人无往不在社会关系之中，也就无往不是生活在语言之中。
但需注意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具有相对性的，举个简单例子，水在此时此地气压等条件下其沸点为100℃。它是绝对，又是相对。说其相对，是因它相对于“此时此地气压等条件下”而言的，倘若在某些高山地区，它可能不到100℃就沸腾了，因此绝对是相对的绝对，相对是绝对的相对。同理，对待“第一性”问题，在考虑其绝对的价值时，应立足于其背后的相对性，即能孕育言论自由成为第一性自由的究竟是一片怎样的沃土呢？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在美国得到高度的发展，庄严写进美国独立宣言的言论自由，是美国人战胜殖民统治和封建专制的一面旗帜，是美国人引以骄傲和自豪的本钱，他们从此确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有效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给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气氛中，在乐观进取的拓荒历程中，美国人创造了最高的工业文明奇迹，以至于“他们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①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价值是脱离一定的经济和相应的政治形态的，言论自由并不例外，因此欲从美国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形态入手，探寻支持言论自由成为基础自由的相对性。
首先，西方社会有着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统一的基督教信仰，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制度可以不要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②因此，对自由强烈而统一的信仰，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美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政治文化，国家和公民是相分离的，国家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国家从产生起就受到法律的制约和限制。可以说在美国的文化中有一种大家所珍视的政治理论：坚持政府权力必须加以约束。美国对言论自由进行规定的一个前提是：绝不能让政府对发言或出版加以事前约束，否则便有可能，而公民就连政府是否都不知道。③其目的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反对权力的暗箱操作。虽然这样做以牺牲政治生活的一些安宁为代价，却有助于言论自由以及民主的建立。究其本质，西方的民主说到底是西方资产阶级用以实现自身统治和自身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是一个占有生产资料和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阶级，社会经济领域是他们的天然领地，而在政治领域，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维持资本主义秩序而又不干涉其自由的政府。而且，美国三权分立政体的建立无疑是言论渠道畅通的保证，“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利成章。
最后，一个安全而坚强的政治体制，是公共权力对公民的不同意见言论进行容忍的保证。因为作为非政治职业者的普通公民参与政治，总是不可避免带有许多非理性、冲动的色彩，许多情况下都是采取批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公众有多大的言论自由度便取决于公共权力的容忍能力，而唯有民主制度和法治传统才能培养出这种能力，而这两个条件在美国是基本上具备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即使倡导用武力反暴力政府，只要发言人仅提倡此项抽家的理论或学说，还是不得视为犯罪行为，除非唆使他人进行不法行为，而且除非当时的环境是人有理由畏惧会引起行动，否则就不能因发言人所说的话加以惩罚。”④该解释对言论自由的事后处罚的规定颇具特色。
回到中国，中国围绕着长江流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东方模式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法律被看作是维系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手段和工具。强调国家的至上性和上下级的等级观念，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它是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个人利益收到限制，没有形成普遍的公民文化。虽近年以来，这种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公民意识得到提高，但受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依然是一个“关系网络”社会，在法律之外，不仅有官方的“潜规则”，也有各种各样熟人关系的存在，导致价值判断准则的“多样化”。这便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自然对言论的重视程度较弱，尤其是对政府的批评，以避免祸从口出。
[关键词] 南海政策； 政治文化； 实用主义；美国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D870（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3-0034-06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浓厚的美国式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对体现美国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对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政治文化传统的考察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深刻认识美国南海政策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中的政治文化的分析，才能理解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形成不仅有利益因素，而且有政治文化因素的考量。但人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美国的南海政策。
一、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某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塑造某一民族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文化是意识的组织体（the organization of meaning）；另外一些人视政治文化首先为价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s）；第三类学者将政治文化规定为人类战略的模板（templates of human strategy）。[2]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由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构成。政治文化中的世界观指的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及其与政治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具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看法；行为准则建立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上，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社会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
美国的政治文化源于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长期社会化的结果。美国清教徒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新教信仰以及对欧洲政治文化强烈的人为选择，经过长时间的灌输，成为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作为美国社会的信念体系和思想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大体上包括“美国例外论”、自然权利思想和实用主义三个方面。“美国例外论”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念的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是对“美国例外论”和自然权利思想在美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总结，代表着美国政治文化的实践形式。自然权利原则是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主义理性和启蒙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它所发展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
随着政治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准则的加工、凝固和融化，政治文化会形成自己的结构，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改变，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1.“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3]表现为“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美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山巅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使命。美国存在的根据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成为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大众信仰。有学者总结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共性，将之归结为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世界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总统对人们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这是对美国天命意识、使命意识和优越感的总体概括。[4]
2.自然权利思想
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新教信仰为核心基础的美国政治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教信仰与科学精神及理性主义思想的融合。推动三者结合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然权利思想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的自然权利思想集中体现为：人人平等、保护人权和维护稳定。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李国选：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3.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其主要核心是重实践的结果而轻原则。“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现实，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标”。[5]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的行动原则是美国政治文化在清教主义道德和自然权利原则基础上对社会实践行动的进一步强调。富兰克林从学习知识的角度阐明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如果能学习既实用又能装饰的知识，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人生有涯，人们只能先学习实用的知识，然后把它在充满多种机会的美国充分实践。
（二）美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罗塞蒂先生对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做了研究。他认为，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或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6]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把观念具体区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态，论证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三种途径：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7]以此为基础，政治文化为外交政策提供三种动力：一是引导动力；二是聚集动力；三是制度化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被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亦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输出美国文化”成了目标之一。[8]
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 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 并稳定地发挥作用， 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作出长时期的、不懈的努力。”[9]
政治文化的能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稳定地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行为体的价值偏好，从而决定其对外政策的行为模式；二是政治文化为行为体提供一种认识外界事物的模式。 政治文化使行为体的行为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行，塑造了其对外行为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能动性地赋予行为体力量与方向，使得行为体的活动方式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解决“我者”与“他者”的身份问题。美国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它不仅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项制度中，而且能够帮助美国回答“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而回答“我是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定。[10]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美国确定了国家的身份就能有效地建构美国国家利益，界定了美国国家利益就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一般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个基本的核心要素。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确定外交政策目标以及框定手段选择的范围。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把自己界定为乐善好施和替天行道的“仁慈”国家，而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和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来定义别国的身份。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就是“邪恶”的，就是美国拯救或打击的对象。自然权利思想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的“道义”性。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是为了让对象国实现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美国例外论”与自然权利思想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实用主义贯穿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的始终。实用主义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既坚持目标追求的“道义”性，同时在政策实施手段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实效，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美国会灵活选择外交手段。实力不足时，美国不直接参与国际权势的斗争，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充当仲裁者，或以民主灯塔的景象为别国树立“榜样”；一旦实力大增，美国就会直接出面干预，并且十分注意干预的实效。
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其政治文化的棱镜的折射，美国的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独特的道德诉求、伦理取向和价值观念，强烈地影响它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也体现出了美国式思维的特点。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政治文化作为它们的选择坐标。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促使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目标时，必须考虑道义。用道义来掩盖真实的目标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时一贯采用的手法。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某种控制机理，确保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循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使美国的外交有了某种轨迹和确定不移的基本走向。
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美国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把理想与道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加注意对道义的追求。这就使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错杂糅的特色，也时常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含混性。基辛格曾经感叹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具矛盾性，“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有理想主义的国家”。[1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示意图二、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政治文化考察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克林顿政府时期发表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一，解决方式。应当和平解决斯普拉特利问题（南沙问题），反对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第二，岛礁归属。在有争议的领土要求问题上美国不表示任何立场。第三，航行安全与自由。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在整个南海上的航行自由。[12] 2011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13]，完整地阐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奥巴马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的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与不选边站三项基本内容；发展的是南海地区利益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特别强调尊重国际法。
（一）“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
如果说美国利益是其南海政策形成的表层原因的话，那么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之中的政治文化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其中，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的“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中， “美国例外论”是其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猜忌的认识论根源。美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美国优于他国，应该成为他国的楷模；美国人是具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民，具有拯救其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神圣使命。这种以自信、乐观和浓厚的宗教情结为特征的国民特性和政治文化，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南海地区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南海地区既没有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因而导致各方之间矛盾重重。美国南海政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使命意识，其主要功能为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提供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的眼中，南海地区各国的巨大差异以及各方因领土争端而缺乏相互信任，使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给美国在南海地区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拯救南海地区各国于“苦海”提供了机会。南海地区各国是美国拯救的对象。
美国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浸润的美国的南海政策造成了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偏见。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美国和南海地区国家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存在无法克服的敌意和本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从美国政治文化的“选民”和“使命”意识出发，确定美国和南海地区各国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美国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异己者是错误的，存在着明显的思维对立。“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形象。”[14]
在美国看来，南海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以及双方因领土纠纷而缺乏相互信任，所以南海地区有极不稳定的预期，南海地区需要在美国的“拯救”下才能稳定。美国把建立南海地区新秩序、主导南海问题解决的进程作为考验其世界领导地位、检验其外交哲学和优化其霸权战略的试金石。美国由此认为：拯救南海地区的国家是受到上帝的重托，有责任将文明带到南海地区，以消弭那里的罪恶。美国的这种“使命感”带有强烈的宗教和伦理色彩，为其南海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是其南海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思想根源。
（二）自然权利原则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
美国的自然权利原则源于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洛克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以“天赋人权”作为旗帜，号召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在《独立宣言》中把自然权利原则具体化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然权利原则经过美国《独立宣言》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权利原则内化到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表现为：为尊重国际社会的利益， 美国要求争端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南海争议岛屿的领土、权利以及管辖权等问题， 协助创造解决争议的条件， 并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形势。由于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符合南海权益声索各方与广大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因此， 美国愿意协助推动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的倡议和信心建立机制。美国要求各国依据国际法相关原则提出对南海海域空间的合法主张。[15]所以，美国的南海政策站在所谓“道德”的制高点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多边化，谋取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美国巧妙地利用自然权利原则来掩盖其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美国南海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南海争端，压缩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以实际存在谋求占领南海地区的战略制高点；拉拢有关争端国，挑拨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其亚太战略的实施。这些实质目标在美国自然权利原则的宣传下而得以掩盖。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保护南海地区的各国权利为名，行干涉南海争端之实。冷战时期，南海成为美苏两国相互对峙、争霸的海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现行南海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介入的“中立主义”。但2011年以来，美国“重返”东南亚，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内在南海政策中的干涉主义思潮日益强烈。在南海地区，防范、制约和平衡中国是美、日、印和东盟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欲建立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共同防范的对象。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在其自然权利原则指导下实施的。自然权利原则是制约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突出了民主与人权等自然权利原则。美国以在南海地区推广其自然权利为名义，为其南海政策的扩张抹上了道义的色彩——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南海地区各国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实质上是在这种表象下追求美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南海地区许多国家除中国外对美国的介入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这就昭示了美国南海政策的运行环境在自然权利原则的掩盖下得以持续改善。
（三）实用主义精神原则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的精神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其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6]实际上，“实用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前提：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因而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不认为深思熟虑一定能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17]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并且深刻地决定了其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显示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优越性，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美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中国可能取代原苏联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主要国家。中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中美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诉求存在分歧，甚至直接冲突。而且，美国担心中国有破坏这一秩序的便利条件与潜力。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甚至在东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认为在该地区中国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到2020年，中国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具有竞争力，更可能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在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威胁：一是；二是中国将可能谋求削弱美国的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存在。[18]
南海地区为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的理想之地：一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南海是重要的战略要道，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美国在南海驻军可以监控中国的能源与外贸运输；二是南海地区许多国家与中国有领海争端，在这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会得到支持；三是美国在南海地区的驻军历史为再次驻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南海问题上，有关争端国和中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矛盾、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中国”的传播，使得它们有求于美国。美国利用东盟加强自己的力量，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维持美国的信誉，阻止任何一方（主要是指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解决南海问题。[19]美国在南海地区起到了战略平衡手的作用。美国的南海政策既有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意图，又有防止有关争端国因提出过分要求而破坏南海秩序的考量，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果能在南海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向东可穿越台湾海峡，深入日本海；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影响波斯湾地区；向北可以直接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20] 所以，实用主义手段支撑的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是美国通过营造一种紧张但又不至于爆发大的地区局势，达到其维持和扩大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主导地区安全格局的目的。[21]
三、结论
总之，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美国例外论”是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实用主义精神原则与自然权利原则确定了美国南海政策手段与目标的运行机理。其手段的实用性保证了美国南海政策的高效用，自然权利原则减少了美国南海政策目标达成的阻力。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美国在南海地区把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依据。这显示出美国在南海地区既关注理想，又关注利益，但更关注的是美国的利益。浸润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的南海政策也日渐成熟。所以，单用利益模式解释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因素。
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美国的政治文化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包裹起来，给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外交行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22]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充分地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和美国式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美国的南海政策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支持。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参考文献]
[1]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9.
[2] Valerie M. Hudson. Culture & Foreign Policy [M].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69.
[3] 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J].中国社会科学，2000（6）：8891.
[4] 邢悦.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1.
[5] 王元明.行为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3.
[6] 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372.
[7]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8]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15.
[9] 张康之.政治文化：功能与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1）：4546.
[10] Martin J. Gannon. Paradoxes of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7：173.
[11] 基辛格.大外交[M]. 顾淑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
[12] Ralph A. Cops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ploring Potential Triggers of Conflict[EB/OL]. （19980330）[20121122].http：//.
[13] Hillary Rodham Clinton. The South China Sea Press Statement[EB/OL].（20110722）[20121122].http：//state.gov/secretary/rm.
[14] Richard J.Payne. the Clash with Distant Cultures： Values， interests and For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84.
[15]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EB/OL].（20100723）[20121125].http：//stage.gov/secretary/rm.
[16]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M].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
[17] 汪波.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65.
[18]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与兵力态势[M].滕建群，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3.
[19] Scott Snyd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EB/OL].（19960810）[20121120].http：//.
[20] 江洋，王义桅.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南中国海问题[J].东南亚研究，1998（5）：37.
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将这种由“美国例外论”、使命观、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和传统所构成的美国意识形态充分呈现了出来，在外交政策的层面上予以了诠释与剖析，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美国外交实践背后的思维定式。
一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上篇包括美国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及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广义上它们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下篇是对“次一层次的意识形态的讨论”、美国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媒体和美国外交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等。
本书的导言部分是对全书的理论框架、概念定义、写作方法，以及章节安排的概述与说明。它首先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进行了阐释，指出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意识形态从19世纪以来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表达关于政治与政策的一个通用术语。从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首创“意识形态”以来，这个概念受到众多理论学家的诠释与补充。导言回顾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演进脉络，分析了马克思、格尔茨等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说与解读。尽管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缘起与地位褒贬不一，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治制度、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权力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复杂的方式与思想、信仰和象征形式交织在一起”这一看法已成为政治学界的共识。该书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下展开了关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一般关系的论述，进而探讨了美国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关系。导言简要地评析了冷战前后国际政治学者对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讨论，从中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即“意识形态提供外交政策的氛围，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理解，并使外交决策合法化。”作者援引一些美国学者的论述，明确提出，美国基本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例外论”，另一个是古典自由主义，它们一直以各种形式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衍生出许多其他意识形态，包括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导言对影响美国外交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进行了概述，并解释了各章之间的关联。
该书的第一章论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缘起。众所周知，“每个民族都是通过那个形成于自身经历的透镜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外人的。”就美国而言，塑造美国人政治信念的这面透镜也包含着对旧大陆的历史记忆。作者回溯了欧洲政治文化对于美国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力。这些政治文化涉及宗教、17世纪的英国科学革命和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等政治思想理论。当然仅仅存留这些历史记忆是远远不够的，美利坚民族的建国精神是建立在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吸收与“排异”上的。第一章的重点是探讨美国人独有的“精神状态”，认为它源自新英格兰移民的清教传统，革命中所缔造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传播，以及立国之父们的世界观。这种精神状态提供了美国人在建国之初对国内、国际政治现实的根本认识，从而直接为国家的内外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在该章第三部分中，作者讨论了美国独有的“精神状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自摩根索以来，美国的外交史向来被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并不能有力地证明二者在何基础上相互协调或相互转化的，而作者采用了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四种划分，虽然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与“主义”间的相互关联性还有待商榷，但它体现出美国意识形态与外交的紧密关系。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源泉。”这是本书第二章所要阐述的主题。“声明自己在世界上享有特殊地位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第二章主要考察和论说了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其基本思想内涵、外在表现，以及历史上诸多理论家对其作用的阐释与批判。“美国例外论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着手根据美国的理想重塑世界，另一条是在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范围内促进美国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第二章首先分析例外论与清教主义的内在联系。来源于早期新英格兰移民的清教传统由于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和“天职观”而具有强烈的命运观、上帝选民感和特殊使命感，当他们移民到这个陌生的新世界时，“他们把英格兰视为他们的埃及，把大西洋视为他们的红海，他们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这些清教徒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不仅是为了获取个人的物质利益，也是为了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对世界的一种特殊责任。这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我意象构建的心理基础。本章进而梳理了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化过程，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开端的“使命论世俗化工作”，进一步使共和国的缔造和生存建立在理性之上。对于旧大陆的厌恶，以及对现存国际关系的反感使美国人自建国之初就追求建立一种与旧世界不同的社会秩序。为了使美国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得以在强权的利益争夺中幸存，“天定命运”的观念应运而生，美国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开始了19世纪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这一扩张导致了大量领土兼并和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使命感又开始驱使美国领导人尝试在海外的扩张。本章最后探讨了美国干预主义的成因与发展。美国权势的增长使美国人坚信他们肩负大国的责任，必须在海外扩张道义的力量，自西奥多・罗斯福以降，“美国的使命感同其取得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开始结合在一起。”从威尔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冷战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海外干预从未间断，美国例外论的含义也不断得到新的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含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不仅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它还可以引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一种直接表达，它始于美国独立革命，在共和国缔造与成长中将诸多政治思潮、宗教信念、文化价值观融合为一体。这突出体现在美国早期的外交实践中。本书第三章重点评述了美国早期历史的外交实践，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国父们就试图运用美国例外论所衍生的多种意识形态，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保持新大陆的独立。华盛顿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使美国得以与当时的欧洲两强相安共处。中立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实践的特征。1832年提出的“门罗主义”旨在使美洲与“肮脏的”欧洲隔离开来。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美西战争为标志，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的一流强国。”此时美国例外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种族优越论、正义扩张论获得了广大市场。西奥多・罗斯福所鼓吹的“国家品格”要求美利坚民族必须肩负大国的责任。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美国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此后威尔逊主义又运用自由主义来指导对世界新秩序的缔造，在海外支持民主随之成为美国的道德责任。从美国早期的外交政策来看，虽然美国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包装形式，但它根本上始终“受到新旧大陆观、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和自由民主意识等意识形态的影响。”
该书的第四章主要探究美国自由主义与外交政策的联系。它考察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其基本理论的思想内涵，以及风格、该理论的主要论说者及其对现实外交与治国方略的影响。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曾指出：“一种绝对的民族道德观既有排除‘外来的’东西的动力，也有改变它们的动力；它不能总是对之视而不见，泰然处之。”美国的自由主义源于英国，它与美国个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本章主要对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进行了阐述。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体系，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内政治，而且成为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动因之一。该章重点探究了自由主义的几个外交理论：威尔逊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民主和平论、全球主义与新干涉主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总的来说，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美国的外交实践带上了道义的色彩。从实践来看，美国的外交传统始终摇摆于孤立与走向海外之间，其原因就是这种弥赛亚的心态使美国人倾向于以“他们应努力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标准来评判其他民族，同时对“保护和发展与国家及其他总体力量相对的‘个性观念’深信不疑。”
针对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道德困境，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保守主义从重被发现到兴起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在第五章，作者主要讨论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潮，其在美国的生成与演化的历史脉络及成因。保守主义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特别重视秩序、道德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最终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在国际事务方面，保守主义一般倾向于现实主义。该章简要概述了新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基本论调，以及与保守主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描述和批判了美国“新帝国论”的成长、政府主导能力的加强，以及美国在世界维系霸权的心理动因。时至今日，新保守主义已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而走向衰落，但它仍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东山再起并影响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
历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的环境相适应，美国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会随着外交实践的演变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理论。理想主义、主义、多元主义就是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政治意识形态。该书下篇的第六章对美国理想主义，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人权外交政策进行梳理。本章的论述主要是沿着两条脉络进行，一是人权观念在美国的普及和深化的过程，二是美国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本章探讨了美国早期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妥协。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由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所孕育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到威尔逊时代逐渐固定为四种核心价值观，即自由贸易、民主化、民族自决和普世人权。美国的权利概念与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最终在人权外交中结合到了一起。该章重点论述了卡特总统至小布什总统的美国人权外交实践。
主义是美国政治中典型的意识形态。该书第七章主要对美国主义的缘起、发展，以及对外交实践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建立在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之上的美国意识形态将个人主义与民主视为维系美国的立国基础，而共产主义的学说和价值观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遇到的最全面、最强大的挑战。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美国主义的国内基础，以及美国主义的外交实践。美国人所信奉的自由主义中的核心概念――个人主义和私人财产权，使美国的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全力展开争夺，甚至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仍然没有放弃推行主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种族文化的交融造成了美国多元主义的价值体系，反映在外交政策中就是多种社会力量，包括利益集团和国会，通过政治程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期影响外交决策进程。从短期目标看，这种方式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民意走向，但从长期而言，却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延宕、多变甚至不切实际。第八章评述了美国多元民主理论的演化过程，并以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为核心，对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形态与内在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把多元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充分揭示出美国外交决策中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九章将美国的意识形态置于中美关系史中进行微观考察，梳理其中的因果联系，为更全面地理解当今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该章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美国对华关系史，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输出民主”的使命就被贯彻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时至今日，这种倾向仍在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最后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起伏和两面性，往往是由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理想主义政策思考和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思考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第十章着重讨论了大众媒体、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三者的关联。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民意的表达，但随着政治领域的扩展，媒体也为政治精英所操纵。自越战以来，美国媒体大量介入外交领域，从而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生态环境，给美国外交决策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通过媒体，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得以进入白宫的战略考量之中，因此，媒体实际上起到了“国家一社会”的中介作用。该章剖析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报道风格，揭示出媒体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三
如上所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以时代为经，以思想为纬，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概念定义、思想渊源、理论框架、内涵特质做出前后一贯的完整论述和研讨，其重点是研究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含义。
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一个启示是如何正确认识一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将外交政策评估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所关注的物质实力、权力分配和外在威胁是很不完整的，而且也不符合国家的实际行为。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以美国外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那些引导或支配外交实践的观念和文化等深层因素。它是对美国政治背后精神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避免国际关系理论中重利益轻文化的偏颇之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美育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尤其是通过美育实践活动，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发展完美人性。本文以实践活动为切入点，浅谈美育实践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实施路径。
关键词：
思想政治；美育；实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承载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将美育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中，用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创新性迫在眉睫。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的相关概念界定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等。”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更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及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如何让学生更好、更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严峻性。美育又称“审美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一样构成了系统的国民教育。纵观古今中外，美育作为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贯穿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本文所讲的美育是通过对自然美的感受、艺术美的鉴赏以及社会美的创造等对受教者进行情感感化、性情陶冶，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审美观、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塑造审美人格。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纵观社会发展历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内容枯燥无味，不能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兴趣特点让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未能及时反映出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缺乏对学生个性化培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进行，注重理论灌输和强制说教，形式单一，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个性独立、自我发展等特征不匹配。高校学生实践活动（如学生社团、学生会等）已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但社团建设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校领导重视不够，形式单一，没有创新性和吸引力等，达不到高标准的育人标准。
三、美育实践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实现路径
1.美育实践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标基本一致，本质上是相通的，且美育以其独有的形象性、情感性和自由性等功能弥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差的问题，尤其是开展美育相关的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创造性、灵活性、主动性，所以将美育思想渗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既符合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全面科学的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新青年。
2.美育实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施路径
为了响应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15〕71号），结合笔者所在学院专业设置特色，学院启动大学生美育工程，进行美育实践，对管理老师进行美育知识的培训，建立完整的管理机制和实施机制，锻炼新一代大学生对于美的发现和创造美的能力，推广和宣传我院的活动理念。
（1）心灵工程——心语
当代大学生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生活、学习，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心灵工程”通过多种形式加强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增进师生感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2）国际青年说
基于笔者所在学院英语专业的实际情况，学院组织学生进行“中外文化交流讲座、英语风采达人秀”等活动，提升学生外语水平和口语交流能力，促进学生对中外文化的了解，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历史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3）舞艺堂
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学院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及创造美的能力，以此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网媒工作室
为了顺应数字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给学院网络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学院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确保美育的高效实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此更好地推广学院的特色文化。
参考文献：
[1]杜卫.美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张雅惠：美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天津大学，2015
[3]江涌.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
[4]王军莉.试论高校大学生的审美教育[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
一
威兰茨首先阐述了美国民主兴起的历史进程。他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为尺度定义“民主”的含义。按照威兰茨的这一定义，他认为普通人在政府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就是美国政治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因此美国的民主是逐渐兴起的。
独立之初，美国政治虽然有民主的因素，但那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精心设计的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为人民，但在实际权力运作中却远离普通民众。仅仅半个世纪之后，普通人就在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批之前没有选举权的普通人不仅拥有了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而且拥有担任公职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威兰茨所说的“民主”就出现了。
威兰茨把这一历史进程限定在大约1800至1860年期间。他以三个关键人物，即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为重点，勾勒出美国民主从起步到鼎盛到走向危机的整个过程。杰斐逊时期是第一阶段。以杰斐逊为首的反对派打出反对联邦主义者“精英统治”的旗号，呼吁让独立的、有美德的自耕农参与政治。在杰斐逊的两届任期内，一部分州取消或降低了选举和任职限制，选民范围得以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增长，政府公职向更多的普通人开放。因此，威兰茨将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视为美国民主兴起的起点，视为一个“新秩序”的开端。
杰克逊时期是第二阶段。杰克逊推行官职轮换制，打破了由社会上层精英垄断政府的局面，使政府职位进一步向普通民众开放；为了反对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平等，杰克逊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各州的民主改革进一步深化，大部分州初步实现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增加了普通民众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威兰茨称赞杰克逊的改革“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标志着美国民主30多年发展的顶峰”。
威兰茨认为，第三阶段是美国民主走向危机的阶段。美国的民主经过杰斐逊和杰克逊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同时内部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1840至1860年间奴隶制问题的不断激化使北方和南方发展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北方是“自由劳动的民主”，“将奴隶制视为国家的祸害，认为如果任其蔓延将会阻碍自由劳动的发展，将会毁了美国的繁荣”；南方是“种族奴隶制的民主”，“将奴隶制作为白人政治平等的基础。”这就是威兰茨所谓的“民主的危机”。这种危机随着林肯的当选最终化为了一场战争。
其次，威兰茨论述了“美国民主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概言之，他强调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这构成了整本书的理论基础。
关于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他指出，从美国立国开始，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各个层面，民主就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多种不同定义之间的激烈竞争。
威兰茨从政治视角出发，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作为衡量尺度给“民主”下定义。之所以如此重视政治是因为威兰茨认为，“政治是当时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继承了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是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社会安定、繁荣，他们认为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优越和政治家的美德；如果社会混乱、经济萧条，他们认为是源于制度的不完善和野心家的腐败。”19世纪早期美国的社会变迁给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职业的美国人都造成了大的冲击。在美国人眼中，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指向民主。他们从这样或那样的方面去理解民主，将自己的利益、需要、恐惧和希望用民主的话语表达出来，并通过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来争取政治权力。对他们来说，民主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追求，是他们诉诸政治行动的有力武器。个人、党派和社会团体争取政治权力都是为了捍卫各自心中对民主的理解。
威兰茨指出，杰克逊认为1824年昆西・亚当斯的当选是肮脏的政治交易，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亚当斯领导的政府浪费并侵吞国家财产，而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表有责任站出来挽救民主。在杰克逊看来，第二合众国银行拥有的权力过大，形成了一个金融贵族的帝国，是对人民的威胁，因此必须摧毁；在战争期间纸币和信贷体系获得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规范。“国会法令废止权”是一部分阴谋家企图以反对关税为借口，滥用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的权利，企图分裂联邦，必须予以制止。废奴主义者是受了蛊惑的慈善家，是被北方的银行贵族和南方的州权派所欺骗，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废奴运动转移视线、制造政治分裂、摧毁民主事业。因此，废奴主义者也是民主的敌人。对杰克逊来说，他的参选及当政期间的所有政策无疑都是在捍卫他认为的“民主”。
“国会法令废止权”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1828年关税法而提出的，其理论核心是卡尔霍恩的州权理论。他认为，“出台保护性关税是北方利用多数统治的原则对南方少数州的剥削和压迫，是违背宪法的。纠正这种多数暴政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每个州的先于联邦而存在，每个州有权判定联邦的某项法令是否违宪，并终止其在本州内的执行。”对于南方的州权派来说，“国会法令废止权”是为了反抗暴政，维护南方人的平等权利，也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领导的废奴主义者认为黑人拥有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的权利，不仅呼吁根除奴隶制的罪恶，而且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压迫和不平等。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派。”
在辉格党人眼中，以杰克逊为首的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都是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企图将政府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剥夺人民的财产和权利。辉格党人认为的经济政策只是个托辞，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臭名昭著的“宠物银行”将人民的财产侵吞进自己的腰包。杰克逊扩大总统和行政机构的权力是为了实现行政专权，从而为他个人、他的幕僚和人谋取私利。对辉格党人来说，他们反对杰克逊是为了树立真正的民主。
同杰克逊及其反对者一样，“济会派”认为东北部的商业化导致了道德败坏和贵族制，因此他们呼吁维护传统的平等原则和美德才是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土壤党”认为奴隶制度的不断扩展会威胁西进的北方小农的利益，摧毁北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提出“自由土壤、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是为了捍卫民主。“一无所知党”认为美国的文化正在被天主教徒和其他异质文化侵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正在受到新移民廉价劳动力的威胁，因此自己歧视外来移民，厉行排外主义也是为了
捍卫美国民主。在北方激进的劳工组织眼中，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到破坏，因为大多数创造价值的劳工正在受到不创造价值的少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因此他们主张取消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同样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兰茨指出，如上所述，一样的民主话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旦化为切身利益和政治斗争，民主的概念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关于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威兰茨指出，美国民主的兴起是时断时续、点滴积累的过程，历经坎坷且无法预知结果。威兰茨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党派林立的国家，尽可能地团结各种利益群体、建立一个多党派联盟的政党对于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威兰茨认为，从杰斐逊到林肯是美国政党制建立并日趋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经历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政党体系的形成和瓦解，先后出现了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以杰克逊为首的、辉格党和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四个政党联盟。在威兰茨看来，政党联盟的形成、发展、分裂和衰落是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也是各种民主概念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民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因此充满了未知性和曲折性。
二
威兰茨对民主特性的把握和从政治史角度进行研究既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也为美国史学的发展探索了道路。对民主的研究作为美国传统史学中一个古老的课题，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对于此，美国传统史学大致有如下两种解释框架：
第一是“进步学派”的解释框架。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史观和进步主义观念。这一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历史充满了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的冲突：在特纳眼中是边疆与已定居地区之间的地域冲突；在比尔德眼中是对立的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弗农・帕灵顿眼中是特权与自由的思想斗争；在小施莱辛格眼中是商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冲突是美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民主的逐渐展开和实现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根据“进步学派”的解释框架，美国历史的发展是朝向一个既定终点的旅程，虽然路途艰辛、充满波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二是“共识学派”的解释框架。与“进步学派”的冲突史观不同，“共识学派”声称，美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不是冲突，而是无所不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上的冲突只是人们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在对宪法及自由、民主等美国核心价值的认同上，美国社会是和谐的、一致的。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夫斯塔特所说：“美国文明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建筑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统一体上。它超越了各种暂时和局部的冲突。”“共识学派”否定“进步学派”的冲突史观，但是默认并继承了其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
对于试图构建一个宏观叙事的传统史学家们来说，政治是他们最好的分析角度。因为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宏观叙事的核心内容。只有政治史才最精确地关心时间的流逝和事实的变化。宏观叙事必须要有一个运动着的时间结构，只有政治史才能提供这个结构。政治史的特征和宏观叙事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政治在传统史学中的主导地位。无论“进步学派”和“共识学派”对美国民主的发展过程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他们的民主框架最终都落实在政治层面上。政治是他们构建美国民主的宏观叙事的基石，民主是他们解释政治的理论指向，那些最能推动美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因素――政治制度、社会运动、政党、选举、精英人物等――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美国新史学的勃兴。与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在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或者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新史学颠覆了以往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叙述，转而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专注于对历史中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分析和阐释。传统史学研究流动的历史过程，而新史学研究在某一点上的静止状态；传统史学寻求对美国历史进行整体解释，而新史学的志向在于站在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技术方法分析具体的问题；传统史学著作是以“民主”或“自由”等终极价值为框架建构起来的宏伟史诗，而新史学著作则是大量数据、图标、模型堆积出来的分析报告。
新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摈弃了研究制度、政党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视角，转而研究政府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及普通人的生活。正如美国史学家希梅尔法布概括的那样，传统史学关注整体和政府、法律和政策、外交和对外政策、战争与革命，新史学则聚焦于阶级和族群、社会问题和公共机构、城市和共同体、工作与娱乐、家庭与性、出生与死亡、童年与老年、犯罪与疯癫。传统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是“精英史学”；新史学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是“大众史学”。
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应用到政治研究中就诞生了新政治史。与传统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同，新政治史仅仅是新史学众多领域中的一个，是一种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具体问题的政治史。它依赖计量方法和政治学、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某一特定地区或基层普通民众的选举动机和投票行为，建立了“政治重新组合模式”和“种族文化模式”等一系列解释政治行为的模式。新政治史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放弃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新政治史同劳工史、妇女史、家庭史等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实际上，新政治史中没有“政治”，只有“社会”。新政治史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了社会史的一个分支。
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鼎盛后，从1980年代起新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如何在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克服过度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学科危机”?如何既不失新史学的精确性又能把握历史的流动和整体趋势?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美国史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声日益强烈。
重建宏观叙事首先意味着要关注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构建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正如“进步学派”、“共识学派”所做的那样。但是，19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粉碎了美国历史的“和谐”神话。新史学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彻底动摇了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因此，美国史学界需要重建的宏观叙事是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综合，既整体解释美国历史，又摒弃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把握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
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方纳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叙事模式――“质疑性叙事体”(contested narrative)，即一种不确定的、无预设限制的叙事性历史。在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中，历史的发展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直线向前发展，因此历史叙事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起点和终点，也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而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的事物和观念总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方纳用“质疑性叙事体”的模式，以“自由”为中心，构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总体
脉络，展现了“自由”这一观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
《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可以被看作是“质疑性叙事体”的另一次尝试。与方纳一样，威兰茨也试图找到一个宏观框架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方纳用的是“自由”，威兰茨用的则是“民主”。《美国民主的兴起》以“民主”为中心构筑了从革命到内战期间的美国历史发展。威兰茨指出，民主概念从来不是预定的，而是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各个党派团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对民主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理解；民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进步与倒退并存，民主在北方发展为“自由劳动的民主”，但是在南方却成为“种族奴隶制的民主”；民主的实现不是命定的结果，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预知的，谁都未曾料到民主的发展最后会导致战争。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中，可以看到宏观叙事，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不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继方纳之后，威兰茨再次证明了“质疑性叙事体”作为新的宏观叙事模式的可行性。
作为宏观叙事的强大工具，政治史的复兴正在起步。复兴不是回归传统史学，而是要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综合。这一综合首先是政治史内部的综合，其次是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其他领域的综合。
1990年代，政治史大综合的代表作当属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实现了美国史学界多年的呼吁。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新社会史研究成果“碎化”的综合，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史叙事，即将杰克逊时代的高层政治和底层政治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精英人物的领袖作用，也展现了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该书代表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最高水平。
“市场革命”是塞勒斯用以解释1815至1846年美国历史变迁的模式。他认为，“市场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从而创造了我们和我们所知的世界。”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被市场革命改变了。市场革命首先带来了经济上的变化，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商业经济。市场革命也带来了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为了缓解市场革命给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危机，美国人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宗教运动中。市场革命反映到政治中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受到市场革命冲击的北方工匠、移民劳工和自耕农，以及南部的种植园主与安德鲁・杰克逊结成同盟，竭力抵制市场革命的发展，斩断政治特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纽带。因此，“市场革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式，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变化。在塞勒斯看来，1815至1846年的美国政治是市场革命的结果，是美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的结果是政治融入了社会，政治只是一个被动的、附属的角色。
然而，《美国民主的兴起》只有两处提到了“市场革命”，而且都是在批评这一模式。威兰茨指出，塞勒斯将杰克逊主义描述为农民和城市工人抵抗资本主义侵蚀的运动，这种观点没有反映出民主兴起和发展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塞勒斯将政治史融入了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将政治和民主降低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忽视了政治的重要作用。而这两点正是威兰茨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中的理论基础。威兰茨指出，杰克逊时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塞勒斯所说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实际上，民主的概念是多样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威兰茨力图证明，民主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系统是如何被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利用的，支持美国进一步商业化的人高呼民主，反对商业化的人也援引民主。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存在的只是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市场革命也不是影响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唯一原因。为了区别于塞勒斯的解释，威兰茨反复强调当时美国人是用政治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他强调政治的独立地位和重要性，认为杰克逊主义和美国的两党制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其中核心的因素是政治。
［关键词］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理论基础教育途径
［作者简介］顾其银（1966-），男，江苏兴化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江苏南京210042）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1-0104-02
当下，美国作为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通过其强权政治对世界各国的内政干涉幅度越来越大，通过“和平演变”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趋势更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担负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侵蚀做斗争的重任。不少学者撰文认为未来中美两国的竞争将是人才教育的竞争。作为培养人才、吸收世界文化精华以及先进技术重要窗口的高校，在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思想道德水平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担负着向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的首要任务。
一、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比较
笔者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刻的阶级性和意识性使得一些高校的大学生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理解，甚至误解只有我国才存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西方的思想教育是自由的。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很多学者实地考察发现，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性，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其根本目标在于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美国公民，培养内容包括公民知识教育、公民技能教育、公民品性教育三个方面，要求学生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美国教育部门明确指出，责任公民教育是要培养青年具有合乎社会政治制度要求的态度和信仰，明确公民权利和责任，目标是把青年培养成具有良好的品质、道德、国家意识的公民。
美国的高校德育理论基础形成于18世纪末，经历了“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即强调学生的道德发展应与认知水平相适应）、“价值澄清理论”（即强调学生应正确评价行为过程，在当下方兴未艾的“过程思维”教育）、“政治社会化理论”（即通过教育学生学习政治文化，重视个体自我教育，让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理念、政治准则、政治信仰，形成特定的政治立场、政治人格和政治信仰）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著名的美国教育家柯文・瑞安先生提出的“五E”理论，也是当代美国重要的教育理论之一，即榜样（example）、解释（ex? planation）、勤勉（exhortation）、环境（environment）、经验（experi? ence）五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为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主要开设了“公民”“西方文明史”“现代社会”“民主问题”“美国宪法”等课程来对学生进行意识价值的教育。
我国高校德育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不断发展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不断完善，高校道德教育领域逐步出现学科理论体系学派、行为训练学派、体验式教育学派、互动式教育学派、实践性学派、教辅性学派等各种德育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国德育的理论目标是使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我国高校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等课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熏陶。
对比发现，两国的德育理论根基是一致的，即培养忠诚于国家的合格公民；目标也是一致的，即培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接班人。
二、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比较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蔽性和渗透性的特点，通过课堂公民教育、学校与社区心理咨询与教育、学生日常道德行为教育、大众媒体和宗教活动、校园文化节以及家庭环境等途径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全面渗透学生身心。政府、学校、教会、家庭和公共媒体相互配合，分工明确，通力合作。如政府通过制定规章来保证教育职能的履行；学校担负教育战线主战场的重任；家庭教育熏陶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公共媒体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美国梦理念，即让学生相信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制度，在美国只要你足够努力，你都有可能实现梦想，获得成功。
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以德育课程设置和教材选定为主要途径，教职工通过日常的言传身教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对师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注重家庭教育与学校融合的教育途径，通过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等途径加强对学生的领导、引导与管理，通过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对学生进行熏陶，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教育。
比较发现，虽然中美两国高校的课程教学都是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并由教师讲授课程内容、分析案例、指导社会实践，但美国的隐蔽性渗透教育思想相当高，不以明确的“思想政治”或“道德修养”的名义设置课程，而是在开设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育的同时进行德育教育，通过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做出德育选择。我国则旗帜鲜明地把进行德育的课程以其名开设，通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学科群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理论课程内容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抽象性和深度性，学生不易领悟且教材内容较为单一，学习中学生容易失去兴趣。当然，通过这些年的比较与学习，美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方式已被我国很多高校借鉴并运用，过去填鸭式的单向灌输方式已向互动性的双向交流方式转变，鼓励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发展。
中美高校都注重利用校内社团活动和校外社会活动来陶冶学生的情操。美国大学注重学生课外活动在德育中的作用，学生活动中心经常举办报告会、文娱活动等；重视社会实践，将学生每年假期参加社会实践及建立的档案作为能否取得毕业资格的必备条件；将一系列的公共教育设施免费向全民开放，如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堂、国会图书馆等，许多学校组织学生到法院、议会、市政府等机构参观，强化国家理念，鼓励学生向优秀的人学习，借助宗教途径对学生实施渗透，利用宗教文化特色“屏蔽”其阶级性。我国的大学校园课外活动与美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内容涉及文娱、科技以及体育等多个方面；强调社会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让学生通过社会服务活动，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我国的一些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烈士园陵也已向公众免费开放，如南京中山陵、大屠杀纪念馆、杭州西湖、北京纪念堂等，团中央也经常举行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红色旅游等，通过实地学习参观，增强学生的社会使命感，但我国高校活动的政治性和阶级性非常显著。
心理咨询辅导也是中美两国进行德育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面临的学习和生活问题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及时有效地帮助他们排解心理压力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高校在各个大学都设置心理咨询辅导机构，给专业心理人士提供充足的经费，配置相应的编制，让其充满热情地去感化学生，工作内容涉及学生的专业学习、职业规划与选择、心理健康甚至日常生活等方面，从而推行、灌输国家所需要的道德观念。我国高校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高校辅导员担负着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心理健康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德育的途径也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云南马加爵事件、西安药家鑫事件使社会更加关注大学生心理教育问题。我国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还不健全，辅导员并不纳入学校编制，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应出台相关文件切实保障辅导员的生活质量，保证德育工作者的业务素质。
三、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从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要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中美高校的德育各有千秋，我国德育的优点在于理论系统、全面、易于直接灌输，但缺点教育方法较为单一。相比之下，美国隐蔽性教育的方法比较多样化，善于利用整个社会环境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如果缺乏相应的良好德育环境，学生思想也可能走向偏颇，如美国战后年青人在不担心物质生活的情况下，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精神匮乏、迷茫失落，被称为“颓废的一代”。当下的中国同样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年轻人追求时尚，思想叛逆，崇尚人格尊严，对直接灌输的德育比较抵触。从德育的终极目标出发，必须及时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学生为德育需求主体，教育部门和整个社会处于引导性的德育服务主体地位，教育部门必须围绕为学生服务开展工作，社会应根据学生的需求开展多元性的全方位服务，根据个体差异和环境差异，因人而异、因时制宜，平等地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尊严，为其更好地发展而努力。如开展传统文化学习和革命事迹学习来引导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等。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形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值得高校德育工作者学习并运用到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中。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两次改革，并产生了相应的成果。第一次改革的成果是在杜威实用主义批判传统的宗教教育后，提出的“渗透性”教育理论。第二次改革的成果是美国教育界对战后颓废失落的一代进行反思，在“渗透性”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全方位”渗透理论，在美国德育过程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高校隐蔽的全方位渗透性教育值得我们探索学习。我国传统的说理灌输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德育应顺应社会变化与发展及时做出调整，建立开放型的全方位德育模式，将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德育培养不能仅依赖学校的正面灌输，还应注重社会环境对学生教育的导向作用，将学校、社会、家庭、党团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渗透性教育。必须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引导全社会公民广泛参与宣传思想道德教育，达到学生在周围环境下无时无刻不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熏陶的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高校的主导作用，为达到“灵魂塑造”的重任，国家、社会、公共大众、家庭需要积极配合，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建设。
［参考文献］
［1］高峰.美国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J］.比较教育研究，2005（5）.
［2］孙谨，卢黎歌，宋晓平.当代中美高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5）.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媒介批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Ol-0116-06
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近年来，媒介批评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相关著作和论文也日渐增多。如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君超的《媒介批评的现状、机遇与挑战》《今传媒》2005年第10期)、谢静的《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多见新闻传播学、文艺学和社会学领域。而媒介批评对经济、政治的密切关注，决定了它在学术上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因此，本文意在从经济、政治这两个制约媒介批评发展的基本因素出发，通过对金融危机现实背景下美国经济政治生态变化的分析，对美国媒介批评新动向进行研究，以案例的形式分析美国媒介批评方式和价值取向、媒介党派争论及其所反映的美国当前社会思潮，并藉此探究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媒介批评更趋活跃的原因和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开展媒介批评的借鉴意义。
一、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
2008年，美国发生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场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次和长期的影响是它对美国和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它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动荡。近期，为缓解金融危机和财政赤字而大举借债的美国债务危机白热化。美国两党债务谈判、债务上限法案通过以及信用评级下调更是成为了波及全球经济问题的舆论焦点。金融危机及其不停息的“余震”，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1.提倡政府干预的救市“新政”得以实施，“驴象之争”因金融危机而更加尖锐。在美国，国家经济状况一向是影响政治生态和总统选举的主要原因之一。使美国经济得到持续繁荣以获得连任的克林顿就是最好的例子。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大选选情。和共和党激烈政治角逐中的竞争焦点，就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未来在美国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里根执政时期，得以极大自由的发挥。里根主义认为：经济应该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问题主要应该由市场自身调节，政府不应该有过多的干预。然而，金融危机产生的严峻局势和负面影响改变了美国人的想法。“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罗斯福主义或将重新替代流行已久的里根主义……危机的总爆发，让美国民众和精英开始认真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政府的必要作用将得到积极认可。特别是在危机之下，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能力，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由于布什政府接连推出救市措施但收效甚微，选民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布什政府错误的内外政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选情也因此大受影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持续拉大领先优势。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与“新政”的影响力日益成为主流。
2.当选后的奥巴马政府备受诟病，新一轮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面对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挽救经济的措施，包括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对华尔街进行监督和整治，打击垄断集团，提出医疗改革等等。然而，这些举措没能使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主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角色最小化，让市场自身调节经济，并以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的保守派甚至指出，奥巴马政府的这些举措是在搞“社会主义”。由于对金融危机的挽救不力等多种因素，奥巴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控制权，而仅以微弱优势保住了参议院控制权。同时，靠不断借人外债缓解经济危机的举措，终于在今年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虽然陷入僵局的美国两党债务谈判以债务上限法案的通过告终，然而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法案的通过对于两党而言“没有赢家”，标准普尔随即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执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得美国未来的政治局势扑朔迷离，两党内的不同派别所持的政治观点日趋多元化，各种论争相互交织，美国政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媒介批评出现新动向
金融危机和美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带来了美国社会热点问题的转变，新闻报道和媒介批评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动向。本文以美国媒介批评机构――“公正和精确报道组织”的网站内容为例，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媒介批评出现的一些新现象。
“公正和精确报道组织”(Faimess Accuracy in Reporting，FAIR)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成立于1986年，是一个全国性的媒介监督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媒介的偏差现象及审查制度提供有具体资料作为根据的批评。通过批评那些置大众的利益、少数的、不同的意见于不顾的媒介行为，彰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它的基本立场是相信独立、批判的媒介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
FAIR的网站(http：//fair.ors)作为非政府组织(NGO)性质的行业外媒介批评网站，通过电子杂志Extral、在线广播CounterSpin以及与媒介工作者的接触和对话等一系列方式展开对媒介的监督和批评，影响力巨大。2008年9月，FAIR网站开通博客(FAIR Blong)，聚焦于新近的网络新闻事件和评论，致力于第一时间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在网络时代，FAIR Blog显示出时效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参与的媒体工作人员更多、观点更加多元等特点，已经成为了FAIR最重要的栏目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媒体及时就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经济、政治局势和所受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以FAIR为代表的媒介批评组织和机构，也展开了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美国媒体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报道的持续批评和反思，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而。
1.高度关注金融危机背景下媒体的报道方式和价值取向
媒介批评的一大职能就是监督媒体在传播行为中的偏见，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2011年9月19日，奥巴马公布了所谓的“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其内容是提高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的税收。9月26日，FAIR在《奥巴马的计划等于阶层战争?――NBC对一位亿万富翁的访谈》一文中。对近来被热烈论辩的税收问题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
NBC在其节目中单一地从纽约市长(同时也是大富翁，他在访淡中表示，税收的对象――中产阶级、富有、贫穷是“很难定义的”)获取观点的这种报道方式不可取，如果媒体真的参与到对问题的谈论中，至少也应该邀请其他阶层的代表发言。
税收作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民性的敏感问题，近来在美国媒体报道中被反复提及。身处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媒体在对于税收和相关阶层问题的报道中，只有真实客观地传播信息和观点，才可能会对经济不景气情况下政策的制定起到积极影响。作为主流媒体的NBC对采访对象的选取过于单一这种隐性且极富有偏向性的行为，实际上间接地支持了这场论辩中的一部分人。因此，文章尖锐地指出了这种不妥的报道方式和明显带有偏向性的媒体行为。
除此之外，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敏感事件中美国媒体的“沉默”也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当地时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在美国华尔街金融区参与了“占领华尔街”的行动.表达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不满，以此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以及金融寡头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垄断支配，掀起了纽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在这场被预计将有两万人参加的“愤怒日”示威活动中，针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沉默”，FAIR在其“媒介警示行动”
(Action Alen)的《段如茶党占领华尔街?――媒体在“反企业”抗议中的缺席》文章中写道，示威者在金融区的自由街安营扎寨数日，但我们却没有在一些媒体或其他渠道中看到这些报道。在ABC，CBS和NBC的网络新闻资料库中，我们什么都搜索不到。
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滋生的大环境中，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比其他媒体更具影响力。因此，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合理进行议程设置不仅是其日常工作，更是其非常重要的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行为。通过对消息来源和报道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的是媒体自身的价值取向。而在“攻占华尔街”事件中，主流新闻媒体的“沉默”，与其背后政治、经济利益的操控密切相关。
2.媒介批评充满政治和党派争论，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走向
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然而，美国经济并没有像他竞选时承诺的那样获得明显的好转，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渐上升，对奥巴马政府及其政治观点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响。关于美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怎么走，和共和党之间历经多次谈判，但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和共和党的争论激发了美国媒体对于当前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大讨论，关于什么才是美国社会当前的最重要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媒体各界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0年11月24日，FAIR特约评论员皮特・哈特在《马特・白：自由派亦知自由主义的失败》一文中，引用民意测验专家斯坦格林伯格关于美国未来自由运动的调查结果，驳斥了纽约时报记者马特・白认为财政赤字是当前美国最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他指出，马特・白单单就一项调查的一个数据引申出赤字削减、政府开支和税收问题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这个结论不仅和其他调查结果相矛盾，而且是错误的。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财政赤字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问及轻重缓急时，赤字显然并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选民对基础设施重建的关心远远胜过了削减赤字”，“美国复兴需要一个能够提供良好工作机会和教育的政府，从而为中产阶级服务。”这篇文章指向明确，批评性强，丝毫不回避当前美国社会的焦点和敏感问题，运用调查结果和数据说话，反映出美国和共和党的“大政府”、“小政府”之争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对美国经济、政治和选民观点的影响。
文中提到的财政赤字、失业人数众多以及政府开支巨大等问题，正是一直以来和共和党争论不断的核心问题。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高失业率等一系列其它问题，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都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产生的恶果。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系列的不合理与不公平被严重激化，导致了国内社会矛盾升级，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美国社会的急迫问题不仅仅是解决财政赤字，更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全面解决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平等。而这些问题在当前美国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远不是市场自身所能调节的。因此，政府必须出面，以“大政府”式的改革措施，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走向，才是解决全国性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奉行“小政府”主义的媒介批评人士严厉斥责了这种论调，他们认为，奥巴马无限扩大政府权力，使得美国的现实状况是：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开支巨大，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类似“机场摸身安检”之类的政策严重伤害公民的个体自由。如果按照的“大政府”思路指导美国社会，实行诸如全国医疗改革这样的政策，将财政预算投入在错误的地方，根本无益于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只会让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使未来的美国陷入困境。
3.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美国社会各方面现实问题展开批评和反思，反映了美国当前的社会思潮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FAIR大量了关于金融危机的媒介批评文章。在此背景下，伊拉克战争、环境污染等原热点问题退居次要，对海外问题的关注度有所降低。在FAIR的主页上，媒介批评指向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及其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现实问题。
美国《纽约时鼢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9月16日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的工作认可度支持率再度下滑，跌至43％；不支持率继续上升至50％；就奥巴马提振经济的总体表现，40％的调查对象表示认可，但反对者达到53％；调查对象中，认为眼下美国经济“比较差”的比例占39％，“非常差”的比例达47％。后一个数字是2009年4月以来同一民调项目的最高值。72％的美国人支持“国家正运行在错误轨道上”的观点。
民意调查数据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舆论的总体特点，即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全国性问题持续发酵，最终酿成了当前美国社会民众高涨的不满情绪。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复苏经济成为美国全国的中心议题，以及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暖。这些思潮在媒体批评中，表现为大量文章开始反思金融危机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对于金融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批评与反思是大量媒介批评的首要议题。美国ABC电视台在今年2月28日开始播出一个“美国制造”的专题节目，主要内容是寻找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美国制造”，并鼓励美国人购买本土生产的商品以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过去几年内美国一直严格控制其进口量，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ABC的报道称，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产品依赖进口。如果一个美国人一天花费18美分在美国制造的产品上，这样就能创造出20万个工作机会。3月2号，FAIR发起一项“媒介警示行动”
(Aetion Alert)，题为《ABC近期的系列节目“美
国制造”是“虚伪的’》。fAIR称，“昨晚，美国广播公司主播黛安・索耶就“美国制造”系列节目至今收到的反馈意见向观众表示感谢。这表示ABC对观众的言论和意见非常感兴趣。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给ABC的留言，或对这次媒介警示行动的想法。”在网友们的留言中，对于“美国制造”是否能起到复苏经济的作用存在着多元的看法。有网友认为这种呼吁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购买方式，对于创造就业机会有益；更多的网友表示，ABC的东家迪斯尼集团本来就是跨国大公司，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购买美国产品不是解决困境的出路；还有网友认为，媒体单纯谈论公民在经济复苏中的个体作用，闭口不谈政府的责任，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而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逐渐回暖也成为媒介批评的重要议题。201 1年FAIR第一期电子杂志Extral的专题文章包括：(《奥巴马会不会走克林顿的老路》)、《在媒体的“赤字测验”中落败》、《今日美国)把矛头指向政府公务员》等。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见，FAIR近期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财政赤字严重、中期选举惨败后的政党变化、政府机构臃肿办事不力等议题。其中，封面故事《奥巴马会不会走克林顿的老路》恰恰是在美国中期选举过后，针对的政治困境，探讨奥巴马是否会走上克林顿的老路，寻求与共和党温和派达成妥协，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推行各项改革的可能性。
三、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媒介批评更趋活跃的原因
美国媒介批评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和优势，是由其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媒介批评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美国传媒业具有强大的制约力。
在华盛顿的美国新闻博物馆墙壁上，镌刻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全文。1791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基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核心是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美国民主的基石。在这种法制和理念指导下的媒介批评自由而开放，是新闻自由理念在此领域的反映。因此。美国媒介批评发挥着对“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作为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FAIR为代表的媒介批评组织不仅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丰富，纠正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消极负面现象，保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得以弘扬，而且作为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途径，通过对社会发展中各种思潮和各类问题的批评，实现自身的价值。
关键词：艺术 政治 广东版画 话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政治的巨大变迁直接开启了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政治的转变。“从总体上讲，中国政治的现代变迁，在外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疏离政治到回归政治的过程，而内在的构成上则经历了从革命政治到发展政治的变化。”①这种政治语境的变迁，往往会成为艺术转化的推手或艺术发展的引力。广东版画从1949年后，总体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6年，1976-1989年，1989-2000年。但从笔者的分析来看，无论哪个阶段，政治都是新中国广东版画风格转变的显在推力。
一、政治话语和新国家形象的构建
从1942年起至1976年止，许多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命名为“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并指出，“虽然在时间上，毛泽东时代美术在整个20世纪的100年中只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历史时段，但在此期间创作的美术作品，却因其独特的艺术和文化特征、创作艺术作品的方法、艺术家的态度和立场、美术运作的体制和机制，而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具有独立的地位。这种独立性既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以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的特殊性的形象表达，同时也以独特的形象实践，在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力量。”②因此，这一时期的广东版画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美术”的特征：版画继承了延安版画的传统，不断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歌颂。
“当垄断性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所有资源一概采取不容商议的、绝对垄断的姿态”的时候，那么“经济绝对是政治化的经济，文化绝对是政治化的文化”，③因此，笔者将广东版画的这段历史称为“再政治化”的过程。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支配、建构、调节和引导中国文艺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本，但这一文艺理论虽规范了艺术应为人民服务，可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现实场景，如石鲁的《群英会》，艺术家只给予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认识和描述……④而广东版画家黄新波，更是曾经偏离这一创作轨迹，甚至想放弃曾使他获得荣誉的现实主义版画创作，改画现代主义油画。1949年，新中国建立，艺术被进一步要求应为国家服务。在美术上，通过描绘人民的形象与国家的宏伟力量而达到“歌颂人民、歌颂祖国”的目的是普遍性的创作主潮。⑤版画家们的创作从40年代以前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转移到对新中国建设和对新生活的热情歌颂中来，如梁永泰的《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反映铁路的新建设；黄新波的《年青人》《渔区之晨》，林仰峥的《爸爸在工作》等，都反映了人们在新的建设中对未来的向往和高涨而忘我的创作热情，其艺术手法、技巧趋向细腻、完整。
由此可见，艺术中的政治性往往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艺术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上述政治对艺术规训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广东版画渗透着作为统治关系的政治性因素，版画也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认同、抵制、逃逸或漠视等的回答。当然，它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的，是艺术家自我对社会理想的表达。
二、乡土表达与“去政治化”的艺术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精神解缚成为国内的大趋势，许多艺术家的思绪和精神意识转向对乡土中国的表达，如“伤痕美术”“乡土写实主义”的出现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觉醒。人对自身价值的追问成为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主题，这是一种对以往政治规训下的艺术与人生的反思。广东画家却没有更多地进入到对以往生活的追述中，而是很快地转为表现日常生活的抒情性上，如这一时期的王玉珏的国画《卖花姑娘》《果果》最具代表性，其创作风貌主要体现在对“本土性形式”的追求上。
广东版画家们以质朴单纯的版画语言、细微深入的写实手法体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某种力量。以日常生活中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的描写与凸显解构了以前宏大叙事的伪装，以微观叙事手法体现出广东版画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审美性创作的时代特征。如郑爽的表现南国花木的水印木刻《绣球花》，许钦松的对生于此长于此的大海的种种特殊的、美的撷取的版画作品《踩波曲》《潮的失落》《心花》，骆文冠的深圳拓荒题材作品《无名草》，肖映川表现家乡潮汕地区风俗的丝网版画《潮汕小院》等作品，都以轻松的画意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展示了一种新的版画本体语言与精神图像，强调了地域文化的再现与乡土生存经验，通过版画的具象表现性来体现本土的现代意识。这种尝试使用独特的广东物产形象及形式资源来进行本土化的探索，他们作品的精神含量和艺术价值并没有因为题材的“小”与“缺乏宏大叙事”而淡化萎缩，相反，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
从表象上看，这一阶段广东版画家的多数作品与政治有些疏远，但又是以社会世俗的小题材或生活小场景为表现内容，以轻松的内容反映社会变化，以微观叙事反对虚假的宏大叙事，既是对以往政治性艺术的反驳与纠正，又是对以经济为主导的现实政治的认同与回应。
三、图像的转向：当代广东版画的话语范式
和“85新潮”美术不同，进入90年代的中国美术以调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现实社会形成的时代错位为特征，并以多元美术的格局回归到真正的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性问题的切入上。版画也不再扮演社会主义艺术的中心角色，从中心到边缘，版画的地位转变虽与经济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关，但与政治的关系的疏离加速了版画的边缘化，亦从而给了版画发展的新方向，在疏离的状态中，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有了走向常态的可能性。如学者任剑涛认为：政治疏离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状态。它只是象征着一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特定的政治形态没有政治认同感，让人们敬而远之而已……⑥并指出：政治必定是要回归到人们生活中，因为政治是人类生存的方式，而不是人类可以逃之夭夭的随意选项。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革命时期的政治，而是回到基于个人处境和生活需求的实际政治。这既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也是一种主体精神的回归。这种回归体现在广东版画艺术上，则更多地体现在艺术家对版画多样语言范式的探索与个体精神的凸显与表达上。而丝网版画、石版画、铜版画等小版种在广东的高度发展，正是因为满足了广东版画家对个性追求的强调这一特殊要求的结果。
在20世纪90年代后广东版画界崭露头角的，大多数是像李全民、王文明、钟曦、罗必武、宋光智等“60后”与“70后”的版画家，他们鲜明地使广东版画转换到主体精神的彰显和艺术语言的拓展这个当代性审美品格的确立上。他们这代人已开始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与丰厚殷实的物质成果，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图像信息的高速传播、网络的快速发展更是造就了他们特有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理念。图像信息的传播，是消费主义时代最鲜明的信息传输与视觉消费方式。版画创作的图像性是版画当下最鲜明的语言标志，如电子图像在丝网版画的创作中获得了最广泛的应用。从“图像转向”的角度看，现代思想围绕视觉范式重新定向的社会根源和图像控制威胁任何话语的可能性，使得“图像转向”既是思想介入图像的当下事实，又是形象控制的一种文化幻想，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因此，如果说当代广东版画在经过批判现实、再现生活及凸显语言的审美历程之后开始转换到主体精神的自觉、观念形态的创造、新创作资源和新话语范式的寻找上，毋宁说，在这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阐释绘画及个人对政治、制度、生存世界的看法，如何从作品的表征或话语方式中呈现出来的。他们不关心政治、拒绝意识形态，以直觉、情感和经验创作，是人的自由意志与精神的体现。曾以政治性为主体的版画艺术开始转变为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艺术。如李全民的符号化图式解构传统重构文化、钟曦把空间与时间的幻象图式进行观念化表达的话语方式、宋光智以陌生化的话语表现人物的精神深度等，个体话语范式的追求成为这一阶段版画家的重要使命。 转贴于
结语
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时，我们应当同时注意显性的主流政治话语对艺术生产的绝对作用及隐藏在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政治资源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就这一时期的艺术来说，一方面，政治话语正受到艺术批评界质疑，另一方面，艺术界从毛泽东时代美术到伤痕艺术，从反思艺术再到批判性艺术，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好评，而且艺术家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即使是“85新潮”美术运动，艺术家也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批评家看来，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被众多学者认为其艺术语言纯化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然而，当代艺术也曾在创作上积极地批判和否定政治性，批评界却在评论具体艺术现象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着政治视角，这种矛盾至少可以说明，要真正从艺术创作、理论与批评中褪去政治色彩，那是极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由此，对艺术中的政治意义的阐释与重构，也许正是历史赋予研究者的一个不可抗拒的使命。
（注：本文为深圳大学2008年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政治与风格变迁：20世纪广东版画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③⑥任剑涛.政治的疏离与回归——近三十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J].天涯，2007（6）：169.170.178.
②邹跃进.毛泽东时代的美术（1942-1976年）[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7.
④李公明.石鲁版画《群英会》研究[J].天涯，2007（6）：162.
⑤李公明.“社会主义新传统”中的美术——以广东美术的历史发展为中心[C].成就与开拓新中国美术60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1]W.J.T.米歇尔.图像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美术理论与创作[J].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
[3]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