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3 11:07:49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有生命力的国家之一,她没有悠久的历时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作为一个如此年轻又强盛的国家,正是因为没有了厚重的历史的羁绊,融合了多民族的智慧与特色,才使得她在创造一途上,走的比别人更远。
在这个日渐数字化得年代,电影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一项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精神食粮。美国电影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力与创造性,使其在世界电影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国人强烈的自我中心观使得个人主义在美国电影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这种个人追求与奋斗的精神,创造了大量诸如《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一类的冒险性质的电影。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普通人,他们利用这些能力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同时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各种生活、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应承受的种种压力。虽然也有烦恼,也会失败,但他们从不放弃。主人公坚定的意志与责任感,体现了大多数平凡公民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正义,渴望被关注,渴望成为英雄。这些电影把人类个体的力量神化,呼吁每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责任,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将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
孤独的英雄并不完整,爱情是电影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哪部电影中,或多或少都有爱情的影子。完美的爱情与家庭更是美国电影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笔。诸多经典如《泰坦尼克号》《当幸福来敲门》《拜见岳父大人》都充分向人们展示了爱情的永恒与伟大。尤其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彻底改变了生活人生观念,他们相信:爱与亲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家庭是最温暖的所在。所以,讲述爱情与亲情的电影无疑有着拉近人与人距离的神奇力量,这类型的电影往往更有亲切感。
随着信息爆炸的逐渐加剧,美国电影利用其独特的生命力,逐渐吸取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传统元素与演艺界人才。有如同《花木兰》式的中国传统故事,也有类似《功夫熊猫》等经典中国元素的形象塑造,美国电影将这些小众元素加以包装推广,让来自各方的民族特色全球化,从而达到自身经济利益的提升。这种蚕食他国文化并予以改造与加工的方式为美国电影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也为出产科技型的大片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电影的吸取性与包容性让题材和内容多元化,这也使美国电影在全球影视界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能够长久持续地发展下去。
美国领先的科技水平促使了高科技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大大增加了美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美国电影奇幻和梦幻的特点,以及豪华、绚丽的表现形式,打造了一部又一部传奇科幻的影片:《侏罗纪公园》《珍珠港》《阿凡达》等此类影片不仅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让全球影迷回味无穷。由此看来,科学技术在美国的电影中发挥了超凡的作用,个人英雄主义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电影作为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无疑是展现一个国家特点与大众口味的最好口径。美国电影虽然在表现形式与阵容上无懈可击,但过于自我的民族特色让电影的内容偏向于单调的个人主义。美国电影热衷于拍摄全球性的主题,如自然灾害、全球安全、人与自然、畅想未来等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某些大片仅限于通过造成视觉上的震撼来刺激观众的神经,主题思想也在英雄和拯救世界之间循环打转,过于简单直白和表面化,缺少一些深沉的积淀与内涵,很难到达人类内心深处,更使英雄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这种单纯是一个年轻国家的优势同时也是缺憾所在,大国强权的意识灌输下产生的纯娱乐性质的电影会愈发苍白。
当然仅从电影去评判一个国家太过片面,我们只能从电影中看到一些模糊的倒影,美国在引领科技发展的途中必不会让我们失望,美国电影的也必将走出瓶颈有所突破。
【关键词】美丽中国；文化传播
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软实力的竞争。各个国家都从多方面致力于向外传播本民族的文化， 彰显个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自居，以“天人合一”与“和”为中国文化的精髓。然而遗憾的是，在更多的外国人眼里，更加鲜明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海外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方式；中国城市的“脏乱差”；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人的固执保守，中国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如此等等。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少的一代所崇尚的也不是茶而是咖啡，不是二胡古筝而是钢琴小提琴；不是刺绣，是十字绣；不是春节，是圣诞；不是针灸，是“解剖”，不是忠孝，是“平等自由”。
当代中国人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与外国人头脑里的中国文化大相径庭，给我们提出了以下思考：第一，我们不断向世界所宣传的中国文化只传承在图书馆，博物馆，“艺术节” 而没有传承给当代中国人；我们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自己却没有成为文化的继承人。第二，我们的文化传播有明显的“啃老”倾向，缺乏创造、发现、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个性和正面形象。 从而给别人留下了机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肆意丑化中国形象。
1 向外传播中国文化首先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度，之所以还能骄傲地向世界宣传历史文化还得感谢先辈们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的制度保证。也就是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用了“士”整个阶层和“科举”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文化的传承。正式由于这个传统，《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才千百年不断被后世注释解读并且实践。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研究自己文化根基并善于反思的人，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
所谓实践固然不是“君臣之分”，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起码应当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并不断向世界传播的这些先哲们的智慧：“节食以养胃，多读书以养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君子不器”，“礼之用，和为贵”，“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现实是，我们为口福遍尝山珍海味，为职称学术腐败屡见不鲜，为利益牺牲亲情，出卖人格，为人的奢华而肆虐自然，少了“逍遥游”的乐观自由精神，没有了“父母在，不远游”的牵挂，不再需要“反者道之动”的哲学反思，我们讥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践行这些文化传统的“精髓”我们如何让外国人信服我们所传播的中国文化？
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是拿这些古人名人装潢门面的。古人的智慧需要我们践行，古人的不足需要我们发展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改弦易张，完全套用西方“文明”。事实上，西方的哲学家们早已经在开始自觉地反思科技异化和工具理性。弗洛姆的 《逃避自由》，弗洛伊德的“现代文明应当对精神病负责”就是典型的代表。这就充分说明了两点：第一，西方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第二，西方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恰恰忽略了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继承并反思我们的文化。
2 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向外传播日新月异的中国文化
文化需要传承，文化更需要创新。如果我们的骄傲只在美好的回忆中，如果没有让我们同样骄傲的当代中国文化，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就要断代了，中国人在当代的文化碰撞交流中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信，然后人云亦云，最后走向崇洋，直到某一天，我们也以外国人同样诧异的眼光在欣赏中国的“千年古董”文化中去寻找一点骄傲聊以。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针灸也是迷而不信，站在解剖学的立场上认为“穴位”是巫术。既然针灸确实可以治病救人，既然解剖学无法解释“穴位”，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换个角度去解释呢？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东西为什么要拿西方的标准来否定呢？我们老是谈和国际“接轨”，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轨道铺出去，让别人来接呢？
西方人是很佩服中国人的想象能力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实践能力。很早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而西方人首先在月球上留下了脚印；中国有句谚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西方人首先提出了“基因”的概念；中国的孙悟空每抽出一根金毛就能再变出一个孙悟空，而西方人首先进行了“克隆”。
智慧的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发现了自然界的很多秘密，这些秘密都被当代的科学所验证了。智慧的中国人还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反思，而有些思想似乎还是为当今社会量身定做的。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很满足这种点到为止的朦胧美，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去实践。这与擅长逻辑分析的西方思维格格不入，所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得不到西方人的承认。
3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文化
也许有人会说当代的，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都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还不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而恰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更应该把自己展示给世界，让世界去评说，去冶炼，去沉淀真正的经得住考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我们应当自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应当自信我们的当代文化并向世界传播我们的当代文化，而不仅仅是向老祖宗借光，我们才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民族。但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就成功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吗？如果我们用行动去实现我们的理念，“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闪光点， 中国也就会不攻自破。
中国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体育的强大， 艺术的繁荣无处不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是我们既缺乏善于反思的哲人去研究归纳表述并传播这些辉煌成绩所展现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也没有这种民族自觉意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文化，我们需要专家， 大家， 思想家， 我们更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
注释：
蔡景华、吴治国 《香港高校通识教育： 经验与借鉴》《现代教育科学》[J]：49-51 2006.3
参考文献：
[1]马印普 《中国大学理念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教育研究》[J]：51-54 2007.1
[2] 李强 《大学理念再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37-45 2005.4
[3]高德海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浙江万里学院学报》[J]： 15-16 2005.10
[4]金春峰 《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今的发展和前景》《文史哲》[J]：82-87 2008.5
[5]吴友富 《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观察》[J]：8-15 2009.1
[6]李志斐 于海峰 《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理论界》[J]：10-111 2007.2
[7]纪宝成 《关于国际文化战略的几点认识》 《学术界》[J]：7-11 2009.3
论文关键词：美国媒体，中国文化词，异化翻译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往往在英文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成为了翻译的一大难点。在翻译这些词汇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一直是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在外宣翻译活动中，是采取异化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还是采取归化译法，使用译入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各家观点不一，针锋相对。就我国外宣翻译实践来看，译者往往偏重以归化为主，为了贴近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之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无障碍地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翻译取向已成为我国外宣翻译的主流，然而有趣的是国外媒体在翻译中国文化词语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范勇对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2009年全部涉华报道中334个译入英语的中国特色词汇按其翻译方法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在表达中国文化特有概念时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王祥兵（2002）对美国TIME《时代》周刊，朱天文（2003）对TIME《时代》周刊和NEWSWEEK《新闻周刊》都作了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
一、美媒对中国文化词语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
美媒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媒的报道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因此首先考虑的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措辞上往往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新词都来源于报刊用语。撰稿人常常根据新闻的上下文语境，别出心裁地创造新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吸纳性和富有活力的开放系统，很多外来词都被英语词汇系统所吸纳。因此，在中国报道中，大量保留中国特色词汇的音译形式或者直译产生一些中式英语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时代》周刊翻译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采用了这样一些音译或直译的表达“pizi” (痞子) (Mar.24,1997)、“shiganjia”(Mar.16,1998)(实干家)、“dazibao”(Apr.10, 2000) (大字报)、“renmin”(June29, 1998)(人民)、“black children” (Nov.20,2000)(超生不报户口的“黑孩子”)，事实上很多意义在英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如上例依次可以译为“riffraff,doer, political posters, people, off-the-book babies”。但是，译者故意打破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语的异域特征。这种异域感和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猎奇心理，触发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其次，美媒的报道也针对懂英文的中国读者。例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发行量大，拥有众多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异化翻译可以拉近它们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国读者读到富含中国文化背景的汉语拼音或是严格按汉语字面意义直译的词语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切感，而这种认同感和亲切感会使中国读者更容易受到美媒灌输的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被一些美国媒体译成the 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人文历史论文，是鸦片战争后美国为了同欧、日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提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侵略政策。因此，将其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惯用的译法为the polic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也可简译为the open policy或the open-up policy。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媒采取的异化译法仅仅局限于词汇层面上，从语篇角度来看带有深深的英语文化思维烙印。作为英美报道的中国受众，应该排除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策略的干扰，对整个语篇保持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从当今世界向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流愈加频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媒采取异化手法翻译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由于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转引范勇,2011:67)。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涉及不同族裔文化的事物往往采取异化为主的处理手法，有利于赢得相应族裔读者群的好感。
二、具体翻译方法的应用
由上文可见，读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影响了美媒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采取异化翻译手法，这对具体翻译方法的选用有着指导性作用。总体来说，美媒在翻译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的词语时，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完全直译以及音译/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
(一) 完全音译
（1）A soothsayer, steeped in theart of feng shui, 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to live in their midst. (Newsweek, Oct. 16, 2002)
（2）She' s bored and rich. He’syoung and handsome. Yuan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Time, Mar.19,2001)
以上两例都采用了直接音译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完全音译不加任何解释的实例在外刊中并不多见，通常限于一些已经被收入英语辞典的汉语借词，如yin-yang(阴阳)、fengshui(风水)、kowtowing(磕头)、kung-fu(功夫)、 mah-jongg (麻将)等词的拼音形式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辞典》中都有收录。尽管如此，大多数外国读者对于不少汉语拼音词汇仍然感到陌生。对于有些音译，如例（1）fengshui(风水)一词，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尚可在英语辞典中查到解释，但是例（2）“Yuan” (缘)则无从查找，读者看了只会觉得不知所云。因此，不顾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盲目地采取完全音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可以大大节省揣摩译名所花费的时间，体现出记者报道时的一种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态度。若既想为读者创造一点异国情调，又不影响阅读，在这些拼音词后面加上解释性的文字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二) 完全直译
（1）There are three broad concernsfor the coming Year of the Tiger on the lunar calendar…(New York Times, Dec. 30,2009 )
（2）In May Jiang commanded Chineseto“talk politics”. (Time, Oct. 7, 1996)
（3）...programs to retrain andre-employ workers deprived of their “iron rice bowls”, and it has only recentlybegun to thread together some semblance of safety net. (Time, Mar. 16,1998)
新闻文体中采取直译的方式，既可以减少文字的沉闷感，增添报道的真实感和生动性龙源期刊。同时也能显示记者的客观立场，使报道具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直译成英语的中国特有概念已被大部分美国读者所熟悉，如例（1）对“农历虎年”的直译，由于很多西方人都听说过中国农历生肖年，因此直译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色彩，也不会产生阅读的障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the 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The 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严打”等。第二，新闻报道大量地使用引语，对引语中的中国特色词汇大都采用了直译策略，以表示对所引内容的尊重。如例（2）对间接引语中江主席要求的“讲政治”，就采取了直译法。这里“讲政治”是指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意译成英语应是“to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or alert”，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在字面上与汉语完全对应的直译方式，显然是考虑到了新闻文体使用引语的内在特征。 第三，新闻报道也经常运用形象的语言，创造具体生动的意境，如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比喻等手法，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法，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如例（3）“铁饭碗”一词从修辞上来说属于隐喻，由于中国人以米饭为主食，吃饭时用碗盛，因此这里的“铁饭碗”是指“稳定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因此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完全直译的翻译方法如果应用得当，无疑会丰富英语语言，吸引英语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字面的对应，只求使中国读者产生认同感或使英语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忽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那就是误入歧途了。例如“针灸学”不译为“acupuncture”，而译为“the prickly science”(Time, Jun. 10,2002)就是一种不当的译法。“prickly”原意是“刺痛的，扎人的”，引申义是“棘手的,难对付的”。使用“the prickly science”的译名，很容易让读者对这门科学产生质疑和恐惧心理。
(三) 音译/直译加解释
（1）For several years Hu and WenJiabao have extolled “a harmonious society”—namely, one not roiled byconflicts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Newsweek, Mar. 26, 2007)
（2）“It stresses datong, which proposesthat all the world's people should become one big family,” says Kong, whobegan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years ago. (Newsweek, Mar. 20, 2006)
（3）The women were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through labor, a punishment handed down to dissident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NewYork Times, Jan. 16, 2009 )
音译/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能够既使中国读者获得亲切感，满足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同时又考虑到英语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并且能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外媒在翻译汉语文化词语时最频繁使用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部分往往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认识，由于对原文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解释往往有失偏颇。如例（1）对“和谐社会”的解释是“不会因贫富矛盾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例（2）对“大同”的解释是“全世界人民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会任意增删或者曲解原文意义。如例(3)中将“劳教”解释为“不经过司法审判就对异议人士做出的一种惩罚”，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歪曲人文历史论文，是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偏见。又如将“新华社”翻译为“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人民日报”翻译为“People’s Daily, the news organ of theCommunist Party” (NewYork Times, Jan. 15, 2009) 。“新华社”在译文中被定位为“由国家控制的/官方的媒体”，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是一种政府的宣传工具，是不可信的。“人民日报”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新闻机构”，Communist的原意是“共产主义的”，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完美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境中，在媒体长期对communist的负面报道后，这个词早已被妖魔化、丑陋化，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政治符号。“法轮功”被译为“the spiritual movement Falun Gong, which is persecuted in China”（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思想运动）或是“the Buddhistexercise Falun Gong”（佛教运动）(Time, September 30,2002)，以上译文体现了美国媒体支持我国非法组织的政治倾向。由此可见，对文化信息的处理不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问题，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美国媒体虽然标榜“客观”、“公正”、“独立”，但是新闻机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体现本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可能真正地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
三、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启示
就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而言，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在英译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时，不应一味强调顺应国外受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被消解。这样做更加深了我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文化身份的丧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因此，适度地采取异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一种武器。当前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仍操纵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就更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日益增多，读者有能力理解并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当然，异化翻译也应有一定的度，要防止走向“死译”和“硬译”的歧途。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译稿的传播效果及其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度也是衡量新闻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强行输出只会造成文化上的剧烈冲突，得不偿失。如果使外国读者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对外宣传的交际目的，不能达到应用的社会效应。总而言之，外宣翻译主要是向外方传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立场、方针政策等，作为新闻翻译者既要有较强的双语能力，灵活应用各种翻译技巧；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通顺和可接受性，还要坚守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对外宣传中彰显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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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MIB星际战警》；移民；美国；影响
《MIB星际战警》故事过程简单曲折而别出心裁：美国某州边界上某夜由州警截下一辆满载非法偷渡入境者的巴士，而突然又出现自称移民局要员的两位干探型人物，放走全部人蛇独留一可疑者拉至荒野一角查问，而当场刀割其胸膛拆穿为外星人穿地球人皮的诡戏。此后直到片尾不停地出现各种正邪外星人，穿伪制地球人皮而生活于地球的情节，其中伏线主戏是外星人把在太空星际的能源夺战的争端带入地球，而老干探临时吸收训练一青年黑人干探，历经多次险局而击毙邪恶的“虫族”外星人，取回外太空星际大能源“银河系”，而在最后数分钟内，免去一场外星人攻击摧毁地球的浩劫。英文片名Men in Black（《老少两干探穿黑西装黑鞋戴墨镜》）而在片中缩写为MIB，中文译名加上“星际战警”倒也贴切。
一、美国移民历史回顾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移民国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美国建国之初全国总人口大概390万，但黑人只占76万，最早接纳的移民大部分都来自于西欧和北欧，1607年，第一批移民到美国的来自英国，定居在美国的弗吉尼亚，他们用自己的母语交流，崇尚自己的信仰，保持原本的风俗习惯，遵从英国的法律制度，南北的战争结束后，1860～1900年移民来美国的人数有1 400万多，而在1900～1915年间的人数竟高达1450万人，移民来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原本的人口数量，1965年新移民法的颁布又一次引起大范围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每年会有近一百万移民移居美国，300年的迁移让美国成为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移民对于美国带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移民让美国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种族大熔炉”。
二、美国的移民途径
影片中，外星人从外星移民到地球上，同样地球上国家之间也存在移民现象。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移民到美国的数量位居世界第四，多数人们为了享受美国高福利、医疗待遇而争取获得永久绿卡，合法居留美国。移民到美国的途径多式多样，但在时间和难度上都有不同，获得工作、持留学生、访问学者等签证以及购置产业的人都未纳入移民的范围内，但通过申请或简易流程即可获得永久绿卡。通过亲属、职业关系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较多，投资移民风险较高，而政治庇护是针对受到政治问题困扰以及避难人员采取的一项移民措施。
（一）亲属移民
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申请移民的行为可以定义为亲属移民，多数人会选择这类方式，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配偶移民，而这项政策引发了长时间的假结婚热潮，而随着审理流程的增加，多数假结婚者都难以获得移民的资格。已经拥有永久居民权的移民子女出生后平均6年即可批准获得美国绿卡，而按照直属亲属关系排名，父母以及兄弟姐妹排期移民的时间和难度都会增加，达到排期时间后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的概率较大。
（二）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主要是指中国公民参与EB-5投资移民项目，标准资金为50万美元，而投资区域待定，多数属欠发达或落后地区，还必须保证投资年限超过五年，能提供超过10个以上的工作岗位，在同时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后投资人即可获得为期两年的有条件绿卡，等待两年过后，该投资行为已经获得回报或仍然存在就可获得申请永久绿卡的机会。单是2009年一年我国就有将近2 000人申请该类项目，在投资资金合法的前提下进行操作，且要按时提交税单，一旦出现资金来源违法、偷税漏税的情况即会被驳回。实际上通过投资移民的成功率并不高，虽然投资人不需要亲自到美国从事创业活动，但是美国商业环境瞬息万变，增加了大量投资风险，到头来或许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政治庇护
目前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移民的重要国家来自于中国、俄罗斯、东欧、阿拉伯国家比较多，所以美国每年有用于适合条件的政治庇护申请者几万个移民申请配额。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政治庇护，政治庇护是国家予以达到一定要求公民的权力，被庇护者需是曾经受过迫害、或通过事实证明有可能会受到迫害，政治庇护涉及种族意识、，政治意见等方面的因素，经过审核者，美国会予以一个合法身份，因此美国对于配额移民的分配比例按照政治条件考虑。所以中国内地主要申请一胎化，美国移民法律叫反人口法，地下教会被迫，政治庇护法律叫宗教迫害，等等。
（四） 职业移民
职业移民是对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经济学术等方面人才的移民办理，移民者需要在国际上受到一定的认可，并且提供相关的材料证明，对于诺贝尔奖、奥斯卡等重大奖项则可免去证明审查，促进人口流动的三个大因素，一是生存动力，寻找适应个人生存的空间；二是发展动力，为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三是经济动力，在工资待遇上满足自我的要求。申请人也可以同时递交几份不同类别的移民申请，再按照优先选择的方式获得资格。美国对于移民的政策也在不断的完善，重视国外高科技水平的人才引进，塑造适宜移民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美国于1956年修订的《移民法》中规定，美国每年为各国高级人才预留14万多个移民的名额，并强调在各领域内的顶尖人才可以获得移民的优先权。
三、美国外来移民及移民文化对美国的影响
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是移民造就了美国，移民使得美国在短短的一百年里迅速崛起，取代了英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大国，对移民给美国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初步分析，积极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外来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外来移民的加入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经济信息交流的范围，从多方面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创收，在劳动力价值上，大量人口的涌入也给美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样也意味着给美国带来庞大的资金和财富，外人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熟练技术人才和高级工人的比例不断攀升。（《华尔街见闻》2012年7月7日）中提到“人口红利”促进了美国今日的繁荣和现代化，为美利坚民族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市场投资上，移民们参与了商业市场的资金项目，投入大量的廉价资本，活跃了美国投资产业经济的市场，外来移民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仅仅体现在对一般商品的消费，更是房地产业的购置者。据2000年1月，美国的一项研究可知，移民在美国的房产购置带动了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房地产增值。在信息技术上，移民成立的公司和注册产业，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使美国经济增长了将近50%，加快了美国信息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大大增长了的经济效应。
（二）外来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美国普查人口只有3087亿人，相比去年人口增长率接近10%，而美国推行生育政策，鼓励每个家庭稳定生育，而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也是导致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普查局也预测过将来美国人口数量，按照现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到达2039年将会超过4亿人。美国西部、南部人口增长率最高，而长期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无疑是使其保持高移民率的关键因素。美国为了保持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政府不断修正移民法，设置优越的移民条件和待遇，不断吸引具有高学历、高智慧或强资本的外籍人才来美国发展，而对于美国当局而言这既是保持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又是提高科技研究和开发的良好途径。
（三）外来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对自己的种族认同感，大量移民进入美国，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这势必也是美国政治论坛上一直被讨论的重点议题，美国国会于1882年全票通过了《排华法案》，是对《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变相调整，法案规定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并将得到不公平待遇。经过美籍华人的不断努力，针对华人的歧视法案逐步得到纠正。在美国华人的努力下，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为《排华法案》做出了立法形式的道歉行为，实际上这是中国移民对美国政治造成一定影响力的重要表现。
（四）外来移民丰富了美国文化
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立的文化底蕴，而美国是一个移民来源多样化的国家，既有多个本土民族各自的文化，又有多个其他国家移民带来的特色，因此美国已难以找出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性文化，正是缺乏了统一的文化也成了美国特殊的文化色彩，同时美国人也尊重多样化文化的共存，这也源于美国人本质精神中崇尚自由的体现，2008年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了原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保守主义的统治，是对多元种族的共存的一种“授权”，奠定 “族裔认同”文化的基础，尊重文化的多样化发展，选民们不再注重种族和肤色，反而更看重候选人是否具备领导国家的能力，能否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新的未来，奥马巴成为美国的总统意义在于给美国少数裔族特别是黑人种群带来了希望，是非洲裔美国人是对过去历史伤痛的一种安慰，让他们重拾了对国家的信心，有了真正的国家归属感。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华侨来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让他们在美国工作生活可以得到公正的待遇，奥巴马的当选是白人选政党矫正弊病、重建国家主流文化的最佳途径，使得美国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相融合，通过不断的融合，美国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美国人不仅仅要保持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更要体现出对自由和平等的崇尚精神，更加确立了美国文化交流统一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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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对外宣传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8-0070-06
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外交活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殖民国家的扩张，文化外交成为西方国家的外交工具，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先后开展了文化外交活动。美国政府比较晚从事文化外交活动，但是随着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几乎遍及全球。美国政府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文化手段达到其对外政策的目的。二战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公众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共外交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型外交形式。美国文化外交被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下，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除了政府之间的文化外交活动外，美国政府或民众针对外国公众的文化外交活动都属于公共外交。文化外交侧重强调外交手段或内容的文化性，公共外交侧重强调外交主体和受众的民众性和外交手段的多样性。无论形式如何变化，美国的文化外交始终具有“输出美国”的宣传性。
一、追根溯源：美国文化外交宣传性的历史根源
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看，美国政府没有直接从事文化外交之前，美国的对外文化活动主要通过传教士和民间团体进行的，那时就具有浓厚的宣传色彩。王晓德教授追溯了美国文化外交的历史起源，并指出：“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政府通过向其他国家传播其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可以说是贯穿于其中，但美国人通常很厌恶把具有利他性质的‘民主文化传播’与通常带有国与国之间你争我夺味道的‘外交’联系在一起，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很少承认政府在从事文化外交活动。”
在美国早期的文化外交活动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宣扬基督教和西方价值观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在基督教精神的支配下，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纷纷成立基金会，打着“慈善”的旗帜，创办学校和医院，从事对外文化活动。这些基金会从事的文化宣传和渗透活动也是为美国开拓海外市场服务的。
美国官方文化外交活动始于拉丁美洲。1938年，为了应对纳粹德国在拉丁美洲的文化攻势。美国政府成立了文化关系处，启动了“好邻居政策”等文化外交项目。文化关系处首任处长本・车林顿着重强调与纳粹宣传的不同之处。他说：“我们政府下决心向世界表明民主的方法与德国宣传部的方法有根本不同，国务院设立的文化关系处将是我们美国知识自由和教育真诚的真正代表。”实际上，这是美国针对纳粹宣传的一种宣传。美国学者w・麦克尼耳・劳里、格特鲁德・s・胡克在其论著中指出，“从历史上看，美国是最后一个从事由政府主持的文化交流的大国，而且它最初的动机还是防御性的。当国务院文化关系处于1938年设立时。它的活动只限于拉丁美洲，它的目的是要抵制纳粹和法西斯在西半球的文化宣传。”“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所主持的海外文化活动，并不是从艺术上的考虑出发的，也只是部分地维护个人至上思想等一般政治动机出发的。相反，这些活动一直依据这样一种设想，即它们会促使人们了解和接受美国的政策和制度。”以后的事实表明，美国文化外交的宣传性目的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让外国公众了解和接受美国的政策和制度。
二战爆发后，除了原来文化外交机构外，美国成立了战时情报局，设立了负责公共事务和文化交流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把文化外交活动和战时宣传结合起来，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学者乔治・N・舒斯特指出：“国务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它的文化计划纳入战时情报局，这标志着下属观点的一次比较彻底的――尽管大概是暂时的――胜利，那就是，文化活动的真正目的必须始终是宣传美国的民主哲学，不管你多么小心地把这个目的掩盖起来。”
无论战争中还是战后，出于宣传目的的美国文化外交所传递的内容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指出：“真理和这个世纪都是属于美国的。如果欺骗可以用来推广真理，那么就用欺骗也无妨。”美国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更是宣称：“在争取人的思想的竞赛中，真理是美国特殊的武器。这种武器不是孤立的，因为只有同具体的行动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真理的宣传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技巧高明又有实质内容的真理宣传战，如同一只空军，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美国文化外交既缺乏相互性，也缺乏诚实性，单向输出的宣传性却从未改变。
二、区分意在掩盖：美国的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
1953年8月，美国对外宣传机构新闻署成立并正式运作。1955年6月，美国海外文化交流项目的管理任务由国务院转交新闻署，这标志着文化外交正式成为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公共外交开始逐渐引起注意。公共外交是20世纪外交公开化的产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社会大众和公众舆论对外交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成为外交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公共外交是针对公众的外交形式。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外交公开化、民主化和社会化的一种实现形式。文化外交被赋予了公共外交的新形式。在公共外交的装扮和打造下，美国文化外交的宣传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外宣传和文化活动的研究阶段。但是，为了撇清与宣传的关系，美国政府和学者把本属于文化外交的相关内容剥离出来，把文化外交局限在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美方的观点是，公共外交不是宣传；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外交更不是宣传。
公共外交理论晚于公共外交的实践活动。西方学者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并肇始于美国。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最早给公共外交的定义是：“公共外交是传统外交范畴之外的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包括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制造舆论、本国利益集团与其他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相互影响、外交官和记者等以信息传播为职业的人的交流联系。以及上述的过程对政策制定和外交事务产生的影响。”自此以后，美国对公共外交给出了很多定义。2008年9月11日，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在伦敦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时说：“公共外交，简而言之，就是以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官员为对象的外交。虽然有些人将公共外交与商业促销相提并论一一即树立一个国家品牌，但事实上，公共外交同官方外交以及必要时采取的军事行动一样。都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己任。公共外交以独特的方式完成这一使命：通过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因此，我们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接触外国公众，更有效地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由此可见，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在目标上没有差别。
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关系最为密切。美国学者倾向于把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分开。李新华指出，“提及本国文化外交时，美国学者倾向于将其与正在实施的公众外交区别开来：在对象上，文化外交主要针对外国国家政府，有时也针对民间组织或个人；公众外交的重点则是外国民众。在内容上，文化外交侧重于‘加强互相了解’而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教育交流、人员交流、英语语言教学及文学艺术品展览、文艺演出、支持海外美国研究等：而公众外交，除此之外还包括另一类活动――‘信息活动’，即侧重于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单向宣传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政策（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在目标上，文化外交侧重于长远目标，通过文化交流使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进而形成理解和支持美国政策的国际大环境：而公众外交除此之外还注重国家的近期政策需要，通过宣传来赢得外国民众对美国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因此，美国人在论及其文化外交时，多是指‘教育与文化交流’，而不涵盖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的传播活动。”
针对这种区分，韩召颖指出，美国公共外交活动中的信息活动、文化活动和国际广播实质是一样的。美国新闻署的信息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划分主要是政府官员为了对各种公众外交活动更好地管理而设计的。有些信息活动虽然主要是宣传美国的政策，但同时也会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如美国新闻署出版的杂志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有些文化活动也会起到宣传美国政策的作用，如美国新闻署的讲座项目。特别是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讲座，时常会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进行宣传。进行国际广播的美国之音既从事宣传美国政策的信息活动，也从事传播美国社会文化的活动。美国公共外交的信息活动着眼于美国政策的近期利益，重在寻求保证美国政策的顺利实施，政治色彩比较明显。文化交流着眼于美国的长期利益，目的是为了形成支持或理解美国政策的国际环境。“虽然二者为达到各自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外国民众要接受美国的政策，就需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只有了解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外国民众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极力撇清公共外交与宣传的关系，这是因为“宣传”的名声不好。在西方，“宣传”是一个带有感彩的贬义词，被认为是使用虚假信息影响公众舆论，欺骗人民，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纳粹德国“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宣传活动更让人们厌烦宣传。美国政府官员试图甄别“宣传”与“公共外交”两者的不同内涵。1979年4月，美国前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在一次会议发言时说：“试图控制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早已被人们称之为‘宣传’……令人遗憾的是，该词由于为狡猾的戈培尔和罗斯等其他人所用，而带上贬义的色彩。”“宣传”一词其涵义无论如何“不适合用来界定大多数美国人所承认的外交。”1985年，美国新闻署副署长马克・布里茨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公共外交是不使用虚假手段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公开的教育。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尽管它经常使用非政治手段），它所从事的活动没有任何故意虚假的东西。”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官员的这些说辞就成了辩解和标榜。
对此，我国学者早已指出，作为宣传工具的公共外交传播的不仅有真实信息，也有虚假信息。仵胜奇指出：“尽管美国学者和官方文件尽量回避使用宣传这个词，但是公共外交的实质就是对外宣传，这其中既包括真实信息，也包括虚假信息。”在韩方明主编的最新版的公共外交教材中，对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该教材认为：“公共外交是从对外宣传发展过来的。两者都试图对外国公众进行影响，但其理念有明显不同：对外宣传常常较有进攻性、欺骗性、广播性，公共外交则更强调合作性、真实性和窄播性。”对照美国的以公共外交名义展开的文化外交活动，无不体现前者，而非后者。
三、难以掩盖：美国文化外交宣传性的几点体现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9·11”/文化悖论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社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总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大。美国的移民政策更为强硬。反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改变了社会与道德情绪，爱国主义高涨。在美国公众中有普遍的不安全感。反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将反恐引向世界的同时，它也使自己陷于困境，从而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
一
“9·11”事件后，美国面临的主要的文化悖论之一便是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由于美国在世界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占绝对优势，它成为无与伦比的霸权和世界警察。正如丹尼尔·贝尔说的，“美国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时是主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而来的意志的较量。这样，美国开始在世界上施加一种权威的影响，……” 【注释】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4页。【注尾】于是，它几乎处于所有人的怨恨与谴责之中。
美国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是世界第一。根据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软权力是通过吸引或劝导其他人或国家做你期望做的事，即期望其他人或国家采取你的目标。硬权力是通过使用胡箩卜加大棒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使其他人或国家遵从你的意志的能力。【注释】见joseph s. nye jr., “propaganda isn?t the wa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january 10, 2003, p.6.【注尾】软权力是“一揽子计划”，包括流行音乐?美国职业篮球?人权等，总之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根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 的理论，新帝国主义是指后现代国家动用它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注释】佩里·安德森：《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读书》2002年10月号，第7-11页。【注尾】
美国成为冷战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标志着一个新帝国的诞生。这个新帝国主义的特点是：（1）不再是以占领殖民地作为标志; （2）它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作为标志; （3）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4）以软权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 （5）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 （6）它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美国式民主，将美国生活方式普世化。
亨廷顿曾指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如果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断裂存在于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那么，那将意味着单边主义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对峙。【注释】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注尾】丹尼尔·贝尔在谈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论及一个民主政体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指出，“帝国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注释】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255页。【注尾】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反映了美国政治与文化的分裂。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独霸的地位，其先发制人的战略，使它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不可一世的优势，它的权威几乎是不可扼制的。而这与美国信奉的基本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科罗拉多学院教授大卫·亨德里克森 (david c. hendrickson)认为，“其实美国人民无须别人来提醒他们，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情况表明一种初期政治病症的危险的信号。对权力的制衡正是我们建国元勋们留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是我们的中心议题。”【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imperialism versus internationalism,” gaiko forum, vol.2, no.3, fall 2002, pp.35-42.【注尾】他说，“如果这种倾向失控的话，它将导致毁灭。”【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p.2.【注尾】
波勃·赫伯特（bob herbert）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不可能打赢的大灾难。美国的战争加剧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反美情绪。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正是圣战分子所希冀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美国人面对面战斗的机会。美国不可能以武力威胁的手段赢得在伊拉克的胜利。【注释】bob herbert, “america needs friends to help it out of the iraq mess,” iht, august 22, 2003, p.6.【注尾】历史证明，给一个国家外加一个政府，奉行一个在本国没有文化基础的信条，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这个信条是多么的美好。布什在“敌人”的概念上含糊不清，并挑起了一场没有时间限制的战争。由于对“敌人”概念在定位上过于宽泛，有可能使美国错误的反恐战略合法化，将美国陷入其他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注释】the perils of fighting, “terror,” boston globe, iht, september 12, 2003, p.8.【注尾】如果以暴易暴，将使更多的人走向恐怖主义的阵营，使美国更加不安全。不问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而施行美国主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挑战。这是美国作为新帝国所面临的一个无法解脱的文化悖论。
二
在“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特点之一开放性，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挑战。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文化悖论之一。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开放社会的许多致命的弱点及其脆弱性。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政治家并不希望“9·11”事件使美国改变其传统的开放社会的根本原则，但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开放性不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国会和白宫都认为要改进签证发放工作，边境巡逻和对在美国的外国人的监测。美国着手削减入境签证数。从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4日，美国共发放28.4663万份签证，而从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4日，则只发放22.4324万份签证。同期签证拒签数从10?7754万增至11.0893万，被拒签者大多数是亚洲人和中东人。【注释】usa today, september 9, 2002, p.2.【注尾】以在肯尼亚的卡库玛（kakuma）难民营为例，在7万战争难民中只有2.7万人在2002年得到前往美国的签证，是25年以来最低的。【注释】rachel l. swarns, “new screening delays refugees? entry into u.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anuary 30, 2003, p.2.【注尾】
2002年4月，移民局宣布加强对留学签证的管理，规定持商务旅游b类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不得进入各种学校就读，也不能转为f-1类学生签证。规定同时缩短了持旅游和商务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时间，持b类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最长时间由一年缩短到6个月，持旅游签证的则缩短为30天，而且没有足够理由不得延长。同时，布什政府决定加强对外国学生申请在美国从事课题研究的审查，以防止获得敏感领域的信息和技术。这些敏感领域包括激光、高性能金属、导航系统、核技术与导弹助推技术等。
据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个受到国务院资助的名为《门户开放：2003》的调查报告，在2002-2003年度外国学生的入学率虽然有上升，但增长率只有1%，而前5年每年的增长率是4．9%。沙特学生入学数降至4175，下降25%，科威特入学数下降至2212，下降25%，阿联酋入学学生数下降至1792，下降15%。在送留美学生最多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学生数下降，其中印度尼西亚学生数下降至10432，下降10%，泰国学生数下降至9982，下降14%，马来西亚学生数下降至6595，下降11%。在276个学院中，46%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下降了，21%说没有变化，33%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上升了。【注释】u.s.a., november 3, 2003, p.7b.【注尾】
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10月24日，参议院于10月25日批准?总统于26日签署的《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包括了对外国学生进行监控的条款，并规定为此调拨3600万美元专款。美国众议院于2001年12月19日通过?众议院于2002年4月18日通过?美国总统于2002年5月14日签署的《关于加强边防安全和入境签证改革法》 (the enhanced border security and visa entry reform act) 加强了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并堵塞了漏洞。国土安全部将原来移民局的职能全部移交给公民与移民局及边境安全局。边境安全局负责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在美国，也有人担心将外国学生视为主要的安全与恐怖危险因素是一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这有可能使政府的监控走向极端，却无补于减少恐怖威胁。美国政府要求来自25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非美国公民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到移民当局作特别登记。 在8.2万登记的人群中，发现1.3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为非法移民。这些人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据美国官员说，自“9·11”以来，在第一轮递解非法移民中，已有600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送回来源国。此后，有3000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捕。具体被递解出境的数字美国官方拒绝公布。被递解出境的亚洲和非洲非法移民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27%。【注释】rachel l. swarn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une 9, 2003, p.7.【注尾】
这些措施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是相悖的，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相悖的。而开放性与自由资本主义正是美国社会的生命线。减缓了移民的速度，对移民实行种种严酷的限制从长期来说将对美国经济?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
三
“9·11”后，美国面临的另一个文化悖论就是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国内被当作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上，由于美国处于战争之中，美国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可以较有利地面对。布什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大大超越了“水门事件”之后的所有总统，并可以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权力相媲美。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恢复了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帝国总统”的做法。
在国内事务中，行政当局改组了移民与归化局而无须国会批准。布什总统签发了允许在军事法庭审判的命令。由于美国战时的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行政首脑手中，他现在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布什政府以保密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与国会分享机密。布什无视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命令535名国会议员中仅8名成员能参加敏感性的会，后来由于议员反对并保证不泄露机密，布什才后撤。布什政府无须国会与法院批准就可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对美国人作为“敌方战斗人员”进行审判。布什说，“敌人已对我们宣战，我们不能让外国敌人利用自由来摧毁自由本身。”布什在2003年7月中旬宣布，将有6名被俘人员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这将是美国50多年以来第一次使用军事法庭。2003年9月10日，布什要求扩大《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的执法范围，扩大联邦法律执法权力，去除妨碍追查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的障碍”。具体地说，他要求允许联邦机构在与恐怖有关的事件中签发“行政传票”的权力，以获取私密的、医疗的、财务的，以及其他资料，无须法官或大陪审团的同意；扩大联邦法关于死刑的规定，以涵盖与恐怖有关的罪行，并使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较难获得保释。美国有学者担心政府权力的过分膨胀会有损于美国最高权力的分权体系。【注释】please refer to nancy v. baker, “the law: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dec. 2002.【注尾】
“9·11”事件之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美国国内社会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文化挑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以及司法部门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产生了失衡现象。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战争要求政府的运作按非同寻常的方式进行。在这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与限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关的问题, 如政府可以无限制地拘留任何人, 将外国人遣返出境而不进行任何公开的听证会, 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人员送交法院审判，司法部人员可以窃听可疑分子与律师的谈话，以及降低搜索住家的标准.。
政府可以在美国窃看和拦截可疑分子的电子邮件，根据《美国爱国者法》可以跟踪、追索、拘留或遣返疑犯，同时，司法部有更大的权力不经就可以拘留移民。对此法在美国争论颇多。
美国以其宪法?民主治理?独立司法而自豪于世。而美国的司法精髓 ——独立的法官、独立的检察官和最高法院裁决——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象征。然而，有人认为，《美国爱国者法》所列的不经过独立上诉便判决的军事法庭，无限期的拘留权，对内部侦查行为监督的放松，等等，却与这一切背道而驰。【注释】james a. goldston, “a beacon of freedom grows dim,” iht, september 13-14, 2003, p?6.【注尾】此法涵盖过于广泛。
联邦调查局（fbi）从2002年11月开始发公函，要求全美各大高校向该机构提供在校外国学生及教师的个人信息，其内容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携带的各种证件的资料，以确定他们是否与已知或有嫌疑的有联系。在此之前，许多高校已向管理20万外籍学生的移民和归化局提交了类似的信息。移民和归化局根据美国移民法有权获知外籍学生的所有信息，但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权限则相当有限。【注释】参见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 2002.【注尾】
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电子追踪系统，即所谓的“学生和交换学者信息系统（sevis）”，控制100万在美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特别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在2003年初，政府已批准3900所学校入网，1748所学校在待批的过程中。没有批准入网的学校不得招收外国学生。系统记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受学校处罚的信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处于一种被怀疑的境地。除了在总的追踪系统记录在案之外，移民和归化局有另一套系统，每年将来自24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的手印和近照登记入册，并进行个人访谈。【注释】dianna jean schemo, “u.s. keeps tabs on foreign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february 18, 2003, p.3.【注尾】这种将美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加以区别的做法是对美国学校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涉及到美国的根本价值体系，涉及到美国往往引以为自豪的根本的宪法权利。
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斯特（ashcroft）在2001年10月12日给各媒介头面人物的备忘录中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精神强调在新闻时有必要考虑报道的敏感性与保密性问题,而司法部以前的方针是只要没有“可预见的害处”便可以。民权主义者指责政府篡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侵害了个人的自由。于是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价值的辩论，即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损害民主，重要的是如何做到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平衡。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与强调往往会影响民主与人权。
五角大楼制定了“整体信息意识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旨在通过窃收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商业性资料库中的有关健康?金融和旅游信息而达到发现的目的。一组情报分析家可以从网络上收集情报，追索个人与个人或与团体的关系，并互相分享情报。他们可以与机场摄影机?信用卡交易机?机票预订网络和电话记录系统联网。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认为这一做法只能针对外国人，不能针对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人隐私权的威胁。国会要求国防部在60到90天之内提供一份报告，在此期间不得继续研究，除非总统向国会表明这一中止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国会曾否定了《美国爱国者法》中关于政府有权不经过法官而签发传唤传票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运作，国会对政府的一些有可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进行控制。
自反恐战争进行以来，美国政府以“物证”名义已拘留了至少20多人。104名外国人被指控破坏了移民法而被监禁。阿卜杜拉·埃尔·默哈杰尔，原名胡塞·帕蒂拉，生于布鲁克林，是波多黎各后裔，在芝加哥长大，后皈依伊斯兰。他被指控阴谋制造并引爆带有辐射的炸弹，俗称“脏弹”。如果按美国正常法律程序审判，美国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将可以保护他。首先，因为揭发他的是物证，而在美国法律中由物证指控而进行的逮捕不能是无限期的，现美国政府把他定为“敌对战斗人员”，则便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他。美国五角大楼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战场所拘捕的罪犯将是无限期的，即使军事法庭判他们无罪，美国也不会释放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将被拘留，这场战争本身就是无限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拘留也将是无限期的。
另一案例是哈姆迪(yasser esam hamdi)。他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父母是沙特人。当他在阿富汗为战斗时，被北方联盟所俘，现关押在弗吉尼亚州，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指控程序，也不被允许见律师。诺福克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罗伯特·道默尔请控方提供审讯记录和其他文件以判断哈姆迪是否是敌方战斗人员。8月6日，美司法部宣布拒绝提供法官任何文件，并声明法院无权过问此事，并认为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拥有此权力。哈姆迪的案例牵涉到美国司法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司法与行政之间就公民自由权利所发生的分歧。
指控一个美国公民为敌方战斗人员，并剥夺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显然属于国内公民自由权利的范畴。哈姆迪案例表明，布什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谁是敌方战斗人员。政府可以任意抓捕任何人，而法院无权将这些人从监狱中释放，也无权为他们提供律师帮助。这显然与建国元勋们在建国之初所确定的监督与制衡的机制，政府的任何部门不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原则相违背的。使美国学者感到忧虑的是布什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秘密的”——秘密的拘留，秘密的移民听证会，对见证保密，等。有学者认为，“从公众对布什政府反恐措施的反应来看，人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格莱维尔·比福德（grenville byford）在《外交》杂志中提出将反恐战争说成是善对恶的战争是否公平的问题。他说，所谓的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并不明确，是虚无缥缈的，最好尽快不用这样的措辞。有的学者认为，布什政府决心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是许多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念上的遗产。新保守主义运动正统帅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右的表现，以摧毁现存的体制和结构为目标。【注释】william pfaff, “al qaeda vs. the white house,” iht, december 28-29, 2002, p.6.【注尾】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认为，在美国，有一种由道德所驱使的故意的无知，即一种对反恐形势的“认知上的差距”，这种无知实际上反映了国内政治。他说，一种新的后“9·11”的“政治正确”使人们公开地讨论他们的观点变得很困难。在美国，任何人试图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反美的反应就会遇到充满道德义愤的激烈的攻击。这些攻击者自认为在捍卫清晰的道德性。实际上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被利用了。【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四
布什政府所面临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悖论是反恐战争所反映的宗教性问题。“邪恶轴心国论”反映了布什战略的宗教内涵。“邪恶”本身是一个宗教概念。布什提出“邪恶”的概念表明宗教二元论 (dualism) 对布什和对美国心理的影响。白宫中有许多福音派清教徒，白宫的宗教狂热（religiosity）是现代美国新教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支十字军。布什在演讲中曾经失言说过“十字军圣战”。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帮办中将威廉·伯伊金 (william boykin) 2003年10月中旬在俄勒冈的一次宗教礼拜上穿着军装在布道台上说，他正在领导一场反对撒旦的“精神战争”，对于基督国家美国来说，“击败恐怖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是以耶稣的名义去面对他们。”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走向战场的基督战士（christian soldier）。【注释】iht, october 23, 2003, p.4.【注尾】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讨论的竞选纲领包含的无非是堕胎?安乐死和同性恋婚姻。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认为，这不是文化战争，这是宗教战争。【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宗教二元论认为人类分为被拯救和重生的人和罪人，宣传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峙，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存在永恒的战争。恶是物质性的，而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它在宗教中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卡尔文主义 (calvinism) 和17世纪天主教的非正统派别詹森主义 (jansenism) 受到宗教二元论的影响。而卡尔文主义和詹森主义对美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卡尔文主义影响17世纪的清教主义，而清教主义形成了18世纪的公理会和19以及20世纪的福音派新教。它们鼓吹世界上充斥撒旦的陷阱。而詹森主义则通过爱尔兰天主教影响美国。虽然摩尼教 (manichaeism) 在欧洲的影响在6世纪时就衰落了，但它的宗教二元论对美国心理的影响则一直延续下来，特别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和这次反恐战争中。【注释】william pfaff, “thinking with a manichaean bent,” iht, november 28, 2002, p.6.【注尾】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具有明显的宗教道德色彩，因为其出发点是具有宗教内涵的道德判断，而不是以政治学的概念来加以精确的规范(布什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2003年初作的《国情咨文》中再也没有提这一说法) 。欧盟外长索拉纳在评述美国和欧盟在攻打伊拉克前夕所发生的分歧时说，这是白宫关于世界事务的宗教观点和欧洲人的世俗的理性的看法的对峙。
新正统派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对美国现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鼓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义的顾问们遵循的正是他的思路。【注释】william pfaff, “when power disdains realism,” iht, february 3, 2003, p.8.【注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布什在其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在谈及诸如艾滋病?吸毒?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时流露出他的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绪。在谈及伊拉克时，他说“邪恶的”(evil)；在谈及预防艾滋病的道德责任时，他说这是一项慈悲的工作 (a work of mercy)；在谈及开展宗教计划帮助吸毒者时，他说“促使他们放弃吸毒习惯的奇迹是可能的”（the miracle of recovery is possible）。布什称攻打伊拉克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最高道德传统的。”2002年12月29日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布什称美国为“一个道德的国家”(a moral nation)。布什的助手们称此为“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优越感或天真的道德性。这一观念使布什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黑便是白，不是是就是非，这一观念促使他去从事别人不敢去从事的冒险行为。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杜勃雷（regis debray）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占上风的上帝》(the god that prevailed)。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秩序的名义而造成混乱，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国惯于做的事。但这样会驱使它们从一个军事胜利走向另一个军事胜利而最终走向衰亡。他说，美国应该像它的欧洲盟友一样善于区分政治和宗教。“美国用圣经的关于超验的命运的自我信念来弥补它的短视、它的权宜之计。清教的美国被神圣的道德所羁绊；它将自己视作善的命中注定的寄存之所，肩负着打击邪恶的责任。它只相信神意，追求一种从本质上说是宗教教义驱动的政治，和罗马教皇格利高里的政策一样的古老。”他又说，“老欧洲已经知道这个星球太复杂了，太多元了，不可能仅仅持一神教的两元逻辑：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注释】regis debray, “to each its own worldview,” iht, february 24, 2003, p.8.【注尾】
与此有关的便是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紧张的问题。“9·11”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们是把这一行动看成是其“圣战”(jihad)的一部分。从本·拉登的言论来看，穆斯林原教主义者们把美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对于他们来说，反美与反犹是一回事。这也就是说，国际在一开始就把这场斗争定格在宗教与种族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社会心理是有影响的。在美国一部分人中，特别是草根阶层，有人怀有宗教与种族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阿拉伯族裔和其他种裔关系的紧张。在美国，种族关系本来就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种族宗教问题将作为一个潜在因素始终影响这场斗争。它将使这场斗争变得愈益复杂而扑朔迷离。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其他族裔关系紧张。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胡珀 (ibrahim hooper)，美国的穆斯林已经失去了许多公民自由权利。最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族裔出身背景的预警系统 (ethnic profiling)，这种系统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假想为，要求来自被美国指定为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外国人登记并留下手印，申明他们将前往美国的什么地方，当他们更改地址或离开美国时将通知移民局。这种做法本身就构成了种族歧视。【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虽然美国官方竭力将反恐战争与伊斯兰教及12亿穆斯林教徒分开，布什总统多次说伊斯兰是一个“基于和平、爱和同情心的信仰，一个献身于道德、学习和容忍的宗教”【注释】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 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犹太裔）、福音派基督教领导人和宗教保守分子，包括曾在布什就职典礼上作祈祷的福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在“9·11”事件后谴责伊斯兰为一个“邪恶的”宗教。2002年8月初在电视上，格雷厄姆公开说可兰经宣扬暴力，全世界“主流”穆斯林支持恐怖主义。【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台主持人 帕特·罗伯特逊（pat robertson）曾说，“希特勒是糟糕的，但穆斯林想对犹太人所做的更糟糕。”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现为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肯尼斯·艾德尔曼（kenneth adelman）认为，“将伊斯兰作为一种和平的宗教越来越困难。你越研究这一宗教，你就越会发现它是好战的。伊斯兰的创始人是一位战士，而耶稣是一位和平鼓吹者。”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也是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美国的敌人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说得更为直率，认为把伊斯兰说成是一个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和平的宗教是不妥当的。【注释】dana milbank, “bush chided over view of islam,” washington post, 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这一分歧与争议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伊斯兰的怀疑与不信任。有人认为修习伊斯兰教义是不爱国的表现，是对恐怖主义软弱的表现。宾夕法尼亚州哈维福特学院比较宗教学教授迈克尔·赛尔斯 (michael sells) 认为，这场争议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议，认为与和平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是一个主张暴力的宗教。【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保守分子的言论使美国穆斯林非常担忧。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伯拉欣·胡珀（ibrahim hooper）说，“这些右翼分子跟拉登一样企图煽起文明的冲突。我们竭力阻止这种浪潮，但它似乎每天都在向这方面发展。”【注释】dana milbank, op. cit.【注尾】
五
国际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新帝国进取”(neo?imperial aggressiveness)的一种反动, 对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反动，对美国超常的财富积敛的一种反动。“9·11”事件反过来震撼了美国社会。这种震撼产生两种作用：一种是打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打破了美国人的“美国例外论”，另一种是使美国人开始自省。“9·11”之后，美国攻打了阿富汗和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进攻并占领了伊拉克。后“9·11”时代与冷战时期十分相像。冷战也是一种战争界限十分模糊的、没有规范的冲突，偶然的行为有可能演变成真正的战争，但大部分时间是对峙。【注释】alan brinkley,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
从“9·11”后的美国，我们看到了其社会内部结构的困境。我们在“9·11”后的美国社会中看到文化这一领域（含宗教与思想）对政治领域（含法律）的冲击，而政治领域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领域。在反恐的战时体制下，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受到挑战，行政权力得以扩大，增加了其私密性；美国的某些原则也不得不对特殊的战时体制让步。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隐蔽的?分散的?往往是跨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战略产生两个效果：一方面，在国际上，它败坏了美国的民主使命，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深，并扩大了有些阿拉伯国家国内如亨廷顿所谓的种族的、文化的与宗教的断层(fault lines)，恐怖活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每每无法自圆其说的国际性军事行动反过来对美国国内的民主和公民自由造成巨大的压力，加深了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种矛盾的表征之一就是布什政府在国外鼓吹民主，而在国内在对待“敌方战斗人员”方面，如美国公民帕蒂拉，却并不准备实行。同时，正如调查所显示的，美国目前是基督教西方世界中一个最具宗教性的国家。基督教信仰在美国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复兴。根据2003年哈利斯公司(harris)的调查，79%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他们中，1/3强的美国人说他们在一个月中至少去做一次宗教礼拜。有的欧洲政治家指出在美国有可能产生犹太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现实危险。【注释】peter schneider, “separated by civilization,” iht，april 7, 2004, p.6.【注尾】这样，这些文化矛盾由于国际恐怖组织所赋予它的宗教目标和含意，由于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美国社会本身及新保守主义所蕴含的宗教冲动，而变得更加纵横交错，扑朔迷离。
从本质上说，这些文化悖论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韦伯所谓的“攫取性道德”，源于其扩张性的“解放世界”的天赋使命感 (manifest destiny)，源于其普世主义。普世主义即美国主义。美国评论家和学者有人将这场反恐战争描述成“思想的战争”(a war of ideas)。弗里德曼说，“反恐战争是一场思想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必须保持其思想的可信性。”【注释】thomas l. friedman, “bush must act to restore america?s hono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2004, p.6.【注尾】克莱蒙斯说，“这场反对那些惧怕或仇恨美国社会的人的思想的战争不可能通过将美国与世界隔绝而赢得。”【注释】steven c. clemons, “the folly of discouraging visitors,” iht, april 10-11, 2004, p.6.【注尾】如果我们引申其义的话，这是一场美国价值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含有诸多的文化与道德的涵义。所以，最近揭露的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 (abu ghraib) 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情况不仅使美国，而且使美国价值，特别是美国人权思想，处于非常窘迫的?尴尬的?矛盾的境地，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国际和美国国内学者指出，在关塔那摩无限期关押的600多来自44个国家的“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这违反美国的根本的价值原则，在司法上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所以，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道德与价值体系受到巨大的压力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美国在司法上实行的双重标准，诸如美国人与非美国人，美国本土与美国本土之外等概念，使美国陷于更深的文化困境。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他还说，“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58-359页。【注尾】而“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68页。【注尾】在另一个国家推行外来的所谓普世的价值，诸如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选举领导人，自由贸易，等等，无论这种价值是多么诱人，多么冠冕堂皇，它们没有在当地扎根，没有融入当地的血脉当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显示，这不仅不会造就出追随者，反而会催生出敌视美国价值的人。美国的普世主义的使命为自己制造了危险的不断扩大的对立面，危险的不断扩大的敌人。这是迫使美国面临“9·11”后一系列现代文化悖论的真正根源。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认为，美国和世界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关系之中。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否会引起阿拉伯世界陷于混乱和不稳定，是否会造成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或整个穆斯林世界对峙的局面，是否会酿成一场全球战争， 还需要假以时日以观察。【注释】arthur schelisinger jr.,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也认为，未来10年到20年间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目前在华盛顿掌权的人们的政策而造成的。【注释】sarah lyall, “a communist historian?s candid manifesto,” the new york times,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美国国内安全和国防的不安全联系在一起，美国又回到了冷战心理，回到了福音教派的善与恶，黑与白分明的世界。在国际上成为压制持不同看法的力量的一部分。【注释】joyce appleby,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在国内方面，对美国公民的权利进行侵犯，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范围被缩小了。总统权力迅速地扩大，越战和“水门事件”后不遗余力地制定的对总统权力的限制都被轻易地否定了。如果这种倾向不加以制止，便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总统，不管好坏，这将根本地改变美国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注释】alan brinkley, ibid.【注尾】
关键词：古典文化；古典舞；形态特征；价值取向
中国的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审美文脉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古典舞蹈(或戏曲)作为本土艺术的历史积淀，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传统。它所体现出的如“欲左先右”“欲进先退”“逢开必合”的律动方式和中国古典文化中“欲扬先抑”“外敛内蕴”“正意反写”的表达手法一脉相承，成为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艺术呈现的一种特有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其丰富的内蕴和意境的深远，以“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古代行文讲“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可以说，首首诗歌都“无笔不曲”,篇篇文章都寓意深藏。中国画中的大小写意，泼墨，山水画之间则透出“意在笔先，画尽意在”动态的质感和韵律；而中国园林艺术中形与神、景与情、意与境、虚与实、动与静、以小见大，曲迳通幽的内涵和比较，都处处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化在意境上，对精p气p神的重视和运用。
中国古典舞也有动作“一切从反面做起”之说，它的运行规律是“反律”，并且在“起承转合”的动作语汇上，同样强调了“形未动p神先领，形已止p神不止”的历练和追求，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传统密不可分p血脉相连。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不应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而孤立地进行。
对中国古典舞的热议由来已久，关于究竟什么是古典舞，或者古典舞是什么？的话题至今屡见不止。其焦点在于对“古典”概念的阐释p“古典形态”的特征p学科建设等等。一些学者甚至用了《五十年不辍―关于中国古典舞的争论》《中国古典舞有无“真身”》《中国古典舞发生之序曲》《中国古典舞的美学重建》《中国古典舞穷途末路了吗》《中国古典舞的新实验》这样一些“夺人眼球”的醒目标题加入讨论，借以引起人们对中国古典舞的关注和研究。这些讨论从最初“古典舞”这一笼统p模糊的概念开始，到如今较为清晰的“戏曲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足鼎立的价值判断，反映出了古典舞的研究不断深入的现状，也随之重新引发了新一轮的探索与思考。尤其是站在历史高度如何看待它的艺术价值和学科发展，成为了当下新的话题，它的探索也由此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态势。
汉唐舞蹈学家孙颖认为：“艺术体系首先是文化体系，古典艺术必然来自古代。不是排斥p丢弃戏曲舞蹈，而是返还于古展的流程”。追根溯源，戏曲（京剧p昆曲）是中国古典舞的本源，它来自古代的乐舞，而古代的乐舞又源自远古的巫术。如古代周代的“礼乐”舞蹈和汉魏间的“女乐”舞蹈，以及唐代的“燕乐”舞蹈都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承传和和发展的结果，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舞蹈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们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也有着鲜明承传的“历时性”特征，所以中国古典舞常常也被人称为“古老的经典舞蹈”。
从历时态看，中国传统舞蹈中的雅乐（宫廷）与俗乐（民间歌舞）都是中国文化宝贵的历史遗存，也是中国传统舞蹈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古代西周“正乐悬序舞佾”的“制礼作乐”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正统乐舞文化的基石，到东周“桑间濮上之音”兴起p导致的“礼崩乐坏”的最终结果，恰恰说明了乐舞在当时具有其文化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并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是“俗乐”较为流行的时代，民间的“百戏”中虽然具有“贫民化”和“贵族化”的双重倾向，但是，宫廷“女乐”舞蹈的水平之高p形态之美是周代所不能比拟的。它由于宫廷权贵的痴迷和好恶，直接引发了乐舞的盛行和传播，成为了中国古典舞蹈（或传统舞蹈）最初的文化标识。
古代的舞蹈有着文舞和武舞之分，比如，这一时期出现的《袖舞》《建鼓舞》《盘鼓舞》和《剑舞》等类型舞蹈。由于舞具的文化限制，使表演者必须具备高超的舞技，表演者也逐渐由专业的舞蹈艺人所承担。其中，不乏像汉高祖刘邦的宠姬p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的戚夫人；西汉成帝的皇后p能做“掌上之舞”的赵飞燕等地位较高的宫廷舞人。汉代的“女乐”舞蹈由此从自娱性向表演性转变，初显了中国传统舞蹈的神韵和魅力。
中国古代丰富的“舞诗”，成为了我们今天解读唐代舞蹈的媒介。白居易在观看《霓裳舞》之后就曾动情地写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舞》也称《霓裳羽衣舞》，是唐代表演性舞蹈的巅峰之作，代表了唐代舞蹈的最高成就。据说它的表演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这个舞蹈优美且富有浪漫色彩，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轻盈飘逸p婀娜多姿的仙女形象。白诗描绘她：“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间俗衣裳，虹裳霞W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裙时云欲生”。可见舞蹈之美，意蕴传神。
大唐的贞观之治p盛世和谐的现实社会，将舞蹈艺术推向了极致，成为了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的“白银时代”。这时，舞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里p似乎没有了“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雷池，而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一种气象和时尚。白居易赞美《胡旋舞》时感慨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别不禁”。《胡旋舞》是唐代“健舞”中的典范。元稹的《胡旋女》生动地记录了舞蹈演出时的情景：舞者，“心应弦，手应鼓”（它的伴奏乐器是鼓），动作“奔车轮缓旋风迟，四座安能分背面”，舞蹈引人入胜，让人眼花缭乱。唐代的“软舞”是表演性舞蹈中艺术性较强的样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柘枝舞》《绿腰》《春莺啭》等等，这些舞蹈除了保持了传统舞蹈的风格外，也开始有了较有个性化的新创之作。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另外一种存活形式和表现方式。比如，作为中国戏曲文化限制下的“水袖”，以及民族民间舞蹈中舞具“长袖”“红绸”“扇子”“手绢”的运用等等，不仅表意作用得到了延长和具有了空间感，也让我们看到了鲜明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印记，而且在表述方式上所呈现出的外柔内刚p顿挫有致p曲折委婉，如行云流水般的美感，让人充分领略到了一种千变万化，扑朔迷离p瞬间万变的意象，这就是中国古典舞的魅力所在和它独具的审美价值。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舞的精华保存在民清戏曲舞蹈中，戏曲舞蹈就是古典舞的基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舞不只是戏曲舞蹈的程式化表现，它必须从中国古代的文学p绘画p音乐p杂技等文化的横向联系上，去开掘其更为丰富p深厚的底蕴”。[1]武术和戏曲是中国古典舞的遗传基因和母体，戏曲中除了“唱”与“念”外，其中的“坐p打”就是以后古典舞蹈形成的衍生物（如舞蹈毯子功p戏曲称把子），它大量保留着戏曲的原属性，这也是古典舞常常被称作“戏曲舞蹈”的原因。它内含了中国古典舞的时代性和鲜明的地域性，有着中国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唯一性的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实际精神指向。
当代古典舞无疑是对古代舞蹈的复活，它的动作原理和美学原则是“古为今用“不断延续和承传而来的。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舞剧《丝路花雨》中我们可以一瞥到唐代的《柘枝舞》《白舞》《剑器舞》《踏歌》的汉唐舞风；舞剧《敦煌彩塑》中出现的“飞天”的优美形象，以及“反弹琵琶”高超舞技所呈现的“塌腰翘臀”的S型（三道弯）体态，充满着神韵的魅力和美学内涵；孙颖创作的《踏歌》保留了古代歌舞乐的传统形式，舞步委婉转回p曲径通幽的古典意蕴，都可以找到中国传统舞蹈的形式美感和审美情趣，只是它更加关注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罢了。
中国古典舞的建构，实际上是适应了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的需求。它的出现反映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背景下民族舞蹈意识的觉醒和自觉。从现在的角度看，它早已突破了原有构建者的初衷，辐射到了学科之外的古典舞的表演与创作领域，逐步沿革为了一种带有中国戏曲文化印痕，以及特有的民族舞蹈语言的表述方式。
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2]意思是：别人能看见你招手p不是你的手臂加长了，而是因为你“登高”的缘故；别人能听到你的呼喊p不是你的声音提高了，而是因为“顺风”的缘故。在这看似平淡和浅显的说理中，它告诉了你一个令人折服的道理，带给了我们哲学思辨的智慧和力量。荀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追随者，深知“意随境迁”和“人为”的奥秘，它朴素的辩证唯物史观带给我们的启迪，彰显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底蕴所在。中国古典舞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高度上p呼唤了一个民族舞蹈复兴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吴晓邦.《舞论续集》“第33页
[2]《道德经》七十章第53页
[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169页
【摘要】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却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特征鲜明，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幽默性、实用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文章从动画电影的独特视角分析了隐藏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结合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进一步阐明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借以指导我们反思我国文化传统的优劣，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因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2]梁捷，赵达．王逸吟．“《功夫熊猫}热”引发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8-07-31(5)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文摘要:赛珍珠一生创作并出版了70多部中国题材的小说，其创作信心源自于哪里?她为什么能够如实描绘“中国农民生活”?本文主要探寻赛珍珠作品的中国文化渊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撇开种种偏见，以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积极沟通中西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范式。虽然她的血管里流的是纯正的白种人的血液，但在文化结构上，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她曾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探寻这位美国作家为什么一生能够创作并出版了70多部中国题材的小说，她的创作信心源自于哪里。
一、融入中国文化的童年生活
赛珍珠小时候最爱听别人讲故事，保姆王妈跟她家一起生活了18年，她从王妈的口中熟悉了中国的神话、传说与民风习俗。家庭厨师也多才多艺，经常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的故事。那时，赛珍珠就知道刘备、关公和张飞三人合在一起才能战胜吕布，也知道武松喝下许多酒才能打死老虎。晚上当大门关上后，赛珍珠就会溜到厨师的房间里，听他吹笛子或用二胡演奏民间乐曲。秋夜时节，打谷场上听敲铜锣的说书艺人讲故事，也是赛珍珠难以忘怀的趣事。这些江湖艺人的演出，使赛珍珠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
赛珍珠和中国小伙伴们结成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自传中，她回忆说:“我看到的和分享的快乐却也太多了!我的中国朋友们把我带到他们家里，也带到他们生活中，我们天长日久建立起的纯朴友情，就像清醇的美酒一样醉人。.他们一起玩中国的游戏，她曾写道:“我们玩乐的天堂，是门前的山坡……我们今天在这儿打仗，明天又在这儿‘过家家’。有趣的是她能够以中国人的眼睛看西方人的外貌特征:“的确，在中国人世界里，我们常常谈论美国人。所幸父母还是深受中国人爱戴的，他们身上，除了一些不幸的特征，像我父亲近乎荒唐的大脚和大块头。”可以用杜波依斯对美国黑人的“两面性”的分析来解释赛珍珠的“他者”视域:“这种双重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常从别人的眼中看自己，觉得在用另一个世界的尺度衡量自己的灵魂……赛珍珠完全融人了中国:“中国农历纪年中有很多节日，每个节日里，人们都要作特定的美餐，都有愉快的活动，孩子们都有特定的玩具。她的两个童年世界差不多合二为一了。她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白人，觉得即使自己不算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但“身上的中国人成分已经不少了”。1902年至1905年，一位老秀才—孔先生教她读书写字，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和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让她受益匪浅。她坦言:“小时候从孔先生那里我学到了初步的人生哲理。1921至1934年，赛珍珠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期间，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文学史，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这使她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赛珍珠说中国话，与中国的孩子一块玩中国游戏，上中国先生的课，吃中国仆人做的饭，听中国的故事，过中国的节日，还目睹了中国婚丧嫁娶等各种人生仪式，从这些经历中习得的知识对她后来的创作都很有用处。
二、亲身体验中国各种文化生活
在中国漫长的生活中，赛珍珠对这个东方古国的民风有了更深切的体验。特别是，1917年她嫁给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以后，在皖北土地贫膺、经济落后的宿县，夫妇俩居住了近五年。赛珍珠广泛接触农民，走访农家成了她“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她积累了许多乡土人情的素材。她说:“每个节日或生日都有说不完的笑料;每次婚丧嫁娶都够谈笑几天的。”“如果你能彻底分享中国人的生活，你就能感到其中充满了乐趣。在农民当中，她“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感受到了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善良，以及面对天灾人祸的相交煎逼而抱有的乐天知命的态度，由此萌生了她写作的动机:写出“为敬爱的中国农民和老百姓所感到的义愤”。
新文化运动让赛珍珠激动和亢奋:“在这时间住在中国，是再好不过的了，而且我的年龄也正合适。我年轻，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又懂英汉两种语言……有两个时间段，赛珍珠身处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
第一个时间段是1914年至1917年。赛珍珠目睹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来的中国社会变化:男人们剪掉辫子，女人们放开小脚;教会学校坚持讲授西方科学和数学，而非中国的古代经典和文学;新派学者拥护德漠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赛珍珠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倡导白话运动，林纤翻译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年轻人开始读小说、创作小说……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论文摘要: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普遍存在的特征性、符号性为出发点，诊释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神韵与魅力，使之同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相互融合，并结合设计符号学理论，将西方的简约主义与中国传统丈化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扬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艺术魅力与创造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简约之美及其特征性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物物，均证明了我国古代在设计艺术方面不仅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创造出了许多经典的范例，令世人惊叹。无论是在诗歌、书画、等方面，崇尚返璞归真的风尚在我国古已有之，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老子“少则得，多则惑”，归真返朴，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又如墨子等古人尚俭、节用，以及重设计功能反对无谓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为评判标准的“质真而素朴”的设计审美情趣。这些思想和主张无疑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驱米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有异曲同工之理。我国的山水画特别重视疏朗和留白，有人甚至认为一幅画的好坏之处全在于留白。留白并不是虚无，正是画面的大片留白之处赋予了书画以无限的生命力和想象力，正所谓“无画处皆成妙景”。
我国的古典园林在建造上的主旨是要“相地适宜，构园得体”要“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在建筑上最能体现简约思想的要数我国的桥梁设计。如建造于隋朝时期的赵州桥以它独有的单跨式拱型样式，体现了其设计的质朴与简约。在室内陈设设计中，最能体现古代简约思想，做到型简而质美，当数明式家具的设计。明式家具把材料选择，工艺制作，使用功能，审美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达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它在构造上不仅讲求外观素雅简朴，而且在使用功能上充分符合现代设计中人体工程学的要求。总之，中国古代传统艺术主要遵从的法则有:天真、自然、平淡、质朴等，这些也都是简约之美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形式和美学思想上有一个总的特征一一-兼容并蓄，广采博收。
二、现代简约主义与简约性设计
20世纪90年代，简约主义自北欧的瑞典兴起，它凭借简单而实用的形式、天然绿色的材料，成为瑞典先锋设计的主流。简约主义发展至今，虽然在造型上做到没有任何装饰、减少到几乎无以复加，但是很注意简单的几何造型的典雅，因此达到简单但是丰富的效果。进人二十一世纪，随着材料学的发展，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性设计等思想的发展，简约主义又一次进人了大众的视野。
简约不是“单纯简化”，而是设计者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和前卫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综合体现。现代简约主义风格在人文、美学、风俗及行为科学、环境学理论等方面在设计上已有所体现，即在设计上体现人性的需求，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不断扩大和延伸设计的内涵，使人们在获得使用舒适的同时，还要获得简洁、便利所带来的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放松。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简约主义设计风格更是融人了“绿色设计”的理念，这也是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使今天的简约主义设计更强调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在整个设计中也更趋向于人性化。
三、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所体现的简约之美
设计本身就是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对符号运用得是否合理与准确，是设计作品成败的关键。设计者成功地挑选、组合、转换、再生这些元素，汇集成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符号，使之成为自身与大众共同认可的符号，准确完整地传达信息，这一设计思维过程才是圆满的。
中国传统元素作为一种特殊的设计符号正在广泛的得到发展和运用，而在具体的设计中，认知性是符号语言的生命。例如，我国的几大银行的标志都采用中国古钱币作为基本型，这正是因为古钱币能够准确地传达金融机构这一信息，具有极强的认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