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8:08
【关键词】社会科学客观性；价值判断；价值中立；理想典型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被西方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巨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当代社会科学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社会科学领域史料性著作。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主要讨论了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本文主要对韦伯社会客观性进行探析，并尝试对社会客观性的含义归纳概括出较明确的答案。
一、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比较
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规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学起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对自然规律的发掘总结中发展
起来的。然而规律是对现实的某个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对象是有限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无论是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逻辑所得到的的结论都是有限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不能把规律作为科学唯一“根本的东西”。
（二）规律的价值性
对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对历史现象的前提条件的认识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内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韦伯认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如果不是在个别的关系中建立在个性的生活现实基础上是没有意义的。
（三）社会科学的易变性
韦伯把自立于认识生命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那些学科称之为文化科学，文化科学是狭义上的社会科学。他认为文化科学认识关注的现实和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无论如何间接都是受主观前提制约的，那些价值理念是主观的，文化问题的范围是经常变化的，用来观察和考察它的理论、方法也经常变化。而自然科学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事物的反映，尽管客观世界处在绝对运动中，某个或者某种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对不变的，不受主观限制的。
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规律，只有合规律的才可能是科学上本质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当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会科学的共同概念是价值的复合体。
二、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做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韦伯首先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正是这种区别才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
（一）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关于经验知识的特性，韦伯说道，“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前提条件的，受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经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依据那些唯一赋予它们认识价值的价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说社会科学在经验上的有效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被视为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义，对文化事件进行客观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二）经验知识的变动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任务
尽管经验知识获得意义所根据的具体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价值关系的具体形态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是追逐和构思新的观点和概念，相科学应服务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概念、概念批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是片面的。
通过研究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韦伯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适用的规律与经验知识的目标不同，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经验知识、价值密切相关，经验知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经验知识受价值前提条件的制约，不能根据其有效性来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经验实在，也不是经验实在的模写，而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对经验实在进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断。
三、理想典型与价值判断
与自然科学的“规律” 概念相对应，他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做了简单的论述后，关于如何做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指出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义
韦伯在书中是以抽象的经济理论为例，对理想典型进行了解释，理想典型不是假设但要为假设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要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依据对韦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笔者认为理想典型的内涵在于它是从经验给定的事实提取出设想的因素，综合成为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画卷，抽象地描述和说明现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统地说明个体性、衡量和比较现实的纯逻辑的辅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质上是为了衡量和系统地说明个体性，理想典型是比较和衡量现实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训练的想象力对理想判断作出判断。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认清楚意识到它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理想典型、类概念与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韦伯强调理想典型绝不是类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统计学为例，认为类概念是对经验现象共同特征的简单概括，没有一个类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质，历史联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带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三）价值与理想典型
价值只有作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意义。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体系性价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并非紧密相连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先说一下作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这些理念不再是纯逻辑的辅助手段，不再是用来对现实进行比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对它作出评价性判断由以出发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经验事实与价值发生关系的纯理论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与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种对评价性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与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综上，理想典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较和衡量现实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理想典型的建构，对社会历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现象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对价值判断和理想典型的探讨，可以得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所希求某种东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务于最终希求东西的手段。
四、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
（一）韦伯的价值中立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价值相联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为了维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他提出“价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经济学为例指出人们各自有其自身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为了消除人们主观情感和价值偏见在社会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维护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韦伯强调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祛除基于个人主观好恶的价值判断，从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做出科学判断。
（二）韦伯价值中立的继承与发展
韦伯所处时代社会科学仍处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社会科学研究充斥着政治、道德、宗教的影响。由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他提出了价值中立思想，不过价值中立思想并非韦伯首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都有提出价值与科学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真假意义的陈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主张将价值判断或价值知识逐出哲学领域；而新康德主义哲学则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价值科学，通过价值联系可以揭示和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各种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在二者各执一词的背景之下，韦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场，既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价值中立的思想，同时又从新康德主义那里采纳了价值联系的主张。
（三）价值中立与伪价值中立
与价值中立相应的是伪价值中立，伪价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实际价值判断的表面下，让事实说话或让经验说话，以“价值中立”的名义不允许社会科学出现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认为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可以从经验科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韦伯反对伪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把价值判断排除出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对社会现象或事件的价值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科学家能够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作出价值判断或评价，应当规避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而不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问题和价值判断。
五、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客观性探索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方法，关于社会科学客观性有很多定义，本文着重单从它的特征方面来说明社会客观性的内涵。社会科学客观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纯粹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从自然界获得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社会现实的模写，其特殊性在于社会科学的“主观性”，它的客观性不是与主观性相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它的客观性依赖于人的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研究应始终坚持价值中立的判断标准，是符合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中立，而不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标准。
参考文献
关键词：红色经典；理工院校；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382-02
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是历史的传承和积淀，它以其特有的革命史料、文物、遗址和歌曲等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在观众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在理工院校中红色经典一直处于尴尬的境界。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看待革命人物，我们是无法理解的。通过赏析红色作品，了解时代背景，有助于提升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唤起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
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从1928年至1976年间，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1]。广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的典范性作品[2]。
1.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科技日渐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能够提高理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通过作品本身的再现以及对革命历史的解读，增加对革命信仰的认知能力。这种使自己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像中，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决断都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积极情绪。面对通俗化、自由化、大众化的言论，红色经典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有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色经典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过程中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是因为它长久不衰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使得故事中曲折动人的人物显得清晰明朗，并受到大众的喜爱。任何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其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就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其时代精神[3]。通过宣传红色经典，使在校大学生尤其是理科生时刻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
3.对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促进作用
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体现在其独特的吸引力上，这种吸引力具体表现为其本身具有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功能、巨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它们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4]。一部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迫的过去，需要我们对它的阅读而使内容复活，游览红色旅游区，宣传红色经典而文化，推荐红色经典书籍，使中国的红色经典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努力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活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有效地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继续增长。
在理工院校中，理科生有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读红色经典使他们回顾历史，加强人文思想的交流，使自身的修养得以提高，精神得以净化，更好地丰富理科生的情感，让他们感受那崇高的精神人文气息。同时把握时代命脉，唱响红色旋律，红色经典作为不朽之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逐渐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素养全面提高的过程，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等造成了红色文化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的缺失。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传统的科学技术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万能论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价值的分离，致使科技的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缺少对人文情怀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逐步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人文价值的培养逐渐处于弱化的地位，尤其是在理工院校，红色经典处于尴尬的地位，红色文化的缺失造涵养与职业技能严重比例失调，这将不利于高等院校的平衡协调发展。
2.就业体制的不完善
长期以来，理工院校考虑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其教育主要以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目标，专业的设置和研究方向以技能的培养为课题，旨在塑造一批有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人员，并没有对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做根本性的要求。而当今大学生也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科技，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产业化市场的缺陷造成大学生在人文方面的思想空白，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培养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这是社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这将不利于当代大学生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
3.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
受实用主义影响，高校更加重视实用性更明显、更能产生经济价值的理工科，而将人文学科归为“无用之学”，甚至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5]。再者马克思主义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不健全也给学生错失了很多学习红色人文科学的机会，不理解和抽象性进而造成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且理工院校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设置文科教研室，无法给同学以查阅资料和交流的机会，进而造成大学生的学术成就偏向于各种实验。
三、加强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人文价值的措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红色经典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将会永远影响我们，也给后代留下了更多的参考价值，那段时期的历史值得我们年轻人反思。不容置疑的是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提高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需要以下几个对策。
1.与时俱进，创新形式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表现形式单一、反映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现实时代相去甚远等原因，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与认同意愿。所以对于理工类群体采用通俗易懂的主流文化或富时代性语言编辑文字，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主张运用话剧、表演、歌唱、小品、漫画等灵活形式表达出来，使人们融入当时场景之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改革的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红色频道，使红色文化的形式符合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打造带有时代气息的大众经典红色文化。
2.加强各种宣传方式
很多人普遍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无法给市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红色经典文化的传播渠道日趋缩小，而资源缺乏导致红色经典作品巨大的人文价值功能也无法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应该免费开放红色旅游区域，各个院校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旅游区，了解史料，体会革命烈士洒热血的正面形象，在过去岁月的苦难和奋斗壮歌中，融入民族的记忆，并激励大学生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
红色经典的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如何讲解的困惑性，让其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不少老师在讲解时总是一带而过，这影响了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6]。而科技的广泛深入，使得网络资源丰富，开发网络资源建立红色网站，通过各种论坛形式或红色影苑加强红色经典对大学生的引导和促进，通过红色旋律讲座增强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红色文化，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使文理相互融合建立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积极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学习红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广博的知识吸引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才能承担起高校人文教育的光荣使命。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定期举办读书会，采取以多元化的学生人群为主体，以红色经典书籍为客体，以教师为辅助作用而进行的探讨、分享和领会的形式。师生讨论是读书会的主要特色，通过教师的引导发散思维，大到探讨人生、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畅，但紧紧围绕的一个主题内容应该是红色经典书籍。这种富有娱乐性的课堂在拉近师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有助于在回眸如烟的往事中感悟文学沉浮的命运，有助于在困惑苦闷的彷徨中找到一缕阳光，有助于在世俗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洗礼。通过自由的言论，来探讨学生心中的疑惑，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不同意见和争论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激情，对此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整个世界。
四、结语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有人认为红色经典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没有新颖的形式，时尚的语言，符合都市潮流的时代生活，但是它宣扬的精神信仰与时代主流相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昨天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虽然红色经典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对于理工院校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有显著效果，有利于中国文化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任晓丽.高校红色经典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樊星.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67.
[3]罗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和谐文化建设[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7，（5）.
[4]彭金钢，申曜林.论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J].新余学院学报，2012，（2）.
一、变迁：自近代大学始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起落和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传统经典教育自此从教育体制上被中止了。同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也废止了大学中的经科。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于废止经科的缘由曾这样解释：“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教育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主张废除经科并非是反对传统经典教育，而是由于学科门类的调整，传统儒家经典已分别纳入按照西方学科体制设立的各领域中。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不停的鼓吹尊孔读经，要求大学必须增设经学院，而且要“独立建设，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但很快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儒家经学教育在大学中也逐渐被贬斥，1916年北洋政府又颁布了删除读经的条款。自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经学从大学中被放逐了。之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时候，也强调“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但实际上也只是教育的一个幌子而已。不过我们仔细看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会发现传统经典教育还是通过开设国语、国文课程等方式延续着，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中的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成为了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现代中国传承民族文化经典遗产的最主要载体，如当时的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开设的传统文史课程，都对开展传统经典教育、传承和整理民族传统人文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传统经典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解构。诚然，从历史进程变迁和社会发展时期的需要看，我们要充分肯定近代大学对传统经典教育的批判和废除，但并不是说这种文化教育的价值选择没有历史代价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进一步激进和非理性，几乎所有的儒家典籍被作为封建糟粕而剔出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传统的文史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一律被束之高阁，无人传授和解读，由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真实原貌和深厚内涵被遮蔽，也导致了几代中国大学生对传统经典和民族文化的茫然无知或误解、曲解，进而也影响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众主体文化观念严重退化，对传统文化经典普遍存在陌生感、冷漠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这些经典，民众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官场抑或学界也普遍存在人际交往的世俗化和粗鄙化现象等。“崇洋”、“厚古薄今”已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的“文化无意识”。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深刻指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科学与知识的基础以及知识结构在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且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当代所有大学，不管它位于何方，都基于西方模式。”这种崇尚欧美文化的“文化移民”心态必然忽视了民族文化经典教育，削弱了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故大学发展和整个中国大文明出现“无根”状态也是必然了。
二、意义：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之于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国学热”、“百家讲坛”重新解读经典古籍等的兴起就是例证，说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经典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传统文化经典之于大学教育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一，辩证的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大学的本质属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契合，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得以研究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地也需要传统文化经典的滋养与支撑。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统一的人，是理性、情感与人格协调统一的人，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而要实现大学教育这一根本使命，在众多丰富的教育资源中传统文化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大学应当把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作为体现大学本质属性、实现大学文化使命的根本途径，作为大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专业教育的补充和点缀，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欧美大学开展的通识教育的做法，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模式。笔者认为这或许是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甚至是社会大文化底蕴不足、精神境界不高的治本之策。第二，加强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要求培养质量合格的建设人才；其二，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精神价值独立性的社会实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分工来辐射和影响社会。因此，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学术、知识、技能上的培养，它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通过自身课程、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影响，塑造出求真、创造、高知识、高文明的大学环境，完成对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完全成为人”的社会价值引导功能。传统经典对学生人文修养的熏陶作用，修身治事的指导作用，是其他方式所难以取代的。这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要重视传统经典的教育。第三，从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思想素养和人文素养亟需加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十几年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教育的规模、还是软硬件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对教育目的和教育理念的实施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当前在社会公众视野中，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不断下滑，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和学生培养质量的期望与评价的距离在不断扩大，从近年媒体上出现的对大学生质量和素质的质疑、以及许多相关的负面报道中也略见一斑。诚然，学生素质的下滑，与社会风气和大环境影响有关，但也跟大学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的模糊，教育模式的缺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上的漠视相当严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在人文修养，尤其是传统文化上的修养让人实在失望。#p#分页标题#e#
三、尝试：在理工科学生中进行传统经典教育
笔者基于多年学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试图探索一种与理工科学生现状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经典普及方式。拟定从2011年初开始，笔者在自己所带的三个专业300多名学生中，开设《我读经典》栏目，对经典进行仔细研读，同时尝试注解。试图通过对经典的解读积累理科学生的人文知识、加强他们的自身修养。这一栏目以《弟子规》的注解为第一部分，打算陆续讲解其他传统经典。首先注解训读的传统经典是《弟子规》。之所以选择《弟子规》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弟子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启蒙读物具有典型性。其内容主要是伦理层面的，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人文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得到修养上的提高。其二，《弟子规》语言接近白话，易记好懂，韵味十足，诵读时琅琅上口，也便于注解引申，适宜理工科学生的阅读学习。探索的方式如下:1.在2009级所有的教室里设置《我读经典》栏目，以黑板报的形式给学生选注《弟子规》，选注形式为:把《弟子规》全文分为60个小节，每周解读3小节，共用20周注完。选取与学生修身、求学、处事等密切相关的章句进行注解引申，根据栏目开设的目的和理工科学生的特点，注重从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角度进行引导，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发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2.结合《我读经典》栏目的内容，及时开展各种形式的相关工作。比如，在各班的班会中穿插人文典籍的介绍，每次班会介绍一本人文经典或一个人文学者，并鼓励学生去翻阅相关资料;针对《我读经典》的进程，适时举行相关主题班会、座谈会或讨论会。3.做好《我读经典》栏目效果的反馈，计划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和掌握学生对这一形式的反响和效果。自然，对于经典阅读热潮的讨论和纷争一直未停息过，其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如何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这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对于一些看似简单或者已经盖棺定论的界定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因此，在《我读经典》的尝试中，我决定对典籍和章句的筛选尽量细致，努力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格都得到提升，我知道这是个富有挑战性的尝试。人文教育永远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所谓“润物细无声”是对其最好的描述，它的功效远远大于裸的说教和硬性灌输。尤其是当我们面对90后这些年轻、激情、但容易偏激、任性的青年群体时，我们要重视的是教育方式的革新，要逐渐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得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来发现经典的魅力，体悟其真谛，同时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自身素质。总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如何在大学教育中真正做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还有待于更多的人深入思考和探索。
摘要：经典阅读乃支撑人文学科存在的基础。但人文经典阅读却普遍遭遇冷落，大学人文学科教育亦莫能外。由于本科生经典阅读改善尚有诸多限制，人文学科研究生学习，几乎成为现有状况中实现经典研读目标的最佳也是最后机会。由于学生阅读经典存在各种困难，因而教学方法设计对于帮助学生完成阅读十分重要。鲍姆加藤《美学》研读引导过程剖析，或可提供一个例证说明。
关键词：经典；阅读；人文学科；鲍姆加藤《美学》
中图分类号:I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43-04
一、经典研读的意义
经典阅读，乃是支撑人文学科存在的基础。此为以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学科特性所决定。英国当代哲学家艾耶尔在比较哲学发展时便说：“自然科学的进步所特有的那种直线形式。……物理学的理论就像技术仪器一样，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就要被取代。”［1］(P6)与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由浅入深，由落后到先进的直线替展不同，人文学科发展取立体树状样式。简言之，“哲学等是以视角和层次（或者说‘范式’）的转换方式发展的，而文学艺术则是以累积和扩展的方式发展的。”［2］(P110)无论“范式转换”或是“累积扩展”，都不是否定性取代性的。比如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到语言论的发展，体现的是范式转换，而非认识论取代本体论、语言论取代认识论等。文学更是如此，后来作品和方法不仅不能取代以往的创作，而且不一定比之前作品地位更高。这就是说，人文学科永远必须阅读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不可替代的或者说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原典。
马克思将今人所说的人文学科称之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 ［3］(P489)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学科的又一特征，便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说，人文学科对于物质生产发展似乎“无用”。既没有直接功利作用，又必须阅读绝非现代口语的作品，人文学科的两个特征在当今现实中成为富有冲突的两个方面。于是，人文经典阅读在当下社会中大为冷落，在国人读书总量下滑趋势中跌落最惨。这种状况甚至蔓延至大学人文教育。然而，略有识者皆知，人文学科对于人之为人的品格与境界的培养和提升至关重要。这便是人文学科“无用”中之“大用”。所谓“知识分子”，并非具有专业技术知识者，而是具有人文精神担当意识者。毫无疑问，经典阅读，十分重要。
二、大学文科经典研读的问题与机会
目前中国大学人文学科阅读量则少得多。就本科人文学科教学而论，尽管教师时常也开出参考书目，但阅读者不多，且呈递减趋势，结果近乎虚设。其教学上的原因，便是对阅读缺乏有形要求。上课老师讲，学生记；期末老师考笔记，学生背笔记。一门课下来，十数页笔记足以拿到“优秀”，连教材都不必多读，遑论经典？果有原典阅读，也是全凭个人兴趣，与教学过程无关。而较有人文兴趣的学生，扩招以来明显减少。这固然与当今蔑视读书（不是蔑视考试）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有内在恒常原因。人群中各种兴趣与天赋之间的比例皆有常数，并不随时代演进而发生根本变化。以学问论，有天然兴趣的比例并不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大学的扩招而增加，更何况，处于精神高端的“兴趣”原本就“峣峣者易折”，如今更遭遇厚重物质功利咄咄逼人的挑战。随着各档次学校扩招，比例恒常不变的对专业真正有爱好有兴趣的考生，更多被名气更大学校所网罗，这对一般学校的生源无疑产生很大影响，对其教学来说，无疑更加艰难。再有，尽管高考试题编构已有很大进步，但高考成绩终非鉴别专业天赋爱好的唯一尺度。
当然，对人文经典的爱好并非不能培养。而这种兴趣爱好培养的最佳途径，便是使学生有机会阅读更多经典。这里又回到本文主旨：阅读经典。就教学环节而论，人们自然会问，何以不改变目前“满堂灌满堂记”状况呢？比如吸纳上述国外某些方法？这里又交织着现实条件与传统文化的某些限制。其一，就现实条件而言，由于人口庞大等原因，目前中国大学本科班级人数多在50人以上（至少文科专业普遍如此）。而图书馆藏书量以及新书采购和上架速度等，与理想状态存在很大距离。该教材（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等著《美学基本原理》）初版于1984年，再版于1987年，其时作者当不及见鲍姆加藤《美学》汉译本。然而，2001年“作了一次较大修订”的第3版则不在此例。其二，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学生普遍要求增设技能性课程，致使学生时间资源愈加紧张。其三，由于本科考试普遍采用闭卷式多题型模式（这本身也比较适宜于听课学生较多状况），因此学生不能不因成绩缘故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和考试直接相关的内容上。其四，就传统观念而言，中国历来尊师重教，但同时也划分和凸显出师生之间等级界线。这种影响渗透于从幼儿园伊始的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因此即使到了大学，学生们依然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写，学生记”这样一个基本模式。以上种种，导致在当今本科人文学科教学中，难以布置更多专文和读书报告写作以及课堂呈现讨论等内容，广泛阅读与深入思考，也终究难以落实。社会上冷落经典，大学无从为力。本科教学中加强经典阅读，又一时难以具备条件。如是看来，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大概是现有状况中从根本上实现经典研读目标的最佳也是最后机会。从培养目标上说，研究生教育带有更为明显的专业性研究性，经典阅读的必要性大为突出。从教学条件上说，此时研读经典也具备了基本条件，如人数不是太多，学生年龄略长，具备一定基础，思考能力较强，比较容易克服传统教学之弊。从教学质量上说，研读经典是提高人文专业学习质量的有效途径。人文“专业”的形成，便是由相关经典的生发、支撑和不断解读、诠释而来。因此，就人文学科而言，真正步入专业学习，必须经由经典的研读。目前，除了英语等公共课而外，人文学科研究生教学中并无什么“标准”教材。尽管从某种角度说这也许是一种不足，但也表明人文学科研究生的真正“教材”，就是各种经典。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布置经典阅读课业之后，教师又该在课堂上讲什么呢？经典大多与当前语境相隔遥远，人文学科研究生的课堂教学，无疑应以经典为结点，在逻辑与历史维度中给予展开说明。为使论题集中有效，以下根据一般高校文科教学实际，以研究生美学类课程中鲍姆加藤《美学》原典学习为例，就此略作论述，就教方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83-02
2011年5月，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依据和根源。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固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党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
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和不断传承的优良品质，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学习和应用。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就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熟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并强调不断提高全体党员干部无产阶级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同志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并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与此同时，他向全党发出了“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并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原著，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为更好地解决当时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向全党提议，要求全党干部同志潜心研读斯大林的两本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挤出时间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增加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及培养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3.改革开放新时期。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读原著“要精，要管用”，大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运动。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多次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党的一项意义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不但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要求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深入研习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华。
4.2011年5月，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们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们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性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3]。
二、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在新形势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要，更是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打造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然要求。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相结合。领导干部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主导地位，同时把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2.坚持以原著为主，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曾经在谈到如何学习《资本论》时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4]。要真正领悟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思想逻辑，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是其必然选择。因此，一定要坚持读原著为主的原则。
3.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紧密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道路上。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学习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戒律，更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用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做出符合时代需要、国情需要和现实需要的创新理论。
4.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原则，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研究解决关系到党的建设、人民幸福、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要将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不断追寻解决在党和国家发展遇到的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发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科学指导实践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本目的。
三、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党建工作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仅是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动力。长期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党的建设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1.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的科学方式，而且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并经受住各种考验的重要途径。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增强党的防腐拒变能力，提高抵制各种主义思潮的能力，在诱惑面前始终不渝地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2.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是培养中国共产党科学理论思维的必备课，又是增强全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的必然选择。指出，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过程，可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培养党员干部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崇高风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从而实现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党的领导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够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的科学理论思维水平，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增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
3.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导实际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解决社会实践中新问题、新矛盾的有效手段。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的重要著作与学习《邓小平文选》《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5]。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运用到实践中，检验学习的成效，更好地指导实践，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者永恒的追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执政为民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N].人民日报，2011-05-16.
一、一部权利法案-中国民法典制定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国家废除了的六法全书，建立将要实行民主和赋予人民充分的权利的新政府。抛开虚无飘渺的“神授权利”的自然法的理论不谈，我必须承认的是，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权利均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权利的产生都是良法构筑和赋予的。没有具体良法的制定和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构建，民主和权利都将失去依托的平台。自然在废除了六法全书之后，如果不能建立一套科学、民主的法律体系，建立民主的政权和赋予人民充分的民主均将成为一句空话。从1954年宪法的颁布及变迁到刑法典、相关诉讼法典的制定和修正，中国政府虽然努力着完善着法律体系的建立，构筑着民主和权利依托的平台，但是在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法律理念的情况下，目的与效果相去甚远。虽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构筑，但是这种宣誓性的权利在没有具体的部门法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宣誓罢了，因为在中国宪法并不能成为公民行使和保护自己权利的依据。而刑法典及相关诉讼法典也只能从保护局部人的局部权利，而对与每个人，每个人的具体生活都紧密联系的相关权利却缺乏一部法典的规划，这就是中国民法典的缺失。
作为自然人而言，无论到了什么时代，“衣食住行”都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这些需要是个体的基本权利，物质权利的取得和享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为了这些基本需要，交易自然必不可少，因而为了规制利益的均衡，保护交易的安全和高效也十分重要。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婚丧嫁娶也是与每个人密不可分的，在这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地位与身份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物质需求自然是愈来愈有内涵，同时人的精神需求也会应运而生，渴望地位的平等和人格的尊重成为个体的迫切愿望。社会财富的有限性和自然人攫取利益欲望的无限性从来都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矛盾体。因此，赋予个体获得利益的权利是个体生存的第一需要，同时使得权利得以行使并且制止权利的侵害和权利的受损救济是个体存续和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如此，由自然组成的各种组织体也将遵循这样的逻辑和规律。而权利的赋予和救济的依据只能是良好的法律。民法恰恰是调整社会上的自然人与组织体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需要，并且维护社会交易安全、高效的最基本的法律，她是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权利的直接来源，因此，一部科学、善良、公平的民法典才是一部真正的权利法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调整社会主体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基本法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虽然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但是就今天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客观要求来说，制定民法典取代通则已经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的尊重，充分发挥主体的社会能动性和创造力，反对政府等部门的不当干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民法典的本质在于赋予社会主体独立和平等的人格，充分赋予和保护主体权利，使得社会主体的善良愿望得以实现，舒张个体的精神自由，进而启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构筑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因此，可以说，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法典。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体制的基础。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制定一部科学的民法典，不能及时的构筑社会个体的权利的赋予和保护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是一句空话。
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有着正义感和良知的人的善良愿望。社会的和谐固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从制度上构筑和谐的体制和从思想和理念上铸造权利的理念从来是一个不可获取的因素，反之，制度的缺损和思想的匮乏也将对现实社会的物质创造力构成严重的阻碍，因为一个不和谐社会是一个众多个体之间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它将严重压抑的个体创造的积极性，并且在一定情况下会引发个体的愤恨和不满，进而将这种愤恨和不满发泄出来实质性的破坏社会的和谐。相反，只有社会走向和谐，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众多个体之间彼此尊重人格和各自善良愿望的社会，社会只有使得个体的人格得到尊重，使得个体的善良愿望得到满足才能走向和谐。但是就人的本能而言，其都一种对有限利益夺占的天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通过对正义和良知的吸收，都会很好的压制这种天性。而少数人的贪婪和懒惰的思想和行为得不到纠正和规制必将对大多数人人格和善良的愿望构成损害，进而使得社会个体变得不平等。因此，这进一步说明社会离不开法的赋予和规制，离不开公平正义的法思想的熏陶和教化。就社会的发展历史而看，制度的建设一般都需要一套或者众多零散但是理念相似的思想的作为铺垫，并且需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个体的争取。这种争取有时在社会物质基础已经十分发达，但是因为执政者的懒惰、或者麻木而缺乏构筑先进制度的激情的情况下，将会变得十分的迫切和而有实际意义。构筑和谐社会，就是构筑一定程度的上的平等社会，就本质而言，个体平等的首要前提在于权利的赋予，反之争取平等就是争取权利。民法典的建立就是这种“权利意识”发展的结果，相反他所承载的权利制度确又会有力的促使着社会权利意识的进步。
从几千年的古埃及到现在的美利坚，当我们在寻找法律的印记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人类的权利意识是如此早的起源而慨叹，都会被几千年来人类为了争取权利所作的斗争而感到热血沸腾。事实上正是这种不懈的斗争，在有利的推动者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今天，总是有很多人在
问，中国将走向何方？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走向富强，但是我要说的是，走向富强的中国首先应当是走向权利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天的中国所创造物质财富可以避免《埃塞阿比亚民法典》因为社会的贫穷和动荡而无法实施的悲哀。中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冲劲在飞速的前进着，但是在为我们国家创造了欣欣向荣的现代文明而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无法掩饰我们内心的沉重。因为，这个社会还不是一个整体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的人格和善良愿望还没有等到充分的尊重，甚至恶意践踏的行为也是习以为常了。我们必须睁开眼睛扫描一下社会的沉重。当包工头们正在将花花绿绿的钞票一掷千金的抛向歌厅、舞厅、餐厅的时候，建筑民工们却在苦苦的等待着自己那血汗换来的微薄工资的兑现，而不要想象家中儿女的等待的辛酸；当那些矿长、老总们的红顶子愈发光亮的时候，我们忽视了每年成千上万煤炭工人的生命和鲜血，更不要说亲人失去后，可怜的妻女获得的微薄的补偿；当只有真凶出现时，我们才能发现又冤枉了一个好人，这种不吸取教训的行为将是何样震撼；当“祖国呀，我只是摆一个小摊”的帖子大规模的流行于网上时，这是何等的悲凉；当看见一个个上访者衣着褴褛的形态，呆滞无光的表情，倾听着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历程，我看到了他的艰辛，也似乎看到了他身后的冤屈，同时我看到了一些部门的麻木和无情；
社会的不和谐和沉重反映出了社会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不尊重和个体善良愿望的打击，因此争取权利是社会走向和谐的必然之路。但是权利必须借助于法律为依托，因此，承载着社会个体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民法典便显得愈发重要和沉重，使得他的诞生显得如此的艰辛和漫长。而历史也不止一次的印证着这个道理，《法国民法典》借助于拿破仑的巨大不可抵制的力量才突破封建势力的封锁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时代，德国民法典从哪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开始，历经百年才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可磨灭的经典，而二者均成为两国强大繁荣，经久不衰的有利保障。同样，中国民法典的诞生也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从建国到现在，历经五十余年，我们终于听到了民法典即将诞生的声音。
《为权利而斗争》，这是德国大法学家耶林的不朽名著，我想抛开当时社会历史局限不谈，每个真正的法律人在拜读这部经典之著时，都会被作者那酣畅淋漓的笔触所深深地感染，都会被书中那气势磅礴、振耳发聩的呐喊所震撼，而此时那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正义和良知也会受此鼓舞而迸发出久违的激情。如同当年的革命者高唱国际歌一样，这部不朽名著同样在激励着每一个真正的法律人在为争取自己和大众的权利而非暴力的斗争着。《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民法学家梁彗星教授喊出了众人的心声。为民法典而斗争，就是为权利而斗争，民法典是中国未来真正的权利法案，她将是一部权利的宣言，一面引领前进的旗帜，号召和带领中国走向和谐。
二、民法典论战中的思考。
民法典的制定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因此，民法典的制定牵动着每个法律人的心。自国家提出制定民法典并开始进行起草工作以来，各位法律人表现出了对民事法学从未有过的关注。因此，围绕着民法典的制定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不能与萨维尼与蒂堡的论战相比，但是她仍然没有结束，还在持续。就作用而言，她已经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指明了大方向，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阐述一下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一）民法典论战的必要性
首先，民法典的论战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受制于时代的限制和法学研究的经验不足的限制，法学界在政府决定制定民法典之前，鲜见有人对民法典的范围，体系、具体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民法典的研究缺乏宏观上的规划。过去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民法中的分支如合同、物权、债权、侵权孤立探讨，没有将民法的总体结构勾画出来，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学体系。而在民法典的论战中，以梁彗星、王立明、徐国栋等学者为代表的法学家开始高屋建瓴的对民法典的体系和内在的逻辑展开的探讨，在这一系列的探讨中，内容涉及民法典的具体涵盖的范围（如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离）、民事主体的设置（第三主体）、民事权利（如物权体系的构建，人格权的独立性、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地位、物权、债权概念的合理性）、 民事客体的范围等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
历史事实证明，一个伟大的法典的诞生，必须以宏大、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只有将一套科学、宏大的民事法律理论体系加以科学的浓缩和升华，才能与时俱进的制定一部与时代脉搏的跳动相一致的法典。事实上，正是对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古罗马理论和立法实践的总结，才诞生了承上启下的西方民法史上的骄子-法国民法典（1），正是经过以萨维尼、蒂堡为首的上百年的论战，随着潘得克顿体系得形成才诞生了伟大得德国民法典。因此，如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伟大的变革一样，作为深刻影响人民民事生活的法律-民法典的诞生同样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铺垫。
中国几千的封建制度，实行刑民合一的法律制度和传统，重刑轻民的思想严重限制了中国民事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民事法律思维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中是十分匮乏的。就理论界而言，在没有任何可以继承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哪从西方学来的皮毛，受制于本身传统文化的限制和时代的打压，从来都是支离破碎，而缺乏系统的整理。因此，在总结历史，借鉴别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准确的把握历史的脉搏，创造中国系统的民法理论至关重要。
其次，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制定民法典需要科学的理论前瞻。
自上个世纪的80时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平着进行翻天腹地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与政治变革不同，经济和民商生活的变革的力度和脚步愈来愈大。经过二十几年的变革，中国已经全面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有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和调整社会新事物的产生，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民事主体、物权体系、债权体系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无形财产的权利体系愈发丰满，社会交易的广泛性和新颖性使得合同的范围愈来愈宽，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情况下，人民对自己精神和人格的满足和尊重看的越发重要，以身份为纽带的亲属、婚姻、继承、收养等民事关系也打上很深时代的烙印，凡此种种，表明社会的变革需要完备科学的法律规范来加以有效调整。民法典的制定正是这种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但是，这种变革毕竟没有结束，未来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时无法全部能预料的，这种捉摸不定的可能的对民法典提出了严肃的挑战，那就是民法典应当对未来变革中某种可能作出前瞻性的规范。作为国家法律心脏，民法典的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承载着这个时代重大的法律精神和理念。一个需要稳定的民法典与一个必须具有前瞻性的民法典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为了将这种矛盾和冲突降至最小，就必须提高民法典的立法预测，这就需要在制定民法典之前对未来的社会变革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大胆的设想，寻找未来发生事实的科学依据，进而对症下药的将这些问题纳入民法典规范的轨道上来。
（二）民法典论战的重点和特征及观点综述。
当年在制定德国民法典的过程中，萨维尼和蒂堡论战的主要交锋点在于是否应当编撰民法典，双方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将辩论提升到社会和历史各个方面，尤其以萨维尼为代表其从法的起源，到当时社会的历史现实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进而作为自己的论据。可见，那场辩论的范围和探讨的深度是广泛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广泛深度的辩论才真正催生了历史法学派的诞生。因此，这场辩论又有着很深的政治和
社会学的味道，显得饱满风韵。相对于是否制定民法典而言，中国民法典的论战的交锋点在于民法典的体系的编撰上，在这场论战中大家关注于民法典的既有范例的吸收与批判，谈论的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在这场论战中，论战者也对相关民法典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我国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讨，并就民法典的体系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因此可以说与德国民法典的论战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1、民法典论战的集中点-体系之争。
关于体系之争的相关文献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和文献，第一部分（宏观规划）：（1）、梁彗星教授的《民法典制订的三条思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体系从宏观上进行了总结和分类。作者将民法典的制定分为三条思路，第一为松散式：“中国如果制定民法典，不需要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我们已经有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物权法正在起草当中，再将民法通则稍加修改，将这些部分编纂在一起，就构成了民法典。这个方案的特征为强调民法典内部为一个松散的体系。不管民法典内部的逻辑性、体系性，类似于邦联制、联邦制国家各州间的关系，每一个部分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第二为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模式，该模式以人身和财产两大关系为纽带，立足于对人性的充分尊重，主张回归罗马。借鉴盖由斯总结的罗马法的“人法、物法、诉讼”的三分法，该模式的民法典的设计为两编：第一编为人身关系法，第二编为财产关系法。每编再分为四个分编，人身关系法包括：自然人法、亲属法、法人法、继承法；财产关系法中包括：物权、债权总则、各种合同、知识产权。在这些之前加一个序，包括法律行为、、时效、期日、期间等。在后面加一个附编，内容为国际私法，即冲突法规范。第三以作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模式，即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全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制定一部逻辑严密法典，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主张借鉴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经验和逻辑体系，该模式民法典的设计定为七编制。包括：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债权行为、亲属、知识产权。（2）、徐国栋教授的《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该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其实不存在三种模式，即将松散式的民法典的编撰模式排除在外。事实上，只存在两种模式，既以梁彗星教授为代表的物文主义模式和以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模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论证划分人文和物文的切入点在于“重要性”，即物文主义的要害在于将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放在了人格权的前面，物重人轻。而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来说，人本身的权益主要是人格权是比财产要重要的，因此物文主义是逆时代而动，应当被淘汰。进而作者提出了以“人文主义”为旗号的新的民法典的编撰思路，在这种思路中，为了突出人和人格的重要性，在设计民法典大体系的编排上，应当将人法放在民法典的首部，强调民法典的主体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彰显人性。（3）、王利明教授的《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张民法典的体系华十分重要，但并没有主张制定民法典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主义，作者表明中国民法典从中国发的历史继受和现实国情出发，应当借鉴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但是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借鉴。作者深入的表明，德国民法典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产物，其制定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与当今的现代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全面抄袭和照搬德国民法典都是不负责的态度。应当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以德国的体制为蓝本加以完善和创新。（4）、江平教授《制订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作者在本文中表达了一种思想，即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不要局限于大陆法系法典的借鉴，应当适当的借鉴一下英美法系法的开发性。具体而言，民法典不要过于封闭，应当在以下方面充分表现他的开放性，即主体地位和资格的开放应是整个民法典成为开放型的基础；民事权利的开放应是一部开放型民法典的灵魂；民法典中行为的开放自由应是开放型民法典的主线；有关民事责任方面法律规定的开放实质上是给予权利人权利救济手段多样化的问题。5、马俊驹教授《对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几个焦点问题的粗浅看法》。作者在文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出民法典的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主义和模式，但是却很细致微观的介绍了民法典的具体编排。作者首先阐述了民事主体中合伙的法律地位确认问题，然后阐述重新构建法人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国家为特殊的民事主体的主体框架；然后作者阐述了物权中应当注重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规范，协调债权与合同和侵权行为的关系，作者尤其强调人格权的保护，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同时强调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了第一编 总则、第二编 财产与财产权 第三编 物权、第四编 合同（该编的最后一章为准合同，共分三节。第一节不当得利，第二节无因管理，第三节非债清偿。）第五编 人格权、第六编 亲属、第七编 继承、第八编 侵权行为、第九编 民法的适用的九编体系。
关于民法典制定第二部分即微观探讨的文章有：（1）、王利明教授《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作者从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出发，认为在编排民法典时应当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以弥补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不足。中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和侵权行为法编家研讨会讨论综述也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予以了确认。（2）、尹田教授的《论人格权及其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应有地位》和米建教授的《民法编纂 人格权不宜独立成编》两篇文章却以人格权系宪法权利，法人无人格等理由主张人格权不宜单独成编。（3）、崔建远教授《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一文从债权的非财产性出发，深刻剖析了债与侵权行为的关系，进而论证了民法典中应当制定债法总则。通过对以上文章及相关观点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法典的体系之争中存在众多的不同意见，几个典型的模式之间也存在重大的差别，民法典最终采用何种体系还不能最终决定。但是，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一稿）的诞生预示着民法典将采用的体系的大方向。该草案设计的民法典的体系如下：第一编 总则 第二编 物权法 第三编 合同法 第四编人格权法 第五编 婚姻法 第六编 收养法 第七编 继承法 第八编侵权行为法 第九编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2、民法典论战观点的趋于一致性观点的归纳。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在我们总结主流观点和从立法实际上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某些观点经过争论和立法实践的采纳已经趋于一致。具体归纳如下：
（1）、民法典将采用 “民商合一”的大民法的体制。笔者赞同这种说法，并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法律的本质再于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就社会主体关系而言，如同梁彗星教授所言“社会生活分为政治生活和民事生活”（2），调整政治生活的法律为公法具体表现为宪法和行政法等，而调整社会主体民事生活的法律即为私法，民法是整个私法的心脏和基础，其所本身肩负对社会民事生活的各个方面调整的天然职能。就今天的历史环境而言，民法典是规范社会主体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进行民事活动的法律，是社会主体民事权利承载的集大成者。因此，制定民法典，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规定民事主体的婚姻、亲属、继承等传统的民事关系，而应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对社会主体关系中最重要的商品的生产、交换等行为作出规定。商法的特点在于主体为商人，行为在于交换，而这些特点都将会被反映市场经济特征的大民法所包容。此外，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在进行交易时的自愿、诚实信用、主体地位的平等性等原则也均是市场经济中商事主体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以这些原则来统领商事行为和其他的民事行为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再有，商事活动的客体-物（及其他权利）、商事活动的媒介
（合同）均是传统的民事法律统辖的范围，鉴于这种同一性，民商合一也是符合理论和社会现实的。
（2）民法典应当设立“总则”。在民法典的论战中，多数人主张民法典应当设立总则，只有极少数学者在设计时借鉴法国民法典的立法例没有设计总则，但是没有有利的论证加以说明。结合民法典草案的出台，可以看出，民法典设计总则应当是一个趋于一致性的概念。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首先，总则是任何法典内在逻辑性的必然要求。法典的特点在于其系统的规定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其中规范的内容和范围均是复杂和宽泛的，因此，其需要有总体式的规范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共性加以有效的规范，来统领不同行为的个性，以避免重复不休的规定着具有相同特征的事件和行为，这也是节约立法资源和提高立法技术的必然要求。其次，就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世界商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典均有设定总则的立法惯例。再次，设定总则是贯彻民商合一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商事活动的新颖性和复杂性均不是完全能预料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设定一些高度概括又有预见性的东西才能有效调整商事活动的复杂性。
（三）、民法典制定应遵循的理念－对争论中异议的辨析。
各个论战者在阐述自己的民法典的结构时都有着自己的理论依据。如梁彗星教授立注于对中国现实的把握、徐国栋教授则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力主将人身关系放在财产关系之前规定，很显然作者更注重民法典的逻辑性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按照刘彤海律师的“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3）观点来设计民法典的结构是一个不错的理论纲领。即民法典结构的设计不要局限于严格的逻辑体系，应当考虑本国的法制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并在借鉴其他先进立法例。
1、从国情出发我们既不应回归罗马也不应照搬德国。
在中国民法典的争论过程中，主张回归罗马和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历史的影响而言，以罗马法经典《法学阶梯》的三编为蓝本的法国民法典和潘德克顿法学派思想集大成者的五编的德国民法典均是人类历史法制发展过程中的不朽经典。纵观其他国家在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无不对这两部经典的立法例和其承载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制定的民法典就间接的抄袭了德国民法典。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部法典制定毕竟是一百年、二百年前的事情了，在社会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果不对今天的现实进行关注而单存的迷信这两步法典，就会给人以一种“抱残守缺”的保守形象。因此，中国制定民法典不应固定的以哪一个模本来抄袭。而应借鉴发展。其实，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潘德克顿法学家在对罗马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之后，总结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制定的。可以说，德国民法典才是罗马法最大的继承和发扬者。同样我们今天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但是我们应当加以鉴别，比如德国民法典那种被耶林批判为“概念天堂”的难以实际操作的令人费解的概念就可以抛弃，比如物权行为理论，我们的民法典没有必要人为的制造麻烦而加以引用。
2、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现有法律资源的利用是制定民法典考虑的关键。
笔者认为，制定一部法律关键应当考虑是实际上所应和所能调整的社会关系，就民法典而言，其调整应当为财产和人身两大关系，我们可以预料的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近几百年内，民法对商品的交换和保护的调整的范围和数量将远远大于对人身关系的调整，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应回避的问题，如果说社会真的有一天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在修改和废除相关的法律也决不会显得匆忙和显得我们的立法没有前瞻性。基于民法实际调整的范围而言，物权、债权应当列为民法典的规定的重点，放在前面。因此，将人身关系单列出来放在民法典的首部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调整的范围的。
社会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进步和人民对和谐社会的追求要求法律必须尊重人本身的价值。因此，民法在调整民事主体身份关系的同时，应当强调对人格权益的保护，因此将人格权独立出来单列是客观必然的，而从法律的实际的调整效果和各国立法的先例而言，没有必要将人格权放在物权的前边以反映的他的重要性，就目前的社会现实来说，人格权独立成编足以反映了对其的重视，况且就本质而言，保护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物权及相关交易的行为，也是对人本身的尊严的保护。社会的发展，人们社会活动的频繁使得侵犯别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主体本身权利意识的提高，使得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得到的救济变得愈发重要，因此，为了更好的制止侵权和保护权利，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为客观必然。
一个国家在立法时应该要求法典本身的逻辑严密性，但是不应当对既有法律熟视无睹，否则不仅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会造成新法带来的理念和习惯与实行旧法本身的理念和习惯的重大冲突。从逻辑上说，婚姻、收养、继承均属于亲权法的范畴，将此三点列入亲属法将更符合逻辑。但是，我们的现有的立法情况是，我们的婚姻、继承、收养都有独立的法律规范。将之统统作废仅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会造成新法带来的理念和习惯与实行旧法本身的理念和习惯的重大冲突。因此，单独设编制定亲属法的想法不可取。相反，从中国几十年的法统来说，废除债权的概念和不设债权总则都是不可想象的。
3、以发展的思维制定民法典。
众所周知，民事主体和民事权利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因此，僵硬死板的规定相关部分的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虽然具有大陆法系的法统，但是我们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例如注重民法典规定的灵活性。比如在规定用益物权和人格权时一定考虑他们的扩张性，留有其他单行法补充的余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任意过度，否则将造成民法典图有虚名，只是一个松散的大杂烩。
注释：
（1）《论法国民法典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叶秋华。
（2）《民法典制订的三条思路》梁彗星。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主题词】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宝藏”与“山岳”科学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本文探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指出如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体现“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体现为以“安贫乐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奇技淫巧”论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以“大同”主义、“礼运”精神为号召的中国古典“公有”论。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宝藏”存在于“山岳”，经由对传统的珍视、扬弃与弘扬，对“山岳”的攀越、“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为“宝藏”。反之，任“山岳”为“原生态”的存在，其必为中国现展的“精神大山”。笔者站在这样的思考平台上，尝试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作思想的梳理。
一、对“物质论”、“科学论”的深刻省视与“幸福论”、“非富国论”的提出
杜亚泉1918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自己生活的地球，居然变成“物质主义大炽”的地狱。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叔本华的“意志论”，争相登台，一概演化为强权主义。西方在堕落中，宗教本位的希伯来文化惨遭破坏，理性本位的希腊思想也被“蔑弃无遗”。世界失去道德的界限，“权利”与“意志”成为人间的主宰。“国是之沦丧”、“教育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诸多弊端，源出于一，此谓“物质主义”。
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看来，西洋学说尚未传入之时，中国人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而今西学大盛，“纲常”失坠，国民迷茫。值此现状，杜亚泉主张师法周公、孔、孟，实行“文化统整”。“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当代之“整统”，即为集孔孟之大成，拒西学之邪说。1
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对曾经向往过的欧洲文明大失所望。他告诉人们，世界大战的炮声给了世界一个莫大的刺激,自己的人生观也因此发生“大变化”。他确认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他为西方的前途悲哀，认定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他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会国家，“万不能以科学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这个道理，迷信“物质”与“科学”，实在是“务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圆，知往而不知返”。2梁启超告戒国人：欧洲人长期做着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醒了过来，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3章士钊沿袭清末顽固派的口吻，将科学与“奇技淫巧”相提并论。他反复宣传：中国本有农家淳厚之风，而今“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丧。如此以往，中国一天天走向沦亡，恐怕就要害在工业国之“物质文明”。
反思主义者提出“幸福论”，与“物质论”与“科学论”作思想的对峙，进而提出“非富国论”与“非富强论”，力陈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均“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岂可“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章士钊坚决发愿：“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梁启超用他惯习的“情感的笔触”，将“富强”、“物质”，比喻是一个“大黑影”。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现在是走在路上的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的凄惶痛苦。
梁启超庆幸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为不要再去追那个影子了，并且还广播“幸福”种子于世界。他牢记中国人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对于人类的幸福,应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取消“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让世界和中国一道，“安贫乐道”。4
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一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5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一场梦”！6
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7。
章太炎早在1907年写《讨满洲檄》时就说过：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8梁漱溟将章太炎说的“泰西文明”，称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势将“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这是一条食利者“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辙”。9
反思主义者反对“商业精神”，此乃“商业精神”本于“竞争精神”，而此“竞争”为人类理念所悖，为“农国精神”所无。他们强调：“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为中国“农国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是西洋“工国精神”之恶政，任“竞争”滋长而无阻，必导致世界大乱、国家不安。10
1922年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11
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岁江淮之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12
章士钊认为工商立国有二恶。其一，造成“乡里”与“通都”的格差对立：“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贫富两阶，相去太殊”。13
反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与中国原来都有其“建国之本原”及所谓“国本”。“工商”与“市场”不符合中国立国“本原”，绝非中国“国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章士钊在《农国辩》一文中说：中国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有为，无足贵争”。14
章士钊论“国本”乃中国延续数千年不坠的固有传统与习惯。“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以农立国”向来是中国的“国本”，怎么可以另择道路。他很了解“国本”，因此“谋国至此，可无遗憾”。
有“国本”，还应该有“国是”。1923年他写《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国是”论：中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15
章士钊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及二十世纪初仅有的一点工商进步，都贱视为违背“国本”的歧路旁门。中国“工商”与“市场”发展了，他就不幸与郁闷。发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与通畅。“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16
既然工业立国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国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农业立国。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也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梁漱溟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杨开道则称：过去的中国本是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除去农业，何以立足。17
三、“大同主义”的再弘扬与“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的新阐述
1902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述论建立在农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大同社会愿景。在此社会中，“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有了土地公产还不够，还要实行“资本”公产。具体而言，一是“公商”：“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政府商部统之”；二是“公工”，“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18
孙中山也受到“大同主义”的影响，特为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精神，成为民生主义的强力思想依托。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19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着重将“民生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以后具体充实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节制资本”。孙中山将这样的思想与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作等同的思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
“大同主义”现代承接的结果，是把财富私有视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的时候，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讲到“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话，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象忍耐不得。”张君劢则主张：“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尊社会之公道，然限个人之自由，“废除私有制收归社会所有，化私人经济而归国有”。21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由反对财富私有而主张产品平均分配。王国维说：“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人治政，未有不务均中者”。22张君劢认识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样的社会“除生命财产之保护上所必要的干涉至最少限度外，政府不应再有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应一律停止”；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最高原则”。23他反复权衡，觉得这样的制度不适于中国，“均平寡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传统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看，他有旧社会的幻想，然而即使激进如斯的他，也对中国古典社会主义颔首赞同，大力鼓吹。他说：既然没有了政府，那么“人民共产，无统治被统治之分，然后物质文明，力求进步，以利益民众，斯为善政。”24
他反对清末新政，因为“新政”包藏着“兴实业”与发展资本家的内容。他历数新政危害在于：
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不克支持”，“既奖励资本家，至不惜封以崇爵，不出数年，舍资本家之外，殆无一而非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劳力辱身，而所制物品，其利咸属于富民，以视工商之自由营业者，果孰利而孰害耶？加以实业既兴，则贫民为富民所制，豪商奸贾，权势日伸，因富而而贵。25
他进而反对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活动，斥其为“病民之根”：“中国自古迄今，凡朝廷之变法，恒与民变表里。王莽变法而新亡，荆公变法而宋弱。盖举行新政，名曰图富强，则尤为病民之根。”
反思主义者主张高度集中管理的“统制”论，而梁漱溟则是“国家统制”的坚决倡导者。他说：“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可能还要更多一点，更有势力。26
中国现代反思派大都属于中学派，而西学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表现出对于反思的“反思”。梁漱溟曾与胡适、吴景超为有过激烈的交锋。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27
反思主义者希望中国出现“共同设立之总机关”，对全国经济作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一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28
康有为主张建立“公政府”，赋予它以最大的经济权力，成为全国“计划经济”的总指挥部，日常生产悉从“指拨之命令”。公政府之下又设“农部”，“总天下之农田”，然后“各度界小政府皆立农曹而分掌之，数十里皆立农局，数里立农分局，皆置吏以司之”。29
“统制”之利，在于形成“自足”的经济社会：“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他们倡议“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30
“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31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32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33
四、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链接
如同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则出现倡导“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实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以“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奇技淫巧”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中国儒家反对“聚敛”，反对财富积累，更反对财富向“资本”转化，视商业为社会“失衡”之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4由“均”而“安”，由“安”而“和”，由“和”而国家“无倾”。
由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引出中国古代道德论与“幸福”论。儒家之义为道德之首，“富且贵,与我如浮云”35，由此安贫乐道的颜回受到孔子的嘉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6当一个文化中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占据话语，此文化中的科技意识也随之畏缩。“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科技与机械的制作，被斥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工具。37
其二：以“农本”论与“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中国历代以农为本。汉文帝下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重要思想家庭晁错强调：“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38贾谊认为：“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39《盐铁论》则更明确主张：“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农本论”与“抑商论”创制于周秦，定说于汉朝，以后历代相延，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其三：以“大同”主义、“礼运”精神为号召的古代“公有”思想。《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40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大同”主义云：“天下为公”，“大道之行”。“货”，“不必藏于己”，一切贡献于公家；“力”，“不必为己”，一切服务于社会，结果社会安定，“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反其道则“天下为家（私）”，“大道之隐（消失）”，伦理浇漓，物欲横行，结果“众以为殃”，“兵由此起”。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既体现为对五四精神的质疑与审视，也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非物质论”、“非国富论”、“非科技论”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长为农国”，既体现对洋务运动、上世纪初“新政”改革，及至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省察与思考，也表现对以“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为表征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回护与挚爱。
“社会主义，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与今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1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将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作链接的思考。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经济“统制”理念的提出，实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及古典“公有”论，即“古代井田制”思想的延伸与阐发。
五、贵重的“宝藏”与沉重的“山岳”
试想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做准确的评价，必须先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取中允的认识态度。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是“贵重的宝藏”，同时又是“沉重的山岳”。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存在与客观的现实。它虽属“空想”，但又不是穿凿之想、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中国社会“底版”的必然“镜象”。“农民”与“土地”，是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市民”与“市场”，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只要中国的古代“底版”还未达到现代型“元素”升级，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镜象”）还会长期发生作用，而具强大的思想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农本”、“民本”、“公有”、“公正”，是古代中国的“太平之道”，了解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将使我们对中国特有的文化国情与民众心理，发生深切清醒的感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在中国传统、国情与人心的基础上开展，必须关切民众的思想习惯与精神要求，在民众所能达至的精神平台，渐进徐行，过细操作，制定民众所能接受的政策方略。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能够对今天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思想助益。“农业中国”转型为“工业中国”、“市场中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产生众多的问题。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方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可为今天调适保障体制，建立和谐社会，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开启宝贵的思路。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就像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大同”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民族资源。认为世界必然由“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通往“世界大同”；陈独秀预言“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青年则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42探究他们的思想，可见“大同”思想的清晰印迹。4344
然而，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又是沉重的“山岳”。这是因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着与时代不合的成分，犹如“山岳”，横亘于现代人的面前，处理不当，会成为精神的大山，思想的包袱。事实上，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思想成分，已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那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社会离不开“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唯当“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到达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才可能构成基础”，进而形成“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人类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5。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漠视“物质”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将“物质”与“精神”作对立的二元论思考，从而落入以“超精神主义”为特征的唯灵论窠臼。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山岳”，是因为这个“主义”是一个低次元的制度构图，是一个“向后看”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理方式理论指出：亚洲古代存在着以“村社”为组织基础，以“公有制”为产权特点，以国家统合为政治形态的原始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长期存在，是亚洲现展遭遇阻滞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分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基本理论元素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元素契合无异。中国历代王朝叠现，都以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为指针，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进步受阻，长期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举擎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就负面意义上说，同样会对中国现展发生阻滞作用。
再有，这样的“主义”违背“历史的发展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原始社会演进到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列宁曾对俄国民粹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将“村社”的原始社会主义指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结果否定人类社会必经的工业社会进程，希冀以躐等冒进的方式“直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结果混淆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严重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传播与实践。中国古典空想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工业化，设置了与俄国民粹派相同的思想误区。难怪乎，列宁对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也做了客观的评价。当孙中山将大同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又将此说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列宁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真正人民的伟大的思想”，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然而又指出：这个思想与民粹主义发生着联系，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46
现代化一旦在某一个国家与地区出现，其他国家与民族为“生存与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结果将有效的组织民众，强化这个民族国家，最终达到民族的“生存与自保”。47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有“安贫乐道”论与“农本”论，中国反思主义者则主张“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48，将“捍御外侮”，放置到“徐图”次要的地位，认为：“幸福”是根本的，假如“富强”耽搁了中国人的“幸福”，宁可“牺牲富强”；“国本”是主要的，假如“富强”动摇了中国人的“国本”，宁可舍弃“富强”。然而，假如中国不改革，不进步，不富强，假如中国人贫弱且愚，做了列强的臣民奴子，还有什么“幸福”可“享”？还什么“国本”可“安”？
总之，对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当持两点论的看法——认其为宝藏，而知其为山岳。“宝藏”在“山岳”之中，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体现为对“山岳”的攀越、勘察、“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而为“宝藏”。否则，“山岳”无法转化为“宝藏”，而为“原生态”的精神“大山”，而为中国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包袱与道路障隔，而与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抵牾。我们当见“宝藏”而开发之，见“山岳”而攀越之，而不是相反，废弃了宝藏，反倒把山岳背在了身上。
【注释】
1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4号（1918年4月）。
2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5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6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7辜振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8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712-713页。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第5卷第1-2期。
10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页。
11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9页。
12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3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159页。
14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67页。
15行严：《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16章士钊：《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5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17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18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56年版，第246页。
19《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
20《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21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号。参考郑大华：《张君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4页。
22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23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4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5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26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27同上。
28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206页。
29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0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6页。
31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4），267页。
32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3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页。
34《论语·季氏》。
35《论语·雍也》。
36《论语?雍也》。
37《周书·泰誓下第三》。
38《汉书·食货志》。
39《汉书·食货志》。
40《礼记·礼运篇》。
41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46-48号。
42：《伦理学批语》，1917～1918年。引王素莉：《“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C:\\DocumentsandSettings，人民网。
43《文集》(上)，第625～626页。
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46《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425页。
关键词:大学;人文精神;儒家;教育观
现代大学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建立大学的目的和宗旨何在，什么样的大学毕业生才是社会良性发展所需，这些都是当今大学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商业主导的消费时代，必定要求大学注重创新与科技以适应产业需要，大学是独立的社会精神家园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岗前培训机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在这场争论中，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人文情怀沦落、文化碎片化、精神空心化的今天，我们能否通过大学重构人类的人文家园，这已为众多有识之士所关注。
一、教育的本质演变
(一)传统中国
早期儒家的教育观重在人格的培养，诸如“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2481，“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2481，“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248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1673等皆看重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个体的人格修养。从孔子所倡导树立的君子教育理念开始，中国传统教育沿着注重生命个体的人格培养的路线而进展。这是一种内向型的教育，重点关注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人际关系以及人活着的个体和社会价值等人生终极问题。中国传统教育散布于民间的自发行为，往往家庭、家族和乡村是培养人才的重阵，国家只是通过定期的选拔考试选取所需人才，国家的教育成本其实非常低廉。这种教育重在树人，也即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从而达到身修家齐。教育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其教学内容多为孔子所树立的文、行、忠、信等四教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还兼有社会的教化功能，试图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符合家庭以及社会对个体的最低要求标准，让人真正懂得人的价值所在。
(二)现代教育
伴随资本主义商业化的萌芽，现代大学应运而生。从现代大学产生之初，其本质是商业链条中的一环，大学的教育功能更多地关注社会个体生存技能，其本质是外向型的职业培训。在商业主导之下，这种教育模式往往容易忽略人生价值等人生终极目标，而更多将人看成一种社会运转的工具，在商业化、产业化的思潮下，人极易沦为社会大产业这个生产集团的生产零件。由是，人的内在精神于人文情怀似乎已不再重要，用人机构的关注点也仅停留于员工的生产技能。在资本经济的附庸下，人逐渐器具化、被动化，一切教育的重点似乎只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已。
二、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人文危机
从20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开办算起，中国始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1911年后的北京大学，办学规模发生了变化，但办学理念与宗旨等基本是学习当时西方成熟的现代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大学转向学习苏联办学模式。90年代后，学习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学科设置和评估体系又成为当今中国大学的主流思潮。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已成规模，体系也已基本建成，但以人文精神观察，面临的现实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一)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文化基因在被动中被一波一波的改革所抹除。两次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浪潮导致文化传统与现代逐渐隔离，现代中国人已很难找寻传统的印迹，我们的教育从小已在脱离传统的新的道路上奔跑，但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大家认识较为一致的培养方法却往往使家庭和学校茫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已经高度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当代文化价值观趋于多元混合，但同时也让人们茫然混乱，大学也不例外，传统中哪些要素我们要传承，哪些要素我们要扬弃，哪些需要我们与现代嫁接生成新的要素，从大学教师到学生皆在此迷茫中有些不知所措。
(二)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失衡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重点关注人自身以及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人类社会一切活动都是为人服务，让人的活动体现人文精神是人类追求的终极意义。人文素养的高下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与和谐程度，唐代社会人文精神的高举即向世人展现了社会的真正繁荣与文明。当今大学教育处处以物质的获得为第一培养目标，这势必造成师生仅仅关注第一生产领域的技术层面，而忽视生命个体内在非物质层面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人文涵养，走出校园的社会个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也就成为时代的必然。
(三)重视技能培训，忽略“道艺”熏染
今天的大学教育，严重说来，有沦为社会企事业单位职场培训机构的危险。不仅中国，世界皆然。这可能是教育商业化、功利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大学”一词虽然取自儒家经典，但当今语境中的“大学”与儒家经典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的原初意义却大相径庭。今日所谓大学只是西方近代教育实体的翻译，儒家经典中的“大学”更多是相对于“小学”而特指的“大人之学”［3］1，即是个人人文修养、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的培养。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格教育似乎已不能适应今天教育产业。大学课堂在外在就业压力之下势必只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教育涵化浸润学生心灵的本质功能，学生对自己的生命存在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茫然无知。这种教育模式所模铸的产品，普遍有知识而无识见，缺乏艺术判别鉴识与审美能力。由此，大学培养的学生专业知识可能丰富，但文化素养却极度欠缺，这种隔离现象势必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中国大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概观
(一)大学人文通识课程境况尴尬，滥竽充数现象严重
近十年来，大学为了弥补人文学的致命缺陷，纷纷探索开设通识课以及博雅教育，但由于大学教师本身素养的历史问题，很多课程设置太过随意，完全背离了人文教育的初衷和目的。比如大学通识课普遍开设的影视鉴赏类课程有影视鉴赏、世界艺术电影欣赏、影视艺术、奥斯卡经典影片鉴赏、香港武侠片鉴赏、日韩电影欣赏等不一而足。暂且不说这类课程是否有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真正提升，如此相近课程的重复设置本身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再比如很多大学所开设的人生哲理、学习方法、成功心理学等课程亦有充数之嫌。笔者所在大学，向来以通识教育为特色，全校范围内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繁多，有教师教育类(17门)、外语类(25门)、计算机类(29门)、艺体类(44门)、经济学类(12门)、法学类(39门)、人文社科类(112门)、自然科学类(78门)、美育类(24门)等，学生至少须选修8个学分(每门课程1至2学分)的该版块课程。我们以人文社科类为例，诸如经典影片的法律与人文解读、爱情心理与家庭教育学、现代生活必备的国学常识、现代交际必知的历史典故、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及其影片欣赏、世界影视艺术精品鉴赏、姓名学概论、日本精品动漫欣赏、电影中的美国历史与文化、日本旅游、汽车文化、大学生学习方法指导、四川旅游资源、休闲度假企业管理、就业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课程堂而皇之进入大学课堂，非但不能对学生的人文熏染起多少功效，反倒会降低学生的思维水准，将神圣的大学课堂娱乐化、碎片化、肤浅化。这不仅仅是笔者所在大学的个案，也是中国大学目前的通例。造成这种现象的泛滥，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五十年代中国大学的院系调整，照搬苏联模式，割裂了大学里传统专业的设置。今天，制约中国人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课程开设背后的师资素养以及社会价值理念问题。大学入学前的长期应试教育，也是造成教师和学生的双向功利化的重要原因。应试教育注重短期成果和考试分数的培养策略与人文教育所需的“慢工出细活”“厚积薄发”格格不入。应试教育固然有求取公平的考虑，却更多地间接迎合了消费主义的需求，导致了中小学对人文教育的忽视以至于影响至高等教育阶段。一方面，大学人文培养课程呈现出边缘、粗糙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对已经养成应试定式思维的学生草草补救长年缺失的人文素养，以至效果杯水车薪。在无边的消费主义所引导下的功利化以及实用主义引导下的快餐文化的大潮中，大学里的学术大师日渐稀落，没有学术大师的大学，我们怎能期待人文精神的回归!同时，没有社会整体舆论对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个体充满更多人文诉求，我们怎能期待大学校园人文精神的自发而为!
(二)人文学科式微局面尚未改观
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目前境况尴尬。与理工科相比，人文学科在大学院系中的比重偏轻偏小，课程设置也是困境重重。大学的这种现状，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中学期间，由于文理分科的制度，加之社会风尚的影响，往往成绩优异者大多会选择理科，此一重理轻文的社会观念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直接影响着学生以及家长的人生选择。当代大学生并不是专业知识的缺乏，而是人文精神情怀的失落。因此，大学教育除了传授知识和培养职业素养之外，更应该关注大学生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即真正懂得如何做人做事，修炼自己的智慧，体验人之为人的真正快乐，关注宇宙，关注家国，关注他人，关注社会道义。我们以四川师范大学为例。全校共有20个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曾经是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但现在学校已经发展为综合型大学。在传统专业基础上，近一二十年来学校新增专业中，理科专业上升幅度增加。究其原因，与高中毕业生文理科学生比例亦有极大关系，由于高中理科毕业生数量远远多于文科，因而高校在吸纳学生时也会做出相应调整。以笔者所在国际教育学院为例，其本科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四川师范大学自2005年举办该专业以来，该专业重点课程多为教学技能的培养，比如开设有“对外汉语教学法”“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对外汉语词语教学”“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等大量技能课，同时还开设有“教育学”“心理学”“多媒体课件制作”等教学技能课。整个课程体系会让学生感觉大学四年就是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师这一工作所做的职业岗前培训。“汉语国际教育”本科是根据2012年教育部所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进行整合设置的新兴专业，2012年新颁发的专业目录，是在1998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及1999年印发《专业设置规定》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较大修订。从2013年开始，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合并为“汉语国际教育”［3］23，为“文学”学科门类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类下设的本科专业。“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培养要求是:“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及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的基础知识，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汉语国际教育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实践的基本能力。”［4］87教育部所颁布的该专业培养要求说得很明确，该专业重点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基础知识，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训练。但在大学实际培养中，培养单位往往过于急功近利，只看重学生职业层面的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内在“精”“气”“神”的培养。笔者近年根据用人单位反馈信息以及该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内在涵化等方面的要求，构拟了该专业课程体系为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外语技能、国际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传播等四类，其中前两类旨在增强学生人文素养。“中国语言文学”系列课程的设置是对应原来“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核心课程。据此，人才培养方案构拟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学”“语言学概论”“应用语言学”“汉语写作”“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体系［5］88－94。学生通过这一板块的学习，对中国语言文学进行全方位的人文素质培养，真正提升中国语言文学的内在涵养。与第一板块“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体系相比而言，“中国文化”类课程则强调从国家、民族的宏观思想、文化、政治层面规划和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和平交流等总体性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强调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现状的总体性、宏观性、当下性、前瞻性视野入手开展课程设置。这类课程的基本依据虽然仍是中国古典文化与文明，但其功能导向和着眼点却明显在于中国、中国人、中国社会当下的宏观生存面貌。这一课程板块大体与原有“中国学”本科专业相对应，根据国内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学”学科的认识和理解，人才培养方案尝试构拟了“中华才艺”“中国人文地理”“当代中国”“中华经典元典导读”“中国文化通论”“中华文明简史”“国外汉学研究”等课程［5］88－94。这一版块的课程更是集中强化涵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特别是“中华经典元典导读”，该课程强调学生阅读经典，从中华经典中吸收中华人文文化的精神，然后内化涵蕴，在汉语传播中以“道”的精神状态游刃有余地授人以“技”。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人文素养的提高。现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对代表中外文化精髓的经典名著极少有人问津，课堂充斥着“概论”，教师笼统讲概论，学生也糊里糊涂地接受着一些所谓的常识，在这种远离经典的氛围中，强调文化原典的阅读显得十分必要。
四、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发展趋势
(一)国家层面的逐步重视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同志对此也有论述，2014年9月11日在“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的演讲中，同志提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他强调:“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必然是传承中华文化血脉、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系统论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以及重点任务，强调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贯穿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等。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大学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大学在为社会输送职业能手的同时，也应加强培养大学生的精神价值追求和人文素养，从而真正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合格的建设人才。
(二)高校人文课程设置的逐步恢复
201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中国大学已经开始觉察到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和益处，我非常乐于看到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在开展的人文教育课程。”国外观察者似乎已经关注到中国大学目前正在进行的人文教育改革。这场改革自上而下正在持续推进，效果如何目前还很难遽下结论。全国理工科高校在本科教育中全面恢复了人文素质教育，广泛开设文学、艺术、历史、经济、美学、哲学等人文类相关通识课程。但是，目前这类课程的设置弊病不少，比如为了开设人文课程而随意开设，计划性和目的性不强，有流于形式的倾向。再者，课堂教学精深度不够，流于肤浅和随意。综观之，此类课程多为“概论”课和欣赏课，极少有经典的深度阅读课以及人文思维的深度训练。不难看出，当代大学在人文课程的设置上增加了数量，但在深度和精度上仍旧进展缓慢，这种质与量的发展错位严重制约了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五、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出路
(一)重视中华经典的原典阅读
一国之人文文化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背景，中华文化的萌生、蜕变与最终成熟的过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思想演变史。当代中国大学生只有大量阅读中华经典元典，才能站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去理解当代中国人之为“人”的现实处境与历史使命，这也是“人文”(humanity)一词最终落实在“人”(human)的价值目的。需要额外指出的是，经典原典不应该局限于《论语》《唐诗》《红楼梦》等人文经典，更需包含《周髀算经》《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等天文、物理、地理的泛人文经典著作。大学生阅读这些不同层面的中华原典，才能从比较的视角广泛地理解中华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多重外延。
(二)规范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
从当下中国大学人文通识教育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病可以看出，我们急需整顿规范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对此，笔者给出两点建议:一是立“点”，即以中华文化原典的阅读为中心，进行课程设置，开启经典原典的阅读课;二是立“面”，即优化概论型课程，注重激发学生对人文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与内在动力的理解和思索，而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知识的机械记忆。大学课堂以原典之“点”结合人文概论之“面”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涵养，既有利于丰富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阅读积累，又有利于养成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三)实现高校人文课程教育成果的社会转化
最后，大学要参与创造优质的人文文化产品，并寻求有效的传播途径，如电视、电影、新兴媒体等，促进高校人文课程走向市场与社会，引领人文社会思潮，服务于普通大众，扩大大学人文教育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百家讲坛”“朗读者”等的成功即是这方面的实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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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熹．大学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关键词企业管理古典理论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有人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做过调查分析，在那里企业管理存在四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即制度不科学，缺乏连续性；忽视基础，管理方法运用不当；未发挥组织职能，团队效率低；脱离实际，曲解“企业文化”。调查者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整体上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甚至还远未达到以“科学管理”和“一般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的水平。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省份，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普及古典管理理论知识，帮助企业加强管理的基础，比如应用“科学管理”理论，提高计划水平，增强管理控制能力。通过贯彻和运用“工作定额”、“能力与工作相适应”、“标准化”、“差别计件付酬制”及“计划和执行相分离”等原则和方法，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计划、组织与控制能力，从而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应用“行政组织”理论，促进组织优化。在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建立起以制度为中心运转的、等级化、专业化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为企业准确、迅速、有效地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美）F·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法）H.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
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
出版社，2004
5宋瑞卿,樊而峻.古典理论与管理的职业化
[J].企业管理，2004(10)
关键词企业管理古典理论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
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有人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做过调查分析，在那里企业管理存在四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即制度不科学，缺乏连续性；忽视基础，管理方法运用不当；未发挥组织职能，团队效率低；脱离实际，曲解“企业文化”。调查者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整体上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甚至还远未达到以“科学管理”和“一般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的水平。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省份，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普及古典管理理论知识，帮助企业加强管理的基础，比如应用“科学管理”理论，提高计划水平，增强管理控制能力。通过贯彻和运用“工作定额”、“能力与工作相适应”、“标准化”、“差别计件付酬制”及“计划和执行相分离”等原则和方法，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计划、组织与控制能力，从而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应用“行政组织”理论，促进组织优化。在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建立起以制度为中心运转的、等级化、专业化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为企业准确、迅速、有效地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美）F·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法）H.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
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
出版社，2004
5宋瑞卿,樊而峻.古典理论与管理的职业化
[J].企业管理，2004(10)
论文关键词：术语，双语词典，翻译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和知识总量急剧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思想的层出不穷，导致了新术语的不断涌现，数量与日俱增，且分布极为广泛。大量的现实表明，术语在科技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科学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作为承载科学知识载体的术语。
探讨科技术语与社会科学术语的异同十分必要，因为不同语言以及不同研究领域中产生的思想、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而且一种思想或概念术语的不同翻译势必影响接受者的思维方式，甚至会使得该思想、概念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术语翻译得当，可省除许多不必要的误解。所以，我们必须从术语形成的特点出发，找出其自身规律，并对其翻译方法进行统一规范。
2. 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的产生的不同背景
为了表达明确，在双语词典中很有必要区分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下面将从概念和背景两方面对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进行区分。
2.1 科技术语产生的背景
一般来说，随着新技术、新事物、科技革命的产生，新概念、新思想得以形成，术语得以产生。术语的一个较为常见的构成方式是将代表若干个简单概念的单词聚集在一起，使其组合成一个表示该复杂概念的新术语，如space + ship =spaceship; hyper + text =hypertext 等。另一常见的方法则恰好与上一方法相反，即将一长串表达复杂概念的单词组合依照英语构词法的规则予以简化。如“首字母缩略法”：GeneralPacket Radio Service 简化为GPRS; 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简化为CDMA 等；又如“首字母拼写法”：Wireless ApplicationProtocol 被简化为WAP，Network InformationCenter 简化为NIC 等；还有“合成法”：teleprinter + exchange 简化为telex，information + economics 简化为infonomics 等。一般说来，科技术语的生成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2.2 社会科学术语产生的背景
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词汇随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构成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普通词语专业化或术语化。普通词语一旦带有专业色彩，就具有严格的定义界限。如“dumping”源于“dump”，其本意为“倒垃圾”，在商业领域被引申为“倾销”。二是创造新词毕业论文怎么写，如“手机”“网民”“扶贫”“融资”“年薪”“听证会”等。三是借用或引进外来词语。外来词又分为外部借入和内部借入两种。外部借入的术语是指从外语中翻译而来的词语。如汉语政治术语“民主”“议会”“资产阶级”等都是外来语。内部借入既可指同种语言中普通词语术语化，也可指同种语言中吸收方言词语。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东、香港等地经济发展迅猛，粤语方言伴随着经济浪潮大量进入普通话。普通话吸收的港台语有：传媒、斥资、个案、转型、廉政、构想、认同、按揭、整合、互动、瓶颈、峰会等。其中吸收的不少词语在普通话中已经有了同义表达的词语。另外，部分词由于语言归化的原因，其能指和所指有所改变。但也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源语的基本特征：如“音借法”：radar 译为“雷达”，EININO 译为“厄尔尼诺”等；又如“形借法”：CEO 译为“首席执行官”，WTO 译为“世界贸易组织”等。
3. 双语词典的特征
双语词典是沟通两种语言的桥梁，也是学习外语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双语词典的需求也随之升涨，编纂事业也相应地蓬勃发展。直到目前，双语词典的研究已成为词典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其基本理论构架业已确立，各分支的探讨和实验也方兴未艾。
双语词典中，源语言和目的语经常相互补充，前者往往通过诸如语法、词源、参照、插图等进一步的辅助信息对后者的对等词提供补充说明论文格式。这种基本呈现方式和辅助说明的结合帮助词典用户理解源语言词条的真正含义。因此，在双语词典中，，词典编纂者往往会采用源语言的这些辅助信息来更有效、更高效地解释词的意义。
由于双语词典的独特语言特征，词条的翻译往往和例证独立开来。词条的翻译被看作是“语言”，而非言语，因此遵循词义上、风格上、语用信息上、语法上的多层面对等原则。首先，汉语上不同词类的同形异义词可以被看作是同义词，放在最常使用的词类当中，必要时，可辅以其它词类的例证说明。其次，功能词应标有词类标注加以解释，同时附上解释性的或意译型的对等词。
相对于语文双语词典来说，非语文双语词典提供的语言学信息远远少于语文双语词典。翻译百科词和专科词目的原则是力求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译名统一。而翻译的方法则多种多样，例如: 意译法、音译法、音兼意译法、词索义分析译法、音双关译法等[1]。翻译时切忌胶柱鼓瑟，编者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或整合各种翻译手段，以保证译名既真实反映源语含义，又易于理解和运用。另外，根据双语词典翻译中的特殊性，在翻译术语时，应做到：不同领域之间、语词专家与学科专家之间必须紧密协作; 对于约定俗成及旧时译名问题不能简单操作，要视具体情况处理; 不能统一的“一物多名”需保留几种译名，必要时还应附以简略说明[2]。
4. 双语词典中术语的翻译
双语词典的核心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言相应的对等语[3]。需要承认的是，有严复1898年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使用于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不过，这一原则太广义而难以应用于双语词典中的无数实际例子。鉴于此，本文从双语词典的视角对术语的翻译问题提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
黄建华等在《双语词典学导论》中归纳了双语词典的十种基本释义方式[4]: (一)等值对译法—提供语义内涵完全相等的目的语词，如:supermarket---“超级市场”；(二)对应选择法---列举各种对应变体，如: “cut-”---切，割; 斩，截; 削，剪(发)；(三)译注法---译义加注释，如: Oxford shoes---牛津鞋 (一种足背系带的浅口便鞋)；(四)译音法---直接音借外来词，如: copy---拷贝；(五)音义兼译法---音义自然结合，如:tittup---踢踏舞; (六)译形法---保留源语中的字母或相似字形，如: X-ray:---X射线;T-square---门-字尺; (七)同义对释法---常用中性词释有语体色彩的词，用标准语词释方言词，用现代词释古旧词，如: phono---[口], phonograph(留声机); (八)替换法---用肯定式释否定式，反之亦然，如: 倒霉---unlucky; staunch---不漏水的毕业论文怎么写，不漏气的;(九)构词释义法---说明构词法，介绍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如: taken---take的过去分词; (十)描述法---当目的语中没有对应词时以描述法揭示词义，如: 何尝---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or statements toemphasize negation。
双语词典中的术语翻译除了提供词条的对等之外，还要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同时译名要统一[5]。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词不断涌现，原有的语词语义范围不断扩大，双语词典编纂者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译出那些专业性强、词义固定、构成复杂、形式多样的专科及专名术语，编纂者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双语语言功底之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
结合以上的翻译方法和术语的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术语的翻译方法。双语词典中的术语翻译最好遵循以下释义的原则：
1）意译法
意译法是与直译并列的主要译法之一。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6]。意译法既是翻译语文双语词典词典的主要手段也是翻译非语文双语词典的重要方式，翻译时必须透彻理解源语中该词的命名理据，力求译词名副其实，揭示其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7]。如：beeppager---呼机；terminal---终端
2）音译法
在翻译一些外来事物的词汇时，或因目的语中无对等词汇，或因译者对所译对象尚不能完全把握，或因读者对这些新事物颇感陌生，人们往往采取音译法将其译出。如：加油！--- Jiao You！音译法是国际上翻译术语的一种潮流，已有利于术语运用在国际上的统一、有利于国际交流和人类知识的共享。
3）音兼意译法
这种音、意义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采用一半是音译，一半是意译的方式，如：topology---拓扑学；motorboat---摩托艇。另外，还可以采用在音译完词条后加一些补充说明的所属词汇后缀，如：neon---霓虹灯。
4）谐音双关译法
在翻译中利用“谐音双关”修辞格，可以在读音上保留与源语相近的读音，但在词义上不拘泥于源语语义，而是不脱离一定范畴的创造性词义。实际上，很多术语词都来自于这种翻译方法。例如：休克---shock；威士忌---whisky；逻辑---logic。其中有些术语词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已经没有了异族语的影子，成了本族语的一部分。
5. 结语
双语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工具。词典编纂者理应关注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问题。尽管术语只占双语词典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决不能忽视。笔者在此希望以上这些术语的翻译方法能对双语词典编纂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2]张锦文.英汉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编纂问题[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2年第4期.
[3]Zgusta，L. Manualof Lexicography[M]. Academic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Academy ofSciences. 1971.
[4]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138-145
[5]马秉义.词典翻译原则探讨[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6年第5期：54-57
[6]方梦之.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 2008年.
[7]刘宓庆.译学大辞典[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31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