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6:55
关键词：收入差异率；变异系数；短视消费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01-04
众所周知，要讨论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关系就必须在消费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但现有的消费理论并未给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一般来讲，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后面。在直觉上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确有影响，该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借鉴于凯恩斯（Keynes，1936）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明，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的λ假说的理论核心也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本文将首先讨论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然后构建基于收入差异的消费函数并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用中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对此进行验证。
一、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
居民收入的差异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基尼系数法是经济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收入差异的方法。张平（2000）在《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一文中对收入差异的衡量采用的是样本中所有研究对象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收入差异拉大、收入增长与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和基尼系数相比，张平采用的最高最低收入比计算比较方便，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差异。
本文用以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的是收入差异率δi，即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总体平均收入的比率。如果以yi代表个人收入，以y代表总体居民即期平均收入，则收入差异率表示为δi=yi-y/y。若δi为正则说明个人收入高于总体平均收入，若δi为负则说明个人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收入，δi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个人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程度越大。另外，本文采用变异系数Vn= 来衡量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其中，表示收入为yi的居民数pi占居民总数p的比例。当变异系数Vn=0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小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收入分配比较均衡；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大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收入分配也不均衡。
二、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
要研究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本文还必须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得到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本文直接引用叶海云（2000）的短视消费模型，即：
C0=1+r/2+r[A0+y0-R*+y1 /1+r] （1）
其中，C0表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r表示利率，A0表示其初始流动性资产水平，y0表示现期收入，y1代表下期收入，R*是消费者本期的实际储蓄目标。
将δi代入Vn可以得到Vn=，在分析中国居民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对于消费者i来说，在假定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其本期消费C0i主要取决于其初始资产A0i和下期收入y1i以及储蓄目标R*i，即消费者i的消费行为满足下式：
C0i=1+r/2+r[A0i+y0i-R*i+y1i /1+r] （2）
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yi-y/y）带入（2）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消费模型：
C0i=1+r/2+r×y×δi+y1i/2+r+1+r/2+r(A0i-R*i+y) （3）
下面来寻找变异系数Vn和总体居民总消费∑C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每个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都不相等，即p、pi满足pi=1，p=n。那么，nV2n=δ2i成立。
又由δi=yi-y/ 可得：2δ2i=y2i+2-2yi?
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来说，求和可得：2yi=y2i+ny2-y2δ2i
将nV2n=δ2i带入上式可得：
2yi=y2i+ny2-y2?nV2n=y2i+ny2（1-V2n）
上式中的yi代表消费者i的可支配收入，本文用y0i表示消费者的本期可支配收入，则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整个经济体而言，他们的本期可支配收入满足：
2y0i=y20i+ny2（1-V2n） （4）
由（2）式可得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的总消费：
C0i=y0i+A0i+-R*i
将（4）式带入上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函数关系：
C0i=+?（1-V2n） +A0i+-R*i （5）
通过对上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2n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V2n变小，则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
三、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与分析
通过上面的讨论，本文论证了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使上述论证更具可靠性，本文将对下式所表示的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C0i=+?（1-V2n） +A0i+-R*i
关键词：协整理论；收入与消费；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18-02
1 引言
不论在早期还是现在的消费函数理论中，都指出这样一个结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因此，收入的增长也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整理论的兴起，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具体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消费函数来认识经济特点，探讨四川省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是否具有短期动态、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
传统的消费函数在研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时候，通常是建立在回归的基础之上，但这样作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和消费序列往往很难满足平稳性，因此，直接用回归分析容易得到“伪回归”的结果，不具有普遍的经济意义。
3 需要使用的检验方法
3.1 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收入与消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判断。本文将采取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这也是目前最常用的方式，通过检验，可以判断收入{CJSRt}和消费{CJZCt}是否为平稳序列，并能确定非平稳序列的单整阶数。
3.2 Engle-Granger协整分析
如果经过上述ADF检验得知收入与消费序列分别是非平稳的，则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性检验，检验的方法一般采用EG二步法。首先利用{CJZCt}和{CJSRt}的数据进行直接回归，计算出残差，再对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说明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4 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4.1 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就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言，1978年以前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深化，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为此，选择从1978年开始的数据有助于更清楚的考察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考察的是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各卷，整理出四川省各年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数据，采取以下两个指标：（1）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2）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性支出。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分别记为CJSR与CJZC，同时算出CJSR的对数形式LCJSR以及CJZC的对数形式 。
4.2 数据的描述与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发以后均保持持续增长。
就城镇居民而言，1993年以前增长得比较缓慢，从1994年开始，增长加速，增势明显，可以看到，收入与消费始终保持同步增长，但1989年以前两者增长的关系更为紧密，从1990年开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但仍能保持共同增长的趋势。它们的对数形式也显现出这样的趋势。
4.3 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
图1直观的表明，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支出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保证序列的平稳性，因此，若直接采取 法进行回归容易出现伪回归的结果，要研究收入与支出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首先要对其平稳性进行判断。
（1）单位根检验。
4.4 结论
结论1：1978-2005年期间，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对数形式具有长期的均衡协整关系。说明在长期，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制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要想刺激消费的增长，必须考虑提高居民的收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仍需要把增加居民收入作为主要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增长，拉动经济的发展。
结论2：(6)式中ECMt-1的系数为-0.8018,与误差修正机制相一致，上一期的均衡误差ECMt-1对消费的短期变动ΔLCZCt有显著影响：如果上一期消费偏低，即ECMt-1为负值，则本期消费就会增加，反之亦然，这样保证了消费与收入关系虽存在短期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收入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制约作用。
结论3：ΔLCJSRt的系数达到0.9973，说明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收入增加时，收入增额的大约99.73%将用于消费支出。可以看到，收入的增加，消费相应的增加。但是，从长期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收入增加时，增加的部分会流向储蓄和投资，而没有用于消费。因此，政府在重视收入增加对消费增加的刺激作用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制度，使得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降低，居民能够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带动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得我省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中。
5 结语
利用协整理论建立了四川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从模型中可以看到，消费与收入存在长期的对数形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波动也很明显，收入还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用协整理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为进一步制定全省的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张继海，臧旭恒.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协整分析［J］.消费经济，2005，(4).
[关键词]文化消费；农村居民；收入；实证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20
1引言
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发展迅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原因主要是我国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有效需求还不足，尤其是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全国文化总消费的比重是偏低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方面严重不足抑制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Brito和Barros（2005）的研究表明，收入ξ幕产品消费起正相关的作用。DinizMachad（2011）通过相关性分析，认为收入对文艺服务消费起正相关的作用。王娟等（2014）定性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结构，认为文化消费在将来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大力量。仝如琼等（2010）的研究分析，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热点和消费环境对文化消费有重要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运用了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并且以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
2理论方面的分析
21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
在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关系中，字母RC表示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支出，字母RY表示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了表现出文化消费发展的继往性，引入前期文化消费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在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的关系中，字母RC表示被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支出，解释变量以收入结构的指标表示，字母RG、RJ、RZ分别表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22构建理论模型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关系的数学模型：
RCt=α0+α1RYt+α2RCt-1+μt（t=1，2，…，n）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数据差异较大，不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因此先对数据作取自然对数的处理，处理后的文化消费分别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分析，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关系的数学模型：
logRCt=β0+β1logRGt+β2logRJt+β3logRZt+μt（t=1，2，…，n）
23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上选取全国范围内的时间段为1995―2013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适当处理在分析之前，在研究收入结构时，为了减少数据之间的差异和消除异方差，对RC、RG、RJ、RZ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3实证分析
31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31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具有明显的趋势性，如果不经检验直接建立回归模型，可能引起伪回归的争议。本文同时利用Eviews对RC和RY进行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并检验了变量的平稳定，表1为其分析结果。
由表1可知，RC与RC都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两者都是平稳的，即ΔRC～I（1），ΔRY～I（1）。故可用EG检验分析RC与RC的协整关系，同时判断RC与RC有无长期均衡关系。
312变量的协整检验――EG检验
注：本文中***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无标志说明检验值不显著。
采用单位根对上述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根据简单OLS估计的收入与文化消费的协整方程，协整方程的残差的平稳性较好，由此得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协整与文化消费支出。
对协整方程的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性依次进行检验，结论为：协整方程具有多重共线性，而不具有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因此可运用广义差分法克服多重共线性，差分后得到的方程为：
经计量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回归方程对样本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了9870%。在999%的置信水平下，RCt与线性关系显著，与RCt-1线性关系不显著。
31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VAR模型确定最佳滞后期为1，继而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结果。
RY是RC的格兰杰原因，即收入水平的前期值可作为文化消费支出本期值的解释变量。
314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上述协整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与人均收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文化消费支出在短时间范围内总是偏离均衡值的，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得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ECM模型来反映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与人均收入存在短期内的关系。
32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32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利用Eviews进行ADF检验，ADF单位根依据SIC准则检验最佳滞后阶数，SIC值越小，表明滞后阶数越佳。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根据简单OLS估计的收入结构与文化消费的协整方程的残差是平稳的，因此，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文化消费是协整的。
对协整方程的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性依次进行检验，结论为：协整方程具有多重共线性，而不具有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因此可运用广义差分法克服多重共线性，差分后得到的方程为：
对差分后的方程进行计量检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方程与样本有较高的拟合度，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logRCi与logRGi、logRZi线性关系显著，与logRJi线性关系不显著。
32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VAR模型确定最佳滞后期为1，继而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见表6。
324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考虑到滞后分别的影响，建立ECM模型，经过WLS调整后得到以下方程：
33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对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然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文化消费支出随居民的收入增加1元时而增加0015元，但是本期文化消费支出随居民在前期文化消费支出增加了1元却可增加0874元。说明长期内虽然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远不及前期文化消费，即居民的消费习惯强烈。由误差修正模型可知，文化消费的增长与收入水平在短期内的增长线性关系不显著，而文化消费的增长与前期文化消费及收入水平增长的线性关系显著。由此得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的当期水平及增长额都主要取决于前期消费水平，也就是居民的消费习惯。
根上述对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结构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影响，其弹性为0822，即RC随RG每增加1%而增加0822%；家庭经营收入对文化消费扩大不具有显著作用；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产生抑制作用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选取的数据过少，无法准确地估计出转移性收入的情况，因此得到的弹性值不具有实际意义。在短时间范围内，文化消费的增长受到所有因素的影响，但是本期工资性收入和前期工资性收入产生的影响最显著。
4结论
本论文从实证分析方面验证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水平和文化消费与收入结构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很大部分上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以及工资性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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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相对性；收入流动性；收入可预期性；收入跨期支配性；收入暂时性；城乡消费差距；二元消费结构；收入性质；收入质量
中图分类号：F014.5；F12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1911
一、引言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为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曾实施了一系列农业补贴工业的政策，形成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致使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生活水平出现鸿沟，这在城乡消费方面表现很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405元，是农村居民的3倍。1978年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尤其是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改革，大幅度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农民收入水平随之上升，曾一度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1985年城乡消费水平比降至2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然而这种趋势并没有维持下去，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重心又回归城市，市场经济的作用也逐步显现，工业发展迅速，农业发展步伐缓慢，城市将农村远远甩在后面，城乡消费差距上升趋势强劲，1995年城乡消费之比高达3.5倍。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与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渐进式改革都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城乡消费差距仍高位震荡并持续至今。1996―2013年城乡消费水平之比均高于3倍，2014年城乡消费水平之比仍然高达2.9倍。从消费结构上看，城镇消费在1996年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并在2003年进一步向消费型模式转变；而农村则在2000年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2011年开始向消费型模式转变（袁志刚，2011）。由此可见，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城市十余年，城乡消费二元格局仍未破解。
秦晓娟：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城乡消费差异反映出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林毅夫 等，2009），制约着全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且群体差异的扩大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大局。因此，在城乡消费差距高位徘徊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的基本国情下，在国家扩内需、重民生的宏观政策目标取向下，聚焦城乡消费差异的弥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收入范畴内的消费差异研究集中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是收入差距视角。Krueger et al（2006）采用美国消费支出数据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不必然加剧消费差距，但如果金融市场和保险制度结构不能应对个体收入的潜在随机变动，而且不能规避加剧的风险时，收入差距将导致更显著的消费差距。Qin等（2008）研究指出，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作用下，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对农民消费行为影响极大。魏君英等（2011）、孔祥利等（2013）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绝对、相对收入差距都呈长期扩大趋势，导致城乡消费差异也呈扩大趋势。彭定S等（2014）进一步证实收入差距是消费差距的Granger原因，但二者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朱琛（2012）运用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始终存在正向影响，且消费差距一旦形成，就会不断扩大和累积；长期内二者交互作用，产生累积和叠加效应，最终导致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形成恶性循环僵局。
二是收入不确定性视角。Blundell et al（1998）通过观察1968―1992年英国家庭支出数据，发现所有调查者的收入与消费不平等性均有提升，并且持久性与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差距产生不同效应，二者对消费差距演变均具有重要影响。Zeldes（1989）、Carroll（1997）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当期消费影响显著，而Dynan（1993）则得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当期消费影响不显著的结论。张振等（2011）测度了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类别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分类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大于城镇居民，不同类别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产生结构性影响，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
三是收入结构视角。周靖祥等（2011）基于持久收入理论分别估计了城乡居民消费函数，提出二者的差异主要由持久收入与自发性消费所致，而回归农村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是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相关研究从收入的数量、质量及结构角度对城乡消费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然而，在解释中国城乡消费差距高位震荡的持续性和消费结构的断层僵局等特征及深层次原因方面，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或模型。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广义收入概念和现有消费理论，从收入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解构收入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弥合效应，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城乡消费差异提出理论解释，并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促进城乡消费差异的缩小。
二、收入性质及研究命题
广义收入包括量和质两个层面的含义，数量层面的收入指收入水平或收入值，质量层面的收入指收入性质，是对数量意义收入特征的剖析。本文基于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核心思想，对王健宇（2010）提出的收入的增长性、永久性、不确定性、流动性等性质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与拓展，并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
1.收入暂时性
持久收入理论假定暂时性收入的消费倾向为零，该结论一产生就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与讨论。Hanousek et al（2002）、Dejuan et al（2006）的研究结论支持持久收入理论，而Hall et al（1982）、Campbell et al（1990）等的实证研究结果与持久收入理论有较大偏离。Dawson et al（2001）指出工业化国家的数据支持持久收入理论，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不支持该理论，因为Penn World Tables中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这是造成持久收入理论被频繁证伪的主要原因。持久收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也是研究焦点之一。祝伟等（2006）、卢方元等（2009）研究认为，持久收入理论能较好地反映部分居民消费现状；而万广华等（2003）依据大样本农户家庭调查资料研究表明，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负相关时持久收入理论不成立；苏良军等（2005）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对于当期观测收入的变动会产生不同判断，从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张邦科等（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具有显著消费效应，同时，部分省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鉴于学者对暂时性收入是否产生消费效应问题的关注，本文引申出收入暂时性概念，研究暂时性收入特征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效应。
2. 收入流动性
在经济史学家McMurrer et al（1996）提出的收入流动概念基础上，Woolard et al（2005）等将收入流动划分为等级流动与数量流动，并用相关测量方法对发达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对收入流动的研究起步晚，成果集中在影响因素探讨及其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等方面。收入流动性反映在两期或更长的时期间，指同一个人或家庭收入绝对数量上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或家庭在收入群体中所处位置和排名次序的变化（Beenstock，2004），该定义较仅将借贷能力作为收入流动性（王健宇，2010）的含义更符合经验现实。因缺乏微观农民收入位置数据，故不考察等级收入流动性，仅对数量收入流动性的作用进行研究。收入的数量流动与beta收敛有关，即收入数量随时间推移向收入均值靠拢，若收入数量在初期高于（低于）平均水平，则在随后的期间倾向于逐渐减少（增加），接近均值水平。若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差异，且农村居民收入向上流动性低于城镇居民，则会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性，从而拉大城乡消费差异；反之，则会产生弥合城乡消费差异的效应。
3.收入跨期支配性
将借贷行为纳入消费行为的考察范围，则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受其借贷能力约束。流动性约束假说将借贷行为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如果消费者无流动性约束，则不仅可以消费当期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当期消费。这种借贷行为本质上只是消费者对自身收入的一种跨期调节和支配，即把将未来的收入转移至现在消费，实现了收入的跨期支配。因此，依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引申出收入跨期支配性质。该性质并不改变收入总量，只是通过改变收入的支出时间来影响消费者的当期消费预算约束。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大，其收入跨期支配性越低，在当期可支配的未来收入越少；反之，流动性约束越小，消费者的收入跨期支配性越高，在当期可支配的未来收入就越多。收入跨期支配性质通过信贷约束指标来反映。Deaton（1991）将流动性约束视为外生，认为信贷约束由制度因素决定。假定消费者面临一个信贷约束，信贷约束越大，表明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借贷渠道越少，且借贷成本越高，则消费者通过信贷来缓解收入和消费风险的能力就越弱。理论上讲，城乡信贷约束由金融利率政策决定，可采用城镇与农村居民实际利率指标量化收入跨期支配性质；但在实证分析时，由于城乡收入跨期支配性两个变量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仅引入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变量。
4.收入可预期性
绝对收入理论基于心理预期理论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但心理预期无理性，不可捉摸，加之人们对未来的认识缺乏可靠基础，因而对不确定将来的预期是盲目、不可靠且变化不定的。因此，该理论中的消费者是后顾的，消费支出由现期收入决定。持久收入理论否定心理预期，并基于适应性预期理论归纳出消费者的前瞻性消费特征。消费者虽然在预期未来收入时由于不可能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与信息，并且缺乏严密的思考和判断，而使预期准确性不高，但他会依客观情况变化而不断地调整预期，使之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当消费者判断某种收入变动为偶然、不可持续时，该收入不对持久性消费产生作用，只有消费者可预期的较稳定、持续性的收入才对持久性消费产生影响。生命周期假说基于适应性预期理论，研究消费者可预期的一生资源与各期消费额之间的关系，但其理论思想重点在于消费的平等性，即人们偏好于在一生各个时期具有不变的消费水平。Lucas（1976）否定了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稳定滞后关系的常规假设，认为消费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入，只要发生足以使理性的消费者通过过去收入估计未来预期收入发生改变的事件，过去收入与未来预期收入的关系就会变化。依据不同预期理论，未来收入的预期值会有所差异，但这不改变收入可预期的性质特征，因此提出收入可预期性概念。考虑到理性预期理论内含的信息假定过于极端，并且未区分专业信息和不同主体信息处理能力的客观差异，本文对收入可预期性的研究在适应性预期范畴内展开，即未来收入的预期仅依赖于过去收入的信息。
5.收入相对性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指出消费需要具有社会属性，个人需要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的需要，而是作为同其他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种消费需要，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反映出消费行为存在非独立性。Duesenberry（1949）也揭示了消费行为的非独立属性，指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会受周围人消费与收入的影响，在其他消费者消费水平上升时，其会因自身相对消费水平下降而感到现期消费效用水平蒙受损失。因为当整个社会文化将成功定义为物质的极大丰裕时，物质丰裕者的生活标准就成为公认的社会目标，从而驱动人们逼近该目标，努力取得更高质量产品。消费者在消费正常物品时，对相对消费水平的重视度要高于绝对消费水平，这种攀比倾向反映出消费者将其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不由绝对收入水平决定，而是由相对收入水平决定（Leibenstein，1950）。基于此，本文提出收入相对性概念。收入相对性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机理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具有社会属性，消费者之间存在交往等活动，使其消费决策受到较高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影响。对农村消费者个体的消费而言，农村居民群体、农民工群体和城镇市民群体等的消费都能够产生示范效应，而本文主要研究城乡消费差异的弥合，所以仅考察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性影响。
6.研究命题
通过上述对收入的性质剖析，可知收入持久性、暂时性是依据收入量的来源及形成而引申出的；收入流动性是从收入量变化角度进行的引申，是对引发收入量变动的外部各种因素（包括制度、经济、环境及不确定性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描述；收入跨期支配性是根据收入的收支具有时间差的特性引申而来的；收入可预期性是对消费者主观的收入量产生过程的一种描述；收入相对性是对不同消费主体间收入量具有对比性的一种描述。所以，在分析城乡消费差异时需要体现不同层次的收入性质。
形成城乡消费差异的核心因素是收入量的差异，而在收入量差异既定前提下，城乡居民收入性质表现出的不同特征是导致城乡消费差异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题：收入量既定，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性质影响的方向不同且具有地区差异性。
三、模型构建与设定
1.理论模型构建
Carroll（1997）指出缓冲存货模型隐含着消费者具有一个财富/收入比目标。消费者在取得收入时，会为促成这一目标而进行储蓄。当储蓄高于此目标时，消费支出会大于收入水平，使储蓄减少；反之，消费支出会小于收入水平，使储蓄增加。该模型适于具有宏微观经济特征的消费和储蓄数据。Carroll et al（1998）给出了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与财富目标之间的函数关系：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数据选取与处理
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食品类消费所占比重看，在1990年以前城乡居民不存在明显差别，且城乡消费结构在1990年均已步入温饱型阶段，因此对1990年之后二者消费支出的比较具有实际意义。故本文选取1991―2013年我国29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重庆和因数据不全也未包括）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现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等数据，构建以省份为个体的面板数据模型。所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并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85年=100）。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采用Eviews 7.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根据协方差分析检验（见表2），反映城乡消费差距的面板数据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形式。模型中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数，可采用截面加权法（crosssection weights）进行估计，以修正截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变量RPt是城乡居民持久性收入比值，持久性收入分解方法决定了其与变量AGDPt之间存在共线性（在实际操作中，引入变量AGDPt后变量RPt的估计系数变化显著），故剔除变量AGDPt，保留核心变量RPt。其他变量间共线性问题不明显。变量ωut引入后，导致RPt、ωrt、Mrt等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度发生变化，且变量ωut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贡献最低，故也将其剔除。
2.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进一步考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区域性特征，分别构建东、中、西部三个模型，模型形式设定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并非随机抽取，且仅对东、中、西部样本各自进行分析，故选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模型是合适的。因各模型中截面个数小于时序个数，可采用截面似乎不相关回归（crosssection SUR）法估计模型，以修正横截面异方差及同期相关问题。东、中、西部地区模型对变量AGDPt的处理同全国变系数模型一致。对变量ωut的处理则有所差异，东部和西部模型引入该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升反降；中部模型引入后其他变量的系数有较大变化，且该变量对模型拟合优度贡献度低。因此，地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全国模型相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3和表4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显著，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收入性质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提出的命题得到验证。
（1）收入持久性影响分析。表3显示，在北京、河北、山西、安徽及青海五省市区，城乡居民相对持久性收入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安徽的影响程度最高，说明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受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性影响显著；而在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十二省市城乡居民相对持久性收入对城乡消费差距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尤以广东省影响最大，说明其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作用发挥力度受限于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水平，使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消费“望尘莫及”。因此，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需要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第一，当城镇持久性收入不变时，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水平提升；第二，城乡居民持久性收入都增大时，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水平增加幅度更大。表4显示，在东部，河北省城乡相对持久性收入变量的负向影响最大，而广东省的正向影响最大；在中部，负向影响最大的是安徽，正向影响最大的是江西；在西部，则分别为青海和内蒙古。
（2）收入暂时性影响分析。表3显示，地处东部的河北和山东省城乡居民相对暂时性收入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其农民暂时性消费受城镇居民示范性影响，从而有利于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而在内蒙古和陕西两地，农民暂时性消费受城镇居民示范性影响小，不利于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此外，其他省市区的暂时性收入影响不显著。表4显示，在东部，河北和辽宁两地城乡居民相对暂时性收入变量负向影响显著，河北影响最大；在中部，山西和吉林分别为正向和负向影响；在西部，内蒙古、陕西、甘肃和新疆四地的影响显著。
（3）收入流动性影响分析。表3显示，在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17个省份中，除北京外，都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弥合效应；而在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省份中，都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加剧效应。所以，要使城乡消费差距弥合，农村居民收入需向上流动。从图1可知，1986―2012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数量收入流动性之差在不同时期呈现正负不同态势：在1987―1988年、1994―1998年和2009―2012年三个时间段内，农村居民收入向上流动性超过城镇居民，而在其他时间段则小于城市居民，反映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城乡消费差距弥合作用发挥很有限。以西部的陕西省为例，农村居民向上流动性为城镇居民的1.7倍时收入流动性才能发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表4显示，在东部，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变量负向影响以天津为最大，正向影响以北京为最大；在中部，负向影响以河南为最大；在西部，该变量均产生负向影响，以云南为最大。
（4）收入不确定性影响分析。根据表3，在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省份中，除北京市外的其他17省份的正向不确定性收入加剧城乡消费差距，符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即收入不确定性预期使居民提高预防性储蓄水平，从而降低当前消费；而负向不确定性收入则弥合城乡消费差距，这种现象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棘轮效应。表4进一步显示，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山东最大，在中部湖南最大，在西部宁夏最大。
（5）收入跨期支配性影响分析。根据表3，在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变量对城乡差距具有显著影响的16个省份中，除浙江和江西两省外，都能弥合城乡消费差距，说明农民收入跨期支配性越大，其现期可支配的收入就越多，现期消费就增加。表4进一步显示，该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弥合效应，在东部河北最大，在中部山西最大，在西部云南最大。
五、基本结论及政策启示
城乡消费差异弥合对我国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谋求统筹城乡发展大局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目标。本文立足于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现实演变，基于经典消费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收入持久性、收入不确定性基础上引申拓展出收入的暂时性、相对性、流动性、可预期性及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在收入可预期性前提下，选取1991―2013年为样本期，运用省份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就收入相对性、持久性、暂时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及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对中国29省份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形成的合理解释。研究结论如下：
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城乡居民相对持久收入变量在绝大多数省份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其中部分省份的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的示范作用显著，而更多省份的农村消费则受限于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在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需超过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城乡居民相对暂时性收入在不同地区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在多数地区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影响，而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须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才能确保弥合作用的发挥；在适应性预期不确定性收入中，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
上述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在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因此，应从提升收入持久性和相对性水平、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增强收入跨期支配性和向上流动性等几方面入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质量：第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促进多种农业经营收入持续增长，以提升农民收入持久性、降低农民收入不确定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较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更具市场环境适应性，具有较强的市场风险防御和抵抗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升农民收入持久性水平，稳定农民收入预期，降低农民负向不确定收入水平。第二，深化城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提升农民相对性收入水平。中国城乡二元收入分配制度运行多年，农民利益受损严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应以提升农民收入、规范市民收入为取向，加快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可以职业农民工资报酬、土地流转及土地经营规模收入等为突破口，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合理地制定职业农民工资报酬及土地相关收入标准。第三，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引导并服务农民的农业与非农业就业，以提升农民收入持久性，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农业就业主要指“农民”身份向职业属性转变，可以通过加快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培训认证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经营的职业农民；非农就业主要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通过就业地培训，提升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扩大其就业面，最终实现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样既能提高农业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报酬，又能通过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增加土地流转收入，从而增强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第四，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创新农村消费信贷产品，降低流动性约束，增强农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当前如能进一步降低农村信贷成本，强化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可以有效地促使其增加现期消费，从而弥合城乡消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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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水平 可支配收入 消费价格指数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与投资拉动，消费不足成了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为此，国家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由于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力量，分析研究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浙江省制定恰当的消费政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意义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和过程，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消费。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费在全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显重要。可以说，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费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家一系列决策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既源于消费，又回归到消费。要使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启动消费需求，就要正确解决“潜在需求很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再生产总是以生产为起点运行的，生产是消费的基础，并为消费提供了对象，决定消费水平。但消费也能反作用于生产，首先它是生产的归宿和目的，它使产品得以最终完成和实现，其次它把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为生产提供生产主体，三是它充当产品的价值、使用价值的鉴定者，四是它为再生产提供动力和投入的导向，从而促进再生产在规模结构和布局上的优化、合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消费增长和扩大，加快经济运行，增加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对此也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6年到2009年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找出可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进行分析和检验，最终得出结论，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几点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
3.理论假设、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根据大量的消费理论文献的借鉴和研究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收入的预期、消费心理、消费偏好、消费惯性、消费者年龄性别及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等。由于消费心理等一些因素是不可度量的，因而本文排除这些不可测量的变量，从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四个可度量的方面来考察其对浙江省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本文以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代表人均消费水平。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参阅，本文选择四个对消费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具体如下：
第一个因素，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得的实际收入。收入和消费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制约消费的基本因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普遍增加，所以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地提高。
第二个因素，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用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除去全省人口数就得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知投资具有乘数的效应，较小的投入可以引起大的资产流动。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体现在对生产的拉动和引发居民消费上。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必然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社会各部门的劳动者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从而消费增加。
第三个因素，消费价格指数指居民支付所购买生活消费品和获得的服务项目的价格。CPI提高，则通货膨胀率提高，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CPI提高，则居民可分配收入减少，恩格尔指数上升，生活水平下降。CPI提高，刺激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第四个因素，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因此这将导致产品的价格的下降，从而促进消费者进行消费支出。
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主要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本文共选取5个变量：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t]）；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t]）；消费价格指数（[x3t]）；人均生产力水平（[x4t]）。通过《浙江省统计年鉴》收集有关数据（1986-2009年），整理后得到所需数据。
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全省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和消费价格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因素做解释变量外，其余的因素都归到随机项中。
4.分析结果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
通过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生产力水平均值大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同时，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大，1986年至2009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都在稳定增长。
4.2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R2=0.998，模型整体拟合较好，则模型系数不全为0。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系数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5%水平内也显著不为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但人均生产力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不符，且以人均生产力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做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357，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因此本次回归中人均生产力水平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
4.3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
从表2可以看出各系数的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远大于10，因此认为各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且对各变量间做pearson相关系数，得表3。
表3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N = 24）
[＼&1＼&2＼&3＼&4＼&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0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7＼&1.00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976＼&.987＼&1.00＼&＼&＼&消费价格指数＼&.878＼&.848＼&.760＼&1.000＼&＼&人均生产力水平＼&.986＼&.995＼&.994＼&.800＼&1.000＼&]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关系数最大，因此根据经济理论与统计检验，收入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选出最优简单回归方程为[yt=f（x1t）]，
5.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都是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对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从实际情况来说，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是消费的来源及基础，只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才会去消费，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该部分消费的制约，因为剩余的可支配收入越多时，由其而带动的引致消费就会越高，引致消费对消费水平的贡献较大，所以消费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
为了使我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人们的消费。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的增加。这样才能使我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从上面分析可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增加人们的消费。
第一，要着力增加居民收入。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作为重点和中长期目标加发确立；逐年提高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总分配中的比例，使居民收入保持一个合理的、较快的增长速度，使其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努力增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重视对有发展前景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大力扶持，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覆盖现更广、更规范、更透明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当前，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保证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款项足额到位，及时发放，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居民消费预期的负面影响。
第三，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这里的信贷不仅包括耐用消费品及住房方面，还指居民对子女教育信贷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居民对本期收入的严重依赖性。
第四，拓宽消费领域、发展消费热点、开辟新的消费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涌现出大量的新的消费热点，比如旅游、住房、汽车等。当然上述的消费品必然要有政府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推进城市住房、用车信贷的制度。还要调整在短缺时期与消费一般水平内限制性消费措施，如高消费税等，调整社会的消费水平偏离度。
第五，强化舆论引导。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引导合理消费。传统观念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倾向，间接导致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消费不足，倡导科学消费、文明消费、适度消费。可以从舆论引导和典型示范两个方面入手。要坚持“适度超前消费”的舆论导向。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实际效果。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者教育。消费者教育是指对广大消费者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有关消费知识和技能，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教育，不仅可以直接增长消费者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培养消费者形成各种必要的消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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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率 消费函数 收入分配 劳动报酬占比 基尼系数
一、文献综述
由消费函数来看，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问题最终都可以部分地追溯到收入分配问题上。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通过验证居民收入差距对平均消费倾向起负向作用来说明的，其理论核心都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国外见勃兰德（Blinder，1975）、斯多克（Stock，1986）等人的研究，国内见李军（2003）、曾国安（2006）、段先盛（2009）、程磊（2011）等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与GDP占比出现连年持续下降的现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不足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见张颖熙和柳欣（2007）、金三林（2009）、白重恩等（2010）的研究。
根据方福前（2009）对国民收入分配含义的区分，国民收入分配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表现为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表现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此，本文将居民收入占比和收入差距纳入到统一消费模型中，先建立一个微观基础，然后利用数据实证性地系统考察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层面因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二、居民收入占比、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
首先，居民收入占比不足会影响消费需求。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占比看，居民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从劳动者报酬占比来看，出现22年连续下降的趋势，平均比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低了将近30个百分点。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居民收入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方福前（2009）对于人均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函数实证检验得出验证，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我国消费需求都高度依赖于人均收入，基本上呈现线性关系。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较低可能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其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会使社会整体的APC降低，产生消费需求不足。考虑到我国消费文化以及城乡二元化以及社会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等特点，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容易引起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对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基尼系数的走势图容易看出，二者大体上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走势。
三、理论机制推导
四、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模型中，本文使用最终消费率（X）衡量居民的消费需求；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Z）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占比的指标；基尼系数（G）用来衡量全体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相当于变量β。以上涉及的数据均来自国研网，中国经济数据中心（CCER）和国家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学者关于二变量的研究。
由回归方程可知，劳动者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最终消费率将下降0.8013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最终消费率将下降0.0557个百分点。此外，我们可以进行大致估算，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两个变量对居民最终消费率下降幅度的贡献率分别是多少。1985年至2012年期间，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下降了24.39%，基尼系数上升幅度约为72.25%；根据回归结果，两者分别会导致居民最终消费率下降19.54%和4.02%。在此期间内，居民最终消费率实际下降了25%。因此，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和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分别可以解释居民最终消费率下降幅度的78.16%和16.08%。显然，居民收入占比是影响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地，可以对居民收入占比变动和收入差距变动对消费需求影响之间的替代弹性进行测算。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作为高低收入群体，对收入总量变动与收入差距变动对消费影响的替代弹性进行测算。具体结果详见表1。
由上表易看出，自2000年以来，居民收入变动对收入差距变动效应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整体上呈逐渐减小趋势。这说明，为了增加消费需求，每缩小一单位居民收入差距，所需要增加的劳动者报酬单位比例是越来越小的，说明我国当前阶段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比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促进消费需求的作用更明显。这与前文实证部分的分析是相吻合的。
五、结论与建议
因此，要刺激我国消费需求，将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和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方面进行调整，并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相互统一。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首先，要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通过调整初次分配以及再分配，逐步扩大劳动报酬占比、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总量。其次，要兼顾居民收入差距对于消费的重要意义。一是要加大收入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例；二是要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三是要逐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网络，解决低收入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J].中国社会科学，2009，（2）：68-82.
[2]金三林.变动趋势、结构差异与消费需求不足扭转[J].改革，2009，（6）：67-72.
关键词：不同收入阶层；储蓄倾向；高储蓄问题
一、 前言
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是否具有本质差异？这个问题自现代消费函数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持续的辩解和争论当中。现代消费函数的奠基人Keynes（1936）认为，储蓄倾向会伴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高收入阶层会有更高的储蓄率；而标准的LC-PIH理论研究者则认为，不同收入阶层拥有相同的储蓄率，富人只是穷人的一个“扩大了的版本”（The Proportionality Hypothesis），至于现实中出现的高收入者拥有较高储蓄率的现象，则很可能是消费者对未来低收入预期的一种补偿手段（Friedman，1957）；但随着消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又从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中得出相反的意见，如早期的Mayers（1966、1972），以及近期的Carroll（1998）、Gentry和Hubbard（2000）、Dynan，Skinner和Zeldes（2004）、Simon Fan（2006）等，高收入阶层居民倾向于储蓄更多的观点又逐渐得到认同。应该说，消费理论发展至今，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是否存在本质性差异的问题，尚未给出一个具备普遍说服力的理论体系，而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必然是未来消费理论发展遵循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首先对西方消费理论中对该问题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其次对研究中国高储蓄问题的启示做出简要总结。
二、 不同收入阶层储蓄倾向差异研究述评
1. 绝对收入假说（AIH）下的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现代消费（储蓄）行为研究始于Keynes（1936）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该假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同时伴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也会增长，但消费增长的速度要低于储蓄增长的速度，也即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说。Keynes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包含了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储蓄率也会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根据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高收入阶层的储蓄率要高于低收入阶层。尽管这一结果在截面数据中得到了验证，但它却不能与时序数据保持一致。Kuznets（1946）的研究发现从1869年至1938年，尽管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储蓄率却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一结论与Keynes绝对收入假说有较大偏离。此后很多研究基于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持了Kuznets的观点（Vickrey，1947；Duesenberry，1949；Hicks，1950；Pigou，1951；Friend & Kravis，1957；Modigliani & Ando，1960；Modigliani，1986等），这些研究说明了Keynes绝对收入假说蕴含的高收入阶层储蓄倾向更高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绝对收入假说的其他固有缺陷在后来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体现，如Keynes模型中的消费者是“短视”的，将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建立在经验判断和心理法则基础上，缺乏理论构建的规范性和严密性等。
2.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下的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Modigliani（1954）和Friedman（1957）提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可以说是现代消费（储蓄）理论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次革命。该假说建立在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基础上，认为理性的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不仅会依据当期收入，还会根据预期的未来收入等信息来最优化确定其消费路径。LC-PIH假说认为居民储蓄行为与收入水平无关，即高收入居民的储蓄行为仅仅是低收入居民的扩大版本，富人并不会比穷人储蓄的更多。持久收入假说的开创者Friedman（1957）在解释截面数据中高收入者的高储蓄率现象时认为，暂时性的具有较高收入者倾向于储蓄的更多，以此来补偿未来的低收入；同样的具有暂时性的低收入者在预期到未来的高收入时会储蓄的比较少。因此，即使储蓄率相对于生命周期收入来讲是稳定的，我们也会观察到具有较高当期收入的居民通常会比低收入者储蓄的更多一些，Friedman据此提出了所谓的比例假说（Proportionality Hypothesis）。此后一些学者针对该假说进行了研究，但结论有些支持也有些反对。比如，Mayer（1966、1972）利用一个极为丰富的数据集对该问题进行了测量，发现消费对于持久收入的弹性显著低于1，强烈的拒绝了Friedman的比例假说。Evan（1969）在总结消费理论的研究中也明确写道：“对于高收入阶层相对比低收入阶层是否具有更高的储蓄比率，仍然是一个值得公开探讨的问题”。
3. 遗赠动机、预防性动机与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对于高收入阶层是否具有更高储蓄率的争论极多，但从70年代开始，对该问题的研究却逐渐减少，一些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为Lucas（1976）与Hall（1978）对消费理论研究所带来的理性预期革命，因为研究者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对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下的“欧拉方程”的研究中（Browning & Lusardi，1996）。尽管该期间对“高收入阶层是否储蓄的更多”的直接研究不多，但从后续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的扩展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出对该问题的理论解释脉络。
遗赠动机的引入是解释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差异的一条重要途径。标准的LC-PIH假说以及后来发展的RE-LC-PIH框架均是建立在消费者个人效用最大化基础之上，该框架暗含的一个假定就是消费者在生命最终会把个人财富消耗完毕，尽管也可能会出现遗赠，但这种遗赠属于偶然遗赠（Accidental Bequests），并不会对消费者的预期效用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进行储蓄行为时总是会储蓄相同的比例，富人仅仅是穷人的一个扩大了的版本。但是有效遗赠（Operative Bequests）的引入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类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假定消费者效用不仅仅来自于消费者自身消费，同时也来自于其子女的生活质量，因此有效遗赠动机会对消费者效用函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Blinder（1975）构建了一个引入遗赠动机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模型，以此来研究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财富水平的关系。在Blinder的结论中，边际消费倾向与消费者财富水平的关系取决于两个系数，即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与遗赠的边际效用弹性的大小。在前者大于后者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财富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即高收入阶层消费者会比低收入阶层消费者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对于两个系数的大小，Blinder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一些学者的后继性工作（Adams，1980；Tomes，1981等）基本上认同了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大于遗赠的边际效用弹性的观点。Menchik和David（1983）进一步扩展了这种带有遗赠动机的消费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将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人力资本方面的赠与（Human Bequests），如食品、衣服、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另一类则是遗产（Financial Transfer）。在人力资本赠与的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收入过高的消费者就会考虑增加对其子女的遗赠储蓄。较近的关于遗赠动机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可见De Nardi（2004）、Simon Fan（2006）。De Nardi构建了一个叠代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同时包含了偶然遗赠、有效遗赠以及收入能力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模型显示有效遗赠动机能够解释居民进行的大量财产积累现象，而偶然遗赠则不能。Simon Fan则在Becker和Tomes（1979）的利他主义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父母对子女收入预期的叠代模型，该模型认为父母会根据对子女的收入预期而安排其遗赠计划，如果预期子女的收入情况良好，则会减弱其遗赠动机；相反则会增强其遗赠动机，同时高收入的父母总是会担心子女的收入能力会比他们差，因此Simon Fan认为该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差异。
还有一些学者将预防性动机与遗赠动机结合起来对消费者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如Dynan、Skinner和Zeldes（2002）认为储蓄可以同时满足两个动机，首先是预防性动机，储蓄可以用来应对未来的低收入、过长的老年期或者突然的大额医疗支出等；其次，如果这些不确定的情况都没有发生的话，还可以将其作为对子女的遗赠。因此，预防性动机和遗赠动机的结合可能更能促进消费者储蓄，尤其是对于消费的边际效用比较低的消费者（如高收入阶层消费者）。Dynan、Skinner和Zeldes（2004）是最近研究"高收入阶层消费者是否储蓄的更多"这个问题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他们运用数理模拟方法针对各类模型，包括标准的LC-PIH模型、包含不确定但不包含遗赠的模型、包含不确定同时包含遗赠的模型，以及各类可能影响不同收入阶层消费者储蓄行为差异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预防性动机与遗赠动机是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差异的最主要的原因；接着他们同时利用三个不同的美国家庭微观数据集，PIS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和CES（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对高收入阶层是否拥有更高的储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当期收入还是对持久收入而言，高收入阶层都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储蓄水平。
4. 其他对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差异的解释。还有一些研究者从预防性动机与遗赠动机以外的角度对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差异进行了解释。比如，Yitzhaki（1987）、Gentry和Hubbard（2000）认为，高收入阶层倾向于更多的储蓄可能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相对比低收入阶层拥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比如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及一些生意机会。Carroll（2000）构建的一个所谓的“资本家精神”（Capitalist Spirit）模型认为，高收入阶层倾向于储蓄的更多是因为财富本身带来的效用，或者是财富所能产生的一系列附加效用，如较高的社会地位等。Reiter（2004）则认为高收入阶层储蓄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收入阶层所面临的生意上的特质性风险；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财富能够带来消费所不能提供的特殊效用。
从现有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认同不同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储蓄倾向，即高收入阶层倾向于储蓄的更多，但对该现象的解释还尚未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拿研究比较广泛的遗赠动机来讲，尽管遗赠动机很可能是导致高收入阶层储蓄的更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并不能完全否认其他原因存在的可能；预防性动机与遗赠动机的结合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解释方法，但在实证分析中难以将两者进行区分，很难讲清楚该理论对现实问题具有多大的解释力；数理模拟技术可以定量描述现实消费者的消费储蓄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具有规范逻辑解释力的理论模型；而Carroll的“资本家精神”模型也仅仅是一个只能用于定性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面临的消费储蓄决策环境也大不相同。比如高收入阶层消费者由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消费水平，其消费的边际效用会比较低，因此当高收入阶层拥有更多的收入时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将其用于遗赠、或是将其持有；而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消费水平较低，消费的边际效用较大，同时其微弱的遗赠储备、较低的财富水平等也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太大的效用，因此其收入可能更加倾向于用于当期消费。此外，不同收入阶层的预防性动机也有不同，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可能更加倾向于预防某种不可预知的、重大的消费支出冲击，而低收入阶层则可能仅仅是在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预防。因此，如何去构建一个既能够充分捕捉不同收入阶层的外部环境差异、又能够利用经验证据进行相应证明的理论体系，应该是未来消费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 我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差异及对我国高储蓄问题的启示
我国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储蓄倾向存在差异吗？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2011年城镇家庭收支年度调查数据做了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储蓄率有明显的层次差别。低收入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从2004年开始才有所上升，但直到2011年也仅到14.9%；而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则从1997年开始就达到26.5%，并且以后处于持续上升趋势，至2011年达到37.4%。高低收入居民的储蓄率差距则持续保持在18个百分点以上，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是低收入居民的两倍还要多。同时，注意到我国居民不仅在截面上表现为越富有的人越倾向于储蓄的更多，而且伴随着收入的增长（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各个阶层的居民都倾向于提高储蓄水平。可以说，我国居民储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个粗略特征就是：越有储蓄能力越储蓄。然而，在现有的对我国总量储蓄率的研究浪潮中，这种在截面上表现出来的特征似乎并没有得到过多重视。
本文认为，研究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差异对解释我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由于我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有较大不同，低收入阶层储蓄率最低，中高收入阶层储蓄率较高，而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又占据了我国储蓄总量的较大部分，因此将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进行分开对比研究，有助于揭示一些不同收入阶层所特有的储蓄行为动机，更为准确地找出我国高储蓄率问题的主因。
（2）将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进行分开对比研究，有利于揭示总量研究方法忽视的一些高储蓄率影响因素。比如，现有文献多倾向于将我国高储蓄率问题归因为受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约束的影响，但现有研究也指出，由于高收入阶层通常具备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财富能力，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可能会更大（Brownin & Lusardi，1996）。但照此逻辑应该是低收入阶层倾向于储蓄的更多，这与我国的现实状况不符，也暗示着存在其他导致我国高储蓄问题的重要因素。
（3）从时间维度来看，伴随我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各个收入阶层均表现出“富人”的特征，储蓄率水平不断提高，而对不同收入阶层储蓄行为的研究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为这一现象提供解释。
研究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差异同时具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意义，比如：（1）研究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差异是研究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关系的基础，正是由于不同收入阶层所表现出的消费储蓄行为不同，收入分配才会对总消费产生影响；（2）研究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差异可以为政策制定实施提供更加准确地指引，比如社保体系构建、财税政策改革等必须要充分考虑社会各个收入阶层可能做出的反应；（3）研究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行为差异也是对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现有研究的一种深化，处于不同外部环境的消费者往往具有不同的消费储蓄特征，而总量层面下典型消费者代表的研究方式往往会将这种异质性特征泯灭。
参考文献：
1. Allen， Donald S.and Ndikumana Leonce， In- come Inequality and Minimum Consumption： Impl- ications for Growth.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1999-013 A，1993.
2.Blinder， A.， Distribution effects and the aggregate consumption func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5，（87）：608-626.
3.Browing and Lusardi， Household Saving： Micro theories and micro f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6，（34）：1797-1855.
4.Dynan， K.E.， Skinner， J.and Zeldes， S.P.， Do the rich save more？ NBER Working Paper 7906，2000.
5.Dynan， Karen E.， Jonathan Skinner， and Stephen P.Zeldes， The importance of bequests and life-cycle saving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A new answ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274-278.
6.Dynan， Karen E.， Jonathan Skinner， and Stephen P.Zeldes， Do the rich save mo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97-44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号：2013M540174）。
关键词：安徽；消费函数；消费；收入；Excel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067-03
引言
众所周知，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相应增加。由于目前我国各省市发展水平不均匀，导致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长的幅度也会有所差异。笔者运用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利用Excel软件得出了安徽省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函数关系。根据计算出的函数关系，以安徽省为例，收入每增加1元，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69元，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78元。经计算得出的2003―2012年安徽省城镇居民的消费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的平均误差为0.05%，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的平均误差为0.36%。
一、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概述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消费函数的概念，认为消费函数是指反映消费支出与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凯恩斯理论假定，在影响消费的各种因素中，收入是消费的唯一的决定因素，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的增加多。如果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c（t）=a+b×I（t）
函数式中c（t）表示消费，I（t）表示收入，参数a称为自发消费，即收入为零时举债或动用过去的储蓄也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参数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因此又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
二、安徽省的消费函数
笔者选取2003―2012年安徽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表1），将以上两组数据导入Excel，可以得出以下散点图（图1）。图1中，X轴表示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轴表示人均消费性支出。从图1中明显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关系。可以画出一条直线，使这些点均匀的分布在直线的两侧。利用最小二乘法结合所给数据可以得出这条直线方程为
c（t）=515.00+0.69×I（t）
这就是安徽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其中C表示城镇居民总消费，y表示城镇居民总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0.69。安徽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表明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消费增加0.69元。自发消费为515元，大于零；边际消费倾向为0.69，介于0到1之间，符合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
如表2、图2所示，与计算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方法相同，可以得出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
c（t）=13.00+0.78×I（t）
这就是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其中C表示农村居民总消费，I表示农村居民总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0.78。安徽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表明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消费增加0.78元。自发消费为13元，大于零；边际消费倾向为0.78，介于0到1之间，符合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
三、安徽省消费函数评价
［关键词］旅游消费；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消费日渐成为居民享受生活、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普遍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我国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的第三产业之一，特别是自1999年国家增加公民休假时间以后，各种形式的旅游休闲活动，如生态旅游、黄金周旅游、红色旅游及商务旅游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统计显示，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1亿人次（同比2009年增长率达10.6%），旅游收入更是高达1.26万亿元，预计未来10年我国旅游市场仍将保持这种快速增长态势。［1］然而，旅游消费目前尚属我国居民消费的崭新领域，居民对旅游消费的认识存在偏误，学界对旅游消费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从定性研究来看，尹世杰教授对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居民旅游消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问题，并对今后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在长期规划下，合理开发和培育旅游资源，树立“大旅游”理念；［2］喇明清从国际生态旅游视角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国际标准，促进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3］谷慧敏等透过居民收入分配及结构演变，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的特征；［4］屈锡华等结合现代社会疏离危机，分析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精神的整合作用，认为旅游开发是缓解社会疏离的新途径；［5］此外，陈兴中等、刘玉春等分别对现代旅游的新要素和民族地区旅游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诠释。［6］［7］从实证研究来看，李银兰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8］李冰州等建立居民国内外旅游消费支出与GDP、CPI的线性关系模型，研究居民旅游消费与这些变量间的关系，认为居民国内外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9］杨丽萍从旅游者的出游时间、人员构成、旅行方式、旅游品味等角度对居民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论述了旅游消费对社会经济有促进作用。［10］这些研究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对旅游消费的定性研究，或者仅从居民收入角度进行说明，没能够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对影响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因此，进一步加深对居民旅游消费的研究，探讨影响居民旅游消费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预测和合理引导居民的旅游消费，并为提供有针对性的旅游资源供给，提高居民旅游消费质量，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和谐、快速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居民可支配收入、金融资产发展两个方面，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居民进行旅游消费时所存在的收入与金融资产的引致效应。
二、居民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与国内旅游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居民以现金、存款、股票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形式的财富持有量快速增加，提高了城乡居民对闲暇消费的支付能力，多数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从生存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变。［11］而旅游消费作为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生活需求，目前旅游消费日渐成为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消费形式。
(一)居民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居民经济收入是决定其旅游消费需求的重要客观因素。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市场有效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收入是超越心理等其它因素的客观必要条件。［12］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根源于收入水平的变化。通常情况下，消费需求与收入成正向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需求越大。旅游需求作为人们的一种高层次精神消费，是其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消费结构升级及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目前，旅游需求在居民的所有消费中还属于一种奢侈消费，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较大，因而，我国居民旅游需求量与收入水平不仅成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增加速度大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直接引致旅游消费支出的大幅度提高。此外，收入的增加使居民延长闲暇时间相对于减少同等劳动供给时间的效用更大，居民更愿意放弃部分劳动时间而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旅游产品与非旅游产品消费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才能对其进行消费。居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为其进行旅游消费提供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又为旅游消费提供闲暇时间。因此，居民收入的增加为旅游消费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作用
消费理论认为，消费需求既取决于居民当期的实际收入，也与居民的财富持有水平直接相关。弗里德曼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函数，而持久收入主要表现为非人力资本资产的金融资产。居民持有的现金、储蓄存款、股票、债券、保险准备金及黄金外汇等金融资产，较容易变现而转化为收入或其它资产，因此居民消费受金融资产影响显著。莫迪里安尼则认为，消费者将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消费者将在生命周期内平滑分配一生的资源。根据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财富。因此，消费不仅与收入有关，也与居民财富水平有关。所谓消费的财富效应，就是指居民资产净值的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通常这种财富效应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当居民财富价值增加后，居民消费需求随之增加，反之若财富缩水后，居民消费需求随之缩小。［13］Ludvigson等对居民财富增长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居民财富每增加一美元，消费将增加3―4美分。［14］但马辉等采用协整方法及因果检验方法研究股票价格、居民收入和消费间的关系，认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股市仅呈现出微弱的财富效应。［15］
旅游需求作为居民享受生活的一种重要消费方式，是居民财富积累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高层次消费，当然也受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发展的影响。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直接财富效应，持有股票、债券、储蓄存款以及保险准备金的消费者在资产价格上升后，通过卖出这些资产来套现而使其实际收入上升，从而直接推动旅游消费的需求。二是间接财富效应，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使消费者的资产价值增加，从而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得乐观，而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较大，由此产生的预期效应能有效增加旅游消费支出。三是流动性约束效应，金融资产不同于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很容易变现成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居民金融资产的发展增强其信用等级，制约消费者适时跨期转移消费的障碍可以通过银行的信贷而消除，提高居民旅游消费的需求意愿。
三、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一)计量模型
经济学理论表明，财富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通常是建立在持久收入假说（或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其当期收入和预期未来收入，以及居民已拥有的财富存量，其中财富存量通常被分成不同的资产类型，并以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等金融资产为主。本文基于消费的持久生命周期收入假说模型把居民旅游消费和人均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存量联系起来建立线性计量模型。另外，居民为平滑消费，本期消费通常还受其前期消费水平的影响，于是本文把居民前期的旅游消费水平引入计量模型，建立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自回归函数模型:其中，lntct表示居民人均旅游消费的对数；lnyt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lnfat表示居民人均金融资产的对数。β1、β2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这里，预计有0＜β1、β2＜ 1，即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能够导致居民旅游消费增加。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用城乡人口比例作为权重，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得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以国内旅游收入数据来替代。金融资产包括现金、本外币存款、债券、股票及储蓄性保险等。其中，由于我国对居民持有的现金余额没有完整统计，本文采用孙克任等学者的处理方法，现金以流通中现金M0的75%计算；银行存款包括居民期末持有的各种期限的本币存款，并以居民储蓄余额来代替；债券以居民持有发行债券总额的80%计算；股票是指居民持有的流通A股，以沪深股市流通A股的60%计算；而居民持有的保险份额直接以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来代替。用居民金融资产除以每年人口总数得到人均居民金融资产存量。数据来源1994―2009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性质，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弱化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各变量取对数，并以lntc、lny、lnfa分别表示取对数后的人均旅游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存量。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表明，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后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
以上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模型的拟合效果较佳，D-W统计量显示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
误差修正模型中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ECM模型的参数估计量，短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的变化将引起居民旅游消费同向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变化1%后，分别引起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0.1546%和0.1191%。结果同时显示，居民旅游消费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上期旅游消费的变化，会引起居民旅游消费的相同方向变化且弹性高达0.1474。误差修正项（β4）回归系数统计检验显著，其数值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0.3006）来看，这种调整力度是强而有力的，即上一期的均衡误差对下一期旅游消费的调整存在显著影响。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均金融资产持有量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要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符合我们之前对两者之间的假设关系。旅游消费作为高层次的奢侈产品消费，对其需求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对当期资产和收入增加的预期使得居民增加和施放旅游消费的需要意愿。目前金融资产以城镇居民持有量为主，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从整体上来看还没能达到这个临界点，农村居民持有量相对较少，而有更强的愿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及人均旅游消费数据，对影响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收入和财富效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旅游消费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居民对旅游消费存在持续性需求，且是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以居民手持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资产等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是影响居民进行旅游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效果稍弱于收入的增长。此外，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上一期的均衡误差对下一期的消费调整具有显著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是由 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可以预见到的，但前一期的旅游消费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如此显著，甚至远远超过收入增长，则出乎我们预料。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旅游消费作为较高层次的奢侈品消费，具有很大程度的攀比及延续效应。而前期旅游消费对后期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则说明旅游业本身就具有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特征，因此，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由于旅游业也是我国政府积极促进发展的服务产业之一，因此本文的政策意义较为明显。进一步推进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除大力规范发展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扩宽居民投资渠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并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外，还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渠道，提升农村居民对旅游产品消费的需求愿望及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旅游资源自身的开发与培育，切实提高居民旅游消费质量及增强旅游景点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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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lation among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Financial Asset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Tourism Consumption
Chen Chanping1 Liu Mei2 Zhang Guofeng3
当然，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人有很多。比如刘佳通过研究1953-199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做出了当期消费与即期收入 、上期收入、上期消费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王兆宁通过研究1978-199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做出了解释变量为持久收入 、瞬时收入，被解释变量为当期消费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样的文献还有很多，通过阅读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即期消费不仅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影响，即消费具有“示范性”或“攀附性”；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又具有“不可逆性”。因此，我们将用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即期收入、上期消费、上期收入对即期消费回归，以检查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具体来说就是对计量模型：
■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应用数据为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原始数据如下：
首先我们应用这些原始数据进行数据的初步分析。通过计算可知人均消费平均值为4620元，标准差为3206；人均收入的均值为11193.4，标准差为7592.815。从下面的散点图中可以看出，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前期消费、前期收入均是近似的线性关系，所以我们所做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正确的。
其次，进行计量经济检验。计量结果如下：
■
Se （30.55） （0.33） （0.21） （0.99）
■=0.99 F=15303.16
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所有解释变量签名的系数都是显著的。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接下来，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计量结果中可以看出，所有解释比那两均是显著的，因此，多重共线性检验意义不大。
接着，进行异方差检验，
怀特异方差检验结果：
从怀特异方差的结果可以看出，p=0.56>0.05，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原假设为不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接下来，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由于模型中存在滞后变量，因此，DW检验无效，我们应用BG检验来测定模型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从BG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p=0.22>0.05，因此，接受原假设，原假设为不存在序列相关，因此，本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
最后进行统计检验和经济意义检验。从精确p值均小于0.05，我们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均是显著的；因为F（3，22）=3.05，15303.16>3.05，所以模型的F检验也显著；拟合优度比较接近1，拟合程度很好。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前期消费、前期收入的模型是显著的。当期收入越多，当期消费越多；前期消费越多，当期消费越多；前期收入越多，当期消费越少。并且系数绝对值均大于0小于1。前两个很符合我们的经济预期，最后一个或许与我们的预期不同，但是却很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勤俭节约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当前期消费很多时，下一期中国人会选择更多的储蓄，而不是更多的消费，因此，本模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模型的经济意义是合理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来说，当期消费不仅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还要受到前期消费和前期收入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均是显著的。当期收入越多，当期消费越多；前期消费越多，当期消费越多；前期收入越多，当期消费越少。
参考文献：
[1]刘佳.我国消费函数形式的计量经济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7卷第3期 2003（6）
[2]王兆宁.中国消费函数模型分析.社科纵横，21卷第9期2006（9）
关键词：消费理论 习惯形成 综述 展望
引言
凯恩斯（Keynes）在其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首次提出了消费的绝对收入理论，由此拉开了经济问题中有关消费研究的序幕。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传统消费理论和现代消费理论，自1970年代的理性预期革命兴起以来，消费问题的研究从确定性阶段进入不确定性阶段，消费理论研究也从传统消费理论阶段进入到现代消费理论阶段。
近年来，学术界对习惯形成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例如结合预防性储蓄来研究习惯形成理论、引入心理学中心理账户的概念来进行分析等。
传统消费理论
（一）绝对收入假说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均以工资单位加以衡量），而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动则被认为具有次要影响”。绝对收入假说的提出拉开了消费研究的序幕，但该理论侧重于宏观上解释消费行为，对消费的微观机制形成研究不足；能解释短期中的经验数据，却不能很好地解释长期中的经验数据。1942年，库兹涅茨从长期的角度对美国1869-1938年间的宏观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美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并没有像凯恩斯所预言的那样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这便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反论”。
（二）相对收入假说
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他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相对收入理论，消费除了当期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周围的其他人的消费和消费者自身以往的消费高峰的影响。相比绝对收入理论而言，相对收入理论不仅仅考虑消费者当期的收入，还考虑到消费者之前消费水平对当前消费的影响，以及周围群体消费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更具备微观基础，使得对消费问题的研究的视角从宏观进入到了微观。这也可以看作是后来的习惯形成理论的萌芽。
（三）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布伦博格和安多在1954年共同提出来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的生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收入大于消费的时期和收入小于消费的时期，在前一个时期进行储蓄，而在后一个收入少的时期负储蓄，家庭平滑每一个时期的消费，以实现一生中各个时期效用的最大化，如果总人口的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边际消费倾向在长期中是稳定的。生命周期假说能够很好地解释“库兹涅茨反论”，同时，在确定性条件下将研究引入到了微观个体的动态跨期消费的领域。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假定条件太强，例如要求家庭能准确预测未来的收入、能够自由实现借贷等，这些假定与现实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等相背离。
（四）持久收入假说
持久收入假说1957年由弗里德曼提出来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可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部分，暂时性收入是指收入中不可预见的、带有偶然性的收入，消费也可分成暂时性消费和持久性消费两部分。
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提出的时间很接近，且两者都是“前瞻的”，即着眼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其思想比较相似，都表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由其一生的财富价值所决定。因此后来的学者常常将两者合二为一，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在经济学消费问题研究领域占据二十年之久。
现代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一）随机游走假说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革命”的兴起，传统的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Hall（1978）将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并推导出了与传统消费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该理论是在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下追求消费者一生期望效用最大化，其研究表明除当期消费以外的任何信息都无助于预测下一期的消费，或者说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收入的变化不能预测消费的变化，这个结论令经济学界感到震惊，因为它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的观点完全背离。
尽管随机游走假说因不能解释经验研究中的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而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其逻辑严谨，对消费研究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其一，它将消费研究从确定性领域引入到了不确定性领域；其二，它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后来很多学者试图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完善，提出了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等。
（二）预防性储蓄假说
在传统的确定性或理性预期消费问题的研究中，常常使用二次型效用函数，其三阶导数为零。如同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决定消费者的风险厌恶度一样，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决定着消费者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Kimball，1990）。Leland（1968）是较早在模型中考虑效用函数三阶导数的，当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不再成立，消费者在面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将进行预防性储蓄。
研究发现，预防性储蓄与绝对风险厌恶度和劳动收入的风险都呈显著正相关。Zeldes（1989b）和Caballero（1990）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渡平滑性。Deaton（1991）和Carroll（1992）将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相结合，提出了消费的缓冲储备储蓄模型。
（三）流动性约束假说
关键词：居民消费；内需；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
（一）总量因素。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C）是可支配收入（Y）的增函数（C=a＋bY）。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而在我国，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低于同期GDP增长率。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65%之间。而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反而呈下降趋势；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保持在20%以上增长，但劳动者却无法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享受不到快速发展的福利。
（二）结构因素。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LCH）说明，居民消费既取决于收入，同时也取决于财富。衡量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指标是财富集中度和基尼系数。就财富集中度而言，尽管目前我国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并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7》提供的12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三）预期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IH）消费函数理论表明：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其将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并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的函数（Ct=c・YPt）（Ct为现期消费支出，c为边际消费倾向，YPt为现期持久收入），消费者只有在拥有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或收入来源时，其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施行超前消费。我国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一般都很低，因为其基本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中等收入群体虽有一定购买力，但基于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不得不节制消费；而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收入较少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的确定性，其消费更加谨慎。自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目前已降至最低点0.7，居民消费增长明显乏力。
当然，消费的环境因素以及消费传统、消费习惯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其他方面。
二、为什么要转到以消费为主导力量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消费-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于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起飞模型，又称作“罗斯托模型”、“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型，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据其理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我国处于起飞阶段后期，为进一步完成起飞阶段，进而步入成熟阶段，我国的消费水平亟待提高。
（二）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较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资率会逐步趋缓，稳定在23%左右，消费率逐步提升至77%左右，此时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以消费拉动。由于消费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因此是稳定经济的主要力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80%左右，经济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运行就比较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因此，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三、我国经济学家、经济观察者对于我国消费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缩小收入差距。臧旭恒、张继海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总消费。因此，解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振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胡日东、王卓等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抑制作用，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支出下降和消费需求断层，并使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罗良文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支出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相当一部分工业品的最终消费无法实现，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孙江明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相关年份的农民收支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更加明显。刘文斌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同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从消费结构上制约总消费的增加。高连水、邓路等则指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与居民消费率低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并构成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个单位，则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约0.6个单位。林江鹏等认为，我国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推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和农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数百亿元的居民消费支出。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壮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提高农民收入，对刺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二）消费是“短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认为，中国当前主要是结构不平衡，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是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突出结构问题重要性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相对于2003～2007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危机爆发后，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讨论的，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假若中国能够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直接影响就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其结果仍是投资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的7.7%之中，有7.3个百分点是依赖投资拉动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净出口对GDP两位数增长的拉动分别为2.5、2.2、2.3和0.8个百分点，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是-3.6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美国减少进口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世界贸易传递的间接影响，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不可低估。
（三）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长期战略。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产能的投资在解决今天内需不足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使未来的产能更加过剩，应该把增加居民消费列为增加内需最终的目标并把它提升为最优先的目标之一。无论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偏冷，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这说明，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比经济周期变动更深刻的原因。因此，把增加居民消费仅仅作为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我们必须制定出长期的增加居民消费的战略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较快增长。
四、对上述经典理论以及观点的评述和结论
从文中所述国外学者的理论观点以及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财富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先决条件。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切好收入这块“蛋糕”，对于当前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尤为重要。而从我国经济学者观点看来，既有从当前经济环境出发的具体研究，也有从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的考量。而学者们共同认为，对于我国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刻不容缓，也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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