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3 21:47:04
快乐王子历险记
作者：鹿聍心
指导老师：刘红
在一口幽深井里住着两只青蛙，一只青蛙自称快乐王子，它十分聪明勤劳，从不知忧愁、烦恼为何物。另一只叫笨笨，十分懒惰，总想不劳而获，每天做着不同的梦。它们都渴望看一看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一次暴雨过后，井水涨满井口，两只青蛙跃出井外，终于梦想成真，来到了与井内截然不同的世界。它们怀揣着不同的梦想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快乐王子一边哼着歌，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大自然，它蹦蹦跳跳向东面奔去。不远处到处都是农民伯伯忙碌的身影，农田里一片生机勃勃。这时一阵迷人的歌曲传到快乐王子的耳畔，它不停的猜想唱歌的青蛙妹妹是怎样的婀娜、漂亮。快乐王子清了清嗓子，与青蛙妹妹对唱。得到青蛙妹妹的邀请，他也加入到青蛙妹妹的行列。它们边唱歌边在农田中为农民伯伯帮忙除害虫。由于快乐王子的加入，青蛙妹妹的歌声更加的甜美，其它的青蛙忙的更加起劲。没有了害虫的迫害，庄稼长得更挺拔、更健康。农民伯伯望着绿油油的庄稼，苍老的脸上挂上了会心的微笑。这微笑就是对青蛙们最大的褒奖，农民伯伯夸它是保护庄稼的小卫士。快乐王子在农田中它还认识了不少好伙伴，每天快乐王子捉完害虫时，都与它们在一起嬉戏玩耍，这使快乐王子变得更加健壮，越来越快乐了。
每天的它们都在欢乐中度过，直到一个深秋，快收庄稼时，农田里来了一帮人捉青蛙，他们在农田里寻来搜去，捕到了快乐王子的许多同伴，快乐王子不幸也被捕了。他们将快乐王子与它的同伴放进汽车带走了。一路的颠簸，一路的忐忑不安，青蛙妹妹哭了起来。快乐王子劝解，不要担心，等下了车我们相机而动，逃出去。不多时快乐王子与同伴们看见了一幢大酒楼，接着女人便将快乐王子与它的同伴们放进了香味四溢的厨房，准备将它们做成人类的盘中餐。厨房中的人将它们放到房角，又去忙着各自的工作。快乐王子急中生智，让一只娇小灵活的漂亮青蛙妹妹立着身子从笼子的缝隙爬出去，青蛙妹妹将笼子外面上的并不紧的发条轻手轻脚的弄开。快乐王子与其它青蛙同伴逃了出来，接着快乐王子又将放在桌子上的发条紧紧地上在了锁上，让人类不轻易发现它们已经逃出了笼子。快乐王子上好发条后，又有条不紊的指挥青蛙伙伴们从后面的窗里一一跳出，它们又飞快的跳到了附近的池塘里隐蔽好自己，静悄悄的在晚上它们又踏上了归乡路程。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它们终于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快乐王子与它们在一起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逃过一劫的快乐王子百思不解，它问青蛙妹妹为什么我们为农民伯伯捉害虫，他们还要吃我们。青蛙妹妹也很气愤，由于我们的帮忙，他们可以不再使用农药，吃到绿色无公害的粮食蔬菜，他们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唉，想那麽多干啥，我们注意些，不让他们抓到就行了。快乐王子和青蛙妹妹又开始了快乐的二重唱。
突然我停下来了，看见一个农民大伯，用锄头努力地挖红薯，汗水一滴滴的从他的额头下滑落，他只是用袖子擦擦罢了，又开始忙碌起来，可能是我从不关心别人，所以这次我看的非常痴迷，那一滴滴的汗水，换来的是一颗颗红薯。一锄头下去一颗颗红薯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好奇的问了这位大伯：“大伯，这么多红薯您吃得完吗？”
“哦，小妹妹，你不晓得（晓得四川话，是指知道》，这红薯是喂鸡的”他一说完我一愣。
“鸡？，红薯藤也可以喂鸡啊，为什么要用红薯？”
“当然可以，但是鸡吃了红薯，也就长的快些啊”
“难道红薯的命运是注定是喂鸡吗”
“当然不是，还可以喂鸭，羊，狗啊”
大伯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微微一笑，说大伯：“您可以给我几个吗？”
“可以啊，小妹妹”
我拿了两个
“谢谢大伯”
“不谢不谢，小妹妹，多拿几个，回家煮稀饭吃嘛”
“不，大伯，我就要这两个，谢谢”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有俩个学生。
一个说“咦，拿的什么？哦，红薯，就是给猪狗吃得”
我从他的话中读到了对红薯的藐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利用暑假时间和妹妹做了一次调查，当了一回小记者。
吃完早饭，我就和妹妹骑自行车来到一个离家几公里外的乡村。一路上微风习习，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好像欢迎我们，我的心里感到无比惬意。自行车沿着平坦的公路路进入村庄，眼前一派好景象：一座座小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地展现在眼前；一条条笔直的水泥路通往村内。原先低矮破旧的瓦房区已是旧貌换新颜，幢幢楼房大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
走到一户农民的家中，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热情的农户把我们领进宽敞的客厅。坐下来后，他连忙给我们端来热茶。大伯满面春风的和我们交谈起来。
“请问大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有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农民能富起来？”我问道。
大伯自豪的说：“的确，农村是发生了巨变。就拿家用电器来说吧，以前，一个村只有一部黑白电视机，看电视的时候，屋里挤满了人。现在，20几寸的大彩电已进入各家各户，以前洗衣服都是用手搓，天气冷的时候，手都搓红了。如今，洗衣服再也不用犯愁了，洗衣机省时省事；有了电饭锅，煮饭方便极了；出门也不用步行，摩托车会载你出去；热水器、煤气炉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再拿农业来说吧，以前人们认识差，见识少，一户只种两三亩水稻，只能够一家人糊口。如今，家家户户都种上几亩果树，承包了十几亩鱼塘，还养起了猪、鸡、鸭等。人们立体养殖，效果很好。”
听着大伯的一番诉说，令我们赞叹不已，妹妹问道：“既然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那人们的知识水平也提高不少吧？”
“现在讲科技致富，没有知识不行，县里拨款办学校，许多农民都看到了知识的益处，都纷纷外出学技术，以前因没钱而失学的孩子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个个都争着上大学……”大伯越讲越起劲。
这次调查使我认识到，改革开放后，农村变了，人民不但生活水平提高了，思想道德素质也提高了。望着农村的变化，我感觉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听到了社会前进的步伐，预感到我们的祖国将会有巨大的腾飞，这就要求我们这一代更努力去奋斗！
Spring, the willow sister off white dress and put on a green wedding dress. Naughty brother leaned out of the grass a little head, little sister showed the white on the cheek. Farmer uncle hard cultivation, sowing in the field. Our children play on the lawn. Birds seem as if they are caught and singing. In the beautiful village left a good echo.
In summer, the stream; the stream. We are children playing by the river. The adults in the below shade chit chat. Cicada cried, as if to say: "hot hot dead!" A bird in the sky freely pleasant flight. In the beautiful left a good memory in the field.
Autumn, sister maple trees with red leaves, as if to meet the harvest year. Flowers are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its brothers and sisters. Farmer uncle in the hope of the field, harvest of his own work achievement. We are to help farmers uncle work. Bird flocking to say goodbye to everything here. In the field full of laughter and left a good farewell.
Winter, snow swirl underground. We are playing happily in the path. All plants gave in, only the Holly standing proudly in the wind and snow. Most animals hibernate. In this quiet winter, the winter sister's footprint.
I love my hometown.
我爱我那充满欢声笑语的家乡。
春天，柳树姐姐脱掉了白连衣裙，换上了绿婚装。调皮的小草弟弟探出了小脑袋，小花妹妹露出了洁白的面颊。农民伯伯在田野里辛勤的耕耘、播种。我们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小鸟仿佛被吸引住了，也放声歌唱。在那美丽的乡村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声。
夏天，溪水哗哗的流着。我们小孩子在河边玩耍嬉戏。大人们在树阴下谈天说地。知了在叫着，好象在说：“热死了热死了!”小鸟在天空上自由自在地愉快飞翔。在那美丽的田野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秋天，枫树姐姐飘落着红叶，仿佛在迎接丰收的一年。小花准备去和它的哥哥姐姐们告别了。农民伯伯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在帮助农民伯伯干活儿。小鸟成群结队地在和这里的一切告别。在那充满欢笑的田野里留下了美好的告别声。
南方的秋总是姗姗来迟，生活在被高楼大厦遮挡着视线的城市，看不到凋零的叶，看不到累累的果实，看不到秋已来的迹象。秋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的模糊，若不是夜提前的到来，若不是朝暮的微凉，若不是妈妈的嘱咐：“天凉了，出门记得多穿衣服！”我以为还是夏未曾入秋，有时还为天气的闷热而牢骚不停。就这样不经意间的，已步入深秋。若继续沉沦，只会擦肩而过，我想我应该去找寻。
借着国庆放假的机会，我想回家看看。尽管一路的颠簸，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才拖着一身的疲惫踏下车门。一阵风袭来，我微微颤了颤，果然家乡冷多了。就这样，我被融入家乡的夜色中。远远的看到一盏亮光一晃一晃的靠近我，终于在离我一百米左右的时候，听到既亲切又熟悉在梦中也经常被唤醒的声音，“妹妹……”（妹妹算是我的乳名吧，打小家人就这么叫着我）我兴奋着提着行李就跑了起来，“妈……”我知道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眶有些湿润，而我把它归结为激动，久未见妈妈时的喜悦。尽管黑夜吞噬了光亮，却阻挡不了我们之间亲情的流动。借着手电薄弱的光，我牵着妈妈的手，母女边聊边往家走。
因为是晚上我也没太注意家乡的变化，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晒进来的时候，我爬了起来。轻柔还未完全清醒的双眼，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家乡的空气就是好，清晰、自然、少污染，让整个人也变得轻松快活起来，这就是我一直盼着回家的原因之一。久居都市，那种浮华、喧嚣甚至嘈杂，空气中夹杂着尘埃与噪音时，总是让人有些受不了。就想返璞归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也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恋家女孩。夏日看不到满天的繁星，总是感慨星星没有家乡的多，月亮也没有家乡的圆。
望着窗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片的有些耀眼的金黄，微风拂过，卷起一层层波浪，顺着风飘来的是一阵阵的稻香。我闭上眼，陶醉其中，不愿醒！听说过不了半个月，这里就可以收获了。这可是凝聚着农民伯伯一年希望的金色海洋，是他们辛勤耕作后的盼头，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的蠢蠢欲动，只要一成熟就奔向田野，收割一空。
在文人眼里，秋总是五彩斑斓、诗情画意的，其实农村的秋，是最繁忙的季节，是被疲劳、困乏所包围的喜悦。因为稻谷成熟的时间很短，早了不能收成，晚了就容易掉落，所以，一到时间就起早摸黑的抢收，而且还得趁天气好，否则天气变坏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早出晚归，挥汗如雨应该才是农民们秋收时的最真实的写照。
这时脑中闪过几幅画面：
第一幅：在雷雨交加的日子，田野中有几个披着蓑衣，带着斗笠摸样的人。前面有一个人跟在牛后，一手执鞭，一手扶着耙，还时不时的叱喝着，犁田在伴随卷卷泥花中继续。后面的三、四个人，不相上下的排成一字型，弓着背，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迅速的从左手捏过一或两颗秧苗（大颗的一根，小的两根）然后插在刚犁过的田中，不一会儿，在他们的前面呈现的是横纵都整齐，在雨中耸立的秧苗了。在茫茫的田野中种下了一片绿，这就是春日里的播种。
第二幅：夏日烈日炎炎下，几个戴着草帽的农民，卷着裤脚，挥着锄头，在田里横七竖八的来回移动，推出去又收回来，一颗颗杂草在他们的锄头下被埋葬。在他们前面有个男子在撒着颗粒状的东西，那是在洒化肥，希望它们快快长大。这就是夏日里的耕耘。
第三幅：整个背景是金黄色的，弯弯的镰刀伸向它们，听到“嗦嗦嗦”裂骨的声音，稻穗弯了腰，农民伯伯是笑弯了腰，那爽朗的声音划破了天际。尽管腰酸得有些直不起来，可脸上还是洋溢着幸福，因为他们正在收获一个秋。
第四幅：一家老少，在大厅里围成一个圈，中间放着一盆炭火，木炭在一点一点的燃烧着，热量在传递、在扩散，温暖着火炉旁的人们。他们聊着、笑着，伴着火苗霹雳啦啦的声音度过了整个寒冬。
春天里的播种、炎炎夏日里的耕耘、金秋时节的收获、隆冬里火炉旁的幸福，构成了农家一年的生活轮回。而秋日里的丰收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从对联里的五谷丰登足以见证。秋收让春种和夏耘便有了意义，也为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建立了物质基础。
一年里正是最酷热的季节。这几天，母亲的血压极高，我担心她中风，顶着发白的毒日头去探望。刚进家门，母亲就告诉我老家三哥来看她了。我不禁皱紧眉头，三哥又来干什么？
三哥是我二伯父的独子，家里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伯父伯母在过苦日子时，先后过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三哥没念完高中便辍学在家种田。奶奶心疼一双未成年的孙儿孙女，将他们接来一块住在老家那几间破旧不堪、风雨飘摇的土砖屋里。奶奶原本和我那从未娶过亲的大伯守着几分薄田、几棵石榴树，相依为命。因为兄妹俩的到来，日子愈发过得窘困。
我父亲是七兄妹中唯一念书走出穷山沟的，每月少不了给奶奶寄生活费，买些诸如衣物、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在我印象里，三哥总是在春暖花开时来我家，穿着一件青布衣衫，剪着短短的平头，朝父母叔啊婶啊，嘴巴沁甜。母亲那时在畜牧场担任副场长，三哥就在场里干些零碎活。挑猪粪、运饲料、砌红砖，三哥样样活都会干。每天他早早出去，放学我才见他湿着青布衣杉回家。晚上，三哥给我折些纸鹤、飞鸟、“油饼”（一种玩耍的游戏）。每每在灯下，我看见他那双长满厚厚茧子的手，片刻就变戏法地折出一大堆喜欢的东西来，心里就无比欢欣喜悦。三哥对我提的要求从不拒绝，场里其他人要他帮忙做的活，他也是乐呵呵地接受。正是这种憨厚与老实，让父亲对他另眼相待。父亲甚至想要在场部里给他物色个姑娘，讨个堂客。母亲笑他是太器重小三了，城里的姑娘哪个愿嫁到那穷山沟里去？父亲只好不再提及此事。
记忆里的三哥就是春天里那开得满树缤纷的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他踏着早春的泥土悄悄走来，在绿荫浓密的初夏回老家。临行时，母亲将家里的旧衣物、副食品之类塞满他挑来的箩筐。三哥连连道谢，满心欢喜地回乡下。
时间如漏斗里的沙子，一点一点地筛落。三哥成家了，三嫂是同村的妹子，模样俊秀，勤快能干。家乡人有一门传统手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补鞋。农闲季节，村里的男人进城补鞋维持生计。三哥脑瓜子灵泛，心性又极高，他很不屑于补鞋的针线活，在他眼里，那是堂客们干的活。九十年代初，畜牧场承包给养殖户后，家家户户另起炉灶，三哥每年进城做零工的收入就成了泡影。
秋收过后，地里农活忙完了，天气也慢慢转冷。三哥和老乡各挑一付担子，来我家撂脚。他在离我家不远的巷口摆了鞋摊，收费比城里的鞋匠要低些，生意还算不错。每日里，老远就瞧见他坐在那棵茂密的槭树下，膝盖上搭块黑布，手拿小锤子乒乒乓乓修补鞋子。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秋风秋雨愁煞人，一阵比一阵来得急促。梧桐树下已无法遮风避雨，三哥的鞋摊收了，他有些落落寡欢。同来的老乡竭力鼓动他做点小生意，三哥原本不是个安分的人，进城补鞋也不是他的初衷。两人便和街上摆棋局的老头套上了近乎，据说赢一盘棋可赚十块钱。三哥乐得眼睛发亮，这可是个好生财之道，每天补20双鞋才20块钱，自然比补鞋来得轻松。经不住怂恿，三哥酣战了一整天，一个多月的辛苦钱全输光。夜里三哥才回家，他的神情极不自然，草草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了。母亲早就对同来的老乡颇有微词，一个外人在我家蹭住蹭吃，凭的又是哪般？现在又带着三伢子不务正业，家里老小靠谁赚钱？
第二天，三哥和老乡早早出门，说是要与人合伙做点小生意。一连几天，也没见他们人影。父亲心里着急，他对三哥打心眼里疼，简直是恨铁不成钢。第三天，三哥终于露面了。一身的灰尘，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睛里全是血丝。他后面还跟着警察。原来，他又做起了黄梁梦，和老乡去北门口车站玩“三八牌”。不料，这是一伙专门在车多人多的地方据点的骗子。被警察发觉后逮个正着。警察禁不住三哥的苦苦哀求，随他来我家调查情况。父亲脸色铁青，但他还是用了他离休的第一次权力，打电话给他的部下放三哥一马。警察走后，三哥耷拉着脑袋随父亲走进了屋里。我听到父亲义愤填膺地训诫：“小三，你咋就这么糊里糊涂过日子。你想发财，但发财要走正道，农民要有农民的尊严……”屋里是长久的沉默，我听不见三哥有任何辩解。
翌日清晨，天刚亮，三哥收拾好补鞋担子，准备回老家。他苦笑着跟我道别：“妹子，三哥要回去了。可我咋就不明白，乡下人赚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啊！”他长叹一声，清瘦的身影消失在无边无际的秋雨中。
其实三哥心里一直是有梦想的。读书时，他就出类拔萃，如果不是父母早逝，他也许吃上了皇粮。他渴望摆脱山区的贫困，像城里人一样过上有商品房、有医疗保障、有福利待遇的日子。这些，都没有错啊！然而，老家又陆续传来三哥的消息，他违反计划生育，被乡政府罚得四处流浪。后来，他去广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又摔伤了腿。再后来，有人介绍他去一家建材市场守夜，包吃包住，每月一千块钱，他嫌钱少，做了两、三个月就回了老家。三哥像迁徙的候鸟，在繁华的都市，他是一个没有根的农民工，不停地奔波流浪，寻找灵魂的家园。
一晃又过了五六年，祖母和大伯先后过世。三哥依旧在城市里漂泊，也没见他的生活有起色。每回来我家，父母依旧打发他一些钱物回乡。他们早已成习惯三哥要钱的理由，家里的猪又得瘟病了、要买化肥、孩子要读书之类的种种藉口。老想靠别人输血救济过日子，三哥在我心里的形象骤然矮了半截。
三哥似乎并不满足他的生存状态，仍在乡下打打闹闹地打发日子。三嫂在一个贫病交加的日子，匆匆辞世。那段时间，三哥沉缅于麻将，夜夜拖着酒醉醺醺的步子回家。一次酒后，他和邻居为几只鸡起纠纷，结果剁伤了人家一只手。在派出所呆了几天，最后私了此事。听到这些，父亲扼腕长叹，什么时候，这三伢子能走正道啊！
父亲过世时，三哥来送行。他跪在父亲的灵柩前烧纸钱，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头埋得很低，整个身子匍匐在地上：“叔啊，我不成器，年过半百还一无所有，愧对你的扶持……”母亲拉起三哥，郑重地说：“三伢子，这世界上没有趟不过的河，人啊，不能总像浮萍飘啊飘，有定性才有根。”三哥连连点头，眼里全是愧疚的泪水。临走时，母亲从父亲留给我的三万多元遗产里，给了三哥一万元。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钱，是发家的。
屈指算来，三哥已有三四年未登门了。他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我心里放不少，又忘不了。这一次，三哥该不会又来借钱吧？我寻思着。
屋里头熟悉的家乡口音传来：“妹子，你工作咋这么忙咯？”应声走出来的三哥，让我的眼前一亮。白色t恤，灰色的休闲裤，头发染成了褐色。“我是特意来看满婶的，家里种的菜吃不完，让你们尝个新鲜……”三哥拖出两大塑料袋，里面有一袋新鲜的蔬菜。还有一袋，打开一看，竟是一袋翠绿的西瓜！
“今年我种的早春红玉，甜着呢，你尝尝！”三哥切开瓜递给我，果真是甜进心窝里。原来，三哥这几年不仅建了楼房，办起家庭养殖场，养黑山羊、土鸡、土鸭，种西瓜、奈李、葡萄，还雇了当地几个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呢。
我去过美丽的南宁，去过有钱的上海。可是没有家乡的美。
春天，坝埂西边的意杨林已经发芽了，意杨林很长总占几千亩地，意杨林的后面是我国第一条大河——长江。坝埂的西边是农民伯伯油菜花。
夏天，杨树长出了嫩绿色的叶子，如果这时有人在杨树下面，就会赶到很凉爽。坝埂上的草别提有多少了，一个人躺在草上面，草就像被子一样把我包起来。西边的田地的油菜开了，黄黄的……油菜花周围长着许多花，蝴蝶、蜜蜂，都赶来采蜜呢。
秋天，你会享受到蝴蝶般的快乐，叶子一片片落下来，这时侯站在杨树这儿看着落叶就像天上的仙女的扇子落下来一样。西面的地都是金黄色的啦！
冬天，雪白的雪落在坝埂上，树穿上的是银白色的衣裳，田穿上的白色的外套，雪妹妹摔了一脚，坝埂到处白茫茫一片。
坝埂一年四季的景色优美，我爱坝埂，更爱自己的家乡！
八一三年级：胡可
作文 zuowenku.net
那回我安排了到“退辅会”的武陵农场探望老兵。在正式拍摄之前，需要与农场场主沟通，并去老兵家里探访。在我先期来到农场选择主持人的定位时，恰巧见到许多中年女子在穿梭，于是就顺口问农场场主：“这是‘收尸队’吗？”
有争议的“爱情”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收尸队”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荣民’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最后的“女人香 ”
1960年代，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队”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她的“同行”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阿玉说，“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有的“荣民”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愿，“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收尸队”的负面新闻。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病、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
凋敝“红包场”
对于老“荣民”晚年生活的考察，从“收尸队”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红包场”。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西门町的一家肯德基门店附近，甚至还成了老“荣民”与女歌手私会或者易的地方。在报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写的散文，说她披着一头长发从这里走过，被一位老伯伯误认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正好我认识这位教授，在电话里向她求证了此事。
这里的歌手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我曾经想办法到里面考察过，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只身独往，根本没有歌手理我。女人不是她们的赚钱对象，所以她们不理睬女人。她们对想了解她们生存状况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备。
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红包场”，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红包场”，就被团团围住、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这样的男子出现在“红包场”，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红包场”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拉上男人去“红包场”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有的是假结婚——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娘是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妇女，她一直在农村养育着自己的儿女；父亲是个长年四处奔波在千里铁道线上的工程人。父母膝下有五儿两女。我生为老大。那时渭北农村的生活极为艰辛，娘一个人要为我们七个儿女的生活操心和劳作。我出生在1960年9月，娘就格外对我疼爱和关照。打我记事起娘每年逢我们的生日都格外的高兴，头一天夜里天黑尽后点上煤油灯盏，同七十多岁的奶奶坐在窑洞里的土炕上抱着我笑眯眯地说：“明咯，我乖乖过岁哩！”说着用手指轻轻地点着我的小鼻梁问我：“乖乖儿，你知道自己明天就满五岁了么？”我睁大眼睛天真的挥着小手拽着娘额前的流海问：“娘，我明天真的五岁了么？”于是娘微笑着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不说话，七十多岁的奶奶就会目光慈祥地注视着我的小脸脸，拉着我的小手手乐嗬嗬地说：“噢哟哟，我孙娃子明个五岁了，明个儿五岁了，这就叫作有苗 不愁长呀！”一家人在奶奶的话语声中乐嗬嗬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娘讲我出生的过程，奶奶说父亲出生的前前后后，一阵又一阵的笑语飞出了土窑里，我听着听着困了就躺在娘的怀抱里香香的睡去了。
第二天娘很早起炕就忙开了家务，全家人起炕后都忙开了自己的事。我睡了一夜自然将自己过岁的事儿就忘的一甘二净。一到中午吃饭时，奶奶、大伯、大娘、三伯、三娘都兴高彩烈地坐在了土炕上，奶奶叫我坐在她们的身边，忙碌了一上午的娘也坐到了炕沿上，炕桌上摆放了七八碟子各种各样的菜，放了一瓶酒和几个酒盅，大伯亲自给奶奶的酒杯里斟上了酒，又给他自己的酒杯里倒满了酒，静静的等着奶奶说话。奶奶接过娘端来的一个雕龙刻凤的红木盘子、盘子上盖着一小块大红大红的绸缎，奶奶轻轻的揭开盖在盘子上的红绸缎子，盘子里放着一个煮熟的鸡蛋，一个用红毛线拴成的长命锁，长命锁下端拴了五枚铜钱，奶奶双手拿起长命锁子，嘴里唠叨着吉祥的话语，给我亲自戴在脖子上，又将煮熟的鸡蛋亲手剥去蛋壳递到我嘴边，让我吃一口，才笑哈哈地端起酒杯向全家老少宣布：“我孙娃子过岁哩！”三伯父就提起一串鞭炮在院子里点燃,一时间劈哩啪啦的炮竹声响彻了院子,全家人开始吃菜吃饭,就这样我过岁了.长命锁下端一岁一枚铜钱,两岁拴两枚铜钱,三岁拴三枚铜钱,依次类推.我那时五岁拴了五枚铜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过岁了.而在渭北经济条件一般的农家给孩子过岁都如我过岁一般.经济条件较好的一点的大户人家为孩子过岁更为讲究,更为气派一些,这些大户人家孩子过岁的当天,由长寿婆亲手为其用红布条缝制一个长命锁,缀上铜钱,给过岁的孩子全身穿上新衣,戴上新帽,穿上新鞋,将过岁的孩子打扮一番,请来亲朋四友大摆宴席,热热闹闹庆贺一番;有的人家还特意请来银匠为过岁的孩子专门打制百岁纯银长命锁,锁牌上雕龙雕凤的图案,图案中间有四个字"长命百岁",锁牌下端坠有六个和十二个银铃铛,把掌般的锁牌链子也是银子的,给过岁的孩子戴;有的人家男儿是几代单传的独子,给孩子过岁更为讲究器重一些,给过岁的孩子请干爹和干娘,请来吹鼓手戏班子唱唱闹闹更为隆重一些,这就是渭北的所谓给孩子过岁.我由四岁到五岁过岁,年年如此,这种过岁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我年满十八周岁,一串由大红毛线拴成的长命锁缀满了十八枚铜钱,十八枚铜钱标志着我由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了.后来我的弟弟妹妹都这样过岁.年年每个人的出生日不同,过岁的方法都是如出一撤,再后来那些很有年代的铜钱一枚枚被我们丢的无影无踪了,无论那个弟弟妹妹过岁都换成了一毛钱的人民币,每一岁一毛钱,用红毛线拴成长命锁,下端拴上崭新的一角钱人民币，由娘给过岁的弟弟或妹妹戴在脖颈上，表示他或她又长了一岁，每个人过了十八岁即标志着他或她成人了，再也不过岁了，直到一个人结婚成家有了儿女、孙子，又开始为老年人过寿，这就是我儿时的过岁记忆了。
如今我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女儿，为十来岁的女儿过岁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女儿过岁的前几天就朝我和爱人喊着说：“爸爸、妈妈，我快过生日了，你们怎么给我过哩？”我笑着问女儿：“你想咋个过？”女儿说:"我要一个生日大蛋糕!"于是我就为女儿订生日蛋糕,购新鲜糖果,妻子在女儿过岁这几天又忙着备酒、抄菜，女儿约上几个小同学来家里欢聚一堂，夜里吃饭时还要唱唱生日歌，一家人说说笑笑，热闹一番心情极是愉快。但是为自己的孩子过岁我不免要回到自己小时候过岁的记忆中去，也许几十年来这由父母在渭北农村给我过岁的情景太纯、太真，令我无法忘记罢了；也许是我人到中年对过去童年纯真的一种回忆吧。
艺人：好妹妹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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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好妹妹乐队 唱片公司：春生工作室 发行时间：2013年5月15日 专辑风格：民谣
本刊推荐：
去年，一张《春生》专辑让好妹妹乐队赢得业内业外一片赞扬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张内地歌手独立发行的专辑。从独立发行专辑《春生》到成立“春生工作室”并发行第二张专辑《南北》，在步履维艰的华语乐坛上白手起家，也足以证明《春生》的出色与好妹妹乐队的成功。
抛开粉丝的重度沉溺偏瘫思维，我觉得专辑《春生》堆砌出的好妹妹乐队，魅力在于复古风与文艺青年式闷骚情怀。复古风，以主唱秦昊温吞而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等原生乐器的编曲、唐诗宋词般意境的歌词为衬托，支撑起了整张专辑的厚度，其中《相思赋予谁》和《青城山下白素贞》就是最成功的典范；文艺青年式闷骚情怀，就是带着小忧郁去回忆过去的点滴，还敢于自嘲的那些忧郁。除了专辑中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这种魅力更多地体现在网络上与巡唱中，所以《闷骚的你》、《李伯伯》会成为又亲切又诙谐的最受欢迎曲目。
新专辑《南北》在筹划时，秦昊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让我们充满了无限期待，然而听完后又觉得一切依旧。好妹妹还是那个好妹妹，整体延续了复古风与闷骚情怀，只是那些衬托点开始偏离文艺青年范儿，向普通青年方向发展。于是，就看见了秦昊的那句戏称：好妹妹走的是“乡村重金属”路线。
首先，编曲上脱离了不插电的质朴，旋律上追求口水化。第一主打《风从海面吹过来》中电吉他的替换，让本来自然的口哨声与海水声仿佛沾染上了城市色彩。另外两首主打歌《我到外地去看你》和《晚风》为了突显可听性，增加编曲层次化，让整张专辑有了浓重的POP气息。
最初听到谢甫琴柯的名字，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从父亲自前苏联带回的《谢甫琴柯画册》上。那时年纪还小，只记得他是19世纪乌克兰著名诗人、画家。待我们捧读戈宝权译的《谢甫琴柯诗选》，并渐渐走近他，已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记得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满腔热诚地推介了拜伦、裴多菲等一批19世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即“反抗”)诗人，说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而“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实际上谢甫琴柯也应属“摩罗”诗人之列：“别等待／等待自由――徒劳!／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来?／我的人民啊／快举起所有的棍棒／还有那，乌克兰宝刀!／那时候，自由――才能来到!”读读这些惊雷与号角般“叫喊与反抗”的振聋发聩的诗句，能不“心神俱旺”，热血沸腾吗?
谢甫琴柯1814年3月9日生于乌克兰基辅省一个叫麦瓦茨的小村庄，祖辈都是农奴。他只活了47岁，却当了27年农奴；被充军流放了10年；剩下的13年过得也如他所说，是“用链子拴着的狗”一样的“自由”生活。那时的乌克兰不仅受到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还受到列宁说的“最残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度”的压迫。在农奴主眼里，他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他自幼聪颖、伶俐，乌克兰民歌和美丽的原野又滋养与激发了他的艺术天赋，放牧间隙他注意搜集民歌和描摹自然风光。农奴主发现他的艺术才能，把他带到彼得堡，想把他变成一株摇钱树。1838年著名画家勃柳洛夫器重谢甫琴柯的天赋，又同情他悲惨的身世，用卖画筹得的2500卢布巨资，帮他赎身，并送他进美术学院深造。
有了“自由身”的谢甫琴柯更加发奋地学习绘画技巧，并开始了诗歌创作，1840年他的处女作《科布查尔》(乌克兰民间流浪歌手的统称，多系盲人)为他在乌克兰和俄国赢得了广泛声誉。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本谢甫琴柯的《科布查尔》，那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最爱读的书。他在跃马挥刀战事倥偬中，也将它带在身边，每每思念乌克兰乡土，都会吟诵谢甫琴柯的诗和哼着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汹涌澎湃／狂风怒吼，落叶纷纷／你看那月亮苍白暗淡／在乌云后面徜徉不停／就像扁舟飘在海上／随波起伏时现时隐。”由于经常翻阅，封面和边角都已磨损，后来缠绵病榻，这本诗也―直放在他的枕边。
1841年谢甫琴柯创作的《吉卜赛占卜师》在彼得堡画展中为他赢得第三个奖项的同时，他的以18世纪乌克兰反对波兰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诗《盖达马克》，也为他带来更广泛的声誉。他的名声也传到沙皇耳中。那个年代能被沙皇召见，是难得的宠幸，而谢甫琴柯对此却不以为然。相传其余被召见者步入召见大厅，都无一例外地躬身向沙皇致敬，唯独谢甫琴柯一动不动。沙皇问：“你是什么人?”他不卑不亢地回报了姓名。沙皇说：“我是一国之君，举国上下谁见到我都要躬身行礼，你为何这般无礼?”他回答说：“是你要见我，不是我要见你。如果我也像其他人那样垂首躬身，你如何看得清我呢?”这传说真伪无须细细考证，人民爱戴他、敬仰他，他们都知道他在权贵面前，从来不是“恭顺的奴隶”：“有一天，我走在涅瓦河畔／那时正半夜更深／我一边走，一边思忖／如果奴隶们不那么恭顺／这些被玷辱的高楼／就不会立在涅瓦河滨／人们就会变得亲如姐妹、弟兄／可现在，这儿只见无数眼泪和苦痛／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神灵／是一群猎狗的看管人在霸道横行……”沙皇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群猎狗的看管人”。
1847年刚刚赎身做了10年“自由人”的谢甫琴柯，又由于在长诗《梦境》中讥讽沙皇暴政和参加秘密政治社团而被捕，并被发配到偏远的乌拉尔山的奥伦堡服役，沙皇尼古拉一世亲批：“严加监管，禁止写作、绘画。”然而枷锁与酷刑都无法摧毁他的意志。透过牢狱的小窗，他凝望夜空，在小纸片上写着对故乡的怀念：“田野、山峰沉入黑暗／一颗星出现在深邃的远天／我禁不住悄悄流泪／星儿哟，此刻你是否也出现在乌克兰……”他把这些纸片藏在靴筒里，后来集印成诗集《在囚室里》，这些诗还有一个别称――靴筒诗。后来，他又转赴曼格什拉克半岛羁押，直到1857年才恢复自由。
虽说恢复了自由，却依旧受着监视，流放与苦役又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晚年他唯一感到宽慰的是有机会同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同时代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们交往。这些人和谢甫琴柯一起，一直在为他的兄弟和妹妹解脱农奴身份而奔波。1859年，谢甫琴柯拖着病体回家乡看望妹妹雅琳娜，途中他曾写过《写给妹妹》这首诗：“……我一面走，一面思量／仿佛走进梦乡／我看见一座春光明媚的花园／山丘上有一处小巧的住房／好像少女穿上了嫁妆……／樱桃树下坐着我的妹妹／她是个神圣的、受难的女郎／目不转睛地盯着德聂伯河／把我这不幸的人盼望／她看着我的小舟从浪花里浮起／漂着，漂着，却沉入无底的／我听见她在呼唤：‘你在哪里，哥哥呀!’／我从梦中惊醒／依旧满怀悲愤／妹妹仍在服着劳役／我呢――还在囚禁……”那时，整个俄罗斯都是“没有上锁的牢狱”，即使是“自由人”，不同样在囚禁吗?!
1861年3月10日，谢甫琴柯刚刚度过他47岁生日的第二天，便在政治迫害与物质生活窘困中离开了人世。就在他去世不久，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他未能看见沙俄统治与农奴制度的，但他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他在那首著名的《遗嘱》中说：“当我死后／请把我葬在乌克兰辽阔的草原上／让我能望见广袤的田野／能望见德聂伯河边的峭壁／和听见河水的喧响。”他呼吁：“起来!砸开镣铐／用残暴的敌人的血／把我们的意志浇灌!”他预言总有一天“河水把敌人的血／从乌克兰身上冲洗下来／冲入蓝色的大海”。并深情地期望，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乌克兰人民，“在伟大的自由的新家庭里／请别把我忘记／常用亲切温存的话语／把我追忆。”他死后，友人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在德聂伯河岸边的卡尼夫的僧侣山――后改称谢甫琴柯山。
谢甫琴柯是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上生长的一株大树，他深深扎根在人民中间，用他的诗歌倾吐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斗争，表达他们对自由、对光明和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与他们肩并肩地同黑暗专制统治奋战了一生。他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创建了乌克兰文学语言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是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早在1921年茅盾先生就将谢甫琴柯的《狱中随想》译成中文，并将他列入《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推介给中国读者。此后，他的作品不断被译成中文，深受中国广大读者欢迎。戈宝权、梦海、蓝曼、高莽、魏荒弩等翻译家都译介过他的作品。1961年为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又编印出版了他的三卷文集。父亲应约在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做报告时，一改通常的“年表加空洞概念”的枯燥模式，而是用“亲切温存的细语”，和听众一起“追忆”这位乌克兰的农奴诗人。报告的结尾更出人意料地用诗来呼应谢甫琴柯的嘱托：“……在你离开我们一百年的时候／不仅乌克兰人／不仅全苏联人／都不会把你忘记／都在用你所愿望的／‘亲切温存的细语’／把你追忆∥而且啊，在这儿，在你曾关切过的中国／也在用‘亲切温存的细语’／把你追忆／／春风呵，托你带着这／‘亲切温存的细语’／掠过蒙古沙漠／穿过贝加尔湖／越过乌拉尔山／送到德聂伯河畔／送到塔拉斯耳边……”有作家曾评论说，这样的报告就像是感受到从乌克兰草原上“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
如今，又五十年过去，中国人民依旧怀念谢甫琴柯这位伟大的诗人。前不久，翻译家高莽在乌克兰驻华使馆受乌克兰总统之托，为表彰谢甫琴柯为乌中两国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授勋仪式上的发言中，还提到谢甫琴柯生前对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给予的道义上的关注与支持。谢甫琴柯不仅生活在乌克兰人民心中，也生活在中国人民心里……
新疆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察布查尔、霍城、巩留、塔城、伊宁和乌鲁木齐等县市。新疆锡伯族总人口约4万，主要分布在伊犁地区，有3万多，其中仅察布查尔县就有2万多。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新疆锡伯族的主要聚居地区，也是全国惟一的锡伯族自治县。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辖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南以乌孙山为界，和昭苏、特克斯两县毗连；北濒伊犁河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和伊宁县以及霍城县相望；东接巩留县；西与原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察布查尔县既有宽阔的河谷平原，也有丘陵和山地，是一个果木成林、物产丰富、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察布查尔”意为粮仓。锡伯人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夏秋季兼营捕渔业，严冬则爱结队围猎。
乌孙山下的察布查尔自古为西域形胜之地。它曾是汉代通西域的地方。古代东西交通的丝绸北道与南北交通古道交汇于此。它曾长期为乌孙国所辖。到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察布查尔已成为南北疆的重要门户和军事要道了。清代开始，察布查尔又成了锡伯营的牧耕地。直到1937年废除营制以后，改为河南设置局，1938年又改名为河南县。后因此县名称与内地的河南省重名，又改为宁西县，直到解放还沿用这个名称。锡伯族自迁入以后，就和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解放前后，又迁进了汉、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蒙古、满、达呼尔、东乡等十几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仅在劳动、生产上有着频繁的接触，而且在文化交流上也互相吸收，互为影响。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了察布查尔地区，1954年3月25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宣告成立。
每天清晨，祖国的东海之滨迎来初升的朝霞；而到了傍晚，灿烂绚丽的落霞就布满了西部边陲的天空。察布查尔就在我们祖国那极远极远的西陲，她是每天夕阳最后灿烂的地方，是彩云归处―――那里是锡伯人的家园。
她的故乡在何方
提起故乡，会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思念，因为那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出生和长期居住过的地方。那么，您可曾想过，新疆锡伯族的第一故乡在何方？谁能道出她那令人赞叹的经历和沧桑？
身居西北边陲已有230多年历史的锡伯族，她的祖居却是与西北遥遥相对的祖国东北，拓跋鲜卑是他们的远祖。“锡伯”为本民族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称“sibe”。在不同时期出现在汉文史籍中的室韦、矢比、西北、席北、席比等名称都是“锡伯”的不同译音和写法。“锡伯”之称，至明末清初才定型。由此可见，锡伯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
鲜卑人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的一支，最早游牧在东北大兴安岭的东麓，即现在的吉林省西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与洮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据考证，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之后，大部分西迁，鲜卑遂进入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在首领檀石愧的领导下，鲜卑组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分为东、西、中三部分。六朝时，鲜卑中的慕荣、拓跋宇文等部都曾在黄河流域建立过政权，并和汉族相互融合。但是其中有少数鲜卑人没有远离家乡，他们仍然住在绰尔河、嫩江、松花江一带，而这一部分鲜卑人则可能就是锡伯族的先民。这一推断，可以从近些年来史学界、考古学界对锡伯族的族源多次反复探讨中得到一些证实。
目前，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依然沿袭了他们祖先早期居住和活动的区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过一次南迁盛京（沈阳）的光辉一页。所以现在居住在东北辽宁省的锡伯族人口多于黑龙江省和其他地区。据统计，居住在沈阳、开源、义县、新民等地的锡伯族有4万余人，并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成立了兴隆台、黄家两个锡伯民族乡。另外在黑龙江省的双成县、启源县以及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区、吉林省的扶余县等地也居住着一些锡伯族。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就是现在居住在新疆地区锡伯族的骨肉同胞，他们的住地和活动区域，就是新疆锡伯族的第一故乡，是他们祖先的居住地。200多年过去了，新疆的锡伯族依然眷恋着他们的故乡，眷恋着养育过他们的故土，眷恋着他们至亲至近的骨肉同胞。
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民族，为什么要分离东西？为什么骨肉同胞相隔万里？
锡伯族以前在东北的状况是怎样的？她到底有过一段怎样不平凡的经历呢？
从渔猎民族到农耕民族
早期的锡伯人居住在大兴安岭以东的山林广茂之区，又靠近嫩江、松花江流域。他们以狩猎、捕鱼为生，勇敢而善于骑射。他们的这种渔猎生活在当时的一首民谣中有着形象的反映：“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落在沙锅里。”还有一首反映古代锡伯人生活的《打猎歌》，至今家喻户晓，人人能唱：
雪飘如蝶飞，驰骋共撒围；
踏遍千万山，猎夫凯歌回。
从这首歌的描绘中可以看出，虽然当年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生存环境也是险恶的，但那时的锡伯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得是多么自由而自在，随心而惬意啊！遗憾的是，这种“自由”、“随心”的生活并不能长久。随着一个个强大政权的建立和更迭，弱小的锡伯族不断地沦为它们的依附。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常常为所依附的统治集团当兵服役，驻防、调防，迁徙无定。于是，锡伯人逐渐地远离了他们的家乡，在许多地方开始有了他们的足迹。
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锡伯族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丽势力向东北扩张时，部分锡伯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为东北的统一出了不少力。至辽代，锡伯族处在契丹统治之下，许多人开始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辽亡金兴，锡伯族又处在了女真统治之下，仍有许多人在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元代，锡伯族开始被蒙古族统治，绰尔河流域是蒙古族游牧地及屯垦重地。
16世纪末叶，满州新兴贵族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对邻近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征伐，给邻近各部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1593年（明 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九月，锡伯族出兵随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珠舍里、纳殷、科尔沁、卦尔察等部落组成九部落联军共3万余人马，攻打建州，建州的努尔哈赤在古勒山迎战。此战的结果是努尔哈赤获胜，九部联军失败。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九国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激战中，努尔哈赤的铁盔曾被锡伯人的利箭射穿，并刺伤头骨。这也足以说明“弓箭部落”是名不虚传的。九国战败后，都先后投降了努尔哈赤。
这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新兴的满州统治者，极力巩固他们在东北的统治。他们深知，必须全部征服骁勇善战的东北各打牲部落，以解除后顾之忧，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准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他们对东北各部落采取利诱和威逼并用的手段，与已降部落的贵族联姻，并给予高官厚禄，对未降的部落，则进行武力征服。
“九国之战”以前，就有一部分锡伯部落的贵族慑于努尔哈赤的威力，带着本部落民众归属了满州，加入了满州籍。1636~1648年（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锡伯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之内，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 14 458丁进献清政府。从此，锡伯族基本上摆脱了科尔沁蒙古的直接控制，归属了满州，并被编入了满州八旗兵内，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从此，锡伯族就全部被置于清帝国的统治之下。
锡伯族早期过着渔猎生活，也被称作“打牲民族”。后来由于远离了原先的祖居地，而受到满族和其他民族农耕技术的影响，逐渐发展到向农耕生产过渡，兼牧牛羊。农闲也打猎、捕鱼。
谕定西迁
有清一代，边患之大，莫过于新疆。当时的新疆疆域，比现在还要辽阔。清初的新疆大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所统治。该部原游牧于天山北路塔尔巴哈台东和博可河、萨里山一带，后兼并卫拉特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势力以伊犁为中心，到达天山南路。该部上层贵族噶尔丹等，勾结沙俄，制造分裂，攻略喀尔喀蒙古，侵袭青海、，侵扰哈萨克、布鲁特等，成为康、雍、乾三朝的最大边患。从1690~1757年（康熙二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多次用重兵才将其最后平定。
1775年（乾隆二十二年）蓄谋叛乱割据之大小和卓，乘新疆形势还未稳定之机，在天山南路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割据天山南路。清政府被迫用兵，历时两年多，于1759年将其平定。
但是，内忧既除，外患又在悄悄萌生。早已觊觎我国西部地区的沙俄，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逐步向我国领土推进，妄图蚕食吞并。这对清政府造成很大威胁。
沙俄在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之后，就开始与我国的准噶尔部接触，并且开始对我国西北地区地理、部族有所了解。贪婪成性的沙皇统治者一眼就看中了我国西北地区辽阔、富饶的土地，企图霸占。自1604年始，他们就开始向额尔齐斯河左岸推进，将喀尔木克人、巴拉宾斯基人和其他突厥部落当作自己的属民，驱使哥萨克人频频到额尔齐斯河附近的一些湖里去取盐。他们还从托博尔斯克、秋明、图林斯克等地征集一支军队，用武力进攻准噶尔，但遭到准噶尔军民的坚决抗击。
在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统治准噶尔时期（17世纪初至1671年），沙俄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妄图让准噶尔部臣服于他们，结果均未得逞。
僧格被数年后，其弟弟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的最高权力。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与的第巴桑结嘉错狼狈为奸，企图分裂祖国。噶尔丹为剪除异己，对内进行战争，结果其实力大增。这时，想侵吞我国东北而遭抵御的沙俄，调过头来又想从准噶尔方面借用力量，这正中噶尔丹的野心。于是，在沙俄的勾引和策动下，噶尔丹终于发动了配合沙俄侵华的进攻喀尔喀的战争。这一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引起了清政府对西北的关注，于是开始了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近70年的戡乱战争。
两次内乱以及沙俄扩张主义的侵略行径，给清政府带来了沉痛的教训。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为皇朝国土，不能没有重兵驻守，而且不能没有满洲兵亲自驻防。清政府认清了经营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的重要性。因此，准噶尔部和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勘定后，并未立即把戡乱重兵尽行撤走，而是置于各要隘台站及交通要道驻守。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建立了统辖天山南北两路的军政合一的军府制，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在伊利惠远城设将军府，谕派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总理全疆军政事务。从此，伊犁成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接着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进驻天山南北各地。随着驻军的到来，戡乱兵陆续撤回内地。
清政府在新疆的驻军分为驻防军和换防军两类。驻防军为永久性的常年驻军，士兵可携带眷属；换防军为临时性的短期驻防，定期轮换，不准携眷。清军在新疆的分布特点为：天山北路为驻防重点区，人数多且为携眷永驻之驻防军；东路次之，但也都为驻防军；天山南路驻军较少，均为换防军。这说明清政府对加强西部边防尤其原准噶尔部地区的防务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在全疆重要地区及边防地带的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卡伦、台站100多处。各卡伦、台站之间道路相通，形成以伊犁为中心的卡伦、台站交通网，将天山南北各主要城镇的交通隘口联接了起来。至此，新疆形势才基本稳定。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10月初，伊犁将军明瑞等就屯田、筑城、设置卡伦、驻军等问题，到塔尔巴哈台等地实地踏勘。然后向中央奏请，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调兵驻防，同时对这一部分驻防兵丁的来源问题也提出具体建议。由于当时派来戡乱的军队，大部分系步兵，“其步射、枪法尚可，而马背技艺，一时不能谙练。即使苦练，亦需数年之暇”，且数量不敷南北分散之用。因此他建议从盛京调遣长于骑射，英勇善战的锡伯兵丁进疆。
清政府鉴于明瑞所奏，经过廷议作出了最后决定：“盛京锡伯兵有四五千名，明瑞等既称其技艺尚可，狩猎又如索伦，相应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
当初伊犁将军明瑞奏议调遣锡伯官兵到伊犁驻防，并无携眷的意图。但清政府出于长远利益，决定携眷前往。这对锡伯族自身和伊犁地区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锡伯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西迁一页由此开始了。
生死别离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锡伯族官兵从盛京（沈阳）向新疆迁徙。
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的决定正式下达后，盛京将军舍图肯即确定了官兵人选的标准及抽选的具体城镇。由于考虑到由东北远徙万里去西北驻防，官兵人选年龄上只挑取20~40岁身强力壮，马背技艺谙练，善于狩猎者。所定官兵是从盛京所属的沈阳、凤城、辽阳、开原、广宁、熊岳、锦州、抚顺等15处挑选的。总计官员20名，兵丁1 000名，连同眷属共3 275人。这是出发时官方正式注册数。当锡伯军民抵达伊犁后，实际人数比正式注册人数多出750余人。经护送两协领阿穆呼郎和噶尔赛认真查明，原来沿途陆续生男女幼童共350多名；沿途跟来闲散人员400余名，其中男247人，女158人。“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这样，实际抵达伊犁的官兵及眷属数为4 030余人。
清政府规定，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分两批前往。第一批，兵丁499名，连同眷属计1 675人，由协领阿穆呼郎管带，于4月10日启程；第二批，兵丁501名，连同眷属计1 600人，由噶尔赛管带于4月19日启程。
启程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第一批的1 600多人走了，第二批1 600人的行期转眼也到了。
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留在东北的锡伯人和西迁戍边的锡伯官兵及其眷属在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前聚会，他们祭祀祖神，吃离别饭。留守的同胞备好了告别的盛宴，为远离家乡的亲人饯行。这是最后一批离别的亲人了，明天他们就要上路了。后来锡伯族有首“田野歌”这样唱道：
大江的水流想不到分成几条河耶呐，
盛京城里的锡伯人想不到分离告别耶
呐……
当时清政府向锡伯人许诺，西迁伊犁驻守的官兵60年一换防，所以戎期定为60年。且不说这是真是假（历史已经证明，清政府并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即使是真，这60年将意味着什么？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转瞬即逝，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一辈子的光阴将要流逝他乡，意味着他们将要永远地离开自己一直生活着的东北故土。相聚在沈阳锡伯家庙前的锡伯族父老兄弟姐妹们，人人心碎肠断。乡亲们今后再也不能同桌共餐，再也听不到彼此的声音了。正如锡伯族史诗《西迁歌》中所描述的那样：
奉天省的锡伯啊眷恋故地，
亲吻着沃土呜咽哭泣；
圣命如山忍痛又割爱，
眼望故乡十步九回难离去。
黑龙江的百姓呀别众亲，
声声泪泪哭成泥；
纵使是铁石心肠的人，
泪如泉涌把头低。
有的恋人在出征前匆匆拜了天地，为的是恩爱良缘永不离；有的年迈的父母毅然决然地跟上儿子西行，为的是免了孩儿的牵念，让孩儿安心地到西北戍边。兄弟姊妹邻里亲朋道声珍重呵再道声珍重……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辛酸，催人泪下。然而，西迁的锡伯族人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痛苦和泪水之中，他们冷静地思考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未来满怀着信心。诗中这样表述：
必需的用品全带上，
要为今后的生计着想；
带上故乡的南瓜籽哟，
让它结果在西疆的土地上。
带上神圣的喜利妈妈，
保佑我们的子孙繁衍生长；
带上神圣的海尔堪玛法，
保佑我们的牲畜繁殖茁壮。
西迁的锡伯人的意志是多么的坚韧、顽强，他们的胸怀是多么的宽广、坦荡！锡伯族的西迁之行可歌可泣、可敬可叹，在民族迁徙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农历四月十八日，锡伯人永远记得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后来成了新疆锡伯族的“西迁节”。
西迁之路
他们上路了。从东北到西北，扶老携幼，万里征程，他们靠的是牛车和马匹。老人、妇女和孩子坐在笨重的老牛车上，兵士们随车步行，迈着沉重的脚步，他们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了。他们离开盛京后，出了彰武台边门，经过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这些地方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于八月二十四、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凌人。官兵因缺粮草、运输工具，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决定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来春草木返青，再赶程西进。
锡伯人艰难地跋涉在漫漫迁徙路上。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趟过了一水又一水；越过了多少枯竭凄凉的荒原，穿行了无数的沙漠和戈壁。身后的东北故乡愈来愈远去了，而前路却茫茫无边，遥遥无限。命运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要去的那地方究竟有多远呢？圣上说的那个“伊犁”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到！他们走在西行的路上。每天太阳从他们身后的东方升起，最后又在他们前头的西天极目处落下。他们日复一日地追着太阳走，朝着夕阳归隐的方向走去。他们相信在那夕阳的尽头，那绚丽多彩的云霞的下边，就是他们此行要到达的目的地，那里有他们新的家园。
西迁的队伍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在行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阿穆呼郎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继续前进。爱隆阿即命塔尔巴哈台领队由雅尔筹集米400石、羊2 000只作为口粮前去接济。锡伯军民在伊犁接济到来之前，余粮已尽，只得采野菜充饥。
西迁旅途生活是艰苦卓绝的。清政府规定每人每月的饷银是三两三钱，由于大小官员层层克扣，实际每人只得二钱五分。成年人都是步行，只有老年人和小孩乘坐连轴转的牛车。有时连发了霉的面粉也吃不上，采集“乌珠木耳”（一种野菜）充饥是常有的事。生病得不到医治，拖着病体照常赶路。妇女生孩子，由于缺少棉布，只好用野草代替襁褓。西迁路途上的艰辛在《西迁歌》里是这样描叙的：
山路崎岖车乱颠，
赶车人儿好熬煎；
妇女嚎啕牛不走，
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
老牛车偏遇石头；
儿女翻在车厢里，
损腰折腿血交流。
纵然受了伤与病，
哪有医药来调停；
嗳哟苍天快显灵，
保我儿女到边庭。
过了霍布克赛尔、察罕俄博，于6月12、15日，第一队行至珠尔虎珠、察罕霍吉尔等处，与前来接济的索伦佐领蒙武哩相遇。6月24、26日，第二队行至阿勒坦额墨、沙喇乌苏等处，与前来接济的侍卫舒敏相遇。两队军民得到接济后，继续向西挺进。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7月22日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
当时清政府规定他们的行期为三年，但由于途中贵族官兵不顾锡伯人的死活，逼迫着快速前进，最后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走完了万里征程。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及其眷属，顶酷暑，冒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及不习惯沙漠地区的干旱气候，万里迁徙路上，埋葬了不少因冻、饿、病、累而死的锡伯人，成为这漫漫西迁路上座座无形的路碑。但是他们终于完成了西迁伊犁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从此，锡伯族分成了东北、西北两部分，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
乌孙山下
西迁的锡伯携眷官兵抵达伊犁绥定后，在此休整半年。锡伯族原为狩猎民族，但明末就已转为以农业为主。清廷起初以为他们仍是个游牧民族，而准备把他们安置在霍城或博罗塔拉境内借畜游牧。休整期间，携眷官兵纷纷奏明自己的生活和生产特点，并不适合游牧，要求择地屯垦。对此，伊犁将军明瑞非常重视，亲临锡伯军民驻地访察，了解实情，然后奏请中央，转而把他们安置在防备空虚和农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自行修建房屋，按旗（牛录）驻防屯田。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农历正月，伊犁河封冻后，伊犁将军命锡伯族军民向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地区）迁徙。至此，锡伯军民才最后进驻自己的归属地。
锡伯军民西迁时编为10个扎兰（队），当抵达伊犁绥定休整时，伊犁将军将10个扎兰缩编为6个牛录。由于到伊犁后才查出跟随而来和途中降生者700余人，因此，他们迁居伊犁河南岸之后，又增设两个牛录，“以为八旗”。将原有1000多官兵分设八旗，每旗为1个牛录，每牛录各设佐领1员、骁骑校1员、空蓝翎2员、领催4员、披甲121员不等。八旗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并奉旨颁发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八旗旗纛：一牛录为镶黄旗，二牛录为正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四牛录为正红旗，五牛录为镶白旗，六牛录为镶红旗，七牛录为正蓝旗，八牛录为镶蓝旗。其中一、三、五、七牛录为左翼四旗，二、四、六、八牛录为右翼四旗。至此，伊犁锡伯营基本建立。按清制，锡伯营领队大臣由满族官员担任，与伊犁将军同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八个佐领分驻八个牛录，其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他们与骁骑校、领催等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
锡伯族中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踊跃参加每年举行的“伍克辛”（披甲）的考选。被选入披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也是一件有本有利的差使。如果选不上，即成“苏拉”（闲散），而得不到俸地。每旗对旗兵的选拔和训练是非常严格的。考核的主要项目是骑术和射箭。达不到训练要求的士兵会受到各级官员的严厉训斥和体罚。所以锡伯营在伊犁四营中素称“劲旅”，战斗力很强。
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营每个牛录形成一个村落，也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单位。每个牛录都筑有城墙，上有垛口，以备敌火。城墙周长6~10里不等。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驻防伊犁地区，主要任务就是戍边，防守台站，驻守卡伦。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清政府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的有19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