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7 06:22:24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关键词：土地资本化；货币需求；金融深化；弗里德曼；存量要素
一、引言
资本是运动的并不断改变形式，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增值，而资源是静态的，在静态中它不会增值；资源要增值必须运动和改变形式，而这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土地资源转变成可以运动并增值的土地资本，具体地说，土地资本化是土地财产权利流动化的过程。土地最早是以资源的形态存在的，当土地能够带来收益，而且具有稀缺性，从而被人们当作财产占有的时候，土地就由资源转化为资产，当土地市场出现后，土地资产的各种财产权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并且能够给所有者带来预期收益，产生增值，这时土地资产就转化为土地资本。因此，土地资本具有二元性，其兼具土地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只有在运动之中土地资本才有存在的空间。在中国市场经济和金融深化背景下，土地资本化实际上就是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陈仲常等（2006）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市场的培育使得土地、资产等非流通的生产要素上市流通，这是我国金融业不断深化的主要解释变量；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转轨时期当局的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实体经济、培育金融市场与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在货币需求函数方面，谢富胜等(2000)用回归的方法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需求存在利率弹性以及证券资产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高云峰(2006)则以金融改革和发展为背景，从经典货币需求理论分析出发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校正模型对我国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展开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理论界对货币函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将土地资本化作为一个自变量来研究货币函数。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的基本形式，将土地资本作为其中一个代表变量构建数学模型，并提出相关的模型检验和优化方法。
二、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956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阐释》一文，文中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说，他认为货币需求决定于三项重要因素：以各种形式持有的财富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据此推导出货币需求函数为：
M＝f（P，rb，re，■·■，Y，ω，U）
其中，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P表示物价水平，rb表示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re表示非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表示物价变动率，Y表示恒久性收入，ω表示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U表示其他因素，如主观偏好和制度性因素等。
跟据上面的理论，结合我国居民对货币需求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变量来构造我国居民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
（一）基本模型
1.广义的货币供给量M2。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量不仅包括传统货币数量论提出的实体经济所需的货币量m1(交易和谨慎需求)，还包括投机需求所要求的货币量m2，即：
M＝m1+m2=L1（Y）+L2（r）
其中，M为货币总需求，Y为收入水平，r为利率水平，L1表示货币的交易和预防需求，L2表示货币的投机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土地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深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土地等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已经开始。如果我们假设存量要素交易带来的货币需求为m3（m3是一个和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变量），则改进的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为：
M＝m1+m2+m3
其中，m1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量，m2可以视为金融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m3是要素市场的货币需求。依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m3除了包括土地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的需求。按照我国目前货币需求量层次指标体系，选取M2作为名义货币需求量比较符合实际。这是因为，M2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密切程度高于M1，不管其结构如何变化，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它在短期内的波动主要取决于银行系统的贷款规模，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因而可以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保持一致。
2.消费品零售总额Y和股市成交额SM。选取Y是因为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的基础上，利用居民消费水平更能反映出居民把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规模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m1的代表变量。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和扩张同样对货币需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SM是一个描述货币流量的指标，相比股票市值等存量指标更具有代表性。SM的计算表达式为：
SM＝股票价格×股票成交量
SM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m2。综合Y和SM可以代表弗里德曼货币函数的物价水平P和恒久性收入。
3.预期通货膨胀率EI。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人们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信息进行搜集、选择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当预期通货膨胀率增加时，居民更愿意放弃持有货币，而购买实体商品，减少和规避通胀风险；当预期通胀率降低时相反。这样，人们决策的结果对货币的需求的造成影响。市场经济越成熟，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行为就越理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就越大。■·■表示物价的变动率，用EI能够较好的表达该因子对函数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滞后前几期的通胀水平对人们的预期影响较大，本文选取滞后i期的通胀率作为代表变量。
4.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金融机构完善，居民的投资渠道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普通居民的理财渠道还很有限，目前仍然主要是通过银行存款取得利息。因此，用R作为代表变量来表示rb和re的持币机会成本比较符合实际。并且，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由央行规定，各种期限的利率差别不大，为了方便，可选取一年期利率作为代表。
5.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W。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A作为非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选取就业人数EF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则W的表达式可近似表达为：
W=FA/EF
6.土地成交金额LA。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土地交易逐渐得到普及，其过程必然催生新的货币需求，将其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一个代表变量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能够体现变量百分比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也为了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本文对规模变量取对数处理，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1）
其中，c表示常数项，a1、a2、a3、a4、a5分别表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EI）t-i表示以第t年为基期滞后i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nt-i表示其对应的系数，ξ表示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因素。
（二）模型的检验方法和优化
式（1）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一般会有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必须对各项系数和函数整体做统计检验，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剔除，重新进行线性回归，如此反复进行，直到确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同时，由于大部分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还要同时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在有些情况下，为了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还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利用模型（1）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除了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代数式■nt-i（EI）t-i的具体表达形式可能会千差万别，这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而人们的预期又取决其他很多因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流通股，实现非流通股流动化和建立土地市场是相似的，其本质都是实现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将非流通股交易量纳入货币函数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优化模型。此外，优化模型还要注意科学选取数据，我国进行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渐繁荣，土地的出让方式逐步走向市场化，其稀缺性开始通过市场价格加以体现。
三、结论与对策
在土地市场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原来的土地要素成为土地资本被不断地通过流转过程释放出来，该过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货币的需求。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量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在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中，货币当局正确的举措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除了包括实体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要素市场所需要的货币增长。因此，目前我国的一个扩展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应表达为M=m1+m2+m3。土地资本化的货币需求构成m3的一部分。经济转轨时期制定货币政策应当综合考虑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当局仍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只盯住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进而引起经济衰退。
第二，根据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弹性系数a5，货币当局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
第三，持续关注制度等变量的影响。在模型中本文用表示其他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制度变量是经常变化的，并且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不同于其他变量的，在旧的制度钝化的情况下，要持续关注新的制度变量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优化的思路中曾提到非流通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货币需求构成影响的变量。
第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完善货币需求体系。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管理层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相应地采取带有预见性货币政策，这对平稳经济发展及降低因货币政策的模糊性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货币需求体系，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提高利率市场化程度，疏通利率传导渠道，使利率对实际货币需求的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使我国的货币需求更加健康、稳定。
参考文献：
1.陈仲常,杨祥,丁从明．中国转轨时期的存量交易与货币需求—基于股票、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
2.邹裔忠．我国居民货币需求变化的实证分析[J].武夷学院学报,2011．
3.谢富胜,戴春平．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0(1).
4.高云峰．金融发展中的货币需求稳定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
5.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1996．
[摘 要]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围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开创中国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建议，主张对先秦以来中国货币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货币地域性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On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history; monetary geography; theor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istoric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study in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a so far.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netary geography of history is a very significant endeavour. We have delineated the object， concrete cont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is study with other related studies of the monet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interreac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es， research approach， etc.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establis- hing monetary geography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of China， of carrying on the regional problem of the currency that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existed in medium or long term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overallly and systematically.
一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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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二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 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 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 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 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 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
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 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 La 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 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 Meta System 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的调控主要有四大目标：经济持续均衡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效果十分有限，所以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来说，此时针对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环境的波动状况政府应当相机抉择，按照逆经济风向来进行调整，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样凸显了我们对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研究是十分迫切必要的。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形势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产业过剩问题逐步凸显，中国经济逐步迈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新形势下，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十年来首次低于7.5%。如何实现通胀较低水平状态下的经济稳步增长，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整体上看，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较晚，加之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复杂度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我国影子银行进入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总量中，非银行信用融资占比从2008年的28.5%增长到现在的一半左右，而2015年新增影子银行信贷已占全社会总信贷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由于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主要是假设货币供给外生的基础上。影子银行的发展，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不断增强，央行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力被大大削弱，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变量如GDP和CPI的相关性关系降低，数量型工具面临挑战，影响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总体而言，在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影子银行规模扩张的今天，传统的货币政策是否仍然有效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货币有效性研究和协整研究进行文献回顾，梳理相关的理论基础，之后用TVP_VAR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与货币政策变量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本文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模型叫TVP_VAR模型，其中系数和冲击的协方差矩阵都是时变的，时变系数能捕捉模型滞后结构的时变特性和可能的非线性特征。
二、文献梳理
从基本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我们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为从货币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转变的分水岭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很多是以1956年弗里德曼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与价格或者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也就是价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成为相关研究的焦点。但是，随着新凯恩斯主义黏性价格理论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相结合在1983年的提出，说明随着学术探讨的深入，西方国家在1982年以后已经开始抛弃货币总量而选择更加贴近经济环境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后，强调随着经济结构的复杂，货币总量已经不足以显现它在货币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比重越来越不明显。直至到现在，人们认为的现代宏观分析的主流模型指的是包含真实经济产出、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分析而不是货币框架的模型。这个模型它又叫做现代宏观分析的“玩具模型”，玩具模型顾名思义，因为它模型系统相对简约，但又能相对全面地刻画经济环境中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动态关系。随着中国对宏观经济数据的逐步积累和完善，国内学者通过对国外成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货币政策调控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经验研究。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我们仍旧停留于当前经济环境基础的假设或者没有足够估计当前金融创新加快的步伐，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的相互影响机制不但没有变得日益清晰，反而越来越模糊，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这无疑给宏观决策带来了极大困扰。从已有文献来看，既有货币增长率显著驱动通货膨胀率的结论，又有货币增长率并非通货膨胀率显著驱动因素的结论。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影子银行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快速崛起，这些新金融的发展不仅扰乱了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和统计，也弱化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和相关性，在这样的新常态新环境下，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变量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研究。
三、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用的TVP-VAR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所有的参数和协方差都可以根据时间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变化，通过这个模型便可以有效捕捉到我们要观测的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时变特征。设置检验变量（p，x，i），其中p代表的是通货膨胀率，根据文献，此处选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x表示产出，由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缺乏月度数据，因此采用我国月度工业增长率来替代。i表示货币投放量，本文中采用广义货币量M2的同比增长率，同样是月度频率数据。
在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中，本文首先采用Census X12方法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使用对数化后变量。本文中的模型均要求所选取的经济变量平稳，则将各个经过季节调整和对数化后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平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或者二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的统计年鉴以及wind万得数据库。通过本文的目的是看出使用随机波动下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中通货膨胀和国民产出及货币投放量的时变关系。
四、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货币合作；东亚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6-0079-05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一、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综述
(一)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波特・A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据此提出了“欧元”说和“亚元”说，并被称为“欧元之父”。而欧盟的及欧元的发展给东亚货币一体化指明前进方向。
蒙代尔、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经济大师分别从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等角度阐明了组成最优货币区应具备的条件，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诠释。此外，哈伯勒和弗莱明、托维尔和威利特(Towerand Willet，1976)将通货膨胀率相似程度和政策一体化程度等标准也纳入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当中。后续研究发现，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的研究。随后，许多学者在“单一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内部贸易联系程度、工资价格机制、经济多元化程度、外部冲击频率和特征等标准，使最优货币区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而Frankel和Rose(1998)首次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概念，标志着最优货币区理论进入实质发展阶段。
国外学者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对东亚货币一体化进行了深刻研究。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分别从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出发，估计了东亚各国(地区)间的双边相关系数。他们发现，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它们是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Taguehi(1994)计算了东亚国家或地区、美国、日本的利率、股票价格、CPI的相关系数以检验外部冲击对它们影响的对称性。从而得出他们的结论：目前东亚地区虽然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但随着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在增加。Holloway(1990)从要素市场灵活性标准出发认为，目前东亚这个条件基本不存在，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进展，但由于签订的协议对各国并不具备约束力，因此，很难判定其一体化的进程。
Kwan(1998)和Bayoumi and Mauro(1999)以贸易即对外开放程度为标准从实证角度得出东亚国家具有相当高的联系，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同时，Kwan(1998)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偏好的一致性和贸易竞争性状态，指出应该先在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之间进行集体汇率安排；而Williamson(1999)则以贸易竞争性为基础判断东亚应实施群体篮子钉住汇率安排。Bayoumi和Mauro(1999)认为相对于欧洲，东亚的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比较东亚及欧洲的其他扰动因素，亚洲扰动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大，但亚洲的调整速度比欧洲快得多，说明亚洲国家在此标准下较适合建立货币合作。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9)将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东亚，应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东亚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实证研究。Hazel Yuen(2000)沿着Bayoumi和Eichengreen的思路，采用动态方法，分析了东亚地区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提出了可分步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的设想。Zhaoyong Zhanga、Kiyotaka Satob and MichaelMcAleerc(2000)和J0ng-Wha Lee、YungChul Park andKwanho Shin(2003)等也对东亚是否能结成货币联盟进行了相似研究。Choi Changkyu(2002)从人口流动性角度实证研究东亚和欧盟，发现后者明显更具流动性，虽然东亚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性正在持续提高，但目前还无法实施货币一体化。
国内的众多研究都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若干标准进行研究的。黄梅波(2001)通过对东亚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贸易构成及贸易流向进行计算，分别从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及其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受外界冲击的对称性，要素市场的灵活性及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方面进行了分析。姜波克(2002)指出，尽管单一货币最终将解决非对称性问题，但在货币联盟向单一货币过渡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整合过程中，因各成员国参与联盟的程度不同而导致的非对称冲击将长期存在。万志宏、戴金平(2005)通过完善Baymoumi和Echiengreen创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法，对东亚地区1982-2000年期间的实际情况进行检验，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东亚地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综合评估东亚各经济体实行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并得出东亚地区存在小型开放经济构成的潜在货币区，但区域整体差异较大，难以进行单一货币合作，中国具有同其他国家加强货币合作的潜力。
此外，戴金平、万志宏(2005)还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大角度进行考察，探讨区域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条件。从静态的经济基础状况分析，东亚区域整体的货币区标准虽然不充分，但已经具备进行货币合作的一些必要条件。从货币合作的动态条件来分析，东亚地区在贸易联系和区域产出趋同方面存在正向的关联，当前可以着手推进货币合作的努力。何慧刚(2005)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为东亚构建固定汇率区是基本可行的，但是由于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制约，必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层次、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何帆和覃东海(2005)通过对区域内贸易、出口中的制成品份额、开放度、不对称性冲击、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要素的流动性等指标的分析得出，东亚9国或地区(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可以作为东亚地区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这些国家和EMU国家比较，距离最优货币联盟的条件并不遥远。袁天昂(2007)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以欧元为借鉴，另辟蹊径构思了“华元”进而为最终推出“亚元”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VAR模型)的东亚货币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后，欧共体开始走向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的成功发展，使关于最优货币区讨
论的重点逐渐由建立它的前提条件转移到它的成本和收益上。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概念，不可能描绘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是否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Obsffeld和Rogoff(1996)对货币联盟的成本一收益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具体的成本收益清单成本一收益方法为一国判断是否加入货币联盟提供了全面的分析框架。
经实证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国可能拥有成为货币联盟理想成员国所应具备的所有特性，而且所提出的指标并不能正式地相互权衡”(彼得・罗布森，2001)，由于标准的多样性，在不同标准的结论相矛盾时，难以确定以哪种标准判断，而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由于难以对各项指标的表现根据某个权重加总，也就无法反映货币合作的综合成本，这使得有关货币区成员国的实证研究陷入一种僵局。后来，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以评估特定地区满足OCA标准的综合情况，并称之为"OCA理论的简化分析方法”，从而解决了上述问题。
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点：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是各国决定是否加入通货区的最重要的标准。MundeH认为，具有对称经济冲击关系的国家更适合加入一个通货区，因为具有这种特性的国家加入通货区以后，可以通过区内统一政策的执行来同时消除各国经济的失衡，而不会出现某些国家经济恢复均衡，另一些国家经济失衡却反而加剧的矛盾。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运用计量方法研究若干国家是否适宜加入最适度通货区，这一工作最早是由Bayoumi和Eiehengreen完成的。他们运用由Blanchard和Quah提出的结构VAR模型，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作为模型中的两个扰动项，度量了两种冲击在欧盟成员国内部的表现，以确定这些国家是否适宜组建通货区。
在他们开拓性提出VAR模型后，理论界对东亚地区是否具备OCA条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E-ichengreen和Bayoumi建立了一个两变量结构VAIl模型，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间潜在经济冲击的性质，发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可以分别组成两个子通货区。Zhang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结构VAR模型，对各种冲击对东亚十国和地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满足建立大通货区的条件。Tang在更长的样本期内(1962-2002年)，运用两变量结构VAIl模型对12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冲击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在这些国家间建立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
国内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来研究东亚货币一体化问题的较少。谭庆华(2002)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选取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共八个国家，运用1960-1999年的数据，建立了一个两变量结构VAIl模型，认为部分国家可以先组成一些小的货币区，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逐步融合成更大的货币区。但是从经济冲击对称性角度进行的有关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实证研究存在不少缺陷。姜波克、罗得志(2002)用实证分析和与美国比较的方法对欧洲货币联盟具备何种程度的OCA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EMU具有大量的OCA特征，而且，随着单一货币的发行，其OCA特征会更加明显。他们还说，美国原来也不是最优货币区，只是由于单一货币的启动而推动其成为最优货币区。因此，他提出建立亚元区的构想。
崔晓燕、杨玉波、王少平(2007)利用1980-2005年的最新数据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结构VAR模型，研究各种经济冲击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影响，以此来考察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并不满足建立单一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的条件。但是，通过对三种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论支持日本和泰国，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分别组建子通货区。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东亚货币一体化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滨田宏一(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分析表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岳华、楼当(2005)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东亚货币一体化成本与收益博弈过程，双方博弈原理可推广到东亚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决策过程。分析可知，东亚各国与地区若要达到货币一体化目标，还必须致力于相关的制度性建设，才能在最优路径上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此外，将序怀(2004)运用博弈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诠释，并通过Hamada理论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进行了阐述。
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模式分析综述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目前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借鉴欧洲单一货币区(货币创新)模式和美洲的美元化(货币替代)模式。John M，Letiche(2000)从欧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经历角度对东亚货币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货币合作提供了经验借鉴。何慧刚(2006)认为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和拉美国家美元化实践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两种模式：欧元模式和美元化模式，而比较这两种模式对东亚货币合作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价值。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实现东亚货币区可以考虑采取分步走的方式，即先建立一些次区域货币区，然后逐步向国家和地区扩展，最终过渡到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
Robert Mundell(2000)提出，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固定汇率制复归，而“金融稳定性三岛”(Three Island of Stability)则是其基本架构，并伴生欧元区、美元区、亚洲货币联盟三大紧密货币合作区的雏形。货币联盟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多重货币联盟(Multip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等路径可供选择。单一货币联盟具有透明性、节省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优势，如欧洲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的演进有三个层次，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然后过渡到单一货币区；而主导货币区域化则是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事实选择下，如美元等主导货币逐渐取得区域货币的地位。
何帆(2001)提出亚洲货币合作有三个不同层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如AMF)、单一货币区(可以称为ACA，Asian Currency
Area)。同年钟伟也提出未来亚元可能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可能分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亚洲货币基金AMF(Asian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余永定(2002)认为东亚的货币合作应该从两方面展开，首先是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援助安排，然后是区域汇率安排。
目前在东亚货币合作方案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
(一)东亚货币钉住单一货币美元，即东亚货币美元本位制
这是由麦金农(McKinnon)提出的观点。他通过超风险溢价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义锚的钉住汇率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结论，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货币高频钉住美元的现象反映出钉住美元的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美元作为东亚经济的对外交易媒介和“货币锚”，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美元能够提供相对完善的避险机制，可使经济主体更加有效地规避外汇风险。因此，为确保东亚地区内部双边汇率与对外汇率的长期稳定并防范投机资金的冲击，各经济体应当确立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建立正式的区域性美元本位制度。从“原罪”(Original Sin)理论出发来看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麦金农(2003)认为，就每一个单个国家来说，它们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恐惧是一种理。因此，虽然日本依然置身其外，但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确有益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美元集(East AsianDollar Bloc)。
在实际操作上，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优势在于简单易行、转换成本低。目前相当多的东亚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内，实行统一的美元本位制不用对既有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钟伟，2001)。何慧刚(2005)认为实行东亚美元本位制最符合东亚(除日本外)普遍钉住美元的现实状况。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日元的作用。关志雄(2000)认为，钉住美元有很多的内在缺陷，这种汇率政策将导致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东亚应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亚洲国家和地区若仍然固守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政策，只会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地位下降，所以。亚洲国家或迟或早必然要仿效欧元区建立一个属于亚洲的统一货币(邹建华、李俊慧，2000)。
(二)东亚地区单一货币区
一是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持这种观点，其核心内容是把日元作为东亚地区的基轴货币，使日元在东亚承担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为驻锚货币建立起区域性汇率联动机制(关志雄，1997)。国内学者江瑞平也持此观点，他(2000)认为应该首先推进亚洲日元化，然后再推进日元国际化，这种设想实现的概率最大，占50％。但是日元却难以担当区域性主导货币，这不仅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其经济一直没有出现良性转机，长期处于“流动性陷阱”的局面；而且还由于日本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右倾趋势，使亚洲邻国对其不满日渐加深，这成为其主导货币区域化的重要障碍(齐绍洲，2007)。
二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但其核心限制是人民币背后的经济支撑较弱。当然，面向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的“一国四币”(人民币、港币、澳币和新台币)的局面有可能出现整合，在彻底整合这四种货币的基础上，人民币就可能解决其内在的经济总量对强势货币的约束性(齐绍洲，2007)。何慧钢(2006)提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但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丁一兵、李晓(2004)认为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
三是模仿欧元的亚元联盟创立亚洲单一货币区。亚洲国家或迟或早必然要仿效欧元区建立一个属于亚洲的统一货币，统一货币的好处有：稳定汇率，有利于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增强各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等，但就目前来说，在亚洲实行统一的货币还有很多障碍(邹建华、李俊慧，2000)。钟伟(2001)也指出与欧洲货币联盟和美洲美元化趋势相比，亚元困难重重，但亚洲单一货币区并非无望，其演进可能是从次区域范畴开始，以日元国际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为内核生长扩展，除已充当第三大世界货币的日元之外，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四极货币。
(三)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即BBC制度
Williamson(1999)提出了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其目的是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其内容是由美元、日元、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组建共同货币篮，以整个东亚地区对外贸易权重为基础确定货币篮的统一结构，各国宣布本国货币对该共同货币篮的中心平价，并各自确定波幅限制。根据各国波幅的不同，允许其正式汇率制度安排存在差异(从波幅很小的货币局制度到波幅较大的管理浮动制度均可)，允许成员国在经济基本面因素发生较大波动时，调整中心平价与波幅限制。
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首先，这种集体行动能够稳定东亚区域内双边汇率，消除大国间汇率波动对各国相对竞争力的不对称影响，并稳定区内贸易的价格环境。其次，由于汇率水平的更加透明，避免了以邻为壑汇率政策的出现。再次，这种合作不需太多的政策协调和监管，减少了汇率制度合作时来自各方的阻力。然而，钉住共同货币篮一方面存在着操作难度大、透明度较低的缺陷，另一方面仍然无法摆脱投机冲击的威胁，因而只能作为短期内或过渡性的汇率政策，不应成为东亚各国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四)亚洲汇率机制(AERM)
Oh和Harvie提出建立亚洲汇率机制(AREM)的方案，即钉住东亚货币篮子方案。由本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经过加权组成货币篮子，但不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在内，然后在这个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类似于EMS中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 ACU)。它包括成员国一篮子货币，作为各个成员单一的货币篮子目标。
[关键词] 货币流通速度 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机制 对策建议
一、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1.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货币流通速度是现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它影响着一国一段特定时期内有效总需求的大小,并通过对有效总需求的影响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生作用。因此,货币流通速度是决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货币流通量可以看成是由货币当局控制的,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和调整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货币的流通总量。而货币流通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货币当局所不能控制的,它是由交易和支付制度、人们遵守制度的程度、人们对未来情况预期、利率、信用的发达速度、运输与通讯条件及其他“与流通中货币量没有明显关系”的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
2.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理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假说:(1)费雪的古典货币数量论。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他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阐述了古典货币数量论,该理论以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量,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得出了MV=PT=GDP的公式,该式称为交易方程式。此式表明,货币数量乘以该年货币被使用的次数必定等于名义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从该式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由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方面共同决定,M的下降可能被V的下降所抵消。因此在以货币供给量的增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时,就需要了解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费雪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支付制度、个人习惯、技术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所决定的。由于这些制度性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在长期内的变动也极为缓慢,所以V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可视为不变的常量。所以名义收入只是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数量论。(2)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该理论强调了利率的重要性,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理论假定货币需求具有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理性经济人将权衡这些动机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并以此为标准,确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他的货币需求方程式被称为流动性偏好函数,表示为:Md/P=(fi,y),其中实际货币余额需求与利率负相关,与收入正相关。他既认为货币需求与利率也有关系,即V=PY/M=Y/(fi,y)(Y是实际收入),所以利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同方向变动;他还认为价格具有黏性,即实际收入与实际货币需求的比例也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受到利率这一因素的影响,同时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又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这些因素的不稳定都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3)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是二战后出现的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理论主张采取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政策以消除通胀,进而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他认为,货币数量论不是关于货币量与物价水平关系的理论,而是关于由哪些因素决定货币需求的理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式为Md/P=(fy*,w;rb,re,rm,dP/Pdt;u),式中:Md/P为实际货币需求;y*为恒久收入;w为财富构成;rb,re,rm分别为固定收益证券、非固定收益证券、预期货币收益率;dP/Pdt为预期物价变动率;u为综合变量。他认为,货币需求不仅是利率的函数,而且是所有资产收益率的函数,理性经济人对资产的收益及其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将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此外,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还有物价水平及物价变动率,其中也包括了理性经济人预期的因素。上述这些影响反映到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式中,则主要体现在u这一综合变量上。他认为,实际货币需求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恒久收入,而恒久收入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实际货币需求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他主张保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因为Y即实际收入与y*的关系通常是很容易预测的,所以V=Y/(fy*,r)也是稳定的。但是与古典货币数量论不同的是,尽管他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较为稳定的,但并不是常量,它还要受到前面提到的利率、资产收益率和理性预期等因素的影响。
二、当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概况
经济学界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研究成果颇丰,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本文采用米什金的货币流通速度公式,以现价GDP作为衡量国民收入的指标来计算中国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计算方法是以各年度GDP的数值除以当年各层次的货币流通总量,数据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得到的结果如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一个常数,除少数年份上升以外,总体上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其中,M0、M1和M2的流通速度分别从1978年的17、3.7和2.27下降到2007年的8.23、1.64和0.62,均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中V2的下降幅度最大。对比V1、V2的走势图还能看出,V1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大于V2。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V2在1985、1988、1994和2004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分别对应着四次经济高涨期。对此现象的理论解释是,当经济增长旺盛时,居民收入增加且通胀预期加大,居民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刺激消费欲望高涨,货币流通速度进而加快;与此相反,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居民倾向于保留手中的货币,社会储蓄率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货币流通速度因而下降。
三、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分析
导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现逐年下降的整体趋势的原因有多种,本文将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别探寻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1.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从货币需求看,由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V2是逐年下降的,也即中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大于1的,即货币需求是收入的递增函数,也就是说货币需求对收入的一阶导数大于零。因此,对于同一个GDP的增加值,地区间差距越大,收入差距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地区间差距越大,货币需求也就越多,M2/GDP也就越大,货币流通速度(GDP/M2)也就越慢。从货币供给看,中国的超额货币供给并非均等的分配于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均等的。根据有关学者的估算,超额货币供给落到了不到1/10的富人手里,而这10%的富人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地区。这种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的货币需求或货币供给的不正常状况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映,进而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2.利率的变动影响货币流通速度。按照之前提到过的经济理论分析,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利息是人们持有货币余额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持有能够提供收益的资产所得的报酬。根据这样的理论分析,利率的提高会鼓励公众缩减货币余额而增加有收益的资产。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会加快。反之,降低利率就是鼓励居民持有更多的货币并减少债券持有量,这就会减慢货币流通速度。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进行经济建设,鼓励居民将手中的资金汇集到国有银行,曾经推出了较高的利率吸引储蓄,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就成处于较高的水平;而近几年,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货币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特别是为了刺激民间投资的增加,央行连续调低利率,这致使居民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大为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因此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3.经济货币化的发展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经历货币化与金融化两个不同的阶段。经济货币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下,相对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因此将会有一笔数量可观的货币余额停留在社会经济主体手中,用作交易使用,也就是说在货币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弹性较大,表现为货币需求的增加大于GDP的增加,也即存在超额的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也因此放缓。
四、结语
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趋势是区域间发展不均衡、货币与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将带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因此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应当从消除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转变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以及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使其向着金融化阶段逐步发展,才能够解决当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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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晓龙 赵会玉:通货膨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5)
[关键词]货币合作 东盟+3(10+3) OCAI 人民币国际化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最优货币区指数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OCA)最早由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l，1961)在其论文“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提出。文中指出，如果一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当这个地区受到对称性冲击而使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可以消除这种不平衡，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调节。这样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麦金农(McKinnon，1963)、凯南(Kenen，1969)等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以对外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等不同指标来作为最优货币区的衡量标准。在后期的OCA讨论中，经济学家们开始着手于综合性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通过一国加入共同货币区的多种成本和收益的力量对比来衡量是否适合加入。组成共同货币区的收益包括提高货币流动性，减小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在货币区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一体化和国际交换等。其成本则是以放弃货币自和汇率调节工具为代价，并且有货币区内贫富地区悬殊加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贝尤米和艾臣格林(T.Bayoumi&B.Eichengreen)教授，将计量方法运用在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量化分析上，开创性的提出最优货币区指数法(Optimum Currency Area Index，OCAI)，将名义汇率的变动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各衡量标准联系起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SD(eij)：α+∑βiXt。
SD(eij)为双边汇率波动率，Xt则代表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所确定的各项影响两国双边汇率的指标在两国之间的表现。通过回归方程得出的拟合值被命名为最优货币区指数。该数值越低表示两国之间的汇率越稳定，因而也更容易在两国之间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构建成共同货币区。
二、“东盟+3”货币合作的背景及现状
东盟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最初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的经济联盟，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随后加入。东盟与欧盟(当时称为欧洲共同体)几乎是同一时间成立，而在文化差异、政治一致性、协作程度、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与欧盟却相距甚远。东盟的十个成员国中，2009年以不变美元计算的GDP印尼达到4330亿美元，而老挝只有4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水平最低的文莱只有0.3％，而最高的缅甸却高达32.9％。成员国中只有新加坡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发达国家，其余的九个发展中国家中，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二层次，人均GDP为5000～6000美元；印尼和菲律宾为第三层次，人均GDP为1000～2000美元；而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则属于第四层次，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此外，十国的经济体制和类型、生产水平、科技力量、劳工素质、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自由贸易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短期内对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经济一体化集团。这些都是造成东盟发展有限的因素。
“10+3”的合作形式由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但最直接起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东盟受到巨大冲击，地区内各国加大了推进地区合作进程的努力。2004年11月底在老挝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被确定下来，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10+3”的合作成果中，“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旨在通过国家之间货币互换的安排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合作，防范和减轻金融风险。2006年，清迈协议将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的过程中的双边决策机制改为集体决策机制，由“双边”向“多边”过渡，实现了重大突破。同年的“10+3”财长会议上，中日韩三国财长还表示同意进一步研究包括区域货币单位在内的有关问题，首次就区域货币单位的协商事宜达成共识，直接引发了有关“亚洲货币单位”的热烈讨论以及亚洲共同基金的组建。
三、基于OCAI的“10+3”货币合作实证研究
不论从长远的战略构想还是从现实的市场需要来看，共同货币区都将是一个目标。但建立货币区也是有条件的，也需要付出成本，包括铸币税的损失和部分货币自的丧失等。改革的推行需要谨慎的选择时机，否则有可能导致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不足以冲抵其成本，适得其反。本文采用最优货币区指数方法对“东盟+3”的合作条件做一次“检查”，追踪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条件的变化和新趋势。
1、指标体系说明
本文采用贝尤米和艾臣格林的模型，以双边名义汇率的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借鉴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众多前人的经验选取国家规模、产出增长差异、双边贸易联系、通货膨胀差异和利率水平差异这五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指标体系设置如下。
(1)双边名义汇率波动率(Y)，为“10+3”国家年均双边汇率对数值变动的标准差。数值越小则表明从当前基础看，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越小。
(2)国家规模(X1)，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大小，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国家规模越大，则加入货币区所需要放弃自主汇率和货币政策的成本越高。
(3)产出增长差异(X2)，定义为SD(ln(gi-gi))，即计算各年度各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异gi-gi，并取阶段内对数的标准差，以此衡量长期内两国在产出增长差异上的对称性的高低。经济受到冲击以及冲击的不同反映，最终都将反映在产出的变化率上，该数值越小说明两国间的产出增长差异越小，经济冲击的非对称性越低(或者区域内经济体在受到不对称f生冲击的时候能够采取灵活调整，来吸收这种不对称洼)。区域内各经济体遭受到的冲击越对称，越容易采取趋于一致的货币政策，容易协调，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4)双边贸易联系(X3)，该指标为双边贸易占两国全部贸易比重的对数值，即ln(Tradei，j／Tradei，w+Tradei，j／Tradej，w)，取阶段内平均。理
论上，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则越具有稳定汇率的动机。
(5)通货膨胀差异(X4)，定义为两国阶段内平均通货膨胀水平P的绝对差值，即｜Pi－Pj｜。开放条件下，一国总体物价水平同汇率水平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度，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国家间通货膨胀差异越大，货币政策的取向差异大，因而进行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
(6)利率水平差异(X5)，定义为｜ri－rj｜，反映两国利率政策协调性的高低，计算阶段内均值。
2、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日韩一东盟共13个国家1990～2009年双边交叉78个数据对其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数据来源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和Direction Of Trade(DOT)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东盟秘书处网站。经计量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如下：
Y=-0.877-0.0119*X1-0.0414*X3+0.00971*X4+0.0432*X5
(－0.158)(－7.15) (－12.6) (8.87) (29.03)
R2=0.7866 T=78 R=0.7860 F=1059.61 D.W.=2.19
由以上步骤确定的OCAI回归方程保留了国家规模、双边贸易联系、通货膨胀差异和利率差异四个变量，产出增长差异不能通过检验因而被剔除，说明产出增长差异并不是“10+3”汇率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余的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且拟合度良好。其中，除了国家规模的系数符号与理论方向不一致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实际方向与理论方向均一致。
理论上，国家规模越大，则放弃货币自的成本越高，对加入货币区越不利。OCAI模型以双边汇率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国家规模的系数理论上应该为正，对汇率的波动起促进作用。模型回归得到的国家规模系数为负，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研究对象中日韩一东盟13个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采取的是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剩下的10个国家都采取了或固定汇率、或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因此样本数据中的大部分国家都试图通过政府和外汇市场的干预来管理和稳定汇率，从而对汇率的波动起到平抑作用。
根据方程回归的结果，本文计算了“10+3”双边国家的最优货币区指数，并以此为依据将各国的潜在合作国进行排序。同本国的OCA指数最低的四个国家即为较适合组成货币区的潜在合作伙伴，相反，同本国OCA指数最高的四个国家为货币合作中成本较高的伙伴，目前不宜与之建立通货区。整理见表1。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总体来说，区域内国家间的货币合作呈现出聚类趋同的特征，即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之间、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合作成本较低，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成本较高，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居多。这也符合原来的预期和普遍认同。在一国对剩余的12个国家的OCA指数中，一方面，文莱、新加坡、缅甸、越南、老挝呈现出较高的平均OCA指数，表明经济水平程度较高的国家和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都不容易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货币合作阻力呈现两极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水平处于东盟第二、第三层次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则更易与其他各国合作，总体平均的ocA指数也较低。
从模型的拟合回归来看，利率水平差异对模型的拟合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其次是双边贸易联系指标。说明影响区域内国家间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利率因素和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内的国家要有较为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应该在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利率上加强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注意到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明显呈现层次分级的特点，因而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应该分别采取相应的策略。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应通过对外援助和推进周边地区人民币计价结算等渠道提高人民币在该地区的使用和接受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援助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应该重视对周边的不发达地区提供优惠贷款等对外援助，这些国家与我国贸易联系比较紧密，对人民币的认同度也很高，我国向其提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资金援助，还可以起到鼓励受援国使用援助资金购买我国商品，从而带动出口的作用。
关键词：内生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8 -03
一、引言
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争论由来已久，究其本质是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反之，如果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那么货币供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王楚明，2008）。此时，货币供给只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货币外生性一直是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得到了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央银行才能够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干预或影响经济。例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主张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单一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然而，随着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师们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并从多角度探讨了内生性的原因。例如，格利和肖（1960）从“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角度入手，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加上货币当局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控制，因而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存在内生性。托宾（1967）认为，货币供给类似地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化。温特劳布（1978）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政府为避免失业增加而被动增加的货币供给。卡尔多（1985）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是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够独立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莫尔（1988）认为，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在既定利率水平上，中央银行只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公众的贷款需求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在既定利率水平下是水平的，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帕雷（2002）指出，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开放经济内生性主要是通过放款渠道实现的，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出口部门的投融资需求，由此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魏巍贤（2000）指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投资软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形成的“倒逼机制”，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缺乏自主控制能力。万解秋、徐涛（2001） 认为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率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约束。王曦、舒元（2003）对我国在结售汇制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做了实证分析，指出基础货币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变化。谢罗奇、胡昆（2005）利用1993 年第一季度至2003 年第四季度的M0、M1、M2 和GDP 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规模变量GDP 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 原因（M0 除外）。因此，货币供给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内生性。王国松（2008）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基础货币供给存在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结论，例如，史永东（1998）对1981-1995 年的GNP 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季度数据进行了Granger 检验，发现M1 或者M2 对于GNP 是外生的。郭文旌、周磊（2008）的研究表明，就基础货币投放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因此，综观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却更倾向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于我国而言，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而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由于M2 更能反映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情况，本文选择M2 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选择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M2 和GDP 采用1999 年1 月至2009 年9 月的季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ADF 单位根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没有单位根，则为平稳序列。如果变量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继续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此，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取对数后的GDP 和M2 的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都是不平稳的，而对应的二阶差分数据则为平稳序列。因此，GDP 和M2 具有二阶单位根过程。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平稳。因此，根据表1 中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利用GDP 和M2 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 的变化是M2 变化的Granger 原因。这一检验结果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下面，本文深入探讨内生性的原因，以便全面了解货币供给的性质。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考察
（一）从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考察
依据相关金融理论，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因此，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就是要分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1、从基础货币来看。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方式不同。
（1）在再贷款方面。长期以来，中央银行一直将贷款限额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粗放式增长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投资饥渴症使得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向银行信贷软约束转化，各种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对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再贷款的内生性较强。而在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大幅增长的缘故，说明我国货币供给有较高的内生性（郭文旌、周磊，2008）。
（2）在再贴现方面。目前，我国商业票据远没有普及，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业务数量和功能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导致票据业务发展较缓（陈敏，2007）。2000 年之后，我国再贴现额发生较大变化，再贴现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见表3），再贴现业务有淡出票据市场的迹象。实际上，由于再贴现额的发生对于央行来说并非主动行为，贴现与否、贴多贴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因而通过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3）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从表4 可以看出，在2003 年以前，我国央行债券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重比较低，而2004 年之后这一比重大幅度增加。2004 年，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有效收益率曲线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此外，由于适合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加上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控制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基础货币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4）在外汇占款方面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抛出本币，购进外币，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4 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1998 年除外），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见表5），从而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1995 年，外汇占款仅有6774.5 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32.6％ ；2005 年，外汇占款达到71211.1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达到110.7％。这一比例在2006-2008 年间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此外，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从1994 年的50％增加到2008 年底的2.4 倍（《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过外汇渠道发行货币的比重提高，强化了我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总之，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增强。
2、从货币乘数来看。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指当基础货币变动一单位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模。货币乘数的表达式为：m=（rc+1）/（rc+rd+re） （1）其中，rc 表示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rd 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 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我国近年来的法定准备金率来看，法定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例如，2003 和2004 年国家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上调后，货币乘数仍在扩大，2003 和2004 年的货币乘数分别为4.15 倍和4.30 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从超额准备金率来看，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超额准备金率来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失效。对于现金漏损率而言，现金漏损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持有现金的状况，中央银行对于它并无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乘数，加上超额准备金率及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表明我国货币乘数同样具有内生性。
总之，我国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说明货币供应量也具有内生性。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随意地、外生地决定货币供给的数量。
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给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就一直处在不断探索与变革过程中,经历了从严格管理与控制到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的逐步改革历程。尤其是 2005 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不断升值的态势,并且随着外汇交易浮动幅度的进一步放大,人民币汇率与之前相比波动加剧,汇率变化不确定性更加显着。虽然近期人民币呈现一定的贬值回暖,但是从长期来看,受国内外经济因素影响,人民币仍具有持续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价格表现,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且会因为价格效应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全球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增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货币关联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同时,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亦是一种风险,将对中国经济尤其是货币错配产生冲击影响。
在本章中,主要阐述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理清论文研究中涉及的相关理论概念,系统的评述该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为论文后续的研究搭建坚实的理论平台。同时简要的给出论文的结构安排、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外汇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市场行情呈现出弹性增强的特点。当前全球经济依然不景气,经济回暖态势不明朗,西方国家货币泛滥,借着此轮货币战争批判声此起彼伏之际,市场也有声音将矛头指向中国,导致当前人民币汇率仍然面临严重的升值压力。虽然受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呈现小幅贬值回暖现象,不过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仍然存在。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本论文系统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关问题,研究的主线为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现状,考察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原因,检验汇率变动的贸易后果,探究汇率变动的区域货币联动机制,进一步分析汇率风险对货币错配的影响,并试图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
1.2 汇率相关理论阐述
汇率(Exchange Rate)亦称“外汇行市或汇价”,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以另一国货币来表示本国货币的价格,其高低最终由外汇市场决定。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币值不一,名称不同,所以一国货币对他国货币要设定一个兑换比率,即汇率。汇率问题涉及的概念较多,在系统研究汇率之前,有必要对论文涉及的汇率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1.2.1 相关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外汇汇率有两种标价方法,一种是直接标价法(Direct Quotation),又称价格标价法,是指以一定单位(1,100,1000 等)的外国货币为基准,来计算折合本国货币多少单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直接标价法。在直接标价法下,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折合的本国货币量大于前期,则说明本币币值下跌或外币币值上升,称为外汇汇率上升,反之叫做外汇汇率下跌,即本币的价值与汇率的涨跌成反比。还有一种是间接标价法(Indirect Quotation),又称应收标价法,它是以一定单位(如1个单位)的本国货币为基准,来计算应收外国货币的数量,其中欧元、英镑、澳元等汇率均为间接标价法表示。在间接标价法下,本国货币的数额保持不变,外国货币的数额随着本国货币币值的变动而变化,如果一定单位的本币能兑换的外币数额比前期多,这表明外币币值下降,本币币值上升,即外汇汇率上升,反之成为外汇汇率下跌,此时本币的价值和汇率的升跌成正比。可见,间接标价法与直接标价法相反。
目前国内外关于汇率的研究中,使用的汇率相关概念指标较多,包括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单边汇率与双边汇率、买入与卖出汇率、即期与远期汇率、官方与市场汇率等等。其中,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成对存在,前者剔除一国通货膨胀后即为实际汇率。有效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指数,通常以报告期一国与样本国双边贸易额占该国对所有样本国全部对外贸易额比重为权数,计算出与基期汇率之比的加权平均汇率之和。有效汇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反映了一国货币汇率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总体波动幅度,常被用作研究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还可以用于研究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高低。基于购买力平价汇率决定理论,有效汇率又可派生分为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名义有效汇率(NEER),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剔除通货膨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后,就可以得到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在应用中使用的更为频繁,因为它能够综合地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在有效汇率测算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特殊目的来设计加权指数的计算方法、贸易权重和样本货币范围等相关参数,得出的结果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都基于贸易权重定期编制了各国名义与实际有效汇率,为各国汇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资本项目;管制;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0-0040-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0.08
一、人民币国际化概述
(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人民币开始在我国周边地区大量流通,甚至在部分国家人民币已被作为储备货币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央银行也适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自2008年12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又与冰岛签署了5亿美元(35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①。另外,2008年12月24日,外汇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作,对广东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5月,试点地区扩大至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等市,2010年又扩大到江苏、山东等20个省市。此举将使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走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从理论探讨发展到实际操作阶段。
(二)人民国际化对于我国的利与弊
人民币被其他经济体接受,成为国际化货币对我国而言有诸多好处:一是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改革,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使我国获取铸币税收益;三是有利于我国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争取金融资源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四是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五是有利于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1]。但从近年来欧元的发展之路也可看出,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其要求我国市场管理机构要有更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更加开放的市场:一是陷入所谓“特里芬两难”。这是指一国货币受到世界信任,在国际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中广泛使用,将会引起对该货币的需求大幅增加,进而导致货币升值和贸易逆差。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货币的信任危机,进而削弱了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使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更加容易波动甚至动荡,这将明显增加宏观调控难度。三是中国在本币国际化之后理应承担起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的责任,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最终将使中国贸易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容易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四是如果人民币币值不稳定可能遭受国际化逆转风险,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出现反复甚至出现被其他国际货币替代的风险。
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现状
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国内学者开始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但主要的研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早期理论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基本等同于对人民币如何实现自由兑换的研究。
更多的学者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这些研究的成果基本一致,即人民币首先在大陆及港澳台实现自由流通,随后在周边区域,继而在全世界实现流通,这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如前所述,人民币在周边地区已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流通。按照此种思路,21世纪初有学者开始将人民币的区域化作为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发展阶段并进行了讨论,随后则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构想[2]。潘理权分析了目前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因素,认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应在于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国际化[3]。李(2002)分析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的现状及人民币区域化的收益和成本,提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具体的方式[4]。李晓等(2006)则在分析了人民币亚洲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之后,提出了人民币亚洲化的策略和路径选择[5]。李富有(2004)从亚洲货币合作的角度建议在次区域内先实行平行主导货币区域化,并在次区域统一货币的基础上实行货币联盟,最终实现亚洲统一货币[6]。
而从英镑、美元等货币国际化的过程来看,一种货币要实现国际化,首先区域化并不是必由之路。即使要在某区域内实现区域化也是相当困难,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推进日元的亚洲化,但因为各种因素的阻力至今也没有实现,可见某种货币国际化与其区域化并没有直接的前后联系。
三、厂商对结算货币的选择及货币互换协议
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现实国情出发,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进的过程。如2008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作。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各方对结算试点工作了解不足,加之该项试点开展的时间不长,推进情况落后于预期。而与他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可以使人民币国际化迅速扩展的捷径。只要签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是选择合适的,此举将会迅速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的份额。
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作为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其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我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是两国(两地)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国商业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并可促进双边贸易发展,促进地区金融稳定。
两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核心问题是贸易结算中货币的选择问题。根据Rao以及Magee(1980)提出的计价货币选择模型①,当两个国家是互为贸易伙伴的情况时选择何种货币为计价或结算货币,一般取决于一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本国货币通货膨胀率、外汇市场深化程度等因素。Obstfeld和Rogoff在其专著《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1995)中,建立了一个基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货币选择模型,认为货币政策的传递、汇率制度的选择要依赖于微观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中结算货币的选择,而计算货币的选择取决于以下的五个共识:一是一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越大,在国际贸易中以该国货币结算的比例就越大;在结算货币选择方面,出口商的谈判能力比进口商大。二是预期通胀率和名义通胀率都会影响结算货币的选择。贸易方更愿以通胀率和通胀波动率相对低的国家的货币结算。出口方(进口方)更愿以预期升值(贬值)波动大(小的)货币计价结算。三是本币外汇市场深化程度高且国内银行体系发达的国家更愿意在贸易中以本币结算。四是如果目标市场需求降低,出口商愿意以进口方货币结算。五是参与经济联盟包括一些货币联盟的国家更愿意以联盟的货币结算。
假定A、B两国的各自的货币为a、b,对双方货币的需求曲线如图1所示:
若第三方货币为c,根据以上共识,可以设定以下的线性模型:
S是指对货币的需求;H、P、V分别指本国、贸易对方、第三方(如美元);X为进出口规模;Y为名义通胀率;Z为广义货币M2。
此模型的含义是,贸易双方对结算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双方的贸易规模、通胀率以及通货规模。同时,贸易双方还可能选择第三方货币进行结算。该模型说明贸易双方在计价货币上的选择实际上是厂商(微观基础)的选择,而厂商对某种货币的选择又是基于其预期利润最大化的选择。
本文以Giovannini(1988)及其追随者对于货币选择的研究为基础[7],说明模型中的一个变量e(名义汇率)是如何影响到厂商对结算货币的选择的。假设厂商的收益函数是D(p,q);成本函数是C(p,q),其中p为销售价格;q为销售量。考虑到出口产品的汇率主要与价格有关,为简化问题,在以下的讨论中只考虑价格变量p。设本国货币和外方货币的利润函数分别是:
其中,PP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名义价格;e是名义汇率。显然,厂商选择使用何种货币,取决于两者利润的比较(设为U),对上述方程(2)相减取期望得到:
根据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2)的研究,在存在第三方货币的情况下,结算货币的选择不仅依赖于利润曲线的形状,还取决于两种货币的稳定程度。如果两者的货币相对于第三方货币都不够稳定,厂商将会选择第三方货币为结算货币[8]。
假设第三方货币为o,eo为第三方货币的相对于本国货币的汇率,po为第三方货币结算的价格,则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的利润为:
而不会选择贸易对方货币。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选择了某化工企业向韩国出口的产品PDCB(对二氯苯)的相关数据为依据,做出该产品出口的利润曲线(见图2)。根据(5)式,贸易双方都会选择美元或人民币为结算货币,而不是韩币。因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份额十分有限,美元成为了贸易对方的唯一选择。如果我国能与韩方签订相关的货币互换协议,设法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增大人民币兑换的便利程度,外方选择人民币的基础还是存在的,这就需要我国政策的推动了。
四、资本项目管理维持现状条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一)目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在于人民币不能在资本项目下自由融资。当境外企业和银行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后,产生的差额无论是作为企业的存款还是作为储备货币,都必须在中国开设人民币账户进行投资,这就要求我国进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可兑换。为配合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推出了新政策,规定在20个省市试点地区,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后,银行和企业可开展与跨境贸易和融资相关的跨境人民币担保业务、境外项目的人民币融资试点、跨境直接投资项目的人民币结算服务试点。但这仅限于与贸易有关的融资,并没有改变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能自由流通的情况。
(二)资本项目管理维持现状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宣布完全实行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即使发达国家也设有专门的限制条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中国可以用三种渠道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通过货币互换计划或者共同基金的形式,在亚洲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使用人民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香港建立人民币跨境交易和资金回流离岸中心;第三,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将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能自由兑换下的一种大量使用人民币的变通方式。
(三)人民币国际化实施步骤的建议
1.从双边和多边开始逐步扩大。可以有选择地签署双边或多边贸易结算和投资协议。允许以本币进行结算和开立信用证等;允许以本币到对方进行债券、股票和直接投资;允许以本币进行资金的借贷。各自的企业拥有对方货币就可以到对方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由于是本币资金,而且都是由于贸易产生的,其规模促使不会很大,对国内资本市场不会产生风险。
2.选择参与地区组织和机构(如东盟和上合组织)同等条件开放。在双边开放成熟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参与区域性组织,在区域内进行同等条件和约束要求的货币结算和投资。可建立一个由参与国共同以储备货币出资的协调或清偿的机构,以解决货币结算和投资中可能出现的货币问题,使资本账户的开放或可兑换可以扩展到区域内,而且没有风险。
3.以签署协议为前提条件,选择开放国家。对于我国而言,资本账户的开放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为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可以与某些国家签署协议,给予其政府低利息贷款或经济援助乃至债务减免,条件是允许以人民币投资,资金援助或贷款是人民币。同时,由企业出面谈股份、股权等,生产产品可以出口至我国,把目前的进出口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4.对于金融大国和储备货币国家,在特定项目上对等或交换条件开放。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对方不主动提出开放要求,我国也不必要主动对其开放。如果对方提出要求,我国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决定是采取对等开放还是交换条件开放。如美国提出到中国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进行投资,我国可以要求同等的以人民币到美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如果美国要求开放保险和银行金融机构的控股和参股比例,我国可以要求美国接受中国企业和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信用证、保函、对外担保等,允许在美国境内开立人民币账户并进行贸易结算等等。
5.选择合适项目逐步突破。目前,按照IMF的分类,资本项目或账户有七大类四十三项;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和细分,资本账户的项目可以有70～80项。这些项目中,有很多我国已经完全实行了可兑换,但也有很多不可兑换。本文认为,应首先从人民币项下的信用证、保函和对外担保以及相应的账户管理开始放开,因为我国企业和商业银行这三类的进出口信用是最多的。也可以从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股票、债券并以人民币出境为突破,逐步推进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资本账户开放或资本项目可兑换[9]。
五、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可通过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跨国贸易结算以及在境外设立离岸结算中心的方法来实现,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互换协议是迅速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比重的有效方法。由于签订协议的地区经济规模远小于我国,上述协议不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稳定性。在维持现有资本项目管理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以减少我国对外贸易中受到的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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