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5 02:10:32
摘要：农业气象课是农业相关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此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象基础理论知识和气象观测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科学思维能力、不断获取和更新知识的自学能力以及应用气象学知识分析解决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能力。本文针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气象学提出新的要求，提出应该使学生明确农业气象学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几点探讨。
关键词：农业 气象 教学
农业气象学是研究农业生产与气象条件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气象学科中应用气象学的重要分支。农业气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学习农业气象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较全面地掌握光照、温度、水分、大气、风和气压等农业气象要素的意义、特征、变化规律及形成各种天气过程的原因；初步弄清天气与农业天气、气候与农业气候的基本知识，掌握小气候与农业小气候的形成、变化规律及调节原理，掌握基本的农业气象要素和小气候的观测原理、方法及气象资料的分析整理方法。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气候资源，调节和改善农田气象环境条件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农业气象学基础。
一、农业气象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1.1农用气象预报服务
包括农业天气分析评估、农业灾害性天气、病虫害、作物适宜播种期、收获期、重要物候期、土壤水分、未来气候趋势预测和极端气候条件预测及对农林牧业生产影响的预评估等服务产品。同时预报服务也包括农业气象旬（月）报、雨情、墒情、温情、灾情、农业干旱监测专报，作物生育期间的农业气象条件分析，年度农业气候评价，气象灾害评估与风险分析产品等服务产品。
1.2农用气候服务
包括农用气候专题分析、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农用气象灾害专题分析、农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开展精细化的农用气候动态区划及成果推广应用、退耕还林草气候适应性分析等服务产品。
1.3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包括开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的气候环境评价。如中药材（当归、党参、黄芪、甘草）；制啤酒原料（啤酒大麦、啤酒花）；油橄榄、百合、黄花菜、花椒、白兰瓜、酿酒葡萄、苹果、桃、板栗等作物。开展特色作物播种期、采摘期等时机、适宜天气预报；开展特色作物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响应；开展特色物极端天气条件和病虫害预报等服务产品。
二、加强和完善现有的教学体系方法
2.1应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农业气象课程应强调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而过去传统的“粉笔加黑板”模式的教学方法越来越不适应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的需要。在诸多的教学改革中， 建立在计算机技术上的多媒体教学， 是集文本、图形、图像和声音等多种传媒为一体， 具有集成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 为抽象的理论课教学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显示出其显著的优越性。所以农业气象课程的教学方法也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 改变原有传统的农业气象学教学模式， 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越性。
2.2突出学生创新思维，以能力培养为本位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创新行为，有了创新行为，创新精神才有生命力，才有实际价值。生可以通过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来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农业气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比如说农田蒸散量是由作物叶面蒸腾和土壤表面蒸发造成的农田水分损失量，它是决定农田水分状况，作物光合作用和生长状况的重要因素。对于蒸散量的测定方法很多，无论那一种方法的测定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针对此问题如何以一种创新的思维去理解农田蒸散量的测定，由老师加以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以期在测定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2.3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讨论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讨论学习训练学生自学能力、推理能力、运用所学知识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师生共同参与。在这一教学过程中真正的主角是学生，学生通过对已掌握的知识进行重新分析、筛选与整合，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其观点与其他人探讨、交流，得出一定的结论。
例如，在讲灾害性天气时，教师首先提出讨论问题：你的家乡发生过什么灾害性天气？是怎样防御的？河北省有哪些灾害性天气？怎么形成的？采取什么防御措施？然后让学生课下查找资料，并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整理，形成自己的观点，课上分组讨论；学生讨论时教师在旁指导。
2.4增加实践教学比例
在过去的教学模式下， 实践教学学时有限， 上课时仅能安排学生做些最基本的认知性、验证性实验，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很难实施。同时， 农业气象实训课统计资料用时较多， 学生完成实验报告以后， 熟悉仪器的时间很少。对于仪器使用方面， 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理解和掌握， 教师只能越俎代庖， 由此造成了学生对教师过分的依赖。为克服这种弊端， 我们从教学计划、教学评价等方面入手， 增加实训课时所占的比例， 保证学生有足够时间了解仪器设备的性能与使用方法， 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向老师请教或者共同探讨， 逐步学会正确、熟练地使用各种仪器设备。
比如，利用我校现有的气象观测设备，完成对农田蒸散量的计算，通过学生对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风速、日照时数等气象要素的测定，利用Penman-Monteith公式推导农田蒸散量的数值，既加深了同学们对该知识点的掌握，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实践操作动手能力。
结束语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业气象学在观测手段研究方面正逐步实现自动化、遥测和精确化。在作物气象条件研究方面，从过去单因子研究向多因子综合研究发展，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开展数值模拟和模型实验。为了适应目前新形势下农业气象学的新任务和农林专业学生发展的要求，农业气象学必须进行积极的教学改革和思维转变。只有通过不断优化该课程的知识体系，做到以能力培养为本位，才能够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农业生产服务。
参考文献：
[1]郭淑云，林国智.农业气象课程教学改革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07.
关键词：气象科技史；学术成果；继承；发展；评介
张静教授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气象文化与气象文献研究，有着扎实科研水平和丰富的科研实践，发表了一系列与气象文化相关的文章（《方以智中的气象学思想》等），参与了国务院重大古籍整理项目《中华大典・地学典・气象分典》的编纂。《气象科技史》（以下简称“张著”）是张静教授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结晶。张著勾勒了始于远古，止于20世纪中期的世界气象科技发展历程。著者在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上，以人类对大气现象的认识、利用及干预为线索，从气象科技史的不同侧面予以了全面的研究：既有天气现象认识史、大气光象认识史等通史性研究，又有如天气预报发展史、物候学和气候学发展史、气象仪器发展史等专题性研究，并对中国历代重要气象人物和气象典籍进行了勾稽和介绍，传播了前辈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该书文献丰富、考证严谨、结构完整，将气象科技史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南信大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南京气象学院（后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因“气象”立校，以“气象”强校。中国气象史志研究会成立之初挂靠于该校，俨然该校是国内外气象科技史研究重镇。该校以王鹏飞教授、陈学溶教授等为首的气象学家们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气象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该校气象科技史研究的传统，发表了《王鹏飞气象史文选》、《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等气象科技史著作。2010年该校成立了气象人文研究院，之后该校的科技史硕士点也利用自身特长，突出科技史的气象特色，该校的气象科技史研究是传承而又发展着的。张著是该校气象科技史研究继承与发展的成果，是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
二、谋篇布局的逻辑性与内容的完整性
张著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内容涉及气象通史和气象专题史的诸多方面。该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
（一）谋篇布局的逻辑性。认识是实践的基础。该著先是叙述从古至今人类对天气现象（风、雨、雷、电等）、大气光象（晕、虹、宝光、海市蜃楼等）认识的历史过程，接着展开人类对天气现象的利用与干预（风能的利用、人工降雨等）、天气预报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只有在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在过程中总结规律并利用，才能预测未来天气状况，为生产与生活提供方便。例如，古人就是通过观察云的颜色及其变化、风向与风速的变化等归纳天气变化的规律和预报气象的方法等。古人通过观察动植物的变化，石头、炭、琴弦等对大气湿度的感知来预测晴雨。早期的天气预报就说人们通过观测天象、物象等变化的个体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的总结都离不开对物候与气候的观察与认识，所以著者在天气预报发展史的后一章内容中，补充阐述了物候学与气候学的发展历程，增强了该著的逻辑性。
（二）内容的完整性。该著在天气现象认识史和大气光象认识史中，详细叙述了每种现象的观察认识史，每种现象的认识史都包括观察、记录、命名、分类和现象成因的探讨。在每一章节的编写中，著者都全面完整的阐述了中西方的各自发展历程。
人类最初的气象观测以目测为主，随着观测的深入，气象观测仪器逐一诞生。由于古代和中世纪的气象理论比较零散且主观，著者在书中第3章给我们列举了科技革命之后，在气象仪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后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大气认识理论。现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也是源于气象观测工具的发明。著者另辟一章，叙述了气象观测与气象仪器设备的发展史，补充了前几章中气象仪器部分的内容，使得该著的内容更具完整性。
三、文献征引多途
该著汇集和综合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参考文献有古籍、国人的研究著作、论文还有国外气象文献等。古籍包含了历代史书、历代文人文集、还有历代农书、历书等；研究著作、论文有气象史志、气象学家文选、出土文物研究（如甲骨卜辞）等；国外的气象文献不仅有气象研究专著，还有气象年报等。多方面的资料使得该著资料辑录翔实，文献征引多途，体现出该著内容的严谨与丰富。如：古人对海市蜃楼的观察与认识。著者指出，古人所记的蜃景中，海市居多。引用了《晋书・天文志》中：“凡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北夷之气如牛羊群畜穹庐，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对海市蜃楼的描述记载。举例了元末杨r的《观海市记》中：“春夏见，秋冬少见。大雾之后，天晴见，天阴不见。微风见，无风不见，大风不见。风微急，其见也速而巧。风微缓，其见也迟而拙。”对海市蜃楼现象出现的季节，以及其出现的气象条件，并提出海市蜃楼与风速有关的叙述。此外，张著介绍了西方人对海市蜃楼的记载，如英人合信说撰的《博物新编》中的“空中船像”。文献的引用，分别引自三种不同文献的记载，不同朝代甚至不同国家，体现了该著旁征博引，文献取用多途的特点。
研读之后，笔者认为，张著如果能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涉及，将会带给读者更多的启迪。
第一，该著在梳理中国气象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对西方气象科技的发展作了整理，虽未在章节中对中西方的气象科技发展作比较研究，但读者在阅读时也能感受到二者的不同。如若著者开辟章节，系统整体的讨论二者的不同，并对二者不同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会让读者更清晰明了地了解到二者的不同。正如洪世年教授说的那样，“所谓史者，不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基本具有两个部分，其一为史实，历史事件与史事述评，其二为对史情的发生、演变与影响的分析。”第二，该著的编写是源于科技史研究生课程的开设，学生在做研究或写作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怎样搜集资料这个难题，如若著者在书的附录中可以跟读者分享搜集资料的经验与心得，该书则更具教材意义。
综上所述，该著是我国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又一重要学术成果，该著视角独特、立足史料、考证严谨，系统地探讨了气象科技的发展历程，也传播了历代气象学家的科学精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静.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气象学思想[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2] 《气象分典》编纂委员会. 中华大典・地学典・气象分典[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4.
[3] 张静.气象科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一、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是中国古代研究天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天时气候变化对生物，尤其对人体生命活动影响的一门学说。它是以《黄帝内经》天人相应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古代天文历法气象知识为科学依据，以天干地支为推演方法，来研究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周期的气候变化与人体疾病发生相关性的理论。
1、五运六气天人观
五运六气理论主要由“五运”和“六气”两部分组成。五运，即木运、火运、土运、金运、水运，五运分别配以天干，用来推测各年岁运和五个时节的气候变化规律及疾病变化规律；六气，即风、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候变化。六气分别配以地支，用来推测各年六气的变化规律及疾病变化规律。
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则以中医五行理论为基础，以人体五脏为中心将天、地、人之间的气化、物化融为一体。《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指出了立足于地的万事万物都与太虚宇宙中的天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变化就像树的根与枝叶一样，因此，天与地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体的生命健康。在人以五脏为中心，统摄着人体的生命活动，而人体五脏又与天地之间的五行之气相应，还与太虚宇宙中的天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化生万物。天地自然界万物的新生与消亡，气候物候变化，以及人体疾病都与五行的生化运动有关。因此，五运，具体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气在天地间的变化规律。由于五行与四季气候的关系是春温属木、夏热属火、秋燥属金、冬寒属水，所以五运实质上概括了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特征，同时，五运还表示不同年份和不同节令的气候变化。
而六气则以中医的阴阳理论为基础，将风、热、火、湿、燥、寒与三阴三阳相对应，建立了六气中的天人观。古人运用五方的观念对气候进行认识和区别，才有了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之说。这里所说的风不单指风，还代表气候温和之意，即春季温和的气候。由于东南中西北五方的区划不同，各个区域的干燥度、蒸发量、雨量、积温等情况也各异，必然要产生不同的气旋活动以及温、热、火、湿、燥、寒不同的气候特征。
六气的产生和变化离不开阴阳五行。风热湿火燥寒六气之气化，可用三阴三阳来识别，即风化厥阴，热化少阴，湿化太阴，火化少阳，燥化阳明，寒化太阳。六气是气化之本，三阴三阳是六气产生的标象。
六气与五行也有关系密切。六气为五行在天之气，五行为六气在地之质。《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化生万物矣。”六气配合阴阳五行之后，还要与年支密切联系，这是推演六气变化的关键。六气与年支配合有其规律可循，反映了六气所不同时段天时民病特点。
2、自然之气与健康
自然界五运六气的气化活动是自然气象、万物征象产生的基础，因此，其气化活动正常与否会对人体生命产生影响。《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意指疾病的发生，大都由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所致。
人体气化现象具有升降出入规律，人体气化与自然界气化一样，也具有阳升阴降的规律，曾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清阳之气气化规律是向上向外走体表，浊阴之气气化规律是向下向内入五脏。如果当升不升，或当降不降，或气机开合失常，或升降太过，均为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均会引发相应疾病。
人体气机升降出入活动表现在各脏之间相互配合上，例如：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肝主升发，肺主肃降；心火下达，肾水上奉等。脏腑升降气机协调，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人体气化现象与自然界气化同步。人体生命秉承天地之气而生，依赖于大自然而存在，故自然之气化的常与变直接影响人体气机，人体气机现象受自然气化影响，并与自然气化同步。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痰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中央地区正因为是平原，所以才洪水泛滥，其后果引起水湿之气太盛。而导引按跷，就是从“舞”及其他一些动作发展而成的古代的气功。也可见导引按跷，在一开始就是被用于防病治病的。
二、气功养生
健身气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身心锻炼方法，在中国养生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古法记载中，以大舞功法源流为例：大舞产生的时间是唐尧时期，至今约有5000年历史。大舞产生的地点是中原地带，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这种自然气候的变化导致了民气郁阏，筋骨瑟缩不达，是大舞产生的重要原因。解决民气郁阏、筋骨瑟缩、腠理滞著的方法是以“舞”宣导，以通利关节。以舞宣导，内容是宣和导，宣是宣发、发散、升发、展开之意，导有导引、疏通，使其恢复之意。利于宣导之“舞”才称为“大舞”，大舞是有意识地、自主地进行的身体活动，以达到促使某些疾病康复的目的。
健身气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中医学的养生理论，蕴涵着儒家、道家、佛家等修身养性、追求超越的文化理念，又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在一起，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合一，进而达到身心和谐的完美境界。
健身气功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体生命整体观，通过调心、调息、调身的锻炼，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开发人体潜能，使心身臻于高度和谐的技能。
关键词：气象；气象因隶；病因；辨证；时间医学
气象即天气现象，气象因素即影响天气变化的因素。由于气象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所以气象因素包括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也就是说不同年度、季节、时辰、不同地点有不同的气象特点。由于气象变化时刻影响着物候的消长过程，所以，气象又称为“气候”。中国古代医家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时偕行”的思想指导下，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人生于天地气变之中，自然界的气候环境无不时刻影响着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体生命随天地间气机的运动变化而形成，随四时气机的运动变化而运行，生命从始到终是以时间为本的活动过程，强调“时间”与“过程”，没有时间也就无所谓生命，只有形体，没有生命体的运动变化也就是生命的终结，所以，中医学研究生命活动也着重于时间方面。中医学中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等基本名词和理论都是从时间角度来描述人体及大自然运动变化的状态的。阴阳是气运行的两种状态，阴气与阳气运动的过程又分为五行，五行在天应五运四时、在地应六气五方，在人体应五脏六腑，阴气与阳气的运行变化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分为三阴三阳，中医学应用以上基本理论辨析人体生命过程的不同状态。生命状态用病性、病位来描述，病性由人体气、血、津、精的量(虚、实)与质(寒、热、温、凉、气滞、血瘀、水湿、痰毒阻滞)决定，病位有上下、表里、脏腑、经络等不同表述方法。中医治疗病证的手段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调治生命状态的方法，一切蕴涵时间过程的有形或无形的存在都可以作为治疗病证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有形的动、植物、矿石等，无形的语言(如布道及心理疏导)、针灸、按摩、引导、气功等，后者没有实体形态而只有无形的调气过程。中医学从时间角度认识生命的生理、病理状态，强调人体生命贵在“动态平衡”，如环无端，所以中医学是一门时间医学，其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法也是用来调节生命的时间状态的。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不能分离，中医学理论把人与自然界气机运动变化过程用同一名词和概念来描述，所以辨人体的证离不开分析自然界气的变化(气象)，同一疾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其证候不同就是因为气象随时问、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所致，所以气象及气象因素(时间、地点)与中医时间医学关系密切。下面我们从不同层次探讨气象及气象因素与中医时间医学的关系。
1 气象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时间医学
古人把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气候分为阴阳两个方面的气化。《内经》分析了昼夜交替、四时变更的阴阳消长过程，认为：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午、卯、酉四个时辰，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分(春分、秋分)与二至(冬至、夏至)四个节气，是阴阳交替的枢机。子午与二至正是阴阳转折时期，卯酉与二分则是阴阳平衡之际。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是随着阴阳消长过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皮肤腠理的开合，脉象的变化(春浮、夏洪、秋毛、冬石)；十二经脉气血的运行，也随着阴阳消长存在有规律的涨退，经穴也相应地出现定期的开合。在摄生方面，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说。人体的病理变化也无不受到阴阳消长的影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认为，因昼夜阴阳交替，疾病也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在阴阳变化之际，阳盛的病能冬不能夏，阴盛的病能夏不能冬。年老、体弱、虚衰者，每当二分、二至之时。即不能适应而发病或加重病情，甚或导致死亡。在治疗上强调“必先发气，毋伐天和”，即是要注意阴阳气化、四时节气的特点，用药要遵循“四时药法”。所以，从阴阳气化理论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并据此指导治疗、预防，这是祖国医学整体论的核心内容。
2 气象五运六气与中医时间医学
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运气学说的核心，它是古代医家结合医学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是在当时历法、天文、气候物候等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支架，用以说明气候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一动态平衡。五运是探讨不同年度不同的气象特征及不同季节气象变化规律的，六气是从我国的气候区划、气候特征来研究气旋活动的规律问题。古人的气候区划，还是从五方的观念来的，所以才有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之说，把风与热、湿、燥、寒相提并论，便知其所说的风不是风向的风，而是代表
气候温和之意。故《素问・五运行大论》在发挥“东方生风”的具体内容时便说：“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气为柔，其性为喧，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政为散，其令宣发。”总的来说，无非是一种春风温和的气象，因此可以说“东方生风”，就是东方生温，这样，东方温，南方热，中央湿，西方燥，北方寒，是对气候的5种划分。由于东、南、西、北、中不同区划有不同的气候特征，所以各区的温度、湿度、气压不同。五行之火分为君、相之火，六气之热相当于君火，六气之火相当于相火，君火属阴，相火属阳，在六气则为热属阴，火属阳。风、热、湿、火、燥、寒六气之化，复用三阴三阳以识别，风化为厥阴，热化为少阴，湿化为太阴，火化为少阳，燥化为阳明，寒化为太阳。以六气之化为本，三阴三阳之辨为标。这六种具有不同特征的气候，时至而气至，便为宇宙间的六元正气，如果化非其时，便为邪气，也就是气候学所谓的灾害性天气。《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谓：“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就是这个道理。中医学即运用阴阳五行及五运六气理论及其术语来辨析和描述自然界的气象特点与人体的气机状态(气、血、津、精的虚实及运行状况)，从时间与空间的气候变化角度。探讨人体生理、病理活动及治疗问题的。
四时、六气、二十四节气乃一年中气候变迁的“常律”。但是，人们发现各年气候并非简单的重复，四时、二十四节气虽有固定的日期，但四时气候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时令气候有太过不及之变，即使同一节气，各年之间气温有高低，雨水量有多少。从整个年运来说，各年也不尽相同。由于“岁化”的影响，各年的作物成熟有早迟、多少，色、味有厚薄之分。运气学说把十天干配阴阳五行，根据天干的不同推算不同年度的中运(大运)。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根据天干的阴阳属性，中运有太过与不及之分。一年之中，分为五季，以五行属性来表达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有常(主运，每年各季特点不点，从大寒日起，等分为五季，分别配以木、火、土、金、水)，有变(客运，即以中运为初运，分五季(五步)运行，依相生的关系类推其他四季的气候特点)。六气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类型，分属一年
六个阶段(每气60日有余)。
3 气象天人相应与中医时间医学
古人通过对自然界气象的长期观察，得出天地气温(阳气、阴气)差异的规律，这种规律蕴于太极图中(见图1)。
太极图中外圆代表天阳(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轨迹；内里的“S”形曲线则为天阳作用于地，天地相交之后地阳(气)的变化轨迹。中也描述了这种地之阳(气)的变化规律。说：“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冬至一阳生，指冬至开始白日渐长，指天阳，冬至后四十五日，阳气微上指我们感觉的大地气温变化，尽管冬至以后天阳渐旺，但大地上的气温仍在下降，直到立春气温最低，阴气最盛之后阳气才微上。夏至日最长，夏至后日渐短，但我们感觉到的气温(地阳)仍在继续上升，立秋时阳气达到最盛，阴气才开始微上(见图2)。现代气象学资料(根据北京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也表明，气温最低的时间不在冬至(12月21/22日)，而在立春前后(1-2月份)，气温最高的时间不在夏至(6月21/22日)，而在立秋前后(7―8月份)。现代光学理表明：在太阳热辐射的条件下，一份阳光产生一份热，一份阳暗对应一份寒。一年之中，冬至日最短，阳光最少，阴寒最极，故气温最低；同样。夏至日最长，阳光最盛，应最热，但这指的是天之阳气，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地之阳气，因为大地有吸热和散热的过程，冬至之前，白日渐短，大地积寒，至冬至白昼最短，冬至一阳生，日渐长，但大地仍处于积寒过程，到之后约45天(间隔3个节气)左右才积寒至极。我们感受到的气温(地之阳气的表现)最低；夏至之前，白日渐长，大地积热，至夏至白昼最长，夏至一阴生，日渐知，但大地仍处于积热过程。到之后约45天左右才积热至极，我们感受到的气温最高。北京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也表明，地温最高月份在7―8月份，地温最低月份在1―2月份，与我们感受到的气温一致。我们把人感受到的地面温度变化一地阻变化曲线和所观察到的白昼的长短及日光照射量多少的天阳变化曲线描绘如图2。
一年之中天阳与地阳的变化存在45天的差异，一天当中也存在类似的变化差异。
一天之中，天阳变化和人体感受到的地阳变化有一个半时辰的差异，人身之阳主要随所感受到的阳气的变化而变化，故寅到辰时，地中阳气初生，此时，人体少阳之气最旺；巳到未时，天阳最旺而地中阳气急剧上升，但尚未达到极点，在人合太阳之气，太阳之气随天阳而旺于此时；申到戌时，天之阻气衰减而地中阳气到最极点，在人则应于阳明，故阳明之气随地中附气的旺盛而旺盛于此时；亥到丑时，阳气敛藏，天之阳气衰减到最低，而地之阳气尚未降到最低，在人应于太朗；子到寅时，地之阳气衰减到极点，在人应于少阴；丑到卯时。两阴交尽，地之阳气开始回升，在人体应于产厥阴。
资料显示，人体所能感受到的地之阳气的变化曲线与现代气象学气温检测结果一致，也就是说，一天之中，气温最低的时问不在夜里12时左右(属太阴所主时间段)，而在日出前后，在夏季为5时左右，春、秋为6时左右，冬季为7时左右(属厥阴所主时间段)，一天之中，气温最高的时间不在中午12时左右(属太阳所主时间段)，而在下午15－16时(属阳明所主时间段)。
所以，不论是在一年中，还是在一天中，均存在与人体相应的节律变化，即少阳一太阳一阳明一厥阴一太阴一太阴六经(三阴三阳)经气旺盛的时间随人体阴阳节律变化而变化。一年或一天的气象变化与人体气机变化相应。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其气象情况不同，故时间与人体的节律变化同样有其相对应的方位。现将人体与时间、空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如表1。
这种天人相应规律反映在临床病证中，应用于临床因、机、症、治、防诸过程中。《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欲剧时的时间节律思想即渊于此。
4 气象因素与中医辨证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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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 l 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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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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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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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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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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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 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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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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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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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 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 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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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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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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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 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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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 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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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 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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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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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 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 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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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 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M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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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 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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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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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会昌：《2 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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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②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关键词】 地域;四季气候;疾病;综述
中国是最早重视和研究地域、气候与疾病关系的国家，早在两千年前的《内经》中，就明确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观点［1］。现将近十年有关地域、四季气候与疾病相关性的文献整理研究，概述如下。
《素问·异法方宜论》是最早提出我国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中央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与居民身体和疾病的相关性，指出：“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亦从中央出也。”可见，不同地域其疾病的发病特征也有所差异。
李青春等［2］发现北京市呼吸道疾病1月、12月为高峰期。马有哲等［3］发现北京市急诊死亡的病例中，冬季多夏季少。吴弥漫等［4］对广州市心脑血管病的分析，发现该市高血压性心脏病及急性心梗均与最低气温、平均气压有关。董蕙青等［5］对南宁市脑卒中发病及死亡［6］的研究，发现春季发病率高，冬季死亡率高。苏颖等［7］对长春地区流行病发病进行了总结，发现该地区流行病变化最大是春季，最小是夏季。胡亚男等［8］对长春地区异常气候年流行病发病率的研究，发现该地区异常气候年部分流行病的发病率比非异常气候年高。孟庆莲［9］对泰安地区急性脑血管病的研究，发现此地区脑出血多发在气温下降、气压上升时；脑血栓多在气温下降、相对湿度上升时。赵红旭等［10］对昆明地区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发现该地区脑血管病在四季各有一高发月，分别是3～4月、1月、7月和10月。叶世龙［11］对深圳气候与咳嗽的研究，发现深圳多热性咳嗽。
《素问·咳论》指出：“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描述了五脏咳与季节的关系。
肖劲松等［12］分析了武汉市常见8种疾病与四季的关系，发现冠心病、高血压多发在春季，上呼吸道感染、脑梗塞多发于夏季，哮喘多发在秋季，下呼吸道感染、脑溢血多发于冬季。亢慧兰等［13］对临汾市气候与疾病的分析，发现呼吸道感染冬季发病率高，急性胃肠炎、急腹症夏季多发，心脑血管病多发在寒冷季节。陈正洪等［14］对武汉市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病的研究，发现上呼吸道感染春夏多发，下呼吸道感染、心梗冬春多发；脑溢血冬季多发，脑梗塞夏季多发；冠心病和高血压春秋季多发。赵杰夫等［15］对邵阳县流感与气象的分析，发现冬季为高峰期，夏季为低值期。李相猛等［16］对黄石市脑卒中疾病的分析，发现缺血性脑卒中高峰期在夏季，低峰期在冬季；而出血性脑卒中则相反。谢静芳等［17］通过气象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复发的研究，发现冬春季对高血压影响大；春季影响脑卒中；夏季影响冠心病。郑学山等［18］对潍坊市脑中风的研究， 发现冬季发病率高，夏季低。张晓云等［19］对天津市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发现该病高峰出现在4～6月。杨东涌等［20］通过分析宾县单纯性高血压病，发现其高峰期在3～4月、6月和9～10月。李再刚等［21］对安康市溃疡病的研究，发现该病春秋季病发率高，冬夏季低。
综上所述，地域及四季气候与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不同地域其疾病发病时间节律也有所差异，进一步深入研究地域、四季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对临床防病治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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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解决”式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建议采用“问题解决”式教学方法，在设计一节课的时候设置一些具有悬念性的问题，使学生置身其中，就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运用引发兴趣、引发查询、引发动手、引发讨论、引发辩论等策略，根据具体内容具体设计。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采取“标题—问号”的方式，使知识问题化。例如大气中三圈环流的形成，首先简化地表影响，单纯考虑热力因素形成的地表大气的运动状态，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起来大气运动的空间表象模式；然后再利用箭头、文字、旋转的地球、地砖偏向力的影响等动画来提问地球表面上的三圈环流是如何形成的？这样就会帮助学生建立气象学的立体空间感，学生很快能理解各纬度带上所形成的气压带和风带的特点及影响，诱发和培养学生思考气象中的大气问题要从三维空间考虑。
地理课堂教学的问题情境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①影像材料问题情境。教师提供丰富的文字、现代化的信息图像材料，把学生引入到一定的思维空间，使问题形象化、具体化，以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②实验问题情境。气象试验在教学中逐渐被重视，同时也在实际应用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利用材料作出三圈环流模式图等。③故事问题情境。如在讲锋面气旋时，首先从火烧赤壁谈起，图文并茂地介绍这场经典战役，将锋面气旋的结构与两军的布阵位置、东风的由来联系起来，学生就能把握锋面气旋系统内各个区域风向的差别以及降雨产生的具置。④虚拟实践问题情境。如地理决策教学中用“假如你是……”这样的设问。
二、角色转换教学法
角色转换，就是学生和教师位置对调，让学生也体验一下当教师的角色。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使学生主动查阅相关文献、主动熟悉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主动寻找生活中的实践积累，来充实自己所讲内容，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三、实例教学法
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都会穿插实例来对理论知识进行讲解，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例如教学台风知识时，要求学生自己上网搜集信息，完整地记录某一次台风发生、发展、消亡的经过，并进行PPT演示、交流等活动，也是比较典型的任务驱动式教学组织。在选用实例教学方法时，要结合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尽量从学生日常生活中和身边熟悉的例子着手选择探究的主题。最好选择体验式探究教学模式，让学生自己去体验、探究，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印象更深刻，掌握得更好。例如大气稳定度是教学难点，比较抽象。讲解它时可以举例，稳定状态的大气就像弹簧一样，当我们人为地将弹簧一端拉到一个新位置后，弹簧会弹回去，具有返回平衡点的趋势，稳定大气与之类似。这样，学生就会对稳定大气产生一个感性的认识，理解就会更加深刻了。
四、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法
因课时有限的问题，本门课程的教材内容得不到全部禅释。建议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内采用多媒体的方式讲授清楚基本理论、重点和难点，然后给学生布置自学提纲，让学生自主学习，并作学习笔记，这一部分可作为学生平时的学习和考核方式。以最小的时间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作为教师我们应积极进行课程的数字化建设，做好从“主角”向“编导”转变、从“传授知识”向“激励创新”转变的思想准备。
五、多媒体加板书教学方法
多媒体使用得过多会导致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为了适时地把学生从多媒体中拉回来，笔者建议在多媒体教学中适当地穿插少量的板书，让学生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书本里的知识中来。可见，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少量板书式教学为辅的教学方法既能丰富课堂教学，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杨秋明在长期从事气象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短中长期天气预报经验，多次正确预报了重要灾害性、转折性天气过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撰写了大量具有理论指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论著，在中长期天气预报研究中取得了具有21世纪初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
近5年来，杨秋明在海气相互作用和延伸期天气预报研究方向方面亦取得了国际领先的重要原创性成果，在SCI核心期刊《中国科学D辑》（英文版）和美国《地球物理学研究》（JGR）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篇；在“大气季节内振荡（ISO）”研究中，用主振荡型分析（POP）识别出全球夏季环流20—30天振荡的南半球中纬度绕球遥相关波列（SCGT）和热带西太平洋型（TWP）两种主要ISO型，发现在20—30天时间尺度上长江下游夏季强降水与南半球中纬度地区SCGT存在强降水的相互作用，建立了长江下游夏季强降水延伸期预报的全球大气环流模型；对夏季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10—30天延伸期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也有重要意义。
尤为一提的是，在“海气相互作用”研究中，杨秋明发现北半球冬季南印度洋副热带海温偶极子（IOSD）能激发显著的南北半球环绕太平洋的波列结构（CP），通过改变东亚、南亚和热带西太平洋地区水汽通量、高低空风场和垂直运动的分布和强度，影响冬季中国东部地区和西北太平洋地区降雨（雪）变化。
在杨秋明职业生涯的2 8年来，其已在国际权威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和《中国科学D辑》(中英文版)和权威期刊《大气科学》（中英文版）、《气象学报》、《海洋学报》和核心期刊《应用气象学报》、《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等国外SCI刊物和部级、省部级刊物上先后发表论著58篇，其中被SCI收录第一作者论文2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第一作者论文18篇。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SCGT与夏季东亚ISO相互作用研究及其在长江下游强降水延伸期预报中的应用(41175082)”1项，作为主要完成者完成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获得江苏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四等奖各1次，获南京市政府（副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论著《冬季欧亚雪盖与东亚夏季风》获《科学中国人》2000年优秀论文奖。其传略业绩目前已入编《中国人才辞典》（2000年），《中国专家人才库》(光盘版)（2000年）等名录。
杨秋明目前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SCGT与夏季东亚ISO相互作用研究及其在长江下游强降水延伸期预报中的应用”（41175082），已形成了延伸期预报研究团队，并对长江下游地区延伸期强降水预报方法研究这一国际前沿性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该科研团队力争获得20—30天时间尺度南半球中纬度和东亚副热带环流相互作用的规律、控制因子与机理的具有一定原创性的成果；同时，杨秋明提取导致夏季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过程的全球大气主要低频信号，提出了改进夏季长江下游强降水过程10—30天延伸期预报精度的理论和方法，有效推动了气候预测理论的科学发展。
人物简介：
杨秋明，汉族，1963年生，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1984年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系气候专业，获学士学位;主要从事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候变化研究工作。
Imagenumberology of the Yi learning conceived in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simultaneousl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Yi learning
Abstract: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conceives abundant imagenumber contents of the Yi learning. The Internal Medicine takes in the theory of the unity of the heaven， earth and human from the Yi learning as its theoretic basis. Human's responses to the heaven are realized through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Yin and Yang， alternating between the four seasons，rotations of the five elements， changes between the winds from the eight directions， and shifting of the abnormality and normality of the climate. Bo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Yi learning stress on the changes of time， yet the form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ducing and destroying between the five elements， while the latter to the oppositeness and altern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Theories of The Internal Medici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ua qi theory (correlating the trigrams or hexagrams with seasonal points) of the Yi learning. Though bot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Yi learning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unity of the heaven and human， the former emphasizes a natural unity while the latter a humanistic one. Two kinds of unity are not contradictory but correlated. Human may pursuit these two kinds of unity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The Internal Medicine; the Yi learning; imagenumber; unity of the heaven and human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经典文献，《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规约了框架。而用以“道阴阳”的《周易》，在汉代被奉为“众经之首，大道之原”。魏晋时期，《周易》则被崇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一。此后，《周易》便作为融儒、道为一体的学问，对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科技等诸领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赞之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内经》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易》学的影响，并含有丰富的易学象数学内容。深入研究医、《易》关系，对我们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所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黄帝内经》中的《易》学象数学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医、《易》在思维理路上有许多共同点，同时亦有重大区别。今试析《内经》中的《易》学象数学内含，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医、《易》思维理路之异同。
一、
“三才”之道
《黄帝内经》由《素问》与《灵枢》两部分组成。从理论上来说，《内经》在对人体生理的总认识上是通过吸收《易》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天地人合一”的“三才之道”来完成的，认为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人只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
《内经》将天、地、人相参与之情状描述得详细备至。如：“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 （《生气通天论》）［1］又云：“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阴阳应象大论》）［1］这种天人同构的“三才之道”与《易》学的“三才之道”正好相契合。《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下》则有：“《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以，医、《易》在思维理路上皆注重天与人的贯通，都通过取类比象的方式表达天与人的互通互融性。
但二者在天人一体的思维理路方面又存在根本的区别。《内经》重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即注重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并将“三才之道”进一步具体化：
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三部九候论》）［1］
《内经》在具体描述天人同构的同时，还将人气与天气相比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生气通天论》）［1］再加上五行的成份，天与人的合一则组成了一个完备的网状整体：“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 （《经别》）［2］《灵枢·邪客》则对天人之相应作了进一步总结：
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暖，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NFDA1肉，……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内经》中的“药分三品”说及五行与五色、五方、五味、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五主、五恶、五志等的配应也是对《易》学“三才”之道及天人之气相通相应的贯彻。
《周易》亦有类似的近取诸身的取类比象：“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说卦》）但《易》学的取类比象及“三才”之道旨在法天道以立人道，开天文以立人文，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其最终目的是“以神道设教”。因而《易》学的“三才”之道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追求的是天道与人道的人文贯通。《易传》中的《象》、《彖》、《系辞》都明显而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今本《易传》只是宽泛地论及“三才”之道，而帛书《易传》之《要》篇则将“三才”之道进一步拓展为：“《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已将“三才”之道与阴阳五行具体地结合在一起。《易》学由象数开示义理、本天道以立人道，最终关注的乃是人文，为人文社会的政道与治道从天道、天文中寻求内在的根据。
由此可知，医、《易》虽都以“三才”之道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前者关注的是天地、自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天地变化与人文社会的内在联系。《内经》虽也注意到社会地位的变化、人的情感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但在《内经》中占的比重极小。另外，《易》学发展至西汉孟、京时代以后，受其所处时代氛围影响，其对人文、社会的关注多表现在对灾异的推演。而《内经》除《灵枢·岁露论》谈及“灾异”现象外，其他篇章几乎没有提及。这也是二者一关注人文一关注自然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内经》中，“三才”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动态的阴阳、四时、五行的变化、运行来具体展现的。而《易》亦以阴爻（ ）阳爻（-）作为其建构卦符体系的最基本的单位，而且“时”的哲学也是《易》学哲学的重心所在。
二、
阴阳、四时
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理论的核心，而阴阳学说更为其理论建构之总纲，因为五行亦是阴阳的具体展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所提出的表里、虚实、沉浮、升降出入等皆为阴阳所范围。而为了更明白地表达人的生理病理，《内经》将人体经脉性质以阴阳进行规约，并将阴阳学说演进为三阴三阳说，将人体描述为一个表里相互络属的整体：“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血气形志篇》）［1］
《周易》古经虽只字未提阴阳，但其阴（- - ）阳（-）符号却蕴示着阴阳的道理，至《易传》已明白地开示出“一阴一阳”之道。战国秦汉时代，虽然道家、医家、兵家、阴阳家等都讲阴阳，但其阴阳学说应该皆以《周易》古经的阴阳爻符号为滥觞，或许这才是《庄子·天下》为何说“《易》以道阴阳”的真正原因。 阴阳“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阴阳离合论》）［1］，而且具体的阴阳的划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灵枢·阴阳系日月》云：
甲主左手之少阳，己主右手之少阳，乙主左手之太阳，戊主右手之太阳，丙主左手之阳明，丁主右手之阳明。此两火并合，故为阳明。庚主右手之少阴，癸主左手之少阴，辛主右手之太阴，壬主左手之太阴。
……
黄帝曰：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王春。春者，苍色，主肝。肝者，足厥阴也。今乃以甲为左手之少阳，不合于数，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以次行也。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
在此既有天地之阴阳，又有四时五行行次之阴阳。后者以“时”的形式把阴阳的消息具体地展示出来。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更好地把握阴阳二气的运行，医、《易》皆将“时”的概念引入阴阳体系，以四时甚至每一日的时辰的形式表述阴阳二气在一年或一日中的消息盈虚。在《内经》作者看来，人的阴阳表里的本然和合状态只有在顺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人是一个“时”的存在体，故《素问·四气调神篇》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荷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宝命全形论》亦有：“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
前文已述，在《内经》看来，天人之气相应相通，再加上“时”的因素，则天人之气时时相通，阴阳二气在不同的时节对人体有不同的影响：
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以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肤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髓，通于五藏。（《四时刺逆从论》）［1］ 反映在人的脉象上则为春弦、夏钩、秋浮、冬营。若“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曰逆四时。未有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 （《玉机真脏论》）［1］逆四时则病。在一日之中，阳气则“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虚，气门乃收。” （《生气通天论》）［1］
《内经》亦十分重视月亮盈虚对人体气血盛虚之影响：“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 （《八正神明论》）［1］后世发展起来的“子午流注”诊疗法即源于《内经》中的天人之气时时相通的理念。
于《易》学，四时也是阴阳二气消息的派生物。在《系辞》那里，乾坤可以被视为大阴大阳，一切变化皆源于乾坤的开合、阴阳的消息。乾坤的转化正好符示着一年中阴阳二气的转化：“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乾坤是一切变化的支柱：“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同上）而乾坤的开合交通又形成了四时，故《系辞上》又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下》则进一步发挥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刘大钧先生推证认为，这正反映了《易传》中蕴含着“卦气”思想，［3］确为至见。
在本天道而立人道的同时，《易》特别强调“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每一卦皆有其卦时，每一爻亦各有其爻时，人据卦爻所符示之情势顺时而动则吉，否则则凶。这种随“时”而动的“时”的哲学成为《易》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后世的“卦气”说及“月体纳甲”说可以说是对《易传》“时”的哲学的延伸，其宗旨都是顺气、时而动。
如前所述，医、《易》虽都重“时”，但前者更关注“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而后者则更关注“时”对人文社会的影响。四时的运行又导致五运六气的更替与八节八风的常变。这也是《内经》中象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八风说与八卦“卦气”说 日月运行不仅形成了四时，而且导致了风雨寒温的气候变化。《汉书·天文志》云：“月为风雨，日为寒温。”意即月亮的运行导致了风雨的产生，太阳的运行导致了寒温变化。风在气候变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而医、《易》皆注重八风的作用。《内经》对风邪致病极为重视：“风者，百病之长也。” （《玉机真脏论》）［1］ “邪风之至，疾如风雨” （《阴阳应象大论》）［1］，并云：“天有八风，经有五风，……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金匮真言论》）［1］但《内经》所云八风之邪正有其规律性。《灵枢·九宫八风》专门讨论这一规律，对八风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风从南方来，名大弱风；……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风从东方来，名婴儿风；……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而《易》学之八风之名为广莫风（对应北方坎位）、条风（对应东北方艮位）、明庶风（对应东方震位）、清明风（对应东南方巽位）、景风（对应南方离位）、凉风（对应西南方坤位）、阊阖风（对应正西方兑位）以及不周风（对应西北方乾位）。
两套八风之名虽不同，而其实质则是一致的，都与八卦“卦气”说有内在的联系，因为两套八风系统都与四时八节及后天八卦方位有联系。《白虎通疏证·八风》有云：“风之为言萌也。养物成功，所以象八卦”。而于1977年在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其“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4］，正好可以证明，八卦“卦气”说至少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并与八风说有内在的联系。补充证据是，《史记·律书》载：“凉风据西南维，主地”，因为坤为地，故在此已将凉风与西南坤位相配应。而司马迁之《易》学又可上溯至汉初田何。故“卦气”说此时应早已存在，从而也进一步证明刘大钧先生“卦气之说先秦早已有之”的论断何其正确！因其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在此赘述。
《内经》又有直接与“卦气”说相联系者：“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生死。” （《脉要精微论》）［1］与魏相所谓“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汉书·魏相传》），其旨相同。
根据不同节令的不同风向，八风又可分为实风与虚风：“因视风之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 （《九宫八风》）［2］实风即正风，虚风即邪风，故要“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 （《九宫八风》）［2］
在八风说、八卦“卦气”说的应用方面，《易》、医之不同除上文所言前者重本天道以立人道，后者重本天象以推人之生理病理之外，两套八卦八风说尚有以下区别：其一，《内经》的八风说在日期划分上更为缜密，除乾（又称天门）巽（又称地户）所配折风（不周风）与弱风（清明风）各主45日外，其余六方风则各主46日，合之共计366日；而《易》之八卦“卦气”说之八风每方风皆主45日，合之共计360日。前者更接近实际的一岁之数。
其二，二者候气之法不同。《内经》主张以八节交节之日以当日是否风调雨顺来占断民疾，并称“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旱。”张景岳注云：“风雨先期而至，其气有余，故多雨；风雨后期而至，其气不足，故多旱。”而《易》之八卦“卦气”说则以八节交节之日，于相应的时辰候气出之左右。如“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气出直乾，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万物伤。”（第200页）［5］余卦类推，并据气至之早晚定气的盛衰：未当至而至则气盛，当至不至则气虚，并进而本天人之气相通之理，将自然之气（天气）之虚实与人体经脉之虚实相配。如《易纬通卦验》云：“冬至广莫风至，……其当至不至，则……人足太阴脉虚，多病振寒，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太阴脉盛，多病暴逆，胪胀心痛，大旱，应在夏至。”其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经脉分别为：
节气
经脉
节气
经脉
冬至 足太阴 夏至 手阳脉
小寒 手太阴 小暑 足阳明
大寒 足少阴 大暑 手少阳
立春 足少阳 立秋
足少阳
雨水 手少阳 处暑 手太阴
惊蛰 足太阳 白露 足太阴
春分 手太阳 秋分 手少阳经
清明 足阳明 寒露 足蹶(厥)阴
谷雨 足阳明 霜降 足蹶(厥)阴
立夏 手阳明 立冬 手少阳
小满 足太阴
小雪 人心主脉(手厥阴心包经)
芒种 足太阳大雪
人手心主脉(手厥阴心包经)
基本上遵循的是春夏配手足之阳经，秋冬配手足之阴经的原则。在这一点上，《灵枢》之九宫八风说就显得精糙得多。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二者取象倾向不同：《内经》八风说以五行取象推断疾病。如“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脉。”（《灵枢·九宫八风》），心、脉、热都属五行之火象。而《易》之八卦“卦气”说则多取八卦之象占断事理。如“春分，震风至，震风不至，则雷震毁舟；巽风至，则制作失度；坎风至，则阴遏阳有谋成；离风至，则孕女不育；艮风至，则小人擅威；兑风至，则谗谀行；乾风至，则父谋其子，君谋其臣。”其中，雷为震象，制作为巽象，阴谋为坎象，孕女为离象，小人为艮象，口舌、谗谀为兑象，父、君为乾象等等。这一区别详在下一部分讨论。
四、
取象与用数
《易》、医皆重象数，但其内含不同。今在此着重讨论之。因象数学是《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易》含万象，医之象数亦可视为《易》之象数的一部分。我们先谈一下《易》之象数。
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周易》取象共计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像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种，加之卦变，飞伏、旁通诸说，说《易》含万象并不过分。数则有大衍之数，河图（五行生成）之数，洛书九宫之数等等。从《周易》经、传“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己日乃孚”等说法看，《周易》将天干纳入《易》卦体系的时代应该较早。从帛书《易传》之《要》篇所谈及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及《史记》中有关《易》的传承与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干支、五行、五星等早已纳入《易》卦体系。刘大钧先生对此已作出充分的论证。［6］至西汉京房，这一体系已臻至完备，故《京氏易传卷下》云：“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从这一点来看，《易》、医两大系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更何况《内经》有时直接采用《易》之象数。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其中东方、肝、目、惊骇、酸、麦、岁星、角、筋、臊等直接以五行之木类推，而其数八则为《易》之河图数中的木之成数。萧汉明教授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易》之天地之数，即宋人所称的河图数，就是五行生成数，详见《医〈易〉会通之我见——兼与李申兄商榷》，载于《周易研究》1994年第4期。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特别是“其畜鸡”更是采用的“巽为鸡”之象。《内经》有的地方对应东方木的则是“其畜犬”（《灵枢·五味》），此“犬”乃据配应立春的东北艮卦卦象所得。而南方火之“其畜马”（《素问·五常政大论》）则取南方午位之马象；“其数七”则取火之成数；中央土之“其畜牛”则取坤土为牛之象，“其数五”则取土之生数；西方金之“其畜马”取“乾为马”之象，（《素问·五常政大论》为“其畜鸡”，取西方兑位之酉为鸡之象），“其数九”则为金之成数；北方水之“其畜彘”则取北方坎位亥为猪之象，“其数六”则取水之成数。《内经》中类似的直取《易》之象数之处俯仰皆是，此不枚举。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内经》亦十分重视月之盈亏对人体气血之虚实的影响。
《灵枢·岁露论》云：“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竖，腠理郄，烟垢著。……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盛，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焦理簿，烟垢落。”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月亮的盈亏对人体抗病能力的影响甚大，《内经》还据此设定治疗臂掌间难屈时的针刺之数：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不从心……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缪刺论》）［1］
广义的象包含万物万象。《内经》在以阴阳为总纲的前提下，提出了脉象、气象等象论。如《五运行大论》云：“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表里、虚实、开合、沉浮、升降等象皆不离阴阳之大象。在天人之气相通的思维理路指导下，《内经》以阴阳为总枢，以阴阳所化之五行为类推模式，构建了一幅天人之气时时相通的五行图式。正因为天人之气相通，如何推测每年气候的变化并以之推断人受气之变化所带来的疾病便显得十分重要了，《内经》的“五运六气”说有可能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在当时所能获取的理论支持下产生的。
“五运六气”说在宇宙生成论方面明显地受到《易传》的影响。如《彖传》有“大哉乾元，万行资始，乃统天”，及“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而《内经》则翻版为：“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 （《天元纪大论》）［1］《易传》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系辞上》）《内经》则有“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 （《天元纪大论》）［1］《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上》）“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内经》则有“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万物化生矣。” （《天元纪大论》）［1］等等。只是《内经》以五行学说为具体推演的依据，将《易》之阴阳、形气具体化，如将天道具体化为“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将天之象（《内经》将“象”翻版为“气”）与地之形具体化为“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 （《五运行大论》）［1］并进而以天干之化合推论五运：“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天元纪大论》）［1］
由此可见，从阴阳学说拓展开来的五行学说在《内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以此为根基，《内经》在推断病理病因方面更注重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如《灵枢·论疾诊忌》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阂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玉机真脏论》更有：“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而易学虽也引五行入《易》，但它更注重阴阳二气间的对待与流行，如京房便借《易》建构了一幅阴阳二气间的对待流行模式。［7］从京氏纳甲体系发展过来的流行的纳甲筮法，虽利用地支间的生克，但也注重日冲与月破，更注重动爻的作用。因而《易》学在推断事理时更注重阴阳之间的对待，我们从《易纬》中对事理的推断也可见其一斑：
乾，西北也，主立冬，……乾气不至，则立夏有寒，……应在其冲。……坎，北方也，主冬至，……坎气不至，则夏至大寒雨雪，……应在其冲。……艮，东北也，主立春，……艮气不至，则立秋山陵多崩，……应在其冲。震，东方也，主春分，……震气不至，则岁中少雷，……应在其冲。巽，东南也，主立夏，……巽气不至，……应在其冲。……离气不至，……应在其冲。……坤气不至，……应在其冲。……兑气不至，……应在其冲。（第200-204页）［5］
这种“应在其冲”说说明《易》学更注重阴阳之间的对待，而阴阳之间的流行与演变情况则多以卦象示之。京氏纳甲体系中八纯卦初四、二五、三上爻所纳地支间正好也是这种“相冲”机制。
《内经》也并非不注重阴阳对待，如依“五运”说，甲己虽化土，但甲年为土运太过，己年则为土运不及。这种“太过”与“不及”也是一种阴阳对待，只不过这种对待仍以五行为基础。但《内经》的“六气”说则与《易》学的“相冲”说有内在的联系。
依“六气”说，两相冲之地支相配而成一五行之象，具体为：子午少阴君火，丑未太阴湿土，寅申少阳相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巳亥厥阴风木。而依后世流行的“纳甲筮法”则是：子丑合化土，寅亥合化木，卯戌合化火，辰酉合化金，巳申合化水，午未合化土。《内经》中的相冲为合与京氏易中的相冲说或许有内在的联系，与《淮南子·时则训》中的“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以及《易纬》中的“应在其冲”说应属于同一种思维理路。这些联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只是《内经》最后将这种相合的结果归属于五行，亦即将阴阳之对待五行化了。
余论
《内经》含有丰富的《易》学象数学内容，今只简列数项于上。
《内经》既有朴素的阴阳五行说，又有古朴的“九宫八风”说，又有较完备的“五运六气”说，从其理论层次的不同来看，《内经》确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其理论的内在机理则是以阴阳学说为总枢，以五行学说为生化模型，以天人之气相通相合为本根。由于《内经》的具体成书时代仍有争鸣：有主战国时代者，有主秦汉之际者，有主汉初者，更有主东汉时期者，因而表面上看起来很难确定到底是《易》源于医，还是医源于《易》。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易》、医都讲“三才之道”、“天人合一”，都以阴阳为立论的基础，而阴阳的最早表达形式应该是《周易》的阴（ ）阳（-）爻符号，因为首先有了符号，才会有文字，才会有理论。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医学的实践必定来自日常的探索，但其理论基础仍可追溯至《周易》内含的阴阳符示体系，然后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再吸收后来的五行学说及《易》学发展的新成果才发展至较为完备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同样，《易》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百家之说，与包括医家在内的诸家之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使《易》学体系臻至广大而“无所不包”。
医、《易》皆崇奉“三才”之道，主张天人之气相通相合，但《内经》更主张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并在《素问·刺法论》中提及一些吐纳导引之术，以培养生理之正气，提高抵御邪气的能力，追求人与天地之大顺。《内经》的理想人格是“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著，故能寿蔽天地” （《上古天真论》）［1］的真人，或能够“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上古天真论》）［1］的至人。而《易》更崇尚天与人的人文的合一，崇尚观象进德，恐惧修省，进德修业，遏恶扬善，本天道以立人道，以化成天下，更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并以卦象卦气之常变审视之，即所谓卦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第199页）［5］ ，“王当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第179页）［5］因而《易》更重视从天道下贯到人道的人文化成作用。《易》的理想人格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的圣人。
《内经》在追求人与天地的自然的合一的过程中发展出“五运六气”说。“五运六气”以六十年为一大的循环，当然有其局限性。前一个甲子年的气候与下一个甲子年的气候一定会有所出入，甚至有较大的出入，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的活动对自然、气候的反作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内经》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合一的思维理路仍值得肯定，借助当今的科技手段仍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易》学“唯变所适”的理论可以随时弥补中医学某些定式理论的不足。《易》学发展至京氏时代已将天干、地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完备地纳入卦体，并以之作为占测灾异、谴诫人主的主要理论根据。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时代，人主的施为对日月、五星的运行轨迹的影响、对气候的影响应该极为有限，但《易》学对人文和合状态的孜孜追求仍值得肯定，对现代社会的政道与治道仍具有启发意义。《易》学趋时变通的哲学永远都不会过时和衰老。医、《易》两种“天人合一”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而具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完全可以同时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与人文的合一，从而贯通自然与人文，真正做到人与天、人与人的和谐如一。
参考文献
［1］ 高士宗. 黄帝素问直解［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
［2］ 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黄帝内经灵枢译释［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3］ 刘大钧. “卦气”溯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4］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8， (8)
［5］ 林忠军.易纬导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2.
【关键词】 内经 瘟疫 运气
瘟疫是烈性传染病，由天地暴戾之气疫毒所致，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人群大面积的死亡。无论古今中外，瘟疫始终是人类健康的最大天敌，造成瘟疫传播的根本原因肯定是各种生物体，诸如细菌、病毒等等，然而这些生物体在产生、繁殖、传播、侵入人体乃至瘟疫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就决不仅仅是生物体的本身因素在起作用，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此过程，而气候、气化等因素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子之一。运气学说的核心理论是气化理论，着重揭示宇宙运动、气化以及生物体生长发展变化的宏观整体关系。自然界中人体，以及各种生物体无不处在天地气化之中。运气学说认为，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变化，会对人体、以及生物体（如细菌、病毒）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使人类在某些时段、某些气候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瘟疫。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30多种病种，绝大多数与气候有着鲜明的相关性。《内经》中已经有运气与瘟疫关系的论述，探讨这部分内容，将有助于了解在五运六气环周的某些阶段，随着岁运递迁、客主加临，变异、胜复、郁发，出现德政令变、气候常异、万物荣枯，形成疫病流行的时空环境，重大疫病可能在什么年份、什么节气、怎样的气候、气象的条件下容易暴发。
五运变化与瘟疫的关系
《内经》中已经有瘟疫名称的记载，如“霍乱”、“大风”(麻风)、“温病”、“温厉”、“大厉”、“疟”、“黄疸”等等。《素问·刺法论》中阐述的瘟疫非常明确地显示出烈性传染病的特点，即传播迅速，病状相似，“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所谓“五疫”即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又称为“五疠”，“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
有关瘟疫的发生与五运气候异常变化相关的论述，在《内经》中主要见于《素问遗篇·刺法论》和《素问遗篇·本病论》，尽管此二篇是后人补入，但其中的理论可供思考。
按照这二篇的认识，疫病的发生主要多见于那些五运和六气之间的阴阳刚柔关系失调的年份。比如，上一年的司天之气不退位，中运的胜气强盛，使上下气运的位置相错，“上下失守”， “地不奉天”。
以壬午年为例，《本病论》载：“假令壬午阳年太过，如辛巳天数有余者，虽交后壬午年也， 厥阴犹尚治天，地己迁正，阳明在泉，去岁丙申少阳以作右间，即天厥阴而地阳明，故地不奉天者也。”
《刺法论》也曰：“假令壬午，刚柔失守 上壬未迁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 ，上下失守。”
此二段经文的大意为：假如壬午年的运气之间的阴阳刚柔关系失调， 丁(阴木)壬(阳木)之间不能呼应相招，而上一年的司天之气(指辛巳年的司天之气厥阴风木)未退位，中运的胜气(指燥气， 金克木)出现，这样上下气运的位置相错，“上下失守”，气候表现为“金行燥胜，火化热复”，气候燥热，此为“地不奉天”。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容易发生“民病夭亡，脸肢府黄疸满闭”的疫病，类似于病毒性肝炎等的流行。
问题还不至于此，这些异常运气的气化作用还有一个累积、叠加，再蓄势待发的可能，在三年后可能演发为大疫流行，如上述的壬午年，“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也即到甲申或乙酉年还有大的疫病发生。尽管原文没有描述木疠或风疫的症状，但根据《内经》之义，当指肝的瘟疫，应具有“筋骨并辟”、“肉瘛”、“目视”、“掉眩”、“巅疾”、“胁痛”、“吐甚”、“善暴僵仆”等肝的病证特点。
这种“三年变大疫”的理论已经被2003年SARS的流行所证实，许多研究《内经》运气学说的学者纷纷，认为“非典”的发生，对《内经》运气学说理论正确性是一次很好的检验机会。顾植山［1，2］分析《素问遗篇·本病论》：“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地已迁正，太阴司地，去岁少阴以作右间，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联系合肥地区气象资料，2000年合肥地区全年降雨量偏少，气温偏高，尤以上半年表现明显，符合《素问遗篇》“庚辰阳年太过”、“布天未退，中运胜来”、“阳明犹尚治天”、“火胜热化”等运气特点。至11月出现平均气温9.4℃，为1982～2002年20年中的最低记录，属典型的“水复寒刑”。按经文“三年变大疫”之说，正好应该在2002年至2003年发生疫情。经文说：“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广东最早发现“非典”在2002年(壬午年)，北方大规模流行在2003年（癸未年），由此观之，《素问遗篇》对疫病发生的时间预测不可谓不正确了，其中反映的运气规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蕴含的科学原理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素问·刺法论》不仅论述五运与瘟疫发病的关系，同时又提供预防五疫的方法。“如何可得不相染易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并创制小金丹以预防之。“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雄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方中四味药物，特别是辰砂、雄黄是后世辟瘟防疫常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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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气变化与温疫的关系
《内经》中关于六气变化与温疫的关系主要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其中对温病的发生规律从六气的角度进行分析。
辰戌之纪，如丙戌年、壬辰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凡是太阳寒水司天的年份，气化的运行比正常的天时为早，初之气(始于大寒日，约1月21日；终于春分日，约3月2日)，由于上年在泉之气迁易，气候异常温暖，草木过早繁盛，人们发生疫疠的机会较多，如果温病发作，多见发热，头痛，呕吐，肌肤疮疡等证，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流行性斑疹伤寒。
卯酉之纪，如乙酉年、辛卯年，为阳明燥金司天，“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 凡是阳明司天的年份，气化运行比正常天时为迟，二之气(始于春分日，约3月2日；终于小满日，约5月21日)，阳气敷布，人们感到很舒服，万物生长繁荣。此时如果疫病突至，人们猝不及防，容易突然死亡；而且，在其终之气的时段(始于小雪日，约11月23日；终于大寒日，约1月21日)，应是阴凝寒雪之际，却出现阳气盛布，气候反而温暖如春，应该蛰伏的虫类仍然活动于外，水流动而不结冰，人们也因气候温暖而感到舒服；但是冬行夏令，气候应寒而反温，适宜温病流行，如流感、白喉等。1987年（丁卯年）冬上海甲肝大流行，正是在终之气的时段。
寅申之纪，如甲申年、庚寅年，为少阳相火司天，“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凡是少阳相火司天的年份，气化提前，初之气(始于大寒日，约1月21日：终于春分日，约3月21日)，地气迁移，风气亢盛有摇动之势，太阳寒水退位，气候非常温暖，草木早早繁荣，虽有寒气侵袭，难能抑制其阳热升发之势，所以温热病容易发生，其病多见阳热怫郁于人体上部，出现口鼻出血、目赤、咳嗽气逆、头痛、血崩、胁肋胀满、肌肤生疮等病证，如猩红热、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等等。
丑未之纪，如癸未年、己丑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薄，雨乃时降。”凡是太阴湿土司天的年份，二之气(始于春分日，约3月21日；终于小满日，约5月21日)，主气与客气皆为少阴君火行令，万物由此得到化育，人们感到很舒服。但少阴之火热盛，加之司天之湿气上蒸，与热气相搏，雨水时降，湿热气候适宜瘟疫邪气的繁殖、流衍，因患同一种瘟疫，故证候远近相同。如细菌性痢疾、霍乱、流行性出血热（经家鼠传播以3～5月为高峰）等等。2003年(癸未年)的SARS传播高峰即在此时段。
子午之纪，如壬午年、戊子年，为少阴君火司天，“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凡是少阴君火司天的年份，五之气(始于秋分日，约9月23日；终于小雪日，约11月23日)，应是“风清气切，大凉乃举……杀气来至，草木苍干”之时，因少阳相火加临，气候反现暑热，阳气运化，万物仍然生长繁荣，人们感觉非常舒服。但因气候应凉反热，其发病以温病为多，如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伤寒副伤寒，等等。
巳亥之纪，如辛巳年、丁亥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终之气，相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凡是厥阴风木司天的年份，气化运行比正常天时为迟，终之气(始于小雪日，约11月23日；终于大寒日，约1月21日)，客气少阳相火当令，阳气旺盛，蛰伏的虫类出来活动，河流不冰，地中阳气发泄，百草重又生长，人们感到很舒畅。气候异常，应寒反暖，其发病则为温病、疫疠，如流感、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出血热（经黑线姬鼠传播，以11月至次年1月为高峰）。
据上所述，《六元正纪大论》认为，年支不同，客主加临的情况随着运气而变化，其气候表现异常，故而温病发生的时间段也不相同，但其中还是有规律可循。一般情况下，气化运行异常(气化先天、气化后天)，会导致气候异常而致瘟疫发生；其次，温病的发生大多在上半年的初之气，大寒日(约1月21日) ；二之气，春分日(约3月21日) ；或下半年的五之气，秋分日(约9月23日) ；终之气，小雪日(约11月23日) 。而三之气(约5月21日～7月22日)、四之气(约7月23日～9月23日)等时间段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瘟疫［3］。这可能与气候炎热，紫外线强度高，细菌和病毒容易被杀灭有关。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研究表明，气象条件在SARS传播中的确起一定作用。湿性气候适合SARS病毒大量繁殖。在北京地区5月份上午10点的晴朗天气下，即紫外线强度为4～5微瓦/平方厘米情况下，3小时可杀灭体外冠状病毒。但如果是阴天，阳光中紫外线杀灭SARS病毒的能力就大大下降。研究人员截取了北京地区疫情最为严峻的4月21日至5月20日(恰好是五运六气中的二之气区间)的逐日气象要素资料，发现SARS传播及发作与之前9～10天的最高气温、相对湿度及日较差有一定关系。日最高温度相对较低(26℃以下)、气温日较差较小、空气相对湿度较大的情况下，有利于SARS病毒扩散和传播；反之，则不利于SARS病毒的扩散和传播［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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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凤芝，周丽颖，苏 颖.《内经》运气理论与温病SARS辨识［J］.中医药学刊，2004，22(7)：1308.
地球自转和地球公转运动使地球某一地方获得太阳光热能量发生变化，使地球昼夜、寒暑、四季等气候环境发生变化，形成地球阴阳变化。阴阳理论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统阴阳理论玄学化、非科学体系，影响其推广、日渐衰微。
该文提出基于数学模型的对立统一阴阳理论，通过建立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木星公转的阴阳数学模型，可计算获得阴阳二气面积，并测算获得天上星体、地球气候环境变化。该方法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弘扬中华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
1 基于数学模型的对立统一阴阳理论
1.1 对立统一阴阳理论
中国传统哲学阴阳指向阳为阳，背阳为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方面；“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合，万物乃生”指阴阳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生长毁灭根本；“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指阴阳双方互相依存、对立、消长和转化。阴阳是自然界一种根本规律，是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灭亡根源，是物质运动变化总纲。
阴阳是事物相互对立两方面，是对立统一具体形象。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矛盾运动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规律。矛盾根本属性：（1）对立性（斗争性）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冲突、否定、离异；（2）统一性（同一性）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贯通。矛盾双方共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同一性使对立面相互依存，斗争性推动事物量变和质变。
1.2 阴阳数学模型
太极图是阴阳理论著名标志，图1中一个圆从中间以一个阴阳气反S曲线分开，一半白一半黑，白为阳气，黑为阴气。阴阳两气既不交叉又不分离，象征双方相反相成紧密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圆，象征双方相辅相成、和谐共处成一圆满有机整体。阴阳运动结果是动态平衡，双方朝最佳目标运动，以维持相对和谐稳定为目的。图1为阴阳模型示意图。
地球公转阴阳与正午太阳高度角和昼夜长度有关：夏至日地球到达远日点，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形成热带和炎热季节；冬至日到近日点，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回归线形成热带，北回归线为寒冬季节；立春、立秋日太阳直射点位于赤道形成热带，立春日气温由最冷逐渐升高，立秋日气温由最热逐渐下降；大暑气温最高、天气最热；大寒气温最低、天气最冷[1]。夏至与冬至为阴阳极限点，将黄道圈一分为二成阴阳二气，春分与秋分为阴阳平衡点，将黄道圈分上下两半，形成地球四季气候变化[2-3]。
图2为地球公转阴阳模型示意图，设太极圆半径为2r，阴阳二气半圆半径为2r，阴阳气从冬至开始运动，角度为。太极圆面积由阳气面积S阳、阴气面积S阴两部分组成，阳气面积S阳为第一、二、三象限阳气面积S阳1、S阳2、S阳3之和，阴气面积S阴为第三、四、一象限阴气面积S阴1、S阴2、S阴3之和。下面对地球公转阴阳数学模型进行导及描述。
1.3 阳气面积S阳的计算公式
（1）第一象限λ∈[0，/2）阳气面积S阳1：S阳1为扇形面积S扇形OYA与等腰三角形面积ΔOo1a、扇形面积S扇形o1Ya之差。
（1）
（2）第二象限λ∈[/2，）阳气面积S阳2：S阳2为扇形面积S扇形OXA。
（2）
⑶第三象限λ∈[，3/2）阳气面积S阳3：S阳3为等腰三角形面积ΔOo2a、扇形面积S扇形o2-Ya之和。
（3）
由式（1）、（2）、（3）公式可得阳气面积S阳计算公式：
（4）
上式表明，从0～270阳气面积增大：在冬至λ=0，S阳min=0，一阳初生；在秋分λ=3/2，S阳max=，阳气面积最大。
㈡阴气面积S阳的计算公式
同理，可得到阴气面积S阴计算公式：
（5）
上式表明，①从180～90阴气面积增大：在夏至λ=，S阴min=0，一阴初生；在春分λ=/2，S阴max=，阴气面积最大；②阴阳二气最大面积相等，为太极圆面积一半，两气总体平衡：S阳max=S阴max=S太极圆=。可以看出，太极圆阴阳二气包含了对立与统一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阴阳气面积之差ΔS阳阴的计算公式
由式（4）、（5）公式得到阴阳气面积之差ΔS阳阴：
（6）
上式表明：①冬至～春分：阴气面积减小，阳气面积增大。从冬至～立春，阴气增长量大于阳气增长量至立春ΔS阳阴=，从立春～春分，阴气增长量小于阳气增长量至春分ΔS阳阴=0，符合在小寒和立春之间的大寒是全年阴气最盛、气温最低、天气最冷的气候；②春分～夏至：阴气为零，只有阳气面积增长至夏至ΔS阳阴=；③夏至～秋分：阳气面积减小，阴气面积增大。从夏至～立秋，阳气增长量大于阴气增长量至立秋ΔS阳阴=，从立秋～秋分，阳气增长量小于阴气增长量至秋分ΔS阳阴=，符合在小暑和立秋之间的大暑是全年阳气最盛、气温最高、天气最热的气候；④秋分～冬至：阳气为零，只有阴气面积增长至冬至ΔS阳阴=0；
同理，建立木星公转阴阳数学模型、地球自转阴阳数学模型，可计算获得计算获得阴阳二气面积，并测算获得天上星体、地球气候环境变化。
2 结语
（1）基于数学模型的对立统一阴阳理论，通过建立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木星公转的阴阳数学模型，可计算获得阴阳二气面积，并测算获得天上星体、地球气候环境变化。该方法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弘扬中华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
事实上，这样一张让叶笃正费尽心力的气象图，在国外的气象学研究中已经很普及了，但在当时的中国，绘出一张这样的图，已经让叶笃正高兴地指着图对学生说：“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在我国该结束了。”
在叶笃正拒绝美国气象局高薪工作、回国从事气象学研究的60余年后，2013年10月16日，这位终结了“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的老人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去世前，他的听力已经严重下降，只能通过纸张上的文字来交流。
任何人要梳理中国气象研究的发展史，都绕不开叶笃正的名字。他是中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气象所的工作人员将他称为“宗师”，中科院院士吴国雄评价其，“为推动中国大气物理学的发展、国际气象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笃正出生在天津一位前清道台的家中，他出生的那年，恰好是中国有了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气象记录的一年。但直到14岁之前，一直在家接受私塾教育的叶笃正，恐怕都没有料到，自己会用大半生的时间，和老天爷打交道。
大学原本读物理学的他，有一次和钱三强打乒乓球，物理系毕业的钱三强劝他，中国需要气象这门实实在在的学问。叶笃正自此决定去学气象学。
预测“老天爷的脸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用叶笃正的话说，他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几乎是张白纸，没有计算机，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甚至没有基础预报需要的气象图。
为了搞清楚影响中国的气象是什么天气系统，控制中国的天气环境是怎样发生、发展，叶笃正采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和分析方法，研究东亚大气环流的演变。
他与陶诗言等人发现，东亚和北美环流，在每年6到10月过渡季节，有出现急剧变化现象。这种演变，并非如以往被认为的那样逐渐变化，而是有个突变的过程。这些对东亚气象学问题的发现和理论，成为了奠定中国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
这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世界气象组织IMO最高奖的获得者，由于拿到过的奖项太多，晚年时，甚至已经记不得自己确切的获奖次数。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很多科研人员，都记得叶笃正的一段话：“一个科学工作者一生的经历就好像是一出戏……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给了我这个舞台……众多的演员，彼此帮助，这出戏才能够演出成功。”
有时，叶笃正会用武侠小说的情节类比自己的科研状态。他“特别特别欣赏”武侠小说里，主角面临困局后，绝路逢生的情节。
“对我很有启发，做研究工作，想了半天不行了，忽然一下子想出来了，这也是绝路逢生。”他几十年来总是随身带个小本儿，会半夜爬起来，记下偶然闪现的灵感。
叶笃正对青藏高原气象学的研究，确实可以用绝路逢生来形容。当时，“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一度被国内外气象学界认为，其超大尺度的地形障碍，严重阻挡了大气的流动，对大气环流产生影响，对中国的气候产生不利的影响。
叶笃正根据极少量的资料提出，青藏高原在夏天是一个热源，冬天是一个冷源，并首先发现，围绕青藏高原的南支急流、北支急流会汇合成为北半球最强大的急流，对东亚的天气和气候影响巨大。他指出，如果不是有青藏高原，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将是一片沙漠。
他不但是第一个指出青藏高原重要性的人，也发出警告：未来一百年内，地球的气温会大幅上升。
在国内研究全球变暖这个课题时，叶笃正觉得压力大了，有人说“全球变化让它去变好了，关我们什么事”，但叶笃正决定，“顶着冷嘲热讽往上做”，就像他最爱读的金庸小说的主角们一样。
2003年，叶笃正首次提出有序人类活动概念，这位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科学家，不断感到时间的紧迫。他试着在中国的气候研究中建立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
直到去世前两年，叶笃正仍然在坚持每天工作，他想要把这事情搞起来。
热爱运动，尤其喜欢散步的他，在手记里写着：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完成大部分，这样的人生就基本没有遗憾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问题：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在国内研究全球变暖课题时，他的上级领导认为这个课题研究与我们无关，但叶笃正顶住压力继续研究。后来他还提出在气象研究中建立一个系统工程。
B.叶笃正在上世纪50年代，用双手画出了中国第一张像样的天气图。这张天气图让他费尽心力，并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C.叶笃正大学原本读物理学，后来决定学气象学，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二是钱三强的“中国需要气象这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的劝说。
D.叶笃正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几乎是张白纸。他采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和分析方法，独自发现了东亚气象学的有关理论。
2.叶笃正是一位出色的气象学家，在材料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分析。
3.“有时，叶笃正会用武侠小说的情节类比自己的科研状态”，请结合文本简要概述其原因。
4.叶笃正研究气象学的经历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认识。
参考答案
《“老气象”遭遇“不测之云”》
1.C（A项中“他的上级领导认为这个课题研究与我们无关”过于绝对，原文倒数第四段中说的是“有人说”。B项中“并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错，依据原文，这张气象图在中国影响非常大，“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在我国该结束了”，但“在国外的气象学研究中已经很普及了”。D项中“独自发现了东亚气象学的有关理论”错，依据原文可知，这些理论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发现，是“他与陶诗言等人发现”的。）
2.①叶笃正用双手画出了中国第一张像样的天气图，结束了中国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②叶笃正关于东亚气象学问题的发现和理论，成为了奠定中国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为推动中国大气物理学的发展、国际气象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③叶笃正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世界气象组织IMO最高奖的获得者。④叶笃正是第一个指出青藏高原重要性的人，也发出警告：未来一百年内，地球的气温会大幅上升。⑤叶笃正首次提出有序人类活动概念，试着在中国的气候研究中建立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