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医学论文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医学研究生；创新途径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面向理、工、农、林、医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学科性质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分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线索，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认识和变革自然的辩证过程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方法论教育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功能。[1]这门课程不仅有利于医学研究生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科技观，而且在形成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科研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1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1.1教材问题。目前国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本门课程统一使用郭贵春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3年版）。包含绪论和五个章节，分别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这本新教材与以往使用过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时展的实际，贴近理科专业实际，侧重文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蕴含了党十集体智慧的凝结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个高校的《自然辨证法》课程自主选择、使用教材，可供选择的版本丰富多样，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四层内容体系上编写得比较完善，便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本课程的核心主线和内在逻辑结构。但是，有的教材在编写时内容不够深入浅出，理论性太强，案例资源缺乏针对性和前沿性，无法适应学生的不同专业需求。以这样的教材为模本而展开的教学活动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把学生的头脑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识，把科学教育扭曲成一种高度浓缩的科学知识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学精神几乎成为学生的盲点，学生普遍缺乏对科学技术创新性的理解。[2]

许多医学院校选用《医学辩证法》作为参考辅助教材，采用由国内多所医学高校联合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医学实际，注重医学临床辩证思维、循证医学思维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尽管现存的教科书版本较多，选用教材丰富，但结合医学专业实际的教材可选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内容抽象，与医学实际脱节，即使有部分医学案例，但内容陈旧，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内容还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不能及时反映最近时期的医学前沿问题，大多数案例资源是十几年前的内容，导致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兴趣，难以把握到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的精髓。

1.2大班教学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后，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课堂教学。《自然辨证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课教学方式给课堂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难度，给教师上课时的课堂控制带来很多困难，难以采用研讨式、PBL教学法等课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大班教学中经常出现看课外书、玩手机、睡觉、迟到或早退等违纪现象，教师在课堂管理时感到异常棘手。任课教师能否成功地实现教学目标，一方面与课程提供的内容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教师驾驭和控制课堂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并讨论课堂控制问题对提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的自然辩证法大班教学的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1.3考核问题。采用课程论文或调研论文的考核方式比较普遍，可由教师推荐论文选题，也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有的教师采用课题调研方式，将自己的课题分配到班级，吸纳部分科研水平优秀的研究生进入课题调研组，将研究任务细化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研究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在针对课程论文考核方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并不是在认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独力完成的，而是以应付的态度采用过度抄袭的方式完成论文。通过与多个学校的交流与对比，发现课程论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质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课程论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学生上交论文存在过度抄袭问题。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网上打印论文，连原作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都来不及删掉就上交给老师。部分学生对专业课程过度偏重，认为自然辨证法是选修课，平时忙于科研或实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考前应付式地上网抄袭一份作业，如果教师要求不严格，许多学生的抄袭作业通过考核，会导致多届学生的学风和考风松懈，进而严重影响了这门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单一的考核形式及结构不合理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无法达到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

1.4学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不够明确，在对待这门课程的态度存在抵触情绪，认为医学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没有实际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在这种“实用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学生没有从心底里接纳自然辩证法课程，旷课的学生较多，上课时看专业书或英语书的现象不少，课堂参与不积极，缺乏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动力。

1.5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活动与学科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如教学活动中存在着教师数量少、教师专业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欠缺，教材内容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3]理论讲授的模式存在着单向性和机械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知识，讲授的时间占了课堂的大半部分时间，学生的参与活动较少，主动获取、形成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被忽视。授课内容抽象单调，形式和手段单一，理论与现实脱节是自然辩证法课程无法进入学生内心的关键原因。大部分教师的学科背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学专业，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相关背景，在联系医学实际时存在医学知识的储备不够深厚，医学理论的功底亟待加强的问题。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必须有足够的医学相关知识，才能不断增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吸引力，让这门课程凝练出“精彩一课”的效果。

2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创新途径探索

2.1利用教学大纲整合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贴身化。即联系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和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增添兴趣与效果。进一步展现自然辩证法原理与工学、医学及军事等具体学科领域契合的意义。主张在示范教材参照下，自主选择教材。[4]密切联系医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坚持医学与哲学融合的原则，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上，为了突出医学技术的特色，可融入《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人文类的课程加以整合。编写全国“一本通”的材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个学科专业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写“一纲多本”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则成为各个高校任课教师的热切期盼。[5]

教学大纲的内容突出了三个特色：一是紧密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实际，将《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等内容融会贯通，渗透到自然辩证法的教学设计中，更突出本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二是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思想角度新、教学专题性新、案例资源新，突出本课程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三是紧密结合《医学技术史》、《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其他交叉学科的内容，突出本课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医疗技术伦理方面，不仅要跟学生讲清其内涵，还要讲授其主要内容。在医学高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要谨防“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

2.2优化教学设计：一是内容结构的设计，打破教材的逻辑结构，贴近医学专业实际。如在讲授技术观时，整合有关技术伦理的内容，在有限的课时内，将最优化的内容呈现给学生。从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角度，思考“技术决定论”在医学领域的表现，探讨医学技术价值、医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两重性及现代医学技术伦理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医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拓展学生的视野。[6]让学生明确，医疗服务是终身职业，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更新知识，提高伦理素质，才能更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技术奉献给社会。

二是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查找网上大量的相关资料，精选趣味性的图片，如讲授远古时期的自然观，人对自然的膜拜，运用一些国内外的古代巫医图片配图说明，学生对这些知识从未了解过，经过生动有趣的讲解，提升了学习注意力。精选一些给学生带来极大思想震撼的视频资料，通过正反对比手法，使学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才是一种精美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每一专题都设计“影视推荐”栏目，将新近的、优秀的、典型的节目介绍给学生，增加了学生对自然辩证法知识的理解和思维拓展。

三是分组讨论设计，一般来说，单个问题提问学生的参与性不高，课堂积极性难以调动。采用案例教学形式，把问题分化成多个小问题，实行分组讨论，每个小组讨论一个主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多结合医学专业和社会热点，问题设计与专业背景密切联系，有助于医学背景的专业知识与自然辩证法理论相互交叉和渗透。如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时，引导学生讨论古代自然观在历史上对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影响；收集资料讨论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的表现及现实意义。在讲授科学本质时，组织学生辩论中医学是否是科学的；谈到技术的价值和伦理时，引导学生讨论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福还是祸。

2.3增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导向，培养学生创造意识。《自然辩证法》教材涉及创造技法的内容很少，我们结合医学创新案例，多方面介绍医学创造方法。使学生实现从记忆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飞跃。增强学生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和提高他们运用方法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7]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向学生提供课程论文题选、推荐书目、优秀影视等科研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探索。课前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学生利用收集的资料，通过小组讨论达成共同认识。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课程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方法论的教学中，突出方法论教学的哲学特色，把各种具体的医学研究方法归入医学思维方法范畴，通过医学假说和医学发现与探索的思维方法等内容，深刻揭示各种思维方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2.4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时成绩+分组讨论+期末考查”模式，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由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组成；分组讨论占30%，按照自愿原则组成10人小组，自主选择讨论主题，上交讨论报告和记录。期末考查占50%，实行开卷考查，出题方式比较灵活，重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原理、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分组讨论发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团结协作，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通过本学期的考核创新机制的实践，学生的学风和考风实现了较大的转变，学生上交的小组讨论作业反映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在蕴含着医学与人文、医学与哲学相融合的特点。现代医学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医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纵然给人类传来了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加强医生的人文关怀意识，需从重视医学院“未来医生”入手。欧美发达国家也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培养高素质医生的基础，列入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目前，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已开设医学人文课程，但内容仅占5%的比重，远低于美、英、法等国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学经验缺乏、师资力量不够等原因，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教学效果尚不理想。

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医学本身，而是在医学科学化后的一些副产品和现代社会商业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生意识到，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或医学家，仅仅凭借医学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需具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可增加人文知识的相关教学资源，如医学大家的介绍、医学发现和发明、药物研究的相关历史等案例，增强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的人文探究，促进科研思考。

自然辩证法可以从“仁心”和“仁术”两方面来提高医

学生的人文修养。人文精神贯穿自然辩证法教学始终，以鲜明的人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应给科学技术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如果说医学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有失偏颇。在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内容讲授时，引入医学的价值有关内容，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最能彰显医学的真谛？通过讨论使学生理解医学是一门“人学” ，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艺术，“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性的集中体现。在探索医学难题时，应考虑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质量，如缓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治疗并不总意味着治愈，还包括体恤和减轻痛苦。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如何将一般原理与学生的学科专业实际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是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在教材的创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传统教材的体系结构，突出医学高科技应用的问题。目前在医学领域呈现出与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的优秀成果，甚至还呈现出具有中医特色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医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将医学实际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组建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团队，实现教师间的密切合作、学科互补，是提高教师素质和课程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杨学军，张 磊，吕卫东.创新型教学在“自然辩证法”课程中的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1）：109-112

[2] 肖健.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培养医学研究生科技创新素质的体会[J].南方医学教育，2005（1）：38-41

[3] 徐治立，刘 敏.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2）：123-125

[4] 徐治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4（1）：105-108

[5] 张宗明，张艳萍.结合研究生专业的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26（9）：97-100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2

    一、中医学也有微观,但其主流是宏观。

    西医学依靠分析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中医学则依靠宏观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以分析为主的微观科学在发展了数百年后出现了现代的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在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灰色系统、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不少学者将其与中医学进行渗透、研究,但成就不大。其原因,不是大方向不对,而是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将中医学理论破译、诠释,还不足以使中医学理论升华到新的理论水平,出现新的理论平台,出现新的突破。比如,美国1965年模糊数学问世,“文革”结束以后传入中国,立即与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交叉。中医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都可以用模糊数学进行诠释。中医学的“君、臣、佐、使,取类比象,大数法则”等均是模糊推理。中医学的诊断,是一种模糊诊断。中医学的治疗,是一种模糊综合评判。虽然,模糊数学说明解释了中医学的很多概念,使某些理论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高度,有了一个现代科学的解释。但是,十几年来只看到模糊数学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出现了模糊冰箱、模糊洗衣机、模糊电脑,在提升中医学方面却未有长足的进展。这如前所述,主要是宏观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完全诠释中医学,进而提升中医学的高度。那么,什么是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呢?长期以来,我看了很多有关突破口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章所述观点很难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就是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随着微观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西医学,已将单因素疾病的治疗不断攻克,比如某些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创伤等,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多因素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性疲劳综合症、衰老等,西医学就收效甚微了。而中医学就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宏观医学上,随着宏观医学的发展,一些多因素疾病将得到攻克,从而对人类生命的延长,对人类健康进一步做出重大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山之石就是宏观科学。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医学发展中困扰我们的现代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与独特、中医不能西医化等一系列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现代化与传统化: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提升中医学,自然就是现代化,将传统医学上升到了一个现代化平台,自然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传统的光大,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中医不仅毫无疑义,反而笑逐颜开。国际化与民族化:用现代宏观科学语言诠释中医学,才能真正国际化,才能让国际科技界、医学界,听懂中医学的语言,了解中医学的特点,接受中医的治疗,扩大中医学的影响,才能使民族的东西国际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因为它有鲜明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特点,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融。中医学的形成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有一个深厚宽广的文化背景,所以它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汲取了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丰富营养,也汲取了大量古代当时发达的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物候学等宏观科学的合理“内核”,与当时医疗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中医学。所以,实际上它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在现代科学剧烈的分化与结合态势下,如何实现中医学在现代层次上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这并非易事怎样解决?只有把中医学定位是宏观科学,只有用现代不断前进的宏观科学去研究、诠释、提升古老的中医学,这个矛盾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融合与独特:预言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大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医学科学当然也不例外。

    二、但是融合决非指学科分科的消失。

    融合即是综合,中医学将在21世纪随着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趋势而大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医不能西医化:中医学是一种宏观科学,研究、发展中医学就应该用宏观科学来研究、来发展,促使其提高。如果用西医学微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可以的,也应大力提倡,但是其成果只能是西医学的成果而非中医学的成果。比如:中医学者用西医药学的方法从青蒿中发现了治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虽然是中医药学者发现的,但是这也是西医学的成果。正如,上世纪上半叶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从黄连中发现黄连素一样,这都是西医的成果。虽然发现了黄连素,西医用黄连素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已不佳;但是中医仍然用黄连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仍然很理想。黄连久用不衰,已长达2000年。但是,发现青蒿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对疟疾的治疗有巨大的意义。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下去,争取有更多的发现。用西医学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去大力研究中医、研究中药,这是西医学的发展。中医现代化使用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其结果不是西医化,而是“中医”化,是中医学的提升、拓展、提高,更“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才可以真正出现“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美国的中医专家邱国柱先生在为《中医现代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将不是中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疗效,或探讨其疗效和机制,或解释其理论原理。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比现有医学更高更深的高度综合化的人体生命科学。中医学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发挥本身的优势,从而达成中医的现代化”。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方法论总的精神:以客观总体为着眼点,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动态性。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这点,如钱学森先生就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话。

    三、解决中医发展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

    江泽民同志1995年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中医学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要想创新,就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就要抓富有创新内涵的教育。中医的教育,应加大现代科学的讲授范围,主要应将现代宏观科学的学科,向中医学院学生渗透。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及其最新进展。其中尤以现代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为最应“渗透”的内容。本身原为宏观科学的中医学,应该而且可能随着宏观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中医学应尽快与当今各种飞速发展的宏观科学交叉、渗透,出现各种新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发展的沃土是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说过,这块沃土是一块处女地,一经耕耘,即可收获。从人才角度看,懂模糊数学的有几人精通中医学,懂中医学的有几人精通模糊数学?中医界缺乏大量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人才是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出自交叉学科,中医学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预言,中医学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大力促进现代宏观科学的发展。中医学院人才的培养,应出现中医学与现代宏观科学的双学历学士、双学历硕士、双学历博士,培养交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横断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推动中医学的飞速发展。比如,目前就应培养精通中医学又精通混沌理论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出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新的分支:混沌中医学、模糊中医学、系统中医学、信息中医学、控制中医学等。中医学院的学生不学高等数学是一大缺憾。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四、中医学实际上很好的运用了古代数学成果——大数法则。

    而一般的高等数学达不到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有用高等数学的最新分支、最新发展与中医学进行交叉,才能发展、提升中医学。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按上述的大方向逐步做起,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用现代宏观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中医学)现代化的中医学。这就如古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医界应力戒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固步自封、囿于成见、浅尝辄止的不利于发展的陋习。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中医学发展的势头不强劲,问题出在中医自身。中医学前进不快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强调外因,应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自立才能自强,中医能自立而且能自强!这样发展的结果,笔者设想在我国将会有两种医学——西医学与中医学,或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一种病会有西医学(微观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和中医学(宏观科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患者与医生均会各择其优,或者是二者结合治疗。21世纪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组成崭新的生命科学。笔者这种观点,将会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受到现代科技界的认同,受到广大中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赞同,也会受到远见卓识的广大老中医的赞同。中医学的深化研究,必然涉及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和西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未能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发展。

    五、中西医学结合学者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西医中人员陆续培养出来,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力量,其成员大部分为高级西医临床与教学人员,西医理论造诣深,又系统学习中医,中医也精通,数十年来,基本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说明中医、论证中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6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学生由于要当医生,就必须懂西医,这是客观环境压力所造成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就业的压力,逼着他们也得懂西医,能使用听诊器,能处理急诊(中医院也得有急诊室),成为一批中学西人员,他们也在搞中西医结合,也搞出了不少成果,其方法也使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医学的方法去研究、论证、说明中医。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沈自尹院士的《肾的研究》,把肾阳虚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说清楚了。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西医结合最突出的价值是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3

    数十年来一直在争论，一直在困扰我们思维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医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医学？有的说是古代医学，有的说是经验医学，有的说是传统医学，有的说是准科学、潜科学、前科学，或者说是一种传统文化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毛嘉陵先生的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讲得很真实：“中医药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医药到底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形态？面对现代激烈的世界医学的市场，中医药研究有多少优势？现代科技手段和科技语言能不能‘催生’中医药的现代化？谈了这么多年的‘继承’、‘发扬’究竟我们己经继承了多少优秀的学术精华？又发扬创造了多少学术理论和科技成果？如何‘继承’，又如何发扬‘这类现代经典式的’学术问题，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成果？中医药的现代髙等教育是否培养出了真正精通中医药技术的髙级专业人才？……如果按照近几十年中具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也许再过若干时日后仍然可能还是‘含糊不淸’，本文也许不具有向大家奉献大智大慧的实力，更谈不上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理智地认识和解决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延续和提升中医药技术，为人类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中医学定位的不准确，严重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明确中医学的定位，这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中医学到底应该如何定位？经过数十年的争论，现在，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地说，中医学是科学，是医学科学，是一种宏观医学科学，这才是中医学的合理“内核”。为什么这么讲？这要从中医学是如何产生的说起。

中医学产生于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又带动了中医学的发展。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拙作《中医现代化研究》一书中就指出，“中医学产生于两干多年以前，那时的自然科学分科不细，属于一种综合性科学，一种宏观科学。当时在天文学〈历法、天文仪器、宇宙理论学〉、气象学、物理学、古代数学、地理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等，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古代的医学实践与古代的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及当时的各种宏观科学的滲透、结合，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理论基础，又经过历代医学家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的中医学。”18世纪以后，科学由宏观向微观发展，逐渐产生以分析为主的自然科学。以分析为主的自然科学与当时的医学实践相结合，逐步产生了现代的西医学。西医学注重分析局部组织和组织改变，观察细微、准确，比较注重分析局部器官与功能的病变，较少注意机体的整体性和各部之间的密切相互关联。西医的研究，己经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的层次达到了分子层次、基因层次。从基因上探讨生命的真谛，探讨癌症的病因，并从实践上“克隆”出了若干种动物，让世人大开眼界。西医学的发展，是随着微观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深化，逐步达到了新的境界。西医学主要是微观医学，虽然也有宏观，但其主流是微观。

中医学是一种宏观医学。中医学不单纯是一种文化，更主要的是一种医学科学。前面已经讲到，中医学是中国古达的宏观科学与当时医学实践成功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有的科技史学家指出：中医中药是中国新四大发明（中医中药，十进位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之一。中医学也有微观，但其主流是宏观。西医学依靠分析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高。中医学则依靠宏观科学的出现而产生，依靠其发展而提髙，以分析为主的微观科学在发展了数百年后出现了现代的宏观科学。宏观科学在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这就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灰色系统、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混沌理论、童子力学等。不少学者将其与中医学进行渗透、研究，但成就不大。其原因，不是大方向不对，而是这些理论还不足以将中医学理论破译、诠释，还不足以使中医学理论升华到新的理论水平，出现新的理论平台，出现新的突破。比如，美国1965年模糊数学问世，”文革“结束以后传入中国，立即与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交叉。中医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都可以用模糊数学进行诠释。比如，中医学的症状描述“乏力，纳呆，头晕，目眩，耳鸣，腰酸”等均是模糊概念。中医学的“君、臣、佐、使，取类比象，大数法则”等均是模糊推理。中医学的诊断，是一种模糊诊断。中医学的治疗，是一种模糊综合评判。虽然，模糊数学说明解释了中医学的很多概念，使某些理论上升到了现代科学的髙度，有了一个现代科学的解释。但是，十几年来只看到模糊数学在其他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出现了模糊冰箱、模糊洗衣机、模糊电脑，在提升中医学方面却未有长足的进展。这如前所述，主要是宏观科学还未发展到能完全诠释中医学，进而提升中医学的高度。

那么，什么是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呢？长期以来，我看了很多有关突破口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章所述观点很难找到突破口。笔者认为，突破口就是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随着微观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西医学，己将单因素疾病的治疗不断攻克，比如某些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等）、创伤等，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多因素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慢性疲劳综合症、衰老等，西医学就收效甚微了。而中医学就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宏观医学上，随着宏观医学的发展，一些多因素疾病将得到攻克，从而对人类生命的延长，对人类健康进一步做出重大贡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他山之石就是宏观科学。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医学发展中困扰我们的现代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与独特、中医不能西医化等一系列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现代化与传统化：用现代宏观科学研究中医学，提升中医学，自然就是现代化，将传统医学上升到了一个现代化平台，自然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民族传统的光大，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中医不仅毫无疑义，反而笑逐颜开。

国际化与民族化：用现代宏观科学语言诠释中医学，才能真正国际化，才能让国际科技界、医学界，听懂中医学的语言，了解中医学的特点，接受中医的治疗，扩大中医学的影响，才能使民族的东西国际化。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口因为它有鲜明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特点，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交融。中医学的形成不仅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有一个深厚宽广的文化背景，所以它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汲取了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丰富营养，也汲取了大量古代当时发达的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物候学等宏观科学的合理“内核”，与当时医疗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中医学。所以，实际上它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在现代科学剧烈的分化与结合态势下，如何实现中医学在现代层次上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这并非易事。怎样解决？只有把中医学定位是宏观科学，只有用现代不断前进的宏观科学去研究、诠释、提升古老的中医学，这个矛盾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

融合与独特：预言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大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医学科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融合决非指学科分科的消失。融合即是综合，中医学将在21世纪随着科学综合发展的大趋势而大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

中医不能西医化：中医学是一种宏观科学，研究、发展中医学就应该用宏观科学来研究、来发展，促使其提高。如果用西医学微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可以的，也应大力提倡，但是其成果只能是西医学的成果而非中医学的成果。比如：中医学者用西医药学的方法从育蒿中发现了治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虽然是中医药学者发现的，但是这也是西医学的成果。正如，上世纪上半叶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从黄连中发现黄连素一样，这都是西医的成果。虽然发现了黄连素，西医用黄连素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己不佳；但是中医仍然用黄连治疗肠炎、痢疾，目前疗效仍然很理想。黄连久用不衰，已长达2000年。但是，发现青蒿素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对疟疾的治疗有巨大的意义。这样的工作还要做下去，争取有更多的发现。

用西医学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去大力研究中医、研究中药，这是西医学的发展。中医现代化使用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其结果不是西医化，而是“中医”化，是中医学的提升、拓展、提高，更“现代”。中医学的发展才可以真正出现“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

美国的中医专家邱国柱先生在为《中医现代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中医的现代化，将不是中西医的简单相加，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用西医的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疗效，或探讨其疗效和机制，或解释其理论原理。中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比现有医学更髙更深的髙度综合化的人体生命科学。中医学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发挥本身的优势，从而达成中医的现代化”。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方法论总的精神：以客观总体为着眼点，强调整体性、相关性与动态性^中医学的方法，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看淸了这点，如钱学森先生就说过‘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话。

解决中医发展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江泽民同志1995年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也是如此。中医学发展的动力在于不断的创新。要想创新，就要培养创新的人才，就要抓富有创新内涵的教育。

中医的教育，应加大现代科学的讲授范围，主要应将现代宏观科学的学科，向中医学院学生渗透。比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灰色系统、混沌理论、量子力学等及其最新进展。其中尤以现代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为最应“渗透”的内容。

本身原为宏观科学的中医学，应该而且可能随着宏观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中医学应尽快与当今各种飞速发展的宏观科学交叉、渗透，出现各种新的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科学发展的沃土是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说过，这块沃土是一块处女地，一经耕耘，即可收获。从人才角度看，懂模糊数学的有几人精通中医学，懂中医学的有几人精通模糊数学？中医界缺乏大量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人才是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科学理论的发现、发展出自交叉学科，中医学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预言，中医学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大力促进现代宏观科学的发展。

中医学院人才的培养，应出现中医学与现代宏观科学的双学历学士、双学历硕士、双学历博士，培养交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横断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推动中医学的飞速发展。比如，目前就应培养精通中医学又精通混沌理论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出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新的分支：混沌中医学、模糊中医学、系统中医学、信息中医学、控制中医学等。中医学院的学生不学髙等数学是一大缺憾。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中医学实际上很好的运用了古代数学成果一大数法则。而一般的髙等数学达不到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有用髙等数学的最新分支、最新发展与中医学进行交叉，才能发展、提升中医学。

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按上述的大方向逐步做起，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用现代宏观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崭新的中医学，现代化的中医学。这就如古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医界应力戒目光短浅、急于求成、固步自封、囿于成见、浅尝辄止的不利于发展的陋习。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在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中医学发展的势头不强劲，问题出在中医自身。中医学前进不快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强调外因，应反躬自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特色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自己的强项在哪里！自立才能自强，中医能自立而且能自强！

这样发展的结果，笔者设想在我国将会有两种医学一西医学与中医学，或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一种病会有西医学（微观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和中医学（宏观科学）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患者与医生均会各择其优，或者是二者结合治疗。21世纪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将组成崭新的生命科学。笔者这种观点，将会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受到现代科技界的认同，受到广大中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学生的赞同，受到广大医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赞同，也会受到远见卓识的广大老中医的赞同。

中医学的深化研究，必然涉及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和西医学基础上的一门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未能取得创新性、突破性的发展。

中西医学结合学者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西医中人员陆续培养出来，形成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力量，其成员大部分为高级西医临床与教学人员，西医理论造诣深，又系统学习中医，中医也精通，数十年来，基本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说明中医、论证中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6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中医学院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学生由于要当医生，就必须懂西医，这是客观环境压力所造成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就业的压力，逼着他们也得懂西医，能使用听诊器，能处理急诊，中医院也得有急诊室成为一批中学西人员，他们也在搞中西医结合，也搞出了不少成果，其方法也使用西医分析的方法即微观医学的方法去研究、论证、说明中医。

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沈自尹院士的《肾的研究》，把肾阳虚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说淸楚了。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西医结合最突出的价值是临床上的应用。中西医结合使很多疾病的治疗上了新台阶，出现了新的疗效水平，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国外人士，尤其是广大华人归国治病，大都是奔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而来的。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生命力。

中医学的定义是什么？笔者给中医学下了一个定义：中医学就是中华宏观医学。中华宏观医学是中华民族用整体的、宏观的理论去解释人体产生的生理与病理现象，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靶点、多成分的整体调控的方法治疗人体疾病的一种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是一种中国古代形成的独特的宏观医学，它是当时中国古达的宏观科学与当时医疗实践不断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宏观科学水平和医学水平。2000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简单明了的对中医学的注释就是中华宏观医学，简称中医学。他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中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宏观的方法研究中医学，用上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宏观科学来研究中医，这种宏观科学在21世纪将有大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医学的发展。

西医学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发展，这是西医界的历史使命。其方法是用微观的方法研究西医学，西医学将随着微观科学的发展而继续长足发展。

中西医结合医学仍然要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主要将沿着用西医的方法、思路去印证中医的疗效。从中医理论中找到西医解释的突破口，从中药中找到更好的有效成分或单体等。总之，中西医结合就是将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进行沟通。

21世纪，人体的生命科学将由三部分组成：宏观医学（中医）、微观医学（西医学）八宏观与微观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医学与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会由中医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肩挑重任、激流勇进，做出贡献。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将我国特有的3种医学形态划分淸楚，明确了各自的特点、各自的任务与各自前进的方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避免了思维上的混乱，避免了因思维混乱而扰乱了我们各自前进的步伐。这3种医学之间会有合作与交叉，在临床应用上会有结合，但其各自的主流应该是明确的。多学科研究中医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过20余年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是没有创新性与突破性的进展。研究项目分散，研究深度肤浅，浅尝辄止，缺乏协调攻关，缺乏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科研努力，甚至还没有找到研究中医学的突破口。

今天，我们应将中医学定位在宏观医学上。今后应下大力气组织、协调，用现代宏观科学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提升中医，加速中医学的现代化。中医学的现代化就是中医学的国际化，就是与国际接轨。中医学的现代研究，不必要再用”多学科“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不必要提“多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教育来模糊我们的思维，而应该明确定位。我们要用现代宏观科学来研究中医、提升中医，用现代宏观科学来武装目前中医学院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习系统的中医知识，也要学习系统的西医知识和当代各种宏观科学知识。

中国要冲击诺贝尔奖，中医界怎么办？能不能这样想，如何去实现？办法是有的。只有按照现代宏观科学去研究、提升中医学一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才是冲击诺贝尔奖的最佳途径，笔者可以预言，用宏观科学诠释中医学的理论如果不在中国出现，若干年后必将在西方某个国家出现。著名混沌理论学者Nature指出：当用混沌理论研究医学时，“医学的面貌将从其目前注重结构和局部机制，彻底改变为更加全面的考虑相互作用者的、复杂的动力学系统中的性态”（格拉斯等，从摆钟到混纯一生命的节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科学没有国境，到那个时候，中医界再奋起直追，也只有悔之晚矣了！从目前宏观科学发展的趋势看。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极可能出现的现实！

21世纪是宏观科学发展的世纪，也是中医学大发展的世纪，这就是21世纪中医学的历史机遇。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识，可以说只认识到了一小部分。可以讲微观医学己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而宏观医学的发展还不够。只有当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均有较大进展时，人类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中医学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医学的现代化！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4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转贴于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5

【摘要】 本文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比较，阐明中西医差异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并指出以“中医西医化”来发展中医，结果只能是异化它类。要想实现中医学的卓然自立，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寻找突破。具体做法是：理论研究，构建现代中医思维;基础教育，培养中医思维;临床实践，夯实中医思维。

【关键词】 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4] 刘吉.中医发展现状及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2)：5-7.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6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wwW.lw881.com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我操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正因为形而中论的原理在《周易》的思维方式中自在的应用，所以，作为中国哲学的“医易相通”的命题，使之在中医学中特别重视对《周易》的研究。皇甫谧说：“伏羲氏首人身，生有圣德，其理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皇甫谧《帝王世纪》）显然，其中对《周易》承诺的哲学思维之自在作用的肯定是相当明确的：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能有“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是因为医学之理即易学之理，“医易相通”是也。“卦”的形式所以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者，“卦”的形而中方式也；而医可对“百病之理得以类推”者，人的形而中存在方式的推定者也。

孙一奎论曰：“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氏画之，文王篆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歧伯陈之，越人难而诂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歧黄则为《灵》、《素》，辨难于越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知理无二，则之易以道阴阳，而《素问》，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可以节宣化机，理民物，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善于医。精于医者，通于《易》。术业有专攻，理无二致也。斯理也，言也，独秉之智不能悟，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祖师孙思藐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孙一奎:《赤水玄珠·医旨绪余》）显然，医易相通，因其哲学之理一也，之所以“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易理之形而中也，是故“精于医者，必通于《易》”者，思维之形而中方式的? 盗芬允埂盎崂碇薄ⅰ傲⒙壑贰币病o匀唬吨芤住で浴肺难晕剑骸暗露姓咭病保俏说拇嬖谝缘露⒄撸⒅凇罢小闭咭病k裕寮业摹吨杏埂吩唬骸爸幸舱撸煜轮蟊疽玻缓鸵舱撸煜轮锏酪玻轮泻停斓匚谎桑蛭镉伞薄r虼耍爸幸舱摺保味械淖栽谝玻昂鸵舱摺保撕陀谛味幸玻爸轮泻汀闭撸露小⒃嗬暾咭病p味新壑杂椭械姆椒酆腿鲜堵鄣恼苎г硭得鳎禾斓囟杂陀谥卸商斓刂疲灰跹舳杂陀谥卸杏弥兄恚蝗酥死砗陀谥姓叨衅洹爸行小敝唬煌蛭锒杂τ谝跹舨⒑陀谔斓刂卸型蛭镏恚蝗酥死砗陀谥行姓叨衅洹罢小敝k裕爸幸舱撸煜轮蟊疽病保侨撕陀谛味幸源锒杂椭兄浪哉咭病5兰业亩杂椭兄塾小肮视形尴嗌岩紫喑桑ざ滔嘈危呦孪嗲悖羯嗪停昂笙嗨妗薄ⅰ靶槎磺觥6喾绞睿蝗缡刂小！保ā兜赖戮さ谖逭隆罚纱丝芍杂椭兄恚宓酪揭灰怨嶂病?/p> 可见，以医之理和《易》之理，医药的“中和”之理和于主体存在之“中行”之理，表明形而中论是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其中的对应和中的哲学方法论，无论在四诊八纲，阴阳气血、寒热虚实、三焦辨症，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的具体运用中，只要把握了这些医学方法之辨证形式的对应和中，就能运医理以“中和”之间，驱疾病于五行之外，而达“通之万世而无弊也”之妙。中医学的实践表明，这些结论是对“医易相通”之哲学承诺和推定的结果。

四，中医学的哲学规律

在对“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原理进行推定之后，中医学对形而中论哲学的具体运用将是我们在这一节中讨论的内容。

在对《周易》的研究中，先哲向有“易道尚中”之论。形而中论认为，在“易道尚中”的基本承诺下，如果认为“易道尚中”是《周易》哲学的主体形式，中医学是这一主体形式推定的结果，那么，“医易相通”的逻辑推定结果也只能是医道尚中。所以，“易道尚中”正是《周易》的形而中论哲学的方法论形式。形而中论在《周易》的“象”“数”“理”“义”的中和之道的整合中承诺和推定了中国哲学体系。《周易》以“象”论“理”“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传上·第十一章》）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系辞传下·第三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传上·第八章》）以上的推定表明，客体能以主体的可见之“象”并能以“形”区分者，“器”也；由“形”而成为“象”的形式者，“卦”之象也；故“卦”之“象”者，不是“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不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而是承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形而中者也。“制而用之谓之法”，故，形而中者谓之卦。

所以，以”卦““象”而推定“卦”之“理”，“形而上”和“形而下”推定形而中之“义”，以“形”之理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主体性，从而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理”、“义，──即承诺和推定的形而中，形成由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由此可见，《周易》哲学的形而中论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性。对《周易》哲学的推定表明，《周易》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

以周易的“数”“理”而论，河洛数理中直接推定的“中和之道”承诺了中医哲学的基本原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其理是为五行之相生，三阴三阳之生克之理。作为寿命之本，则应遵循河洛数理的“中和之道”。

所谓中和之数理，在《易传》中是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辞传上·第九章》）即“参天两地而倚数”推定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中和之数及以此承诺主体的中和之道。

和者，天地之数合中而得者也，故以“天数五，地数五”的十数之中数“五”为相得有合之数。故二十五种相得之数而各有合者只有：一六相得有合；三八相得有合；五十相得有合；七二相得有合；九四相得有合。计五种相得有合之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数是承诺和推定河图的主体形式：其天地之数五十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中，其它四位：一六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北，三八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东，七二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南，九四相得有合处河图之西。以此天地数的河图数列关系，能容天下万物之数理。河图之用天地数十，为洛书之体，其洛书的四正对应之和数为十，四隅对应之和数也为十，中合数五。洛书之数九为河图之用，其中合数五。河图转为消息而成先天八卦而用九六，卦之中和之道也。“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洛书之中和之道也。可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对于《周易》之数的推定，表现出主体论承诺的形式。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推定了主体论承诺的形式，显然，数之中合而得者即为“数”承诺的主体形式，以此表现出主体的中和之道。以“数”的中合而推定出主体的中和，这是《周易》哲学中重要的形式推定，这一推定使“数”与“卦”、“图”、“书”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即中和之道的统一性，中和之道使“卦”作为《周易》的主体形式推定，使《周易》的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实现了统一。推定“卦”的中和之道，在中医学中是以“脾者土也，治中央”、“脾为阴中之至阴”即“至阴中土”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灵枢·阴阳系日月》曰：“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关于至阴中土的作用，《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以气生，故不用焉。”上论表明，至阴中土在人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对应于五藏纳五行之理，则表现出中土对水火木金即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形而中论认为，中土之所以具有对的这一对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是由于脾胃居有对人体的整体产生的“中和之道”。

关于中土的“中和之道”，河图之五是四方生数（一、二、三、四）变为四方成数（六、七、八、九）之中和之数，是为“五十相得而各有合”的互推。其中说明中和之数的作用，在人体，则表明中土的中和之用。洛书有所谓“中五立极”，是指洛书配属八卦之后，唯中数五无卦能与之相配，但八卦的卦变之用又为中数五所统领，数五的中和之用与卦相和。所以，中和之道表明的河洛数理、五藏、五行、卦象之变、中和之数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医学而言，由于脾胃之中土的地位，对应于中和之道，脾胃的中和之用就成为其科学和哲学的统一。

由于脾胃的中和之用的重要性，因此历代医家都极为重视中土的作用，其论证的结果，都与形而中论的哲学统一。例如，华佗认为“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天地顺则人气泰，天地逆则人气否。……人之动止，本乎天地。知人者有验于天，知天者亦有验于人，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观天地逆从，则知人衰盛。”（华佗《中藏经·论人法于天地》）显然，“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人的形而中之存在对应于道、器者也，道、器所秉者，阴阳也。所以，人为道、器之形上、形下之形而中者。“人之动止，本乎天地”、“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这些论述与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同出而述异也。人之所以为大者，“天合于人，人法于天”也，这在哲学上表明，人对应于阴阳（或天地）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在性。

“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阴阳相应，方乃和平。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阴阳济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阴常宜损，阳常宜盈，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是以阳中之阳，天仙赐号；阴中之阴，下鬼持名；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逢斯妙趣，无所不灵。”（华佗：《中藏经·论阴阳大要》）“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显然，由于“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因此这里把阴阳对应的自在性又在和于中的理路上进行了自为性，即阴阳和中的方法论，人的自在的自为只有“居之中者”，即和于中者，才能“阴阳匀停。”如果说人对应于阴阳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在性，那么，人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者，就是形而中的自为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为性。所以，“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不能为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故人者成于天地，败于阴阳，由五行从逆而生焉。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五脏五行，相成相生，昼夜流转，无有始终，从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华佗《中藏经·论生成》）。人成于天地而居之于中，败于阴阳而失之于中，是很重要的医学哲学思想。在这里，由阴阳和中到五行和中，而五行和中者，脾土也。所以，又谓之曰：“凡病脾者，上下不宁。盖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属阴。肺者气也，属阳。脾病则上母不宁，子不宁则阴不足，阴不足则发热。又脾病则下子不宁，子不宁则阳不足，阳不足则发寒。故脾病则血气俱不宁，血气不宁，则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病如疟也。盖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属其中，病则如斯耳。他脏上下皆法于此。”（华佗《中藏经·论上下不宁》）。其中强调了脾土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即五行和于脾土之中的重要性，于三焦论之，亦必然和于中焦之土为要。显然，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已把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一以贯之于辨证施治是也。所以，与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医学家一样，华佗的医学哲学思想高度的体现出对应和中的思维方式及其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哲学基? 竟媛伞?/p> 值得注重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是，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明确提出了“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向以为道学所承诺和推定的哲学思想。这表明了“医道通仙道”（李念莪:《内经知要》）的哲学思维。这与中国的道家哲学及其道教的内丹⑶修炼的哲学思想高度统一，为道教的内丹的生命科学修炼技术提供了医学哲学的反思和证明。推定《周易》、《内经》、《周易参同契》等易道、医道、丹道承诺的哲学思想，有其在思维方式上和基本规律上呈现出的高度统一性。这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形而中论的哲学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也使医道相通。易道、医道、丹道的统一将使人类的医学由自为性向自在性发展，从而使人类的存在向时空对应的层次上发展和超越。人的主体性的自为和可能达到的存在形式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人类不懈为之努力的的目标，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一终极关怀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学和道学及儒学之中，对于其中的合理性研究，首先在于对其哲学思维及基本规律的体认──以修为之实践对哲学思维的推定，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中? 恼庑┍蟛聘唬诓痪玫慕捶⒀锕獯笥谌澜纭?/p>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而对于先天而言，人以肾气为本。对后天中土的作用，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推定中土之要者，以章虚谷的论述最为重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所以，以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推定中医学的基本规律，是以对应和中的主体性推定的。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也。

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原理进行的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所以，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进行的中医哲学基本规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五、医道相通

中国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向有“医乃道之绪余”之论。这在形而中论承诺的哲学思想中必然推定出医道相通的结论。实际上，古代医家的“医道通仙道”、“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论述，已经表达出医道相通的哲学思想。中医学的发展表明，医道相通不但是哲学推定的结果，历史表明，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道学（指道家及道教）学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道学和中医学的关系，一般而言，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道学对中医学的贡献，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影响中医学理论及实践的具体发展。关于道的哲学研究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进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学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对应和中的哲学体用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鹄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受“道”哲学思维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道学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使实践中的道学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学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进程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有效作用而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为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的对应和中的统一。以西方哲学的承诺而言，就是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学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学哲学的道本体论问题。这不但因之中医学的需要，而且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学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道学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当代学界对道学哲学及道学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医学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学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道本体论的贡献中推定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关于道学哲学的道本体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中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学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学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思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科学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形式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学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学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学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有何种意义等问题。

道学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学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学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哲学，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为了实现“道”哲学的统一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哲学的形式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出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自为的实现本体所限定的自在是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是道学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的问题。显然，如上所论，道学哲学与《周易》哲学其承诺的形而中论的统一性，使之为人的存在而推定的中医学思想体系实现了与《周易》及道学的形而中论的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对道本体论的承诺，都表明中医学被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所承诺和推定。

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索取了道学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学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承诺了道的形而中论的推定。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承诺，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作出推定，这显然是当代哲学的任务。所以，推定其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以外化的形式而成为哲学形式，就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推定了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六、《内经》的生命科学及其哲学本体论问题

作为中医学的经典──《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因此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的独立的医学体系。其中所反映出的对人的生命科学的重要建构和承诺的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对人的形而下之存在的自为性进行了医学模式的推定，在群经之首──《周易》哲学的一以贯之下，使中国的生命科学形式和承诺的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在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中实现了统一。

随着西方医学以形式化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已引起对中医学医疗特长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学显得不如中医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的有效性，尤其是不具有气功医疗技术所承诺的生命科学对疾病医治的根本性。西方医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从人对客体存在的认识和对主体存在的操作性而言，人类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虽然可以上天入地，夺自然界之物质为我所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从基本的意义上而言，并没有超过我们老祖宗的认识水平。在中医学的重要的成就中，尤其是以“气功”学、针灸学、导引术等一系列殊别于西方医学理论和方法伴随着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被学界重新认识之后，使中医学的研究和应用重新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对一系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就更加引起学界的关注。可以预言，如果以这些经典中所反映的生命科学及其哲学思想作为参照系，用以反思西方哲学的问题，将能解决西方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将解决其中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的生命科学的哲学问题。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人类的理性将会在自在的升华过程中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返朴归真，以此发生的变革将使人类的文化和科学产生新的革命。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以代表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工作。由于《内经》的生命科学及自在的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应进行《内经》基本思想体系的研究，以推定中国生命科学的形式。

之所以提出要在以包括《内经》的生命科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寻求当代哲学进程的一般原理和本质性，是因为西方哲学始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带来的笛卡尔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离之后，虽最终使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取得相当的成就，但是，二元论世界观下的形式化分割所带来的化解整体而导致的非统一性的严重误区。在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对人的生理器官的认识不但不断的被分割，而且人和自然界也被分割开来，自然界的存在物也被不断分割，最终不断暴露出西方医学模式的问题和以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造成的盲目乐观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问题表明，西方哲学带给人类的理性的失误之处越来越多，以至于使西方哲学在当代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形式而终结。然而，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在这种形势面前望而却步，不可能停止对自身存在的本质性及终极关怀问题的思索，在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从而注意到人类的整体性之后，以中国文化和哲学为代表的理性形式就在当代成为人类理性进步中的重要的参照系。

那么《内经》中有哪些内容是关于生命科学的论述及哲学本体论承诺、能够用以反思人类存在的本质性并以此作为人类哲学及其社会进步的参照系呢？

《内经》以论述中医学的思想体系为主，作为思想体系基础的哲学承诺，《内经》在论述具体的医疗方法之前，集中在《内经》卷首的七篇中论述关于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关系和人的存在形式的诸种问题，并以此阐述了极其重要的生命科学思想。历史表明，这种生命科学的思想强烈的影响了医学、科学、宗教等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形而中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中有关生命科学和哲学的论述，在《内经》中主要包括在卷一的《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四气调神论篇第二》、《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的四篇中和卷二的《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离合大论篇第六》、《阴阳别论篇第七》等三篇之中。由于这些论述的方式是以生命科学及哲学的方式出现的，其中对解决人的终极关怀所承诺的本体论哲学问题、及其对当代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内经》中对人的存在形式和生命本质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所提出的对生命形式的本体作用和主体的方式所能达到的境界。“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奢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与物，故合于道。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在对人的生命活动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所能把握的生命科学的操作形式，《内经》进一步认为：“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阴阳，调於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淡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劳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於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阴阳应象大论篇》）、“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类似的论述和由此把握生命科学操作而成就显著者，在《庄子》、《山海经》和《道藏》中已是屡见不鲜。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力鼓吹，多年来对学界由潜移默化而造成的思想方法的异化，使学术界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习惯的应用哲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哲学是把人的本质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和以反映论为基本形式推定生命运动的本质性，认为人的存在和生命形式由其基本存在的物质性所决定，主体自身没有自为的能力，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在其基本性上只是自然生成的一部机器，人的生命活动只能听天由命，反对实现对生命的自我操作，尤其对中国生命科学中的“精”、“气”、“神”理论模式和主体意识的调控作用，统统打入了唯心主义的冷宫。在哲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理解《内经》和其它经典中的关于人的几种生存境界，显然不可思议。如果古代的生命科学使人们可选择自我操作的方式而生存于“真人”、“圣人”和“贤人”的生命形式，其生命的形式的主体性是由自我把握的存在，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技术之中的却难以突破“半百而衰”的人们而言，不得不作出深沉的哲学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从达到“真人”存在境界的修为的方法论形式中启悟出关于人类应该达到的生命形式，以此规范出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以利于人类以生命科学的方式达到的存在境界并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使人和社会的存在达到自为的本质性自在，是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重要途径。

《内经》的生命科学原理表明，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理论形式的歧皇之道，在其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中表现出的天人关系和对主体存在形式的认识及其所把握的生命科学，是“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结果。中国的生命科学在形而中论哲学对其原理进行推定之后，将成为人类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科学形式。中国生命科学的实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生命的存在形式通过科学的可操作性的修炼，的确能达到相当高深的生命境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与当代已经习惯的哲学基本原理相悖的哲学问题，却是给当代的哲学提供了最好的反思的依据。这是时代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可以相信，在中国的生命科学终于为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之后，并没有任何理由再对所习惯的哲学抱残守缺──时代的理性已经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其承诺的哲学思维方式持久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已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证明。如果说《易经》所承诺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所能产生的医易相通中，《内经》提出了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那么，以道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则更加明确的解决了主体能实现的生命科学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对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命科学所达到的高度的确令世人惊叹。《内经》中用“七损八益”的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论证，以及怎样超越“七损八益”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的制约，《内经》的作者和历代哲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尤其是专门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奉献终生的历代道教学者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人的生命之存在──这一人类终极关怀问题解决的进程中，《内经》提供了关于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的理论形式，并在其一般性上指出了主体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在“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进路中，由道学学者把重新实现《内经》生命哲学中的“真人”和“圣人”生存境界而付诸于修道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当代的一些气功大师的医疗奇迹中可以看到古代道学学者所作出的对人的形而下存在之时空超越的伟大理论贡献和成功的实践之缩影。

在实现对生命时空的超越的基本理论形式中，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被贯穿于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上，即在把主体的操作性的形而中方式和形而上的统一中，实现所谓的道德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周易参同契》所代表的道教内丹术修炼方法的成熟，更把这一目标的实践性推到了理想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的生命科学的理论虽有其在实践中的成功的应用，但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而言，却产生了所谓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以当代所应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推定中国生命科学而产生的结果。中西哲学的不同承诺表明，中西文化是具有不同形式和本质的两种类型的文化。我认为，以形而中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的时空二元分割（包括人与自然的分割）──把时空形式化，而中国哲学却把时空做为对应和中的主体方式，时空在中西哲学中的不同运用是产生中西文化不同形式的基本原因。所以，不能以其中一种形式为坐标系对另一种形式作出推定，尤其是不能在价值论上进行承诺或推定。就当代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推定而言，事实表明，其结果已经是南辕北辙，悖论迭生。

因此，不能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来推定中国的生命科学──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的看到把其视之为封建迷信之类的批判。表现为现实中的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对中国生命科学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除非科学的模式在经过中国生命哲学的带动下进行科学模式的转换以实现“内向性转移”（见辛立洲著《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之后。所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发生的哲学和科学的革命从而发生人类存在形式的根本变革，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的生命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被现代学界重新发现对人类科学的基本意义之后，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的注重和研究，对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显然是重要的。所以，在研究中以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文化的做法尽管还将是西方学界的必然现象，也必然会产生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化曲解，从而不利于在本质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由其文化的自律性所决定，是中国学界应该理解的。然而，当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用西方文化的变色镜来研究中国文化，并自以为是、以尽曲解之能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盘西化”式的批判、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尽歪曲之后，所造成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落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中国学界应在反思这一悲剧中呼唤中国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回归。而这样作，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出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之认识。显然，对于“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研究以及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将成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七、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在西方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欠缺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医学的优异之处已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西医学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其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西方文化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西医学和中医学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因大部分学者以实践性为目的，其主要在中医学的医疗实践方面。这显然是应该进行的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对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以推进中医学在现代的继续发展。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国思维方式已全面西化的情况下，为要在理论上厘清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因此应对西方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反思，这是中医学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性工作。哲学反思表明，中医学的优势是由于哲学思维形成的，这就是说，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的结果，正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使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推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把中医学和哲学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这是由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方式，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推定中国哲学的体系性，以此发现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想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进行的疏解，已经产生了普遍的悖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但是，由于“天人合一”的命题不能在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主体论承诺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性上进行推定，所以“天人合一”的命题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更不是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推定。问题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是应该首先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正确的推定，使之能够以明确的哲学理路推动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

从道学医学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和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对应和中、中和统一的形而中论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 罚i鲜龅恼庑┞凼龆妓得髁酥幸窖п旧硎恰暗馈毖у囊桓霾糠郑虼耍挥邪盐樟恕暗馈钡恼苎急纾拍芫咛灏盐罩幸窖в灾幸窖р拍茉擞镁睢s捎谧栽诘乃嘉绞剿龆ǎ泄苎г诶飞喜⒚挥邢笪鞣秸苎茄游鞣轿幕行纬尚问交恼苎в虼耍暗馈本筒豢赡茉谛问交乃嘉邪盐眨荒茉诒咎宓姆绞叫源嬖诘囊庖迳习盐眨虼耍桓鲇泄毕椎闹幸窖д撸匦胂笏锼煎闼凼龅哪茄遣├廊菏椤⑸媪园倏贫谩暗馈蹦簟r虼耍俜怖飞系拿剑抟徊皇嵌浴暗馈庇猩羁痰奶迦系牡谩暗馈闭撸佣蛊洹耙降牢匏桶∩凭∶勒咭印！?/p> 由于“医易相通”使中医学的哲学思维与易学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问题，是由中医学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能否实现正确的进路与当代能否运用正确的哲学密切相关。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为西方哲学造成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就中医学的学术研究而言，除了疗效的实践意义之外，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以中医学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使人的主体形式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辨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可操作的生命科学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方式达到其应该达到自在的境地。

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中国哲学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所作出的推定，因此，主体自为的行为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主体性统一。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内在逻辑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和哲学有其自在统一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哲学理路能否与中医学的内在的哲学理路统一。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学科理论形式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统一，这将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人类社会自在的存在形式。

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使之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对中医学中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理路的概念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推定。对于这些以解释学为主体运用于中医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医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产生的误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不可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自在的推定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知识形式是哲学的自在统一，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自为结果，哲学将是知识形式中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因此，就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中医学自在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能兼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思维所生成的形式。从中医学的形式中推定其哲学思维，发现其自在的哲学规律，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当代推定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及规律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辩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承诺和推定了中医学的学科性，使以西方哲学的辨证法推定中医学形成了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学的治法和治则，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承诺的哲学，是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法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特点，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自在的形而中的存在物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多种方式，但以阴阳为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辨证的总纲。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虽可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辨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学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医学思想家出现，而且在当代能把中医作为一种科学──中国科学的主体形式──进行研究，从而献身于中医学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人可谓寥若晨星。

研究其中的原因，解决其中的问题，明确中医学在我国当代的发展进路，是迫在眉睫的工作。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炼加强学者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者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中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形式的世界观及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为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是，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却少有“中医圣手”出现，所以，教育体制中的问题应彻底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学者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门并中医学的发展而贡献力量。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的诊断方法；采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篇第二》）因此应以中医药进行预防治疗，更重要的是配合四时养生。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生命科学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逐步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体系。道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体系的推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采用以道学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方法，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是中医学的生命科学模式在当代实现的对传统中医模式的转化和发展。

总之，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哲学息息相关、与生命科学学者的身体力行和医疗实践所总解的理论和经验密不可分。但是，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流派众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方法论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彩，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八、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使中医学完成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方法论转向，在当代同样存在着应首先解决的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和对基本理论模式的推定问题。

包括中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其在先秦文化中，就已经成熟并被包容于儒学和道学之中。生成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生命科学形式，因有其相应的哲学为基础，所以不能以西方的科学理论和科学规律进行界定或者类推。笔者在研究中，根据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把以生命科学为代表形式的中国科学以其本质性界定为形上性科学，把以声光电化为代表形式的西方科学以其本质性界定为形下性科学，从科学的基本性上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例如“李约瑟问题”等）。具体推论请参考拙作《追寻中国科学精神》一书。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由“气功热”所引发，由于没有相应的基础理论之准备，所以，生命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始终成为制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出当代文化模式与“气功”文化的母体──中国文化的非统一性，尤其是其中的哲学问题成为问题中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将推动哲学、文化与科学的进步。对生命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思考，不但使人类文化的本质性和科学的本质性问题得以澄清，而且使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自身的革命，哲学将在对存在本体的新认识中突破旧的模式，将在对人类终极关怀中建立人类的哲学。而且，只有在这一哲学理路中，使生命科学的本体论问题得到化解，从而推动生命科学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将推定人类存在的本质性，使人类的文化在存在的本体性形式上解决终极关怀问题。

所以，深入探索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使当代以来产生的“气功热”向健康的方向上发展及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是这一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问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主体（生命是一切其他价值所推定的主体），加之中国社会从八十年代以来开始了稳定、健康和政治宽松的进步时期，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被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同。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人们开始有条件以价值主体出发关怀自身的存在问题，开始有条件选择医疗保健措施，以达到增强身体健康和延长生命之目的。基于自身的医疗经验，普遍的共识认为常规的西方医学的方法不能在最基本的价值本体的意义上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从中国古代社会就产生的，被先秦儒学和道学及两汉以后的道教已经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气功”修炼方法，就成为人们选择的强身健体的锻练方法。但是，由于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内涵与古代大不相同，加之当代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古代（产生“气功”的）自在形式相差悬殊，更加之当代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评介气功修炼，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由于古代“气功”流派众多，各执其一，良莠参杂，令人难辨真伪。问题表明，当代的“气功”热始于社会自发性，而不是出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性。出于实用的心态，这使生命科学的研究相对被动，因此表现出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由此可知，在生命科学研究中进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以确定“气功”功理功法的普遍意义，使人的价值本体在正确的方法论中达到自在，是当前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而这一工作，也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具备了可供反思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理学、医学及科学学等成熟的具有外在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的认识在确立了价值主体并证明其是唯一最高的价值时才有可能完成。

从哲学而言，在当代的文化模式中发生的“气功热”，实质上是当代主流文化观的“异化”，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以“气功”为形式表现出的中国文化的本质性与当代的主流文化观是不兼容的。这实际生成了下面的悖论──以中国现代主流文化的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古老的“气功”。所以，这些主流哲学和文化观念上的问题，在实践中成为练功者的心里障碍，练功者需具备的无私、无为等心里素质，与当代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观）显然是相悖的。因此，对气功修炼者的文化心里素质的研究表明，社会上产生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气功热，存在着文化上的障碍，存在着基础理论的困难，存在着哲学认识论的问题。这些，也是存在于生命科学研究者中的问题。“气功热”以来产生的问题表明，由于在研究中缺少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因此发生了所谓的反对伪科学的问题，当然，以伪科学贯之于这些问题显然出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尽管能说明批评者的心态，但是，由于这种批评不具备本体论意义，因此终非正确，而其中所反映出的哲学和文化价值观问题对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于用反对伪科学为武器的批判者而言，把孩子和脏水一同倒掉（例如于光远、何柞庥、司马南等人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承诺而不是出于理性的承诺而进行的批判）。对于被批判者而言，由于缺少文化的主体意识或出于某种目的，把脏水叫孩子喝掉（例如有的气功门派声称不二法门，修者必需将原来所习所修的知识及书籍等忘掉和烧毁等，这种做法不但有违于文化发展的规律，同时也造成人的文化道德修养的失落）。试问，没有文化能有今天的文化架构从而能使人们认识气功吗？这些就不是用所谓反对伪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用西方的形下性的科学承诺真理并批判中国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由于形下性和形上性的不同，实质上因其不能自圆其说而处于两难困境。反对伪科学和把气功称为科学由于同样不知其形上性和形下性的区别，这将使人们的认识陷入严重的误区。这些乃是非理性的行为，发展下去，这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生命科学研究及文化理性的扼杀。因此，“气功”修炼的文化学、人类学意义及其哲学基础理论和科学的形上性和形下性的不同形式问题，应引起生命科学研究者的极大重视。

目前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表明，仅仅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的某些“气功”作用下的物理现象以作出某种科学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更主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即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还没有在应有的层次上展开，这使得理论上的混乱和造成研究中的困难就不可避免。这一问题，从一些当前发行的气功杂志和理论刊物的论点中略见一斑。因此，应在当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重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视生命科学的哲学和文化问题，在解决了上述的基础理论问题之后，生命科学研究才会深入和健康的发展。而这一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由于价值主体的反思和被重新确立，将使西方自然科学的模式由形下性转化为形上性，在中国生命科学对终极关怀的承诺中，使生命科学研究具有人和社会存在形式的必然统一性。

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哲学思维自在于研究中的作用，并由于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哲学思维束缚于西方哲学的模式，使生命科学的研究因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误解和争论，没有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黑格尔认为：“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则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新1版第1卷第47页）因此，如果说以形下性的西方科学的模式承诺并生成了西方的医学体系，这由其哲学的统一性所决定，那么，形上性的中国生命科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生成的科学形式。所以，如果不是出自于理性，而是以几十年来养成的西化的思维定势、那种被异化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因此以西化的概念和范畴作为坐标系进行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那么，显然由于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形上性，其概念范畴在两种科学形式及本质上的非统一性，将造成理解中国生命科学的严重误区。

我们看到，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始于“特异功能”、“气功”等现象的出现，研究方向是基于人的内在性的自我操作所产生的人体效应以对生命的重要作用作出科学的阐释。但是，这一阐释的形式虽然借鉴于西方科学，由于生命科学的对象及实验的主体是修炼者自我的感觉经验，表现出科学的形上性；而西方科学是物理性的实在形式，表现为形下性，使之形下性科学的物理形式与经验感觉的形上性不具有完备同一的对应性成为科学模式上的困难。因此，对人体的完备的物理测量，尤其是“气功”作用下的人体效应，是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和技术水平所无法达到的。从哲学角度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的操作形式产生于自在的哲学思维方式（道学、儒学、医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哲学思维，所以，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实质上是超越西方科学形式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借鉴科学，仅仅是寻求以西方自然科学已然成功的物理形式作为认识论的参照系。但是，对人体自在的内在性、对生命的可操作性（我命在我而不在天）之效应（例如大、小周天）的形上性的普遍原理的认识，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并不具有本体论的自在性，所以将对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的推定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只有在明确区分形上性和形下性科学的不同从而推定正确的研究方法，以此进行生命科学研究并最终建立形上性的科学模式，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

把生命科学研究的自在性放到其历史和逻辑的过程中反思，能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生命科学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本质性。任何科学的产生都有其自在的本体论支持，例如西方的科学产生于古希腊的哲学。然而，所谓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是早在几千年前产生于中国的古代哲学文化中的中医学及儒学和道学之中，如上所论，生成其形上性生命科学的哲学是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形而中论。显然，关于人的存在，无论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还是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也无论是其表现在历史中的和逻辑中的统一性，都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和形下性的自然科学体系，所以，不能以西方哲学和形下性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生命科学形式进行简单的推定。

显然，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模式推定生命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因为人类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和丰富的社会历史来了解人类的过去，而这一了解并不再是个体的经验，而是知识的积淀，人类已经终于在普遍意义上发现对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任何物质性的满足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西方的科学形式所能完成的，而必须寻求其它的道路。正是在这样一种只有在当代才能引起普遍性共识的文化氛围中，当代的“气功热”和生命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如上所述，西方科学是十足的形而下的产物，而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修炼实践却是形而上的产物，所以，西方的形而下与中国的形而上的哲学和科学的融通，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潜在的哲学困难之一。

事实表明，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已在生命科学的本体论承诺中发生了认识论问题，因为把人的存在作为纯物质性存在因而用物质实验的方法以证明例如外气、内气等效应性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用科学形式对人体科学研究在形式上的限定。应当认为，在相关的物质能量转换的层次上利用科学形式鉴别人体的物理效应，在形式上是有效的。但是，对产生这些物理能量效应的本体上的操作方式和其本质性的研究，尤其是自在于存在者之中的意识自为所产生的形上性的生命科学作用，当代自然科学以物理性和实在性形式所进行的研究，由于其被时空的参照系所限定，将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生命科学研究将表明，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不具有与历史上其他部类的科学研究相同形式的研究，其应当是哲学和科学的整合──以新的科学模式并在其中进行的研究和推定。

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爱因斯坦曾指出：“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解释。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有自由的概念构造，事实本身就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2页）。爱因斯坦指出的问题，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中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物理科学模式与生命科学效应的能量转换的时空非统一性困难，此时，以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对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现象的解释，不但显的牵强附会，而且不利于生命科学的本质性研究。所以，哲学思维的僵化，是其根本问题。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生命科学的研究将带动科学革命，实现科学模式的内向性转化（见辛立洲:《二十一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但并没有引起生命科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我们看到，在目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由于物理科学模式运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由形下性向形上性转化模式上的困难，把人体气功效应中的不能被形下科学所推定的现象称为异端邪说、封建迷信等时而有之。更有甚者，以“气功”现象与形下性的科学原理的相悖为理由而加以否定。之所以产生这些认识，除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外（因不是学术问题，故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陷入了哲学上的误区而形成的。因此，应当了解形下性科学的本质性。任何形下性的科学，都是主体对客体进行的模式上的转换，使客体能够以被感知的形式进行观察和理解，进而重构概念和理论系统。由于时空的形式化，模式转换的时空限定性成为形下性科学中的困难问题。在形下性的科学研究中，为突破时空限定性，测试仪器被不断改进，数学──时空形式化的基本工具不断被新的数论所取代，使主体对存在的认识向深层发展。但是，形下性科学模式的时空转换问题却始终成为制约人的认识的基本问题。自相对论问世之后，时空被引进认识论领域，但是，时空的基本问题，例如时空在物理效应的模式中的作用、观测仪器的时空效应等问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生命科学研究最具本体性的问题则是在科学效应的形上性与人体效应的时空模式的非对应性之中。对于这一形上性科学的本质性问题能否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能否真正的称其为科学的本质? 怨丶侍狻?/p> 当代生命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哲学问题表明，不能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把西方科学和哲学方法论作为完备的坐标系。对科学的认识应消解这样的一个误区，即：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成为世界的代表，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工具，而工具本身并不能代表或取代真理。

就西方自然科学原理的本质性而言，是思维以范畴的模式化产生的对客体的物理性建构。由于其具有物理的外在的物质性，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科学的范畴和模式能与人体的练功效应完备的对应性，以所谓的科学仪器的模式所进行的对人体效应的观测，则由于能量和时空转换的困难，使对其所进行的解释多有牵强之处。这些表明，以气功修炼所进行的经验形式和科学形式之间需要一种转换的模式，而这一模式的转换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内是不能完成的。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并不能对人体的练功效应给以终极价值的推定。

这样，将出现下述的困难：既不能把形下性科学的形式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又要对中国的“气功”修炼的形上性方式给出科学形式上的证明。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只能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给以界定，使人体的相关研究于科学的模式中在一定的层次上以模式的转换方式为科学所包容，从而把科学形式区分为形上性和形下性。以人体“气功”效应的自为性而言，如果以形下性的科学仪器对人体效应作测定，对“外气”尚可以某种物理效应或以物理实在进行解释，但对于“内气”，以物理效应或物理实在进行解释，就成为问题。例如，在修炼道家内丹功的过程中，身体中的内气根据其练功的层次的不同，感觉到的内气“质量”大不一样，所循走的经络也不尽相同，小周天，大周天，玉液还丹，金液还丹等层次均具有不同的感觉和能量形式（如：热感、凉感、气重气清、有汗无汗等等）。又如，内气以时间的不同而循行于一定的经络（例如子时为复气在尾闾穴），这一循行过程无论对任何人都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而，对经络的认识用形下性的科学模式进行的推定已经非常困难，对这一过程的的可操作性的测定与对受试者的主体感觉进行定性的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化就更困难。由于人是受试的主体，而人体的气功效应是主体的操作性，并不具有形下性的科学仪器对人体干涉的决定性。所以，对于形下性科学的阐释而言，西方科学的形式并不具有唯一性，因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模式化的定性与主体的感觉同一性的困难问题。这一点使我们回到休谟哲学。

休谟哲学表明，对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主体的所有认识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与存在的同一证明，所以，主体的所有的认识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对休谟问题的哲学反思，使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推进了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代表形式仍然俳徊于休谟的问题之中。由于在形下性的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企图以形下性的科学形式阐解人体的“气功”效应，就必然遇到的上述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困难。

由上所述，中国生命科学的本体论问题实质是人体的自为的和自在的时空效应和当代形下性科学模式的时空效应的非同一性问题。中国生命科学的时空效应是精、气、神的统一，是形上意识的内化，因此是形上性的。而当代科学模式的时空效应是物理的能量性以意识所作的模式化，是形下意识的外化，因此是形下性的。由此可知，中西科学形式之不同的本质性原因是两者时空方式的非统一性问题。形下性的科学表明，时空的本体论问题是物理学前沿研究中因受形下性限定成为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就目前的西方科学模式的形下性而言，没有资格对人体气功效应及中国生命科学原理作出权威性推定。

因此，西方科学模式的形下性的时空效应与生命科学中的形上性的时空效应的统一性成为当代科学和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所暴露的时空问题，是自在的本体论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发现了时空的本质之后，将在本体的意义上对当代哲学形成革命性的促进，使科学模式向形上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自身以及客体的认识将发生革命，当代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应成为一切有志于人类进步的所有哲学和科学工作者的共识。

中医学是从属于中国生命科学的学科形式，所以，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决定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易经》中直接相关的中医学的科学性除了在六十四卦中有相关的论述外，还在《易传》中形成了体系化的科学及哲学思想。

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揭示了中国生命科学所依据的《周易》哲学原理。《周易》的“象数”表明的人体的生命运动和生命形式即主体以形而中之用所把握的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其不但说明了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也在《周易》之卦数理的运用上据斥把西方的形下性医学对生命具体结构和作用与卦理的形上性生命科学原理进行类推。正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一样，中国的医学及生命科学与西方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把握形下性的具体结构及功能为目标和进行形上性的生命运动的操作是西方生命科学和中国生命学的根本区别，两者之间的哲学原理不同导致医学及生命科学的形式之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人的主体性而言，形上之道在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中推定，而形中之用是中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基础，由此表现出形中之用到形上之道的生命科学操作性的统一。所以，华佗的“医道通仙道”之论在形上性科学的操作上表明了中医学和道学的生命科学意义。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人，因此，从“医易相通”的哲学推定中，可以推定易学为体医学为用的本质性。因此，从中医学的本质性中可知，其“理法方药”的本质性作用是对人体有形作用的调整，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使人体的健康得到保证。由此看来，中医学的目标是“形而下者为之器”是对人的形式的存在的满足，即对后天的保证，因此，中医学是人体的后天存在之本。对于更为本质性的生命科学的形上性的操作问题，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问题、生命的本源问题──生命的先天之本和超越，在医道相通的基础上，古代道学进行了大量的生命科学的实践。历史表明，虽然《内经》对生命科学有相当的论述，但付诸于大量实践并取得重要成就的主要属于道家的生命科学研究。对于当代而言，人类对生命的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在形而中论的哲学基础上，在以中国古代道家对生命的理解和气功实践中，将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自在于时空并自为于时空的方式，从而实现使人类存在的时空层次的超越是由人类的本质性存在决定的终极关怀。努力实现这种存在的形式，是人类社会运用生命科学实现的目标。

人类到目前为止所产生的文化形式中，中国的传统生命科学是最伟大的科学形式，因为其在方法论上成功的解决了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滥觞，使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不能在人存在的基本层次上被当代社会所理解。从中国传统生命科学在文化历史中产生的逻辑性而言，因其产生在甚早期的社会之中，有违于西方的进化论，因此，其表现出的哲学原理及人的本质性存在之终极目标等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在传统生命科学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所以，其中的逻辑问题将引人注目。历史表明，中国生命科学在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形式：上古真人的自在之道、中古道家的老子之道和近古道教的内丹之道。由于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中到形而上的承诺与推定，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本体承诺了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也正是由于形而中到形而上的统一，说明了中国生命科学的搏大精深。

中国哲学和医学生成了以道学为内容的生命科学形式。以中医学为生命科学的医学模式，以道学为生命科学的操作形式，构成了以《周易》为哲学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哲学──医学──道学生命科学体系。这些是人类文化中极宝贵财富，必将对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律（形式及产生形式的逻辑与逻辑及产生逻辑的形式是统一的），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吉文辉；中医学；意象思维；人文属性；极左思潮；唯科学主义

吉文辉教授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敬文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吉教授长期从事中医学文化基础、古医籍点校、语言文字学等教学研究工作，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汉字、诗词、易学、养生、儒、释、道等诸多领域造诣极深。

吉教授以儒事医，视角独特。从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医学的深入研究，吉教授提出“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意象思维”是中医学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之一，指出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是现阶段认识中医学的最大障碍，并提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具体思路和建议。笔者有幸师从并得其耳提面命，受益匪浅。现将吉教授关于中医学的学术思想阐述如下。

1 充分肯定中医学的人文属性

医学的对象是人，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人文属性。疾病的发生不仅仅与客观上的理化因素刺激有关，还与主观的情感、精神等非物质因素有关。在疾病的治疗上，怡情易性、情志相胜也是促进康复的重要手段。因此，无论从发病还是治疗上看，绝不能把医学仅仅局限于自然学科的范畴，中医学尤应如此。吉教授认为以机械唯物论作指导，把医学归类于自然学科的范畴，把人体视为一部可以拆卸组装的机器，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不说是现代科学分类上的一大误区。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学科知识如阴阳、五行、易、道、气、象、儒等与自然学科知识如天文、时令、地理、药物等共同构成了中医学庞大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如果把中医学看作是一个金字塔结构，那么塔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中间则是中医基础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塔尖才是中医临床各科。现代医学也有类似的金字塔结构。塔基是相关的自然学科，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中间是现代医学基础，如解剖、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塔尖才是临床各科。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失去传统文化作根基的中医学就像没有现代科技为依托的现代医学一样，必将变成空中楼阁而风雨飘摇。毋庸置疑，在现代高等中医药教学中，学生的传统文化的匮乏，给学习中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中医学不仅在构成上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与传统文化水融、密不可分。吉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是意象思维，即比类取象，中医学亦不例外（下文将专门阐述）。

历代大医家都十分强调传统文化对学习中医学的重要性，以至于有“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之感慨。《素问・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要求医者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图注难经》中有“徒通乎医者，庸医也；兼通乎儒者，明医也”之说。明朝肖京更谓“非儒则医之术不明，非医则儒之道不赅”。这里的“儒”就是指具备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知识，具有传统意象思维方式的人。唐朝大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中直接指出大医的知识结构及人文素养，并且告诫后学“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善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颐。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以儒事医或者以医兼儒的大医家极多，如张元素、万全、李时珍、杨继洲、张景岳、喻嘉言、周扬俊、张璐、徐灵胎、陈修园等等。今人王琦对近现代的112位名老中医的成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其中有50多人读过《四书》、《五经》、《春秋》、《汉书》、《二十四史》、《古文观止》等人文著作。可以说，广博的人文知识是著名医家学术构成中最深厚的底蕴。

通过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作对比，吉教授指出，在研究对象、主要学科、价值取向和教育功能上中医学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特征，在思维方式和权衡要素方面基本同于人文科学，在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生产方式、发展模式、文化特征和时空效应上完全同于人文科学，而完全同于自然科学的一项也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大幅度的重叠现象有力地说明了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对一门学科的定性直接关系到该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定位，也直接影响到这门学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中医学有如此强烈的人文属性，说明不能单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裁定衡量中医学，不能将中医理论完全纳入到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中。

2 提出中医学中的意象思维特点

思维方式是构建学科理论框架体系的核心，决定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成熟和完善。系统稳定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特色的思维方式。吉教授认为意象思维是中医学的特色思维。

象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象思维是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导思维。如《老子・二十一章》中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再如《易经・系辞》中“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气”等。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把象引入到医学中来，如“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藏象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平人气象论”、“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等。大凡对宇宙万物的认识都离不开象，中医学中有藏象、脉象、舌象、药象、证象（候），农业上有气象、物象，诗词中有意境，汉字中有象形，还有面相、命相、风水等等。鉴于象思维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重要性，老子以斩钉截铁的语气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为了能准确把握象的哲学内涵，吉文辉教授将“象”分为表象、物象和意象三种层次。

气聚则形生，气散则形亡。有形之后即有象，此为表象，即事物外在的形式。表象是客观的，“症”即属于表象范畴。物象是借助于个人的直觉来获取外界的信息，即表象和主体感知相结合的产物。中医的“证”即属于物象范畴。对物象的把握与主体的素质、人格、心态、学识、修养、性格、智力、悟性、知识、经验、阅历、处境、身份、品德等有关。这也是中医临证需要实践者主体投入主体参与的重要原因。“人见其近，我见其远，谓之高明；人见其粗，我见其精，谓之精明”，高明精明与个体的修养息息相关。熟视无睹必然会丢失疾病呈现出来的大量信息，造成医者不能察秋毫于疾病之初萌（即“未病”状态），而只能在“欲病”及“已病”上有所为。唐朝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诊疾》中发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感慨。

现代医学致力于细化微化表象（形）以期能获得特异性的标志物或靶点作为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的突破口；而中医学往往注重医家的个体修养的提高，反观内求，提高主体的认知感知能力以期能获取未病状态下的疾病信号作为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的突破口。前者是向外用功，向外求；后者是向内用功，向内求。正是因为物象与表象都是以象为出发点，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重合，所以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才有了一定的汇通基础，这也就成了中医西化的切入口。

意象也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吉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是意象思维，即取象比类，中医学亦不例外。它是在大量观象的基础上，依靠思维的抽象活动，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比类、演绎，确定出其规律性的内容，并借助于特定形象加以标志而成为某类属性的象征性符号。它是“智者察同”的结果， 远远超越了事物本身的原始内涵。“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就是说医者要充分运用意象思维来把握疾病和人体。

在中医学中意象思维随处可见，阴阳五行学说就是最大的意象模式。其它还有天人相应说，五运六气、五行人、阴藏人阳藏人平人、五脏六腑、八纲模式、六经模式、三焦模式、卫气营血模式、六淫七情、气血津液、四气五味等。

物象和意象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两者相互交融，各有侧重，共同构成完整的象思维。

正因为意象思维能超越事物的表面联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宽容性，所以中医学能够将不同的事物归类序化，并纳入到中医理论体系中来。对现代医学中的原因不明的疾病、过敏性疾病、病毒性疾病、精神神经性疾病、免疫功能异常的疾病，中医学大有作为的原因就在此。

吉教授认为中西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思维方式和终极价值观的不同。目前中医西化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研习中医者忽视意象思维的存在，而单纯以现象来囊括象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其结果必然导致医家主体意象思维的萎缩和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异化。中医人应当有“执大象，天下往”的学识、修养、气度和能力。

因此重新认识意象思维在中医学中的重要性，对于澄清概念、走出误区、把握中医理论本质、拓展临证思路、中西医学汇通互补、正确发展中医药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3 严肃对待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对中医学的危害

上世纪初，在外患频仍、割地赔款、政治腐败、科技落后、亡国灭种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受到根本挑战。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也对中医学的科学性进行质疑。从胡适、鲁迅、傅斯年、丁文江、陈寅恪到余云岫再到近来再度兴起的“取消中医”的逆流，反对中医的呼声百年不断。中医学在不断地被聚焦过程中战战兢兢开始了百年困惑与深刻反思。

吉教授认为反对中医学的呼声百年不断，不是因为中西医学在学科层面上的差异，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对自然界事物不同层次的性状、信息、功能的认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从学科层面上看，中西医同以器官为研究出发点，西医向“器”（结构）的方向发展，研究脱离自然状态以及脱离整体的部分；而中医学则向“官”（功能）方向发展，研究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以及与自然的关系；西医学侧重治疗“人的病”，而中医学侧重治疗“病的人”。由于思维方式和观察层次上的差异，两种医学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体生命运动规律，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不同学科可以相互借鉴，但是绝不可以相互取代。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中医学也是如此，其成熟稳定的理论体系以及显著的临床疗效久经历史考验。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并没有论争甚至相互取代的必要，并且应当允许中西医学以互补的形式同时存在。

吉教授认为对中医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中医本身，中医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审查的苦境之中，并指出，当前出现的一股反中医的风浪本质上就是极左思潮在科学文化领域的表现。极左思潮的最大特点是人为地在人群、文化和思想中制造敌人，把原本非对抗性的矛盾和不同的文化形态毫无意义地对立起来，形成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斗争，反对宽容。唯科学主义把本属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引申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把科学理论绝对化，变成人类所有知识体系都必须遵循的准则。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性思考。目前反中医者挥舞的武器就是唯科学主义，强行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仲裁中医药，并进而否定中医药。而近现代自然科学本身还处于一种发展状态，它并不代表人类的终极认识，也不可能兼容一切学科。中医药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状态，它是一种文化存在，把中医文化强行纳入现代自然科学范畴，只能导致对中医药的否定，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

另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自辱心理也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使国民很难公正、客观、宽容地对待历史、对待传统、对待古人。

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史，也是一部民族文化不断遭受冲击走向虚无的历史。自甲午海战、以后，中国革新人士对旧体制产生了彻底的绝望。原本士大夫阶层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强国谋略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传统文化信心扫地，把造成中国内忧外患的原因全都归结到传统文化上，旗帜鲜明地主张“打倒孔家店”，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近代的西方文化。偏激的文化观必然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和扭曲的民族自辱心理，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如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也曾遭受几乎淘汰的灭顶之灾；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无产阶级砸孔庙扒孔坟的行动等等。

把传统文化作为革命对象是认识上的错位。造成近代中国的腐朽和耻辱，内因是政治上的腐败和科技的落后，外因是列强的入侵，而不是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走出蒙昧混沌，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千年的刚健生命力就是传统文化。

外国人不懂中医，历史必然；中国人否定中医则是极左思潮使然，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使然。为纠正人们对中医药学的种种误解，消除加在中医身上种种恶意攻击，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宣传中医药的特色与价值，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医如果只是一味地替自己辩护，而不是去进一步揭露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实际上已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屈辱的境地。

吉教授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困惑着当代中国人思维的几大误区没有得到深刻的反思和解决，即后只强调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忽视了对极左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使极左思潮逃过了认真严肃的清算；急于改变科技落后，强国兴邦的心态掩护了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由于文化内涵的多义性，人们混淆了文化与政治的主从关系，文化成了贫穷与落后的替罪羊；“与人类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割断了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人们对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尊重。

4 发展中医药的思路和建议

吉文辉教授认为中医药发展的前景极为广阔，一再鼓励告诫我们青年学子奋发图强、振兴国医，并且提出了很多亟待解决的关系到中医药事业振兴与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如在医学目标上充分肯定中医学“上工治未病”的思想。未病不是无病，只是因其症状不显，所以难以测知，非常医所能及。古人以能治“未”病为上工，今人则认为能治“危”病为上工。一字之异，大道遂不显。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预测、预诊、预防、预治疾病的经验和理论。重视治未病思想以及普及中医的养生术有利于树立清心寡欲的生活习性，培养中正平和的心理状态，建立恬淡自然的生存环境。中医学的价值观必将为全人类重新认识并加以认同。

但是认为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理论来解释、论证中医便是发展中医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正如用现代汉语、英语解释翻译李白的诗一样，只能说有利于诗的传播，却不能说李白的写作水平又有了提高，又上了新台阶。

5 结语

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文化融合。第一次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的交融，汉文化初步形成；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儒、道三种文化的交融，也是首次中外文化的交融，汉文化步入成熟。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在新世纪，中国正面临历史上第三次文化大交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比前两次规模更大、领域更宽、影响更深。反对中医学的呼声百年不断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碰撞的缩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的竞争，更应是人格与素质的竞争。中医药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培养大批热衷于中医药事业的实干型高素质人才是关键。深感传统文化对于学习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性，深感传统文化对于塑造人格提升素质的必要性，深感传统文化世纪断层带来的负面影响，深信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必将如雨后春笋般生机盎然并且深入人心移易习俗，吉教授淡泊名利、诲人不倦，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工作中去。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能让中医学子更多地更直接地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传统文化的芳馨，通过耳濡目染，日熏月陶，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的亲和力、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日后在中医药事业中登攀的最基本的动力。

医儒名师――吉文辉教授，以其卓越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杏林学子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吉教授相信，中医学只要冲出唯科学主义的阴影，充分发挥

自己的特色，在拓展医学发展的空间上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中医药对人类生命科学的贡献必将为世界瞩目。（责任编辑：王尚勇）

On Explaining Professor Ji Wenhuis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ong Xingjiang1， You Hu2

（1. Guanganmen Hospital，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Beijing 100053，China；

2.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Jiangsu 210046，China）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8

    时展到今天,包括中医学、蒙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时代。19世纪中期起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1](P.55)从那时起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经典其权威性尚且受到质疑,包括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传统理论与经验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传统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史,基本上属于它的衰落史。然而,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给人们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鉴于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人们在返璞归真中,重新思考着传统医学、民族医学的价值和作用。医学人类学者亦提出了“多元医疗模式”(medicalpluralism)的概念,分析探讨在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体系和医疗资源如何共生、共存。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并以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医疗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为例,分析探讨多元医疗模式的存在带给人们的多样化选择。以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及医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9

那么，把以自然科学为学科主体属性的中医学视为文化现象是否合理？倘若合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一同一？相异？抑或同中有异？文章试就此作一探讨。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结论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10

“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是我国目前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方针的体现，而创新意识的培养是今后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中医教学是西医院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具有不同于现代医学教学和中医院校教学的独特性。传统的中医教学模式注重对中医知识的系统理论讲授，而现代教育观则要求教学互动，结合临床实践活动，进一步激发医学生对学习中医的兴趣，主动学习，学会思考，并且培养创新意识。

1 西医院校中医教学现状

西医院校中医学课程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其目的在于使西医院校的学生通过学习中医学理论，了解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精神，初步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能够进行辨证论治，为今后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和研究奠定基础，也是我国执行“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重”医疗方针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在西医院校，中医学课程设置普遍存在教材要求和学时的匹配不合理，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多数西医院校现行使用的《中医学》教材，几乎囊括了中医学从基础到临床的全部内容。本科教学是西医院校中医教学的主体，课时一般设置为50个左右。在这50个左右的学时里需要完成中医基础理论、诊断、辨证、治则与治法、中药与方剂、针灸与经络、内科常见病以及临床杂病等理论学习，其效果难如人意。

由于中、西医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教学若没有相关前导课程作铺垫，模糊、抽象的中医概念及思辨式的思维方式常常使学生难以适应，加上中医表达词语晦涩，理论深奥，学生感到难懂、难学、难记、易忘。长久以来“填鸭式”、“粗线条”式地讲授中医学，学生不但理解不了中医理论，也未能真切感受到中医的临证特色。虽然目前一些新教学手段的应用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中医基础知识，但教学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2 西医院校中医教学改革的意义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医学高等教育同样受到冲击。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化生物-心理-环境-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从传统的“医-病-药(手术)”的单纯治疗模式向群体-保健-预防-主动参与的模式转变，其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与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医学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运行方式亟待改革。

在大多数西医院校，中医教学安排在第3学年。在此阶段，医学生完成了基础医学和部分临床基础课程(包括临床见习)等相关课程的学习，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现代医学思维方式的训练;而且经过3年高校素质教育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学生具备了自主学习的愿望和基本能力。此时，中医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实践为重点，提高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目标”，引导学生从现代研究的层面理解中医的科学性，培养西医院校学生对中医学习的兴趣。应用已掌握的知识结构，比较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临证思维，通过在比较中设置问题，在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完成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发掘中医学的精髓与临证特色，丰富学生的临床技能。

3 西医院校中医教学模式探索

3.1 引入“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教学模式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是指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小组讨论及自学理解获取知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因此，有必要尝试将该教学模式应用于中医教学中。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理论的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是中医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问题的设计应突出中医学的重点、基础和精华，并选择能结合临床的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兴趣。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通过适当中西医比较方法和现代研究思维提出的问题能够很好地激发学习的求知欲。

3.2 课程体系的补充

中医学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上并孕育、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是一个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课程体系的整合与设置必须遵循中医自身认识自然、社会、人体、生命以及疾病的特点，遵循中医独特的认知方法。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教学的同时，可适当增加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课程(选修课)，如《唯物论》、《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有利于医学生对中医基础知识的理解，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自然科学等综合素养。《素问·著至教论》就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而《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也强调“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3.3 教学模式的完善

西医院校中医教学可适当减少理论课时，增加临床见习、典型病例分析等内容，使抽象的中医概念具体化，并由此问题带出一系列相关的基础知识和临床技巧方面的问题。临床实践有利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沟通，理论授课不明白的知识可在见习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完善，重要的知识点得到巩固，使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自然融为一体，这样有助于学生对中医理论及临床效果的验证。如血瘀、气滞、痰饮等概念，可通过对患者的诊治而获得真实、具体的体会;同时可以很好地展现中医学在防治慢性病、老年性疾病、疑难杂病及养生预防等方面的优势。

3.4 要凸显中医学思维方式和学术内核

中医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其思维方式直接主导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以及临床上的应用，教学中应牢牢把握中医学的精髓——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由于中医学的内容可能与基础医学的诸多课程发生联系，容易形成概念的混淆，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如在有关脏腑的学习中，中医学的“脾”是指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泉，受之于水谷，化生出精微(气血)，而西医学中“脾(脏)”为实质性器官。因此，教学中教师要强调和明晰中医概念的特征，强调区别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对中医理论的进一步认知和探索。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11

首先，有必要对中医学的存在形态和中医现代化所遇到的种种困扰作些探讨。

l．中医学的存在形态是自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医学。与一般自然哲学不同的是，中医学侧重于用气化论建构人体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由此而深入到宇宙结构、四季递迁、气候变化，以及大小宇宙的同构性和同步节律，二者之间的信息传化。于是经络腧穴系统、藏象表里系统、五运六气天人系统等这些不能用直观途径认识和理解的种种理论逐渐完善起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无法证明，即使在科学如此昌盛的当代，它们依然还是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谜。张介宾曾说：“医者，意也。”不少人对这个说法有异议，然而这个说法却准确地说出了现在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中医学的存在形态，即无论从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上看，中医学都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所谓纯粹医学，而仍然只能是一门自然哲学。

2．在古代医学中，中医学与古希腊罗马医论的理论层次是否相同?李申兄认为“《内经》或中医的最大特点是整体观念”，并说这个特点是一切古代医学(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伦等人的医学)共同具有的。把中医与古希腊古罗马医论放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考察，是不可能把握中医理论实质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整体观，只是一种朦胧的直观的粗涩的整体观；而中医至《内经》成书时，早已跨过了这一阶段，并在古代医疗实践条件范围内进行过分析类型的研究，然后凭借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综合型思维方式对分析型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初步建构了独具特征的理论体系。中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门自然哲学，自身已在古典的范围内走完了由朦胧的直观的整体观到分析再回到综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内经》不是成于一人一时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代表作。皇甫谧著《甲乙经》时，批评《内经》“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正是对《内经》中存在的那些早期的粗涩的整体观念和水平参差不齐的认定，所谓“删去浮辞，除其重复”，亦不过是去粗取精而已，不存在对《内经》基础理论的否定问题。

李申兄注意到，“中医学建立之初，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极力想了解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内经》中记载着人体各部，包括内部器官的大小、形状、长短、重量、位置、颜色，这是古人曾作过解剖的证明。”但李申兄却没有注意到这正是中医在古典医学范围内走过的分析阶段，更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医学不以为意，甚至深为中医未能在解剖学基础上得到发展而遗憾。中医为什么未能选择解剖学作为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它在综合阶段完成了对经络腧穴系统和脏象学说等的认识，这些学说较之解剖学更深地揭示了人体生命现象的奥秘。

李申兄多次说到《内经》作为中医基础理论著作，并不总是受到医家器重，“张仲景以后，直到孙思邈，《内经》很少有人过问”，“几百年间，《内经》受到了冷落，人们所注意的，主要是方剂和药，能治病就行”。如张仲景就不怎么受《内经》的限制，皇甫谧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内经》，孙思邈讲的都是方剂，好像中医学已成为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纯粹医学。《内经》果然在这几百年间受到冷落了吗?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期间就成了赘疣而遭到医家的抛弃了吗?

《汉志》存目有一本书称名为《黄帝太素》，共二十卷。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所作。”班固则去掉《别录》“或言”二字，径直说为“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钱超尘先生在比较了古本《太素》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的篇名与卷数之后认为，杨上善的《太素》，是在古本《太素》的基础上，“将大篇化小，详加注释，撰成《太素》三十卷”。这说明古本《太素》是西汉人在《内经》编成之后，又打破原来篇章结构，按内容作了一次分类编纂。至隋朝，杨上善又据之作了详尽注释，何尝冷落过?唐朝王冰补入的七篇大论，学者们认定约在西汉末已成篇，那里面也没有什么药方，可见中医基础理论也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内经》在治疗方面针灸讲得多而汤药涉及少，这本身与本草学发展的状况有关，脉学和针灸等方面的说法也较紊乱。后出的著作补足这些缺陷是很自然的现象。这正是《内经》的发展，而不是受到冷落。仍以皇甫谧的《甲乙经》为例，该书属于编辑性质的针灸书，第一卷“精神五脏论”，就是将《灵枢》的本神篇、九针论，和

《素问》的举痛论、五脏生成论、宣明五气篇、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之内容集中在一起，以系统说明精神五脏的形成、生理和病理等基础理论。至于针法、针感、禁忌和补泻手法等，也都以《内经》为主要编辑对象，这难道可以说成是对《内经》的冷落?

3．中医学既然是一门在古代医学中远较古希腊古罗马理论完善且医术高超的自然哲学，那么它在近现代的发展趋向就不应以西方医学的发展模式作为唯；—的衡量标准。西方古代医学所具有的仅仅只是一些粗涩的整体观念，所以当西方近代文明兴起的时候，很快便被分析科学所获得的各种细节描叙所取代。中医学却没有这么容易，它所具有的整体观念是通过综合思维方式所得到的众多观念中的一种，而且深入到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之中，造成了直到今天还无法用分析手段使其脱离自然哲学而成为独立存在的实证医学。

李申兄说：“《内经》以后，无论中医理论有多少变通，可说都是小修小补，超不出《内经》的框子。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吴有性。他从医疗实践中发现，致病的原因乃是别有一种异气，而主要不是伤寒。循着吴有性的方向，中医理论可望有根本突破，可惜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当西方突破希波克拉底、盖伦医论而发展新医学时，我们中医却又转回了自己的起点。”为什么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呢?在李申兄看来，是“吃了夸大哲学作用的亏”。吴有性所创的戾气学说，以传染病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医的病因论，而且在辨证和用药方面都为中医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其中有些传染病的药物治疗离开了中药的传统配方至今尚无其他药物可以取代。吴有性的戾气学说未能发展成为实验医学，不是夸大哲学作用造成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缺乏丝毫的实验手段(诸如显微镜之类)。相反，在没有实验证明的情况下，吴有性的戾气学说得以生存，倒是得益于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形态。由于戾气学说不能取代六气致病论，也不能被六气致病论所淹没，因此后来被作为温病学说的一个分支而得以保全。清人吴瑭说：伤寒与温病之辨，是“水火两大法门之辨”，亦即“阴阳两大法门之辨”。可见，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标志了中医学的进一步完善。李时珍《本草纲目》那样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本草学著作的出现，以及后人的补充订误等，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西方突破古典医学而发展实证的分析医学时，中医学

仍在自身的形态中进一步充实完善，并没有马上转回到自己的起点。

4．中医学的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困扰人心的课题。如果照李申兄的说法，此事倒也可以化繁为简。李申兄说：“中医现代化是否必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如同六祖教人成佛先识自己本来面目。”中医学是一种古代医学，若主张识本来面目，岂不是向后看!因此李申兄建议，中医要前进和发展，“第一要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第二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第三要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这样既堵住了向后看的路，又解决了向前看的方向。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都是义无反顾的，有时候又不得不留连再三。

六祖教人成佛先识自己本来面目，那么凡识自己本来面目之说似乎都成蹈佛之辙。然释家还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堪称修行径路，无须识本来面目之烦，只要“放下”即可，是此则不识本来面目也难逃释家渊薮。既然识与不识释家都有所言，则取譬类推之法不足以尽理，明矣。历史上墨家学派擅长此道，但该学派对此法的局限性却有清楚的认识。《墨子·小取》说：“辟(譬)……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因此，中医现代化有没有识本来面目之必要，既不能靠取譬推论而定，也

不能靠文化进化论的一般原则而定，只能看中医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是否有这种实际，需求。

事实上，无论愿意不愿意正视中医现代化有识本来面目之必要，只要具体涉及到中医学的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对它本来面目的起码认识。如李申兄认为，在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有许多错误，“比如肾主生殖、命门、三焦之类”，而“近代医学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先人世代追求的目标”，“在这些问题上，应该胸怀博大，以能者为是”。我同意李申兄的原则见解，中医学应尽一切可能地去学习近代的和现代的所有医学成就，用以纠正因古代技术手段落后所造成的种种错误结论。但如何学习和怎样才能发现自身的错误，则是一个与识本来面目大有关系的问题。

以李申兄所举的中医错误结论之一例“肾主生殖”而言，李申兄认为纠正这个错误，“只须在五脏之旁，实事求是地添上第六脏，使它主生殖，而让肾主管泌尿就行了，而不应再讲什么肾藏精之类的呓语”。根据河图五脏功能模型，“肾藏精”的“精”并非指，它是五脏整体功能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是用西方有形。器官与单项功能对应的分析方法所能把握的。五脏主藏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主泻，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不具备藏而不泻的功能，不可能成为“第六脏”。至于肾主泌尿、主生殖这类通过分析途径所得的结论，早巳包容在中医学经过综合所得的五脏整体功能模型之中，至少早一

千多年便已实现了近代医学所追求的这一目标。《灵枢·本输篇》说的“肾合膀胱，津液之府也”，可证对肾与泌尿之关系的认识非始于近代医学。主生殖，中国封建帝王推行了二千多年的太监制度足以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肾与生殖以及性生活之关系，近代医学对此一无所知，而现代生理学和病理学证明了中医这一结论的正确。在中医与西医之间，没有必要抑此扬彼，二者各有所长。但如果不认识中医本来面目，不仅现代化会成为一句空话，即使要学习西医之长，也不可能学到点子上。事实上，越学越少的教训到处都是，只是缺少这方面的专题调查和研究报告而已。

中医学的继续生存，如果说还会遭遇到什么危险的话，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将不再是像民国初期出现过的那种粗暴的行政干预；而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出自那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合拍的真诚的热心的指导和关怀，以及对本来面目似识非识而又热衷于摄取各种经济思维法则及其成果以取而代之的谦虚精神。

5．从中医学的存在形态上看，中医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不在自身的医疗实践，也不是靠向近代医学甚至现代医学学习所能解决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行为，行为的效果如何与实践主体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中医通过自身的医疗实践，在改善药房管理等诸多条件配合下，有可能实现对历史最佳医疗水平的回归，亦有可能在治疗新时代出现的某些疑难杂症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产生集中医药学之大成的人物，以宣告中医学的终结。但这还不是中医学的现代化，只是为中医学现代化营造了一个高起点。

中医学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结束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形态。近代医学乃至现代医学承担不了这一任务，因为它们所遭遇到的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朦胧的整体观为特征的古典医论，而是在东方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实践了几千年，并饱经传统文化各个层面长期熏陶而充分成熟和完善的古典医学。中医学依赖哲学维系并在医疗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许多理论，今人可以把它们当作是科学假设，尽可能地采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设计合理的试验方案，逐一地加以证明。一旦这一工作完成，中医学就不再需要哲学的维系，而真正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了。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渺茫的。以经络腧穴系统为例，几十年来世界不少科学家为之做过不少实验，几乎都归于失败。但针灸术的有效治疗，证明它是一种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这一事实战胜了近现代人高傲的鄙视，也给那些不屈不挠的科学家们坚定了信念。最近我读到一则消息，说前苏联科学家用一束强光照射人体，在不是穴位的部位，光线最多只能透入皮下30毫米，而用伺样强度的一束光照射某一穴位，却可在距该穴位100毫米的同一经络的另一穴位上，用光电探测器接收到光的讯号。这个实验证明，经络腧穴系统是一个具有光纤性质的传导系统，可以引导光线弯曲传送。我没有条件对此作重复实验，因此无法对这一实验的结果表示认同或否定。但我认为这个实验的设计是合理的，它要证明的是经络系统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传导功能，它所传导的不是有形可睹的实物，而是无法言传的“气”。这一功能一旦得到科学证实，那么中医的生理病理和辨证论治都将为之改观。如果对中医经络系统的论叙毫无所知，甚至拒绝认识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实验设计根本不可能产生。反之，若对中医经络系统的论叙有详尽的了解，又会对这个设计深感不足，还会提出更周密的设计方案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的现代化之日，就是中医学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实验医学之时。因此，对它的本来面目的认识是一个亟待先行解决的问题，否则它所蕴含的众多具有潜科学意义的理论，将会被人们当作“呓语”一个一个地遭到遗弃。

6．中医学作为一门古典医学，既未能被近代医学摧毁，也不能为现代医学包容，以致于至今尚且安然存在的这一文化现象，足以证明文化进化论的苍白无力。文化进化论在民国初期就曾遭到中医学的强烈反击，它在中医学面前的败退，剥夺了它对其他文化现象的随意滥用。因为它既不能回答一维时间范围内文化发展的跳跃现象，也不能说明不同空间所造成的多元文化流之间的差异及其交叉会合的条件。

二

关于《周易》以及医《易》会通方面，是李申兄与我分歧最多的地方，但我也只能在简要说明我对中医学的一些基本看法之后，才有可能对有关《周易》以及医《易》会通中的众多分歧作进一步申叙。

7．《易》的性质与存在形态。在《易经》时代，它只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出现以后，在解释和发挥《经》的占筮依据及其文字系统、数字系统和符号系统时，《经》的占筮形态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一部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著作。《易传》的主要篇章形成于战国时期，即中国区域文化的合流时期，因此它在自然哲学方面有取于道家，而在人伦与社会思想以及其他方面，则分别有取于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等。《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是看出了《易》在自然哲学方面所达到的新高度的突出层面，决非否定道家自己也是讲论阴阳学说的好手。《汉志》以仁义礼智信分属《乐》、《诗》、《礼》、《书》、《春秋》，然后说：“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易》在这里则是作为人伦和社会哲学被强调的。

《易》被当作纯粹意义上的哲学，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期西方天文学的各种流派已陆续传入中国，打破了有明一代天文学的停滞状态，开辟了中国天文学走向实证科学的方向。徐光启主持修编的《崇祯历书》标志了这一新的起点，可以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易》中所讲的“天尊地卑”结构以及《周易参同契》修订的天包地外的“包裹”结构，都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早把《易》当作哲学看待的不是易学家，而是明代末期的著名医家张介宾。他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易》之于

医，若“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拨一寸之机，发千钧之弩”。张介宾所注重的已不再是《易》的自然哲学形态，而是《易》中所蕴藏的一般性哲学原理，以及《易》的思维方式和包括宋易在内的众多的思维形式。

然而，《易》中提出的宇宙发生论仍以气化论维系着，至今还是现代宇宙学探讨的课题。如何解决这一阻碍把《易》当作纯粹哲学的最后阴影呢?这个任务是由王船山完成的。他用纲组而化生的理论，将“太极是生二仪……”的宇宙发生过程，解释成为事物由潜在到存在的自我展开的一般过程，并极力否定一千多年来围绕《系辞》“太极”论所展开的宇宙发生景象的丰富想像，人为地使《易》脱离了自然哲学形态，成为一部纯粹的哲学书。但宇宙发生的问题并不会因王船山的否定而消失，而王船山所起的作用在客观上把这个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留给了现代宇宙学家去解决。由此可见，人们现在把《易》当作一部纯粹的哲学书来研究，沿习的正是张介宾和王船山的思想路数。

在我看来，李申兄把中医当作实证科学，又把《周易》当作纯粹哲学，在出发点上已经是一种失误。民国初期，恽铁樵先生曾在《群经见智录》一文中说，《内经》和《易经》同建筑于四时的基础上，二者的主要理论都是从自然界最常见的变化现象中得出来的。恽先生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家，他没有把《易》与中医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说明并非所有人都是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医《易》关系的。我这样说是否想排斥用《易》中的思维方式(包括其中众多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形式)来研究医与《易》的关系呢?并不。恰恰相反，我选择《易》来识医，正是看中了《易》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结构特征，即使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讲医《易》关系，也不会动摇我试一试的决心，更何况历史上援《易》讲医或援医讲《易》的人和著作远比李申兄所提到的多出数十倍。

8. 李申兄说：“假如要从哲学中吸取营养，是应该从两千年前的《周易》中吸取营养，还是应该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老实说，我很不习惯于这种以一维时间作为文化进化唯一衡量准则的设问方式，回答者好像只被允许在看上去似乎绝然对立的两极中作出选择，而且“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只能是后者，而不能是前者。如果文化进化论果然这样省力而又管用的话，那么我也不妨仿此对有志于学医的青年提出一个设问：“假如你要学医的话，是应该学习古老的中医，还是应该学习现代医学?”果真“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话，现在的中医院校、研究院所，乃至中医医院只有关门大吉，或者说让这些单位存在本身就是一大错误。既然对待中医不能如此简单化，难道对待《周易》就可以吗?

李申兄说：“《周易》对于古人，是经，是指导他们行动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们不得不世世代代地重新解释《周易》，以适应自己时代的需要。现在，《周易》已经成了历史，和长城、故宫一样，成了历史。”《周易》只不过是一本书，但它却在中华民族一元文化流中形成了一条河。古代人讲《周易》大致都把这条易学之河包括在内，如张介宾讲“医易同原”，而援引的资料便有不少是从邵雍先天河洛学中摄取来的。从史的意义上说，源与流应当分清；而对那些“吸取营养”的人来说，只要有营养都在吸取之列，而将源与流之类的问题留给研究

文化史的人们去解决。根据李申兄的说法，《周易》已经成为历史，易学之河自然也成了历史，而一旦成为历史便丧失了可供吸取的营养，就只能供人们像游长城逛故宫那样赏玩，即可以在史的意义上从各方面去研究它，赞颂它，而不可以设想它与当代哲学的发展还会有什么关系。古与今的对立何以如此森严?

黑格尔研究哲学史是为了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因此在他的心目中，前出的哲学应为后续的哲学所包容。在这个意义上，以往的哲学都存活着，没有一个是消亡了的。这在欧洲一元文化流中是一种合乎历史的逻辑进程。至于中国前出的哲学是否能为欧洲后出的哲学所包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黑格尔也看到过《周易》，甚至说过《易经》是中国人的智慧，而从他的具体评价中人们只能看出中国人的智慧是何等低下。黑格尔避免不了西方人的傲慢，他的思维方式也与《易》的主导方面不合拍，方块文字本身对他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的哲学不可能包容《周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代哲学中出现了一些以综合

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哲学流派，与《易》的主导方面相契合，但这些流派中的每一个流派大都只建构了唯一能适应某种特定范围的思维框架，离综合哲学的成熟形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其中任何一个流派都难以具备包容易学哲学的能力。也就是说，从肯定——否定——肯定的波浪运动考察，当代的综合哲学还没有达到既高于中国古典综合哲学且又与之相似的程度。

《周易》与易学之长河，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层面的精华。无论就其涵摄力之强吸附面之广，或就其结构特征之独特而言，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可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现代文明并非一无可取的话，那么《周易》与易学之长河，就是人们经过深入研究并可从中获取营养的不可舍弃的对象。李申兄说：“有些人说《周易》如何如何宝贵，似乎里面藏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然而他们从中挖出的，不过是现代那些最普通的哲学教材中找到的那一点点常识，每人能挖出多少，也往往与各人的哲学修养大体持平。”李申兄所列举的上述现象，也可以说与李申兄观察到的事实“大体持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周易》缺乏营养，而应当归结为研究者自身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尚处在学科越分越细的时代，要产生出一位学贯中外博通古今的思想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时代终将会造就出这样的思想家来，到那时“持平”现象就会终结了。至于是否有超出“现代那些最普通的哲学教材”的论著，就我狭窄的阅读面而言，也常有赞叹不已佩服不已的时候，因而可以说是大有人在，大有文在的了。

9．如果说《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条长河，那么医也是其中的一条长河。这两条河都不是涓涓细流，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大江大河。我不知道人们根据哪一种版本将张介宾的“医易同原”之说看成了“医易同源”，结果引出一些毫无理论探讨价值的诸如“医源于《易》”之类的争论，进而导致凡说《易》在某方面对医有过影响或作用，也成了支持“医源于《易》”的证据。在中国一元文化流形成之后，其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无论成了河或未能成河，都处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研究医《易》会通，正是在于通过对二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历史考察，准确把握作为自然哲学形态存在的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进而探索这一理论体系与当代综合哲学的接轨问题。这不仅对于哲学史、医学史，而且对于中医学现代化和当代综合哲学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在形式逻辑中，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强调医《易》会通研究的必要性，不等于否定其他研究也有必要性。在众多的必要性中轻重强弱之分是客观存在着的，就传统文化这个范围而言，研究医与《易》的关系的必要性，较之研究其他层面与医的关系，分量明显要重得多。《周易》是一本书，因而不是一个学派概念；易学是一条河，因而不是断代概念。与之相并列的其他层面也应当是一本书及由其引出的一条河。李申兄“不同意把中医和传统哲学的关系归结为中医和《周易》的关系”，这一点我也反复申叙过，但我希望切勿把对必要性的强调误解为充分性。李申兄举例说，玄学、理学对医学都有影响，并非只有《易》。但玄学家和理学家大多都是易学家，这却是事实。断代性思潮与《易》及其长河不构成层面之间的差异，因而容易产生诸多重合。这只是举例不当，并不影响李申兄所持见解之正确。

10．李申兄认为，在阴阳学说问题上，医与《易》不存在谁源于谁的问题。不存在谁源于谁是就源头上说，不等于在流的过程中二者之间不存在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李申兄力图以医与《易》的阴阳学说讲法不一样，证明医与《易》的阴阳说“各自成一系统”。这个观点建立以后，就必须排斥在流的过程中《易》的阴阳学说对医的影响和作用，办法是将在流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影响和作用也归结为我们双方都不赞同的“医源于《易》”说。但源头上的．问题不能取代流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讲法的不同也不足以证明思想体系的差异，因为讲法的不同取决于运用的对象，而思想体系的建立则取决于阴阳学说的一般原理。

以中医三阴三阳说为例，李申兄曾举《史记·扁鹊列传》说明其另有源头，与《易》无关。我认为这只是一条孤立的史料，它起码应完成以下两方面的论证才能称得上是孤证：其一，“三阳”直接解释成为“太阳、少阳、阳明”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其二，司马迁是汉代人，汉代人记春秋时的人体某一部位的名称，凭什么保证他不会用汉代才有的名称取代春秋时对同一部位的不同称谓?根据张介宾对这个部位名称的解释，“三阳五会”是人头顶的一个穴位，“在前顶后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心，容豆许，直两耳尖上对是穴”，即今人所称之百会穴。这个穴位之所以被称为“三阳五会”，是因为“督脉、足太阳之会，手足少阳、足厥阴俱会于此”。那么，所谓“三阳”，指的便是足太阳、手少阳、足少阳三条正经，并无阳明经过此；“五会”，指前三条阳经，再加上一条奇经督脉和一条正线足厥阴，五者交会于此。如果没有充分理由驳倒张氏之说，李申兄的太少阳明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学界普遍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从这两篇著作可以看出，当时正经脉只发现了十一条，尚未形成手足阴阳各三的对称结构。《内经》也有十一经的记载篇目，大约与上述两篇形成的时期相近。关于正经脉的名称，各篇的说法也不统一。《阴阳十一脉灸经》对十一经的称名分别为：肩脉、耳脉、齿脉、足巨阴、足巨阳、臂巨阴、臂少阴、少阳脉、阳明脉、少阴脉、厥阴脉。上述耳脉相当于后来的手少阳脉，是过百会穴的三条阳脉之一。既然这条阳脉在战国时期还被称作耳脉，春秋时期何以会有“三阳五会”的穴位名称呢?由此，我认为司马迁是用汉代才有的名称叙说春秋时的事情。李申兄因此而说我指责了司马迁的为文，恐怕误解太甚了。

医之“三阴三阳”说主要是用以区分天之六气与人之正经脉的阴阳属性的。此说与《易》之阴阳学说是否有关，《内经》本身对此有过说明。

《素问·阴阳离合论》曾假黄帝之口问：“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这样设问，目的在于引出医家六分阴阳的依据及其与一阴一阳之说的关系。岐伯回答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所谓“其要一”者，谓阴阳的存在状况无论多么复杂，最终都是讲的一气而已。所谓“数之”“推之”云云，指的是阴阳存在的复杂的层次关系和千差万别的实际状态。“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同上，人体之正经脉，并而合之则表里归于一气，分而离之则阴阳各有其经。“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抟而勿浮，命曰一阳。”(同上，三阴经的离合道理也是这样的。人之正经，数之一阴一阳，推之则有三阴三阳；再以三阴三阳为一层次，分手足而推之则有六阴六阳；再以六阴六阳为一层次，分左右而推之则有十二阴十二阳。离有六、十二、二十四之别；合则“内外相贯，如环无端”(《灵枢·经水篇》)，成一动态

整体质，故谓“其要一也”。

王冰补入《素问》中的七篇大论，也采用三阴三阳以分辨六气之阴阳，故认为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之称为标。对六气分阴阳的根据是什么呢?《天元纪大论》说：“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人体正经的阴阳之分，主要依据的是正经在人体表里位置不同而分的；而六气的阴阳之分依据的是六气各自所含阴阳之气的分量多少而定的。

《易》的分阴分阳说只是提出了一个原则，具体运用上也仅限于四分阴阳。医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人体正经与天之六气)，创六分阴阳之说，表现出医家运用分阴分阳说的灵活性。由于“三阴三阳”只是分阴分阳说具体运用的产物，因而它只在六分阴阳这个层次上才有意义。医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它的阴阳离合论，这一理论完善了《易》的阴阳分合论，对后世易学长河中的一多之辩产生过重要影响。《易》影响医，医也同样影响《易》，医与《易》之会通，真实地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之中。

11．关于医中五行说之来源，我在前此的商榷文章中，用相当的篇幅对此作过交代，不知李申兄何所据而说我认为“中医的五行说也是来自《周易》”?我所探讨的是五行说作为一种功能模型对医学的影响，而不是一般的五行配五脏。由于五行配五脏在《管子·水地》中配得不准确，《吕氏春秋·十二纪》的修改也很微小，使这种静态的配属关系不能进入动态运作。那么这种静态的配属关系是如何进入动态运作的呢?《易》的天地之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我提出这一点来，意在解决：医如何完成“五行配五脏模型”由静态向动态的转换?五行在医中究竟只是一个孤立的单相性系列，还是作为某一模型的组成部分?五行生成数图式是不是被医选作为建构模型的一种图式，它在医的其他方面还有什么运用，与《易》天地全数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些问题，我只表明了一些基本看法，远远谈

不上论证。李申兄可以对我的那些看法持反对意见，但无论如何推不出“中医的五行说也是来自《周易》”的结论。

《素问·刺禁论》所说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过去曾受到过许多人的讥笑，认为中医连五脏的解剖学位置都不知道。其实这里讲的不是解剖学位置，而是一种模型中的位置。这个模型采用的就是五行生成数方位图式，《素问·金匮真言论》对这个图式说得很清楚。东方其数八，春类木，其脏肝，在图东方为左，故“肝生于左”；南方其数七，其类火，其脏心，在图南方为上，故“心部于表”；西方其数九，其类金，其脏肺，在图西方为右，故“肺藏于右”；北方其数六，其类水，其脏肾，在图北方为下，故“肾治于里”；中央其数五，其类土，其脏脾，土旺四方，故“脾为之使”，脾与胃合，脾主藏而不泻，胃主传化而不藏，故“胃为之市”。我在这里只选用了这个模型中最基本的几个单相性系列，其实它所含摄的内容远比此要丰富得多。这只是模型的一种静态结构，这个静态模型向动态的转化，经历了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这就是七篇大论中六气太过不及模型。五脏模型运数范围仅限于五六七八九，而六气太过不及模型则运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为土之成数未被采用，原因是“土常以生”。五脏模型土也只用生数，原因可能相同。由于六气有太过不及，五运因而有相应的生克制化，循此继进便发现了气候变化自身具备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先秦有关五行生克的理论因此而成为模型的动态表叙手段。以后才有五脏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理论的形成。

王船山是反对五行生克之说的，对他的这种见解作何评论此处不必议论，但他注意到《内经》无五行生克之类的论叙，则是符合事实的。五行学说在医中的这种演变过程与《易》有无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与医的五行源起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12．有关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由对中医学存在形态的不同看法引出来的。因此，在中医学存在形态问题上若不能取得共识，那么一般性地谈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倾向性问题，对研究医《易》关系就失去了意义。

但李申兄在谈论哲学与中医时有一段话尚有可商之处。李申兄说：“随着时展，不断从当时哲学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的理论，是中医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得以继续发展而不衰，至今仍能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原因之一”。这个说法，我以为只适用于近代以前。近代乃至现代，中医学从哲学中受益甚微，相反所受创伤则甚重。中医至今仍能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原因，在于它的自然哲学形态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潜在科学，而与近现代哲学的存在毫无关系。我建议有关部门编一本以民国初期的恽铁樵与余云岫二位先生激烈辩论为主要内容的文集，以便今天进一步探讨中医至今安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并从中总结出推动中医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三

13．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以来的文化史，至少也在5000年以上；而它从各种区域性多元文化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化流的形成，却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如果以战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一元文化流的形成期，那么各种区域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存的时间仅长达2500多年之久，当然不排除局部的区域文化之间在这期间出现的交融会合。一个民族的文化从多元到一元的发展进程尚且如此，世界文化以目前多元流之众及其差异性之大，其向一元文化流的发展进程之艰难和所费时间之长，应当是不难想象的。至于世界文化实现一元流时是否必定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或根本就没有中心，现在论断似乎为时太早。

5000年以上的有文字可考的文化史，颇令炎黄子孙骄傲；而至今尚未完成对它的整理和总结及其在近代以来的衰落，又颇令人沮丧。我想，这种整理和总结之必要，决不在于发一通思古之幽情，也不在于借此炫耀一番我们祖先如何伟大；而是关系到我们究竟能从5000年文化史中吸取到什么营养，以推进我们民族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关系到我们民族究竟以何种文化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以何种面貌在世界一元文化流的形成过程中作出奉献。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成，当然应向世界多元文化流广泛摄取营养；但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总结决非可有可无的事情，相反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延安时期，坚决反对“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认真总结的任务，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尚未能交出一份令人叹为观止的答案。李约瑟先生集毕

生之力研究中国科技史，并邀集同道撰写出大型专著，国人为之赞叹不已。我们不妨反躬自问：这样辉煌的业绩为什么不是成就于国人之手?这与我们对整理总结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是否大有关系?

当我们宣布《周易》已成为只能供人欣赏的历史时，是否联想到整个传统文化都具有同样的命运?或者说只有《周易》如此，《周易》之河以及传统文化的其他层面可以另当别论?如果属前者，唯一的依据只能是文化进化论。如果属后者，那么排除《周易》的理由应当有纵向的与横向的研究依据，而不是以某些已经出现的或将会出现的不理想状况作为借口。

14．文化进化论不属于辩证的发展观，因而不具备辩证法意义上的方法论特征。它能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种经济思维法则，即以一维时间走向作为衡量各种文化流的唯一尺度，将古与今绝然对立起来，既无视一维时间中文化起伏曲折的波浪运动，又否定空间关系所造成的多元文化流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属于不同元的文化流。以欧洲文化发展进程中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各个阶段上的特征，硬性套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上，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以个别代替一般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直观的朦胧的整体观，由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野蛮干预，未能得到充分扩展的机缘，因此缺乏细节的描叙。当近代分析思潮兴起的时候，之所以能迅速地占领以往一切文化领域，原因正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遭遇到宗教神学的干预，从而发展成为一种较古希腊古罗马更高层次的充分扩展的以注重辩证综合为思维特征的一元文化流。《内经》与中医之河，《孙子兵法》与兵家之河，《周易》与易学之河，《道德经》与道家之河，等等，都是这一文化流的组成部分，欧洲近代文化没有能力涵摄它们。当黑格尔以辩证法取代近代形而上学思潮时，他实际上发动了一次思维方式上的大革命，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思维运动规律和对立范畴的关系，同时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形式。这些思维形式的主要特征是描叙思维的线性运动，从属于服务于辩证分析的思维方式。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黑格尔辩证法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时，终于完成了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三者的统一。他们曾经注意到分析哲学有向综合哲学发展之必要，并在他们的其他研究活动中尽力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各种现实的原因，而未能创造出有效的思维形式使综合哲学走向系统化。李申兄所说的西方医学“几乎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理论”，正是辩证分析思维方式在当今仍占主导地位的真实反映，但它

是暂时的，或迟或早会被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文化进化论不愿意把握多元文化流之间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的理论关键，以及多元文化流之间交叉会合的客观条件，仅仅只是用一把巨大的古今尺来衡量中外古今所有文化现象的价值。因此，用文化进化论是无法准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中的《周易》、中医等的真正价值的。当文化进化论出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时，它所得到的结论同样由此而失去丝毫价值，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

15．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国学热”、“易学热”、“道学热”等等文化现象，许多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有领导地开展文化研究活动的人对此种现象很不适应。实际上它所反映出的正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的一种时代要求，不仅符合大陆及港澳台同胞的愿望，也反映了寓居海外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声。

自然医学论文范文12

本文作者：郑艳、贺松其 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人类的认识从实践来，再到实践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自从20世纪初“科学”一词传入中国，我们对“科学”的推崇已达到迷信的程度，而中医所受到的伤害最为深重。科学不是万能的，更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农药滴滴涕的发明曾获得诺贝尔奖，后来因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而被禁止生产；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制造出了7000多种化学药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有6000种被淘汰了。这些被淘汰的化学药品，哪一个不是当初的科学成果呢？如果科学是正确、先进的代名词，甚至可以等同于真理，那科学怎么还需要发展？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能孕育不同的科学，只有从文化的意义上理解科学，科学才能呈现其真正的本质和完整的方面。我们承认文化是多元而多样的，那么，科学是否就一定是一元而一模一样的呢？“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谁又能肯定彼此的优劣呢？中国人几千年前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孕育了“非科学”的“非二元论的太极思维”。这种阴阳合而为一的“太极思维”与西方是非明辨的二元思维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早在西周末年，著名思想家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观点。完全忽略了世界只有在多元的争鸣竞争中才能健康发展的事实，追求单一的、纯粹的某一体系都会导致“同则不继”[1]。

中西方文化产生于不同的自然环境、文明模式和人格结构基础上，这种文化差异对于思考顺序、判断模式、发问模式以及思维过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医和西医是从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医学体系，二者在自然观、生命观、方法论、理论框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现代医学”的巨大价值，但我们也不能认同“现代医学”是人类医学唯一模式的观点。一种基于整体的、感觉的、自然的、感情的、人文的、非还原式的医学模式，对具有越来越高健康和生活追求的人类来说，不仅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福泽[2]。

中医的科学性剖析

中西医学的科学性比较。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不能认为现在的科学就是永恒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但认识真理的方法却不只一个。西方科学不是学术的唯一途径，东方医学自有其立脚点。为什么中医能够在千万次打击之下仍然不倒？因为中医是科学，科学不可能被伪科学打倒。其实中医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其结构和原理的真相。人类的认识运动永远是不断地发现相对真理、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的永无穷尽的过程，决不能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今天科学还未能阐明便否认其存在或目之为荒诞。历史证明一切科学都是由未知到已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发展过程[3]。衡量一个事物、一个学科、一种技术是否具有科学性，不能用一个标准，更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事物。事物的科学性是相对的，现代的许多理论、学说和技术在现时是科学的，到一百年之后就不一定具有科学性了；古代的许多理论和技术虽然不具备现代科学的标准，但是在当时却具有极大的科学性[4]。西医是微观科学，从细胞到亚细胞、大分子……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恰好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是把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在西方的科学标准下来评判中医的科学性。德国慕尼黑大学曼波克特教授，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既熟悉西医，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他是借助物理、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然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5]。

中医科学性的本质特点。中国人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我们需要回归中医，需要复根，需要养我浩然之气。人文崇尚自然，科学改变自然。科学讲求清晰，人文推崇模糊。是清晰还是模糊更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情况下，越清晰反而越失真。中医来自于自然并产生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其思维方式、表达方法都受到了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例如其阴阳学说看起来模糊，其实模糊之中有清晰，中药的采收、加工炮制就很清晰，中医的许多描述也都是清晰的。中医所强调的内容其实并不难理解，也并不玄虚，就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与自然界不断交换物质的有机整体，其生存也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中医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帮助激发你自身的潜能，恢复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平衡，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不可否认，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中药中有些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内容，但中药这个庞大家族中的大部分还是经历了一代代的治疗实践被证明有效的。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之中，药、毒不分，药就是毒，毒就是偏性。医生用药之偏性来纠正、弥补病人的偏性，以达到平衡，恢复健康。正因为中医心里常存有“毒”的观念，才特别讲究地道药材、讲究配伍、讲求炮制、讲求辨证论治、讲求治与养结合。因此能够变毒为药，化害为利，变废为宝[6]。中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其中一些糟粕的东西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断被扬弃，而经过时间的检验，留存下来的大部分内容是可以信赖的。

用现代科技诠释中医的科学性

理性与直觉。西方的二元论虽然对各领域的研究有卓越贡献，但它必然要面对最后的否定，在代之经典力学而起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模糊理论、混沌学说中，东方思维及文化不再古老而陈旧，而一跃成为极富魅力的关于未来的学说。而东方关于气的学说更成为开掘生命意识的一个伟大新契机。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思想有着惊人的平行性，但一个是从外部世界出发，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能力；一个是从内部世界出发，代表的是一种直觉的能力。例如，气明确地表达了场的思想，按照量子场论，场是连续的，在空间中无所不在，但它又是非连续的，具有“粒子性”，二者是矛盾的，是同一实在的不同方面，而其统一是在运动进程中实现的[7]。《美国物理学杂志》曾言，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量子物理学家珀尔说：要描述原子内部粒子运动很可能需要类似于中国的老子说过的那种语言。这不仅仅是一种对老子的尊重，而是一种存在的真实。

医学模式的发展与回归。医学发展的历史大致经历了经验医学、实验医学、整体医学三个时代。目前，医学的发展正处于实验医学与整体医学并存的时代，指导医学的模式为“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自然—社会—心理—个体医学模式”。作为“两个时代”、“两种模式”的桥梁，中西医结合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充实、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等方面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成为传统医学中的一枝奇葩。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说：“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回归中医学要求我们告别先前的偏见与狭隘，用一种探求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医，发掘其蕴藏的巨大价值，重铸中华医魂，复兴中医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