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8 22:47:5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对农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和诸多环节的建设，它包涵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概括。财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调节部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财政部门在新形势下重要的历史性任务。
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七、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风险、高投入且收益不确定性较强的产业，具有正外部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产生的社会收益要大于自身收益，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与激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基金扶持和政府采购等政策。财政政策要有效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明确并突破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实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的。
第一，财政政策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现有财政政策支持的主要手段为财政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研究与开发委托费和财政基金等形式。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部门对其技术创新项目的投入。通过财政补贴来满足金融部门盈利的需求，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通过金融融资来满足其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除财政补贴外，税收也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优惠来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促进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第二，财政政策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普遍存在成本较高而消费市场认同度低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也相应地成为其自身发展的瓶颈。通过财政政策中的政府采购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需求，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
第三，财政政策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资源的利用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内的现有资源能耗、设备利用等，同时还包括对于人力资源的利用。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手段促进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流动，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第四，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成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是其发展过程中各组成要素在某一点上发展程度的集合，包括技术要素、创新路径、主导设计、产业规模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投入和产业市场形成，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成熟。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均有推动作用，而这四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四个要素需要多个指标描述，利用多指标讨论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实现:财政政策ξ为本模型的外源潜变量，x表示外源指标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标与外源变量之间的关系，δ表示内源指标x的误差项。η表示内生潜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内生潜变量进行度量，y表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Λy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ε表示内生指标y的误差项。B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二、模型效果测度与实证检验
1.模型观测变量的设计、收集与效果测度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缺乏现成的二手数据，因此，本文的数据收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文献阅读及专家多次讨论的方式，针对潜变量最后确定了21个观测指标。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法通过直面企业、相关会议论坛和网络形式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针对企业层面管理人员、部分经济科技部门的政府官员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根据收集的数据，利用AMOS6.0和SPSS16.0对每一组潜变量与相对应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个别指标的信度评估中，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绝大多数大于0.6，建构信度C.R.大于0.6。各潜变量的Alpha值大于0.7。因此，对潜变量的测量表现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对于建构效度，如表1所示，潜变量因子负荷均大于0.5的接受门槛值，显示本研究量表潜变量聚合效度良好。而且，通过计算潜变量的AVE值，达到0.5的门槛值，这表明测量指标的解释力超过其误差方差，达到足够的效度。表2对各个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绝对拟合指标来看，χ2/df最大为3.24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各个指标的GFI、AGFI、NFI、CFI和IFI绝大多数大于0.9，虽然个别小于0.9，但也在0.8以上，接近于0.9;RMSEA均小于0.08，达到要求。从整体上看，各个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2.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本部分将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与求解，并针对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最后对其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在初步得到因子分析的结果以后，我们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因子进行验证，并求出因子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模型包含5个潜变量，其中21个观测变量分别与5个潜变量之间存在关联。财政政策是外源变量，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是内生变量，使用AMOS6.0软件对结构方程进行初步拟合检验，结果如表3—表5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对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后，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除发展阶段中的y45略低于门槛值0.5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大于门槛值，达到可接受程度。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统计不显著即t值比较小的路径，如财政政策市场培育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49(t=0.235)。因此，模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剔除统计不显著的路径。从表5可以看出，χ2/df=2.754，该值小于5，表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GFI=0.936、AGFI=0.910和IFI=0.908均大于0.9，拟合参数较好;NFI=0.814和CFI=0.827均接近0.9;RMSEA=0.074略低于门槛值0.08，因此，该模型拟合参数还不是很理想。
总之，从财政政策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情况来看，该模型初步拟合不是很理想，需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初始模型不能非常精确地反映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理，因此，本文对其进行逐步的改进，从M1到M3共进行了两次修正，最终得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作用机制模型，具体改进如表6所示。在模型拟合过程中，根据修正系数MI(ModificationIndex)，发现最大修正因子存在误差相关，因而转向最大的修正因子，发现观测指标y45对于潜变量市场培育和资源利用的修正因子分别为12.090和10.900，为了保持各描述指标的单因子属性并保持模型的精简，决定删除这一指标以替代增加该标识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2。在M2中，NFI=0.903，CFI=0.914，RMSEA=0.063，不显著，因此，支持删除财政政策市场培育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3。在M3中各自有估计参数均显著，虽然还存在几个误差相关对应的MI较大，但是因为缺乏依据可以让这些误差相关自有估计，因此，M3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最终模型，各拟合优度指标也比较理想，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结构方程初始模型修正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大于门槛值0.5，达到可接受程度。
三、结果与建议
本文通过资料搜集和问卷调查进行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并通过逐步修正模型，模拟测度了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从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终模型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16;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4;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为0.343;而财政政策对于市场的培育层面则没有显著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财政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营造产业发展氛围，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得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认同与共识，以实现对产品推广和市场培育的目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购买、相应的补贴措施和通过对商品税收的优惠引导消费者等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对于产品的认同与共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且财政政策促进市场培育的政策设计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使得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效果往往并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产业成长等方面也至关重要，有利于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风险，实现产业成长的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府;作用
一、文化产业的界定
“文化产业”(CulturalIndustr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他们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理解“文化产业”,认为文化产业是商业资本对大众娱乐和媒体的垄断,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目前,对于“文化产业”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定义: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是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从事其生产经营、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一定义概括了文化产业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二是产业的属性。
二、政府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因分析
(一)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价值引导。
文化产品的效用主要决定于其精神内容或思想感情内容的社会属性,取决于它对人们精神需要或思想感情需要的满足程度。文化产品的内涵有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健康与腐朽之分,因而大部分文化产品的思想感情或精神属性表现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因此,同一种文化产品,对于立场、观点、情趣不同的消费者,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文化产品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任何政府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总是积极宣传合乎自身利益的文化产品,而努力抵制与之相对的文化产品。
(二)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大多数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者往往不愿为消费付费,即出现强烈的“搭便车”行为,使文化产品的供给者难以收回自己的成本。可见,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市场难以实现最优供给,政府需要对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包括通过财政投入,保护文化资源,扶持公益部门,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兴办民营文化产业并对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给予必要的扶持。
(三)外部性决定文化产品必须要政府提供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它涉及到诸多社会和价值方面的问题,在文化消费中不知不觉地向消费者传递和渗透文化产品所内涵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人生理念等,从而具有广泛的外部性。优秀的文化产品,会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启迪思想,丰富美感,解除疲劳,满足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三、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一)转变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到“管文化”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把对文化企业的具体的、微观的管理转到宏观管理上来,将经营权、人事权、管理权、收益分配权等下放给企业,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政府将精力重点转移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出台各项扶持措施,培育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对文化产业进行有效监管上来。同时,积极培育文化产业行业协会等文化中介组织,推进文化产业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行业协会作为文化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完善各项产业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来说,函需予以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1.建立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政府应每年安排一定专项资金,采取担保、贴息、奖励、资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数额可暂安排每年一定额度,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加,不断扩大专项资金数额,并逐步实现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列入预算,以实现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2.调整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
对文化产业涉及到的税种,在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予以税收优惠。包括:新办文化企业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试点文化集团的核心企业对其成员企业100%投资控股的,可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在境外提供文化劳务取得的境外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列入政府鼓励范围的文化企业,凡符合国家现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信息服务业的企业,可享受信息服务业有关优惠政策;公益性单位等举办文化活动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等。
参考文献:
[1]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董为民,国化外文产业现状、发展措施与经验[J].经济研究参考,2004(10).
[3]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
[4]丁尔纲,正确认识文化生产、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与商品属性[J].理论学刊,2002(1).
关键字：美国次贷危机经济影响财政政策应对措施分析预测
一、引言
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国家，自然也无法置身度外。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这就需要我国自身采取措施，积极主动地解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自然得加入到这场经济战争中，为我国安全度过危机提供保障。
二、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即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
从整体层面上分析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首先看出口问题，从去年11月份进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去年10月份下降了2.2%，（PPT放映）这是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下降了11%，今年1月份下降了29%，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再看看财政收入，从10月份开始，全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也是下降的，12月份有所增长，但是到今年前三个月依然是负增长。再看一下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遇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原来预定的目标也是要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也是在有意识的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从2007年的三季度开始GDP增速就开始下调，2008年第四季度的调整是非常猛烈的，到去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下滑到6.8%，因为去年第三季度还是9%，从9%下滑到6.8%，这中间差了2.2个百分点，这对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讲这种下滑是非常迅猛的。今年一季度的数字今天刚刚公布，GDP增收继续下滑到6.1%，去年四季度是6.8%，今年一季度是6.1%，这个6.1%是不是今年的底，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保八”，我们希望这个6.1%是底了，如果二月份仍然是6.1%的话，那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了，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这是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下面分别从我国三大产业看金融危机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
二是农民工就业困难。
三是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
四是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加大。
总得来说，金融危机对“三农”的影响有四个特点，第一这次金融危机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要比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要大，第二对外出农民工的影响要比在家务农的影响比较大，第三对出口加工度比较高的农产品比出口加工度低的农产品影响大，第四是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对内地的影响。
2、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逐渐显著并且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地回落。从去年6月份16％一路下滑，到去年11月降到5.4％，12月降到了5.8％。今年1、2月份已经公布，合起来是3.8％，扣除日历天数的影响，大体在5.2％，仍然没有走出低谷。
3、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
第三产业大多是服务业，包括旅游、酒店、通信、银行业等等。行业的复杂性导致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同，单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太好，失业的人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多，人们收入减少，能在家里解决吃饭问题就尽量在家里解决，减少去酒店，餐厅等地方消费。
三、金融危机发生后暴露我国经济制度的缺陷，主要分析财政政策应对机制的局限性。
1、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作用非常有效并且有用。
⑴财政政策的概述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⑵财政政策的种类
①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②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③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⑶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
①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A、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
B、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C、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
②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③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
④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⑤公债政策。作为一种财政信用形式，公债最初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公债已成为调节货币供求、协调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财政手段。
⑥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⑦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2、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究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假如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应对措施
1、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近期困难化解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与发展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准备与长远打算。
2、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能力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四万亿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要实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债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业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其他隐『生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方能成功应对。要点在于：一是中央发行建设性国债的期限要在十年之上，而且要避开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所发国债的偿债高峰；二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五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众人拾柴火焰高”；六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良眭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考虑，此轮积极财政决策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改善，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2、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在稳固外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考验。．
(1)近期可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举措。
①找准政府投资的切入点，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②把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改善投资环境结合起来，为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条件。
③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④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2)在有效稳定外部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国家不容忽略且不可放弃的发展动力源之一。从市场微观层面看，只要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这是出口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当然，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在对待外部需求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外需规模与结构两大问题，尤其是结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殃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着外部需求下滑的不利局面，此问题的根源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更与我们的出口结构亟待调整有密切关系。出口结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结果的具体体现，它的优化调整势必也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且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3)中长期可供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①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资源、地产和垄断性的公共服务都是一国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对其征收租金和资源税，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资金的重要选择。在我国，房地产的物业税尚未开征，不少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有待提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民怨难止，社会不和谐因素累加。比如，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对上缴出租车公司的“份钱”数额意见很大，意味着出租车管理体制需要作出妥当的改革。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②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③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③在财政领域实现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以公正、均富为导向建立利民强国的财政体制。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若要发挥出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均宫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④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还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参考2009第7期
经济师2009第2期
世界经济研究2009第1期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策效应;制约因素;IS—LM模型
一、IS—LM框架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分析
IS—LM模型是由希克斯首创、经萨缪尔森推广而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模型,它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问题,是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有效工具。IS曲线是投资(Investment)和储蓄(Saving)的代称,代表产品市场的均衡,即投资等于储蓄。LM曲线是流动性(Liquidity)即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Money)的代称,代表货币市场的均衡,即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这里我们只讨论正常斜率下的IS—LM曲线,正常斜率的IS—LM曲线指的是IS曲线和LM曲线除去横轴或者纵轴平行或垂直情形之外的其他所有状态。IS曲线在图中向下倾斜表明,在产品市场上,随着利率的下降,均衡的收入会不断上升;而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均衡的收入会不断下降,利率和收入呈反向变动。LM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说明在货币市场上,利率和收入呈正向变化趋势。即在收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货币的交易性和防御性需求就会增加,在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此时货币的需求就会大于供给,从而导致利率的上升。
运用IS—LM模型我们得出,扩大内需财政政策使社会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在封闭经济中,总需求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上,本国和外国购买者对本国商品的总需求量。它等于本国居民对本国商品(相对进口商而言)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之和,加上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即出口需求。用公式可表示为Q=C+I+G。价格的上升伴随着需求的相对减少,总需求曲线AD向下倾斜。
1.政府支出增加对总需求的影响
政府支出的增加G将导致IS曲线和需求曲线右移,在这里我们暂时用δ来表示财政政策乘数。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政府购买的增加或者税收的减少都会影响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导致社会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a)IS—LM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支出的增加G导致的均衡国民收入以及总需求的增加,均衡的国民收入从YO增加到了Y1。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增加的国民收入要小于G•δ,即实际国民收入的财政扩大效应YOY1小于YOY2。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提高了总需求和总收入,货币需求会随之增加,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r会上升,从而导致社会私人投资下降,产生“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挤出效应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而需求增加如何在产量增加和价格上升之间分配,取决于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2.减税对总需求的影响
减税的影响与政府支出增加的影响相同,减税相当于增加政府支出,IS曲线向右移动,均衡国民收入增加。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利率提高,总需求增加,这导致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里不再重复。
二、封闭条件下IS—L（）M模型数学解释
我们假设不存在国际贸易关系,根据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商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C+I+G=C+S+T(1)
其中,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S代表储蓄,T代表税收,所以国民收入均衡模型此时可以表示为:
Y=C+I+G(2)
C=C0+b•Yd(3)
Yd=Y-T+Tr(4)
T=T0+t•Y(5)
I=I0-d•r(6)
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C0代表自生消费(代表即使当时没有收入也会进行的消费),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I0代表自主投资(r为0时能有的投资量),T0代表固定税收,t代表边际税率,代表引致税收,Yd代表可支配收入,Tr代表政府转移支付,d代表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系数),r代表利率。
由(1)～(6)式我们可以推导出:
r=-•Y(7)
这个就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对应于“r-Y”空间数学表达式,即IS曲线方程。从这个式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IS曲线的斜率。
λ′(IS)=
LM模型数学表达式推导:
m=MP(8)
LP=k•Y-h•r+W0P(9)
MP=LP(10)
其中,m代表实际货币供应量,M代表名义货币供应量,p代表价格水平,L代表名义货币需求。k代表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系数),h代表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系数),W0代表其他金融资产的名义值。
由(8)～(10)式我们可以推导出LM曲线的数学表达式:
r=•Y+-(11)
LM曲线斜率λ′(LM)=
将上述(7)式和(11)式联立方程组,即可以求得在开放条件下IS-LM模型均衡解表达式:
Y=++
-(12)
对(12)式子以G为自变量求偏导得到:
YG=11-b(1-t)+d•kh(13)
三、财政政策效应制约因素的IS—LM模型解释
在封闭经济下,影响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因素更与b(边际消费倾向)、d(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t(税率)、k(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h(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等因素有关。在封闭条件下,IS—LM曲线的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r=-•Y(IS曲线)
r=•Y+-(LM曲线)
IS、LM曲线的斜率与财政政策乘数分别为:
λ′(IS)=和λ′(LM)=和YG=
11-b(1-t)+d•kh
1.IS曲线与财政政策效应}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假定LM曲线不变。
(1)b(边际消费倾向)与财政政策效应
从IS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出,当其他条件既定时,当b越大,λ′(IS)越小,IS曲线越平滑。而财政政策乘数YG越大,即b的大小和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同向变化,在下面的图形中就表示为曲IS线由IS1向IS2移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b越大,IS曲线越平滑,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均衡国民收入也就越多。
(2)d(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从λ′(IS)=可以看出,当其他因素既定的时候,当d越大,λ′(IS)越小,从而使得IS曲线越平坦,同时财政政策乘数越小,反映在图形上IS1曲线移动成为IS2曲线。IS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乘数越小,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越大,从而导致均衡国民收入的增加越少。
(3)t(税率)与财政政策效应
t越大,λ′(IS)也越大,所以IS曲线越陡直,反映在图形中IS1向IS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越小,均衡国民收入也越少,从Y1下降到Y2,如下图所示。
2.LM曲线和财政政策效应
同样,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假设IS曲线不变。
(1)k(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LM曲线的斜率λ′(LM)=,当h既定时,当h不变时,随着k的增大λ′(LM)也增大,LM曲线越陡直,反映在图中表现为LM1曲线向LM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YG=11-b(1-t)+d•kh越小,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越少(Y3Y4
(2)h(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LM曲线的斜率λ′(LM)=,当k既定时,随着h增大λ′(LM)也增大,LM越平坦,反映在图中表现为LM1曲线向LM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YG=11-b(1-t)+d•kh越大,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越多(Y1Y2
四、影响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制约因素
1.制度变迁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总体影响。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一个牵涉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复杂过程。制度变迁主体多样化的偏好和选择,使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时滞和不确定性。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消费者,对新制度何时能建立起来以及新制度到底能带来多少潜在收益,缺乏充分的信息,因而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于是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尽可能地给个人的未来保险,使消费尽可能保持平滑。
2.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占GDP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消费需求既取决于商品价格,又取决于居民收入。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居民的消费需求,我们首先考察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09年第一季度)》统计,在近10年中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和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劳动报酬净额当中,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呈大幅下降趋势。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下降。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与居民财产收入的来源结构有关。居民的财产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这就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这也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和企业收入占比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正是由于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都不断下降,中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也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这也是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的主要原因。
3.民主制度的缺失。秦晖(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人过度消费、借债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高消费率源于美国民主制下自由、福利双重膨胀的“反向尺蠖效应”。在美国,“左派政府”主张更多的社会保障,“政府”主张更多的经济自由,左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高福利与高自由都会对消费起推动作用,福利保障越发达,人们就越敢于消费;而高度自由的结果,人们消费的手段和品种也更多。
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内需难以拉动的难题根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内部形成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尺蠖效应”会导致“自由”与“福利”的双双不足,从而反常的压低消费率。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消费;而自由缺乏,人们消费的方式就受到约束,尤其是信用杠杆在管制状态下明显地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因此,由“尺蠖效应”而产生的体制性约束,会严重阻碍中国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也使中国政府实施的扩大内需财政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
(二)影响投资利率弹性的制约因素
一般说来,利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利率与投资预期收益之比。当利率较高,达到或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利息支付等于甚至大于投资的预期收益,于是投资的贷款需求减少,投资活动减少,反之则反。然而,投资存在利率弹性是以银行的企业化、企业的市场化、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等条件为前提的。
在中国,就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而言,其产权仍然比较模糊,尚不能真正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求发展的法人实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国有企业在盈亏责任、预算约束、风险责任及风险机制等方面仍然软化。企业的融资行为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自然不会考虑利息这一融资成本的高低问题,利率的高低及其变动不会使国有企业减少贷款或增加贷款,从而其投资对利率及其变动敏感性极弱。而非国有企业则面临着预算硬约束,投资利率弹性比国有企业更强。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就总体上而言,中国企业投资是具有一定的利率弹性的,但也是较小的。尽管企业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小可能使中国的财政政策更具效果,但从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应。由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所以,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发挥。
(三)影响货币需求的制约因素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使货币需求的决定机制、影响因素均发生很大变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价格自由化进程、利率制度安排等形成了中国货币需求的微观机制。但由于制度变量不易量化,目前中国有关学者们常用经济货币化作为制度因素的主要量化指标引进货币需求函数,用货币化过程描述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对货币需求的特殊影响。一方面,在分工趋细,交易环节增多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和货币沉淀程度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且不完善、不配套。这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货币持有量也迅速增长,从而使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大。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则主要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极不完善的,突出表现为几乎不存在市政债券或机构债券市场,企业债券市场也极不发达。这必然导致中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
(四)影响民间投资的制约因素
1.制度性退出壁垒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所谓制度性退出壁垒,是指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刻意保护,致使其在长期亏损下亦可滞留在行业之中而不发生退出。中国国有企业的退出在严格意义上还只是一种政府行为,由于国有企业分布于所有的行业之中,这种制度性的退出壁垒便可超乎产业组织领域从而构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宏观经济变量。这就是说,一旦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由于国有企业的“在位刚性”,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陷入过度竞争状态。而普遍低下的市场赢利性又将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需求,从而导致总需求的动态下降过程。2.投资融资体制扭曲抑制了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在中国,投融资体制扭曲的主要表现是:一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保持着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控制。许多项目都要经过政府机构的重重审批,不仅减低了效率,而且还限制了可能的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二是银行处于转轨时期,支持经济发展与防止不良贷款两难要求的矛盾非常突出。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谨慎”。加之社会信用薄弱,投资环境不理想,贷款风险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贷紧缩。三是金融市场不健全,特别是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前提下,银行业的适度竞争可以使居民储蓄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企业投资,但在中国信贷市场上的利率管制和歧视产生严重伤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其后果是好的私营个体企业得不到贷款,或贷款成本过高。
3.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最终消费、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体制性约束导致的消费压抑,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体制背景决定了政府投资对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围绕着投资展开的地方政府竞争不仅导致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导致公共品供给的扭曲,加剧了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而且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究其原因,是由于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竞争过程中采取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产生了投资冲动,而中央为了平抑该冲动,不断采取相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的波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总需求变动等,都可能加剧这种波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投资增长泡沫通胀紧缩衰退扩展投资……”的循环模式。
参考文献:
[1]Alesina,Alberto,andRobertoPeortti.Th（）ePoliticalEconomyofBudgetDeficits.StaffPapers,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J].Vol.42,
1995.pp.1-31
[2]Mankiw,GregoryN.,“TheSavers-SpendersTheoryofFiscalPolicy,”[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0,Vol.90(May),pp.
120-25.
[3]Lucas,RobertE.,1988,“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Vol.21,pp.3-32.
[4]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D.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蔡昉.从长期视角评价中国宏观调控政策[J].开放导报,2007,(5).
[8]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9]郭庆旺,贾俊雪.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10]易培强.关于消费需求制约因素的分析[J].新华文摘,2006,(22).
[11]张勇,马晓强.财政扩张、储蓄分流与内需结构调整[J].改革,2006,(6).
[12]高长春,蒋德嵩.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创新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创新
当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也正日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区域经济是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1]。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也是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之一。作为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需要为区域创新提供强大的财力和政策支持，并通过激励、引导机制促使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研究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财政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二、区域创新能力与财政政策作为
1．区域创新能力与财政支持
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资源、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集合，其范围既有地理上的特性,又与行政区域的划分特点有关[2]。经济区域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而行政区域则是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它们密切相关，行政区域的领导者担负着发展本区域内经济的重任，而任何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其所属于的行政领导者的管理与协调。
创新是知识的产生、扩散和使用。一个地区的区域创新系统是指由参与知识、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并由中介机构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的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相互作用的有机网络系统[3]。区域创新能力是以区域内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能力，其组成结构主要由区域内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区域内创新管理能力和区域内研究开发能力三要素构成。创新主体在这“三种要素能力”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各有侧重：在创新资源投入方面，企业应发挥主要作用；在创新管理能力方面，政府有关机构和中介机构起着关键作用；在研究开发能力方面，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主要影响因素。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个别产业群中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开始区域化；全球性公司所做出的决策，是寻求拥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群的区域经济；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参与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且日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赋予了地区创新的潜力，并决定着单个企业的区位选择[4]。而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资源环境以及制度创新环境等等，其中财政政策的选择与创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创新涉及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商业等多个领域，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试制、技术定型、工业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复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智力资源的投入，因此，财政政策有必要通过投入配置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教育、科学文化基础。区域的创新活动又面临着技术开发失败、市场对新产品不予接受或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形成有效规模来支撑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等风险，这就要求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以增强区域创新承受风险的实力。可以说，区域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而财政政策的调控参与、激励和引导以及财政政策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选择。
2．财政政策在培养区域创新能力中的作为
区域经济的演化发展机制主要有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和政府行政干预机制。市场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并促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区域经济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2]。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杠杆之一的财政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发达国家实施的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财政政策对培养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区域经济主要有如下功能：
（1）协调功能[2]
财政政策协调的对象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有关主体，其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技术创新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即市场在确定企业从事什么创新、什么时候进行创新、以什么方式进行创新、给企业以什么创新回报时能为之提供决策信息，但另一方面由于创新过程内在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中的不完善，因此存在着市场协调创新时的“失效”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调节；其次，经济区域的创新活动受制于历史塑成的制度，不同“区域”会以不同的制度来推动创新，这便造成了区域创新效率的差异，低效率的创新制度就是创新活动中的“制度失效”，这也是重要的协调内容。这时候就需要创新财政政策进而改变低效率的制度，为区域创新创造高效的制度环境。
（2）催化功能
经济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其创新基础有很大的区别：一些地区创新基础较好；另一些地区创新基础较差。但往往是这些“较差地区”对新的技术机会非常敏感，渴望在产品、工艺或服务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对于新的技术机会，这些地区不存在太高的技术转换成本。因而，这些“较差地区”可能在区域创新生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催化功能”，就是指，财政政策应通过运用创新资源、资金、政策和制度，对“较差地区”实施有效催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策和制度促进创新基础较好的地区向“较差地区”进行创新转移[②]。
（2）化险功能
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高投入性，使得研究开发工作很难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专业障碍和信息障碍容易造成风险投资者信心不足；新产品进入规模扩张阶段后，由于资金短缺,往往使企业进入“死亡峡谷”。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化险”并不是回避上述风险，而是如何提供信息降低区域内企业的创新风险，通过提供适当的资源和财税政策以承担特定项目的创新风险。
（4）解惑功能
创新技术是一种信息产品，这种“信息产品”的公
共物品和难以交易的特性，使得区域创新活动处于一种两难困惑：通过强有力的创新保护管理虽可增加创新者的收益，但也增加了创新技术交易的障碍，减少了新产品的应用，结果造成区域社会福利的损失，最终也不利于提高创新者的积极性；若不实施强有力的创新保护管理，虽然可以暂时提高区域内由创新所带来的福利，但这将影响创新者的持续创新活动。财政政策对此应当从制度和政策上能给以解惑。
三、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财政政策选择[5]
区域创新能力包括区域内资源投入能力、区域内管理能力、区域内研究开发能力三大要素，而财政政策具有筹集资金职能、配置资金职能、调节经济职能、监督职能和稳定职能五大职能。由此出发，结合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探寻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财政政策。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具有对创新进行投入、实施研究开发并将创新技术商业化的功能。因此，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有助于整个区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1）介入和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加大对地方高新技术投入的力度
风险投资被人们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要实现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提升、更新换代，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也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财政支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财政适当投入，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造局部优化环境，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二是集中财政科技资金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高新技术项目；三是通过适度的财政资金引导，提高民间风险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采取财政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的方式为风险创业企业寻找银行贷款提供支持。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拓宽地方企业融资渠道
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过程中普遍的瓶颈制约是资金供给的短缺。尽管市场体制下，企业是投资的主体，但财政政策和投资的导向功能和乘数效应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应着重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金。从实际的操作看，积极运用财政贴息、风险担保等手段，吸附、引导和动员社会各类资金流向。可在财政贴息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介入；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积极争取世界银行贷款等外国借款投入。同时，财政部门通过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发展BOT、TOT等投资形式，吸引外资，最终达到以较少的财政资金牵引较大的资本进入建设项目之中，从而有效解决资本供给不足这一瓶颈，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升级。
（3）运用财政资金激励，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发展财政资金对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引导和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开展战略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加强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服务体系建设。要把企业的研发投入作为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确定政府项目承担单位的重要衡量条件；研究制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开发投入的新政策，在研发经费计入成本，抵扣所得税额及先进技术、发明专利购买费用摊入管理费用等方面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的机制，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2．发挥财政导向功能，搭建技术创新平台
政府作为技术创新的引导者和维护者，具有制定政策、制度和规划，提供共性技术和设施的功能，从财政支持方面来说，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区域经济的共性需求是财政支持的重要方面。政府可以按照公共资源共享最多原则，针对企业的公共性需求集中建立技术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创新网络。
（1）建设区域技术市场，降低区域创新成本
技术市场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技术市场，企业不仅可以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减少创新风险、降低创新点交易费用，而且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技术源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政府借助区域技术市场，为区域经济创新提供了从外界吸取营养的脐带。
（2）突破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营造区域创新环境
一是发挥信息导向功能。企业的技术创新有赖于政府的信息导向。政府应从过去陷入企业自主创新的具体事务、帮助企业找银行贷款等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努力建设技术创新网络和创新信息平台，及时创新信息，并提出指导性意见，供企业决策参考。二是着力推行教育与培训计划、鼓励本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不断改善区域创新环境。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中心”对技术扩散和集体学习过程的推动作用。积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成为区域经济内创新的源泉。此外，政府还应在区域内建立和健全质量评测体系和质量监督体系，维护公平竞争，着力提高地区品牌声誉等。
（3）实施政府采购制度，引导区域创新方向
在WTO游戏规则许可范围内，通过优先性的政府采购，可以发挥其生产引导功能，扩大经济区域范围内的产业扩张。同时，由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大、风险也大，通过对积极进行自主创新的产业的产品实行政府采购，有利于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也可以对社会资本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为区域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3．注重财政政策扶持，促进科技创新与转化
科研机构(包括政府的、企业的与高校的科研机构)与高校是技术创新的铺路石，应具有提供创新所需的知识源、技术源、人才源的功能。通过必要的财政政策扶持，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步伐的必经之路。
（1）以能力建设为核心，重视创新人才培养开发
加大对以高水平研发人才、高技能生产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专门人才的培养。设立人才培训专项资金，建立人才培训基地，抓好高新技术企业优秀人才的培训。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全面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人素质。
（2）以创新和业绩为导向，建立新的分配激励机制
改革和完善企业分配和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培养和吸引创新型人才。积极推行期权、年薪制、技术入股等激励措施，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允许在产权结构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创业股、管理股、技术股和职工持股，完善科研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体系。
（3）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加强产业顶尖人才的引进
建立有利于高科技人才有序流动的机制，制定吸引国内外科技专家、企业家参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的优惠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重点骨干企业引进顶尖人才。加快形成开放、流动、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推动科技界与产业界的联系交流，促进科技知识向产业领域的扩散应用。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实行科研人员相互兼职和交流，实现科研设施和信息共享，提高高新技术研发水平和产业化水平。
（4）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中介机构(咨询机构、技术市场、工程中心、产学研联合体、创业中心)是创新主体的联系者，应具有催化创新技术商品化的功能。财政政策应该通过对中介机构的财政投入和调节，对企业使用科技成果应当实施税收优惠，如对企业购买无形资产的特许权使用费支出允许在税前列支。鼓励科技成果转让，对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开发等业务收入所得税实行优惠照顾。对科研单位与企业互相合并的，在合并初期也应给予适当的所得税优惠照顾；对科研单位引进外国新技术所支付的技术转让费可比照研究开发费用，实行适当税收优惠等。
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相当多国家发行本国货币并要求在本国境内的经济交易使用本币支付，外国货币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在本国才具有购买力。例外的是，实行美元化或欧元化等的国家，本国不再发行货币，允许美元或欧元在该国境内使用。另外，也有一些中小国家，允许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当人民币发挥诸如美元、欧元的作用，被其它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跨国交易的支付结算以及官方储备时，人民币才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现钞、非现钞形式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在境外流通并被非居民持有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人民币从境内持有使用到被非居民持有使用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通常，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中使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纳入其它国家官方储备范围。当人民币完成这三个层次的国际化后，人民币即成为国际货币。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货币国际化一般是从本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借贷和国际投资等跨境交易使用本国货币，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是被其它国家普遍用于官方储备，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对有关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分析
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
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2]黄泽民等：《货币银行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3]赵海宽：《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
[4]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2005年第8期。
[5]《亚太十国支付结算体系》：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
摘要:随着国家财政扶持力度的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怀,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与政策目标相背离的情况,以至于有些学者对扶持政策产生了质疑。通过对参与者的博弈分析,只有不断完善政策才能使各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关键词:财政扶持政策;农业龙头企业;博弈分析
我国是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公司+农户”形式现已成为普遍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龙头企业的强弱和带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程度、规模和成效。扩大龙头企业的规模和生产水平离不开资金扶持,通过财政扶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吸附、膨化和杠杆作用,引导社会各种资金共同投入,是解决制约龙头企业发展资金瓶颈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获得财政扶持中也出现了过度依赖现象,寻租行为的发生导致了财政扶持政策低效率、农户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等情况。以至于有些学者对扶持政策产生了质疑,认为政府的扶持政策对于龙头企业业务扩张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没有达不到扶持预期的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对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中参与各方的博弈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博弈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执行中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这四方均想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概括来说中央政府的目标是促进GDP的增长、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带动各方资金投入、社会稳定,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带动尽可能多的农户脱贫致富,龙头企业的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品转化率、增加纯收入。
(一)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的目标均可以概括为利润最大化,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很复杂,二者之间的博弈较为复杂,包括是否租地、租金多少,是否签订合同、签订什么类型的合同,农户是否按照公司的标准要求生产,是否执行合同,产品是否卖给公司或公司要不要收购产品等等。双方博弈考虑的因素也较多,双方信息拥有量、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自然灾害造成的丰与欠、公司与个人信用、短期与长期的合作关系等等。
(二)龙头企业和当地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由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扶持,政府配给每个地方的企业名额有限,所以对企业而言首先要争取成为龙头企业,其最优选择是争取名额。这样企业能否成为龙头企业取决于企业的公关能力和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不达标的企业可以想办法达标,选择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三)当地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对当地地方政府来说,争取本地有更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既可以得到上级政府的投资和优惠,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体现政绩,其最优选择必然是争取更多的名额。中央政府同样是希望按照规范办事,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平衡各地之间的差别。目前是通过竞争,设置门槛,达标者上。这样就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央政府在各地平衡建立;当地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弄虚作假,使未达标企业达标;当地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公关取得名额等。
目前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一般是财务订单生产,订单生产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远期交易方式,这种远期契约关系往往因为价格波动,或者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突然出现而遭到人为破坏。无论对于农户还是对于公司,只要不执行合同的收益大于执行合同的收益,所签合约就会面临被撕毁的风险。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在合同签订以后,如在某一时刻任一合同方违约,那么农户与公司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中,只要一方有一种能给他带来更多利益的策略,也就是说该博弈方拥有严格的“上策”,那么他就会无条件的选择这种上策,而不受其他博弈方策略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另一方的损失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利益的话,在没有外部约束机制有效作用的情况下,那么他必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而不会顾及对方的损失。因此,在订单农业中常常出现违约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多方博弈带来与政策目标的背离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加剧与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会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能够出政绩,极力扶持本地的龙头企业,以期望其做大做强,形成本地几个大的龙头企业的垄断,加重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性龙头企业的形成,违背了中央全面平衡发展的战略。政府的过保护和扶持,会给龙头企业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遇到诸如资金短缺等问题时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想办法来解决,而是期待通过找政府财政的帮助来解决,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动力。
(二)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毁约情况时有发生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龙头企业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然后进行深加工。作为各自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表面上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事实上,这种看似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真实意义上的不平等。在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博弈中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农产品交易额几乎是农户的全部收入,而单个农户提供的农产品在龙头企业收购的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却是非常小的;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的同质性,生产相同产品的农户在龙头企业看来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对于农户而言,相对于特定的农产品收购和加工的龙头企业,农户往往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这些都导致了农户对龙头企业的强烈依赖。某一地方的农户要想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竞争对手中胜出,从而获得龙头企业的垂青,进而取得供货合同,就必须不断进行专用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像专用性的技术培训,专用性的设备投资等,而专用性的投资越多,农户对龙头企业的依赖性就越强,一旦龙头企业因某种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农户的专用性投资将毫无用处,这时农户的损失将会很大,事实上这些农户已何尝体裁“套牢”在这家企业身上。再加上龙头企业在市场信息、产品检验等方面的优势,使龙头企业在这一渠道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农户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成了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为规避风险、避免被龙头企业“套牢”,农户理性的做法是不进行或者尽可能少地进行专用性投资,一旦市场价格高于龙头企业给出的收购价之时,农户则很有可能率先撕毁合同自行出售。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农户投入不足,难以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原料型农产品,造成龙头企业在与国内外同行的竞争中,在原料环节就先失一城,降低了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三)政府财政扶持中伴随着对龙头企业的干预
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本身就是出于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在这种目的下的促使下,在政府本身不具有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各地政府也为了自己能够出政绩,按照把龙头企业是否按照政府自己的思路办事作为扶持的条件,而龙头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财政扶持又必须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这些都有可能形成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有的甚至是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
(四)寻租行为的发生导致财政扶持政策低效率
龙头企业与在政府博弈中,由于在企业利益的流失会由国家补偿的诱导下,企业会扩大外购或合作的比例并以各种形式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实现,导致企业竞相追求补贴的深度,要求更优惠的税收优惠或更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为企业制造了寻租的机会,许多企业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去争取政府的优惠和补贴,而忽视了主营业务的发展,甚至有的企业虚报材料跻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期获得这些优惠政策。有学者通过对几十家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由于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增长并无明显作用,甚至是那些接受政府补贴少的企业更具备经济效率,政府扶持并没有直接带来所期望的农业龙头企业产出的增长②。
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目的之一是为了给农民增收,也就是说企业和农民都应该能够分享到合理的利益,而现实中农民只是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利益,大部分的利益都为企业所获得。另外,当前我国给予的龙头企业的扶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补贴,而往往有些企业在拿到资金后,只是拿出一部分投资于农业,而有相当部分投资于其它高利润项目,去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五)对龙头企业扶植有余而风险失控不足
在对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上有些地方政府忘记了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被过度夸大,一说农业产业化,就是“公司+农户”。对于龙头企业社会各方面都是支持有余,但对其潜在的风险却少有人去提及,一时的成功有时并非企业自身“身强体健”,而是方方面面“厚爱”的结果,但企业决策者往往会被一时的成功冲击昏了头脑,致使企业越跑越快,风险越积越大。在福建省南平市原本只有几百头奶牛的一家小型奶企,通过实施“公司+奶场+农户”的经营模式,短短几年迅速崛起为我国地方最大的奶业基地。但在狂飙突进式的盲目扩张和奶业市场惨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目前南平市的牛奶企业全面陷入困境,数亿元的银行贷款难以偿还,几十家奶牛场惨淡经营。①
三、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完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只有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去完善,才能进一步提高这一政策的效率。
(一)中央财政政策由重扶持转变为重引导
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扶持的资金每年在数量上和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上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受制于我们国家底子太薄、农业欠账又过大的现状,财政资金不可能满足龙头企业的全部需求,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只是起引导、导向作用,引导社会各种资金共同投入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中央在制定扶持政策时要把引导地方政府配套投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带动企业自身投入作为是否进一步扶持的考核指标。
(二)加强管理和监控,防范企业风险
人们对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质疑并不完全是政策本身有什么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的执行不利造成的。由于存在着多头管理,财政资金安排上并没有形成合力。在目前我国对重点龙头企业采取资格认定的情况下,各部门有没有真正按照规定来审查,企业有没有虚报的情况,企业拿到财政补贴后有没有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很好的管理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到位。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避免一味的扶植而不顾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要在扶植的同时帮助企业建立财务预警机制防范财务风险的发生。另外,必须随外部世界的变化和人的认识的深化对财政扶持政策做出适时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政策目标实施步骤,执行手段与现实相符合,因此,政府在扶持中必须注意对政策执行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有力的监控,以使其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
(三)减少财政直接补贴创新扶持方式
目前直接给企业提供补贴,一方面会引起企业的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企业在资金使用上的监督管理,因此对龙头企业的财政补贴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技术、设备、基地上,使龙头企业更快地形成直接的、可持续的、高效的生产能力。各级政府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新的、更科学的扶持方式。
(四)完善的配套措施建设,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应当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
龙头企业和农户要想走出“囚徒困境”,必须着眼于长期合作。龙头企业要想做大,并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应当具备稳定、高效、按照标准化生产的原料基地;而农民要想与“大市场”对接,抛开龙头企业很难有所作为。因此,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应当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样一种合作框架下,地方政府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改变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打交道的情况,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在龙头企业与农户间设计一个中间层,即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等。这样一来,一方面降低了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农民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
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农户在协会或龙头企业的指导下,可以放心地进行专用性投资,按照标准化种植,而不必担心遭遇解约或被套牢;而龙头企业则有精力专注于市场开拓,并可期待农户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适应,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药残留”、“标准化程度低”等困扰企业的技术壁垒问题,提升龙头企业的竞争能力。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仍是市场合约关系,但由于建立在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因而比通常的市场关系要密切和牢固得多,这种互好的关系,确保了合作双方在竞争中实现双赢。中央财政可以把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保护农户的配套措施作为考核龙头企业的一项指标。
(五)继续完善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与扶持的龙头企业面对面的优势,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优惠政策、规范市场管理、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上,加快龙头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整合,解决好跨区域经营的问题,不断提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利用比较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把手中垄断的许多资源尽快市场化,同时简化繁琐的审批程序,使资源的配置能够真正达到有效率,恢复龙头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总之,在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执行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既是政策执行的主体,又是市场经济博弈的参与者。它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合作过程是博弈的过程,相互影响,其合作效果直接影响各方的经济利益。如果局中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中一方或各方都将遭受损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政策参与各方就彼此有利的行为过程或组合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共同遵守,合作博弈,都将使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也印证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博弈论基本观点。
参考文献:
[1]艾里克拉斯缪森.博弈与信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3]杨德生.农村道路建设若干博弈分析[J].商业研究,2003(2).
[4]朱四海.反哺时期农业产业化政策取向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