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6 11:06:40
论文题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坚持市场原则，调整我国对农民救济政策，提高农村保险的风险管理能力
关键词：农业保险；费率厘定；单产分布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ed the data of Hangzhou and develop a theory model to determine the insurance rat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sonable rate should be 7.35% in the guaranteed level of 80% and 7.84% in the level of 90%. But the present rate is 5% around，which is lowers than the reasonable rate bases on rice yield produce distribu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rate determinatio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agriculture insurance，rate determination，yield dis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5-0076-05
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各级政府支持“三农”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多年试点探索，我国部分省市采取了“共保体”模式，即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来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任务。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损失严重，“共保体”的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共保体”成员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尽管是与农业保险所固有的经营难点如难以评估灾后经济损失、道德风险等因素有关，但保险费率的厘定不科学不合理所产生的保险补贴不足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合理厘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对于政府制定适当的政策、实现“共保体”经营的可持续发展、调动“共保体”成员公司支持“三农”保险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为了提高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定杭州地区为样本，来厘定水稻保险费率。在模型的选取上，本文选取了正态分布、Gamma分布、Weibull分布三种参数模型来作为拟合作物的单产的备选参数模型，采用作物单产分布模型来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以此作为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的参考。
一、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农作物的风险分区以及风险评估和作物单产分布的研究。如Ahsan，Ali和Kurian（1982），Nelson和Loehman（1987）以及Chambers（1989）的研究表明，由于信息不完全，市场在提供农业保险时容易出现失败。为了避免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保险公司应该尽可能精确划分风险单位、细分费率档次。对于作物单产分布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时间里，国外学者仅在美国农业经济杂志上就提出了六种单产分布的参数模型形式（Bailey Norwoodt等，2004）。目前，拟和作物单产分布的方法主要有参数和非参数两种，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参数方法上，认为单产服从正态分布（如Botts和Boles，1958）、Gamma分布（Gallagher，1987）、Weibull分布（Sherrick et al，1997）、the Burr分布（Chen和Miranda，2004）、对数正态分布（Goodwin，Roberts和Coble，2000）和双曲线反正旋分布（Ramirez，1997）。
近年来，由于非参数方法具有分布形式自由、对函数形式和分布假设要求宽松、受样本观测错误影响小、模型结果准确等优点而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一般而言，非参数估计方法适用于大样本情况（Barry K.Goodwin和Olivier Mahul，2004）。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行性及相关精算领域的定量研究。庹国柱、丁少群是国内较早开展农作物风险分区和费率分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提出了农业保险在险种设计和费率厘定方法上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观点，并于1994年以陕西省泾阳县棉花保险为例，采用指标图重叠法划分风险区域，利用正态函数法计算各风险区域的费率，在国内首次设计出计算农作物保险费率的应用公式。
近年来，随着国内对农业保险研究力度的加大，涌现出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如邢鹂（2004）第一次较深入系统地对农业风险分区和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张峭、王克（2007）对指数保险展开研究，认为指数保险则可以克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交易成本高昂等问题，且数据获取比较容易，更适合我国国情。
上述主要基于我国的整体情况来进行的研究，对农业保险费率的精算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省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削弱了对各个省市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了个性化的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利用正态分布、GAMMA分布、WEIBULL分布三种参数模型的结合，克服了参数模型可能产生的偏态，起到了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厘定模型设定
保险费率主要包括纯保险费率与附加保险费率两项。纯保险费率指的是使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其赔付支出相等时的保险费率。附加保险费率是使得商业保险公司日常经营得以运转的一些费用。根据目前保险公司的普遍标准，附加保险费率一般在2%左右。
保险费率的厘订是以对农作物生产风险分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合理的保险费率带来的效用应和其承受的风险等价。农作物生产风险是农作物实际单产偏离预期单产的程度，可以通过作物单产随机波动的大小得以体现。所以，对农作物风险可以通过农作物单产的预期值与实际值发生偏离的期望值大小和概率分布函数来计量。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去趋势化修正
1. 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杭州地区（包括各区县）1996-2008年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1996-1998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里的杭州统计年鉴数据，1999-2008年的数据则来自于杭州统计信息网站上所提供的杭州统计年鉴2001-2009年的数据（见图1）。
2. 数据的修正。本文所用的是农作物单产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存在农业技术进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农作物单产序列可能会存在着随着时间增长的趋势。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面对的自然灾害风险，因此要将数据的时间趋势剔除掉以考察序列的随机性。因此在数据分析之前，本文要对单产数据进行趋势化处理。趋势化处理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判断是否存在时间趋势。首先要确定是否客观存在时间趋势，如果是平稳的序列，就不需要作趋势化处理。通过对图1水稻单产分布图的观察，发现作物单产序列分布都存在明显向上的抛物线趋势。再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来判断该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水稻的单产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水稻的单产序列分别在1%、5%、10%的水平上均接受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判断原始数据存在时间趋势。
（2）估计趋势。估计农作物单产趋势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取的是回归方程模拟法，该方法是通过建立关于时间 的回归方程，来分解时间对单产的影响。由于单产的时间趋势是未知的，因此需要先辨别时间的趋势方程。由于多项式的拟合效果较好，因此在该部分采用时间 的多项式方程来估计单产的时间趋势。建立单产的趋势方程如下：
（4）检验趋势调整后的单产情况。经过上文的去趋势过程，接下来检验趋势是否被剔除。首先绘制剔除趋势后的单产序列与原始单产序列分布图，如图2所示。通过观察可以很明显观察到调整后的单产序列趋势平稳，且趋势调整前后单产序列的波动情况大体一致。
接着通过对去趋势后的单产数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水稻单产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通过直接观察和统计上的检验后，可以认为原始数据的时间趋势已经被剔除。
（二）单产分布模型的确定
本文选择了正态分布、Gamma分布、Weibull分布三种参数模型来作为拟合作物的单产备选参数模型。这三种参数模型分别是：
上述给出了三个单产分布的拟合模型，究竟选用哪个模型，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对此，比较常用的是Anderson-Darling（AD）检验。AD值越小，表明拟合程度越高。表3给出了三种分布的AD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Weibull分布对水稻单产分布进行拟合的优度最好。
（三）实证结果
确定了作物单产的最优分布模型后，将分别采用在前面分析的模型和三种单产分布模型来厘定费率，以期发现采用不同的费率厘定方法或采用不同的单产模型对费率厘定产生的影响。本文运用Matlab 7.0数理软件进行保险费率的厘定工作，估算出水稻相应的保险费率如表4所示：
若将附加保险费率定位2%，则相应的水稻的保险费率如下表所示：
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可知Weibull分布对杭州地区的水稻单产的风险分布拟合度最高。因此，杭州地区的水稻作物的保险费率在80%的保障水平下应该定在7.35%，在90%的保障水平下应该定在7.84%。而当前杭州地区的水稻作物的保险费率主要是由政府来订立。在“共保体”试点的最初，该费率定在3%左右，这使得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不高。政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次年将该费率调为5%左右。但是，这与本文通过分析水稻的单产分布而确定的保险费率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为了使得“共保体”能够持续地执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任务，政府在保险费率的厘定方面应该予以适当相关的修正。
四、模型的推广及相关建议
（一）本模型的不足之处
厘定农作物保险费率最好的方法是根据保险公司历年赔付率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但是该部分的数据属于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不可获得；或者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该方法的精度也较高，但是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因此采用这两种方法不具现实可操性。此外，由于只获得了杭州地区1996-2008年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文所估计模型的精度。
（二）模型的推广及相关建议
在模型的进一步改进方面，可以考虑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方法。采用此方法的前提是大样本，因此应尽可能多地挖掘历史数据来进行非参数估计。
在模型的推广方面，可以在“共保体”保险费的收费方式上加以运用。“共保体”保险费的收取方式可按每亩保险金额×基础保险费率×保险面积×承保区域系数计算。（1）可以考虑在本文模型的基础上以杭州地区的保险费率作为基础保险费率，根据各个地区的区域风险水平与杭州地区的差异来确定区域系数。对于区域系数的确定，可以通过建立多指标体系，进行风险区划，建立风险区域系数。（2）结合气象数据与环境数据，以杭州地区的数据为基准，建立多指标的农业保险费率模型，在原有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的单灾种灾害风险以及综合灾害风险，并且结合地理特征、抗灾条件等建立不同地区的特定作物农业保险费率的区域风险指数的修订模型，通过运用风险指数来修订农业保险费率，使得农业保险费率更能够反映真实的农业生产和作物损失风险。
基于模型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杭州地区的水稻作物纯保险费率为5%左右，考虑附加费率因素，政府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应为7%左右的水平是较为科学合理的。此外，政府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方面还可以考虑以下建议：
1. 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补贴体系。首先，改进保费补贴结构。政府应针对不同保险对象和保险标的给予不同的保费补贴。其次，提供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在对业务费用进行补贴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成本予以差别对待，以尽可能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平作用。再次，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2. 政府介入方式的选择。由于纯费率和保险费率之间的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农业保险业务中广泛存在的管理费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以，政府介入的方式，除了保费补贴之外，可以通过强迫和自愿相结合的办法来开展农业保险，减少农业保险业务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政府可以利用村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帮助宣传、推广甚至是办理农业保险，以减少农业保险业务的管理费用；政府可以利用气象部门、病虫害防治部门的紧密合作来减少农业受灾面积，减少保险公司的赔付比率。
3. 鼓励农业保险创新。既然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在于纯费率之外的其他费用所占的比例过大、甚至超过纯费率本身，那么鼓励农业保险金融和技术创新，就将会大大改善现行的农业保险现状。
对于“共保体”的参与主体保险公司而言，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1. 因地制宜设计农业保险险种，满足农业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适当进行新险种的开发、进行指数保险的研究探索。指数保险是农业保险领域的创新产品，是根据地区产量或某些目标天气事件如气温和降雨量进行赔付的农业保险产品，从保险费率的拟定来看，由于指数保险采用的数据客观、公正，因而增加了保险的公平性、可信度。
2. 积极推进银保合作，推动农业保险发展。一是开展业务合作。利用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银保双方可在销售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保险产品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二是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银行对投保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优先提供贷款，对农村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发放大额贷款，可实行先保险后贷款的政策等。三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展开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前期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使得银保产品更具针对性。
3. 广泛开展农业保险宣传，提高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各保险机构应主动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保险知识宣传，做好正面引导，让农业保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广大农户知晓参加保险的程序、理赔方式等，提高农民自觉投保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琪. Eviews 数据统计与分析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邢鹂.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庹国柱，丁少群.论农作物保险区划及其理论根据[J].当代经济科学，1994，（3）.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决策水平与施政能力，江治强等提出，优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共决策，首先应树立公正决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科学认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共享的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指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其次应重新审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形势，包括分析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形式的影响，客观估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农业的市场风险对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对农村宗族及社区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顺政府制度性保障与农村非制度性保障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职责、职能。再次应注重公共决策与农民认同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现代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反映诉求的作用，把农民的呼声和认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决策当中。孙文基指出，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在处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一问题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体，而不是主要由农民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以政府为主体与我国各地现阶段的财政是否相符、是否会构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决策水平与施政能力，江治强等提出，优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共决策，首先应树立公正决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科学认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共享的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指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其次应重新审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形势，包括分析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形式的影响，客观估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农业的市场风险对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对农村宗族及社区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顺政府制度性保障与农村非制度性保障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职责、职能。再次应注重公共决策与农民认同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现代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反映诉求的作用，把农民的呼声和认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决策当中。孙文基指出，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在处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一问题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体，而不是主要由农民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以政府为主体与我国各地现阶段的财政是否相符、是否会构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1．相关理论明确城镇化将以何种方式影响
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对今后政策的制定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城镇化将从以下3个方面来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
（1）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原先破碎分散的土地逐步集中，进而使未来的农业向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农村的土地流转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和服务等创新。樊帆则认为，在农业发展新时期，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关系密切。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广阔舞台。汤鹏主则主张土地流转与农业产业化协同发展。在当今制度下，土地流转制度必然改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因此，土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农业生产主体都将无一例外地迫切需要农业保险。
（2）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即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必然对农业保险提出新的要求。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保险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农业产业化会通过加强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组织两方面来提高农业需求、降低道德风险。唐瑾认为，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发展，要求构建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石晓军和郭金龙认为，农业产业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的本地产业化，因此，政府有动力推动特色农业的全面保险。农业的产业化是一种必然，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3）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人力资本意识的逐步唤醒，就是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更多的要求。这里指的是“人力资本意识对保险需求的直接影响是认识到要对不确定的人力资本价值进行保障，而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全面的风险保障意识的唤醒。”这种意识的唤醒进而对于农业保险有着更多的需求。综上所述，笔者将城镇化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划分为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人力资本的唤醒三个方面的影响。为此，笔者搜集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各省农业保险需求即各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因变量，来衡量这3个方面在现阶段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2．模型构建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可得到以下假说：假设1：土地的集中，农民的收入更多的从工资性收入转向于经营性收入。土地流转意愿越强，使得土地的集中趋势越高，进而使土地用于大型的生产。土地流转意愿越高，农业保险需求越高。假说2：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转变。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更多地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催生出多元化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假设3：公共教育的普及，对于现有的生活，人们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会促进农业保险需求的快速发展。
（1）土地流转意愿。参照曹建华等采用的近似方法，土地流转采用土地流转意愿来衡量。农户土地的流转意愿和行为选择也有人探讨过，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度的指标进行评价。D＝（R1／δ1）／（R2／δ2）＝（R1／R2）×（δ2／δ1）①式①中，D为流转意愿度指标，D值越大，土地流转的意愿就越大；该指标由相对收益比值R1／R2和相对风险比值δ2／δ1共同决定；R1为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和土地的流转净收益；δ1为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R2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δ2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根据上述公式，笔者对全国各省、市、区耕地流转意愿进行分析，以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户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益的近似指标，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收益的近似指标，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波动标准差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
（2）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使得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保持基本不变。对于各省、市的农业产业化水平，笔者选用各省、市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为第三产业占比）来衡量。即：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值／GDP
（3）高中以上文化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比重。教育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而居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是城镇化的目标和愿景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对于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则采用各省、市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以下简称为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
（4）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反映省份农业保险需求水平的指标是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由于先是考察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时间序列，因此，研究中没有采用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进行量纲化。
二、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各省的农业保险收入
来自于2006～2013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各省城镇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第三产业值、高中文化以上的劳动力均来自于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统计分析
（1）省份的农业保险需求变化。摘自2013年的《中国保险年鉴》，因为数据较多，只选取了由北到南的5个省（市）在2005～2012年间其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数据，全国范围内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景况。不同省份的增长速度与增长水平有着较大差异。黑龙江、安徽、湖南省保费增长较快且水平较高，北京市与海南省农险保费收入增长平缓且水平不高。同时，不同省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较早期水平出现了较大的“跳跃”，回归分析很难去涵盖不同省份的发展变化，因此，选用相关系数度量农业保险需求与三大因素的关系。
（2）相关性分析。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农业保险需求与流转意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越接近于1，相关程度越高，其绝对值可以比较不同现象相关程度的高低。
三、结论与分析
全国各省市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的方式和增长的水平存在着显著性地差异。从各省（市）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省（市）的土地流转意愿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并不强，只有黑龙江省、浙江省、湖南省等几个省份的系数达到了显著相关的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验证假设2的猜想；对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相关性有着较大差异，近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有些省、市的相关性较高，有些省、市的相关性较弱；除广西、贵州外，其余省份的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对于以上结论分析如下：
1．原有农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方式
高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水平的几个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等都有着厚重的农牧业基础，有着广泛的种植或牧养面积，且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对于第一产业的依赖较大。
2．土地流转因素土地流转因素
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没有假设中的那么大。可能受到以下原因的影响：一是逐渐消失的土地红利。在土地红利上，下降了太多。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被卖得差不多了。有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33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37平方米，再过两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会超过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农村的土地资源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再者，中国农村的土地红利价值低微，因为现今农村实行的集体土地制，缺乏基础设施的农村土地成本非常低廉。二是现今土地流转的制度并不完善。土地流转虽然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存在土地用途改变、保障机制不健全、运作欠规范等问题。三是土地流转的后续安排欠缺。如土地流转必然使得土地集中化，大量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如何解决这部分劳动力亦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3．农业产业化因素
农业产业化表现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许多省、市的农业保险需求增长与之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山西、江西、河南、福建、贵州、甘肃、新疆等地都表现出较低的系数，除福建省外，其余省、市的发展动力和所依托的产业模式相关，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省、市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只有0．3％～0．5％。不同省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说发展阶段不同，因此，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发展乃至农业保险的推动就有所差别，这个因素许多学者都有研究。
4．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
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与农业保险需求的水平有着高度相关性。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有着高度相关性，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教育也具有“迁出效应”。许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会对生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多会在学成之际，去大城市寻求更多的工作薪水待遇与深造机会。由此造成大城市人才的聚集和小城市人才的流失，从而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政策建议由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保险黑龙江、新疆等农业基础较好的省、区，土地流转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作用，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土地流转；现代化程度高的如北京市、上海市和海南省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作用性较强。但教育是一个周期较长回报较慢的育才途径，应尽早开展教育改革，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
2．适应农业产业化需要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文章运用湖北2007－2012年农业生产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运行效率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将DEA－BCC模型中的投入冗余量进行标准化，作为衡量农业保险运行效率的标准，并运用DEA视窗理论，借鉴对比分析方法，将农业保险作为近似的虚拟变量，分析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湖北农业保险投入冗余量较大，运行效率仍需提升，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有显著正效应。因此，应多管齐下，提升农业保险效率，最大限度发挥其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
关键词 ］ 农业保险；运行效率；农业生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73086）。
［作者简介］冷晨昕（1989－），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祝仲坤（1989－），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①文中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下简称为“农险”。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保险①是转移、分散农业风险，保障、提高农民收入，盘活、振兴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1 ］。十余年来，农业保险作为中央财政强农惠农的重要措施、“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 ［2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为3．77亿元，到2013年，农险保费收入已达到306．6亿元，年均增速超过50％。然而，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从需求层面来讲，农业小规模经营、农户收入水平不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严重等因素引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长期困扰农险发展。从供给层面来看，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仍欠规范，在展业宣传、查勘定损等环节中的问题易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从而引发供给的低效率。从补贴层面来看，财政补贴的规模、方式等问题，可能产生无谓损失，导致效率低下。基于此，不禁提出疑问：就农险而言，伴随着如此多问题的高速增长是否有效率呢？农险对农业生产是否会产生积极影响呢？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目前，农险运行效率尚无明确的概念，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以保险效率为切入点，通过推广保险效率形成农险运行效率概念。保险效率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微观层面指的是各保险公司资金使用的合理化程度，即能否实现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宏观层面通过将外部效应纳入评定范畴，评估保险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重点在于保险业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借鉴宏观层面的保险效率概念，农险运行效率可以理解为农险对农业生产发展的贡献度，核心在于衡量农险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也可以称之为是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一种帕累托最优 ［3 ］ ［4 ］。
通过查阅文献来看，目前农险运行效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供给效率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施红从保费补贴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剖析了政策性农险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降低交易成本是提高农险运行效率的关键 ［5 ］。袁辉则通过非均衡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应通过加大调控中国农险市场供求关系的力度，提升农险供给效率 ［6 ］。而张祖荣在研究中发现导致当前农险供给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公司交易成本过高、经营成本高、管理欠规范等 ［7 ］。
二是从补贴效率角度出发，绝大部分学者对补贴的必要性持肯定态度。理论分析方面，早在2005年刘京生就提出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分散农业风险，支持农业发展。随后，王韧也提到面对极高的农业风险，通过政府补贴能够实现纳什均衡 ［8 ］。实证研究方面，张跃华等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保费补贴是推动农户参加农险的主要因素 ［9 ］。于洋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测度出保费补贴对改善农险运作效率的贡献度，并指出保费补贴促进了保费收入的增长，改善了农险的市场供给 ［10 ］。然而在补贴的效率方面，孙香玉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增加保费补贴，尽管可能会刺激保险业发展，但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11 ］。
三是针对农险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各学者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其中杨春玲、周才云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农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向楠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发现农险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加 ［12－14 ］。然而余新平同样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却在研究中发现农险保费收入与农民增收呈负向关系。高杰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模型得出农险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 ［15 ］ ［16 ］。
上述文献对研究农险运行效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农险运行效率方面的研究定性分析居多实证分析较少，且多是仅从运行效率的某个侧面展开论述，缺乏对农险运行效率的整体把握。二是针对农险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过往学者所得结果相距甚远，在分析中所选指标仍需商榷。
因此，科学测算并分析农险运行效率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有别于过往文献，本文在研究思路上有以下特色：效率评估方面，本文通过研究DEA－BCC模型中的投入冗余量，并计算标准化得分来评估湖北省及各市（州）的农险效率；对农业生产影响方面，本文运用DEA视窗理论，依据对比分析方法，将农险投入看作近似的虚拟变量，分析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三、湖北农业保险发展特征
（一）保费增速快、波动性明显
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制度以来，湖北农险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期间年均增速超过100％。其中，2007年实现保费收入10501万元，保费增长高达97倍；2008年，实现保费收入51070万元，保费增长将近4倍（详见下页表1）。然而保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波动性，2006年，农险实现保费收入仅为107万元，呈现剧烈下降趋势，较2005年减少85．5％。2009年，由于部分县市财政收入不足，保费补贴难以到位，地方财政补贴比例下调至20％，当年农险保费收入为51359万元，增长仅为0．57％，增速明显放缓。2010年湖北农险保费收入进一步萎缩，仅为50468万元，较2009年下降1．73％。2011－2012年，湖北及时调整战略加之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农险业务又进入了加速发展期。
（二）渗透水平低、增长徘徊不前
农险密度和深度是衡量农险渗透水平的重要指标。农险密度指的是农险的保费收入与农村劳动力数量之比；农险深度指的是农险保费收入与农业总产值之比。
由表2分析发现，农险密度、深度整体水平偏低，各市（州）分化明显。2010－2012年农险密度分别为26．15元／人、24．85元／人、28．21元／人，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当，但与东部农险发展良好的省市有较大差距。2010－2012年农险深度分别为0．16％、0．13％、0．13％，全国同期水平分别为0．20％、0．21％、0．26％，湖北略低于全国水平。从各市（州）情况来看，各市（州）农险密度、深度分化均比较明显，以2012年为例，荆门市农险密度为57．77元／人，农险深度达到0．19％，农险密度、深度远高于全省同期水平。而最低的十堰市农险密度只有6．68元／人、农险深度仅有0．08％，不仅远低于荆门而且与全省平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与保费增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险密度和深度没有呈现增长趋势，增长徘徊不前。2010－2012年农险密度分别为26．15元／人、24．85元／人、28．21元／人，增速比较缓慢。农险深度分别为0．16％、0．13％、0．13％，呈现轻微下降趋势。各市（州）与全省情况具有一致性，农险密度和深度增长徘徊不前。
四、农业保险效率评价
（一）研究方法
Charnes等于1978年开创性地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该方法以输出／输入作为相对绩效而发展起来的评价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非参数方法。这种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微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理论，同时在避免主观因素、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有优越性。
1． DEA－BCC模型。1984年，Banker等人通过放松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构建了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具体模型解释如下：
假设决策单元对应的输入、输出数据分别为：
其中，
则BCC模型可表示为：
式中：S＋、S－是松弛变量，λj是第j个决策单元的权重，θ是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 λj使各个有效点连接起来，形成有效前沿面，θ则表示DMU离有效前沿面或包络面的一种径向优化量。
若通过计算得出效率指数θ＝1，且松弛变量S＋、S－均为零，则表示决策单元DMU有效，若松弛变量S＋、S－不为零，则表示决策单元DMU弱有效。若θ＜1则表示决策单元DMU非有效，即在生产过程中，部分投入过多或产出不足。
2． DEA视窗分析。DEA视窗分析是由Charnels等于1985年提出的评价面板数据动态效率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与传统的DEA模型相比，视窗分析在数据中加入了时间维度，增加了决策单元的参照范围，可以实现横向与纵向比较，其次，视窗分析引入了窗口长度，分析更具动态性、趋势性。
假设需要对N个决策单元（DMU）在T个时期的相对效率进行分析。依据视窗分析原则，窗口长度设为L（L＜N），1，2，3，……，L为第一视窗，含有N*L个决策单元。依次类推，2，3，4，……，L，L＋1为第二视窗，T－L＋1，T－L＋2，T－L＋3，……，T是最后一个视窗，决策单元依然为N*L个。每个窗口包含的决策单元数量是传统DEA模型决策单元数量的L倍，大大提升了DEA模型估计的精确度。
（二）数据说明
文中所涉及数据如表3所示，主要包括投入指标农险保费收入（x1，万元）、农业机械总动力（x2，万千瓦）、农业化肥施用量（x3，万吨）、农业从业人员数量（x4，万人）、产出指标农业产值（y1，亿元）。数据来源方面，农险保费收入的数据来自2008－2013年的《中国保险年鉴》，其余各项数据均来自2008－2013年《湖北统计年鉴》。此外，本文研究所涉范围主要是种植业层面，因此，产出指标农业产值并非农林牧渔总产值，而是种植业的农业总产值。
（三）运行结果分析
文中农险运行效率通过投入冗余量的均值标准化得分来表示。其依据在于投入冗余量是评价投入指标与DEA有效（综合效率为1．000）之间的“距离”，即该项指标投入的不合理的无效率数值。因此，投入冗余量越小则距离DEA有效距离越近，相对效率越高。相反投入冗余量越大，则距离DEA有效越远，相对效率越低。
如表4所示，湖北各市（州）投入2007－2012年投入冗余量均值经过逆向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根据公式，各市（州）得分在0－1之间且冗余量最大的荆州得分最低为0，冗余量最小的武汉得分最高为1。通过具体分析表4，得出如下结论：
1． 湖北农险投入冗余量较大，需要进一步优化。2007－2012年湖北农险投入冗余量均值为232．4284万元，农险效率标准化得分为0．3737938，仅高于荆州、荆门、恩施、孝感四地，运行效率较低。从农业生产效率角度来看，湖北农业生产效率水平较高，农业生产效率均值达到了0．8330，各市（州）也均高于0．75。
2． 各市（州）农业生产效率均值与农险标准化得分呈现趋势的一致性（图1）。投入冗余量较高的荆州、荆门、恩施、孝感等地，农险标准化得分低于0．5，农业生产效率均值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处于湖北的最后几位；与此相反的是武汉、襄阳、黄冈、黄石、鄂州等投入冗余量极小的市（州），农险标准化得分接近1．0，农业生产效率均值也接近1．0，排在全省前几位（表4）。这一数据显示出农险运行效率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然而图1中趋势的一致性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要判断农险运行效率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四）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为准确评价农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本文依据对比分析方法，设计了一组对照试验，即同样选用2007－2012年湖北农业生产指标，一组数据在处理过程中将农险指标均值化，而另一组则保留农险指标，通过此种方法探寻农险指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处理过程中两组均运用DEA－SOLVER 软件，选择视窗模型，采取基于投入的可变规模报酬处理方法，经整理得出结果如表5所示。
正如表5结果所示，2007－2010年、2008－2011年、2009－2012年视窗均值结果来看，（2）中结果普遍低于（1），农险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正向作用。第一视窗2007－2010年中，湖北农业生产效率（1）中结果为0．903，（2）中结果仅为0．853，相差0．05。以此类推，第二视窗2008－2011年中，（2）与（1）相差0．031，第三视窗2009－2012年中，（2）与（1）相差0．056，而视窗均值结果相差0．046，从三个视窗和视窗均值的结果中可以得出农险对农业生产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从各市（州）结果来看，各地呈现的变化趋势显示，（2）中的结果低于（1）。其中襄阳变化最为明显，两者相差达到0．127，而变化最小的为鄂州，两者相差0．0007。变化比较明显的还包括随州、恩施、十堰、荆州、武汉，前后差别大于0．05；而黄石、宜昌、咸宁、黄冈、孝感、荆门等地前后差别小于0．05，各市（州）结果也支持了农险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积极正向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运用DEA－BCC模型通过对农险的投入冗余量的测算结果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得分，进而评估农险运行效率。然后，利用视窗分析模型，通过对比分析方法细致地考察了农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湖北当前农险投入冗余量较大，需进一步优化；农险标准化得分与农业生产效率均值呈现趋势的一致性。而从视窗分析结果来看，包含农险指标的农业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农险指标均值化的农业生产效率，说明农险对农业生产有显著正效应。
（二）政策建议
1． 多管齐下，提升农险效率。运行效率是影响农险在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针对农险运行效率较低的现状，应从多个层面入手，多管齐下提升效率。首先要继续完善保费补贴政策，加大对农业生产大县的补贴力度，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其次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再次要加大保险机构的扶持力度，降低保险机构运营中的交易成本，还应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扩大农险的品种覆盖。
2． 将农险作为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抓手，发挥其积极作用。湖北应依托本地实际，结合省情、国情，以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适时、适度、适量发展为原则支持农险，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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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农村经济，2010，（06）： 77－86，96．
一、引言
在信贷市场中，价格不能成为约束借贷人行为的惟一条件，这意味着利率并非信贷市场惟一的均衡解。要提高信贷合约的履约水平，需要在合约中加入其他的约束条件，例如抵押、质押、压低贷款规模以及信贷配给等非价格机制，从而使市场达到均衡并得以出清(D．AffeeandJ．Stiglitz，2002)［1］。在抵押物的选择上，信贷机构不接受那种难以处置、流动性极低或者难以保存的物品作为抵押物，这样就导致经济主体尽管在未来可以按照利率偿付本息，但由于没有可资抵押的资产，从而难以获取贷款，并实施其有效的项目。农村信贷市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农户难以提供合乎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担保物。
以宾斯旺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保险在某种特定灾害发生时提供的赔偿可以用于偿还贷款，从而降低贷款人的损失，提高其预期收益;同时，保险也改变了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降低了借款农户违约的概率。因此，农业保险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与抵押物相同的功效:降低借款人的违约概率，提高贷款人的预期收益，把潜在的借款人转化为实际借款人或提高现有借款人的贷款规模(Binswanger，1986)［2］。通过对巴拿马农业保险机构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实证研究，帕马瑞达证实了农业信用保险能够提高借款人经营绩效这个理论假设(Pomareda，1986)［3］。农业保险具有抵押品的替代功能，是因为农业保险既能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禀赋，又能增加农村信贷机构对农业信贷的偏好，从而实现农业信贷资源的“帕累托改进”(林杰，2008)［4］。农业保险的抵押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够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而且可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农业保险可以降低信贷合约的履约风险，随着信贷风险的降低，放贷者就能在保持利润的情况下降低利率，通过贷款申请者的风险特征将“好的”申请者从“坏的”申请者中区分开来(刘祚祥等，2010)［5］。农村信贷市场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在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也是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结果。第一次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来研究信贷市场中的信贷配给问题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贾菲与拉塞尔(Jaffe．DandT，Russell，1976)［6］。
斯蒂格利茨与温斯将信贷配给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在其经典的论文中，他们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即逆向选择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即道德风险两个方面论述了信息约束对信贷市场的影响，证明了即使在政府无干预的情况下，由于借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现象存在(StiglitzandWeiss，1981)［7］。运用这个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信贷配给在农村信贷市场中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StiglitzandWeiss建立的S－W模型假设放贷人对借款人没有分辨能力，即没有信息生产能力，只能将利率、担保、抵押、信贷配给等作为甄别机制，模型中也没有涉及到保险对其信贷合约的作用。本文将修正S－W模型中放贷人没有分辨能力的假设，并在模型中引入农业保险，从理论上论证放贷人的信息生产能力与农业保险对于农村信贷市场中信贷配给的影响;然后，运用湖南岳阳市辖内六县市调查的案例和数据对其进行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
二、农村信贷市场:对S－W模型的修正
在信贷配给理论研究中，StiglitzandWeiss于1981年的工作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在其1981年发表的文献中，他们建立的模型(简称S－W模型)讨论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信贷配给的联系，第一次对商业银行信贷中的非价格配给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在S－W模型中，银行的预期收益曲线是非单调的，当利率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预期收益反而下降。由于银行不能辨别具体的风险状况，且银行风险随利率上升而增大，这时银行将选择信贷配给。S－W模型提出以后，不断有经济学家通过放宽或改变S－W模型的有关假设来探讨信贷配给的产生机制(Bester，1985［8］;BesterandHellwing，1987［9］)。然而，无论是S－W模型还是之后的拓展模型，均没有将保险纳入其中，从而不能解释农业保险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村信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贷配给的经济现象。
(一)模型假定
本文对S－W模型的修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投资项目收益的假定与S－W模型的不同;第二，S－W模型中贷款人对借款人没有区分能力，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任何信息生产能力。本模型则允许贷款人对借款人具有一定的区分能力。在S－W模型中，所有项目的预期收益固定为一个常数R，由此导出了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假设:借款人的期望收益与项目成功的概率是负相关的;即项目成功的概率越低，借款人的预期收益反而越高。S－W模型如此假定的目的在于使得项目的预期收益率与项目的风险正相关。而经典金融学理论则认为证券的预期收益率与其风险成正比，由于证券投资与项目投资可以相互替代，企业家(农户)既可以选择将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也可以作出项目投资的决定;由此可以推断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结论同样适用于经过企业家或农户挑选后的投资项目。
因此，S－W模型中项目的预期收益率与项目成功的概率负相关的假定与金融学的主流观点相吻合，事实上也非常接近于现实情况。那么，模型假定与现实冲突的根源仅仅在于它将所有项目的预期收益设定为一个常数R。有鉴于此，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直接运用了CAPM模型的结论，为每个投资项目设定一个风险系数，令项目的收益与其风险系数成正比。包括S－W模型及后来的一系列修正模型均假定贷款人对借款人投资项目没有任何区分能力，而仅仅是被动地使用利率及抵押品等条件来分离不同风险的借款人。在本文模型中假定贷款人能够区别一定风险水平之上的借款人和项目，因此，模型得以考察贷款人的这种信息生产能力与信贷利率之间的关系。
1．关于借款人的假定
(1)每位借款人拥有一个特定的投资项目，借款人了解项目的风险水平。该项目的风险水平以风险系数θ来度量，其上限为θmax。随机地选择一个借款人，其对应的θ在区间(0，θmax)上连续且服从均匀分布;(2)所有投资项目的投资额均为1单位，借款人没有自有资金，故其贷款额也为1单位。设这些投资项目经过了借款人的挑选，因此它们均处在投资的有效边界上。根据CAPM模型，项目的风险越高，预期收益率越高;设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为R=R(θ)=rf+kθ，其中rf为无风险利率，k=R'(θ)为常数且大于0①。(3)在不违约的情况下，借款人的预期收益率为R－i(i为贷款利率)。设借款人事前并没有违约的主观意愿，则只有当R－i?0时，其才会申请贷款。因此借款的临界条件为R(θ)=i，处于临界点上的借款人的风险水平为θi=i－rfk。可知当贷款利率为i时，风险系数在θi以下的潜在借款人均不会申请贷款，即有:θ∈(θi，θmax)。#p#分页标题#e#
2．关于贷款人的假定
(1)假定贷款人具备一定的信息生产能力，可以识别风险系数大于θe(θe≤θmax)的项目，从而将这些借款人排除在外。当贷款人完全没有信息生产能力时，θe=θmax。故当贷款人将贷款利率设定为i时，它面临的潜在借款人的风险系数θ在区间(θi，θe)上服从均匀分布。贷款人在风险区间(θi，θe)上随机地发放贷款。对于某特定贷款人，其所有贷款项目构成一个资产组合，该组合总风险系数设为θ－，它等于组合中所有项目风险系数的加权平均，可知：公式略。
(二)贷款利率的决定
贷款人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其贷款利率。贷款人收益率最大化条件如下:公式略。上式左边即为利率变化对于贷款人收益的直接效应，右边则表示其间接效应，贷款人的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下这两种效应相等。将(1)、(2)两式代入上式，可求得最优贷款利率为:公式略。(5)式揭示了最优贷款利率i*与θe之间的关系，由于k＞0，故i*随着θe的上升而递减，即i*是θe的减函数;而θe越低则银行的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将(5)式代入(1)式，可求得在此利率下，贷款组合的风险系数:公式略。由上式可知贷款人最大化收益π*是θe的减函数，θe越大，贷款人的收益π*越小，反之则越大。由此得出如下结论1。结论1:贷款人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其贷款利率越高，反之其贷款利率越低;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则其收益率越高，反之越低。
(三)贷款人的预期收益曲线与信贷配给
公式略。θ0即为贷款人信息生产能力的临界点。当θe＞θ0时，π*小于零;反之，当θe＜θ0时，π*大于零。当i＜i*时，提高利率将使得贷款人的预期收益上升;当i＞i*时，提高利率将导致贷款人的预期收益下降。若贷款人(银行)不能区分风险系数高于θ0的项目，则无论其贷款利率为何，均避免不了亏损，这种贷款人无法在市场上生存。θe是衡量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的指标，给定θe＜θ0，有两种信贷配给的情形:一是处于风险区间(θe，θmax)上的借款人，由于贷款人有能力识别这类借款人，即使他们愿意接受更高的利率，贷款人仍然不会放贷给他们;二是在最优利率水平i*下，即使在风险区间(θi*，θe)上面临超额信贷需求，贷款人的反应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而是实行信贷配给。
三、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分析
现有理论业已证明农业保险可以部分替代抵押物，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与信贷抵押物相同的功效(Binswanger，1986)。
农业保险对信贷利率、风险以及贷款人收益的影响考虑参加保险且获得贷款的农户，设其参保成本为c，当发生意外灾害时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设任一项目投保后，其风险系数均下降ck;假定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不变，农户是否参加了保险是一个公开信息，因此贷款人可以鉴别风险系数大于θe－ck的参保借款人。一个合理的假定就是，保险赔付唯一的受益人就是贷款人，而对投保的借款农户没有影响。由此可得，投保农户的预期收益率函数变为:R1(θ)=rf+kθ－c(9)假设保险公司的利润为零，则根据收益守恒原则，贷款人的预期收益率将上升c。于是面向参保农户的贷款组合，其预期收益率π1变为:公式略。如果下面三个条件成立:①贷款人为唯一的垄断者;②参保农户无法退保;③贷款人只经营一期，而不考虑持续经营;则金融机构面临的参保农户与非参保农户是两个完全隔绝的市场。此时，可以证明贷款人向参保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利率与非参保借款人相等①。然而现实中，上述三个条件均不成立，因此参保农户与非参保农户并不是完全隔绝的两个市场。引入竞争以及持续经营等现实约束，贷款人必须承担保险成本c(这意味着放弃超额收益率)，由此得到为参保贷款人提供的利率应为:公式略。
四、实证检验:来自湖南岳阳市的经验数据
(一)数据说明
为了进一步检验农业保险促进农村信贷的作用，本文通过收集到的岳阳市辖内六县(市)2007～2010年农户信贷发放总额、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有贷农户中参保农户所占比例以及六县市的GDP数据，建立了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就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信贷规模与总经济规模有关，不同经济规模的地区，信贷规模无法直接比较，因此本模型以信贷发放量与该地区GDP之比为因变量，以“CRE_GDP”表示。解释变量为:涉农保险的保费收入与地区GDP之比，以“INS_GDP”表示，有贷农户参保比例，以“Ratio”表示。
(二)模型设定及检验
2007年之前的农业保险几乎是空白，因而也就没有此前的数据。由于样本数据时期跨度太短，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失效。根据经验，各地区之间的相对信贷规模，即CRE_GDP可能存在异质性差异，且与各地区具体的INS_GDP及RATIO水平有关。因此，考虑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三)结果分析
在模型(1)中，INS_GDP的系数不显著，而Ratio的系数显著;剔除解释变量INS_GDP后R2值由原来的0．812变到0．809，几乎没怎么下降，而α和β1的的T值均有所提高。这说明，有贷农户的参保比例能够显著地影响农村信贷规模，然而涉农保险的规模对农村信贷规模几乎没有影响。这是因为有贷农户的参保比例不影响涉农保险的规模，两者无相关性。由此可得如下结论:第一，参保农户申请贷款与否不影响涉农保险的规模;第二，参保农户中，没有申请贷款的那部分农户对农村信贷规模没有影响，换言之，涉农保险只有在参保农户申请贷款的情况下才会对农村信贷产生影响。因此，实证分析的最终结论为: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规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参加保险的农户申请贷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模型显示，有贷农户的参保比率提高1%，信贷总额对当地GDP之比约提高0．0774%。考虑到GDP本身基数较大，这种促进作用是相当大的。以岳阳县2010年数据为例，该县当年有贷农户的参保比率为5．01%，GDP为120．83亿元，信贷规模约为2．66亿元;如果有贷农户的参保比率能提高到15．01%，设GDP保持不变，则信贷规模将会提高到3．59亿元，增加约9352万元。分析结果还显示，如果没有农业保险，则农村信贷总额与当地GDP之比平均约为2．44%。这一结果印证结论3。#p#分页标题#e#
五、结语
本文中假定农业保险的发展不影响信贷机构的信息生产能力，即没有讨论农业保险与信息生产能力之间的交叉影响。事实上，参保农户经过保险公司的甄别，在保险公司留下了信息记录，信贷机构通过与保险公司的信息共享，无疑有助于增强其信息生产能力。因此，农业保险对信贷机构信息生产能力的影响以及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的信息共享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贷款人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其贷款利率越高，反之其贷款利率越低;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则其收益率越高，反之越低;若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不足以区分风险系数高于临界值θ0的项目，则这类贷款人无法在市场上生存。
2．贷款人以其信息生产能力可以识别出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即使他们愿意接受更高的利率，贷款人仍然不会放贷给他们，因而产生信贷配给现象;如果在较低风险区间上贷款人面临超额信贷需求，其反应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而是实行信贷配给。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基础和保障。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弱质产业，我国作为农业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生产者在承担市场风险的同时还要承担自然灾害风险。农业保险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机制，有助于分散农业风险，补偿经济损失，保证农民收入，有利于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自 1934 年试办以来，尽管历经了七十多年的历史，始终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随着 2004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在黑龙江、吉林、上海等 9 省市启动了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近颁布的《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对于如何围绕建设新农村的社会发展战略，积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挖掘保险服务潜力，扩大保险覆盖面进行了原则性说明，即根据城市和农村市场不同特点，实施差异化的产品和经营策略，加大对农村市场的资源投入力度，完善与农村市场相适应的服务体系。如何按照《纲要》指出的发展方向，针对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切实有效的途径促进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从农业保险的需求管理入手，研究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为政府部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由私人承担的农业保险均以失败告终，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国外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保险是市场失灵的典型，将其归咎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 Calvin 和 Quiggin( 1999) 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1］。相比较国外学者，国内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思路基本一致。如张跃华等( 2005) 运用伯努利效用函数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偏好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很难利用保险来分散农业风险，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利用农业保险规避风险的途径方面，则相对积极一些［2］。杨新华和韦向阳( 2010) 认为，对于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应考虑到各地的财政承受能力，地方政府的保费补贴少，当地农民享受到的中央财政补贴也少，这就使得相对富裕的地区先一步和多享受到中央政府的补贴。因此对保费的补贴也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保险费率和风险情况确定具体标准，否则容易导致补助累退效应［3］。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李祥云和祁毓( 2010) 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二元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政治职务、农地面积、农地质量以及农户所掌握的关于农业保险的信息等因素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由此提出应该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并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中“精英群体”的模范带头作用［4］。纵观已有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对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调查数据构建二元选择模型，以研究各变量对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行为的影响效果。这种研究方法着眼于农业保险的微观主体，有助于从微观激励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对宏观政策层面的把握则稍显欠缺。而且由于样本数量以及地域的局限性，根据特定样本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其实暗含了全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主体具有同质性的假设前提。本文认为这个假设过强，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不符。有鉴于此，本文从产权经济学的租值消散理论出发，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分为三类，分别建立面板模型并进行估计，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框架
( 一) 租值消散理论
租值消散理论是当代产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本来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安排方面的原因，其价值( 或租金) 下降，乃至完全消失。对于租值消散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是由于产权制度导致的，如科斯( 1959) 在其《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指出“清楚界定的权利( 即私有产权) 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5］，而市场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机制。由于价格机制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 租值消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界定不清。张五常和巴泽尔对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他们认为政府的价格管制会对价格机制产生干扰，对价格的控制会导致非专有收入和新的非价格准则如排队抢购和黑市交易的出现，即对未被清晰界定的产权进行新的界定，而这一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往往会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这一过程就是租值消散的过程，租值的消散是通过买卖双方成本的增加实现的。租值消散的典型例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我国局部农村出现的“撂荒”现象。我国农村出现的“撂荒”主要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远高于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经营性收入，即耕种土地的“机会成本”过高。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虚化，进而导致土地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受到限制［6］，农民土地常低于市价流转。再加上部分地区实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缺陷，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过高，农民往往很难转让使用权，只能选择撂荒土地。也有部分农民采取“隐性撂荒”的方式，降低对土地资金、技术、管理、劳力等方面的投入，使土地资源处于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从而造成农地租值消散。
( 二) 租值消散与农业保险的需求
租值消散是一种资源浪费，农村土地经营中出现的租值消散既造成了我国本就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了粮食产量，又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7］。从农业保险经营的角度看，租值消散会导致农业保险的需求下降，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方面，根据斯蒂格利茨的保险需求理论，农户购买保险的决策取决于保费支出和出险后的期望收入之间的关系。租值消散会降低土地的收益，从而降低农户出险后的期望收入。从理论上讲，土地的租值可以消散为零，此时购买农业保险的期望效用小于其保费支出，农户会放弃购买保险; 另一方面，租值消散在降低土地收益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民的财富收入，根据张跃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个人的风险规避程度( u) 与其财富的增长( X) 存在如图 1 所示的关系，A 点处的曲率为最大，意味着在 A 点处消费者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最强，当财富或收入的值超过 X0时，由于 rα( X，u) 是 X 的递减函数，其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越来越低; 同时在财富或收入的值低于 X0时，由于 rα( X，u) 是 X 的递增函数，因此随着 x 值的增加，其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越来越强。其经济含义是农民在收入非常低下的条件下( A 点左侧) ，其风险规避意识与财富收入成正比，因此农地租值消散通过影响农民收入降低了农民的风险规避意识，从而降低了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
四、实证分析
( 一) 各地区租值消散聚类分析
为了根据各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建议，需要将各地区进行分类。已有的文献在对各地区农业经济进行比较研究时，往往简单地按照地域不同，将全国农村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本文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值得商榷，因为即使同一地域的不同省份之间，农业生产状况也可能存在很大不同。由于农地的租值消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本文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根据其发生租值消散的可能性，分为不同的类别。据上文所述，我国租值消散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土地收益与进城务工收入相比较低，因此本文选择土地生产率和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两个指标作为度量租值消散的标准。土地生产率由各地区农业总产值除以各地区耕地面积得出，即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值，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1》。由于选取指标的测量值大小相差悬殊，且使用了不同的量纲，因此考虑用马氏距离来度量样本之间的相隔距离，用以去除量纲与数据值大小差别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d2ij( M) = ( χij－ χj) 'Σ－ 1( χi－ χj) 。其中，χi表示指标数据矩阵行向量的转置，Σ 是指标数据矩阵的协方差阵。马氏距离不受指标量纲的影响，同时还能够考察指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将计算出来的马氏距离作为初始 31 类的类距离。运用比较稳健的平均联结法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全国 31 个区域分为三类( 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属于第一层次。这些地区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很高，农业生产率则相对落后，因此发生租值消散的可能性最大; 内蒙古、云南、吉林等省份属于第三层次，这些地区或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为农业经营性收入，或是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外出务工的动力不足，因此租值消散的可能性最低。除上述两类地区外的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层次，租值消散程度介于二者之间。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度量租值消散程度的指标存在争议，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只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度量了发生租值消散的可能性，即潜在的租值消散。通过改革相关的交易制度，比如降低土地经营权流转成本，放宽承包条件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租值消散实际发生的概率和产生的影响。
( 二)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选择
根据已有文献及课题组调研的结果，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除了受土地租值消散程度的影响外，还与以下变量有关:1． 受灾面积( χ1) 。该变量等于上一年度农村受灾面积除以耕地总面积。根据经验，如果上一年度受灾较为严重，则农户会产生强烈的避险愿望，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会增强; 相反，则可能意识不到潜在的风险，从而反应冷淡。2． 农业财政支出( χ2) 。该变量等于当地“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财政支出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用于农村生产建设的财政支出，有助于发展农村经济，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根据研究，农户的避险需求与收入水平存在相关关系，这种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部分财政支出直接对农户灾后损失进行补贴，这部分支出如果过高会使农户觉得农业保险可有可无，从而降低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替代效应”。由于这两种效应的方向不确定，因此财政支出对于农业保险需求影响的总体效果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总和。3． 教育程度( χ3) 。该变量等于当地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所占比例。经验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因此受教育时间较长的农民较多地考虑使用保险来分散家庭风险［8］。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保费支出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例( Y) 作为因变量，以此度量各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以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2004 年 ～2010 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构建如下模型:Yit= c + α1χ1it+ α2χ2it+ α3χ3it+ uit其中 i 代表截面单元，t 代表年份，α1、α2、α3为相应变量的弹性系数，c 为截距项，可以理解为该地区农业保险的自发增长水平，μ 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中所有数据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 三) 模型的估计
为对比各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差异性，本文对各组地区分别进行固定效应估计。为了消除截面单元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一类地区的受灾面积和自发增长水平( 模型截距项) 与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这说明一方面由于土地经营性收入占比较低，农民对于土地生产状况漠不关心，因此受灾面积无法影响农民的保险决策; 另一方面，租值消散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地区农业保险的自主性增长，需要通过外部力量加以推动。财政支出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其弹性系数为负值而且绝对数值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上海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 处于图 1 中 A 点右侧) ，随着农民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增长，保险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农民往往选择自保作为抵御风险的主要手段，此时财政支出对于农业保险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方向是相同的，都会降低农业保险的需求。教育程度尽管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显著相关( 5%显著性水平下) ，其弹性系数在三类地区中却是最小的，这主要是由于第一类地区的教育水平已经处于比较发达的阶段，即使普通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作用、政策也比较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宣传教育无法显著提高本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第二类地区的受灾面积和自发增长水平同样与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同样为负，但绝对数值相比第一类地区要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二类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 处于图 1 中 A 点左侧) ，财政支出在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会提升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即财政支出对农业保险需求的“收入效应”为正，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替代效应”的负面效果。本地区教育程度的弹性系数在三个组中是最高的，这是由于本地区农户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对农业保险的作用和相关政策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强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第三类地区受灾面积变量尽管显著( 5%显著性水平) ，但是弹性系数较小，这一方面说明该地区农民比较重视农地产出水平，因此受灾面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购买保险的决策; 但另一方面，农民的土地生产更多的是一种长期投资，单独一年的受灾情况对农民购买保险的需求影响较小。与前两类地区不同，财政支出的增长对本地区农业保险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区大多数省份经济较为落后，政府对于农业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少，因此财政支出对农业保险的“替代效应”相对较小。本地区的农户的实际受教育水平与第二类地区相差不大，但教育程度的弹性系数却比第二类地区要小，这是由于本地区很多省份属于传统的农业大省，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已经意识到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相对有限。本地区农业保险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发增长，即使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人均保费支出每年也会增加 0． 09%，这体现了本地区农业保险较好的发展势头，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发增长能力，购买农业保险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
【论文关键词】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 政府责任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2006年2月23日公布了一份《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并且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一阶段我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另外2006年12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在新闻会上说，我国老龄化问题形势非常严峻，其中一点特别引人关注，就是农村老龄化程度要比城镇高出1．2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534亿，按60％以上老人居住在农村的比例计算，农村老人的数量至少在9200万，而绝对数量应该在1亿左右。如何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情况
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2009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会议确定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参保人为：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年领取人是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同级财政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2009年11月国务院新农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批复部分省区市进行首批新农保试点工作。
2010年的政府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23％的县。截止到2010年3月底，全国新农保参保人数共计4685．39万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共计1569．55万人。
二、政府承担责任的理论分析
1．准公共产品的属性
从现代养老保险的运行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作用均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公共养老保险，则是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在产品属性上属于准公共物品，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是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基本手段，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这种制度由政府承担立法、筹资、管理、提供财政支持等责任。
2．马斯格雷夫和雷托斯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根据该理论可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支出不断增长，其中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及社会保障事业的资金比重将逐步上升；经济建设的投资将逐步下降。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日益成熟，公共财政的不断规范，财政中的建设资金将逐步减少。这样在现行税收规模下，就可以节省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身上，为他们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三、政府主要责任的体现
1．财政支持
【关键词】保险公司 农业保险 效率评价 指标体系 DEA模型
一、引言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6年以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农业保险在商业化框架下进行试验，基本上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以1997～2006年这十年为例，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5.7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8.5亿元，年均增长仅4.54%。二是2006年以后的时期，其显著特点在于，农业保险实行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模式，政府对农业保险十分重视，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相当比例的保费补贴。2006～2015年的十年间，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年均增长达52.30%。
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2007年试点初期，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仅有6家。到2015年已经增至30家。无论是保费收入规模，还是赔付支出，农业保险业务已经成为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第三大险种，成为财产险中倍受青睐的险种之一。那么，就开办农业保险业务而言，如何构建其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呢？各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如何呢？
关于农业保险的效率问题，Babcock，Hart（2000）认为农业保险补贴能够带来产出增加和社会效益，提高农业保险绩效[1]。Russell Tronstad，Romilee Bool （2010）[2]，Ruohong Cai，etc（2011）[3]从政府的农作物保险补贴对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方面来探讨农业保险的补贴效率，认为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有利于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Mishra（1996）[4]，Glauber，Collins（2002）[5]认为政府补贴本身的成本大于保险补贴给农民带来的社会福利，因此，政府不应该给予补贴或强制农民参保。
我国学者肖海峰，曹佳（2009）基于吉林、江苏两省农户的问卷调查，评价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行绩效，得出结论：部分地区的农民从财政补贴政策中得到了益处，稳定了农作物产量和自身收入，而另一些地区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6]。王薇，贾金荣（2011）利用陕西省自然环境条件以及灾害发生的历史数据资料，进行风险区划，再根据当地农民实际消费水平，寻求一条补贴运作效率高的补贴额度标准[7]。冯文丽（2012）认为，参照国外经验，农业保险补贴一般仅由中央政府或者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两级财政进行补贴，而不涉及三级、四级补贴。我国农业保险主要由保监会、财政部和农业部三个部门监管，效率不高，应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并且相互配合的组织进行管理[8]。姜丽媛，张樱馨（2014）运用DEA分析法以地区为单位估算了我国农业保险的相对经营绩效[9]。周文杰（2015）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建立了农业保险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我国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业保险效率，包括农业保险的行业效率、交易效率和经营效率，以评价我国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竞争力[10]。
以往文献主要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探讨政府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效率，也有站在行业角度研究农业保险行业的效率。但是，这些研究基本局限于定性分析，也没有站在公司视角探讨农业保险的效率问题。鉴于我国农业保险是典型的“政府市场合作模式”，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因此，本文将从保险公司的视角来研究农业保险效率问题：试图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以评估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的效率问题，并进行比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确保我国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职能与效率测度视角
（一）农业保险的职能
农业保险的基本职能在于分散农业风险并进行经济补偿。这实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即遭受灾害损失的被保险人所得到的补偿，正是没有遭受灾害的被保险人所交纳的保费以及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此外，农业保险还有其它派生的职能，如防灾防损，融资等。
农业保险的这些职能，从政府、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三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1.对于政府来说，农业保险是保护农业的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农业生产是野外生产，极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政府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来保护农业生产。国内外实践都已证明，农业保险制度有利于分散农业灾害带来的损失，能够稳定农业生产，稳定农户的收入。并且农业保险也是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之一。所以，政府选择了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支农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的稳定运行。
2.对于保险行业来说，农业保险能够将农业风险进行转移。当农户投保后，只要交纳少量的保险费，就可以把未来无法预料的、可能导致严重减产或绝收的农业风险转移出去，形成一种互助的风险保障，从而稳定农业生产，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
3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通过农业保险既可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又可以实现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在我国，保险公司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只要政府的扶持政策到位，只要公司加强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利用农业保险不仅可以不断地服务社会，提高社会效益，而且可以获取相应的利润。
（二）农业保险效率测度的视角
根据上述阐明的农业保险的职能，对于农业保险效率的测度，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进行。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的投入体现为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最近几年，效果最为明显的是政府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这就需要分析、测算这些政策的执行效率问题。从保险行业来讲，就需要以保险行业作为一个整体，测度整个保险行业农业保险的投入与相应产出的大小，再进行比较。限于篇幅，本文将只从保险公司的视角研究农业保险效率，即在建立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从事农业保险的各保险公司进行效率评估。
三、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目标和构建原则
指标体系的构建目标是：定量衡量各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投入和产出的大小，并将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从而测算出各保险公司的相对效率值，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改进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提高效率，从而确保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一是指标体系包括投入类指标和产出类指标，它们分别反映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投入、产出的大小;二是指标体系反映农业保险的投入、或产出应当是全面的;三是具体指标的计算应当把单个保险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四是每一指标在各公司间应当具有可比性;五是计算指标所需数据应具可得性;六是指标体系应具适用性，可操作性。
（二）指标体系的内容
研究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效率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开办业务的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的问题。所以，评估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的指标体系，可以从农业保险业务的投入与产出两个视角来设置。
就投入来说，有资本、劳动、技术等等因素。产出方面，不仅要衡量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宏观效应，即保险对全社会和国民经济总体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而且要衡量其对公司本身的微观效应。据此可以构建如下的指标体系：
1.投入类指标。农业保险业务的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等方面。所以，结合保险公司的实际，投入类指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具体的指标：
第一，实物资本。保险公司的实物资本主要体现为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也是衡量企业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选用“固定资产”反映实物资本的投入。
第二，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险公司的规模大小，是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重要投入要素，选用“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来体现金融资本的投入。
第三，人力资本。保险公司的人力资本可以划分为内勤人员和人两大类。现阶段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还比较淡薄，人在普及保险知识、刺激保险需求以及推动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人群体变动较快，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因此选用“员工人数”衡量人力资本的投入。
第四，技术因素。保险公司技术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水平，二是精算技术。所以，可以选择“硕士学历以上的员工人数”衡量保险公司的技术水平。
第五，经营管理费用。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投入外，人对保险公司业务拓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保险公司在销售保单、提供保险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发生展业、维护、理赔等相关费用。这些费用支出也是必不可少的生产投入。这里选用指标“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来反映经营管理费用。
2.产出类指标。经营保险业务的产出，既应包括经营保险业务对经济、社会的宏观效应，也应包括对公司自身的微观效应。因此，产出类指标可以选择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农业保险交易额和农业保险营业利润。
第一，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反映了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社会效益，该指标可以赔款支出、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之和来反映。
赔款支出是衡量保险公司筹集的基金在保险事故发生的当期分配给保单持有人的额度，是农业保险经济补偿职能的体现。具体计算方法是：依据各保险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报表中的赔款支出加上分保赔款支出与摊回赔款支出的差即可。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为报表中的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与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差。
第二，农业保险成交额。该指标可以用每年“已赚保费”来表示，反映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获得的保费收入。
第三，农业保险营业利润。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农业保险营业利润是指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中取得的承保收益，可以用年度“承保利润”来表示。
四、我国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的评价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保险公司的选取。根据2015年《中国保险年鉴》，可以得到我国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按照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大到小进行排列，排前五位的依次是：人保财险，中华联合，阳光农险，安华农险和中航安盟。这五家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之和已占到全国总保费收入的90.06%。所以，本文选择这五家保险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效率分析。
2.各指标数据来源。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全部来源于2013～2015年《中国保险年鉴》以及各保险公司的年度报告。投入指标包括：x1：固定资产净值（百万元）;x2：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反映金融资本的投入（百万元）;x3：员工人数（人）;x4：硕士学历以上的员工人数（人）;x5：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百万元），反映经营管理费用。产出指标包括：y1：赔款支出（百万元）;y2：农业保险已赚保费（百万元）。
（二）研究方法
评价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效率问题，实际上就是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多输入与多输出的比较问题。而DEA正是为比较多输入―多输出指标的相同类型部门或单位之间相对有效性提供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学者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它以相对效率评价为目标，采用凸分析和线性规划作为工具的一种评价方法。
DEA模型有多种，如CCR、BCC、FG、ST等模型。其中，CCR模型的最优目标值（ZkP）为某决策单元的生产效率，即整体效率。
（三）效率评价与分析
基于CCR模型，根据2015年《中国保险年鉴》提供的2014年数据，先计算人保财险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效率。借助WinQSB软件，得到该问题的最优解：ω=（0，0，0，0，0，）、μ=（0，0.0001），maxZ1P=1.0000。再计算其对偶问题的最优解为：（λ1，λ2，θ）=（1.0000，0，1.0000），minZ1D=1.0000。
类似地，再逐一计算出各保险公司2012～2014年的效率值，一并列于表1中。
表1 基于CCR模型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效率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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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模型研究结果的表1表明：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两家保险公司2012～2014年均为弱DEA有效，即这两家保险公司不是同时为技术效率最佳和规模最佳。进一步分析其对偶问题，由于两家保险公司都有Σλ=1，说明都是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的最佳状态。这就是说这两家保险公司是非技术有效的。
阳光农险、安华农险和中航安盟，从2012～2014年，都有ω>0，μ>0，并且ZkP=1。这三家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均为DEA有效，即既技术有效，又规模有效。
五、结论与建议
从农业保险业务的投入与产出两个视角，构建了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利用《中国保险年鉴》以及各保险公司的年报资料，根据市场份额选取五家保险公司作为样本，采用CCR模型，对各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效率进行了评价，得出结论：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整体效率、技术效率均为弱DEA有效，规模效率均为DEA有效;而阳光农险、安华农险和中航安盟三家保险公司整体效率均为DEA有效，即既技术有效，又规模有效。
农业是受自然风险影响最直接的行业，为了加强风险管理，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稳步拓展农业保险业务。为此，作为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主体，保险公司应当针对其整体效率、技术效率为弱DEA有效的状况，努力提高精算技术水平，加强管理，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精算技术和管理经验，减少投入浪费，提升产出水平，以实现技术效率的有效，从而提升整体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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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再保险；财政补贴；保险证券化；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63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民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薄弱，使得许多农户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有效地转移农业风险，最大限度的减少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4年到2014年连续11年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内容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国内外众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农业保险。
1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农业保险中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并认为这是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Skees&Reed，1986；Knight&Coble，1999；Shaik、Atwood，2002；林红，2011；陈进宏等，2013；等等）对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分析，分为以下2个步骤。
1.1分析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保险标的特殊性；二是农户认识误区和侥幸心理；三是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四是农户收入偏低，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农户的收入不稳定（柏士林，2010；庹国柱，2012；温燕，2013；等等）。
1.2如何规避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研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规避机制，对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Halcrow（1949）提出区域产量保险法，降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即对一个区域的产量进行保险，比如一个县，设定一个保障水平如全县过去5年平均产量的90%，如果收获时这个县实际平均产量低于90%，则到对全县农户进行赔偿。Gardner & Kramer（1986）、Goodwin&Smith（1995）认为3种方法可以规避：一是签订多年保险合同，便于精算损失率；二是提高免赔率或者规定更高的免赔额；三是对农户监督。Holly H.Wang（2011）则呼吁政府合理的设定保险品种和保险价格，便于消除逆向选择问题。
2关于政府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研究
国外对农业保险补贴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贴模式和补贴比例。YamauChi（1986）分析日本的补贴方式。日本政府对保费进行补贴以外，也对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公司管理费用进行补贴。在补贴标准上，保费补贴根据费率的变化而变化，保险费率越高，补贴越高。SkeeS，Hazell&Miranda（1999）提出，政府的农作物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比例要适度。要加强“可保风险”风险的补贴比例。Keith Jeollins&Glauber Jw（2002）研究美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模式发现政府对巨灾风险实行全额补贴。还承担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的全部费用，并由FCIC对私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费进行补贴。
国内学界对农业保险补贴研究主要围绕2个方面展开：补贴方式、补贴的福利效应。
在研究政府的补贴方式方面，段学慧（2011）、刘宁（2013）认为，目前政府实行的“层层补贴+倒补联动”机制会制约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某些县出于私人利益考虑，不会大力推广农业保险覆盖面，因为保险覆盖面越大，意味着本级政府所承担的保费补贴数额就越大。张祖荣（2013）认为我国财政补贴应由目前的单一保费补贴方式，转变为实行地区差异化和险种差异化保费补贴、分险种提供管理费用补贴和适度提供再保险补贴相结合的补贴方式。罗向明（2012）提出应根据地区经济实力情况进行财政补贴分类。
第二是补贴的福利效应分析。孙香玉、钟甫宁（2008）利用开放的二分选择式条件估价法分析新疆棉花保险、黑龙江玉米保险、江苏水稻、小麦中政府补贴福利值，提出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要适当选择地区和品种才可以极大化补贴的福利效果。胡炳志等（2009）将消费者剩余和外部性结合起来构建了农业保险的福利经济学模型，探讨了最优补贴边界的决定标准，提出应以再保险补贴为核心，即采取事后虚置补贴的办法。
3关于农业保险需求方面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倾向于分析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按照分析方法，目前主要分为理论分析法和实证计量分析法。
3.1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原因一用理论分析法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基本上一致。总结包含六个方面：一是农业保险保费较高，对农户来说是一笔大的支出；二是农户对保险的认知少，侥幸心理重，宣传不到位，从而使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下降；三是几千年的发展使得农户形成风险接受者，预灾防灾意识薄弱；四是种植面积、预期面临风险、风险管理项目等；五是免赔率较高，受灾后获得的保险赔偿较低，购买保险动力不足；六是理赔程序繁琐（皮立波、李军，2003；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2006；曾玉珍、穆月英，2009；等等）。
3.2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影响因素一用计量实证分析法
最近2年，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这也将是研究的新趋势。
张欣（2013）运用异质性随机边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流动性约束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融资环境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周稳海等（2013）选取2001―2009各指标的时间序列作为样本值回归得出：政策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的正向作用要以政策支持为前提。张遵东（2013）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运用数据回归得出：上年度农业保险赔付率，政府农林水利支出对保费收入是负相关关系，而政府的补贴政策、自然灾害成灾率、农业增加值对农业保费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冯文丽等（2014）基于Tobit模型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农作物播种面积越大农业保险覆盖率越低，保费补贴越大、农户人均纯收入越高，综合赔付率越高、承保利润率越大农业保险覆盖率越高。
4探索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探索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一直是国内学者们的一个研究焦点，特别是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更激发了这方面的研究热情。目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分为研究国外的经营模式和探索国内经营模式两种。
4.1分析国外的经营模式
MarkWenner（2005）研究比较了拉美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农业保险经营状况，提出政府应当在农业保险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Raju（2008）指出南亚各国农业保险普及程度较低，应当探索好的农业经营模式，从制度层面规范该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并积极推动。田野等（2005）认为法国的农业互助呈“金字塔”型经营模式比较值得借鉴。黄博琛（2013）认为日本农业保险实行“三级式”的经营模式比较好。即共济组合经营原保险、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一级再保险、再保险特别会计处提供二级再保险。三级之外，日本还另设为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贷款的机构――农业共济基金，激发了农户参保的积极性。
4.2国内经营模式主张
国内学者探索国内经营模式，观点基本一致，具有代表的是：
胡秋明（2004）提出大力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发展需要的。庹国柱（2005）建议有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即：（1）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模式，（2）政府支持下的合作互助经营模式，具有农垦系统背景的地区可考虑选择，（3）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模式，（4）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对广大的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比较适合。
5这一领域研究的新焦点――巨灾风险转移机制研究
实践表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很大，经常会遇到巨灾，如旱灾、台风，一次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数以百亿计，普通保险公司很难承受。如John Duncan和Rob-ert J.Myers（2000）认为巨灾风险极大的提高了农业保险保费，在农险保费高到生产农产品无法获取利润时农户会退出农业保险市场。
5.1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
再保险制度被认为是风险转移的重要手段。John Duncan和Robert Myers（2000）指出，巨灾风险大大影响保险公司的收入，农民的保障覆盖水平也会降低，再保险可以有效地促进保险市场的均衡，特别是对于再保险进行补贴时。Duncan（2000）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业再保险补贴对农业保险市场均衡的影响，得出结论：提高再保险的补贴力度，会使原本不均衡的保险市场趋向于均衡。
5.2成立巨灾专项基金
建立巨灾专项基金被认为是可行性选择。胡秋明（2004）提出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补偿，将是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费友海（2005）提出农业保险基金应由税务、财政部门负责征缴和管理，供全国专业农业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使用。
目前的学者的研究已经眼延伸到基金的增值方式。如胡元聪等（2014）提出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库，农业保险机构可以把自身所拥有的资金用于投资那些风险较小、收益稳定的项目，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5.3发展巨灾风险证券化
巨灾风险证券化是指运用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及其组合通过资本市场来处理巨灾风险。巨灾风险证券化的理论最早是由Gardener.RobertGoshay和Rchard Sando开1973年共同撰写的《构建再保险期货市场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率先提出的。1992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率先研究并开发出巨灾保险期货产品，1993年推出巨灾保险期货买权价差交易，开启了巨灾风险证券化发展的先河。
对农业巨灾保险产品和衍生品创新是目前研究的新趋势和新热点。David Rode和Baruch Fischhoff（2000）；J.David Cummins，Philippe Trainar（2009）通过介绍不同风险证券化产品，对巨灾风险证券化进程进行模拟，提出巨灾风险证券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袁幕琴（2013）提出应对巨灾风险最有效的方式是巨灾风险证券化。利用资本市场庞大的资金，所以能极大地提高承担巨灾风险所能获得的资金量。今后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会更加的深入与具体，也将会探索更多的金融衍生品。
6总结
1 文献回顾
农业生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会受到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巨大影响，收成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同时因为我国的农业发展长期以来都是小规模家庭生产模式，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有限，农业保险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复杂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保障机制，可以弥补歉收造成的收入下降，保障农民收入基本稳定，维持农业生产的热情和持续性，所以农业保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正式，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年关注“三农”问题，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农业作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其金融发展和保险前景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外文献中，帕特里克（1966）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需求跟进性和供给引导两种因果关系。该理论也可以运于分析金融发展与保险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需求跟进的情况下，金融发展会引起保险需求的增加，带动整个保险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供给引导下，保险供给的增加导致保险价格降低。初期保险业发展会扩大保险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到后期，保险业发展对金融发展的驱动作用渐渐减弱，金融发展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增加会将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乌塔维尔（1996）选取55个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对财产险保费收入和金融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OLS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保险业发展与金融业的发展成正相关、并且保险需求与金融业发展正相关、保险价格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沃德等（2000）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多个成员国的保险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关系，并探索了保险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供给引导还是需求跟进。 亚当斯等（2005）分析了1830年至1998年银行业与保险业的数据，得出早在19世纪银行的发展就开始对保险业发展产生引致效应的结论。
在国内的研究中，如栾存存（2004）对我国保险业增长进行分析，在保险增加的内生变量中加入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国民可支配收入两项指标，建立了保险业发展的动态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谢志超等（2006）考察农业保险市场时发现，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农业保险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农业保险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李汉才（2008）从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入手，研究了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行了博弈分析。吴洪等（2010）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保险发展、金融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运用GMM模型同时考虑银行、证券和保险的交互效应时，保险和银行之间是竞争关系，而证券和保险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得出金融体系之间主要为竞争关系结论。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有关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因此，本文借鉴前人相关文献的思路与方法，选取我国1990―2012年的年度数据，使用VAR模型对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动态检验，以使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2 指标选取与数据收集
1 指标的选取
大多数学者采用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等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但是王毅（2002）的研究结果指出货币化比重指标（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而应该采用金融相关率指标进行衡量。因此，本文用金融相关率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农村金融相关率为农村金融总资产与农村GDP之比。这里，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是采用的计算方法为：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农村存款+农村贷款）/（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100%。而反映金融发展效率的衡量指标为信贷转换率即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之比，信贷转换率是衡量金融机构将存款转换为贷款放出的效率， 能有效衡量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在国内比较常用。按照通常的做法， 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用反映需求量的农业保费收入来进行衡量。
2 数据的收集
用XG和ZH分别表示农村金融相关率和农村信贷转换率。另外，NCCK表示农村存款余额，NCDK表示农村贷款余额，NGDP表示农村GDP，NYBF表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文中的农村存款等于农业存款与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之和，农村贷款等于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农村 GDP 用农业总产值表示。那么有，
数据来源：国泰安csmar数据库
3 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研究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平稳性检验是变量之间协整检验的前提。采用最常见的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检验变量XG、ZH 和NYBF 是否平稳。 使用 Eviews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由上表可知，这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将其进行一阶差分后，ΔXG和ΔZH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因此，它们是一阶单整，记为I（1）。而NYBF在一阶差分后也不平稳，如果利用它的二阶差分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其系数及模型的经济意义很难解释。所以，对NYBF取对数，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XG、ZH 和 NYBF 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由于协整关系只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不能确定具体的因果变动方向，因此，需要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下面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 3 所示。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指标XG和ZH是NYBF的格兰杰原因，但NYBF不是XG和ZH的格兰杰原因。
（三）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表明XG，ZH，LnNYBF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符合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对三个序列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通过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检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相关率XG和农村信贷转换率ZH与农业保险指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lnNYBF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关系，以AIC、SBC信息准则作为协整检验滞后期确定的标准，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包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的协整秩迹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5%的水平上拒绝协整向量个数为零的假设，说明四个指标之间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农村金融相关率XG和农村信贷转换率ZH与农业保险指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lnNYBF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关系，具体协整关系如表4所示。
注：临界值的显著水平为5%，参照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的临界值表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模型）研究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VAR 模型的优点在于把系统中的每个内生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是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模型描述了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与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经过协整检验之后检验VAR表示法的滞后阶数，根据表5结果的大多数准则表明，应该选择滞后一阶。下面使用Johansen的MLE方法估计该系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结果如表6所示。残差经检验，可以接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
表5 VAR表示法滞后阶数
对此VECM系统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 VECM模型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除了VECM模型本身所假设的单位根之外，伴随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之内，所以它是稳定的。
（五）脉冲响应函数
对于VAR模型，感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系统的动态特征，即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这可能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RF）加以刻画。第i个内生变量的一个冲击不仅直接影响到第i个变量，而且还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递给其他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试图刻画这些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本身的过程。本文探讨当保费收入序列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引发金融指标序列未来10期发生的变动，进一步量化其引发变动幅度的大小及变动方向。表7是脉冲响应图的具体结果，描述了在未来的10期内每个变量变动的响应系数和方向，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时期影响系数的大小、方向和程度。
根据表7的结果画出直观的脉冲响应图（图1），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序列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对金融序列未来10期的影响变动结果以及金融指标序列受到标准差冲击后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序列的脉冲响应。
通过观察图2左上显示了农村金融相关率序列对保费收入序列的脉冲响应，即给当期农村金融相关率序列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未来10期内会对农业保费收入序列的正向影响不大，在3期就已经几乎回到原来的水平；右上显示了农村信贷转换率序列对保费收入对数序列的反向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削弱，说明保费收入序列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是短时的和反向的。左下显示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数序列对农村金融相关率序列的影响，对保费收入序列给予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会对农村金融相关率序列产生持续的、反向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响应趋于平稳。右下显示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数序列对农村信贷转换率序列的脉冲响应，从这幅图可以看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数序列在长时间内对信贷转换率序列冲击的响应是负向的而且是长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会逐渐加深。
图2 脉冲响应图
综合脉冲响应函数图显示的信息，无论是农村金融相关率还是农村信贷转换率，都随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冲击变动表现反向的响应，原因可能是当流入保险业的资金增加时，挤占了原本属于金融业可利用的资金，比如存款等渠道，限制了金融系统的扩张。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 1990―2012 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说明我国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关系。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脉冲响应函数对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农村金融相关率和农村信贷转换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数序列与农村金融相关率和农村信贷转换率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拥有共同的长期趋势，形成一种内在的相互影响的均衡机制。通过使用VECM短期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量化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农业保险的短期效应，并计算了每个变量之间相互的影响系数以及影响的方向。脉冲响应图进一步证实了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农业保险行业对农村金融业影响的变化趋势以及方向，以此为依据可以评价二者之间的总体协同机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农村信贷转换率回归系数比农村金融相关率要大。说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业保险的推动作用更强，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推动作用相比较弱。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4期的情况下，XG与NYBF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XG是NYBF的原因，反之NYBF不是XG的原因；在滞后 3 期的情况下，ZH与NYBF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ZH是NYBF的原因，反之NYBF不是ZH的原因。这说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原因，对农业保险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3、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能够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农业保险的动力作用不明显。其原因很可能是农业保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依靠财政政策的层面上，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够。
基于文章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加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力度。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方面的资金投放可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大政策性支持，发挥干预功能，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农业方面，切实解决农村融资困难的问题，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良好资金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