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5 12:11:25
论文摘要：新《公司法》和《证券法》顺应了迅速发展的经济，初步形成了我国证券私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我国的证券私募制度刚刚起步，整个规范机制尚不健全、不成熟，有许多的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阐述了私募发行的概念，分析了我国私募发行制度的现状，提出了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措施。
目前银行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不仅是由于企业性质的限制，而且存在融资担保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企业从银行间接融资，而通过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进行直接融资的条件十分严格且成本很高。这就迫使无法通过现行证券市场和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其它的融资渠道。私募发行是相对于公募发行而言的，二者皆为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渠道，能够满足不同的投融资需求，作用相互补充。随着证券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与国际化，私募发行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一、证券及证券私募发行概述
我国新修订《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用本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修订后的《证券法》对于其所调整证券的范围与修订前相比有所扩大，将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纳入了调整范畴，但其发行与非上市交易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美国法中，私募发行属于注册豁免的一种，是对证券公募发行的有益的补充。发行对象和发行范围的不同，是证券私募和公募的最大不同点，也是二者制度设计迥异的最终归结点。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中对证券公募的界定可推知，向不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行为即为证券私募，这一规定为我国证券私募行为确立了法律依据。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特点
证券私募发行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证券私募不同于证券公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私募是免于核准或注册，也不需要像公募那样进行全面、详细的信息披露。这些正是私募的根本价值所在。
2．私募发行的对象是特定的相对于公募而言，私募发行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是特定范围内的特定对象，并且有人数上的限定。从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非公开发行即私募所面对必须是200人以下的特定投资者。
3．私募发行所面对的特定投资者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资格。比如，对投资主体的风险抵抗能力、商业经验、财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投资主体必须是机构投资者、商业经验丰富的商人、富人等这一类特殊群体。
4．私募发行的方式受限制。各国的法律一股都规定，私募发行不能公开通过广告、募集说明书等形式来推销证券和募集资金，包括不得采用公告、广告、广播、电视、网络、信函、电话、拜访、询问、发表会、说明会及其他形式，从而限制了即使出现违法行为时其对公众利益造成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私募过程中发行人一般同投资者直接协商并出售证券，不通过承销商的承销活动。
5．私募发行的规模和数量受限制。私募发行免于注册的主要原因是该发行“对公众的利益过分遥远并且对证券法的适用没有实际必要”，同时其所面向的投资者数量有限，因此，其发行规模，包括发行证券的数量和发行总价不可能很大，通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6．私募证券的转售受限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转售受法律限制，该类证券属于“受限制证券”。在发行当时法律往往要求发行人对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再转让采取合理的注意。实践中私募发行人的通常的做法是要求所有购买人签署一份“投资函”，保证他们在购买证券时没有向公众转售证券的意图。
三、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标准的界定
1．发行人的资格问题
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是指发行或者准备发行任何证券的人，在我国现阶段，笔者认为，发行人应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亏损的公司，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许可”应该允许亏损的公司作为发行人。同时，对于正在设立中的股份公司，其依发起方式设立也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非公司形式的企业，则应不考虑赋予其发行人主体资格。对于发行人的资格问题，我国的《公司法》与《证券法》都没有规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股票发行人必须是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前款所称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且该暂行条例的第8、9、10、ll条规定了股份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但是对于何时、何种条件下股份公司的发行人的资格受到影响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认定发行人的资格时可以借鉴美国的“坏男孩排除标准”。
2．私募发行的界定
在对证券的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不仅仅强调证券非公开发行，还从募集对象的人数方面来限定投资者的范围，这与证券的非公开发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私募人数的确定。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在确定人数时，既要考虑受要约人数、资格，又要考虑实际购买者的人数与资格问题。在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人数的限定主要是对于非机构投资者的法人及自然人人数进行限制，而非针对机构投资者。在对自然人及非机构投资者的人数以不超过35人为限，这与美国的数字是一致的。
(2)发行方式的认定。私募发行是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人进行的发行，所谓“非公开方式”就是指不能以广告或一般劝诱方式向特定人以外的人进行宣传，防止发行人向与自己无既存关系的公众投资者进行私募。笔者认为，对证券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应当明确例如私募发行禁止使用的方式，规定私募发行不得使用广告、广播电视等方式，同时，规定募集的对象是与发行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并且符合投资者资格的人，即使是对这些对象募集也得采取非公开的方式，否则也会被认为是公开发行的。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合格投资者的界定
私募发行对象的资格如何界定，在私募发行制度建设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对美国立法的介绍可知，其主要针对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规定不同的资格标准。结合我国实践来看，私募发行中的投资者也有多种类型，因此，我国立法亦可借鉴这一做法，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分别予以规定。目前，在我国，涉及证券私募发行时，投资者主要包括机构投资者、非机构投资者法人、一部分自然人。在构建私募发行制度时，这几类投资者仍有其存在的基础与环境。综合而言，笔者认为私募发行可针对以下五类投资者进行：一类为金融机构：二类为产业投资公司与基金；三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四类为公司内部人；五类为富裕并具有相当财经专业只是及投资经验的成熟投资人。。那么这五类人究竟应该各自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制度设计所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总体来说，无论某一投资者属于上述三类中任何一类，若要具备私募发行对象资格，成为合格投资者，其都应当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投资经验与投资分析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
(三)我国证券私募证券转售限制制度的构建
同私募发行程序一样，私募发行证券的转让中也应区分投资者的种类进行人数的限制及信息披露。对于机构投资者没必要进行人数的限制，发行人也没有强制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于私募发行公司或其关联企业的董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由于他们在信息获取上的先天优势，也没有必要规定发行人对他们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有必要对其人数进行限制。而对于非合格投资者，他们是私募发行的“弱势群体”，有必要要求发行人对其披露转售有关的信息，而出让人则豁免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因为他们并不是发行人本人，并不一定能获得充分、真实的发行人信息。对于非合格投资者在转售时也有必要进行人数限制，其限制人数与发行时相同。
首先，规定每日可上市流通的股份的数额限制。其次，规定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如每出售百分之一就应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甚至可以采取实时披露。第三，建立报告制度，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人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预计达到一定数量的应事先报告，其他投资者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事后及时报告，以便监管机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第四，确定加总原则。我国上市公司父子夫妻共同持股的现象比较普遍，高管的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比较普遍，为防止非公开发行证券转售出现此类弊端，可以借鉴美国法的规定确定加总原则，加总计算其可转售数量的限制。
(四)我国证券私募发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
我国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应当遵循以下规则：首先，在私募发行中，由于投资者的种类不同，其信息披露的要求各不相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其实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其他投资者要强一些，因此，这一类投资者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对于发行人及其关联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来讲，其信息的获取途径更直接、更方便，因此，也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但对于与发行人有业务联系的法人和拥有一定资产实力的自然人来讲，其所处的获取信息的地位与能力较其他两类弱一些，因此，应由发行人主动向其披露信息。
论文摘要：新《公司法》和《证券法》顺应了迅速发展的经济，初步形成了我国证券私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我国的证券私募制度刚刚起步，整个规范机制尚不健全、不成熟，有许多的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阐述了私募发行的概念，分析了我国私募发行制度的现状，提出了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措施。
目前银行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不仅是由于企业性质的限制，而且存在融资担保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企业从银行间接融资，而通过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进行直接融资的条件十分严格且成本很高。这就迫使无法通过现行证券市场和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其它的融资渠道。私募发行是相对于公募发行而言的，二者皆为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渠道，能够满足不同的投融资需求，作用相互补充。随着证券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与国际化，私募发行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一、证券及证券私募发行概述
我国新修订《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用本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修订后的《证券法》对于其所调整证券的范围与修订前相比有所扩大，将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纳入了调整范畴，但其发行与非上市交易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美国法中，私募发行属于注册豁免的一种，是对证券公募发行的有益的补充。发行对象和发行范围的不同，是证券私募和公募的最大不同点，也是二者制度设计迥异的最终归结点。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中对证券公募的界定可推知，向不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行为即为证券私募，这一规定为我国证券私募行为确立了法律依据。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特点
证券私募发行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证券私募不同于证券公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私募是免于核准或注册，也不需要像公募那样进行全面、详细的信息披露。这些正是私募的根本价值所在。
2．私募发行的对象是特定的相对于公募而言，私募发行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是特定范围内的特定对象，并且有人数上的限定。从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非公开发行即私募所面对必须是200人以下的特定投资者。
3．私募发行所面对的特定投资者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资格。比如，对投资主体的风险抵抗能力、商业经验、财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投资主体必须是机构投资者、商业经验丰富的商人、富人等这一类特殊群体。
4．私募发行的方式受限制。各国的法律一股都规定，私募发行不能公开通过广告、募集说明书等形式来推销证券和募集资金，包括不得采用公告、广告、广播、电视、网络、信函、电话、拜访、询问、发表会、说明会及其他形式，从而限制了即使出现违法行为时其对公众利益造成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私募过程中发行人一般同投资者直接协商并出售证券，不通过承销商的承销活动。
5．私募发行的规模和数量受限制。私募发行免于注册的主要原因是该发行“对公众的利益过分遥远并且对证券法的适用没有实际必要”，同时其所面向的投资者数量有限，因此，其发行规模，包括发行证券的数量和发行总价不可能很大，通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6．私募证券的转售受限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转售受法律限制，该类证券属于“受限制证券”。在发行当时法律往往要求发行人对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再转让采取合理的注意。实践中私募发行人的通常的做法是要求所有购买人签署一份“投资函”，保证他们在购买证券时没有向公众转售证券的意图。
三、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标准的界定
1．发行人的资格问题
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是指发行或者准备发行任何证券的人，在我国现阶段，笔者认为，发行人应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亏损的公司，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许可”应该允许亏损的公司作为发行人。同时，对于正在设立中的股份公司，其依发起方式设立也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非公司形式的企业，则应不考虑赋予其发行人主体资格。对于发行人的资格问题，我国的《公司法》与《证券法》都没有规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股票发行人必须是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前款所称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且该暂行条例的第8、9、10、ll条规定了股份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但是对于何时、何种条件下股份公司的发行人的资格受到影响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认定发行人的资格时可以借鉴美国的“坏男孩排除标准”。
2．私募发行的界定
在对证券的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不仅仅强调证券非公开发行，还从募集对象的人数方面来限定投资者的范围，这与证券的非公开发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私募人数的确定。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在确定人数时，既要考虑受要约人数、资格，又要考虑实际购买者的人数与资格问题。在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人数的限定主要是对于非机构投资者的法人及自然人人数进行限制，而非针对机构投资者。在对自然人及非机构投资者的人数以不超过35人为限，这与美国的数字是一致的。(2)发行方式的认定。私募发行是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人进行的发行，所谓“非公开方式”就是指不能以广告或一般劝诱方式向特定人以外的人进行宣传，防止发行人向与自己无既存关系的公众投资者进行私募。笔者认为，对证券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应当明确例如私募发行禁止使用的方式，规定私募发行不得使用广告、广播电视等方式，同时，规定募集的对象是与发行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并且符合投资者资格的人，即使是对这些对象募集也得采取非公开的方式，否则也会被认为是公开发行的。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合格投资者的界定
私募发行对象的资格如何界定，在私募发行制度建设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对美国立法的介绍可知，其主要针对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规定不同的资格标准。结合我国实践来看，私募发行中的投资者也有多种类型，因此，我国立法亦可借鉴这一做法，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分别予以规定。目前，在我国，涉及证券私募发行时，投资者主要包括机构投资者、非机构投资者法人、一部分自然人。在构建私募发行制度时，这几类投资者仍有其存在的基础与环境。综合而言，笔者认为私募发行可针对以下五类投资者进行：一类为金融机构：二类为产业投资公司与基金；三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四类为公司内部人；五类为富裕并具有相当财经专业只是及投资经验的成熟投资人。。那么这五类人究竟应该各自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制度设计所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总体来说，无论某一投资者属于上述三类中任何一类，若要具备私募发行对象资格，成为合格投资者，其都应当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投资经验与投资分析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
(三)我国证券私募证券转售限制制度的构建
同私募发行程序一样，私募发行证券的转让中也应区分投资者的种类进行人数的限制及信息披露。对于机构投资者没必要进行人数的限制，发行人也没有强制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于私募发行公司或其关联企业的董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由于他们在信息获取上的先天优势，也没有必要规定发行人对他们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有必要对其人数进行限制。而对于非合格投资者，他们是私募发行的“弱势群体”，有必要要求发行人对其披露转售有关的信息，而出让人则豁免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因为他们并不是发行人本人，并不一定能获得充分、真实的发行人信息。对于非合格投资者在转售时也有必要进行人数限制，其限制人数与发行时相同。
首先，规定每日可上市流通的股份的数额限制。其次，规定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如每出售百分之一就应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甚至可以采取实时披露。第三，建立报告制度，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人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预计达到一定数量的应事先报告，其他投资者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事后及时报告，以便监管机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第四，确定加总原则。我国上市公司父子夫妻共同持股的现象比较普遍，高管的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比较普遍，为防止非公开发行证券转售出现此类弊端，可以借鉴美国法的规定确定加总原则，加总计算其可转售数量的限制。
(四)我国证券私募发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
我国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应当遵循以下规则：首先，在私募发行中，由于投资者的种类不同，其信息披露的要求各不相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其实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其他投资者要强一些，因此，这一类投资者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对于发行人及其关联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来讲，其信息的获取途径更直接、更方便，因此，也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但对于与发行人有业务联系的法人和拥有一定资产实力的自然人来讲，其所处的获取信息的地位与能力较其他两类弱一些，因此，应由发行人主动向其披露信息。
关键词：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完善
一、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现状
(一)我国现行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规定
2005年10月27日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是我国有关证券私募发行的最重要的两部法律，其中增加了有关“非公开发行”、“向特定对象募集”等规定，为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1.证券私募发行不能免于注册。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证券法规定对证券的私募发行采用核准方式进行监督，这使得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丧失了其原有的募集成本低、资本流通速度快的优势。这种“重防弊甚于兴利”的做法虽然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也“使公司募集资本的成本有所增加，资金的流通也变得缓不济急，不符合现代企业希望筹资灵活弹性的需求”。
2.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范围太窄。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应当适当扩大，使得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私募方式募集资金。
3.证券私募发行的对象范围不明确。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条，私募发行的对象应为“特定对象”，但对“特定对象”的含义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除此之外，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制度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私募发行证券的转售均未作出规定，在实践中不易进行规范，由此可见，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仍有待完善。
二、对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完善的构想与建议
(一)证券私募发行的审核制度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对投资者的保护措施也存在不足，因此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豁免审核制度。但也不能直接适用与公开发行相同的核准制度，因为直接适用与公开发行相同的核准制度会使证券私募发行丧失了其所原有的价值，无法达到节省发行费用、促进资本流通的目的。
因此，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审核制度应适应市场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发展。从长远来看，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我国最终会确立证券私募发行的豁免制度。但近期我国暂时不具备施行豁免制度的条件，应比照公开发行的审核制度，尽量简化证券私募发行的核准程序，如减少核准材料，适当缩短核准期限等，从而达到促进资本流通、融资便利的目的。而对于一些规模小、对象范围不广的小额证券私募发行，则可以实行事后申报备案制度，即“在进行证券私募发行时，发行人无需事先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核准，只需于私募发行证券的股款或价款收缴完成之日起15日内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备”。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资格的确定
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包括发行人和发行对象，以下分述之：
1.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资格。证券私募发行的目的就是促进资金流通与融资便利，因此凡是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证券私募发行行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均未对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资格做出过多限制。但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相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立法初期将证券私募发行人局限于资本丰厚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和公司。但对发行人的资格进行限定时，其标准应低于公开发行的标准。根据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的规定，私募发行的主体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其范围过于狭窄，应当予以适当放宽，可将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主体扩大为“股份有限公司、政府、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各类基金等)”。并且可以授权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要求制定不同的规则。
2.证券私募的发行对象资格。我国新《证券法》规定，证券私募的发行对象为“特定对象”，当并未就特定对象的具体含义作出界定，只是规定特定对象的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因此上述规定中的“人数标准”就成了判断证券私募发行的主要依据。而美国的最高法院早在ralston purina案中就已经认定“受要约人是否需要注册程序的保护才是关键，受要约人能否去的相关的信息是其考察重点，并以‘需要标准’代替了原本的‘人数标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证券法对证券私募发行对象的规定过于概括，单一的“人数标准”很难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甚至会导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
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证券私募的发行对象进行规定时可将其划分为三类：
一是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是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是指“用自有资金或者从
分散的公众手中筹集的资金专门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法人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等”。机构投资者具有规模大、资金雄厚的特点，且其拥有进行研究、分析、判断各种信息的专业人才和能力，不需要证券私募发行人主动向其提供信息。当机构投资者认为在进行决策时需要获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可以主动向发行人要求提供相关信息。这是证券私募发行的最主要对象。
二是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是指“与发行人有密切的关系、打算长期持有证券的非机构投资法人和具有一定能力和资产数量的自然人”。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无论是知识、经验还是获取知识的能力都十分有限，并且财富的多少并不能证明投资者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因此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规定时，不仅应对其净资产或收入水平设立最低额限制，还应该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个人投资者是否具有相应的证券融资和商业投资的知识和经验；个人投资者的资产是否能抵御其可能经受的风险；个人投资者能否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证券私募发行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
三是与发行人相关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此类发行对象是公司的内部人员，是公司的决策者、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能够获得有关公司的信息，不需要证券发行人主动向其提供有关信息。
(三)证券私募发行的方式
证券私募发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非公开性，因此，法律应该禁止私募发行及转售时才去广告或者公开劝诱的方式，从而避免发行者“借私募发行之名行公募之实”。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但并未对公开方式做出具体规定。在完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时，应对其加以规定，可以参照美国等的相关法律规定，将公开方式规定为“通过报纸、杂志、相似的媒体或电视、广播、因特网、信函、电话所发表的广告、文章、告示、公开的信息以及利用研讨会或会议的形式进行一般性的征求或广告”。
(四)证券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准确、真实、完整的信息是证券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重要前提。但我目前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还没有就信息披露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证券私募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必然与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披露义务相同，法律应对其做出与公开发行有所区别的规定。
1.机构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资产雄厚、获取信息能力强、风险控制能力强等优势，并且其所具有的收集、分析、判断信息的能力是一般的投资者无法比拟的”。强制证券私募发行人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只会加大证券私募发行的成本、降低资本流通的效率。因此，证券发行人不需要对机构投资者主动披露信息。
2.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相比获取信息能力较弱，因此有必要强制规定证券发行人主动向个人投资者披露信息，并要求证券发行人披露信息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或约定的时间内，以特定方式对有关内容进行披露。
(五)私募发行证券的转售限制
证券私募发行的特定就决定了它不能在公开的交易场所自由流通，从而达到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证券私募发行逃避证券审核的目的。但如果彻底禁止私募发行的证券转售，就会将证券投资的风险固定在投资者身上，这就会降低投资者对私募发行证券的投资热情，阻碍了证券私募发行的发展。因此要适当允许私募发行证券的转售，但要对其进行一定限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限制：
1.投资者转售的私募发行的证券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证券不属于同种证券。这就是为了防止证券发行人利用证券私募发行豁免制度规避证券发行审核，以证券私募发行之名行公开发行之实。并且，公开发行和私募发行的同种证券在价格上可能会有差别，这就违背了公平原则。
2.要对转售对象的资格进行限制。首先，转售对象必须符合法律对证券私募首次投资者的要求，从而达到防止证券私募发行演变成公开发行的目的。其次，应对转售对象做出更严格的限制。转售对象如果是机构投资者或者是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时，不必对其资格做特殊限制，因其具有相应的获取信息的能力。
3.对于持有期间的规定。持有私募发行的证券的目的在于投资而非出售。规定一定的持有期限可以看成是投资者将投资意图表现于外部的一种方式，防止投资者在短期内转售股票，使投资者成为证券发行人的“承销商”。就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发展状况和有关立法情况来看，对不同的投资者应区别对待。对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而言，可规定其在购买私募发行的股票后一年内不得转售。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员来说，由于其身份特殊，应适当延长限制转让的期限至两年或更长。
(六)证券私募发行的事后报备
目前我国的证券法
并未对事后报备作出规定，而美国等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较完善的国家均对证券私募发行的事后报备作出了规定，将其作为私募发行的重要因素，我国也应对其做出规范。可对上市公司的小额私募发行的股票，给予注册豁免，并于股款缴纳后1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备。而对于非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的股票，则无需报备，只要在私募发行完成后按《公司法》第137条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进行公告即可。
总之，目前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刚刚建立，对私募发行的规范尚未完善。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鼓励融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有必要完善证券私募发行的法律制度，改进现有私募制度的缺陷。因此，我国应向证券私募发行制度较先进的国家学习，结合我国目前的状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使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使我国的证券私募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迎春,王东.论我国私募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j].河西学院学报,2010(1):80.
[2]周贤日,钟远珊.关于中国私募发行制度的一些思考[j].中国商法年刊,2008:76.
论文关键词 私募证券 转售 规则144
一、私募证券转售制度的一般理论
(一)私募制度的演变私募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证券发行方式成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年来,以“私募”为核心词的各种术语在金融市场上十分流行,但是何为私募证券,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尚存模糊之处。无论是1933年美国的《证券法》、SEC、还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都试图对私募做出明确的界定。
“私募”一词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达,“private placement”或“private offering”,又可译为“非公开发行”,相对于“公开发行”而言,是一种证券的发行方式。
1935年,SEC也以函件解释的方式明确界定了私募的标准,即证券受要约人数、受要约人之间的关系、受要约人和发行人之间的关系、发行证券的数量、募资金额、发行方式等。此次界定的“人数标准”(不超过25人)后被美国各级法院作为判定私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直到1953年的SEC v. Ralston Purina Co 案。为了更好的协调各州法院对私募的界定,1953年美国的最高法院确定了私募的标准,明确界定私募的唯一标准是购买人是否需要根据《1933年的证券法》有关信息披露规则的保护,否定了以购买人数作为判定是否为私募的主要标准。我国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并于2013年6月1日实施的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也没有给私募做出概括性的定义。但在第3条第3款中确认了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还在第10章用10个条款详细规定了合格投资者制度、基金托管制度、基金管理人资格的协会登记制度、基金募集的宣传推介禁令、基金合同范本制度与资金募集的事后协会备案制度等内容。不仅顺应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新问题、新趋势,而且从制度上规范与促进证券业和财富行业管理。
(二)私募证券转售:限制与流通之间平衡的必要性清科2010年PE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共有82只PE完成募集,募集资金1759亿元,募集规模为2009年的2.13倍。2012年私募证券基金总的规模达到了2000个亿,相比2011年的1600亿仍有近400亿的增长。中国的私募市场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使私募证券转售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对私募证券来说,由于发行环节的非公开性,必然要求其在转售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基于证券流通属性的要求,限制并不意味着要禁止私募证券的转售。转售的核心问题在于“流通与限制”之间的平衡。一个有效的政策并非投资者保护的最大化,也非证券持有人自由的最大化,而是兼顾这两个目标的中庸之道。因此,寻求一种既能满足私募发行人对融资的需求,保障私募证券投资者流通性的需求,又能不架空发行行为的私募性质的平衡制度至关重要。
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第4(2)条和D条例规则506对转售者的控制做出了限定。发行人在发行证券的过程中要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以保证投资者不是以转售的目的获得证券,不是“承销商”的角色。Rule506还指出私募发行人在证券正式销售前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如在证券上设计标志、主动询问等以相信购买者不是为了转售而买证券。要求实际购买者在取得证券时签署一份声明或相关证书上做特殊标志,以提醒证券的非转让性。之所以这样做源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他们认为私募证券的购买人具备一定的条件,是合格的投资者,从而免于登记注册,提高了交易的效率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如果购买者可以随心所欲的转让证券,势必违反了立法者的对私募的立法本意。
二、美国私募证券转售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具体操作
(一)规则144的继承与发展从1933年的《证券法》到1982年的D条例,从1972通过的Rule144到1990年的Rule144A,美国在私募证券发行、转售等方面不断完善。在国际金融创新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为私募证券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提供帮助和参考。
Rule144是一个非排他性的安全港规则。该规则规定所有人转售其所持有的“受限制证券”,以及发行人的关系人转售其所持有的非受限制证券,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获得豁免交易的地位,不视为证券法第2(11)中所规定的承销商。Rule144所设定的条件如下:(1)须持有一定的期限。若发行人为报告公司,则持有期限为6个月以上;若发行人为非报告公司,则持有期限为1年以上。(2)信息披露。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有关信息。(3)转售数量的限制。转售者在3个月内转售量不可超过该证券总量的1%或该证券周平均交易量,取两者的最大值。(4)转售方式。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除此之外,符合任意三个月内,按照rule144豁免规定销售限定性证券超过5000股或交易金额累计超过5万美元条件的,还需向SEC交3份144表格进行转售申报。
(二)Rule144A 1990年通过的Rule144A致力于“合格投资者”之间的自由交易。较之Rule144进一步提高了私募证券的流通性,降低了转售时的成本。Rule144A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合格机构买家”(简称QIB)的界定。此外Rule144A还对转售对象、转售证券的性质、信息要求等做出了规定。Rule144A采取第4(1)豁免的设计,通过把私募证券投资者锁定为QIB,从而创造了一个封闭的QIB的“公开市场”。它和Rule144最大的区别就是对QIB没有持有期限的限制。但是笔者认为该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募证券受让人的范围。
三、我国私募证券转售的现状和问题
2013年6月1日实施《证券投资基金法》首次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调整范围,这意味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获得合法地位,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新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 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该条对合格投资者的人数进行了限制不得超过200人。笔者认为“200人”的标准源于《公司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数要求。第九十二条也规定了私募发行的方式“非公开募集基金,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此外,新法的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分别对非公开募集基金的托管以及托管人的职责、非公开募集基金制定并签订基金合同做出了规定。
但新法并未对私募证券的相关概念做出合理的界定。目前,我国立法对证券私募的界定倾向于采取结构主义方式,这与世界先进的立法经验相。此外,对转售者的规制也相对较少。
四、完善我国私募证券转售的美国法借鉴
(一)私募证券转售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需确定《证券投资基金法》(2012年修订版)对私募的界定侧重于结构主义,如“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实际上,该种界定方式不能准确的界定私募的本质,应该兼顾功能性主义界定。诚然,结构性界定,易于判断,节约成本,而功能性界定,虽然界定更为准确,但司法成本较高。此外“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的计算方法也需要确定。
论文摘要：新《公司法》和《证券法》顺应了迅速发展的经济，初步形成了我国证券私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我国的证券私募制度刚刚起步，整个规范机制尚不健全、不成熟，有许多的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阐述了私募发行的概念，分析了我国私募发行制度的现状，提出了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措施。
目前银行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不仅是由于企业性质的限制，而且存在融资担保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企业从银行间接融资，而通过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进行直接融资的条件十分严格且成本很高。这就迫使无法通过现行证券市场和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其它的融资渠道。私募发行是相对于公募发行而言的，二者皆为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渠道，能够满足不同的投融资需求，作用相互补充。随着证券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与国际化，私募发行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一、证券及证券私募发行概述
我国新修订《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用本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修订后的《证券法》对于其所调整证券的范围与修订前相比有所扩大，将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纳入了调整范畴，但其发行与非上市交易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美国法中，私募发行属于注册豁免的一种，是对证券公募发行的有益的补充。发行对象和发行范围的不同，是证券私募和公募的最大不同点，也是二者制度设计迥异的最终归结点。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中对证券公募的界定可推知，向不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行为即为证券私募，这一规定为我国证券私募行为确立了法律依据。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特点
证券私募发行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证券私募不同于证券公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私募是免于核准或注册，也不需要像公募那样进行全面、详细的信息披露。这些正是私募的根本价值所在。
2．私募发行的对象是特定的相对于公募而言，私募发行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是特定范围内的特定对象，并且有人数上的限定。从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非公开发行即私募所面对必须是200人以下的特定投资者。
3．私募发行所面对的特定投资者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资格。比如，对投资主体的风险抵抗能力、商业经验、财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投资主体必须是机构投资者、商业经验丰富的商人、富人等这一类特殊群体。
4．私募发行的方式受限制。各国的法律一股都规定，私募发行不能公开通过广告、募集说明书等形式来推销证券和募集资金，包括不得采用公告、广告、广播、电视、网络、信函、电话、拜访、询问、发表会、说明会及其他形式，从而限制了即使出现违法行为时其对公众利益造成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私募过程中发行人一般同投资者直接协商并出售证券，不通过承销商的承销活动。
5．私募发行的规模和数量受限制。私募发行免于注册的主要原因是该发行“对公众的利益过分遥远并且对证券法的适用没有实际必要”，同时其所面向的投资者数量有限，因此，其发行规模，包括发行证券的数量和发行总价不可能很大，通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6．私募证券的转售受限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转售受法律限制，该类证券属于“受限制证券”。在发行当时法律往往要求发行人对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再转让采取合理的注意。实践中私募发行人的通常的做法是要求所有购买人签署一份“投资函”，保证他们在购买证券时没有向公众转售证券的意图。
三、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标准的界定
1．发行人的资格问题
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是指发行或者准备发行任何证券的人，在我国现阶段，笔者认为，发行人应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亏损的公司，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许可”应该允许亏损的公司作为发行人。同时，对于正在设立中的股份公司，其依发起方式设立也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非公司形式的企业，则应不考虑赋予其发行人主体资格。对于发行人的资格问题，我国的《公司法》与《证券法》都没有规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股票发行人必须是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前款所称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且该暂行条例的第8、9、10、ll条规定了股份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但是对于何时、何种条件下股份公司的发行人的资格受到影响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认定发行人的资格时可以借鉴美国的“坏男孩排除标准”。
2．私募发行的界定
在对证券的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不仅仅强调证券非公开发行，还从募集对象的人数方面来限定投资者的范围，这与证券的非公开发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私募人数的确定。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在确定人数时，既要考虑受要约人数、资格，又要考虑实际购买者的人数与资格问题。在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人数的限定主要是对于非机构投资者的法人及自然人人数进行限制，而非针对机构投资者。在对自然人及非机构投资者的人数以不超过35人为限，这与美国的数字是一致的。
(2)发行方式的认定。私募发行是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人进行的发行，所谓“非公开方式”就是指不能以广告或一般劝诱方式向特定人以外的人进行宣传，防止发行人向与自己无既存关系的公众投资者进行私募。笔者认为，对证券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应当明确例如私募发行禁止使用的方式，规定私募发行不得使用广告、广播电视等方式，同时，规定募集的对象是与发行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并且符合投资者资格的人，即使是对这些对象募集也得采取非公开的方式，否则也会被认为是公开发行的。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合格投资者的界定
私募发行对象的资格如何界定，在私募发行制度建设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对美国立法的介绍可知，其主要针对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规定不同的资格标准。结合我国实践来看，私募发行中的投资者也有多种类型，因此，我国立法亦可借鉴这一做法，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分别予以规定。目前，在我国，涉及证券私募发行时，投资者主要包括机构投资者、非机构投资者法人、一部分自然人。在构建私募发行制度时，这几类投资者仍有其存在的基础与环境。综合而言，笔者认为私募发行可针对以下五类投资者进行：一类为金融机构：二类为产业投资公司与基金；三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四类为公司内部人；五类为富裕并具有相当财经专业只是及投资经验的成熟投资人。。那么这五类人究竟应该各自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制度设计所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总体来说，无论某一投资者属于上述三类中任何一类，若要具备私募发行对象资格，成为合格投资者，其都应当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投资经验与投资分析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
(三)我国证券私募证券转售限制制度的构建
同私募发行程序一样，私募发行证券的转让中也应区分投资者的种类进行人数的限制及信息披露。对于机构投资者没必要进行人数的限制，发行人也没有强制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于私募发行公司或其关联企业的董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由于他们在信息获取上的先天优势，也没有必要规定发行人对他们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有必要对其人数进行限制。而对于非合格投资者，他们是私募发行的“弱势群体”，有必要要求发行人对其披露转售有关的信息，而出让人则豁免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因为他们并不是发行人本人，并不一定能获得充分、真实的发行人信息。对于非合格投资者在转售时也有必要进行人数限制，其限制人数与发行时相同。
首先，规定每日可上市流通的股份的数额限制。其次，规定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如每出售百分之一就应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甚至可以采取实时披露。第三，建立报告制度，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人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预计达到一定数量的应事先报告，其他投资者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事后及时报告，以便监管机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第四，确定加总原则。我国上市公司父子夫妻共同持股的现象比较普遍，高管的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比较普遍，为防止非公开发行证券转售出现此类弊端，可以借鉴美国法的规定确定加总原则，加总计算其可转售数量的限制。
(四)我国证券私募发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
我国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应当遵循以下规则：首先，在私募发行中，由于投资者的种类不同，其信息披露的要求各不相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其实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其他投资者要强一些，因此，这一类投资者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对于发行人及其关联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来讲，其信息的获取途径更直接、更方便，因此，也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但对于与发行人有业务联系的法人和拥有一定资产实力的自然人来讲，其所处的获取信息的地位与能力较其他两类弱一些，因此，应由发行人主动向其披露信息。
关键词：中小企业私募债；信用利差；企业资质
文章编号：1003-4625（ 2015）06-0011-06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论
为了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2012年5月22日，深交所与上交所分别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同年6月，首批9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通过深交所的备案申请，意味着具有高收益、纯信用特点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下简称“私募债”）正式推出。
私募债的发行企业，以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规定的中小微企业为划分标准，且面向未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企业。私募债要求以非公开的方式发行，并转让给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能超过200人。私募债又称为“中国版垃圾债”，属于高收益债券，是我国一种新的另类投资品种。自2012年5月推行之初至今，累计发行私募债509亿元，发行期限最短为1年，最长为5年，大多集中在2-3年。
与我国债券市场现有的企业债和公司债相比，私募债发行与定价更加市场化，并且对发行企业的净资产和盈利能力等没有硬性要求，对募集资金用途没有特别限制，对担保和评级也没有强制要求。私募债各要素（如发行金额、利率、期限等）均由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协定，并通过合同形式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私募债采取备案发行制，即以电子化方式提交备案材料，而无须对企业资质进行审批。
在私募债推出之前，我国债券市场上已存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集合债券品种，包括集合债和集合票据。其中，中小企业集合债是由一个机构牵头，几家企业一起申请发债，是企业债的一种，并由国家发改委进行审批；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是两个以上、10个以下的中小企业，在银行间市场统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并采取注册制发行。相比而言，私募债采取的是交易所备案制。鉴于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需要对多家企业进行尽职调查，融资过程操作复杂、耗费时间较长等原因，该市场呈现出不活跃、流动性不高的特点。因此，中小企业私募债一经推出，便在发行金额和发行数量上远超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成为更高效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之一。
私募债作为一个全新的债券品种，因受其私募特性、发行主体限制，以及发行企业非公开信息等因素制约，关于影响其定价的实证研究尚很匮乏。一方面，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全面了解私募债定价因素，有利于二者投融资策略的制定，进而获取更合理的融资成本和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私募债定价因素的研究，对决策监管部门提升该市场的流动性，保证其持续、稳定发展，从而更高效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宏观经济、债券因素以及企业资质三个层面的因素人手，全面研究了我国当前私募债的定价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指标和债项指标均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资质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具体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利率期限结构斜率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股票市场指数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债券发行金额、行业周期性指标对信用利差影响显著为负；基于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比率的企业资质因素与信用利差则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说明私募债的定价仅体现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企业的微观个体风险则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因此，为促进私募债市场的良性发展、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私募债风险测评体系，进一步完善私募债定价机制十分重要。
文章第二部分回顾了债券信用利差方面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了数据和计量模型；第四部分给出了实证分析结果；最后部分是结论及未来研究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二级市场。基于美国市场数据，Delianedis和Geske（2001）使用了包括国债收益率、公司财务杠杆等宏观和企业个体信息变量解释公司债市场的信用利差，发现市场风险、流动性溢价和税收是解释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Bhar和Handzic（20ll）同样基于美国市场数据，发现标普500收益率、股票市场隐含波动率、长期债券收益率这三个因素对信用利差影响最为显著。
Elton等（2001）和Driessen（2005）从公司的基本情况、宏观经济环境、税收影响和流动性风险等角度，发现它们对信用利差都会产生显著影响。Chen等（2007）基于美国4000多个公司债券的数据，验证了流动性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发现流动性低的债券信用利差更高，即流动性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信用利差。
基于我国债券市场数据，雎岚等（2013）针对发行人为上市公司的中期票据和企业债，发现企业财务杠杆率的变化、股价的波动率、总资产规模和债券久期均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影响。赵晓琴和万迪P（2011）分析了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信用利差决定因素，发现信用评级、公司杠杆率和总资产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
任兆璋和（2006）研究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上，企业个体因素如何影响债券信用利差，他们选择了企业的杠杆率、总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债券剩余期限等指标作为变量，用结构化模型和阿特曼Z-score模型来衡量企业违约风险。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企业债券市场流动性较差，二级市场中的信用利差主要被债券剩余期限影响。然而，该研究样本只包括18只债券，样本量过小。张燃（2008）从宏观经济变量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发现短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斜率以及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水平均有显著影响。
当前关于我国私募债的研究大多为描述性，缺乏实证研究。在2012年发行私募债之前，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我国发行高收益债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谷小青（20lO）阐述了发行高收益债券可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有效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何君光和陈佳（20IO）通过研究美国市场的高收益债券，从发行者、投资者和风险控制三方面为我国发行高收益债券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在2012年发行私募债之后，胡恒松等（2012）和李永森（2012）分析了私募债市场概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们认为私募债的高违约风险和二级市场的低流动性是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积极发展专业的投资机构和评级机构，建立健全的增信体系是控制市场风险的正确对策。李湛（2012）建议借鉴美国的144A条例，放松对合格投资者和发行者的限制，以达到增加流动性的目的。
三、数据和实证模型
（一）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了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深交所和上交所发行的所有私募债样本，剔除存在缺失值的观测点后，共计355只。宏观经济和债券因素属于公开信息，数据较易获得，其相关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然而，由于私募债并非公开发行，有关企业资质的信息，只对合格投资者开放，难以公开获得。我们通过收集到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募集说明书以及私募通数据库，手动采集到了104只私募债的企业资质数据，并与描述宏观经济和债券因素的各变量进行整合，最终以这104只私募债样本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样本。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如前所述，被解释变量是私募债的信用利差，用CS表示。由于我国私募债在二级市场上几乎没有流动性，即使存在少量的交易行为，外界也难以获得。因此，我们将私募债的信用利差转化为其发行时的信用利差，即私募债发行时的到期收益率减去同时期同期限的国债到期收益率。由于我国私募债均为平价发行，且本文研究对象为发行时的私募债信用利差，因此债券的票面利率即到期收益率。
2.解释变量
我们将从宏观经济、债券因素以及企业资质三个层面，对私募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l）宏观经济因素。
a.通货膨胀。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一般情况下，CPI同比增长率较大则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大，为弥补投资者在未来获得现金流现值相对减少的风险，债券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会相应提升。本文选取月度CPI指标，并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私募债发行时的CPI与信用利差正相关。
b.经济增长。
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人们对企业发展具有良好预期，债券信用利差缩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同时，通货膨胀预期也较高，因此信用利差相应增大，如戴国强和孙新宝（2011）”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信用利差正相关。因此，经济增长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鉴于只能获得GDP季度数据，我们选取月度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
c.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操作指标。根据戴国强和孙新宝（2011）基于我国沪深债市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选取狭义的货币供应量M1，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即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不同的货币政策会给企业营造不同的经营环境，从而影响债券发行的利差水平。范龙振和张处（2006）对1997年8月至2005年12月间的上交所债券市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货币供给量增加越快，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小。我们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时的M1越大，信用利差越小。
d.股票市场指数。
股票指数代表了投资者信心，股票市场指数回报的增加，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权益市场，从而投资债券市场的资金将相应减少，体现在债券上将是信用价差的增大，反之亦然。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作为股票市场的代表，用INDEX表示，并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正。
e.利率期限结构斜率。
市场利率环境，同样会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水平。具体地，当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也就是收益率曲线斜率为负时，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进而增加公司违约的风险（Fridson和Gar-man，1998），债券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补偿，表现为信用利差的加大。Harvey（1989）基于美国市场数据，发现利率期限结构斜率（又称长短期国债利率差）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超过30P。张燃（2008）的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结构斜率与信用利差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选取3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和1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差值，作为利率期限结构斜率变量，用SLOPE表示，并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负。
（2）债券因素。
a.发行期限。
Fons （1994）认为对于投资级债券来说，利差随期限的增加而增加，而对于非投资级的债券而言，利差随期限的增加而减小。其中，投资级债券一般被认为信用级别较高，存在很小的违约风险。尽管我国发行的私募债并未强制要求评级，但从已发行的私募债来看，主要为AAA、AA+、AA、AA-和A+几种评级，其中AA+、AA和AA-占据绝大多数，属于投资级别债券。债券发行期限越长，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表现为更高的信用利差。因此，我们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私募债信用利差随发行期限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债券发行期限用TERM表示。
b.发行规模。
债券发行规模通常与企业规模、市场中债券换手率呈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信用状况就越好，市场中债券换手率就越高，市场价格不确定性越低，投资者要求的信用风险溢价越低。Fridson和Gao（1996）研究了一级市场上债券和其发行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债券的发行量越大，风险溢价越小。此外，由于国内债券承销市场竞争激烈，承销商往往愿意以较低的发行利差作为竞争条件，以争取大企业的承销项目。因此，本文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债券发行规模（AMOUNT）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负。
c.行业周期性。
居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信用风险也各不相同。根据证监会《上证周期行业50指数与上证非周期行业100指数编制方案》划分周期性行业的标准，本文将归属金融保险、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的私募债划分为周期性私募债，其余行业划分为非周期性私募债。居于周期性行业的企业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明显，信用风险较大，表现在私募债信用利差上，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而非周期性行业多为从事民生、公共事业的企业，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较小，信用风险较小，信用利差也随之降低。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CYCLICAL，若私募债发行主体处于周期性行业，则CYCLICAL=1，反之，CYCLICAL=O。我们预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私募债发行主体的周期性特征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正。
d.增信情况。
马可等（20ll）在对集合债券和一年期短期融资券进行的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担保是影响债券发行利差的重要因素。同理，有增信措施的私募债，如第三方担保、母公司担保、抵质押等，且担保人或抵押物资信优质，则该私募债的信用风险会大大下降，发行信用利差也会大大降低。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CE，若存在增信，则CE=1，反之，CE=O。我们预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增信措施的存在将与信用利差呈负相关关系。
（3）企业资质因素。
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个体风险直接决定了债券的信用违约概率，进而影响债券的信用价差。通常来说，企业的资质越好，债券的违约概率就越小。企业的资质一般由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来衡量。针对非上市企业，Altman（1993）在改进的Z-score模型中，用企业的流动性、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和偿债能力来计算企业违约破产的概率。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资质的角度，研究其对私募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企业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比率，分别衡量企业的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a.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是企业总负债和总资产的比值，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用LARATIO表示。在Merton（1974）的结构化模型中，它是影响债券信用利差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负债率越高，意味着企业的债务水平较高，企业违约风险会随之增加，导致发行债券时信用利差增加。因此，我们预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对私募债信用利差的影响为正。
b.总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收益率是企业的利润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是企业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之一，用TROA表示，反映了企业利用全部资产获利的能力。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信用违约的概率就越低。因此，我们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总资产收益率与信用利差为负相关关系。
c.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的比值，是衡量企业流动性的关键指标，即衡量企业的短期变现和偿债能力，用CR表示。我国私募债发行期限大多集中在2-3年，对短期偿债能力的要求较高。流动比率越大，则意味着企业短期变现能力越强，信用违约的概率就越小。因此，我们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动比率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为负。
综上所述，表1概括了模型变量定义以及预期符号。
（三）模型设定
我们用表1中的变量构造了一个多元线性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从宏观经济、债券因素以及企业资质三个层面，解释不同私募债间的信用利差差异，如下所示：
其中，i代表第i只债券，各宏观经济指标的下标注i代表在第i只债券发行时的指标值。
四、实证结果
表2提供了本文主要研究样本数据（104只私募债）的描述性统计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PEdata以及各私募债募集说明书。
从上表可以看出，样本中私募债发行时的平均信用利差为5.97%，最大信用利差为8.55%，最小信用利差为3.72%。债券发行金额最小值为0.1亿元，最大值为5亿元，平均值为1.18亿元。债券发行期限集中在2-3年期。
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6.73%，最小值为3.00%，最大值为99.40%，标准差为19.82%。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8.47%，最高为75.03%，而最低为-2.22%，标准差10.84%。企业流动比率平均为1.59，最小值仅为0.05，而最大值为8.38，标准差高达1.31。可见，企业间资质差异较大，这主要源于发行私募债对企业各项资质指标并没有硬性指标要求。
我们首先检验了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Breusch-Pagan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异方差，我们通过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异方差修正。
表3是修正后的回归结果。
除PMI外，大部分宏观因素均显著影响私募债信用利差的大小。其中，CPI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与预期不符，但与戴国强和孙新宝（2011）针对企业债信用利差的研究结果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我国，CPI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环境的向好，公司违约风险降低，从而减小了私募债的信用利差。与预期一致，M1与信用利差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沪深300指数与信用利差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利率期限结构斜率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
关于债券自身因素，与预期一致，债券发行金额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然而，发行人是否居于周期性行业这一指标却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与预期相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周期性行业大部分具有国有背景，基于投资者预期的信用违约风险非常低，因而这部分企业发行私募债时信用利差也相对较低。
与预期不符，反映企业资质的各项指标均未对私募债信用利差产生显著影响。在实务操作中，无论承销商发行私募债还是投资者投资私募债，即便私募债发行对企业财务指标没有硬性规定，但企业资质在其决策中通常是一个重要参数。徐强（2007）研究了我国175只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利差，同样发现发行人财务状况对发行利差的影响并不显著。造成当前我国私募债发行利差不能反映企业资质信息这一结论的可能解释是：首先，私募债的投资者结构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构成。根据《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中明确要求的合格个人投资者“名下的各类证券账户、资金账户、资产管理账户的资产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这一规定，直接导致投资者主要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为主，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头寸受宏观因素影响较大，进而导致私募债信用利差受宏观因素影响较大。其次，我国私募债市场刚刚起步，定价机制尚不完善，定价未能准确反映企业的个体风险差异。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是否稳健可靠，我们还将宏观经济变量，包括CPI、PMI、M1、INDEX和SLOPE，从绝对量替换成增长率，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即宏观经济指标和债项指标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资质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
【关键词】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营改增
一、私募证券基金的主要收益和流转税税收
（一）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主要收益和流转税税收
不管是公司还是合伙企业，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投资者往往以股东或合伙人的身份投资于基金公司。基金公司的管理团队负责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团队主要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工具。因此，基金公司层面的主要收益为买卖有价证券过程中实现的资本利得和持有有价证券期间收到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等[3]。按照我国税法规定，营改增之前的机构投资者买卖有价证券的价差收入（资本利得）需要缴纳5%的营业税，营改增后，如果是一般纳税人，这部分价差收入（资本利得）需要缴纳6%的增值税，同时允许抵扣符合要求的进项税额；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这部分价差收入（资本利得）需要缴纳3%的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如表1所示：
（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主要收益和流转税税收
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不同的是，大部分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由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几个部分组成。投资者可以在证券交易市场公开竞价购买某基金或按基金净值向基金管理人申购基金。基金管理人通过管理基金资产，将资金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工具，从而为投资者保值增值。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不同的在于，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并非到达基金公司的银行账上，而是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除了按照基金合同上标明的投资渠道管理基金外，无权也无法将基金资金挪作他用。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不同的还在于纳税主体上，一般来说，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纳税主体是公司或合伙企业。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纳税主体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对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来说，主要收益有：1）管理基金资产所收取的管理费；2）基金管理人按照契约约定向投资者收取的业绩提成。按照税法规定，营改增前，这部分收入要缴纳5%的营业税，营改增后，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要缴纳6%的增值税，允许抵扣符合要求的进项税额；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要缴纳的是3%的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如表2所示：当然，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购买有价证券也可能获得资本利得和股息、利息和红利等。但是，一方面，本文讨论的纳税主体是基金管理人而非基金，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购买有价证券获得的资本利得（价差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营改增后同样暂免征增值税。同时，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购买有价证券获得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等目前不是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对象。
二、营改增对私募证券基金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影响
如表1所示，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基金公司的资本利得，营改增之前的税率是5%，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的税率是6%（可抵扣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是3%（不可抵扣进项税额）。显然，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是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之后其税率是降低的，真正享受到了国家营改增减税的目的；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是一般纳税人，营改增之后，基金公司到底是减税了还是增税了，就要看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了。众所周知，基金公司是资本密集型和人才密集行的行业。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资本是由股东或合伙人投资进来的，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人才则主要是基金公司内部负责运营基金公司资产的管理团队，在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公司里，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源成本费用。显然，也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可以说，对于大部分的一般纳税人的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较难找到足够多的进项税额来抵销税率上升的影响。
（二）营改增对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影响
如表2所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营业税或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费或业绩提成。营改增之前的税率是5%，营改增之后，一般纳税人的税率是6%（可抵扣进项税额），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是3%（不可抵扣进项税额）。显而易见，如果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是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之后的税率是降低的。如果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是一般纳税人，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多寡是决定其税收负担的增加还是减轻的关键，与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相比，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在成本费用上往往多了由管理人支付的备案费、审计费、法律顾问费、信息披露费、和各种销售费用等。这些费用能否拿到符合抵扣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对基金管理人最终的增值税税负有一定的影响。
三、私募证券基金的应对策略
（一）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的应对策略
（1）纳税人身份选择如上所述，对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来说，由于一般纳税人不一定有足够多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小规模纳税人的减税效应相比一般纳税人更加明显。那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又是如何界定的呢？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年收入在500万以上的，须申请一般纳税人身份认定，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年有价证券买卖价差（资本利得）在500万以上，须申请一般纳税人身份认定。从增值税的税收负担角度看，如果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在不影响公司品牌、信誉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能够有意识的分拆或者新设几个独立核算的小规模纳税人，将为公司减轻增值税税收负担。（2）基金身份的选择如上所述，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公司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基金公司的资本利得（有价证券买卖价差），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其中基金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费往往是管理资产总额的1%~2%，业绩提成往往是基金净收入的20%左右，而私募证券基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基金有价证券买卖价差（资本利得）。因此，相比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公司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在数额上要大的多，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尤其是大型的基金公司，可以考虑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变更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从而为投资者减轻增值税税收负担。当然，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在做相应的决策时还需要综合考虑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所需要额外负担的备案费、托管费、法律顾问费和信息披露费等。
（二）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的应对策略
（1）纳税人身份选择同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一样，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纳税人身份的不同对营改增后税收负担起较大的影响，小规模纳税人税率由5%降到3%，减税效应明显，而一般纳税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进项税额，其税收负担是加重的。基于这个原因，在不影响公司信誉、品牌等情况下，利用分拆、新设等方式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对契约制私募基金管理人更为有利。（2）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问题对于一般纳税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来说，影响其最终增值税税收负担的还在于进项税额的金额。因此，一般纳税人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在开展业务（譬如，寻找法律顾问，寻找第三方销售机构为其服务等）时，要注意对方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在考虑对方服务报价的基础上，尽量要求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备抵扣。
四、总结
无论是公司制私募证券基金还是契约制私募证券基金和基金管理人，我国的税收政策一直不甚明朗。2016年5月起实施的全面营改增更是加大了私募证券基金的税收难题，尤其是进项税额的抵扣上，为了减轻增值税的税收负担，私募证券基金应该认真研究营改增的相关政策，合理合法地为公司和投资者减轻税负。
参考文献
[1]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教材编委会.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
[2]证监会.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总体情况.
［关键词］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法律规范；风险控制
［作者简介］ 袁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0120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6-0001-0006
私募基金(Privately Offered Fund)分为两类：一类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一类是私募证劵投资基金(Privat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私募股权走进中国也不过短短30年左右，最初的10年也毫无实质性的进展。写这篇论文时，正值年初，看过不少2011年关于私募的总体报告，心情十分矛盾，欣慰中国私募基金现状是良好的，不论从政策到法规、经济实力到社会需求都令人感到私募在中国会越来越好。惋惜中国私募市场依旧混乱不堪，在缺失法律监管下，腐败、欺诈、风险正在吞噬这个市场。笔者撰写此文目的在于梳理私募基金基本情况，并分析私募的各项风险，最后浅谈自己的建议。
一、我国法律调整下的私募基金
（一）私募基金定义
在深入探讨私募基金具体问题前，将私募基金中的各项要素剖析是十分必要的。
私募基金主要是相对于公募（public offering）而言，是就证券发行方法之差异，以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发行或公开发行证券的区别，界定为公募和私募，或公募证券和私募证券①。
1.募集的对象范围不同
据《证劵法》（2005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②，私募的募集对象为特定人，或者发行证券累计不超过二百人，而公募对象为不特定人。
2．私募信息的传播方式不同
据《证劵法》第十条的规定，只有公募可以通过公众媒体进行宣传，禁止私募基金在募集资金过程中采取面向不特定人广告宣传手段。
3．认购资金的要求不同
由于私募的募集对象和方式狭窄，为满足足够资金的募集要求，私募的认购要求明显高于公募，例如近几年兴起的“阳光私募基金”认购资金都在100万以上①。相比之下，公募因为方式、对象的公开，其认购门槛也能被一般收入者接受。
4．信息披露义务与政府监管程度不同
相较于公募，私募基金在其运作过程中承担了更少的信息披露义务，也受到更少的政府监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更少的信息披露义务为私募基金自由运作资本而获益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二是我国本身对私募法律规定的缺失，政府理所当然没有监管私募基金具体运作的法律依据。而公募基金是通过不特定多数人募集资金，如不对此加以严格的监管并制定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旦发生“基金丑闻”损害不特定人利益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募基金的法律环境
纵观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不难发现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健全的私募法律制度，仅散见于不同法律甚至政策之间，例如《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以及正在修订的《证劵投资基金法》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的法律配套严重滞后于我国私募基金的实际发展，但立法者并未采取“一棒子打死”的做法，细心分析各个条文我们高兴地发现立法者其实在为私募基金合法、有效、稳定、健康发展埋下伏笔。
1．《公司法》——承认向特定对象募集手段的合法性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次涉及到关于私募领域，修订前第七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此条文说明2006年以前的法律是否认私募设立公司的合法性的。
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社会公开募集或者向特定对象募集而设立公司。”②由此可见，法律第一次明确了私募募集形式，这无疑是私募基金法律保障的一大进步。
2．《证劵法》——明确了私募的“非公开发行”特征
《证劵法》第十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2）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看似这条条文与私募毫不相关，其只是解释了什么是“公开发行”，但逆向思考，其实《证劵法》也准确规划了“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情况，正好明确了私募的募集手段的特征。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过去一直没有买空机制，缺乏进行对冲和套利的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相关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缺失，这些都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演化过度到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量子基金 (quantum group)困难重重。虽然近期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都将拉近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的距离，但是目前法律法规对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运作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相当的限制。
一、金融期货和卖空机制的缺失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从对冲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
海外之所以将此类投资于证券及其衍生工具的私募型基金称之为对冲基金；是因为这些基金在最初都采取了对冲的交易方式规避市场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所谓的对冲基金并非都采取对冲手段，但如果完全不能进行对冲交易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很难称得上是对冲基金。建立投资组合可以降低非系统风险，却不可以消减系统风险。目前我国股市价格波动幅度大，系统风险约占市场风险的6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部分只占30%，因此，对国内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十分必要与迫切。在债券市场上，由于国内还未实行利率市场化，债券的收益率波动较小，还未形成对债券类对冲工具的强烈需求，但是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开放与创新的必然趋势，对这方面工具的需求也将日益暴露出来。由于缺乏金融期货等对冲工具及卖空机制，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在单边上升市场中获利，而在证券市场的单边下降趋势中无法规避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不能如同海外对冲基金一样，在双边市中同时获利。表1对不同类型对冲基金的波动率进行了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了对冲交易规避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基金，除做空倾向基金和新兴市场基金外，其他的收益波动性都远不及标准普尔指数基金，而它们的sharpe指数却基本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图1是credit suisse／tremont对冲基金指数公司对全球对冲基金历史收益率的一个统计，图表中同时反映了标准普尔
由图1可以看出全球对冲基金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显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而且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还低于普尔指数，但是从1999年开始却优于道琼斯全球指数，且它的波动性远远小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与道琼斯全球指数。
由于不同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不同， 目前海外就对冲基金种类愈加细分，有许多种类的对冲基金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样不采用对冲手段控制投寸、锁定风险。不同的是，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长期以来受制于缺乏可用以对冲风险的卖空机制和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和债券期货等，无论私募基金欲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在客观上都不允许其对证券组合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图2是2001年7月底到2006年12月底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与新华富时a指的比较。
和海外的情况相同，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也小于大盘指数，但是，由于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缺乏海外对冲基金规避风险的对冲工具，因此其较海外对冲基金经受着更大的波动性，同时，当系统风险到来时只能被动地接受损失。
2006年推出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即将问世的沪深300股指期货，填补了国内无对冲机制和对冲金融工具的空白。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向证券公司办理融资融券业务以对冲基金资产中的部分股票、共同基金和债券的风险头寸，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使我们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部分成分股票的系统风险进行对冲成为的可能。由于国债“327”事件，国内的债券期货迟迟未再推出，因此，近期想要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债券的利率风险进行对冲只能通过融资融券。无疑，融资融券和金融期货的陆续推出，通过允许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部分种类金融资产的风险进行对冲，使国内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逐步向真正的对冲基金演进。
二、不完全的卖空机制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发挥对冲基金的高杠杆效用
从组织形式上来划分，我国目前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契约型，主要是指通过契约的形式维系各参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另一种是合伙型，通过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共同出资，形成合伙性质的组织形式来运作。再一种是公司型，是通过按《公司法》成立的投资公司来协调各参与人之间关系的私募基金形式。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出台前，以上三种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都难以通过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来放大自身的投资杠杆倍数。契约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只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个人除开立了住房、汽车、消费和助学贷款外，只允许个人以凭证式国债做质押贷款。对于合伙与公司型的企业法人，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其通过不动产的抵押和动产的质押来发放贷款，如凭证式国债、股权和股票的质押贷款。但是对于经营高风险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来说，其很难满足银行的其他要求，因此，合伙与公司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人要获得银行贷款以进行杠杆投资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2005年，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统计了截至2004年底各种不同类型对冲基金，在投资过程中通过卖空交易使用杠杆放大倍数的程度，调查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海外对冲基金通过卖空机制使用杠杆的倍数一般在两倍以下，但也有30%的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在两倍以上。根据《融资融券试点交易实施细则》，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和融券卖出时，保证金比例都不得低于50%，这一细则将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杠杆倍数控制在两倍以下，限制了基金根据自身投资策略缩放杠杆倍数的自由度。考虑到国内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随着证券公司控制风险能力的增强，业务发展的成熟，保证金比率有可能逐步下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可控杠杆倍数将放大。
三、资本项目的不完全开放使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难以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在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对外完全开放之前，唯一能以境内资本合法投资海外资本市场的也只有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ualified domestic nstitutional investors，qdii)，目前获批的机构只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国内经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短期内要想合法涉足海外资本市场几乎不可能。而在美国等一些发达金融市场中，正是由于开放的资本项目，才会产生游走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坚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价值投资的巴菲特。图3是van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对1995年到2004年国际对冲基金种类占比的统计。
图3中全球宏观型对冲基金和新兴市场型对冲基金都是主要将投资定位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对冲基金，且其他类型的对冲基金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比例也不可小觑。只能投资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受一国经济、政治和法律法规的影响较大，无法通过分散投资于不同市场规避这些风险。不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也是障碍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真正的对冲基金的一道门槛。
四、法律法规的空白不能保障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相同的合法地位
1949年，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在美国诞生，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对冲基金经营最活跃、法律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并没有通过专门针对对冲基金的法律，而是利用涉及投资行业的多项法律法规中的豁免条款给予其合法地位与相应监管的，即满足豁免条款的对冲基金可以免于如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及向公众披露基金信息等一系列共同基金必须遵守的条款。这些豁免条款主要包括对投资者的人数、资格及销售渠道的限制。涉及规范与保护对冲基金的美国法律主要有1933年的证券法、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1997年的税收减免法案、1936年制定，1974年修订的商品交易法及各州的蓝天法等。
在国内，有关证券投资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给予明确规定，2003年颁布的《基金法》也只是在附则中提到“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 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定。”这虽然给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留足了空间，但是仍然让其游离在合法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2005年之后，国内出现的与信托投资公司合作推出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是依照有关法规设计运行的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客户资金安全的问题。作为资金信托产品，其由信托公司(信用受托、投资监管)、证券公司(专项证券账户监管)、商业银行(专项资金监管)、地方银监局四方进行监管。正常的交易操作程序分为研究决策、下单交易、资金清算、利润分配等几个环节，这些环节分配到不同的法人主体去做，互相制约。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却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由于这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于信用风险问题，投资者资金安全有保证。实际上，在这种私募基金信托中，信托公司的角色已发生变化，在以往的证券信托计划中，信托公司既做受托人，又做投资者，在操作中难免会出现利益输送问题。而现在，信托只承担受托人和信托结构设计工作，把投资者角色让给了专业私募基金经理。信托公司的定位也从以往的操盘者，变身为某种意义上的监管者。这些信托产品基本是按照海外对冲基金模式来设计和操作的，现在只缺沽空交易。将来国内股指期货推出后，就有沽空手段了，这样将成为完整的对冲基金。
内容提要: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至今缺失合法地位，游离法律监管之外。面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不规范的市场运作，对其加以法律监管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应建立完善的登记备案制度，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以加强对私募投资证券基金的监管。
在国外，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资格有严格规定，所以私募基金被称为“富人的游戏”。反之，在中国，私募基金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几乎所有的机构和自然人都可以成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所以国内业内人士称其为“大众化的”。只此一点，足见我国私募基金市场的混乱及法律监管的缺失。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概念
一般认为，私募基金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二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及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ies)基金是私募产业投资基金的主流，对冲基金则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在我国，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政府主持和管理运作，所以私募基金主要就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结合私募基金的特点和证券投资的特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可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衍生品或其他有价证券，投资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资金管理方式。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合法性模糊。在2000年年底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七稿）》中，有关私募基金的条款被视为其有望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同时，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部门规章，使私募基金以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望逐渐走向合法。但是2003年10月正式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私募基金，只在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了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然而具体管理办法，却由国务院根据上法的原则另行规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化”。
法律政出多门以致监管混乱。正是由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没有合法化，导致了政出多门、监管混乱的现象。首先，不同形式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可能出现同一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不同部门监管中出现监管不一致。例如，同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对投资者人数限制和运营管理要求各不相同，且分属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其次，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政府登记审批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利益的博弈，相关部门都想通过规章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来获得实际的行政职权，进而获得登记审批利益和监管利益，规章和法规规章难免成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借口。最后，监管不力容易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化发展趋势。
运作不规范。一、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资格无限制。在我国，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金投资信息，就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基金中介机构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也因此被有关人士称为大众化的。此外，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多为证券投资业内人士，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投身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领域，法律规范差异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有不同的资格或能力要求，投资者和管理者无资格限制地进入必将增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违法风险。二、最低收益的运作方式不合法。基金管理人为了吸引客户，大多对客户许下最低收益率、最低收益额等私下承诺。在我国，无论是《民法通则》、《证券法》还是《信托法》的现行有关条款规定，从来都是否定保底条款的。所以，即使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有书面合同，也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三、运作资金来源不规范。现实中，投资私募证券基金的资金除来自于个人或公司的合法的自有资金外，还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甚至是违规的银行贷款所挪用的公款和非法集资款等等。很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起炒作时，就是与证券公司联手，以先期委托资金和股票做抵押，两倍或三倍于委托资金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炒股票或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阻挡地流入了股市。同时存在国有企业的资金、上市公司增发募集的资金也在保底收益承诺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投身于证券市场。一旦股市下跌，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和信誉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损失。四、运营投资风险巨大。首先，高财务杠杆增大投资风险。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资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与借贷资金的比例往往非常高，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进行巨额交易，这种操作加大了市场风险。其次，存在“黑箱操作”风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很少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操作缺乏透明度。基金的风险与基金经理的经营风格和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外界的监管政府和投资者很难得到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规模以及基金运行情况等方面的准确信息。第三，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能够部分化解但不可全部避免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的市场关联性以及投机者间的激烈竞争引起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动，可能造成理论上可避免的系统风险将难以避免或分担。第四，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基金经理除了获得固定的管理费用之外，还可按业绩提成，就可能为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使投资者的资产冒更大的风险。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化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首先，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直接冲击公募基金的垄断地位，给开放式的公募基金带来更多的压力和竞争以及监督，增强金融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其次，合法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会扩展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增加市场的投资渠道，拓展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基金产品种类增加，基金投资者可以因不同类型、不同偏好而选择不同的基金，成为活化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最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尽可能地利用民间资本，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合法的投资渠道，同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实现聚集资金。
完善登记备案制度。美国由于是金融业的成熟市场，其私募基金实行的是“豁免注册登记”制度。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处于成长阶段，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都还不够成熟，且基金各主体在信息量、财务能力等方面强弱差异较大，所以美国的“豁免注册登记”制度不适用我国。我国现有情况可以豁免注册核准，但是必须到证监会备案登记，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备案登记制，提高基金公信力。
规定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资格和人数限制。在我国，私募基金的特定投资者，是指合格的个人（包括家庭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借鉴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证券基金投资法》起草小组的专家认为：个人资金的下限是20万元、机构资金的下限是100万元，投资者人数2人以上、200人以下，这只是对数量上一个粗浅的限制。参照我国《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相对应地，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对象的人数则应该小于等于二百人，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
3月25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在6月1日前，各地股权投资备案管理部门须出台备案管理规则，发改委的《通知》同时叫停pe开展公私募业务。
此《通知》一发，再次引起媒体和众多pe机构的关注，pe到底由谁监管的话题再次受到热议。
发改委《通知》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2月18日，证监会正式了征求意见后的《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明确从2013年6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开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暂行规定》所称资产管理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专门从事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机构（下称“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
发改委的《通知》和证监会的《暂行规定》被众媒体解读为“规则互相冲突”、“pe机构左右为难”，多家受访的pe机构对发改委的这一要求反弹强烈，认为发改委叫停pe进入公私募领域，根由是该业务开闸后pe监管权属将部分划归证监会，而其监管权此前一直在发改委。
那么，发改委的《通知》和证监会的《暂行规定》到底是不是互相冲突？pe的监管权是否还呈多头监管格局？对于多头监管的格局，企业是否真的无所适从？通过对新《证券投资基金法》、证监会《暂行规定》和发改委的《通知》，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法律法规进行详细解读，以上问题都有了答案。
私募到底谁监管
《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新《基金法》）已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修订后的新《基金法》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新《基金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开募集基金，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未经注册，不得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募集基金。前款所称公开募集基金，包括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累计超过二百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此条明确规定，公募基金由证监会注册，并由新《基金法》监管。
新《基金法》通过后，专家和媒体们对公募基金由新《基金法》监管并无异议。但对私募未明确纳入到新《基金法》中监管却大加评论，并认为这是各部门争权的结果，才导致新《基金法》未监管私募基金。虽然新《基金法》未规定私募基金的监管条款，但却明确了监管机构，是由证监会制定相关的监管规则。
根据新《基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为了配合新法的实施，2013年2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10号公布《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共18条。
《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促进基金行业和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暂行规定》称，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申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的，须具有3年以上证券资产管理经验、实缴资本或实际缴付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最近3年证券资产管理规模年均不低于20亿元。除此以外，证监会2013年还在酝酿放开“专业券商”牌照，已有10家左右大型pe（准备）递交申请。
证监会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向pe发行公募基金产品敞开了大门。按证监会思路，符合条件的pe、vc等其他资产管理机构也可申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并据产品类别进行备案登记和监督管理。
这事实上，是证监会按新《基金法》修订执行后，将一种从过去牌照监管过渡到产品、业务监管的新监管思路。而6月1日新基金法正式实施，恰是pe获准申报公募基金业务的时间节点。
而近日发改委的《通知》则要求，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发放贷款等违规行为的，要通知其限期整改。这个要求意味着，目前不少pe正在积极筹备的公私募业务则被认定为违规行为。发改委的《通知》还称，目前各地正在展开pe行业风险排查工作，4月底前将完成并形成情况汇总。
因此，新《基金法》在6月1日正式实施前，发改委是有权对公私募业务出现的违规行为，要求限期整改的。至于现在叫停pe开展公私募业务并无不妥。而根据新《基金法》实施日期，则在2013年6月1日后才由证监会对公私募基金机构进行核准注册和监督管理。[论文网]
备案和注册不冲突
国家发改委的这个《通知》，是对《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2864号，下称“2864号文”）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会议纪要和股权投资企业备案文件指引/标准文本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2]1595号，下称“1595号文”）的要求，在全面摸底基础上，抓紧开展“应备尽备”工作。
国家发改委在2011年的2864号文，强制规定资本规模在5亿元以上或等值外币的股权投资企业，提交国家发改委备案；资本规模不足5亿元的，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备案管理部门备案。
2864号文对备案的时间并没有硬性规定，但发改委在2012年下发的1595号文则要求在2012年10月前完成备案，记者查询了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2012年在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备案的仅有36家。因此，此次的《通知》，又对1595号文件的备案时间做了延迟，要求在2013年6月1日新《基金法》正式实施前完成备案。
《通知》中还要求，各地方要高度重视行业摸底和风险排查，加强与工商管理部门的沟通，全面了解本地股权投资企业发展情况，“只要是以股权投资作为主营业务的，就要督促其按照有关规定将应该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尽快予以备案，不留死角。”
而证监会的《暂行规定》第三条是，资产管理机构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其业务资格。这条规定则是明确了证监会对私募基金有核准注册的资格。
发改委的《通知》要求6月1日前备案，而证监会的《暂行规定》则要求6月1日后，由其依法核准业务资格。因此，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监管形式上来讲，《通知》和《暂行规定》并不冲突。
关键词：A股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私募；对冲基金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2－0030－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2.07
说到私募基金，势必要先提起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在各国各地区有不同的称谓，美国称之为“共同基金（Mutual Fund）”，英国和香港地区称之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台湾地区称之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等。但总体而言，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没有太多的异议，一般都是指“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通过资产组合进行的证券投资方式”[1]。关于基金的分类，按组织形式可分为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按基金规模可变动情况可分为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按基金的投资标的可分为债券基金、股票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诸如此类的划分，其中并未有“私募基金”这一类别。因此“私募基金”这一词汇，似乎是中国内地的首创。因此，如果要分析私募基金，还是需要从“私募”这一词汇来进行分析。
一、我国A股私募基金的定义及特征
A股私募基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私募基金，其生存特征与以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主要存在形式的海外私募基金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私募的定义
所谓“私募”，内地一般把私募（Private Placement）对应于公募（Public Offering），即在证券发行方法上的差别。比如，在股票公开发行方式中，目前我国A股股份公司主要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后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公募增发）两大类，即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募集股份；而如果是定向发行，则是向某些特定对象直接洽谈发行条件和其他事宜。这种方式称之为“私募发行”或“私下发行”。证券的发行可以有公募和私募之分，而作为投资品种之一的基金发行如果也延用这一标准，势必也可以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
（二）A股私募基金
如果把私募发行的基金定性为私募基金，那么国际私募基金市场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比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包括风险投资基金）等都可列入这一范围。事实上，从目前流行的私募基金的定义来看，夏斌、陈道富（2002）认为，所谓私募基金是指非公开宣传地向少数或有专门投资经验、不需政府特别保护的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货币基金并以基金方式运作的集合投资制度[2]。而韩志国、段强（2002）则认为，所谓的私募基金，又可以称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它的销售和赎回都是基金管理人在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的[3]。这两个定义都指出了私募基金与一般的公募基金的本质区别在于私募发行，而对于基金的种类并未作一定的要求，可以是股权投资基金，也可以是证券投资基金。甚至于某些学者把内地的私募基金与海外的对冲基金相对应，利用对冲基金的特点和发展历史来研究内地的私募基金的发展①。
事实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并以股权或者准股权方式投资于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基金。按照所投资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资金用途，私募股权基金通常包括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并购基金（Buyout/buyin Fund）、夹层资本（Mezzanine Capital）和Pre-IPO资本（Bridge Finance）等②。而对冲基金（Hedge Fund）虽然也是私募发行，是典型的只向富有的个人和/或有资格的机构投资者开放的一种私人投资合伙企业，这种合伙企业由负责监督该基金投资活动的总合伙人来经营。但是这种基金在其投资策略方面拥有大量的自，并且会利用明显的杠杆作用既做多头又做空头，经常会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头寸（约翰・马歇尔，2003）[4]。由此可见，虽然对冲基金也具有私下发行的特点，但是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对冲，即具有杠杆对冲交易和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特征。事实上，从对冲（Hedge）的定义来看，对冲还可解释为“规避”和“避险”，可以指在一项金融工具（通常是衍生工具）中持有头寸以便抵消与在另一项金融工具头寸有关的风险行为，也可以是能够抵消与另一项有关风险的金融工具头寸。所以对冲基金的交易行为有对冲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的属性，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A股私募基金。
当然，与王霞（2006）的观点相一致，许多学者可能认为对冲基金的概念现在已经不完全只针对采用对冲交易的基金[5]。比如Hedge Fund Center（对冲基金中心）给对冲基金下的定义是：“A hedge fund is a private investment limited partnership that invests in a variety of securiti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artners in a hedge fund, a general partner and limited partners. The term hedge fund is misleading in that a hedge fund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hedge. The term “hedge fund” now means any type of private investment partnership”。此定义指出，“对冲基金”这一术语现在指的是私人投资合伙制这种形式，但是并不表示“对冲基金”最早的含义就是指这种形式，只能是说明对冲基金这一组织形式也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即使如此，我们内地通常所说的私募基金绝大部分也并非采用了有限合伙的形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冲基金也存在着各种投资类型，但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杠杆工具这一模式。除了个别类型的对冲基金不太使用杠杆工具，有达到80%的对冲基金使用杠杆工具。如果考虑衍生工具的交易的话，这个比例还更高。因此，对冲基金的特征还是在于私募、合伙制和对冲交易，与我们内地通常所说的私募基金并不相同。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在A股市场的私募基金既不具备对冲基金的属性，又不具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那样投资于非上市企业的特点，而是一种具有A股市场特色的把私募发行和证券投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综合体，是一种比较狭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于夏斌（2001）对我国A股市场中私募基金的定义，即是指相对于受我国政府主管监管的、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6]。总体上来说，目前俗称的私募基金，即是“私募”加“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式。
（三）私募基金的典型特征
既然我们所说的私募基金是私募发行和证券投资基金两个方面的综合体，从特征而言势必需要将私募基金与公募的证券投资基金相比较。从定义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发行，私募和公募的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不同，进一步可以引申到信息披露和监管的要求不同。二是虽然投资对象较为一致，两者都是进行证券投资的投资基金，但是对投资对象的限制可能存在不同的要求。三是集合投资的组织方式也不尽相同，证券投资基金按组织形式可以分为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但目前A股市场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上都是契约型基金；而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就较为多样化，既有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和财务管理、财务顾问公司旗下的代客理财模式，有委托信托投资公司募集发行的契约形式（即所谓的信托投资计划，也称阳光私募基金），又有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门专营的券商集合理财形式，更有特定投资人共同出资入股成立的投资管理公司模式。我国A股私募基金与全球私募基金有所不同，既非对冲和杠杆交易相结合的对冲基金模式，也非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而是私募与证券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因此，我国A股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发展模式与海外也有所不同。
二、我国A股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
夏斌（2001）曾从经验出发，从北京市、上海市和深圳市三个城市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中选择了企业名称中含有“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和“财务顾问”等字样的五类企业为样本进行了私募基金的抽样调查、实地调查和电话访谈。显然，夏斌（2001）认为在私募基金中，各类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管理或财务顾问公司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事实上，夏斌也是从这五类企业样本的调查结果中来对当时A股私募基金的规模等数据进行了分析。不过，从1990年至今，我国A股私募基金的运作模式和组织形式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五类企业。笔者将主要的A股私募基金类型分为民间灰色私募和官方合规私募两大类。
（一）民间灰色私募
A股私募基金本身就是从民间灰色私募起源发展而来的，最早只是个人的私下委托进行股票投资和其他理财活动，慢慢地延伸到公司型的代客理财协议。不过灰色并不代表该种私募基金的运作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除了违规的“老鼠仓”以外，一般的民间代客理财业务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限制，但也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明确支持。
1.个人私下委托
个人私下委托是指最为原始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委托理财业务，相互之间的委托理财约定往往采用口头协定，也有部分签订了书面协议。个人私下委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委托人”或“投资人”自己开户，“受托人”或“管理人”对其帐户进行操作的模型；另一类则是“受托人”或“管理人”接受“委托人”或“投资人”的资金进行操作，期末按交割单等凭证进行业绩结算。不论采用何种类型的操作方式，个人私下委托平时并不收取管理费，一般采用到期结算分成的模式。这一类型对资金量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委托人与管理人之间往往有直接的交往联系，相互具有一定的信任度。慢慢地，这种个人私下委托也逐步推广到公司型的代客理财和理财工作室等类型。
2．公司型的代客理财业务
这类公司型的代客理财业务即是指夏斌（2001）所认为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和“财务顾问”等五类企业可能从事的代客理财业务。据夏斌的调查，其中52%的公司坦然承认在从事代客理财业务。代客理财的客户数量多少与公司的注册资本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注册资本大的公司，客户数量多；注册资本少的公司，客户数量少。同时根据调查的理财规模结果分析当时我国代客理财的规模可能在7000亿元左右，而且绝大部分私募资金投资于股票二级市场。当然，在这些公司型的代客理财公司中，委托人为企业投资者的占了绝大部分比重，达到69.3%。
对于管理费的提取主要有三种方法：保底分红、固定比例收取和佣金收取。一般受托方会对委托方要求最低投资期限，委托合同期限在六个月到一年以上不等，以一年以上居多。而且绝大部分代客理财公司会对资金运作进行定期披露，在注册资本金在3000万元以上的受托公司中，85.7%的公司能够做到定期披露信息。
这种模式相比个人私下委托公开程度更高，而且公司化运作让委托方的信任感更强。而后逐步推广到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甚至于目前较为常见的阳光私募，也是成立相应的投资管理公司，再通过信托平台进行运作的。
3．违规私募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等（2007）把“老鼠仓”也作为合伙型私募基金的一种类别。其大致的操作方式为：委托方和操作方在第三方的介入签订协议，双方按一定的比例出资，操作方负责操作，但没有提款的权利，以保证资金的安全，证券公司方负责监督操作。例如当“老鼠仓”内的资金损失超过一定比例，或者是接近操作方出资量，证券公司会通知委托方，由委托方和操作方协商，或是就此平仓，损失由操作方承担，或是操作方增资继续操作。协议期一般为半年或一年，所得分配方式一般有纯保底、纯分成和保底分成三种。
宋国青教授推测，庄家或者替庄家操盘的人，可以做一个“老鼠仓”，私人资金先进先撤，最终被套住的是“机构”和部分散户，而“机构”是其中的主力①。显然，“老鼠仓”是指庄家在用公有资金在拉升股价之前，先用自己个人（机构负责人、操盘手及其亲属、关系户）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的这种行为。因此可以确切地说，“老鼠仓”这种所谓合伙型私募基金明显是违规违法行为。而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私募基金不论内地证券市场还是海外证券市场，并不是明显地出现这种违法违规特征。因此，像“老鼠仓”这样的委托理财协议并非本文所要涉及的对象。
（二）官方合规私募
就像民间灰色私募并不代表违法违规一样，官方合规私募也不代表该种类有着法律法规十分明确的支持。但是相比民间灰色私募而言，像工作室模式、阳光私募、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等业务，尤其是后两者，至少得到了管理层的认可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1.工作室模式
工作室模式（又称理财工作室）可以说是较早的也是比较常见的公开运作的私募基金经营模式。一般比较有名气的股评人士往往会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许多工作室挂靠在相应的证券咨询机构和证券公司名下，一部分工作室会进行代客理财的操作。这种模式在客户和受托的证券咨询机构或证券公司之间一般有着明确的公开契约或合同协议，因此具有相应的法律支持。
进入工作室的资金门槛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总体上要求不高，许多工作室招收会员并对会员按资金量的大小进行分级，并针对不同级别会员收取相应的会员费。但更多的工作室则主要通过对客户指导操作，利用与开户的券商营业部的协议，从客户交易佣金中收取返佣分成。理财工作室慢慢发展，就形成了类似资产管理的直接委托理财的方式，从而形成一种类似的所谓私募基金的管理形式（杨义群、刘建和等，2002）[7]。
2.阳光私募
阳光私募即信托型私募基金，又称信托投资计划，是内地私募基金与信托投资公司相结合的产物，是目前比较规范的私募基金运作形式，运作方式基本上与公募基金相类似。这一私募模式目前是A股私募基金的运作主流。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资金信托投资计划的合法性，而且规定所有的信托投资计划都只能非公开募集。因此从性质上而言阳光私募应该属于合法的私募基金模式。但2010年登记结算中心通过限制信托投资计划开设账户的方式对阳光私募新产品的推出进行了限制。
目前的阳光私募的运作模式与公募基金差别不是很大，也主要从事股票二级市场的运作，有少部分的信托投资计划也投资于非股权资产。但是在募集资金的形式上与公募基金向非特定投资者募集有着本质的差别。一是在委托人的收益上，一般为非保底型。如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推出的信托投资计划，投资者一般没有投资收益保障，投资顾问也不承担额外的风险。二是对委托人的最低投资金额进行了相应的限制，一般为100万元人民币。当然，具体的最低投资资金额需要以信托投资计划说明书为准。三是一般都对信托投资计划的存续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12个月或18个月等，也需要相应的信托投资计划说明书为依据。四是具有清盘的风险。对于公募基金一般清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是封闭式基金到期一般也是采用“封转开”的操作。如像规模下降、净值亏损严重或者其他触及契约清盘条款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阳光私募的清盘。根据上海朝阳永续私募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0月末，已结束的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接近300只。五是操作方式上不存在委托方自行开户、受托方操作和委托方把资金打入受托方帐户等模式，信托投资计划的投资资金一般由相关银行托管。
3.券商集合理财
除了阳光私募这样操作较为公开化、运作较为规范化的私募基金以外，象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从募集资金模式上也应该列入私募基金的范畴。
券商集合理财实际上就是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是相关法规明确认可的非公开募集进行证券投资的集合投资计划。2004年10月，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并根据此前其的《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证券公司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在试点阶段，仅允许创新活动试点证券公司试行办理此项业务。而券商此前已开展的集合性资产管理业务须按照《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清理。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是经证监会审核批准的第一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①，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号）是规范清理之后成立的第一只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②。光大证券、长江证券、东方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和招商证券等均是当年第一批递交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申请的券商。
券商集合理财的运作模式与公募基金较为相似，非公开募集的方式也越来越公开化，但是与基金运作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管理人资格需要经过申请批准；最初推出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各证券公司一般都采取了公司投入自有资金的做法；契约中有准保底协议，即计划资产下跌一定比例时不影响投资者本金；对投资者最低投入资金有限制。证券公司单个客户的资产净值底线，从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不得低于100万元，设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得低于5万元，设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得低于人民币10万元。而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限制的最低投入资金额为10万元。
4.基金专户理财
基金专户理财是指公募基金为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进行资产管理的业务，是基金公司向特定客户募集资金或接受特定客户委托担任资产管理人，运用这些委托财产进行证券投资。其投资运作根据投资人需要定制，同时在收费上，允许基金公司收取不超过20%的业绩报酬。2007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以及《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两者均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可以采取以下形式：为单一客户办理特定资产管理业务；为特定的多个客户办理特定资产管理业务。证监会最初仅允许一对一的专户理财，即基金公司不能以多个客户资产集合的方式开展专户理财，待条件成熟时再择机推出一对多的专户理财业务①。目前，基金专户理财也在同时运作相应的一对多的专户理财业务。
基金专户理财与公募基金运作差异较大，而与券商集合理财、阳光私募等私募基金比较类似。一是管理人资格有限制。《试点办法》中对可以进行基金专户理财的基金管理公司净资产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净资产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在最近一个季度末资产管理规模不低于2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资产。二是对投资者最低投入资金有限制。《试点办法》规定，为单一客户办理专户业务的，客户委托的初始资产不得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三是针对特定客户。与公募基金非特定客户不同，基金专户理财针对的是特定客户，在试点阶段只开展为单一客户办理特定资产管理业务。
三、A股私募基金的差异性特征总结
总体来看，如果对内地A股私募基金在组织形式、投资者人数、投资者资格和管理人资格等方面进行总结，内地A股私募基金与海外的对冲基金或股权投资基金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是就组织形式而言主要为契约型和公司型，契约形私募基金主要有工作室模式、个人私下委托、阳光私募、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等；公司型私募基金主要有“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和“财务顾问”等注册企业的代客理财业务，这些注册企业一般也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合伙制企业。当然，如果准确地说，公司型的私募基金除了公司股东出资那部分资金，代客理财的资金也应该类似于契约型的组织形式。因此，A股私募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实际仍然以契约型模式为主。同时，阳光私募、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等私募基金品种由官方认可，可认为是合法私募基金。而“工作室”模式、个人私下委托和其他的公司型私募基金或委托理财产品，并没有官方背景，可归类为非合法私募基金或民间私募基金②。
二是除了基金专户理财目前规定只能针对单一客户以外，其他各品种的私募基金并没有明确的投资者人数的限制。
三是投资者资格方面，比较正规的私募基金像阳光私募、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等均对投资者最低的投入金额进行了限制。如一般的阳光私募最低的投入金额为100~120万不等，需要关注具体的契约要求。证券公司单个客户的资产净值底线，从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不得低于100万元，设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得低于5万元，设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得低于10万元。基金单一客户的专户理财最低投入金额为5000万元。但是工作室模式、个人私下委托和公司型私募基金由于信息不公开的原因，不明确是否具有最低投入金额的限制。
四是在管理人资格方面，像工作室模式、个人私下委托和公司型私募基金并没有明确的管理人资格要求，而且前两者的协议也一般为口头协议居多。阳光私募对管理人资格也并没有十分明确的限制，不过信托计划较为公开，为吸引投资者参与，管理人一般均为业内人士。而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并由监管层批准。
五是收益分配方式比较多样，一般以到期结算分成或征收管理费居多，也有如工作室模式那样以佣金返还为主。到期结算分成则一般有纯保底、纯分成和保底分成三种。对于公开性较强的阳光私募、券商集合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等，一般为收取管理费或准保底协议。如最初推出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各证券公司一般都采取了公司投入自有资金的做法，同时在契约中有准保底协议，即计划资产下跌一定比例时先损失自有资金而 不影响投资者本金。值得注意的是，保底分成与当前的部分法律法规是有一定冲突的。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以经营现金信托或其它业务的名义吸收存款。《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业务中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第11条规定，受托人应根据在与委托人签订的受托投资管理公司中约定的方式为委托人管理受托投资，但不得向委托人承诺收益或者分担损失。因此，对于保底分成这一收益分配方式而言，尤其是保底收益率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情况，有高息揽存的嫌疑。因此，除券商集合理财品种契约中具有明确的准保底协议以外，有明显保底收益率承诺的保底分成收益分配一般以口头协议居多，并不受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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