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1 08:05:30
一民间艺术的抽象风格
远古人类早期意识的萌芽还不能对外在客观世界进行充分的理解，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使人们产生了神秘感、威慑感和崇敬感等心理作用。而这些还不能用理性来驾驭的心理感觉将原始人类自身的欲望和寄托完全托付给了一个未知的客观化的自然（客观世界）。因此，人们此时需要一种精神慰藉，用以抚恤自己因困惑而产生的动荡不安。这样一种精神需要成为绝对意志的表现，从而引起了原始造物的抽象冲动心理。原始巫术与原始图腾崇拜大量借助于艺术这个有形化的媒介，传达着早期人类谋求庇护的永恒宿愿。原始艺术的思维意识在宗教中逐渐成长，但理性的驾驭也蔓延开来，并在最大程度上抑制了抽象冲动的发展。人们通过这种抽象心理策动下的艺术表现形式，找到了摆脱自我追寻普遍必然的审美观照。简单的几何线条、单一的色调以及最基本的图案造型（方与圆）共同绘制出了一个抽象的、永恒的、非自我的世界。抽象冲动是研究古老东方文明审美心理的重要概念，它产生于早期人类找寻一成不变的安逸冲动。民间艺术的装饰图案是民艺品共同具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吉祥图案、民俗图案、神祗图案等。有人认为，莲花图案来源于印度先民对女阴的崇拜，是生殖崇拜的一种方式，在佛教产生后大量运用于宗教图案之中，传到中国形成经典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案。其实，这只是抽象冲动作用下的一个表征体现，其生成本质还是在一种抽象的心理作用使然。
古代先民之所以选择莲花作为崇拜对象，是于它的抽象塑形有着根本联系的，并非只是一味附会于与女阴相似。自乡土性装饰的语义张曲如朱小刚然界中的莲花或者荷花植物生长在养育万物的水中，珠盘一般的荷叶托负着鲜艳的花瓣，茎叶瓣共同组成了一种丰满的造型。与其他事物一样，莲花被这种追寻安逸的心理所摄入，并且根据需要进行了抽象。然而，昙花一现的残酷现实使得人类在潜意识中必须为这种安定寻找到永恒。于是，以盛开的莲花作为范本，运用简练的线条和几何形组合出它的抽象形式，并且铭刻在各种器物上，以企求对变化动荡的摆脱。在许多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中，我们会发现这种抽象图案的踪影。真正让这种抽象图形传承至今的原因并非是女阴崇拜、佛教化生说或者是儒家的清雅高致论调，民间百姓不会去注意这些哲理深奥的东西。在民间的传播最终还是因为抽象图案的感性理由，在视觉上传达了一种安逸平和、幸福圆满的心理欲望。后世民间艺术随着与社会其他意识形态的融合，出现了“莲生贵子”的说法，这只是一种表面文化传播的模式，其深层内涵还是抽象冲动的一脉相承。与莲花图案相比，河南淮阳“泥泥狗”身上的图案造型以一种形和意的抽象表达寻求永生的必然之情，从而在泥玩具身上表现为一种抽象冲动的心理。至于“泥泥狗”与人祖伏羲的渊源，以及女娲造人与它的关系，都只不过是文献和传说的牵强附会。
河南淮阳民间泥玩具人祖猴的造型简单，削尖的头部与圆柱形的躯干形成一个完整的轮廓，四肢依靠图案与色彩来划分，而满饰纹样是这类泥玩具的总体风格。按照“抽象风格”的原则来解释：锯齿纹路是类似毛发状物的概括，这是出于将繁杂的动物毛发纳入一种秩序的要求；圆点纹，是肌肉或水果的几何形状。现实中的物质容易衰败或腐烂，艺术中的抽象表现将这些运动的物象定格在几何图形中，从此运动着的成为静止，消逝的变为永恒，而这些意志只能体现在人类的审美意图中。人祖猴的起源无从证实，这些装饰图案或许是解答疑惑的关键。人祖猴身上的装饰来源于原始文明的遗痕，是原始人类在自然的变动中寻求安定的心理表现，即“抽象冲动”的产物。远古时代，人类的早期意识处于萌芽状态，无法对自然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神秘感与恐惧感将主体自身的寄托完全“移入”到一个未知的却又具有绝对权威的“物格化”自然中。人类开始借助艺术的力量来与这种感觉抗衡，抽象风格是这种审美愉悦的表现模式，在无机物或结晶质中体味永恒与超脱的精神，审美愉悦诞生了。人类创造了宗教与巫术，这些精神的寄托同样是意志的显现，有趣的是，教义与物质媒介的合二为一。民间传统泥玩具同泥塑艺术一样具备了传达宗教或占卜巫筮概念的功能，并在世代传承中将风俗与禁忌、礼制与宗法等内容深深植根于艺术语言之中，成为宣扬教义的载体。抽象风格与审美移情赋予它们的审美价值在历史中体现出艺术意志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抽象冲动原则只有在综合了心理学和艺术风格学的知识后，才能够显示出内在的逻辑，这要比相信神话和传说更具有实证理论意义。
二民艺审美意象的建立———移情
移情说美学，曾经是西方19世纪美学盛极一时的观点。代表人立普斯将之阐述为：审美享受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也就是在一个与自我完全不同的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的一种审美体验。这到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不谋而合。移情意象并非是简单地将中西美学术语叠加在一起，而是出于它们共同作用在一个艺术本体的角度。客观化自我审美经验与意象性审美建构都触及到艺术本体的问题，即艺术的本质目的是生源于人的心理需要。在民间艺术审美过程中，群体共同进行某种意向性审美活动时，是无差别的心理愉悦发端。前文叙及的“五丝哨”民间玩具，是审美客体与主体共同的审美立象中取得一致的艺术意志。五色丝线不但是造型与色彩给予的美的观照，而且还代表了攘除鬼怪、避瘟保佑的俗信理念。此时，客体所寓于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完全代表了审美主体的自我化意象。在完成这一移情化审美意识中，主体与客体达到了某种相互融合的境界。民间大众的审美情趣与民俗信仰共同作用，产生了不同于任何艺术形式的审美观照。同时，作为“物”的人格化体现，民艺品加速了这种情趣与信仰融合的知觉体验，二者于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达成了意向性审美知觉，意象产生于这种“知”与“觉”的互为渗透间。这种移情意象的审美体验或许从更深层、更本质的层面对艺术与艺术品进行了概括。在自然体系中，众多的民艺品与它的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共同完成了一段“移入”和“感兴”的审美意象过程。同时在考察民居文化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居住空间理想的功能划分，同时具有着宗法严正的礼教意识。上述几个问题只是浩瀚的民间艺术中某些典型，众多的民艺品都是从装饰到内容充分蕴涵着某种意味。总而言之，由民间艺术的绝对意志生息出来的两极：移情意象与抽象冲动，属于艺术逻辑分类的概念范畴。在分属于它们各个部类中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以一种客观化形态归属，但又各自表现出审美体验与审美心理共同作用下分离的特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这些分类原则的绝对理念。除此之外，两大部类中的分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它们只是作为理念的表现在主观上进行的集合或隔离。一种民艺品可以同时具有两大部类的共同属性，而每一大部类也可以同时具有自己概念的同一个表象，这是逻辑分类不同于自然分类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这样的方法论永远是辨证的统一，自上而下的逻辑演绎存在着共性与联系，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工艺的移情美感
柳宗悦在谈及民艺的分类原则时认为：“民艺学是以造型学中工艺的部类为对象的。”柳宗悦将工艺分为了贵族工艺、个体工艺、手工艺和机械工艺四个类别，指出所谓的民艺就是手工艺的集中表现。通过民艺学的逻辑分类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出手艺其实存在于移情过程之中，是民间匠作把经验与审美过程“移入”创作作品和使用作品的意向体之中，形成了内涵丰厚的民间艺术符号。民间蓝印花布是中国手工艺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广泛流传，其魅力在于那满饰的图案。蓝印花布的装饰图案多采用花卉鸟虫形象，利用“刮板”贴放“防染浆料”，再将布入染缸上色，形成蓝底白花的装饰风格。特殊的技艺赋予蓝印花布个性的表现，其装饰在抽象与写实之间，利用重复、均衡、对称等装饰手法描绘了具有民俗象征视觉含义的艺术形象。蓝印花布的图案化工艺手段以抽象的模式将自然属性特征进行抽象再现，放射状结晶质的形态并非完全局限于纯几何风格，其中融会了民间审美趋向的地域乡土性风格。通过蓝印花布工艺的分析可以看出，风格的形成在技艺与想象力的共同作用下，以截取自然属性的抽象工艺模式为手段，充分表现出审美主体在造型语言中是如何表达其艺术意志的。作为民间服饰品类的蓝印花布，或者我们以前论述的民间玩具、剪纸、建筑等民艺品类，在相同的艺术母题中表现出个性的特征。这些个性特征与审美主体的移情活动紧密相连，以美的特征的再现形态表达了创造力与想象力与自然相抗衡的意志。
四结语
民间艺术理论中的抽象风格与审美移情是民间乡土性审美活动特征再现的核心内容，它既是人类审美心理的动机，也是艺术精神作为与自然相抗衡的理念。民艺学范畴中，乡土性综合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内在本质集中体现在民间审美趋向中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民间艺术的再现是一种审美移情的再现，创作的真实来自于内心的独白，决不仅是临摹自然，民间百姓的创作欲望产生于对生活中美的理解，这种审美情趣需要心灵的沟通。移情意象与抽象风格只是从审美心理学和艺术风格学的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阐释的逻辑方法论，对于民艺学的理论建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作者：张曲如朱小刚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科南昌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
王仲先生在2001年第7期《美术》上发表了《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一文，是针对时弊，在繁菜而又纷乱喧嚣的中国艺坛燃放起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大爆竹。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人道主义，从人类正义进步，向往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这一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把许多人藏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美好话题，正义之辞重新提出。这一正确审美理想的重提，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代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艺术作品如果否认了美，失去了美，最终必然滑向假丑恶，使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得逞，让绝对张扬个人主义的胡作非为占领艺坛，最终将艺术导向灭亡，把人类引向灭亡。
爱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通过观察或品尝作出比较，使感觉到的均衡、和谐、真善、生动产生好感、、美感，产生兴奋愉悦，激发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发展、向往前进。
美和丑是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人类的审美观点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和升华的。在审美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划分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审美材料。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所产生的美，它应该达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话说：“风景如画”“美如画”就是这层意思。
绘画作品中的美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形象、形式、功夫（即术），思想、学养、意境来体现的，同时又掺合了画家的主现意识和倾向性，所以，绘画作品的美又体现为浅层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层次的“内在美”、“本质美”。忠实于自然的即谓写实主义，比喻之书法，即是楷书；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结合浪漫的，为浪漫主义，可比作行书；此外，抽象、意象、变形、似与不似等均可比作草书、篆书，但不管是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具有表象美，就应具有本质美。绘画作品还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分，雅与俗、新和旧都是相对统一的，都具有时代性，艺术美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诸君莫奏前朝曲，爱听新翻杨柳枝”。新旧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须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时期美术界的原始风，倾向反朴归真，是越古越时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岩画，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铜，汉代的瓦当，都是新潮者的至宝；敦煌的壁画，在当时都是民间画工，下里巴人的东西，而现在，那个文人雅士敢说它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之美。这些年“连、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画，儿童画，很多专业画家反朴归真进去，有多少美、多少价值？我不说，且待时日。
何谓旧，见得最多惹人生厌的“旧”往往是时代的昨天。新旧交替，亦有循环，有轮回，月缺而圆，寒尽复春，旧的只要是美好的，有去还有来，时间和面貌稍变而已。任何事物都是曲折地发展的，但真善美这一审美规律是永恒的。
在西方，“现代”“后现代”已闹腾了半个多世纪，种种新潮已被前卫艺术家们演绎穷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胡作非为和恶作剧已再无新鲜感，到了黔驴技穷、日薄西山的境地。很多人都已从人的本性中清醒过来，当东方人唱响“真善美”这一重新振奋时代的强音之时，世界上将会有更多的人从愚昧中觉醒。我们要大力歌颂真善美，宣传真善美，使正义之歌响彻全球。我们要趁唱响真善美的大好时机，大力推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用真善美的思想和作品去开拓，去感化世界、“与世界接轨”，让博大精深的中国画走向世界。
我们再不要扔掉自己的筷子，去捡人家用剩了的叉子，用接近西方的现代水墨，和前卫艺术去推销，那是正中“后现代”主义的下怀，为频临死亡的“后现代”注射强心针和制造口实，我们再不要失去自己的灵魂，或麻木不仁地去盲从皇帝的新装了。
下面再谈谈“术”。
美术，美是目的，术是手段，中国绘画几千年的发展史，始终围绕着“笔墨”二字，因为笔和墨是中国画特有的工具和材料。用毛笔和水墨表现的中国画，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我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笔墨”，笔墨二字由工具的名字转化为技法和效果的代名词，它已成为中国绘画的精髓，成了中国画的灵魂，它虽然是一种技法，但已和汉字毛笔书法中的笔画一样，既有其整体性，又有其独立性，本身就具有美的成份，美中有术，术中有美，美和术纵横交错，贯穿融合于作品之中，所以绘画作品称之谓美术。任何缺乏美的术，不应该称谓美术，应该归类于美术之外。
作为美术家，美术评论家，推崇美，歌颂美，创造美，才是自己的本分，扬美抑丑永远是天职，而正确地识别美与丑，则更为重要。当代美术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不能与美无关，我们且不说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至少也得为人民大众的大多数服务。而要使大多数人喜欢和接受，就得美，就得讲真、善、美、而艺术只有真善、才是美，只有真善美才能生气勃勃，健康向上，才能得到大数人的喜欢，才能是主旋律，任何高深度的艺术美学，也都是人类为同类所创造，应该为人类所接受，至少应该为专业圈内的大部人所接受，认为对艺术品的认知者越少越好，越少越阳春白雪，甚至只有自己看得懂，看得美，孰或自己都无法解释，要叫别人去破译、解读、去诠释的观点，实质上跟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追求哄动效应的“后现代”主义并无两样。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今的中老年艺术家都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专制主义时代，都淡化政治，远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但殊不知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政治，而主要要看是专横的政治，还是民主的政治。作为一个艺术家，难道没有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的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开放的太平盛世，一个空前良好的文化环境之中，当代的画家特别是著名画家，都达到了小康以上的富足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和历代不得志的潦倒文人墨客无可比拟，“以心写形”的精神寄寓，应该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还有什么满腹牢骚去画“白眼看世界”，去画凋谢的荷花，糜烂的牡丹，不去画时代的英雄，而画变形的、扭曲的小脚女人，丑化的畸形侏儒，难道高深的笔墨只能适宜于画颓废，没落的题材？我说这一切倾向都不是画家要歌颂和表现的本意，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现代”和“后现代”的影响所致，要不他们家中还供养什么鲜花？他们娶妻怎么不娶畸形或侏儒？
毕加索自己也并无料到，他的作品能得到如此的吹捧，能吹到如此的高度。“人们对西方现代派鼻祖毕加索的走红百思不得其解，王文芳先生在访欧期间曾就此与多位西方著名画家进行探讨，才知是毕氏当年同一些居于垄断地位的画廊经纪人，艺术评论家三位一体的炒作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竟是如此的残酷，它几乎把整个世界的艺术引导到了死亡的边缘。同时也暴露了资本罪恶的一面。
真善美是时代精神，是主旋律，我们时代更需要真善美，需要正大气象、洪钟大吕的真善美，也需要清逸潇洒、阴柔婉约的真善美，审视当代，尤为迫切的是需要时代精神的正大气象和洪钟大吕。最能体现时代的作品，莫过于人物画，长期以来，人物画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和没有提倡真善美的思想有关；和过度淡化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有关，有时代精神的人物画，又莫过于画当代的英雄、模范、社会各阶层的代表，画生活气息，而此类题材的表现，却和一味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变形和似与不似的风格大相庭径，一个一直以体现“丑中美”为能事的大画家，他的笔墨技巧再高，他也没有这个胆去变形画国家领导人，这个最普遍的最能说明“真善美”的问题，为什么一直被忽视，明知者不肯说，知之者不愿说，怕落个庸名。充塞画坛的所谓“小脚女人气”，“小儿麻痹症”，“太监气”，“酸楚小文人气”，代表的只能是衰败气象。人物画的衰败现象，实际上从宋代已经开始，这和宋初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逸品由四品之末提升到四品之首不无关联，这一提升迎合了历代主宰画坛的文人雅士、达官贵胄的吟风弄月，隐遁出世的思想，也附合于儒、道、佛的理教，逸品的理念又适宜于笔墨发挥的更大自由，“逸、神、妙、能、”四品的排列，得到共识，一直至今，无人质疑。
提倡真善美统一的思想，不但认为逸品是好画，同时认为神品也是好画。只有形象、传神的作品才能“生”，才能“活”，生和活更能体现出真善美，生和活的神品对中国画的笔墨自由度必然受到限制，所以就要求更高的质量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时代的画家以强大的勇气，不曲不挠的精神，去攻克笔墨和形神高深度相结合这一最高难度的课题，使中国画的精髓和灵魂在真善美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再上一层楼。在这一方面，李伯安和毕建勋已是先行者，我希望更多的画家投入到这一既高难又伟大的工程中去，去实践“真善美统一”这一伟大的永恒的审美思想，使中国的美术，更具美、更有术。
【参考文献】
①《美术》2001.7期，王仲先生《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
②《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8日蔡若虹先生《美术作品一定要美》
③《美术》2002.3期范曾先生《自然、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复归》
④《美术》2002.6期何子恺先生《坚持真善美的审美标准，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唯一选择》
⑤《美术》2002.6期《什么是好画——回望20世纪中国画发展研讨会综述》
⑥《美术》2002.8朱晓红女士《从中国传统画学“品第”观看审美理想的重建》
⑦《美术》第458期第9版赵绪成先生《提倡正大气象》。
[关键词]最低位置；精神需求；寓教于乐
艺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多少年来一直令人们困惑的问题，政治说：艺术是我的宠儿，应该属于我；艺术说：我与你兄妹关系，我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追求。道德说：艺术应该向我靠拢，离开了我就会堕落；艺术说：我有我的良知，我与美是孪生姊妹。历史说：艺术要创造历史，就要站稳主流文化立场；艺术说：我常常站在弱者的立场，有时还站在边缘的立场。
任何对艺术的政治解释、道德解释和历史解释等，都是不妥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艺术具有自身的独立存在的价值。WWW.133229.cOM
英国著名哲学家科林伍德曾以获得真理的不同程度为次序，提出人类有五种从低到高的经验形式，即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和哲学，它们分别在不同的水平上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而艺术则是人类经验的最低形式。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和哲学，都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从经验形式所含的真理力度考察，基本上呈现一个金字塔排列，艺术是以间接的经验形式，靠形象说话，所处的位置最低，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统领者，处于最高的位置。然而，科林伍德又说“在不同的水平上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意思说，艺术是因在最低水平上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才处于最低位置。这一看法，不能令我们信服。这是科林伍德早期的观点，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把艺术摆放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最低层面，却是合理的。
我们认为，艺术作为认识真理的经验形式，作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元素，与宗教、科学、历史和哲学等相比，诚然是处于最低的层面，但艺术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的形象世界，又包含有更高目的的精神指向。高级的形上的艺术作品，伟大的史诗性的作品，同样具有获得丰富深刻的真理的可能性。而且，艺术在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方面，具有抽象的认识真理的形式不可代替的作用。
卡西尔曾从人性与人的哲学的方面，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做过精辟的论述：“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这段话，按我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人的劳作”这一最基本的“人类活动的体系”，形成和规定了“‘人性’的圆周”；二是“‘人性’的圆周”包蕴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各个扇面；三是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并列有序地分布在这个圆周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着，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卡西尔进一步阐释：“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共同的纽带”，即是“一种功能的纽带”。从功能意义考察，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既被共同的功能纽带所维系，而各个扇面又有各自的基本功能。科林伍德所说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和哲学等人类五种从低到高的经验形式，正可以从各自基本功能上得以解释。艺术处于一个最低的位置，是由艺术的基本的功能特性所决定的。
艺术的基本的功能特性是什么呢?
从艺术的起源看。人类祖先最早的艺术形式是游戏与舞蹈。鲁迅先生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但“劳动”概念太宽泛，具体地讲，艺术起源于游戏，因为游戏是劳动之余的活动，是一种调节。最早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目的。原始人的游戏与动物游戏一样，达到自身的各种器官的练习，还可以获得某种物质的满足(游戏后可以吃到一些东西)。再则，原始部落的游戏，是由于要把狩猎时使用力量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正如描绘各种场面的原始舞蹈，首先是野蛮人在战争中负伤的伙伴的死亡所给予他们的印象，然后才有想用舞蹈再现这种印象的冲动。前者冲动是为了快乐，后者冲动是表示一种模仿和哀悼。总之，人类最早的艺术，是劳动之余对身心的活跃与调节，是情感的发泄。
人类社会发展以后，逐渐有了歌唱、音乐、绘画，有了雕塑、舞蹈表演等等。艺术是伴随着人类的劳动与精神活动而向前发展。然而，游戏并没有随着人类告别童年时代而消失，而是随着新生儿童不断变得鲜活。对于儿童来说，游戏先于劳动。尽管游戏不再被现代人视为艺术，但这一简单的原始艺术形式，却为孩子们所喜爱。而现代智力游戏，不仅是对儿童游戏的开发，而且也引起成年人的极大兴趣。游戏，作为最简单而又纯粹的娱乐形式，是人类的天性所致。
艺术起到一种劳作之余的调剂作用，情感的宣泄与娱乐的需要，这是最基本的功能。
从人的基本层次的需要看。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个基本层次的需要，一是生存需要层次、二是安全需要层次、三是归宿需要层次、四是尊重需要层次、五是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这是人的心理结构的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生存需要”，解决人的衣、食、住、行，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安全需要”，就是安全保障，不要受到外来的侵袭；“归宿需要”，是有自己的群体和民族的归宿，并自愿服从群体和民族的利益；“尊重需要”，是得到别人、集体和社会的尊重，并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自我实现需要”，无疑是一种内在精神活动，首先是人的兴趣、个性与精神的自由的需求。这第五个“自我实现需要层次”，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最高层次。
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精神活动过程，诚然包括宗教、科学、历史、哲学诸方面的作用，但人的精神的基本需求，离不开艺术。从宗教、科学、历史、哲学中无法获得的，在艺术中能够获得；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可以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这就是艺术的特质与魅力所在。人的精神需要，与娱乐不可能 没有联系。娱乐有低级的娱乐和高级的娱乐，高级的娱乐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可以满足人的精神的第一需要，还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艺术既然属于人的精神的基本需求，那么它所处的重要位置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艺术具有宗教、科学、历史、哲学等不可代替的特殊功能，不可以笼而统之阐释为“艺术的社会功能”；第二，艺术作为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属于人的基本需要；第三，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元素及其社会功能，与宗教、科学、历史、哲学相比，它处于最低位置。
我们为什么要谈艺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因为长期以来，过于夸大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使艺术偏离人的基本的精神需求，而变成了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样只会导致艺术功能的衰退。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艺术回归本体，理论回归本体，虽然对艺术功能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仍未得到彻底廓清。我们有过太多这方面的历史教训，这里不妨回顾一下。
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在文中具体阐述了“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梁启超从政治家的角度强调小说高扬“新道德”、“新风俗”的社会功能，这对于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也许没有错，但后来被一些文学概论书中引用为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论根据，造成危害非浅。这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当把文艺推向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前沿，成为政治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时，文艺便也失去了自身。在文化大革命的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文艺园地百花凋零，八亿人民只能看到八个戏。至于《春苗》、《反击》、《欢腾的小凉河》等电影，则由政治工具演变成了“阴谋文艺”，全是虚假的编造，哪里还有电影艺术可言。而江青培植的革命样板戏(实际上是对原有剧本的修改)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在所有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当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当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突出，是鹤立鸡群，“主要英雄人物”成了没有生命的稻草人，其他人物也都是没有生命的类型化人物。比如，在《智取威虎山》第五场《打虎上山》中，在原来的本子中，有一段杨子荣在路上遇见座山雕的小老婆“一枝花”，跟“一枝花”调情的场面。其实杨子荣与“一枝花”打情骂俏，也有迷惑她，不露自己身份的意图。再说英雄遇美人，在那样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世界里，杨子荣与她说几句调情话，不仅无关大雅，更显得人物的真实。样板戏的本子认为这一段不健康，有损于英雄形象，就删掉了。个性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我们的艺术早就不知去向了。现在演的不是江青搞的样板戏，还是以前的底本。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些作家本来是很有才华的，但由于受到“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仍趋于简单化。即使写历史人物的作品，也有把人物拔高的现象。如有论者称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存在“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的倾向。这就是把艺术摆到过高的位置，搞“主题先行”带来的后果。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从前苏联介绍过来的，更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有论者称《乐记》是艺术学的第一本著作。实际上《乐记》是儒家礼教教化的经典，它是通过音乐也就是礼乐来达到教化目的。所谓“礼别异，乐和同”，旨在强调中庸之道、和谐伦理。当然，音乐等艺术也需要和谐，但没有矛盾冲突，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何以谈艺术?艺术是一个独立的门类，儒家强调乐的礼教功能，是从治邦之道或政治着眼的。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奉为圭臬，使艺术变为政治的附庸，如同中世纪哲学成为宗教的奴仆一样，艺术动辄遭受戳辱。江苏有一个画家叫陈大雨，画了一只公鸡站在农家草堆上，对着升起的太阳啼叫，尾巴高高翘起，非常壮观。画家对公鸡啼鸣时尾巴高高翘起，是有深入观察的，却有人批判他说是骄傲自满，影射三面红旗，简直无中生有。这就是过于夸大艺术的作用，把艺术置于意识形态的过高位置的后果，也是处于奴仆地位的艺术的不幸，像寄人篱下的林妹妹，“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有什么艺术创造性可言?整天看政治的脸色，靠政治得宠，今天你走红，或者说红了一阵子，马上就会掉到万丈深渊，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事情太多了，高处不胜寒!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父子般的关系，而是兄弟姐妹般的并列关系。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明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理论界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进行了理论的反拨和澄清。
可是，对于如何摆正艺术的位置，仍是尚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一些艺术原理的教科书中看到，论及艺术的功能，大体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高度，理解艺术，阐释艺术的社会功能，说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我们强调艺术回到本来的位置，目的是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创造自身的规律，使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能够充分展示自身的才华和艺术的想象力、创造力。艺术家在低处歌唱，是心灵在歌唱，灵魂在歌唱，生命在歌唱。我们认同艺术在认识真理的经验形式的方面，处于最低位置，正在于艺术的间接性和形象性，然而，这种艺术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语)，往往是高级的形而上的形式，是以形象为特征的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按照马斯洛所说“自我实现的需要”理解艺术，也就是说，艺术要达到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首先有赖于艺术家的自我实现，有赖于艺术家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艺术家的自我实现，包括浅层次的自我实现和深层次的自我实现，浅层次的自我实现主要是艺术家认知能力的实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表达出来，一般是经过精心处理的。深层次的自我实现是艺术家全身心的投入，是整个内心的全人格的实现，是艺术家的意志、才华和创造力的全面实现。一个艺术大师，是一个太阳对人类精神的照耀，是一个月亮对大地的抚慰，对人类黑夜的穿透。这就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真正的艺术、高级的艺术、经典的艺术，最低的形式同时也就是最高的形式。在艺术意味方面，在表现人类精神方面，都是形而上的。它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如此在最低的形式之中包孕着最高的形式，这是艺术回到固有的位置，艺术自身得以健全、艺术功能得以发挥的深刻反映。
在这个地球上的事物，各有归宿，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的艺术与宗教、道德、历史、科学、哲学等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位置，艺术就是处于亲近人类、贴近现实、贴近世俗的最低形式，不要把她拔高了，因为艺术是感性的、形象的，感性形象的世界是 人类享受的，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享受。艺术是使人们从获得娱悦与审美愉悦中满足其精神的需要。
下面我们就具体谈一谈艺术的娱乐与审美的问题。
艺术的娱乐性与娱乐功能。
娱乐并不是实用，只是享受，是一种特殊的快乐，但又不是享乐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快感。娱乐并非功利性的而是享受性的。在探讨艺术起源中，有一种巫术说。巫术是原始宗教。在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至今还有巫术活动。巫术与宗教仪式，激起的一种情感(虔诚)，具有实际作用。娱乐与其说激起一种情感，不如说是情感的释放，并不是实用而是获得一种快乐。
艺术是一种娱乐。艺术的娱乐的内涵是什么呢?艺术的娱乐，并非功利性，而首先是享受性。它与一般娱乐不同的特点是审美的愉悦，具有强烈的情感性，是感动或情感的释放。艺术的娱乐与美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娱乐所产生的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虽然不全是，但更多的是发生美感效应。
美感不是人类所专有，从动物开始就有了。在鸟类中，雄鸟在雌鸟面前有意地展示自己的羽毛，炫耀鲜艳的色彩，而其他没有漂亮羽毛的鸟类就不能这样卖弄风情，我们也就不会怀疑雌鸟是在欣赏雄鸟的美丽了。世界各国的妇女，都爱用这样的羽毛来装饰自己，这形成了一种共识：羽毛装饰起来是美的。化妆艺术源于对身体实用涂抹的模仿，是为了审美快感而涂抹身体。人的本性使他有审美趣味和概念。舞蹈是动作的是节奏的。远古的部落喜欢音乐的节奏，而且节奏感越强烈的调子他们越喜欢。所以跳舞之时，原始部落的人的节奏感表现得很强烈，他们同时用手和脚打着拍子，为了加强节奏感，特意在身上悬挂着许多串各种各样的发出声音的铃铛。这种节奏产生的是一种快感，一种审美的快感。我们的原始人或原始部落，跳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在娱乐当中就孕育着美的快感。我在云南西盟参加佤族的篝火节，佤族的姑娘、小伙围着篝火拉成很大的一个圆圈跳舞，简单的音乐节奏，大家一边唱，一边跳，节奏感非常强，给人以很好的审美快感，一直跳了四五个小时。那就是娱乐。在那样的时刻，你就忘记了你还有什么痛苦还有什么忧愁，全都忘却了。这就是娱乐带来的一种情感发泄，一种情感释放，在情感的发泄与释放中就有了一种快乐。他们没有什么自觉的艺术追求，只是在白天劳作或工作之后，借民俗节日进行娱乐活动。娱乐起到一种身体的调节与情感的发泄作用，带来的是娱乐之后的轻松。我们的艺术功能应该首先建立在这一娱乐的基点上。
艺术的娱乐是一种高级享受，观众同样是在通过情感本身而激发情感中，即唤起兴奋与情感释放中得到审美快乐，即精神享受。艺术的娱乐性与一般消遣，具有较大的深浅差异。二者在对欣赏者的情感经验发生作用时，所产生的效果不同，娱乐是借方，消遣是贷方。
科林伍德把欧洲的娱乐史概括为两章，第一章叫“有吃有看”。这是最原始的最初级的娱乐。比如古罗马剧场和各种圆形剧场的表演就是“有看”，这些表演都取材于古希腊时期的宗教、戏剧和竞技；“有吃”就是指娱乐时供应饭食，古罗马造就了一个以“白吃面包、白看戏剧”为唯一能事的城市低层阶层。曾搞过一次活动就是表演向平民开放，只要你来看就行了，有吃有看。第二章叫“娱乐世界”。它要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娱乐首先是贵族的娱乐，它是由显赫的艺术家向显赫的雇主贵族提供的，然后通过社会的民主化，逐渐改造成为今天的新闻和电影行业。显然，它总是要从中世纪的绘画、雕刻、音乐、建筑、表演和演出当中提取素材。可见，娱乐艺术由来已久。
怎样理解娱乐与艺术欣赏中情感的释放问题?娱乐时产生的情感必须加以释放，但在娱乐本身的过程中就能得以释放，这就是娱乐的独特性。情感发泄对于调节人的身心是非常重要的。艺术的娱乐本身就有一种情感，在娱乐本身的过程中就能加以释放。大众场所的浅层次的娱乐形式，包括康乐球、玩牌、打游戏、马戏团表演、歌舞厅等等都是。艺术的娱乐，虽然也有通俗与高雅之分，但娱乐都表现为艺术欣赏的方式。这种娱乐意味着欣赏者的经验，被分成自身实际阅历的部分和作品虚拟的部分，艺术是属于虚拟的部分，这个经验的虚拟部分(艺术)就成为娱乐。然而，艺术这一虚拟的部分所唤起的情感又在虚拟的部分得以释放出来。如果把这种情感过程分为负荷即兴奋阶段与释放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都是在艺术欣赏中完成。即娱乐中的情感在释放之后就完了，不能滞留或泛滥到实际生活中去，否则就说明没释放完。
这一观点，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就提出来了，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也深刻阐释了这一问题。所谓柏拉图“攻击艺术”，旨在反对艺术的娱乐性。他有一句名言：要把艺术(诗歌)驱逐出我们的城邦!他认为娱乐艺术所唤起的情感并没有指向实际生活的任何排放口，导致感性(兴奋、纵情)的泛滥。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因为由娱乐产生的种种情感被娱乐过程本身释放了。比如，悲剧所带来的情感的释放，悲剧在观众心中唤起怜悯和恐惧的情感，作为娱乐的一种悲剧形式所产生的这种情感，不会在观众的精神上留下重负。看了悲剧之后，悲剧的主人公死亡了，美好的东西毁灭了，仿佛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惯性的反映，一种刚刚消失的情感印象，因为情感负荷(怜悯和恐惧)被释放了，在我们悲剧体验过程中就被释放了，没有留下情感重负。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通过人物的不幸和死亡的命运、人物故事的悲剧结局等，抨击了导致人物的不幸和死亡的人性根源、性格根源、道德根源与社会根源等，揭示了悲剧的精神价值与美学价值。可见，观众所怜悯和同情的东西，都已尘埃落定，包袱被放下了。悲剧结束之后，留在观众心灵中的东西不是怜悯和恐惧，而是摆脱了这种情感负荷之后的轻松。其实，在悲剧带来震撼之后的心理惯性中，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澄清或净化，走出剧院，感到天更高了，云更淡了，这就是看了悲剧之后获得的轻松的标志。
艺术从娱乐性到高级的审美实现。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传统审美思想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一观念上，道家表现得十分突出，老子提出：“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这是天、地、人都以自然为最高准则，最终在效法道和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的“天人合一”。庄子在此基础上也明确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天地之谓也。”④到了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直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夫人伦万物，莫不爱自然，爱及自然，是以人天不二，万物混同。”⑤明确强调人要顺应自然之道，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要“随造化之物情，顺自然之本性”。⑥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放在了重要位置，从人、天之间的互相感发、互相影响出发，审视和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影响巨大，使从古到今的文人、艺术家在与自然的交流及融合中感受美，体验美，并抒写自己的情怀，这种崇尚自然、寄情山水的审美传统对现代动画艺术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早期动画片《夹子救鹿》（1985年）取材于佛经“舍身救鹿”的传说，具有敦煌壁画的形式风格。动画片塑造了一位心地善良、与动物亲密无间的少年形象，处处彰显着对自然万物的歌颂，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地万物息息相通的思想。⑦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水墨动画《山水情》（1988年）犹如一首充满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蕴的古诗词，堪称中国民族动画的典范之作。该片讲述了一位老琴师与一个渔家少年结为师徒的故事，老琴师在最初的教弹之后，便让少年在大自然中体会、感悟、审美，以抽象的情节表达了人与山水、人与自然融合的喜悦。整部作品没有对白，以悠扬的叶笛声、幽深的古琴声配合水墨的浓淡与虚实，让人陶醉，深刻感受到自然之壮阔秀美。该片运用中国式隐喻，利用诗画般的自然景物，道法自然，具有空灵悠远的意境，对人的性情、品格进行陶冶，谱写出一曲人与自然水融的优美乐章，阐明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在动画系列片《熊出没》（2013年）中，主人公“熊大”“熊二”竭尽全力保卫森林，与伐木工“光头强”斗智斗勇，上演了一个个搞笑有趣的故事，让小朋友们十分喜欢，也令成年观众津津乐道。虽然该片在暴力情节方面遭受诟病，但它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特色主题，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对今天的生态环境建设有积极作用，该片也荣获了全国绿色生态动漫作品展“最受观众喜爱动画片”奖。这些动画片中所展现的富有生命情调的“自然”之美，对大自然生命力的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等，正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天人合一”自然观的集中表现。
二、“美善相乐”的伦理观
中国传统审美思想非常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其形成与儒家的礼乐文化直接相关。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必须和“诚”“仁”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真、善、美统一起来，这种集伦理与美学于一体的对“乐”的体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孔子在《论语八侑》中谈论韶乐和武乐，就涉及“美”和“善”的关系问题：“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⑧在孔子看来，韶乐不仅符合音乐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的内容要求，是尽善又尽美的音乐典范；而武乐只有美的形式却无善的内容，不能称为完美的音乐。在这里，孔子实际上提出了审美标准的问题，即任何形式的美都必须以伦理道德内容为标准，必须与善的内容相结合，“尽善尽美”就是要求“美”与“善”高度融合统一的审美原则。儒家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从人心理情感的需要出发，主张“美”“善”结合，《荀子乐论》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⑨只有“美”“善”互相作用，和谐统一，才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及改善思想的双重作用。因而，“美善相乐”表达了情感与伦理、审美与道德相一致的境界，也肯定了艺术所特有之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进而影响社会风俗的功能。以“善”为“美”、“美”“善”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突出特征。以弘扬民族精神、歌颂优秀道德品质为主旨的动画艺术作品能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一种“善”的情，这样的作品可以极大地促进观众对高尚审美情操的认同，有利于人们不断提升自我，增强社会道德责任感。如国产动画片《九色鹿》（1981年）取材于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中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主要讲述一只九色鹿王冒险救了一名快要淹死的落水者，但反被此人出卖，最终忘恩负义的落水者自取灭亡。在艺术形式上，该片采用了敦煌壁画的造型特征、色彩体系与绘画风格。动画片描写了九色鹿的神圣、善良、勇敢和落水人的背信弃义，将善与恶、美与丑进行对比，使正义美好的形象得到加强，反映了大众惩恶扬善的愿望以及对“美”“善”的追求。该片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将佛经故事的精神元素进行了寓意表达，并蕴含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审美思想。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国产木偶动画片《崂山道士》（1981年）则讲述了一个以道教神话为题材的寓言故事，该片将木偶艺术与中国山水画的背景相结合，立体与平面虚实相宜，意境悠远。此片故事情节简单谐趣，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道教的伦理观念，教导人们不可心存邪念，要自觉遵守伦理道德，以“善”为“美”，发挥着对人类心灵的塑造功能。美国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1998年）整体风格借鉴了中国画的一些技法，工笔水墨相结合，颇富东方韵味。动画片在内容上选用了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中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美善相乐”的伦理思想，即以“善”为“美”、忠孝两全、勇字当先，从而将中国的传统美德与伦理意识一展无遗，使该片深入人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过此类优秀的动画作品，人们得到艺术熏陶和思想道德的教育，为现代德育开拓了新的领域和方法，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这正是用“美”的艺术作品引起“善”的道德行为，此之谓“美善相乐”。
三、“意象之美”的文艺观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周易》最早提出“意”与“象”的概念，构筑了意象理论的雏形。《系辞上传》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⑩这里强调意象符号丰富的象征功能，可传达语言不能表述的内容，给了美学与艺术以重要启示：以形象来反映艺术，更能尽意。《系辞下传》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即《易经》每卦所述的名称虽细小，但它所概括的事物却很多，它无所不谈却又隐晦，话语曲折但极为中肯，用意深远。这段话用来谈论艺术同样合适。首先，每个艺术形象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概括性，可以小见大，以个别见一般；其次，艺术形象的外在形式应鲜明生动，极富感观诱惑力；最后，艺术形象的内涵应深邃丰富，在隐晦、含蓄中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周易》将意与象相联系、相统一的美学观奠定了“意象”美学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思想，如“比兴”“兴象”“气韵”“意境”等美学概念都是建立在“意象”理论基础上的。关于艺术作品中的“意象”，陈望衡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一书中有较为准确的解释：意象的基本要素是“象”与“意”。“象”包括物象、心象，二者相互联系。心象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心象的基础。“意”包括“理”与“心”。“理”指物理，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心”指心理，包括思想和情感。“意”与“象”的关系既体现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又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此，“意象之美”的文艺观就是将审美心境中一切抽象的概念、观念、哲理、情感等转化为感性形式，不仅反映相关物的外部形态，而且还包含心理投射和主观体验，既可以表现为富于情感的形象塑造和生动的神韵刻画，也可以抒发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审美理想。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意象之美”的文艺观在很多艺术形式中都有所体现，如中国独有的水墨动画通过意象性的表现过程与写意性的艺术手法，利用墨色的渲染和浓淡变化而呈现出画面的自由灵动、虚实相生，创造出无限的意境，使作品在表现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时具有审美深度，是民族文化特性的鲜明体现。“动作的意象化是中国动画的独到之处，这植根于中国传统艺术中常常通过一招一式、一点一线表现生活对象的神、形、气，追求象外之意的美学特征。”
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1961年）采用了齐白石老先生的中国画写意花鸟形象，而墨点似的小蝌蚪可以说是意象造型的杰作。创作者们巧妙地利用墨色的浓淡将它们游动时尾巴线条的变化表现出来，产生虚实相生的效果，以有限的“象”表现出无限的“意”，使得一个个单纯的小墨点拥有了丰富的情感内涵。而背景则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来表现池塘的水，在无所谓“象”的地方产生了“意”，观众能够根据画面中有限的形象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体现出无尽的韵味和超然的意象之美，使动画艺术进入到更高的审美境界。从三句民间谚语到一部动画短片的《三个和尚》（1980年）是一部饶有趣味同时又寓意深长的作品。该片采用“极简”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和哲理内涵，片中没有对白、旁白，背景为大面积的空白，体现出有与无、动与静、虚与实的对立统一。作品借鉴传统戏曲表演“写意”的表现形式，在人物造型上非常洗炼，用简洁的线条进行勾勒，虚虚实实，以形似之假求神似之真，而在动态的设定上，和尚的表情以及上山、下山、舀水等动作都是高度意象化的表达。在现代动画艺术中，充分体现这种“意象之美”的作品还有根据唐诗改编而成的动画片《枫桥夜泊》（2003年）。该片整体艺术风格以古朴、典雅为主，充分借鉴传统水墨画中的造型语言和绘制手法，剧情上以诗的思想内容为主进行创造和丰富，真实地反映了诗的文化内涵及诗人的思想境界，在画面上注重对诗词意蕴的刻画与表达。由中国美院常虹教授编导的动画艺术短片《潘天寿》（2004年）充分运用中国式的象征和写意手法反映了潘天寿先生伟大的人格，并以此回顾先生卓越的艺术成就。该片借鉴了电影镜头运动的全立体视点，借助数码技术、后期特效合成等，融手绘、水墨、三维、二维、实拍于一体，使得水墨画面更加流畅自然，让传统水墨动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该片相继入围多个重要的国际动画电影节，并荣获日本“RETAS”国际动画大赛最高奖项“东映动画大奖”。
作者：李星丽
人大多数都对美丽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性，正如人对于家具有独特的眷恋性，音乐就是这样一种承载物，作为情感抒发的一种手段，其区别于文字的方式，而是加以更为生动的声音艺术来作为主要表现方式，其无论是在情感的涵韵上，还是在自身音律的济结构上，都体现出其特有的心思，要学生通过美学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其重要目的便是要学生在了解其音乐所传达的内涵的同时也关注到其音乐自身的美，正如学古诗词除了读懂作者的情感之外，也感受到诗文作为一种独特艺术形势的独特的美，这样是可以促进学生更好的了解到声乐艺术的魅力的。
二、如何引导学生以审美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
（一）完善学生对声乐历史的认识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最精彩的展现，而其自身表现的来的魅力，有更使其吸引人，同样，声乐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特点内涵，从早期的朝代开始，声乐便以期独特的展现形式作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皇家声乐还是民间声乐，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而要更为充分的掌握这一美的因素，就必须对这些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声乐历史也正如一本史书一般，其身上有着无数声乐家以及声乐变革的记载，其本身存在便是一种历史历久弥新般的美，要真正领略到这种美，便要从其历史出发，要使学生从审美的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也就必须要其对声乐历史有特定的了解，通过将其放逐到那种声乐历史中，让其自身体会其悠久的历史以及厚重的底蕴，更能够促进其对声乐美的一个认识，自然也就有利于促进其以审美视角来对声乐艺术进行欣赏。
（二）教导学生系统的声乐欣赏方法
声乐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其本身所要表达的情感不同于现实中文字或者是语言的表达，如此简单明了，其实通过一种相对更为纷杂委婉的方式来倾泻出一种情感，其自身所承载的美也是迷蒙的，由其随着中国声乐以及外来声乐不断融合吸收的趋势下，声乐艺术所表现出的那种兼容性以及自身的独特性更是令人难懂，甚至会造成文化上的错误识别，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人们对声乐艺术的欣赏兴趣，更有可能影响声乐艺术的发展，所以，系统的欣赏方式对于真正了解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是及其有必要的，学生要更好的通过审美的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传授者就必须教导学生相对系统完善的声乐欣赏方法，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真正意义上感知声乐艺术美的存在。
（三）营造良好的声乐环境
所谓营造良好的声乐环境，便是要学生融入到声乐中去，自身慢慢感悟声乐独特之处，任何艺术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传播形式，都要通过其自身作用的发挥才能使其魅力更好的表现出来，诗歌不例外，散文不例外，可以所所有此类艺术都不例外，声乐艺术作为一声音为媒介的一种艺术形势，也必须通过其声音的方式来传递其美，不论是何种情感的表达，单纯的讲解依旧是难以使学生真正的感受到其乐音呈现出的魅力的，只有在直接与其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才能更好的了解其魅力，基于此种基础上，便非常需要为学生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其能够被浸渍在声乐环境之中，这样才更有利于其感受到声乐的美，从而倾向于以美学的视角去进行欣赏。
三、结语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地增加一点艺术修养的问题，而是艺术观教育的问题。目前，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艺术观念的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艺术在西方某些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成为与真善美相敌对的东西。如果艺术教育背弃了人类追求真善美想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创作只是个人游戏不再提供普遍的审美价值，那么，艺术教育就很可能走向自设目的的反面。艺术教育在艺术观的教育中心上，应当通过历史意识、自审意识、超越意识培育而获得。
艺术教育的问题，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大家几乎有一种一致的看法：离开艺术教育就无法谈素质教育。离开艺术教育，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从何而来?人的敏锐感受力如何培养?人生的境界如何塑造?即使是在工科高等院校中，人们为了不使自己学校中的学生变成“技术产品”，也在试图通过文学艺术的学习，培育他们对于美的热爱、美的追求和信仰。那么艺术教育的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但是，艺术教育就是学学五线谱、听几首名曲、欣赏几幅画、观摩几种名剧吗?即使是那引进学艺术的同学，熟悉了艺术史，也常常陷人迷茫。尤其是当代西方艺术史，模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颠倒了美与丑的关系，拒绝在艺术中沟通真和善，让艺术成为一种“快餐式”的精神消费……等等，“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怎样的艺术才有现代性?”这些问题，不仅困惑着一般的艺术欣赏者，也同时困扰着艺术类的学生和艺术工作者、甚至当代艺术家。
这就是艺术观教育的问题。艺术观教育是艺术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因为艺术教育的目的不是增加一些趣闻逸事的了解，艺术教育不是学会画两笔画，不是懂得五线谱……艺术教育的任务比此更深人和很难，那就是提高到精神境界培育高度，塑造大学生追求美的心灵。
什么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呢?艺术的现代性是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吗?艺术观在当代的混乱是空前的。有些艺术家将真与善从艺术中抽走，使艺术成为纯粹形式美的对象或形式的游戏，这样虽然也有美的存在，却没有美的意识的传达；有些艺术家更是站在挑战人类一切传统价值的立场上，肆无忌惮地将艺术变成丑恶的表演；有些艺术家将自己前卫化，将艺术创作变成宣泄个人情绪的产物，艺术失去了沟通人类情感和心灵的作用。这种局面的出现严重干扰了艺术教育的顺利进行，甚至以此为范例的艺术教育违背了艺术教育的宗旨。因此，先于艺术教育的问题是艺术观的教育问题。
一、艺术观教育与世界观、人生观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艺术发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艺术观变革。人们对于美的信仰让位于小丑，对于丑的表现逐渐成为艺术的主要对象。有必要指出的是，十九世纪的艺术家对丑——人性之丑、社会之丑、生活之丑的表现是有区别的。巴尔扎克等对于丑的表现是建立在美的信仰基础上的，将丑看成是特殊社会形态下的特殊产物。《高老关》就是如此，高老关的几个女儿丑陋不堪，毫无传统道德品质，这在巴尔扎克看来，是法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产物。这和后来波德莱尔的观点是不同的，和后来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也是不同的。现代艺术家认为丑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人生的本质，它与生俱来，有始无终。将丑本体化、终极化，产生了像萨特《恶心》那样的创作，主人公对于世界的绝望来自于莫名其妙的恶心体验，由于他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我意志的障碍，所以恶心也就与生相伴始终。像萨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者，将世界进行道德的负面评价，其本体论色彩使其作品更有揭露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丑的信仰。
为什么世界的面目如此愚蠢，用萨特的话来说，世界带有愚蠢性。原因在于世界是非理性的，当人用理性去对待它的时候，人类就会受到惩罚。萨特的小说《墙》就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当地下抵抗组织战士试图戏弄一下侵略者的时候，他随意的编造竟确实为敌人提供了抓捕自己同志的线索，使得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世界让人痛不欲生，无所适从，来自于世界本质与人的敌对。我们知道，如何理解世界的问题，是艺术观念的基础。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卢卡奇曾经和布罗赫、而莱希特之间爆发过一次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论争。我认为，这次论争的实质不在于要不要表现主义或现代派的问题，不在于重新找回古典现实主义的问题，而在于卢卡奇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所坚守的理性主义的立场的捍卫，至今仍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如果不承认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观照到世界与生活本质，那么艺术就可以放弃探索人生真理的使命，艺术就可以成为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
这样一种非理性主义和意志论的世界观在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是一种普遍存在。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梦境成为艺术对象，梦境的虚幻性表征着人生的不可理喻。生活和世界被他们意志化和表象化了。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中，迷幻的体验代替了思想的传达和意义的领悟。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无意义的对话、散漫的剧情成为人生虚无和无意义的象征与隐喻。正像桑塔耶拿所说的那样，“我有一个本能的感觉，觉得生活是一场梦。景象随时都可以完全消失或完全改变”。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拒绝理性主我，那就是将艺术限制在理性主义的视野里，必然带来艺术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将艺术归宗于美的信仰必然带来艺术的古典化，进而不能传达当代的人生体验。我们有两点理由反驳这种看法，一，艺术与理性的结合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艺术家，他们无不是创新的楷模，他们总是在对世界、人生有所新发现的同时传达了对于人生的体验，或者更新了艺术传达的经验。不管是西方艺术史还是中国艺术史，都反复地讲述着这样一个事实。达?芬奇是科学的信徒，这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卢梭是个探索社会趔的启蒙学者，这也不妨碍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对于人生和世界趔的探索，往往不是限制了艺术，而是使艺术获得了真的支撑。诚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审美经验则是无可比拟地丰富。他孕育着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限的可能性。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这些可能性成了现实性：它们被显露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形态。展示事物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就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和最强魅力之一。”马克思也说过：“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全身心发出微笑。”人们说美离不开真，除了艺术需要艺术家的真诚外，主要指的就是艺术家同时还是趔的信仰者、追求者和表达者。真和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恒的目标和不可穷尽的过程，所以归宗于真的旗帜下的艺术也可能因此失去开放性和发展性。二，艺术与美的结合，不是美为艺术设置了种种教条，甚至是不能表现丑的清规戒很，而是艺术家应当将美作为一种信仰渗透于作品的因此中、关系中，使之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境界，影响读者和观众。对于艺术审美性的要求，不等于悦耳悦目，同时还包括着认知满足和境界提升。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对于我国艺术家和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综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最先进艺术的代表，是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有些人认为要与世界艺术接轨，就是要引进西方现代艺术。关于艺术现代性的问题，我认为，不简单地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艺术的历史观上，也不应该有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思想。起控就越先进的思想，是不符合艺术发展的实际的。越前卫越现代的思想，也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聒噪。古希腊的艺术高峰，中国唐代诗歌的伟大艺术成就以及古典文学《红楼梦》所标志的艺术高度，对于后的艺术家而言，是永远学习的艺术典范如果创作还不能像古典艺术那样，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完美的融合，达到意义领恬与美的感受的统一，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他们的不足。艺术的现代性的中心概念应该是它在什么意义上、什么层次上超越了传统艺术，成为满足当代人精神需要的食粮，并成为又一个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和永恒魅力的艺术典范。、二，在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过程中，一些人也接受了命运无常、人生痛苦、世界荒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将世界意志化进而又非理性化，将人性丑陋化进而永恒化，必然带来颓废而消极的人生态度。像这样的艺术教育，应当说是不符合我们的艺术教育的目的的。三，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相信理性和崇高，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英雄都是编造的。既然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崇高和英雄，那么对于物质利益和本能欲望的蛰伏、顺从、崇拜就无可避免了。现代主义者看到的是人性的自我分裂，而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的是这种分裂在和身体上的重新统一。后现代主义者嘲笑一般读者对于他们作品“诲淫诲盗”的指责是一种浅薄，而他们在人的身体上、上也没有新的大陆发现，这样的艺术又何尝不是一种浅薄。
二“私人化”创作所带来的艺术作品普遍审美价值的丧失
现代主义给人们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是，追求艺术的普遍价值是一种虚伪的幻想。尼采曾说，“我们和所有柏拉图学派和莱布尼茨学派在思想方式上最大的不同点是：我们不相信有所谓永恒的概念，永恒的价值，永恒的型式，永恒的灵魂。”
在对于艺术现代性的理解中，有一种关于艺术民主的虚假理解，就是在所谓的多元化时代里，人人都是艺术法则的制定者，艺术的标准业已丧失，所谓“趣味无争辩”。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不仅世界失去可以理解的统一的基础，而且艺术也丧失了普遍的意义。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那里，他不仅认为现代知识失去了统一性，而且还认为应该反对关于世界内部具有内在普遍联系的观点，世界是破碎的，零散的，任何整体性的描绘都是一种欺骗。在这种艺术哲学的指导下，艺术就变成了纯粹的个人行为。只要行为者抒写了的个人“性灵”，就是艺术。个人主义在艺术上的恶性发展，就是将艺术创作看作是纯粹的主观精神活动。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杜桑将“现成品”通过自己的观念命名，似乎小便池就成了艺术品——泉。他写道：“‘现代画家’发现，如果追随……透视法则，他们就必须描绘那无法证明存在。于是他们对那些过去假定的视觉事实进行变革，以便揭示视觉领域同时是被遮蔽和无法瞥见的，这些视觉领域不仅和眼睛有关，而且和精神有关。”艺术活动向来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同时是包含着技巧运用的实践活动，现代主义者将艺术活动纯粹精神化、主观化、观念化，带来了艺术的深刻危机。在我国，文学上有“个人化”写作，绘画艺术变成了艺术家的自言自语，音乐艺术变成了自然发声……。这种局面下，在艺术上貌似越来越“民主”了，可是艺术的共鸣效果却没有了。
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通过艺术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生命的体验，但是任何一个人又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承认他的“艺术”是艺术。人们认为什么是艺术，来自于他们对于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来自于他们由认识艺术作品而形成的一种抽象，来自于这样的作品能不能传达他们的愿望、信仰和生活体验。在现实中，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人们去参观一个画展，看作者在“序”或“前言”中连篇累牍地宣扬自己的艺术主张，可是观众在作品中无论如何看不到这些内容。作者的不诚实宣言往往令观众一头雾水，画作本身更是难以接通传统和现代，失去了可供理解的审美经验基础。
艺术的晦涩不等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晦涩来自于：一，不研究表现主观心灵的客观对应物，对“外师造化”表现出惊人的蔑视，由于在艺术中形不成体现心灵的完美意象，从而使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脱离了与客观世界的对应性，脱离了可供理解的经验基础。二，直接将心灵活动、生命活动看成是不可理解的，作为心灵的直接文本，艺术作品也成为分裂的心灵碎片。三，将艺术活动从艺术传统中脱离出来，将艺术创作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使艺术的假定性变顾了随意性。
那么，普遍的审美价值的来源是什么呢?英国学者梅内尔认为，“审美判断与幸福和满足的经验有关。”所以，他在《审美价值的本性》中重点讨论了美与善的关系问题。l8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逊说：“一个作家的职责历来是使世界就得更美好，而公正则是一种不依附于时间与地点的美德。”我们记得，早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曾和纯艺术派进行过论争，艺术不应该成为帮闲的消遣品，而应该有疥于社会人生，有益于历史的进步。当瞿秋白主张文学与革命相结合的时候，鲁迅也看到，文学艺术关注社会的基本矛盾条件下的普通人生，就不能不和时代的政治有关——或直接或间接，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生活“社会性”日益丧失，人被分割在各自的“岗位”和“领地”上，本来这种情况更需要通过艺术来沟通情感，但是，艺术的这种超越性滑表现出来，反而变成了一种被决定的产物，变成个人孤芳自赏的产物。于是，艺术再也无关乎社会进步、历史进展、共同利益、人类幸福。这些协利性的善在现代艺术中的丧失，导致了艺术审美价值的严重缺失。
艺术家对于自我世界的孜孜以求，导致了对于公众目光的冷漠。而艺术对于生活中普遍矛盾的回避，又导致艺术轰动效应的丧失。这是马克思在给拉萨尔信中所反对过的“恶劣的个性化”。
三、在清醒的历史意识、自审意识、超越意识中确产科学的现代艺术观
那么，科学的、现代的艺术观是从何而来的呢?
第一，从清醒的历史意识中而来。历史意识的淡薄是当前艺术观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人们往往对一种艺术现象、艺术思潮的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原因、哲学思潮不甚了了，就急于对它下评语，甚至人云亦云、追风跟班。在艺术教育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识别历史真假的能力，就是要让学生自己看到，哪些艺术怎样成为了全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哪些只是作为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少走弯路的前车之鉴，哪些只是一些历史存在，哪些是彪炳史册煌煌巨著。学习艺术不能不学习艺术史，学习艺术史不单单是为了了解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还要从中总结艺术的创作规律，形成成熟而深刻的艺术观。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曾为人类留下过伟大的艺术，同时也有众多的艺术泡沫相伴随。何谓艺术精品，何谓艺术泡沫?这个问题通过历史是不难回答的。但是，对那些经常区分不清历史真假的人却很难。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一场虚无的做戏，人们根本不可能凭借一种态度就能抹杀它、拆毁它。“国一被暗害于主显节之夜，客人们因此可以不必再争吵了，每个人者将是国王——因为它归根结底仅仅是一个在玩笑中被授予的王位。”如果历史上的那些典范、精品、杰作等真的在后现代主义的戏谑中消失了，伟大的艺术家真正地被后现代主义者谋杀了，那么，学习历史才成为多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代国产影片中审美意境的倾向
当代产生影视中存在一种追求形式美感而与时代文化疏离的审美倾向。以着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为例,《英雄》、《十面埋伏》等都在影片的画面美感及实景层面的形式美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观众在享受这完美的视觉盛宴之后,留在脑海中的除了富有美感的画面之外,便很难再有其他可以供回味的意蕴了。影片虽具有画面、色彩、造型、音乐等多方位的美感,但这种美感仅仅流于形式,而并不能将观众带入到更高一层的审美境界,对意境的营造可谓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内涵。这些影片也并非没有对故事、对人生、对人性的表现及揭示,但是其意境的营造并不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及审美共鸣,其审美意境的营造仅仅停留在观感的层面,而在影片意境营造方面则是非常欠缺的。当代影视作品中有很多都表现出了对意境的追求。这些作品中对意境的表现层次各不相同,但存在一个共同点,便是影视作品中往往忽略了人性丰富性及复杂性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人性的矛盾之处及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之处。
当代电影审美意境的发展方向
当代电影的意境营造具有唯美的审美倾向。其审美意境的创造来源于一些审美特质的趋同。电影评论往往将意境归类到一种民族性的审美范畴。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由此成为意境创造所尊崇的形态。
影视艺术的意境往往倾向于情景交融的诗画意境。于是,影视艺术的审美意境便被简单地等同于优美这一审美形态,优美的艺术形态以完美、和谐为主要审美特征。这种偏见导致了我国当代电影创作追求和谐与静态之美的倾向。但实际上,我国的审美文化并不仅仅具有这样一种阴柔悠远的审美意境。除此之外,我国古代还有一种阳刚之美的审美意境。比如,古有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所以,当代影视艺术应表现与营造不同类型的审美意境,从古典艺术形态的意境中发掘艺术之美,以实现打动观众的内心深处,从而将其带入一种可以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审美意境之中,创造多层次的不同的审美意境。如果影视艺术不能表现当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理现状,则远远不能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影片对意境的塑造将是深远而丰富的。影片艺术审美意境的营造应把握大众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审美需求,创作出具有不同审美特征的电影。在影视艺术创作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审美特质,诸如阴柔、阳刚、崇高、悲哀、冷峻,甚至是怪诞、丑陋、阴森等审美特点都应该在影视艺术中得以表现。
当代影视艺术中,审美意境多是以阴柔恬淡的优美意境为主,展现了与当前时展状况相背离的特征。影片艺术视野没有延展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而是局限在了狭小天地中亲情、友情与爱情,展示着一种和谐、宁静而优美的审美意境,比如影片《暖春》、《和你在一起》等等,影片中之表现人性中温暖而优美的一面,表现一种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以温情故事的演绎营造一种和谐优美的艺术意境,使得当前我国影视艺术的审美表现空间大大窄化。
影视的发展,审美意境的创造也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影视剧中出现了一些展示现代社会负面因素的影片内容,但是并没有达到现代人性批判的深度及审美意境。因此当代影视的主旋律始终围绕着和谐优美的审美意境。当代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消费文化的发展助长了大众审美的世俗性,进而催生了以娱乐性为主导的消费文化市场。
影视作为大众娱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作及发行遵从消费市场的需要,走向了以满足大众审美需求为导向的道路,其审美表现趋向于温和与和谐,通过营造一种形式美感或唯美的影视作品,使得影视艺术向着赏心悦目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当地影视艺术脱离了对真正审美意境的追求。但是,当代影视艺术的唯美化发展倾向并不能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品位及对艺术多元化、审美多样化的需求。当代影视艺术制作者应致力于创造出丰富而复杂的多重审美意境,才能成就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
一、现代性的观照
现代性观照,是指散文诗人用现代意识去烛照历史传统和文化品格,用时代精神去发掘生活本真所蕴藏的精神特质。散文诗追求现代感,必须向现代性回归或超越,融入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持续自我建构的潜力。子涵在散文诗中,始终以一种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态度、风格、语言渗透到创作中,在其创作观念、作品表现的内容以及表现形式、风格和语言方面呈现现代性,通过这种现代性的烛照、审视、感悟、发掘,使其散文诗意蕴丰富而深刻,达到某种哲学境界。
散文诗的现代性,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体现人的内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一次沐浴,于思想之大海,穿越空间。/我的肉体被你的眼光剥尽,剩下瘦骨和心。/你说,那是铜的声音,穿透两颗心的声音”(《星空》),这种“穿透”的力量,铭心刻骨,掷地有声,把抒情主人公的生命意识、深沉而朴拙的人生感觉加以艺术地观照,进而产生诸多意识的、心理的和感情的反应,从主体外化的“星空”中,倾听或体悟心的自由与孤独。“心,就这样固执。/绝望的荒漠里,那光辉升起的时刻,一种精神点燃了灯盏。/永远明亮”(《内流河》),从诗的潋滟波光中,我们仿佛感觉到,内心的长长孤寂,以及寻找来的困惑与忧思,虽然我们都已习惯于“坎坷与饥饿,劳苦与顽强,乐观与自适”。“一间屋子,关上窗,就是一个世界。/或如大海,包藏一颗心。/每天开合于海底,像蚌;浮起,漂流,编织光线和露珠,像一朵花。/喧嚣无法进入,花蕊馨香”(《一间屋子》),曾经打开又被关上的窗子,斩断了神的噩梦,这世界便属于自己的了。随着窗子的“关与开”,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超脱的从容或一帘幽蓝深邃的梦,注定还是要被困锁的宿命。诗人把现代人欲摆不脱、欲罢不能的生存状态,通过极为形象的关窗与开窗这两个动作,予以心灵的洞见与观照,在含义的多元化和审美的多角性中,摹写现代生活,渗透现代意识,表达现代情感。
二、诗性的融入
诗性是散文诗的根本属性。散文诗如果失去这个根本属性,那就失去了它的本质特征和文体品格。散文诗必须还原诗性,还原抒情言志的性灵和情绪起伏的内在旋律,还原物象和意蕴高度融合的创造性表达,其最大特征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呈现。恰如子涵在《沿河而起的散文诗》一文中所言:“散文诗如果失去诗性元素,则真的既不如散文舒放自由,又不如诗凝练浓缩,成了二者的附庸。”因此,诗性的融入,在子涵的散文诗中,显得格外珍贵。
少女和马,是贺兰山岩画中的两个形象。诗人设置一种浑茫的背景,选取“少女捧着一枝玫瑰走近马”、“马伸出马尾抚摸少女的长发”等人与马和谐相处的动人场面,把少女的轻盈和马的雄浑的品格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马在少女的眼里映着一轮太阳,少女在马的眼里映出一轮月亮,浪漫的爱与诗性的美妙合无垠,人与物的相处,在诗性的空间里,组合成更高的艺术真实,赋予我们以动人的艺术魅力。“所有马一旦挥舞起来,群山就像火焰,在它们的脚下熊熊燃烧。/而少女们就渴望那一刻的到来,渴望所有山岩纷纷倾倒,变成辉煌的地平线,变成宽阔的草原,变成火光冲天的夜晚”(《少女和马》),似乎是超现实的,又不背离现实,而是在超现实色彩的想象里,闪烁着诗性的光彩。“四只迷惘的脚停留于意念,如火焰,使眼神充满高贵的激情和坚贞不屈。隐逸的流星渴望一阵剧痛,伸出湿漉漉的手抚摸无限孤寂而干燥的阴影。/走进画面的马,倾斜的身子被泪光诅咒成铁。油墨返回草木。不治之症的笔烂醉如泥,无家可归”(《春天的迷梦者》),在这里,用诗人这章散文诗中的话来形容其诗性美,当是恰当不过的了,这便是:“一行诗飘拂着优美的马尾,踏过数万人聚会的广场。震破梦魇的咳嗽,持续为无数星光灿烂的诗人”。子涵就是这样,对语言的诗性操作,使他的散文诗,在渗透着深远感的词语序列中,呈递出集束而浓缩的审美信息和富有诗意的东西。
三、陌生化的招引
“陌生化”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什克洛夫斯基,他的《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认为,“陌生化”在艺术创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破坏习惯性的或“自动的”感觉的手段,是将事物“陌生化”,用一种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通过把形式与内容变得令人陌生的手段,增大理解的难度和感知的长度,从而延长人的审美体验。喻子涵先生就是一位能够巧用“陌生化”理论促进其散文诗创作的作家,他在创作题材和表现方法上,往往使其作品出奇制胜,给读者以新鲜感、奇异感和陌生感,呈现异端的美。
从散文诗选材上看,他写南长城、喀斯特之诗、墙头之忘忧草、人体模具上的一只小鸟、柏格理牧师、孤岛、菩提树、子夜的莲花、雪原之灯……摄取的都是被人们忽略或感到陌生的东西;从散文诗语言上看,子涵的字里行间充斥的是边墙、营盘、石城、履历、魔笛、露点、日影等语词,并非读者的接受视野里存在的借以理解的规约性代码,而往往突破题材与语言的习惯势力,通过语言节奏的安排,语法规则的偏离,语词多义性的追求,意象的切分与重组,让我们心里充满惊羡与新奇。子涵之能事,就在于他的散文诗创作,一点也不蹈常袭故,一点儿也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就在于他的散文诗创作,敢于另辟蹊径,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开风气之先,想人之不能想,道人之不能道,写人之不能写,即如古人所说的不落言荃、不涉理路、不关文字,偏离和颠覆普通语言的规则,为读者展示一个审美的世界或本真的世界。“一条人文的巨蟒,穿越时空,让我梦绕魂牵、紧追不舍。/无数晃动的鳞壳,像沾满火焰和硝烟的脸庞,像流布血污和汗水的脸庞,像祭旗时那五颜六色的跳神者的神秘面具”(《边墙:石头流动的长河》),读到这样的文字,难道你不感到它的题材、形式和语言耳目一新而成为一种现象学的还原么?这种“反常化”手法的运用,把生活中熟悉的变得陌生,创造了新的散文诗写作路径。“凭依炮台,朝圣的眼光沉入另一种梦境……一只风干而有力的断掌,一枚张着巨嘴发出吼叫的骷髅;/一个浸染月光而盛满清水的铜色陶罐;/一把未锈的小腰刀和几件雕琢精美的微光四射的银器;/泥土中花瓣的粉尘和旱烟的碎末,以及几缕淡黄的神圣的胡须或;/一根等待吹奏的竹笛,几枚铜钱――刚发下的军饷;/――它们在创造生命的永恒”(《营盘:历史遗弃的圣迹》),如此“奇特化”的技法与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想象力,让我们真正体验到历史与人生的终极价值,陌生化的招引,超越传统的向度,使人获得意想不到的艺术功效。著名诗评家徐成淼评析喻子涵“啄破人们习以为常的原型语义”,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先生也指出,对于子涵的新型散文诗,有些习惯于华丽辞藻、直面抒情风格的读者,会感到陌生,或难以进入。子涵也在其散文诗《记住这感觉》中说:“破坏就是重建,是一种拯救生命之意义的劳动。这种回归本源的劳动,使我们丢弃这张树叶,掀翻承载着我们但遭到我们反对的一切冥顽而坚固的东西”。为此诗人总是《在途中》,“让脚步融入一切陌生的领域”。
四、本真的回归
接近或回归生命的本真,是喻子涵散文诗引人入胜的奥秘之一。这使我想起了海德格尔的“在”和“本真言说”。诗人是生命的“在”(本真)的看护者,是诸神缺席的精神困境中价值空虚的填补者,也是通过“诗意的途径”接近本真的实践者。真正的诗人,都是在“进入黄昏将达夜半的”世界里,体验着贫乏时代的本真力量,进而显现灵魂深处被遮蔽的“存在”。从万物中体现宇宙的本真,诗人对本真的追求,与他对善与美的追求相一致。子涵曾经说过:“站在黑夜里思考人生,我的灵魂便上升为天空超越一切物欲,当黑夜关闭涌动而浮躁的现实,真善美与假恶丑便在黑夜里溶化分解,最终让灵魂与幻想提取出人类急需的美好物质来。”这实际上就是回归生命本真的美好状态。
为此,诗人总是谦卑地倾听星辰、山月、高原、村庄、泥土、蝉翼和蓝色天空;总是在黄昏降临时分,甚至是在历经黑夜的家园中,朝圣暮色里的图景,展现冥想者的寓言,或者在惊虹之乱、守潭之悟、对月之泪中,与那些逃离的灵魂奇遇,然后倾听“本真”的言说;总是体味着灵魂的痛苦并敢于进入深渊冒险,雕刻而孤独的形象。“凌波遥想星辰,恢复水面完美的记忆。那宁静的深渊,无边屋宇中一个闪光的脸庞,执掌一个恒久的夏季,使黑色的花朵于无可逃脱的罪恶里获得永恒的新生”(《子夜的莲花》),诗人以诗的语言,作黑暗中的呐喊,在一片蒙昧的阴影里,疯狂地追寻“自己的光亮”,凭借着对生命本真(“在”)的信念和追求,试图去作灵魂的救赎。
五、小我的超越
散文诗虽然表现个体经验,表达个体情感,但却不能停留在抒写一己之悲欢即“小我”的层面。惠特曼曾在他的《草叶集》中介绍他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粗汉,一个宇宙。”如果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粗汉是“小我”的话,那么,“一个宇宙”即诗人在他的散文诗篇中创造出的独特、丰富、深邃、神奇的精神宇宙,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大我”。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要求诗人具有内心的修养、灵魂的充盈、精神的丰富和思想感情的真挚。
回到喻子涵的散文诗,他的诗里行间总是承载着思想、情感和意绪而被赋予艺术的生命力,以小见大,凭着主体的感性与悟性去接近时代与生活的脉动,去发掘社会与历史的矿藏,去传达自然与人生的情韵。面对中国河山,无论是昆仑的挺立、洛水的奔流、大别山的巍峨磅礴、还是黄山念想、本色乌江,抑或是普陀的幻象,以及泰山之上灵魂的勃举,诗人都能在充沛的激情与逼人的气势中,观照主体的深刻与艺术的魄力。站在地球之巅、高原之顶,诗人仿佛就是那一轮孤独的“太阳”,“天国的光辉普照我的灵魂之舟”(《门》)、“坚毅地匍匐,在一片黄昏的火石地上每前进一步,我的心就叩近一步太阳”(《太阳》)、“太阳注定永远孤独,因为它的血液之火始终不灭”(《燃烧的日影》)、“激情在燃烧,一个个清脆地爆裂”(《火》)……无须我多饶舌,读者自能从其中读出“大气”,读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精神宇宙,读出像耿林莽先生评说的“独自与天地往还”的艺术气概,读出如徐成淼所言的“对生命与整个宇宙之间神秘联系”的人格力量。
六、神性的激活
神性写作,构成喻子涵散文诗创作的重要方面。神悟,作为一种禀赋,在诗人的吐属中闪耀着神的光彩。这种神悟体验运用到散文诗创作中,可以启动神思,激活灵感,打通思路,挥洒成篇。仅从子涵的散文诗题目来看,就有很多明确标举“神”字的华章,如《神的故乡》、《人与神的夜晚》、《当我踩在神的肩上》、《在上帝的世界里》、《上帝之约》、《傩》等,它们在还原、追问、狂欢、探导、幻想等神性写作模式下,建构着石头的声音。甚至于连喀斯特地貌特征也赋予成神的模样,石头本身就是一尊尊大神,富有丰富的灵性。
一、审美对象的多样化
由于文本载体的不同，网络文学的作品结构与传统文学的作品结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切使得网络文学的审美对象与传统文学相比变得多样化、差异化。首先，网络文学的作品形式由传统文学的单一文字形式发展成为多元的形式。尤其是博客、空间等发表平台的多媒体化，使得部分网络文学不再是单纯的文字文学，音频、视频、漫画的介入使得网络文学的审美对象成为众多感官参与的综合审美体。如作家韩寒就会在自己的博客设置音乐播放，阅读他的博客就变成了阅读和音乐共同欣赏的状态。其次，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浅阅读，这种浅阅读导致网络文学的深度和思考性远远比不上传统阅读的深刻。浅阅读导致了网络文学的审美对象更倾向于幽默、零散、短篇以及情节的最大起伏化，平实的文字在网络文学中的受众远不如其他具备第一眼吸引力的文字。2014年卓越亚马逊书籍销售量第一的是网络作家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张嘉佳发表在自己微博的十几篇长微博故事构成。他的短篇小说采用轻松幽默的叙述方式，多掺杂网络语言，讲述身边青年人的故事，情节和叙述都很吸引人，但整本书的思想深度远不如经典作品。这种短篇集合体的畅销，正是网络阅读模式倾向浅阅读的一个最好的示例。最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出版不再是唯一的传播渠道，发表过程中省去了编辑审阅检查的过程，网络作者发表自由化。网络在降低阅读门槛的时候也降低了写作门槛，各种门户网站为大家提供了便利的发表平台，也带来了广大的受众群体。这种发表难度的降低一方面的确促进了网络文学的百花齐放，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垃圾文学。国家网络管理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网络文学中的色情、暴力、违法文学的清理，净网活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是网络文学的过于自由化的弊端体现。
二、审美方式的互动性和即时性
在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的传播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影响不可控性等特点。这种传播方式对网络文学的审美方式有直接的形象，使得网络文学的审美方式互动性增强。一旦网络文学出现在网络平台，立即就被审美主体所关注，网络文学的生成和审美显示出较小的时间差，具有即时性的特点。特别是作为网络文学主要构成部分的网络小说，大多采取连载的模式，读者在每一章节后面可以进行评论，这种大众审美评论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会影响小说的情节走向及人物命运。可以说，作者和读者的互动性之频繁和及时超越了传统文学作品，读者对于作品完成的参与度十分高。互联网时代的文学被称作快餐式文学，文学作品从创作到审美整个过程都显现出快餐文化的特点。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时间是零散的，对作品的审美也是在快速的阅读中完成的，并且这种审美会受到大众化审美的影响，在审美的独立性方面远不及传统文学。网络的高速传播使得网络文学失去了时间沉淀的机会，作者急于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眼球，在创作过程中迎合观众心理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审美主体失去独立性的同时，网络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也在逐步被削弱。天涯社区的“莲蓬鬼话”专栏是许多悬疑文学作品的摇篮，风靡一时的《诛仙》《鬼吹灯》《谋杀官员》等作品都是最初在“莲蓬鬼话”进行发表和连载的。在网络论坛这种作者读者高度交流的地方，许多作者为了迎合读者审美或者刻意避开读者猜出的情节，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随时改变作品发展方向。连载式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的全部结束再呈现的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都是网络文学审美方式的互动性和即时性造成的。
三、审美思维的网络化
传统阅读方式是纸阅读，而网络文学的载体是电子产品，是一种屏阅读方式。在网络作品的创作和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网络化的思维特点，具有跳跃性、发散性、虚拟性等特点。读者从一个文学作品转移另一个文学作品的时间非常短，几乎没有过渡性，这种浅阅读带来的审美思维是无法深刻化的。因此大多数网络文学带给读者的是愉悦化的审美体验，读者更容易将愉悦的审美对象传递给其他人，众多读者的审美体验就形成了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审美。网络文学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网络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方式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网络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网络文学取得的成绩和网络文学在互联网时代蓬勃的生命力。而网络文学审美的多维度，从审美主体的大众化、多元化，到审美的方式的互动性、审美思维的网络性等方面，都会对网络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仍在继续，网络文学的审美也将伴随着它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并促进网络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杨茜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一、现代艺术与儿童绘画审美特征的相似性
儿童绘画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审美特征：
1.率性天真：儿童稚拙天真，其绘画艺术具有朴素的自发性、瞬间的愉悦和坦率的特点，给人清新、真实、活泼和自由的美感。
2.稚拙夸张：儿童在绘画时所画物象简单粗糙，造型夸大或扭曲，往往对感兴趣的形象和部位表现相对具体，有夸张倾向，其他形象相对简单、概括。如画人常是头大身体小，眼睛和嘴巴画得显著，动作幅度夸大，色彩强烈，主观意向性强。
3.抽象求全：儿童通常是用简单抽象的线条来描绘对象，如画人像抽掉了人的不同性别、年龄、外貌特征，仅保留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往往将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及知道的、想到的或彼此无关的东西都拼凑罗列到画面上，如画侧面的人像也要画两只眼睛。
4.动态开放：儿童喜欢画有趣的、活动的对象，不喜欢画静止状态的对象。比如喜欢画各种动态的人、动物、车船、飞机等。儿童画大多呈现出一种自由自在的涂抹和象征性的特点。画面常常是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任性涂抹，绘画技巧的幼稚使他们难以对自然物体作准确的描绘，随意性极大，因而充满天真、稚拙、任性和无边际的幻想等特点。当我们把现代艺术与儿童绘画放在一起时，不禁为其审美特征的相似性而震惊。事实上，有创造力的儿童在画画的时候与艺术家是很相像的。他们都有对构图的感觉和驾驭形式、线条和色彩的能力；在技巧上，运用环绕的、粗陋的轮廓线条，没有形体的塑造，忽视“正确的”视觉均衡。天真、单纯性是他们作品共有的性质。
二、现代艺术对儿童绘画的借鉴
1.现代艺术家对儿童绘画的推崇与模仿
现代艺术与儿童绘画审美特征的相似性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发现其潜在的原因：现代艺术家对儿童绘画是有意识地推崇、学习与模仿。有研究者认为，不少现代艺术大师在模仿儿童绘画。厄巴纳香槟伊利诺伊大学乔纳森·范伯格教授是第一位研究现代艺术家们与儿童艺术之间联系的学者，他研究了许多现代艺术大师：克利、康定斯基、毕加索、米罗等人的创作，发现儿童艺术在本世纪最具有创新性的艺术家们的画作和美学理论中扮演戏剧性的，同时又是很清晰的“源泉”般的角色。范伯格首次披露了很多现代艺术大师拥有儿童艺术画册，他们收藏、研究并借鉴甚至刻意模仿儿童艺术作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和其他艺术家们在20世纪初的展览中曾把儿童艺术作品和自己的创作放在一起展出。
2.儿童绘画对现代艺术大师创作风格的影响
稚拙天真是儿童画最显著的特征，在这种稚拙天真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清新、真实、活泼和自由。因此，它不仅打动着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灵，而且也打动了许多艺术家的心扉。当我们欣赏儿童作品时，常常惊诧于儿童信手涂鸦的作品中出现的犹如绘画大师般的手笔，仿佛天真的孩子和艺术大师之间有着沟通的语言。当我们把视线转向艺术家，通过具体绘画语言去探究大师的心灵和作画状态时，便会接触到另一番既单纯稚拙又深邃绚丽的天地。凡·高、毕加索、米罗、康定斯基等现代派艺术大师，无不受到儿童绘画的启迪和影响，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学习借鉴儿童画风，从儿童艺术获得灵感，崇尚儿童艺术单纯的表现性和原始性。
三、现代艺术对儿童绘画教育的启示
1.欣赏大师作品对儿童品格的熏陶
让孩子们多欣赏大师们的作品，让他们在大师绘画艺术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便会自然显露出艺术的灵气。在儿童绘画教育中，从小给孩子们注入大师的“血液”，在大师创新精神的启发下，去领悟艺术的真谛；让孩子从真正的艺术作品中汲取营养，熏陶气质，相信这样的美术教育定将影响孩子一生对真善美的追求。
2.大师们的艺术追求对儿童绘画教育的启示
现代艺术家大都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者，艺术表现中的自由意识让他们的思想和想象任意飞翔。他们的绘画都不是对自然直接的或间接的模仿，而是在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后获得的心灵感受。他们能跳出成年人的眼光和心态，用儿童的纯真去看待世界、感悟人生。正是从这一意义而言，儿童的画与大师的画具有相通之处。儿童作品表现的是儿童天然的朴素与纯真，艺术大师追求的返璞归真则是一种超越生活真实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恰恰是儿童的一种自然存在状态。
在儿童绘画教育中，由于人们通常认为绘画是一种技能，需要成人传授，所以致使儿童绘画常常走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把学习成人的技能、技法或临摹一些名师的作品当成是儿童学习绘画的主要内容与目的。这不仅不能培养儿童的绘画能力，反而会使儿童才能受到压制，限制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与观察力的发展，直接导致儿童本真天性过早萎缩。这是对儿童的严重误导，也是违背儿童绘画的原则的。
(一)继承与弘扬历史文化
舞蹈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表现人类思想感情最有效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文化的传承载体。虽然社会历史在不断进步发展，舞蹈也顺应了发展的潮流，有了发展和创新，但舞蹈仍然是最接触历史文明本源，需要在这些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创新。一部舞蹈史虽说是舞蹈艺术本身的历史，但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各个时期的舞蹈发展历史，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窥视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不同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思想、文化以至和风俗习性等各个方面。这种反应，就是舞蹈所带有的认识功能，即通过舞蹈，了解和认识社会特征、心理气质、精神风貌以及生活的各个侧面。在藏族舞蹈《牛背摇篮》中，舞蹈在两只牦牛和一个藏族小姑娘间展开，表现了藏族少女在草原放牧牦牛嬉戏欢乐的童趣。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世界屋脊的藏族人民对牦牛有着虔诚的崇拜感情，藏族人民喜欢牦牛，因为它坚韧、沉稳、吃苦耐劳，这正是藏族人民性格的化身。在舞蹈《牛背摇篮》中，以生动洗练的造型、动作，揭示了藏族人民与牦牛、与大自然和谐美好、相互依存的关系，把藏族人民与牦牛的历史传统联系及其情感以鲜明的藏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韵味表现出来，是对藏族传统牦牛文化的总结。蒙古族古代以狩猎为生，属于游牧民族，他们的舞蹈浑厚、含蓄、舒展、豪迈。蒙古族自古就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游牧生活深入到他们文化的各个方面，舞蹈也不例外。蒙古族舞蹈造型中有很多猎人狩猎时的动作，骑马、射箭弯弓等是他们常用的动作，也是其民族文化的体现。
(二)满足当代大众舞蹈审美需求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战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发富足，与此同时，人们对自身精神世界满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知识经济的高效率、快节奏，人们普遍处于疲惫的生活环境中，自然更加需求一些轻松越快的活动放松自身，平缓烦躁的心情。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能够鲜明地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思想、信仰、生活理想和审美要求，不仅有审美、娱乐、放松的作用，也有宣传教育的社会作用。舞蹈让人们在审美中体验了生命的活力与热情，愉悦自身，提升自我。因此越发被人们所重视和需求。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蹈《千手观音》中，21名聋哑男女演员纵队叠加模仿千手观音像，在灯光和音乐节奏的变化中，“观音”的千手伸出、抖动，将千手变化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惟妙惟肖，令人沉醉。这种崭新的舞蹈艺术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韵律美、动作美和情感美，被祖国广大人民所接受，并获得了一直好评。此外，此舞蹈全部运用了聋哑人，在无声的世界里，她们用自己对音乐的独特鉴解、以自己的形式演绎着最美的舞蹈。她们不仅感动了自己，更感动了所有人，提升了自我的精神境界。此外，在现代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积攒着很大压力，人们需要一些出口来宣泄这些压力，而舞蹈审美就是宣泄口之一。可以说任何民间舞蹈从根本上来说从始自终都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劲爆、激烈的现代霹雳舞，热烈的彝族跳脚舞等都有利于满足现代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需求，迎合了现代舞蹈审美的需求。
(三)促进舞蹈艺术自身发展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人们的舞蹈审美不是生来就有的，是通过在舞蹈欣赏中不断积累审美体验，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吸取经验，得到提升。“艺术洗尽世俗生活蒙在灵魂上的烟尘”，通过舞蹈审美，大大地提升了受众审美能力的提高，个人的艺术积淀也不断丰富，提升了舞蹈审美兴趣，对大众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有不小的做用，反过来审美能力的提高对舞蹈艺术有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了舞蹈艺术的长远发展。例如:将经典与创新完美结合的爱尔兰重建家园之舞—《大河之舞》，就是在舞蹈创作者在大众对爱尔兰传统风格的标准踢踏舞步已有足够审美之后的一次创新。相比传统踢踏舞而言，《大河之舞》不仅将爱尔兰舞、踢踏舞、俄罗斯民间舞蹈等多种舞蹈形式相融合，还加入了管弦等新舞蹈音乐元素，组合了多种不同艺术表演形式，如合唱、舞台布景、灯光设计等。《大河之舞》那充满梦幻的海蓝色灯光，轻快与奔放并存的舞蹈音乐，充满青春与性感的舞姿，充分展现了爱尔兰人民历经磨难后，重建家园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和民族精神。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爱尔兰踢踏舞的热爱，以及踢踏舞艺术的创新发展与生命的延续。将视线转回国内舞蹈，歌舞团1986年的作品《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双人舞)，是在观众对我国现代舞蹈审美达到一定高度后，对现代舞的一大突破。将民族传统艺术虚拟写意手法与现代舞的编舞技法充分融合，在舞蹈中把革命英雄主义和当代意识完美地结合起来，深入地挖掘了中国军人高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整个舞蹈力量与意向美令观众如痴如醉，回味无穷，充分运用舞蹈肢体语言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令人耳目一新，为之后军事题材舞蹈创作的发展开创了宽广的广阔空间。
(四)推动社会经济进步舞蹈的审美
在认识、社交、消费、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首先，舞蹈是一种国际流行的社交艺术形式，是一种用形象美的无声语言来反应现实生活的艺术，它能够帮助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其历史和民风民俗，认识社会，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认识、社交功能。舞蹈《黄河》运用了交响式编舞手法，层层递进，虚实结合，有助于我们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英勇斗争，他们同仇敌忾，保卫家园，保卫黄河，不甘奴役，充分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通过欣赏我国的民族舞，可以发现北方汉族舞蹈大多粗狂刚强，热情奔放;南方汉族舞蹈大多优美委婉，秀丽别致。少数民族里蒙古族舞蹈的节奏鲜明，热情豪放，韵味优雅，维吾尔族的欢快活泼、优美抒情的独特风格，傣族的婀娜多姿等，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增进了友谊。其次，舞蹈审美的发展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舞蹈审美不仅可以和文化传播、发展等紧密联系，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还可以通过举办舞蹈比赛或者表演，产生观众门票消费以及场馆内产品广告消费，此外舞蹈审美对舞蹈的外部条件也有了较高要求，因此舞蹈培训班、服装等在我国也有很大的消费市场。舞蹈审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社会就业，促进了社会经济和发展。最后，舞蹈是以肢体动作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通过对舞蹈的表现力和张力的审美，鲜明艺术形象和深沉感情的传达，以及作者与时代联系的思想倾向，使人们耳濡目染地接受教育。如舞蹈《天边的红云》中讴歌了一群在长征路途中，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仍然保持着不屈不挠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为新中国诞生献出热血与生命的红军女战士。观众从而在淡雅浪漫的舞蹈审美中体会到了美丽的人性和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教育受众和平观念。
二、总结
关键词：审美泛化论;文艺学;文艺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审美论
在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泛化论”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理论内涵，而且能够以此为切入点，帮助我们反思文艺审美论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对于当代文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无裨益。
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审美泛化论”的主要观点。从第一个层面上讲，它主要是言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关系。首先，提出“审美”与文艺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破裂。“在今天，……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惟一的特征。”[1]其次，进一步强调审美不仅不再专属于文学、艺术，而且出现了从文艺向生活的位移，并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2]可以看出，“审美泛化论”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之下，它将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是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结果，实际上，也就将二者定位在了源与流关系上，文艺审美是源，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流。这样一来，“审美泛化论”就巧妙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化成了与文艺审美紧密关联的新审美问题，又以文艺审美为中介，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研究文艺审美的文艺学勾连在一起。
从第二个层面上讲，“审美泛化论”主要是探讨文艺学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3]可见，“审美泛化论”认为，一是新时期以来以“审美”为基点的文艺学主导研究范式，难以应对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二是文艺学只有转型走向文化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呈现出一个问题：此论为什么会认为文艺学难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呢？
从第三个层面讲，“审美泛化论”揭示了文艺学为什么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需要转型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文艺学本身固有的立场。“其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2] 那么，文艺学“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具体又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康德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性”的立场，就是文艺审美应该坚守的精神超越性。原因之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本质差异。此论明确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意味着审美从精英化的文化趣味转向了传媒时代审美的民主化，而且也是审美内涵的根本转变。审美距离的消逝使其原有的震撼力逐渐被感观的刺激所替代，……这里，对‘审美’一词的运用重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界限的消逝以及生活空间的虚拟化进行描述，这时审美代表一种感知，在其内部并不存在审美与欲望、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划分。”[4](P476) 在“审美泛化论”看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那坚守文艺审美精神的文艺学主导范式，自然难以对前者进行有效地言说。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审美泛化论”形成了这样的理论逻辑：通过自身的理论预设，建立起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而将后者纳入文艺学的理论视域，但又认为文艺学难以有效地言说泛审美现象，所以需要转型走向文化研究。而这个理论逻辑的形成，得益于“审美泛化论”预设的逻辑起点: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值得追问的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出现之前，是不是审美就专属于文艺呢？是不是就不存在生活审美的问题呢？是不是文艺审美真的可以向日常生活渗透呢？
二
应该说，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的观念有其自身的理论渊源。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思想出现后，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观念，而文学艺术因为自身的精神超越性，更在这种“审美无功利”思想的保护下，拉开了与生活审美的距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生活美学应有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美学是“美的艺术的哲学”[5](p4)，把生活排除在审美之外。19世纪的唯美主义思潮认为不是艺术摹仿自然（生活），而是自然（生活）摹仿艺术，并强调艺术是无功利的，它唯一目的就是审美。这些理论观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那么，审美泛化论对审美专属性的理论预设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毕竟以文艺审美来遮蔽生活审美的观念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生活审美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从审美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审美最早孕育于原始人实用化的生活行为，也就是说，审美从一开始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文学艺术的诞生，“审美”出现了分化和增殖，审美性逐渐成为了文艺的本质特性，但是文艺审美的出现只能说明审美领域的拓展和审美样态的增加，并不能说明文艺审美就取代了生活审美，这是两个有着质的差别的问题。而且在理论观念上，倡导生活美学的思想也是时时闪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为生活美学的演进贡献了理论智慧；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更是叫响“艺术即经验”的口号，要求“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6](P9)。而在国内的当代美学领域，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分类研究，其实早已是基本而普通的美学问题。权威的美学教材《美学基本原理》，将美主要划分为现实美和艺术美，而现实美又包括社会美和自然美。这一划分已经得到美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而成为了一个美学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中有审美，而生活也有审美，确是不需要再争辩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说，“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没有现实美，也就没有艺术美。”[7](P106) 总之，从审美发生、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观念对生活审美的倡导来看，审美不是专属于文学、艺术的。生活审美不仅存在，而且是早于文艺审美并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审美形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审美还是以生活审美为基础和源泉发展起来的。
也许，会有人辩解：即使审美专属于文艺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也不能连带否定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的区别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从审美的性质看，生活审美是依附性和功利性的审美，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实践活动和生活的功利性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审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某种存在表征和外在形式，生活本身的需要才是其实质和内容。因为生活审美紧密关联着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们对生活实践水平与物化成果的认同和满足，只不过这种认同和满足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物欲诉求。与生活审美相比，文艺审美是具有独立性、自足性的精神性审美，它的审美性不仅更集中、更典型、更纯粹，而且表现出对社会实践、社会功利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疏离与超越。文艺审美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生活的诗意创造，形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审美感召，能够激发出异于生活感受的主体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使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而精神的自由调和了感性与理性的失衡，得以促进人性的完善与和谐。既然，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难以通约混合，那么，“审美泛化论”关于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说法岂不让人费解？
当然，具体到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其生成的当下特殊性。首先，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不顾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简单地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古已有之，而忽视之甚至否定之。其次，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到底是生活审美的当下表征还是文艺审美的生活化拓展呢？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表征，像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等，主要是通过抢眼夺目的外在形式作用于人的视听，以诱惑人陷入对其所代表的物的迷恋，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泛审美意识，……包涵着自我意识的丧失和审美理想的落空，因此，它实现为一种伪审美精神—审美活动失去了超越力量，沦为纯粹形象的物化追求。”[8]其实，西方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代表人物迈克?费瑟斯通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它“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验”[9](P101)。看来，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物化审美，仍然属于生活审美的范畴，是生活审美的一种时代表征，并且，由于它可能更多地将人引向对物欲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活审美的负面效应，呈现出与文艺审美明显相悖的价值诉求。
其实，“审美泛化论”已经认识到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它意图证实，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审美向生活渗透的结果，甚至打破了文艺（审美）与生活的界限，那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文艺审美如何向日常生活渗透并形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又如何异变出与文艺审美相悖的价值诉求？三是既然文艺审美作用于人的精神解放，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会引发人的物欲诉求，二者可谓是界限分明，那后者到底打破了哪个界限？又是怎样打破的呢？但是，“审美泛化论”并没有对这三个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这又如何能够让人信服呢？看来，“审美泛化论”是在缺乏必要的学理根据的状况下，勉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勾连在一起，将本应归属于美学和文化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变为一个当代文艺学的前沿话题，使其成为了颠覆文艺学主导范式和解构文学定义的导火索，并抓住文艺学难以解释前者的理论困窘，构设了它的学科危机，推出了文化研究，这无疑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虽然“审美泛化论”存在明显的理论悖结，但它在学界出场后，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回应和认同，“审美泛化”一说，对当下的文艺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背后，难道不存在文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吗？是不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泛化论”的悖结呢？
三
新时期之初，“审美”在反拨“工具论”和“从属论”的背景中重返文学自身，自此，文艺审美论就一直显示出蓬勃有力的发展态势，“审美特性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活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等等的先后出现，不仅说明了审美论在新时期文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显示了自身丰富多样、立体建构的发展格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在客观上为“审美泛化论”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一是“审美”内涵的漂浮不定。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生成的“文艺审美论”，其各自的逻辑起点、理论资源、言说方式等是不同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差异。甚至在各个具体的理论观念内部，也存在激烈的论争，同一概念具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有“审美加意识形态”、“审美意识的形态”等不同的阐释，而且就是“审美加意识形态”这一说法，对于是以审美为主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以及如何理解二者的结合又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概念，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理论活力和理论张力，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并没有达成理论共识。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审美’是当今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审美’？它的具体涵义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迄今人言言殊。”[10] 李志宏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的本性是审美，经常在谈论着审美性，但对于审美性的内涵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人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对审美性的内涵加以清晰而具体的说明和界定”[11](p9) 。可以说，新时期文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文艺重新找回“审美”这个确证自身价值的本体存在，但是这个贡献中却隐藏着一个缺陷，那就是对“审美”自身的价值定点的寻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涵义就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模糊不清、漂浮不定甚至混乱驳杂。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只是一个漂移的能指，处于无根的状态。
二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应该说，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基本特性，认为“审美性”是文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不为过。但“审美本质主义”是将“审美”绝对化，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唯一、根本和恒定的特征，甚至不由分说地将审美与文艺捆绑在一起，将文艺与审美等同为一，认为文艺就是审美，审美就是文艺。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那样：“新时期以来理论界重视对文艺审美特性的研究，确有对以往极端政治化文艺观进行反拨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审美，把审美等同于文艺，进而否定文艺意识形态本性的极端审美化的理论倾向。”[12]按照这种理论观念，如果要解释文艺，必须经由审美这个进口，如果脱离了审美，似乎就脱离了文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种话语形态，只要是被称为文艺理论，都必须以“审美”为建构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因为，文艺的审美本性到底如何理解，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要坚守“审美”本质却又不知“审美”为何，这本身就带有悖谬性，而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进一步把这种悖谬推向了极端。那么，在审美本质主义影响之下，展开的关于文艺本质的言说，就会出现以文艺的“审美性”来溶解文艺的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文化性的情况，这不仅模糊甚至扭曲了“审美”本身的价值内涵，而且其他问题也会在“审美”的溶解中，失去独立的理论身份而显得晦暗不明。更有甚者，涉及到与审美和文艺本质无关的问题，也难以放弃对“审美”的借用，索性都放进“审美”的箩筐里，以“审美”的名义来进行言说。这样一来，“审美”的内涵和外延就被无限地放大，而失去应有的理论效力，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徒有“审美”之名，而无“审美”之实。以上问题的现实存在，为文艺审美论的发展留下了可以攻讦的软肋，而在当下，各种都打着“审美”旗号的伪审美观，而正是利用这个软肋，而混杂在文艺审美论的阵营中，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纠结。
“审美泛化论”的出场，与上述两大问题有着明显的关联，这可以从三个问题入手来进行论析。第一个问题：“审美泛化论”设置了一个怎样的逻辑起点？它的逻辑起点是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整个的理论逻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而这个的观念恰恰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典型表现。可见，“审美泛化论”对文艺学主导范式的批判，虽然带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色彩，但它其实是在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的反本质主义言说。这不仅暴露了自身的理论悖结，而且反映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是在于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学的生机和出路，在于如何彻底摆脱形形的本质主义的束缚，而走向科学化的研究之路。
第二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需要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从“审美泛化论”的理论目的来看，它不仅是要推介文化研究，更关键的是，要在文艺学学科反思和重构的背景中，彰显文化研究的意义。而它要反思的文艺学主导范式是以“审美”为支柱的，故而，抓住了“审美”，也就抓住了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主脉，而“审美本质主义”对文艺审美性的偏执固守，又进一步强化了“审美”在文论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以“审美”为切入点进入文论研究，就会使自身的理论言说显得更有说服力、辐射力和引导性，“审美泛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联系起来，进而，又凭借前者所表现出的“审美”新质，向固有的文艺学主导范式发起挑战，这样才能增强文艺学之危机说的可信度，才能凸现出文化研究置换文艺学主导范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三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由于“审美”这个概念的“悬空”和“虚化”，这一理论能够在没有经过切实的学理论证的情况下，就以“审美化”的名号来统摄日常生活中的新文化和艺术现象，其实所谓“审美化”的种种表征是否都能称为审美，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加之“文艺审美”本身也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所以，“审美泛化论”也就能够在似是而非之间，将“文艺审美”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量齐观，并据此认为文艺与生活的界限已经消失，况且，“审美本质主义”对审美与文艺的捆绑，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种错误的观念：只要是审美问题似乎都与文艺乃至文艺学有着某种无法割裂的关系。基于以上的原因，泛审美现象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才得以建立。
虽然，“审美泛化论”抓住“审美”这个关键点，来引出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的理论旨趣，对于我们检讨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新时期文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它选择了错误的言说路径，脱离了人学的立场，暴露出明显的理论悖结，而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也提醒我们，要改变文艺审美论研究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状况，应该回到“文学是人学”、“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在真正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扎实细致地理论探索，为文艺审美论的当下建构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在自我疗救中推进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更进一步讲，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当代文论的研究，要在人学的基点上，明辨审美和文艺审美与人的价值关系，从人如何合乎人性地生活的维度上，探求文学、艺术存在的现实意义和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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