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8 04:37:54
红色展览讲述历史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的城市之一，天津举办了“党旗飘飘――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馆藏档案资料图片展”。展览集中展示了天津90名优秀共产党员和1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珍贵档案资料100余件、照片300余幅，其中一部分档案和图片属首次向社会展出。
“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档案局共同主办了“永保一湖清水――鄱阳湖档案图片展”，共展出图片230多幅，还有视频、幻灯以及候鸟标本等声像和实物资料，全面反映了鄱阳湖地区的发展历程，热情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在鄱阳湖开发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和硕成果。
上海市档案局主办的“上海・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展”，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重大革命活动的遗址为切入点，采用档案重现历史的纪实手法，通过400余件档案文献、图片与实物，图文并茂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时期革命岁月的激荡风云。
湖南省档案局利用馆藏档案，展出了由数百件珍贵档案、图片、图表资料组成的“走向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共湖南省委档案陈列”展，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90载风雨兼程的奋斗与辉煌。
广东省档案局举力、了“永远与人民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在广东”图片展，选取建国以来党中央领导在广东调研、视察、指导工作的266张珍贵照片，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广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历史风貌，深刻昭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红色教育强化党性
值《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出版之际，浙江省档案学会举办了第三届“浙江档案文化论坛”报告会，邀请省委党史研究室相关人员作了题为《探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学习辅导报告。省级机关、省档案局、杭州市档案局共100多名干部聆听了报告。
江苏省南通市档案局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的90年》系列专题片和中央党校远程教育“启动建党90周年专题”――民生工程等，促使局馆党员干部学党史、明党情、知党恩，确保党性教育取得实效。
福建省档案局举办党史专题讲座，邀请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作《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报告，引导党员干部重温我党经历的磨难以及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历史必然，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和廉政勤政。
宁夏回族自治区围绕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内容进行理论研讨，向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选送论文，同时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知识，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活动。
红色汇演形式多样
江苏省档案局主力、了“颂歌献给党”全省档案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歌咏比赛。百人合唱节目《铁锤、镰刀、民族魂》、钢琴伴奏曲《怒吼吧，黄河》等歌曲唱出了江苏档案人对党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坚守。
辽宁省档案局组织了纪念建党90周年摄影作品展，以摄影的形式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以来，党的各项事业，包括档案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局馆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举办的纪念建党90周年――“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主题演讲比赛，用鲜明的观点、身边的典型、生动的事例、真切的情感和激昂优美的语言，讲述他们身边的共产党员认真履行“为国管档”的神圣职责和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创先争优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展现了兰台人的时代风采。
北京市档案局举办的“颂歌献给党”诗歌汇演，共有来自全市24家单位的425名专兼职档案工作者奉献了21个精彩节目。市档案局馆的百人大合唱等节目表达了档案工作者对党的无限深情，其中还有不少诗歌和歌曲都是档案人自己创作的，抒发了首都档案工作者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此外，河南省唐河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天津市北辰区档案局等单位以开展知识竞赛、植树造林、双联慰问等形式丰富的活动纪念建党90周年。
红色档案的多途径利用
辽宁省档案局精心编写出版了《红色记忆一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图集》《辽河儿女的丰碑》等书籍，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重现了中共满洲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革命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青海省档案局精选200多幅照片档案，编辑出版了《巨变》画册，从历史旧境、民生维艰、腾飞巨变等8个方面展现了青海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和青海发生的巨大变化。
西安市档案局与西安电视台筹拍15集系列专题节目《西安红色记忆》，除了充分利用馆藏档案，还与电视台摄制组分赴有关区县革命历史旧址，寻访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带人们重温西安党的历史。
为协助《风雨辉煌九十年一涪陵党的发展历程回顾》专题纪录片拍摄，重庆市涪陵区档案局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最短时间内为摄制组完整查到了四川省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几乎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同一时期的“涪陵县中峰乡率先试行‘水统旱包’联产责任制”原始档案，还为他们提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涪陵斗争、涪陵解放、涪陵旧城的图片和资料以及展示涪陵在工业、农业、科技、交通等领域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图片和资料。
北京市档案局与《北京日报》共同推出七一“北京党史图志特刊”，从档案角度，以北京党史地图、党史事件、党史人物为主线，以16个版面深入、全面地展现北京党史，清晰直观地展现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北京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不懈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
南京市档案局与《南京日报》联合刊载《揭开南京地下党组织可歌可泣斗争史》等系列报道，与《金陵晚报》特别策划了以“解密南京‘红色档案’”为栏目的系列报道。
关键词红色文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利用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增强实效性。”①在这方面，深入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内外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用先进的红色文化去感染大学生，正成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有效途径。
1 将红色文化引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虽几经调整，可仍未完全摆脱与学生实际和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大学生普遍对此热情不高，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将红色文化引入大学课堂，有意识地渗透到教学中，是当代大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爱国情感的主要渠道和来源。”②将红色文化引入大学课堂，不仅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时效性，而且教师可以通过理论讲授、专题报告、课堂讨论、播放影视资料等直观、形象、生动的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将红色文化引入大学课堂，既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又要适应大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多用鲜活通俗的语言，多用生动典型的红色文化事例，多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多用疏导、参与、讨论的方法，进一步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③同时还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辅导读物，开设相关的素质课和选修课，帮助大学生了解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精神的力量。
2 把红色文化纳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
高校要努力把红色文化请进大学校园，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在大学生中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教育活动，在学校营造浓厚的“红色氛围”，让红色文化润物无声般地潜入大学生的头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④高校可以邀请纪念馆、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校举办专题展览和专题活动；邀请一些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红军、老战士走进校园举办报告会；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寻访革命战争亲历者；举办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展、书画作品展、文艺演出等。这一系列的“红色活动”以其健康向上的“红色”基调，能将历史与现实、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全校师生奉献一道精神大餐。
3 深入挖掘校史中的红色文化内容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轫于一百多年前的民族危难存亡时期，百年来不少高校与民族共荣辱，与国家同兴衰，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从某种层面来说，高校发展的历史既是一部民族荣辱史，又是一部革命斗争史。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史中丰富的爱国爱校内容，对学生进行极有感染力、极具针对性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纵观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史，虽然日新月异的发展改变了学校旧时的模样，然而百年的风雨仍然抹不去对今日学校的影响。杰出校友、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就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华大学。学校的中心广场被命名为“恽代英广场”，并树立了恽代英的汉白玉雕像供师生瞻仰。同时，为了深入学习恽代英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学校还不断深化对恽代英及其革命精神的研究，2005年召开了“纪念恽代英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恽代英年谱》等学术专著。
4 用红色文化占领网络阵地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高校不仅要从红色文化的内容上进行创新，更要从传播红色文化的载体上进行创新。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原有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机制，更好地把握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化，主动抢占网络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把握校园网的主动权，密切关注校园bbs、门户网站等学生关注度高的平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开发建设具有思想性、知识性、时代性、服务性的红色文化网站，以专版、专栏、专题等各种方式，构建格调高雅、健康向上的红色网络文化，抵制那些宣扬色情暴力的腐朽堕落的“黄色文化”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侵蚀，使红色文化所传承的文化和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大学生的心中。
5 让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相结合
高校应大力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学生亲历红色圣地，选派学生赴相关地区学习考察，深化和拓展“红色教育”的内涵。在教育学生时应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不仅要使大学生成为红色文化的参观者和学习者，还要成为“红色精神”的发扬者和传播者。同时，高校应该和红色文化资源所在地共建实习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努力与相关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个坚实的平台。让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是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身临其境式的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让大学生在教育中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教育，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北京:人民日报,2004-10-14.
[2]闫晓梅.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高等教育,2005(2):98-99.
毛泽东拥有超凡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除了他极为善于学习吸收古今智慧加以总结外，还是长期革命实践锻炼和铸造的结果。他自觉地把提升自己的领导素养与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如何当好领导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总结，尤其是对于领导干部的忍耐、调查和读书多有深刻见解和指导。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深的教益。
一、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博大的胸怀和坚韧的意志，不但不惧怕挫折，反而把它作为锤炼自己的机会。伟大的革命领袖、卓越的政治家，就是这样产生的。
大家知道，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受的挫折之多、所受的排挤打压之重，在我党无出其右者。1928年3月，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和发展时期，因没有执行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开除（期间有一个多月因误传被开除党籍而成为“党外民主人士”），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1929年6月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党内错误思潮的影响，落选前敌委员会书记，被迫离开部队；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身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的他，又被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他，再次被剥夺了军权，仅仅留任没有什么实权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后来这一职务也被博古安排张闻天在实际上取代，而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人。
一个人受到这么多打击和挫折，恐怕早就心如死灰了，可是毛泽东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终于等来了遵义会议的曙光。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谈到自己当年遭受严重挫折时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领导干部，在受到冤枉、委屈和挫折的时候，不能消极、气愤，而要“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陈毅作为“元帅诗人”和杰出的外交家，曾经和饶漱石共事。1943年10月，时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与新四军军长和华中局副书记陈毅发生意见分歧。饶漱石和几名领导联名向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把一般的意见分歧上升到政治高度，添油加醋，想逼走陈毅。陈毅也同时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经过，并主动检讨了自己。
毛泽东很快给陈毅回电报，要他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1944年3月，陈毅来到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这期间，他十分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到饶漱石排挤的委屈。毛泽东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就对他说，如果你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召集个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谈与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一句话不要提。4月9日，毛泽东又写信开导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陈毅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抛弃了个人恩怨，继续团结华中局领导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早在青年学生时代，他就开始调查研究。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其中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926年，他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生动的教材。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井冈山时期，他先后进行了宁冈、寻乌、兴国等8次较大的调查研究。其中，他在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1931年4月起草的调查通知中，相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延安时期，为了使全党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先后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系列文章和文件。其中，他在1941年3、4月为《农村调查》所写的序言和跋中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同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随后，他逐步把调查研究活动推到全党范围内实行，并广泛应用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毛泽东仍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大小调研上百次。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河南考察人民胜利渠时，正碰上牧民尚景富赶着羊群迎面走来，尚景富一见小车，就准备赶羊群下堤让车。毛泽东立即指示停车让道，并步行上前同他拉家常，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尚景富想不到国家主席会到路边跟自己说话，还让“官车”给自己和羊群让道，这让他非常激动、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形象地把调查研究形容为“察言观色”，他不仅亲身深入到群众中去“察言观色”，还要求和指导领导干部都这样去做。
毛泽东和江华谈“察言观色”。1943年冬，鲁中区党委书记江华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见到他后，询问起山东和沿途见到的群众和生产情况。江华汇报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听了江华的汇报，毛泽东教导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江华晚年说，毛主席的这番教导使他受益终身。
毛泽东要求“将军大使”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一批优秀干部出任外交官。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了耿飚、王幼平、黄镇、姬鹏飞、韩念龙等14人。他们经过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学习，即将出国赴任。毛泽东希望“将军大使”不辱使命，并教导他们：“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要“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还提醒他们：“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接受了毛泽东的教导，耿飚等人后来均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外交官。
三、领导干部都要读点文学、读点历史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他读书之广博、见解之深刻、应用之纯熟，为全党读书学习作出了榜样。他多次强调：“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他善于从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学习鲜活的知识，也善于从古今中外书籍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进而创造了“毛式领导风格”。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帮助和促进领导干部提升思想素养和领导水平。
1938年在延安举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贺龙、徐海东谈话时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1969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刚到中央工作的李德生，谈话时叮嘱他：“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成员时，问许世友看过《红楼梦》没有，许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就强调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他还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他再三要将军们读《红楼梦》，而且要看五遍，这不是让他们消遣，而是要了解历史文化，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牢记身份，做合格党员，6月24日下午，《党建》杂志社与山东省委宣传部、日照市委及莒县县委共同举办“弘扬‘本色精神’ 争做合格党员暨报告文学《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座谈会”。以下是座谈会的发言摘编。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这些老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始终甘于清贫、淡泊知足，一生都在践行着“共产党员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个人的一切”的最高行为准则。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本色精神”是沂蒙精神的一部分，是党的宝贵财富。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来推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该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做到心中有信念、有人民、有担当，让“本色精神”永放光芒，为社会和谐发展积聚弘扬正气、催人奋进的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山东省莒县县委书记孟青：把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的事迹记录好，把他们的故事传承好，是党委政府的重大政治责任。从2012年10月莒县就开始着手总结提炼“本色精神”。山东省委、省政府，日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色精神”的弘扬和传承，多次派出工作组、调研组，深入采访、整理、挖掘、提炼。“本色精神”重在发掘、贵在传承，结合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坚守和弘扬老党员“本色精神”，在服务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山东省莒县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代表、87岁高龄的陈淑元：我是莒县小店镇古迹崖村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父亲也是老党员，他们那一辈对党忠诚、对党实干。我继承了他们的革命传统，按照党的指示要求，下决心不为自己、不求名利，带头苦干，带领群众整治山水、发展致富。入党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当了26年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哪项工作，都得自己实干，自己实干了，群众才能带动起来。
日照日报社记者刘江雪：脚踩着英雄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头顶着英雄用汗水洗净的蓝天，享受着无数老党员用一生追求和奋斗得来的安宁与发展，作为新时期的党员，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做了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我被老党员感动着、感染着、鼓舞着，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他们的故事传达给更多的人，让这种精神感动更多人，鼓舞更多人，让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让这种平凡朴素却伟大的精神更加蓬勃地蔓延、传承。
《见证》作者铁流：文学创作者应该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要多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中国革命历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去书写、去弘扬。老党员群体的“本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稳固的基石，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见证人。我们要多宣扬革命历史，多宣扬革命先烈，让红色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当中生根发芽。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戴焰军：这些老党员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合格党员。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知足淡泊、清心自律，人只有清心才能自律，才能无欲；看到了坚守信念的本色，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当初入党的誓言，坚守着对党的忠诚；看到了乐观豁达的胸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们当前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过程中，共同来追忆、讲述、研讨这些品格，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张士义：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工作的主体，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需要依靠全体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且是卓有成效地履职尽责才能够完成。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做合格党员，直接关系到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不仅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更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毕生追求。继续传承“本色精神”，使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不懈奋斗。这正是“本色精神”的当代意义所在。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研究员李朝全：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道清醒剂和营养剂。铭记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与思想启示，为今天和未来提供有益的镜鉴。“本色精神”表现出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质素。《见证》一书通过记述莒县一批老党员的事迹，力图铭记历史，重申信仰，重申共产党员本色。这是一部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的生动教材。
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张贤明：历史需要铭记，经典需要传承。《见证》这本书是一部很好地弘扬正能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让人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老党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所求社会的甚少、贡献给社会的很多。他们坚守信仰，不求名、不求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身上的主人翁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需要传承。
在革命战争年代，兴宁苏区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兴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创建了五兴龙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确认兴宁市为“中央苏区县”，确认了该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还原了当地革命斗争的历史面貌。
兴宁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不仅完善了党史特别是兴宁地方党史，告慰了英烈，激励了后人，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兴宁的“红色资源”，对兴宁发扬革命传统、全力当好绿色的经济崛起主力军、加快建设“工贸新城、人文秀区、绿色兴宁”有着重大的意义。
兴宁：传承苏区精神 追寻红色足迹
201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确定广东兴宁市为“中央苏区县”。此次一同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的平远、兴宁、梅县三个县（市）是广东省继大埔县、南雄市和饶平县、龙川县之后被认定的中央苏区县。
中央苏区是“中央苏维埃政权所辖地区”的简称，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及其周边地区创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且地处各根据地的中心位置。中央苏区虽然从建立到撤离只有5年，但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据了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地理位置和革命斗争的历史渊源，粤东北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兴宁市的大部分地区，是闽粤赣、闽西、赣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央苏区管辖范围。在这一时期，兴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创建了五（华）兴（宁）龙（川）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0年初，在大埔成功获确中央苏区县后，梅州市委决定在全市其他县（市、区）开展申报中央苏区县的工作。兴宁市成立了申报中央苏区县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兴宁的实际情况，制订了详细的“申苏”工作计划，深入细致地开展具体工作。
查找资料，行程二万多公里
兴宁申报中央苏区县初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1930年冬到红军长征前，兴宁党、政、军组织隶属于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依据。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所有的依据都必须是原始材料。由于苏区时期处于战争年代，当时的原始材料保存下来的本来就极少，加上有些档案资料被废，要找到有价值的资料难度很大。为此，申报小组先组织大量人力对兴宁市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所有民主革命时期的资料进行全面普查，然后组织人员到北京、广东、江西、南京等地的图书馆、档案局、党史室寻找有价值的材料。
申报小组历经一年时间，行程二万多公里，共查阅档案目录两万多条，调卷六千多份，查阅各类党史书刊五百多本，复印资料六百多份。
深入考证，精心撰写核心材料
申报小组组织专人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筛选，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申报小组在研究中发现，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将闽西东江两特委合成闽粤赣特委，原属东江特委管辖的兴宁县委也随之改为闽粤赣领导，而闽粤赣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因此初步认为兴宁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但1931年4月兴宁党组织（当时已合为五兴龙县委）又划归广东省委管辖，从而脱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随着研究的深入，申报小组发现一些更重要的依据，如原中共兴龙县委委员、县革委副主席曾九华在《回忆中共兴龙县委的斗争历程》中说，1931年冬，五兴龙县委实际上由江西省管了。而当时的江西省就是隶属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因此申报小组得出兴宁应属中央苏区范围的初步结论。接着申报小组又查到1933年9月15日《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布告》，其中兴龙县委书记、县革委主席蔡梅祥当选为粤赣省苏维埃临时执委，这说明兴龙县委隶属于粤赣省领导，而粤赣省又是属于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在《中央苏区——寻邬一个半月动员工作总结报告》中，也详细介绍了兴宁大坪、罗岗、罗浮等处的革命斗争情况，还有张凯在《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回忆》也提到兴宁。一系列原始资料都说明兴宁隶属中央苏区，兴宁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
在初步得出兴宁属中央苏区范围的结论后，申报小组在省、梅州市党史部门的指导下，撰写了《兴宁属中央苏区范围的考据》，在考据报告中用大量的史实、严谨的逻辑论证了兴宁的党、政、军组织，实际上从1931年冬开始到红军长征前隶属于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事实，时间长达三年多，而且兴宁苏区的人口、面积占当时兴宁总人口、面积的50%以上。
有了研究成果后，申报小组向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上送《中共兴宁市委兴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要求呈报确认兴宁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的请示》，并附上《兴宁属中央苏区范围的考据》报告。省委党史研究室收到兴宁市请示后，进行认真的研究、论证，在多次充实修改后，同意以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老区建设办公室的名义，向中央党史研究室提出《关于要求确认兴宁为中央苏区范围的请示》。为了做好向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申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申报小组在比较重要的150多份原始资料中再精选出84份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作为附件，与考据报告合成一本《要求确认兴宁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申报材料》。
积极沟通，争取各界支持
在整个申报中央苏区县过程中，兴宁申报小组积极与上级党史部门联系，争取各级党史部门对兴宁市申报工作的重视支持。在梅州市党史研究室具体指导下，申报小组多次到省委党史研究室请示汇报，请求对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省委党史研究室对兴宁申报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党史专家陈弘君同志，对兴宁的申报材料多次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建议，对兴宁的申报材料进行修改、补充，并多次带申报办人员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汇报“申苏”工作情况。
2010年9月，时任兴宁市委书记、市申报中央苏区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江理达带领市申报办的同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向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专家汇报1931年冬到1935年兴宁党组织隶属于中央苏区江西省、粤赣省、赣南省领导的史实。陈略宇市长及时批示拨出工作经费，确保“申苏”工作办公和外调经费。此后，罗颖安副书记先后四次带领申报办同志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专家汇报最新研究成果，回答专家提出的具体问题，让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专家及时了解兴宁“申苏”的进展情况。申报小组还于2010年12月和2011年6月，先后邀请中央党史室第一研究部的副主任李蓉和副巡视员王新生到兴宁调研，使他们加深了对兴宁属中央苏区这一史实的了解，从而进一步取得他们对兴宁申报工作的支持。
在充分做好各项工作后，兴宁市于2011年4月中旬向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申报“中央苏区县”。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专家研究后认为，兴宁“申苏”材料比较翔实，依据比较充分，丰富的原始资料佐证了1931年冬到1935年兴宁党组织隶属于中央苏区江西省、粤赣省、赣南省领导的史实，符合确认条件，于2011年8月12日经中央党史室研究委员会讨论，批复确认兴宁市为中央苏区县。
兴宁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充分证明了兴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
亲历者口述
兴宁儿女建立政权参加艰苦斗争
多年来，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收集了大量当年参加革命的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佐证了兴宁的英雄儿女曾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中共兴龙县委委员、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曾九华在《回忆中共兴（宁）龙（川）县委的斗争历程》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中共兴龙县委、县革命委员会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兴宁人民在五兴龙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以及兴宁人民为扩展苏区版图与军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也谈到“1931年冬，五兴龙县委又迁移到寻邬车头。这时，五兴龙县委实际上已由江西省委管辖了。……6月，根据赣西南特委的指示，在兴宁黄陂新村黄沙溪成立中共兴龙县委员会”，说明中共兴龙县委隶属于中央苏区江西省（后为粤赣省、赣南省）领导的史实，可以证明兴宁属中央苏区范围。张凯在《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回忆》中讲述了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兴宁坚持游击战争的回忆，他谈到“同时设法与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联系到广东兴宁、平远一带去找兴宁特委，同时决定将所有来到这个地区的部队和本地游击，编成三个大队。……在军事部署上，以一个大队在安远，一个大队在寻邬，一个大队到广东平远、兴宁一带活动，每个大队约百把人”。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的序言中也说到“早在大革命时期，粤东、闽西南、赣南三个地区的共产党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领导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这三个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实行和坚持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方针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向，在以为代表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建立了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并逐渐连成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回忆了五兴龙中心县委成立的经过以及参加过无数的惨烈的战斗经历，说明了当时五兴龙县委是客观存在的，也证明了当时兴宁已是苏维埃县。
史学界
兴宁属中央苏区所辖范围
兴宁是否属于中央苏区所辖范围，史学界在这方面早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闽粤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密切关系》（作者罗梅腾，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这篇论文通过详细的史料和亲历者口述，得出肯定的结论：闽粤赣苏区之粤东北（五兴龙、蕉平寻、梅丰等）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书中在介绍党组织、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时，分别介绍中共五兴龙县委、中共兴龙县委，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兴龙县革命委员会、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五兴龙县游击大（总）队、东江红军五十团、兴龙县游击大队。
《中央苏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在介绍中央苏区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组织时，分别介绍中共兴龙县委和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
《中共闽粤赣边区史》（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小组著，林天乙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第102页论述：……至此，闽粤赣苏区经过几个月的恢复巩固之后，已经同江西中央苏区巩固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兴宁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著，2003年10月出版）文中阐述：……至1929年冬，五兴龙苏区的范围几乎比刚成立时扩大两倍。特别是兴、龙北部山区的罗浮、罗岗、大坪、黄陂、上坪、茶话、青化、贝岭、麻布岗、细坳等广大地区都成为五兴龙苏区的主要根据地，使五兴龙苏区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广大的闽粤赣苏区，最后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历史文献
细数兴宁儿女斗争历程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清晰细数兴宁儿女在苏区时期建立政权、参加革命斗争的一系列真实情况。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东委组织系统与组织工作状况》（1929年8月2日），报告阐述兴宁组织基础较好：兴宁县委委员9人，候补委员2人，常委5人，书记1人。全县成立区委11个和中心区委1个，支部77个，计同志（即党员）729人，其中工人占12%、农民占74%、士兵占5%、知识分子占9%。武装组织2330人，短枪驳壳15支，洋枪60支。群众组织农民6396人，工人400人。
《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红军第十一军（东江）报告》（1930年5月18日）阐述：1929年开始，便在五华、丰顺、兴宁等县爆发武装冲突……而给敌人以一个有力的打击。至夏收斗争时，在五华、丰顺、兴宁等处，已取得部分的抗租的胜利，造成广大的赤色区域。目前统计东委所管理的16个县份中，已有县革命委员会8个：……兴宁……区苏维埃20个，区革命委员会20多个，乡苏维埃278个，人口约30万……
《西北分委通告（第二号）——加紧年关斗争，反对进攻苏维埃及红军》（1931年12月27日）通告指出：……结合年关斗争，……我们要以梅县城、兴宁城及五华篷船工人为中心，要布置发动领导这些地方工人的斗争……。这份通告由蕉平寻县委翻印，说明兴宁与寻邬等县关系非常密切。
《兴龙工农劳苦群众一致武装起来配合红军消灭敌人》（中共兴龙县委，1934年4月10日）告示中指出：……消灭团匪，打土豪，没收土豪家产，实行土地革命，配合红军迅速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广东军阀，建立兴龙苏维埃，开展东江的斗争局面，争取独立自主的苏维埃新中国……
《兴龙寻安革命委员会布告》（1935年2月1日）中说：……反抗丈田灶捐，今有罗岗兴宁。斗争都得胜利，全靠工农齐心……兴龙寻安一带，建立工农。打倒国民匪党，残匪彻底肃清……
文物史料
苏区县的见证
现存的一些历史文物史料充分证明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宁革命斗争史实，记述兴宁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情况，证实兴宁当时已是一个完整的苏区县。
这些文物史料有：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等印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五兴龙游击队名册、中共五兴龙县委、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兴龙县委、兴龙县革命委员会等遗址照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标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宁第五区信蕉乡赤卫队点名册，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在兴慰问……
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中共兴宁地方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蓝胜青、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蔡梅祥5位县委书记的壮烈牺牲，以及670多名烈士和所有无名烈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造了兴宁历史的丰碑。其功、其德、其言，永留天地之间，与神山而比肩，伴宁水而长流，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五兴龙苏区的创建，是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伟大实践，是其后来形成闽粤赣苏区并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在红色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兴宁在中央苏区时期的
重要贡献
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
五兴龙苏区血与火的斗争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骨干，并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如罗屏汉、潘火昌、罗宝良、罗义妹、廖志标、钟亚庆、曾九华等。原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1931年春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担任寻邬独立团政委、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粤赣省委后补执委、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原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张瑾瑜，1931年奉调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赣南省委执行委员、粤赣省白区工作部长等职。
抗击和牵制了军队，
密切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统领3个军、3个独立师共15万人。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共计20万兵力。而中共闽粤赣特委才1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闽粤赣苏区军民不畏牺牲，顽强战斗，打击敌人，拖住敌人大量军队，巩固了闽西、粤东北苏区，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为接连赢得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配合中央红军开辟了赣东南、闽西北苏区，
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1931年8月，红11军独立营及地方游击队配合红一方面军之第7军攻克寻邬县城，随即扩编为寻邬独立团。11月，又配合红三军团解放了会昌、安远县。原中共西北分委和寻邬独立团的负责人梁锡枯、陈锦华、罗屏汉等14人分别担任寻邬、会昌、安远县党政主要领导，巩固了新开辟的赣东南苏区，使之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
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1928年冬至1933年，兴宁在大坪、水口、大塘肚、大信、新村根据地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土地革命在1929年12月全面展开，形成分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分田人口约20万人，共分耕地约31万亩，每人分得约1斗种。水口根据地分田时，区苏维埃政府还颁发通知书给农民，作为非正式的土地证。
为中央苏区腹地
提供了后勤物资方面的援助
军队对中央苏区多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实行层层封锁、处处切断。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资陷入极度困境，五兴龙苏区人民充分利用毗邻赣南这一有利地缘条件，历经艰难，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枪枝弹药、粮食、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这对解决中央苏区困难、粉碎敌人封锁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色记忆
1926年春，兴宁第一个党小组在县政府宜楼正式成立。
1929年3月上旬，刘琴西根据东江特委的决定，在大塘肚村长塘面主持召开五华、兴宁、龙川3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将东江游击队及龙川游击队，整编为五兴龙县游击大队，全队共有100多人。这是闽粤赣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以大塘肚为中心的五兴龙苏区正式形成。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共兴宁地方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蓝胜青、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蔡梅祥5位县委书记的壮烈牺牲，以及670多名烈士和所有无名烈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造了兴宁历史的丰碑。
兴宁革命斗争史略
兴宁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大革命时期第一次东征时，、率领东征军攻进兴宁城，史称“兴宁大捷”。当时在兴宁战斗工作了23天，在兴宁播下了革命种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兴宁人民举行了两次震撼粤东的武装暴动：5月18日，中共兴宁特支带领工农武装队伍攻打兴宁城；9月3日，中共兴宁特委在中共梅县部委古柏、肖向荣指导下，武装队伍以农军为主，工人、学生配合一举攻下了兴宁城。当日中午，刘光夏在县衙西花厅宣布成立兴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蓝胜青、武装部长刘光夏、农运部长卢惊涛、工运部长曾不凡、文教蓝再寒、秘书邓亨华。为保存实力，特支决定率领队伍主动转移到永和湖尾村，以暴动队伍为基础成立广东工农讨逆军第15团队。同年11月改称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
1927年12月，第一个中共兴宁县委员会在湖尾村潘火昌屋成立，书记蓝胜青。此后，县委以永和、水口、宋声、一石马、大坪、大塘肚、大信等地为中心建立革命据点，掀起了全县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潮，以粤东北苏区为中心，与赣东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广阔的闽粤赣苏区。
1928年10月21日，在中共梅州地委联络员肖向荣在兴宁神光山胡屋主持成立了兴宁、龙川、五华、梅县、丰顺“五县暴委”。
1929年3月，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在兴龙交界地大塘肚村长塘面主持召开五华、兴宁、龙川3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有300多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曾不凡为主席、潘火昌为副主席。与此同时，成立五兴龙游击大队，大队长罗柏松、政委潘大昌（兼），并组建红军独立营，彭城任营长，罗屏汉任党代表。五兴龙苏区的创建，是其后来形成闽粤赣苏区并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明确规定：“五、闽粤赣边特区，包括闽西、广东东北、赣东南一部分”，兴宁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1930年2月11日，红军50团成立，刘光夏为团长、陈俊为政委、邝才诚为参谋长、袁荣为政治部主任。1930年3月下旬，刘光夏率红50团攻打江西寻邬澄江，战斗遭到失败，团长、政委、参谋长均壮烈牺牲。是年11月，红11军独立营成立，营长彭城、政委罗屏汉，全营近500人。
1932年6月，中共兴龙县委在黄槐黄沙溪成立，县委书记蔡梅祥。同时在新村成立兴龙县革委，主席蔡梅祥、副主席罗义妹、曾九华，同时成立兴龙县游击大队。兴龙县直辖粤赣省中央苏区领导，后辖粤南省中央苏区领导到1935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宁有近七成的乡村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有党的组织，有农会、民兵组织，有政权组织，在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密切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配合中央红军开辟了赣东南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培养锻炼了一批忠诚的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如邓小平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中心县委的领导成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兴宁县委调去的兴宁籍人，有组织部长罗屏汉，宣传部长廖醒中、罗文彩，妇委书记张瑾瑜、军事部长钟亚庆等。兴宁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其时参加红军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有2100多人，有5位县委书记、一位县苏维埃主席蓝胜青、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蔡梅祥、曾不凡等先后壮烈牺牲，全县有革命烈士706名，被杀害群众有400多人，支前人数有20683人。
当时五兴龙苏区、兴龙苏区是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口物资的主要渠道，军队对中央苏区多次“围剿”，层层封锁，妄图使中央苏区军民陷于“无粒米勺水接济，无蚍蜉蚁蚊之通报”的境地。1930 年夏，五兴龙苏区建立后，以大塘肚为中心的交通站，通往河源、兴宁、寻邬、定南有七八条交通线，传递情报，为红军、党政机关输送钱粮物资，及护送干部等做了大量工作。在交通线上，许多食品、布匹、药品、军械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苏区，如在兴龙交界的渡田河开办合作商店，与群众以物换物的形式，换回食盐、煤油、衣料、药品等送往苏区，支援反“围剿”斗争。在这漫长的交通线上，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保证交通畅通，历尽艰险，甚至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回到兴宁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戈伦、廖立民、罗亚辉等积极领导新运剧社等进步团体，并与一中学生备会联系，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3月19日，中共兴宁县支部扩设为中共兴宁县区委；1940年1月，中共兴宁县区委改为中共兴宁县中心区委。1939年夏潮汕沦陷后，党组织利用“青抗会”这个合法团体，组织“兴宁战地服务团”、“抗日锄奸队”等，动员学校师生和工商界各届人士，积极开展小型多样的社团活动，宣传抗日。“兴宁县抗敌后援会”、“兴宁青年抗敌同志会”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抗日救亡运动搞得非常活跃。
1941年末到1942年夏，民主革命先驱何香凝女士、柳亚子先生也在兴宁宣传抗日。当时何香凝还写了一着感怀诗：“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抗日战争时期，兴宁虽没有沦陷，但日机频频来狂轰滥炸，使兴宁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5月，中共东江特委派党员温华返兴宁，着手恢复兴宁地下党。7月，温华在其家乡水口围重建起“南委事件”后的兴宁第一个党支部。
1946年8月，中共梅县工委派罗妙为兴宁特派员，确定在兴宁的工作方针是打好基础、站稳脚跟、摸清情况、稳步发展、建立据点。他先后在各小学举办妇女识字班、补习班、读书会、校友会等开展活动，组织地下交通站。
上述两个地下党组织为支援粤赣湘边和闽粤赣边游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动员了700多名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到游击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购买了游击队急需的炸药、枪枝、子弹和医药用品等运到部队，在地下党活动地区镇压了地主豪绅反动气焰。
兴宁的南北片建立了两个中共边县委，南片是闽粤赣梅兴丰华边县委，北片是闽粤赣梅兴平蕉边县委，拥有大片的游击根据地。
1949年5月18日，第九区行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宣布率所属和平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兴宁和平解放后，组织大量资金、战略物资支援边区，并以起义部队为主组建成立“边三团”，同时以接管兴宁的独三、独四大队指战员和部分武工队为骨干，吸收进步革命青年参加，组建边一支队第六团。
1949年7月上旬，胡琏兵团1万多人窜扰兴梅。“边三团”、六团和地方游击队与胡琏兵团残部展开了大小几十次的战斗，于9月29日收复了县城，随后兵分北上和南下两路，乘胜追击。北上部队在羊古颈，毙伤敌官兵多人，谢海筹残部潜逃入山，次年被全歼；南下部队在坭陂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仓惶逃向梅县畲坑，10月3日被边纵主力部队全歼。至此，兴宁全境宣告完全解放。
在兴宁
曾于1925年3、4月间，及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和1931年12月三次来梅州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是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于3月21日至4月12日，率部在兴宁战斗生活了23天，住在兴宁县政府内宜楼，帮助兴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成立县党部筹备处。
在兴宁时，亲自召开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作演讲，找民众士兵谈话。他在兴民中学和县立中学发表演说，深入浅出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三民主义和东征军的重要意义。还派出一批政治部工作人员到农村、圩镇、学校去作社会调查，了解兴宁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
在战事繁忙中，还十分关注兴宁的农民运动，支持农民协会工作。他身穿便服，深入群众，对各阶层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了解过程中，通过参谋唐震（兴宁籍人）介绍，认识进步青年罗衍芳，并多次找其谈话，了解情况，讲革命道理，动员他参加革命。
为了加强县党部筹备处工作，又委派当时的东征军政治部工作的陈锦华（中共党员）参加县党部工作。坚决认真执行“三大”决定，为发展壮大兴宁组织打下了良好基础。
兴宁第一个党小组诞生记
1925年3、4月间，随军东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取得“兴宁大捷”后，在宜楼（原兴宁县政府内）居住了23天。期间，认真宣传革命，提高人民思想觉悟，关心支持农民协会工作，使兴宁农、工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帮助兴宁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成立了县党部筹备处，后改组，正式成立兴宁县党部，张允庄（中山大学留省同乡会共产党员）当选为书记。兴宁早期革命领导人（共产党员）蓝胜青、卢惊涛、赖颂祺、曾不凡为委员。
1925年冬，蓝胜青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回来兴宁，与早在1924年就回来兴宁从事农民运动的卢惊涛、赖颂祺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中共梅县特别支部派古柏、肖向荣为联络员，做好党组织发展工作。l926年春，中共兴宁县（第一个）党小组在宜楼成立，组长蓝胜青，成员有赖颂祺、卢惊涛、陈锦华、曾不凡。后改为中共兴宁支部，隶属中共梅县特支领导，再后改称为兴宁特别支部，l927年l2月发展为中共兴宁县委。
九三武装暴动
1927年9月1日，中共兴宁特别支部主要领导人蓝胜青、刘光夏、卢惊涛、曾不凡、潘英等在福兴梅子坑胡屋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举行第二次攻打兴宁城的武装暴动。
9月2日，攻城武装队伍集中在梅子坑，蓝胜青主持攻城誓师大会。晚上9时许，由蓝胜青、刘光夏、蓝再韩、胡燧良等率领武装队伍100多人，沿城南方向的中心陂、树桥坝，过南济桥到南门坛“游鱼上水”。同时，县立一中中共党员教师李一啸和团员张和祥、伍晋南等带领学生20多人，预先埋伏在城南门口内的“琅环第”。
当晚12时，蓝胜青、刘光夏等率领农民义勇队分三路冲锋攻城。驻守在西城楼的陈楚麓武装向东门逃去。蓝胜青、刘光夏率领农军占领县警察局后，在司前街门口与县自卫队激战了一阵，毙敌2人。敌人无心恋战，仓皇逃命。县长廖森圃从县政府后面越墙逃窜。
凌晨，附城的农民义勇队100多人手执武器前来支援。至3日拂晓，农民暴动队伍占领全城。
这次暴动缴获很多战利品，计有长短枪200多支、子弹1000多发、县政府铜印一枚；开监释放囚犯100多人。上午12时，在县衙西花厅，由刘光夏宣布成立兴宁县苏维埃政府。下午4时，起义队伍撤出县城，转移到永和湖尾村。
“九·三”暴动不但取得了胜利，而且创建了兴宁第一支革命武装，即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为兴宁土地革命战争拉开了序幕。
兴宁壮烈牺牲的五位县委书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兴宁先后有蓝胜青、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蔡梅祥5位县委书记壮烈牺牲。
蓝胜青（1906-1928），兴宁叶塘人，首届中共兴宁县委书记，中共五（华）兴（宁）龙（川）县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28年10月21日，为掩护五县（兴宁、龙川、梅县、五华、丰顺）联席会代表，在兴宁福兴梅子坑胡屋与敌激战中壮烈牺牲。
刘光夏（1904-1930），兴宁下堡人，曾任广东工农革命军十二团、红五十团团长、中共兴宁县委书记、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五兴梅丰埔”五县暴动委员会委员。1930年3月下旬，率红五十团攻打反动派在江西的顽固据点澄江圩时壮烈牺牲。
陈锦华（1906-1935），兴宁福兴人，是五兴龙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担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龙川县委书记、东江特委特派员、五兴龙县委书记、江西省安远县委书记等职。1935年5月，陈锦华在寻邬、兴宁一带从事白区秘密工作时，不幸受伤被捕。在监狱中，陈锦华坚贞不屈，被折磨10多天后去世。
罗屏汉（1907-1935），兴宁大坪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央苏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粤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粤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候补执委、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7月9日，在转战龙川径口时，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蔡梅祥（1907-1935），兴宁大坪人，五兴龙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五兴龙县委常委，兴龙县委书记兼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1935年8月3日，他在兴宁大坪南蛇坑工作时，由于反动分子告密，不幸被捕，后来遇害。
绿色崛起
“十一五”期间，兴宁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工作全局，全力当好梅州绿色的经济崛起主力军，深入实施“新型工贸市、文化先进市、宜业宜居市”发展战略，突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三大重点，大力实施“一库二区三路十项工程”等，城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共兴宁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以“申苏”为契机，描绘了兴宁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使经济发展速度赶上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跻身全省山区县前列，建成“工贸新城、人文秀区、绿色兴宁”。
工贸新城 人文秀区 绿色兴宁
兴宁地处粤东北部，为客家人聚居地，因其悠久的历史被誉为“千年客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兴宁人民奋勇前行，谱写出浓墨重彩的历史新篇章，使这片红色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面临新的机遇，对未来兴宁发展的谋划，兴宁市委、市政府提出，重点推进“三园一区”的建设，做大县域经济总量，推动兴宁跨越发展，率先成为绿色崛起主力军，加快跻身全省山区县前列。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历届兴宁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勤劳的百万兴宁人民，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弘扬“团结、图强、崇文、务实”的精神，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兴宁提出了建设“工贸新城、人文秀区、绿色兴宁”的目标，进一步统一了全市上下的思想，激发了全市人民加快发展的斗志，经济增速连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10年全市GDP实现99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24亿元，对比2005年分别增长100.6%、138%；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10690元、7277元，比2005年分别增长49.5%、65.4%。
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近年来，兴宁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招商引资，推动兴宁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发展，使工业经济成为拉动兴宁县域经济强劲发展的主引擎。2006年以来，全市共引进项目109个，投资总额152.3亿元，华润电力、云山汽车、联康药业、树人油茶等一批企业和金雁电工、鸿源机电等增资扩产项目相继投产。该市突出以明珠球阀、鸿源机电、金雁电工、云山汽车等企业为龙头，形成了机电、电力两大支柱产业和建材、机械、医药、工艺、纺织等十大行业的发展格局。2010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00.3亿元、工业增加值25.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42.9亿元、五年年均增长19.5%。
现代农业蓬勃兴起
几十年来，兴宁农业经历了从初级、低端农业到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近年来，兴宁市突出以树人油茶、龙威绿柚、广东新丰盛有机蔬菜、广东富农食品等企业为龙头，大力打造高山油茶、有机水果、有机蔬菜、有机水稻等特色农业，现代农业不断发展。全市农业龙头企业达47家，绿色农业经济实现年产值7.35亿元，带动农户4.2万户。特别是油茶产业快速发展，被评为全省首个“中国油茶之乡”，至2010年全市油茶种植面积20.7万亩，油茶总产值1.82亿元，农户年均增收3100多元。
城乡日趋宜居宜业
改革开放以前，兴城建成区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约6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兴宁城市面貌更是日新月异，这五年里，东风新区的建成、城西片的改造、城南新区的开发，进一步拉宽了城市架构。宁江新城、鸿源花园、永泰华庭等十大组团式住宅小区及会展中心、体育公园等170多个市政工程项目相继建成，人居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品位日益提升。全市城镇化水平由26.7%上升到45.3%，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13平方公里增加到24.9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8万人增加到25万人。形成了东文体、西工业、南行政住宅、北商贸的城市功能布局。
交通建设成就辉煌
1995年，广梅汕铁路通车，迅速拉近了兴宁与珠三角的距离；2005年，梅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兴宁一跃成为珠三角三小时经济圈新成员。至目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2618.7公里，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124.5公里，2007年实现全市行政村公路硬底化。2008年，连结梅河、梅揭两条高速公路的兴畲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更是成为兴宁通往“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的捷径。“十一五”期末，兴宁公路通车里程达2736公里，比2005年增加838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达130公里，居全省山区县（市）前列。
描绘新的发展蓝图
2010年初，兴宁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了《中共兴宁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兴宁未来五年的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提出要全力当好梅州绿色的经济崛起主力军，加快建设“工贸新城、人文秀区、绿色兴宁”。
为此，兴宁将突出“五大措施”，实现“五个发展”：坚持大招商，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产业经济、城市经济，推动集约发展；优化大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文教实力，构筑生态屏障，推动绿色发展；打造大旅游，挖掘客家文化底蕴，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培育打造旅游先锋产业，推动特色发展；构筑大民生，坚持以民为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改善民生民利，推动共享发展。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全市GDP达到195.5亿元，比201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15%，人均GDP达到20699元、年均增长14.5%。全市经济发展速度赶上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跻身全省山区县（市）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一座厚重之城
四面环山的兴城，宛若一块美玉镶嵌在宁江盆地这个巨大的“聚宝盆”当中，城郊的国家AAA级景区神光山、上千年历史的文峰塔，与留下了吴中才子祝枝山墨宝的和山岩遥相呼应。放眼兴城，楼宇鳞次栉比，处处绿树如荫。修复后的古城墙、古学宫、两海会馆等古老建筑，依然矗立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厚重如斯。古老与现代、繁华与宁静便在这里汇聚、交融。
一片生态绿洲
兴宁境内林地广阔，山川秀美，动植物资源丰富。现有生态公益林近70万亩，还有1个1万亩的国家森林公园，1个面积27万亩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油茶种植面积超过20 万亩，获得了省内首个“中国油茶之乡”。“神光夜气”、“墨池书屋”等古八景与今天的合水水库、渡田河旅游区等资源，成为游客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游览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选择。
一个人才摇篮
兴宁历代名人辈出。古有罗孟郊、张天赋、罗香林等，现有专家、教授达3000多人，其中院士5 名、大学校（院）长40多名、博士生导师60多名，辛亥革命以来出了111位将军。到了现代，兴宁的教育事业依然强盛，自恢复高考以来共输送大学生7万多人。兴宁华侨遍布世界。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兴宁同胞40多万人，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朵粤东奇葩
兴宁有着最具原生态、最具特色客家民间艺术，有已评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杯花舞”，历史悠久的版画，被誉为粤东客家山区山茶花的五句板，先后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杯花舞）之乡”、“广东省文化先进县（市）”。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五大特色建筑之一的客家围龙屋，在兴宁保存最多、最完整，总数达4000多座。
中国油茶之乡——兴宁
2009年6月，兴宁市被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中国油茶之乡”。作为广东省首个“中国油茶之乡”，兴宁市油茶产业实现了种苗繁育、基地建设、深加工“一条龙”整体上档次、上水平的良性格局，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现代农业支柱产业。该市计划至2020年全市油茶种植面积将达到40万亩，投产面积32.5万亩，茶果产量20万吨，产值4.68亿元。
油茶种植、加工是兴宁山区的传统产业，已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自明朝起，兴宁就有农户零星种植油茶，采摘茶果土法榨油用于婴儿消毒、护肤、食用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兴宁油茶面积已达5万多亩，当时的罗浮镇还是华南农学院林学系唯一的油茶实习基地。1962年，国家林业部在罗浮镇召开中南五省油茶生产现场会，鼓励发展油茶种植。1991年，全省油茶低改现场会在兴宁召开后，兴宁的油茶种植得到较快发展，至1996年种植面积达9万多亩。
近年来，兴宁市委、市政府对油茶发展高度重视，把油茶生产列入现代农业发展基地之一，专门成立了现代油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油茶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财政每年拨出专款用于补助农户购买茶苗、油茶基地建设、种植技术推广、加工工艺创新等，积极引进资金和技术，着力扶持从事油茶加工的龙头企业，有效地调动起群众从事油茶生产的积极性。并将油茶生产从传统的小农经济经营转变为产业化模式，以生产基地为依托，以加工企业为龙头，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把油茶产业打造为该市农业支柱产业。
兴宁市委、市政府通过组织参观学习、发放宣传资料、总结推广典型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油茶产业的发展前景，让广大农民改变了长期形成的“油茶效益低、难见效”的陈旧观念，使该市群众参与发展油茶产业的愿望日益强烈，形成了种植高山油茶的浓厚氛围。
为切实提高油茶产业的经济附加值，兴宁还依托“中国油茶之乡”这一国字号招牌，努力做细做精油茶深加工。资金、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兴宁广大农民群众和企业种植油茶的积极性，使油茶日益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
弘扬苏区精神，建设幸福兴宁
■ 陈略宇
2011年8月，兴宁市正式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县”，这既是百万兴宁人民的一件喜事，也是兴宁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必将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幸福兴宁”带来良好机遇、注入强大活力。
苏区精神永放光芒
兴宁，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从大革命时期直至兴宁解放，热血的兴宁人民坚信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革命，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暴动，先后诞生了中共兴宁县第一个党组织、第一支革命武装（广东工农讨逆军第15团队，后改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2团）、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为取得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宁先后有蓝胜青、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蔡梅祥等5位县委书记为革命壮烈牺牲。在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中，中共兴宁地方组织领导兴宁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斗争，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造了兴宁的历史丰碑，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没有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苏区人民的拼搏和奋斗，就没有当前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光辉的革命历程，永远不能忘记那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烈，永远不能忘记那种坚定无比、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苏区人民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百姓的幸福，用鲜血和汗水立下了不朽功勋，铸就了伟大的苏区精神。在这苏区精神光芒的照耀下，兴宁苏区人民承载着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大力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奋勇前进，不断推进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今日兴宁蓄势待发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历届兴宁党政班子团结带领百万兴宁人民，艰苦创业，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各项事业取得了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谱写了兴宁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兴宁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梅州市的决策部署，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团结拼搏、开拓创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新型工贸市、文化先进市、宜业宜居市”发展战略，突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稳定三大重点，大力实施“一库二区三路十项工程”，主攻十大重点项目，扎实开展“五联创”活动，迅速走出了“8·7”矿难阴影，最大限度地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着力建设“工贸新城、人文秀区、绿色兴宁”，全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2011年全市GDP实现116.9亿元，对比上年增长14.5%；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78亿元，比增25.16%；税收7.51亿元，比增17.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0元，比增13.5%；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8227元，比增20%。
五年多来，兴宁市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办好了一系列实事，办妥了一系列难事，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为今后加快绿色崛起、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日兴宁蓄势待发。一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发展环境日臻优化。投入36亿多元，实施一系列重点水利工程、重点交通公路建设，城乡水利设施不断完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区位优势明显增强。二是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品位日益提升。全市城镇化水平由26.7%上升到45.3%、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13平方公里增加到24.9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8万人增加到25万人，城市宜居环境明显改善。三是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全市有6个镇街成功创建省教育强镇，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连年稳居梅州各县（区）之首，兴宁一中被评为部级示范性高中，兴宁技工学校、兴宁职校被评为部级重点学校；古学宫、古城墙北门段、两海会馆修复圆满完成，城乡文化繁荣发展；产学研合作等创新体系逐步完善，有6家企业被认定为部级高新技术企业。四是重点民生不断改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覆盖城乡的低保、医保、房保、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指数明显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五是生态建设不断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环境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得到加强，“绿满梅州·洁净家园”活动扎实开展，森林覆盖率达65.9%，神光山旅游景区被评为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基地和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明日兴宁大有可为
兴宁是百万人口大县，素有“华侨之乡、文化之乡、足球之乡”之盛名，享有“小南京”之美誉；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油茶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杯花舞）之乡、原中央苏区县，是省文化先进市、省城镇化建设试点县、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省知识产权试点城市、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省“双拥”模范县，是省水利建设示范县、省农业机械化示范县。这些都为兴宁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兴宁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更好的机遇，为兴宁的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兴宁的发展大有可为，兴宁的明天灿烂美好。
弘扬苏区精神，振兴苏区建设，是兴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弘扬苏区精神，必须坚定信念不动摇，在思想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咬住发展不放松，致力谋发展、抓发展、大发展；必须为民谋利不停步，坚持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必须艰苦奋斗不松懈，牢记“两个务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永葆先进不褪色，坚持创先争优，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当前，兴宁正处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持以振兴苏区县为己任，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支持中央苏区县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创新举措、主动作为，突出思路跟进、突出项目对接、突出政策落实，重点推进1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投资20亿元的神光山旅游产业园、现代商贸物流园、新中心城区“三园一区”建设，全力加快绿色的经济崛起，不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努力建设幸福兴宁。力争至2015年，全市GDP达到200亿元，比201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15%，人均GDP达到2.1万元、年均增长14.5%。全市经济发展速度赶上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跻身全省山区县前列。
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样一些词语和事物：红旗、红歌、红五星、红、红色旅游、佩戴大红花等等。由此不难领悟到：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示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从光学的角度说，红色是可见光谱中波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颜色。由于它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
应当说，红色文化较之我们经常使用的革命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具有更加宽广的外延。在一些同志那里，一谈到中国红色文化，便仅仅与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相联系，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认识，因为那仅仅是历史上的红色文化。我们所说的红色文化，不仅上溯历史、涵盖现实，而且延伸到未来。这是一种大尺度的历史时代产生的蔚为大观的文化。它的上限，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历史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俄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然而，并非当时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创始者，也并非所有涉及社会主义的著述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滥觞。比如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反动军阀陈炯明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或是虚与附和，或是貌合神离，或是有始无终，与后来形成的中国红色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创始者的有两种人：一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滥觞的有两个：一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著述和演说，如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公理何在》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工人在劳苦大众中对于俄国“穷人党”胜利一事的口头传播。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可以推断，即使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也要延续相当漫长的时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而且必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夺人心魄而且必将更加夺人心魄的文化高峰！展望开来，即使人类社会到了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阶段，它作为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也将耸立于千秋万代。在这座丰碑面前，后人们将洒下感动、崇敬的热泪。
中国红色文化不是石头里面蹦出的神物，也不是凭空而降的天外来客。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文化来源和社会来源。文化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破解“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告别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之外，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国际歌》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译入我国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忘我奋斗的强大支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把它作为国歌，可见它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深。而它的重译者瞿秋白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都是唱着这支歌走向刑场的。即使是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深沉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伏契克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在深刻地感染、教育、启迪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晨钟暮鼓一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在制度安排上，《礼记》提出“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日益中国化，所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在外交上，《墨子》主张“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不难看出，这正是新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很明显，这是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至于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则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是革命烈士杨超于1927年就义时吟唱的一首诗。留得伍子胥的豪气，进而升华到为人民大众复仇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个是世界优秀文化。共产党员白莽热爱匈牙利的伟大诗人、1848年欧洲革命的英勇战士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不少作品。在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以后，鲁迅着意将裴多菲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完整地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含蓄地道出五烈士是为争取人民自由解放而死的真相，并寄托对他们的一片崇敬之情。著名作家李尔重的抗战题材巨著《新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创作方式和结构方式上有意识地借鉴了托尔斯泰，而且连书名都显示了它与《战争与和平》的继承关系。进入新时期以后，福柯的“权力――知识”说、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等，都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理论提供了营养或助力。
谁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僵化保守的呢？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
社会来源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对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这个来源较之文化来源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化上的一切继承和借鉴，都必须统一于这一伟大实践。实践是鉴别器，能根据需要分出哪些文化是应当拿来的、哪些文化是应当丢掉的；实践是制造厂，能把拿来的文化进行改造和制作，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但是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南。像王明那样削足适履地用教条或本本来剪裁中国革命实际，其结果只能是既害了中国革命，又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实践中，才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实践是发展的，文化也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实践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同步对应关系。实践的高潮和胜利，必然要催生新的文化；实践的低潮或失败，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萎缩或凋零。1927年，以为首的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理论，革命烈士和志士们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壮美诗章，以鲁迅为代表的国统区革命作家创作了一批传世名篇，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民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这是因为，越是低潮、越是失败，就越加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和精神力量的支撑。从中国红色文化萌芽到今天，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光景。回头望去，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坎坷不平，但红色文化却是鲜花满路，令人目不暇接。
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倘若我们不敢或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就会成为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罪人！
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现实的事情搞不好，历史便宣告中断，未来也化为乌有。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成为排山倒海一般的正能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归根结底，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历史是根基。高楼挖掉基础必然坍塌，大树砍断根系必然枯死，这就是我们提出要保卫红色历史的全部依据。这里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的人和事，而是指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和。保卫历史并非全盘肯定历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其大局之是，非其局部之非，换句话说，就是要保卫红色历史的本质方面。如果我们为了保卫红色历史，就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极“左”的东西都给予肯定，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创造未来是目标。没有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的奋斗和今天的奋斗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就会成为迷途的羔羊，彷徨于茫茫旷野而不知所之。其实，前辈们的一切奋斗，都不仅仅是为了今日的小康，更是为了彻底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创造一个永久安宁幸福的世界。把握住了未来，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底气，就能够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因此我们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红色文化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
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多个侧面、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手段，投入到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中去。从现实需要出发，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善于运用红色文化遗产这面宝贵的镜子。比如“民主”那一套，过去不是没有人搞过。远的且不去说它，仅以抗战胜利以后走“第三条道路”的各个政党为例。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一面要共产党放弃斗争，一面要开放政权，在中国“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与当今这些鼓吹“民主”的人不同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希望推动中国进步的。但是，良好的愿望却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从1945年11月的“一二一”血案到1946年6月的下关惨案，再到1947年5月的“五一八”血案、“五二”血案，反动政府频频以阴险毒辣的手段打击派。接着，又相继封闭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报》，并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大肆搜捕民主人士。1947年10月27日，反动政府彻底撕下刷新政治的伪装，干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下关惨案中被特务打成重伤的民盟代表马叙伦，在病床上紧握的手说：我过去总劝你们要少一些兵、少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粒。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告站到中共一边，彻底反动政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段往事启示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越阶级利益的民主政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绝不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行多党制。中国如此，美国也是这样。在那里，真正当家作主的是以华尔街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可以用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执政制造民主的假象，但是绝不允许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上台执政。“占领华尔街”运动才闹了几天，大亨们便如坐针毡，频频发出防止美国共产党上台执政的警告。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但是只能朝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方向改，朝着恢复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向改，朝着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方向改。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曾经详细记述了延安实施“三三制”民主政治的情况：1944年的一个秋天，在延安市政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有14个人与市长一起开会。这14个人就是由延安选民选出的市参议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普通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开明绅士。市长报告前段工作，并提出下半个年度的施政纲领。参议员们则代表延安各阶层人民，对市政府的前段工作和即将实施的纲领提出种种直率的批评和建议。最后，市长根据议员们的意见对纲领进行了修改。由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延安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为廉洁、最为高效的政府。目睹诸如此类的众多现象以后，冈瑟・斯坦感慨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很明显，这种实行人民民主的真诚态度和根据历史条件创造民主制度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就是要这样，以红色文化遗产为鉴，透过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谎言编织的华丽外衣，还他们为国际资本奔走的真面目，同时明确前进的方向，汲取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和智慧。
二是要有红色文化的雍容大度。雍容大度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显著风格。所谓雍容，就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气急败坏适足见其鄙陋。在文化斗争中，成熟的红色文化工作者总是表现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和淡定。它依赖于实践主体道义上的高尚、文化实力的雄厚和斗争艺术的高超。在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研究员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近年有媒体传播说，1950年，在审阅“五一口号”时亲自加写了一条“万岁”，并由此得出结论：“‘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自己要别人喊的。”面对这一不实之词，张素华并不急于表达义愤，而是沉下心去查阅当年中央拟定“五一口号”的原始档案及其他史料，然后撰文指出：“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万岁’。”这个口号产生于1943年，是陕甘宁边区吴满有、赵占魁等45位劳动英雄喊出的。整篇文章要言不繁，不事雕琢，行文舒缓，语气平和，然而却有重过千钧的战斗力。所谓大度，就是要有广阔胸怀和高远眼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品格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必须看到，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思想文化的多元多变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化格局，我们既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又不能效法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以一切非红色文化为敌，关起门来自己讨生活。道不同不相为谋，道相近则可以相与为谋。我们要像前辈那样，善于与各种健康、进步的文化合作，结成反对腐朽、倒退文化的统一战线，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更多的机遇、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要像前辈那样，以囊括四海的气魄、吐纳自如的内力、敏锐灵活的姿态，随时捕捉、鉴别、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信息，以营养、壮大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包括与社会主义文化敌对的文化。例如，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但是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回答是肯定的。自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萧条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位居上风，新自由主义陷入尴尬的窘境，但是以哈耶克为首的一批骨干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于1947年组织起朝圣山学社，一边自我调整，一边等待时机，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转运翻身，实现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且在剧变中为国际资本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们的好景不长，这是后话）。身处逆境坚守40年，至少这股顽强的劲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总之，在胸襟气度上，我们要争取超过前辈，至少不能像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
三是要在践行上下工夫。从本质上说，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而只有在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一句话，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增强、扩大红色文化的软实力！然而，红色文化从一种精神存在到形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无论你在哪一链条哪一环节上出力，比如写书、演戏、授课，或者种田、做工、站岗，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弘扬者。
关键词：革命历史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爱国主义是一种以热爱和忠诚祖国为内容的比较稳定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团结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调节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规范。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爱国意识、引导人们开展爱国行动的一种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物质载体和场域，担负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历史重任。
首先，加强馆校互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实践。在这方面，我们要善于把纪念馆方面静态的红色历史资源活动起来，把高校方面丰富的教育和学生资源调动活跃起来，把纪念馆方面和高校方面的资源高效流动运转起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当代学生展开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公民教育，以最终实现“把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引导和凝聚到为祖国统一、繁荣和富强作贡献、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的目标。具体而言，纪念馆方面可在和各高校建立有效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纪念馆资源进高校、革命电影进高校、专家学者送报告、主题征文比赛在高校、研讨会与红歌会竞高潮等多种活动形式，有效的将历史与现在拉近距离、将静态与动态结合起来、将革命精神与创新意识合而为一，进一步丰富和优化纪念馆红色历史资源的内涵和品质。高校方面，除了利用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爱国主义课堂讲授、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和节假日进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等外，还可根据当代学生的内部需要，积极依托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学生所喜闻乐见的第二课堂活动，如组织学生进行有关革命与创业的演讲和辩论、邀请专家学者开主题报告会、组织学生参观旅游、组织学生开展班团日活动、组织红歌会活动、组织学生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等，通过活动载体让学生自愿走进红色历史资源富集的革命历史纪念馆，自觉接受“润物细无声”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此外，高校与纪念馆方面可以互派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专家，以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也可以相互借鉴彼此的活动形式和载体，以达到共同依托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学生爱国主义公民教育的目的。
其次，建立有效沟通合作机制。具体做法是纪念馆方面成立学生联络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学生联络事宜的领导、组织、监督、检查等统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与区内外的各个高校及学生团体建立直接的契约合作关系。契约合作的重点和原则宜以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为行动的导向，对所有合作高校和学生团体一律实行免费服务政策。不仅仅免门票，也要免相关的导游讲解服务。因为只要纪念馆方面能把足够多的学生吸引到百色，即使门票和导游服务收益为零，单单学生在百色地区的刚性消费亦足以弥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经济收益。况且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建馆初衷根本并非单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契约合作的形式除了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外，宜应允许和鼓励诸如馆校共建社会实践基地、红色旅游基地、学生课外活动基地等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不过，纪念馆方面在与各高校和学生团体建立合作关系时，须对每所合作高校和学生团体每学期至少要在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一次以上的学生活动有个硬性要求，以形成有效的联系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学生方面也可以采取“主动走出去、积极迎进来”的策略，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与纪念馆方面合作，积极开辟建立革命历史纪念馆教育、教学、社会实践等活动开展基地。
最后，加强化组织保障，创设环境氛围。依托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建立起由政府统一领导、各主管部门协调配合、各高校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定期召开各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协商研究解决纪念馆建设、纪念馆服务、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等重大问题。在这方面，纪念馆主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并要在纪念馆的领导班子配备、人员编制、队伍培训和职工待遇等方面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考虑到纪念馆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太大的经济效益的现实，政府部门有必要也必须从其公益性质和教育性质出发，不断加大对纪念馆建设的投入力度。当然政府也可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纪念馆的建设、运营和发展。从本质上来讲，纪念馆建设是爱国主义环境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纪念馆的环境及其特点，弄清爱国主义教育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环境氛围。
总之，革命历史纪念馆作为我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从建馆之初就承担着缅怀先烈、记载历史、传承精神、教育后代的光荣使命。依托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是践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要求，又是实施《、中央文明办、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意见》的实际举措，更是高校进行思政政治教育活动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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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红色经典；影视剧；传播；价值体现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以红色经典传播为媒介推进河北红色旅游产业化进程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456004）。
“红色经典”是反映与描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与民族精神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其最初是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典型不断地被传承，占据着中国人民的心灵，影响着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红旗谱》《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小兵张嘎》《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小说的不断再版，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体现着信仰的力量。1942年以来，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风格、表现革命斗争精神的红色影视剧，影视剧也成为“红色经典”另外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红色经典”影视剧跟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发展历经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其传播效果也随着这种起伏发生着变化。
一、红色经典的重要传播方式——影视剧的改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社会环境与政治宣传的需要，电影剧作家们把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改编成电影，它们以革命战争为题材，塑造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如《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等，用革命伦理道德和革命英雄主义号召中国人民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与精神支柱，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在文化传播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经历了“”时期的缺席之后，红色经典电影又在70年代中后期得以复苏，《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保密局的枪声》《渡江侦察记》等再次被改编并放映。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由于新观念的冲击与娱乐电影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电影在电影市场上悄然隐退。80年代末，随着抗战胜利50周年、建党70周年与诞辰100周年等纪念日的到来以及受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体系重建的艰辛、怀旧情绪的彰显和商业意识的崛起等因素的冲击，红色经典电影又重返文化舞台，再度进入创作的高潮，比如《大决战》《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血战台儿庄》《西安事变》等，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可与热烈欢迎，反响强烈，获得了极大成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剧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这一新的传播媒介，由“红色经典”小说和电影改编成的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炉，纷纷占据了各大电视台的黄金领地。获得高收视率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又满足了受众的怀旧情绪与审美需求，得到官方与民众的一致赞赏。“红色经典”电视剧出现了改编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得以批准立项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就有六十来部，如：《红岩》《红色娘子军》《红旗谱》《红灯记》《洪湖赤卫队》《江姐》《小兵张嘎》《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血色湘西》《烈火金刚》《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刑场上的婚礼》《双枪老太婆》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改编热潮，使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迅速扩大，红色经典成为多元文化构建中备受青睐的亮点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尊崇。
随着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热潮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新红色经典作品即红色经典的衍生文本，新作品将红色经典母本中的英雄形象、革命精神和现代大众文化相结合，借助于影视和网络等现代化媒介进行传播，将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相结合，爆发出强大的传播力量。2000年以后的红色经典衍生文本，把流行文化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如请明星出演主角，利用传媒炒作造势，追求镜头的感官刺激，情节离奇怪诞，等等。总之，新红色经典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对红色经典母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总体看来，衍生文本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要求，对红色经典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改装与重组，有效地加快了红色经典的传播进程。
二、河北红色经典的代表品牌——河北抗战影视剧
河北是抗日战争时期对敌作战的主战场之一，燕赵儿女不畏，奋勇杀敌，贡献卓越。香城固伏击战、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伏击战和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麻雀战等独创的作战方式，“狼牙山五壮士”、回族英雄马本斋、爆炸英雄李勇、战斗英雄邓世军、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民族小英雄王璞等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永载史册。恢宏壮丽的抗战历史为红色经典的产生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河北抗战小说如《铁木前传》《战斗的青春》《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地道战》《大刀记》《狼牙山五壮士》等激励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具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在全国抗战小说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近年来，随着大量以抗战小说为代表的红色文学作品被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剧、戏曲、舞蹈甚至是网络游戏等各种艺术形式，河北抗战小说的革命故事、英雄人物以及影视插曲等，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红色文化资源，对河北红色经典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价值体现
（一）立足文化特色，文脉与地脉、人脉紧密结合，深度开掘红色经典产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红色经典影视剧也存在着生命周期的问题。要实现红色经典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其命脉在于回归红色经典主题的人文精神，并把这突出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因地制宜，在突出本地域文化特色上下工夫。以河北省为例，燕赵儿女多奇志，河北红色经典作品表现出的就是我们燕赵文化古朴厚重的内涵。所以，描绘河北抗战历史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就以突出燕赵文化为立足点，并将各种传播媒介相结合，以期达到更良好的传播、教育与经济价值。比如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的抗战小说《小兵张嘎》自发表至今四十多年期间，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等各种艺术形式，主人公“张嘎”，因其“英气”与“嘎气”，已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一部分。诗歌与舞剧《雁翎队》再现了当年抗日英雄们的英姿，他们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神话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白洋淀上的抗日武装——“水上飞将军”雁翎队因此而闻名全国。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作品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力，在小兵张嘎的故乡白洋淀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小兵张嘎》的不同之处及其创作特色，或在红色旅游景区内对《小兵张嘎》和《雁翎队》各种表现形式的作品进行展览，还有就是兴建“嘎子村”和“雁翎队纪念馆”，以品牌形象和鲜明的革命抗战历史吸引游客，以“红色经典”带动红色旅游的市场化。
（二）以红色经典影视剧作媒介，进行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再创造
把经典革命小说、革命故事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话剧、戏剧、音乐剧甚至是网络游戏等各种表现形式，契合了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审美情趣，借助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媒介，既能得到现今人们的喜爱，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又能大范围快速传播。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对革命歌曲、红色民谣、民间舞蹈、革命历史故事、革命纪念日等反映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各种非物质资源的挖掘与再创造，而恰恰是这部分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特定精神象征意义，能够满足当今社会人们的情感需求，最能打动民众的内心，引发国民感情的共鸣。我们把这些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原有功能与现代人们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在保持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独特性的前提下，力争多样化开发其社会与经济价值，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与循环。
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如红色歌谣、革命文艺、革命故事等有许多是口头创作、口头传承。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对这些遗产进行文字、音像、数字等多样化记录，并进行深度的开掘。比如在西柏坡一带流传的红色歌谣《支前歌》，情感淳朴，语言直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我们把这类的红色歌谣与小调进行搜集与整理，不但充实和丰富了河北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还可以对此类资源进行再创作和再加工，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社会与经济价值。深度挖掘的方法多种多样，或使用结集出版的方式，如《诗词书法作品集》《红色革命歌曲合辑》；或进行适当的改编创作，如把经典红歌（如《浏阳河》）、革命诗词（如《沁园春·雪》）翻唱成现代流行、民族或美声歌曲，达到了利用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推广红色产业的目的，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利用“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品牌效应，加大红色旅游推广宣传力度，打造红色旅游形象和品牌
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宏大的史诗性、淳朴的人情美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叙事基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红色旅游是集思想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是民族精神与现代旅游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内涵，不断拓展、创新红色旅游的产品形式，才能更快更好发挥红色经典作品的宣传功能，幷以之推动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以河北红色旅游产业为例，我们可以利用河北“红色经典”影视剧贴近群众生活的品牌效应的优势，加大河北红色旅游的推广力度。河北省的很多红色旅游资源都与家喻户晓的抗战文艺作品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小兵张嘎》和白洋淀及雁翎队抗日活动遗址、《狼牙山五壮士》和易县狼牙山五勇士跳崖处、《地道战》和清苑冉庄地道战旧址等都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正是由于这些享誉全国的反映河北军民革命斗争的抗战文艺作品的宣传作用，河北革命遗址所具有的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才得以深刻地体现。利用这些贴近百姓生活的抗战文艺作品推广河北红色旅游产业，必将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
例如，在保定冉庄和狼牙山我们可以借助《地道战》和《狼牙山五壮士》等影视剧作品进行宣传推广等。宣传方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制作大量红色经典与红色旅游风景区广告，把广告宣传与旅行社线路推广相捆绑，把线路广告纳入到红色经典与景区宣传活动中等，总之是要提高市场的宣传密度，吸引广大游客的注意力。
把河北省红色资源与反映河北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结合起来，增强红色旅游景区的人文特征，就会大大丰富河北省红色旅游的内容，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产生相得益彰的多赢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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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色彩；规划设计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由于缺乏城市规划控制，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既陌生又难以令人喜欢的新城市。由于普遍缺少审美文化修养和对城市色彩的重视，城市建设的投机、浮躁和短期行为，在大中城市蔓延起来。无论你到哪座城市，城市的差异越来越少，面貌越来越雷同，而杂乱无章的色彩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色彩问题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既然重新建设是不现实的，那么怎样去改变目前的现状，给城市建设披上一件和谐的外衣，这就是要积极开展城市色彩设计。
一、城市色彩
城市色彩是指城市公共场所中所有物体外部被感识的色彩总合。城市色彩有自然色和人工色(或称文化色)两部分构成。城市中的土地、山石、草坪、树木、河流、海滨以及天空等等，所生成的都是自然色。城市中所有地上建筑、硬质广场地面、及交通工具、街头设施、行人服饰等等，凡是人工产物，所生成的都是人工色。在城市人工色构成中，还可再按物体的性质，分为固定色和流动色、永久色和临时色。城市各种永久性的公共与民用建筑、桥梁、街道广场、城市雕塑等，构成固定的永久性色彩；而城市中车辆等交通工具、行人服饰构成流动色；城市广告、招示牌、路牌、报亭、路灯、霓虹灯、及橱窗、窗台摆设等等则构成临时色。这仅是对城市色彩概念性的分析，真正的城市色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与光的原理、材料的表现机理、环境色彩、建筑位置都有关系。完整的城市色彩规划设计，应对所有城市色彩构成因素统一进行分析规划，确定主色系统和辅色系统。然后确定各种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基准色，以及城市广告和各种公共车辆等流动色，包括街道点缀物及窗台摆设物等等的临时色。依据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笔者主要从城市建筑物的固定色彩，以及固定色和自然色的协调方面进行探讨。
二、城市色彩规划设计的原则
城市色彩是一个城市总体的建筑颜色，城市色彩规划设计不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色彩确定一个色调，重要的是突出城市的自然美和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城市的历史文脉，并且通过色彩去识别城市和城市区域功能。
(一)自然美的原则。人类的色彩美感来自其“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进程中，来自大自然对人的陶冶。对人类来说，自然的原生色是易于接受的，甚至是最美的。因此，城市的色彩永远不能与大自然争美，而要尽量保护，突出自然色，特别是树木、草地、河流、大海、甚至岩石的自然色。桂林城市建设中，是以桂林山水为主体，作为大背景色，建筑采用徽派建筑风格和色彩，既体现了对自然山水的尊重，又使其融入山水之中。
(二)与自然环境和谐原则。和谐是色彩运用的核心原则，也是城市色彩的核心原则。和谐是要求城市色彩在变化中、差异中的统一或协调。城市色彩的协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人工色与自然色或与城市自然环境色彩的协调；二是指人工色与自然色或与城市建筑环境色的协调。城市色彩首先要与自然环境色彩相协调。比如，四川九寨沟和福建武夷山，作为旅游城市，其色彩鲜亮，给游客留下鲜活印象，起到“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良好效果。或是冬天白雪皑皑的哈尔滨，城市暗红色调，亦比较容易找到平衡。或是青岛、威海等海滨城市，“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红色是人工色，鲜亮对远航轮船能起航行标志作用，其余全是自然色，将自然色巧妙的借用，实现人工色与自然色的和谐统一。
(三)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原则。城市色彩一旦有历史积淀形成，便成为城市文化的载体，并在不断诉说着城市历史文化。因此，历史文化名城或古城，为了延续历史文脉，城市应尽量保持其传统色调，以显示其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如果城市原有风貌已被破坏，起码在历史建筑、文化古迹周边的建筑，其色调必须与古建筑相一致。最近，西安市在对城墙内建筑改造过程中，就是采用唐代长安城青砖、红柱的主色调，去复兴大唐风采，不仅是对现存古迹保护和现代建筑改造，更是对这座历史名城文脉的延续。
(四)城市功能区分原则。如同医院工作人员的服装颜色区分不同工作岗位一样，城市色彩要服从城市的功能。这之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城市的整体功能；二是指城市的分区功能。一座商业城市与一座旅游城市，其色彩自然应该有所区别，一座大城市与一座小城市其色彩原则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商业大城市，城市色彩服从于商业目的，即使色彩有些混乱，人们也能容忍。但对于西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假如其城市色彩混乱，便有损于城市形象。从城市区域划分来说，城市行政中心，一般都比较凝重一些，色彩应偏于冷色；商业区的色彩，可以活泼一些，商业气息浓一些，色彩可大胆选用暖色；居住区的色彩，应素雅一些，可以是比较柔和的复合色系；旅游区的色彩，则要强调和谐悦目。这些原则是城市色彩规划的通则，比如用适当色彩手段将居民小区与商业街区区分开。
三、城市色彩规划设计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城市色彩不宜商业化。目前造成城市色彩混乱的一大根源，是城市色彩的商业化运用。突出表现在城市广告色彩运用上。大面积色彩艳丽，色彩饱满的灯箱、横幅或气球广告，无规则的置放到城市建筑屋顶、立面或街道广场上，甚至一些标志性建筑也披上花花绿绿的广告，将整个城市的色彩切割的七零八落。造成严重的色彩污染，给人以喧嚣和紧张之感。
(二)城市色彩不宜过分个性化。色彩本身也是一种语言，可以传递某种信息，许多新建筑为了突出自我，使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人的眼球。一些单位或企业，不考虑城市色彩的协调性，以自我为重心、重点，选择最时髦的装饰材料，或最鲜亮颜色装饰建筑外表。有的房地产企业，为了显示自己，给所建高层公寓楼涂上红绿黄蓝紫数种色彩，争相斗艳的屹立于城市之中，由于建筑本身体量就大，它所造成的色彩污染后果就更严重。
(三)城市色彩不宜赶时髦。多数情况下，追赶建筑色彩时髦是造成城市色彩混乱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对城市色彩研究和规划，城市负责人、建筑师及建筑业主，并非出于商业目的，仅仅是为追赶新潮，而把城市色彩搞得一塌糊涂。建筑有其时代性，但盲目追赶仿效建筑时髦倾向本身，就是违反建筑美学及文化本性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筑外表清一色的白瓷面砖风靡全国，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悲哀。不管功能造型环境，一律白面砖，只能给人以贫血的感觉。关键不在白色本身，而是这种亮度高、反光强的白面砖，从不给人以悦目的感觉。它既难与城市的其他色彩相协调，又不是人们所普遍喜爱的色彩。因此，只有当每个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基础，城市色彩规划设计才能真正为我们的城市增光添彩。
关于党史学习教育近期工作的提示
各乡镇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省、市、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安排，现就近期有关工作提示如下：
一、鉴于近期人事变动，请及时调整本地本单位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调整后的人员名单请于5月20日前报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
二、要充分运用好红色资源，发挥县烈士陵园（太湖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赵朴初纪念馆、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址、北桐（中）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大石岭农民暴动纪念碑、县博物馆、中共太湖支部旧址及各类纪念设施的正向激励作用，就近就便开展体验教学和主题党日等活动。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按照中央“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要求，做好红色资源发掘和整理工作，加强现场解说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线上线下党史资料信息的统筹审核把关管理，确保红色史料的准确性，防止出现纪念场所职能定位不清晰、历史事件表达不准确、历史人物定位不恰当、历史图片使用不严谨等问题和偏差。各有关单位要对红色党史教育基地及时开展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和偏差及时纠正，提升纪念设施的规范化管理水平，排查情况报告请于5月20日前报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
三、要扎实开展宣讲活动。各地各单位要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用，邀请老红军、老战士、烈士后代、青少年、专家学者、志愿者开展面对面宣讲。宣讲要涵盖百年党史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和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不仅要讲好党史故事，更要通过学党史、悟思想，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宗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开创工作新局面。
四、要将重大节庆日、纪念日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九三〇烈士纪念日、十一国庆节等重大节庆日、纪念日，组织安排好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要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提前研究谋划，深入挖掘运用重大节庆日、纪念日蕴含的丰富教育资源，生动开展“节日里的党史教育”，引导人们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牺牲和崇高风范，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五、要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根据各单位前期上报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事项清单，逐一销号办结，建立台账，台账内容包含活动时间、地点、内容、成效，已经完成的要上报图片和工作总结至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践活动组。
六、各地各单位要及时反映学习教育情况，将进展情况、创新做法及时上报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材料简报组。
关键词：社会转型；红色历史意象；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008-02
红色历史意象，来源于大众对以红色经典为主的官方话语体系的反馈与互动，是经由红色经典的传播而在大众心智中形成的对红色文化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记忆。因此，红色历史意象的建构与嬗变，既是一种主流价值体系的传播，更是一种历史精神的传承。随着我国社会逐渐转型，特别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出一系列社会矛盾。
这种社会环境既为红色历史意象的当代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平台，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其特殊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使得围绕该主题而进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成为红色历史意象传播与建构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梳理红色历史意象的传播形态特征，分析其传播与构建的模式，从而提出在社会转型期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策略建议，就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一、红色历史意象的符号传播特征
意象，原是一个文学理论术语，“其古义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1]。而传播学语境下“历史意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意象。当历史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或知识借由媒介对大众进行长期传播时，那些经由传播而在大众心目中形成的有固定的价值取向、认知或联想的历史人物、组织或事件，就演变成所谓的“历史意象”。而“红色历史意象”，则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基于大众媒介平台上所长期传播的各种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而在大众心智中构建起的一系列形成固定价值判断、认知或联想的革命历史或英雄人物。
因此，红色历史意象的构建过程，就是将革命历史、事件以及人物与特定的意义形成固定关联的过程。所以，红色历史意象本身，即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2]，具有典型的符号性质。而这种符号性质及其传播模式使得其意象的构建必然呈现出两大特征。
第一，红色历史意象所附着的意义是经由多方互动而形成的。如学者郭庆光所言，“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立，才能产生社会互动的效应”[3]。作为符号被传播的红色历史意象，实质上是一个意义交换的场所。一方面，通过严格的信息编码，作为意象载体的红色经典承载了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媒介产品消费群体的大众，在阅读、欣赏红色经典时，不是单纯的接受媒介信息，而是在融入个人的经验或社会观念的基础上，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解码。因此，意象所附着的最终意义，是多方互动的结果。
第二，通过传播所构建起的红色历史意象，其意义的“固定性”也是相对而言的。红色历史意象是一种历史言说，历史的发展与变迁，逐渐改变了大众的文化习俗与思维模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对红色历史意象的解读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以1989年拍摄的《开国大典》与2009年拍摄的《建国大业》这两部国庆献礼影片为例，两者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相似，但前者着重于叙述历史事件的经过与结果，而后者在丰富了史料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对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及人性的思考。这两部相隔20年的作品，作为各个时代之精神的写照，折射出了不同时代中国社会对红色历史意象理解与思考的变迁。这两大特征，既是红色历史意象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也是红色历史意象在不同时期下传播与构建所必然遵循的规律。
二、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中红色历史意象传播与构建的案例分析
从2011年5月底开始，直至7月初，全国各地分别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各种庆祝活动。根据人民网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专题》中所汇总的资料来看，各地举办了入党仪式、表彰大会、主题晚会、歌咏大会、报告会、专题研讨与座谈会、知识竞赛、图片展览、雕塑展、电影周等种类多样的庆祝活动，并通过电影、电视、图书、报纸专版、特刊等一系列媒介形式将庆祝活动完整呈现于大众的视野之中[4]。红色革命歌曲，或简称为“红歌”，是红色经典常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红色革命历史的一种象征，“红歌”见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大众心智中对“红歌”所存有的丰富历史记忆，使其成为了红色历史意象的典型代表。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大众对该意象的解读也在不断发展与嬗变。以下节选于《人民日报》所登载的有关“红歌”的一系列微博评论：
@青苹果77：红歌中蕴含着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不为己私、为共同目标迎难而上的伟大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发扬这种精神，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百科好奇：不少单位上班时间不办公，说是参加唱红歌去了。这样的歌声，并不动听。
@艾向上：唱红歌可以让人们更多地思考过去，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改善现实问题。
@湘乡人：每一首红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的中间都隐藏着一种规律。
@孙骏毅：唱红歌目的是铭记历史，继往开来，而不是把它当成标签到处贴。红歌不仅要唱，更要从传唱中获得前行的信念和动力[5]。
参照戴维•莫利对解码方式的分类，可以将以上大众对“红歌”这种红色历史意象的解读划分为三种模式[6]。
第一种是“普遍接受型”：大众肯定“红歌”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并认为可以直接的继承这种历史意义而无需改变。在这种解读路径之下，大众完整的认同并传承了“红歌”的历史意象。
第二种是“协商接受型”：大众认同了“红歌”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对其当代意义提出了新的阐释与延伸。这种解读路径下，大众发展或者延伸了“红歌”原有的历史意象。
第三种是“协商排斥型”解读路径，大众虽然认同了“红歌”的历史价值，但是对其在当代的价值提出了质疑。这种意义解读的多元化，必然会削弱立足于传统模式下的红色历史意象传播与构建的效果。而从其整体格局来看，这种意义解读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红歌”这一个意象之上，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趋势，其背后是社会转型会所导致的各种传播关系的复杂重组。
首先，经济发展促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生活的大众，其反映出的时代精神，与革命战争年代有很大的分别。这种语境的差异，使得当下对意象的解读与其原有意义可能存在不同。
其次，传媒市场化运营赋予了大众更多的媒介选择，丰富多样的媒介产品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实质上也会削弱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效果，淡化了意象所固定关联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强化了其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随着话语权力的不断增强，大众对官方话语体系下“红色历史意象”判断与思考能力不断提升。这种改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传统红色经典作品中“高、大、全”的形象难以得到当代大众的认可，过度的传播这种形象，可能会造成大众对“红色历史意象”的误读，甚至是排斥。传播学相关研究理论已经证明，随着整个大众教育程度的提升，“两面理”的信息更有助于使其的态度发生改变[7]。换句话说，大众所期待的是对红色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一种更加全面与人性化的描述。因此，对政府而言，要在社会转型期中继续发挥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改变红色历史意象原有的传播模式，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社会转型期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模式变革
从本质上看，当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所突显出的问题，都是意象在建构中所涉及的多方彼此之间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改变未能及时相互协调的表现。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作为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管理者，政府需要在管理模式、内容监督以及媒介创新这三大领域实施变革，从而在当代重建红色历史意象的传播机制。
首先，以往的管理模式建立在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上，政府只需要管控媒介资源，就可以保证红色历史意象传播取得理想的效果。然而，随着整个传媒机制以及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传播关系的嬗变，互动已经取代了传统单向、线性的模式，成为当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当代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管理，必然是一种实时的互动管理，是线上、线下多种媒介平台上的综合管理。凭借各种优势资源，政府可以实时采集大众对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反馈信息，从而及时对信息进行整合与判断，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积极、主动的引导大众对于红色历史意象的解读过程。
其次，政府应该适当放松对红色历史意象具体呈现方式的管控。作为官方话语体系的一种言说方式，红色历史意象必然要传播一定的精神内涵与主流价值观。然而，与其他言说方式不同，红色历史意象借助于红色经典作品，直面社会大众，采取各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历史人物、事件，从而间接的反应精神内涵。其形式特征就决定了它对历史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演绎与想象。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至相当水平的消费社会及后消费社会时代，大众消费需求与理念愈加多样，作为一种立足于大众生活的传播形式，红色历史意象不可避免的要适应大众的审美趣味而变得通俗化，甚至带有一定的娱乐化特征。因此，政府可以适当放宽对红色历史意象的内容监督，允许文艺作品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相当的文学艺术想象或加工，设置坚持相应的底线，即不能刻意隐瞒或歪曲历史实时，不能美化或遮掩公认的历史罪行等一系列具体准则来管控红色历史意象的内容呈现。
最后，媒介平台的创新与融合是政府在新时期进行红色历史意象传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随着社会成员分众化趋势愈发明显，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逐渐势微，基于手机与互联网平台的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社区以及微博等等的媒介衍生产品颠覆了大众原有的媒介使用习惯。因此，政府不仅应当进行媒介平台的融合，将新媒体融入到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整体架构之中，更需要鼓励和支持基于新媒体平台而创作或改编的各种红色经典作品，才能适应当代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专题[OL].人民网, 2011-03-15.
[5] 今天,我们怎样唱红歌[N].人民日报,2011-07-07.
关键词：党史资源；党史文化；党史教育；宣传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力量源泉。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研究与教育也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贵州党史资源的基本情况
贵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独具特色、内涵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之一。纵观历史，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得以解放。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执政的历程中，建立和健全了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引领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工作基础。
贵州是党史资源大省，红色文化名列全国前列。贵州党史人物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铸就的敢为天下先的奋斗创造精神、不怕流血流汗的牺牲精神、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骆驼品质的奉献精神、谦虚谨慎的自省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服务精神、充满魅力的人格精神更是建设文化强省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因此，贵州党史工作在促进我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虽然难以成为“主力军”，但要争取成为重要的“方面军”。要发扬敢于担当的主人翁精神，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把党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红色文化的工作优势，努力开发、创新能够使党史“活”起来、“亮”起来、“动”起来的各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积极弘扬以党的历史、党的领袖人物和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先进模范人物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切实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建设文化强省中作出贡献。
二、党史文化在建设文化强省中的作用
我们要深刻认识党史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历史包括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史。我们的党史研究、编纂、出版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文化工程；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剧作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内容；而党的光辉历史、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更是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
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指导下，近年来，贵州党史文化工作成绩斐然、成效显著，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表彰，成绩可见一斑。一是党史宣传教育有新突破。积极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举办或参与组织党史讲座、知识竞赛和党史展览等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二是党史资政工作有新作为。省委领导同志都作出了批示。积极开展红色遵义及长征历史普查调研工作，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五是党史联络工作有新气象。贵州注重发挥离退休老同志的作用，建立各级党史联络组。这支队伍对推进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开展党史宣传教育、推动全省党史学习热潮、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支队伍同其他两支队伍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全省党史工作的繁荣发展，也弥补了党史部门编制内专业人员的不足。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继续做好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锐意创新，不断拓展党史宣传教育的新领域、新途径。要组织编写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党史普及读物；要支持和推动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动漫作品的创作。等体现刊物特色栏目的组稿力度，不断提高刊物质量；同时要努力扩大发行，以充分发挥其党史宣传教育的阵地和窗口作用。
三、发挥党史文化在建设文化强省中作用的途径
第一，充分利用党史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把保护利用党史资源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与开展红色旅游结合起来。
第二，结合重大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采取多形式、多层次、多手段、多渠道扩大党史宣传。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加强党史宣传；精心组织党史作品出版发行；利用报告会、座谈会、知识竞赛、宣讲活动、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和党史书刊进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多种途径，扩大党史宣传的辐射面。
第三，配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组织编写和出版适合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大中小学生等不同对象阅读的地方党史教材和读物，推动党史教育进党校、进学校、进课堂。
第四，加强与党校、高等学校、社科院、档案、文博、地方志等系统和部门党史工作者的联系、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其党史教学和研究力量，推动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教育。
第五，加强对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和思想研究会的管理和指导，充分发挥各学会在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