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0 09:37: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认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认同性是一种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它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又严格地限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范围。在现代之前的社会里，很少经历认同危机，所以认同性很少被反思和讨论。然而，在现代以至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性就变得动态不稳定和多重化了，学者们对此也开始予以关注和研究。本文仅以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戴维莫利(Morley，D.)对认同性的论述为参照来解读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戴维・莫利；文化身份；认同
戴维・莫利曾指出，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时代“既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又是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中心机制。”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利益的促动使媒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媒介业的管理面向公众利益，承担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业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心的双重职责；现在的媒介业的管理制度转向受经济和企业需求驱动，公共服务时代对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考虑都逐渐被看作是制约拓展媒介新市场的因素。人们常常注意到，大众媒介在民族文化和认同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大众媒介形成了大众，跨国媒介将形成跨国民众，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在创建拥有单一市场的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为未来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打下了基础。时代华纳公司已故总裁史蒂文・罗斯(Ross，s)在1990年“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发表“世界纵览演说”时指出：“为此，一定要建立一个媒介新秩序以促进一体化。媒介新秩序的理想之一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的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形成全球市场。”并认为传播越自由越好，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全球共享的体验会帮助我们超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差异，最终走向“真正的相互信任与理解”。但是，在现实中媒介产品的自由传播可能是跟媒介公司的实力和经济收益相互联系的，而并不是与“美好世界”相联系的，媒介不会成为创建想象中的欧洲社会群体的手段。戴维・莫利认为，所谓“无疆界的电视节目”实际就意味着开放全球广告市场和广告空间。正如赫伯特・希勒(schiller，H，I.)所说：这是一个“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与地缘政治背景，私有经济巨头们――又是相互竞争，又是相互协作――追求资本主义历来的目标，即获取利润、积累资本”的世界，也就是说，争夺势力和利润的斗争从全国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展开。
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是大企业的核心梦想与渴望，它们力求战胜国界，夺取、协调资本投入，获取在全球范围的优势地位。大企业的全球竞争推进了时空压缩，它们利用电子传播网络将物理地理和社会地理转变成新的抽象的电子空间。如果说经济强大的国家借自由贸易渗透和统治经济弱小的国家，那么通过媒介信息的自由流通就将强势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贫穷赢弱的国家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总是深刻影响到文化、认同、生活方式。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趋同性或文化上的全球化。随着文化全球化，文化和领土的联系明显断裂，全球性文化企业缔造了世界性文化空间。
全球性企业在不断寻求一切事物的标准化、同质化、全球化，以期建立一个共同的全球模式。但是，全球化进程也激起了欧洲人们的恐惧与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全球媒介将俘获受众的心和脑，并制造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戴维・莫利指出这种恐惧和不满情绪与美国文化的威胁有关，他们觉得美国传媒(尤其是电影业)具有对外输出宣传美国消费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潜能，会污染或吞噬欧洲文化的纯洁性，例如“好莱坞的文化统治似乎危及到欧洲文化业的根本生存大计”。为了弥补因全球广播电视网而造成的标准化以及丧失民族特性，欧洲内部重新涌起地方主义的热情。新地方主义认为不能忽略地方的复杂性，也要重视各文化同一体的多样性与差异，要寻求维系保留地区和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捍卫欧洲文明的文化特性和完整性。戴维・莫利指出，实际上他们只看到文化认同面对外来势力的进攻时的脆弱性，于是强烈提出抗拒文化入侵和强化本土性，以此来投合“那种看来已被全球化的逻辑侵蚀掉的位置感和归属感”。他认为，对待美国文化需要的是开放式、创造性的立场，而不是出于防御目的的说教性立场。况且，所谓的“欧洲文化多样性”一直受集权化、标准化、统一性的束缚，多样性只能通过单一民族国家的力量而形成的领土和文化分级体系才能体现出来。并未如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所描述的那样：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下孕育的是亲和性、家族相似性、共同的欧洲认同。可见，全球化带来了欧洲身份的认同危机，而这种认同危机是泛欧种族神话的危机。“欧洲人相互面对的时候是德国人、英国人、瑞典人，但是‘面对其他肤色和宗教的人时，欧洲人视自己为白人、基督徒、开化的文明人’。”所以，戴维・莫利一语中的地指出――欧洲认同是围绕着欧洲优越的自我形象和与异域、他者对立原则构建的，对立本身就表现出认同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虽然欧洲也制定了跨国文化政策，但是它是从表达欧洲内部的联系与对欧洲忠诚的角度出发的，这种“全球化”中包含着本土化的特殊社会群体和认同。而且，与异域、他者的对立既具有侵略性又表现出对外部事物的畏惧的保守性，实质上仍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从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形态的种族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或是泛欧形态的种族主义转变，从不同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种族主义走向共同市场持有的种族主义)。当代文化认同必定直接涉及国际性，涉及本群体在跨国空间的位置；但是，它也必须超越欧洲中心观，达成其他形式的对话和集体。
戴维・莫利通过对传媒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的论述，揭开了欧洲文化身份认同的实质，并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否定。
我们应该看到，从文化上建构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整合社会各集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文化的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认同观。但是，在跨越疆界、文化交融的全球背景下，确定的、分等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以及欧洲认同、西方认同均脆弱易碎、淡化不清，也许在新媒介化的全球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恢复连贯完整的认同观。
仅就欧洲文化而言，它是通过它相对于美洲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的独特之处和反差之处而构建起来的，即差异构成了认同。为了维护“欧洲文化”，有人提出倡导观看“泛欧电视”而抵制来自其他文化史界的电视节目，因为泛欧电视将有助于增进欧洲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强他们对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命运的意识，而大量收看来自其他(主要是美国)文化世界的电视节目会在一段时间后侵蚀了欧洲各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在面对世界的“东方”的时候，欧美又成为统一在一起的“西方”，“西方”这个范畴常常意味着欧美相对于“东方”的优势地位。而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关于“黄种人”、“黄祸”之类的担忧时常浮出西方大众的想象，对面临“神秘莫测、遥不可及、难以确定”的“野蛮”的“次人类”的东方文化和遭其渗透而忧心忡忡，这给西方人造成心理的恐惧和焦虑。另外，欧洲文化内部还潜藏着宗教和种族问题，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共体所引发的辩论可以看出，由信奉基督教的官员(实际上是天主教徒)建立的欧洲共同体不能完全接受一个伊斯兰国家(尽管已经世俗化了)，相反，在欧洲已逐渐形成对待穆斯林的种族敌视模式。因此，欧洲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石引起了质疑，建构欧洲认同只不过是要维持其保护性、自恋式的错觉。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基础上，资本流动性极强、非常灵活，有非领土化和不受地域限制的倾向，但是无论如何它也不能逃脱对空间稳定性的依赖。全球化虽是主流，但是本土化也十分重要，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必然使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人们视野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他者”和异类的人们与之共存。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说“在这个全球化和移居的时代里，欧洲的‘他者’终于自食其果……单程车票和租赁航班已把欧洲带入其‘他者’所及范围之内(而长期以来它是隔着一定距离管理其殖民地居民)……这些野蛮人已经在门里了。”在这个似乎越来越由全球性文化节目主宰的世界里，人们总是不断的建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群体和认同。然而，不论人们认同的是欧洲还是民族国家抑或是地区，他都沉湎于寻求整体性、大一统和完整性，这是以共享的传统和记忆为核心的社会群体。虽然我们不应该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地方经济、地方文化、地方认同的回报上，将地方理想化。但是，强调全球化的主导性，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就不重要。更何况大众所接触到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国家的媒体，而且受众选择、消费、解读媒介文本时在某些方面是能动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会依据各自的文化背景、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这些节目。所以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不能绝对超越。地方主义也许能成为积极的力量，煞费心机地对全球性资本入侵的影响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回应，那么地方意识和地方行为就会更自觉、更有效地参与世界事务，形成新的全球――地方关系。我们不能为了认同更有意义而超越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
关键词：文化认同；古典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05-02
早在一九二三年李长之先生就为自己的古典文学批评定下了温文尔雅的豪言壮语与和谐健康的审美追求：“我们要考核中国文学的内容，只有从整个的文化价值（Kulturwert）出发，来认识我们的大作家，在我们文学史上几个煊赫的人物，像孔子孟轲荀况庄周韩非屈原司马迁董仲舒阮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李煜朱熹苏轼辛弃疾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王阳明曹雪芹吴敬梓金圣叹鲁迅等，是必须抉发他们的真面目和真价值的。”
在这段自述其志的话语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从中可以看出李长之对古典文学进行批评的取舍标准和批评策略。其一，李长之对古典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情和难以割舍的情愫，他用励志式的一生践行着自己对古典文学的承诺，先后写下了《王国维文艺著作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孔子的故事》等传记批评著作。他时时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以恢宏的气魄和细致的审查选取了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大作家及作品，足见他非同一般的批评眼光和选择标准。然而他更注重挖掘出这些扎根于本土文化中的民族先贤的真价值真精神，得出孔子的人格精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屈原的真精神是“忍而能舍也”“与愚妄战”，司马迁的本质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李白的真价值是“生命和生活”等。其二，李长之是从文化价值的整个性来解读和批评这些古典人物的个性精神的。他虽然特别注重择取那些与本土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与民族文化的土壤相适宜的大作家，但其批评并不是就文论文，而是把那些带有时代精神的作家置入文化河床的深幽底部进行阐释其精神历程及全部创作。他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就从“伟大的时代”、“楚文化的胜利”、“齐学”、“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等方面来烛照时代精神影响下的司马迁的真精神真价值。他的这种批评理路恰恰印证其在《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内容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文化价值的整个性的。专就文学而了解文学是不能了解文学的，必须了解比文学的范围更广大的一民族之一般的艺术特色，以及其精神上的根本基调，还有人类的最共同最内在的心理活动与要求，才能对一民族的文学有所把握。”
由于李长之注重从审美和文化的双重视野来考察作家的精神历程和个体人格，把文学批评植根于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之中，那么他的传记批评已经部分地溢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而进入文化批评的领域。在李长之看来，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应该是融会贯通的，其旨归是“将文学与文化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发掘出文学的内蕴”。李长之从文化论视野和精神史的视角对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批评，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新颖而深刻的批评范式。他善于从民族先贤的伟岸灵魂中探幽出民族文化的人文底蕴，因此能够在自我反思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路上走得更远步履更坚定。
李长之对古典文学频频地深情回眸，不仅是为了通过对古典文学的批评来实践其独特的批评主张，更是从追溯民族文化命脉的角度来深刻反思和阐发中国文化的内蕴，以便获取重建民族文化的精神资源。经过历史积淀并被证明有价值的作家和经典文本都是为了实现其文化认同这个理想的基石。如果说李长之对古典文学进行批评是实现其理论主张的一次次演习，那么对传统文化进行把脉才是他古典文学批评的真实动机。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李长之，从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和文化境遇的深切体验出发，时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期盼在继承民族文化价值基础上重建新文化。
李长之非常赞赏冯友兰在《新理学》中的两句名言：一是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接着说”而非“照着说”，二是“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他希冀在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寓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中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同时借助民族先贤的精神资源应对当时历史境遇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那么他所倾心服膺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什么样的呢？他曾经表示自己十分向往三个时代即希腊、周秦、古典德国。这三个时代的符应契合之处在于“都是企求完人，都提高了人的地位，同时那些思想家本人都是一些有生气的活人。”这是针对世界范围来说的。然而就中国本土而言，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可以秦汉为界一分为二：“大抵是秦汉以前是一元的，是和大自然合一的，是直接的表现的，是血肉的，是人性的，秦汉以后，却就是二元的，含蓄的，形式的，被了佛，道，儒三派思想的洗刷而失去了人性的，简言之，便是所谓‘雅’的。”中国文化作为民族生命精神的结晶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或雅文化，其最高境界在于追求精神意蕴与人格修养的相通。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也不断追求文化精神与人格教养合一的境界，因此他把秦汉以前的文化精神概括为“六艺”：“代表六种文化精神或六种类型的教养。……《礼》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律，《乐》是一种‘情感生活’的轨道，《诗》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指南，《书》是一种‘历史生活’的法则，《春秋》是一种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种通权达变的运用。合起来，是一个整个的人生，既和谐，又进取；既重群体，又不抹杀个性；既范围于理智，又不忽视情感；既有律则，却又不致使这些律则僵化，成为人生的桎梏。”
李长之不仅善于挖掘古典人物的真精神真价值，而且也能洞察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经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所批评过的一系列经典作家中，李长之是十分重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经典的。李长之在《儒家的根本精神》一文中充分肯定和颂扬了儒家的价值并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核心。他指出：“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的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孔子的真价值，“在他那刚强，热烈，勤奋，极端积极的性格。这种性格却又有一种极其特殊的面目，即是那强有力的生命力并不是向外侵蚀的却是反射到自身来，变成一种刚强而无害于人，热烈而并非幻想，勤奋而仍然从容，极端积极而丝毫不计成败的伟大雄厚飞魄。”[4] P59这种儒家的精神正是中国的“强者”的精神，也是不断追求“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李长之非常赞赏孔子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计成败的精神，在他看来，儒家正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深思并举，“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刚性文化，一种“不稚弱，不琐碎，不浅薄，不单调，不暂时，不变动不居，不殆滞不前”的玉的德性文化。那么孟子的“浩然之气”“强为善”可以看做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气魄的延伸。如果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是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那么“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屈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李长之不仅欣悦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典文化，而且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浪漫文化也心向往之。他又进一步将孔子和屈原分别看做两种文化形态的代表：孔子象征古典文化，其内在精神是理智、节制与和谐，屈原象征浪漫文化，其内在精神是情感、自由与奔放，并把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内在精神扩展泛化，体现在各种不同载体形式的文化产品中，且在整个文化史上绵延不绝：“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鼎彝，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雄肆而流动，奇！”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它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李长之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充分体现出其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宏愿，借助古代文化经典标识民族特性，塑造民族认同心理，以便大众能在理智上形成共识，情感上产生共鸣，意志上达成共同追求。他不太赞同现实处境中对待传统文化的姿态，把它们当作一堆可以弃之如敝的粕品，因为民族精神会在传统文化中展现出来并放射出璀璨的人文之光。其实我们的这些民族先贤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欣悦的亲和感，这些文化经典也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只要我们在现实语境中对它们进行再发明再塑造，就可以激活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因子并充当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李长之.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见《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2]李长之.梦雨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
[摘要] 基于文化安全的视角，从民族认同感、社会经济影响、科技影响、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旅游业负面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以及民族同化等9个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调查问卷研究，并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中涉及到的9个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出了增强民族认同实现文化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文化安全 少数民族 认同感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边疆山区省份。全国56个民族，云南就有51个，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25个，云南少数民族人口123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4%，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3.5%。因而，少数民族教育是云南整个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份。经过50多年的努力，云南民族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基本形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体系。通过发展教育，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得到了提高，文盲半文盲率大幅度降低，提高了少数民族参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能力，增加了其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文明成果的可能。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高级人才，又是自身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肩负着维护文化安全，构筑文化屏障，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从文化安全的视角出发，对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研究，找出问题并提出增强民族认同实现文化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一、文化安全与民族认同
文化安全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来讲，其含义主要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区域内，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灯等）的独立性特征。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或者所属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价值观不会消失或是退化的一种安全感。
民族文化认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共性的认同，即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在主流文化中找到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质，在此基础上积极的学习主流文化，并成为该文化的一份子。二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即把自身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民族文化认同是文化安全的基础。
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但最主要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内各民族之间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因而一些民族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表征，如共同的、语言、文字以及风俗等。石中英在文章中也指出，正是因为这些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质维系着国家内各个不同的民族，使他们产生了“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感和“休戚与共”的文化心理。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感和休戚与共的文化心理反过来又成为加强各民族之间文化往来的关系纽带，成为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1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2004年3月。]1。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将民族文化认同分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文化安全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进行了研究。
二、调查问卷设计
民族认同包括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民族认同感来表示，除了这两者对于文化安全存在影响之外，我们还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民族教育、就业政策、旅游业、民族同化及其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7个方面与文化安全也有一定的联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体现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高民族认同感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他们的影响是积极的，不会产生违背文化安全的因素，低民族认同感就表示影响是不和谐的，甚至有可能导致民族同化的现象。此外，民族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政策以及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也从不同角度反应了一个民族的现状及其民族认同的状况。因此，调查问卷是以民族认同感、社会经济影响、科技影响、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旅游业负面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以及民族同化等9个指标与文化安全的联系进行设计的，问卷一共分为五个部分，题项均为选择题，本文主要针对第一个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第一个部分一共有20个小题，第3、4、5、7、8、11、16、19小题的设计欲从侧面调查民族认同感的现状；第1小题则侧重于调查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对其本民族存在影响的看法；第9小题欲调查科技的发展对其民族文化是否有影响；第2、6、14小题是关于民族融合问题，即上述民族认同的两个方面；第17、20小题欲调查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现有的民族教育是否满意；第15、18小题提及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政策方面的问题；第12小题从侧面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在民族地区开发旅游业的态度；第13小题涉及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的问题；第10小题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同化现象的认知。
三、调查问卷分析
调查问卷一共发放了100份，收回91份，问卷回收率为91%，有效卷为90份，问卷有效率为98.9%。调查对象是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生，均为少数民族，其中男生20人，占22.2%，女生70人，占77.8%。年龄分布在20岁~25岁区间，文化程度均为在读本科生。
问卷答案采用里氏评分法(用分值表示被调查者对题项表述的态度)，“5”表示非常赞成，“4”表示赞成，“3”表示不确定，“2”表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调查内容涉及A民族认同感；B社会经济影响；C科技影响；D对主流文化的认同；E教育影响；F就业政策需求；G旅游业负面影响；H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I民族同化等，调研结果采用软件spss18.0处理，主要采用了平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等统计量进行分析。
为方便分析，将题项的按内容大致划分为九个类型，每个类型为一个分量表，有的分量表又划分若干个层次，其中“A民族认同感”可以作为文化安全的主要标志，属内在性因素；其余可以看作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因子，属外在性因素。
A民族认同感；B社会经济影响；C科技影响；D对主流文化的认同；E教育影响；F就业政策需求；G旅游业负面影响；H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I民族同化
为方便量化统计，将各题选项依次进行赋值：
很不符合――1；不太符合――2；不确定――3；比较符合――4；很符合――5。
根据描述性统计中各题项得分均值，将得分区间划分为5个层次：
分值区间5个层次的划分
由于各类型和层次的概括有主观性的因素，所以先对各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再对各类型综合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
根据两个统计表，可以看出：
1．各题项得分都分布在“中等”、“较高”、“很高”三个等级，并且得分“中等”的题项得分标准差较大，说明该层次各个样本选项差异较大，而得分“很高”的各题项得分标准差较小，说明该层次各样本选项差异较小。
2．民族认同感中，民族艺术认知、民族文化发展程度、民族节庆参与度、历史传统认知得分达到“中等”，民族内部团结程度达到“较高”，而民族宗教认知、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得分均达到了“很高”，说明除了当前民族认同感主要集中在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上，除了认知外，其他民族文化的认知水平都不高，民族传统文化有被遗忘的危险。
3．在各分量表中，旅游业负面影响得分最低为“中等”级别，民族融合得分最高为“很高”级别，其他分量表得分均为“较高”级别。说明旅游也的负面影响在被调查者的认知中是不确定的，而对当前民族融合的现状持普遍的认同。
各题项得分均值与标准差统计（按均值由小到大排列）
各因子之间的积差相关性分析中，第一层Pearson Correlation为积差相关系数，第二层Sig. (2-tailed) 为相关系数的双尾显著性检验，如果此值小于0.01则非常显著，相关系数右上角会出现“**”，如果此值小于0.05，则表示比较显著，相关系数右上角会出现“*”。
由相关性分析表可知：
1．民族认同感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都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67、0.225、0.226、0.408，其解释变异量（又称决定系数，为相关系数的平方）分别为0.135、0.051、0.051、0.166。说明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不仅不会弱化民族认同感，反而会强化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院校建设，让更多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在就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国家和社会都更加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些措施都将有利于民族认同感的强化，从而有利于保护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
2．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民族认同感、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社会经济影响、科技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都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67、0.481、0.453、0.217、0.366、0.289，和民族同化、旅游业负面影响不相关。说明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影响、现代教育的普及，民族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民族融合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可以强化民族认同感，只要正确引导，就不会导致民族同化，更不会威胁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
3．民族同化与社会经济影响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34，与旅游业负面影响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1。说明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不会带来民族同化，相反经济不发展，严重滞后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反而更容易导致民族同化。
4．旅游业负面影响与民族同化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1，与民族认同感等其他因子均不相关。因此少数民族地方发展旅游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民族同化，保护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
四、增强民族认同实现文化安全
1.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民族工作主题，切实加强民族工作，努力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力求通过更大的努力，让少数民族群众得到实惠。其次，还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在财力上，要逐步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积极争取各种专项资金向民族地区倾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优先安排民族地区项目资金，帮助民族地区建设一批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项目；对民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也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其健康发展。
2.增强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繁荣的动力与活力的源泉。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她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她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发展她的文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少数民族具有高度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1）挖掘文化内涵，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宣传与教育；（2）传媒应该有针对性系统地宣传和普及少数民族民俗文化；（3）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应该重新去认识传统文化，增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
3.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防止民族文化多样性过度流失
云南是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融合的省份。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都能和其他民族的同学融洽相处，即使产生一些矛盾，也能以积极的心态去解决问题。此外，绝大多数人都不排斥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比较能体现民族融合的好现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正在逐渐流失的问题。因此，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防止民族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例如，可以针对不同民族进行不同的宣传，唤起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多样性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各乡镇、各民族村落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与世界遗产知识”的培训；制作各民族文化音像制品等。
4.重视少数民族教育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民族融合与民族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经济影响、科技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都呈显著正相关。显然，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人们经济水平、就业以及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我们还缺乏很多民族教育人才，少数民族教育水平的欠缺导致了少数民族区域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并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少数民族骨干”等。
5.拓宽少数民族地区就业渠道和方式并加以政策扶持
由于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不均等，加之自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即使上了大学，毕业后也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甚至有的收入还不如在家里干农活的同龄人。此外，在被调查的90名大学生中，就有78.89%的人认为国家应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给予政策倾斜。因此，拓宽少数民族地区就业渠道，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政策扶持是一个有效途径，例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业或旅游业的开发；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或是岗位条件的特殊待遇等。
6.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开发的负面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由此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民族同化”现象、民族文化在传承与传播中变质等问题。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旅游业负面影响与“民族同化”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1，与民族认同感等其他因子均不相关。因此，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的同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旅游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找到平衡点和结合点，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传播仪式；粉丝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1-0143-02
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随着新媒介运用普及，粉丝由偶然聚合的存在成为利用网络、微博等媒介聚集成群。在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看来，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拥有共同的归属感、且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集合体就是群体[1]。年龄、职业、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粉丝参与、联合并分享，拥有共同身份共同信仰，粉丝不再是孤独的追星者，成为了有目标、有组织的群体行为。每个粉丝团体都有自己的名称或口号，并且他们具备具体的操作性强、自成特色的规章制度，比如钟汉良的粉丝称为“良民”，并有“不偶遇、不接机、不探班”等群体规范。而通过仪式，能使粉丝群体定期巩固自身，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团结的力量，并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道德统一体”，由此粉丝们也就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粉丝如今也并不再是盲目的追星者，他们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并已经形成他们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也成为社会一抹亮丽的“景观”。
一、传播仪式观与粉丝文化概述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他把传播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传播传递观是将传播等同于“传递”“传送”。信息的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用的是“运输”的隐喻，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递到另一端，被视作是信息传送与接受的过程，这属于传统传播学的“传递观”。“传播”一词在“仪式观”中，就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2]，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行为，最后形成了一种观念的共享，“传播仪式观”可以看成是“传播传递观”的一种递进。在传播仪式观中，凯瑞把传播当作是根植于文化的仪式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仪式”使人们得到心灵与精神上满足和慰藉，将人们团结起来，以存在、运行并维护一个有序的“共同体”[3]。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这是传播的最高境界。
目前，粉丝文化仍处于不断活跃发展的状态中，也不断会有新现象出现，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粉丝文化是依附于大众文化滋生的一种文化形式，由于个体或者群体存在着自己的崇拜对象甚至把其当作其精神力量和信仰，他们为了自己喜爱的对象能付出无偿的劳动和时间，由此而产生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媒以及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和。粉丝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要得以生产、修正、转变和维系，成为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4]。
为了共同的偶像，粉丝们天南地北地聚集在一起，能由陌生人火速熟悉并成为同一群体，有一致的目标，共同的信念，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利用现代媒介手段传播偶像的正能量，参与面对面直接联系有序参与歌友会、演唱会等活动，构造“道德统一体”和社会集体感，充分体现了传播仪式观。
二、群体传播――合力与发展粉丝文化
群体规范是群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对群体传播产生重要作用。钟汉良是“良民”群体凝聚力的核心，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组织，没有“粉头”，但钟汉良是他们愿意参加群体并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由此经常产生互动，构成了群体传播，为其粉丝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群体意识增强粉丝凝聚力
群体传播中形成群体意识，各成员密切接触和协作能达到主观境界融合，形成“精神上一体化”，“我们”的群体感情由此而生，并从群体活动中获得需求上的满足，产生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钟汉良创建了属于他和粉丝之间的“钟汉良W良家族”，他把粉丝当成家人，给他们另一个“家”，使得粉丝归属意识更强烈。“暗语”是其共有意识，如钟汉良11月30日的生日成为粉丝们最重要的日子，有聚会、写情书、录视频等祝福方式；2月18日是钟汉良和粉丝的专属情人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是他们的会歌......这些共有的默契，都牢牢巩固着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粉丝有希望偶像越来越好的共同目标，为此各成员互动频度高、合意基础好，能齐心协力配合完成投票、宣传等任务。如2012年金鹰奖打破30多年规则红头文件特批钟汉良入围，粉丝为投票全力以赴，最后钟汉良获得金鹰电视艺术节观众最喜爱港澳台演员奖，打破港台艺人无缘金鹰奖限制。而2016年钟汉良暑期档有《三人行》《赏金猎人》和《惊天大逆转》三部电影上映，全国良民自发地进行线上线下宣传，不遗余力为票房做贡献。“钟汉良利益最大化”是粉丝的共有意识，钟汉良是粉丝合力的前提，他们将共同目标与合作意愿紧密连接起来，群体凝聚力更强，群体传播活动更密切。
2.群体规范整合粉丝行为
群体规范是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虽然“良民”自认没有组织，但每个群体都有一般成员承认并拥护的规范体系，他们也不例外，钟汉良百度N吧置顶的帖子就是吧规吧务。而在群体传播中，群体规范的主要作用是将偏离性意见进行排除，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群体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样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才能得以保证。因此，“沉默的螺旋”在粉丝群体中是常见的，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共同起草、制定、修改规则，一起参与和行动，构成一个群体特征显著群体规范的想象共同体。“良民”共同遵守的规矩之一是“不偶遇、不接机、不探班”，若有违背则会受到其他成员“抨击”甚至被排除群体之外，这也是他们维护秩序的共有意识。另外，“良民”们不约而同地有着离钟汉良的作品近一点，离他的生活远一点的默契，目前在微博创建的话题有367.7.万阅读和1.7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偶像是自己生命之中生活之外的人，也成为胡歌、张艺兴等艺人的粉丝的榜样。微博认证中央电视台编导“忘了0509”在微博上写：钟汉良家的粉丝，这么多年有个守则，就是绝对拒绝私生行为，像接机送机、跟车，私人探班，蹲点式偶遇等这些都坚决抵制，新粉也会遵守，私生在他家没有立足之地。博主亲身感受到钟汉良坚持用作品说话，而“良民”全力支持小哇（钟汉良昵称）的作品和舞台，并充分给予小哇宽松的私人空间，需要“良民”应援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得到了他的强烈的认同。粉丝个体自觉并积极认同组织的规范与价值形成群体整合，在营造发展健康的粉丝文化方面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三、媒介传播――推广粉丝文化的工具和手段
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出现，普及程度与影响力日益增强，粉丝在贴吧、QQ群、微博等媒介聚集成群，在网络空间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形成了一种媒介景观。粉丝使用最新媒介技术，对偶像的最新资讯或有目标形成热门话题的信息积极主动地尽可能大地进行接收并传输，通过各种形式“符号再编码”来实现“意义再创造”进行推广，或进行话题“议程设置”，制造各种话语和仪式进行娱乐狂欢。在网络构建的地球村里，粉丝们畅所欲言，共享与偶像有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施展各种才华创造媒介内容方式进入更大的传播范围，获得归属感及“造物主”的。
粉丝“Mindy新的明天”在微博名为“电影通缉令”的博主发起“谈谈你对钟汉良的看法”中留言，认为钟汉良让她的理想型有了现实版，她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以前鄙夷追星，而如今却天天围绕钟汉良三个字刷微博，如同教徒每天的例行祷告。她的微博当前得到25转发20评论和130赞，其中一条转发说若有一个钟汉良教派，她就是信这个教的人，就如同藏族人对宗教那样的信仰。这种区别于日常生活常态的“超常态行为”就呈现了具体的“仪式情景”。某些粉丝群已具备某种类宗教的特征，会在重要的纪念日组织聚会活动或以偶像名义组织募捐做公益慈善活动等，粉丝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在一起营造“认同空间”和“仪式化空间”。
如今，在新媒体环境下粉丝们不再是痴迷盲从的角色，且懂得如何凭借集体的力量，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传达自己的需求，形成了权力网络。粉丝话语的扩大与话语力量的显现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李易峰粉丝“逼”走团队、张艺兴粉丝列举团队问题在微博与其工作室对话等，说明了明星团队越来越重视粉丝的话语表达，也已经充分认识到新媒体语境下粉丝与网民在明星形象塑造与建构过程中强大的能动作用。
互联网让更多人以一名粉丝的身份积极参与到粉丝文化中来，一个专属于明星与粉丝的虚拟社区得以构建。他们在网络这片天地中找到自己的归属，结成“想象共同体”，利用媒介为偶像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既能从中获得快乐，又能分清网络和现实，营造正面积极的粉丝文化。
四、结 语
在“仪式观”中，粉丝拥有共同的一种身份，因为同一个偶像而被吸引到一起，有了自我认同及归属感。粉丝通过群体活动共享观念，运用媒介等手段贡献自己的力量，构建并维系着一个有秩序并能容纳他们行为的粉丝文化世界。传播仪式下，能约束粉丝群体行为，使群体规范凸显出来，实现社会整合与稳定；粉丝定期开展群体活动，能使他们更加团结友爱；仪式也给粉丝注入更多的勇气，敢于表达自己并努力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而仪式对粉丝凝聚力也起到重要作用，使粉丝群体或热血沸腾积极I造更美好的粉丝文化氛围；或网络暴力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以传播仪式观研究粉丝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89.
[2]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1-163.
[摘要]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香港形成了漂泊与孤寂的“无根文化”。在对根性的寻找过程中，无父状态下的香港黑帮片形成了独特的“代父”现象。但“九七”回归所代表的强大父权的回归，深深动摇了黑帮片所代表的法制外社会权威及其体系，香港黑帮片随之出现了一种摇摆和焦虑的心态。在回归之后，香港黑帮片的转型代表了社团文化的没落与“无根文化”对国家政权的精神回归。
[关键词]无根文化 代父 黑帮片
长时间的殖民地统治使香港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香港电影中“无根一代”找不到自己身份的认证和来源。在无父状态下，电影中出现了黑社会大哥形成的代父现象，“九七”回归所带来的强势的父亲形象，都渗透了香港人所渴望的身份认同。“九七”回归前后香港黑帮片中的“弑父”母题体现了无根文化的焦虑和他们所渴望的身份认同。
一、无父状态下的代父现象
香港黑帮片中，无父状态下缺乏管教的青少年加入黑社会团体，黑社会大哥代替了父辈的权威性教导和控制，以原始的“忠义”观念为精神号召，以更为严格的武力方式代替了伦理道德的约束，构成一个庞大的以家族观念为内核的体系。这种黑社会团体形成的代父现象，渗透了香港人所渴望的身份认同。《黑社会》里面社团中的长辈邓伯。对于警方宣称“谁犯罪我就抓谁”以及要扫掉代客停车、断掉社团经济来源的警告，不但没有害怕和担忧之色，反而泰然处之，说了这样一番话：“那你看没代客停车会怎么样?没饭吃又会怎么样?街上我们和联胜有五万多人，其他社团加起来有几十万人，没规矩就是没秩序，看看你们的牢房坐不坐得下。”社团已经成了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他们是比殖民政府历史更悠久的存在。《黑社会》开篇字幕这样描述：“三百年前，他们被称为义士”，因为他们是根于传统文化的“忠义”的真正中国人，比殖民者更有权力享有这片土地的主宰权。社团存在不是为了火拼，而是成为很大一部分底层人的生活集合体，利用共同生存来加大生存几率。用内部秩序来控制社团发展的稳定和平衡，实现利益的再分配。
二、无根文化的“九七焦虑”
九七回归，给年轻一代带来新的社会秩序，以黑社会社团构成的社会体系和生存规则，同时也将面临一次转型。社团自成体系的秩序将要被打破。面对这种局面该何去何从。六部在“九七”前后出品的《古惑仔》系列影片中，黑社会生存方式、解决问题方式、权力交替方式等一系列问题都在逐渐改变，从黑色交易到做正行生意，从市井流氓到西装革履，从“义”字当先到大局为重。《98古惑仔》成为了这个系列中重大的转折寓言。因打架斗殴押去警局喝“老人茶”的场景，被因经济问题请到廉正公署“喝咖啡”的场景所代替，他们的事业不再是与歌舞场，而转向餐饮、娱乐、地产等正当行业。片中对世纪之交的狂欢与忧虑，对未来的追问，营造了命运转向的历史语境《黑社会》称社团为“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义士”，显然这个凝聚力早已脱离了它的历史语境。那在现在这个时代，黑社会的价值观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呢?在权力交替过程中，是好狠斗勇还是利益至上，对“实力”的价值评判就产生了分歧。旧的黑社会价值体系正在被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以更加适应回归的模式所代替。导向新的发展方向求得生存。黑社会不是个别的帮派或现象，已经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不可缺少的零件，所以对于本身就缺乏权威的香港殖民政府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态度。但“九七”回归后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完全有别于殖民政府的政权。面对着强有力的父权的回归，老一辈有着迷茫、畏惧和不知所措的心态，但是年轻一代对这种新秩序的适应是迅速积极的，他们抛弃旧的模式，遵循新的权力制约。《黑社会》续集《以和为贵》中吉米坐在课堂里认真地学习经济学，“只想好好做生意”。他的价值转向被主流文化肯定和选择，支持他夺取“话事人”，成为新父权的代言人。吉米最后将象征“话事人”身份的龙头棍放入邓伯的棺材，埋葬了旧时代的秩序与权力，回归强大父权之后，社团内部选举的制度也将一去不返，子之名将由新父赐予。
三、回归国家父权与代父消亡
强大父权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父系社会的最高权力意志极大影响了黑帮片的方向，最终将帮派斗争打造成了政治寓言。影片《兄弟之生死同盟》与《葬礼揸FIT人》。在故事结构与人物设置上都有些雷同之处，来自两种文化背景，秉持不同观念的亲兄弟，最终弟弟在精神层面上超越了哥哥，这是无意识的巧合还是黑帮片的潮流趋势呢?两兄弟一个在香港随父加入社团，一个从国外留学归来，代表了新旧文化的冲突。一个是靠传统文化中原始简单的“忠义”为精神号召，构建家族式的社团系统，另一个则强调现代文明中以法律为准绳。国家为集权中心的社会体系。弟弟代表了新的秩序和新的观念，尽管有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最终还是会取代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陈旧的社团模式。《兄弟》中哥哥死去，弟弟接手社团，完成哥哥的遗愿，要将社团“洗白”；而在《葬礼》中这种意志权力的替换已不再是暗示，而是通过哥哥的一段宣言式的自我表白：“我以前以为自己了不起，但算不了什么还是斗不过一个社团：就算社团再厉害，也斗不过一个政府，其实政府还是最厉害的。”
《兄弟之生死同盟》与《葬礼揸FIT人》同时表现了“根”的观念，在真正的父权归来之后，社团的代父职能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原始简单的“忠义”观念被时代所抛弃。社团丧失了其曾经位于颠峰的话语权。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两种文化的对冲最后化为融合，弟弟所代表的国家观念和法制社会，其优越性和生命力远远超越了兄长，超越了已逝的父亲，宣告原有社团文化的终结或者变形，在精神层面上成为强大、先进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重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父性权力交替的过程。
《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新晨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英语文化 认同文化 入侵认同 危机对策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037-01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魅力，除了体现不同本土文化魅力外，更为重要的是本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实践表明，英语学习者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文化认同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从文化认同的概念与形成，英语文化认同危机现状，以及英语文化认同危机对策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以期有助于了解英语文化认同带给本土文化的影响，避免本土文化认同被削弱的同时，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融合，进而在外语教学上提供新的教育视角。
1 文化认同概念与形成
文化认同是指特定学习者（个体或群体）对目标语文化系统（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内化于自身本土文化中，并重新审视与定位文化标准来评价事物和规范行为的过程。[1]文化认同的形成，伴随语言学习的整个进程，其蕴含的文化世界观影响着学习者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群体归属和自我语言身份等文化身份。一般来说，个体母语的形成也就是母语文化认同的形成；而在二语的学习与文化认同却伴随着与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互相影响过程。李站子等研究表明，跨文化的语言学习者更容易在文化认同上出现矛盾和冲突，且本土文化往往出现被整合的趋势。[2，3]
2 英语文化认同危机现状
英语的全球化增强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联系，也迫使英语在不同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进行本土化演化。但同时，以英美为代表的极富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英语文化也影响其他语言或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让英语学习者在语言和政治上丧失本土母语，以至丧失本民族文化和身份。在中国，英语文化“入侵”也开始导致不少本土中国人“文化失语症”，即缺乏表达本土文化的能力，英语文化认同危机开始显露。
2.1英语文化总体影响
英语学了“生产性”目的语文化认同之外，我们看到更为严重和担忧的是“削减型”学习类型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削弱及取代功能。“削减型”学习类型是指削减型学习者的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被目的语、目的语文化认同所取代，而“生产型”则相反。[4]陈静对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学生更愿意接受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5]高一虹等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与自我认同变化研究表明，学习者受英语学习影响其文化认同变化幅度最大是“削减型”，且随学习程度的加深，其文化认同越趋于复杂性、矛盾性。[6，7]
2.2英语普及与学习时间的影响
英语普及水平越高，本土文化认同受到的变化越明显。任育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英语水平越高的学生，文化认同变化越显著。[9]而高一虹等在随后的研究也得出一致的结果：英语水平越高，文化认同感越强。[6]一定程度上说，英语文化认同与英语水平具有正相关性。[10]而曹梅等对少数民族英语专业英语文化认同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英语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民族，在文化认同上更能保存母语文化传统，认同本土文化身份。[11]英语学习时间越长，英语文化认同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冲击越显著。钟茜韵对英语专业的民族认同感的调查发现，相比以往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母语的认同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8]
3 英语文化认同危机对策
3.1适当弱化英语学习地位
三十多年来，英语考试在中国教育的学生考试中一直占据“半壁江山”，这必然会助推英语文化的盛行。当前，国家语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地位意义，一味地强化外语（英语）的国家语言地位，必然会弱化本土国家语言地位，损害中国文化因素带来长远效益。因此，国家教育部有必要减小高考英语地位与权重，弱化英语文化影响力。英语只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沟通工具，在将来，有必要取消英语作为学生必修课、必考科目的硬性规定，而只作为辅修课程。
3.2进一步强化中国文化元素
随着国家改革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在英语文化盛行的当下，有必要注重本土中国文化的保护，扩大中国文化元素影响力。除了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本土倡导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如在学校教育上保留中华传统节日、鼓励毛笔书法课堂学习，倡导传统手艺传承等。在中国考试中，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导，加强国学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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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间的竞争将演变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定位不准确的现象将直接影响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反之，准确的企业文化定位能够成为商家进行企业形象传播、区隔竞争对手及沟通消费者获得消费者认同的决胜武器。本文就尝试剖析企业文化定位与消费者认同的关系，为企业制定准确的企业文化定位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企业文化 定位 消费者认同
一、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商品成为用于建构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道具，那么为企业塑造鲜明的文化定位已经成为商家进行企业形象传播、区隔竞争对手及沟通消费者获得消费者认同的决胜武器。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企业总是以某种“一统模式”来构建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定位缺乏个性无法吸引并满足消费者的符号需要，这会大大阻碍消费者的认同感的获得。久而久之，企将会逐步丧失其竞争优势，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就尝试从消费者认同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文化定位，探索企业文化定位与消费者认同的关系。
二、企业文化定位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定位。自上世纪 80 年代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 或 Organizational Culture）研究兴起以来，国内外学者以各种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释和解读。企业文化理论之父Edgar H.Schein（1985）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且是新成员在认识、思考和感受问题时必须掌握的一套价值体系，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及核心竞争力。约翰・科特（1992）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Z理论创始人威廉・大内则认为，企业文化是指导企业制定员工和客户政策的宗旨，一个企业沿袭下的传统和氛围构成了其企业文化。邢以群，叶王海（2006）指出企业文化根植于组织并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和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郭秀敬（2011）则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一个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基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知道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具有本企业特色并为全体员工共享和认同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企业精神、经营管理理念等，它一企业价值观为核心，是企业根据本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环节，而在这诸多环节中，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企业应该塑造怎样的企业文化即企业文化定位问题。王军（2004）指出文化定位是指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根据企业的发展历程、发展战略、人员构成及目前管理问题等现状进行调研，是树立企业独特个性及在确定目标顾客心目中差异形象和位置的企业战略活动，是塑造企业文化的首要一环。
（二）企业文化定位的重要性。杰克・特劳特在其撰写的著作《定位》中陈述：定位是如何使企业在潜在客户的心智中显得与众不同，定位也因此被誉为是“第三次生产力革命”。准确的企业文化定位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维持、提升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首先，准确的企业文化定位能够使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方向及目标。同时也会使企业对自己的优势、劣势以及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从中提炼出最具价值的且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部分，并以此构建企业战略。其次，企业文化的最终追求就是员工行为习惯的形成、共同的行动模式以及明确的价值行为选择。厉以宁指出，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就在于增强员工认同感和企业凝聚力。最后，企业文化表现为一系列的基本价值判断或价值主张，那不同企业特性就决定了有不同的价值主张，这些不同的价值主张就是企业独有鲜明的特点。独特的企业文化定位会外化为个性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品牌特征及企业形象等从而促进企业与顾客、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共识，起到提高企业形象感召力的作用，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三、消费者的认同与企业文化定位
（一）认同概念。“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即相同）。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ntity就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认同”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提出。最初是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出现的。Weeks J 认为， 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 ，以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邢虹文提出认同首先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在这里，“角色”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形象或身份它确定了人们行为的“脚本”。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认同 （identity）首先是关于“我是谁”或“自我形象”（self-image）的概念。其次，认同的获得需要我们对自我根源的不断追寻，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问。
（二）企业文化定位与消费者认同。在认同理论家们那里，认同是连接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一个关键概念。根据我们对认同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别人的看法对于我们获得自我认同非常重要，认同的目的是为了使自我的身份趋向中心。如果说，认同产生危机是自我的被边缘化，为了克服这种边缘化，就要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增加确定性、建设性的因素，而消费与自我概念相符的符号就可以是这些因素之一。由此而言，消费者的认同之所以与企业的定位策略相关是由于消费者倾向于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态度来强化他们的认同。举例来说，Zhang and Khare （2009） 发现消费者的全球和国家身份认同会影响其对国际及本国品牌的偏好。拥有全球身份认同的消费者会更偏好国际品牌。自我验证 （Swann 1983）还提出自我验证的观点，自我验证是由人都具有加强保持自我一致性的需要即自我一致性理论发展而来 （e.g.， Festinger 1957）. 根据Swann （1983）的介绍， 人们都在不断寻求保持他们身份认同的稳定，必要的时候还会采取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认同。自我验证理论是基于人们为了获得对外界的控制感和预测感，会不断地寻求或引发与其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反馈。人们营造验证自我的社会环境，选择某种标志或符号，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加入某个团体来巩固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Swann et al. 2004）。总之，主张一旦人们有了关于自我的想法，他们就会采取采取行动努力证明和保持这些自我观念。人们常常通过消费某些物品，包括手表、汽车、名牌包包等表达自我，强化自己的个性表征。消费能够界定个人的个性及社会存在。看一个人消费风格就体现着他的人格，我们常常通过消费来凸显自我的个性，也会通过消费某样物品，获得某个群体的归属感。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消费是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一种在时空的物质重组中的实现方式。就此而言，它是自我建构的一种工具……”比如消费时尚使消费者获得一种具有进入某个“时髦社会圈”的门票之感。
高校作为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应不断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地区的高校更应高度重视这一点。这对于校园和地区的文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尤为关键。基于此，文章结合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现状，分析了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以及存在的具体问题。
关键词：
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日益激烈，给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减弱，培养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现代高校的重要任务。因此，相关教育工作者应及时发现现阶段大学生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提升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策略。
一、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
为了了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状况，课题组成员对六所院校大学生作了相关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以下特点。
（一）认同中华民族文化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从大学生对汉语言的使用，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较强。从语言角度来看，数据显示出大学生在日常交流中最常使用的语言是藏语和汉语。在认知方面，对于“藏传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89.7%的学生认为，藏传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内涵认知清晰，把握准确。在对学生访谈中，问到“怎样理解中华民族文化问题”时，学生也谈到中华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含着56个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彰显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与魅力。从情感和态度上，86.0%的学生愿意向朋友介绍中华民族文化，73.0%的学生愿意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78.4%的学生入党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二）对中华民族文化和藏文化的双重认同
夏威夷亚太研究中心DruGladney教授认为，族群或民族认同是根据环境、时代和具体情况经常变化，每个人都有多种类、多层次、多范畴的群体认同[1]。大学生也是如此，其文化认同感随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些特定条件下，个体的本民族文化认同能够得到激活，民族文化认同感强烈，人与人的关系基于特定角色而建立时，认同就尤为突出。在调查中，对问题“是否因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而感到自豪？”的回答中可以看出，89.7%的学生感到自豪。当大学生将自己放在中华民族的角色基础上时，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而调查中对问题“是否愿意在纯藏的学校读书”的回答中可以看出，80.4%的学生愿意在纯藏的学校读书，大学生对藏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此外，笔者在长期教学中观察发现，藏族学生在纯藏的班级中，对藏文化的认同感更强，而在藏汉混合的班级中，对藏文化的认同感相对弱于纯藏的班级，并且汉族学生越多的班级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越强。从语言的使用角度上，在藏族群体中，大学生完全使用藏语进行交流，有少数汉族存在的情境中，基本上使用藏语交流，并且表现出本民族强烈的自豪感，在汉族存在较多的情境中，主要使用汉语交流，并且汉族越多，汉语使用的频率越高。在藏族与汉族比赛或竞争的情境中，藏族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正如先生所说：“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华民族认同是高层次认同，对本民族的认同是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色，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差异性
为了解决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笔者对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其家庭所在地区进行交互分析。结果表明，农牧区学生比城镇学生的汉族文化认同高，城镇学生比农牧区学生的藏族文化认同高。文化的交流是文化融合和移入的重要前提。农牧区是藏民族的聚居区，但是交通十分阻塞，和外界社会交流、沟通十分困难，交流渠道不畅使得农牧区的社会文化中更多地保留了藏族传统文化，而城镇是藏、汉杂居的地区，比农牧区的藏、汉文化交流多，也受到了汉文化更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来自城镇的大学生与来自农牧区的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反映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城镇大学生受汉族文化影响更大，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倾向于选择分离式认同；农牧区大学生则受汉文化影响较小，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倾向于选择同化式认同。即农牧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比藏文化认同要高，城镇大学生的藏文化认同比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要高。另外，农牧区大学生和城镇大学生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存在的差异，还与父母的文化程度相关。父母文化程度越高，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外部社会的信息，就越有机会接触汉族文化，所以可以更理智地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所处的大社会背景，可以更理性、客观地对待中华民族文化。
二、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大学生在认同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同时，又认同藏民族文化，在这种一体化二元认同模式下，大学生必然要面对如何在保留并发展藏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适应主流文化这一问题。大学生作为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忧虑，甚至个别大学生对主流文化产生对抗情绪，在非理性情况下盲目认为藏文化将走向衰落。访谈中学生谈到随着汉文化的广泛接触，大学生对藏文化的学习和使用越来越少，从而感到藏文化会衰落的危机。笔者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长期承担四观教育概论课程的讲授，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针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让学生进行演讲，而在演讲中个别学生公开谈到当前大学生由于汉语言的使用，而使藏语言逐步边缘化，甚至可能消失，包括藏族日常生活受汉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使许多藏族日常生活发生重大改变，个别学生演讲中带有偏激的情绪，呼吁藏族学生着装上以穿藏装为主，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民族文化低层次的认同。
（二）缺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
现阶段，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并未突出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教育的课程。高校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在相应的课程设置上，也没有凸显民族特色。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新建设的栋梁之才，大学里没有明确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课程，导致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也就没有了载体，其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情感并没有得到有效培养。高校对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也较少，使得高校对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足，而且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指导更是缺乏，开设的关于民族文化认同的选修课和辅助课程甚少，导致大学生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一味追求所谓的热门专业，锻炼学生的技能，传授学生知识，却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培养[2]。此外，在课余时间，大学生也很少关注民族传统文化知识，高校及相关部门也未开设过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讲座，高校很少举办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竞赛及以民族文化为内容的各类实践活动。影响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学习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西方文化的渗透。西方文化凭借其经济的优越性、科技的先进性，宣扬其价值理念，对我国原有的价值体系带来了挑战。西方文化企图控制人们的意志、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从而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减弱[3]。
（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意识淡薄
造成大学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意识淡漠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高校没有开设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有关的课程，导致学生也很少关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第二，社会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普及太少。当今时代是知识信息时代，互联网、电视、广播等成为当前知识传播的主要手段，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并没有通过这些手段进行广泛传播。目前，许多文化作品呈现出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倾向，主导文化、精英文化、高雅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冲击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产业也出现了大繁荣，但是商家为了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一些文化产品为迎合世俗潮流表现出文化精神的缺失，而这些文化产品的精神缺失削弱了大学生对历史传统文化的关注。第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得国人在抛弃自身传统文化时，盲目崇拜并接受西方文化。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西方敌对势力为了达到颠覆中国的目的，不断向我国输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和信念，从而使青年学生形成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并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淡漠，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大学生的文化感知体系中越来越淡漠。
（四）获取中华民族文化知识的途径单一
中华民族文化经过了数千年的沉淀，是我国漫长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多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应该将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作为整个大学教育的精神主线，贯穿到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涯。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重理轻文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也没有给予民族文化教育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导致大学生获取民族文化知识的渠道单一，这也是造成大学生民族文化知识贫乏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查了解到，大学生获取中华民族文化知识主要通过课堂学习（76.5%），其次是上辈传授（50.1%）。
三、结语
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战略发展转型期，地区的高校应主动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历史使命。但是，高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尤其是民族文化教育水平及体系和内地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所以，高校必须不断优化民族文化教育资源配置，合理设置学科课程，加强学科建设，加大文化科研力度，丰富民族文化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增强民族文化教育的综合竞争力，提高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以促进地区与内地地区的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郑雪莲 单位：拉萨高等专科学校公共教学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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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多元文化 边疆地区 认同教育策略
一、引言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转型期，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冲击、国际局势的震荡给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如何更有效地融入现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如何规避和解决现代文明进程中遇到的风险和问题。前一个问题聚焦国家发展，后一个问题则关注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已形成多种语言与多种文化交融的新格局。
二、国内外有关多元文化的研究
全球化的今天，当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时，多元文化认同被提上文化建设议程。多元文化认同问题具有跨国性、跨学科性特点，受到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外多元文化研究视点集中在移民较多的国家或文化冲突突现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以色列、文莱等）。1924年，卡伦（HM Kallen）在批判美国“一元文化”思潮时首次提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此后多元文化意识、多元文化协商及多元文化教育成为研究焦点。
随着世界各地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多元文化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得到了发展，视角也从单一走向了多极。美国学者王希（2000）在对多元文化主义概念深入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面临的三个挑战；SNieto（2000）对社会政治学视野中的多元文化教育进行探讨，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对社会发展、政治稳定具有特殊意义；Cornwell等（2001）从对比视角诠释了多元文化进程中民族、种族及国家角色及其关系的演变；Leena Lestinen等（2004）对多元文化、多语背景下的认同进行研究，指出欧洲应以新的多元文化姿态应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通过反思、接纳的方式跨越障碍，建立特色的新文化；加拿大学者Bloemraad（2006）在国际视野下实证了加拿大MCPs（多元文化政策）对该国多元文化认同产生的积极影响。A Tsui，JW Tollefson（2007）在《亚洲国家多语与多元文化认同》一书中，详述了全球化对语言政策的影响、社会建设视野下的语言政策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关系及语言政策与语言政治的关系，剖析了英语语言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对非英语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深层影响及应对策略。Nguyen等（2010）从个人和社会层面诠释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认同并探讨文化涵化的相关内容；Bauer等（2013）调查移民青年怎样通过多元文化认同协商机制与家人、朋友及同学进行日常交流；Chao（2012）实证了多元文化培训课程对民族认同的积极影响；Rorrer（2009）认为电影是唤醒多元文化意识的有效工具；Nihalani等（2008）探讨了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流会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Ceuleers，Evy（2008）探讨多语背景下比利时多元文化认同中语言学习、动机和认同的关系。从国外论著看，其研究的共同目的之一是唤醒公民多元文化意识、树立正确的多元文化认同观及开发多元文化协商机制，从而为社会、政治、教育和谐发展服务。
国内对多元文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集中于研讨文化认同的作用价值及在国际环境下，国家文化建设策略分析。如金玉玲（2005）、王宁（2010）探析了中国文化应对世界多元文化的策略；周阳（2008）、原忠亮（2012）论述了多元文化认同的成因及对策；张徽（2006）、潘章仙（2012）分析了文学中体现的多元文化认同；黄芳（2010）以史料为依托，描述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多元文化认同经验和中华文化推介方法；林明（2008）、陆学杰（2009）、陈世联（2009）等都探讨过文化认同在促进地区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肯定了文化认同对于社会和谐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及文化认同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特殊贡献。
三、多元文化认同教育探讨
在我国，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指少数民族教育，多元文化的认同主要通过少数民族教育途径实现。目前边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英语均有接触，语言接触是文化接触的基础，语言频繁接触不可避免地带来多种文化频繁接触。随着语言接触日趋频繁，境内外文化涵化和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在文化转型期，加之地缘、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多元文化认同教育受到某种挑战。因此，在多元文化认同教育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
1.对多元文化认同教育目的及意义的理性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认同教育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是人在现代社会实践过程中健康发展的保证，帮助人们在认同自己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积极、客观的心态理解异己文化。但与此同时，在教育过程中，需要警示客观认识他文化的重要性。
2.多元文化认同教育形式和内容需要扩展。多元文化认同教育可以在任何教育课程中渗入，而且教育对象应是各民族群众。多元文化认同教育内容不仅涵盖国内多元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境外文化不断涌入，多元文化的“周长”越来越大，因此在多元文化认同教育中，其内容也应得到丰富和发展。教育重点不只是多元文化的认识，还应包括对多元文化的正确认识。因此，在多元文化理论指导下，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认同教育模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语言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文化认同教育。语言与文化有着深层次互动关系。祖国边疆地区双语教育和三语教育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双语教育或三语教育外延应有新的拓展，不仅仅是语言知识或文化的传承，语言教师应该结合时代特点，把语言知识的传承和应用、境内文化知识继承与发扬、境外文化知识的了解与鉴别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真正丰富和发展当代语言教学。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现代社会里，多种文化并存、共生是不可回避和抗拒的客观历史事实，多元文化认同是尊重时展、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是民族观、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特别是对目前边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认同教育进行反思，有助于更好地通过合理、有效的多元文化认同教育手段，实现祖国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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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认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超越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71-04
民族传统体育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劳动的丰富表现形式与内涵，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内在文化机理不断发生了变化，使其生存环境与生存形态出现了断裂，在走向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使得民族性不断消失，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全球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因此如何在文化认同背景下积极发展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证传统体育的不断更新与现代化转型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事业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文化认同视角出发，分析了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的传承与超越中的历史轨迹，从传统内涵中分析并探索出不断促使民族传统体育创新与超越的机制及其相关因素，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持续发展。
1 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
1.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达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2］，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通常具备一定的文化特殊性价值与内涵，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传统劳动的主要形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的丰富与完善并最终形成，因此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3］。不同的民族通常会有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与经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产生特有的文化符号，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为基础，结合传统的健康观、生命观等而形成的有关人体科学的文化符号代表，主张机体的和谐平衡，以共存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确立个体不同元素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4］。另外在认识与感情之间，也主张不断地对话与交流，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作用，要求自我与他人之间进行有价值的沟通，从对方那里找到自己存在的形式与价值，以发现自我的不足，从而不断更新并重塑新的文化符号。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对其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断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夯实自己的文化体系，才能够有效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进步与超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有效表达，因此加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就是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与多民族的凝聚力。分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认同可以看到其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的思路，因此需要在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固守自己的本土与核心文化内涵，保持自身文化形成与塑造的创造力，尤其是原生态文化宝库体育文化在内的所有特色文化符号内涵。另外还需要加快与世界其他优秀民族文化及优秀体育文化的交流，加深理解，不断优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认同观念，促进符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认同要求与文化符号内涵的形成。
1.2 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体系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主要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对科学与完整，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固定的归属感与价值感［5］。不同的文化通常会有自身特殊的价值体系与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价值取向及心理发展结构是在历经长期的文化选择、冲突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固定性，一旦形成，其价值体系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了西方竞技体育及其他民族传统体育的挑战，文化共融与多元共存的价值观念崩溃，多元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交融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地位让位于西方体育文化，本土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性、文化性与传统性不断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少的人会注意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固有的民族自尊心要求我们不断采用新的、成熟的方式来改进作为本土文化体现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因此西方理论结合中国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但发展的结果则证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出现异化。因此如何有效适应全球化的要求，需要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进行重构，从而形成新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中国文化体系的发展变迁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传播，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世界体育发展中的地位被彻底颠覆，包括其心理倾向、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精神结构等方面。
要重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及内涵，需要不断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价值与修养，重视福寿与健康的民族品格，将“动静结合”、“阴阳相生”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体育文化理念中，达到有形而下的身体锻炼与体育发展，从而促成传统体育形式及文化内涵的升华［6］。文化认同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一定的民族与地域中不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精神架构。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和发展我国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主要反映在其发展历程方面，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会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展现新的内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大致经过了三个历程：萌芽期、成型期和转型期。
2.1 萌芽期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最初产生于传统的劳动形式，从原始的禁忌、崇拜及神鬼迷信的土壤中产生出的身体活动及礼仪表达，是一种原始意识、思维及早期迷信崇拜与人们生活的有效结合［7］，并在群体认同及行为下逐渐成为具有特定内涵与民族色彩的地域风俗习惯。但这一时期，受地域空间限制，这种风俗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融合，因此形态丰富，百里不同俗。比如端午节，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是忌恶日，而在南方则是龙图腾划龙舟的表达。这种不同甚至延续至今，包括目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在不同的区域还存在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
2.2 成型期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成型期主要是在两汉年间，受国家大一统与文化交流的影响，体育文化也逐渐成体系性发展趋势，传统体育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异，比如对原始崇拜的活动变成了对历史人物的祭奠，并成为了节日风俗的主宰。一些风俗性活动逐渐变成社会礼俗，这些礼俗又经过演化变成一种风俗，不断地被人们接受、认可并传播。在魏晋之后，社会动荡、民族迁徙，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也使得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动开始融合，并得到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比如端午节从划龙舟到纪念屈原，已经成为公认的风俗与礼节［8］。
2.3 转型期
转型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在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内涵的不断深入发展等方面，传统的活动与节令习俗等完全从原始的禁忌迷信中解脱出来，一度转变成具有娱乐价值与礼仪性的活动，传统体育活动的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大量的娱乐健身活动开始出现在节日中并且不断传播、交融，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统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内涵的表达，比如中国传统的拔河、游猎、蹴鞠、射箭等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传统体育活动中的游乐性一度成为传统体育活动的主要特征，比如元宵节放花灯、旱船秧歌、玩狮舞龙、杂技百戏等，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特有体育活动比如摔跤、那达慕大会等。
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传承的建构
3.1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分析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指包括学校、社会、家庭和民族传统体育组织［9］在内的通过某一类媒介或某几类媒介的传播而进行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及传承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应首先定位于学校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从其教育范围来看，有相对宽泛的教育场所，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整个社会大环境教育。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人类生活，因此也蕴含了丰富了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内涵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家庭与社会成为人民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传播的基础的场所和自觉的文化行为。但要想获得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习，还需要借助于主流性的教育体系，即学校教育，去进行有目标、有意识的系统化、科学化学习，发展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
学校教育不仅培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者，还积极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包括参与式传承与专业化传承，前者是一种积极参与并热心支持民族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后者则是具有系统知识结构并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要职责的专业化人才。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与大众支持者和参与者共同努力，而学校教育则正是参与式传承者的主要教育场所。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传承更加系统与科学，学校教育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相应的课程学习中，经过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有目的的教学与计划，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互促进与感染，强化个体的民族情感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科学规范的形式传承下来（图1）。
学校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效传承的重要途径［10］，是保证民族传统体育不断普及与发展的重要形式，只有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学校教育中，才能更好的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图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传播途径
3.2 如何有效建构并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四位一体”式发展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四个方面有机结合与统一。对于大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及文化内涵来讲，其更多的蕴含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因此通过非学校教育传播的途径，比如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都可以广泛的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承，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渗透到每一个参与者个体中。
社会教育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宗教活动及民族文化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通过发挥各自的特点及权威价值，通过有意或者无意的浸染，将民族体育活动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内涵传承下来。在民族体育传播的过程中发动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宗教以其特有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强化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个体心中的地位，使其在个体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学校教育是具有明确目标与方式的正规化文化系统传播教育方式，因此是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核心方面，家庭与社会教育是此核心教育的必要补充。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场所、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培养专业化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沿袭者，家庭、社会及一些民族体育组织协会进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传播到每一个参与者心中。只有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与传统体育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完善。
4 新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困境
4.1 生存基础的缺失
由于我国民族数量多，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因此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及环境条件，这些促使了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特有文化性质与内涵［11］。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体育更多了发挥了其娱乐功能，某些文化内涵与特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使人们没有耐力来继续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使许多民族无形文化资产被迫流变消失。
4.2 文化内涵的侵权
由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侵权行为在所难免。首先从国内讲主要表现在一些品牌商标的侵权，比如“少林”这一商标，就涉及到家具、汽车、医药、酒业等许多行业，从国际来看，外国许多国家与地区也开始关注“少林”，以“少林”命名的商标达到100多项 ［12］，利用有深厚文化内涵与广泛影响力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来获取商机，赢得利润。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产权及名誉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虽然国家针对这些事件也制定出了一系列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管理，但总体上来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因此现阶段需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
4.3 西方竞技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异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来竞技体育文化不断侵入我国，使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发生异化。从目前体育发展状况来看，一些国外竞技体育包括足球、篮球等开始取代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比如太极拳、气功等，一跃成为中国主导体育项目，使得本土传统体育的地位越来越低，发展状况越来越差。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体育对各民族本土传统体育的冲击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在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练习太极拳、进行舞龙等表演，甚至仅存的练习者也对其内在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不甚了解。而在体育舞台上竞技与表演的大部分是根据西方竞技体育发展思路来进行的，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因此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呼吁保护并传承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
5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的超越
5.1 促进体育文化体制有效改革
促进体育文化体制的有效改革是为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创新。要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需加强传统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丰富与完善的传统体育项目活动场所，不断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其次要以现代化市场发展为目标，培养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充分利用全球化发展契机，积极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体育文化与资源的沟通，开拓市场，在保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鼓励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度；再次要不断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关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制度与方式的沟通与交流，将西方国家俱乐部及产业发展制度引进来，不断创新体制，壮大自身的实力，实行法人治理与市场化运作方式改革，努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有活力和潜在持续发展能力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最后要重视创新机制的开展，不断推进传统体育事业向管理体育方向转变，综合运用市场、法律、政治等多种途径，促进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的规范化发展。
5.2 完善体育文化法律保障机制
完善体育文化法律保障机制主要是建立起一套法律法规以保障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的持续发展。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赋予时代的重要使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法律是有效保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最有力保障，国家需要从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出发，从体育、文化及知识产权等角度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实施一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加强相关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的设立与管理，有效保证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5.3 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
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不断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是自身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13］。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内容：首先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吸收精华，去除糟粕，对文化模式进行合理创造与改进，对于不符合我国发展阶段与国情的，需要去除；其次要在保持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西方体育竞技性核心精神，追求自身文化内涵与精神发展的价值实现；最后要积极借鉴现代体育发展模式及优秀成果，引入现代化的体育方法及科学发展理论，对中国传统体育进行理论建构与研究，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组织体系及传播手段，不断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5.4 不断寻求民族传统体育的超越与创新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不断交流与融合，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外扩散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相邻地域之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会形成一种新的跨越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包括精神信仰、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地与民族形式融合起来。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更加规范的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传统民族体育的不断融合，因此需要不断维护自身的特色，吸收他国的有利因素，摒弃糟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新时期要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创新与超越，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强政府在有关方面的领导，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管理过程与决策形式，不断创新。
另外，民族传统体育还需要不断适应健康化与持续化发展的理念，提高自身的娱乐性价值与审慎性价值，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大众晋升目标的实现，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文化内涵进行改进与创新，使其更加通俗化、科学化、大众化，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6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走向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的重要方向性内容，也是多样化与多体系特征逐渐进行归类与整合的发展过程。如何保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促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模式分析，需要从多层次的延续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呈现出具有个性化文化内涵与品位的现象。从现代体育发展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体育需要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世界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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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文化认同的概念及其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历史、生活方式、军事等各方面的差别，在各个地域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感认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们称其为区域文化。如果将中国文化看作是根文化的话，各个区域文化则是其枝文化。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别。譬如，在哲学思想上：有“南老北孔”之说；在思维和性格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说；在生活方式上：则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经北政、南拳北腿、南骗北抢”之说。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对饮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厌其膻；河北食胡葱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深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中国的各个区域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构，他们是中国文化统一的精神特质下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又分担了它的风风雨雨。
如果我们考察并对比一下世界各国或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我们就会看到，相同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中可能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非洲的尼日利亚实行的是与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差之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了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开出的自由主义的药方，却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观察中国内部的不同城市区域就会发现，但凡区域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合作较好的地区。比如：长三角有吴越文化，珠三角有岭南文化，京津冀有燕赵文化和京派文化，胶东半岛有齐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湖北有楚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的区域文化还造成中国不同地域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比如：浙江温州和广东汕头，都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小城市，汕头还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自然地理条件也优于温州，现在的状况是汕头由于出现诚信等问题在日益沉沦，温州却迅速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蒸蒸日上。对比一下京津冀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城市区域，后者发展神速、合作日益深入，前者发展较缓、貌合神离，都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作怪。
认同（identity）一词在本源上是指同一性，指在三段论中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可以彼此替换而不改变其真值的一种关系。心理学中则将之理解为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认同也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一个人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因而文化认同也是复合型的，族群、地域、阶层、宗教、阶级等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载体。人们对一个较小单位认同的同时并不妨碍对较大的单位认同，比如一个人可以宣称他是上海人，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长三角人或者中国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财务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与之相对，大约有70%的失败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1]。塞缪尔•亨廷顿对区域合作的经验研究表明，欧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能够建立起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政治联盟，就是因为欧盟区域内以基督教文化和新教伦理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人文基础；而多元文化的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几乎都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就因为其缺少文化的认同基础。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才使欧洲从低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机制协调并上升到货币联盟[2]。从欧盟内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与瑞典南部的马尔莫市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上更为接近（注：马尔莫地区原属于丹麦，1657—1660年被瑞典吞并），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趋同的大趋势，使得丹麦和瑞典的官方边界逐渐消隐，结果马尔莫地区与哥本哈根（而不是与本国的斯德哥尔摩）形成了一个经济合作区。反过来，不能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的失败。土耳其在1988年即已提出加入当时的欧共体，至今未能如愿，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是欧洲人无法认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土耳其人为其同类。土耳其人要如愿成为欧洲人，就要获得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要跨越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障碍。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6月1日荷兰更以63%的反对票否决了该宪法，显示两国人民还没有形成对于欧盟政治统一进程的认同。这说明欧洲人虽然在宗教上和基本的价值观上能够找到基本的共同点，然而欧洲各国人民对于本国民族文化或者区域文化的认同可能会超过对于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各国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加上有关就业机会等其他非文化的因素，完全可能成为欧洲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障碍。因此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人让•莫内（JeanMonnet）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预见到将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于是有如下的名言：“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注：指欧洲一体化），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3]
二、以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合作与发展
城市区域合作，从经济目标来讲，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前店后厂，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而惟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区域而言，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区域合作中，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同质的区域文化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形成共同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共同的生活习俗，因为它都有助于个人、企业家、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企业家之间以及与政府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城市区域合作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制约。城市区域合作的成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较大领域内的区域文化认同。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合作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成本。首先，当一个区域内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将会降低人们相互沟通、理解的难度，增强合作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信任感和对于交易成功的信心，降低签订契约的成本。其次，由于合作双方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双方都能够对合作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估，并将这种评估在契约（或协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降低了合作可能面临的风险。第二，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的要素流动。对于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来讲，投资者对于区域文化的认同感会使投资者减少对于要素流动的顾虑因而愿意在区域内投资。投资者本能地寻找自己熟悉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饮食、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等等，这是沉淀在血液中的东西，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资源来讲，区域文化认同也有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它导致人们在区域内能够获得一种近似于家乡的亲近感，因而这是人们在择业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比如长三角城市区域具有一种“务实、开放、宽容和个人主义”的大致相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上海浦东一开放，便有大量浙商进入，或者举厂迁移，或者在上海设立总部，前厂后店进行生产，而上海的技术、资金、人才也在向浙江流动。相反地，我们看到，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比之于西部要高，但大量西部农民工还是宁愿留在本市或本省工作，珠三角的民工荒多年未解。对于跨文化的经济合作，譬如投资行为，往往会由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别而难以进行沟通和了解，并且由于这种文化差别，一方很难理解另一方的一些行为，从而形成对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看不见的障碍。江苏省昆山市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台商在那里投资踊跃，年投资几十亿美元，台资企业成为昆山经济的重要支撑。除却政策上的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认同感。就如昆山市台商联谊会会长所言，“那里的环境和文化使台商觉得与在家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文化认同的魅力所在。[4]第三，区域文化认同提升城市区域的凝聚力。当一个区域形成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优良文化时，实际上等于营造了一个和谐、积极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整体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提高生产效率，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区域文化认同本身是其自身在历史过程中演变的产物，它因人的创造而发展，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融合，因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因科技的进步而演进，因而区域文化认同本身就是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以长三角文化为例，长三角地区在战国时代属吴越之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崇尚勇武，多斗将战士、侠客兵家，他们“好相攻击”、“轻死易发”，被中原人认为是南方荆蛮之地，这种文化被称为吴越文化。到六朝以后，大量北人南迁，江浙地区大规模开发，这一带风景秀丽，人民生活稳定、富足，文化上也发生明显转变，“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人们由尚武转为尚文，由勇武转为温文儒雅，灵活、纤巧、文雅、开放、刚柔相济。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中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的发达、人们追求新奇和偏离正统是其重要特色，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还具有崇尚闲情、求适宜，讲适意，不激不随，外柔内刚，精巧雅致等特点。到上海开埠，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重视工商、弘扬人性、敬业、精致、不过激和讲求适意的近代长三角区域文化，也被称为海派文化[5]。也有人将海派文化总结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文化的市民化[6]。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能够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下的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建设与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而区域文化认同的重建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导。从历史来看，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有很大关系。王阳明主张“破心中之贼”重于“破山中贼”，即是强调了中国人应当人人都成为道德自律的自由个人，人人要自己能做大英雄，“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的学说在江浙一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大受欢迎，成为江浙浓厚的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温州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形成则与1600多年前永嘉文化有关，永嘉文化主张“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农业和商业并重，这种“事功”的文化传统成为温州文化重视商业经营重视个人奋斗的文化基础。可见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思想上的解放、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提出并发扬光大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要实现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同样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先进思想的引导。
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它们既有反映其区域文化特点的特殊性，又要有反映现代文化和区域合作要求的共性，区域文化即是这种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这种共性我们概括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
首先，现代区域文化一定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对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要素，要能够兼容并蓄，要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世界上一切适合自己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只有区域文化具有了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具有对于外来人才、投资者或者移民的亲和力、吸引力。有的时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能相互理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能够彼此理解和尊重，这其中的重要差别就在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当然这种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也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本土文化都能和谐共生、取长补短，而佛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中国历尽万难“西天取经”而引入的，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当前中国各城市区域文化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着众多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成份，如何保留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有益的成份、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抛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极的成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