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7 00:02:02
1演拳传统补充直、东地区的大众娱乐形态晚清民间演拳活动具有综合性特征，其中，以武戏为重心的戏曲、评书和小说为乡村男性主体的戏曲演出和说书艺术的接受群体普及了基本的武术知识。武戏和朴刀棍棒类武打小说经过几代艺人的传播，在中国乡村几达深入人心的地步。戏曲和评书以其感性化内涵为艺术元素，具有直观性、感性化、立体化、扮演化特征，且有现场全方位的感染力。戏曲和评书在公共空间的表演，更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所接受。
以武戏为主体的民间戏曲和秘密宗教、乡土巫术有联系，包含了尚武之风和独特的神秘主义精神。由演剧和观剧组合成的文化风气，时而超越了阶级苛限，融会到大众巫术的领域。戏曲和巫术的合流，缔造了以直隶、山东为主体的华北地区泛江湖化的生活风尚。晚清山东文化可分为三重版块，一是以青岛为核心的胶州半岛地区。属于齐文化区，齐人以好巫术、善经商著称。周锡瑞认为，清中叶的若干异端组织中均有降神附体仪式，这些仪式多来自民间治病中流行的跳大神之类。“在山东的这种活动可以追溯到周朝齐国。这种降神附体也渗入到一些秘密宗教之中”［18］。二是以曲阜为核心的儒文化区，儒文化区的民众以好读书、守礼制著称。三是梁山地区。梁山古为丘陵水泽地带，此地区历史上素为侠文化区，民众不善隐忍，性格坚狠，以尚武崇义著称。义和团爆发地区涉及鲁省者，皆覆盖该地区。习练武艺本身就是尚武风习的表征，1960年河北南宫沙柳寨80岁的郭栋臣曾说：“赵三多擅长梅花拳，他是大门，收的徒弟很多。当时威县民风尚武，在沙柳寨以西、以南各村落中，都设有梅花拳的场子，聘有教师。”［12］“鲁西的尚武传统使得该地区内习武团体普遍存在。这种强调练武的民间文化促使人们去钻研拳术和剑术”［18］。劳乃宣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记载了嘉庆十三年七月戊寅周廷森上谕军机大臣的奏折：“给事中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据称今日江南之颖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欺压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而起，遇会场市集，公然搭设长棚，押宝聚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15］从这几则材料可见，晚清直隶、山东以及周边地区的拳术之普及，尚武精神之广泛，民间武器之泛滥，已成规模。山东义和团的早期首领赵三多、阎书勤、朱红灯、王和达等都有过习拳练武的经历，赵三多本身即为武术家。清朝是中国武术的集大成时期，而晚清更是武术名家辈出、武星辉耀的时代。这和当时的时尚也是分不开的。晚清时代，习武不仅是汉族子弟的习惯，也是满族贵族成员的爱好。清朝立朝以来，皇族子弟素有骑马射箭的课程。义和团在北京地位最高的支持者端王的儿子溥儁即有习武爱好。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乱纪闻》载：“目下皇太后已为庆王等钳制，嗣君大阿哥现由义和拳教师二人教以各种幻术，以及拳棒等项，复有少年亲王四人，为大阿哥之伴，一体学习拳棒。”［16］这里所说的幻术，指的是魔术，因为魔术表演历来是武术文化的一部分，武术家表演魔术，无非是事先取得心理优势，让对手失去了对抗的信心。大而言之，魔术还会扩张成一种战无不胜的意识，尤其是在军事战斗中，义和团屡次用魔术代替战斗，呈现出以戏拟态度对待现实战斗的情境。艾声《拳匪纪略》记载了庚子年五月华北地区义和团利用魔术心理企图取得战斗胜利的事。二十七日，京中路大令武比部来定，云东交民巷各使馆已烧，拟尽杀洋人。又得津信，洋兵已与大沽协韩公在陈家沟开仗，韩败受伤，再战再败，拳民作壁上观。铁桥已为洋据，吾邑拳党谓余曰：“拳师在某村以红头绳系巨碌碡，咒语提之而行。”众惊异，拳师云：“此不足以尽吾技，吾能以细绳拴教堂脊，曳之应手而倒，神乎不神？”余曰：“此戏术也，止能提碌碡，不能曳教堂。如能曳倒何不早办？盖以碌碡欺人也。”拳以为余说为谬［16］。
艾声以为拳师之术，皆为“戏术”，可见义和团拳师以红头绳系巨碌碡提之而行等表演，确有作戏成分，而“拳民作壁上观”，等同于是在生活中看戏，仍与戏剧相关。武戏的生活化现象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始终存在，即使在十分急迫的作战时刻也不例外。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载溥儁习武之事。“溥儁之立，以其母常侍燕游，得宠于孝钦后。吴絅斋侍讲清宫词云：‘佛香高阁盘旋上，亲捧箯舆有福金，盖指此。儁亦慕拳术，尝与数宫监于颐和园隙地练拳，为太后所见，立召入切责之。并责徐桐等不善教导，致蹈此下流之习。此与前首所述大公主事，皆足证孝钦初意不尚拳也。’”［14］溥儁继承乃父性格，不仅习武，还仰仗其权势又兼略通武艺，在宫中多有跋扈事。《庚子诗鉴》又载：“《景侍郎日记》云：溥儁于宫中肆行无忌，一日呼帝为‘鬼子徒弟’，为帝所闻，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鞭儁二十，以示罚。端邸愤恨甚，但畏太后不敢发。其人性狂悍，幸犹惮太后，每太后诃斥，辙震惧失措。”［14］晚清武术和后世经过无神论思想过滤后的武术不同，它保留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元素，其中，江湖人士所演习武术即有各种幻术成分，尤其是教派首领，都通晓几手幻术。江湖人士善幻术的目的很广泛，第一，为了保持武功窍门的神秘性，以掩饰武术的攻杀技法。第二，为了联络同门同道方便，特意编排、规定好了一整套花色繁多的所谓“门户”。武术中的“门户”本无技击作用，但有装饰性的门派象征意义。第三，武术家为了夸张性威吓对手，常要在公众场所制造神秘气氛，以便赢得民众信任，阻吓对手，达到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当然，戏法和幻术之类的非体育性和武术性技术秘诀时常还掌握在不太通晓武艺的其他江湖艺人和秘密宗教家的手里。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编》记载，清朝川陕白莲教起义首领冷天禄即是巫师出身，冷天禄有武术功底，且通幻术，“手舞蛇矛，悍诈异常，官兵多中其诡计，在贼中最著名”［5］。光绪年间的《达县志•隐逸》记录：冷天禄“尤有异术，常以箸入烈火，经时不焦；竖瓢中水，直上高丈许，如冰柱。游戏市廛间，观者如堵”［5］。
冷天禄的超凡武功显然是被夸张化了。依照现代科学来衡量，这样的武功只能说是幻想，而无实际的意义。《达县志》恰是以“隐逸”的规格对待冷天禄的，于是，身为传统江湖人士的冷天禄就成了民间草根人士对超凡化侠客人物的理想人物。但是，剥除了依附在冷天禄身上的超凡想象，冷天禄本人通晓武术又精通幻术的情况，自有其可信之处。义和团多源说很盛行，但义和团起源于武术团体也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查北方民俗刚强、好勇斗狠是其故习。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似于民教两有裨益”［2］。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曾产生过很多奇观，其中，义和团拳术传播时间之快，地域之广，覆盖面积之大，都是超常规的。那么，是何种能量促进了武术的超常规传播。注意到这个问题且解开这个谜团的是柯文，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在高速发展阶段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如名称和主要的口号、降神附体仪式、刀枪不入的信念和仪式、‘拳术’和气功、以及拳厂（农村地区）和坛（城市地区）为中心的松散的组织形式，以及以青年农民（其中许多是孩童）、季节性雇农和无业游民为主的人员构成等，都是对山东原有的模式的继承和发扬。”［3］但是，柯文未曾注意中国武术和巫术本是相通的，具有同根性。武术的运动学层面，为体育类的健身、防身、攻击型格斗术，但是，武术向来与秘密信仰难以分割，习练者在练习武术时都要连带学习各种技击心理学，其中包含了幻术类技巧，因此，紧要关头，习武之人只要放弃或减少武术中属于物理学和生物学、运动学之类的内涵，增加神秘主义内容，就会呈现出巫术的状态。经典武侠戏曲和小说作品经常出现的超人式侠客形象，大多为丧失了技击能力而专以所谓神功异能对付敌手的异人，此类角色通常使用的法宝多为幻术，也即魔术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法术。武侠人士高度夸张化了的幻术和异能，实为结合了武术和巫术两者优点的再创造的表演类把戏。真正做到武术和巫术的分离，则是近代以后受到西方体育观念影响以后的事，所谓物理学武术就产生于此，以区别于古代的宗教学武术。武术家与西方人所说的拳击家区别还是明显的，柯文对此有明确的见地。义和团运动有许多谜团，我们必须予以破解释，其中之一与“Boxer”（西方人对义和团的称呼）有关。中文中的“拳”或“拳术”泛指武术活动，其中许多类目与西方人心目中的“拳击”毫无关系。由于“拳”是通称，所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中文著述很少单独使用这个字。当时，敌视该运动的中国人往往使用“拳匪”一词，后者于1898年春，初次出现于鲁西北，在该运动的高速发展阶段，它与更具官方色彩的称谓“义和团”一直被交替使用。［3］柯文所说，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和西方武术的本质差异问题。
西方拳术是物理学的肌肉做功，中国武术是教育学的礼法教导；西方拳术富有竞争性，中国武术注重礼仪性；西方拳术以功利性见长，中国武术以宗教学为归依。尤其是中国武术极富宗教学内涵的实情，在义和团所运用的拳术上体现得最明显。柯文曾论述：“义和拳是中国‘拳术’的一个流派（或一种风格）有别于19世纪末在鲁西北流传的其它拳种，如梅花拳、洪拳、猴拳、阴阳拳、神拳，等等，换言之，1898—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独特性不存在于‘Boxer’一词中。”［3］此种区别就是义和拳所具有的宗教内涵，中国武术的宗教内涵和民间风俗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义和团的组织形态借鉴了秘密宗教的组织方式。团众的战斗力来自两方面，具体的技术性战斗力源自武术，而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却出自巫术。而唯一能够统摄三者的行为与观念形态即为武戏。由于缺少了物理学对武术的分解，中国的武术自然而然就偏向了民间文化，尤其重视在公共空间的表演，这便与武戏产生了更为深远的血缘关系。晚清京剧名家谭鑫培少学武生、老生，极善武术，功夫上佳。凡遇江湖武林高人，必虚心求教。谭鑫培曾拜武术家张四把为师，学习耍锏，向艺名“盖旋风”的邓天红学习武把子，甚至还拜能人、异人学习轻功、内功和夜行术。谭鑫培还向少林寺的曾方丈学过六合刀、撒手锏等绝艺。鸣晦庐老人《闻歌述忆》载：“谭少年本以武生知名，长庚物故，遗命以三庆部属之杨月楼，而命谭领众武行。谭幼彗娇好，喜修饰，衣履整约，便给冠其俦。善武技，而多内工。悟空之棒，传之少林。石郎之刀，故老云实授于米祝家之祝翁者。能一步箭至檐端，飞行无滞。”［13］谭鑫培曾将武术中的六合刀法用到《翠屏山》一戏中，刀法纯熟，身段边式，入宫表演此剧，深得慈禧太后欣赏，因之赐名“单刀叫天”。谭鑫培还在《卖马》一剧当中，将张四把所授之锏法及少林寺曾方丈所授之“撒手锏”和六合刀中的“拦马橛”的刀刃用法化到了秦琼的耍锏表演当中。舞台上只见双锏舞动，金光闪闪，气势非凡，尽显末路英雄的悲壮之气。在《恶虎村》中，谭鑫培饰演的黄天霸立于舞台当中，四喽罗分立舞台四个斜角，逐个将酒坛砸来，谭鑫培全用肩抗、肘送、膝顶、足踢，从容不迫，准确地将酒坛送回到对方手中。［4］戏曲武功和武术在民间表演文化的体系里，几乎是无界限的，所不同的只是戏曲武功更符合舞台场合，且伴随完成了戏曲完整的故事情节。民俗范围内的武术表演，接近于流于场面的武技，且大多以戏曲武功为主体。戏曲武功和武术尽管在功能上不尽相同，但在演出的美学冲击力方面，则更趋一致。可以认为，恰是占场做演的武戏表演给了直东地区民众一种超越乡土意味的感性化、粗鄙化和假设性的军事化思想，戏场的虚幻色彩直接带动了团民的表演欲望，激励他们在战斗中产生乐观取胜的虚拟想象。晚清华北农村盛行小戏。单县李半庄公社尘庄80岁尘劳汗也回忆说，当年“在火神庙外扎了彩棚，师父们坐在里面。彩棚两边架起两棵大杉杆，竖着两排红缨枪，唱的一台梆子戏，一台柳子戏，可热闹啦！场子四面，三棵、五棵、十棵、八棵，一堆堆地摆满了红缨枪，红了半个天。场子的秩序很好。
卖东西的都不准大声叫喊，卖红芋的小锅都得放得远远的”［12］。义和团民活跃的华北地区，柳子戏和梆子戏最为盛行，齐鲁燕赵旧地尚武之地民众尤其喜欢如《打登州》之类的武戏。此地流传的其他戏目还有《金沙滩》、《黑打朝》、《两狼山》、《反徐州》、《打登州》、《临潼山》、《绿牡丹》、《对金刀》、《黄桑店》、《武松打店》、《狮子楼》、《寺林》等。武戏的表演招式多取法于武术套路，类似谭鑫培那样将少林武术的招式融入武戏，实为对武术和武戏的双重贡献。武戏和武术的血缘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武戏的节奏感给了武术更好的表演效果，武术的真功夫，还原了武戏武打的真实性，两者一直呈现出一种良好的互动联系。柯文统计过鲁西南和鲁西北拳民的差异，他认为：“与鲁西南大大刀会和冠县的拳民不同，神拳的绝大多数徒众都是贫苦农民（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如此），鲁西北虽然有新教（美国公理会）和天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的教士和教民，但早期的神拳道德观念：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和睦邻里、戒贪戒色等等。他们负有家护院的职责，其中一些人还行医治病。早期的神拳首领朱红灯之所以广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他常给人治病（他擅长医治皮肤病），且不收患者的钱。”［3］1965年12月，齐河县富足店公社大李庄80岁的李连武回忆：“朱红灯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脸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这庄学神拳有四、五年的时间，他为人很好，常常给人家治病、疮的，给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钱。”［12］可见，朱红灯有行侠的行径，这样的行侠行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自然延续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与华北地区的特殊区域文化密切相关，尤其是与戏剧、小说中的人物有关联。柯文的见解值得注意。在初始的阶段，神拳的发展比较平稳。官府不压制他们（实际上也很少关注他们），他们公开练拳和举行宗教仪式不避任何人。他们的仪式包括向东南方向叩头、念咒、吞符（把烧后的纸灰当在水中搅拌后喝下）和请神（几乎所有的神都是小说和戏剧中的著名人物）等。这正是不久以后进入到扩张阶段的义和团普遍采行的仪式。虽然早期的神拳举行降神附体仪式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神助，替人治病（中国的巫师有此传统），但当他们于1899年春越来越多地卷入与教民的暴力冲突以后，降神的主要好目的由治病变成刀枪不入了（也许受了大刀会的影响）。［3］正是由于义和团和中国传统的拳术、武戏的关系，义和团的感性化特质日益明显。换言之，义和团本身即是个很感性化的半宗教武术组织，“拳匪”一词就非常富有想象力，它张扬尚武力度，隐括反叛情绪，并播散出原始的野性和蛮力，其引申意义无疑包含了对武技所具有的表演性、观赏性和舞台性的肯定。晚清时期的中国武术由于尚未脱离巫术武术的体系，因此，它和武戏具有意义上的重叠关系和血缘上的相通之处，以武戏本位的立场，武术堪称武戏的单独表演体系。［10］
2社戏活动中的尚武仪式西方学者对素来敏锐。周锡瑞曾论述过鲁西北自然环境和秘密宗教的关系。“鲁西北的自然与社会状况，可以说是产生秘密宗教的理想温床。这里经常发生天灾人祸，又缺乏一个有力的士绅阶层来强调儒家正统的伦理观念，因此，很多农民便转向这种或那种秘密宗教，以寻求宗教或个人精神上的安慰，其中，不乏被秘密宗教的‘平等语言’和‘道德为本’所吸引的人，而这些宗教观念如理查德•石（RichardShek）所言，正存在于民间秘密宗教中。”［18］周锡瑞还说：“中国的秘密与广大农民的普通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前者的宇宙论、末世说和救世说都区别于后者。此外，从社会角度来看，秘密宗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宗教，个人单独参加，被许诺可以得到拯救，认为自己有别于秘密宗教外的‘非选民’。因此，当白莲教起义时，他们聚集的会众来自四面八方，并且一般与村社没关系。他们的宗教集体与村社不同，是一种教徒的聚合。”［18］首先，社戏为直、东地区普通民众提供了聚集的时机和场所。早在1896年之前，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就曾利用唱武戏的方式办理集会，招募成员，扩大组织。［11］周锡瑞曾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普通民间宗教与村社紧密相连，这并不是说村庄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教区，因为一般来讲中国人的宗教活动不是集会式的。人们只要需要（求子、祈丰或祛灾），就可以一个人到庙宇去，而不必等到休息日集体去。大多数华北村庄都有一个小庙宇里面供奉着土地神或关公。村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收敛修建这些庙宇的捐款。干旱时，祈雨也是村社的一项重要活动。有庙会时，这些庙宇就成为村社活动的中心。在大一点的村子或者集镇上，每年都要举行这类庙会。在我所见到的大部分华北平原资料里，庙会一般都叫“迎神赛会”，庙会的中心活动是演戏，主要为庙神而演，人们把庙神请出来，坐在有帐篷或阳伞的前排。
此外，这些活动把农民从单调乏味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邻村的亲戚们可以趁此团聚。人们搭起货棚卖吃的和喝的，还进行。人群和演戏造成一种欢快的气氛。从戏剧和庙会中表现出来的村社认同也极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神灵不仅是观众的一部分，而且，许多从历史神话小说中演化而来的戏剧人物也变成民间神祗。由于有常驻僧侣的村庄极少，而且，在大城市庙宇中接受宗教教育的农民也不多，所以，中国农民的宗教观就主要来自这些戏剧形象。这就是秘密宗教借用民间戏剧的原因。秘密宗教借用民间戏剧中的神祗，就能将自身融入村社的民间文化中，而不再作为一个孤立的神选之民存在。［18］由此可知，社戏是一种界于庙会和迎神庆典戏曲演出之间的一种戏礼性、仪式性民间娱乐活动。举办社戏要求有相当的聚众空间，因此，理解了社戏，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义和拳的起源状况。“义和拳降的神都来自这些社戏。大部分神都是军事人物，这并非偶然。从我们知道的鲁西社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以军事题材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为蓝本的社戏最受欢迎。这个地区习武成风，出现这种偏好乃是理所当然。当然，《封神演义》中下凡辅助周朝的姜子牙在鲁北齐国受封，《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也是在鲁西扎下根基，这一切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华北社戏的社会呈复合而多用途之状，多事之秋的晚清，民间起事的可能性恰好隐藏和潜伏于类似社戏这种民间集会事宜。
华北社戏还为本土青年展示了古代英雄的形象。“民间文化的尚武色彩肯定有助于年轻的义和拳民与华北农村道德体系的结合。但是，华北农村的功用也有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将习武者与当地村社联结起来。我们所看到的清中叶的习武者都处在村社之外。很多人过着漂泊的生活，作贩盐、行商或保镖，其他人则、到集市上行凶闹事。当公共秩序瓦解、盗匪四处蔓延的时候，先是鲁西南，然后在直隶边界的鲁西北，年轻人开始练武保卫身家”［18］。练拳习武的最佳组织形式便是护青队伍，这样的护青组织，满足了刚到性觉醒时期青年的英雄梦想。“19世纪末，护青组织的普遍出现是鲁西北村社保家卫国趋势的最好说明”。“让年轻的武术迷们来看庄稼，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习武者的武艺在他们自己的村社里有了用场，他们就不再到集市闹事或拦路抢劫。这些练武术的年轻人虽然当不了游侠，却可能成为村里的英雄”［18］。其实，这很可能确定了鲁西北义和团民和古代游侠的独特精神关系，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义和团民，其起事的正义性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原始的生发点，团民行为的崇高感尚可从次基点上得以延续和扩展。侠的思想虽然在先秦受到过尊崇，但汉以后却遭受到历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厌弃和禁绝。中国古代的侠义思想属于社会底层人士一种较为普泛的观念，具体而论，侠义思想集中流行于两大群体，一是流民，一是秘密宗教组织，两者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江湖社会。周锡瑞同样认识到了侠义思想的顽固性和局限性。
是官方的儒家思想将秘密宗教视做为“异端”，而它根本不反映大众的看法。清律把“异端”的范围定得很宽，它包括农民日常喜好的巫术和降神附体的习俗。实际上，鲁西边界地区可能特别容忍“异端”活动：这里毕竟造反历史悠久，包括古代起义、白莲教和练武组织。后两者时常有接触，但它们的关系不是组织上的，而是互相利用，甚至是偶然性的：有时出于权宜之计结成联盟，有时利用玩拳弄剑吸引会众，有时秘密宗教准备起义便大量吸收有武艺的人。但是，比这种偶然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喝符、念咒、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这一系列活动，它们融入了该地区的民间文化之中。只有在官府的眼里，它们才是“异端”。而人民则对这些活动非常熟悉，尤其是当剔除了白莲教非正统的末世说以后。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习俗是山东民间文化的一般组成部分。［18］不可否认，晚清士人和民众之间在精神上有一条很深的沟壑，这个鸿沟便是信仰体系。士人子弟多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最终生活或生命追求，自然，他们认为舞弄拳棒是小道末技，甚至是低贱之举，所以，身为文盲或准文盲的普通农民，只能选择有利于他们心神健康的。相比较儒学为主的文化格局，侠义信仰并非官方的主流思想，但是，民间草根人士在生存受到压迫的状态下，仍旧会首先选择侠义思想为武器，因为主流的儒学信仰体系无法完整地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归宿。那么，社戏、武术、上法仪式等诸般娱神娱人活动，都成了底层民众信念寄托所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异端习俗和普通大众文化的界限愈来愈模糊。秘密宗教从民间宗教和社戏（儒士们也对它不满，禁止所有艺人参加科举）中借用了很多东西。当秘密宗教愈来愈以符咒和巫术为人所知的时候，他们就与从事同样活动的云游道士难以区分了。这些变化不仅使秘密宗教更加紧密。同时，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习武者作为村社的保卫者，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8］。
一旦发生这两种变化，义和团运动的条件就已经成熟。拳民的“异端”活动———喝符、念咒、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在鲁西农民看来极易理解的。因此，它们很容易为广大农民接受，这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也就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席卷华北大部分地区。此外，该地区业已存在的村社防卫措施为新拳民与村社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拳民应该作为村社的保卫者而出现，这不仅有助于为村民们所接受，而且，也有利于为官府所容忍，这是义和拳所希求的。19世纪末，官府和农民都在寻找抵御步步进逼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新方法，列强的威胁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最后的前提条件。［18］晚清直、东地区的秘密宗教徒和习武者的关系很密切，很多时候，习武者既是武术行当中人，还是秘密社团甚至是秘宗教的信奉者，参加过秘密宗教。“当练拳被当成一种吸引人们逐步加入秘密宗教的方法时———其目的不管是为了广招徒众还是为了收敛钱财（或者两者兼有），在某种程度上武术团体就变成了秘密宗教的附属”［18］。“很清楚，发动起义反抗朝廷的最有效方法是将那些具有白莲教传统的秘密宗教信徒与武艺加身的习武者结合起来。山东和邻近的华北平原地区不断地提供这种条件并非偶然，因为这一地区不但以秘密宗教出名，而且也以尚武着称。早在宋朝（960—1279），山东人的勇敢好武就非常有名”［18］。科奇侯恩在《转变的中国》载：“山东人蜂拥来到富裕的满洲，他们身强力壮，品行好。中国海军中最优秀的兵员均来自他们当中；这些人勇敢无比，不管是沦为盗匪，或是自力更生开发辽东和满洲的资源。”［18］19世纪末，西方人的材料也总结了山东人以下几个特点是好武、节俭和智慧。山东人的尚武精神既能利于政权亦可加害于政权。从清代至今，军队都是去山东募征那些强壮、忠诚、勇敢的士兵来保卫国家。但是，同样的性格也使另一些人沦为盗匪。山东人以“好义”著称，而这种“见义勇为”也极易使他们变成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说的那种“社会盗匪”，鲁西尤其如此。
社戏的流行和尚武民俗的存在凝聚为鲁西北及周边地区民众中间的生活惯性，两者和睦相处，共同融合为一种非官方参与且又相对独立的自然文化生态。社戏的精神和尚武的传统汇合成了一种时代的风尚，演化成了直东地区草根文化的基本元素，并对直、东地区青年团众集体性格的锻造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根源性的促动作用。
3武戏元素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表现形态华北地区的武术精神对民众心理有较强的渗透力。
民国初年人罗惇曧曾说：“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为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汇总常见者。愚民迷信神拳，演此劫运，盖酝酿百年以来矣。”［6］北方民众以武戏为精神指针，说明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尚武传统本身和武戏的关系紧密；其二，武戏的降妖捉怪的内涵在社会生活中的播扬力依然明显。以武戏为基础组成的民间文化结构和草根文化生活必然会波及义和团的集团性政治斗争，武戏会促使观剧人依照武戏做出自己的规程性和方向性想象，于是，原本属于艺术欣赏内涵的戏曲，就脱壳而出，具备了巫术作法的凝聚力和激发斗志的战前动员，并最终成为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尚武行为的行为艺术的表演活动。“讬言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拜师传经，立厂设坛，聚众而演习。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1］。
多元文化碰撞后，各种文化便会以相互融合的方式体现其固有价值，即便是强势文化，亦无以全面覆盖弱势文化。换言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无法彻底同化掉另一种文化形态，文化总会以混合的方式呈现出新质，并缔造出新一代文化风貌。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观察，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种文化全面替代别种文化的现象，新的文化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混血”状态下始可实现。具体到鲁西北和直隶西南地区，习武练拳和秘密宗教的传统相互影响，便混合成了一种新质的文化。同时，神拳作为一种文化新质体，其兼容秘密宗教与拳术两者于一身的过程，并非简单结合地将两者相加。其中，“传统民间的戏文对农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义和拳所供奉的众神都来自这一方面。而烧香磕头也不是秘密宗教所特有。到19世纪末，传统的宗教与秘密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而神拳仪式中有很大成分并不完全来自秘密宗教”［18］。武侠类戏剧和小说为何对义和团运动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应当从多方面考量。“附在义和团员身上的神也即是山东民间文化中的人物。他们主要来自白话小说《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封神演义》是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它把公元前11世纪建立周朝的英雄人物同保护三教（佛、道、儒）反对异端的传说结合起来。小说《西游记》中保护唐代和尚玄奘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也都是家喻户晓，受人喜爱。这同他们保护佛教的角色有关系”［18］。珀塞尔《义和团起义：背景研究》曾经研究过义和团起事的季节性特性，他关注到了义和团起义多在春天，正是因为春季为华北地区庙会旺季，庙会的演剧活动，给义和团可提供了集体起事的机会。“义和团的反教行动在鲁西北真正开始蔓延，是在1899年春天，因为，这通常是赶庙会与看戏的季节。两者之间的巧合也许不是偶然的事情。
同样，1900年直隶义和团的活动开始逐步高涨也是在春天。在有些场合，义和团甚至占据戏台，在这个为他们提供神祗的舞台上，表演我们的降神术”［18］。如上所述，民众很可能将义和团的仪式当成了“跳大神”那一套。在华北平原，通晓一整套符咒与魔法的武术团体和教派组织比比皆是，为人们接受这种新形式的神拳打下了基础。但是，义和团活动还受另一种重大影响，它对民众怎么看待这场运动作用更大，那就是戏剧。从此可见，义和团运动和当时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是多重社会和文化元素促合而成的，其中，民间戏曲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引《燕兰小谱》资料统计，以伶人数量多少为准，清朝戏曲演出活跃程度的地域性排序如下：北平（京兆）与河北（直隶）第一，江苏第二，四川第三，浙江第四，陕西第五，山西第六，山东第七。据《听春新咏》记录，嘉庆年间，秦腔末流时期，伶人分布排序则是河北、江苏、陕西、四川、山东、山西为前六名。［8］据解放后的资料统计，仅分布在山东省的戏剧剧种就有34种之多，相比较而言，鲁西地区较山东其它地区剧种又更为繁多，而这里正是义和团运动的最初发源地。［17］晚清戏曲中的花部压倒雅部，武戏的扩张力急速提升，在广袤的华北平原的村镇，武戏的演出无时不有。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地区山东与直隶两省都是戏曲的发达区域。以花部武戏为主体的新型的戏曲类型正是通过自身魅力把广大民加及引到它的周围，又悄然把这种影响力播散、扩展到观剧者身上，促使观剧人产生戏曲生活化和生活戏曲化的通类联想。中国戏曲的素材多种多样，但总体说，有五大类型，分别是历史戏、神仙道化戏、才子佳人戏、公案戏和鬼怪戏。而在以农村青年为主体的义和团众看的多是历史戏中的武戏类别。以三国戏为例，三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在戏曲中皆有所表现。如《借东风》、《辕门射戟》、《斩马谡》、《群英会》等皆搬演三国故事。大到黄巾起义、赤壁之战，小到吕布、貂婵情事，都被搬上了戏剧舞台，风云人物纷纷登上戏剧舞台，其中忠厚恩慈的刘备，忠勇无畏的关羽，粗豪爽劲的张飞，胆气过人的赵云，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武艺高超的马超，勇力过人的吕布等人更为民众喜爱与欣赏。除三国故事外，晚清时期有关水泊梁山、杨家将等为题材的戏，也通过戏曲舞台广泛传播。义和团运动首先爆发的鲁西地区所流行的戏剧的内容多以历史题材的武戏为主，内容决定形式，其艺术表现也跟从粗犷、豪迈的风格，如山东梆子的“四大征”，即《穆桂英征东》、《秦英征西》、《姚刚征南》、《需振海征北》。内容多为讨伐征战故事，皆为好勇都狠、张扬武力的武戏。
摘 要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古典美学、传统理论学和医学等多种文化知识，具有悠久的文化价值。高校武术文化传播工作的水平和武术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本文通过对武术文化价值的研究，针对武g教学过程中怎样融合文化教育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让学生能够深入的感受到我国优秀文化的精髓，以此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关键词 传统武术 文化武术教学 传承发展
中华武术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因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习惯和宗教因素的影响，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随之产生了哲学、伦理学、美学、养生等多种文化内容，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武术文化体系之一。
一、武术文化在高校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将武术与传统文化离开传承
武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高校进行文化教育的主要方式。武术的核心内容是文化的传递，没有文化的融合武术只能是一个皮囊。现在的高等教育比较注重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但是我们在传播武术文化的时候，却把武术文化的俗文化过分扩大。以至于在武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其中的历史价值，而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价值。我们在传播武术文化的时候，很多人对于武术文化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岳飞的精湛武艺上，关注岳家枪，注重太极拳的变化多端，看重霍元甲迷踪拳的英勇无畏。随着时间的流淌，人们对于武术文化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人们对于岳飞在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促进效用关注力度不强，也没有认识到其中的民族精神，并且没有把太极拳和现在的太极哲学理论知识融合起来进行叙述。人们对于霍元甲在民族为难之时所展现出来的武德涵养也没有进行深入体会。只是注重对于武术过程中人和事的叙述，没有关注传统武术文化中的精髓所在。而且对于武术的文化价值，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传统武术教学内容在高校的缺失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在现在的社会中主要呈现“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两种类型。所谓的“竞技武术”就是以官方传递为主体的现代化武术。实际上竞技武术是岁武术的体育效用进行进一步的增大，是武术对于体育的另一种反映。和竞技武术相比，民间传统武术需要传递，在现在的社会中，以人为主要传播介质的民间武术逐渐淡薄化。高校是武术发展和继承的摇篮，但是现在高校中的武术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以竞技武术为主要题材，对于传统武术的融入比较少。这样就使得高校不能对中国的武术进行有效的传递和发展，也严重阻碍了民间传统武术发展的长久性。现在高校武术教学的内容主要有初级长拳、初级棍、初级剑、24式太极拳等，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武术像是陈式太极拳、八卦掌、本土拳种、八极拳、通背拳等内容比较少，在高校武术教材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入。所以，在高校武术教育中应该肩负起发展和传播武术文化的重担，适当增加传统武术的教学内容。
二、武术教学中对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武术教学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培养与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核心价值的展现，更是一个民族长久发展的主要力量。学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爱国是民族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民族发展的永恒动力。所以在现在的高校武术教学中，不能只是对武术技术进行讲解和教学，还要根据武术教学的实际状况、技术特征和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来不断的找寻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哲理内容，从而更好的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武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卫国强身。从古至今，很多英雄豪杰都留下了令人称赞的光辉事迹。比如在明朝，戚继光和少林寺的人一起抵御敌人的入侵，认真学习武艺技术，严厉打击倭寇的入侵，使得民族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他们在守护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时候，不顾及个人利益，而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中心，不畏，誓死捍卫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武术文化中包含了浓厚的文化价值和人文思想。所以，在武术文化教学的时候，需要不断的提升大学生的自身素养和精神品格的构建。武术文化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发展，也就是通过对武术的练习，使得人们能够对自然和生命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效的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全面融合。高校利用武术文化教学可以让大学生在提升自我素养和综合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其中的平衡点，从而构建全面的人格，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模式。
（二）武术文化教学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有关习武精神的经典语录，这就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认为练习武术就是“练功夫”，其中的“功夫”就是指做事情时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是指在一个事情上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和成绩。把这种习武精神有效的融入到武术教学中，能够有效的加强大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三）武术教学过程中应注重营造武术传统文化氛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价值也在不断的传播。文化的类型也更加的丰富多样，例如服装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能体现出来。武术也是一种文化，但是很多人对于武术的认知只是保留在技术方面，没有认识到武术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中国文化，这种思想就阻碍了武术文化的传递。所以，武术在现在的社会发展中不能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来进行，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传播和发展。在文化的环境中构建学习氛围。比如通过语言、举止、服装、等内容来加强文化的渲染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武术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热情。体会武术的独特魅力。通过不断的学习，加强学生对于和谐统一观念的认识，能够善待他人、贡献社会，从而构建和谐统一的人际关系。
（四）武术教学过程中突出武德培养
武术文化中拥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人文思想，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从古至今，中华武术都是主张以武修德，武德修养以礼为先。所以在武术教学的时候怎样进一步加强武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首先，需要充分的激发老师在教学中的个人威信，德育教育不但需要对其进行说服和训练，还需要对学生的情感进行熏陶和影响。老师威信的体现在于其人格魅力的展现，老师自身的形象和老师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对学生的影响是比较深入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老师的行为举止都会对学生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学生的思想情感造成重要的改变。第二，要善于发掘教材中的德育内容。在教学传统武术的时候，可以引入一些优秀的电影给学生欣赏。让学生学习这些电影中所传递的武术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时还可以让学生感受人物那种不畏、刻苦锻炼的精神品格，从加强学生的自我防卫能力，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最后，在教学的时候还要适当的引入德育的内容，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以使用丰富多变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从而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比如：在上课之前或是课程结束之后，师生可以互行“抱拳礼”。并且要进行基本的礼仪问好。这样能够进一步加强师生之间情感的传递，传播“尊师爱生”的文化美德。在练习套路、教学比赛或检测的时候，都需要向学生行礼，或是在练习的过程中两个人也要相互行礼，这样能够培养学生虚心向他人学习知识、坚强勇敢的精神品格。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TY122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方芳.武术教育的文化性探析[J].青少年体育.2016（09）.
关键词:津门武术;文化孤岛;独立;武术文化区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5-0043-05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地域武术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上海体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郭志禹教授在将全国武术文化分为中州武术、齐鲁武术、燕赵武术、西域武术以及大漠武术等14个武术文化区的基础上,带领自己的博士生逐一对其进行研究。
天津是中国武术的一个重要传承地,“精武元祖”霍元甲、的武术老师韩慕侠、回族尚武典型标志的重刀武术、先后天有别的程派高氏八卦掌、“七大流派”之一的李式太极拳、富有哲理的无极拳、重视根基的功力门武术、中日武术文化交流活化石的独流苗刀以及中华武士会、中央国术馆和国立体专等在中国武术史上均占据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天津的武术文化研究严重滞后,至今还没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难免出现将天津武术划入燕赵武术文化区内进行研究的现象。实际上,这是对天津武术文化的一种误读,是由于天津武术文化的辐射性太弱而引起的一种误会。
1 学术语境中燕赵文化的内涵及天津“语言孤岛”的启发
燕赵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重要地域文化,但此时的天津并不活跃,许多地方浸泡在海水中。后来,随着天津的浮出及军事地位的提升,特有的地理位置又使天津文化表现为一种“文化孤岛”现象。也许正是因此,学术语境中的燕赵文化多指河北文化,并没有将天津文化包含在内。
1.1 学术语境中的燕赵文化大体相当于河北文化
燕赵文化中的“燕赵”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在历史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燕赵”,泛指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渤海,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狭义的“燕赵”,指今天的河北省①(明清以后,燕赵就开始专指河北省[1])。“燕赵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传承和地域特征看,大体相当于今日行政区划所辖属的河北区域文化”[2];“燕赵文化主要是指以河北地域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其由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的生活结构体系,即河北大地上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总称”[3];“‘燕赵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这里的燕赵,代指河北,因此燕赵文化等同于河北文化,它没有断代的时间概念,是指现今的河北自古至今的文化,既包括该区域内各个阶段的历史文化,又包括现今留存的文化内容,而不是特指某一历史阶段内的文化”[4]。当前,多数学者(尤其是河北的学者),多在此意义上使用燕赵文化概念[5]、②。
2010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丛书中,《燕赵武术》写的是河北武术,《燕京武术》写的是北京武术,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燕赵文化概念。
1.2 天津“语言孤岛”的启发
“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由于资料的限制,天津初期的军事移民来自何方已无法做出全面准确的结论。但通过对已知籍贯309人的统计,我们发现他们中有61.4%来自南方,来自安徽和江苏者几乎占了一半[6]。其中,来自安徽的人数最多、县份也相对集中。这些人只能居住在卫城和运河沿岸,兵营甚至不能驻扎在运河对岸,因为那里归武清县管辖。
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同乡的相对集中居住等因素使这些官兵从家乡带来的方言没有融入当地的方言,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区——天津方言岛。就这样,以安徽方言为基调的“天津话”得以保留下来。
天津的这种方言岛现象实际上已经在预示我们天津文化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它的北面是文化底蕴丰厚的皇城根文化,南面则是广饶的农耕文化区。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包围之中,作为移民城市的天津成为运河文化、盐商文化、老城文化、码头文化、寓公文化、租借文化、精英文化的栖息地,这种文化特点与北京的皇城根文化、京师文化,河北的平原文化、旱地农耕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
天津武术文化的历史并不长
“中国区域文化的基本格局奠定于秦汉时期”[7]。春秋战国时期,天津虽然已经出现了以渔、农和盐业为生的人口生活聚落,但这一带并不繁盛。天津真正的兴盛实际上起始于1404年,天津设卫。随后,天津历经天津州(1725年)、天津府(1731年)、开埠(1860年)、八国联军攻陷(1900年)、国民政府设立特别市(1928年)、沦陷为日本殖民地(1937年)、天津解放(1949年)等重大事件,发展至今已经从漕运码头、军事卫所、商业都会、开埠城市演变成为一个超千万人口的综合性大都市、北方经济中心、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这样的历史演化背景下,天津武术经历了军事武术的兴盛、传统武术的成熟及近现代转型的发展演化等三个发展阶段。
2.1 天津军事地位的提升及军事武术的兴盛(1404-724年)
汉代以前,黄河下游频繁改道,几度由天津附近流入渤海,此时的天津及其周围地区在河流和海侵的影响下,几乎没有人居住。
1苗族传统武术传承的山地特征
首先，苗族人民由于山地的原因，居住环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导致居住较为分散，居民之间的交流一般只是局限于家族间的交流，导致武术文化不能得到很好地相互交融。其次，苗族人民当时的发展情况并不算文明进步，因此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再加上山地地貌无法改变，就导致传承武术的范围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并且在封建宗法的影响下，传男不传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大大限制了苗族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最后，山地是天然的屏障，再加上明清两朝所修建的苗疆边墙，使得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封闭式的影响。这些对武术文化也不例外。由于无法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武术文化，导致苗族传统武术只能呈现重复性的循环发展，这些都是由于山地的闭塞性而导致的。
2苗族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路径
2.1苗族传统武术简介
苗族武术源远流长，距今已经有几百年之久。苗拳中的“蚩尤拳”据传诞生于公元前25世纪以前的蚩尤时代。苗族武术是中华武术大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武术几经演变，不断地吸收民族文化涵养，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淳朴的乡土气息。而其实，苗族传统武术的出现与发展，与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有密切的关系。
2.2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
且不说苗族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主要始于原始民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当时的苗族人民为了生存，采用击打等方式与野兽进行搏斗。而现在历经千百年的积累和演变之后的苗族武术，就不得不追溯到明清两代时期。当时的明朝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明军政府与苗族人民的军事冲突日益加剧，其损失简直不可估量。在这种与苗疆地区大规模军事的冲突过程中的损失让政府无法负担，因此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大规模修建苗疆边墙，对苗疆地区采取了隔离与区分的方式。清政府更为残酷，使用了以苗制苗的策略，挑拨不同地区苗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利用民族矛盾的激化来达到自身侵略和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这种强硬的压迫之下，更加激起了苗族人民与日俱增的反抗情绪。在这种被垄断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不可抑制地激发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斗志。随着这样一股热血的斗志，与此相对应的出现在苗族人民之间的，必定是武力的大幅度提升。可以看出，苗族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征讨的对象，因为苗族人民生性不畏、崇尚武力，具有十分良好的反抗精神。因此，在苗族边疆地区，不管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懂得技击的常识和几手过硬的武功。这种武术的普及程度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明清时期的苗族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侵略和歧视所持有的态度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反抗高潮。这种奋起反抗的现象让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无可适从，因此，战争就成为当时不可避免的主题。从历史上看，苗族是中国众多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与封建统治者发生反侵略战争最频繁的民族。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知，苗族武术起源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苗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不但没有磨灭殆尽，反而日益增长，保护自己家园的强烈愿望促使人们开始提升自己的格斗、械斗的技能和技巧。苗族人民的习武过程深受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那种不抗威严、面不改色、拼死抗战的态度占领着苗族习武者的内心。这些内心的思想活动也出现在武术当中。苗族武术的主要形式就是搏杀，以军事战争为目的进行习武训练。其价值功能就是在军事战争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毙敌人。为了实现这种军事目的，苗族人民开始寻找一些方法与形式，锻炼自己的体格，这就是苗族武术出现的主要原因。而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和发展，社会需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同时期的人民有着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也逐渐展现在对于武术文化的需求方面。虽说武力冲突和战争是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出现的外部因素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高涨情绪是苗族传统武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强大推动力。正如上文所说，明清两朝的压迫促使了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在封建统治者土崩瓦解之后，随着苗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日益和谐，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之后，苗族传统武术也开始吸收和接纳来自中国大地各大武术系别的精华，如少林寺武功、武当派武术等，使得苗族传统武术的拳种更加丰富多彩，武术系别更加精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战争已经成为不再提起的话题，民族关系也日益和谐，民族矛盾也相对缓和，民族冲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以前以搏斗技能为主要价值导向和追求目标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今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内涵已经囊括了强身健体、文化娱乐、竞技体育等多方面因素和需求，这些都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程度有关。由于人们现在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在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苗族传统武术更多的要朝着表演性、娱乐性的方向进行发展。现在的苗族武术中还增添了舞龙舞狮的内容，这些都是为了顺应时展的潮流而使得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发生的文化价值导向的变化。现在的各种苗族武术活动已经成为健身娱乐的必要选择之一，并且在节日的庆典、祭祀联欢活动中也经常看到苗族传统武术的身影。在时代的引领之下，现在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已经有了崭新的内涵，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
3结语
苗族传统武术也是中华武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苗族武术的发展也为中华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根据苗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从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路径和山地特征入手，对苗族武术文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能够为苗族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张濒化 单位：云南文山学院体育学院
本刊讯（记者刘强 实习生朱新义）5月16日，“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正式成立，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河南省武术协会、河南省体育局等单位领导及全国各地武术界、文化界著名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了成立仪式。
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科研部部长、中国武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特聘教授康戈武先生，代表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主任王筱麟致贺词。贺词中说，河南是少林武术和太极拳的发祥地，武术文化基础雄厚，其深邃的文化内涵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发掘研究。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原武术文化研究迈出新的一步，也为全国武术文化研究增添了一支新的力量、新的团队，必将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繁荣，为中国武术运动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作为全国第一家致力于专门研究中原武术文化的学术机构，将以弘扬中原武术文化为己任，开展中原武术文化学术研究、中原武术文化考古与文献研究、中原武术文化与现代研究等，坚持以区域武术文化研究为主线，坚持以学术性研究为主要研究属性，坚持借力研究发展的基本方法，坚持做少、做专、做精的研究原则，以中原武术文化自身的魅力为吸引力，广泛联络省内外、国内外研究力量，形成校内外结合、专兼职结合、老中青结合的科研队伍构架。中心的顾问和研究人员，囊括了国内省内的众多武术、文化名家，领域涉及考古、历史、教育、文学以及民间武术流派代表人物等。
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以“建构和完善中原武术文化学科体系，提升河南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指导中原地区武术文化的实践活动和教学活动，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加强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与全国武术文化研究的交流，彰显中原武术文化的地位与贡献”为宗旨，广泛利用省内外高校的科研力量，积极发挥社会及体育系统的人才作用，同时以《少林与太极》杂志为依托，刊发研究内容与成果，报道研究动态，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促进河南文化大省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中心的成立，能够充分挖掘河南武术资源，进一步弘扬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汇集了省内外各方面的力量，从考古学、文化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中原武术文化作系统的研究，将武术作为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开展深层次文化属性的研究。研究中心的成立还搭建了一个武术文化交流的平台，在武术传承、研究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武侠电影中武术文化的融入
（一）武术精神
武侠电影中武术文化的传承体现在其本身具有的武术精神上。比如具有正能量的励志精神，武术文化有诸多魅力，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也可以增强人们的体质，展示习武之人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武术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具有较强的励志作用。武术不单单受到中国人的大力提倡，同时增加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力。武侠电影中与武术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而武术文化本身所包含的励志精神，使得电影在内容和题材上注入了更加丰富的阐释，从而赋予武侠电影更多的审美价值和文化特色。现在的电影，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融入了较多的商业属性，电影技巧也得到了较高的提升，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武侠电影中所呈现的武侠文化的励志精神都不会改变的，一方面有助于凸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中国武术的理解。《卧虎藏龙》作为中国著名武侠电影之一，其中的武打情节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具有强烈的东方韵味，给观众表现出积极的民族精神，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的眼球。
（二）武术之美
在欣赏武侠电影时，我们常常会关注到武打动作的优美之处，构成了电影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武侠电影是否取得了成功与其中武打动作的种种设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武侠电影中增添了较多的武术美学元素的情况下，相应地就会增强观众对影片的审美感受和视觉体验。当前形势下，我国武侠电影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全球，国际电影不断增添较多的中国武术文化元素，最终造就了诸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影片。中国的武术从起源之际开始，便带有丰富多彩的舞蹈韵律，给武侠电影注入了更高的审美价值。武侠电影在呈现武打动作的时候，不仅展现了武术的力量、速度之美，而且在演绎的过程中附加特技和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别具一格的修饰和设计，使得人们在欣赏武侠电影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武术美和艺术美。
（三）习武氛围
中国鸦片战争爆发后，处于末期的清朝政府由于自身政治腐败开始屈服于西方列强的统治，不断割地，进行巨额赔款，开放海边诸多通商口岸，促使了大批西方传教士的不断涌入。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实施，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模式开始流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导致中国传统武术趋于衰退，习武者越来越少。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因此，习武之人必然甚多，然而由于外国文化的传播，使得国人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关注度不高，因此，应该以各种方式促进其在国人中的影响。而武侠电影作为武术文化的重要传播手段，不仅给国人呈现出较强的视觉感受，而且为观众提供一种学习武术的氛围，给观众传达武术文化相关知识，有利于激发观众学习武术的兴趣和动机，给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扩大了受众群体。比如，对太极的传播与普及，杨露禅甚至太极于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性，他不断苦练，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广太极，最终人人皆晓。
二、武侠电影中武术文化的异化
武术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中国文学和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开始出现武侠电影。然而，在这些电影中，武术的作用不外乎武术精神，增强观众的审美享受。武侠电影借助武打动作刺激观众的视觉体验，不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受此影响，部分武侠电影仅仅以简单的武功招式作为主要内容，另外一些电影只是借用传说中的虚幻武术，还有些电影则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臆想。事实上，像我们熟知的凌波微步、一阳指、北冥神功和吸星大法等，由于受到电影故事情节的不断强化，与现实中的武术已经大相径庭，甚至被世人“神化”，这与武术文化的实际相背离，特别是在电脑特效的影响下，电影中的武术更是出乎意料，继而忽视了武术的本原特质，盲目满足电影观众的审美需要，导致中国武术开始丧失自身的生命力。武术是中国武侠电影特有的元素，其普及和传播给我国的电影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的衡量，过犹不及。近年来，诸多导演和制片商一味地强调电影票房，盲目地给武侠电影注入武打动作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电影场面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然而过分夸张的表现手法让人们开始怀疑武术的真实性，对武术逐渐出现抵触情绪。如《笑傲江湖》中《葵花宝典》的使用便给予人们更加广阔的“瞎想”空间，将其神化，歪曲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本质特征。当然，单单以娱乐的角度来欣赏这些被异化的武术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与中国武术的本来面目相差甚远，仅仅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口味或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利益。这些现象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武术，因为它太过抽象，太过神秘，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武侠电影对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截至目前，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促进武术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即对武术资源进行充分的运用，将武术和经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利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方法以及原则等有效刺激市场对武术相关产品的需求，大力拓展武术产业的市场。伴随着现代影视的快速发展，我国武术在经济方面的价值被广泛地开发，甚至营造了浓厚的“武术热”氛围，这对武术文化的拉动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从最开始的“武馆”“武校”到现代化的“武术俱乐部”等的开办，让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人士开始认识与了解我国的武术与武术文化，并积极地投身于中国武术的锻炼中去。同时，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对武术也有着巨大的发展作用，能够推动中国武术朝着多样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宣传以及强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张金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公共体育教研部
1.1研究队伍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在近10年来逐渐形成，各个地域的研究团队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团队化和特色化为发展目标。从论文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数量来看，武术文化研究的主要单位和团队为高等院校的相关人员团队，比如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等。尽管其他综合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武术文化研究，但我们不难发现武术文化研究的主力军还是专业的体育院校，体育院校的体育资源丰富，研究人员的专业性更强，对于武术文化研究更加有优势。总的来说，我国武术文化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过程中，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对于我国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2研究方法从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来看，研究人员主要采取的是研究文献资料的方式，结合一定量的实际走访调查研究，综合采取文献和走访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定性研究。因为从文献中获得的往往是间接资料信息，而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获得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样更加有利于定性研究的分析，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武术文化的真实面目和本质化精华，研究人员通常采取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但限于资金、路途等等问题，学者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在现阶段而言还是较多采用文献法，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是研究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从10年的武术文化论文来看，我国研究人员对武术理论分析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科广度的扩展和学科深度的挖掘，从学科广度上来讲，武术论文从过去的体育方向论文发展融合入了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内容。从学科深度上来讲，学者对武术文化内涵有了更加细致微观的分析，而不是像过去只停留在表面和宏观方面。
2武术文化研究的缺陷
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背景下也隐藏着不少缺陷。首先，研究结构上不平衡，据统计分析，我国近10年来武术文化研究论文中有64%的文章是研究武术文化的内涵，其方向如武术的发扬和继承、矛盾与传播等等只占28%，比例严重失衡，容易造成武术研究发展的畸形化。只有将研究的各个方向进行结构性的平衡调整才能推动武术文化整体发展。其次，研究透彻性不够，由于现阶段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从间接资料上获得的信息往往不如直接的一手资料鲜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性，特别是有些注重实际研究的学科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深入到一线去获取最为新鲜的信息资料以供分析研究，如社会学和人类学。
3发展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议
3.1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土化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武术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使用到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来丰富我们的分析论证，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这些科学理论较多采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但很多理论知识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情的前题上的，不能生搬硬套在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当中，我们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所要研究的武术文化的内容摸清，再配合先进的西方知识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避免出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谬误。
3.2理论研究多元化发展过去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学者往往找准一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武术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不是一门学科一种方法就可以阐明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分析，融合政治、经济、历史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在分析方法上可以运用文学和哲学学科知识。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有利于加强对于武术文化的全方位阐释，能够更加透彻地在新形势下解读武术文化。
3.3研究团队联合目前的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大都是体育专业人士，然后由于多学科分析发展的需要，单纯地体育学科研究人员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体育专业人士应该整合高校研究人员资源优势，吸纳其他学科优秀人才进入本团队进行武术文化研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新研究人员的加入将打开武术文化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
4结语
一、体育伦理的内涵
体育伦理学的是以体育道德为研究对象，揭示体育运动中伦理道德的本质及规律，属于应用伦理学的内容之一。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伦理学是研究体育道德的学科，是运用伦理、道德观点研究体育领域中体育道德的本质，基本矛盾和各种体育道德现象发展规律的学科”；龚正伟老师将体育伦理界定为:以体育(指身体活动)为中心所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以及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体育伦理的内部基本结构要素包括:体育伦理意识，体育伦理关系和体育伦理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体育伦理学不仅研究的是专业或者职业体育者，还包括了从事体育活动或与体育活动相关的人相互之间的道德联系。体育伦理学同样适于全民健身运动中的大众体育以及学校体育，而不仅仅局限一于竞技体育。传统武德不论是在大众传习、学校体育、还是竞技武术中都是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范畴。
二、武术伦理的内涵
武术伦理的体现主要在于武德。武德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停的革新，不论从古代早期的军事武艺还是到清末的民间武术，又或到现代法制社会下的武德，但其万变都未离开一个“德”字。在春秋时期的《左传》中这样定义武德：“武有七德，禁暴、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可以看出是对武者自身的道德要求；古代对武德的明确定义虽然较少，但其内容却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伦理思想为核心，依然是对武者道德素养的规范；在现代对武德有这样的定义：所谓传统武德，是指长期来在习武群落中形成的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要求。它协调着习武者之间的相互人际关系，影响着习武者的各类活动，可以看出武德依旧是习武者在处理人际关系、日常行事的行为准则。
三、武术体育伦理相关研究现状
通过检索“体育伦理”、“武德”、“传统武术”等关键词发现，虽然关于此三方面的单一研究众多，但是关于传统武术的体育伦理研究几乎未有涉猎。仅有部分研究中略有提及。李宏斌博士的《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伦理意蕴及其价值》研究中，深入阐述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生命伦理底蕴、道德教育内涵三个方面，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生命伦理关怀是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容，道德是武术的灵魂，武术缺少了道德的承载，其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谢刚的《中国武术中的“武德”培养与提升》一文中，提到了武德是中国伦理、文化和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体现，是武术的伦理规范及习武者的德行准则的总和。张绰庵，韩红雨的《中华武术谚语文化特征管窥》研究中，指出了武术谚语的伦理性特征，武术谚语以儒家文化为底蕴，推动了中华武术的传承及习武者的行为规范。在孙术友的《武术伦理文化与构建和谐高校校园的研究》的中，认为武术伦理文化武术人与他人处理日常关系的行为准则，包含了信、勇、礼、仁、孝、忠、节、义。其实其武术伦理文化就是指的传统武术武德的伦理思想。王春光，李跃忠的《中华武术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研究中认为：中华武术伦理的形成是经过长期的积淀，变化形成的，是由一种“下位文化”即俗文化，慢慢的演变为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等方面的一种渗入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的文化。现代社会应当发扬中华武术伦理中的自强不息、见义勇为，明礼诚信、崇德扬善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关于武术伦理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亦不够全面，需要广大学者予以关注。
四、结语
关于武术伦理的研究也是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学者应当注重关于武术伦理放的研究，决计不能使之成为武术文化的发展的短板。
作者：袁宇宁 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武术是我们的先民在千百年的生存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一枝奇葩，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优秀代表。被人们称誉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时代的发展呼唤着世界各民族的融合，在融合之中，民族个性绽放将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的生存之本，中华武术无疑在这个时代将成为展现中华民族个性风采的窗口。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任何民族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代表本民族自身的文化素质。源于中国，产生于生产劳动的武术，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代的变迁都为武术打上深深的烙印。冷兵器时代，武术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安邦定国的主要手段，和平时代则成为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武术受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兵学、伦理学、中医学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吸收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体系，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武术注重武德教化，反映了中国自古“仁义之邦”的优良传统美德。“重义轻利”，“舍己从人”，“尊师、谦和、忍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思想的体现正是长期占中国文化思想统治地位的中国儒学思想的折射。武术运动讲究“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术道并重，内外兼修等思想理念，则与道家的思想影响有关。太极拳是以中国哲学术语“太极”命名的一个拳种，哲理深厚，奥妙无穷；八卦掌借易理来说明拳理，变化莫测。另外，武术中诸如进退、攻防、刚柔、阴阳、含展、吞吐、开合等运动形式的组成，正是在这种矛盾统一的变化之中，以武术为载体，展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维。还有武术实践中的技法、巧劲和战术的运用，都是通过武术动作展现出来的形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从文化的物质层面来看，武术是人体的肢体运动；从文化的较深层面来看，武术作为一种人体文化，则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可以说，武术是人们以自觉的身体运动创造的身体文化实践，武术的发展随时代的变迁发生相应的功能嬗变；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诸如武术等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与之互补互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将呈现东西方文明相互融合、一体化的趋势，而民族个性的绽放，无疑将是该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础。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精武魂”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铸造中国“钢铁长城”凝聚力的民族内核，在抵御外敌入侵，捍卫民族尊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的形势下，武术作为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将担负起重大责任。中国武术散手先后击败美国的拳击，日本的空手道，与号称“天下无敌”的泰拳1：1战平(按小积分获胜)，显示了中国武术的强大，鼓舞了民族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功夫已不再是以前的“东亚病夫”、“花拳绣腿”的代名词，而成为让外国人敬服，令国人感叹的“民族魂”。武术的发展必将为展现中华民族个性风貌，弘扬民族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一定满足的同时，精神上也在寻求一种平衡的砝码，休闲、娱乐，已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而高节奏的生活，人们的健康成为关注的头等大事。武术运动的健身、修身、悦心等多元功能价值，则可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另外，在当今物欲横流，人们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武德规范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德教化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鞭策人们的意志行为，与“以德治国”的方针相呼应。而武术的独特运动风格和特点方式，对培养人们顽强的意志品质，塑造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又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我国武术运动，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我们的自豪，骄傲和光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武术的民族性、社会性、世界性，将会更加鲜明，让我们涌人武术走向世界的洪流，为弘扬武术文化，为我们国家的强盛，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关键词：武当武术文化 当代 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9―0016―03
1 武当武术文化阐释
武当武术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与武当地域文化相互激荡过程中，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域内，由张三丰为代表的历代武当拳师在探索武当武术技击之道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仅包括与武当武术密切相关的武当武术传承流派、武当武术拳术与器械、武当武术技击功法理论等外在文化产品，以及蕴藏在上述主要内容之中并且主导其创造活动的拳法自然、由拳悟道，由内而外、由术人道，崇祖尊师，循宗问道等内在文化精神，还包括由这些基本内容所折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武当地域文化内容，以及由这些基本内容所延伸出来而体现在其他地域武术或武术门派中并与它们共享的文化内容”。武当武术文化是以道家哲学思想、道教精神为基础，融入儒家、佛家、中医学、兵学、导引、养生等思想，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荆楚地域文化的孕育下，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和沉淀下来的物质和文化的综合体。
2 武当武术文化的当代传承方式
2.1 学校教育是武当武术文化传承的主渠道
传承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是文化的延续。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这其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学校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目的性、系统性等特点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最佳方式。只有通过学校教育，进行辐射，才能扩大群众基础。武当武术其厚重的文化根基，丰富的功能价值，对于培育大中小学生的民族情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品德修养，以及强我种族，健康国民都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对于高校而言，首先应该将重点指向体育院校（或体育系）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在较好的学习和训练环境中，能够更好地将武当武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也是武当武术文化的一线传播者。他们将是武当武术及其文化的专业素质较高的有能力、有权威的代表性人群；其次是针对普通大学生，这一高素质人群对于武当武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具有基础性和普及性的导向作用。在高校体育课程中开设武当武术课程，让其学习武当武术的基本原理和技法，达到健身、养生、锻炼意志品质、提高道德修养的目的。通过开展武当文化、武当武术文化、道家养生理论等文化讲座或专业理论课，让学生进一步的理解传统文化和养生理念。对于中小学而言，武当武术进学校要从地方、地区抓起，以点带面，逐步向全省、全国推广。在实施武当武术进学校的各项工作中，要加强对中小学体育教师武当武术基本技能的培训，落实武当武术“一拳”、“一剑”、“一操”的教学内容；逐步推行《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制度，拓展武术人口，使学生在武术段位制的考评竞争中得到健身、修身的锻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
学校作为开展民族体育运动的主渠道，要让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融入学生健康生活中，结合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选择教学内容，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精选终身锻炼必备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这种资源价值理念，为弘扬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使民族体育进入学校，成为学生学会学习和形成体育价值观的过程，是传承国土文化提供经验的绝佳选择，是丰富课程发展的契机。学校是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要充分发挥学校载体之优势，不仅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健身知识和方法，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为培养终身体育能力奠定基础。而且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传人，他们必须懂得接受我们民族的体育文化，同时具有现代意识和精神。这样，我们优秀的民族体育传统文化才不致于消亡。
2.2 竞技化发展是武当武术文化传承的推动力量
竞技化发展是推动武当武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武当武术的竞技化是指武当武术通过竞争的形式使其向着更好、更高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过程。通过竞赛、比赛活动，可以使武当武术水平得到提高和普及。竞技（或比赛）是武当武术技术、文化的交流平台、也是武当武术技术、文化的传播途径。在武当武术的竞技化过程中，要以训练促技术，以技术促竞技，以竞技促整个武当武术的全面发展。在武当武术竞技化发展问题上，应将其看作一个大的系统，不能将其分割，必须整体的发展。目前，传统武术的竞赛是从三个方面独立进行的，即套路、功法、搏斗。三个完全独立竞赛，互不关联。让人们看不出他们都同属于传统武术体系，也看不出个人在武术方面的修为到底有多深。所以，武当武术竞技应从功法、套路和搏击三方面进行，每人必须进行三个项目的全能比赛，三个项目的得分之和决定名次，从而真正体现一个人在武当武术方面的修为。对于武当武术而言，其挖掘整理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以技术整理、开发为重点，挖掘研究出一整套武当武术的精品套路、功法体系，突出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实战特点，以具体活动为载体，展示武当武术的风采，树立形象的特色。使武当武术逐步进入竞赛的大雅之堂。武当武术竞技化的实施，应开展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举办高规格、高水平的武当文化武术节、武当国际文化旅游节，积极争取承办国内外重大武术赛事，定期举办不同等级的武当武术比赛，给武当武术爱好者提供一个技艺交流的平台，举办武当武术擂台赛、武当论剑等活动，定期海选武当武术高手，并授予荣誉称号。结合武当山庙会举办武术竞赛和表演，利用“三月三”、“九月九”真武祖师大法会，朝山香客多的特点，宣传武当武术，以此多样的竞技、表演形式对武当武术文化的传承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和辐射影响能力。
2.3 大众传播是武当武术文化传承的有效手段
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的传播活动。“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成为影响受众个体认知、价值判断的中介，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帮助受众树立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对于民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与进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武当武术本身具有民族性和普及性，其“以养生为主”的特色，具有修身、健身、防身等功能，他以人为本，追求人体的自身和谐，是全民健身的俱佳选择。个人可根据喜好和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结构、技术要求、运动风格和运动量进行健身养生活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传媒手段日益发达，电视、电影、网络、书籍杂志、影像资料等逐渐普及。武当武术文化同样可以借助这些手段进行传承。比如，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武林大会”、河南电视台的“武林风”等节目就是通过电视这种途径来对武术进行宣扬和传播的；武当武术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武林大会”，对其宣传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可以借鉴河南电视台的“武林风”，在湖北电视台开设武当武术专题栏目（擂台、养生、教学、理论等）。同时在网络、报纸媒体等也开设武当武术专题栏目，系统介绍武当武术并解答武友的疑难问题，大力营造起武当武术风采的良好宣传氛围和环境。拍摄古代道家、武当武术名人健身养生传奇功夫片，摄制一批高质量的、以武当武术为题材、在国内外有轰动效应的电影、电视剧，使武当武术风靡国内外，深入千家万户。编辑发行武当武术专业的书籍、杂志、光盘等拓宽人们了解武当武术的视野，增加人们学习武当武术的途径。另外，通过体育旅游、节日、以及各种形式的比赛和表演，宣扬和推广武当武术文化，提升参与者人气。让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武当武术文化并身体力行于其中。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大众传播不失为武当武术文化传播的良好途径。
2.4 师徒传承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传承方式
师徒传承，是中国武术最古老且存在时间最久远的延续途径。它是由“师与徒双方聚合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和权利义务，以传习武术技艺为纽带而组成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它作为承前启后的链接，发挥着武术内涵纵向继承与外延横向扩展的作用，从而使中国武术更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性。师徒传承是民间自发的组织体系，它通过模拟血缘维持关系，对武术技术传授没有刻意追求统一与标准。打练结合是体认中国武术技艺的路径，传授方式多采用一对一，相当于精英式的教学，以拳种为传习载体，来感悟其蕴含的传统文化。武当武术的当代师徒传承，更有助于武当武术文化的提高和创新，对于武当武术文化的纵向承传至关重要。因为人是一切文化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武当武术要发展，要生生不息，就必须后继有人。虽然师徒传承这种方式在时代变迁中慢慢的弱化，但对于技术复杂，体系庞大的武当武术而言却是最能完整继承武当武术文化的传承途径。武当武术若没有师带徒的技艺传承，“武术人”是无法掌握具有文化价值的武术技艺的。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对技术和理论的准确把握是有效传承的先决条件；能否选择较好的人才；进行考察、甄别和分类，从而“因材施教”是有效传承的主要前提；继承人能否主动学习，刻苦钻研，反复探索实践，是有效传承的重要基础；传承人的言传身教，对继承人掌握传承内容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该项目将来的发展，是有效传承的关键。
2.5 纳入法律保护是新时代武当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手段
武当武术运用《易经》中以静制动、阴阳五行等原理，参以道教内功丹法，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拳功拳法和独特风格。其魅力在于以道理为指导，尚意不尚力；以养生为宗旨，内外兼修；视技击为末学，体现人与人和谐共处；以戒律为门风，尚武德；以自然为神韵，处处体现出圆、圈、旋的有机交合运化之势。并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维系人类创造力、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纽带。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单靠“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保护措施是不足以防止“不当利用”行为的。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地保护，就必须考虑建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机制、构建相应的规则体系加以解决。武当武术文化的当代传承也面临如此困境，法律手段是其保护的最有力的保障。对武当武术文化传承的保护应站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进行，从文化角度、体育角度和知识产权角度给予保护，其中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现行最有效的法律保护。公法和私法相结合的法律保护模式最适用于目前的发展形势。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
3 结语
武当武术文化在传统文化总体氛围中孕育、产生、发展，融汇了易学、道学、中医学、伦理学、兵法、天文、地理、养生等传统文化，它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道”理为指导和规范，其文化内涵深厚，功理深博，功法精妙。武当武术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发展是民族感情的需要，对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保护和传承。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武当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武当武术文化，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取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以服务于大众的姿态走向社会，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当武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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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侠电影释义
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中国武术技术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武侠电影之所以成为武侠电影，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它电影类型的特定元素———武术、侠义精神和传奇故事。结合这些元素并依据《电影艺术词典》中对电影艺术的描述（以电影技术为手段，以画面和声音为媒介，在银幕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和反映生活的一门艺术［2］3－4），我们可以将武侠电影定义为：以电影技术为基本手段，以画面和声音为媒介，以武术动作技术为表现形式，立足中国传统侠义文化，通过描述武林侠义之士的传奇故事，创造艺术形象，并再现和反映生活的一种电影艺术。
2武侠电影中武术元素的艺术化展现中华武术作为武侠电影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是武侠电影赖以生存的根源。武术元素设计和运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影片的效果和票房，因此，纵观不同时期的武侠电影，可以看出，创作者们都非常重视武术元素的艺术化展现，只不过采用的形式会因历史背景、创作环境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总体而言，武术元素的艺术化展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影片主题传播武术文化；以真实功夫展示武术技法；以电影特技增强武打效果等。
2．1主题思想：注重文化传播
一部成功的电影首先需要具有特定的主题思想，即所要表达与传递的精神特质。主题思想就好比人的灵魂，它是让电影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武侠电影作为电影类型的一种，其核心当然是武侠，而“武侠就是用武力行侠义事的行为”（著名写作家金庸语），其中的侠义行为只是电影的表象，创作者实际上是在借助这种行为传递武术文化，抒发内心的情感，因此，武侠电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弘扬武侠文化。如电影《黄飞鸿》中，徐克导演通过演绎黄飞鸿与洋人、民间恶势力的斗争，展示了黄飞鸿等侠义之士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唐山大兄》则通过讲述郑潮安（李小龙饰）为工友打抱不平，惩治恶霸的种种事迹，表现主人公见义勇为、惩恶扬善的英雄主义情怀。
2．2技法展示：注重真功呈现
武术拳种纷纭、流派众多，这些都为武侠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影片常常通过安排大量的拳法学习或习练以及刀光剑影的打斗场面等，将这些素材呈现给观众，其目的不仅是满足影片剧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向观众展示武术的技击技法，让观众从中领略中华武术的魅力和神韵。在许多以纪实和颂扬为主题的武侠电影中，由于主人公都是来源于史料记载而并非杜撰，为了真实地还原历史，影片中很少会对主人公的武功进行演绎，往往都是采用真实的功夫。由于这种功夫简洁实用、贴近生活，因此，也就很容易激发观众的兴趣。如《少林寺》里的僧人集体或个人练习少林拳和棍术，《精武英雄》中陈真在虹口道场与几十个空手道学员的打斗，《七剑》中的武术对打等。另外，有些武侠电影还会刻意地宣传某种特定的武术派别、拳种或技法，直接将其作为影片的片名，如：《少林与武当》、《醉拳》、《蔡李佛拳》、《猴拳》、《蛇形醉步》等。
2．3武打效果：借助电影技术
为营造良好的视、听效果，武侠电影中都会不同程度的运用到电影技术，如声、光、化、电以及各种特技等。正是电影技术的运用，使得侠士的形象更加伟岸，故事的情节更加扣人心弦，武术的艺术效果更加夺人眼球。如《卧虎藏龙》中青翠竹枝上的打斗，《十面埋伏》中漫天白雪中的搏击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让我们记忆犹新的经典打斗画面都是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都是武侠电影与时俱进的结果［3］。
3武侠电影对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3．1武侠电影推动了中华武术的传播和普及
20世纪70年代，功夫巨星李小龙凭借《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等四部武侠电影使世界认识了中国武术，并在国外掀起了一个学习中国功夫的热潮。而80年代，李连杰的《少林寺》又掀起了国内学习的武术浪潮。据统计，在《少林寺》及其他武术动作片放映之后的数年内，全国的武术业余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竟达到了万所之多；少林寺的所在地，河南登封地区就有100余家武术馆校［4］。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武侠电影的播映加快了整个武术运动的传播与普及。不同的武打电影会选择不同的武术拳种或门派作为主要对象，所以通过武打特效的设计与展现，可以提升武术拳种本身的艺术性、观赏性，其价值体现在更能吸引观众，特别是某拳种的爱好者；另一方面也更有效的宣传了某种或几种中国传统武术套路。正如近几年的《叶问》系列电影的播映，使咏春拳名声大起，在全国乃及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习练咏春拳的热潮。
3．2武侠电影带动了武术产业的发展
通过武侠电影的宣传，武术的健身价值、技击价值、观赏价值、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等被不断地挖掘出来，并形成了其自身的产业平台，产业链也得到了延伸。如影片《少林寺》的播映，带动了武术学校、武术旅游、武术用品、武术竞赛等的迅猛发展；获得奥斯卡4项大奖的影片《卧虎藏龙》，无论在全球电影界的影响力、票房收入，还是在中国电影和中国武术的宣传与推广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
3．3武侠电影促进了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意志、理想、追求、习惯等优秀品质的高度概括，它难以借助语言或文字进行准确的表达。而武侠电影通过画面和故事情节，以主人公的狭义行为将武术文化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领悟，这种形式更符合人们接受文化的心理规律。另外，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对同一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视角，因此，武侠电影更有利于武术文化的传承，多方位挖掘武术文化的深厚内涵，从而使武术文化发扬光大。如电影《霍元甲》，通过展示霍元甲的高超武艺和记述霍元甲为国家的荣辱而英勇奋战的事迹，向观众传达一种爱国主义情怀，观众从霍元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侠义精神中能够受到鼓舞，从而使自己的民族荣辱感和民族的自豪感大大提高，在现实社会中也就会自然的形成爱国观念。
论文摘要:武术不仅仅是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还是一种文化形态。武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武术丈化。当中国崛起首先需求文化软势力崛起时，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即凸现出来。武术文化与武术教育如何在崛起的中国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受到武术界的关注，文章认为:武术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只有通过教育的形式才能使之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武术教育是武术文化重要的传播途径。通过武术教育不仅可以使受教育者健体强身，武术教育还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
1武术的文化性与教育
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武术是一种文化，认为武术的成熟与发展，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术的融合，才成就了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郭玉成在《武术的属性:文化性、艺术性、体育性》中指出:“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全息缩影，中国哲学、医学、伦理、兵学、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均在武术文化中有所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武术被称为中国传瑰更祀牵瓣颗明珠一点也不为过，也正是由于武术的文化价值、文化属性，武术才成为一种文化。”武术与哲学的结合，促进了武术理论的哲理化;武术与医学的结合，促进了武术健身理论的发展;武术与伦理的结合，则体现在“武德”社会化;武术与兵学的结合.使武术成为了一种技击艺术，促进了武术战术思想的发展;武术与文学的结合，才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诞生。武术与舞蹈、戏剧的结合，才有了京剧中武打动作，以及现代大型的武术表演活动。正因为“武术的文化属性，武术已经融人了中闰人的生活，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诚如阮纪正先生所说，武术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武术文化性的存在，才使得武术得以发展、流传。
由于“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产生、发展，自然地融汇了中国传统哲学、伦理、美学、医学、兵法等传统文化的思想与内容，形成了武术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合二为一的武学体系—武术文化”。所以.武术具有了文化属性，它作为一个文化载体，也就使之具有了教育价值。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武术的教育功能，古往今来皆有之，只是由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武术主要价值取向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代表，从二十世纪初就成为了教育国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手段。可是，在以西方体育为主导的二十世纪中，武术教育没有得到很好地完善与发展，武术文化的教育功能没有得到较好地发挥。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武术和武术教育功能，必须构建好中国武术教育的新体系，充分发掘武术的教育功能与途径，使武术教育在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弘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武术教育功能
2.1武术教育之武术技术与文化的传播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教育是通过师者来完成的。武术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它能够将前人遗留下来的武术技术、武术文化较好地传承下去。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师父、教练、指导员，都起到了传承武术技术和武术文化的作用。无论是中小学武术教育、高校武术教育、体校或武校，还是各门派、拳种中的拳术授业，都能有效地将前人遗留下来的武术技术和武术文化方面的东西传授给下一代。武术技术与文化的传承，也只有通过武术教育才能得到较好的传播。如果武术教育不能较好地发挥它的功能.或者说不能较好地发展武术教育，武术的技术与文化就不能有效地传承下去。不仅要管理好各政府教育机构，还要鼓励和发展好私立教育，实际上各门派、拳种中的拳术授业都可称之为私立教育。只是以前没有重视对各门派、拳种中教育的有效引导，也没有较好地发展其教育功能，致使有些拳种、拳术理论、文化的流失。
2,2武术教育之修德塑人
“‘武以德立’、‘武以德先’，向来是武林中的优良传统”。武术之“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社会和个人道德理想之实现的影响。所以，千百年来“武德”教育着无数的习武者如何去遵循社会规范.并做一个深受社会尊重的人。只有习武之人做到“正心思、习品行;讲文明、有礼貌;表里如一、举止庄重;动则功夫到家，静则修养有素，行则彬彬有礼”，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真正的武者往往是道德高尚，是极度具有社会责任感，被高度社会化的人”。因此，每遇师傅收徒时，必先考察其品行、道德。“未曾习武先习德”也就成了社会风尚，习武者在习武之前必须使自己的品德行为达到、符合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后，才开始习练武艺，并在习练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提高和完善自我。王岗先生认为:“中国武术注重身教言传与练悟的结合，属于一种实践性的教化。它通过技艺的感性形象对习武者的情感和意志实施影响。”所以说，武术教育是一种修德塑人过程，是一个培育人们健康体魄和高尚灵魂的过程，它是中国武术的丰碑。
2.3武术教育之弘扬民族精神
2001年，在教育部颁发的《体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武术再一次被列人中小学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2004年，为了深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武术教育就肩负起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责任。近年来，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针对武术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呼吁武术教育必须大力改革。“武术教育改革，不仅关系到武术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弘扬，也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
武术是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体育运动。由于武术的悠久历史.其发展过程中。汲取了许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武术“附载着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尊师重教、仁爱宽厚、习礼守法、自强不息、尚武崇文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武术教育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武术技术)的传承，而更应该是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因为只有“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是武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岳飞之精忠报国，霍元甲之精武门的强国强种、民族自救等，都充分体现了武术是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教育国人爱因爱民族的重要手段。武术教育就应该培育道德高尚、并极具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精神的人
2.4武术教育之健体强身
“武术的健身价值，古已有之。只不过在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教育体系中处于从属其军事格斗价值的地位。”在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武术教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其“转型标志之一:在价值取向上确立了以健身为主要目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武术更多的是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项目来发展，育体镶丽目的是为去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亦即“在古代武术教斌术固有的健身价值，取代了军事格斗价值作为武术主要价值地位”。从近现代武术的转型上看，武术更多的是发挥体育功能，特别是健体强身之功能。
在近代社会中，出现过“土洋体育”之争，在这场空前的运动中，国人尽巨大之力来发掘武术体育功能，‘.精武会”弘扬的是强国强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新中国体育运动的根本宗旨，武术作为社会和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得到飞速发展，其健身功能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得到充分体现.通过武术健身的人非常之多。邓小平说的“太极拳好”，是对武术健身功能的最好评价，也是对武术教育的最好宣传，它使更多的人加人到武术健身中来。
3实现武术教育传播武术文化的有效途径
3.1学校武术教育是实现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3.1.1武术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通过教育活动使之有良好的行为规范。武术教育同样必须从娃娃抓起，使习武之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武术文化熏陶，并通过武术教育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都是以西方的体育教育模式进行，偏重于技术和.’体育”形态的中国武术价值，缺乏武术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教育。而且，大部分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据调查得知“目前我国中小学武术教学只有22.4%的学校非常重视或重视.大部分学校重视程度一般或不重视.导致70.3%的中小学没有开设过武术课。”这么低的开课率已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武术教育的发展。
中小学武术教育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对于学校武术教育改革方面，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王岗教授认为:中小学武术教育应走2+1模式，即三节休育课中，两节为普通体育课，一节为武术课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将有利于民族文化在中小学的传播。邱王相教授在其(中国武术文化散论》中就武术教育改革提出了几点基本思路:(1)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2)权威性、指导性教材与地方性教材、校本教材相结合。(3)汲取传统武术营养。(4)遵循“一看就喜欢，一学就上手”的原则。(5)借鉴跄拳道、空手道的成功经验。
虽然学者们在理论上对学校武术教育改革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方面还是没有解决好“教什么、怎么教和谁来教，’的问题。当代的学校武术，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以青少年为对象、以中小学武术教育为课题进行深人研究，探索武术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镇。不仅把武术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体育项目.还把武术作为了解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身体感悟的手段。中小学武术教育是武术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武术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中小学武术教育开展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武术教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其意义是重大的，作用是深远的。
3.1.2体育院校的武术教育肩负着继承武术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
武术教育发展的后续力量就是大力培育武术教育人才，各高等体育院校是培养武术教育人才的重要场所。而武术教育的权威人士，几乎都在各高校中从事武术教育t作。他们在培育一代一代的武术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体育院校武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教育专业中的武术;一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中的武术。体育教育专业属师范类，其毕业可以获得教师资格，学生毕业后可以进人中小学从事武术的教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虽然属非师范类专业.但是除了部分学生也能进人学校从事武术教育活动外，还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从事武术教育和武术文化的传播活动。因此，体育院校的武术教育要培育具有高质量的武术人才，他们不仅能传授武术，还能很好地传播武术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
3.2利用媒体的教育功能有效地传播武术文化
媒体是当今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教育功能是其中一个方面。如影视媒体“在教育层面上，主要有寓教于德的教化功能;寓教于美的审美功能;寓教于新的信息功能;寓教于变的调整功能;寓教于乐的娱乐功能”。不仅是影视媒体，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信息等都具有上述教育功能。武术文化的传播就是要充分利用媒体的教育功能，来传播武术在有关自强不息、尊师重道、爱国爱民、见义勇为、文明礼貌等精神。通过电影《黄飞鸿》人们懂了“男儿需刚自强”道理;《霍元甲》让人们知道在民族危难关头的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武术影视明星成龙、李连杰、李小龙等都是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不仅仅是他们武功高强，他们还有着高尚的人品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媒体强大的教育功能，在武术的教育化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不可或缺。武术利用媒体的教育功能在传播武术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3.3创立武术品牌，能更好地传播武术文化
中国武术之博大精深，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教育资源。拳种、门派众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渊源有序的拳种就有129种之多。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近年来武术的发展出现瓶颈，竞技武术未能进人奥运会大家庭.传统武术也一直被边缘化，许多民间武术拳种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以及武术传播中文化的弱化等等，武术发展局面不容乐观。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文化市场、休闲体育的强劲需求，发展文化、建立品牌成为当前社会竞争的重要手段与措施。要抢占市场，就必须建立品牌，并发展其文化。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是如此，就连“贻拳道”、“空手道”等亚洲武技也是如此。
要创立武术品牌，提升武术文化，就必须大力发展武术拳种。因为“拳种是中国武术价值的核心资源。是构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一拳种是代表民族感情气质、心理素质，民族精神和民族本源文化的活化石”。从中国武术发展的特点来看民间性极强，所谓传统武术的发展，即各拳种、门派的发展都是依赖民间自发性的，政府的干预性不强。虽然，政府在发掘、保护拳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拳种、门派自身的发展仍然要依靠其自身和社会的力量，政府在这方面还没有制度性的发展措施。创立武术品牌，提升武术文化，将是各拳种、门派在其今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武术发展必经之路。而“忽视拳种教育的中闰武术教育只能导致中国武术断代失传，只有重视传统拳种在中国武术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中闰武术教育才会更加丰盈饱满”。
武术文化及品牌的建立，将更加有利于武术文化及传播，有利于武术教育的开展，它是武术教育化发展的基础，是武术教育化发展的内容来源，只有创立武术品牌，提升武术文化，武术的教育化发展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