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4 21:06:42
前段时间，宋正海等上百位学者联合签名，“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引起反伪科学人士的强烈反应。双方唇枪舌剑，发展到几乎要在电视镜头前动粗的地步，味道开始发生变化。我反对“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因为那会放过真正的伪科学；我认为需要做的是加一句“反对滥用‘伪科学’名义限制学术竞争”。之所以隔了一个月才发言，是不想火上浇油，希望更理性地探讨问题。
我主导的观点认为：科学是好的，科学主义是坏的。当前，一些反伪科学人士的许多行为已不是“倡导科学”这么简单，而有在科学主义纲领下，滥用“伪科学”名义，党同伐异，搞学术一言堂之嫌。当然，他们在反对真正的伪科学上，是有大功的；在学术打假上，更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问题在于“肃伪”扩大化，把好事做过了头，变成了坏事。
他们必须反思，反伪科学这么一件好事，本来应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为什么到了他们手里，近年却不断引起公愤。我相信签名的那些科学家，许多原来都是中立的，现在也是反对真正的伪科学的，他们支持“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一定是认为反“伪科学”出了偏差。而造成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某些过于激进的反伪科学人士的偏激行为，把反伪科学这件好事办坏了、办砸了。把好事办坏，要从根子上总结原因。根子在哪里呢，我认为许多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个人认为：要对科学主义本身进行反思。
科学与科学主义截然不同，科学主义是科学的扩大化和走极端。科学主义，在“百度知道”中有一个不错的概括，其内核是：物质一元论，认识论上的唯经验论、唯理性，历史观上的科学万能论――即科学等于进步。还有一种不太准确但意思很接近的解释：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科学主义是典型的传统工业化的科学观，它在世界观上以物为中心，反对以人为本；方法论上以机械方法反对辩证方法。
我说“科学主义是坏的”，在当前语境下是有特定含义的。第一层意思，科学主义在倡导科学时是好的，不是坏的；在反对真正的伪科学时是好的，不是坏的。第二层意思，科学主义在把科学当作主义，否定科学以外的其他有益价值时，常常是坏的，是不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益的价值，除了科学，还有文化。而某些反伪科学人士，常常用“科学文化人”轻蔑地称呼他们的学术对手。在他们的语义中，“文化”是一个完全负面的用语，这是科学主义的反文化本质的自然流露。科学与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对立，但科学主义不断扩大二者的对立与矛盾，不断打击将二者统一起来的现代化努力，违逆科学与文化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如果说科学主义在反对封建迷信方面显示出进步性，那么在维护传统工业化观念方面却表现出它的保守性，跟不上信息革命的观念转变。
科学与文化之争，对应的更一般的背景，就是心物二元对立。心物二元对立，是传统工业化的世界观基础。科学主义把工业化最传统的那一面进一步放大，它坚持的物质一元论，实际是心物二元对立中物质一元论。在广义科学领域，心物二元对立，进一步表现为两种研究路线的对立，一种是研究具有“心”的特征的物，常被称为东方科学、非实证科学、前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我索性称之为心物一元科学；一种是研究不具有“心”的特征的物，常被称为西方科学、实证科学、现代科学，我们姑且称之为心物二元科学。科学主义在心物二元对立，坚持物质一元的大前提下，只承认后者是科学（包括把心当作物来研究的心理学），认为前者是伪科学；而所谓“科学文化人”，在心物二元统一的大前提下，认为前者也是科学，比如气功、中医也是科学。
科学主义并非认为心不存在，而是认为心不是科学研究对象；连带引伸到认为具有心的特点的各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而只有物质化的、分析的、实证的、可重复的等等方法才是科学的。而所谓“科学文化人”认为，经络化的（而非原子化的）、综合的（而非分析的）、非实证的、不可重复的（例如：心不可重复）的方法，也是科学的。在我看来，心物一元科学与心物二元科学都反对伪科学（即真正的伪科学）。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把心物一元科学也归入了伪科学，由此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科学主义者对伪科学的一个定义：被说成是科学的非科学。这个定义很策略，实际的意思有几层：第一，被说成是（心物二元）科学的非（心物二元）科学；第二，心物二元科学是唯一科学，所以心物二元科学就是全部科学（这是科学主义的隐含前提）；第三，心物一元科学不是心物二元科学（因此，当心物一元科学说自己是科学时，就掉进这个定义的陷阱）；第四，只要不是心物二元科学，就不是科学。心物一元科学不是科学，是非科学。这样一来，定义相当于是：被说成是实证科学的非实证科学是伪科学。
这个定义是科学主义的，但不是科学的。在三类情况――真正的伪科学、心物一元科学和心物二元科学――中，它把前两者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伪科学。科学是好的、心物二元科学也是好的，它可以在说自己好的时候，并不说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但科学主义不是这样，它只承认心物二元科学是好的，并坚持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不仅说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还把它与伪科学、造假扯到一起，用败坏名声的方法代替学术争论。这就好比为了说明一个干部有错误，非要在工作之外，扯上他是特务或有男女关系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义是坏的。
按科学主义的伪科学定义，不是伪科学的科学（如心物一元科学），被不负责任地误杀。最典型的是中医科学。千百年来千百万人的实证都不作数，只因为其中“心”的成分，不能见容于实证科学，而被“整”伪（而非证伪）。真正的伪科学可能跑掉。例如：伪科学只要不“被说成是科学”，就不在定义里了。卜卦的只管拿着计算机算命，只要不被来算命的说成是科学，或不被自己说成是科学，就不是伪科学了？科学主义极端者的逻辑，十分像“非友即敌”逻辑，把本来可以争取来共同对付真正伪科学的力量，包括心物一元科学论者与中间立场的民众，推到敌人一边。他们实在是聪明过头了，所以显得不那么聪明了。
我们可以拿一个是非自有公论的事情，说明科学主义的荒谬：美国（而不是中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袁隆平，按科学主义的标准，搞的是伪科学还是科学呢？袁隆平搞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心物一元科学。他是“草根”、“土专家”，学历不高；他不是用西方科学的那套原子论式的分解方法，定位几个和水稻分蘖、生长、抗旱等有关的重要基因，而居然用“传统”的中国式的“过时”方法。因此，在科学主义者看来，其高产杂交水稻，“从科学上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突破”。但公道自在人心，袁隆平的科学贡献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不明白的只是，如此贬低评价袁隆平的人，怎么在确定科学的标准上，比美国国家科学院还苛刻呢？有何必要，何苦来哉！
女权主义者把科学看成典型的“男性中心”领域之一，她们对科学的批判有三个特点：一是揭露科学的活动过程中充满性偏见(gender bias)；二是把科学的“本性”建构成“男性的”；三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大都是女科学家，懂科学、懂哲学，又有深切而敏锐的体验。本文试图对这一新流派作一番介绍和检讨。
一、科学中充满性偏见
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把科学的程序分为四步：(1)产生问题。(2)实验操作。(3)解释数据。(4)问题终结。她们认为科学中的每一步都有性偏见。
(1)问题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或提出）问题着手。杰克琳(Jacklin)发现，这里性偏见俯拾皆是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女性因其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低层。[2]在心理学中，对有志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经济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行为，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的增加也是“反女性的”倾向。
(2)实验操作。心理学中，确定变量、提问、实验设计等皆存偏见。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对“性”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性）就被投进“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甚至“放大”了这一问题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社会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问卷和当面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题目的设计和提问的暗示往往是男性化的。如军事行为，政治行为或体育竞技行为，妇女被文化“训练”成是不适于这些事业的，因而这样的提问以“双重排除”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接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要追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对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为什么？
(3)对数据的说明。哈丁(Har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女人通常从事些烧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和工具是处在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首先，妇女因其“低层”地位而不能从广泛的背景去说明数据。例如，在华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分析。华森和克里克在读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事后他们辩解说，弗氏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5]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的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倾向、兴趣和偏见去解释。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科学语言的中立性不过是一纸空话。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表现出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6][7]
(4)问题的终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到“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nvinic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指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女性科学家的“可信的临界”要比男性科学家高。以麦克林托克为例，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还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说明。[8]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标准是顶顶重要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旁，无足轻重。[9]
二、科学批评与对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零碎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判，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大致有以下三个流派，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女权主义经验论 该派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e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平等相处。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刻。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态度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就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10]
(2)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该派关注的是“权力关系”。认为科学中的权力(Power)是关键。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加和谐和统一。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化，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和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非异化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杼，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3)女性主义社会批判 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以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却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做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被排除的(excluded)”的女人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哈瓦维(Haraway)指出，灵长目动物学家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研究表明：“(1)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2)雌性富有反叛精神，并不保守；(3)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4)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和雄性同样强烈。”[11]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中的妇女角色可能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社会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
科学中，男人是“我们”、女人是“他者”，二者的关系是，“他者”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他者”的状况和行为必须以“我们”的理论去理解，以“我们”的语言去表述。培根说“知识乃力量”，女权主义者认为“力量”(power)实为“权力”。知识是一种检查、监督和解释的权力。权力表现的形式不外乎设立标准尤其是判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女权主义者认为，抵制现存权力关系的方法是重述原始故事，通过重述(retell)而企图把女人建构成“我们”。[12]
总的说来，女权主义科学哲学三个流派所认同的是，科学中充满偏见，但对“何为偏见？的回答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科学”。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经验论与正统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学说，“排除论”与法国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多多少少的关联。
三、结语：几点个人的看法
(1)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自己就是科学家，她们的揭露和分析大都是基于对科学活动的深刻了解和体验。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科学哲学。科学长期拒斥女性，一旦接纳女性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的“个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2)“优越的知者”说有两个问题：其一，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根据是主体特别能力。这种态度无形中加剧了主客之间的矛盾，所谓“移情”，实则需要更多的控制和技巧去处理客体。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其二，妇女因受历史的压迫而具有社会化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反而使她们成为“优越的知者”，这岂不是说，历史的歧视、压迫、不平是合理的吗？
(3)女人果真具有一个超乎文化、阶级乃至种族的“女性意识”吗？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黑人妇女首先与种族集团认同，其次才有性别认同。笔者以为，认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某种情况下，妇女可能首先认同于阶级或种族。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性视为权力中心的。
(4)说女人是“优越的知者”也好，说她们是“异化的知者”也好，都预设了妇女的经验整合性这一前提。而这种预设是未加辩护的。女权主义者对“异化”的攻击是企图回归到妇女原始的完整意识。这里似乎有一悖论：一方面，因其分裂意识，她们饱受异化折磨；另一方面，妇女由于被“排斥”而能保留自己的完整的意识不被异化。
(5)总之，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性”在科学中的影响的看法多有偏颇之处。“性”、“性别”等基本概念自身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于性别的关注是从外部加于科学之上的一个大纲领，可她们的实际论题是：性恰恰“内在于”科学而发挥作用，准确地说是通过帮助确定什么该作为科学内外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以法因A(Fine)的观点看，这实是“把某种主题硬塞进科学”，对科学本质的诸种建构，实际上是不尊重科学，故而是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13]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反对科学理性的权威，故喊出“第二次启蒙”的口号。笔者认为，我们与西方有着很多“语境”的差异。另外，妇女（包括女科学家）在我国的地位也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C.N.Jacklin，Feminist Research And Psychology，in C.Farnham (ed.).The Impact of Feminism in The Academ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
[2]C.W.Sherif，Bias in Psychology，in S.Harding (ed.) Feministand Method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40-42.
[3]M.A.Ferber and M.L.Teiman，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Economics，in D.Spender(ed.)Men's studies Modified.NY:Pergamon press.1981.P128.
[4]S.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aca: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86.P187.
[5]M.Namenwirth，Science Through a Feminist Prism，in R. Bleier(ed.). Feminist Approches to Science.NY:Pergqmon Press.1986.P21.
[6][8][10]E.F.Keller，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50-69.PP.169-172.PP. 139-149.
[7]R.Gingberg.Uncovering Gynocentric Science，Hypatia 2:1987.PP.91-92.
[9]B.Latour，Science in Action.Cambr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13.
本文将讨论这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主义？（2）什么是人本主义？（3）反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4）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主线是什么？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 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198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的学术努力之一，便是在基本层面上将法学知识[1]变为“科学知识”，而且，这一努力仍在持续之中。在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性词汇使用中，“科学”一词，已经具有普遍的前置基础的预设意义。打开各阶段各类法学文本，均能发现，“科学”意识化的修辞使用随处可见。[2]“科学”，从现有的中国法学语境来看，包含了“客观”、“准确”、“反映规律”、“指涉真理”、“中立”乃至“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等诸种含义。而且，这些诸种含义有时是相互联系的。[3]于是，如果法学知识变为一类科学知识，那么，在这种“科学知识”的观念看来，“成熟的”、“自在自为的”独立学科的特质便已内化于法学理论之中。
可以指出，中国法学中的“科学式”努力，在过去的20年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其一，在一类意识形态的宏观指引下，将法学知识变为“一般指引（指意识形态）与个别研究”关系中的具体“个别研究”。在此，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除了意识形态内容宏观普遍指引之外，主要在于具体“个别研究”的实证分析运作。[4]第二类向度，是希望摆脱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引，试图直面社会中存在的各类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一词在此用来指称诸如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文字、法律活动、法律言说等等广义的法律文本），将法学知识视为有关社会法律实践的一类“不被有色眼镜过滤”的精确图解，并且，使法学知识成为客观的、中立的。这里，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仅仅在于其本身的观察、论述以及分析的客观中立。[5]
在不同向度上展开的这样两类“科学式”努力之间，可以发现，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相同。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同，是就两者都以为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这一广义文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拥有“科学资格”而言，[6]相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文，我将不讨论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般性指引”问题。这一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关系不大。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通过全文的阐述，我将论证一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科学”的法学知识是难以存在的，法学知识不可能成为法律现象的精确图解（即使是近似），法学知识正如法律现象本身一样，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可以而且只能、甚至应该成为社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独立自身。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9]但是，“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应该是极为鲜见的。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前者论说的纵深推进（当然是方向之一），就是后者言述的自然浮现。我将提供一种可能是较为独特的论证进路以说明这点。这一论证进路的根本要点（集中在本文第二部分），在于将法律实践中“法律”一词以及其他诸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后文对此将作详细解释）凸现出来，并经此，而且以此为根基，将法学知识谱系和实践中法律知识[10]谱系置于同一平台，使两者在重要意义上呈现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11]同时，我将某些其他论证要点（相对而言不是根本性的）最终嫁接于这一根本要点，从而，在另外方面，展现渐次深入的论说层次。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但是，我的确认为，而且将要深入阐述，法学知识的独特根基与秉性，极为可能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法分享“科学”这一荣誉（除非对“科学”一词作出另外的界定说明，比如“仅仅进行精湛的理论分析就是科学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13]
当然，在分析论证“科学式法学知识”观念的困境之后，我将进一步指出，法学知识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其真正作用究竟何在，以及抛弃法学“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法律实践的积极意义。
一
就今日人们较为普遍接受的法学范式（paradigm）而言，法学知识，可以分为历时法学和共时法学。历时法学，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过去时序中存在的法律现象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共时法学，通常来说，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任何时序（主要是当下）中存在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共性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历时法学，在我看来，一般表现在诸如“法律史”、“历史法律现象个案分析”之类的学科言述之中。[14]而共时法学，则一般表现在诸如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等具有某种阶梯表象的分门别类的或者诸如“现存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的学科言述之中。当然，“历时”与“共时”，是就学科研究的时空及对象的学术模式而言的。在实际存在的“法律史”、“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等等学术文本中，我们均可发现“历时”与“共时”这样两种模式彼此共存。[15]
下面，我先讨论历时法学中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在细节上先瞄向其中的“研究对象”问题，后转向其中的“研究主体本身局限”的问题（当然，应该说，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在历时法学中，首先，人们时常会发现一个带有根本性“争议”的困难问题：何种被称为“法律现象”（或者具体来说“宪法现象”、“刑法现象”、“民法现象”……）的个体，可以被归入研究对象之中？从任一角度，我们均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被称为法律现象的个体已是浩如烟海（在此假定对“什么是法律现象”没有争议），以至无法全部归入研究对象系列之中，而且，所有历时法学文本都是在特定而有限度的描述空间中展开的，具有特定论题，这样，在某一历时法学的研究文本中，为什么某些法律现象个体具有被陈述的“合法”资格，而另些却被剥夺了？如果我们认为，被陈述的“合法”资格，取决于法律现象个体本身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依据什么声称其本身具有重要性？这样一种理由或依据是谁提出的（当声称某物某事“本身具有重要性”时，其实正是有人在作出陈述），何以“这个人”（或群体）提出的理由或依据具有权威性？如果我们认为，权威是大家认可的，同时，权威的依据是大家制定的，那么，我们必将面对进一步的追问：这个“大家”是指哪些学术主体，在什么意义上其被称之为“大家”？毕竟，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众多的，尤其在打开具体时空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主体的数量谱系是开放的，而且，学术研究主体之间总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大家”的概念界定，显然无从根据。同时，如
关键词:科学主义 机械的科学主义实证观 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 人文反思
中图分类号: N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 (2010) 03-175-02
1前言
自从科学从神学的统治下获得自由以后,它就不断的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不断地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灿烂辉煌的文明,然而,它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人类开始不断地崇拜它、宣扬它,似乎人类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纳入它的范畴,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类弘扬的对象,由此所带来的科学主义思潮也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人类拥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2科学主义思潮
对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这个词,在国外是一个贬称,是那种将自然科学看作人类文化中最高价值部分的认识与主张的一种贬称,反对这种认识与主张的哲学家将其成为“科学主义”,加以贬斥。而国内学者通常对科学主义这个概念引用较多的是以下述两个较为经典的表述。一个是美国1986年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中的概念,它是这样表述的: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主张,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这个概念将科学主义概括为一种信念,一种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信念。另一个是托姆•索雷(TomSorell)所表述的概念:他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是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托姆•索雷也将科学主义归结为一种信念,一种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信念。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是最初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生地,而实证主义则是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孔德等人主张一切人文学科都应该自然科学化。科学主义思潮除了实证主义以外还有经过马赫主义发展到当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在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以及它给人类所带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以至于人们对其产生了崇拜的心理,并且将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标准,深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切问题。科学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思潮把科学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全部,认为一切自然、社会、人文现象和人的行为,原则都在科学说明范围之内,一切问题原则上都可以用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加以解决。”
3机械的科学主义实证观
科学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机械的科学主义实证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又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它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奥地利,其主要核心是由M•石里克所创立的维也纳学派,其成员主要有卡尔纳普、H•汉恩、O•纽拉特等。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是逻辑实证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全盛时期。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具有着很强的实证主义,主要体现在它的根本原则上,它的根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知识必须要依据经验,任何命题要有意义就只有将其表述为经验并且要能够被经验所证实。如果按照创始人石里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为合理的、不可辩驳的实证论的哲学方向的内核,……就是每个命题的意义完全依存于给与的证实,是以给与的证实来决定的”。
机械的科学主义实证观的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它认为真正的科学就只有自然科学,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是不存在其他任何种类的科学的。所谓的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等都只是作为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都不是科学。只有科学才是真理的知识,其它的一切知识都不是真理。其二,它认为科学是独特的,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从性质上来说,存在明显的区别,即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是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是生活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只有科学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只有科学才有认识论的意义,而非科学是没有认识论的意义的,它们只有体验生活的意义,其三,拒斥形而上学,主张构建科学的哲学。认为哲学只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而不是知识的体系。正如卡尔纳普所认为的“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哲学研究的新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科学的命题和概念进行逻辑分析”。这也就是说,哲学的任务只不过是用逻辑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对科学作逻辑的分析。换句话说,哲学只是是科学的逻辑而已。
如上所述,机械的科学主义实证观虽然有一些合理的地方,但同时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后来所发生的事实也表明,在这种机械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科学被看成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被当作是一种脱离它赖以生存发展的人类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此时,科学的实证方法成为衡量人类一切的标准,人类所谓的自由、人性、伦理与正义等事关人类自身尊严与价值的内在尺度因其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而被拒斥,从而轻视了人文的作用,直接导致了人文价值与人文精神失落。正如胡塞尔所言“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
4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
强调狭隘的功利观是科学主义者另一个主要的特点。对于科学的功利性在本质上是指将功利性的原则应用于科学活动领域,并且以是否普遍地增进人类的幸福或福利作为人类科学活动正当与否的最高评判准则。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的需要,使人们达到一定的目的,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同时,它也有如伦理道德、人道主义等其他的价值。
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逐渐主导着社会的进步,并且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人们认为对物质财富和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社会行为,这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基本价值形式。同时,在国与国之间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先进与否的标准,不同的个人与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寡也成为其生活水平高低的体现。这样,在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产生了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
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则将科学的功利性推向了极端,只从经济与物质的功利性来对其基本原则、功能与价值进行片面的、狭义的理解和运用。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认为:科学技术是可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对于其它思想采取一种简单的决定论与独断论,对其加以排斥。它将科学技术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其绝对化、信仰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如果当今还有科学技术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是因为现代科技还不够发达;对于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不良的结局,它们认为还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对其进行消除。
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一方面,使人们在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上出现“短期的思想和行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例如环境危机、生态恶化等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使人们对科技价值的认识与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同时,狭隘的科学主义功利观直接冲击着人文文化,由此使人们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世界观:所谓的发展进步就是为了占据更多的物质财富;所谓的人人平等就是大家都向低俗的文化看齐;所谓自由与快乐就是无止境地追求与满足自己的物欲。在这里,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人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存意义,科技与人文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调。
5科学主义的人文反思
虽然在形成之初的科学主义有着凯歌行进的辉煌,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使人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科学主义将科学奉为神圣的、唯一的偶像来加以崇拜,以君临天下的唯我独尊的姿态来对待其它非科学,并企图以科学来垄断人类的全部文化,深深地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沼。虽然科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有着真理性的辉煌成就,也有着永恒的、持久性的价值。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科学在自身领域中所适用的一切观念、模式和方法同样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其它的所有一切领域。科学主义将自然科学的一般有限的观念、方法和原则无限制地加以推广,并用以强行规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是一种教条和独断的行为。科学主义的这种教条和独断严重地违背和抑制了和谐社会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和人的民主自由的精神。
人文精神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性,崇尚和追求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尤其是人文精神在我们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的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它更是一种基于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而科学主义这种极端化的教条和极端化的价值观念不仅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而且泯灭了人文精神中的自由,严重地抑制着人性。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并未如人类所期待的那样,为人类带来空前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极大的成功中所带来的科学主义信念,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与生活的同时却也使人陷入严重的异化之中,严重地压抑着人性的自由。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认为的那样,随着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也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本末倒置局面,人沦为了物与机器的奴隶,成为了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工具。马尔库塞也深刻地指出: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人类再一味地推崇科学主义,就只会让人类进一步失去人情味、失去生机、失去情感、甚至失去残存的一线希望。
因此,我们要努力地摆脱以“功利主义”和“专制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的桎梏,以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基础,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努力地走出科学主义的泥沼,实现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的有机互动及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Tom Sorell.Scientism: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1.1.
[2]彭纪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J].自然辨证法研究,1998,3.
[3]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自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
论文摘要：文章详细阐述了词语联想法、综合构造法、主动想象法和共时性原则四种荣格分析的方法，认为荣格是一位成功的方法多元论者，这些方法使人们始终关注精神本身，对这些方法的了解有助于全面理解与把握分析心理学理论。同时认为对荣格分析心理学方法及理论的评价应有新的视角。
C.G.荣格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家与人文思想家。现代社会物质力量的强大，使精神逐步丧失。现代人失去了自我。正基于对此深刻的认识与体验。荣格力图为精神找到自己的地位，使现代人重返精神家园。然而，一方面西方物质资源的高速发展，精神成为物质的附庸而需要拯救，另一方面西方的传统文化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荣格在研究与治疗实践中求助于东方文化。因此，荣格的思想特受东西方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他的方法也具有强大的魅力。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深刻的理论必有相应的独特的方法，就像荣格一向声称的那样，出于对精神的高度尊重和对心理复杂性的高度敏感而无意建立系统的理论。荣格在方法上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富有成效的创造性。可以说荣格是一位出色的方法多元论者。
一、字词联想法
荣格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情结理论。荣格在写精神病博士论文时用一张写有100个刺激字词的表对被试进行测试。主试每次念一个词，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对进人心目中的第一个单词作出反应，并用秒表记下反应时间，然后把这些刺激词再念一遍，让被试重复他先前的回答。在实验中，荣格发现，有时被试对某些词作出反应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而被试又对造成反应延迟的原因解释不清。荣格猜想这可能是由于抑制反应的潜意识情绪引起的。于是他把反应时较长的刺激词、回忆错误的反应词和重复反应词叫“情结指示词”。通过进一步分析，荣格于1904年提出了情结理论。并且他的字词联想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一些生理指标的测试结合起来，即用各种装置分别以图表法记录被试情绪对他的脉搏和呼吸的影响，并测量出皮肤电的大小变化，这样字词联想法就成为了解情结和心理治疗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至今，在许多精神病院里仍然使用这种方法来探察心理症结。此法也常用来审问犯人，荣格曾对伦敦的听众说：“在苏黎士时，每当有棘手的犯案，法院就把我找去，我是他们求助的最后一根稻草。”
荣格的这个贡献使情结这个词成为日常用语，而且由字词联想法发展而来的测谎仪对犯罪心理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字词联想法与情结理论也使荣格赢得了国际声誉。拜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后，1906年荣格不顾E，布洛伊尔和P，雅内两位恩师的不快给弗洛伊德寄去了《联想研究》，虽然“情结”是荣格自己独立的发现，但他愿意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弗洛伊德的当时受到孤立与冷落理论。荣格的加盟使弗洛伊德倍感兴奋。在《回忆、梦与思考》中，荣格说弗洛伊德把他称为“皇太子和继承人”。从此，这两位心理学巨人开始了友谊与冲突。1909年，他同弗洛伊德一起应斯坦利·霍尔(StanleyHall)的邀请参加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
其实字词联想法早就被高尔顿和冯特利用，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更重要的心理意义。因此，字词联想法的应用与发挥充分体现了荣格高度的创造性与深邃的洞察力。正如E，A，贝纳特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前言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对荣格如此强调字词联想法感到吃惊。因为此法早已为人们所摒弃。荣格对字词联想测试所做的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极有意义的结果。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发现了无意识的自主性质。
二、综合构造法
荣格支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石——《梦的解析》，称这个方法是通向潜意识领域的帝王之道(The roy，alto theunconscious)。但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方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把病人患病和做梦的原因予以简化，还原为纯粹的生物或纯粹的个人的野心，从而掩盖了其完整性。所以，他认为这种还原的方法在某些场合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但与此同时也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地利用梦中的资源。荣格就认为弗洛伊德从梦中寻找情结，而他则认为“释梦要使病人知道潜意识对病人的情结做了什么，为何种目的做准备”。在《梦的解析》中，梦的内容是可以被现实来解释的，荣格认为这是客观的解释，如果用主观的分析来解释梦，这种解释就很容易把梦的内容带回自己的分析中，而不是将它与主体分离。面对客观世界，这样的解释称为综合性的解释而非分析性的解释。荣格意识到，分析的方法如果只是一种分解的方法，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某种综合的方法，即一种不是将梦简化还原，而是“扩充”其意义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叫作“综合构造法”(synthetic analysis)。
综合构造法着眼于主体本身，不是将梦的复杂内容打碎还原为对外部情节的回忆，而相反，是将梦的内容视为主体本身的种种倾向，并把它们“重新组合”到自身中来。在荣格心中“梦无遮蔽，我们只是不理解它的语言罢了”。所以梦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对这一文本的阐释，不可避免地要关联于其中纵横交错的种种“暗示”与“轨迹”，并且通过“放大”与“补充”等方式，一层层地揭示其意义。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即象征，因此，对这一象征的阐释最终将围绕其与某种原型的关联展开。所以荣格不遗余力地将梦的内容进行扩大，将梦中难以理解的情节与文学艺术、宗教神话、哲学及风俗民情等相似的原型进行求同比较，即扩大，从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寻找与之有关的象征意义，通过这样使个体与人类集体潜意识进行对话，使梦的意义清晰起来，从而汲取人类共同的精神力量，“建构”健康的人格。荣格认为在对精神现象的理解中，比较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我总觉得到一种特别的责任，那就是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精神现象不是在训练自诊所中才泄露出来，而是首先显现于广大的世界和历史深处。医生观察到的精神现象只是这个精神世界的微小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还往往因病理状况而受到歪曲。我始终相信，对精神所作的最大的描述。只能来自比较”。显然这种比较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不是“简单还原”而是“综合与建构”。荣格应用综合构造法的著名例子就是关于“蟹梦”的解释：
由此可见，荣格看到了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它对心理健康的意义。荣格采取综合构造法对梦进行解释，其目的是为了更全面、更开放地理解人的精神，是出于对人类精神的尊重，以及对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他认为深邃的精神内涵与象征内涵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物学的角度予以解释。这种外在的解释导致对精神现象片面、简单的理解，最终将精神及精神现象支解和消融其价值，这就是现代人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种种焦虑与痛苦的深层次的原因。正因为这样，荣格把梦置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与理解，试图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漫长归途。
三、积极想象法
荣格强调潜意识现象，特别是集体潜意识现象的非理性，但不排斥意识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恰恰相反，他的心理健康的标准是在意识的指导下，使意识与潜意识融为一体。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提高患者的个性化水平，即使意识与潜意识和谐统一。11913年12月，荣格进行了一次实验，从中发现了一种面对潜意识，使意识与潜意识保持平衡的方法，后来，荣格把这种方法称为“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放弃了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荣格认为自由联想法“值得怀疑”，因为“这些联想自然地导向你的情结”，“我的目的不是要去知道情结，我想知道梦是什么”。荣格指出，积极想象法是让被试冥想任何一个对他似乎有重要意义的幻想碎片——也许是一个偶然的观念。或者是在梦中他已经意识到的某些事情，一直到它的内容成为可见的，即它被嵌入相关联材料之中为止，使之成为可理解的意识的一部分。
实际上积极想象法使患者潜意识深处的原型内容得到充分的表露，成为意识的东西，使意识与潜意识进行对话。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性各方面逐渐整合，成为一体。意识与潜意识对立双方相互融和与统一。最终导致心理的转化，达到系统的个性化。这一过程有几个阶段。最初的任务是诱导出宁静的心灵状态，摆脱一切思绪，不作任何判断，只是以自然的方法观察，注视着潜意识内容和支离破碎的幻想片段自发地出现和展开。然后，用书面形式或非言语形式把这种体验记录下来。在下一阶段，心灵的意识开始积极地参与和潜意识地对峙，潜意识的内容的意义被理解，并与意识状态和谐一致。最后，一旦自我与潜意识相互妥协，个人就能够有意识地生活，不是再受潜意识控制而生活。同时荣格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危险性：一方面容易转变为自由联想使患者陷入情结的无效循环，另一方面可能使患者过分注意潜意识而不能使意识起引导作用，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心理疾病。可见荣格强调人格的整体性就必定会放弃自由联想法而使用积极想象法。
在荣格看来，幻想与梦想基本上是无意识的主动活动，都是某种“被动想象”，而“积极想象”要使意识参与其中，自我起着主动作用；意识不可能随心所欲，但可以与潜意识交流和争辩。所谓“积极”就是它能使意识与潜意识达到统一，实现个性化，最终达到人格完整，促进心理健康。在这里，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出积极想象法与自由联想法的区别，荣格利用积极想象法就是发挥患者自身的作用，提高患者自我教育、自我理解的能力，使潜意识心理在意识层面转化，从而达到个性化的目的。
四、“共时性”方法
如果说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那么“共时性”方法就更体现了荣格在方法上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因为这种方法是与中国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思维密切联系的。
荣格的“共时性”理论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荣格在接触中国文化时十分惊讶与兴奋，认为一些用西方的理论与科学原理不能解释的问题，包括原型理论中的集体无意识问题，在中国的哲学文化中却能找到答案。他认为中国人确实有一种科学，它的标准经典就是《易经》，只是这种科学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罢了。荣格曾说：“《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则，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则，我曾企图把它命名为共时原则(synchronistic principle)。对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研究，早就迫使到处寻找另一种解释原则。因为因果原则似乎不足以解释某些重要的潜意识现象。我发现有一些心理对应根本不可能在因果性上彼此相关，必须用另一种原则来联系。这一联系似乎主要存在于事件的相对共时中，因而我使用了‘共时’这一术语……这种共时性原则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在西方，这种思维从赫拉克利特起就不见之于哲学史了，它仅仅作为一种微弱的回响再见于莱布尼茨。”
荣格曾在《论共时性》等文献中阐述“共时性”概念。他把共时性描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其中包含着某种并非意外的或然性的东西。”共时性事件意指一切存在形式之间的深刻和谐，相当于中国的“道”。这些事件的联系不是因果的结果，而是另一种荣格称之为非因果性的联系原则(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是某种经验的结果。所谓的“同时”乃是主观与客观想象符合同步，并产生了意义之合时。对共时现象的判断主要依据三个标准：无因果性、同时性和意义。决定性的因素是意义，是来自个人的主观经验：各种事件之间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荣格认为共时现象的基础是“潜意识原型”以各种潜意识形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它不必顾及自我的有意识的意图，似乎是精神本身秘密设计的；但它只有被注意时才有意义，也只有它对本人有意义才是共时现象。一方面，荣格用共时性的概念强调随机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含义，说明人的潜意识心灵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同之处。比如作为自性原型的“曼荼拉”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所以。共时性原则的思维与特性与荣格的原型理论即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荣格自己对同时性有很深的体验，1928年荣格画了一幅“曼荼拉”，画完以后，荣格意外地发现，这幅画构图与色彩很像中国画，接着，他就收到了理查德·威廉的信和《金花的秘密》的译文，这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与中国文化的共鸣。另一方面，荣格认为共时现象深刻的感情内涵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对心理治疗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旦患者体验共时现象那种深刻的和谐，共时现象就成为一种发展的力量。荣格称之为“超验功能”，给予个人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意识。因为这种巧合能给人以顿悟和广阔的意识空间，给人提供一种潜意识动力，使人摆脱心理困境。荣格曾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病例：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病人由于具有十分片面的逻辑思想，冥顽不化，对荣格为减轻她的理性主义所作的努力毫无反应。有一天，当她向荣格讲述昨晚梦时(梦中有人送她一只金色的圣甲虫)，一只金绿色的甲虫扑打着窗户，荣格让其飞进来，捉住给她并告诉她这就是她的金甲虫。从此她智性坚冰的抵抗被打破，治疗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由引可见。荣格一方面用共时性原则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解释某些用理性无法解释的现象，对弗洛伊德因果决定论提出批评，另一方面自觉地将之作为一种研究与治疗的方法。在荣格看来，观察主体与观察客体组成了观察情境，在排除观察主体的情况下，事件会出因果联系；在主体的潜意识的参与下，事件会出现同时性联系，这时出现了“同时性场”。这个概念提出了以后，引起了科学界与哲学界的重视与讨论。有人认为这是荣格对科学理论的极大贡献。虽然共时现象的机制尚未得到科学的揭示，但荣格对之所作的描述与分析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荣格的方法是多元的，既有实验的方法也有现象学的方法，甚至还有神秘主义的方法。这与他的医学背景和家庭的宗教背景是有密切联系的，也与他“东西合璧”的思想分不开。但我们能看到，作为方法上的多元论者。荣格始终有意或无意地使人专注于精神本身，极力反对将精神简化为精神以外的东西，从而能够更好描述和研究复杂的精神现象。荣格重视精神现象，“试图建立一种‘有灵魂的心理学’，即一种‘自主精神原则基础的心理学”’，反对以物质取代精神，反对“科学主义”对非理性的遏制与抹杀。从而唤起人们对精神世界、对非理性的关注与尊重，为现代人寻找人类精神资源，重建精神的家园。可见荣格在方法上采取的多元性是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荣格说：“我们越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就越是产生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人性的多样性与多维性需要我们在观点上和方法上都富于最大的灵活性与丰富性。这样才能适应人的精神深处的丰富性与灵活性。”
荣格也是利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与治疗的，在应用这些方法的同时就意味着他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反过来，他的理论赋予了其方法的某些特色。所以说荣格分析心理学方法的有效性有赖于其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又寓于分析心理学的方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之中。因此，对分析心理学的方法的评价就显得万分的艰难了。如果因某些研究对象是“神秘”的东西就认为某个理论是非科学的东西，这是不科学的。荣格紧紧围绕研究对象而在方法上采取十分开放的态度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做法，值得学习与赞赏。荣格并不急于建构理论，而是渴望事实，因为他认为现代心理学还很幼稚，所以他对神话学、考古学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到非洲、美洲和印度等地的实地考察，从事心理实验和临床实践，以及对自己内心深刻的体察都表明了他对事实的尊重与渴望。荣格这种对精神资源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精神家园重建的不懈的执着，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在评价荣格的时候还必须从临床这个角度去思考。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荣格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和一位成功的精神分析医生，被人们誉为“苏黎士的圣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他的方法的基础上的。从这一点来讲，荣格是一位成功的方法多元论者。
总之，对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及其方法的评价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的评价有必要建立在对该理论与方法的全面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的基础上，这样才会有新的视角。正如荣格自己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我的经验论概念(比如原型及其他)外表上看来应该真正的‘逻辑上的怪胎’。”科恩在苏黎世荣格学院研究过心理分析，对其心理分析有精辟的见解。他在“《荣格与科学态度》(1975)一书中，极力论证荣格心理学的科学性”认为在19世纪欧几里德空间和牛顿物理概念的背景下，人们把荣格等人对潜意识的研究视为荒谬。但在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成就，已经改变人们对空间、时间、物质、能量、现实性等的看法，因此，对待心理学的态度亦应该相应改变。实际上，荣格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目前号称是“心理治疗的第四股势力”的家庭治疗将荣格的共时性思想融人自己的体系，在分析心理学理论中产生的沙盘游戏疗法也非常受欢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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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果宣布结束了国家集团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多样性指引了方向，并示范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有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说同样的橘子树种在不同的地方，结出的果实也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性。尽管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但是如果想要在本国家实行，为了发展的长久性，必须根植于本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和经济的发展，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平衡，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都会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可以说，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巨大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解决的历史任务是科学社会主义取代旧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作为一个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5世纪，它不难发现，从“共产党宣言”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不同的历史任务。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第一次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解答如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要跨越磨合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前，我们制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政策法规必须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实际考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在制定经济发展路线时要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际的发展情况。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环境下，中国要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运用科学技术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想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实现中国梦需要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和物质资源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所以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为了建设科学、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1956年4月，就关于“十大关系”的演讲的时候，提出将主要矛盾写进党的政治决议。次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正确解析了当时国内存在的矛盾。虽然晚年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解逐渐脱离实际，阶级斗争的范围被主观扩大导致了十年。但是创造性的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特点，顺利地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在吸取苏联解体教训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的要求。在当时“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需要明白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进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邓小平认为虽然世界上偶有战乱发生，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并在现代化建设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的核心和本质是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党的先进性，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确保党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新时期党建设的正确方向是科学理解马克思理论，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斗争，为了国家和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而努力奋斗。
（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和时代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探索。第一，科学发展观必须紧抓发展这一主题，以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再次，在充分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允许我们继续遵循一般的发展路径，必须努力避免和克服传统工业化的缺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三、结语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了方式。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这条道路，在短几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仍不明白，未跳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下，也先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体制改革。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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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郎启武,李莉.有关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J].甘肃农业,2006,(06).
关键词：自然主义科学实在论指称的相对性
W．奎因是20世纪西方少数几位博大精深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他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行为论、科学语义学、意向心理学、量词模态逻辑、科学哲学、伦理学及数学等方面深邃的观点和精辟的论述，均成为当代哲学发展所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他被人们称之为“规范而又系统的哲学家”。［（1）］尽管他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并非总是清晰的，但他所有的论点之间都具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结，都在自然主义的总体趋向中获得了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奎因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基底，以弱化的实在论为桥梁，以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为目标，最终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纲领。本文将从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关联上，去阐释奎因哲学的本质。
一、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与实在论的复兴
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哲学与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当代自然主义的两个主要形式。由于他们都把弗雷格的逻辑实在论作为分析的目标，使得他们把当代自然主义的论证集中于反对非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人们认为，“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部分自然主义者用语言学的论证去击败非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新颖企图。”［（2）］一方面这种企图要在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特征各个方面摈弃僵化的传统自然主义，强调当代自然主义生长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要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去发展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构建当代自然主义存在的灵活性和可接受性。
20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表明，自然主义需要借助于一种语言学或语言理论的形式得以生存，而一种特定的语言学或语言理论又籍自然主义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这种结合既形成了自然主义生长和存在的基础，又是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倾向继续发展的根由。更进一步讲，自然主义也只有借助于一种语言形式（无论是自然语言、逻辑语言、数学语言或一门具体科学语言），才能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中。而自然主义的哲学内涵，正是通过语言的形式，经由元理论的语义分析，再落入对象理论而不断层层深入，从而辐射于所有人类的知识之中。所以，奎因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出发去看待和褒贬各种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其时代的某种必然性。
奎因在自然主义的语言观的基底上，重新审视了经验主义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提出了五个“转向”或“里程牌”的看法：第一，从思想向语词的转换；第二，语义焦点由术语向句子的转换；第三，语义焦点由句子向句子系统的转换；第四，对“分析—综合”二元论的放弃；第五，当代自然主义的再现，即对第一哲学先于自然科学的目的的放弃。［（3）］在这里，奎因一方面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看作是人类理智进步的峰巅；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已继承的世界理论中开始他的推论，并试图在这些理论系统之内去促进、澄清和理解这一系统。因而，尽管在奎因的哲学中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但“没有一个能比自然主义在奎因思想中起更大的作用。一句话，如果没有自然主义，奎因的哲学便一无所就。”（［1］，P·23）
那么，什么是奎因自然主义产生的直接根源呢？在奎因看来，有两个否定性的源泉：其一，是对根据现象甚或语境定义来一般地确定理论术语的绝望，因为术语的意义是不能超越文本的整体论观念而把握的；其二，是“死不悔改”（unregenerate）的实在论的存在，因为除了科学内在流动的不确定性之外，自然科学家“从未感受到任何疑惑。”所以，整体论和实在论是奎因坚持自然主义的原则基础。整体认识论在于反驳传统认识论（第一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实在论则在于建构他的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因此，可以说整体论和实在论为他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开拓了道路。
对于什么是自然主义，奎因曾以不同的视角给过极其多样的论述。但从最鲜明、最综合的意义上讲，他做了这样的说明：“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非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4）］不言而喻，在奎因的自然主义的概念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及其与实在论的内在关联。这就在于：
1．给出了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在奎因看来，历史地讲，自然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是自休谟以来整个西方经验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自然主义不是别的，它是经验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变种；而现实地讲，它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对极端逻辑理性的修正和矫枉，是对经验论的自然化重建。这种自然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抛弃“第一哲学”的圣殿，通过对经验主义“两上教条”的批判，揭示“分析—综合”的区分在认识论上是无意义的。这种自然化的重要趋向，就是要在坚持理论实体的实在性的基础上，把科学看作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把科学认识的主体看作是真理的创造者，而不是真理的挖掘者；而且，在真理的殿堂上，“没有比科学所提供或探索的真理更高的真理。”［（5）］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建立了与科学实在论的同盟。
2．表明了自然主义语义分析的原则。心理学和语义学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恰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主义要把哲学看作是训练自身的自然科学，并且允许自由地使用科学的发现。因而，只有在这种科学的哲学之内，实在才能获得确认和描述。这也就从本质上限定了对理论实体进行行为主义语义分析的领域以及语义分析的基底层面。在这一点上，奎因事实上坚持了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尽管属性类别的个体化依赖于属性的个体化而不是属性集本身，但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3］，P·102）作为谓词和集合的实在论者，他承认了语义分析的实在的整体性。第二，在行为主义的层面上，把心理分析与语义分析看作是一致的和统一的；采取本体论的还原方式，“探求一种与直觉一致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是适当的、具有特色的哲学探索。（［3］，P·175）第三，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隐含着从外在世界到神经末梢，从神经兴奋到语句，从句子到句子的所有过程和环节。因此，观察语句并不仅仅是关于经验的，而是关于感官接受刺激的直接条件要求的自然化。
3．隐含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途径。奎因既然把科学真理看作是对实体的探索，同时也就把科学看作是可错的和可修正的。然而，这种可错性或可修正性，并不需要向超科学的法庭负责，也不需要任何超“观察”或“假设—演绎”方法之外的确证。可见，奎因的自然主义始终隐含了可谬论的方法论途径，自然主义与可谬论是兼容并存的。这是要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撕掉永恒不变的哲学教条的神圣面纱，打碎预设真理的僵化框架，消除对循环论证的担忧，从而承认科学真理的实在性和可进步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上，奎因宣称“可谬论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相对主义。”（［5］，P·523）奎因的这一原则在科学哲学摆脱实证主义的统治、扫清科学实在论复兴障碍的过程中，对科学实在论有着某种无可怀疑的“解放”作用。
4．做出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在奎因看来，感觉经验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它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首尾一贯。因此，人们只能在本体论意义上假定物理对象的存在，才能从整体上获得进行系统处理的材料。这种本体论承诺的重要性在于：其一，本体论的承诺是为了更系统、更方便地处理个别的、孤立的感觉材料，使得那些在不同时空和条件下获得的信息，有一个整合的基底。其二，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是一致的和唯一的，而不是双重的。不能把本体论的承诺与经验的处置、本体论的承诺与理论的假设割裂开来，所以，“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口号，是奎因判定本体论承诺合理性的一个基本标准。其三，本体论的承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倘若一个理论在本体论上承诺了其基本陈述语句中变元范围所包含的各种实体，那么它所承担的实体范围必定取决于表述该理论的方式。在这里，变元的置换与实体对象的确定、感觉材料的处理、经验陈述的交流等等密切相关。所以，变元的可置换性与变元值域的确定性的统一，正是自然主义本体论承诺的要义，也就是奎因“存在就是作为变相的值”这一论述的本质。其四，本体论的承诺高于经验，但又存在于经验的效用之中，成为经验有效性的一个结构要素。这恰是奎因把本体论的承诺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也是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优于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他就是要通过本体论承诺这一手段的展开，去保证经验分析的可能性，去实现经验意义的存在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奎因最终显露了他的自然主义所包含的本体论承诺的哲学动机，使人们看出了奎因的自然主义倾向“将本体论突出出来，然后又抹杀了它的重要性”的本质。［（6）］
无论如何，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奎因的自然主义既为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扫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障碍，并成为它的同盟军；同时，又是某些“弱”实在论形式（如内在实在论）的先行者，并成为它们的先导。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既存在着相互的冲突和矛盾，又存在着特定形式的相互联结和渗透。这种内在的关联，具有着自然而又必然的历史性，决不是任何简单的断言或立场的划分所能说明的。
二、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
如何看待语言的本质意义及其在人类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是奎因哲学得以确立的基点。他正是立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立场，才能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趋向渗透和扩张到一切哲学的谈论中去，从而形成他自己的特色。从这一目的出发，奎因试图通过解释或分析形式语言术语中的复杂语句和句法的途径，解决“语言的困惑”，特别是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从而最终把指称的认识论特征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内省沉思的先验产物。
在奎因看来，存在着“designation”和“denotation”两种指称，但每一种都不可误作意义”。因为：（1）指称不是意义，意义大于指称；（2）同一指称不可能具有不同意义；（3）同一意义可以有多种指称。意义是表征的意义，但表征的概念决不能预设意义的概念；应当从语言存在或使用的自然性上，而不是预设性上，去承认意义存在的具体性。所以，意义是相同语句的集合的产物，它与所有语句的语义等价性是一致的；而语句的等价关系又是认识上的等价，即在认识上是同义的。“定义一个词的认识意义，即确定它的认识同义性的集合”。（［3］，P·52）这样奎因就从“认识的自然性认识的同义性认识的意义句子的意义表征的意义意义”的逻辑上，自然主义地导出了意义的“意义”。当由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展开去看待语言的意义时，指称的（或本体论的）相对性至少表现于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超越用别一理论来解释或重解某一特定理论，而直接去言说该理论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绝对地指明一个理论的对象是什么是无意义的。譬如，倘若我们提出和回答：“什么是F？”：“F是G”。什么是“gavagai？”：“gavagai是兔子”。那么，这个回答只给出了相对的意义，即与对G的“不可批判地”接受相关的意义。
第二，在把Fs的谈论翻译成关于Gs的谈论中，或者在把关于对象理论的谈论翻译成关于背景理论的谈论中，是对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的选择。在奎因的激进的翻译语境中，在相互竞争的分析假设的集合中，必须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仅仅与分析假设的某些集合相关。
第三，当我们在可代换的和指称的（或客观的）量化之间作出区分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个具有无限名称并且该理论术语具有处理符号和证明方式的理论中，表明该理论的量化是指称的（或客观的）而不是代换式的，这是可能的。比如，在一个特定的开句中，任何时间一个名称均可由一个变项来置换，该语句为真；但同时，又可证明这一开句的全称量化是错的，就可表明该理论的论域包含了某些无名称的对象（客体）。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理论中，不存在开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一个开句中置换一个名称的任一结果及某些全称量化均可被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既可将这一理论论域构造成无名称对象的，又可仍然保持该理论的论域包含着无名称对象。但是，这就出现了无名对象与有名对象的“不可分割性”，而“在这个理论的符号中，可以表示的所有无名对象的特性都可与有名对象所共享”。（［1］，P·133）比如，包含所有实数的理论就是如此。这就会得出一个相对性的结论：在代换和指称量化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在指称的相对性问题上，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趋向，就体现在指称的相对性原则预设了一个不可批判的、已接受的背景语言。在这个背景语言中，指称是“语词－世界”的关联。如果没有这一自然的背景语言，就无法解释指称的不可说明性和本体论的相对性，认识论（甚至语言本身）就会是不可能的了。指称的相对性正是奎因的自然主义在语言分析中的一种具体的、细致的推广，是其自然主义认识论趋向的拓展。也正是通过对指称的“不确定性”的确定，奎因洞察了句子的“语义第一性”（semanticprimacy），并声称他“扩张了关于客体的原则，因为把所有的客体都看作是理论实体。”（［3］，P·20）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尽管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通过指称相对性的分析给出了集中的体现，但它却与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着整体的一致性，这是决不能忽视的。
首先，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奎因对指称不确定性的怀疑，是对从弗雷格、罗素再到塔斯基的抽象“语词－事物”传统观念的背离，也是对日常语言哲学使用理论的超越。他只是承认，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的整体是一种经验的现象；同时，也应作为在特定社会中人类语言行为的一种特征来加以理解。所以，语言哲学有两个部分，即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从这种统一的视角看，指称既可是一个“表征术语”，又可是一个“意向术语”；而且，即使指称是作为一个“意向术语”，它也是一个“语义谓词”。奎因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奠定在对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之上的，前者依赖于在后者基础上所给出的意义和指称原则。这样一来，语言的指称及其意义的研究，就必然随着语言和心理学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成为建构自然主义的基础。”［（7）］
不言而喻，当奎因指出“从感觉刺激到客观指称的发展，将被看作是伴随着从简单的场合语句到刺激事件的直接条件而开始的”时，他已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给定了语言行为分析的界限，给定了意向心理分析的范围，以及给定了实在论意义的边界。（［3］，P·3）在这里，具有特定心理意向的语言行为，即特定语词的表达，已成为意义的最初显示物。奎因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行为分析和心理意向分析的基础论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因果实在论的确立，而且具有着某种殊路同归的意义。正象普特南说的那样：“奎因建立了我的这一论证：整个句子的真值条件不足以决定指称。”［（8）］“没有任何一种确定句子真值的观点能够确定指称，即使它在任一可能世界中都阐明了句子的真值。”（［8］，P·41）因为，真值条件与指称之间的关联尽管是确定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还需具有语境的、相对的、行为的和心理意向的因素特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正是在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上，修正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的发展。
其次，“意义的后验性”观念是奎因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相通的融合点。一般地讲，构造科学实在论论证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映射性”，所以，由科学实在论者们所给出的方法论思考，被看作是“映射判断”。而映射判断的成功将由某种特定的假设来证明，即它所依赖的背景理论在最大限度上对于不可观察（或可观察）实体来说是真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地导出“映射判断”是“经验科学的事情”，至少“认识论的某些部分是经验科学的继续，”而这恰是奎因在其著名的“自然种类”一文中所要揭示的自然主义的本质内容。［（9）］奎因说明了映射理论与科学术语的定义理论之间的重要关联，这就在于“一个科学术语的正确定义是一个后验的理论问题，而不是语言约定或规定的问题。在科学的意义上讲，相当多的种类（物理量值、关联等等）都是参照于（有时是不可观察的）世界的因果结构而给出定义的。”（［9］，P·15）特别是我们可以把不再需要不可还原的相似和种类概念，看作是一个科学分支成熟的非常特殊的标志。这就在自然主义的倾向上，把科学术语的发明、使用及其可还原的指称关联之间的映射性，做了一种特殊的经验实在论的说明。可见，科学实在论通过映射性的原则所隐含的自然主义的特征，构建了与奎因自然主义相通的桥梁；反之，奎因的意义后验性的主张所包含的经验实在论的立场，又强化了分析的因果性和整体性，显示了实在论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与实在论的自然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和可融合性。
再次，语用的经验性是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强特征。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要在经验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概念去消除语义的柏拉图主义和语义的唯名论之间的区别，反对将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离开来。在语义学领域中，一方面倾向于汲取数学和分析形态的洞察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关注在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神经学中的相关发展；既扩张研究的广阔视角，又将理性的“冒险”与非理性的“实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存在，这正是奎因自然主义语用观的本质。在这一点上，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自然的语用问题，而不是任何先验的分析问题。所以，奎因曾指出：“当我把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定义为对它的真理条件的认识时，我并非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定义，我的‘认识’一词正像‘理解’一词本身一样是一个贫乏的依赖点。”［（10）］在这里，奎因没有一般地否认对真理条件性的认识，而是把这种认识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后验的语用过程；只是从先验的非语用的分析上讲，它必然是“贫乏的”。事实上，自然主义的语用观构成了奎因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执法官”，除了可还原的物理实体和抽象的集合之外，它排除了伴随日常语言和科学生长的任何假的和多余的客体。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语用观不在于仅仅给出一种有理由的语言实践，而在于由经验的自然性走向理性的消解和批判。
最后，奎因的“弱”物理主义与他的自然主义是等价的。在奎因看来，与语义学相关的物理事实表明了它们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倾向；反过来说，具有任何语言倾向的语言行为都是一种确定的物理事实，这是奎因的特殊的“弱”物理主义的形式。只要语言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艺术，人们就只能在公众承认的环境中，唯一地根据其他人明显的行为事实作为物理证据去获得它，因而行为事实起到了语义事实的功用。所以，与语义解释或语言翻译相关的事实是行为事实，超越行为（物理）事实的任何意义或指称的还原都是不确定的。奎因的物理主义就在于，它并不把行为事实仅仅看作是先验的或认识论的问题，甚至不是单纯的证据问题，而是一个“本体的、实在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指出两个翻译手册是相等的时，即意味着不存在哪个手册是正确的事实问题，而只是在于“它们在物理意义上是等价的。”（［1］，P·112）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的等价性，推进了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之间的某种可相通性。
三、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与消解传统实在论
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由此去消解传统对应实在论的基底，从而实现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纲领，是奎因自然主义的目标和归宿。这一目标和归宿已内在地蕴含于奎因自然主义的出发点及其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之中，并是它们逻辑空间的延展和体现。
1．从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前提看，奎因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主要地集中于笛卡尔的理性实在论和洛克的经验实在论的消解之上。而且，他对存在先验真理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存在分析真理的经验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些具有先验特权的真理及其标准，从自明的原则到自明的步骤，都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循环，必须予以消解。另一方面，传统经验主义主张感觉经验展现了特定后验的、综合的、归纳的真理和标准，并由此试图演绎出所有自然的真理，则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自然的真理既不能被演绎，又不能被理性地构造，不存在经验论者所想象的分析真理。所以，奎因是要在哲学存在于自然科学本身中的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去建构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正如前文提到的，只有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它的延伸，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要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为基础的根本原因。
2．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来看，奎因认为本体论涉及的是“真理”问题，而认识论涉及的是“方法和证据”问题，由于证据是“感觉的证据”，因而认识论就是经验论。所以，经验论不是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是关于证据的理论；经验论的目的不在于告诉我们“存在着什么”，而仅仅在于表明存在着“存在着什么”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提出了“经验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见解。（［1］，P·45）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这种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性的关系。这种相互制约性就在于，认识论（经验论）是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包含于本体论（自然科学）之中；同时，正是认识论（经验论）提供了对本体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证据（包括经验心理学本身）的说明。
奎因的这种认识论包含于本体论中的观点，有三个基本理由：（1）认识论假定了外在世界的存在；（2）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A．科学的证据是感觉的证据；B．语词意义的所有填充必须完全依赖于证据）是本体论的蕴含；（3）认识论与世界、感觉报告的接触点是物理实体，即属于物理本体论的客体。而所有这些方面又都必须在本体论性中获得它们的方法论的证明。所以，“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中”的名言，正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高度“缩写”。（［1］，P·48）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第一，奎因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所要排斥的是对应实在论的抽象性和简单性，而不是一般的实在论的本体论；恰恰相反，正是实在论的本体论构成了经验论的前提；第二，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功能在于为与其相关的本体论提供证明，而不是否证；第三，自然主义经验论的目的是要给出“科学是对实在论的测量”这一结论，并从这一视角去调和工具论与实在论的矛盾，以消解传统的对立；第四，归根到底，奎因的自然主义是经验论的认识论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统一，因为正是“自然化的认识论要求了经验论的客观化。”（［1］，P·54）
3．从经验论的范围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不是毫无边界地任意的，它事实上存在着本体论性的约束。这种约束的必要性在于，尽管观察陈述联结了语言与世界，但作为经验体现的观察报告不具有独立于理论的纯经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同是，观察语句在语言的行为主义特征的基础上，显示了意义的整体性，因为真理和意义从属于整个理论及这些语句。奎因不同于卡尔纳普，他不是一个反形而上学家。但是，他从三个本体论的原则出发给出了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总体限制：（1）不允许接纳不可说明的实体，除非它们能够用日常科学术语被解释；（2）保留“奥卡姆的剃刀”，不引入不需要的实体；（3）通过保持对所使用的名词、代词和量词意义的可还原性，确定在理论化中所表征的实体。（［7］，PP·132—133）正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限制中，奎因才能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根据证据去构建理论的心理学分析。他明确地指出：“任何实在论的证据理论运用于语句时，必须是与刺激反应心理学不可分割的。”［（11）］这种整体论的要求表明，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语句来说，“刺激意义”（stimulusmeaning）提供了使它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即自然化的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实在”基础。任何以方法论原则为翻译所提供的“分析假设”，其难题正在于缺乏这种实在基础。因此，那些方法论的原则也就不能决定真正的“事实”。这样一来，语义内容进而命题态度的内容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奎因的自然主义的途径，就是要在对于语句的心理分析过程中，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刺激意义”与具有不确定性的语义内容之间的关联中，找到一条与客观实在联结的认识论途径。可见，奎因不是要在外在的意义上去探索理性分析的一致性，也不是要在内在的意义上去探索心理分析的客观性，而是选择了行为主义的途径，从而使认识论的自然化成为一种内在的经验论的本质。也就是说，奎因要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使科学语言、科学心理、科学认识及科学本体都在行为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内在化的统一。
4．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奎因内在化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是一种“启发式”的经验论。这种启发式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否定了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把那些分析哲学家们从自我设置的形式限制中解放出来，而转向心理的、社会行为的和自然实在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经验论的重建，为科学价值观念的起源和本质提供了一种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说明。第二，经验的决定是不充分的，不同的经验在再评价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选择自由”。因为，“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要给我们的某些陈述重新分配真值”。［（12）］所以，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正的，即任何陈述都是可谬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陈述具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经验意义。第三，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科学理论去谈论本体论，这是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整体性要求。所以，在自然主义的尺度上，奎因“只讲物理条件而不讲经验标准”。（［3］，P·23）这也就是说，语义的思考不是要从本体论性上去断言实在，而是在于分析的方法和说明的证据；语义的思考不属于本体论，而是属于本体论的方法论，因而属于认识论。这是对于传统意义观的消解，是对指称问题进行自然主义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就是要处于两种对立的力的张力之中，即一个是朝向（经验）证据的力，一个是朝向（整体）系统的力。第四，在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之中所蕴含着的本体论的承诺，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是关于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种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的问题。这二者之间不具有双重的标准，它们统一的标准只在于经验的适用性或实用性，本体论的承诺最终是为了使“经验的规律更简化和更易于处理。”（［12］，P·33）在这里，本体论的承诺和扩张展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启发性既具有着对科学实在论复兴的解放的意义，又具有着对传统对应实在论的消解作用，它构成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生长的催化剂。
四、结束语
奎因的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的一元论，尽管在摧毁逻辑经验主义的经济、从而促进哲学转向的过程中有着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是它作为宣判传统认识论已经“死亡”了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所具有的缺陷，却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地表现在：首先，奎因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视角否认了对于指称和概念体系的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过份地绝对化了。因为在一个给定的理论的座标系统中去研究这些问题，完全是可行的。事实上奎因自己也并未真正地抛弃语义分析的方法，只不过改变了意义分析的基点而已。其次，奎因关于科学的对象理论决定了本体论约定的见解太简单化了。在奎因看来，接受一个理论就是承认它所定量化的客观对象的存在。然而，在对象理论中什么被定量化，这不仅仅依赖于它们所解释的现象，而且依赖运用于解释中的科学概念的本质，甚至这些条件还反过来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背景理论。科学家在对论题本质的选择中，他们的哲学背景将“污染”本体论的确定。所以，纯粹自然化的自然的本体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削弱了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再次，奎因的自然主义不可能清晰地在自然实体和理论实体的概念之间以及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之间作出合理的区分。因为，当把哲学理论的主张转化为特定科学理论所限制的“元理论”时，便在自然和理论、一般和具体、原则和阐释、证明和评价之间造成评判标准的模糊化，并会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中进行逻辑循环，从而却失去它们应有的可靠性。这正象凯茨对自然主义缺陷所做的总结那样：“当哲学思考导致了把自然主义的概念强加于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时，自然主义的谬误就出现了。因为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即包含了那些概念的最好理论与该域中最好的科学理论发生了冲突。”（［2］，P·254）但是，无论奎因的自然主义存在着多少难题，这都不减弱它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及对它的影响。总而言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自身需要证实，但不幸或幸运的恰是在他的哲学中不存在这种证实的余地。这正是奎因哲学自然主义的微妙之处，又是它的悲剧性的特征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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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主义，方法论，学科
近几年，最普遍被社会科学界赞赏、采纳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制度分析方法，即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最具多样性和最容易被误解的，也是这种研究方法。正如保罗•J.迪马乔（PaulJ.DiMaggio）和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指出的：“制度主义被当作是一种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独特方法，但与回答‘是什么’相比，这一方法更容易在回答‘不是什么’取得一致意见。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是：研究制度的学者们随意地给它下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中，甚至同在组织理论中，制度主义也有不同的涵义；‘制度主义者’在有关制度的微观与宏观、制度的认知与规范等方面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对制度的创新与传播及其相关网络方面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变化的。”[1]（p.1）所以，我们必须先梳理一下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学派的制度主义。本文先就不同学科领域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作一番比较。在西方学术界，奉行制度主义方法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含国际政治）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
一、经济学的制度主义
根据W.理查德•司考特（W.RichardScott）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制度主义，是作为科学方法争论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一些经济学家从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先哲那里获取灵感，并公开向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可以简化为一套通用规则”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经济是在由一系列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的社会框架下运行的。共同的观点使他们形成为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被当时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美国经济学家所发展。在美国发展了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三位，他们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Commons）和威斯理•米切尔（WestleyMitchell）。尽管三位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但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对历史性变迁的疏忽这一点上，他们则是高度一致的。[2]（Pp.2-4）凡勃伦拥有开创性的见解，他坚持认为，有效的经济学应当强调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重视追踪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样，康芒斯也强调变迁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米切尔相信传统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周期特性的障碍，因而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经济变迁。
就方法论而言，制度主义在四个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2]（Pp.3-4）
一是市场不确定性与确定性（Indeterminacyversusdeterminacy）的区别。与“完全竞争和均衡”的模式相反，制度主义者指出即使在竞争中也存在普遍的市场不确定性。
二是个人偏好的内生性与外生性（Endogenousversusexogenousdeterminationofpreferences）的区别。新古典主义假定个人偏好是内生的，而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偏好是在社会制度中形成的，因而强调把社会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
三是行为真实性与简单假设（Behavioralrealismversussimplifyingassumptions）的区别。制度主义认为，经济学家应当运用反映经济动机的现实模式来研究问题，反对简单地运用与生俱来的功利主义假设。
四是分析的历史与非历史（Diachronicversussynchronicanalysis）的区别。与新古典主义“不讲时间、地点”不同，制度主义强调经济学家应该探求经济发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特征和不同情况。
早期的制度主义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有到了20世纪，制度主义才逐渐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新古典复活”（NeoclassicalResurgence）现象，新古典主义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学派。但新古典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致命的弱点，如：就经济论经济，不考虑政治、法律、人口、制度、历史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把个人行为绝对孤立化，不重视制度和组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忽略制度变迁和国家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方法方面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斯（RonaldCoase）、诺思（DouglassC.North）等经济学家在早期制度主义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制度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通过修正与拓展新古典主义的研究前提和理论假设，提出新的方法论主张，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区别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新特点：（1）新制度主义并不完全否认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而是否定其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主张要从组织制度出发来探究是什么样的经济人在追求什么利益的最大化。正如科斯所言：“疯子也在计算，但不能因此说他是理智的。”[3]（第348页）（2）吸收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假设，提出有必要发展有规则的人类相互作用模式（即制度安排）来克服理性有界问题的主张。[4]（第34-35页）（3）在旧制度主义的“市场不确定性”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度资源稀缺”、“信息不完全”、“制度市场”竞争不完全等环境假设。（4）否定新古典主义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提出“正交易费用”的假定。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正交易费用”对于交换的约束，必然导致其忽略制度作用的理论倾向。
二、政治学的制度主义
与经济学领域不同，在政治学领域，自古希腊以来，制度就一直既是政治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工具。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开创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先河之后，历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不重视对人类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进行制度性研究。17世纪英国学者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以及18世纪法国学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皆可看作是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杰作。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几十年，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伍德罗·威尔逊（WoodWilson）、F.J.古德诺（FrankJ.Goodnow）、L.D.怀特（LeonardD.White）、W.魏劳毕（W.F.Willoughby）等学者，都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给予了制度结构、法律框架和行政制度安排以高度的关注，涉及到对制度的历史起源、战争、妥协等的历史考察。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Wilson），他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早的政治学会会长之一，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学者都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及其制度的一门规范学科。
可见，政治学是以制度研究为其传统根基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制度分析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似乎黯然失色。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曾一度摒弃了制度主义的传统，转而推崇以个人主义假设为基点的研究方法，即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两种研究方法都假定，个体仅仅是作为个体而自由地行动，其行为或以社会心理特征为基础，或建立在对个人效用的理性计算上。个体不仅不会受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相反，个体能够根据个人的偏好做出自己的选择。[5]（p.1）这种方法，与注重制度研究的传统政治学格格不入，反对政治学只对法律框架、制度、政党组织等进行静态的研究和简单的价值推断，强调人的行为和心理研究在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分开，强调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的作用。可以说，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是欧洲和美国政治学的主导方法。
行为主义方法虽然看到了传统政治学只重视制度而忽略个体行为的局限性，并对克服这种局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把政治学的研究推到另一个极端，即否定制度、组织、政治价值观、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基本分析单元的地位。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界出现了“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简约主义”（Reductio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等研究倾向。“反国家主义”，主张减少、限制甚至排斥国家制度尤其是中央政府制度和组织的作用；[6]（p.16）“简约主义”把政治现象的集体行为简约为个体行为结果；“功利主义”反对从责任、义务来研究人的政治追求，因为在它看来，一切政治活动不过是个人利益的自我算计；“功能主义”只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有效的过程，而忽略了政治过程的艰巨性；“工具主义”则把政治活动视为使决策合法化的一种利己行为，没有看到符号、价值、情绪、认同感在政治过程中的复杂关系。[5]（Pp.16-17）
行为主义的上述研究倾向，阻碍着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学者起来批评。行为主义者也接受批评，并逐步发展为后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重新提出要重视制度、价值等基本单元的作用。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成果的日益突出，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制度主义也在政治学得到高度的重视，迅速形成为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最早在政治学界倡导新制度主义运动的学者，是美国的瞻姆斯·马奇(James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Olsen)。[5]（p.15）他们合作撰写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84年的第78卷上，揭开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序幕。1989年，他们俩再度合作，出版《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一书。这本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成果，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森塔德特（S.N.Eisenstadt）教授评价为“将是政治制度和动力研究文献中的一个里程碑（Landmark）”[7]（精装本，封底）。
但是，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既不是对行为主义的反叛，也不是传统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历史轮廓式（configurationallyhistory）的复归，而是重新强调寻求政治行为的导向、约束、强化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体制的重要性。[2]（Pp.7-8）与传统的制度主义相比，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有如下特点：
第一，力图把旧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行为主义关注个体政治行为结合起来。注意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克服旧制度主义只重视宪法、内阁、议会、法院和官僚机构等，忽略个人行为和心理偏好，只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只注意制度的过去，忽略制度的未来等弱点。正如盖·彼德斯所言：“新制度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对以前的分析方法的优点的再肯定，而更是对政治学传统研究中的失误所作的评判与修正。”[5]（p.11）
第二，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如，“回归国家学派”(bringingthestatebackin)、“团队理论”(grouptheory)、“学习理论”(learningtheory)、“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使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来（后面将论述“不同流派的制度主义”）。
第三，关注个体行为、政党、利益集团对制度的影响作用；注意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性；重视习惯、符号、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软”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制度框架中人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对制度的约束。
三、社会学的制度主义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提出的。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运用于社会学。所以，从方法论上看，社会学主要是在实证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社会学较早引入制度分析范式（Paradigm），并一直保持这一发展趋势。被称为早期社会学制度主义先驱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1934年就撰写了“社会制度理论绪论”，提出把对制度理论的解释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项目的主张。他提出的制度理论大纲奠定了后来的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框架。[8]（p.1and7）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则是更早从制度范式来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先驱者。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可以看作是制度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它实际就是韦伯在20世纪初期完成的论文和著作的集成。[9]（各版前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尽管行为主义盛行，但社会学界仍然比较注意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行为习惯，探讨个人与制度、个人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依赖关系，并较早研究制度的初始起源形式——风俗习惯，以及习惯化和制度化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其代表人物是柯利（Cooley）、彼得·L.伯格（PeterL.Berger）、托马斯.鲁克曼（ThomasLuckmann）、帕森斯（Parsons）等人。[2]（p.8）[1]（p.44）尤其是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鲁克曼，他们俩在1966年合作出版了《现实的社会结构：关于认知社会学的论述》。这本书重点从人类行为的习惯化来考察制度化的起源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所有人类行为服从于习惯，而习惯化的步骤先于任何的制度化，人类习惯化（habitualization）的行为越重要，后面相应形成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就越重要。当习惯化行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时，就发生制度化。[10]（Pp.50-51.）这本著作对后来的制度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保罗•J•迪马乔（PaulJ.DiMaggio）所言：“毫无疑问，这本著作对从制度来思考组织的学者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因为它认为制度在保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p.44）
但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事情。其标志是1977年,也就是约翰·梅耶（JohnMeyer）发表两篇论文的那年。这两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教育作为制度的影响》和《制度化的组织：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与布莱恩·罗恩合作）。接着，约翰·梅耶又与里查德·司考特合作，发展了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过，正式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命名的时间是1985年。这一年，林恩·祖科（LynneZucker）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召集一个小型会议，与会学者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到了以新制度主义理论命名和加以具体化的时候了。[1]（Pp.11-12）
不过，由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范式的一贯性，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研究更为严格，也更为广泛。在他们的眼里，“每一个地方都有制度”。[1]（p.9）然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高度连续性，并不意味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没有区别。相反，新旧制度主义的区别非常明显。归纳起来，主要有：（1）在群体冲突和组织战略上，旧制度主义直接从政治上来探讨问题；而新制度主义则不大注意组织之间的冲突，而注重研究组织如何对冲突作出反映。（2）在制度化对组织理性的约束方面，旧制度主义强调作为政治交易和联盟的组织利益的投入；而新制度主义突出稳定性、合法性以及相互理解的动力之间的关系。（3）在对待非正式组织上，旧制度主义注重其理性的一面；而新制度主义强调其非理性的一面。（4）在组织环境方面，旧制度主义注意从当地社区来研究环境；而新制度主义注重从工业化的边界以及民族、社会的更大范围来探讨环境。（5）在制度化的环境上，旧制度主义认为组织就是制度化的单元，组织的变迁是组织适应地方环境的一个部分；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化的发生是社会层面的事件，并不是一个特殊组织的制度化。（6）在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方面，两者都反对把组织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的总和，但旧制度主义强调个人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自我选择性；而新制度主义拒绝个人行动的选择理论，主张人类行为和利益受制度的制约。[1]（Pp.11-15）
上述的归纳仅仅是社会学新旧制度主义的主要区别，考虑到为我国学术界加深制度主义研究提供方便，这里将瓦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乔在《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新旧制度主义的对比表格翻译如下：[1]（p.13）
表3.1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比较）
Old旧制度主义New新制度主义
ConflictsofinterestVestedinterestsLegitimacyimperative
利益冲突既得利益合法的需要
SourceofinertiaCentralPeripheral
习惯的来源中心的的
StructuralemphasisInformalstructureSymbolicroleofformalstructure
结构重点非正式结构正式结构的象征作用
OrganizationembeddedinLocalcommunityField,sector,orsociety
包含的组织当地社区领域、部门或社会
NatureofembeddednessCo-optationConstitutive
内在性质协同
LocusofinstitutionalizationOrganizationFieldorsociety
制度化场所组织领域或社会
OrganizationaldynamicsChangePersistence
组织动力变化持久
BasisofcritiqueofTheoryofinterestTheoryofaction
Utilitarianismaggregation
批评功利主义的基础利益聚集理论行为理论
Evidenceforcritiqueof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Unreflectiveactivity
utilitarianism
批评功利主义的依据不可测的后果草率行动
KeyformsofcognitionValues,norms,attitudesClassifications,routines,
Scripts,schema
认知的关键价值、标准、态度分层、惯例、原型、体制
SocialpsychologySocializationtheoryAttributiontheory
社会心理学社会化理论归因理论
CognitivebasisoforderCommitmentHabit,practicalaction
秩序认知基础承诺习惯、实践行动
GoalsDisplacedAmbiguous
目标置换含糊不清
AgendaPolicyrelevanceDisciplinary
议程相关政策纪律
上述可见，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在这些不同学科的运用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共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在保持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同时，强调集体行动、制度对个体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尤其是突出习惯化、制度化的文化环境在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制度主义方法比西方传统个体主义方法进步的地方，对此，我们将另撰文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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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科斯著：《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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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ichardJ.StillmanII.PublicAdministration:ConceptsandCases.[M]NewYork:HoughtonMifflinCompan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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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ditedbyMaryC.BrintonandVictorNee.TheNewInstitutionalisminSociology.[M]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
[9][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10]PeterL.BergerandThomas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es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M]NewYork:Doubleday&Company,Inc.,GardenCity,1966.
ComparingtotheMethodologyofInstitutionalism
AmongDifferentSubjects
GUOXiao-cong
(TheCenterforResearchofPA,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Guangdong,China)
Biography:GUOXiao-cong(1957-),male,Ph.D.,Professor,TheCenterforResearchofPA,SchoolofGovernment,SunYat-senUniversity,majoringinthetheoryofgovernmentinstitutionalevolvement,comparingtotheinstitution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economicsof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出现，就与哲学和科学的演进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哲学和科学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一般地来讲，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现代哲学中明确起来的两大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想要追求什么？人本主义想要追求什么？这是哲学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生命理解的不同。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人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生命理解不同。正因如此，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也就分道扬镳，各自追求自身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然而，就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历经了各说其是的对峙进程中，从而又走向了两者的融合，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因此，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对峙与融合，离不开生命的自我理解。
一切的学科都是对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追求，哲学艺术科学宗教这些都是如此。因为一切的学科，都是关乎着人类的生命，也都是对人类生命的深度思考。，人无法逃脱的归宿便是死亡。那么一切的学科就不再追求永恒的诉求了。恰恰面对人生的有限性、短暂性、不确定性，人自然而然地就会遭遇和承受茫然与恐惧。因此，人类就会不断追求普遍性、永恒性、确定性的东西，以至最终达到生命的“自由性”。哲学如是，艺术如是，科学如是，宗教如是。它们存在的理由，是生命存在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划分了物理学与物理学之后的科学与哲学，中经中世纪神学的时代，科学和哲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诚然，这里面也蕴含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缘起的因素，以此起到一个过渡的桥梁。
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开创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先河。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确定了“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唯理论者主张认识来源于天赋观念，认识的方法是理性的演绎。经验论者主张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知识的真理在于它与对象相符合，认识的方法是经验的归纳。特别是唯理论的笛卡尔这一思脉提供给康德建立科学的普遍必然性，经验论的培根这一思脉提供给康德建立科学的经验内容。休谟认为，唯理论走到最后便是独断论，经验论走到最后便是怀疑论。正是由于康德受到休谟的启发，建立了先天综合判断的科学知识大厦。因此，笛卡尔使得哲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萌芽先驱。
康德迎来了新的转变，特别是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可以说，奠定了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基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一批判主要讨论理论理性，建立科学主义的大厦。第二批判主要讨论实践理性，建立人本主义的大厦。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著作的结束语中说：“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知道，要限制科学知识，为信仰留地盘。因此，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康德。
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大思潮的缘起，都是对传统哲学理性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批判。科学主义思潮认为，拒斥形而上学。黑格尔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是理性的狂妄。因此，要用科学理性来重新考察形而上学体系。最后使得哲学的评判标准是以科学的分析为前提的，因而哲学才能获得有效性。人本主义思潮认为，黑格尔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是理性的冰窖。理性是抽象的，远离人的现实生活。绝对理念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基调，就显示了这一点。这就缺乏了对人自身存在的现实性的关怀，因此，这就是人本主义思潮的缘起。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从中世纪的神学中解放出来，走向对人的理解中来。因此，对人本主义思潮的萌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同样也对人本主义思潮的萌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的来说，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缘起，牵引着生命最深处的问题。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不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不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是法国启蒙运动。这都与生命追求普遍性和永恒性相关，也都是一种理解生命的不同形式和方面。一句话，这是生命的形象中与追求自由性的命运相关联。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丁文江的传奇人生中,最令人扼腕的一件事,是他英年早逝,死于非命,中国早早失去了一位地质学的开山始祖、文化思想巨擘。而尤为令人痛心的是,他死之前受尽折磨。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到湖南考察煤矿,先是登上3600英尺高的衡岳,后到谭家山探矿,下到600英尺斜深的矿洞,一寒一热,受了风寒,于是在宾馆生起炉火,闭上窗子睡觉,不慎煤气中毒。接下来,便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普通的煤气中毒,竟被当作溺水病人抢救,长达六小时的人工呼吸,折断一根肋骨,敲掉两颗门牙,更奇怪的是,此后很长的时间里,竟没人发现他肋骨折断,伤及胸部,结果贻误了救治的时机。
丁文江之死,令人感到某种荒诞。一个崇尚西医的人,最后死于西医(当然是庸医)之手,是颇具反讽意味的。丁文江留英七年,考入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最后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是中国学界公认的西化最地道、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用傅斯年的话说,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据胡适回忆,丁文江生活最有规律,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20分钟。丁文江对西医绝对信奉:“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茄有20年了,前年他脚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而对于中医,则不屑一顾,鄙视有加。丁文江夫人常年有病,胡适曾让他带回几贴膏药试试,却被他拒绝。有一次老朋友陈伯庄故意同他抬杠:“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丁文江对西医的无条件崇拜,对中医的不屑一顾,由此彰显无遗。
丁文江死于非命,罪魁祸首当然不是西医,而是被滥用、误用的西医,其中包含着对西医的迷信。这种迷信在“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是必定要发生并且成为气候的。在当时的语境下,“西医”简直就是“科学”的代名词,被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奉若神明,其片面性直到后来才被认清。胡适后来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丁文江的死因:第一,丁文江没有严格地服从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的警告,在游兴和工作热情的双重诱惑下,连续登山下井,脑血管受到损害;第二,他忽略了内地的西式壁炉烧煤的危险,晚上紧闭窗户睡觉;第三,衡阳的路局医生和教会的外国医生缺乏煤气中毒的常识经验,鲁莽地对他做了五六个钟头的人工呼吸,敲掉门牙,折断肋骨,种下“胸脓”的祸根;四,中国内地最完善的医院(长沙医院)、最尽心的医生看病人情况有所改善,忽略了他左胸的肿起和剧痛,让胸脓一旦溃裂而不可救治。胡适最后沉痛地指出: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医生的疏忽,都是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淘汰医学生,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和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的话很精辟: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还要有一整套的知识、技术与方法,更要有人道主义的医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要做到这一切是谈何容易!作为一种舶来品,西医在中国尚处初级阶段,水平低下是正常的。而再进一步看,西医本身也有局限,比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将人体视若机器等。总之,西医骨子里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傲慢,缺少中国传统医学身心合一、重视根本、整体把握的辩证法和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底蕴。这种科学主义的傲慢一旦与无知相结合,就会产生极大的负作用,轻则损害人的健康,重则危及人的生命。丁文江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丁文江是一位彻底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科学变成了宗教,变成了拯救人类的惟一的灵丹妙药。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他本人,却恰恰成了“西医”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