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4 18:22:17
[关键词]思政教育；人文科学；辩证统一
思政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教育形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促使思政教育正式走向世界开始，思政教育经历了有效化与自觉化、科学化和个性化的演变历程，并随着不断创新与发展，人文与科学已经成为当下思政教育的核心。人文体现的是人类生存价值，是把“以人为本”的观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科学追求的是理性思维，是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要求摆在首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和密不可分的，深入了解两者真正的内涵，探讨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要求，对我们理解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巨大的帮助。
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内涵和要求
1.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内涵精神文化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人文的核心是人，人都具有人文性。人文精神是人长期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文化。在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是具有长期和深远影响的教育内涵，体现在对受教育者生存环境以及自身价值、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关怀上。中国对“人文”的解释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强调了人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文就是社会人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方社会则从人的价值进行探索，重点聚焦在对人性的解放。虽然中西方对人文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说，人文精神可以塑造其理想人格、独特文化以及精神世界，是思政教育的重要支撑。如果失去完整的人文精神教育体系，教育也就失去了灵魂，受教育者的自我价值也很难在社会活动中得到充分实现。从国家角度来说，如果失去人文精神，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文化也就难以形成。人文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人文的内涵深刻影响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参照。2.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要求（1）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以坚持“以人为本”为前提和原则的，是对人精神生活的关心和关注。“以人为本”不仅是我国教育的核心要素，也是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有力促进。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为本”的内涵也增加了新的内容，最显著的是对人的个性化及人性化的要求。个性化要求是满足个性化需求，是因人而异的。人性化要求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思考和观察问题，尽可能地尊重和激发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和潜在能力。可见，人文精神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人文精神在思政教育中的发展是需要每一个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共同努力。（2）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始终尊重人的生存价值，坚持人性解放的原则。教育的意义在于对人生存价值的正确引导，实现自身价值是人作为主体生存的最重要意义。人文始终呼吁对人性的解放，要求人们在此基础上发现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新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潮流波涛汹涌。如何在各种思潮中坚守自身价值，这就需要长期的人文精神教育。这种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特点，是具有民族传承和国家意志的，是符合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需求的，这也是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
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内涵和要求
1.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内涵科学精神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其内涵是“对世界、对自然以可持续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并能够遵守大自然发展的规律”。我国一位著名学者曾经指出：“科学精神是支配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求真务实是科学精神的本质追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研究是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具有非营利性质的“公利性”，这种精神正是思政教育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包含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求实精神、求真精神、探索精神等，体现在思政教育中就是对理性的追求，是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2.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要求（1）系统思维、可持续发展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梁启超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他强调的是真知识，是创新的前沿，真知识就需要科学精神，“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作科学精神”。科学的系统思维方式就是科学精神。在思政教育中，运用科学精神教育学生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要求不仅要有顾全大局的视野，更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胸襟。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体现，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答案，更重在传授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系统思维、可持续发展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2）求实创新、淡泊名利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核心要求。科学精神重在开拓创新，重在求真务实，重在坚持奉献，这些精神都是思政教育所需要的，也是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核心素养。在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动力。只有把握住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目的，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富民强。当然，科学精神需要和人文精神相互融合发展。因此，求实创新、淡泊名利也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核心要求。
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辩证统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话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的传承与科学研究的功能，才能使思政教育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两者虽然同等重要，但在实践中必须辨清两者的关系，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们在思政教育中的意义。1.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对立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文与科学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间断过。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人文没有跟上科学进步的步伐，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导致革命战争。可见，两者在发展中是不平等的。一是盲目崇拜科学发展，压制人性解放。科学进步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若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而忽略了人文，发展的不平衡给人类带来战争。二是夸大人文影响，抑制科学进步。过分追求人文，虽然能使人的自由和思想有较大提高，但生存环境却很难得到较大改善。2.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关系人文与科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受教育者实践活动的主要对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独立存在又密不可分。如果把受教育者看成主体的话，那么人文与科学就是影响主体发展的两个客体，这两个客体既对立又统一。科学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进而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对人文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同时，科学发展的成果也会以文化的形式呈现给大众，科学是人文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保障，对人文发展体系的完善具有推动作用。人文的发展可以激发人类思维的活力，为科学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科学与人文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科学是促进思政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人文则是思政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张晗.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性[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4,555(21).
[2]刘东,刘卫兵,丁文,等.从对的认知误区看人文教育的必要性——以对北京市部分青年的调查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9(03).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科学管理；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段小虎.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与科学管理的对比分析[J].图书馆杂志，2006（1）.
1、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各自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学科支撑，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理”关系，不是简单指文史哲与数理化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大文科”概念，又称作哲学社会科学，其内部存在分殊化，既包括有人文学科，又包括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也有着不断分化的趋势，包括如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类别。人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将具有明显界限分隔的两类教育科学形式融合在一起，开设全校性质的人文教育课程以覆盖所有的学科门类。但是，要真正做到面面俱到，那么课程如何整合、怎样搭配将变得极为复杂与琐碎。若这类课程无法照顾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双方固有利益，则无法使两者形成相互的融通，人文教育便有可能流于形式。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各高校都开设了各种类型的人文教育公选课，而这些课程往往被各式各样的“概论课”所包围，知识的拓展停留在表面，讲授的内容往往“浅尝辄止”，很难达到人文教育的实在目的，其真正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审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2、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又可分化出人文学科(或称人文科学)和社会学科(或称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学科之间也因此产生出新的关系问题。总体来说，主要承担人文教育工作任务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而这两类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却在学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两者之间并非圆融无间;因此，需要我们正确的处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关系。如社会学科通常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与综合，其主要学科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则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其主要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等。高校人文教育究竟应当倚重于人文学科，还是更多的依靠社会学科?身处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会产生较大分歧。社会学者或许会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实际用途，对现实社会没有意义;而人文学者则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学科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没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及创造。在如何发展人文教育的问题上，学科之间必然有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只有正确处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关系问题，人文教育才将有所依靠，才能真正形成高校人文教育的完整概念结构。
二、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层次的关系
人文教育在高校中寻求发展，绝不能是“闭门造车”，它与中学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层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高校人文教育与高中、中学教育的关系今天的高等教育呈现出普及化与大众化趋势，高校教育需面向社会，走向通识化发展道路亦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通识化发展道路的铺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高等教育自身独立可以实行的，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积累过程，而此种积累则需要在高校与高中、中学教育之间搭建起较好沟通的桥梁，共同致力于人文教育的发展。要做到这点，其中的关节处就在于改变目前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高考应试教育模式，使学生在高中、中学阶段就能够接受到人文教育，拓宽学生知识探索的领域，打破高中阶段形成的文理分科、文理分家的固有格局。人文教育需要高校教育与高中、中学教育进行有效地衔接，达至设计系统、完整、合理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目的，正由于此，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准确定好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与高中教育、中学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位置。
2、高校人文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着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高校本科教育培养的目标取向是什么?目前许多高校未必有清楚的认识，许多高校似乎都将本科教育目标看成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并将考取研究生数量的多寡看作是高校业绩高下的重要指标，这样的思路影响至深且巨，然而今天，这样的目标定位与指导思想却值得我们重新探讨。事实上，高校中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进行学习的本科生数量相当有限，“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5］本科教育沦为了研究生教育的附庸，成为高中、中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过渡阶段，因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目标取向，这使得本科教育的真正目标变得模糊不清。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本科教育成为高中、中学专业教育模式的某种延续，高校将高中、中学教育推行的专业性目标转移到高校本科教育的层级，这使得高校本科教育的功能与作用类似于过去高中、中学的教育，研究生则转而成为从前的本科生，“专业主义”甚嚣尘上，无从建立起高校人文教育制度。由此可见，理顺高校人文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对于人文教育发展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3、高校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高校内部学科、专业日益分殊化，众多二级职业型院部目前存在着大量扩张的趋势，这本身具有合理性，但是，当这些职业型院部学生成为社会重要力量的同时，他们在高校四年当中受过怎样的人文教育，他们的人文基本素质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关于此，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更涉及到高校大学生受何种利益驱动与人文教育预期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大环境下，众多高校大学生是以谋生和就业作为主要导向，直接以求职需要作为目标，以获取物质利益作为人生方向，人文教育在其心理预期中地位低下，社会与学生的利益需求也带动高校的急功近利，当职业型院部据有高校主要的教育资源时，势必对整个高校教育体制起到决定性的影响。高校人文教育将会不断受到来自职业院部、职业教育的冲击，在整个体制中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高校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也成为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高校人文教育发展，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文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1、人文教育与教育内容的关系从教育教学的内容上看，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教育内容都可以提供此种储备;然而，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却面临取用中西文化先后轻重的问题，是应该以中国文化教育为主体，还是主要借鉴西方的文化教育，亦或是强调将中西文化共同加以利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如甘阳认为，“中国一百年来之所以把中西问题作为中心性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总的问题就是直面西方文明冲击的问题。”［5］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不断受到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西文明与文化之间正经历着不断地冲突与融合，中国高校人文教育发展的合理定位，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使中西方优秀的文化教育资源都能够为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服务。
2、人文教育与课程形式的关系近年来，各类层次的高校主要参照西方本科教育来改革实践人文教育课程，但是，这些高校更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模效西方人文教育的外在分类形式，或满足于在学分有限的公选课程中划分不同门类。在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方面，追求门类齐全以及课程数量的增加，却缺乏系统、明确的教学目的，更缺少对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设计和安排。人文教育课程开设的随意性较大且不够稳定，只注重外在形式，不注重内在质量。在本科教育现行体制下，高校并未真正建立系统完善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也没有把这类课程视作高校本科教育的基础性课程，只是将它视为知识补充的角色，用来在主课外增加一些学生们的知识兴趣。并未有效整合当前各类公选课程资源来提炼形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盲目追求课程范围和数量的扩容，公选课程在高校中大都被看作是本科生专业课程以外的附加课程，并未发挥这些课程的真正功用;而这在二级院部如理工院部或职业院部尤其如此。课程流于形式，学生们并不重视，有能力承担人文教育课程的师资力量严重匮乏，而当前承担此类课程的教师又多数未经过严格训练，人文教育课程因此主要成为学生们混学分的课程。若照此发展人文教育，我国高校发展人文教育的初衷将无法实现，过去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这便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理顺人文教育课程纲目之间关系，构建形成高校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
四、结语
关键词：科学与人文；哲学反思；文化融合；实践超越
abstrac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was important in 20th century, but it did not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for philosophy in the past did not recognize the signification of practice. marxist philosophy of practice emphasizes human society's unique existence and essence, review the nature and humanity thoroughly, so it can lead to intermediation, interpenetration and amalgam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key words: science and humanit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cultural amalgamation; practical transcendency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是精神层面，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哲学反思：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1］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既然作为人类发展的两翼，就应该是和谐、均衡发展的。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与人文曾完全内在地融为一体，在古代，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没有截然分开，只是在后来母体文化直接同一性消解和文化分工逐步深化之后，科学与人文才陷入关系的外化。智者派兴起后，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 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之后苏格拉底把目光投向人，“认识你自己”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响亮口号，此时人文地位不断攀升。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人的地位和尊严被贬低，人和自然被看作上帝的产物。科学和哲学被看作神学的婢女，科学和人文同时被淹没在神学的权威之中，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受到迫害。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肯定了人的价值，宣传人的解放，被教会压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转向了关注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是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复兴。17世纪以后，科学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出现了科学革命。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应该说首先是西方人对科学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科学对宗教的反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其始自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划界，强化于康德哲学关于“本体”与“现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18世纪欧洲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尽管积极地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然而却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纯粹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现象，甚至也把人看作机器。这种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认识方法，进一步使科学与人文走向殊途。而同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认识完全不用依赖于感性经验，这一派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由于缺少科学性而走向神秘化，最终造成人的属性对社会存在的游离，从而使科学与人文处于对立的境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文文化处于进一步的劣势地位。科学主义思潮兴起后把科学视为唯一的客观知识，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一切人生问题和伦理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决。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早被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意识到。卢梭认定科学和工艺的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性，他明确指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因此，科学是人类的祸患、道德的敌人；胡塞尔则认为欧洲陷入了人性的危机，原因是“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2］。显然，科学被认为是使人类落入一个不幸时代的根源。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哲学反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者都专门探讨过科技与人的关系问题。20世纪科学人文主义思潮也是高潮迭起。自萨顿提出“科学人文主义”之后，这一主张得到了以社会科学家贝尔纳、历史学家布洛克等为代表的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赞同，并得到科学家波兰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人的追随，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潮。萨顿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人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的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3］萨顿认为，要使科学不至于失控，使之为人类的发展服务，就必须将之视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将之视为一种与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认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但是，萨顿强调了科学中的主体性，从而也否定了科学是并且应该是追求“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罗蒂企图超越柏拉图主义传统，消解实证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进而消除科学的权威性，降低科学的地位，使之与人文学平权，进而把科学归于人文学之中。费耶阿本德在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后提出了“反规则”和“反归纳”的方法冲击经典和经验的归纳法。消解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大卫• 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指责现代科学观的错误，导致人的异化，意义的丧失，整个自然界的全面“祛魅”，认为科学的“祛魅”是造成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原因。以整体有机论取代心物二分的机械还原论，以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观取代或说超越现代科学观，以达到科学、人、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返魅”。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科学大战”更是空前地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激烈冲突。人文知识分子发起对科学的新一轮批判。通过解构科学的实在性、客观性和真理性来消解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像文学、艺术、宗教一样，完全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构造，科学理论不过是科学家集团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消解了科学的神圣地位，以推翻文化的僭主地位。这引起了科学家的不满，双方论战激烈。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学和人文的关注以及积极的建设性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作用，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践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文化日益膨胀的今天，很难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上，马克思实践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文化融合：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应然与必然
要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前提是必须关注科学与人文对立、背离的原因何在。
许多人在探讨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时，都要谈到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他是在文化活动中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本主义取向日益极端演进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主要是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的对立是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特殊形式，也是凸显的方面，其实这种对立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林德宏教授从文化层面探讨了工业社会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的两个主要标志：其一，同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认识作用和社会文化作用占显著优势，出现了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认识论和科学观上，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式；其二，同艺术相比，技术的社会作用特别是经济作用十分突出，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出现了唯技术主义思潮——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4］31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6］ 因此，从社会根源上看，它是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反映，科技的异化是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重要方面。而从认识根源看，是与人们片面的科学观，以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简单化、绝对化等密切相关的。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局面是继发性的，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的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技术的结合。” ［4］317从精神层面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统一性，即人文精神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向度，而科学精神具有人文精神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对于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人的智慧的花朵是在物质的升华中产生的，但往往人们对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的认识是弱化的。“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7］实际上科学技术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对物质进行能动的改变的过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只有在契合点时才能上升为意义和价值层面，才具有精神和文化功能。因此文化的融合的基础是精神的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照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方面。“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 ［8］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具有生产力功能，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具有开辟道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确定方向之作用，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文化功能，它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作用。可以说，以求真和求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与以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个性及关怀人类处境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其实并不矛盾，人类精神是相通相融的。
从文化方面看，文化本身都具有实践性。文化问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关注对象，马克思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整体性与文化的人化本质的论述构成其文化形而上的基础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自然界没有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9］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与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猿人们进行的‘真正的劳动’，不仅使它们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也是人类开始创造文化的标志”［10］。人是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生存的资本，也是通过改造自然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从而改变生存环境和条件提升人本身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两种历史都因为人的参与而相互有意义。人参与两种历史的创造过程是通过实践完成的，正是由于实践人类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成为两大文明的重要表征。
“人的本质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所以两种文化的统一是人性的要求，两种文化的对峙，则是人性的分裂。” ［4］329因此，科学与人文融合具有理论上的应然与实践中的必然。
三、实践超越：突破科学与人文对立关系的现实途径
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关系还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住了人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及其历史这一人的真正现实，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12］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过去的“科学”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过去的“人文”只是抽象地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由此而发生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原因在于，它们都不了解人的实践，而“实践”这一联系人和自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正是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关键。
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裂是19世纪以前科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实现科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3］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学说的过程中，自觉地从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科学中吸收有益的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科学理解，为了创立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关注研究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关注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他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在确定其科学性时，在使其科学化时，总是要直接、间接地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总是要尽可能地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科学实践观对人文关系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视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时揭示出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的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是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他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把科学看作生产力，而且把科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上去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活动中。在他们看来，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这样，整个世界由“自然和历史”两方面构成，而实践既是构成自然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桥梁。正是在实践中，自然和历史被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历史“自然化”，使自然“历史化”。所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
实践这种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能够并且必然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在于：
一是实践体现了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的统一。萨顿指出：“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会是多么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情的活动。”［3］38马克思也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集中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和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15］。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达到自由本性的自我确证、自我展现和自我追寻。
二是实践实现了主观目的性和客观因果性的统一。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的目的和需要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人类从事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把自己的目的、需要运用到客体对象上去，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新的有用客体。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性存在，具有因果性。而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是人目的实现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因果性达到了契合和统一。
三是实践达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物的尺度，即外部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是人对事物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的基本前提；人的尺度，即人的知识、情感与意志，是人对事物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一方面要受到物的外在尺度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自然科学，主要依据物的尺度，确保合规律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真的向度；人文科学，主要依据人的尺度，确保合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善和求美的向度。
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体，它既有源于自然的自然物质性、客观因果性，又有源于人的生命和精神需要与追求的人文价值性、主观目的性，高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结果。所以，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卓有成效地把握人类社会独特的存在和本质。只有全面地考察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才能真正达到对科学和人文的互为中介、互相贯通并融合。
参考文献：
［1］肖玲．从分化到汇合：科学与人文的历史走向［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5）：1-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6．
［3］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9．
［4］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9．
［7］俞吾金．科技：蜕变为意识形态之后［eb/ol］．（2005-09-10）［2008-05-12］.http://zhongguoysl.bookee.com/2879061.html.
［8］孟建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j］．哲学研究,1996（8）：18-2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19．
［10］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63．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1．
［1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7．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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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从引进、萌生到发育、成长的过程，己经成为一门有较高关注度的“显学”，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待商讨的问题。一般而言，有争议、有不同见解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当前，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应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元研究，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对话，尽可能地在更多的方面求大同存小异。本文仅就三个基础性问题陈述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关系
由对中国知网(cnki.net)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可知，“科学伦理学’|1]121、“技术伦理学”131、“科学技术伦理学”(含“科技伦理学”)141这三个术语，在期刊文章篇名中出现的时间分别是1981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近几年的学术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不存在伦理问题，因此“科学伦理学”这个术语是不能成立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的“科学“其伦理性不足，探讨其中的伦理问题似无必要”151，只能以“科学技术伦理学”之名进行相关的伦理学研究。
这里，涉及一个科学是否存在“伦理性”或“伦理维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那么科学活动也必然存在着日渐复杂且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很显然，人们对“科学伦理”问题是不能视而不见的，科学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一门学科也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就研究内容而言，科学技术伦理研究在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综合式研究，即以科学技术整体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分析式研究，即分别以科学的伦理问题、技术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前者的研究成果集结为科学技术伦理学，后者的研究成果分别集结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
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科学技术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三者的关系，甚至可以归结为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按通行的理解，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学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当然也应当存在着包容关系。因此，我们讨论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以转化为重点讨论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982年陈昌曙发表《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161—文，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最早做出了清晰的阐释。此文被视为中国学者研究技术哲学的始点。此后，还有一些学者著文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或区别问题171。通过20多年的思考和辨析，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己经形成基本的共识，如在两者的差异方面，都承认科学与技术是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范畴，分属认识与经济两个领域，有认识自然界与改造自然界两种基本目的，有真理性与实用性两种评价标准，等等。既然科学与技术存在差异，当然就可以而且也应当分别进行研究，于是就分别形成了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几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由于科学与技术还存在着不能绝然分隔的联系，科学史与技术史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学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哲学的存在，并不排除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独立发展。
同样的道理，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也不应拒斥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分立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伦理学只能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一般而言，科学伦理学研究科学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正如科学与技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一样，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也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因为科学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与技术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还是有所不同的，对前者的专门研究是科学伦理学的使命，对后者的专门研究则是技术伦理学的任务。
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关系，可以类比为两个有部分面积重合的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深化演进，这个重合的部分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科学伦理学的圆心与技术伦理学的圆心却是永远不会重合的，因为作为科学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伦理与作为技术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技术伦理只可能出现部分重叠，亦即科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与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永远不会重合。
建立在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伦理学，并不是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简单加和。
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要包容科学伦理学、技术科学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伦理学的内容.当然也包容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重叠部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还需要有一些超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溢出性”研究内容，如科学技术视角的人与自然界的道德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互动机制、科学技术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
二、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础性课题
2007年4月初，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81~2006年的期刊进行检索，共搜得以“科学技术伦理”(含“科学技术的伦理”、“科技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293篇。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伦理意识、科学技术伦理观、科学技术伦理基本范畴、科学伦理精神、技术伦理原则、科学技术伦理与公共理性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法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科学技术伦理社会化、科学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人员伦理态度、科学技术伦理价值系统、科学技术伦理建构原则、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建设、工程技术伦理控制、生物技术伦理、企业信息技术伦理、科学技术伦理教育、科学技术伦理学元研究等诸多课题。同期，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还搜得以“医学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199篇和以“医学伦理学”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455篇。这些论文的内容同上述论文的基本内容是大体对应的，主要涉及医学伦理思想、医学伦理意识、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原则、医学伦理决策、医学伦理模式、医学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建设、医学伦理(学)教育、医学伦理学元研究等问题。
依据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可以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为如下八个基础性课题。
—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技术的产生先于科学，因此技术伦理思想比科学伦理思想有着更久远的渊源。目前，学者们在中国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和国外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不够系统和全面。今后，我们既要对自古洎今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通史性的整体爬梳，理清其纵向演进的脉络，又要对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断代性的局部剖析，准确把握每一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另外还需要对某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著述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进行有深度的评述和解读。
—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多年以来，围绕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1)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2)善与恶的关系问题;(3)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4)人的道德责任问题19;(5)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问题10。在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上，同样会有多种多样的议论或声音。科学技术指向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因此探讨科学技术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意义，在于确认其研究基点或着力点，明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
—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依附于伦理学的主要范畴，是伦理学主要范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应用化。在科学技术伦理学中，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平等与不平等、权利与义务、道义与利益、群体与个体、价值、责任等主要范畴的阐释，必须立足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实践。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伦理原则是能够影响并制约科学技术项目的责任选择、科学技术活动的道德进阶、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评价的准则。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其实也是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要求。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公正原则等若干条伦理原则。科学技术活动到底应当确立哪些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原则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和伦理评价。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是指在科学技术项目的定向、选择阶段，人们对该项目实施后和完成后将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做出的推测。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是指人们运用某些伦理原则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己经出现的科学技术成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责任判断。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伦理预见与科学技术决策的关系、伦理评价与伦理原则的关系、伦理预见与伦理评价的关系等。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系统和调节机制。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是对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必要补充，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取向进行有效的诱导，调整或化解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科学技术活动伦理调节系统的构成、调节对象、调节机制的形成条件和作用方式等，应当成为今后重点研究的问题。
—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规范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的作用是引导、酬学娜动主体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使他们摆脱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困惑。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教育应当同步进行。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的内容、途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伦理责任的本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及其培养过程等。
论文摘要:为探讨森林文化学的概念及其学科体系的组成，该文通过对中外森林文化思想的产生和我国森林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考证，提出了一个森林文化学的定义，即森林文化学是研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的森林文化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文章考虑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森林文化学学科体系应该涉及的范围，认为森林文化学课程是林学等相关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森林文化学有益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改善、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的培养。生态文化学科群的建设，将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文章建议我国应建设面向世界的森林文化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
随着全球资源与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人口众多、耕地稀缺的中国更是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近20年来，我国林业教育的重心也逐步转移到了国家生态建设、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与管理、生物多样性与国家生态安全保护、高效低污染的林业工程等方面，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兴的林业学科群。其中，由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森林文明建设的需要，森林文化这个新学科应运而产生和发展。在此，笔者根据现有森林文化的概念，提出一个森林文化学的定义，并探讨其内涵、外延、学科体系及在高等林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森林文化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林学家森林文化思想的产生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从人类诞生之初，我们的祖先就从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了森林对人类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真正把人与森林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还应该是在林学产生之后。
世界林学的创始人、德国林学家柯塔在大约200年前出版的((森林经理学》一书中指出:“森林经营的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同时，150多年前，在德国产生的森林纯收益学说强调了森林的文化属性和价值。
我国林业科学与林业教育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林业部长梁希院士对林业所描绘的一个美丽的远景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
由此可见，从中外林学的形成之初起，森林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就被中外林学家认识到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整个林业的确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林学家同时也是大地艺术家。所以，森林文化的思想应该是从中外林学的奠基人那里就开始产生了。
(二)我国森林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正式文献看，我国森林文化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末。郑小贤等人于1999-2001年间，先后发表了3篇论文，首次从人类对森林的需求和认识这两个不同角度提出了两个森林文化的概念，并就森林文化的属性、类型划分、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森林文化对森林经营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可以认为是我国森林文化研究的开端。
2002年1月，蔡登谷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森林文化的概念，并就森林文化的起源、内涵、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表现形式和构架体系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2002年3月，江泽慧提出森林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不断认识、调整人与森林、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必然产物，是森林人格化的真实体现。森林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影响并推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
2002-2003年，但新球分别就森林文化的社会、经济及系统特征和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森林文化的展进行了讨论。他提出了一个人类对森林文化的认识与需求关系图，形象地解释了森林文化的特征。
2004年，苏祖荣和苏孝同出版了一部名为《森林文化学简论》的专著。该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系统论述了森林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基本构成、发展历程、文化形态与运动形式、新时期森林文化的特点及目标和任务、森林文化产业和森林文化的时代构建等问题。
另外，近年来各地作者还就森林文化的某个具体分支领域，如不同树种、不同民族、不同花卉的森林文化现象和森林美学等发表了不少论文，积极地推进着森林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森林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文化学框架，并在全国林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和积极参与的热情。
二、森林文化学的概念及学科体系
(一)森林文化学的概念
森林文化学是在人类对森林文化现象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性阶段而产生的一门跨文理的综合性学科。
2004年，苏祖荣和苏孝同提出了一个森林文化学的概念。他们认为:“森林文化学是研究森林文化现象及文化规律的一门科学。这是一个非常简明、准确的定义。
但由于社会公众和绝大多数林学家、林业政府部门官员对森林文化分为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不太了解，他们只有文学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的概念。同时，他们对文化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的深刻含义也同样不十分了解，多数人把森林文化误解为纯精神层面的文学艺术范畴。因此，为了表达森林文化的多重性，强调它与森林可持续经营、林政管理、政策法规等技术、制度领域的密切关系，笔者在此对森林文化提出如下定义:森林文化学是研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的森林文化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更能体现世界与我国林学奠基人柯塔和梁希对森林文化意义及作用的理解。它的内涵是自然林学与人文林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包含了生态性、人文性、民族性、地域性、统一性和社会性等。它的外延可以扩展到包括竹文化、茶文化、桑文化、果树文化、园林文化和花卉文化等在内的广义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
由于森林文化学是属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边缘学科，所以，它的学科体系也是由多学科领域共同组成的，而且这些相互交叉的学科领域也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的。一般说来，学科的建立往往是滞后于实践的。学科由理论、技术和社会需求三部分组成。目前，森林文化学的理论与技术还不成熟，也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笔者认为，建立森林文化学学科体系应该考虑到的学科和领域包括:森林哲学、森林伦理学、森林人类学、森林社会学、森林文化史学、森林文学、森林艺术(以森林为背景的音乐、美术、摄影等各类艺术)、森林美学、森林旅游学、森林经理学、景观生态学、土地利用规划、森林培育学、林业工程学、园林文化学、花文化、竹文化、茶文化、桑文化、果树文化等多学科或领域。随着研究的深人，森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会逐步形成，并逐步得到完善。
三、森林文化学在高等林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森林文化学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我国的林业建设形成了以木材采运、加工利用和迹地更新为主体的格局。为适应这种以木材生产为主体的林业建设需要，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高等林业教育在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上也以森林工程和营林为主。近20年来，随着我国林业工作的重心向国家生态建设的转型，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重心也转向了与生态建设和林业可持续经营管理有关的学科和专业，同时，也分化和整合出一些新兴的学科领域，生态文化学和森林文化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本文的第二作者，在北京林业大学提出建设8大学科群的构想，其中之一便是今后要以人文学院为基础，建设生态文化学科群。就目前教育部制定的我国高校学科体系来讲，虽然生态文化和森林文化还没有被正式列人其中，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来逐步建立这个学科群。将来，森林文化学的地位应该是定位于生态文化学科群下面的二级学科。森林文化学既不是纯粹的林学分支，也不是纯粹的人文科学分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
当然一个学科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才会成熟，我们可以先依托森林经理学科和人文学科，分别从林业技术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开设本科生的森林文化学课程，把森林文化学作为林学和人文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或选修课。例如，北京林业大学森林经理学教授郑小贤已经为林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森林美学等课程。对非林学专业背景考人林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言，森林文化学应该是他们的补修课程。最后应积极创造条件，把森林文化学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硕士、博士点的交叉性、综合性的二级学科。
由于森林文化学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必须打破院系的界限，由有关林学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建设这个新学科，大家都是这个学科中平等的一员。其中，林学家侧重研究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学，人文学家则侧重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森林文化学，然后再交叉融合。
我们相信，将来在高等林业教育中，森林文化学将会成为继林木遗传育种学、森林生态学、树木生理学和数理统计学之后的第5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从而成为森林经理学、森林培育学、水土保持学、园林设计、花卉学和林业工程等主要专业课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森林文化学的作用
1)对学生的作用。从本质上看，东方人比西方人更亲近自然。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自然观的典型代表。但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影响和现代高考、就业制度的压力，我国高校学生普遍缺乏对自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在美育和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化领域接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所以，在我国林业高等教育中开设森林文化学课程，将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改善、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的培养起到关键的作用，它将培养学生在今后森林经营管理中的文化意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是林业工程师，而且还是大地艺术家。实现梁希先生“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的夙愿。
2)对学科和课程建设的作用。生态文化、森林文化学科群的建设，将对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传统林学的交叉与结合，将使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学科体系产生根本的变革，林学学科体系将从单一的工程技术性学科体系，逐渐融合成为工程技术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复合型学科体系。各相关学科在边缘部分将会有较大的重合与交叉。这正是21世纪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典型特征。从课程建设的角度看，森林文化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开设，将促进林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建设，使得林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真正成为由文、理、生物技术共同组成的综合课程体系。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代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 作 者】郑工
【作者简介】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代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加强与其他学科联系是由地理学科的性质决
定的
高中地理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知识内容复杂，既有天文、气象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知识，又有人口、工农业、交通、环境等人文地理知识。它既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又属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地理学科科学属性上的“双重性”使得高中地理教材中的很多知识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2.加强与其他学科联系是培养当今社会复合型
人才的需要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我们要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要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各地高考仍然实行文理分科，这对人才培养往往造成不利局面，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学习文科的学生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缺乏科学精神，学习理科的学生缺乏文史知识，缺乏人文精神，这些知识结构有缺陷的学生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其发展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人才必须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其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历史证明，那些作出贡献的人都是文理兼通的，如：鲁迅、郭沫若等，原来都是学医学的，夏衍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中都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他们的文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高中地理教学中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不仅要关注与政、史等文科的联系，更要关注与数、理、化等理科的联系，这有助于学生形成联想的思想，完善知识结构，有助于培养国家和时展需要的人才。
3.加强与其他学科联系是提高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智力，完成地理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的需要
高中地理教材中的知识体系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高中地理教学中重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既易引起学生兴趣，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把地理知识的教学与相关学科的知识融为一体，构成知识网络，增强学生掌握知识的灵活性，改变知识分割、孤立、易忘、难用的境况。中国的教育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高考制度也正在改革，高考命题以能力立意已是多年的共识，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学会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形成整体性的知识和发展综合思维的能力和方式。
二、高中地理与其他学科联系的方法
1.重视与其他学科的沟通
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认真钻研本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准确把握学科知识要点和目标要求，还要通过有目的、有侧重地阅读相关学科教材，通过与相关学科教师对有关知识及教学方法的探讨，来确定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相联系、相重复、相交叉、相衔接之处，来确定各学科的分工与协作。
2.课堂教学中要注意渗透相关学科知识，用相关学科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地理知识，也为相关学科应用创造了条件
如：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一诗句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地球的自转现象；用“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生动地展示了冷锋天气；引用数学知识分析理解日照图、晨昏线、地球上两点间最短距离、对跖点等知识；引入比热概念解释海陆热力差异及海陆分布对气候的影响；用物理学的开普勒第二定律帮助学生理解地球公转速度近日点较快，远日点较慢的原因。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既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所学的地理知识，也为相关学科知识的应用创造了条件，也加深了学生对相关学科知识的理解。
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课后活动，通过开展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学生对各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加强与其他学科联系应注意的问题
1.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相关学科知识，必须分清主次关系，要保持地理学科的特色
引入其他学科知识要适度、适量，不能喧宾夺主，把地理课堂变成了语文课、数学课都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人与自然；科技文化；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许艳华，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014
[中图分类号]C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114―03
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世人的普遍重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人们发现，在人类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并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威胁。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反思中，人们发现，问题的出现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一、西方科技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人类处在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惊异于自然，臣服于自然，对自然界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与自然界维持着原始的“和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带来这种改变的，是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是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和客观世界分别作为主体和客体分置开来，把自然界作为客体放在了主体人的对立面。建立在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基础上的近代科技文化，在认识上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把这种主客体关系看作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忘记了二者的同一性前提。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片面强调把人从自然界超，放在了自然界之外、之上；而自然万物从此只是作为科学认知和技术改造的对象，只是作为主体的资源在与主体的对峙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在实践中，这种近代科技文化致力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征服和占有，致力于让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从而展开了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和攫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就越是被确定，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也就越见成效。这样，科技的发展最终揭去了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赋予了人类日益强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界的崇拜和敬畏逐渐动摇并最终消失。从此，自然界仅仅成了人类的资源提供者和废物的投放处，人与自然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出现成为必然。
正是因为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发展同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这种联系，在对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反思中，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东方文化中找到摆脱人类困境的出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中国有着明显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与西方“主、客二分”的主流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主流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宽泛的意义，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体现以下思想：(1)“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2)“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即人类要观察并仿效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3)“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为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调节自然的变化使之不过于中道以有利于人类。(4)最终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
因为强调“天人合一”而不是主客二分，近代科技文化没有产生在古老文明的中国，中国也因此长期处在农业文明中而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也是因为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古代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道家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界原初状态的破坏，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常因自然”，反朴归真。孔子教导人们“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提出“树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淮南子》说：“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毁林而猎。”《尚书》有正确使用自然资源的较早记录，《国语》记载了周太子晋关于治理山林、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主张，1975年云孟县出土的秦代“天律”(关于打猎的法律)更被专家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环保法。因此，考察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在为中国文化深邃的生存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不得不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曾经水草丰美的黄河中游流域变成今天黄土弥漫、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在西方是近代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没有近代科技、没有工业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也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呢?搞清这一问题，还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起。
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
首先，人与自然界是同一的。马克思说：“最初，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在这座贮藏库中，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发现了供消费的现成的自然成品……”这句话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消费品。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人的肉体生活而言，人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就精神生活而言，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
的“精神食粮”。
其次，人与自然界又有斗争性的一面。自然界孕育了人类并构成人类生存的条件，但自然界毕竟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的非同一性甚至是对立。
自然界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构成对人类行为的制约，特别是当人类对这种规律还不认识的时候，它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抗，而自然灾害的发生更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面对面的显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就象畜生一样服从它的权力。”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人要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展开同自然界的斗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意味着，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就会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类面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限定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保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也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科技文化把人与自然分别作为主、客体分离开来，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和斗争，忽略了二二者的同一性，这是西方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时代价值。
人与自然界作斗争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古代的刀耕火种是，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的确，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科技发展有直接的联系，有人因此常常赞美远古时代把人与自然的那种原始的平衡当作天人关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不难想象，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的人类受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盲目控制，受到野兽的威胁，只能从危险中努力获取或多或少的食物来维持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人与自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谓和谐，只是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而已。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科技发展的确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但通过放弃科技来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拙劣的选择。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不是通过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来实现和维持的，而是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掌握和运用来实现的。科学就是对必然性的掌握，技术就是科学的运用。
中国社会没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要是因为缺乏科学技术。由于没有科学技术，增加粮食产量靠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亩产量的增长，而是靠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牧业生产长期粗放经营，草场植被遭破坏；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矿物开采浪费大，利用率底，污染严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现实的手段。
东、西方生态问题的原因分析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以保证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两方面相结合，决定了我们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体育地理学 理论体系 构建研究
一、前言
体育地理学是一门横跨体育学与地理学的新兴学科，在具有所有学科门类通性的同时，也有着其学科本身的个性。研究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于提升体育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概述体育地理学着手本课题的研究。[1]
二、体育地理学概述
1.体育地理学的概念
体育和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体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到现在为止体育地理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之一，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竞技方面，对于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这两个研究领域还处在一个不够深刻的层面。
2.体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
体育地理学是体育学、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综合性的学科之一。根据地理学和体育学本身固有的待殊的性质，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所以，体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性，它具有一定的面积、形状、范围或界限，其内部的特定性质或功能相对一致而有别于外部邻区。区域性是体育地理学与其他体育科学区别的根本点。休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体育科学交叉的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又属于社会科学。起源于地理学和体育学的体育地理学从诞生之时就具有学科综合性特征。[2]
3.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根据体育地理学的特性，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对自然环境和对人文环境的研究两大类。自然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体育活动的主体要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活动项目符合当地的，校本的课程资源。如：南北方的气候条件差异，地理环境差异等不同的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体育发展的制约性，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依赖于生存环境，影响人们的人文环境的研究主要是活动的项目与当地的民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相结合，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发展和传播。不同的地区的人文环境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人文精神丰富，有些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保留的很好，这就有利于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开发人文环境资源作为体育课程的项目选择。
三、体育人文与地理环境的研究
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与地理环境的发展相联系，甚至其依赖地理环境的程度远大于其他文化形态。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一种，当然也深深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质，民族文化又深深地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体育运动的风格、美学观、价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着这个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
目前，关于体育人文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也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郑勤在2012年从文化学的角度，通过地理环境与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的关系研究，探究世界体育文化空间布局的特点及其原因所在，研究认为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着运动项目的产生、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及对体育文化空间扩散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王秋娥从现代体育与人文环境之间进行了相关讨论，认为体育与人文环境有着本质和逻辑上的联系，一方面人文环境是现代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它以内化、同化和默化等多种形式制约人们对体育本体价值的认识水平，进而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另一方面现代体育的发展是人文环境优化和净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丰富人文环境内涵最生动最直观的媒介之一。段文彬等以地理视角观察体育文化，对我国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从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地势和地形条件、水域条件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人体体格、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上探讨了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朱梅新等就新疆传统体育的人文地理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新疆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与发展的，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草原体育文化；而绿洲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产生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则呈现出各区不同的特征。[3]
四、体育地理信息系统功能及构建过程
该功能主要用于获取体育原始数据，保证体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在内容与空间上的完整性、数值逻辑一致性与正确性等。一般而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建设占整个系统建设投资的70%或更多，并且，这种比例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因此，信息共享与自动化数据输入成为体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随着扫描技术的应用与改进，实现扫描数据的自动化编辑与处理将是体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获取研究的主要技术关键。我国体育数据库的建立工作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区域性的数据整理工作目前还仅限于部分领域，如体育场地、体育人口等等。例如，国家体育场地设施普查可以得到城市体育场的整体情况，但是，在城市中的具置、交通、住宿、饮食等基本相关信息却基本不再统计之列。因此，今后应考虑建立科学、规范的数据统计体系，编辑数据也要充分考虑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2.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是指将获取的原始数据按照地理信息系统的要求进行的各种转化。初步的体育统计数据处理主要包括原始数据的格式化、转换、概括。数据的格式化是指不同数据结构的数据间变换，数据结构是指数据组织方式，在GIS中数据表示方式主要有栅格数据、矢量数据及栅格矢量混合数据。数据概括包括数据平滑、特征集结等。目前，地理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概括功能极弱，与制图综合的要求还有很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发展。
3.数据存储与组织这是一个数据集成的过程，也是建立体育地理信息系统的关键步骤，涉及到体育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组织。在体育地理数据组织与管理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融合为一体。初步研究认为，可将二者分开存储，再通过公共项（如编码）来连接。这种组织方法的最大缺点是数据的定义与数据操作相分离。目前，诸如面向对象数据库的设计都在努力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五、结束语
通过对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以其学科特点为基础，深入研究该门学科的精髓。有关人员应该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体育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构建出最为优化的学科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12）：58-65.
【关键词】新疆；科学；宗教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由来以久的问题。世界著名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说过：“宗教与科学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力量……历史的未来进程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①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界观点纷呈，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对立冲突说、分立并行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对于这些观点，西方学术界都针对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尽而周密的考察和论证。但是，如果我们将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视为一切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普遍特征，就会以偏概全，忽略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文化差异，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1 正确认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应把握的几个原则
科学与宗教的问题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极其复杂的，既同特定历史环境紧密相连，也同各自的精神气质有关，只有把它们放在人类社会及自身的发展史中，并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站在科学客观的立场上，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上来研究和考察，才有可能全面深刻地加以把握。
1.1 坚持历史分析法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自身的变化，二者的关系也不断地发生改变，它们并不总是冲突的，或总是相互作用的，或总是分离的。如果仅就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而言，很容易得出科学与宗教或者冲突或者相互作用的结论，然而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全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史上，结论会不尽相同。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科学与宗教始终是既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突与作用的形式、程度和方向等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考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必须坚持历史的分析方法，通过考察科学与宗教关系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才能得出二者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认识。
1.2 坚持客观分析法
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家和宗教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因而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解也不免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如果全面客观地考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会发现，首先，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是人的认识能动性沿着主观方向发展的结果，它信仰权威和教条，而科学主要依靠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试图首先发现关于世界的各种特殊事实，然后发现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规律。其次，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性，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一致性。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宗教与近代科学看法是一致的。正是由于科学与宗教既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又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片面化、主观化，坚持客观分析法，全面客观地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1.3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多样的、复杂的，没有一个恒定的模式，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首先，从纵向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经历了融合、分立、冲突、分有等多种模式，它们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自的特质而不断发生变化，如果以某一阶段的关系来概括二者的关系，则难免偏颇。
其次，从横向看，也并不是世界所有地区的科学与宗教都按照一样的关系模式而存在。由于各地的文化差异，宗教特质及科学发展程度不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最后，从科学与宗教各自的精神特质看，二者的关系也复杂多样。一方面，从宗教的多样性来看，并非所有的宗教都与科学发生过冲突，如原始宗教与科学的混沌共生状态。即使是在科学独立之后，也并不是所有宗教都与科学爆发过冲突，如东方的道教、佛教等，由于它们并没有所谓的“创世说”，也就不会在根本问题上与科学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从广义的科学来看，并非所有的科学学科都排斥宗教，在文学、
艺术、道德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们不仅不会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还有可能从宗教中发掘对自己有用的因素。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并非每一门学科都与上帝发生冲突，如化学、医学、几何学、心理学等。另外，即使是同一种宗教，它的不同派别与科学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如基督教有三大派别，其中天主教会曾经在科学革命时代大兴“科学狱”，迫害科学家，阻止某些新兴科学成果的传播，然而，在东正教、新教那里，情况却不一定如此。
2 关于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
2.1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问题上对立，在非本质问题上逐步进行调和
我们不能因为各种宗教现象的非统一性以及科学本身的复杂性，就断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无任何规律可言，永远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层次上，永远只能进行现象性的描述。我们能否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对立着。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主要表现在世界观的对立。科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上除了存在着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物质及物质的表现形式之外，什么也没有。宗教则认为世界分为神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神灵世界高于世界（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中，世界是神创的）。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决定了二者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科学从实验（包括观察）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真伪的标准。有神论则从信仰出发，以教义或教条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
其实，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只是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形式逻辑判断，并非对人所作的价值判断。人们讨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最终是为了解决宗教与人和科学与人的关系，因此科学与宗教在非实质问题上妥协着。这样的妥协一方面表现为宗教对科学有限的承认，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科学在道德问题上给宗教留出了较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宗教适应时代的变化和人们科学观念的改变，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当今宗教界和科学界普遍认为，宗教和科学属于不同的领域，宗教不能过多地深入科学的领域。同样，科学也不着力去代替宗教，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二者又不是毫不相关的，而且二者应该互相补充、互相合作，而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给宗教和科学提供了可以相互合作的基础。 2.2 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
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发展变化中前进，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亦是如此。纵观新疆几千年来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的，从原始宗教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同源相融，到以佛教为主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分立，到以伊斯兰教为主时期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再到近现代以来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因各个历史时期科学与宗教的不同状况及自身的特质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因如此，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二者的关系，决不能片面化、简单化。
2.3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对待它们的态度更加理性
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国一度出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世界上80%左右的所谓无神论人士在中国，并且以国家意志的方式推动无神论，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宗教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甚至潜意识中宗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有神论，是对自然和社会歪曲的、虚幻的反映，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社会虽然主张公民有选择信仰的自由，但事实上主流社会的心态对宗教信仰是自发地持冷漠甚至排斥态度的。
然而，“宗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以及科学并非万能的基本事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科学与宗教的态度。通过对科学与宗教的历史考察，人们发现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从来就是对立的，它们有时是融合为一体的，有时又是相互分离的，有时甚至是相互促进的。在研究、讨论过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之后，究竟该如何取舍？人们则更多地倾向于保留二者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对立，而在价值规范上试图找到二者对话与合作的基础，充分发挥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作用，使科学与宗教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充分说明了人们抛弃了以往盲从、偏激的观点，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更具理性。
3 关于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关系演变规律的认识
3.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科学与宗教关系发生变
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有人类思维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化，各宗教的不同精神特质以及科学的发展状况不同，更为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与宗教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发展及关系的演变，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导致了人类思维能力的不完善。“万物有灵”是宗教的观念，同时也是科学思维的萌芽，这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导致了科学与宗教同源相融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宗教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科学也在不断成长。从分别依附于自然哲学和宗教观念到获得独立的形式，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今天，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不仅使人类的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也使科学与宗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自反思，而人们对待二者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使得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当回过头来再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演变史时，我们发现，不管是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科学的发展，抑或是宗教的变化，其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导致科学与宗教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3.2 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有其自身特点
从总体上来说，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遵循着科学与宗教的发展演变规律的，但因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差别，它们的关系又有别于其它地区（尤其是西方基督教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
首先，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并没有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即使是近代伊斯兰教为主的时期，二者虽有矛盾，但也没有西方基督教社会那样激烈的斗争，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复杂的，不仅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也有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不足的原因，当然，也有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
其次，新疆地区由于地处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许多宗教都曾经在这里流传、发展，新疆的宗教虽然发生着变化，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一直未变。由于各种宗教对待科学的态度不同，各个历史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在分立的同时也有局部的冲突，而在矛盾的历史时期也有某种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和谐共处。因此，我们在分析新疆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尤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避免以偏概全。
【参考文献】
[1][英]罗素.宗教与科学[m].商务印书馆，2005.
[2]陈麟书.宗教学原理[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m].人民出版社，2002.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