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38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学科体系；平台模式；对象学科
一、嵌入式系统简介
（一）嵌入式系统的产生
嵌入式系统诞生于微型机时代，经过微型计算机的嵌入式专用化的短暂探索后，便进入到嵌入式系统独立的微控制器发展时代。直接在嵌入式处理器与外围集成电路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带处理器内核的单片机，即微控制器的智能化电子系统。即便有处理器内核，也是嵌入式处理器而非通用微处理器。
（二）专用计算机探索的失败之路
无论是工控机，还是单板机，都无法彻底地满足嵌入式系统的微小体积、极低价位、高可靠性的要求。人们便直接将微型计算机体系结构进行简化，集成到一个半导体芯片中，做成单片微型计算机。motolora公司的6801系列就是由6800系列微型机简化后集成的单片微型计算机。单片微型计算机彻底解决了嵌入式系统的极小体积、极低价位，但在高可靠性及对象可控性方面没有本质上的改进。
（三）嵌入式系统的独立发展道路
嵌入式系统的微控制器（mcu）发展道路，是一条摆脱“专用计算机”羁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由intelmcs51单片机、idcx51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开辟的单片机独立发展的道路。mcs51是一个在微电子学、集成电路基础上，按照嵌入式应用要求，原创的嵌入式处理器。mcs51原创的体系结构、控制型的指令系统与布尔空间、外部总线方式、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管理模式，奠定了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基础；idcx51是专门与mcs51单片机配置，满足嵌入式应用要求原创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二、嵌入式系统的四个支柱学科
目前，嵌入式系统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从“嵌入式系统”的诞生、独立的单片机发展道路、微控制器技术发展的内涵、嵌入式系统的多种解决方案来看，“嵌入式系统”是四个支柱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以平台模式进行学科定位与分工。
（一）四个支柱学科的关系
嵌入式系统的四个支柱学科是微电子学科、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对象学科。微电子学科是嵌入式系统发展的基础，对象学科是嵌入式系统应用的归宿学科，计算机学科与电子技术学科是嵌入式系统技术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领衔的微电子学科
微电子学科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领衔作用，在于它为嵌入式系统的应用提供了集成电路基础。电子技术学科、计算机学科的许多重要成果，最终都会体现在集成电路中，从早期的数字电路集成，到如今的模混合、软/硬件结合、以ip为基础的知识与知识行为集成。
（三）为平台服务的计算机学科
现代计算机出现后，在计算机学科中形成了两大学科分支，即通用计算机学科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通用计算机学科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有不同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技术内涵。由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与对象学科、微电子学科紧密相关，而嵌入式计算机学科与原有计算机学科内容有较大差异，不能用通用计算机的概念来诠释嵌入式系统，因此、嵌入式计算机要加强与微电子学科、电子学科、对象学科的沟通，共同承担起嵌入式系统新学科的建设任务。在嵌入式系统中，计算机学科要承担起嵌入式系统应用平台的构建任务，它包括嵌入式系统的集成开发环境、计算机工程方法、编程语言、程序设计方法等内容。
（四）广泛服务的电子技术学科
在嵌入式系统中，电子技术学科提供了最广泛的技术服务。电子技术将微电子领域的集成电路设计，迅速从电路集成、功能集成、技术集成发展到知识集成；为计算机学科提供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计技术支持；在对象学科中，广大的应用工程师在嵌入式软硬件平台上实现最广泛的应用。
（五）对象学科的最终出路
对象学科是嵌入式系统的最终用户学科。对象学科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科技领域，形成了嵌入式系统一个无限大的应用领域。对于对象学科来说，嵌入式系统只是一个智能化的工具，对象学科要在嵌入式系统上构建本领域的一个嵌入式应用系统。嵌入式应用系统的技术基础是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环境、应用要求。同时，在应用中要不断给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计算机学科提出技术要求，以便不断提升嵌入式系统平台的技术水平。
三、平台模式下的学科
（一）平台模式的由来
平台模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基本的产业、科技模式，是人类知识分离性规律、集成性规律发展到高级阶段上的必然现象。它将一体化的产业、科技模式变革为知识平台媒介下的平台模式。只要对比上世纪60年代收音机产业与90年代的vcd/dvd产业，就会发现一体化产业模式与平台产业模式的本质差异。
（二）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模式
按照知识的分离性发展规律，知识创新者不从事知识应用，知识应用者不需要了解创新知识原理；按照集成性发展规律要求，知识创新者应该将创新知识成果集成到工具之中，转化为知识平台，知识应用者应该在知识平台基础上实现创新知识应用。对象学科领域是嵌入式系统的最终用户，对象学科领域的电子技术应用工程师应该在一个现成的嵌入式系统平台上实现嵌入式应用系统设计。微电子学科、嵌入式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非对象学科领域中的应用工程师）不是嵌入式系统最终用户，这些学科的重要任务是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成形形色色的知识平台。
（三）平台模式下的学科定位与分工
嵌入式系统中四个支柱学科的定位，除了学科知识结构的定位外，还要体现出在知识平台模式中的定位。这种平台模式的定位，是一种3+1的定位。即微电子学科、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为嵌入式应用构筑各种类型的应用平台，不介入嵌入式系统的具体应用；对象学科一定要在嵌入式系统应用平台基础上，实现嵌入式系统在本学科领域中的产品化应用，不必介入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构建。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不论是嵌入式系统平台构建还是嵌入式系统平台应用，都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是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与“分工”，了解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参考文献
[1]何立民。嵌入式系统的产业模式[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06,（1）。
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教育技术创新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单向线性观”：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之中
从来源的角度看，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主要有两种：一是其他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中．如计算机技术：二是基于教育理论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如知识可视化技术。在形式多样、功能多元的信息技术中，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应用于教育中。仅有那些满足教育需求的，才能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在此背景下，人们较多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单向线性过程，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单向线性观”。例如，教育技术创新的T具要求必然是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移植到教育中。教育技术创新的“单向线性观”把信息技术看作教育发展的外部变量。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的线性模式，所以逐渐为学者们所抛弃。
(二)“循环互动观”：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
当还仅仅作为一项产品存在于教育之外时，信息技术并不会对教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信息技术必然需要经历与教育融合的过程，只有当其成为教育必不可少的要素时，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于是，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特征加以解释，而必须在教育的视角下分析考察。此时，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仅仅具备自身的特征，而且被教育系统不断构建。131在此背景下，人们逐渐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循环互动观”：即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使教育发生改变时，已经与教育融合在一起。具体说来，一方面，信息技术按照教育要求不断调整后．融入具体的教育关系和教育活动中；另一方面，教育在吸收了信息技术因素后，自身的关系和结构也得以优化。可见，教育技术创新的“循环互动观”扬弃了“单向线性观”的不足．摆脱了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的线性模式。
(三)“系统建构观”：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的建构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和明显效果。教育技术创新逐渐能够为人们不断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新的方式和手段。这成为教育技术蕴含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例如，针对“中国电化教育的旗帜能打多久”的疑虑，南国农先生提出了“走出课堂，面向社会，中国电教的旗帜就会越举越高”的重要观点。在此背景下，人们日益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系统性建构，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系统建构观”。这种观点以当代信息技术创新实践为背景，在进一步扬弃“循环互动观”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创新看作是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的系统性建构，揭示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特征。拓展了信息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概括而言，上述三种观点虽然有较大区别，但都有共同的思维范式．即从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创新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对于教育技术创新研究，关注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之问的关系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关系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采用理论工具展开深入剖析。
二、教育技术创新本质的探讨
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融合．具有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双重属性。探讨教育技术创新的本质，不能仅仅总结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从技术创新哲学中寻找启示。技术创新哲学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创新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过程”。嗍因此，从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阐释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握教育技术创新的本质。
(一)教育技术创新的性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创造性动态塑造
首先，教育技术创新是为了满足教育需要而塑造“新信息技术”的过程。事实上，信息技术必须根据教育的需求，在具体的教育环境中被重新改造，才能真正融入教育关系中，成为教育的构成要素。例如，“开发一个教学技术方面的新‘制品’．不在教学第一线反复试用和改进，很难得到推广和产品化；设计一种新的方法，不在教学第一线反复试验。很难得到认可：提出一个新模型．不在教学第一线大面积观察和长时间跟踪．很难具有普适性。”阎可见，教育技术创新是根据教育需要来塑造“新信息技术”的过程。其次，教育技术创新是为开发利用信息技术而建构“新教育”的过程。教育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某个创新个人和技术团体的行为。而且是涉及众多教育组织的集体行动；不仅受信息技术的影响，而且受教育系统的约束；不仅包含着多样的教育因素，而且面向互动的教育关系。在此过程中．教育技术创新通过开发利用信息技术而建构“新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融合于教师、学生和教育内容等教育要素中，体现在教育关系和教育环境的方方面面。从而，信息技术以其自身的特性和具有的功能，逐步成为教育的要素．不断影响着教学活动，有力推动着教育发展。如果把教育技术创新看作是过程，那么其结果是达到新颖的教育形态——信息化教育。最后，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动态塑造过程，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协同进化、创造性结合的结果。“创造性是主体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显现。也就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产生具有社会价值的新成果的一种活动过程。”昀教育技术创新的创造性包括认识的创造性、信息技术的创造性和教育的创造性三个方面。其中：认识的创造性指克服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思维定势，提高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效果：信息技术的创造性指超越信息技术设计开发的习惯．采用新的方式设计开发信息技术：而教育的创造性则指克服教育环境对教育技术创新的抵制，引导教育接纳教育技术的创新应用。经过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创造性动态塑造后．信息技术已经不是原来的信息技术．而是面向教育需要被改变的信息技术。教育也不再是先前的教育，而是被信息技术革新而得以发展的教育。
(二)教育技术创新的内容：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
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创造性动态塑造，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借助特定的中介，认识和改造教育客体的结果。其中，教育技术创新主体指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教育技术创新客体指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活动所作用的教育客体：教育技术创新中介指教育技术创新主体采用的改造教育客体的方法手段。同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建构教育客体和创新中介。是能动性的因素；而教育客体和创新中介又制约着创新主体．让创新主体必须遵循教育客体的规律。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方面，教育技术创新主体认识教育客体的属性、本质和规律，为开展创新行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创新主体改变教育客体的物质形态，以尽可能满足教育需要。因此，从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看，教育技术创新是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知和创新性评价的统一。阐首先．创新性实践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能动地、创造地改造教育客体的物质性活动。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教育客体不会主动地按照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要求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改造和被改造的实践关系。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以自己的意图、知识和技能，调整和改造教育客体，才能使其更好满足教育需要。教育技术创新的创新性实践构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新方式。从活动内容看，它是体现教育需要的、使信息技术由潜在形态到显在形态转变的实践活动。从活动过程看，它要建立效率更高和效果更好的信息技术开发系统。从活动结果看，它实现了教育环境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新转换。其次．创新性认知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在思维中对教育客体的反映与建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产生知识、并加以不断发展的‘流’。”囹在此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知识可以拿来就用，必须产生新知识。因此。教育技术创新是应用已有知识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是创新性的认知过程。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性认知与创新性实践相伴相随、相互作用。创新性认知以创新性实践为基础和归宿，而创新性实践则以创新性认知为依据和引导。因此。创新性认知的根本任务是在把握教育需要和信息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教育技术“创新什么”和“如何创新”的问题。最后．创新性评价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对教育客体在经济、技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价值的认识。与理解教育客体“是什么”不同，创新性评价重在揭示和建构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创新性评价活动贯穿于教育技术创新过程的始终，包括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评估、开发阶段的原型评估和应用阶段的效果评估等。它是在信息不完备、时间在延续和目标多元化等情况下进行的．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行为。只有通过创新性评价活动．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思想、目的和信念等价值观念才能作用于教育客体上，促进创新目标的实现。在教育技术创新中。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知和创新性评价始终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其中，“创新性实践作为主要的、根本的内容．但依赖于创新性认知为其提供充分的知识基础，需要创新性评价为其提供恰当的目标方向。”[Ic0因此，教育技术创新中，创新性实践是根本．创新性认知是基础，而创新性评价是灵魂。三者共同组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内容。
(三)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构建
每一项信息技术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创造的。“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教育技术创新总包含着独特的价值内容，向教育提供崭新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创造性动态塑造，还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究其实质都是价值的创造。“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只有剖析教育技术创新的诸多关系，把握各种关系的价值负荷，才能全面把握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教育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复杂的、网络化的，其中最根本的为教育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首先，从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工具价值。在教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最直接的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从技术哲学角度看，信息技术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技术的整体和部分构成的结构是一个能产生反馈效应的静态组合”，“每一个层次都被一个更高的层次所包含．同时，每一个高层次也依赖它自身所包含的低层次”。因此，从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体现为在信息技术中的工具价值。具体包括：构建教育技术创新所包含的低一层次的信息技术要素，融人教育技术创新所从属的高一层次的信息技术网络，以及相同层次信息技术之间产生竞争或协作的关系。其次．从与教育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对师生的教育价值。在教育技术创新的众多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与师生的教育关系。教育技术创新不仅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而且必然蕴含在教育关系之中。
因此，从与教育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表现为参与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构建新的师生关系，塑造新的教育形态，形成新的教育模式。最后。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对人们的社会价值。“当前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会对当代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教育技术创新的众多关系中，最隐蔽的是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技术创新过程“必然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必然是在各种相关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达成一个平衡点”。[151因此，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表现在建构社会关系上，即以信息技术手段改善社会关系。概括而言，教育技术创新是面向教育需要的、在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之间展开的创新性活动。其性质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创造性的动态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识和创新性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工具价值、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三、教育技术创新方式的思考
“实现教育技术创新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技术创新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巨大工程。”从本质上看，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融合。具有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双重属性。那么，对于如何进行教育技术创新以及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教育技术创新．不能仅仅总结教育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从技术创新哲学中寻找解答。在技术创新哲学中，“‘形态论’是从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广阔的关系空间中，从哲学上历史地揭示不同性质的信息技术创新实践类型，进而在总体上把握信息技术创新实践发展的典型形态和趋向。信息技术创新实践形态主要有四种，即科学化信息技术创新、人文化信息技术创新、生态化信息技术创新和民主化信息技术创新。”旧据此，教育技术创新具有人文化、科学化、生态化和民主化的四种方式。它们既具有各自的特点与功能，又相互影响，彼此关联。
(一)人文化的方式：以人为本。采用人性化设计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应用是社会文化积累的结果。教育技术创新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融入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等人文因素。也就是说，人文因素不是与教育技术创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其所固有的内在因素。与人文因素、人文精神的内在关联，正是教育技术创新人文化方式的基础。教育技术创新的人文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与人文因素、人文精神密切结合，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把人的价值理想和情感要求等融合到教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让教育技术创新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幸福。教育技术创新人文化方式的基础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在人性化设计中，不仅考虑信息技术的功能作用，而且思量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不仅考虑信息技术系统的高效稳定，而且探讨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教育技术创新的人文化，需要采用面向学生的人性化设计。教育技术创新“应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符合教育本身发展规律，能够充分开发学生智力、发展学生个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将学生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人。”i191在人性化设计中，要重视学习者的心理特征与生理特征，使教育技术创新符合人体功能的要求；要重视艺术设计的应用．让教育技术创新与美的创造结合起来。
(二)生态化的方式：应用生态理念。促进教育和谐
传统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创新往往表现为通过分化、分解和分割等方式将复杂的事物变为单纯物，然后再组合为符合需要的复合物。“这种创新方式的实质精神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限定’、‘强求’。它把‘物’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连根拔起成为单纯的‘持存物’，其结果往往是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在此创新方式的影响下，教育技术创新必然破坏教育系统的有机联系。造成教育的生态危机。于是，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呼之欲出。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要与教育生态系统密切结合，着眼于教育生态系统的和谐，推出有利于改善教育环境的新信息技术，创建与教育环境相协调的新教学资源。尽管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与人文化方式指向不同，但实质上都强调面向教育需要和促进人的发展。为此，教育技术创新需要应用生态理念，协调教育系统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促进教育系统和谐提供新的思路。在教育技术创新开发应用中，要考虑到信息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对教育生态环境的作用，充分发挥其正面影响，有效消解其负面作用。在保证信息技术的性能、质量和成本等要求的同时，要优先考虑信息技术的教育属性，并运用生态学原理，使信息技术制品进行恰当的资源转换和合理的信息流动，从根本上促进教育生态系统和谐。
(三)科学化的方式：不断开拓视野。选用综合方法
‘科学化’是技术创新人文化和生态化的基础和手段．没有‘科学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技术创新的人文化和生态化。”教育技术创新是在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教育技术创新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教育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技术创新的科学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要密切结合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进行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面向教育需要的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技术创新作为一个交叉性的领域，“其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高度复杂性。从单一学科出发很难揭示其本质”。1221为此．教育技术创新需要开拓视野。选用综合的科学方法，不仅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应借鉴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技术创新．并不是不同科学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根据具体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征和目标，选择最优的科学方法。总体看来，技术创新活动“正在以科学研究为横向背景，以教育研究为纵向背景，立足自身的技术特点，与生态学、脑科学、信息系统理论、情景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统计测量学等多学科综合，为更好地揭示人类学习规律、辅助人类学习而发展着”。
【关键词】高中 信息技术教学 新型 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B-0064-02
目前，我国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还不是学生学习的重点，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普遍存在着学生重视程度低的现象，很多高中生缺乏对这门课程的正确认识，重视程度较低，将信息技术课堂作为放松压力的时间。同时，教师忽视了自身的作用，不知道如何掌控课堂，缺乏责任感。另外，课堂效率较低，缺乏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缺乏合理的师生关系构建。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途径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提高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质量。
一、重新准确定位师生身份
我国传统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必须要服从和认同教师的言行，教师主导课堂模式和知识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从属关系。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和学生的掌管者，而学生是接受者和受管制者，但是目前，这种定位对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根本就不能彻底地修正和改善双方的关系。因此，只有重新准确定位才能构建起新型的师生关系。
（一）增强教师的责任感。目前，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中，教师缺乏责任感，普遍存在着话语权难以掌握的状况。因此教师要奉行以人为本的基本态度，克服高高在上的教学态度，把话语权还给学生，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同时信息技术教师要培养对这一课程的责任感，增强自我责任感的把持力度，要具有强烈的引导意识和园丁情怀，充分认识到这门课程的裨益。另外，教师也是知识的学生，为了更好地调整师生关系，教师要有学习精神和学习行动，从而促进师生关系的健康构建。
（二）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目前，在对待教师的态度上，很多学生存在着“看人下菜单”的现象，教师严厉、考试压力较大的科目，学生就会服从教师，对于那些考试压力小，教师温和的科目缺乏尊重与自律意识。因此，培养学生尊重知识、是一种教学方面的自我定位，培养学生自我约束能力是一种人格塑造，只有调整学生的自我定位和认识，才能使学生灵活掌握知识，敢于进行质疑。并且，课堂教学要摆脱填鸭式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将自我定位为知识的学习者和丰富者，才能丰富教师和整个知识体系的实践性，才能塑造自我。
（三）加大教育科学的宣传力度。教育大环境和家庭大环境对教与学的双方自我定位影响很大。我国家长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经常叮嘱学生在校听教师的，学生在上学之前就变成了教育的被动承受者。而教师则被公众认为是教育的主动者，这等于默认了教与学双方的地位，因此，为了让大环境接受新型的教育思路和模式，就要加大教育科学的宣传力度，通过合理引导、潜移默化地进行师生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培养，避免错误的舆论引导和环境引导，只有在正确的定位前提下，才能构建新型合理的师生关系。
二、创新交流方式与沟通纽带，构建新型课堂
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就要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和联动关系，以课堂为载体，通过师生之间对话方式与相处方式的变革，构建新型课堂，创新交流方式与沟通纽带。在师生之间通过师生对话形式，形成创新性的交流方式和沟通纽带，改变师生相处方式，直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同时，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师生关系构建，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根据高中信息技术自身特点，以课堂为载体，满足新型师生关系对教学模式和师生联动关系的需求。
（一）建立完善合理的课堂模式。教师与学生要以讨论的姿态对待知识体系，要保持信息技术课堂对知识的敏感性，敏捷地对新知识点进行思考与质疑，从而在追求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互动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并且师生之间的交流并非仅局限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在课外生活等领域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交流。考试时，教师要注意教考关系的调节，改革考试形式和分数评定机制，调整和改变对待成绩的态度，从而形成新型的师生关系。
（二）调整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性质与特点。要根据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性质与特点，理解高中信息技术的实用性，对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作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调整。高中信息技术所传授的知识，是比较实用的应用处理技术，因此，光掌握知识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重视课堂实践与课后运用两个方面，才能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日后解决难题、处理工作的工具。教师要以知识为基本点，培养学生对于新科技、新事物的敏感度，形成高中信息技术（下转第70页）（上接第64页）课程的知识构建，开拓学生的视野，做好每一堂课的教学工作。
（三）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在课堂教育中，教师的教育要有理论支撑，教师要利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引导性教育思路和方式的作用，懂得利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懂得目前先进实用的课堂联动技巧与方法，培养学生兴趣，将教育理论的实用作用与精神力量传递到师生联动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美结合。总之，构建高中信息技术新型师生关系重要的一步就是构建新型课堂，建立新型教学模式和联动关系，在自我厘清定位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课程的特殊性质与特殊要求，调整教学过程和教学模式，才能为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走出踏实一步。
三、新型师生关系模式的发展前景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会使知识的传播更加通畅，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这种教育氛围能够构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新型关系，教育者可以用更多讲述的方式来传授知识，会使知识的传播更加通畅。从学生人格培养与自身发展来说，为了使学生把握信息技术课程的精髓，新型良好的教育氛围能够无形中塑造学生的人格和个性，有助于学生科学态度的形成。同时，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能够改善尴尬的教育局面，如：教育效率低下，占用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时间等，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能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输送技术人才。
总而言之，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不但要重视师生关系问题，而且为了促进高中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要构建新型的科学合理的师生关系，要正确定位师生各自身份，重新审视教与学两端的正确关系等，同时要找到师生之间联动的正确方式方法，如：各种教学模式的创新设想，如何在师生相互契合间获取最高的教学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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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为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而举办。展览的宗旨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与目标；以视觉的方式展示艺术与科学映射出的深层人文景观与精神；促进未来高等教育领域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与互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以及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开拓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以期将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中国，也希望把中国对该命题的探索引入世界的多元探讨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做出前瞻性探索。”
展览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32所高等院校的近700件作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的11个展厅。作品以绘画、雕塑、艺术设计、书法等形式或综合艺术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研究、探索成果。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他还丰富了欣赏者对艺术的认知。在这700件作品中，大的已经是展厅不能容纳，中等的也差不多占据三分之一的展厅，而小的只有书本大小。从形式上看，既有最为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也有时下流行的装置，更有现代的数字化的影视以及相关的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作品。而从艺术（美术）的学科范围来看，基本上包容了除行为艺术之外的目前国内所有的科目。
这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综合性的展览，其根本是它强化了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并在这个被强化的概念之下扩大了艺术的表现范围，也提出了许多让人们深思的艺术问题。那些具有一定现代科学含量、而且又具有现代科技前沿性特征的一些作品，使无数的美术家们如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这时的“刘姥姥”已经找不到北了，已经无暇顾及艺术的魅力，更多的是惊讶科学的力量。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在这里确实突破了艺术的某些极限，比如影视中的特技、动画等等，在美术领域，也不仅是扩大了表现的题材，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美术领域的范围。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
据有关材料，这次“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入选作品基本取向是：
一、“在发现美的地方，同时也就找到了真”。入选作品都应展现或暗示人类想象的臻美追求与逻辑力量的统合，最终的评价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
二、在一定的意义上，艺术即直觉，而人类从有限的经验世界中得到科学的假设时，亦不能废止直觉的思维。入选作品，应揭示科学发现及其严密论证中所显现的美的直觉性。
三、科学介入物质手段，即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而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又成为艺术意境创造的物化条件。入选作品应注重材料和技术与艺术思维及审美理想之展示和创造性探索。
四、“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入选作品中应推崇和注重在“艺术与科学”主题下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并彰显自然宇宙或人类情感世界的普遍意义。
五、关注宇宙真理探索的同时，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入选作品应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并倡导人类和平、进步和相互协力之精神。
面对这一文本，对照展览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很少有作品完全符合这五条“基本取向”。但这并不说明展览中作品的质量问题，事实上展览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它们在美术的范围内还是表现出了艺术家们的创造精神。这之中的差异或许是文本的问题，或许是文本要求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它在体现“艺术与科学”的主题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有少部分作品过于强调它的科学的概念，以致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置入科技博览会中，它们正符合了李政道先生所倡导的科学的艺术化；另一端是有多数作品完全不能反映“艺术与科学”的概念，或者是简单地运用一些科学的符号，这些作品只是一般美术展览中的作品，但是如果用审视一般美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待它们，普遍的水平较高。可是，这两个极端处于一个展览之中，却是极其不协调。那些凝聚着古典精神的国画、油画，尽管显示了较高的水准，但是在展厅中显得不伦不类。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生物知识中找到花卉的生长的规律，从地理的知识中发现山水的物理特征，如果作如此解释的话，那么，“艺术与科学”这一命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虽然这个展览在展览设计上煞费苦心，但是基于中国美术馆的客观条件和具体功能，这个展览的展出空间极其局促，不仅影响了观赏效果，也降低了“艺术与科学”这一概念在视觉上的表现。
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多数艺术家的科学基础明显不足，而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还暴露出目前代表国家水准的经济基础的问题。6月8日，2001年太阳能应用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共有约300家厂商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展览，在展览上有一件太阳能雕塑《舞者》，不仅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且把握住了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技术，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的最热门的话题。
如果再把这个展览和2000年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中的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展览所标示的“艺术与科学”还是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后期的认知水平之上。当然，作这样的比较可能过于苛刻（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会场建设费是17亿美元），但是，这样苛刻的比较又正是建立在这个展览文本的“入选作品基本取向”之上。汉诺维世界博览会强调“持续可能的发展”，倡导“自然和技术的调合”，“艺术与科学展”也是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它们在相同的理念下，其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美术”旧有的程式。
另外文本所要求的注重“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在“艺术与科学”展上也有明显的不足。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两者的关系，应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艺术的材料从原始的粘土、木头、石块到随着科学发展而形成的经过冶炼的金属，特定的技术作为中介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与材料技术相关的表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又是艺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版画创作中，因为材料的不同，有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等不同的品种，而各个版种又有着与材料相应的表现技术。一定的表现技术与一定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雕塑创作中，新材料的出现，是现代雕塑不仅有玻璃钢、树脂等材料，21世纪还出现了太阳能的材料，那么这之中的技法肯定就不是原来的泥土的塑造。
艺术不是闭锁在最初的艺术模拟生活的有限的手段范围之内，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从而扩大了艺术的新领域。因此历代的艺术家都在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在艺术中的使用与完善，并极力掌握它们，为己所用。
艺术中的技术基础，一直都在科学发展的现有基础之上。人们在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关系中最容易找到技术因素与艺术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最容易发现在结构成形力和艺术成形力之间存在着量变。显然这一技术基础与艺术本体的关系还因为具体的艺术品种而有所区别，并表现出对这一基础的依赖程度的不同。相对于手工艺和艺术——技术设计这些被称为实用美术的品种来说，书画以及雕塑品种等对科学的依赖就要小很多。艺术中的手工艺进一步与技术的合作，形成了产业化的工场，而艺术的制造工程又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这时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就无法剥离。
从技术领域进入到表现领域，是艺术家发挥自身创造的一个过程，是艺术的飞跃，是质的变化。如果不能脱离技术的羁绊，或者仍然停留在技术的层面，那么，就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技术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审美评价的尺度，人们可能会用形的似与不似、色彩的准与不准等来评价一件具体的作品，但这不是最终的审美标准。
可以说，任何艺术中的基础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其中的科技含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现代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其科技的含量远非人类早期的美术创作中的技术基础所能比拟。但是，新的技术运用到艺术之中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特别是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有许多是难以融入到艺术的技术基础之中。而相对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审美的变化上并没有突飞猛进，这可能也说明了艺术和科学的不同。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科学和艺术有着“和谐的、互动的关系”，但是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方面来看，是一般性的基础与本体的关系；而从“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来论，是反映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谈论艺术与科学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各自的特点和客观的现实，在不违背各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找融合的可能和契合点，使艺术与时代同步，使科学借助于艺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
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有些专家和有些记者又在媒体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是21世纪艺术发展的大趋势。”“与科学结合，有利于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有利于艺术家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全方位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是不是“大趋势”现在还不敢说，至于怎样“融合”更有待讨论。但是，说到“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却反映出目前被说得比较热的“艺术与科学”这一个话题在认知上存在着一些误区。
吴冠中先生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基本上把科学和艺术的各自特性说得比较明白。因为艺术家和科学有之间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艺术家的“情感偏向”，正是科学家所要克服的，如果也要艺术家去克服“情感偏向”，艺术家岂不等同于科学家，那么艺术家如何去揭示“情感的奥秘”。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也像科学家那样先计算它的尺寸大小、位置高低，继而测量颜色的光谱数据，或者研究材料的分子结构，那么很难想象经过如此过程后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视觉图像——是没有艺术感情的建筑图纸？还是缺少激情的设计图纸？
有一种说法“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显然这样的说法有点问题，如果说科学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那么艺术追求的目标是情感的普遍性。科学的真理和艺术的情感之间泾渭分明。科学的真理有一定的标准，它的普遍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艺术的情感没有标准，它的普遍性则是通过模糊的审美认识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科学的真理显现的是科学的共性；艺术的情感表现是情感的个性。
科学和艺术还因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而有所区别。西方的科学文化传统产生了达·芬奇这样的典型实例，而与之相关的艺术中的科学的解剖、透视等，也是西方美术的具体成果。在中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人舍弃了“形”这个重要的技术标准，而以“气韵”和“神”作为最高的境界。它说明了中国人在形而上的领域表现了艺术的本质特点。这一明显的不同，其中反映了文化上的本质区别。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过于重视西方美术中的技术因素，以致在引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偏向，其后果就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正确和客观的认识。西方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在20世纪受到历史的重创，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的后浪推前浪，都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对原有的技术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则出现相反的局面，许多人以回归到技术层面而感到骄傲，而感到是发展和进步，这也是当前中国美术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展览为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而举办。展览的宗旨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与目标；以视觉的方式展示艺术与科学映射出的深层人文景观与精神；促进未来高等教育领域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与互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以及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开拓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以期将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中国，也希望把中国对该命题的探索引入世界的多元探讨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做出前瞻性探索。”
展览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32所高等院校的近700件作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的11个展厅。作品以绘画、雕塑、艺术设计、书法等形式或综合艺术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研究、探索成果。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他还丰富了欣赏者对艺术的认知。在这700件作品中，大的已经是展厅不能容纳，中等的也差不多占据三分之一的展厅，而小的只有书本大小。从形式上看，既有最为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也有时下流行的装置，更有现代的数字化的影视以及相关的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作品。而从艺术（美术）的学科范围来看，基本上包容了除行为艺术之外的目前国内所有的科目。
这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综合性的展览，其根本是它强化了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并在这个被强化的概念之下扩大了艺术的表现范围，也提出了许多让人们深思的艺术问题。那些具有一定现代科学含量、而且又具有现代科技前沿性特征的一些作品，使无数的美术家们如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这时的“刘姥姥”已经找不到北了，已经无暇顾及艺术的魅力，更多的是惊讶科学的力量。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在这里确实突破了艺术的某些极限，比如影视中的特技、动画等等，在美术领域，也不仅是扩大了表现的题材，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美术领域的范围。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
据有关材料，这次“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入选作品基本取向是：
一、“在发现美的地方，同时也就找到了真”。入选作品都应展现或暗示人类想象的臻美追求与逻辑力量的统合，最终的评价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
二、在一定的意义上，艺术即直觉，而人类从有限的经验世界中得到科学的假设时，亦不能废止直觉的思维。入选作品，应揭示科学发现及其严密论证中所显现的美的直觉性。
三、科学介入物质手段，即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而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又成为艺术意境创造的物化条件。入选作品应注重材料和技术与艺术思维及审美理想之展示和创造性探索。
四、“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入选作品中应推崇和注重在“艺术与科学”主题下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并彰显自然宇宙或人类情感世界的普遍意义。
五、关注宇宙真理探索的同时，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入选作品应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并倡导人类和平、进步和相互协力之精神。
面对这一文本，对照展览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很少有作品完全符合这五条“基本取向”。但这并不说明展览中作品的质量问题，事实上展览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它们在美术的范围内还是表现出了艺术家们的创造精神。这之中的差异或许是文本的问题，或许是文本要求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它在体现“艺术与科学”的主题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有少部分作品过于强调它的科学的概念，以致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置入科技博览会中，它们正符合了李政道先生所倡导的科学的艺术化；另一端是有多数作品完全不能反映“艺术与科学”的概念，或者是简单地运用一些科学的符号，这些作品只是一般美术展览中的作品，但是如果用审视一般美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待它们，普遍的水平较高。可是，这两个极端处于一个展览之中，却是极其不协调。那些凝聚着古典精神的国画、油画，尽管显示了较高的水准，但是在展厅中显得不伦不类。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生物知识中找到花卉的生长的规律，从地理的知识中发现山水的物理特征，如果作如此解释的话，那么，“艺术与科学”这一命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虽然这个展览在展览设计上煞费苦心，但是基于中国美术馆的客观条件和具体功能，这个展览的展出空间极其局促，不仅影响了观赏效果，也降低了“艺术与科学”这一概念在视觉上的表现。
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多数艺术家的科学基础明显不足，而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还暴露出目前代表国家水准的经济基础的问题。6月8日，2001年太阳能应用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共有约300家厂商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展览，在展览上有一件太阳能雕塑《舞者》，不仅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且把握住了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技术，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的最热门的话题。
如果再把这个展览和2000年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中的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展览所标示的“艺术与科学”还是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后期的认知水平之上。当然，作这样的比较可能过于苛刻（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会场建设费是17亿美元），但是，这样苛刻的比较又正是建立在这个展览文本的“入选作品基本取向”之上。汉诺维世界博览会强调“持续可能的发展”，倡导“自然和技术的调合”，“艺术与科学展”也是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它们在相同的理念下，其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美术”旧有的程式。
另外文本所要求的注重“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在“艺术与科学”展上也有明显的不足。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两者的关系，应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艺术的材料从原始的粘土、木头、石块到随着科学发展而形成的经过冶炼的金属，特定的技术作为中介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与材料技术相关的表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又是艺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版画创作中，因为材料的不同，有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等不同的品种，而各个版种又有着与材料相应的表现技术。一定的表现技术与一定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雕塑创作中，新材料的出现，是现代雕塑不仅有玻璃钢、树脂等材料，21世纪还出现了太阳能的材料，那么这之中的技法肯定就不是原来的泥土的塑造。
艺术不是闭锁在最初的艺术模拟生活的有限的手段范围之内，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从而扩大了艺术的新领域。因此历代的艺术家都在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在艺术中的使用与完善，并极力掌握它们，为己所用。
艺术中的技术基础，一直都在科学发展的现有基础之上。人们在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关系中最容易找到技术因素与艺术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最容易发现在结构成形力和艺术成形力之间存在着量变。显然这一技术基础与艺术本体的关系还因为具体的艺术品种而有所区别，并表现出对这一基础的依赖程度的不同。相对于手工艺和艺术——技术设计这些被称为实用美术的品种来说，书画以及雕塑品种等对科学的依赖就要小很多。艺术中的手工艺进一步与技术的合作，形成了产业化的工场，而艺术的制造工程又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这时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就无法剥离。
从技术领域进入到表现领域，是艺术家发挥自身创造的一个过程，是艺术的飞跃，是质的变化。如果不能脱离技术的羁绊，或者仍然停留在技术的层面，那么，就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技术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审美评价的尺度，人们可能会用形的似与不似、色彩的准与不准等来评价一件具体的作品，但这不是最终的审美标准。
可以说，任何艺术中的基础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其中的科技含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现代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其科技的含量远非人类早期的美术创作中的技术基础所能比拟。但是，新的技术运用到艺术之中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特别是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有许多是难以融入到艺术的技术基础之中。而相对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审美的变化上并没有突飞猛进，这可能也说明了艺术和科学的不同。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科学和艺术有着“和谐的、互动的关系”，但是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方面来看，是一般性的基础与本体的关系；而从“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来论，是反映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谈论艺术与科学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各自的特点和客观的现实，在不违背各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找融合的可能和契合点，使艺术与时代同步，使科学借助于艺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
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有些专家和有些记者又在媒体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是21世纪艺术发展的大趋势。”“与科学结合，有利于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有利于艺术家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全方位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是不是“大趋势”现在还不敢说，至于怎样“融合”更有待讨论。但是，说到“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却反映出目前被说得比较热的“艺术与科学”这一个话题在认知上存在着一些误区。
吴冠中先生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基本上把科学和艺术的各自特性说得比较明白。因为艺术家和科学有之间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艺术家的“情感偏向”，正是科学家所要克服的，如果也要艺术家去克服“情感偏向”，艺术家岂不等同于科学家，那么艺术家如何去揭示“情感的奥秘”。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也像科学家那样先计算它的尺寸大小、位置高低，继而测量颜色的光谱数据，或者研究材料的分子结构，那么很难想象经过如此过程后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视觉图像——是没有艺术感情的建筑图纸？还是缺少激情的设计图纸？
有一种说法“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显然这样的说法有点问题，如果说科学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那么艺术追求的目标是情感的普遍性。科学的真理和艺术的情感之间泾渭分明。科学的真理有一定的标准，它的普遍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艺术的情感没有标准，它的普遍性则是通过模糊的审美认识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科学的真理显现的是科学的共性；艺术的情感表现是情感的个性。
科学和艺术还因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而有所区别。西方的科学文化传统产生了达·芬奇这样的典型实例，而与之相关的艺术中的科学的解剖、透视等，也是西方美术的具体成果。在中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人舍弃了“形”这个重要的技术标准，而以“气韵”和“神”作为最高的境界。它说明了中国人在形而上的领域表现了艺术的本质特点。这一明显的不同，其中反映了文化上的本质区别。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过于重视西方美术中的技术因素，以致在引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偏向，其后果就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正确和客观的认识。西方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在20世纪受到历史的重创，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的后浪推前浪，都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对原有的技术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则出现相反的局面，许多人以回归到技术层面而感到骄傲，而感到是发展和进步，这也是当前中国美术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28-01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新增专业，增设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本专业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构建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十分必要。
一、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内涵和特征
（一）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内涵
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在内涵上分为狭义和广义，我们一般理解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就是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在教学计划中经常使用的教学体系，这属于狭义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广义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不仅包含实践教学内容体系，还包括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管理体系、条件支撑体系等，在教学的过程中，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不仅要发挥主要作用，目标体系、管理体系等也要发挥各自的作用，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总体教学目标。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光和信息知识的能力，通过观察、实验、操作等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实验教学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特征
由于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都具有综合性，因此时间教学体系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很多教学内容都是对光电子器件的实际运用，以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因此时间教学体系具有实践性；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光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的实践需要依靠光电子和信息产业，教学的过程、实验的形式和内容都要依靠光信息技术，因此实践教学体系又具有开放性。实践教学的开展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还需要光信息和光电子等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场所、产品和经验，因此实践教学体系具有主体性。
二、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校内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由于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高校应该建设创新实验平台，集教学、实验、开发与一体，实验的内容围绕光信息和光电子器件的设计与开发，并不断创新实验内容，注重实验的应用性、创新性、开放性。在条件上，实验创新平台应该布局合理、科学，使平台具有良好的操作环境，在内容上，实验平台应该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相结合，把相关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光信息技术研究中去，在管理上，应该注重实验设备、师资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管理，使实验平台成为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各个部分都在发挥着功效。
（二）构建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与校内创新实践教学平台的基本属性、建设方法、管理模式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区别，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是校内实践教学平台的补充，两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条件上，校外实践教学平台一定要具备足够的场所、设备、师资力量和实践资源，这是最基本的条件，能够保证校外创新实践平台的正常运行，在管理上，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应该借鉴相关企业的成功经验，请企业成功人士参与管理，与校内教师进行良好的配合，在运行上，学校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以光信息和光电子相关企业为主，利用好社会资源，加强校企合作。
（三）构建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
高校教学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因此，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需求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是把学生关在学校里，使教学脱离了社会实际，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学校应该和本地区内光电子信息企业加强联系，通过校企合作，请企业内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传授经验，让学生去企业内亲身实践，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了解，还锻炼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使学校教学和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培养出了更多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郭祥群,胡荣宗,穆纪千.着眼于素质和创新精神构建实验教学新体系[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4,21(2):183-188.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样也面临着与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方法论等理论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门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象，明确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1]并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规律，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提升到技术层次，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含量，不仅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开拓新领域，而且对于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整合、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技术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所谓技术，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构成的综合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的本意就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怎么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表现及其拓展延伸。
(一)广义技术观念
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定义繁多，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狭义技术观念和广义技术观念[2]。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人视作技术系统的构成要素，把技术视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或者说，这两种技术观念的重要分野在于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存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王伯鲁教授认为“技术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各种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他从广义技术视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挖掘，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和论述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最接近于广义技术观念。技术思想是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在探讨“人的本质”“生产力”“劳动”“分工”“工具”“机器”“交往”“竞争”“异化”等许多重要问题时也论及技术问题，有关技术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论著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或社会组织体制下展开，因此，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活动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生存的文化依据和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
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并把作为劳动工具和技能的技术视作劳动要素，将其归于劳动资料范畴。所谓劳动主要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生产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是人类劳动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都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技术创造了人”。技术使人成其为人，并使技术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类才有技术，技术与人类不可分割。人不仅是技术主体，而且是技术体系内的构成要素。正由于人类具有技术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人类在所有领域展开的有目的性活动都会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被赋予技术属性。人类在思维、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展开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或行为方式都是技术，理论上可相应地区分为思维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思维技术支持下、由各种自然技术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化、综合性的技术体系，其中，思维技术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智能平台，自然技术是建立在思维技术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技术的基本构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根据广义技术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就是一项社会技术，可称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中介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科学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主要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目的和最终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只要是科学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借助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科学的功能得以彰显。随着现代信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步伐显著加快，技术与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深化，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不可能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其间存在着一个桥梁，技术便是介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必然以技术为中介或桥梁;同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也必然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中介或桥梁。这就意味着，只要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理论且能够用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时，就应当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技术
教育属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就是教育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但由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具有强烈的教育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模型(或模式)作为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形式[6]，是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的建构和运行过程的一般表达形式，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教育过程等特点，由现代教育技术模型与之交叉融合演化而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明确领导决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政治主导、实事求是、民主管理、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面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了，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建构及实施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的系统设计过程，而且是一个以科学专业的系统设计为基础，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领导决策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
(二)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
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三)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
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笔者所构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
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
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
3.管理和评价技术
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
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基本性质与运用要领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技术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不断融合的趋势，科学日益成为技术的先导，技术日益表现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两者愈来愈密不可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学习科学破解人类学习奥秘，尤其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学习的奥秘基础之上，借鉴系统科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开发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型的现代技术，而不是经验型的传统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总体上属于科学型的现代技术，其中蕴含着科学的力量和智慧的能量。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电子类专业；物联网
作者简介：胡海根（1977-），男，江西丰城人，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讲师；李光辉（1970-），男，湖南资兴人，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浙江?临安?31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农林大学教改项目（YB1125，ZC1128）、浙江农林大学“电路分析”精品课程（201014）、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课程建设专项”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0-0051-02
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农业领域的科技水平迅速提高，诸如精准农业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农产品无损检测技术以及从数字农业到感知农业等，无不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了电子信息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为此，如何依托农林大学强大的农林学科特色背景，更好地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电子信息科技人才的需求，培养应用型、技术型和智力技能型人才，是高等农林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本文主要以浙江农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探讨浙江农林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增设嵌入式系统专业方向、并加强其课程体系改革的问题。
一、农林院校的特色
农林院校大多以农业和生物科学作为它的独特专长。林业科学、植物科学、食品科学、生物科学以及园林园艺等学科，是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比较明显优势的特色学科。[1]而作为“非主流”的其他学科，则是各高校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调整了自身的发展思路，把学科建设延伸到理工、经济、管理以及人文社科等门类。例如，浙江农林大学经过五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经成为一所以农林为特色，理学、工学、文学、管理学、农学、经济学、法学、医学、艺术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综合性重点建设大学。其他“非主流”学科则自然成为了“配角”，服务于传统的优势学科。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非常迅猛，“非主流”学科，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作用日益显现，例如：精准农业中GPS、GIS、实时信息的采集处理等都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工厂化农业中的信息采集处理及控制也离不开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这为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提出了挑战。例如，电子信息类专业现有的课程体系大多承袭于传统工科院校的相关专业，与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严重脱节，没有很好地依托农林大学自身强大的学科特色背景。
二、电子技术在现代农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基于物联网的“感知农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活的需要，人们利用WLAN、Wi-Fi、Wi-Max、WSN、UWB、ZigBee、Blue Tooth、RFID等智能传感信息设备实现了物物相连，并由此催生无线传感器网络和物联网。物联网能按约定的异构互联协议，把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农业病虫害监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等各环节与互联网相连，并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生产、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目的。例如：浙江农林大学参与的绿野千传（GreenOrbs）则是诸类成功的应用案例。
2.基于实时控制的设施农业及其装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设施种植、设施养殖的农产品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为设施农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如：农业生产实时控制系统主要用于灌溉、耕作作业、果实收获、畜牧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包括农业机器人），农产品加工自动化控制及农业生产工厂化（智能温室）；畜牧生产的自动控制可优化饲料配方，自动调节动物生产环境。
3.基于农林产品的检测技术及其仪器仪表
农产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农产品安全不仅关系到人体健康，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农林产品的品质与安全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类检测技术及其仪器仪表不断涌现出来，如：木材检测技术、水果无损检测技术等。
三、电子类专业应体现现代农业发展特点
现代农业（modern agriculture）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业。传统农业主要依赖资源的投入，而现代农业则日益依赖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投入。新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先导和发展动力，这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使现代农业成为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新技术的应用，使现代农业的增长方式由单纯地依靠资源的外延开发，转到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向上来。[2]目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实现现代化农业，摆脱传统农业束缚的进程中，农业电子信息技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此，作为农林高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必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特点，突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电子信息技术，依托农林大学强大的农林学科背景，在培育电子信息科技人才方面必然会独具特色。
四、依托农林高校的学科特色，制定与其优势学科相适应的专业方向与培养方案
目前，大多数农林高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培养计划几乎沿袭工科高校的相关专业，在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与工科院校的基本一致，没有充分依托农林高校的学科特色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与培养方案，往往造成学生就业困难与农业电子信息技术人才短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农林院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就业先天受到“歧视”，无法与工科院校的同类专业“同台竞技”；另一方面，造成与现代农业对电子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为解决这一现状，农林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应适应现代农业领域需要，笔者结合我校的学科特色，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1.以科研创建培养特色，探索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创新的源泉，推动了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与高新技术的产生。”这是在广东科协论坛第十四期专题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匡廷云作了“学科交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专题报告，以生命科学的发展为例阐述了多学科结合的重要性。2011年，由我校和清华大学牵头，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共同参与建设的“低碳与物联网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开展碳汇研究中，物联网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大范围布设测量、异步与同步共融、连续观测统计、人类难及区域、少人工或无人工等碳汇计量和监测中影响数据科学、精确等方面的问题。
联合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林学、生态学与电子信息技术的有效交叉融合，这也是我校科研的特色之一。众所周知，教学和科研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科研与教学并进、以科研带动教学，有利于实现现代教育理论所提倡的研究性教与学，使研究性教与学变得切实可行。例如，特别是让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开设科研方向的选修课等形式，可使毕业生在科研方向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把相关的农学、林学知识和信息技术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把电子信息技术与农林学科背景有机结合起来，落实到教学的各环节，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课程的有机结合，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我校从2008年就开始启动基于林业领域知识的信息技术应用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林业信息化定制班”培养方案，以培养即懂林业业务又懂电子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受到浙江省各地林业局的热烈欢迎，定制班的建立即能解决当前的人才急需，又为学生的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注重交叉学科特色，在专业教师队伍专业背景选择、课程体系设置、研究方向选定等方面要注重交叉学科的比例。
2.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增设嵌入式系统方向
近年来，随着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感知农业的发展，嵌入式系统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功耗小，其功能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嵌入式系统在现代农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嵌入式系统可以将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结合起来，实现现代化的“智能农业”、“精准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甚至，在物联网这一综合性技术中，嵌入式系统起着主导作用，因为无论是智能传感器，无线网络还是计算机技术中信息显示和处理都包含了大量嵌入式技术和应用。[3]为此，嵌入式系统将成为农林院校进行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
嵌入式系统从学科上，涉及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等众多领域；在系统的架构上涉及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底层驱动等技术，因此，靠一两门课程难以讲授其方方面面。[4]而目前，以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仅开设了“高级C语言程序设计”“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及接口技术”“嵌入式系统及应用”以及“DSP技术及应用”等嵌入式系统的相关课程，完全是偏硬件的一些课程，在课程体系上还不能构成嵌入式系统方向的有效支撑。嵌入式系统本身是一个软硬件系统，强调的是软硬件系统协同设计。因此过分强调硬件系统或是软件系统都有失偏颇。为此必须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不仅仅要考虑传统的硬件系统知识，同时还须安排大量的嵌入式软件系统的内容，包括嵌入式系统高级C 语言、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嵌入式程序设计等内容。
3.探索积极有效的实践性教学模式，激励个性化学习与创新精神
工程实践能力应是应用性较强的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在教学内容和实施措施方面，适当考虑多样性和灵活性，针对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将实验、实训课程分为三个环节。例如，第一为基本训练环节；第二为综合训练环节；第三为自由选题环节。第一和第二环节主要针对大部分学生，帮助他们完成课程的学习，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第三环节主要针对有兴趣继续往深度和难度发展的同学，由学生自由选题，鼓励学生根据自身水平和兴趣选择适合的训练方式、数量和难度，自主安排学习进程，使自己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同时，积极利用大学生学科竞赛、“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开放实验性项目”以及教师科研项目等课外实践教学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进来。例如，根据“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及生产科研单位对大学生技能与工艺知识的需求，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学生在电路设计、制作、调试与工艺方面的能力培养，在必要时开设相应专题辅导班。总之，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和措施，充分发掘和培养同学的综合能力及创新精神，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的尖子学生。
4.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效果
经过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近年来的实施与不断实践，学生的课外创新活动成果丰硕。例如：五年来，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得国家二等奖以上者9项，其中，包括在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金奖1项，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1项，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1项，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2项，ACM程序设计全国邀请赛二等奖1项，全国嵌入式设计大赛二等奖1项，全国文科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1项，全国机器人大赛二等奖1项，全国电子专业人才技能与设计大赛二等奖2项。另外获得省级特等奖1项、省级一等奖5项，省级二等奖12项。
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如何在不破坏木材的前提下检测出木材内部情况，以更好保护木质古建筑？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李光辉教授指导孙林飞、刘凯等在校本科生研发的“木材无损检测仪”，解决了这一木材研究领域的难题，并成功地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2010年8月，他们带着发明的木材无损检测仪，为故宫和天安门的木柱和木质结构建筑，成功地进行了检测，效果非常理想。
五、结语
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分析了农林院校的学科特色以及在大农业背景下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前景，探索了现代农业领域中的电子信息结合点，并结合我校的学科布局、科研特色及成功案例，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改革以及实践教学模式等方面阐述了我校电子信息类专业今后的建设方向。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特点，突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电子信息技术，依托我校强大的农林学科背景，逐渐培育我校特有的电子信息类专业特色。
参考文献：
[1]铁风莲.农业院校电子通信类专业实验室建设探索[J].农业网络信息,2008,(2):84-85.
[关键词]控制模式 分散控制模式 网络信息传播 学科信息门户 技术控制
[分类号]G20
网络信息技术是保证网络信息有效传播的基础，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渗透了传播的每个层面，正是这种网络技术才有了网络传播的诞生。因此，网络信息传播控制管理技术虽然较之因特网自身的发展而言，具有明显滞后性，但对于网络信息传播控制而言，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仍是最有效的方法与手段。笔者集相关信息技术于一体，把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作为完整的体系进行分析，避免以技术看技术的片面性，从管理学角度重新审视技术，并依据各种网络技术控制对象和特点的不同，结合控制理论，构建多种同构模式进行评价与比较，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对策。
1 控制
控制是管理工作的最重要职能之一，是控制主体向控制对象施加一种主动影响或作用，使控制对象保持稳定状态或者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过程。它是保证企业计划与实际作业动态相适应的管理职能。没有控制就难以保证一切活动按照计划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可以保证各项活动朝着组织目标的方向进行，而且控制系统越是完善，组织目标就越易实现。
在控制系统中，控制目标决定控制方式，有什么样的控制目标，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控制方式。但是，由于系统控制中控制的目的不同、控制的对象不同、系统的状态不同，所选用的控制方式也不同。同一个控制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控制方式来实现；同一个系统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它的控制方式。这种复杂的关系，决定了管理控制方式与模式的多样性。因此，研究和了解控制的形式与模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控制方式与模式，对于有效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所探讨的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应属于管理学的研究范畴，正如文献所述：以书目理论为基础的信息控制，实际上是以文献信息流的书目控制为基础的多层次控制，属于传统的管理控制范畴。
2 控制模式
在全面考察与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把网络信息作为一信息集合，并依据各种网络技术控制对象和特点的不同，尝试性地提出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研究的总体框架，首次打破学科界线，把涉及到的相关信息技术按照技术类别以及固有的信息组织方法与模式，归结为“标记语言”、“网络协议”、“分级与过滤”、“计量评价”、“搜索引擎”、“学科信息门户”、“网络安全”、“网络编目”、“数字图书馆”等技术集群，并与控制理论相结合，采取以类比象的方法，构建出“微观控制”、“宏观控制”、“直接控制”、“间接控制”、“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前馈控制”、“共扼控制”、“最优控制”等多种同构映射的对应关系模式，进行比较与分析，旨在直观地表述各种控制模式的作用特点，更加形象地揭示控制论的内在机能。如“标记语言”的定义为：就数据本身的信息对数据进行编码的方法，是一种数据流的文档结构描述语言。相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信息流或网络信息集合而言，其控制对象和作用原理是微观的，因此，本文作为“微观控制模式”进行研究。而“网络协议”虽然与“标记语言”有相同之处，即两者皆为一种技术规范，而后者的控制与作用的对象是整个网络信息流或网络信息集合，相对“标记语言”作用于文件而言，是宏观的、广泛的。所以，本文以“宏观控制模式”进行了分析与对比。另外，“直接控制”、“间接控制”、“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前馈控制”、“共扼控制”、“最优控制”均采取以上方法，依据各种网络技术控制对象和特点的不同，与控制理论相结合，采取以类比象的方法构建而成，并归纳总结了各种控制模式之间的关系，绘制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图(见图1)，提出了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模式的发展趋势。这些模式的构建，虽然也有可能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却能更加形象直观地表述出各种控制技术与模式的作用特点，有效地揭示了控制论的内在机能。
3 分散控制模式：学科信息门户
3.1 分散控制
分散控制是一种由若干分散的控制或决策者、操作者共同完成大系统的总控制目标的控制方式。在分散控制中，整个被控制对象或过程的控制任务由几个独立的分散控制器共同完成。各控制器没有上下级关系，每个分散控制器只能获得大系统的部分信息，也只能对大系统进行局部控制，完成它所分担的控制任务。在空间上分散的大系统或在空间上较集中，但各个控制通道的动态响应时间(或时间常数)差别较大的大系统，均可采用分散控制。
分散控制的问题有：①各分散控制器平行工作，没有隶属关系，难以进行有效的调整，只能实现大系统全局次优化，缺乏有普遍意义的解法；②控制器间通信的滞后和随机干扰等问题给分散控制结构的分析和综合带来困难；③一般难确定分散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
3.2 分散控制模式
搜索引擎是以整个web信息资源作为搜集对象，旨在对网络信息集合进行搜索并建立索引数据库，以期达到对全部网络信息进行有效组织与集中控制的目的。而分散控制模式――学科信息门户，是由信息专家和学科专家根据规范手册对信息资源进行描述和组织，形成某专业学科的信息导航系统，其优势远胜于用户自己定位、评价、过滤和组织信息资源，它致力于将特定学科领域的信息资源、工具与服务集成到一个整体中，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信息检索入口。相对于搜索引擎面对全世界服务器上的网络信息进行集中式控制而言，具有分散、灵活、深入的特点，因此，本文以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中的分散控制模式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4 分散控制模式的评价指标
由于分散控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分散控制器平行工作，没有隶属关系，难以进行有效的调整，对于全局来说又只能实现大系统全局次优化，且缺乏有普遍意义的解法。因此，为了优化现有的学科信息门户，并为新的学科信息门户建设提供参考，需要对学科信息门户的信息组织控制提出一套评价指标。
4.1 门户的信息覆盖范围
理想的学科信息门户应该从仅收录因特网资源发展到囊括馆藏实体资源(包括二次文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馆藏目录、联合目录等)的集成化系统，两种资源在同一界面实现无缝存取，整合为易检易用的有机整体，即复合图书馆。基于用户利益而管理的复合图书馆――用于管理与组织的人文科学复合图书馆模型(MALIBU)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4.2 门户的资源选择标准
・内容标准。学科信息门户旨在指向原始的信息，而不仅仅是链接列表。信息应当是有效的、准确的和新颖的，其来源应是有根据的、可靠的。
・形式标准。可以从①易于导航；②用户支持的提供；③公开标准的利用；④技术的利用；⑤美观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当然，那些极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也不应仅仅因为形式而被排除。
・过程标准。过程标准需要考虑支持信息资源的程序和系统。要注意的是网上资源是易变的，其完整性是依赖于原始信息提供者、网站管理员及其支撑的技术，学科信息门户旨在指向那些实际可获得的、稳定的、维护较好的资源，其信息、界面和系统都应该是可靠的。
4.3 门户对资源的描述
对资源的描述是否采用国际通用的元数据、标记语言、分类法与词表?如澳大利亚的SBIG全部以DC为基础，Agrigate采用DC和澳大利亚政府查找服务(AGLS)元数据元素以及自己独有的元数据元素，并支持因特网内容选择平台(PICS)。INFOMINE的记录以HTML语言表示，主题标引使用LCSH，记录还可以转换成MARC格式的记录。
4.4 更新与维护
更新与维护是学科信息门户评价的重要指标，主要表现为：更新是否及时?是否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不断追加新的网络资源?是否及时剔除错链、死链?整个系统在结构上是否为一个活的系统?是否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变化及时对词表和分类体系进行调整?维护是否比较容易?软件是否可靠?
4.5 互操作性
学科信息门户要成为强大的信息资源发现网络，必须将众多的学科信息门户无缝链接，能够进行透明访问，实现在相似或不同的学科范围、一种或多种语言之间交叉检索和交叉浏览。出于这一要求，互用性成为学科信息门户及其软件包性能的重要指标。互操作要求协议、检索语言、元数据模式、学科分类和目录规则等采用一致性的标准或通用规范。
4.6 分类法与词表
网络信息检索中使用的关键词并非都是受控词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检索效率不高、检准率低的结果。以受控词汇为标准用语，就可以使标引和检索之间用语一致，达到最佳检索效果。因此，学科信息门户词表的设置与否对于本专业的深入检索影响很大，应建立符合该专业特点的主题词表和分类体系。
4.7 系统性能与安全
学科信息门户的运作仅靠图书馆的理念是不够的，要涉及到大量的实现技术。采用技术的先进与否也是学科信息门户评价的重要指标。另外，学科信息门户的安全性问题应该受到重视，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如对资源进行备份与保存等。
5 分散控制模式的问题
学科信息门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搜索引擎检索结果冗余量过大、检准率不高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用户对专题网络信息的获取。但是，因为学科信息门户主要甚至全部靠人工，使用受控语言来组织网络资源，不具备搜索引擎索引资源涉及面广、检索覆盖率高的特点，相比之下收集的资源相当有限。
5.1 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要真正建设好一个学科信息门户需要大量的相关技术支持，同时，根据学科信息门户的特点，除了利用已有的网络信息技术外，还需要及时开发新的技术来优化学科信息门户建设。如著名的SOSIG采用了自动标引、分布式编目等先进技术对资源进行科学的组织，利用“harvester”自动搜集软件为用户提供方便有效的检索。但如何将大量的新技术运用到SBIGs的建设之中，仍是当前学科信息门户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5.2 更新与维护
学科信息门户要真正成为因特网信息的导航工具，必须改变目前因追求高质量的检索效果而过于依靠人工参与的状况，充分利用网上自动漫游、自动跟踪、自动分类、自动标引和自动文摘技术，采用人机结合分类标引、主题标引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也可以鼓励用户推荐资源或参与维护。
5.3 知识产权问题
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很容易被下载、复制，如何链接或复制资源而又不侵犯知识产权是建立学科信息门户要注意的问题。同时，学科信息门户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5.4 经费问题
目前，学科信息门户基本上是由大学或研究机构来建立、维持并直接或间接地由他们资助，其建设任务是其职员工作的一部分，在某些国家是以国家级别的形式来建设的，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尽管如此，多数学科信息门户还是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持久性乃是一个大问题。
6 分散控制模式的发展趋势
6.1 合作化趋势
当前，学科信息门户的建设出现合作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某一个学科信息门户的建设是由多个机构合作完成的，如SOSIC是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协会(ESRC)”与英国电子图书馆计划和欧洲委员会合作的；②相关专业的学科信息门户的合作，如AVEL已和EEVL合作；③跨学科的门户体系，即若干个学科的信息门户合作，并开展集成化的检索，如英国的CrossROADS和美国的Issac Network等。国内的CALIS系统在学科信息门户的合作建设与标准化建设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各校图书馆分别研制本校重点学科的导航库，利用统一的平台，统一界面、统一引擎，采用动态追踪网站技术或者其他新技术等。学科信息门户的合作不仅有助于资源建设的标准化，有利于资源的有机集成，还能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因此，合作化将是学科信息门户建设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6.2 资源集成化趋势
面对当前信息资源类型多样化的特点，集成各种资源必将成为学科信息门户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学科信息门户对资源的收录主要还是对网上资源的收录，随着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信息门户也应该对不同渠道、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知识加以整合，建立基于网络、基于资源、基于学科的集成化系统，实现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和无缝存取。
6.3 服务个性化、人性化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趋于个性化，这就要求学科信息门户必须针对用户的具体需要，在确保所提供信息高质量的同时，利用网络新技术，跟踪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主动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同时，随着各种商业化信息服务的出现，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各种信息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更加精细，因此，未来学科信息门户必将更加注重服务的人文关怀，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尊重用户等，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
（一）大学主导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逻辑构成
在技术型知识日益成为世界竞争力核心要素的进程中，大学作为产业公司“开放创新伙伴”的角色日益凸显。这种开放创新模式与传统的大学与产业合作“分包合同”模式存在本质差异。当大学作为知识贡献者参与创新过程时，与企业协同建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创新风险，增强技术“破坏性创新”能力。大学主导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逻辑构成主要表现是：第一，大学科研团队具有探索兴趣驱动科研可能性路径的能力。当这些科研活动是围绕产业团队所提出的长期性科技难题而开展的，他们就会从大学获得必要支持，从而确立由产业利益驱动的科研优先战略。第二，科研团队是新生代研究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科研团队与博士培养项目形成联盟，能够为开设“产业博士”（industrialPhDs）等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提供有利条件。第三，大学与产业人才流动项目能够通过互动实现隐性知识的摄取。这三大构成要素合力的结果是：合同制科研模式向开放协同创新模式演进。另外，大学与产业协同的开放创新对新技术开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开放创新活动一方面能够在早期技术开发中共担风险，大学伙伴能够通过青年研究人员发现科学研究前沿领域，产业部门则能够运用这一“发现”与大学建立密切的伙伴协同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与大学协同开展创新服务和及时获取技术信息反馈，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展示了大学导向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组织结构。该系统将大学作为创新的核心驱动要素，并与其他创新实体（如其他大学、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建立战略协同关系，同时大量产业企业也能够通过科技前沿问题进行信息资本输出，实现多边协同创新。大学可以在不同层面（包括国家和国际情境）的临近环中与企业、科研院所等协同创新实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关键问题是要明确以科研成果商业化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伙伴关系与以联合方式促进特殊领域知识生产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伙伴关系之间的差异，这两类伙伴关系在本质上具有较强的逻辑互补性。然而，在实践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大学在其临近区域创建了真正的生态系统。一所大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创建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并确保其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大学内部对开放创新的支持度；二是大学与外界环境建立协同伙伴关系的能动性。对于第一点来讲，主要是指大学顶层管理对内部科研组织部门及其研究人员开展创新活动的支持政策的存在性；另外，大学在创新活动资源分配上的优先性也能够体现大学对其创新支持活动经济收益的兴趣。很显然，技术型大学在驱动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中更为主动。对于第二点来讲，是指大学与地方、区域、国家、国际等多层面上的创新系统主要行为主体的协同关系，其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成功实施依赖于大学与私营部门行为主体之间开展协同创新活动的互信程度。
（二）大学主导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创新政策工具
一般来讲，大学主导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主要是通过多元开放创新政策工具的实施予以实现的。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开放创新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如下方式：（1）长期科研领域支持协议（Long-termagreementsforresearchlinesupport）。这一工具通常运用在产业发展促生的、由大学与产业联合开展的试验性技术原型设计驱动的研发项目，比较典型的是以科技攻关难题为导向的赞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2）大学内产业基地。这一工具通常运用在产业科研实验室入驻大学开展协同研发的项目，如大学企业孵化器、衍生公司、新创公司等。（3）协同研究项目。这主要运用在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方协同研究团队围绕共同研究目标，解决共同科技难题的研究项目。（4）大学技术成熟项目。该工具目标是通过支持产业技术原型开发或产业相关部门参与的概念验证提升特定科研成果的成熟度。此外，还有其他如大学衍生公司风险资本投入、技术成果许可和商业化协议、毕业生流动项目、研发国际化支持联合项目等，这些政策工具能够在特定时段内与协同伙伴实现不同创新目标。
二、马德里理工大学组织模式创新——蒙特港瑟德校区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基于开放创新生态系统逻辑原理，近年来，马德里理工大学（UPM）进行了组织模式创新，构建了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为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了崭新的组织制度保障。
（一）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战略逻辑
马德里理工大学是西班牙最大应用技术型大学，创建于1971年。近年来，学校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建立了大量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学校各部门、研究人员与产业部门通过财政工具和教育、研究、知识转移活动的人员流动工具构建了密切协同伙伴关系。21世纪以来，西班牙政府启动的大学科技园、“国际卓越校园”（ICE）计划，为该校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2010年，该校两个“国际卓越校园”项目获得了认证：一是蒙格罗ICE，主要支持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产学研协同伙伴关系；二是蒙特港瑟德ICE，主要支持与高技术产业形成产学研协同战略伙伴。蒙特港瑟德ICE成立后，在欧盟和西班牙宏观战略背景下，马德里理工大学制定了组织战略决策，以推动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具体包括：第一，确保ICE推进新型研发创新活动的优先性。UPM将ICE作为其研发创新活动强化和拓展的基本逻辑要素，优化新型研发创新可利用空间，从“多重中心视角”（multi-centricperspective）构建新型研发和技术中心，以提高研发创新基础设施可利用性，旨在实现多重研发中心之间ICE研究优势资源共享；在研发中心创建校企协同研发联合体，以提高基础研究设施协同利用性和科研成果商业化。第二，积极参与企业协同创新活动。2012年，西班牙教育部设定了ICE技术创新重大战略目标，通过UPM与多家产业企业实体的战略协同联盟，确保研发活动及其成果商业化的深度融合。对此，UPM提出要与产业部门联合组建新型研发创新中心、联合研发共同体实验室等；推动研发创新中心入驻创新企业，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协同研发创新，以加强协同创新联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为创新企业入驻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园另辟路径；加强UPM与国内外产业部门的协同伙伴关系，促进研发成果的开发利用和技术整合。第三，推进ICE国际化进程。为加快推进ICE国际化，UPM在战略上积极吸纳国外创新企业和公共研发机构入驻ICE区域，开展协同研发创新；通过参与欧盟“框架项目”（FP）、欧洲科技协同框架（COST）、欧盟工业企业研发创新“尤里卡”计划（EUREKA）等国际协同研发创新网络，以及与跨国企业建立协同研发联盟，推动研发国际化和技术转移。基于上述战略思维，UPM成立了“3D智能试验中心”、“生物医学技术中心”、“联合技术开发中心”等一大批开放协同研发创新基础组织，为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提供了基础保障。
（二）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三角”组织协同模式构成
“知识三角”生态逻辑将教育、科研与创新三大知识领域协同作为知识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核心驱动要素，它揭示了三者之间相互协同的逻辑关系，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知识三角”协同发展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并赋予对方附加价值的“正外部性”效能。这也为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根据UPM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逻辑思路，在高级知识经济社会，有必要实现“项目为本的校企合作关系”向“伙伴导向协同创新生态关系”转型。依据“知识三角”生态逻辑原则，蒙特港瑟德ICE通过大量开放创新工具整合，与多家企业建立战略协同伙伴关系，从而实现了教育、科研、创新三大知识创新要素的“正外部效应”。2005年，UPM蒙特港瑟德ICE初步构建了以信息学院为依托的ICT领域“知识三角”生态创新网络，2013年通过拓展与区域、国内、国际企业的协同创新项目和积极参与国际研发创新计划，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知识三角”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实现了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协同互动。蒙特港瑟德ICE在信息学院成立了国际本科生院、研究中心研究生课程教育项目，在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下创建了西班牙“知识创新共同体”（KIC）ICT实验室节点、体验实验室（LivingLab）以及技术创新中心（CAIT）等联合创新项目，构建了由多家科研院所参与的研发联盟，如传承学研究中心（CIESP）、智能家居研究中心（CEDINT）、马德里超级计算与可视化研究中心（CESVIMA）、生物技术与植物基因研究中心（CBGP）、生物医学技术中心（CTB）、联合研究组织（JRU）等，这些研发联盟大部分已演变为研发—创新一体化中心。通过教育、创新和研发活动的整合发展，UPM与企业部门、公共部门、科研院所等知识领域相关实体形成了新的战略联盟。
（三）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临近环构成
蒙特港瑟德ICE可以看作是在西班牙国家创新战略框架下构建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模式。近年来，UPM已与近20个协同伙伴组织签订了长期战略伙伴协议，与私营企业、公共科研院所等部门创建了多个协同研发联盟，并与8家私营企业签署了教育和技术转移协议，协同开展教育、研发和创新活动。根据大学导向型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一般逻辑构成，UPM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包括三个临近环：UPM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URJC）、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UCM）、西班牙高级科研理事会（CSIC）研究所、光学元件创新公司（LPI）等大学、科研院所、私营公司建立了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知识创新环，为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第一临近环；与巴西的坎皮纳斯大学（Campinas）、法国的保罗萨巴蒂尔大学（PaulSabatier）、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以及马德里先进技术研究院（IMDEA）等著名研究院所和英德拉公司（Indra）、IBM等国际知名企业联合构成协同研发联盟环，为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第二临近环；与德国电信（T-System）、埃森哲（Accenture）、思科（Cisco）等国际企业协同开展高端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技术转移环，为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第三临近环。这三个临近环依据开放程度从系统逻辑原理构成了具有明显生态创新集群特质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模式。
（四）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模式
为激励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内技术商业化和技术创业，在UPM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技术创新支持中心”（CentreofSupporttoTechnologyInnovation，简称CAIT）实施了新型运作模式——“雏菊模式”（daisy-model）。“雏菊模式”是以协同方式可持续性地支持UPM蒙特港瑟德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活动，CAIT以支持企业技术及其孵化前（与衍生公司创建项目和创业教育项目密切相连）创意获取为源点，通过企业创新中心对最具潜质的创意进行整合，然后通过试验性实验室、体验实验室、技术警示服务和咨询、技术商业化项目等路径增强研发成果的商业化能力，从而增强UPM技术攻关领域的各创新实体之间的协同关系。2014年，欧洲创新技术学院的知识创新共同体ICT实验室网络西班牙节点又入驻到ICE生态系统，必将成为ICE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新的创业支撑点。为增强多方研发团队技术创新的网络协同性，CAIT与欧盟、美国、印度等国成立了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AdvisoryBoard）、创新技术俱乐部（ClubInnovatech）、企业天使网络（businessangel’snetwork），以完善UPM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持生态系统，以及加强联盟成员的协同伙伴关系。这一模式实施的支撑理念是，在不改变该模式整体结构下增强其动态性。
三、结语
关键词科技立法 科技效益 效益优先
作者简介：王冬梅，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助教；曹大庆，山东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凸显，于是，科技立法的步伐逐渐加快。科技立法是以调整科技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其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法治，促进科技领域秩序的建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效益既应是立法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归宿。”??
一、科技效益优先是科技立法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说，传统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追求，那么，现代科技的立法则更加注重对科技效益的追求，这是由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从科技的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本质属性在于其工具性，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所以，它最直接反映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科技立法是通过直接调整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科技立法也不例外。但科技立法所调整的是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所以，科技的立法则应注重效益的立法追求。
科技立法具有促进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直接性，这是由其使命或任务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更确切地说，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器。经济分析法理学认为，任何法律现象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其经济根源，利益需求构成了立法的内在根据，其它立法如此，科技立法也强化这一诉求。
如果说一般的立法是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设置对社会利益再调整，那么科技立法不仅具有这一功能，而且还具有通过促进效益来实现利益的直接性。这主要是因为科技立法不仅要执行确认和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的职能，还要担负起促进科技发展的使命。所以说，一般立法是在“分配或调整”利益，而科技立法则更主要的是在“创造或产生”效益。这是由科技立法的使命或任务所决定的。
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由科技立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科技立法的本质就是国家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法律工具。科技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和成份，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科技本身有极大的功利价值，这是其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基于效益而产生的社会利益。科技效益是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和保证，没有效益的保证就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为了追求效益，就必须发展科技，必须发展生产力。科技效益价值取向决定了“科技立法的本质就是国家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法律工具。”所以，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科技立法就是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立法宗旨，也反映了科技效益价值的立法导向。
二、科技效益优先在我国科技立法中的表现
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的科技立法中被强化到极其重要的地步。这一价值取向在法律条文中被现实地表现为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鼓励”、“支持”、“扶持”、“促进”等激励手段是促进效益产生的有效手段。
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科技法律领域里的一部基本法，它显示出了对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仅一部62条的法律，直接使用“鼓励”一词的条文多达14个，而间接带有鼓励词意的条文如“支持”、“扶持”、“促进”等就更多了，甚至在同一法条中连续或者重复使用这些词语。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拥有丰富的词源，为什么这部法律直接而又单一地频繁使用这类词语？这充分说明了该部法律的立法用意及其追求的价值取向。
根据法律规范后果的不同性质来划分，法律规范可分为鼓励性规范、保护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我国的《科技进步法》所采用的法律规范多为鼓励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而极少使用制裁性规范，所以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鼓励”字样就特别多。在立法原则上，表现为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与国外科学技术界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现为鼓励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和协作，鼓励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高技术研究和高技术产业方面，鼓励和引导从事高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制度，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在研究开发机构方面，鼓励和引导从事技术开发的研究开发机构单独或者与企业事业组织联合开发技术成果，实行技术、工业、贸易或者技术、农业、贸易一体化经营，鼓励和引导科学技术咨询、科学技术信息服务和社会公益性的研究开发机构，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或者有偿服务，鼓励社会力量自行创办研究开发机构，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科学技术工作者方面，鼓励在国外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者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建设服务；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方面，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鼓励国内国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设立各类科学基金，资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解读《科技进步法》，不难发现，该部法律以法定的激励机制为手段，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科技的发展，最终为经济建设服务。效益导向是该部法律重要的价值取向。
该部法律的激励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宪法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它为依据和指导，《科技进步法》的制定也不例外。因此，宪法中关于科学技术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成了《科技进步法》的立法向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科学的条文就多达18条，其中，第二十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这就是《科技进步法》激励机制的宪法渊源；《宪法》第14条，将科学与经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就是《科技进步法》效益优先价值取向的宪法渊源。
科技进步法的激励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现实原因。当前，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它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正如同志曾经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科技的力量。”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成为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
三、科技效益优先的必然要求
（一）最佳效益原则
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要用最佳效益原则来解决科技立法中的其他价值冲突。
社会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简单的。说其复杂是因为多元主体对同一利益的不同需求，说其简单是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利益。而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法律，不可能完全协调好所有的关系，它只能用最佳效益原则来解决立法中的其他价值冲突。
在科技立法的价值体系中，效益价值居于优先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这就是，立法体系这一总制度框架须以效益为优先价值来决定权利、权力等法律资源的配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设定和落实，须以效益为优先价值来引导资源的个体配置；效益与公平冲突时，为了效益之价值目标，公平可以退居第二位，直至暂时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科技立法，效益和公平的法律价值取向只能是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效益原则是科技法律的最高原则。“最佳效益原则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
（二）双重使命责任
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不仅要担负起调整社会关系的一般法律职能，还要还担负起发展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效益的双重使命。
科技法律作为法律大家族中的一个部门法，固然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但也具有一般法律的共性和作用。它通过对社会行为模式公开而又明确的预先规范设置，从而对社会关系加以确认、调节、整合、制裁、制约、组织和引导，避免了社会行为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排除影响效益的各种干扰和阻力，保障效益的提高。
但是，科技立法不仅要执行确认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的职能，还要担负起促进科技发展的使命，更多地采取肯定、鼓励、奖励合法行为的方式来调整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所以调动各种利于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强化人们的合法行为、鼓励人们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成了科技立法的重要任务。
（三）最佳运行模式
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更具有灵活的调整方法，创造出一套具有效益的最佳运行模式。
为了社会的有序发展，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为社会成员预设了一套行为模式，以其强制力为后盾，权威性地施行于整个社会。这易造成“秩序价值”降低社会运行的“效益价值”。而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即科技，如果采取同样的法律运行模式和法律调整方法，就会失去其活力。因此，科技立法在运行模式和调整方法上应当与之区别开来。因为科技研究是科技人员从事的以探索和创新为目的的智力劳动，其任务就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规律性，因而对科研劳动的进程和成果很难作出准确的预测，带有不确定性，甚至有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实际效益的。因此要求各种科技法规，尤其是关于科研规划、科研方向的法规，应当以号召、鼓励和奖励为主。这一措施的独特之处，是科技研究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传统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逐渐弱化，而现代法律的社会组织管理功能及推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逐渐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立法选择并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