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38
[关键词]教育技术；媒介论；方法论；关系论；学科性质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林君芬（1974—），女，浙江温岭人。高级教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政策、教学设计研究。E-mail：linjunfen@163.com。
一、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向教育领域的扩散而催生的教育技术学，几十年来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这个年轻的学科产生以来，对“什么是教育技术学”即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从未间断过。实际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教育变革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对这个问题的拷问和反思愈发重要。因为，这个学科的发展碰到了新的问题：教育的发展在事实上愈發需要教育技术学，而业内外缺乏对教育技术学的学术认同感；长期并事实上存在的两种取向，即技术学取向和教育学取向，随着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体制性定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动力以及其内在的学科建制问题。
二、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自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在工业化国家已成为主要的参照系。技术占据了宗教、艺术和政治从前占据的地位”[1]，这不仅说明技术现象在生活世界中的普遍性，技术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因素，科学化的技术更是成为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人类文明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应该去适应技术，人类的知觉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技术建构的生活世界中，人们不仅在两种技术之间选择有效的方法，而且倾向于在所有解决方法中选择技术解决方法[2]。教育亦不例外。二战期间，人们利用“视听教学”技术解决大量军需人才的快速培训问题。此后，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对教育技术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介入了科学技术的教育不仅表现在过程中手段的变化，同时，表现为媒体教学中学习心理以及教学方式的实质性差别，需要一门新的理论来指导和解释与此相关的实践。教育技术学的早期推动者们建立了一系列专门针对运用技术来解决教育问题的理论模型和教学系统，如著名的戴尔“经验之塔理论”，芬恩的教学系统理论模型（芬恩），埃博克的教育传播理论模型，斯金纳等的程序教学，加涅、瑞格卢斯、梅瑞尔等的系统化教学设计。所有这些理论与模型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研究物化或无形技术（主要是系统方法）的设计和开发促进科学方法和技术产品在教育中的应用，表达了工业化社会对科学技术所寄予的厚望：以教育的科学技术化来寻求解决教育适应技术主导时代的问题，因此，教育技术最早赢得了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青睐，并逐渐传播到发展中国家，以迎合发展中国家力图在最短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性技术，信息和知识成为社会竞争的核心，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促使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又被认为是解决教育过程中的问题的“一剂良药”，甚至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年轻的教育技术学一登场就曾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风潮，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扩大和加深，教育技术不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也确实对世界各国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教育发展战略和教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网络教育、教育信息化、远程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然而，在轰轰烈烈的教育技术实践热潮中，在我国学术界却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搞技术学的不那么认同技术学取向的教育技术学，搞教育学的不那么心悦诚服教育学取向的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在教育学和技术学之间徘徊，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究竟应魂归何处？
首先，与科学相结合的现代技术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进步性力量，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对促使社会形态演化的革命性意义，使教育技术被认为是改革传统教育的“制高点和突破口”。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没有信息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3]。然而遗憾的是，教育领域中各项技术改革的效果并没有实现如政府部门或教育技术专家所预期的技术承诺，不仅依然存在改革效率低下、改革进程缓慢以及城乡教育差距拉大等问题，还使教育面临投入产出失衡、技术依赖与“快餐文化”等新的挑战。教育技术学不仅并未带来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效应，反而受到了来自理论界与实践界的责难，对教育技术学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对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教育技术只能是一个研究的领域或现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学科[4]。对这种现象，学界曾从两个方面作出回应，一是认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对教育技术学的定位不宜抬得过高[5]；而更多的往往是从技术哲学或者实践的视角进行反思，将教育技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归因于技术的使用。但若真是这样，那我们又如何来看待信息技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呢？是教育的传统固若金汤，还是学科的理论并没有真正能够对此作出有效的解释？其次，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专门的研究领域，都需要培养专业人才从事学术研究，这样才能获得学术的积累和进步。那么，从事教育技术的人是干什么的？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什么？教育技术专业的毕业生适合哪些岗位的工作？这既是指向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更是设置教育技术学专业时必将面临的实际问题。理论上对此问题的回答似乎比现实来得容易：在学者们的主流观点看来，教育技术是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包括物化技术和有形技术），那么，教育技术自然有广阔的实践背景，教育技術的专业课程建设也自然应做到教育类和技术类并重。然而，现实如何？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在教育界看来应更多从事技术类的工作，如维修机器、制作网页或PPT、开发多媒体课件等，而在技术界看来，教育技术专业学生的技术能力却是不敢恭维的，“两手都要抓”但“两手都不硬”，使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难以摆脱“技术辅助人员”的尴尬。
我们认为，这些现实问题的焦点在于以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由此而产生学科的定位和性质关系问题。
三、教育技术观的变迁：关系论转向的必然性
（一）不同教育技术观及其演变
当问题指向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时，我们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询问“教育技术学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教育技术的本质、教育技术的特性等基本问题，实际上是对教育技术学合法性的一种挑战。在我国教育技术学术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是沿袭分析传统的思路——即给出研究对象一个明确的定义，这种以定义视为划界问题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各学科研究中，也通常被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根本方法之一。因为定义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对教育技术作出明确的界定，就无法深入地研究另外的问题。也正因如此，我国教育技术界试图对“教育技术是什么？”进行科学上的回答，给教育技术作出完善的定义。
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不同认识，往往源于对“技术”的本质以及教育与技术关系的不同理解。
纵观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技术”一词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书写技术、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到信息技术，尽管有关技术和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但教育技术学直到19世纪末美国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后才成为专门领域意义上的显学，目的是通过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来解决教育教学的问题。在教育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视觉教学与视听教学阶段），技术主要是指幻灯、电影、广播、电视等媒体设备及基于这些设备开发的软件产品，而后受传播理论、系统理论、学习理论等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由程序教学运动所引发的媒体与心理学的结合，“技术”一词越来越和系统方法、学习理论与心理技术产生联系，教育技术的研究重点转向依据学习理论和系统方法，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进行规划、设计和控制。由于研究背景的不同，美国和我国学者在表达上述由于“技术”一词带来的教育技术观的变化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美国学者表现出心理学的倾向，如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海涅克认为，“教学技术就是把关于人类学习特定的知识应用到教和学的实际任务当中去”[6]。美国教育技术历史学家塞特勒认为，教育技术的主流是指所有“倾向于以教和学过程的心理学原理和其他一些经验数据为依据进行教学的实践”，教育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媒体范式”（即视觉教学阶段和视听教学阶段）、“传播与系统范式”（即视听传播阶段）、“行为科学范式”和“认知科学范式”四个阶段[7]。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技术观的演变分析，认为美国教育技术观经历了从“媒体论”向“方法论”的演变[8]，多见于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技术学教材著作中。我国学界受之影响展开了“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的名称之争，“教育技术”论者最有力的武器即是美国式的教育技术定义，特别是AECT’94定义，以“方法论”来批判“电化教育”论者的“媒体观”。
而对于教育与技术关系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对“教育”与“技术”的从属关系上，目前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教育的技术（TechnologyofEducation）”[9-10]“技术支持的教育（Technology-supportedEducation）”[11]和“教育中的技术（TechnologyinEducation）”[12]。“教育的技术”和“教育中的技术”都将教育技术定位于“技术”。教育的技术是对“技术”进行“教育的”属性的、排他性的限定，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教育理论的成分解析，将教育技术界定为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知识应用于解决教与学实践问题的知识体系，是对“教育的”科学知识的创造性应用，认为教育技术学是与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相对应的知识体系。尽管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通常会首先从自身的理论与规范中去寻求可能的途径，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领域外理论和技术的解决方案，“教育中的技术”扩大了技术的范围，强调要引入心理学、物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领域的科学技术知识来解决教育教学的问题，认为教育技术是所有可用于教育的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知识经验[8，12]。“技术支持的教育”将技术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重要因素，认为教育是一个涉及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系统，技术的参与运用不仅涉及微观的教学过程及其有关的资源，技术的渗透和影响关系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的教育问题，因此，教育技术研究应更多关注整个教育问题，而不纯粹是教育的手段、方法等技术问题。虽然，“技术支持的教育”（特别是现代媒体）拓展了教育技术研究的领域和视角，有利于从各个层面和维度审视技术对教育的深刻影响，从教育技术的视角去推动教育的整体改革。但由于其用技术支持与否来界定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容易滑向与“传统教育”的对立（事实上诸多论述和实践都已出现了这种倾向），特别是由于其研究边界的弱化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使这种观点及其研究行为受那些尊崇“划界”研究的理论界的“越界”责难，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泛化。
（二）教育技术观的新发展：关系论转向的必然性本文无意于去分析各种概念的正确或合理与否，因为这更容易使自己陷入概念之争而放弃讨论的初衷，而是希望寻求一种能有助于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探讨并不是理解教育技术的唯一可能方式。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也表明教育技术定义不但没有成为对教育技术进行研究的促进因素，反而成为一种障碍，摆脱传统的探讨方式显示出了一定的必要性，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讨论也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为了获得一种突破，我们试图改变询问的问题和求解的方式，通过询问“为什么会有教育技术学”，即教育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来理解教育技术，并进而建构教育技术的观念和概念。
不同的認识往往源于不同的假定。与其说上述两种主流观点是受英文表述的影响，更不如说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教育太多地关注着理论，而忽略了技术（或者技术含量不高）[9-10]。基于这种假设，教育自身开始从重理论的传统向实践的传统转变。因此，以实践为本性的教育技术学进入了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中，教育技术学被认为是解决教育学理论体系中的“如何做”的技术学范畴的学科，着力于阐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转化机制和原理，即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互动的中介，解决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这就形成了教育技术学中介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体系”（上述“教育的技术”“教育中的技术”均含有此意）、“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的技术范畴的分支学科”的立论基础，也为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课程论等教育科学的划界找到了“恰当”的依据，前述教育技术观由“媒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变也成为一种必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解为教育技术学的合法性找到某种必然的解释方式。
在承认上述假定的观点中，隐含着另一个假设：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存在着鸿沟，而且这种鸿沟的存在是合理的。教育技术学即是作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介理论，为了消除这一鸿沟而合法性的存在。由于教育实践是客观存在的，此时，问题就转向教育界一直悬而未决的议题，即教育理论的性质和功能上来。以奥康纳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以自然科学的范式，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看作形成教育理论的真正源泉，认为只有在心理学、社会学上充分确立了的实验发现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理论。而以赫斯特·穆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而教育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理论应“关注于决定和指导”教育实践，而不着眼于解释这个世界，教育理论的主要功能是规定性的或建议性的。以布雷岑卡为代表的肯定构建多种教育理论的可能性，把教育理论分为教育科学理论、实践教育理论、教育哲学理论三种，我国学者陈桂生教授等在此基础上又将此发展为四种成分：教育科学理论、教育价值理论、教育技术理论和教育规范理论[9]。
众所周知，教育理论的产生，一开始就有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对自然科学的关注是从“是什么”这一纯粹的求知的好奇心开始，并且可以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人们对教育的关注，首先是从关注“怎样教育”这一点开始，最终依然归到同样的关注上来[13]。如果撇开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人的生命才是教育的原点，这说明教育理论在终极上是以人的丰富的实践为旨趣的，而并非以追求普遍规律为研究取向的。这在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的哲学体系中得到确认。海德格尔认为，从本体论（存在论）上看，任何所谓客观的事物，都只是因其呈现于人面前，才具有意义[14]，真理不是认识与对象的符合，而是对意义的阐明，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更多的不是客观、绝对、凝固、唯一的。哈贝马斯则认为，通过交往的理性可以达成对真理的阐明。因此，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虽然在形式上是分离的，但逻辑上是统一的[15]。既然教育理论并非是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理论，那么依据自然科学的范式来划分教育理论显然不是妥当之举。当然，教育理论在指向教育实践时，并不是以某一种单一的方式关注着教育实践。如索尔蒂斯（Soltis.J.）曾经区分了教育理论研究的四种不同类型：实证研究、解释研究、规范研究、意识形态批判[16]，我国学者也提出教育理论具有科学性、价值性、规范性、技术性等不同的取向[17]。这表明，教育理论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教育实践活动内部的逻辑联系、规范教育实践活动的策略，于是也就出现了“解释的教育理论”和“规范的教育理论”之分，但这种区分仅在逻辑上说明了教育理论的不同取向，并不能将教育理论分为独立形态的教育科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等。
由此可见，以“教育忽略了技术”的假定作为教育技术学产生的动力来看，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即教育技术学研究的问题域由“教育与技术的问题”转向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前面的分析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基本的结论：教育的这种忽略并不逻辑地存在。这就使得我们开始质疑当前流行的教育技术观：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体系，教育技术学是回答“如何做”的教育理论。这种质疑还得到教育技术学学科当前面临困境的印证。受美国教育技术观（主要是被国内学者奉为经典的“方法论”教育技术观，特别是AECT’94领域定义）的影响，我国教育技术学界在默认教育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前提下，致力于研究如何将教育理论转化为操作理论（系统理论则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支持）。当然，如果我们同意将作为教育实践主要实施者的教师视同物质生产的技术工人，只需听从命令和按规则执行教学程序的话，这种自然科学式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可行的。然而，我们深知，教育实践不同于物质生产，需要有思考能力和智慧的人的参与才能顺利进行，教育理论最终作用于实践必须赖于有智慧的教师才得以实现，理论的技术化仅仅起到促进转化的作用。技术能激发智慧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莫衷一是，甚至更多时候技术和“自由”是相对的，教师迷失于技术原则和程序中而丧失对理论的独特理解的现象更遍存于教育领域。
于是，我们将理解教育和技术产生关联的必然性转向另一种可能，即跳出教育自身的框架，将教育置入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任何教育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环境或情境之中，而这种社会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社会所发明和使用的技术塑造而成的，教育便和技术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18]。教育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系统，不仅自身存在着要素之间的反馈、自催化、自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协同作用，还是一个开放系统，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如果说前工业社会技术是被教育偶然地关注着，那么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近现代社会，技术被教育关注成为现代社会必然的选择。随着技术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波及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真理观和思维方式侵入到社会科学，使得人们相信甚至迷信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起富有预见性的社会科学，科学主义的思潮弥漫于各学科之中，追求科学化的热情至今未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给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教育亦不例外。从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正是这两方面的需求催生了教育技术学。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教育技术的“技术”一词界定在教育的范畴之内，我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教育技术学是随着非教育领域的技术手段的革新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而并非随着教育自身的技术手段的革新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必须回到解决“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现象和规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教育中的技术”在技术的外延上虽认可了现代科学技术对教育的作用，但并不是整体性的承认，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某些技术。这种非整体性主要表现在：（1）对除系统方法之外的现代科学技术多限于“媒体说”。纵观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已突破了物化工具形态的技术观，形成了包括物化形态技术和智能形态技术的技术观。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在一些经典的教育技术学著作中，“系统方法及教育理论的应用”往往成为智能形态技术的代名词。而除系统方法之外的现代科学技术则仅作为技术手段或工具的形态出現，如以计算机、网络等作为信息技术，作为知识、作为行为（或活动）和作为意志等形态的技术被忽略甚至抹杀。（2）以系统方法代表系统论思想的全部。作为系统科学核心的系统论是认识自然、社会的观点和解决自然、社会问题的普遍性思维方式，其带给教育系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涉及教育自身作为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的系统，也包括教育系统与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技术”定位的思想（要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对系统论的关注更多集中在系统方法上，特别是系统过程方法上。于是，寻求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原则、程序、方法等技术规范，并用这些技术规范来干预和控制教育教学的过程，成为教育技术的主要任务，然而，这种预见性和可控制性的观点却在以自组织理论、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为基础的新系统观中被消除。（3）现代科学技术仅被作为应用的技术基础。“运用（或借助）现代教育思想、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方法”的表述遍布于教育技术的定义中，可见，现代科学技术是被作为技术基础（特别是媒体技术基础）出现在教育技术的视野中，基于这些技术开发媒体材料、信息资源和工具以及教学系统，成了教育技术的技术研究内容。但这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下才得以实现：教育规律和技术规律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显然不符合现代技术的特征。
上述非整体性的认识实质上反映了学界的工具理性，使得教育技术的学科理论本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当前教育技术学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焦点在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教育界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新教育的产生是由许多因素促成，除教育技术之外，还有诸如新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乃至新的教育内容等等都是促成新教育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5]“造成计算机在教育领域的悲惨命运的主要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之外”[19]。如果这些观点是立足于引起我们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教育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警醒我们教育技术的研究不纯粹是工具和方法的问题时，我们也绝对认同这一观念；但如果这些观点是站在维护教育技术者的技术“价值中立”和对实践的权威形象的立场上，将技术在教育中的种种异化问题归结为实践者在使用技术时的观念不新、方法不当问题时，无疑会给实践带来极大的困惑。如在对待实践中的媒体滥用或教学效果不佳问题时，理论界更愿意用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方法论不够科学化来解释，但这又如何解释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的课堂始终停留在“公开课”“比赛课”而难以常态化、持续性、规模化的现象？求新求异是人类的天性，应该说现代技术追求不断创新的特点是符合这一天性的，但为什么教师们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教学的创新时又拒绝新技术呢？
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聚集和反映生活世界的方式[2]。当这种聚集和反映通过教育和技术的联结发生的时候，普遍意义上的技术问题转化为特殊性的教育技术问题[20]。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聚集和反映的重点是经济理性，而非人类的日常生活。这使得现代技术从日常生活走向实验室，成了远离感性生活世界的少数技术专家的“专利品”，技术实践与人类习以为常的传统和习惯被割裂。这一点从现实的教育来看得到了印证。当这种特征与特定时期的教育需求一致时，技术就能更顺利地被接受。如在二战时期用电影技术来培训大批的技术工人。但是，当它与当前教育追求的个别的丰富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取向背道而驰时，现代技术介入教育就会变得艰难，因为对效率的追求往往会“驱使”教师更关注如何以最小的价值实现最大的教学效益，而难以感受到教育在培养个性丰富而有创见的人的乐趣。教育专家、教师们更担心的不正是技术的介入而导致教学变成了无生趣的技术实践，学生变得依赖技术而丧失思考的动力和交往的能力，而自己也变成缺乏创意的技术工人？再加上技术使用的诸多限制条件有时连效率也难以保证，多次的失败经历更会加深他们对技术的成见。我们要解决教育中技术的合理运用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回答如何在尊重技术承诺的合法性时，使技术的设计和使用更加充分展现出生活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使教师和学生能够经历和感受教育教学活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可见，无论是“媒体论”还是“中介论”，都没有突破教育技术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这从根本上解释了教育技术为何在实践中频遭质疑的问题。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是技术聚集和反映教育的方式，教育技术的本质问题是实现技术与教育的统一问题，而不在于选择此媒体抑或彼媒体的方法论问题。按照J.米兰多佛尔的观点，“今天，必然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要为人们如何在技术世界中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个伦理学问题找出答案”[1]，那么，教育技术观的“关系论”转向既是教育技术学内在的要求，也是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
四、“关系论”教育技术观的要义
作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教育技术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形成教育理论的技术化理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介理论，而是基于关系的立场，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现象和规律。以教育和技术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入口，是“关系论”教育技术观的基础和核心。
（一）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去研究教育和技术的关系问题
知识、科学和技术这三个基础性的概念大家都非常熟悉，但人们在对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却不甚了解。笔者首先阐明了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同时，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与这三个概念之间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分析上述三个概念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进一步理解和深化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从这一侧面来说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
[关键词]
知识；科学；技术；知识产权
一、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静态比较
（一）知识
知识的概念具有意义上的多重性。在哲学上，知识是一种经过证明的真信念，“正确”或者“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在教育学上，知识是一种经过学习和实践后获得的情感、技能、经验和理论，教育学家关注的是知识获得的过程。在经济学上，知识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用的一切理论、经验和技能等等，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知识的经济价值。那么知识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
1、知识的内涵
现如今，学界对于知识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认识成果说。这类观点试图从知识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将知识限定在主客二元理解框架中，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的参与。（2）工具说。这类观点从知识的价值出发，试图说明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3）实践活动说。这类观点倾向于动态理解实践与个体知识产生的关系，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关于知识产生和验证的活动。（4）信息发展说。这类观点从知识与信息的关系着手，突出知识和信息的密切关系。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也可以说是“信息的蒸馏物”（美国信息资源管理公司IRBM）。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单一的文化角度来定义，将很难领会知识丰富的内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给出一个普遍认同的知识定义的难度。所以，只有在尽量完善已有定义的基础上，依据“概念=种差+属”的逻辑结构模型，整合出最低限度的知识概念涵义：知识是人类正确的可以在不同背景下运用的认识和整体技巧。
这个概念表达了三层意义：第一，知识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正确”两字表示知识意义下的认识具有真理性，准确规定了知识的本质，界定了知识的属性及其外延，从而把错误知识排除出知识概念。同时，从哲学的角度指出知识的产生正是主体对认识对象的一种客观反映，知识是由人构建创造的；第二，知识是有价值的认识。“有价值”指知识在一定范围内，“一定背景下”，还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较为宽松地规定了实践层次知识的本质，揭示了知识的能动性，也充分展示了人的思想、个性及主观能动性，排除了那些不联系实际，非“合理使用”状态下造成的对知识本身正确性的怀疑；第三，知识是用以解决问题的认识和整体技巧，包含理论和应用。现在，知识已经突破了认识和经验的范畴，进入了实践、创造的领域，知识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和结晶，更是从事实践的思想、工具与手段，是创造未来的理想与设计。
2、知识的外延：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目前，中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知识分类是波兰尼提出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1958年，波兰尼在其著作《个体知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隐性知识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字公式表达出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不能系统阐述出来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知识为言传的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知识。”这种言传的知识就被称为显性知识，而这种意会的知识则成为隐性知识。
自波兰尼提出该知识形态的分类之后，隐性知识的存在和意义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肯定了这两种形式的存在。但该书颇为关注隐性知识，以至于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知识分类存在某些牵强之处。该书认为知识可以分成know-what，know-why，know-how，know-who四种。信息一般是知识的know-what和know-why范畴。这也是最接近市场商品或适合于经济生产函数中的经济资源的知识类型。其他类型的知识特别是know-how和know-who方面的知识，是属于隐含经验类知识，更难于编码化和度量。
（二）科学与技术
对于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笔者希望更多的通过概念之间的对比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此对其基本概念做简要介绍，而对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做深入的探讨。
1、基本概念
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知识体系和社会活动的有机统一。而技术是人们为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的知识体系。
2、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与联系
（1）区别：两者之间的区别，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第一，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技术的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基本任务不同，决定了科学所要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主要回答的是“作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发现，技术的研究成果是发明，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表现形式不同。科学发现的对象是客观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它提供物化的可能，不需要经过操作创造出来；技术发明的对象是客观世界原来没有的东西，它提供物化的现实、需要经过有效手段把它创造出来。
第三、科学活动偏重于软性的管理，技术活动偏重于硬性管理。科学活动的管理，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管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难于事先硬性做出规定，要求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做出某个具体内容的发现，在什么时候完成，用什么方法完成等等。而技术活动，特别是工程技术设计活动则不同，它的管理具有较为严格的计划性和明确的规定性。
第四，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对于人才的要求也不相同。这是由两者的基本任务、成果表现和管理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科学人才应该具有特有的好奇心、独到的想象力、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等等；而技术人才在运用科学原理研究技术的时候，既要考虑这项技术在原理上的合理性，又要考虑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造价上的经济性、操作上的安全性和社会上的适应性。总的来说，科学人才着重要求“从实到虚”的才智，技术人才则着重要求“从虚到实”的能力。
（2）联系：两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劳动性质基本相同。他们都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创造性的复杂劳动。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都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一般都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掌握有关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第二，在劳动成果上，科学成果和技术成果都可以用信息的方式进行储存，以知识的形式进行传授，它们的“产品”在本质上都是知识性的产品，并且这种知识性产品在交换过程中都会出现增殖效应。这是科学产品、技术产品与实物性产品的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第三，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日益相互渗透、明显地出现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使得它们原来的一些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一新的社会机制意味着，科学研究本身不得不包含其本身的应用和商业化，而现代技术却变成“科学的”了。
（三）静态分析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得出了关于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静态关系图，这一图形很直观的表现出了这三者之间的静态关系：
二、知识、科学和技术的动态分析
（一）知识科学技术的动态分析
1、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和技术是脱节的
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它们各自独立发挥社会作用，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往往是脱节的。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术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探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在科学理论上还没有搞得十分清楚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可以实现它，而科学上已经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实现。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常常同理论科学没有直接联系。
2、到了19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互相制约、相互捉进的关系
科学经过中间环节与技术相联系，技术则通过中介因素作用于科学。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在时代的社会的环境中进行的。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科学的基本目的是为技术提供理论原理，科学只有通过技术才能确定它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同时，现代技术也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技术要有重大突破，如果不懂得它的理论原理是很难实现的。技术已在相当大约程度上变成了“科学的应用”。
3、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在20世纪中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表现在：在技术发明过程中，许多方面都要用到科学，从“确定方向”的基础科研到科学研究的实际运用以及技术定型定级等等，建立了像链条那样串在一起的技术系统。这里面的“前因”和“后果”紧密地连接起来，技术的精髓少不了科学的介入。在技术发展无法向前推进一步而产品和生产方法显得陈旧的时候，人们就要向科学求援，求助于源于科学的、理论的“先决要素”。于是科学应用成了科学本身的一项内容，而技术源的设计则是技术研制的起点。这种科学与技术的新关系表明，一旦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就能较快地在技术上得到应用；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在相当多的科技活动中，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以及创造已经融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一种活动的两个侧面。总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已成为客观事实.并已在为人们所认识。
（二）结论
通过上面概念的动态分析，笔者认为知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个结论：
1、从上面的动态分析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两者均属于知识。
2、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技术主要是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前进，与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的联系很不密切，它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验的传授，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而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现代的一些大型技术、突破性技术，无一不是建立在已经相对成熟的科学原理之上的。
3、从现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来看：在现有知识提供的背景下，知识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出现了天才式的新技术，随后通过科研人员的理论提炼，上升到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高度；或者是科研人员在原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上的新的突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达到指导技术发展的目的。
4、从广义上讲，知识存量包括人类所有知识在内的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知识存在形式，也就是编码化知识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各种存在形式的总和。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更主要的是隐含经验类知识。这种种的发展，都离不开现有知识提供的智力支持，都是以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为基础的。
三、结论：从知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辨析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
通过上文对于这三个概念的静态的比较和动态的分析，笔者推导出了以下几个结论，这些结论能够使这三个概念的辨析更加的完整并使这一辨析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一）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价值，如何用知识创造价值是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进一步说，如何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科学和技术等一系列知识，然后以这种新的知识创造价值，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推动着整个知识经济的发展。
（二）现有知识向新知识的转化是目的，科学、技术都是手段。
新知识的提出是以现有知识为基础的，因此现有知识的丰富与否决定了一个社会创造新知识的潜力。不论科学还是技术，都只是推动现有知识向新知识转化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并且在现如今的发展趋势下，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推动知识更新换代的主力军，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三）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新旧知识转化的意义
既然知识是具有价值的，那么如何处理现有知识与新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答案就是构建知识产权制度，这实际上关系到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即知识产权制度能否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新知识的创造，同时也暗合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繁荣。
（四）动态关系图
为了更直观的表现知识产权制度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笔者将上文的内容整理成了一个图形，以期能够更好的彰显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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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教育技术创新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单向线性观”：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之中
从来源的角度看，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主要有两种：一是其他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中．如计算机技术：二是基于教育理论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如知识可视化技术。在形式多样、功能多元的信息技术中，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应用于教育中。仅有那些满足教育需求的，才能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在此背景下，人们较多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单向线性过程，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单向线性观”。例如，教育技术创新的T具要求必然是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移植到教育中。教育技术创新的“单向线性观”把信息技术看作教育发展的外部变量。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的线性模式，所以逐渐为学者们所抛弃。
(二)“循环互动观”：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
当还仅仅作为一项产品存在于教育之外时，信息技术并不会对教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信息技术必然需要经历与教育融合的过程，只有当其成为教育必不可少的要素时，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于是，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特征加以解释，而必须在教育的视角下分析考察。此时，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仅仅具备自身的特征，而且被教育系统不断构建。131在此背景下，人们逐渐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循环互动观”：即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使教育发生改变时，已经与教育融合在一起。具体说来，一方面，信息技术按照教育要求不断调整后．融入具体的教育关系和教育活动中；另一方面，教育在吸收了信息技术因素后，自身的关系和结构也得以优化。可见，教育技术创新的“循环互动观”扬弃了“单向线性观”的不足．摆脱了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的线性模式。
(三)“系统建构观”：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的建构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和明显效果。教育技术创新逐渐能够为人们不断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新的方式和手段。这成为教育技术蕴含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例如，针对“中国电化教育的旗帜能打多久”的疑虑，南国农先生提出了“走出课堂，面向社会，中国电教的旗帜就会越举越高”的重要观点。在此背景下，人们日益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系统性建构，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系统建构观”。这种观点以当代信息技术创新实践为背景，在进一步扬弃“循环互动观”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创新看作是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的系统性建构，揭示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特征。拓展了信息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概括而言，上述三种观点虽然有较大区别，但都有共同的思维范式．即从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创新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对于教育技术创新研究，关注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之问的关系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关系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采用理论工具展开深入剖析。
二、教育技术创新本质的探讨
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融合．具有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双重属性。探讨教育技术创新的本质，不能仅仅总结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从技术创新哲学中寻找启示。技术创新哲学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创新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过程”。嗍因此，从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阐释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握教育技术创新的本质。
(一)教育技术创新的性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创造性动态塑造
首先，教育技术创新是为了满足教育需要而塑造“新信息技术”的过程。事实上，信息技术必须根据教育的需求，在具体的教育环境中被重新改造，才能真正融入教育关系中，成为教育的构成要素。例如，“开发一个教学技术方面的新‘制品’．不在教学第一线反复试用和改进，很难得到推广和产品化；设计一种新的方法，不在教学第一线反复试验。很难得到认可：提出一个新模型．不在教学第一线大面积观察和长时间跟踪．很难具有普适性。”阎可见，教育技术创新是根据教育需要来塑造“新信息技术”的过程。其次，教育技术创新是为开发利用信息技术而建构“新教育”的过程。教育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某个创新个人和技术团体的行为。而且是涉及众多教育组织的集体行动；不仅受信息技术的影响，而且受教育系统的约束；不仅包含着多样的教育因素，而且面向互动的教育关系。在此过程中．教育技术创新通过开发利用信息技术而建构“新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融合于教师、学生和教育内容等教育要素中，体现在教育关系和教育环境的方方面面。从而，信息技术以其自身的特性和具有的功能，逐步成为教育的要素．不断影响着教学活动，有力推动着教育发展。如果把教育技术创新看作是过程，那么其结果是达到新颖的教育形态——信息化教育。最后，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动态塑造过程，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协同进化、创造性结合的结果。“创造性是主体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显现。也就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产生具有社会价值的新成果的一种活动过程。”昀教育技术创新的创造性包括认识的创造性、信息技术的创造性和教育的创造性三个方面。其中：认识的创造性指克服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思维定势，提高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效果：信息技术的创造性指超越信息技术设计开发的习惯．采用新的方式设计开发信息技术：而教育的创造性则指克服教育环境对教育技术创新的抵制，引导教育接纳教育技术的创新应用。经过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创造性动态塑造后．信息技术已经不是原来的信息技术．而是面向教育需要被改变的信息技术。教育也不再是先前的教育，而是被信息技术革新而得以发展的教育。
(二)教育技术创新的内容：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
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创造性动态塑造，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借助特定的中介，认识和改造教育客体的结果。其中，教育技术创新主体指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教育技术创新客体指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活动所作用的教育客体：教育技术创新中介指教育技术创新主体采用的改造教育客体的方法手段。同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建构教育客体和创新中介。是能动性的因素；而教育客体和创新中介又制约着创新主体．让创新主体必须遵循教育客体的规律。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方面，教育技术创新主体认识教育客体的属性、本质和规律，为开展创新行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创新主体改变教育客体的物质形态，以尽可能满足教育需要。因此，从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看，教育技术创新是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知和创新性评价的统一。阐首先．创新性实践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能动地、创造地改造教育客体的物质性活动。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教育客体不会主动地按照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要求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改造和被改造的实践关系。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以自己的意图、知识和技能，调整和改造教育客体，才能使其更好满足教育需要。教育技术创新的创新性实践构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新方式。从活动内容看，它是体现教育需要的、使信息技术由潜在形态到显在形态转变的实践活动。从活动过程看，它要建立效率更高和效果更好的信息技术开发系统。从活动结果看，它实现了教育环境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新转换。其次．创新性认知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在思维中对教育客体的反映与建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产生知识、并加以不断发展的‘流’。”囹在此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知识可以拿来就用，必须产生新知识。因此。教育技术创新是应用已有知识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是创新性的认知过程。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性认知与创新性实践相伴相随、相互作用。创新性认知以创新性实践为基础和归宿，而创新性实践则以创新性认知为依据和引导。因此。创新性认知的根本任务是在把握教育需要和信息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教育技术“创新什么”和“如何创新”的问题。最后．创新性评价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对教育客体在经济、技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价值的认识。与理解教育客体“是什么”不同，创新性评价重在揭示和建构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创新性评价活动贯穿于教育技术创新过程的始终，包括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评估、开发阶段的原型评估和应用阶段的效果评估等。它是在信息不完备、时间在延续和目标多元化等情况下进行的．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行为。只有通过创新性评价活动．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思想、目的和信念等价值观念才能作用于教育客体上，促进创新目标的实现。在教育技术创新中。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知和创新性评价始终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其中，“创新性实践作为主要的、根本的内容．但依赖于创新性认知为其提供充分的知识基础，需要创新性评价为其提供恰当的目标方向。”[Ic0因此，教育技术创新中，创新性实践是根本．创新性认知是基础，而创新性评价是灵魂。三者共同组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内容。
(三)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构建
每一项信息技术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创造的。“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教育技术创新总包含着独特的价值内容，向教育提供崭新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创造性动态塑造，还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究其实质都是价值的创造。“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只有剖析教育技术创新的诸多关系，把握各种关系的价值负荷，才能全面把握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教育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复杂的、网络化的，其中最根本的为教育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首先，从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工具价值。在教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最直接的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从技术哲学角度看，信息技术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技术的整体和部分构成的结构是一个能产生反馈效应的静态组合”，“每一个层次都被一个更高的层次所包含．同时，每一个高层次也依赖它自身所包含的低层次”。因此，从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体现为在信息技术中的工具价值。具体包括：构建教育技术创新所包含的低一层次的信息技术要素，融人教育技术创新所从属的高一层次的信息技术网络，以及相同层次信息技术之间产生竞争或协作的关系。其次．从与教育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对师生的教育价值。在教育技术创新的众多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与师生的教育关系。教育技术创新不仅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而且必然蕴含在教育关系之中。
因此，从与教育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表现为参与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构建新的师生关系，塑造新的教育形态，形成新的教育模式。最后。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对人们的社会价值。“当前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会对当代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教育技术创新的众多关系中，最隐蔽的是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技术创新过程“必然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必然是在各种相关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达成一个平衡点”。[151因此，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表现在建构社会关系上，即以信息技术手段改善社会关系。概括而言，教育技术创新是面向教育需要的、在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之间展开的创新性活动。其性质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创造性的动态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识和创新性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工具价值、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三、教育技术创新方式的思考
“实现教育技术创新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技术创新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巨大工程。”从本质上看，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融合。具有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双重属性。那么，对于如何进行教育技术创新以及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教育技术创新．不能仅仅总结教育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从技术创新哲学中寻找解答。在技术创新哲学中，“‘形态论’是从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广阔的关系空间中，从哲学上历史地揭示不同性质的信息技术创新实践类型，进而在总体上把握信息技术创新实践发展的典型形态和趋向。信息技术创新实践形态主要有四种，即科学化信息技术创新、人文化信息技术创新、生态化信息技术创新和民主化信息技术创新。”旧据此，教育技术创新具有人文化、科学化、生态化和民主化的四种方式。它们既具有各自的特点与功能，又相互影响，彼此关联。
(一)人文化的方式：以人为本。采用人性化设计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应用是社会文化积累的结果。教育技术创新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融入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等人文因素。也就是说，人文因素不是与教育技术创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其所固有的内在因素。与人文因素、人文精神的内在关联，正是教育技术创新人文化方式的基础。教育技术创新的人文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与人文因素、人文精神密切结合，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把人的价值理想和情感要求等融合到教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让教育技术创新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幸福。教育技术创新人文化方式的基础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在人性化设计中，不仅考虑信息技术的功能作用，而且思量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不仅考虑信息技术系统的高效稳定，而且探讨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教育技术创新的人文化，需要采用面向学生的人性化设计。教育技术创新“应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符合教育本身发展规律，能够充分开发学生智力、发展学生个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将学生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人。”i191在人性化设计中，要重视学习者的心理特征与生理特征，使教育技术创新符合人体功能的要求；要重视艺术设计的应用．让教育技术创新与美的创造结合起来。
(二)生态化的方式：应用生态理念。促进教育和谐
传统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创新往往表现为通过分化、分解和分割等方式将复杂的事物变为单纯物，然后再组合为符合需要的复合物。“这种创新方式的实质精神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限定’、‘强求’。它把‘物’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连根拔起成为单纯的‘持存物’，其结果往往是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在此创新方式的影响下，教育技术创新必然破坏教育系统的有机联系。造成教育的生态危机。于是，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呼之欲出。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要与教育生态系统密切结合，着眼于教育生态系统的和谐，推出有利于改善教育环境的新信息技术，创建与教育环境相协调的新教学资源。尽管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与人文化方式指向不同，但实质上都强调面向教育需要和促进人的发展。为此，教育技术创新需要应用生态理念，协调教育系统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促进教育系统和谐提供新的思路。在教育技术创新开发应用中，要考虑到信息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对教育生态环境的作用，充分发挥其正面影响，有效消解其负面作用。在保证信息技术的性能、质量和成本等要求的同时，要优先考虑信息技术的教育属性，并运用生态学原理，使信息技术制品进行恰当的资源转换和合理的信息流动，从根本上促进教育生态系统和谐。
(三)科学化的方式：不断开拓视野。选用综合方法
‘科学化’是技术创新人文化和生态化的基础和手段．没有‘科学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技术创新的人文化和生态化。”教育技术创新是在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教育技术创新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教育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技术创新的科学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要密切结合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进行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面向教育需要的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技术创新作为一个交叉性的领域，“其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高度复杂性。从单一学科出发很难揭示其本质”。1221为此．教育技术创新需要开拓视野。选用综合的科学方法，不仅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应借鉴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技术创新．并不是不同科学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根据具体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征和目标，选择最优的科学方法。总体看来，技术创新活动“正在以科学研究为横向背景，以教育研究为纵向背景，立足自身的技术特点，与生态学、脑科学、信息系统理论、情景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统计测量学等多学科综合，为更好地揭示人类学习规律、辅助人类学习而发展着”。
【关键词】高中 信息技术教学 新型 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B-0064-02
目前，我国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还不是学生学习的重点，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普遍存在着学生重视程度低的现象，很多高中生缺乏对这门课程的正确认识，重视程度较低，将信息技术课堂作为放松压力的时间。同时，教师忽视了自身的作用，不知道如何掌控课堂，缺乏责任感。另外，课堂效率较低，缺乏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缺乏合理的师生关系构建。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途径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提高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质量。
一、重新准确定位师生身份
我国传统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必须要服从和认同教师的言行，教师主导课堂模式和知识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从属关系。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和学生的掌管者，而学生是接受者和受管制者，但是目前，这种定位对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根本就不能彻底地修正和改善双方的关系。因此，只有重新准确定位才能构建起新型的师生关系。
（一）增强教师的责任感。目前，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中，教师缺乏责任感，普遍存在着话语权难以掌握的状况。因此教师要奉行以人为本的基本态度，克服高高在上的教学态度，把话语权还给学生，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同时信息技术教师要培养对这一课程的责任感，增强自我责任感的把持力度，要具有强烈的引导意识和园丁情怀，充分认识到这门课程的裨益。另外，教师也是知识的学生，为了更好地调整师生关系，教师要有学习精神和学习行动，从而促进师生关系的健康构建。
（二）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目前，在对待教师的态度上，很多学生存在着“看人下菜单”的现象，教师严厉、考试压力较大的科目，学生就会服从教师，对于那些考试压力小，教师温和的科目缺乏尊重与自律意识。因此，培养学生尊重知识、是一种教学方面的自我定位，培养学生自我约束能力是一种人格塑造，只有调整学生的自我定位和认识，才能使学生灵活掌握知识，敢于进行质疑。并且，课堂教学要摆脱填鸭式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将自我定位为知识的学习者和丰富者，才能丰富教师和整个知识体系的实践性，才能塑造自我。
（三）加大教育科学的宣传力度。教育大环境和家庭大环境对教与学的双方自我定位影响很大。我国家长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经常叮嘱学生在校听教师的，学生在上学之前就变成了教育的被动承受者。而教师则被公众认为是教育的主动者，这等于默认了教与学双方的地位，因此，为了让大环境接受新型的教育思路和模式，就要加大教育科学的宣传力度，通过合理引导、潜移默化地进行师生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培养，避免错误的舆论引导和环境引导，只有在正确的定位前提下，才能构建新型合理的师生关系。
二、创新交流方式与沟通纽带，构建新型课堂
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就要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和联动关系，以课堂为载体，通过师生之间对话方式与相处方式的变革，构建新型课堂，创新交流方式与沟通纽带。在师生之间通过师生对话形式，形成创新性的交流方式和沟通纽带，改变师生相处方式，直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同时，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师生关系构建，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根据高中信息技术自身特点，以课堂为载体，满足新型师生关系对教学模式和师生联动关系的需求。
（一）建立完善合理的课堂模式。教师与学生要以讨论的姿态对待知识体系，要保持信息技术课堂对知识的敏感性，敏捷地对新知识点进行思考与质疑，从而在追求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互动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并且师生之间的交流并非仅局限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在课外生活等领域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交流。考试时，教师要注意教考关系的调节，改革考试形式和分数评定机制，调整和改变对待成绩的态度，从而形成新型的师生关系。
（二）调整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性质与特点。要根据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性质与特点，理解高中信息技术的实用性，对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作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调整。高中信息技术所传授的知识，是比较实用的应用处理技术，因此，光掌握知识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重视课堂实践与课后运用两个方面，才能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日后解决难题、处理工作的工具。教师要以知识为基本点，培养学生对于新科技、新事物的敏感度，形成高中信息技术（下转第70页）（上接第64页）课程的知识构建，开拓学生的视野，做好每一堂课的教学工作。
（三）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在课堂教育中，教师的教育要有理论支撑，教师要利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引导性教育思路和方式的作用，懂得利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懂得目前先进实用的课堂联动技巧与方法，培养学生兴趣，将教育理论的实用作用与精神力量传递到师生联动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美结合。总之，构建高中信息技术新型师生关系重要的一步就是构建新型课堂，建立新型教学模式和联动关系，在自我厘清定位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课程的特殊性质与特殊要求，调整教学过程和教学模式，才能为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走出踏实一步。
三、新型师生关系模式的发展前景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会使知识的传播更加通畅，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这种教育氛围能够构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新型关系，教育者可以用更多讲述的方式来传授知识，会使知识的传播更加通畅。从学生人格培养与自身发展来说，为了使学生把握信息技术课程的精髓，新型良好的教育氛围能够无形中塑造学生的人格和个性，有助于学生科学态度的形成。同时，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能够改善尴尬的教育局面，如：教育效率低下，占用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时间等，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能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输送技术人才。
总而言之，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不但要重视师生关系问题，而且为了促进高中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要构建新型的科学合理的师生关系，要正确定位师生各自身份，重新审视教与学两端的正确关系等，同时要找到师生之间联动的正确方式方法，如：各种教学模式的创新设想，如何在师生相互契合间获取最高的教学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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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为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而举办。展览的宗旨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与目标；以视觉的方式展示艺术与科学映射出的深层人文景观与精神；促进未来高等教育领域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与互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以及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开拓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以期将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中国，也希望把中国对该命题的探索引入世界的多元探讨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做出前瞻性探索。”
展览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32所高等院校的近700件作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的11个展厅。作品以绘画、雕塑、艺术设计、书法等形式或综合艺术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研究、探索成果。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他还丰富了欣赏者对艺术的认知。在这700件作品中，大的已经是展厅不能容纳，中等的也差不多占据三分之一的展厅，而小的只有书本大小。从形式上看，既有最为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也有时下流行的装置，更有现代的数字化的影视以及相关的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作品。而从艺术（美术）的学科范围来看，基本上包容了除行为艺术之外的目前国内所有的科目。
这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综合性的展览，其根本是它强化了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并在这个被强化的概念之下扩大了艺术的表现范围，也提出了许多让人们深思的艺术问题。那些具有一定现代科学含量、而且又具有现代科技前沿性特征的一些作品，使无数的美术家们如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这时的“刘姥姥”已经找不到北了，已经无暇顾及艺术的魅力，更多的是惊讶科学的力量。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在这里确实突破了艺术的某些极限，比如影视中的特技、动画等等，在美术领域，也不仅是扩大了表现的题材，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美术领域的范围。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
据有关材料，这次“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入选作品基本取向是：
一、“在发现美的地方，同时也就找到了真”。入选作品都应展现或暗示人类想象的臻美追求与逻辑力量的统合，最终的评价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
二、在一定的意义上，艺术即直觉，而人类从有限的经验世界中得到科学的假设时，亦不能废止直觉的思维。入选作品，应揭示科学发现及其严密论证中所显现的美的直觉性。
三、科学介入物质手段，即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而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又成为艺术意境创造的物化条件。入选作品应注重材料和技术与艺术思维及审美理想之展示和创造性探索。
四、“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入选作品中应推崇和注重在“艺术与科学”主题下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并彰显自然宇宙或人类情感世界的普遍意义。
五、关注宇宙真理探索的同时，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入选作品应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并倡导人类和平、进步和相互协力之精神。
面对这一文本，对照展览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很少有作品完全符合这五条“基本取向”。但这并不说明展览中作品的质量问题，事实上展览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它们在美术的范围内还是表现出了艺术家们的创造精神。这之中的差异或许是文本的问题，或许是文本要求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它在体现“艺术与科学”的主题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有少部分作品过于强调它的科学的概念，以致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置入科技博览会中，它们正符合了李政道先生所倡导的科学的艺术化；另一端是有多数作品完全不能反映“艺术与科学”的概念，或者是简单地运用一些科学的符号，这些作品只是一般美术展览中的作品，但是如果用审视一般美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待它们，普遍的水平较高。可是，这两个极端处于一个展览之中，却是极其不协调。那些凝聚着古典精神的国画、油画，尽管显示了较高的水准，但是在展厅中显得不伦不类。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生物知识中找到花卉的生长的规律，从地理的知识中发现山水的物理特征，如果作如此解释的话，那么，“艺术与科学”这一命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虽然这个展览在展览设计上煞费苦心，但是基于中国美术馆的客观条件和具体功能，这个展览的展出空间极其局促，不仅影响了观赏效果，也降低了“艺术与科学”这一概念在视觉上的表现。
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多数艺术家的科学基础明显不足，而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还暴露出目前代表国家水准的经济基础的问题。6月8日，2001年太阳能应用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共有约300家厂商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展览，在展览上有一件太阳能雕塑《舞者》，不仅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且把握住了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技术，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的最热门的话题。
如果再把这个展览和2000年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中的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展览所标示的“艺术与科学”还是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后期的认知水平之上。当然，作这样的比较可能过于苛刻（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会场建设费是17亿美元），但是，这样苛刻的比较又正是建立在这个展览文本的“入选作品基本取向”之上。汉诺维世界博览会强调“持续可能的发展”，倡导“自然和技术的调合”，“艺术与科学展”也是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它们在相同的理念下，其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美术”旧有的程式。
另外文本所要求的注重“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在“艺术与科学”展上也有明显的不足。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两者的关系，应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艺术的材料从原始的粘土、木头、石块到随着科学发展而形成的经过冶炼的金属，特定的技术作为中介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与材料技术相关的表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又是艺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版画创作中，因为材料的不同，有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等不同的品种，而各个版种又有着与材料相应的表现技术。一定的表现技术与一定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雕塑创作中，新材料的出现，是现代雕塑不仅有玻璃钢、树脂等材料，21世纪还出现了太阳能的材料，那么这之中的技法肯定就不是原来的泥土的塑造。
艺术不是闭锁在最初的艺术模拟生活的有限的手段范围之内，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从而扩大了艺术的新领域。因此历代的艺术家都在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在艺术中的使用与完善，并极力掌握它们，为己所用。
艺术中的技术基础，一直都在科学发展的现有基础之上。人们在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关系中最容易找到技术因素与艺术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最容易发现在结构成形力和艺术成形力之间存在着量变。显然这一技术基础与艺术本体的关系还因为具体的艺术品种而有所区别，并表现出对这一基础的依赖程度的不同。相对于手工艺和艺术——技术设计这些被称为实用美术的品种来说，书画以及雕塑品种等对科学的依赖就要小很多。艺术中的手工艺进一步与技术的合作，形成了产业化的工场，而艺术的制造工程又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这时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就无法剥离。
从技术领域进入到表现领域，是艺术家发挥自身创造的一个过程，是艺术的飞跃，是质的变化。如果不能脱离技术的羁绊，或者仍然停留在技术的层面，那么，就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技术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审美评价的尺度，人们可能会用形的似与不似、色彩的准与不准等来评价一件具体的作品，但这不是最终的审美标准。
可以说，任何艺术中的基础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其中的科技含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现代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其科技的含量远非人类早期的美术创作中的技术基础所能比拟。但是，新的技术运用到艺术之中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特别是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有许多是难以融入到艺术的技术基础之中。而相对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审美的变化上并没有突飞猛进，这可能也说明了艺术和科学的不同。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科学和艺术有着“和谐的、互动的关系”，但是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方面来看，是一般性的基础与本体的关系；而从“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来论，是反映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谈论艺术与科学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各自的特点和客观的现实，在不违背各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找融合的可能和契合点，使艺术与时代同步，使科学借助于艺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
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有些专家和有些记者又在媒体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是21世纪艺术发展的大趋势。”“与科学结合，有利于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有利于艺术家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全方位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是不是“大趋势”现在还不敢说，至于怎样“融合”更有待讨论。但是，说到“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却反映出目前被说得比较热的“艺术与科学”这一个话题在认知上存在着一些误区。
吴冠中先生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基本上把科学和艺术的各自特性说得比较明白。因为艺术家和科学有之间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艺术家的“情感偏向”，正是科学家所要克服的，如果也要艺术家去克服“情感偏向”，艺术家岂不等同于科学家，那么艺术家如何去揭示“情感的奥秘”。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也像科学家那样先计算它的尺寸大小、位置高低，继而测量颜色的光谱数据，或者研究材料的分子结构，那么很难想象经过如此过程后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视觉图像——是没有艺术感情的建筑图纸？还是缺少激情的设计图纸？
有一种说法“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显然这样的说法有点问题，如果说科学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那么艺术追求的目标是情感的普遍性。科学的真理和艺术的情感之间泾渭分明。科学的真理有一定的标准，它的普遍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艺术的情感没有标准，它的普遍性则是通过模糊的审美认识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科学的真理显现的是科学的共性；艺术的情感表现是情感的个性。
科学和艺术还因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而有所区别。西方的科学文化传统产生了达·芬奇这样的典型实例，而与之相关的艺术中的科学的解剖、透视等，也是西方美术的具体成果。在中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人舍弃了“形”这个重要的技术标准，而以“气韵”和“神”作为最高的境界。它说明了中国人在形而上的领域表现了艺术的本质特点。这一明显的不同，其中反映了文化上的本质区别。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过于重视西方美术中的技术因素，以致在引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偏向，其后果就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正确和客观的认识。西方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在20世纪受到历史的重创，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的后浪推前浪，都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对原有的技术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则出现相反的局面，许多人以回归到技术层面而感到骄傲，而感到是发展和进步，这也是当前中国美术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国将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向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型变迁的关键时期，这是把我国社会推向全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变迁，必然会要求政治结构、科技结构、教育结构等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也就必然要求转型和变迁体育结构与之相适应。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的方式上，我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这样能符合我国国情和特色的方式；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的战略上，选择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样能推进我国实现跨越发展的战略。
当代体育科技教育体系是科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相当的体育科学技术学科是科学技术母体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应用、渗透而形成的，由此构成了体育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回顾过去的一百年，体育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是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21世纪现代奥林匹克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需要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国际奥委会已将体育、文化和环境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支柱，要依托奥运会环保理念协调人与健康、人与环境的关系，涉及环保、交通、通讯、场馆、医疗、服务等多领域技术知识，因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会促进我国体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将会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会使门类繁多的各门学科日益相互渗透，以“奥运”为“接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更加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在我国举办奥运这一新历史环境下，不仅预示体育科学个体学科的突增发展和学科群落的拓展优化趋向，而且也预示高等教育体系超前创建体育新专业契合社会文化、健康服务需求的态势。
我国的体育改革一直面临着动力（推动点）和机制科学选择的问题。面对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这一历史契机，要提升体育事业在我国各项事业、在世界体育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要充分发挥体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全面功能，就应使“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成为我国体育改革的发展动力和引擎，这是我国在向知识社会迈进中应当进行的关键选择。
1体育科技改革的战略构想
1.1体育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
——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指导思想。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加速推进独立体育科研机构转轨。加速建立体育科研体系与教育体系和运动技术训练体系密切联系的组织体系，优化智力资源布局，合理配置体育智力资源，形成“产学研”有机结合，体育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和应用相融通的体育创新体制。
——积极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向体育科技领域的扩散和渗透。加强体育运动技术学科经验知识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促进体育生物学科、人文社会学科与运动技术学科的交互渗透和融合，发挥体育生物学科的基础和优势效应，优化、发展和完善体育科学技术体系。
——建立体育科研虚拟研究组织，共享国内外体育智力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学科的创生，建成开放性的体育科研网络体系和运行机制。推进体育科研信息资源库和网络建设，健全体育科研咨询服务体制，促进体育科学技术进步。
——建立体育科研评议、咨询策划等中介组织机构，完善体育科技奖励、项目等的评审评议环节，并通过奖励等杠杆调控体育科技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健全体育系统内外部之间体育决策、投资等咨询策划渠道，使体育决策、投资等实现“科学效益”。通过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辐射体育科技的内容，并努力加速科技知识向体育系统的流动，促进体育知识体系容量的扩增。
——高等体育院校要建立体育科技创新的组织建制，构建体育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努力成为体育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建立起“开放、流动、竞争、协作”创新系统运行机制，分层次、多形式开展科学研究，创新发展体育科技文化，并在体育科研实践中锻炼提高科研、教学、管理队伍的素质和水平。
1.2体育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方针
——坚持改革与发展协调统一的基本方针，以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为关键，以体育科技进步为动力，促使体育科技在体育改革发展中担当起“科技兴体”的重责。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育科技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落实“科技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体育科学工作必须面向运动技术实践”，保证体育科技发展与体育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统一。
——坚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以体育“科技、教育、技术训练”结合的协同发展模式，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合理配置体育智力资源，努力创建体育创新体系。
——坚持“多学科联合、多层次结合、多途径合作”的体育科研组织方针，发挥体育科学研究对体育人才培养、体育学科建设的动力作用。
——坚持优秀体育科技人才培养造就和吸纳引进并举的方针，努力培养造就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功底宽厚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体育科技人才队伍。
1.3体育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对策
——根据独立体育科研机构数量较多、规模小、学科单一、体制封闭、研究方向不明、成果贡献率低等状况，积极推进独立体育科研机构的转轨，实现多数独立体育科研机构与教育体系和运动训练体系的有机结合，集聚体育智力等资源规模，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体育创新系统，形成体育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和应用相融通的体育创新体制。积极吸纳相关智力人才组建具有体育中介组织性质的体育科研教育咨询服务策划中心，并与各地相同相关组织建立网络联系，健全体育科研咨询服务和咨询策划体制；并将体育科研社团组织建制在体育咨询策划体制内，将体育咨询策划中心建成体育系统内外部之间对体育项目投资决策、规划策划、学术交流等的沟通组织，扩展体育系统与社会各系统的连接层面。
——鼓励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建立体育科研虚拟研究组织，共享国内外智力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体育新学科的创生，形成开放性的体育科研网络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体育科研信息资源库和网络建设，建成体育科研咨询服务组织机构，促进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尽快启动“体育科学技术信息网工程”，以国家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加快体育科技教育网络建设的进程，使全国体育院系、体育院系与其他大学之间建立科技教育等信息网络，实现体育智力、实验设备等资源共享。
——加速进行体育科学技术体系建设。高等体育院校要紧紧抓住“学科”这个科研与教育相结合的载体，加强体育科学体系建设。要认识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状况、特点、趋势和规律，积极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向体育科技领域的扩散和渗透；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揭示人体运动能力的本质，应用传感遥测等信息技术监控运动中身体技能，应用新材料、新能源，试制开发新器械、新设备等，带动体育新学科、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加强运动技术学科经验知识的理论化、系统化建设；促进体育生物学科、人文社会学科与运动技术学科的交互渗透和融合，发挥体育生物学科的基础和优势效应，优化、发展和完善体育科学体系。尽快启动“体育重点学科基地建设工程”，加速建设一批能创新体育科学技术，培养拔尖体育创新人才的学科基地。
——进一步明确体育科学研究在创新发展体育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体育创新人才、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和战略地位。明确体育科学研究面向“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两个体育主战场的体育科学研究总体目标和方向，积极落实推进与“两个计划”相配套的科技工程，并依此确立“体育科技教育创新工程，鼓励跨国、跨市、跨校、跨系和跨学科以多种形式和途径开展联合研究与学术交流，提高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水平与影响。积极开展为体育科研、教育管理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以创新、发展体育知识、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为先导和基础，以体育科学与运动技术交接点的攻关服务研究为重点和难点，积极促进体育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体育运动技术实践，实现体育知识技术的经济价值，以带动推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并加快启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形成体育本体产业和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促使体育本体知识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建立体育科研评议中介组织机构，完善体育科技奖励、项目立项鉴定等评审评议环节，使科研管理实现“政事分开”、“科学规范”端正对体育软科学研究的地位、作用的认识，通过加大体育软科学研究成果在体育科技进步奖励中的份额等多种手段，鼓励从事产生创新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策略，引导和影响体育事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体育软科学研究，通过奖励“杠杆”激励调控体育科技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积极以各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努力扩展、加大投入力度。对体育科研的投入渠道，将以发售体育、出售电视转播权、接受社会捐赠等渠道，筹集的“中华体育基金”的相当份额作为对体育科技教育的投入，设立“体育科技发展基金”，用于“全民健身、奥运争光科技工程”、“体育重点学科基地建设工程”、“拔尖体育创新人才工程”、“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等多项工程的经费投入；并将“体育科技发展基金”投入使用前由“中华体育基金会”统一管理，各项工程的评审评议及管理工作由具有评审评议职能的体育中介组织机构负责。
——加强对体育专利、版权、商标、注册设计等体育智力资产的管理和保护。积极倡导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坚忍不拔、实事求是等科学精神，努力营造利于体育科技进步的道德环境，促进体育科学技术更快进步。
——加紧建立培养与引进相结合，选拔与考核相结合，激励与约束相配合，流动与稳定相统一的体育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机制。设立“优秀体育学科带头人培养基金”，启动“拔尖体育创新人才工程”，制定“拔尖体育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计划”，努力建立利于拔尖体育创新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迅速脱颖而出的内部机制，形成培养造就优秀体育人才“成长库”。在人才市场中设立体育人才市场，积极建立利于优秀体育人才交流的社会机制，形成交流吸纳优秀体育人才的“流动场”。
2体育教育改革的战略构想
2.1体育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
——积极推进体育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统筹、调控，院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调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体育院校的统筹管理权责，变条块分割管理为条块结合管理，并突出地方政府对体育院校的统筹管理权责，优化体育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规模效益。建立健全体育教育策划咨询、评估评价、决策督导等中介组织机构，通过社会机制调控，引导体育各教育组织机构的活动，并形成体育各教育组织内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逐步建立布局、结构合理，多模式培养各级各种类体育人才的体育教育体系。突出体育高等教育在体育教育体系中的龙头位置和战略地位。充分发挥高等体育院校对创新、发展、传播、应用体育科学技术文化，培养各级各类高级体育专门人才的战略功能。
——高等体育院校要集聚区域体育教育、科技等资源优势，依托综合性体育俱乐部等建成区域体育发展中心，形成面向社会，开放性、网络化的终身体育教育体系。努力形成面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虚拟性、网络式远程体育教育体系。
——高等体育院校要适时创建新专业，努力调整办学目标和模式，深化内部体制改革。通过推进课程体系内容、教学方法、授课方式、考试方法和教材等改革，通过加强学生社会和科研实践以及文化素质教育等途径，传承体育科学技术文化，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21世纪体育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级体育专门人才。
2.2体育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方针
——坚持改革与发展协调统一的基本方针，以体育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以体育人才培养为重点，实现体育科技进步，促进体育教育在改革发展中担当起“科技兴体”的重责。
——坚持“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教育体制改革方针，优化体育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促使体育教育科类结构、地区结构、层次结构、形成结构与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协调统一。
——坚持“质量、结构、规模、效益”协调统一的办学方针，正确处理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通过办学模式目标、内部管理体制、课程体系内容、教学考试方法等改革，将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放在突出位置。
——坚持国家的教育方针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人才培养思想，保证体育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体育专门人才，发展体育科学技术文化，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坚持依照“学校体育教育是终身体育教育重要阶段”的指导思想，确定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育的目标和模式，建立促进体育科学技术社会化、产业化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
2.3体育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对策
——根据国家经济、政治、教育体制改革形势，按照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要求，积极推进体育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统筹、调控，院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体育策划咨询、评估评价、督导决策等中介组织机构，通过社会机制调控体育各教育组织机构活动，并形成体育各教育组织内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
——依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体育院校的管理权责，变条块分割管理为条块结合管理，优化体育教育资源配置。根据体育事业发展需要，国家与地方重点共建北京体育大学。将国家体育总局直属部分体育科研机构、全部运动训练机构转入北京体育大学，努力将北京体育大学建成集“科研、教学、训练”为一体的研究型高等体育院校，为国家和区域体育发展服务。多数体育院校转由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机构管理，成为集教学、训练和科研为一体的高等体育院校，建成区域体育发展服务中心。鼓励高等体育院校继续保持和增强与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办学，多形式、多渠道实现教育、科研、人才等资源的共享。
——依照“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统一的高等教育发展方针，规划布局和设置调整高等体育院校。根据高等体育教育科类、地区、层次和形式结构状况，设置调整专业类别、数量、规模、层次和口径，使体育人才的培养种类、数量、水平与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相契合。根据目前高等教育专业类别、数量情况，应扩大体育教育专业本、专科专业的规模，适度减少专业点数。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适时创建新专业，拓展新职业。调整研究生专业设置，可以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类型体育特点、规律等设置专业，改变目前研究生专业主要依学科而设置的状况，使专业设置更符合体育科学技术实践需要。应适当扩大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培养高层次体育创新人才。应减少中等体育学校数量，尽可能并入体育高等教育体系，形成多层次的体育人才培养链。
——依靠社会力量投资或体育等吸纳的体育基金投入等，鼓励依托高等体育智力资源，面向社区兴建多模式、多功能的体育俱乐部（包括运动技术培养训练、运动竞赛组织管理、运动技术等级认定、技术裁判等级确定、健身知识技能咨询培训、身体机能素质诊断检测、运动营养心理诊断处方等多项服务），积极扩展体育教育组织的辐射范围，充分发挥高等体育院校区域体育发展中心功能，促进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人口健康素质和生命质量的不断增强。
——高等体育院校要通过体育俱乐部、体育咨询策划中心等“载体”形式，建立与社会相联系的“接点”。通过多种融资手段与社区共建体育俱乐部，完善社区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功能，打破体育院校土地等资源限制，建成面向社区服务的实践教学基地，形成开放性、网络式的终身体育教育体系，以发挥区域体育发展中心的功能，积极为区域体育发展服务。将单项体育协会纳入体育院校的单项体育俱乐部，形成稳定的、实体化、民主化的组织设置，开展普及与提高系统训练链上多层次的训练、教学和科研。大力提高体育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通过网络式的“虚拟大学”等“载体”形式，建立面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性、网络式远程体育教育体系，使高等体育教育体系为促进体育科学技术社会化和产业化，为提高人口素质和生命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在传承辐射体育科学技术，培养造就高级体育专门人才中的源动作用和战略地位。明确体育教育教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体育专门人才，为“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服务的体育教育总体目标和方向。要根据服务面向的需要以及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加速调整确立办学目标、模式和专业，研究建立能培养多样化体育人才的多元办学目标体系。探索形成面向社会，开放性、网点式的体育教育教学、科研和训练（“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依靠与体育交叉学科优势创新体育新学科专业，以扩大体育人才培养规模，提高体育人才培养质量。
——高等体育院校和其它大学所属体育院系，还要根据办学目标和模式，研究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并相应地进行课程体系内容、授课方式、教学方法、考试方式、教材等的调整创新，并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努力实现教学方法现代化。积极调整招生面向，改革招生体制、内容、方法和标准，优化生源数质量。要加强人文文化和实践课程在课程体系的比重，努力提高高等体育专门人才的素质和水平。
——高等体育院校要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改变过去主要按教学需要进行组织机构设计的模式，以教学和科研两种组织形式为重心，探索构建利于教学与科研、训练相结合的组织机构，并找准面向社会发挥区域体育中心功能的接点，努力形成有利于体育教育科技创新的体育创新体系。
——要调整各级各类普通院校体育教育教学课程目标，明确体育教育不仅是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途径，而且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智育、美育等全面素质教育重要的操作性手段，还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实践手段。改革体育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方法，促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认识合理健身的原理，掌握喜爱的健身技能，为终身参加体育锻炼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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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28-01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新增专业，增设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本专业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构建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十分必要。
一、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内涵和特征
（一）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内涵
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在内涵上分为狭义和广义，我们一般理解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就是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在教学计划中经常使用的教学体系，这属于狭义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广义的实践教学创新体系不仅包含实践教学内容体系，还包括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管理体系、条件支撑体系等，在教学的过程中，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不仅要发挥主要作用，目标体系、管理体系等也要发挥各自的作用，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总体教学目标。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光和信息知识的能力，通过观察、实验、操作等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实验教学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特征
由于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都具有综合性，因此时间教学体系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很多教学内容都是对光电子器件的实际运用，以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因此时间教学体系具有实践性；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光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的实践需要依靠光电子和信息产业，教学的过程、实验的形式和内容都要依靠光信息技术，因此实践教学体系又具有开放性。实践教学的开展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还需要光信息和光电子等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场所、产品和经验，因此实践教学体系具有主体性。
二、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校内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由于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高校应该建设创新实验平台，集教学、实验、开发与一体，实验的内容围绕光信息和光电子器件的设计与开发，并不断创新实验内容，注重实验的应用性、创新性、开放性。在条件上，实验创新平台应该布局合理、科学，使平台具有良好的操作环境，在内容上，实验平台应该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相结合，把相关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光信息技术研究中去，在管理上，应该注重实验设备、师资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管理，使实验平台成为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各个部分都在发挥着功效。
（二）构建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与校内创新实践教学平台的基本属性、建设方法、管理模式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区别，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是校内实践教学平台的补充，两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条件上，校外实践教学平台一定要具备足够的场所、设备、师资力量和实践资源，这是最基本的条件，能够保证校外创新实践平台的正常运行，在管理上，校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应该借鉴相关企业的成功经验，请企业成功人士参与管理，与校内教师进行良好的配合，在运行上，学校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以光信息和光电子相关企业为主，利用好社会资源，加强校企合作。
（三）构建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
高校教学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因此，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需求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是把学生关在学校里，使教学脱离了社会实际，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学校应该和本地区内光电子信息企业加强联系，通过校企合作，请企业内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传授经验，让学生去企业内亲身实践，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了解，还锻炼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使学校教学和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培养出了更多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郭祥群,胡荣宗,穆纪千.着眼于素质和创新精神构建实验教学新体系[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4,21(2):183-188.
华农大和温氏集团产学研历程
从温氏集团和华农大产学研合作的规模和层次来看，先后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
温氏集团与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书，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取得集团10％的股份，成为当时集团内最大的股东。学校派出5～7人组成的专家组进驻集团，动物科学系主任作为温氏集团董事会成员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专家组成员主要担任技术指导工作，并兼任副总经理、经理、场长、厂长、所长等职。学校则聘任温氏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校外指导老师，形成了“校企一体”、“校企互补”的紧密合作形式。
发展阶段(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十五”末)
动物科学系与学校其他有关院系通过原始创新和组装集成进行科技创新。为温氏集团提供了包括饲料加工技术、鸡种培育技术、肉鸡饲养技术、动物营养保健技术、疫苗防治技术、禽病处理技术、兽药制造技术、分割鸡生产技术、配套服务技术和信息管理技术等的适用科技成果，并协助企业建立了温氏食品集团南方家禽育种中心、育种场、家禽研究所、鸡基因库，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全面发展阶段(本世纪“十一五”)
2006年华农大与温氏集团开展第三期合作，并签署《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食品集团合作协议》，由以往温氏集团和华农大动物科学学院为主体的合作，提升为与华农大的全面合作。
华农大和温氏集团科技创新的成功实践
华农大与温氏集团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担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缩短创新时间，加强基础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由此提升温氏集团技术创新能力和华农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办学水平，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最终加快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建设“产学研”科技创新平台
自1992年起，温氏集团以技术领域的合作为重点，以吸引华南农业大学教师到公司担任管理要职、建立技术职称评定体系、以华南农业大学作为股东成立股份公司、建立温氏研究院等多种产学研合作形式为依托，先后与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校企双方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成立了专门的研发机构。经省科技厅、发改委、经贸委批准成立省级食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经省科技厅批准成立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经省经贸委批准建立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经国家人事部博士后工作管理办公室批准成立温氏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设立温氏科研基金。为提升集团公司的科研力量和水平。企业设立温氏科研基金，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O.5％用于资助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活动。温氏科研基金由技术发展委员会协调和管理。基金除了资助集团内部科研人员进行研究以外，还公开向社会招标，对生产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或潜在的重大问题进行攻关。
建立通用研究平台。集团公司投资3000多万元，成立了专门的肉鸡、肉猪、种鸡试验场所等科研基地作为各项科研项目的载体。各实验室(饲料质检中心、生物工程中心、疫苗质检中心、生物制品研究室、信息中心)配备了如NIR近红外测定仪、原子吸收仪、液相色谱仪、热能测定仪、PCR仪等大量先进的科学仪器。目前正在筹建的P3试验室，能满足开展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到动物群体水平等各类研究项目的需要。
对优质肉鸡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科技创新
通过校企产学研合作，系统开展特色优质鸡品系和高效配套系的选育、集约化生产条件下饲养技术研究、优质鸡营养参数研究、优质鸡全价配合饲料技术研究、饲料添加剂配方技术研究，选育优质肉鸡品种、攻克关键技术、开发相关产品，并在生产中将这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科学集成、相互配套，组装成优质鸡产业化关键技术群，研究成果“优质肉鸡产业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建立完整的家禽繁育体系。一方面通过收集丰富的育种素材，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优质肉鸡种质资源库，收集的育种素材包括清远麻鸡等42个品种品系，并对这些育种素材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同时测定了生产性能，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些丰富的遗传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已建立和培育了专门化品系30多个；此外，还建立了优质肉鸡的繁育体系。
建立完善的家禽饲料生产体系。对各种优质肉鸡的营养需要与饲料配合进行系统研究，确定了优质肉鸡的能量、蛋白质和氨基酸需要等营养参数；对各种饲料的营养价值进行了评定；制定了25种饲料的企业标准；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优质鸡料中的各类添加剂的性价比及合理用量；通过全期饲养试验分类别系统研究了小麦等不同原料在不同生长阶段肉鸡料中的合理用量，在保证肉鸡生产成绩正常的同时有效地降低养殖成本。
建立科学的家禽生物安全系统。学校通过技术支撑，建立了适合一体化养殖企业的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家禽生物安全系统。一是建立四级技术管理体系：第一级为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专家教授为主，其他大学、科研院所顾问为辅；第二级为集团生产部；第三级为二级公司生产技术部；第四级为各分公司肉鸡饲养技术服务部。二是对种鸡场及养户的场址及鸡舍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实行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三是建立抗体监测、评估、交流体系。四是实施科学的免疫程序。
建立科学的家禽食品安全系统。引入IS09001质量管理标准实施质量管理，对传统的“公司+农户”管理模式加以创新，将若干养殖户组建成一个现代养殖户，内部施行全进全出、相互协作、共同劳动，提高生产、流通和加工环节的组织化程度，严格控制畜禽疫病防治环节，杜绝畜禽产品受到致病微生物和药物残留等污染现象的发生。
优质肉猪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科技创新
华农大和温氏集团系统开展种猪育种和品系培育、猪营养需要与饲料配合技术以及热带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猪的集约化饲养技术和疾病控制技术等研究，在畜禽生产生物安全系统建设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肉猪繁殖体系。通过引进世界肉猪优良品种，开展大规模商业育种，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肉猪繁殖
体系。育种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建立多个种猪育种中心、2个广东省原种猪场和6个种猪繁殖场，培育了8个高效瘦肉型种猪品系，4个优质种猪品系，其中“华农温氏猪配套系I号”已通过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猪专业审定委员会审定。
建立了优质的猪系列饲料生产体系。通过研究不同品系猪(种猪和肉猪)、不同阶段猪的营养需要和饲料配合工艺，成功研制出适合“温氏”猪的优质全价配合饲料、“温氏”乳猪料和小猪料，建立了优质的猪系列饲料生产体系，猪营养与饲料技术水平跨入国内先进行业。
建立了种猪、肉猪疾病综合防治技术和饲养管理技术体系。深入研究热带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种猪、肉猪各种疾病的发病规律和预防治疗方法以及产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疾病综合防治技术。建立了猪重要传染病的快速诊断方法，系统研究了各种疫苗的抗体消长规律，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华农大和温氏集团科技创新的启示
温氏集团的成功，是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范例，也是校企产学研合作的典范。通过分析华农大和温氏集团产学研合作历程和科技创新实践，不难发现合作双方在平台建设创新、合作模式创新、管理技术创新、科研导向创新、合作文化创新和合作领域创新等方面都值得借鉴。平台建设创新
华农大和温氏集团校企产学研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既不完全依赖学校科研平台。也不完全由企业自建科研平台。而是既充分利用学校科研平台，也投资自建通用科研平台，同时还联合申请各级政府的科研平台建设资金。既有食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也有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还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多渠道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科研平台。为产业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合作模式创新
华农大和温氏集团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是一种股份合作的新型合作方式。华农大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取得集团10％的股份，成为当时最大的股东。派出的专家组长期在温氏开展工作，全面参与家禽育种、饲料营养研究、鸡病疫情监测和疾病防治、经营管理、技术培训等各项工作，并担任企业部门经理、副总经理、公司顾问等职务，此外双方还共同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省科技攻关等重大重点项目。
管理技术创新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科学技术。实现企业管理建设创新。企业产品达到国际优秀企业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技术性能指标和质量指标上完全达到一致性，同时使公司管理从粗放式转向集约式，从手工操作转向电脑全方位操作，并不断提高公司规范化、文件化和自动化程度。从而达到管理水平和技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确立现代企业的信息化、数字化管理。
科研导向创新
校企产学研合作一方面始终坚持原始创新，充分发挥好高校基础理论优势，从繁殖体系建设技术到饲料生产技术体系、饲养管理技术再到疾病综合防治技术，有多项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发挥好高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和企业管理资源优势，以解决生产实际困难为导向，不断形成创新产业技术体系。
合作文化创新
华农大与温氏集团合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股份合作的新型合作方式。而且，华农的教授、专家等高技术人才在温氏集团担任职务。既把华农大的技术成果、精神作风带到温氏集团，也把温氏集团的文化和做法带回学校，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研基地发展等提供新型模式。华农大和温氏集团两种文化和精神的碰撞。促进了双方的发展。高校从企业汲取了新的营养，企业拓展了新的发展思路。
摘要：外语教学中的教育技术，既包括具体的信息技术手段，也包括教师认知、素养、教学方式、方法和理念，具有多层次性。201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外语教育技术――从范式到学科》堪称外语教育技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本文将从内容提要、特色和研究局限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词：外语教育技术；范式；学科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098-02
经过口传时代、手抄文时代、印刷时代以及当代电子技术的推动和发展，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每一次外语教育方法的变革都与教育技术（媒介）的革新休戚相关。随着教育技术理论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教育信息化对课堂教学的推动和促进，人们对外语教育技术的认识从早期电化教学的简单认知逐渐向学科化方向转化。201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胡加圣的力作《外语教育技术――从范式到学科》，堪称外语教育技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
一、内容提要
本书共分九章。主要内容结构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模块：第一个模块是理据，涉及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据与外语教育技术的范式理据。正因为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具备整合的机制基础，外语教学才有“技术化范式”产生的可能。第二个模块是理论与方法，描述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技术实体与外语课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详细描述所涉及的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学过程。第三个模块是范式。在方法评价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作者尝试建立基于学科本体、能够体现外语教育技术特色的研究范式。第四个模块是专业建设及初期发展。作者梳理了教育技术学必要的专业建设背景和条件，尝试基于翻转课堂与慕课教学来进行外语课程模式设计与构建研究。
基于上述四个主要模块，作者做了周密的理论论述与理据阐发，并进一步展望学科发展的趋势。
二、理论特色
本书的理论特色突出，可以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加以论述。
1.剖析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整合机制。本书作者深入阐释了外语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机理。作者认为，语言与信息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和本质的同一性。由于外语教学是语言教学，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也有本质的关联性。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这种内在的共生性、本体性和封闭性，使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与教学的交融、整合提供了学理基础和逻辑基础。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的整合成为外语教育技术化教学范式形成的理论依据。
外语教学技术化范式的转换过程，就是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体系有机整合的过程。信息技术与外语听、说、读、写、译各门课程的有机整合，是两者关系的最佳体现和最优发展模式。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起到工具和认知作用。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媒介信息等工具也成为外语教学中系统知识的有机构成部分。
本书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信息技术和外语课程整合表现为具象和抽象的两个层面：具象的整合是寓技术于教学过程之中的实际方式，这是具象形态的技术，即“形而下”的技术。抽象的整合是生态化整合理论产生的基础，这种抽象的系统方法层面的技术，即“形而上”的技术。两种层次的整合促成了基于设计的外语教学研究：即，整合的技术机制就是教学要素作为教学信息的声像转换过程。整合的本质最终表现为教学设计的过程。整合过程的完成，标志着一种新的教学理论体系――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2.提出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范畴。就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问题，本书作者做了深入思考，其研究具有逻辑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作者首先描述了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即外语教育技术学是交叉学科，整合了外语教学和教育技术学两门三级和二级学科。外语教育技术学科自身的特点还有“质的规定性”，即运用教育技术来优化外语教育和教学过程。第二，作者分析了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知识基础，在现有研究本体论层次、实践论层次、方法层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层次：外语教育的知识基础层次。作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来源于教育学、语言学的知识基础，同时植根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相关学科。作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知识基础的四个方面：哲学基础由信息哲学、语言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教育哲学构成。方法论基础主要指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中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理论基础由语言学理论、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等组成。技术基础由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组成。第三，充分阐明外语教育技术的定义与学科性质。作者认为，外语教育技术是在外语教学实践中，以教育信息技术为基础背景，以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以语言教学为根本目标，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外语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将外语教师、学生、教材、课程、环境等要素与教育信息技术有机整合起来，达到促进和提高外语教学绩效目标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第四，作者指出，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属性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这里的“技术”不是物理技术，而是在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外语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中所体现出来教学管理和教学设计等整合、方法或艺术，突出生态化整合理论的建构，并就整合特性做了四个角度的详细分析，强调其本体性、封闭性、信息化、整合性。
3.明确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和内容。本书作者在做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建构的过程中，详细阐述了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外语教育技术学从逻辑上讲是外语教育技术本身。外语教育技术本身并不是外语教学中的技术。外语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是实体技术与外语课程各要素整合过程中的各种相互关系。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外语教育技术的学科理论、专业设置、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教材编写等内部要素，以及外语教育技术学的产生背景、学科地位、学科发展、学科政策、现实意义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外部因素。表现在教学资源上，是指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技术所构成的四个要素的整合。表现在教学过程上，有课程设计环节和教学过程实施环节。从技术形态的角度划分，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网络外语教学、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多媒体外语教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语言的统计分析等内容。特别突出了外语教育技术视域下的系列课程构建设计实践，在“外语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模块、外语教育技术与课程融合模块都有独到的课程设计理念和思路。
三、研究局限
本书提出的新观点、新理念、新思路让人耳目一新，对于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非常有启发性。笔者是一名外语教师，长期从事课堂教学，对于书中很多观点深有同感，但是没有做到如此深入的思考。在深受启发的同时，我就书中某些细节问题谈谈作为一线教师的看法。我的专业是外语教学，不从事外语教育技术专业，所谈几点可能不够专业，仅供参考。笔者认为，本书在如下细节上可以再考虑一下：第一，在内容结构上，各部分并非均衡。第二，在理论描述上，对于信息哲学的理论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关注其在未来的外语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第三，在内部衔接上可以做进一步的细节斟酌。
综上所述，尽管还有细节上调整的空间，本书对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理研究做出了全面的概述，涉及相关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与其他各类语言问题之间的关联。整体来看，本书的出版成为外语教育技术研究进程中的里程碑。在未硎年中，该书很可能是外语教育技术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
参考文献：
[1]胡加圣，冯青来，李艳.信息技术在与外语课程整合中的地位与作用解析――兼论外语教育技术的学科性[J].现代教育技术，2010，（12）：72-77.
[2]胡加圣.基于范式转换的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研究
[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3]胡加圣，陈坚林.外语教育技术学论纲[J].外语电化教学，2013，（2）：3-12.
[4]李龙.教育技术学科知识体系的构成――三论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与实践[J].电化教育研究，2004，（2）：3-8.
关键词：智能科学与技术；知识结构；应用型人才；人才培养；知识型能力本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20）25-0153-03
1引言
智能科学与技术主要包含智能科学和智能技术两部分内容[1]：智能科学是以人如何认知和学习为研究对象，探索智能机器的实现机理和方法；智能技术则是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人造系统，使之具有一定的智能或学习能力，让机器系统为人类工作。目前，在本科专业目录中，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是计算机类之下的特设专业，在现有的人工智能专业群中，除了新设的人工智能专业外（2019年全国共有35所高校获首批人工智能新专业建设资格），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与全球范围大力推进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关系最密切，契合度最高。一方面，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将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理论支撑、技术推进和人才支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直接影响着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专业发展和人才需求。
2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因此人工智能将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企业对具有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背景的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首先，IT企业纷纷涉足智能科学领域，提高产品智能水平；其次，许多传统制造业也在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进一步提升到智能制造型，并逐渐具备高精尖装备制造能力；此外，医疗、通讯、交通等行业也对智能科技人才有着迫切的需要。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智能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才数量和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从人才的金字塔型分布来看，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不仅需要高端学术型人才，更需要接地气、重实践的应用型人才。随着“中国智造”的不断推进，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已由顶层设计和关键技术突破向生产、应用、装配、服务等环节延伸，迫切需求大批专业技术精、实践能力强、操作流程熟的应用型人才。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了13个新职业信息，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催生了相关专业技术类新职业，可形成相对稳定的从业人群。
3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中国制造2025》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强调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提到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通常而言，人才类型分为三类[2]：学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实际上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需求来看，应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界限相对模糊，可统称为应用型人才，即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展，人才需求数量基数最多、缺口最大的就是应用型人才，这也对众多高校培养人才的导向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我们重点讨论智能科学与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可从职能、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行业（产业）导向四个方面来分析。
3.1职能
智能科学与技术应用型人才是培养面向各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工程设计、开发及应用，掌握各类现代智能系统设计、研发、集成应用、检测与维修、运行与管理等技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3.2知识结构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其知识结构包含了三个并行的基础领域：电子信息、控制工程、计算机，也蕴含了电子信息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体现了智能感知与模式识别、智能系统设计与制造、智能信息处理三个方面的专业内涵。
（1）智能感知与模式识别
属于电子信息与计算机交叉领域，主要定位在机器视觉与模式识别。包括三维建模与仿真、图像处理与分析、图像理解与识别、机器视觉、模式识别、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主要课程包括：电子技术基础、信号系统与数字信号处理、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
（2）智能系统设计与制造
属于控制工程领域，包括自动控制、无人系统与工程、精密传感器设计与应用等。主要课程包括：机械基础、工程力学、自动控制原理、传感器与测试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机电系统分析与设计等。
（3）智能信息处理
属于计算机领域，包括交通大数据、汽车与道路安全大数据等的分析与处理、信息处理与知识挖掘、信息可视化等。主要课程包括：智能科学技术导论、计算机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数据结构与算法、嵌入式系统设计等。
3.3能力结构
智能科学与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着眼于人工智能工程应用，要求学生具有运用计算机及相关软硬件工具进行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应用的能力；具备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集成、运行与管理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分析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其能力结构可以借鉴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BasedEducation，简称CBE）模式[3]。
CBE是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代表国家为加拿大和美国。该模式以能力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一切教学活动均围绕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展开，CBE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色：能力导向的教学目标；模块化的课程结构；能力为基准的目标评价体系。该模式所培养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具有较强的专业综合能力和职业能力[4]，在一定时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单纯的CBE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这是由于目前许多职业岗位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其形式和内容均会产生动态变化，要求现阶段的人才培养具有延伸性和前瞻性，既要兼顾眼前，也要考虑应对智能化浪潮，打好基础，提高自学习能力。因此，智能科学与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有一定岗位针对性，但并不是完全固化岗位内容及层次、固化知识属性，必须强化自我学习能力，才能实现能力可持续增长，岗位的向上流动性以及知识和经验的进化，才能真正适应人工智能时展的需求。
自我学习能力的形成与提高往往源于知识结构的构建[5]。为了塑造更合适的能力结构，需要CBE模式与知识结构的相辅相成，有鉴于此，将这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称之为知识型能力本位教育（Knowledg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简称KCBE）模式，这也意味着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放在并重的地位，既着眼于预期能力的培养，也必须让学生筑牢学科专业基础，在走向社会以后，在知识引擎的作用下，通过自我学习，具备并提升适应未来的、新的智能化岗位需求的能力。
3.4行业（产业）导向
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角度，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以“智能化应用”为就业大方向，具体而言，包括：
（1）智能感知与模式识别领域
主要从事电子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分析、应用等领域的研究、设计及应用，包括图像处理、机器视觉、工业视频检测与识别、视频监控、传感器设计及应用等。
（2）智能系统设计与制造领域
主要从事智能装备、智能制造、智能管理、智能服务等领域的设计、制造及应用，包括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产线、智能物流、以及智能运营与服务等。
（3）智能信息处理领域
主要从事计算机数据处理、分析、理解、管理、以及服务等领域的研究、设计及应用，包括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分析与预测、交通大数据分析应用、道路与汽车安全大数据分析、智能交通、智能电力、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
涉及的产业领域主要包括智能制造，如工业互联网系统集成应用，研发智能产品及智能互联产品等。其他的领域还包括智能农业、智能物流、智能金融、智能商务等。
产业需求带动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在满足产业需求的同时推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引燃了新的产业需求。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相互作用，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这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与智能科学与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之间表现的得尤为突出。
4KCBE模式人才培养的主要措施和途径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模式一定是和人才需求、学校定位相適应的。培养应用型人才，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从教学体系建设体现“应用”二字，其核心环节是实践教学。结合上述的KCBE培养模式，知识结构在能力培养过程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能力培养方面，知识和实践作为两大要素，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必须齐头并进，既要固基础，也要重实践。
（1）筑牢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基础，构建与智能化应用相关的知识体系
在本科的低年级阶段，应注重公共基础课，特别是数学和力学课程，还应充分了解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内涵，让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本科中高年级阶段，重点强化专业基础，包括电子技术基础、自动控制原理、传感器与测试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数据结构与算法等。归纳地说，应该筑牢数理基础、计算机基础、机电基础和控制基础，因此对原理课程需要强化，这样对很多工作机理、来龙去脉的理解才能深刻。
（2）增强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实践环节，构建以能力培养为重心的教学体系
按照KCBE模式，校企合作是强化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6]。学校根据人工智能企业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实践课程内容，根据企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课程体系以避免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相脱离。人工智能企业还可以参与学校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的制定，并为学校实践教学提供各方面支持，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142-02
一、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内涵与关系
1.两者内涵。“科学”指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技术泛指根据自然科学原理生产实践经验。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主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的一种活动，是发现和发明的统一体，它的最高目标是求真。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它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种规范和准则，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它是通过人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起作用的。情感、美好、幸福等一切“善”是道德存在的力量之源。科学技术与道德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真善的关系，两者的完整结合必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矛盾正在日益凸显。
2.两者关系。在中外思想史上，对于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科学技术与道德相斥论。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与道德是对立、排斥的关系。他们认为科技的发达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灾难，与此同时也将伴随着道德底线的降低和道德思想的堕落。另一种则是培根等学者支持的科学决定论。他们认为科学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而科技的成熟自然会给人类带来益处，从而进一步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他们把科技进步看作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上述两种观点有些片面。科学技术与道德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技术是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行为及其规律，而道德，则是反映人自身的行为规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二者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并存在于不同领域。科技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使得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观念得到提升，道德情感得到升华，并促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与规范。而进步的道德观，也在精神力和文化观上积极推动和支撑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因此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因科技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而对社会的道德教育持悲观情绪，持无所作为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会自然改善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会导致对伦理道德教育的忽视。总之，我们不仅要瞩目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且还应当重视通过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有长足的发展，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科学技术对道德的影响
1.科学技术对道德产生的利处。科学技术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发展使人们传统而保守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得以改变，并逐步地渗透进道德情感中，使之得到升华，人们的价值观渐趋科学、合理，并促进了智慧的生成，进而带来了很多创新，又进一步带来了科技的更新与社会的发展。
2.科学技术对道德产生的危害。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工具理性转化为操纵人类一切生活的手段时，人自身也成为工具理性所任意摆布和支配的工具，人为物所奴役，失去了各种精神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计算机的兴起与网络技术的繁盛，使得世界越来越虚拟化、隐蔽化，网络的不真实引发了很多道德伦理问题，如网络欺诈、网络色情……青少年更是整日沉迷在游戏与聊天中不能自拔，甚至出现亲情淡化冷漠现象，更有甚者走向自杀。网络像一根纽带，联系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也像一堵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远。生物技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伦理难题。基因技术使人类揭开了遗传的秘密，也为人类疾病的医治带来了希望，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相当多的问题。人们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克隆人的商品化、商业化，还有贩卖人体器官等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心灵的空虚、恐怖、焦虑和绝望成为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运用得是否得当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它的工具理性价值必须有一个正确导向才能使自身优势实现最大化、最优化。而伦理道德正是这样一个人文精神工具，所以，我们应当用伦理道德去关怀科技，对它进行规范和导向，才能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
三、如何进行人类伦理道德教育
1.从知识出发，形成哲学思维方式。正确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武器。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过：“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这一点已为科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成为人们普遍掌握的思维形式。只有掌握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正确认识、说明和把握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的客观事物，才能认识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从而树立变革的观点和革新的精神。不能把任何一种知识奉为绝对真理和固定的信条，除按常规一点一滴积累以外，还要打破旧规范，树立新规范。我们应具备辩证法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使自身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道德研究，并对西方的道德思潮加以选择性地吸收，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2.从情感出发，提高自身道德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在进行道德教育时，我认为应从基本生态伦理出发，使人们善待自然，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健康的、理性的关系。要让人们懂得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不能仅从科学技术是否可行和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出发，还必须要有伦理道德上的考虑，要改变征服和索取的观念，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维持和发展自然的可再生能力。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还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道德教育首先要着力培养人们的一种共生观念，有限的自然资源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只有协调相处、同舟共济，才能共生共荣，获得人类的持续发展。应该使每一个人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于整个世界、国家、民族、集体中，亦即整个类中来规范自我发展的一种具有类本性的道德观念和准则，将人类道德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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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连庆.技术意向性的含义与功能[J].哲学研究，2012，（10）.
[3]谢娟.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2，（05）.
关键词科技立法 科技效益 效益优先
作者简介：王冬梅，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助教；曹大庆，山东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凸显，于是，科技立法的步伐逐渐加快。科技立法是以调整科技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其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法治，促进科技领域秩序的建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效益既应是立法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归宿。”豍
一、科技效益优先是科技立法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说，传统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追求，那么，现代科技的立法则更加注重对科技效益的追求，这是由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从科技的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本质属性在于其工具性，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所以，它最直接反映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科技立法是通过直接调整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科技立法也不例外。但科技立法所调整的是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豎所以，科技的立法则应注重效益的立法追求。
科技立法具有促进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直接性，这是由其使命或任务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更确切地说，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器。经济分析法理学认为，任何法律现象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其经济根源，利益需求构成了立法的内在根据，其它立法如此，科技立法也强化这一诉求。
如果说一般的立法是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设置对社会利益再调整，那么科技立法不仅具有这一功能，而且还具有通过促进效益来实现利益的直接性。这主要是因为科技立法不仅要执行确认和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的职能，还要担负起促进科技发展的使命。所以说，一般立法是在“分配或调整”利益，而科技立法则更主要的是在“创造或产生”效益。这是由科技立法的使命或任务所决定的。
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由科技立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科技立法的本质就是国家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法律工具。科技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和成份，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科技本身有极大的功利价值，这是其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基于效益而产生的社会利益。科技效益是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和保证，没有效益的保证就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为了追求效益，就必须发展科技，必须发展生产力。科技效益价值取向决定了“科技立法的本质就是国家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法律工具。”所以，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科技立法就是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立法宗旨，也反映了科技效益价值的立法导向。
二、科技效益优先在我国科技立法中的表现
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的科技立法中被强化到极其重要的地步。这一价值取向在法律条文中被现实地表现为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鼓励”、“支持”、“扶持”、“促进”等激励手段是促进效益产生的有效手段。
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科技法律领域里的一部基本法，它显示出了对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仅一部62条的法律，直接使用“鼓励”一词的条文多达14个，而间接带有鼓励词意的条文如“支持”、“扶持”、“促进”等就更多了，甚至在同一法条中连续或者重复使用这些词语。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拥有丰富的词源，为什么这部法律直接而又单一地频繁使用这类词语？这充分说明了该部法律的立法用意及其追求的价值取向。
根据法律规范后果的不同性质来划分，法律规范可分为鼓励性规范、保护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我国的《科技进步法》所采用的法律规范多为鼓励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而极少使用制裁性规范，所以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鼓励”字样就特别多。在立法原则上，表现为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与国外科学技术界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现为鼓励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和协作，鼓励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高技术研究和高技术产业方面，鼓励和引导从事高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制度，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在研究开发机构方面，鼓励和引导从事技术开发的研究开发机构单独或者与企业事业组织联合开发技术成果，实行技术、工业、贸易或者技术、农业、贸易一体化经营，鼓励和引导科学技术咨询、科学技术信息服务和社会公益性的研究开发机构，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或者有偿服务，鼓励社会力量自行创办研究开发机构，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科学技术工作者方面，鼓励在国外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者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建设服务；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方面，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鼓励国内国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设立各类科学基金，资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解读《科技进步法》，不难发现，该部法律以法定的激励机制为手段，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科技的发展，最终为经济建设服务。效益导向是该部法律重要的价值取向。
该部法律的激励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宪法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它为依据和指导，《科技进步法》的制定也不例外。因此，宪法中关于科学技术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成了《科技进步法》的立法向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科学的条文就多达18条，其中，第二十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这就是《科技进步法》激励机制的宪法渊源；《宪法》第14条，将科学与经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就是《科技进步法》效益优先价值取向的宪法渊源。
科技进步法的激励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现实原因。当前，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它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正如李鹏同志曾经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科技的力量。”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成为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
三、科技效益优先的必然要求
（一）最佳效益原则
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要用最佳效益原则来解决科技立法中的其他价值冲突。
社会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简单的。说其复杂是因为多元主体对同一利益的不同需求，说其简单是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利益。而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法律，不可能完全协调好所有的关系，它只能用最佳效益原则来解决立法中的其他价值冲突。
在科技立法的价值体系中，效益价值居于优先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这就是，立法体系这一总制度框架须以效益为优先价值来决定权利、权力等法律资源的配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设定和落实，须以效益为优先价值来引导资源的个体配置；效益与公平冲突时，为了效益之价值目标，公平可以退居第二位，直至暂时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豏科技立法，效益和公平的法律价值取向只能是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效益原则是科技法律的最高原则。“最佳效益原则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豐
（二）双重使命责任
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不仅要担负起调整社会关系的一般法律职能，还要还担负起发展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效益的双重使命。
科技法律作为法律大家族中的一个部门法，固然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但也具有一般法律的共性和作用。它通过对社会行为模式公开而又明确的预先规范设置，从而对社会关系加以确认、调节、整合、制裁、制约、组织和引导，避免了社会行为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排除影响效益的各种干扰和阻力，保障效益的提高。
但是，科技立法不仅要执行确认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的职能，还要担负起促进科技发展的使命，更多地采取肯定、鼓励、奖励合法行为的方式来调整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所以调动各种利于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强化人们的合法行为、鼓励人们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成了科技立法的重要任务。
（三）最佳运行模式
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更具有灵活的调整方法，创造出一套具有效益的最佳运行模式。
为了社会的有序发展，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为社会成员预设了一套行为模式，以其强制力为后盾，权威性地施行于整个社会。这易造成“秩序价值”降低社会运行的“效益价值”。而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即科技，如果采取同样的法律运行模式和法律调整方法，就会失去其活力。因此，科技立法在运行模式和调整方法上应当与之区别开来。因为科技研究是科技人员从事的以探索和创新为目的的智力劳动，其任务就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规律性，因而对科研劳动的进程和成果很难作出准确的预测，带有不确定性，甚至有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实际效益的。因此要求各种科技法规，尤其是关于科研规划、科研方向的法规，应当以号召、鼓励和奖励为主。这一措施的独特之处，是科技研究的自身特点决定的。
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传统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逐渐弱化，而现代法律的社会组织管理功能及推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逐渐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立法选择并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