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38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学科体系；平台模式；对象学科
一、嵌入式系统简介
（一）嵌入式系统的产生
嵌入式系统诞生于微型机时代，经过微型计算机的嵌入式专用化的短暂探索后，便进入到嵌入式系统独立的微控制器发展时代。直接在嵌入式处理器与集成电路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带处理器内核的单片机，即微控制器的智能化电子系统。即便有处理器内核，也是嵌入式处理器而非通用微处理器。
（二）专用计算机探索的失败之路
无论是工控机，还是单板机，都无法彻底地满足嵌入式系统的微小体积、极低价位、高可靠性的要求。人们便直接将微型计算机体系结构进行简化，集成到一个半导体芯片中，做成单片微型计算机。motolora公司的6801系列就是由6800系列微型机简化后集成的单片微型计算机。单片微型计算机彻底解决了嵌入式系统的极小体积、极低价位，但在高可靠性及对象可控性方面没有本质上的改进。
（三）嵌入式系统的独立发展道路
嵌入式系统的微控制器（mcu）发展道路，是一条摆脱“专用计算机”羁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由intelmcs51单片机、idcx51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开辟的单片机独立发展的道路。mcs51是一个在微电子学、集成电路基础上，按照嵌入式应用要求，原创的嵌入式处理器。mcs51原创的体系结构、控制型的指令系统与布尔空间、外部总线方式、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管理模式，奠定了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基础；idcx51是专门与mcs51单片机配置，满足嵌入式应用要求原创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二、嵌入式系统的四个支柱学科
目前，嵌入式系统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从“嵌入式系统”的诞生、独立的单片机发展道路、微控制器技术发展的内涵、嵌入式系统的多种解决方案来看，“嵌入式系统”是四个支柱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以平台模式进行学科定位与分工。
（一）四个支柱学科的关系
嵌入式系统的四个支柱学科是微电子学科、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对象学科。微电子学科是嵌入式系统发展的基础，对象学科是嵌入式系统应用的归宿学科，计算机学科与电子技术学科是嵌入式系统技术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领衔的微电子学科
微电子学科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领衔作用，在于它为嵌入式系统的应用提供了集成电路基础。电子技术学科、计算机学科的许多重要成果，最终都会体现在集成电路中，从早期的数字电路集成，到如今的模混合、软/硬件结合、以ip为基础的知识与知识行为集成。
（三）为平台服务的计算机学科
现代计算机出现后，在计算机学科中形成了两大学科分支，即通用计算机学科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通用计算机学科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有不同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技术内涵。由于嵌入式计算机学科与对象学科、微电子学科紧密相关，而嵌入式计算机学科与原有计算机学科内容有较大差异，不能用通用计算机的概念来诠释嵌入式系统，因此、嵌入式计算机要加强与微电子学科、电子学科、对象学科的沟通，共同承担起嵌入式系统新学科的建设任务。在嵌入式系统中，计算机学科要承担起嵌入式系统应用平台的构建任务，它包括嵌入式系统的集成开发环境、计算机工程方法、编程语言、程序设计方法等内容。
（四）广泛服务的电子技术学科
在嵌入式系统中，电子技术学科提供了最广泛的技术服务。电子技术将微电子领域的集成电路设计，迅速从电路集成、功能集成、技术集成发展到知识集成；为计算机学科提供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计技术支持；在对象学科中，广大的应用工程师在嵌入式软硬件平台上实现最广泛的应用。
（五）对象学科的最终出路
对象学科是嵌入式系统的最终用户学科。对象学科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科技领域，形成了嵌入式系统一个无限大的应用领域。对于对象学科来说，嵌入式系统只是一个智能化的工具，对象学科要在嵌入式系统上构建本领域的一个嵌入式应用系统。嵌入式应用系统的技术基础是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环境、应用要求。同时，在应用中要不断给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计算机学科提出技术要求，以便不断提升嵌入式系统平台的技术水平。
三、平台模式下的学科
（一）平台模式的由来
平台模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基本的产业、科技模式，是人类知识分离性规律、集成性规律发展到高级阶段上的必然现象。它将一体化的产业、科技模式变革为知识平台媒介下的平台模式。只要对比上世纪60年代收音机产业与90年代的vcd/dvd产业，就会发现一体化产业模式与平台产业模式的本质差异。
（二）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模式
按照知识的分离性发展规律，知识创新者不从事知识应用，知识应用者不需要了解创新知识原理；按照集成性发展规律要求，知识创新者应该将创新知识成果集成到工具之中，转化为知识平台，知识应用者应该在知识平台基础上实现创新知识应用。对象学科领域是嵌入式系统的最终用户，对象学科领域的电子技术应用工程师应该在一个现成的嵌入式系统平台上实现嵌入式应用系统设计。微电子学科、嵌入式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非对象学科领域中的应用工程师）不是嵌入式系统最终用户，这些学科的重要任务是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成形形色色的知识平台。
（三）平台模式下的学科定位与分工
嵌入式系统中四个支柱学科的定位，除了学科知识结构的定位外，还要体现出在知识平台模式中的定位。这种平台模式的定位，是一种3+1的定位。即微电子学科、计算机学科、电子技术学科为嵌入式应用构筑各种类型的应用平台，不介入嵌入式系统的具体应用；对象学科一定要在嵌入式系统应用平台基础上，实现嵌入式系统在本学科领域中的产品化应用，不必介入嵌入式系统的平台构建。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不论是嵌入式系统平台构建还是嵌入式系统平台应用，都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是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与“分工”，了解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参考文献
[1]何立民。嵌入式系统的产业模式[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06,（1）。
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教育技术创新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单向线性观”：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之中
从来源的角度看，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主要有两种：一是其他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中．如计算机技术：二是基于教育理论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如知识可视化技术。在形式多样、功能多元的信息技术中，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应用于教育中。仅有那些满足教育需求的，才能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在此背景下，人们较多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新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单向线性过程，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单向线性观”。例如，教育技术创新的T具要求必然是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移植到教育中。教育技术创新的“单向线性观”把信息技术看作教育发展的外部变量。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的线性模式，所以逐渐为学者们所抛弃。
(二)“循环互动观”：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
当还仅仅作为一项产品存在于教育之外时，信息技术并不会对教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信息技术必然需要经历与教育融合的过程，只有当其成为教育必不可少的要素时，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于是，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特征加以解释，而必须在教育的视角下分析考察。此时，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仅仅具备自身的特征，而且被教育系统不断构建。131在此背景下，人们逐渐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循环互动观”：即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使教育发生改变时，已经与教育融合在一起。具体说来，一方面，信息技术按照教育要求不断调整后．融入具体的教育关系和教育活动中；另一方面，教育在吸收了信息技术因素后，自身的关系和结构也得以优化。可见，教育技术创新的“循环互动观”扬弃了“单向线性观”的不足．摆脱了信息技术作用于教育的线性模式。
(三)“系统建构观”：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的建构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和明显效果。教育技术创新逐渐能够为人们不断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新的方式和手段。这成为教育技术蕴含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例如，针对“中国电化教育的旗帜能打多久”的疑虑，南国农先生提出了“走出课堂，面向社会，中国电教的旗帜就会越举越高”的重要观点。在此背景下，人们日益认为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系统性建构，形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系统建构观”。这种观点以当代信息技术创新实践为背景，在进一步扬弃“循环互动观”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创新看作是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的系统性建构，揭示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特征。拓展了信息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概括而言，上述三种观点虽然有较大区别，但都有共同的思维范式．即从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创新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对于教育技术创新研究，关注信息技术、教育与社会之问的关系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关系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采用理论工具展开深入剖析。
二、教育技术创新本质的探讨
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融合．具有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双重属性。探讨教育技术创新的本质，不能仅仅总结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从技术创新哲学中寻找启示。技术创新哲学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是创新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过程”。嗍因此，从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阐释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握教育技术创新的本质。
(一)教育技术创新的性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创造性动态塑造
首先，教育技术创新是为了满足教育需要而塑造“新信息技术”的过程。事实上，信息技术必须根据教育的需求，在具体的教育环境中被重新改造，才能真正融入教育关系中，成为教育的构成要素。例如，“开发一个教学技术方面的新‘制品’．不在教学第一线反复试用和改进，很难得到推广和产品化；设计一种新的方法，不在教学第一线反复试验。很难得到认可：提出一个新模型．不在教学第一线大面积观察和长时间跟踪．很难具有普适性。”阎可见，教育技术创新是根据教育需要来塑造“新信息技术”的过程。其次，教育技术创新是为开发利用信息技术而建构“新教育”的过程。教育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某个创新个人和技术团体的行为。而且是涉及众多教育组织的集体行动；不仅受信息技术的影响，而且受教育系统的约束；不仅包含着多样的教育因素，而且面向互动的教育关系。在此过程中．教育技术创新通过开发利用信息技术而建构“新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融合于教师、学生和教育内容等教育要素中，体现在教育关系和教育环境的方方面面。从而，信息技术以其自身的特性和具有的功能，逐步成为教育的要素．不断影响着教学活动，有力推动着教育发展。如果把教育技术创新看作是过程，那么其结果是达到新颖的教育形态——信息化教育。最后，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动态塑造过程，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协同进化、创造性结合的结果。“创造性是主体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显现。也就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产生具有社会价值的新成果的一种活动过程。”昀教育技术创新的创造性包括认识的创造性、信息技术的创造性和教育的创造性三个方面。其中：认识的创造性指克服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思维定势，提高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效果：信息技术的创造性指超越信息技术设计开发的习惯．采用新的方式设计开发信息技术：而教育的创造性则指克服教育环境对教育技术创新的抵制，引导教育接纳教育技术的创新应用。经过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创造性动态塑造后．信息技术已经不是原来的信息技术．而是面向教育需要被改变的信息技术。教育也不再是先前的教育，而是被信息技术革新而得以发展的教育。
(二)教育技术创新的内容：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
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的创造性动态塑造，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借助特定的中介，认识和改造教育客体的结果。其中，教育技术创新主体指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教育技术创新客体指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活动所作用的教育客体：教育技术创新中介指教育技术创新主体采用的改造教育客体的方法手段。同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建构教育客体和创新中介。是能动性的因素；而教育客体和创新中介又制约着创新主体．让创新主体必须遵循教育客体的规律。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方面，教育技术创新主体认识教育客体的属性、本质和规律，为开展创新行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创新主体改变教育客体的物质形态，以尽可能满足教育需要。因此，从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看，教育技术创新是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知和创新性评价的统一。阐首先．创新性实践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能动地、创造地改造教育客体的物质性活动。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教育客体不会主动地按照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要求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改造和被改造的实践关系。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以自己的意图、知识和技能，调整和改造教育客体，才能使其更好满足教育需要。教育技术创新的创新性实践构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新方式。从活动内容看，它是体现教育需要的、使信息技术由潜在形态到显在形态转变的实践活动。从活动过程看，它要建立效率更高和效果更好的信息技术开发系统。从活动结果看，它实现了教育环境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新转换。其次．创新性认知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在思维中对教育客体的反映与建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产生知识、并加以不断发展的‘流’。”囹在此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知识可以拿来就用，必须产生新知识。因此。教育技术创新是应用已有知识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是创新性的认知过程。在教育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性认知与创新性实践相伴相随、相互作用。创新性认知以创新性实践为基础和归宿，而创新性实践则以创新性认知为依据和引导。因此。创新性认知的根本任务是在把握教育需要和信息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教育技术“创新什么”和“如何创新”的问题。最后．创新性评价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对教育客体在经济、技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价值的认识。与理解教育客体“是什么”不同，创新性评价重在揭示和建构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创新性评价活动贯穿于教育技术创新过程的始终，包括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评估、开发阶段的原型评估和应用阶段的效果评估等。它是在信息不完备、时间在延续和目标多元化等情况下进行的．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行为。只有通过创新性评价活动．教育技术创新主体的思想、目的和信念等价值观念才能作用于教育客体上，促进创新目标的实现。在教育技术创新中。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知和创新性评价始终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其中，“创新性实践作为主要的、根本的内容．但依赖于创新性认知为其提供充分的知识基础，需要创新性评价为其提供恰当的目标方向。”[Ic0因此，教育技术创新中，创新性实践是根本．创新性认知是基础，而创新性评价是灵魂。三者共同组成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内容。
(三)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构建
每一项信息技术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创造的。“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教育技术创新总包含着独特的价值内容，向教育提供崭新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创造性动态塑造，还是教育技术创新主体与教育客体的相互作用．究其实质都是价值的创造。“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只有剖析教育技术创新的诸多关系，把握各种关系的价值负荷，才能全面把握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教育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复杂的、网络化的，其中最根本的为教育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的关系。首先，从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工具价值。在教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最直接的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从技术哲学角度看，信息技术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技术的整体和部分构成的结构是一个能产生反馈效应的静态组合”，“每一个层次都被一个更高的层次所包含．同时，每一个高层次也依赖它自身所包含的低层次”。因此，从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体现为在信息技术中的工具价值。具体包括：构建教育技术创新所包含的低一层次的信息技术要素，融人教育技术创新所从属的高一层次的信息技术网络，以及相同层次信息技术之间产生竞争或协作的关系。其次．从与教育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对师生的教育价值。在教育技术创新的众多关系中，最根本的是与师生的教育关系。教育技术创新不仅表现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而且必然蕴含在教育关系之中。
因此，从与教育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表现为参与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构建新的师生关系，塑造新的教育形态，形成新的教育模式。最后。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表现为对人们的社会价值。“当前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会对当代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教育技术创新的众多关系中，最隐蔽的是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教育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技术创新过程“必然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必然是在各种相关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之间达成一个平衡点”。[151因此，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技术创新的价值表现在建构社会关系上，即以信息技术手段改善社会关系。概括而言，教育技术创新是面向教育需要的、在信息技术、教育和社会之间展开的创新性活动。其性质是信息技术与教育创造性的动态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创新性认识和创新性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工具价值、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三、教育技术创新方式的思考
“实现教育技术创新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技术创新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巨大工程。”从本质上看，教育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互动融合。具有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双重属性。那么，对于如何进行教育技术创新以及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教育技术创新．不能仅仅总结教育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从技术创新哲学中寻找解答。在技术创新哲学中，“‘形态论’是从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广阔的关系空间中，从哲学上历史地揭示不同性质的信息技术创新实践类型，进而在总体上把握信息技术创新实践发展的典型形态和趋向。信息技术创新实践形态主要有四种，即科学化信息技术创新、人文化信息技术创新、生态化信息技术创新和民主化信息技术创新。”旧据此，教育技术创新具有人文化、科学化、生态化和民主化的四种方式。它们既具有各自的特点与功能，又相互影响，彼此关联。
(一)人文化的方式：以人为本。采用人性化设计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应用是社会文化积累的结果。教育技术创新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融入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等人文因素。也就是说，人文因素不是与教育技术创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其所固有的内在因素。与人文因素、人文精神的内在关联，正是教育技术创新人文化方式的基础。教育技术创新的人文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与人文因素、人文精神密切结合，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把人的价值理想和情感要求等融合到教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让教育技术创新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幸福。教育技术创新人文化方式的基础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在人性化设计中，不仅考虑信息技术的功能作用，而且思量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不仅考虑信息技术系统的高效稳定，而且探讨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教育技术创新的人文化，需要采用面向学生的人性化设计。教育技术创新“应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符合教育本身发展规律，能够充分开发学生智力、发展学生个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将学生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人。”i191在人性化设计中，要重视学习者的心理特征与生理特征，使教育技术创新符合人体功能的要求；要重视艺术设计的应用．让教育技术创新与美的创造结合起来。
(二)生态化的方式：应用生态理念。促进教育和谐
传统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创新往往表现为通过分化、分解和分割等方式将复杂的事物变为单纯物，然后再组合为符合需要的复合物。“这种创新方式的实质精神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限定’、‘强求’。它把‘物’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连根拔起成为单纯的‘持存物’，其结果往往是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在此创新方式的影响下，教育技术创新必然破坏教育系统的有机联系。造成教育的生态危机。于是，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呼之欲出。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要与教育生态系统密切结合，着眼于教育生态系统的和谐，推出有利于改善教育环境的新信息技术，创建与教育环境相协调的新教学资源。尽管教育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方式与人文化方式指向不同，但实质上都强调面向教育需要和促进人的发展。为此，教育技术创新需要应用生态理念，协调教育系统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促进教育系统和谐提供新的思路。在教育技术创新开发应用中，要考虑到信息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对教育生态环境的作用，充分发挥其正面影响，有效消解其负面作用。在保证信息技术的性能、质量和成本等要求的同时，要优先考虑信息技术的教育属性，并运用生态学原理，使信息技术制品进行恰当的资源转换和合理的信息流动，从根本上促进教育生态系统和谐。
(三)科学化的方式：不断开拓视野。选用综合方法
‘科学化’是技术创新人文化和生态化的基础和手段．没有‘科学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技术创新的人文化和生态化。”教育技术创新是在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教育技术创新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教育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技术创新的科学化方式指教育技术创新要密切结合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进行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面向教育需要的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技术创新作为一个交叉性的领域，“其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高度复杂性。从单一学科出发很难揭示其本质”。1221为此．教育技术创新需要开拓视野。选用综合的科学方法，不仅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应借鉴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技术创新．并不是不同科学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根据具体教育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征和目标，选择最优的科学方法。总体看来，技术创新活动“正在以科学研究为横向背景，以教育研究为纵向背景，立足自身的技术特点，与生态学、脑科学、信息系统理论、情景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统计测量学等多学科综合，为更好地揭示人类学习规律、辅助人类学习而发展着”。
【关键词】高中 信息技术教学 新型 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B-0064-02
目前，我国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还不是学生学习的重点，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普遍存在着学生重视程度低的现象，很多高中生缺乏对这门课程的正确认识，重视程度较低，将信息技术课堂作为放松压力的时间。同时，教师忽视了自身的作用，不知道如何掌控课堂，缺乏责任感。另外，课堂效率较低，缺乏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缺乏合理的师生关系构建。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途径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提高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质量。
一、重新准确定位师生身份
我国传统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必须要服从和认同教师的言行，教师主导课堂模式和知识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从属关系。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和学生的掌管者，而学生是接受者和受管制者，但是目前，这种定位对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根本就不能彻底地修正和改善双方的关系。因此，只有重新准确定位才能构建起新型的师生关系。
（一）增强教师的责任感。目前，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中，教师缺乏责任感，普遍存在着话语权难以掌握的状况。因此教师要奉行以人为本的基本态度，克服高高在上的教学态度，把话语权还给学生，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同时信息技术教师要培养对这一课程的责任感，增强自我责任感的把持力度，要具有强烈的引导意识和园丁情怀，充分认识到这门课程的裨益。另外，教师也是知识的学生，为了更好地调整师生关系，教师要有学习精神和学习行动，从而促进师生关系的健康构建。
（二）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目前，在对待教师的态度上，很多学生存在着“看人下菜单”的现象，教师严厉、考试压力较大的科目，学生就会服从教师，对于那些考试压力小，教师温和的科目缺乏尊重与自律意识。因此，培养学生尊重知识、是一种教学方面的自我定位，培养学生自我约束能力是一种人格塑造，只有调整学生的自我定位和认识，才能使学生灵活掌握知识，敢于进行质疑。并且，课堂教学要摆脱填鸭式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将自我定位为知识的学习者和丰富者，才能丰富教师和整个知识体系的实践性，才能塑造自我。
（三）加大教育科学的宣传力度。教育大环境和家庭大环境对教与学的双方自我定位影响很大。我国家长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经常叮嘱学生在校听教师的，学生在上学之前就变成了教育的被动承受者。而教师则被公众认为是教育的主动者，这等于默认了教与学双方的地位，因此，为了让大环境接受新型的教育思路和模式，就要加大教育科学的宣传力度，通过合理引导、潜移默化地进行师生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培养，避免错误的舆论引导和环境引导，只有在正确的定位前提下，才能构建新型合理的师生关系。
二、创新交流方式与沟通纽带，构建新型课堂
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就要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和联动关系，以课堂为载体，通过师生之间对话方式与相处方式的变革，构建新型课堂，创新交流方式与沟通纽带。在师生之间通过师生对话形式，形成创新性的交流方式和沟通纽带，改变师生相处方式，直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同时，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师生关系构建，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根据高中信息技术自身特点，以课堂为载体，满足新型师生关系对教学模式和师生联动关系的需求。
（一）建立完善合理的课堂模式。教师与学生要以讨论的姿态对待知识体系，要保持信息技术课堂对知识的敏感性，敏捷地对新知识点进行思考与质疑，从而在追求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互动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并且师生之间的交流并非仅局限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在课外生活等领域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交流。考试时，教师要注意教考关系的调节，改革考试形式和分数评定机制，调整和改变对待成绩的态度，从而形成新型的师生关系。
（二）调整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性质与特点。要根据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性质与特点，理解高中信息技术的实用性，对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作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调整。高中信息技术所传授的知识，是比较实用的应用处理技术，因此，光掌握知识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重视课堂实践与课后运用两个方面，才能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日后解决难题、处理工作的工具。教师要以知识为基本点，培养学生对于新科技、新事物的敏感度，形成高中信息技术（下转第70页）（上接第64页）课程的知识构建，开拓学生的视野，做好每一堂课的教学工作。
（三）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在课堂教育中，教师的教育要有理论支撑，教师要利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引导性教育思路和方式的作用，懂得利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懂得目前先进实用的课堂联动技巧与方法，培养学生兴趣，将教育理论的实用作用与精神力量传递到师生联动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美结合。总之，构建高中信息技术新型师生关系重要的一步就是构建新型课堂，建立新型教学模式和联动关系，在自我厘清定位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课程的特殊性质与特殊要求，调整教学过程和教学模式，才能为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走出踏实一步。
三、新型师生关系模式的发展前景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会使知识的传播更加通畅，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这种教育氛围能够构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新型关系，教育者可以用更多讲述的方式来传授知识，会使知识的传播更加通畅。从学生人格培养与自身发展来说，为了使学生把握信息技术课程的精髓，新型良好的教育氛围能够无形中塑造学生的人格和个性，有助于学生科学态度的形成。同时，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能够改善尴尬的教育局面，如：教育效率低下，占用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时间等，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能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输送技术人才。
总而言之，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不但要重视师生关系问题，而且为了促进高中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要构建新型的科学合理的师生关系，要正确定位师生各自身份，重新审视教与学两端的正确关系等，同时要找到师生之间联动的正确方式方法，如：各种教学模式的创新设想，如何在师生相互契合间获取最高的教学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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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为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而举办。展览的宗旨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与目标；以视觉的方式展示艺术与科学映射出的深层人文景观与精神；促进未来高等教育领域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与互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以及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开拓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以期将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中国，也希望把中国对该命题的探索引入世界的多元探讨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做出前瞻性探索。”
展览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32所高等院校的近700件作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的11个展厅。作品以绘画、雕塑、艺术设计、书法等形式或综合艺术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研究、探索成果。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他还丰富了欣赏者对艺术的认知。在这700件作品中，大的已经是展厅不能容纳，中等的也差不多占据三分之一的展厅，而小的只有书本大小。从形式上看，既有最为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也有时下流行的装置，更有现代的数字化的影视以及相关的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作品。而从艺术（美术）的学科范围来看，基本上包容了除行为艺术之外的目前国内所有的科目。
这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综合性的展览，其根本是它强化了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并在这个被强化的概念之下扩大了艺术的表现范围，也提出了许多让人们深思的艺术问题。那些具有一定现代科学含量、而且又具有现代科技前沿性特征的一些作品，使无数的美术家们如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这时的“刘姥姥”已经找不到北了，已经无暇顾及艺术的魅力，更多的是惊讶科学的力量。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在这里确实突破了艺术的某些极限，比如影视中的特技、动画等等，在美术领域，也不仅是扩大了表现的题材，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美术领域的范围。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
据有关材料，这次“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入选作品基本取向是：
一、“在发现美的地方，同时也就找到了真”。入选作品都应展现或暗示人类想象的臻美追求与逻辑力量的统合，最终的评价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
二、在一定的意义上，艺术即直觉，而人类从有限的经验世界中得到科学的假设时，亦不能废止直觉的思维。入选作品，应揭示科学发现及其严密论证中所显现的美的直觉性。
三、科学介入物质手段，即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而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又成为艺术意境创造的物化条件。入选作品应注重材料和技术与艺术思维及审美理想之展示和创造性探索。
四、“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入选作品中应推崇和注重在“艺术与科学”主题下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并彰显自然宇宙或人类情感世界的普遍意义。
五、关注宇宙真理探索的同时，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入选作品应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并倡导人类和平、进步和相互协力之精神。
面对这一文本，对照展览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很少有作品完全符合这五条“基本取向”。但这并不说明展览中作品的质量问题，事实上展览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它们在美术的范围内还是表现出了艺术家们的创造精神。这之中的差异或许是文本的问题，或许是文本要求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它在体现“艺术与科学”的主题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有少部分作品过于强调它的科学的概念，以致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置入科技博览会中，它们正符合了李政道先生所倡导的科学的艺术化；另一端是有多数作品完全不能反映“艺术与科学”的概念，或者是简单地运用一些科学的符号，这些作品只是一般美术展览中的作品，但是如果用审视一般美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待它们，普遍的水平较高。可是，这两个极端处于一个展览之中，却是极其不协调。那些凝聚着古典精神的国画、油画，尽管显示了较高的水准，但是在展厅中显得不伦不类。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生物知识中找到花卉的生长的规律，从地理的知识中发现山水的物理特征，如果作如此解释的话，那么，“艺术与科学”这一命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虽然这个展览在展览设计上煞费苦心，但是基于中国美术馆的客观条件和具体功能，这个展览的展出空间极其局促，不仅影响了观赏效果，也降低了“艺术与科学”这一概念在视觉上的表现。
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多数艺术家的科学基础明显不足，而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还暴露出目前代表国家水准的经济基础的问题。6月8日，2001年太阳能应用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共有约300家厂商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展览，在展览上有一件太阳能雕塑《舞者》，不仅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且把握住了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技术，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的最热门的话题。
如果再把这个展览和2000年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中的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展览所标示的“艺术与科学”还是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后期的认知水平之上。当然，作这样的比较可能过于苛刻（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会场建设费是17亿美元），但是，这样苛刻的比较又正是建立在这个展览文本的“入选作品基本取向”之上。汉诺维世界博览会强调“持续可能的发展”，倡导“自然和技术的调合”，“艺术与科学展”也是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它们在相同的理念下，其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美术”旧有的程式。
另外文本所要求的注重“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在“艺术与科学”展上也有明显的不足。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两者的关系，应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艺术的材料从原始的粘土、木头、石块到随着科学发展而形成的经过冶炼的金属，特定的技术作为中介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与材料技术相关的表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又是艺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版画创作中，因为材料的不同，有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等不同的品种，而各个版种又有着与材料相应的表现技术。一定的表现技术与一定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雕塑创作中，新材料的出现，是现代雕塑不仅有玻璃钢、树脂等材料，21世纪还出现了太阳能的材料，那么这之中的技法肯定就不是原来的泥土的塑造。
艺术不是闭锁在最初的艺术模拟生活的有限的手段范围之内，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从而扩大了艺术的新领域。因此历代的艺术家都在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在艺术中的使用与完善，并极力掌握它们，为己所用。
艺术中的技术基础，一直都在科学发展的现有基础之上。人们在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关系中最容易找到技术因素与艺术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最容易发现在结构成形力和艺术成形力之间存在着量变。显然这一技术基础与艺术本体的关系还因为具体的艺术品种而有所区别，并表现出对这一基础的依赖程度的不同。相对于手工艺和艺术——技术设计这些被称为实用美术的品种来说，书画以及雕塑品种等对科学的依赖就要小很多。艺术中的手工艺进一步与技术的合作，形成了产业化的工场，而艺术的制造工程又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这时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就无法剥离。
从技术领域进入到表现领域，是艺术家发挥自身创造的一个过程，是艺术的飞跃，是质的变化。如果不能脱离技术的羁绊，或者仍然停留在技术的层面，那么，就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技术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审美评价的尺度，人们可能会用形的似与不似、色彩的准与不准等来评价一件具体的作品，但这不是最终的审美标准。
可以说，任何艺术中的基础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其中的科技含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现代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其科技的含量远非人类早期的美术创作中的技术基础所能比拟。但是，新的技术运用到艺术之中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特别是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有许多是难以融入到艺术的技术基础之中。而相对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审美的变化上并没有突飞猛进，这可能也说明了艺术和科学的不同。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科学和艺术有着“和谐的、互动的关系”，但是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方面来看，是一般性的基础与本体的关系；而从“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来论，是反映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谈论艺术与科学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各自的特点和客观的现实，在不违背各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找融合的可能和契合点，使艺术与时代同步，使科学借助于艺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
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有些专家和有些记者又在媒体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是21世纪艺术发展的大趋势。”“与科学结合，有利于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有利于艺术家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全方位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是不是“大趋势”现在还不敢说，至于怎样“融合”更有待讨论。但是，说到“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却反映出目前被说得比较热的“艺术与科学”这一个话题在认知上存在着一些误区。
吴冠中先生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基本上把科学和艺术的各自特性说得比较明白。因为艺术家和科学有之间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艺术家的“情感偏向”，正是科学家所要克服的，如果也要艺术家去克服“情感偏向”，艺术家岂不等同于科学家，那么艺术家如何去揭示“情感的奥秘”。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也像科学家那样先计算它的尺寸大小、位置高低，继而测量颜色的光谱数据，或者研究材料的分子结构，那么很难想象经过如此过程后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视觉图像——是没有艺术感情的建筑图纸？还是缺少激情的设计图纸？
有一种说法“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显然这样的说法有点问题，如果说科学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那么艺术追求的目标是情感的普遍性。科学的真理和艺术的情感之间泾渭分明。科学的真理有一定的标准，它的普遍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艺术的情感没有标准，它的普遍性则是通过模糊的审美认识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科学的真理显现的是科学的共性；艺术的情感表现是情感的个性。
科学和艺术还因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而有所区别。西方的科学文化传统产生了达·芬奇这样的典型实例，而与之相关的艺术中的科学的解剖、透视等，也是西方美术的具体成果。在中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人舍弃了“形”这个重要的技术标准，而以“气韵”和“神”作为最高的境界。它说明了中国人在形而上的领域表现了艺术的本质特点。这一明显的不同，其中反映了文化上的本质区别。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过于重视西方美术中的技术因素，以致在引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偏向，其后果就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正确和客观的认识。西方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在20世纪受到历史的重创，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的后浪推前浪，都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对原有的技术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则出现相反的局面，许多人以回归到技术层面而感到骄傲，而感到是发展和进步，这也是当前中国美术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展览为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而举办。展览的宗旨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与目标；以视觉的方式展示艺术与科学映射出的深层人文景观与精神；促进未来高等教育领域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与互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以及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开拓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以期将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引入中国，也希望把中国对该命题的探索引入世界的多元探讨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做出前瞻性探索。”
展览共展出来自19个国家32所高等院校的近700件作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的11个展厅。作品以绘画、雕塑、艺术设计、书法等形式或综合艺术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所作的研究、探索成果。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展览，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他还丰富了欣赏者对艺术的认知。在这700件作品中，大的已经是展厅不能容纳，中等的也差不多占据三分之一的展厅，而小的只有书本大小。从形式上看，既有最为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塑、陶瓷，也有时下流行的装置，更有现代的数字化的影视以及相关的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作品。而从艺术（美术）的学科范围来看，基本上包容了除行为艺术之外的目前国内所有的科目。
这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综合性的展览，其根本是它强化了艺术与科学的概念，并在这个被强化的概念之下扩大了艺术的表现范围，也提出了许多让人们深思的艺术问题。那些具有一定现代科学含量、而且又具有现代科技前沿性特征的一些作品，使无数的美术家们如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这时的“刘姥姥”已经找不到北了，已经无暇顾及艺术的魅力，更多的是惊讶科学的力量。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在这里确实突破了艺术的某些极限，比如影视中的特技、动画等等，在美术领域，也不仅是扩大了表现的题材，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美术领域的范围。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
据有关材料，这次“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入选作品基本取向是：
一、“在发现美的地方，同时也就找到了真”。入选作品都应展现或暗示人类想象的臻美追求与逻辑力量的统合，最终的评价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
二、在一定的意义上，艺术即直觉，而人类从有限的经验世界中得到科学的假设时，亦不能废止直觉的思维。入选作品，应揭示科学发现及其严密论证中所显现的美的直觉性。
三、科学介入物质手段，即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而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又成为艺术意境创造的物化条件。入选作品应注重材料和技术与艺术思维及审美理想之展示和创造性探索。
四、“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入选作品中应推崇和注重在“艺术与科学”主题下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并彰显自然宇宙或人类情感世界的普遍意义。
五、关注宇宙真理探索的同时，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入选作品应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并倡导人类和平、进步和相互协力之精神。
面对这一文本，对照展览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很少有作品完全符合这五条“基本取向”。但这并不说明展览中作品的质量问题，事实上展览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它们在美术的范围内还是表现出了艺术家们的创造精神。这之中的差异或许是文本的问题，或许是文本要求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展出作品的科学含量尚嫌不足，与所要求的“原创性和实验性”还有距离，因为这个名为“国际作品展”的展览，作品分类基本上是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而展开，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学院的教学与创作的成果展，这也符合为校庆而组织展览的一般的策展思路。它在体现“艺术与科学”的主题上，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有少部分作品过于强调它的科学的概念，以致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置入科技博览会中，它们正符合了李政道先生所倡导的科学的艺术化；另一端是有多数作品完全不能反映“艺术与科学”的概念，或者是简单地运用一些科学的符号，这些作品只是一般美术展览中的作品，但是如果用审视一般美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待它们，普遍的水平较高。可是，这两个极端处于一个展览之中，却是极其不协调。那些凝聚着古典精神的国画、油画，尽管显示了较高的水准，但是在展厅中显得不伦不类。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生物知识中找到花卉的生长的规律，从地理的知识中发现山水的物理特征，如果作如此解释的话，那么，“艺术与科学”这一命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虽然这个展览在展览设计上煞费苦心，但是基于中国美术馆的客观条件和具体功能，这个展览的展出空间极其局促，不仅影响了观赏效果，也降低了“艺术与科学”这一概念在视觉上的表现。
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多数艺术家的科学基础明显不足，而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也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还暴露出目前代表国家水准的经济基础的问题。6月8日，2001年太阳能应用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共有约300家厂商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展览，在展览上有一件太阳能雕塑《舞者》，不仅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且把握住了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技术，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的最热门的话题。
如果再把这个展览和2000年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中的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展览所标示的“艺术与科学”还是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后期的认知水平之上。当然，作这样的比较可能过于苛刻（德国汉诺维世界博览会会场建设费是17亿美元），但是，这样苛刻的比较又正是建立在这个展览文本的“入选作品基本取向”之上。汉诺维世界博览会强调“持续可能的发展”，倡导“自然和技术的调合”，“艺术与科学展”也是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它们在相同的理念下，其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美术”旧有的程式。
另外文本所要求的注重“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在“艺术与科学”展上也有明显的不足。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两者的关系，应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科学是艺术的技术基础。艺术的材料从原始的粘土、木头、石块到随着科学发展而形成的经过冶炼的金属，特定的技术作为中介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与材料技术相关的表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又是艺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版画创作中，因为材料的不同，有了木版、铜版、石版、丝网等不同的品种，而各个版种又有着与材料相应的表现技术。一定的表现技术与一定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雕塑创作中，新材料的出现，是现代雕塑不仅有玻璃钢、树脂等材料，21世纪还出现了太阳能的材料，那么这之中的技法肯定就不是原来的泥土的塑造。
艺术不是闭锁在最初的艺术模拟生活的有限的手段范围之内，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从而扩大了艺术的新领域。因此历代的艺术家都在致力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在艺术中的使用与完善，并极力掌握它们，为己所用。
艺术中的技术基础，一直都在科学发展的现有基础之上。人们在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关系中最容易找到技术因素与艺术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最容易发现在结构成形力和艺术成形力之间存在着量变。显然这一技术基础与艺术本体的关系还因为具体的艺术品种而有所区别，并表现出对这一基础的依赖程度的不同。相对于手工艺和艺术——技术设计这些被称为实用美术的品种来说，书画以及雕塑品种等对科学的依赖就要小很多。艺术中的手工艺进一步与技术的合作，形成了产业化的工场，而艺术的制造工程又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这时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就无法剥离。
从技术领域进入到表现领域，是艺术家发挥自身创造的一个过程，是艺术的飞跃，是质的变化。如果不能脱离技术的羁绊，或者仍然停留在技术的层面，那么，就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技术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审美评价的尺度，人们可能会用形的似与不似、色彩的准与不准等来评价一件具体的作品，但这不是最终的审美标准。
可以说，任何艺术中的基础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其中的科技含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现代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其科技的含量远非人类早期的美术创作中的技术基础所能比拟。但是，新的技术运用到艺术之中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特别是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有许多是难以融入到艺术的技术基础之中。而相对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审美的变化上并没有突飞猛进，这可能也说明了艺术和科学的不同。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基础与本体的关系。基础与本体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技术基础与审美表现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强调艺术中的技术基础，并不等于混淆彼此的关系，或模糊彼此的差别。
科学和艺术有着“和谐的、互动的关系”，但是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和谐的、互动的关系”方面来看，是一般性的基础与本体的关系；而从“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来论，是反映两者之间本质区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谈论艺术与科学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各自的特点和客观的现实，在不违背各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找融合的可能和契合点，使艺术与时代同步，使科学借助于艺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
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有些专家和有些记者又在媒体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是21世纪艺术发展的大趋势。”“与科学结合，有利于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有利于艺术家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全方位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是不是“大趋势”现在还不敢说，至于怎样“融合”更有待讨论。但是，说到“克服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偏向’”，却反映出目前被说得比较热的“艺术与科学”这一个话题在认知上存在着一些误区。
吴冠中先生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基本上把科学和艺术的各自特性说得比较明白。因为艺术家和科学有之间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艺术家的“情感偏向”，正是科学家所要克服的，如果也要艺术家去克服“情感偏向”，艺术家岂不等同于科学家，那么艺术家如何去揭示“情感的奥秘”。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也像科学家那样先计算它的尺寸大小、位置高低，继而测量颜色的光谱数据，或者研究材料的分子结构，那么很难想象经过如此过程后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视觉图像——是没有艺术感情的建筑图纸？还是缺少激情的设计图纸？
有一种说法“科学与艺术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显然这样的说法有点问题，如果说科学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那么艺术追求的目标是情感的普遍性。科学的真理和艺术的情感之间泾渭分明。科学的真理有一定的标准，它的普遍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并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艺术的情感没有标准，它的普遍性则是通过模糊的审美认识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科学的真理显现的是科学的共性；艺术的情感表现是情感的个性。
科学和艺术还因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而有所区别。西方的科学文化传统产生了达·芬奇这样的典型实例，而与之相关的艺术中的科学的解剖、透视等，也是西方美术的具体成果。在中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人舍弃了“形”这个重要的技术标准，而以“气韵”和“神”作为最高的境界。它说明了中国人在形而上的领域表现了艺术的本质特点。这一明显的不同，其中反映了文化上的本质区别。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过于重视西方美术中的技术因素，以致在引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偏向，其后果就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正确和客观的认识。西方艺术中的技术因素在20世纪受到历史的重创，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的后浪推前浪，都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对原有的技术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则出现相反的局面，许多人以回归到技术层面而感到骄傲，而感到是发展和进步，这也是当前中国美术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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