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5 11:34:48
【关键词】教学设计；伴性遗传
1. 教材分析
1.1 教材的地位及作用： 《伴性遗传》这一节，是新课标教材高中生物必修2第二章第三节内容。它是以色盲为例讲述伴性遗传现象和伴性遗传规律。它进一步说明了基因与性染色体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基因分离定律在性染色体遗传上的作用。同时也为第五章第三节《人类遗传病》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问题探讨”、“资料分析”等内容能培养学生探究的习惯和方法，培养学生交流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获得研究生物学问题的方法。
1.2 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
①概述伴性遗传的概念和特点。
②运用资料分析的方法，总结人类红绿色盲症的遗传规律。
③举例说明伴性遗传在实践中的应用。
（2）能力目标。 学会运用资料分析，并熟练的书写红绿色盲症不同婚配方式的遗传图解，从而使学生掌握伴性遗传的特点，应用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3）情感目标。
①通过学习和理解伴性遗传的传递规律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②通过 “优生”故事的探讨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合作精神及优生优育的道德观。
1.3 教学的重、难点及解决方法。
（1）重点及解决方法。
［教学重点］
①使学生理解伴性遗传现象与遗传基本规律的关系。
②以人的红绿色盲为例，分析说明X染色体上隐性基因的遗传原理及特点。
③正确书写红绿色盲症不同婚配方式的遗传图解。
［解决方法］通过婚配的遗传图解，引导学生总结出伴性遗传的特点。
（2）难点及解决方法。
［教学难点］分析人类红绿色盲症的遗传。
［解决方法］展示教材中的色盲家系图，提出问题，学生思考、分析、回答。
2. 教学思路的设计 展示红绿色盲检查图，让学生辨认、识图，结合课本P33的讨论给出伴性遗传的概念伴性遗传的实例由红绿色盲分析伴X隐性遗传的特点由抗维生素D佝偻病分析伴X显性遗传特点伴性遗传的应用。
3. 教学程序 导入：教师展示红绿色盲检查图，让学生辨认、识图，结合课本P33的讨论题导入新课。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体细胞含有多少染色体呢?——23对，其中22对是常染色体，1对是性染色体，即决定性别的染色体。人类的许多遗传病的遗传方式如红绿色盲、抗维生素D佝偻病等与上节讲的果蝇眼色遗传相同，他们的基因位于性染色体上，遗传方式与性别相联系，这种遗传方式叫做伴性遗传。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解的内容。板书：第三节伴性遗传。
教师简要指出红绿色盲对于人类本身所造成的危害，引出人类红绿色盲的发现过程。
3.1 人类红绿色盲症。
［资料分析］教师展示教材P34中的色盲家系图，(对人类遗传病的分析，不可能通过杂交实验，只能对家系谱图分析，才能找出规律。)
提出如下问题让学生思考。
（1）家系图中患病者是什么性别的？说明色盲遗传与什么有关？
（2） I代中的1号是色盲患者，他将自己的色盲基因传给了Ⅱ代中的几号？
（3）I代中的1号是否将自己的色盲基因传给了Ⅱ代2号？这说明红绿色盲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还是Y染色体上？
（4）为什么Ⅱ代3号和5号有色盲基因而没有表现出色盲症？
（5）从图中看出，只有男性才表现为红绿色盲，对吗？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让学生填写下表：
（6）从表中分析，为什么红绿色盲的患者男性多于女性？
（7）为什么色盲基因只位于X染色体上？，(如图1) 在银幕上显示X和Y染色体的对应关系图。
引导学生分析X染色体和Y染色体在形态上的差别。说明色盲基因只位于X染色体上，而在Y染色体上没有相应的等位基因的原因。指出：由于Y染色体很短小，因此，在X染色体上位于非同源区段上的基因Y染色体就没有，比如，色盲基因b和它的等位基因B就只存在于X染色体的非同源区段上。
（8）让同学们通过书写不同的婚配图解进行分组讨论，引导学生总结红绿色盲遗传的特点。
让学生通过对不同婚配的遗传图解的观察，探究伴X隐性遗传的特点并板书到黑板上。
3.2 抗维生素D佝偻病。
抗维生素D佝偻病是显性伴性遗传病，其遗传特点与红绿色盲不同。教师先介绍其症状，再让学生写出婚配图解进行分析。
3.3 伴性遗传在实践中的应用。
3.4 总结,归纳归律。
（1）首先确定显隐性 。
无中生有为隐性，即：双亲无病生出患病的子女，此致病基因一定是隐性基因。
有中生无为显性，即：双亲有病生出无病的子女，此致病基因一定是显性基因。
（2）再确定致病基因的位置。
伴Y遗传的口诀为：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无中生有为隐性，生女患病为常隐。
有中生无为显性，生女正常为常显。
母患子必患，女患父必患。则为伴X隐性遗传。
父患女必患，子患母必患。则为伴X显性遗传。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三项条件。
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决定了其特质：
一是稀缺、濒危性。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受到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影响，变的极为稀缺，有些甚至濒危。
二是独特、唯一性。从已经公布入选的数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和传承人或在区域内、或在特定文化范畴内、或在特定人群内，均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呈现唯一性的特点，这也是非遗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是传承、代表性。大部分的非物质物化遗产项目，都是少数人系统传承的，有些甚至是单人口耳相传的，极具文化代表性，可以代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独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印记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作用，这也为其进入课堂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可以更好的履行传承人的法定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定义务中，“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是重要内容，传承人进入课堂，更容易使传承人获得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尽快实现有点及线，由线到面的文化传播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是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教育课堂还是专业的非物质物化遗产传承课堂，都是非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非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项目都极具专业性，在技法、工艺、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要求，在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课堂开展传承，具有先天优势。此外，课堂面对的主体更多的为青少年，是文化传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的主要对象，课堂所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对文化未来的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丰富课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课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受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传统教育课堂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教育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民俗、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即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氛围，又可以起到宣传文化，提升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作用。此外，如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项目，原本在课堂就比较有旺盛的生命力，传承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教学环节，会起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最好的保护就是广泛的传承。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其魅力是最佳途径，传承人进入课堂，就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放大文化功能的放大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层永久“保鲜膜”，新鲜的造血功能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新鲜生命力，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回归的步伐逐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都充分意识到，孤芳自赏，不植根社会服务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所以尽快利用各类课堂的平台和其他途径宣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一）探索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相关机制。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甄别，针对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课堂开展传承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工作，把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编制相关教学计划;积极探索符合传承人教授传承非遗项目的教学方式，保证教学的效果。
（二）积极筛选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编排工作，针对不同项目的技艺特点和研究现状，归纳总结规律，分需求教学。突出专业教学和普及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教范围，保持长久生命力。
（三）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徒弟”选拔。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技艺极为特殊，受众相对单一，在后继有人上存在难度，可以更好利用传承人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社区、网络等选择合适人员进行培养传承。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张中龙.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途径[J].理论学习，2011（06）.
【关键词】问题；探究式教学
问题是思维的源泉，更是思维的动力。问题探究式教学是让学生亲自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要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就必须在教学中以问题探究为中心，组织学习内容，通过问题启动探究、深化探究、反思探究，把问题的解决与新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本文以“伴性遗传”一节为例，谈谈笔者的一些做法：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探究欲望
讲述道尔顿的故事，展示色盲检查图，让学生测一测自己是否是色盲患者，讨论当前红绿色盲患者的两个问题：色盲能考驾照吗？色盲能结婚吗？色盲能生出正常的孩子吗？注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教师继续引导探究：人们在研究一些遗传病时，发现男女患病概率是不一样的，比如对红绿色盲的调查，据统计，我国男性红绿色盲的发病率为7%，女性色盲的发病率为0.5%。男性患者远多于女性患者，想一想，这是为什么？通过对遗传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有些性状的遗传现象常常与性别相关联，从而引出伴性遗传的概念。
二、“以图片+问题串”进行知识拓展，构建新知识
PPT展示课本34页色盲家系图，引导学生探究讨论以下问题：1.红绿色盲基因是显性基因，还是隐性基因？2.红绿色盲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还是位于Y染色体上？3.为什么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讨论交流，并展示探究结果。然后带领学生观察书上35页的图2―12和图2―13，掌握遗传图解的画法，并从中得出红绿色盲遗传的特点1（交叉遗传）和特点2（一般为隔代遗传）。展示红绿色盲家系图，引导学生得出特点3（女性患病，其父亲和儿子必患病）。然后把学生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完成剩下两种红绿色盲婚配的遗传图解的绘制，同时每组请一个代表上黑板完成，然后请本组同学对其进行修改，待完善好遗传图后，分析各组的婚配后代的表现型、基因型和患病的概率。
如果致病基因是X染色体上的显性基因，又会有怎样的遗传特点呢？通过这个问题过渡到抗维生素D佝偻病的学习。用表格的形式得出抗维生素D佝偻病的人群基因型及表现型。再利用学生已经写出的色盲遗传图解，直接进行改造，就是将用字母D/d替换字母B/b，并重新写出表现型，按照同样的思路进行分析，让学生讨论归纳，就得到了伴X显性遗传的特点：（1）女性患者多于男性患者（2）连续遗传（3）父病女必病，子病母必病。
三、应用情境设问，激发学生思考
创设情境1：小王（男）和小张是一对新婚夫妇，小张已被确诊为红绿色盲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医生，你将建议他们怎样优生优育，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请问生男生女“一样”吗？让学生体会伴性遗传在指导优生优育中的运用。
创设情境2：小王（男）和小张是一对新婚夫妇，小王为抗VD佝偻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医生，你将建议他们怎样优生优育，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该患者与缺钙有关，为了预防生下患病的孩子，小张在妊娠期多吃含钙食品可以吗？
创设情境3：小张有一个弟弟患有白化病，父母都正常，那她自己是否也携带了白化病的基因？她未出生的孩子是否也可能患白化病？如果你是一名医生，你将如何向她提供咨询？
四、让教材内容生活化，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引导学生读教材，通过XY和ZW型性别决定类型的介绍，了解伴性遗传在实践中的应用。让学生思考：如何对早期雏鸡根据羽毛特征辨别雌雄？教师补充：ZW型的芦花鸡（伴Z显性）中芦花雌鸡（ZBW）与非芦花雄鸡（ZbZb）的遗传图，让学生写出遗传图解，体会伴性遗传在生产中的应用。
教师设计问题：怎样判别一对等位基因是伴x遗传还是常染色体遗传呢？
学生分组讨论：常染色体bb（）×Bb（），其杂交结果是：后代雌雄性中均一半显性，一半隐性，后代表现型与性别无关；常染色体遗传bb（）×BB（），其杂交结果是：后代雌雄性均是显性，后代表现型与性别无关。伴x遗传选xbxb×xBY，其杂交结果是：后代显性个体都是雌性，隐性个体都是雄性，其后代的表现型与性别有关。
由此得出结论：在知道表现型显隐性的条件下，用同型隐性个体与异型显性个体杂交，根据后代性状就选表现型，也可以判断一对等位基因是伴x遗传还是常染色体遗传。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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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遗传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一个物体的个体产生同一物种的后代，每一个物种的个体都继承上代的各种基本特征。概括地说，就是父母（亲代）通过生育过程把遗传物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基因）传递给子女（子代），使后代表现出同亲代相似的特征，比如体态、相貌、气质、音容等。本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有关生物繁殖的知识的基础上，认识什么是遗传现象。
二、教学目标
1.知道什么是遗传现象。
2.知道人、动物、植物的许多特征是可以遗传的。
3.了解遗传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
三、教学准备
教师：陈佩斯父子和郭涛父子照片、多媒体课件、动植物照片
学生：自己父母的照片。
四、教学过程
1.激发学生探究遗传现象的兴趣
师：（出示陈佩斯和陈强的照片）这对明星父子在哪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生：头发、眼睛、鼻子、眉毛……
师：（总结）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父代和子代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现象就是遗传现象。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观察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明星图片入手，找相似点，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入遗传的主题，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2.师生互动学新课
（一）认识人类遗传现象
多媒体展示一对明星父子（郭涛和小石头）的照片。提出问题：请同学们仔细找找，看看他们有哪些地方长得相像。
多媒体展示两个明星家长，让学生为学生找家长。让学生观察讨论照片中父代的遗传特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眼睛、眉毛、耳朵、脸型、嘴巴、头发等是否具有相似特征。
设计意图：从学生熟悉的明星入手，观察寻找他们相似的特征再到为学生找家长的游戏，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教师：这对父子在外貌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开展一个“为学生找家长”的游戏。师出示注意事项。小组讨论合作。
小组活动：为学生找家长。
小组展示。（通过多媒体展示学生家长照片和被找到的学生相对照）
教师：在刚才的两个活动中，我们发现父代和子代之间在外貌特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学们与自己的父母确实有很多相似特征。
设计意图：通过“为同学找家人”的游戏，不仅增加趣味性，而且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与掌握遗传的相关知识。
（二）认识动物植物的遗传现象
谈话引入：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人类有遗传，那么动物有遗传吗？接下来我们共同探讨遗传方面的更多知识。
多媒体出示动物一家的图片，如斑点狗，让学生寻找遗传特征。
学生讨论汇报。
教师针对实际使用的图片进行总结。
学生活动：学生分别观察教材上小狗、豹、企鹅、马、长颈鹿等家庭的照片，找找它们的相似点。
学生交流发言。
师生总结：狗的眼睛、耳朵等相似；……总之，动物一家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外形、毛色、花纹、神态等。动物有遗传现象。
多媒体出示荷花照片，学生讨论植物的遗传现象，进而总结植物有遗传现象。
师生总结：动物有遗传，植物有遗传，遗传是生物的普遍现象。
设计意图：观察动物家庭的图片，让学生自己发现总结其相似之处，从而使学生在趣味性的学习活动中了解动植物也具有遗传现象。
3.根据遗传规律对一些遗传现象进行合理推测
知识拓展
猜测小猫爸爸的样子。
教师：仔细观察教材照片中每只小猫的颜色和花色，然后观察照片中小猫妈妈，推测一下小猫爸爸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讲一讲理由。
学生思考并汇报。
教师总结：小猫的爸爸的肤色有很多种，不能直接说是黑色的。
课堂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人类子女和父母之间、动植物的子代和父代之间都具有一些相似特征，也就是遗传现象。遗传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遗传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
人类的单基因遗传病共有5种类型：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伴X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伴Y染色体遗传病。在判断时可以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判断是否为伴Y染色体遗传病；第二步，判断致病基因的显隐性；第三步，判断是否可能为伴X染色体遗传。
一、判断是否为伴Y染色体遗传病
判断依据：伴Y遗传病的患者均为男性，且患者的父子均为患者
1.如果在系谱中所有患者均为男性，没有女性患者，而且所有患者的父亲和儿子也全都是患者，即父传子，子传孙。则可确定该遗传病最可能的遗传方式是伴Y染色体遗传病。
2.如果不符合，则可以排除伴Y染色体遗传病的可能，进行第二步判断。
二、判断致病基因的显隐性
判断依据无中生有是隐性
有中生无是显性
1.如果在遗传系谱中有如下的典型标志图，则该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为隐性，该遗传病的遗传方式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2.如果在遗传系谱中有如下的典型标志图，则该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为显性，该遗传病的遗传方式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3.如果在遗传系谱中没有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的典型标志图，则该遗传病的致病基因隐性和显性均有可能，该遗传病的遗传方式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也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进行完第二步判断后，还需要进行第三步，进一步判断该遗传病是否还可能是伴X染色体遗传。
三、判断是否可能为伴X染色体遗传
判断依据隐性遗传看女病，父子都病是伴性
显性遗传看男病，母女都病是伴性
1.如果该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为隐性，那么观察遗传系谱中的女性患者（隐性遗传看女病），若其父亲和所有的儿子也都是患者（父子都病），则该遗传病除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外，还可能是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若不符合“父子都病”的特点，则该遗传病只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2.如果该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为显性，那么观察遗传系谱中的男性患者（显性遗传看男病），若其母亲和所有的女儿也都是患者（母女都病），则该遗传病除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外，还可能是伴X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若不符合“母女都病”的特点，则该遗传病只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进行完第三步判断后，若符合“隐性遗传看女病，父子都病是伴性”，则该遗传病是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可能性最大；若符合“显性遗传看男病，母女都病是伴性”，则该遗传病是伴X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可能性最大。
下面通过实例说明：
图1：有女性患者4，排除伴Y遗传；个体3、4与7即“有中生无”，致病基因为显性；“显性遗传看男病，母女都病是伴性”，3与7不符合该特点，排除伴X显性遗传；此病只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图2：有女性患者5，排除伴Y遗传；个体1、2与3即“无中生有”，致病基因为隐性；“隐性遗传看女病，父子都病是伴性”，5与7、8不符合该特点，排除伴X隐性遗传；此病只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图3：有女性患者5，排除伴Y遗传；个体1、2与3即“无中生有”，致病基因为隐性；“隐性遗传看女病，父子都病是伴性”，5与7、8符合该特点；此病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也可能是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女性患者的儿子都是患者，而女儿都正常，所以此病最可能的遗传方式是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图4：有女性患者，排除伴Y遗传；个体1、2与6即“有中生无”，致病基因为显性；“显性遗传看男病，母女都病是伴性”，2与3、4，6与1、8、11均符合该特点；此病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也可能是伴X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男性患者的女儿都是患者，而儿子都正常，所以此病最可能的遗传方式是伴X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图5：有女性患者，排除伴Y遗传；在遗传系谱中没有发现“无中生有”或“有中生无”的典型标志图，则该遗传病的致病基因隐性和显性均有可能；若致病基因是隐性，“隐性遗传看女病，父子都病是伴性”，2与3，9与16均不符合该特点，排除伴X显性遗传；若致病基因是显性，“显性遗传看男病，母女都病是伴性”，6与11不符合该特点，排除伴X显性遗传；此病可能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也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由于该遗传病在子代中发病率较高；代代都有患者；而且若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6与7，9与8婚配，只有当7和8也为该病的携带者时，后代中才可能出现患者，在非近亲婚配时，此种可能性很小；所以此病最可能的遗传方式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1）了解染色体、DNA、基因三者之间的关系。了解遗传性状的概念和相对性状的实例。了解优生优育的措施和生物变异的概念。
（2）理解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理解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的概念和性别决定的方式。理解遗传病和近亲结婚的关系。理解可遗传变异和不可遗传变异区别及变异对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3）灵活应用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2.教学重点及难点
（1）明确“遗传、变异、性状、相对性状、基因”等概念之间的联系。
（2）培养自我建构知识网络的能力。
3.教学流程
3.1情境导课
学生活动：“小婷读报”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婷读报”主持人小婷。今天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因“发现器官发育和细胞程序性死亡的遗传调控机理”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H・罗伯特・霍维茨将于北京时间2013年4月9日来宁挑选他的助手。据说应聘现场相当火爆。
3.2第一关：基础梳理，紧扣考点
3.2.1复习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教师活动：幻灯片展示4个问题：（1）遗传信息的中心是什么？（2）细胞核中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物质是什么？（3）生物主要的遗传物质是什么？（4）染色体、DNA、基因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并回答问题。
教师活动：结合染色体、DNA、基因图片，给出正确答案，并给答对的学生分发通行证。
学生填写学案：遗传信息的中心为细胞核，细胞核中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物质为染色体，染色体由DNA和蛋白质组成，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DNA分子上具有特定遗传效应的片段叫做基因。
3.2.2复习人的性状和遗传
教师活动：幻灯片展示3个问题：（1）什么是遗传性状？（2）什么叫做相对性状？有哪些实例？（3）基因如何控制生物的性状？
学生分组讨论，并回答问题。
教师活动：结合一对相对基因，给出正确答案，并给答对的学生分发通行证。
学生填写学案：（1）遗传性状指的是可以遗传的生物体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征。（2）相对性状：同一生物、同一性状、不同表现类型。（3）基因是成对的，控制生物性状的基因有显、隐性之分。显性基因是指控制显性性状的基因，用大写字母表示。隐性基因是指控制隐性性状的基因，用小写字母表示。当一对基因中有显性基因时一般表现为显性性状；当一对基因都是隐性基因时表现为隐形性状。
3.2.3复习人类的性别决定
教师活动：幻灯片展示2个问题：（1）人类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概念是什么？（2）人类性别决定的方式是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并回答问题。
教师活动：给出正确答案，并给答对的学生分发通行证。
学生填写学案：（1）常染色体：与性别决定无关的染色体。性染色体：与性别决定有关的染色体。（2）完成表2。
（3）完成性别决定的遗传图解（图1）。
3.2.4复习遗传病和优生优育
教师活动：幻灯片展示4个问题：（1）什么是遗传病？（2）常见的遗传病有哪些？（3）预防遗传病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4）有哪些优生优育的措施？
学生分组讨论，并回答问题。
教师活动：给出正确答案，并给答对的学生分发通行证。
学生填写学案：（1）遗传病是指由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而引起的或者是由致病基因所控制的疾病。（2）色盲、血友病、先天性聋哑、苯丙酮尿症等都属于遗传病。（3）预防遗传病最有效的措施：禁止近亲结婚。（4）优生优育的措施主要是：禁止近亲结婚、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3.2.5复习生物的变异
教师活动：幻灯片展示3个问题：（1）什么是生物的变异？（2）可遗传变异和不可遗传变异区别是什么？（3）生物变异对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并回答问题。
教师活动：给出正确答案，并给答对的学生分发通行证。
学生填写学案：（1）生物体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总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叫生物的变异现象。（2）可遗传变异和不可遗传变异根本区别在于：遗传物质是否发生改变。（3）生物变异对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地球上的环境是变化多端的，如果生物不发生变异，就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环境。如果没有可遗传变异，就不能产生新的生物类型。正是由于生物的遗传和变异，才使得生物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地进化发展。
3.3第二关：考纲扫描，构建网络
教师活动：展示《2013年南京市中考指导书》要求。
学生活动：展示学生预先分组准备好的思维导图。教师请4个小组的代表上台展示他们的作品，并讲解。
教师活动：展示教师准备的思维导图和学生交流分享。以4组学生中最为详细合理的思维导图为依据，对知识点进行简单的总结。给以上展示的小组成员分发通行证。
3.4第三关：核心攻略・解疑点睛
教师活动：展示南京市“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相关中考题，让学生了解中考出题方式，教师总结点睛。
教师活动：给答对的学生分发通行证。
3.5第四关：趣味检测
自从1957年Waddington提出表观遗传学的概念后，表观遗传学和表观基因组学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表观基因组学是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研究表观遗传学标志及其与基因表达的相互关系。这一新兴领域已对毒理学研究与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内，表观遗传学在毒理学研究已较深入地开展了一些研究，并发表了综述。
1外源化学物的表观遗传毒性
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是通过DNA甲基化，组蛋白编码和相关的非编码RNA(如miRNA)来完成的。3种机制各自的贡献取决于特定基因及其环境，如物种，细胞类型，机体的发育阶段和年龄，此外，每个因素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表观基因组的调控是一个强大的和动态的综合过程，在发育和维持分化状态中起关键作用。虽然表观基因组不是所有的改变预期都是有害的，但有些可能产生有害结果(如发育异常，增加疾病易感性等)。在体外，动物和人类的研究已经确定了几类环境化学物，可以修饰表观遗传标志，包括金属、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空气污染物、毒物和内分泌干扰物/生殖毒物。目前环境化学物表观遗传标志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DNA甲基化，只有少数研究涉及组蛋白修饰和miRNA(表1～3)。外源化学物引起表观遗传学改变可影响细胞应激，并是潜在可逆的;也可能是可遗传的。表观遗传毒性(epigenotoxicity)是指脱离外源化学物暴露后，可遗传的有害改变。广义的表观遗传毒性也可以包括外源化学物引起非遗传的表观遗传学改变中介的外源化学物毒效应。可遗传的表观遗传毒性和表观遗传改变中介的毒效应是有区别的。表观遗传毒性可以被分为有丝分裂的，减数分裂的或跨代遗传的3类。表观遗传毒性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对毒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下文主要讨论目前表观遗传毒性测试的主要发现及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ILSI)“评估表观遗传变化”的研讨会的意见。
2表观遗传毒性的主要发现
2.1化学致癌近年来在多种肿瘤细胞观察到表观遗传事件。表观遗传事件可能引起基因表达的变化通过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或染色质重构。并估计，在肿瘤细胞中检测到甲基化变化的数目远远多于遗传改变的数目。研究发现表观遗传事件参与环境与职业因子诱发癌变进程的引发和进展。DNA甲基化异常对肿瘤发生有因果关系作用，甲基胞嘧啶增加突变可能性，增加致癌物结合，肿瘤抑制基因沉默，DNA修复基因沉默，癌的DNA低甲基化和遗传学改变。组蛋白修饰可能通过影响DNA修复和细胞周期关卡，引起遗传学改变。传统的致癌性试验可确定表观遗传修饰诱导肿瘤的可能性。许多不同的啮齿类致肝癌物已被确定，而研究发现这些化合物的作用模式并无遗传毒性，与人类也无关联性。例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A)介导的和构成性雄甾烷受体(CAR)介导的啮齿类动物癌变。肝肿瘤促长剂苯巴比妥(PB)，其与CAR的激活和随后的效果相关。PB诱导的啮齿类表观遗传学改变包括甲基化改变的区域，基因表达的特殊改变和外源性及内源性化合物的代谢。持续的核受体介导的肝脏致癌物的分子分析，将更加明确地表征每个受试化合物的作用模式。表观基因组正常变异性的表征和与处理相关的表观遗传学影响的理解，将是研究致癌作用模式的巨大挑战。
2.2遗传毒理学评价化学物引起遗传损伤的能力是风险评定的重要内容。表观遗传学影响基因表达的可遗传的变化可能构成遗传毒性。表观遗传导致基因改变的机制包括:错配修复基因表观遗传缺陷，增加DNA修复基因表观遗传缺陷与癌症特定突变谱相关，参与双链断裂修复的基因的表观遗传失活，有丝分裂关卡基因表观遗传缺陷，致癌物解毒基因与甲基胞嘧啶突变可能性增加，DNA全面低甲基化和染色体不稳定等。已经确定表观遗传学改变在肿瘤形成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肿瘤发展过程中DNA甲基化模式的改变往往是最早观察到的分子事件。甲基胞嘧啶(5meC)已知是C∶G至T∶A转换突变的热点，起因于胞嘧啶自发性水解和酶脱氨基率的增加和DNA修复降低。增加的5meC脱氨基率和T碱基修复受限可解释在CpG位点突变频率的增加。人类肿瘤p53基因突变的1/4和肿瘤抑制基因p16的C-T转换的1/3已知会发生在CpG位点上。突变的增加也可能来自于饮食中甲基供体的不足。已证明叶酸补充剂能减少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发生结肠癌的风险和和预防结肠癌细胞p53突变。参与叶酸代谢的酶遗传多态性影响表观遗传标志，改变SAM水平，并能调节结肠癌的风险。也已提出DNA氧化性损伤在癌症的发生、心血管疾病和衰老中所起的作用。8-羟基鸟嘌呤(8oxoG)改变了CpG二核苷酸相邻的C的甲基转移酶活性，可能改变DNA甲基化。在CpG内C5-位的损伤影响DNA甲基化。在体外，5meC和5-氯C因启动子甲基化引起次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基转移酶(Hgprt)基因的沉默。此外，CpG内的8oxoG和HmC或显著减少结合于DNA的MeCP2，并直接导致染色质结构改变。光二聚物，烷基化碱基，脱碱基位点，以及链断裂也会诱导DNA的甲基化变化。对性细胞的致突变性将于下文讨论。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能够筛选表观遗传学介导的危害。例如，在不同啮齿类细胞系经5-氮胞苷处理TK基因可恢复活性。此外，DNA合成抑制剂3-叠氮基-3-脱氧胸苷(AZT)可引起TK位点超甲基化。应进一步开发筛选试验以确定表观遗传学中介的遗传毒性。
2.3发育与生殖的表观遗传毒理学完全分化的体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将有相对稳定的表观基因组传递到子代细胞。但在哺乳动物的发育过程中，早期胚胎发育过程(着床前)，以及在子宫内原始生殖细胞的发育过程中，有两个表观遗传学的重编程阶段，重新设置DNA的甲基化模式。这两个发育的表观遗传重编程事件有可能是破坏表观遗传编程的敏感窗口。发育和生殖毒理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毒物暴露是否可以直接改变发育的表观基因组，有害的表型是否可跨代遗传，及因此存在的潜在危害。表观遗传编程紊乱可能有助于对表型的跨代遗传。使用Avy小鼠(黄色刺小鼠)模型，饮食暴露双酚A，使Avy和CabpIAP亚稳外延等位基因低甲基化。甲基供体膳食补充剂或染料木素可抵消此低甲基化效应。这些结果与造成表观遗传影响的其他内分泌干扰物报告一致。在环境相关水平低浓度的双酚A(1.2和2.4μg/kg体重)对大鼠可诱导跨代遗传表型异常。暴露于双酚A围生期雄性后代的计数和活力降低，并在F3代持续这些表型。甲氧滴滴涕和乙烯菌核利在子宫中暴露也会导致跨代生殖遗传表型异常。虽然甲氧氯和乙烯菌核利在高于人类接触的剂量观察到病理学改变，但此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型来研究表观遗传跨代的机制。已证明，乙烯菌核利暴露后破坏了多达3代的小鼠一些印迹基因甲基化模式，这表明跨代遗传异常的表型也有表观遗传的基础。
2.4免疫毒理学已发现，表观遗传调控多能幼稚辅T细胞(Th)分化的启动和其效应亚群的成熟。启动后不久，幼稚T细胞同时转录低水平的Th1(CD4)和Th2(CD8)细胞因子，包括IL-2。在选择性转录成为Ifng(Th1细胞因子标记)或Th2细胞因子基因(IL-4和IL-5，IL-13)之前需要几次复制。在体外用5-aza诱导T细胞，导致由早先不产生这些细胞因子的T细胞系产生IL-2和IFN-g。在用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处理的CD4T细胞研究证实干扰素IFN-G和Th2型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表观遗传机制是Th细胞分化和功能的关键因素。尽管与小鼠相比，人类IFNG基因缺乏脱甲基化，分化的人类Th细胞CpG甲基化分析显示出与小鼠类似的结果。将化学物诱导的小鼠T细胞分化的表观遗传学改变数据外推到人应要谨慎。
2.5其他终点从鼠类模型或单一基因的表观遗传学的某些成果已被外推于人类疾病原因。表观遗传学基础的表型被认为是人类疾病的起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确定表观遗传的正常变异和评价表观遗传影响需要适当的实验设计和对照。已经提出，内分泌干扰物的表观遗传毒性可能导致暴露人群的许多发育，代谢和行为障碍。对其他靶器官或终点的表观遗传毒性还有待研究。
2.6检测流程和模型Szyf2007年对检测表观遗传毒性提出的研究思路为:①在生命一个时间点的环境暴露可能会改变表观遗传编程，导致稳定改变表型和反应性，②毒物暴露可能导致表观遗传重编程，导致生命后期表型的变异。Reamon-Buettner和Borlak提出使用动物模型(如鼠类)环境暴露后分析表观遗传机制的研究方案，见图1。已推荐了检测表观遗传毒性的动物模型，特别是Avy小鼠和Axin1融合(Axin1Fu)小鼠能用于研究表观遗传学和发育畸形之间的联系，因为在特定的DNA甲基化模式的改变可以与小鼠遗传疾病广泛链接。
3ILSI的“评估表观遗传变化”研讨会
2009年10月ILSI的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IL-SI/HESI)主办“评估表观遗传变化”研讨会，评估和提高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科学知识基础及其在疾病中的作用，包括跨代的表观遗传变化的影响，还讨论了将表观遗传纳入安全性评价的几个问题。
3.1可能用于评价化学物产生表观遗传毒性的模型系统大鼠和/或兔可能是评价外源化学物产生表观遗传变化影响F1和/或F2和F3代的适当的模型。小鼠可能是更易于处理的模型，因为小鼠基因组有更多的数据，并已有用于检测表观遗传变化的工具。已建议Avy小鼠模型作为潜在的筛查工具，其毛色受亚稳Avy等位基因IAP隐蔽启动子附近CpGs甲基化状态的影响。然而，Avy小鼠模型用于筛选可能过于敏感。其他可能的模型包括斑马鱼和秀丽隐杆线虫，以及蜜蜂和果蝇。体外模型是使用哺乳动物细胞或利用干细胞。干细胞包括其他物种不存在的印迹基因。印迹基因有可能作为确定表观遗传改变的感应器。以上讨论的模型有可能用于潜在危害识别，并提供机制基础。然而，将很难直接解释这些数据对整体动物和人类的意义。在表观遗传模型转化为管理决策测试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工作和验证研究。
3.2可能评价的终点/靶对于表观遗传变化的指标，应确定适应反应还是有害反应。确定表观遗传修饰与可能提示特定有害影响的疾病相关基因表达改变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强的关联需要表型锚定。在发现受影响的表观遗传效应的基因与某种疾病相关的基础上，应建立由表观遗传机制调控的基因数据库。表观遗传效应很可能有物种，组织，暴露和时间特异性。目前，在研究中实验对照组是化合物反应表观遗传变化的最适当的参照，建立表观遗传印迹的参考对照范围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区域甲基化模式可能更趋于稳定和遗传。
3.3可能应用的技术关于DNA甲基化和miRNA，以阵列为基础的平台，针对人类和小鼠样品已优化。针对大鼠可用的工具有限，但可用根据大鼠基因组序列基于阵列的高通量方法。虽然硫酸氢盐为基础的测序评价DNA甲基化方法可用于所有物种，但需要发展高通量测序方法。区分异常信号和背景信号并不容易，最大的挑战将是数据分析和解释，应发展信息学。
3.4管理机构的观点为了将表观遗传毒性纳入风险评定，有很多的考虑。必须明确的问题，理解环境、营养和/或药物暴露对个人，群体及跨代水平的公共健康的潜在长期影响，界定希望解决的问题，确定模型系统。这就需要努力使与有害结局和基线改变相联系的研究设计、方法和模型标准化。以适当的参考化合物、途径和剂量验证该模型。模型试验检测的任何变化必须以合理的方式链接到表型或临床结局。对于法规测试，方法必须标准化，具有重复性和重现性。为了将表观遗传数据有效地纳入人类风险评定，最好与管理机构共同努力，确定一个正常基线范围，并与有害结局关联，界定公共卫生关注的适当水平。管理机构将需要开发分析工具，以对公共健康方面的数据进行解释，并将此类数据应用于风险评定模式和慢性健康结局。
关键词：医学遗传学 启发式教学 合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c）-0249-02
医学遗传学是发展非常迅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其理论和技术已渗透到现代医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但医学遗传学理论抽象、概念繁多、知识更新快，教材内容往往难以跟上学科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要合理应用直观式、比较式、病例讨论式、比喻或举例式以及自主、合作、探究式启发教学，激发学习兴趣，强化记忆和理解所学理论知识，增强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记忆能力，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启发式教学的概念和目的
1.1 启发式教学的概念
启发式教学是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教学手段。
1.2 启发式教学的目的
这种教学手段可以达到激发学习内在动机，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目的。通过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学生积极思维，使其主动获取前瞻性知识，并在临床实践中能充分利用遗传病学理论知识，不断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进步。
2 直观式和比较式启发教学
2.1 直观式启发教学
知识学习、理解和掌握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将直观式启发教学运用于医学遗传学教学，在教师的引导下，帮助学生观察，借助图片、动画等多种形式和途径，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协同活动，获取感性认识。
如在学习遗传物质DNA立体结构时，可先以图片或模型向学生展示DNA结构，并向学生说明DNA结构构成，有目的的引导学生观察其结构特点。学生仔细观察后，教师可提问学生DNA结构有什么特点？学生一般都能指出其空间结构是两条反向且永不相交平行的链构成。然后以动画向学生展示DNA高度盘曲折绕，压缩8 400倍后形成短小杆状的染色体过程。
通过生动有趣的直观展示，不仅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更能使之在愉悦环境下对抽象的理论具有感性认识，学习兴趣浓厚，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2 比较式启发教学
学生往往难以区分和理解相近或相似的医学遗传学概念，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如三大遗传基本规律、单基因遗传病和多基因遗传病、一因多效和多因一效、表现度和外显率、完全外显和不完全外显、从性遗传和限性遗传、复制和转录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教师可采用比较式启发教学。
比较是认知和鉴别相似事物和知识的一种常用方法，为人们广泛使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全面分析，找出不同知识点的关系，充分比较相互之间的差异，综合、协同记忆并鉴别相同或相似的内容，通过分类区别记忆以及“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过程，启发学生将不同知识点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找出来，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进而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
通过比较式启发教学，学生能清晰认清重点难点并理解和掌握。能将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在掌握书本知识同时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养成学习方法，提高其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病例讨论式和比喻或举例式启发教学
3.1 病例讨论式启发教学
医学遗传学知识较为抽象枯燥，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和记忆，其中涉及大量的遗传病病例，病例讨论式启发教学符合医学遗传学教学的学科特点，能启发并使学生掌握学科基本理论。病例是一个综合性材料，可以补充教材内容，真实性、直观性和趣味性较强，有助于理解相应理论知识。
病例讨论式启发教学能够强化和巩固基本理论知识，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如在讲授单基因病遗传方式时，以病例引出授课内容：“6岁男患儿浅表皮肤切割受伤后，伤口出血1 h不止，检查表明其凝血时间延长。”然后向学生提出问题：“该患儿可拟诊为何种遗传病？在病史问诊时应注意什么问题？进一步明确诊断的首选检查是什么？这种遗传病的遗传方式是什么？试说出主要的防治措施并解释原因。”学生可被病例资料及其蕴含的知识点所吸引，进而启发并督促学生积极思考。同时学生通过病例讨论和分析可归纳出普遍规律，培养了学生科学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3.2 比喻或举例式启发教学
通过这种教学手段能使学生逐渐深入认识问题，能将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问题具体简单化，学生产生强烈的真实感。
如在讲如何理解和区分核型和核型分析时，可列举生活中杂乱无章的一堆袜子，人为地按颜色、大小、形状进行一双一双配对、排列、分组的过程。这既简单又形象，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在运用比喻式启发教学时应明确授课目的，比喻恰当，较好地完成单元教学目标。
在医学遗传学授课时，应注意联系临床知识于理论教学中。如在讲解单基因和多基因遗传时应介绍基因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讲解染色体畸变时应介绍染色体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方法，讲述遗传病预防时应介绍遗传咨询类型、步骤和意义。这样不仅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医学遗传学理论知识，还与临床实践相联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 自主、合作、探究式启发教学
以色盲为例，采用自主、合作、探究式启发教学手段讲述伴性遗传现象和遗传规律。其基本过程如下所述。
4.1 导入新课
通过色盲检查图，检查自己的辨色能力；给出我国男女性红绿色盲发病率分别为7%和0.5%，给出色盲患者家系图，使学生认识到男女发病率不同，男性更容易患病。之后问学生：为什么红绿色盲在遗传表现上与性别相联系？控制这个性状的基因位于什么染色体？进而引出伴性遗传的定义。
4.2 启发思维、探究新知
用图形展示性染色体的结构特点，区别于一般常染色体，X染色体携带基因较多，Y染色体携带较少基因（约为X的1/5），所以X染色体上的基因往往无相应等位基因在Y染色体上。红绿色盲属伴X遗传。要详细讲解伴X遗传书写规则，给出人正常色觉和红绿色盲基因型、表现型表格，学生探索讨论，填写表格。
4.3 重点难点的突破
启发学生描述色盲家庭可能存在的婚配方式，将学生分成四组，每组选取一种婚配方式完成婚配图解，每组选一个代表，在黑板上写出所生子女的基因型、表现型及比例的遗传图解。此时教师应充分利用遗传图解，结合问题链将色盲遗传特点和规律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阐明X隐性遗传的特点和规律，较好地理解此知识点。
4.4 继续探索，拓展延伸
介绍伴X遗传中伴X显性遗传，利用既往所学知识，以相应疾病实例探究伴X显性遗传的遗传特点和规律。
4.5 回归实践，学有所用
教师给出资料并提出问题：一对夫妇，丈夫患血友病，妻子正常，生育如何选择？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分析，最后制定合理的生育方案。学生领悟到伴性遗传对优生优育的指导作用和重要性，进而归纳总结出不同遗传方式的特点和规律。
总之，通过合理应用启发式教学于医学遗传学教学中，不仅能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自学、思考和归纳能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提高学科教学效果。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组合并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断提高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最佳教学效果，为学好医学遗传学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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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捷，邹明珠，陈起航，等.⒎⑹浇萄г诹俅惨窖ёㄒ当究粕医学影像学实习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5，14（6）：611-614.
一、制定调查计划
1.调查目的
（1）进一步完善课堂教学，使学生加深理解人类常见遗传病的类型和发病原理。
（2）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学探究精神。
（3）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2.调查原理
（1）人类遗传病是由遗传物质改变而引起的疾病。
（2）遗传病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和家系调查的方式了解发病情况。
3.创建调查小组
创建调查小组应该立足学生的个性差异，应该根据学生性别的差异，知识储备量的差异，识图能力、绘图能力、实践操作技能的差异进行分组，将他们优化配置，并且选择同学关系较好、能力较强的成员担任组长。每个小组6人，每个班级平均有9个小组。全校高二年级共16个班级，除4个文科班和1个网络班外，其余11个班级共99个调查小组。每个小组内设记录员1名，联络员1名，问题设计员1名，调查员3名。让每个成员都负一定的责任，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使每个学生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能够取长补短，便于调查任务的完成。
4.制作调查表格
某种遗传病的发病率=某种遗传病的患病人数/某遗传病的被调查人数×100
二、实施调查活动
1.人类常见的遗传病的遗传特点
显性遗传病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隐性遗传病具有隔代出现的遗传特点；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具有交叉遗传、隔代出现，患者男性多于女性的特点；伴X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具有世代相传，患者女性多于男性的特点。
2.人类常见的遗传病类型
3.调查过程
（1）调查应该符合学生认知发展水平，每个小组选择调查周围熟悉的至少5___9个家系中的遗传病的发病情况，调查时最好选择群体中发病率较高的单基因遗传病作为调查对象，如：红绿色盲、多指、白化、佝偻等。教师要引导学生调查探究，要加强调查方法的指导，如对多指病调查的5例患者家庭发病情况列表如下
1 2 3 4 5
外祖母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外祖父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父亲 正常 正常 多指 正常 正常
母亲 正常 正常 正常 多指 多指
患者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分析得出结论；3号家庭中多指病的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而1、2、4、5号家庭中多指病遗传的特点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遗传规律矛盾。原因可能是：①父母正常却生出病孩可能是基因突变的缘故。②此多指病可能不是由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而是由多对基因共同控制的复杂遗传。
（2）培养学生的科学修养，抓住时机诱导学生思考，比如：各个小组调查的结果都比权威资料上提供的数据要高。因此有些成员说：可能我们调查的范围太小，我们只是在病例比较集中的区域展开调查活动；有些成员说：我们调查时态度可能不够谦和，直接影响到被调查的人没有说实话导致结果有误；有些成员说：可能我们调查的这个村子近亲结婚的多，发病率自然就高了。这时教师应及时指导小组成员相互交流，协调成员间的分歧。
附暑期调查表：
从表中看出；总调查人数为20689，总发病率为0.11；男发病率为0.063女为0.048，数据单基因遗传病在群体中发病率一般为1/1000 000～1/10 000；上表的人数只是学生在发病村镇的调查数据，如果加上未发病村子的人数，结果就与教材上提供的数据接近。
（3）及时通报各个小组的调查成果，激励组间相互竞争，调动学生的探索热情和积极性，最后归纳组内观点，指导完成调查报告。
三、整理分析调查资料
（1）为保证调查的群体足够大，小组调查的数据应该在班级和年级中进行汇总，调查结果中容易找出规律的遗传病，应计算出发病率。不容易找出规律的遗传病，整理存档作为当地该病发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哮喘等的调查结果；最后由教师总结写出年级调查报告，在校刊发表，供全年级以及全校学习。
四、调查评价
假期调查结束，各个小组写出的小组调查报告，应该在年级内进行评优活动，对比较好的小组给予奖励，各个小组及其成员都应该给适当的评价。
五、讨论调查结果
[关键词]微卫星；群体遗传学；道地药材；遗传成因；栽培起源；产地鉴别
[收稿日期]2013-07-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274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1130070）；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2011ZDXK-01）；北京市共建项目专项
[通信作者]袁庆军，Tel：（010）64014411-2956，E-mail： 中药的道地性是自古延用至今评价中药材质量的一项独特标准，道地药材就是指在特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佳、疗效好、为世所公认而久负盛名者称之[1]。黄璐琦等指出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本质是同种异地，即同一物种因其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能在不同的地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群体单元，如果其中某一群体单元产生质优效佳的药材，即为道地药材[2]。这个同一物种在不同地点上形成的群体单元，在生物学上称为居群。因此，道地药材在生物学上就是指某一物种的特定居群，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生长的自然或人为的同种个体群，居群水平的遗传分化是道地药材形成的遗传基础，遗传分化越明显，道地药材与同种其他居群药材的差异越明显[3]，由此他对道地药材的形成机制提出了“道地性越明显，其基因特化越明显”的模式假说[4]。
目前关于道地药材遗传基础的研究多停留在遗传多样性的基本分析和描述，难以揭示道地药材遗传分化和遗传成因的深层次问题，如①道地药材居群是如何进化形成的，与非道地药材居群的遗传分化程度有多大？这种遗传分化与道地性的形成是否相关？②道地栽培居群是否起源于道地野生居群，它们的种质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产生种质混杂而引起远交衰退最终影响药材的道地性？③道地药材是否可能实现产地的分子鉴别（种内鉴别）？如何筛选道地药材的分子地理标识？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深入了解道地居群形成的进化历史，掌握影响道地居群遗传分化的现代因素（如基因流、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等）和历史性事件（如片断化、快速扩展和拓殖现象等），这些属于群体遗传学范畴，需要将群体遗传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道地药材的研究。
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又称种群遗传学，是根据遗传学原理，采用数学、统计或其他方法研究生物居群的遗传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即研究种内进化（微进化microevolution）的科学。种内进化促成了等位基因在居群水平的空间分布和不断改变，从而引起居群间的遗传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PCR技术的广泛应用，RAPD，RFLP，AFLP等指纹技术[5]为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而微卫星与这些指纹技术相比又具有突出的优势。由于微卫星具有高度多态性、在基因组中含量丰富且分布均匀等优点，这一技术很快便发展为一种分子标记，成为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有力工具，本文旨在介绍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其引入道地药材的研究，为赋予道地药材现代科学内涵提供新的研究手段。
1微卫星的概念、分布及优点
1.1微卫星的概念及在真核生物基因组中的分布
微卫星（microsatellites），又称简单序列重复（simple sequence repeats，SSR），是指以少数几个核苷酸（一般为1～6个）为重复单位组成的简单的串联重复序列，由于重复的次数不同以及重复的程度不一致而造成这些序列的多态性[6]。微卫星上不同长度的等位基因按简单的孟德尔方式遗传。
微卫星序列普遍存在于大多数真核生物的核基因组中。据估计，人类基因组中每6 kb就存在一个微卫星位点[7]。在不同分类群的物种之间以及同一分类群的不同物种之间微卫星的平均密度差异很大，例如，植物基因组中的微卫星约比动物基因组中的少5倍[8]，而鸟类约比人类少6～7倍[9]，目前尚无法解释这种现象[10]。微卫星的重复单位以1～2个核苷酸为主，也有一些微卫星的重复单位为3个核苷酸，极少数为4个或4个以上核苷酸[8]。在以双核苷酸为重复单位的微卫星中，人和动物 （CA）n含量最高[7]，植物中（尤其是作物中）以 （GA）n和 （AC）n为主[11]。
1.2微卫星作为遗传标记的优点
用微卫星作为遗传标记与其他DNA分子标记（如RAPD，RFLP，AFLP，小卫星DNA等）相比具有以下优点：①作为一种高度多态性的分子标记，微卫星DNA具有丰度高、共显性标记、选择中性的特点；②微卫星采用单位点DNA指纹技术，检测容易，重复性较好；③微卫星DNA扩大了取样范围，减轻了取样工作的困难和对研究对象的影响；④微卫星DNA的出现为群体遗传学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遗传信息资料，同时也促进了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12]，包括最大似然性法（maximum likelihood）、凝聚法（coalescent methods）和bayesian法（bayesian methods）。
2微卫星在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
2.1居群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分析
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是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种质资源创新和品种改良的物质基础。一个居群遗传多样性越高或遗传变异越丰富， 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强， 越容易扩展其分布范围和开拓新的环境。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往往与物种本身的特性相关，如生活史的长短、系统和繁殖方式、地理分布及遗传变异水平高低等[13-15]。遗传结构是指基因或基因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非随机分布，居群的遗传结构包括居群内的遗传变异和居群间的遗传分化。对遗传结构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是探讨生物适应意义、物种形成过程及其进化机制的基础，也是保护生物学的核心之一。一个物种的遗传结构是长期进化的产物，许多物种独特的遗传结构反映了进化历史上的一些特殊事件[16-17]。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之一是保护物种，更具体地说就是保护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或进化潜力，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和措施必须建立在对遗传结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微卫星是进行居群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研究的有效分子标记，目前已对草本植物[18-19]、花卉[20]、树木[21-24]等进行了研究，而对药用植物，特别是道地药材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的深入研究还很缺乏。
2.2基因流分析
基因流是指生物个体从其发生地分散出去而导致不同居群之间基因交流的过程。植物的基因流主要靠花粉和种子的传播来完成[25-29]，基因流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居群间遗传物质是否均质化以及遗传分化的程度，因此基因流是决定居群遗传结构的重要因素[30]，通过基因流可以了解居群过去的进化历史、掌握居群现在的遗传结构并预测居群将来的演化趋势，由此作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效策略。基因流的传统测定方法是通过收集器或染色跟踪花粉和种子的运动，但这些方法常常低估居群的基因流，而且也无法计算有效基因流的大小[31]。基因流可以通过亲本分析来测定[32]，采用亲本分析方法确定种子或幼苗的双亲之后，可以根据双亲之间的距离精确地测定花粉的传播距离，幼苗与母本间的距离（雌雄异株）或种子与双亲之间的平均距离（雌雄同株）即为种子散布距离。当花粉或种子从一个居群扩散到另一个居群，就形成居群间基因流，这种基因流是阻止居群遗传分化的重要进化因子。在后代的亲本分析中，有些后代的亲本不能由居群内的个体形成，根据这些后代的比率可以估算出居群间基因流与居群内基因流的相对强度。微卫星高度的多态性、共显性等特点，在亲本分析中具有突出的优势，目前利用微卫星对基因流进行的研究有很多[33-34]，但对药用植物基因流的研究基本没有，特别是药用植物在栽培过程中人为引起基因流改变而影响其进化潜能的研究还属空白，这直接关系到中药资源是否能可持续利用。
2.3进化显著单元ESU的划分
进化显著单元（evolutionarily significant unit，简称ESU）是地理上离散的、历史上被隔离的居群组，因而具有独特的进化潜力。定义ESU的遗传标准包括由遗传距离反映的等位基因频率的显著分化和基于某些基因的系统分化程度。定义ESU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进化的产物被认识并受到保护和有效利用，使不同ESU固有的进化潜能得以保持[35]，最终真正达到保护物种和可持续利用的目的。1986年，Ryder首次提出了进化显著单元的概念，用作保持生物遗传完整性和进化潜能的一种可操作方法，对地理上有显著变异的居群组进行分别管理[36]。然而，正如物种的概念一样，ESU在定义它的组成和界定它所要求的变异类型也还存在争议[35]。Moritz（1994）定义ESU为历史上被隔离的且独立进化的居群组[35]，这些居群组在动物中线粒体DNA（mtDNA）或植物叶绿体DNA（cpDNA）等位基因表现为交互单系，并在核等位基因上有显著分化。根据这一定义，在获取具有正确拓朴结构系统树的基础上可确定ESU。对于有显著遗传分化、同时在线粒体或叶绿体基因组和核基因组上都是单系的居群，应属独立的ESU。而对于与其他居群遗传分歧度并非很高、在线粒体或叶绿体基因组上又是单系的居群，如果其核等位基因的频率与其他居群有显著的差异，也应视为一个ESU；相反，如果其核等位基因的频率与其他居群没有显著的差异，则不能视为一个独立的ESU[37]。微卫星作为一种多态性很高的核基因分子标记，在界定显著遗传结构和定义进化显著单元具有其他分子标记不可替代的优势。进化显著单元ESU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动物的保护遗传学研究[38]，在植物中也开始借鉴动物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些进化显著单元的划分[39]，而在道地药材的保护、分子鉴定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中尚未深入到进化显著单元的划分。
3微卫星在道地药材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展望
3.1微卫星在道地药材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
近年来微卫星群体遗传学被生物科学界所重视，对于道地药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方面。如Chen等利用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对唐古特大黄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分析，阐明了其濒危机制[40]；肖冬长等利用研究了铁皮石的遗传结构，揭示了品种间的亲缘关系[41]；郭银萍等研究了22份薏苡种质的遗传多样性，反映了供试材料的亲缘关系，从而为薏苡种质改良提供理论依据[42]；闫伯前等研究发现华中五味子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较丰富的等位基因，可作为人工种植时优先选用的种质资源[43]。陈子易等应用微卫星标记实现了人参与西洋参的种间鉴别[44]。这些研究初步揭示了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在道地药材研究中的优势，但前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方面，未能从根本解释道地药材的遗传变异和形成机制等问题，亟待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3.2微卫星在道地药材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展望
3.2.1道地药材的遗传成因研究生物的表型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共同决定的，然而对于同一性状中的控制可能只是其中某一因素占主导作用引起的，比如欧洲人的平均身高要高于亚洲人是由遗传决定的，而中国北方人高于南方人的平均身高是由环境引起的。那么，道地药材的优质性究竟是由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所决定呢？这一直是道地药材研究争论的焦点。黄璐琦等提出了道地性形成的“边缘效应” [4]，他认为物种分布区边缘的极端环境有利于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因而物种分布区的边缘往往成为道地产区。其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次生代谢产物（如黄酮）含量的差异取决于药材的地理来源[45]。同时黄璐琦等又提出了“道地性越明显，其遗传分化越明显”的模式假说[4]，认为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本质是同一物种特定居群与其他居群由于地理上的隔离而发生遗传分化的结果。这些争论一直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使道地药材的生产和质量控制缺乏明确的标准。
在植物居群中，影响居群遗传变异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是基因流或溯祖关系[46]。植物的基因流是靠种子和花粉的传播来完成的，不同植物由于种子和花粉传播方式不同而各自具有独特的基因流模式，其顺畅与否，直接影响居群间的分化程度及遗传物质是否均质化[47-49]。溯祖关系是建立谱系分选（lineage sorting）现象的学说[50]，即祖先居群原始的基因型多态性由于遗传漂变逐渐消失，最终居群内仅存单一基因型而形成单系群，不同的单系群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基因会因突变的积累而逐渐发生遗传分化。因此，现代基因流和谱系分选历史决定了一个物种居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的遗传结构决定了居群表型（包括化学表型）的地理变异程度，从而在药材上反映出道地性的明显程度。因此，应用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对居群遗传结构的研究，对道地居群与非道地居群间的遗传分化程度能够作出定量判断，结合化学表型地理变异进行相关性分析，能有效揭示遗传因素对道地性的影响程度，如果道地居群与非道地居群存在显著的隔离分化，那么道地性很可能是由遗传的因素所引起；反之则可能是由环境的因素所决定。
3.2.2道地药材的栽培起源研究药用植物的栽培是满足人们目前和将来对药用植物需求、缓解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某些栽培方式，如传统小规模的就地引种，能够很好地保存植物的遗传多样性[51-52]。然而，栽培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作用要从多方面来理解[53]，通过栽培而进行大规模的药用植物生产，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54]，例如，奠基者效应和为了高产优质而进行的人工选择可能导致栽培药用植物狭窄的遗传背景，出现类似农作物驯化过程中出现的遗传瓶颈现象[55]。同时，在现代条件下的药用植物栽培，由于高度发达的交通和药材贸易市场，使得不同产地之间药用植物种子的交流变得更加容易，种子从原产地流入其他环境可能导致栽培药用植物远交衰退[56]，衰退的基因流可能从栽培居群流入附近的野生居群，从而引起野生居群对本地环境适应性的下降[57]。
栽培起源研究能够有效揭示栽培驯化过程中居群动态和遗传结构发生改变的过程，是当今国际上群体遗传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栽培植物和它们的野生祖先常常形成野生-栽培复合体并构成植物繁演的重要遗传资源[58-62]。伴随着农业上将植物从野生变为适合栽培和人类利用的引种驯化过程的开始，围绕着野生-栽培复合体的基础理论研究[60]（作为一种植物进化的模式）和应用研究也开始兴起，例如，确定驯化植物的地理起源或评价作物进化的居群动态可以为合理利用和管理遗传资源提供科学指导[61]。其中对野生和驯化两种形式下表型分化的遗传潜力研究尤为受到关注[62]，近来开始探测栽培的野生植物对附近自然居群的基因流[63]。所有这些研究是彼此相关的，例如，对居群进化历史的研究是分析人工选择作用[64]或基因流模式的前提[65]。目前栽培起源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主要农作物的研究，如水稻、玉米、大豆等[66-68]，而药用植物的栽培起源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将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引入道地药材的栽培起源研究，能有效揭示道地栽培居群是否起源于道地野生居群，并进一步比较它们的品质差异，最终阐明道地药材的栽培是否只有道地野生居群就地引种才能保持道地性、道地野生居群在非道地产区或非道地野生居群在道地产区异地引种对道地性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异地引种栽培居群的基因流对本地原生野生居群的种质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科学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把道地药材的栽培起源研究引向深入，充分掌握处于引种驯化初期的道地药材在人类干预下遗传演变的规律，为道地药材遗传资源的管理和合理利用及品种选育提供科学指导，避免在作物驯化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不利于人类利用和植物进化的过程重演，有效地进行科学引种。
3.2.3道地药材的产地鉴别产地鉴别是指对不同产地的同一药材进行鉴别，道地药材具有特定的地域，寻找反映道地药材地域特征的鉴定评价标准一直是道地药材研究的关注点，然而道地药材的产地鉴别一直是药材鉴别的一大难题：一方面不同产地药材形态和组织差异很小，传统的经验鉴别和显微鉴别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不同产地药材的有效成分差异难以达到质的差别，同时受生长年限和取样时间等的影响，也很难勾画出同种药材不同产地的化学特征。那么，DNA分子鉴别能否解决这一难题呢？关于道地药材的DNA分子鉴定，肖小河等指出“目前DNA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在道地药材鉴定中受到2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来自技术本身的，如目标基因的真实性与DNA同源性，DNA分子标记结果的重现性和稳定性；二是来自研究对象的，不是所有的道地药材形成都会留下DNA差异‘烙印’，同时这种DNA差异也不见得与道地性的形成有直接或内在的相关”[69]。近来迅速发展的DNA条形码技术很好地解决了第一方面的局限，而无法解决第二方面的局限，其主要集中在物种水平的分类和鉴定，在药材鉴定方面的应用只能作真伪品的鉴别，其所依据的理论是分子系统学（phylogeny），所选用的DN段相对保守，实验也证明DNA条形码对当归这类药材的产地鉴别是无效的[70]。
道地药材的产地鉴别实质上是生物种下居群水平的遗传分化问题，所依据的理论是分子谱系地理学（phylogeography）和群体遗传学，所选用的DN段相对于用于物种水平鉴别的DNA条形码具有更快的进化速率。目前很多研究表明，叶绿体基因间序列在许多植物类群中已经显示了充分的变异，可用于植物分子谱系地理分析和进化显著单元的确定[71-72]，在药用植物的道地居群和非道地居群间也存在显著分化，具有道地居群特有的单倍型可用于产地鉴别[70， 73]。叶绿体分子谱系地理分析反映了居群间种子流的大小和母系遗传DNA的分化程度，而控制化学表型的功能基因存在于核基因中，其分化程度与道地性的相关性更大。核基因在居群间通过花粉流传递，为双亲遗传。然而由于功能基因多存在高度保守、多拷贝、杂合等特点，直接利用功能基因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难度较大，没有可操作性。微卫星特有的优势全面反映了核基因组的遗传信息，用于群体遗传学分析能有效阐明居群间花粉流的大小、核基因的分化程度、基因型纯合或杂合程度等，从而揭示核基因的居群遗传结构。只有同时考虑叶绿体DNA和核基因的居群遗传结构，才能正确划分进化显著单元，由此判断道地居群和非道地居群是否存在隔离分化或基因流，也即道地药材的形成是否留下了DNA差异的‘烙印’，最终阐明道地药材能否实现产地鉴别。对于没有DNA差异‘烙印’的道地药材不能实现产地鉴别；对于存在DNA差异‘烙印’的道地药材，根据分子谱系地理学和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分析的结果建立道地药材的分子地理标识，从而实现道地药材的产地鉴别。
4结语
目前道地药材形成规律的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道地药材形成的演化规律以及人工驯化过程人为影响道地药材进化潜能等方面的研究需要进行种内进化（微进化）的深入研究，将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引入道地药材研究，突破了道地药材遗传成因研究长期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以及药材分子鉴别停留在真伪鉴别（种间鉴别）的瓶颈，有效填补道地药材栽培起源研究的空白，为揭示道地药材的遗传成因、实现道地药材栽培科学的引种和产地鉴别（种内鉴别）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虽然微卫星是研究道地药材非常理想的遗传标记，但在实际的应用中仍有不足之处，除了一些已知大量序列信息的研究对象以外（如人类，常规的实验动物和一些农作物），对于一个序列信息完全未知的新种，必须首先建立基因文库并筛选微卫星位点，实验工作繁琐且耗时费力。微卫星位于非编码区的概率比编码区高，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反应出功能基因组范围内的遗传水平。总之，随着实验技术的改进，统计分析方法和检验手段的日趋完善，微卫星群体遗传学将在道地药材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具体科研中应该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分子标记和分析方法，才能更好的解释道地药材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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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 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