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09:46:56
【关键词】内在价值；贴现模型；剩余收益
股票价格波动性很大，但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支股票的价格都不可能长期地偏离这一内在价值，并且价格有向“内在价值”回归的趋势。当股票价格低于（高于）内在价值即股票被低估（高估）时，就出现了投资机会。因此，如何精确地计算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就成了金融领域的重难点。
一、贴现模型
传统的贴现模型认为，企业的内在价值等于未来各期现金流的贴现之和。该模型的理论基础为欧文・费雪的资本预算理论和莫迪里安尼米勒的价值理论。威廉姆斯1938年提出了公司价值评估的股利贴现模型（DDM），为定量分析虚拟资本、资产和公司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证券投资的基本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
股票内在价值可以用股票每年股利收入的现值之和来评价。股利是发行股票股份公司给予股东的回报，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每一股股票所分得利润就是每股股票的股利。根据这个思想来评价股票方法称为股利贴现模型。由此，williams推出以股利贴现来确认股票内在价值的最一般的表达式：P=∞1t=1Dt1（1+K）tK为无风险利率。
莫迪利安尼和米勒针对费雪尔理论中的缺陷，在1958年系统把不确定性引入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体系之中，创立了现代企业价值评估理论。此后人们开始寻找比股利更能客观衡量企业预期收益经济指标，最终确定为一个比较基本的变量自由现金流，并由此提出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P=∞1t=1FCFt1（1+WACC）t是企业加权资金成本。
二、格雷厄姆模型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投资流派的创始人，被誉为价值投资之父。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格雷厄姆发展出了日后为华尔街普遍采用的证券分析方法，他和多德在《证券分析》中提出了三要素定价法，即资产、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利润增长率）。
格雷厄姆首先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检查公司各项资产在最近一个经营期期末时的价值，根据经验或分析家的建议调整部分数据，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也采取同样的处理方法，最后用资产减去负债就得到了公司目前的净资产值。公司内在价值第二个最可靠的衡量标准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的第二个计算公式，即现有收益经过适当调整后得到的价值。格雷厄姆收益假设有：①经过调整的现有收益与可分配现金流的可持续水平相等；②收益水平在未来无限长的期间内保持固定。
根据这两个假设，公司的盈利能力价值（EPV）可以用下式表示：EPV=调整后的收益/R，其中R是现在的资本成本。成长性价值是格雷厄姆和多德几乎不予考虑价值因素。因为他们认为由于对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成长性价值根本不可完全量化。通过上面的三个方面的分析，格雷厄姆可以开始对公司内在价值进行计算，公式为：每股内在价值=每股收益×（2×预估收益增长率+85）×4.4/目前AAA级公司债利息率。
三、基于账面价值和“剩余收益”的价值模型
传统的DCF模型最大缺陷是不使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上数据。Ball&Brown（1968）、Barthet al（1962）、Collins&Kothari（1989）等一系列研究表明会计盈余与公司内在价值估价相关。在这样的研究结果支持下，会计界的很多理论工作者经过会计基础分析，得出了公司内在价值与“剩余收益”和账面净资产的函数关系。
剩余收益是指投资中心获得的利润，扣减其投资额（或净资产占用额）按规定（或预期）的最低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后的余额，是一个部门的营业利润超过其预期最低收益的部分。基于此思想的模型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模型是F―O模型和EVA价值模型。
（一）F―O模型
1995年，Feltham和Ohlson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账面价值和剩余收益的剩余收益模型（FO）。FelthamOhlson通过建立清洁剩余关系、净利息关系、金融性资产关系、经营性资产关系以及现值关系，将股权价值与会计数据联系起来，构成FO剩余收益估值理论的基础。根据Ohlson（1995）的观点，FO模型还基于一个重要的会计假定，即净资产、收益与股利之间满足净剩余关系。用公式表示为：bvt=bvt-1+xt-dt。在这些假设基础之上，Ohlson推出其定价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子为：Pt=bvt+∞1τ=1RF-τEt[xαt+τ]
（二）EVA价值模型
EVA是经济增加值模型（Economic Value Added）的简称，它是一种经济利润，是从税后净营业利润中扣除包括股权和债务的所有资金成本后的真实经济利润，它衡量的是剩余收益，是去除经营成本和资本使用成本后股东能享有的部分。根据EVA的定义，经济增加值的计算公式为：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其中税后净营业利润用NOPAT表示，资本成本等于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WACC）与全部投入资本（TC，包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乘积。EVA作为较传统会计指标更优的一种价值评估手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关注和使用。
四、基于智能算法的模型
近年来，运用智能信息处理方法对股票估价得到了广泛研究，如：运用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对历史股价走势的训练来预测未来股价；运用模糊理论对影响股市的政策分析来预测股市涨跌粗集理论和支持向量机方法对上证指数做预测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另一种预测和判断股价的思想，即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确定未来股价。
我们这里只简单分析一下BP神经网络算法在确定内在价值方面的应用。BP神经网络是误差反向传播的多层前馈式网络，其结构如图所示.输入层有4个变量，分别是：收盘价（P）、每股收益（E）、每股现金流（F）和市净率（P/B）.选取它们主要是根据大量股票估值理论资料及相关专业人士的经验，其中P代表了股票的市场价格因素，而E，F和P/B分别代表了公司业绩水平、成长能力和资产质量3个重要方面，这3个方面是许多估值方法的常用变量，能够综合体现公司价值.输出层只有一个变量，即估值价格，它是从历史数据中选取一段时间股价波动的平均值.隐含层中设计3个节点，并用双曲正切函数作非线性变换.模型如图所示：
参考文献：
[1]William H.Beaver：《Perstective on Recent Capital Market Research》，The Accounting Review，2002 V01.77，No.2 PP.4534740
[2]Franco Modigliani Merton K Miller：《Dividend Policy，Growth and Valuation of Shares》，Journal of Business 1961 October
[3]Franco Modigliani、Merton H.Miller：《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A Correc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ume 53，1963（3），PP.4334430
[4]刘松，杨溢.股票内在价值评估模型文献评述[J].现代经济探讨，2003，09：3537
[5]梁志强.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价值估价[J].经济导刊，2003，12：5052
[6]刘军.基于股票市价与会计信息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股票定价模型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9
[7]邹敏，李传志.基于FO模型的商业银行价值评估[J].商业时代，2012，07：7374
【摘 要】中国的士子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山河的破碎，传统的封建文化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士子阶层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因此“文人论政”也就随之成为近代新闻报人的最大特色之一。本文梳理了近十年间学界对于“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综论作为切入角度，探讨了近代新闻场中的“文人论政”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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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人论政 新闻场域 幻象
一、“文人论政”传统
中国的文人，或说士这一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有一个强烈却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明辨是非，敢言能谏是属于中国文人的独特风骨。纵观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都是从近代报人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种政治主张和新闻思想切入，概括性论述了在新闻界中“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由来和逐渐消隐的过程。
第一，文章的内容结构分布相似
首先是梳理近代有名的办报实业家、著名记者、撰稿人、作家等等的生平、办报历程、撰稿情况和新闻思想。近代时期，随着清政府的倒台，科举制度的取缔，原有的封建文化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中国文人的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许多知识分子都将目光转向了新闻界，一时间办报、撰写政论文章就成为他们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手段和平台。
“文人论政”的开先河者是王韬，他每天在《循环日报》首栏撰写的“论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后，又有梁启超先生用他的铁笔书出的论政文篇，影响力极为深远。自《时务报》开始，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众多论政文，针砭当局时弊，臧否天下人物。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政文，启迪了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子，振聋发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从原本对政治避而不谈二十载，再到按捺不住心中热血提笔上阵，在《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报纸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还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等数不清的名字在中国新闻史中永被铭记。在近代的炮火和动乱中，新闻界也如同承载它的这方土地一般，遭遇了种种折磨，喋血的报人却如春芽一般不断涌现，他们的名字，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为这一事业牺牲了性命，贡献了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想，在多灾多难的年代里，《申报》、“新民”报系、“世界”报系却不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陈铭德、邓季惺、成舍我等人的名字，也永远和新闻密不可分。
其次是联系“文人论政”这一历史渊源，论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比如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产生条件包括民间报刊的空间、经济独立与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独立①，其特点有五：公正客观理性、论政而不从政、富于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而其他学者如甘惜分却认为“文人论政”是政治家型报人办报的特点，这些报人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②王永亮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直接指出文人借助报刊来参与社会并进一步干预社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敢于触及社会弊端和丑恶之处、学识渊博且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政治活动能力也较强、注重人民的呼声等等。③“文人论政”被称为一种办报思想，其内涵包括：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纸、报纸是国事的耳目喉舌，有“去塞求通”的作用、报纸文风应浅近义明，通俗易懂、报人精神独立并商业性经营报纸。④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以及指出这些近代报人不但“论政”，而且主要目的是“立言”：向统治者进言、报刊要主持“清议”、“立言”要推动社会改革、报刊发言自由、内容需经世致用、关注国家外交、民生、救亡图存等主题；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的条件，报刊开辟的新言论空间以及传统士人在吸收传统儒学以及西方文化之后，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主体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审视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中存在的内在悖论。⑥西方新闻人崇尚自由，却为政治所困。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甘愿为政治所囚，追求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自由。近代中国无数新闻人以牺牲理想或者生命为代价，均是以失败告终。政治书写的历史，远非一支笔或者一个人就能改变其奔涌而去的方向。“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其内在的相悖性就决定了其惨淡的结局。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未曾活着实现，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将弥足珍贵，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为后来的新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为人民大众民族存亡意识的觉醒立下了盖世功勋。
此类文章均是简要评价这些近代报刊报人的思想及其贡献，大都或褒扬，或赞颂，或客观评价，等等不外如是，在此不做赘述。
第二，关于近代报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都是以纵贯性研究为主，也有一些同时期的横贯比较研究。从现在的时间点出发，一直追溯到王韬、梁启超等近代报人“文人论政”思想之先驱者，此外大多还会提到自古时起中国文人就有“清议”的传统，以及古代士子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的文化政治职责。横贯研究大多都会对一些典型的近代报刊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大公报》、《观察》周刊、《循环日报》、《申报》等的办报思想，主要承办的报人及其相关言论、个人背景以及其对当代新闻界的启迪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研究领域囿于文学性的总结论述，缺乏跨学科的视野。对于“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大多遵照上述结构，不过也一些将这一传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作比较的研究成果，比较其认同和区隔，论述二者内里所涵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取向及在近代中国新闻领域相互交融的部分。⑦
二、场域、资本与新闻场
1、场域
“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后又被法拉第用于电磁领域。场域理论最早被用于格式塔心理学概念中的“心理场”，后又被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一如社会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场应该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学科结构的方法。”⑧由于勒温的学科背景，他对于场的研究大多只囿于心理学范畴。
将场域理论彻底推上研究工具和元理论位置的学者，当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由于他人类学的背景，布迪厄特别钟情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早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热社会”观点的影响，并没有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后期他又受到保罗·拉宾诺对一个特定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启发，提出了场域理论。⑨
在布迪厄看来，他所引用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将传统社会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结合起来的中观研究范式，目的是打破当时知识界的客观/主观与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结构⑩。他在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型购。”⑾
2、资本与场域的特征
场域是按照某种特殊逻辑建构的。在某个特定场域中，位置由资本决定，同时资本的分配也仰赖位置的高低。布迪厄所定义的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通常是由处于场域中的个体通过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累积而成，通常包括家庭背景、工作性质和遗产继承等等。场域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场域由特殊逻辑构建，这种逻辑是客观而非主观的，它是一个结构化了的空间；其二，场域的客观逻辑是一种固定结构，所有进入此场域的个体必须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可能是隐蔽的，通常作为特定场域的“常识”出现；其三，场域的常态是持续竞争，这种竞争包括对于资本的争夺，还有对于场域内部规则的制定权的竞争；其四，场域是一种内在不定常场，外在定常场。场域的内部规则具有历史性，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来源于场域之中的竞争。此外，场域与场域之间的规则通常是不可通约的。⑿
3、新闻场
布迪厄在1996年座谈法国巴黎一台，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讲座，并同年整合为一本小册子《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布迪厄在总结电视场与新闻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作为媒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指代新闻场的相关研究。
布迪厄对于媒介场的研究重点落在“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上。简单来讲，就是指在新闻场中，资本与位置都会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对整个场域的运行规则、运行状态以及运行结果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暴力”。布迪厄指出，较之其他的场域，新闻场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新闻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并且利用娱乐化、共谋、舆论监督、反映民意的名义同时干预其他相关场域的自治。
三、近代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中国近代新闻场的特殊性
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宏观的政治权利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新闻场内部的参与者的身份分析也应该加入进来。近代新闻场中的社会阶层分布集中于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数成员是传统中国士子、乡绅阶层经过西学东渐的洗礼而转变过来的，多有留洋经历。因此，比起西方新闻场中的成员，中国近代新闻场域中的参与者身上留下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痕迹。这体现为他们在文化场中的立场是公平民主自由，而在现实之中又会由于人情、利益以及强权压迫等等因素，不得不放弃新闻场中的游戏规则而选择政治场靠近，本身的身份认同处于矛盾之中，因此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对现实的绝望而选择自杀。
2、“文人论政”幻象
烽火连天，军阀割据混战，列强欺侮，人民生活得痛苦不堪，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最真实写照。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新闻人和革命者。他们大量进入了新闻场，想要借此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警醒国民，救亡图存。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合法民办报刊、非法民办报刊以及官报和各种政党报纸也全部都进入了新闻场，借由不同的报人、时评家、革命家以及爱国文人的笔锋，坚信可以借此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为了这一目标，很多人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新闻场激烈的搏杀争夺中，其实质是在争夺超越这一场域本身规则的力量，那就是占领新闻场中的制高点，制定新闻场中的规则，并分配更多有利于宣传自己主张的资本。
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生命尤为宝贵，死亡意味着永恒的沉寂。为何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本文暂且不谈民族大义与个人道德境界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清议传统，“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布迪厄在研究媒介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它是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为游戏。他认为，游戏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某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游戏规则是游戏参与者自愿接受的，但又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且伴有一阵紧张、愉快的情感及对于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⒀从这一定义中总结有以下三点：（1）游戏其实等同于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它必须决出胜负；（2）游戏的运行有不可抗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可以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就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有可能受到惩罚或是被流放于场域之外。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一种新闻场域中的“游戏”。但是这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却是权利与资本：有可能是新闻场内部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比如说政治场，经济场等。近代报刊，一方面受到各方军政权力的逼迫，另一方面也要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获得自生的生存。
支持他们继续这一游戏的，就是“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新闻场的运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一场域浮动在众多场域之间，被影响或者施加影响，这使得新闻场有时候看起来可以超越权利与资本的游戏规则。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其原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拼斗是有意义的，胜利者可以获得改写历史的权利，并因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而永垂史册。
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思想代表的是自古以来的士子“清议”的风骨，他们相信，自身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革命的先驱者，一场救亡图存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肩上担负的是民族的希望和使命，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书写的是明天的历史，他们唤醒的是麻木的国民，他们建设的是民主自由富强的未来中国。这就是“文人论政”的终极目的，立言参政。这种蓬勃的历史情怀，这种沉肃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强烈的爱国愿望迫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暗，鞭挞丑恶，臧否人物，怀着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渴望，为理想献身，这是他们终极的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新闻场中的个体会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约束和限制而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不是没有意义的。场域中的幻象与惯习并非消极被动的被场域决定，它们还会主动地去改变场域规则。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谋得高位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⒂。近代报人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不但是警世的长钟，激发了国民的爱国图存的情怀，还为后来的中国新闻实践带了颇多的启迪，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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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J].《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3（5）
②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③王永亮，《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6）
④王永亮、邓相超，《近现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J].《新闻爱好者》,2002（3）
⑤洪梅，《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研究——以〈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8
⑥张丽萍、陈培爱，《试论我国近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⑦赵云泽、涂凌波，《“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区隔与认同》[J].《现代传播》2010.10
⑧Kurt Lewin: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NY:Harper & Row.1951：201
⑨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2002（4）
⑩⑿⒀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6
⑾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⒁⒂赫伊津哈:《人，游戏者》[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34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生态环境；萨拉?奥恩?朱厄特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14-02
一、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批判了传统父权制价值观，革新了人们对价值观念的理解，对性别与环境问题认识。通过对女性与男性、环境与人类关系的深刻剖析，人们开始反省人本主义深化成的病态思维。生态女性主义的两种提法：女性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和生态学的女性主义（the feminism of ecology）充分反映了它与“绿色”的渊源。现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鉴赏手段，影响着当下文学活动，也给文学欣赏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理念，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了更深广的发展空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批评之长，自觉实践了对话精神（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扩充与发展了文学批评，纠正和弥补了生态批评的盲点。
人们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阐释，不仅强化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以保持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且特别是在鼓励女性发扬其生态智慧，参与甚至领导环保实践。
二、萨拉?奥恩?朱厄特作品中双重的批评视角
萨拉?奥恩?朱厄特是19 世纪下半页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是充满生态女性主义意蕴的经典佳作。她的主要作品：《深港》、《乡村医生》、《沼泽岛》、《尖枞树之乡》、《白鹭》、《保守党的情人》、《新老朋友》、《王后的孪生姐妹》。本文将以朱厄特的代表作《白鹭》为例进行阐述。
萨拉?奥恩?朱厄特的作品中始终有两个焦点：女性与自然。用生态和女性双重视角重新解读其经典作品，发现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她反对物种歧视和女性歧视，质疑和解构二元对立观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文化中心。以《白鹭》为例：作品中反映出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作者巧妙地以“西尔维亚” 作为9 岁女主人公的名字。“西尔维亚” 在英文中是森林精灵的意思，作者暗示了小女孩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比如：As the cow stopped at a small stream to drink，Sylvia put her bare feet in the cold，fresh water of the stream.母牛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饮水时，西尔维娅就把她的光脚浸在冰凉清澈的溪水中。
Sylvia felt as if she were a part of the gray shadows and the silver leaves that moved in the evening breeze.西尔维娅觉得自己仿佛与灰暗的树影和在晚风中摇曳的银色树叶融为一体了。她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她熟悉林中的小路，熟悉每一寸土地，她谛听鸟儿的歌唱，心会因为喜悦而跳动的更快。自然中的每一种生物似乎都被赋予了人性，赋予了人的思想感情，与西尔维亚和谐的相处，时刻给她带来快乐，他们把西尔维亚当作自己的同类。调皮又善解人意的老母牛喜欢与小西尔维亚捉迷藏，而西尔维亚也兴致勃勃的参与到这样的娱乐里，他们在一起是很好的玩伴。
从她细致精巧的写作手法中，我们身临其境，温暖地感受到大自然像一位博爱的母亲，伸出了双手用温暖的怀抱迎接着人们，女性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中生活的很舒适、快乐。女性意识在父权制社会的桎梏中觉醒，成为了大自然的保护者，唤起人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自然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同时自然又是脆弱的。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动物、以及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的一份子。
三、萨拉?奥恩?朱厄特作品中温情的道德色彩
“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观照下，人们将重新思考道德标准，阐析和评价作品时，也会加重其道德内容的分析。生态女性主义突破了人际伦理的局限，将伦理的追问延伸到人与自然、整个生态系统中。作为批评主体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萨拉?奥恩?朱厄特是一位对生命、自然、女性和受压迫者充满了爱护、温情的“善者”。一方面，它承认非人类存在物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反对道德优越论;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发出的是正义伦理的呼声，它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代表底层的利益。以《白鹭》为例：西尔维亚面对两种选择：一位动物标本收集者出10美元让她帮助找到珍贵的白鹭；保护白鹭，不去泄露它的栖身之处。对于贫穷的西尔维亚来说，10美元不是小数目，她可以买很多她想要的东西。但她想起那只（上接第314页）白鹭在金色的天空中翱翔，他们在世界之巅一起观日出。那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最后西尔维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她选择了保护大自然，挽救了白鹭，她用沉默表现了她的反抗。在现今的社会中，金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为了金钱而遗失我们的良知与美好的愿望。
四、萨拉?奥恩?朱厄特作品中绿色的生态理念
萨拉?奥恩?朱厄特的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没有停留在人与自然关系显在方面的批判，而将批评的视角向人的心灵深处延伸。将人与自然地关系归置到人与整个心灵世界加以对照，唤醒人们树立绿色生态理念，以构成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白鹭》中有这样的描述：She felt her heart tremble every time he shot an unsuspecting bird as it was singing in the trees.每当年轻男人把一只毫无戒心正在唱歌的小鸟从枝头打落时，西尔维娅的心都颤抖不已。
又如：She forgot even her sorrow at the sharp report of his gun and the sight of thrushes and sparrows dropping silent to the ground，their songs hushed and their pretty feathers stained and wet with blood.很多个夜晚，西尔维娅仿佛又听见他的口哨声在树林里回荡。年轻男人那尖利的枪声，画眉与麻雀无声的坠落，鸟儿的歌声戛然而止，美丽的羽毛血污模糊……她甚至忘记了看到这一切时的悲伤。
萨拉?奥恩?朱厄特用犀利的笔锋向读者传递着爱护大自然的讯号，让读者在心底产生共鸣。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必须做的就是伸出双手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五、结语
在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余兴未尽的情况下，将朱厄特的作品放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来重新阐释无疑充满着新意、文学价值和教育意义。通过研读其作品，审视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女性意识在父权制社会的桎梏中觉醒，成为了大自然的保护者，唤起人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感知，所有自然界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都应当得到尊重；人类不应当支配和控制自然，而应当尊重和爱护自然。号召人们树立环保意识，特别鼓励女性发扬其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用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参考文献：
［1］Sarah Orne Jewett.A White Heron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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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放者的精神姿态
加缪是一位存在主义作家。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怪诞的，社会存在的一切现象都是荒谬的。不仅不可捉摸而且无法预测和认知。人作为荒谬世界的个体存在，不得不与荒谬的世界同在，因而人的存在状态像世界本身的荒诞一样。陷溺于孤独、烦恼、痛苦、畏瞑、绝望和死亡的境遇之中。针对个体存在被抛置、被放逐到荒谬世界中的虚无感，萨特提出“存在等于本质”的哲学命题，要求人们通过“他人就是地狱”的否定认识，将生命价值建立在对荒谬世界超越的自我选择上。加缪对世界与人的荒谬性的认识，与萨特持相同的态度，但更深入地，从人的生存境遇及其价值意义上思考了这一问题。在《鼠疫》中的“流放”主题，集中表达了加缪对“荒谬”哲学的人文主义价值思考。
《鼠疫》采用的叙述方式与结构方式，充满了“鼠疫”这一状况的恐怖、忧患、危害与毒害的气氛。“鼠疫”是一种漫延性的致使流行病，在小说中“鼠疫”不仅使整个城市中的人一批批死亡，更呈现出一种恐怖的氛围。加缪为什么要描写如此丑恶恐怖的意象呢？加缪自己说：“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想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鼠疫》将描述那些在战争中经历了思考、沉默和精神痛苦的人的形象”。在《鼠疫》中，加缪借里厄医生的笔触描述了鼠疫发生的整个过程，把笔尖指向了：人在荒谬世界中生存受到威胁是选择退却还是选择责任的问题。
如果说《局外人》中刻画的是游移于荒谬世界中孤独反抗者形象的话，那么在《鼠疫》塑造的则是一类反抗者的群体。加缪自己就此做过比较：“《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来看，却有等同的地方”。这句话是指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信仰各异，面对荒谬世界所采取的对应策略、步伐也不一致，但他们都处于一种“流放”状态，即不是“漂浮于”荒谬世界之外，而是置身于其中，各以其“流亡者”身份展现其不同的精神姿态，而流亡人物的精神本质、存在本质也听过这种精神状态获得了其充分的呈现。
二、流放境遇中的自由选择
《圣经，创世纪》里上帝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鼠疫》描写了洪水泛滥的灾祸情景：突如其来的鼠疫弥漫在奥兰城的空气中，而病菌的扩散使成千上万的生命在从这个世界永久消逝了。更严重的是。死亡的威胁激起了城市中的人们严重的焦虑和恐惧，，整个城市陷入绝望与死亡之中。是的，上帝创造了人类，但为何又把人类抛弃到灾难之中？面对灾难，人类应该做什么？“流放”境遇中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何在？加缪通过小说中里厄医生的困惑与思考，开始了对流亡境遇中人的价值观的拷问。他在默许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命题而把生存视为第一位的存在之时，更多地关注了作为存在者个体，是如何选择自由自为的，于是，面对流放的境遇，每个人都承担起他们必然要选择的“责任”。
尽管世界的存在本质是荒谬的，但存在者的存在并不荒谬，因而里厄医生的人生态度始终显得非常理性。鼠疫病情一开始漫延，里厄医生就持一种正视态度。而后瘟疫肆虐了，他就坚持尽己所能治疗鼠疫患者并且要求上级部门及时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尽管治疗没有见效，而上级也以逃避态度回应疫情时。他还是没有放弃。因为他意识到：在鼠疫操纵着人们的生死存活时，病菌就是生命荒谬主宰者，而医生应当是病菌的主宰者：作为个体的医生，更应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因此，他有权力选择承担责任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实现。所以他积极投入到抗击鼠疫的斗争之中，肩负起了个体与人类的崇高责任。
可是。里厄医生的付出并没换来胜利的曙光。疫情无限地蔓延和死亡数目与日俱增，证实了一切努力的徒劳。他感到苦闷、痛苦、孤单、绝望，既沮丧又无计可施。这时的里厄深深地陷入了荒谬的处境。就仿佛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毕尽其全力，似乎有所成就时。不料那巨石又滚将下来，前功尽弃！西西弗斯的荒谬在于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一件徒劳的事情，里厄医生与西西弗斯不同的是，他似乎更显得荒谬，因为西西弗斯是在接受惩罚在做那件事。里厄则是自己选择了在做同样是徒劳无益之事。正是在这时，加缪赞扬了一种选择崇高责任的“流放者”的精神态度。一种肉体的生命或精神面对的境遇可以是荒谬不堪的，但“流放者”的选择是自由、自主的。因而，处于流放境遇中的里厄医生应该远远比西西弗斯幸福，因为在他奔忙于鼠疫疫情的治理时，他内心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与对荒谬命运的蔑视。
《鼠疫》生动地描写了里厄医生坚定的精神品质。在他看到焚尸场的滚滚浓烟时。他沉浸于对解救生命的深度思考：既然鼠疫把人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么探寻生存流放的本质就是让自我回归。他这样说：“只有疯子、罪犯或者胆小鬼才会赞成鼠疫。面对罪恶，人惟一的行动就是反抗。人们首先承认恶的存在，继而反抗它，批判它，最终战胜它”，正如加缪诉诸于西西弗斯的思考：“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样，里厄医生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价值选择作出裁判，他在承担责任的意义上把自己当作了“荒谬的英雄”。在荒谬境遇中选择坚守生命的责任，有力地消解了流放境遇的荒谬感和虚无感，使人物形象的价值内涵获得一种根本的转换和提升。
三、存在者的责任
处于荒谬境遇中的人类可以拥有选择自由的权力，这通过里厄医生的思考与实践得到了验证。世界造就了荒谬。也同时造就了消除荒谬的人。就如同上帝制造洪水，也制造了驾驭招来方舟的人。但是，责任是什么？是一种来自上天的绝对权威的召唤，还是人的存在的真实，本来就秉负着这样的责任？在这里，里厄医生与帕纳卢神甫的责任观。表达了加缪对存在本质的更深刻的思考。
帕纳卢神甫认为，鼠疫是来自上天，是天意所为。遭受鼠疫，是“牺牲”也是“拯救”。里厄医生认为神甫荒谬的坚信，荒谬的布道以及荒谬的拯救观对鼠疫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是十分荒谬的。小说通过城里人们群体的精神态度的转变，证实了他这种存在者责任观的合理性。
在作品中作者以异常沉重的笔触。描写了人们群体如何接受帕纳卢神甫的两次布道，并把他们的精神亢奋与帕纳卢神甫本人对“责任”的实践加以比较，展示不同责任观下的不同命运结果。当经历过灾难的痛苦后，人们对上帝不再是信仰和希望，而是彻底的无望。最后，他们有的在追随帕纳卢神甫荒谬的“责任”中感染鼠疫而死亡。有的自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实现自救。人们命运的结果就是“上帝”给予神甫的答案。
神甫曾在布道时高喊“跪下来忍受上帝之鞭子的抽打”，但在目睹推事奥东先生儿子饱受黑热病的折磨时却情不自禁祈祷道：“我的上帝，饶了这孩子吧。”这时，神甫一定疑惑：如果说上帝是为了惩罚罪恶，那么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折磨也是他的旨意么？如果说“拯救”是合理的。那么如何来获得拯救？是的，他处于荒谬的境遇中，最终他也没能逃脱鼠疫的感染而死亡了，这就是荒谬的存在对他的荒谬的责任观给予了不远荒谬的阐释。
在《鼠疫》当中上帝对鼠疫的肆虐和人类的呼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见。加缪的心中表达的存在者之存在观是否定上帝存在的。要获得拯救。人类必须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作为存在的本质。必须重新发现自己，认识到只有自觉付出行动才是真正的拯救。帕纳卢神甫的悲剧在于，他没有通过自觉的责任超越荒谬的境遇。而里厄的价值抉择则昭示这样的深刻内涵：人性和责任的回归，等于救赎生命，即在存在者之存在中，生存只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无法摆脱荒谬的流放境遇，但存在者的本质可以战胜这种荒谬，而决定这种本质的倒是人性与责任的回归。
四、流放者的新生
加缪说。“同我们正要找回的某种自由而不加修饰的生活相吻合，最终获得了新生。流亡以它自己的方式向我们指明各条道路，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善于在流亡中同时拒绝奴役和占有”。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流放”的态度。虽然鼠疫迫使奥兰城的人们在被世界遮蔽的状态中幡然醒悟并且陷入希望与绝望的两难境地，但是难道我们就必须随波逐流么？加缪借里厄医生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鼠疫，这就是生活”。把“生活”与“鼠疫”放置到同一位置。也就是说。生活就像突如其来的鼠疫一样是荒诞不经的。带给人们烦恼、痛苦、孤独、绝望的生活体验。那么，面对如此没意义的生活，人类该何去何从？
朗贝尔。新闻记者。来到奥兰城，不料遇到鼠疫，并且由于传染的不断扩大和疫情的加重被隔离在奥兰城，成为奥兰城不幸者中最不幸的一员。加缪认为，就像朗贝尔一样，每个人被放逐到虚无的世界当中都是情非得已的。而人是具有情感意志的个体存在，所以在这样的境遇里，他具有选择超越存在的权利，一种自为选择的自由。
首先，选择逃离。在加缪的眼里，在奥兰这座城市，人们平常都是循着这个城市的规律周而复始地生活着，有一天人们产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生活如同窒息的城市，遭遇又像鼠疫一样不知不觉，荒谬就是世界的本质。加缪要为荒谬敲响的警钟，朗贝尔就是为加缪敲钟的撞钟人。
因为作为东奔西走的记者，朗贝尔或许已经习惯与亲人、情人的分离，习惯循环往复的模式化工作，但是，与鼠疫的不期而遇他终于从麻痹状态中惊醒。对家乡的怀念，对情人的思念，朗贝尔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大热情和无限热爱。遵循内心回到家乡回到情人身边的强烈呼唤，于是，他选择了逃离：逃离鼠疫。拒绝死亡。死神步步紧逼。求生的本能以及不在异乡丢失生命的愿望驱使他积极地找关系和请医生开证明要逃离这个城市。无奈，在每一处他都遭到拒绝。他心有不甘，“脸上一脸不服气的神情”冲着医生喊道，“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公众利益是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并大言不惭地指出里厄医生生活在“抽象观念之中”是没法体会他的痛苦的。对于朗贝尔的抉择，加缪是持赞同态度的。逃离死亡，拒绝绝对的服从，是对流放境遇的自为的超越。
其次，选择参与。与“物”不同，人不仅是有生命的个体，还在发展着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关系。人不仅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是一个肩负使命的存在。在无意的闯入后，朗贝尔和奥兰城的每一个人建立起息息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因为存在被赋予了使命，所以存在的本质被推到了对荒谬的思考中。
一方面，鼠疫威胁着朗贝尔的生命，对死亡的感受是他极力逃避的；另一方面，朗贝尔不知不觉忘却了死亡的存在，将死亡放置到生存之后。逃生的急切使得朗贝尔没有时间去体会鼠疫的恐怖。可见，徒劳的奔走过程也是他不断地由“自在存在”走向“自为存在”的过程。人的生活并不是绝对的命定不变，而是取决于个体对生活作出努力的抉择之中。就像里厄医生所说，朗贝尔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思考与选择的时间。也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也正是在和“本城所有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朗贝尔加人流放者的队伍中。他对里厄医生说道：“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的脚步声，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着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还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的爱情。”“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我想，在朗贝尔被迫“流放”给自己生命寻出路的时候，已经感悟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并且明确方向了。
朗贝尔心灵的轨迹是曲折的，在起点上他觉得社会的价值是每个个体价值的组合，所以，他认为人生的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一切的行动都为生命的存在服务，更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选择。在鼠疫面前。他选择的是个人对死亡的抗拒，但是他的路会走多远，又能走多远？在“流放”的道路选择上，朗贝尔的行动并不是孤独的，而是与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命运密切联系的。在对“个体”与“群体”，“存在”与“流放”的思考中，他的行动表现出个体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同时也反映了群体的愿望和要求。“流放”让每一位流放者觉察到荒谬的存在。生命意识的召唤。成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抉择超越走向自由的动力。
在加缪的心目中“流放”的道路不同，但是“流放”的方向是一致的。每个个体的抉择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肯定的“正”与“反”，生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夺去无数生命的鼠疫也不例外。“对”与“错”，“正”与“反”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迷茫的“流放”感悟中作出抉择，在切身的经历中召出生命的活力，表现出超越荒谬的生命精神。
在欢乐的呐喊声中，奥兰城终于恢复了往昔的幸福。在流逝的时间中恐慌慢慢被遗忘，但在生命维度中“生”与“死”永恒。生命的存在价值就是对荒谬中流放的超越，用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和存在本质为经纬选择“流放”的道路。笑看云卷云舒，静观花开花落，生命不止，正视存在，正视荒谬，正如英国诗人邓恩所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鸣的”。我想，这就是加缪对《鼠疫》中“流放”主题内涵阐释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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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送葬 伦理道德 个人主义 自私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始人聂珍钊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对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释,而且要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作出价值判断。乔国强也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内容聚焦在作家、作品以及读者的价值取向,即道德倾向上。
《我弥留之际》恰好体现了福克纳对个人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诉求。它讲述美国南方农民本德伦为遵守对妻子的承诺,率全家将妻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的苦难历程。肖明翰曾指出:“《我弥留之际》仍然在进行深入的道德探索,并揭示了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本质上不坏的人在生活中,特别是剧变和灾难中会如何堕落并丧失人性。”
本文结合当时的伦理思想和文学历史背景,借助伦理道德分析方法,以揭示本德仑一家荒诞送葬的根本始因。
“坚固的个人主义”曾是繁荣的20年代的流行口号。而30年代却是对集体主义要求的时代。《我弥留之际》的出现正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替,必然也受到“20年代南方个人主义”和“30年代南方集体主义”的共同影响。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尤其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他的所谓“新个人主义”。他认为,认为只有处于开放和改变之中的社会,才能为个人的自由创造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社会和社会活动愈开放愈丰富给个人以自由创造的机会就愈多,个人才能的发展就愈快,其价值现实就愈大愈高,可见其最终目的仍旧只是个人的完善,也就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个人主义这一西方和美国近代以来最根本的价值观念。
个人价值是福克纳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他宣称:“人只有在他的个性中才能得到拯救”,同时福克纳对人的道德完整的强调是他的思想同存在主义产生了共鸣,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1941年他在信中说到:“一直以来我都是在写荣誉,真理,怜悯,体谅以及耐心,忍受悲伤,不幸,不公并且继续忍受的能力。我着眼于那些个人,他们遵循和坚持这些美德并非是向获得报酬而是由于他们的美德。”
安斯坚持履行并最终完成妻子的遗愿,卡什不怕忌讳埋头苦干为母亲做棺材;朱厄尔奋不顾身在大火中抢救母亲的棺材等,全家人的行为体现出了他们内心深刻的家庭伦理道德感。
然而,送葬也揭示了他们的自私本性。安斯为了能趁机去大镇子安假牙,同时娶个新老婆;朱厄尔在母亲大行将至之时,冒着见不到她最后一面和耽误出殡的危险,只为少得可怜的外快;杜威?德尔,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参与母亲出殡,事实上是去城里找药堕胎;瓦达曼是本德伦家最小的儿子,弱智儿童,连母亲是谁都分不清,送母亲出殡是要看橱窗里的玩具火车和吃香蕉。
《我弥留之际》中的送葬揭示了一个缺乏爱的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家庭,社会和人们在经历剧变与灾难的情形下所表现出的滑稽丑恶与疯狂。人们的本性是他个人行为的本源。小说通过描写艾迪弥留之际到安葬艾迪入土的全过程,以及全过程中家中各人的行为,将他们的本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通过本德伦一家的故事福克纳是在表明,在传统观念“弥留之际”,新旧思想交织作用之下,人会如何堕落;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个人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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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习性 结构主义 实践逻辑 权力场域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10－06
一、“习性”的生成：观照马克思
布尔迪厄早期受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驻足于象征系统的理论，指出了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之间的相应性起着政治的功用，象征系统并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也是统治的工具。为了获得对结构主义的清洗，布尔迪厄引进了遗传学，构造了“习性”这个基本范畴。所谓习性，在布尔迪厄看来，不能从字面去理解。虽然“习性这个概念在过去被许多不同的作者无数次地使用过，如黑格尔、胡塞尔、韦伯、涂尔干和莫斯，他们都或多或少以有条理的方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布尔迪厄批评了他们对习性理解的僵化，提出了“性情的生成能力”。也就是说，习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的性情系统，属于感情认识和实践操持的范畴。根据布尔迪厄的一个解释，习性概念的专门化不只是用来衡量同人的行为始终相伴随，并牵引着行动的精神状态，而是用来描绘与社会结构同时共存、共同运作的行动者的禀性系统。因此，寻求“习性”的形成，始终都同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群体以及社会条件的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习性”一词来自于拉丁语habitus，本来是很古老的范畴，并不仅仅指习惯，还包含着行为表现和道德意识方面的内涵。布尔迪厄不仅反对用“习惯”或“惯习”这类的词语来称谓他的“习性”，而且在古拉丁语的基础上决定要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尽管布尔迪厄对“习性”作了很多的解释，但其准确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疑问对他来说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他2002年去世后，隔了两年，高宣扬最后帮他作了这样的总结：“布尔迪厄从他的‘建构的结构主义’或‘结构的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思考模式，改造了habitus这个拉丁原词，赋予新的意义：它不是单纯属于行动者主观意识或情感的范畴，也不是单纯指客观的外化力量；它是一种贯穿行动者精神和身体运动的内外，既指导施为者(agent)之行动过程，又显示其行为风格和气质；既综合了他的历史经验和受教育的效果，具有历史‘前结构’的性质，又在不同的行动场合下不断地创新；既具有前后一贯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随时随地会在制约性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既表达行动者个人的个性和秉性，又渗透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阶层心态系统的性质；既可以在实证的经验方法观察下准确地把握，又以不确定的模糊特征显示出来；既同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策划相关，又以无意识的‘交响表演形式’而客观地交错纵横于社会生活。”一个概念为什么需要如此冗长与复杂的表述?高宣扬解释说，也许是繁琐的，甚至是同义反复的，但又是意味深长的，“其用意正是强调‘生活习性’的符号化结构及该结构与主客观结构的关系。”普通人理解的“习性”，或者就“习惯”，难道没有符号化结构，就不包含主客观关系?其实，布尔迪厄的“习性”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本质上就是普通的习性或习惯。所谓注入了新的内涵只是复杂化、玄乎化的渲染，没有任何新的实质。
布尔迪厄不停地喊着反对马克思，事实上在不断地运用马克思，映照马克思。布尔迪厄在《实践感》中对既要避免客观主义又要避免主观主义是这样说的，“客观主义是与原初经验的决裂和客观关系的构成所必须的手段，当它把这些关系当作已经在个人和集体历史之外形成的现实事物而使它们实体化时必然会导致结构实在论。所以关键是摆脱这种结构实在论，而又不重新陷入完全不可能阐明社会世界之必然性的主观主义。”然而，这不正是马克思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吗?高宣扬说他的“既结合了历史的经验，又不断地创新”，“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随时随地发生变化”，“既反映个性，又渗透进社会群体”，“交响式的表演”等等，不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展观、社会观吗?他所说的“习性”已经被他换成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但是，无论添加怎样的内涵他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论视阈。至于“习性”被神秘化为“被建构的结构或建构化的结构”，在恩格斯那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
二、实践的逻辑：迁移马克思
实践(pratique)是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重心，被认为是“具有肉体和精神双重生命、过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人’所特有的社会活动”。但是，他的实践究竟是指什么，和马克思的实践不同在哪里?布尔迪厄作了这样一个解释：“我要向你们指出，我从来没有用过‘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法语中，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性说法，甚至有相当多成分的悖论性，而且人们常用这个词去赞赏某些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我只是说‘实际行动’(pratique)。”我们无法知道他说的praxis的悖论性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说praxis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说法，夸大在哪里。我们关注的是被他称为“领域混淆”(confusion des sphbres)的pratique究竟演绎怎样的非常叙事?
他说：“谈论实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从反面谈论它；特别是谈论实践之看似最机械、最违背思维及话语逻辑的东西。”很明显，布尔迪厄所看重的实践应是没有目的性、必然性、逻辑性的无反思活动。“理论谬误在于把实践的理论看作与实践的实践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把人们为解释实践而建构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在他看来，过去人们总是把实践目的化和动机化了，而实践的所谓的理论性、逻辑性不过是人为的建构。
(1)非目的性逻辑。在布尔迪厄看来，目的性逻辑是对实践逻辑最错误的理解，不仅破坏了实践的自在性，而且削弱了实践的复杂性。他指出，“萨特对行为哲学做了前后一致的表述，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这一长处。有些人总是悄悄接受这种行为哲学，把实践活动描述为具有明确方向的策略，即它们遵循自由设计确定的目标，或者在某些相互作用论者来看，则以其他行为人的预期反应为依据。”他尤其批判目的论的经济主义对实践的解释，这种解释把实践行为与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确定的经济联系起来，排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他所赞赏的是如康德所说的，“哪怕只是要求有这样一种安排并强求自然
有这样一种目的，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会是狂妄的并似乎是欠考虑的了”。
(2)非连贯性逻辑。布尔迪厄指出，实践有一种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种逻辑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他对几种粗暴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系谱图用一个单义、同质的、一成不变的关系空间，代替在时空中间断的一组等级化的、按当下之需组织起来、时断时续存在于实践中的亲属关系群，而交通图则用几何学的同质连续空间取代实际路程之间断的和有脱漏的空间。历法图如同系谱图和交通图，它用一个线性的、同质的和连续的时间代替了实际时间，后者有难以计量的时段组成，具有特殊的节奏，即时间的加速或缓行”。他还认为，历法将不同节奏的活动分布于同一直线的基准点上，简单地把它们进行分割，制造了不再是拓扑学上对等的点的间隔和对应关系。
(3)非总体性逻辑。在布尔迪厄看来，总体化就是对实践功能施加隐性的中和作用，破坏了实践的个性和歧义性。总体化方法在于应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永存性工具，亦即文字及其他一切记录、分析技术，比如理论、方法、意图等，进行简单概括。“这个实践逻辑(loglque pratique)――从该词语的双重意义上看――能借助一些彼此密切相关且在实践中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原则，组织起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而这些仅仅因为它的全部经济学――以逻辑经济学原则为基础――意味着要为简单性和概括性而牺牲严密性，还因为它在多元设定(polythetie)中找到正确运用多义性的条件”。
(4)非二元论逻辑。布尔迪厄严厉指责了萨特的主体意识论的顽同，认为无论是在世界事物方面，还是在主体方面，若有什么东西模糊其严格的二元论在主体的纯透明性和物的无机之间的分界，萨特不会给这样的东西留有余地。布尔迪厄的实践不以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为基础，而是它们的一种“妥协”，他认为，“社会世界是物与意义之间‘折衷’妥协的场所，这类妥协把‘客观意义’定义为‘意义创造物’，把行为倾向规定为‘意义创造身体’；因此，对于只在意识或‘实践’(praxis)的纯粹世界里呼吸的人来说，社会世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挑衅。”
(5)象征性逻辑。在人类学的领域里，有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中象征现象及其文化意义，但都没有上升到实践的高度。因而也就无法深入揭示现代社会复杂的象征性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权力场的运作规律。由于布氏实践被称为是文化社会所特有的象征性社会活动，因此象征性逻辑是“文化人”实践形态的主轴。布尔迪厄通过对神话、仪式、艺术等象征活动的分析，揭示了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和正当化过程的发展逻辑。就仪式实践的象征性环节，他指出：“仪式实践实施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抽象，后者把同一种象征纳入不同的关系，从不同的方面把握此象征，或者把同一参照对象的不同方面纳入同一种对立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仪式实践克服了通过一个方面来表现同一种象征，反映了象征性操纵的多向性。
(6)游戏性逻辑。热衷“游戏”理论布尔迪厄远不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都热衷于游戏的作为，不过布尔迪厄把它抽象到一种实践本性的位置。不仅在各个阶级之间的赌注化的斗争中体现游戏的规则，而且在权力正当化的语言叙述中也充满了游戏的表征。游戏的紧迫性(urgence)不仅成为实践的本性，而且还是现实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成因。他认为，“我们只需像观察者那样置身于游戏之外，与赌注无关，就能消除紧迫性、诱惑、威胁、要遵循的步骤，而正是这一切产生了实在世界，亦即被实际居住的世界。”布尔迪厄认为，游戏性逻辑的重要性在于游戏的意义确立了实践的意义。另外，游戏的强制性被强加到游戏者身上，原因在于游戏者对游戏内在必然性的感觉，已经铭写在肉体与精神之中了。
尽管布尔迪厄的实践逻辑内容很丰富，不完全是这些，但再多的衍生还是它的支流。主脉正如他自己的表白：“实践逻辑是自在逻辑，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实践逻辑概念是一种逻辑项矛盾，它无视逻辑的逻辑。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任何实践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实践感的逻辑：实践离不开所涉及的事物，它完全注重于现时，注重于它在现时中发现的、表现为客观性的实践功能，因此它排斥反省(亦即返回过去)，无视左右它的各项原则，无视它所包含的、且只有使其发挥作用，亦即使其在时间中展开才能发现的种种可能性。”
布尔迪厄已经说得很透明，真正的实践逻辑就是一个排斥反省、无视原则的一切可能性。那么，马克思的实践(praxis)，真如他所指责的只有目的性、连续性、整体性、反省式、规则化的行动逻辑吗?不难发现，他通过虚构的策略，实现了对马克思实践感的整体拆卸与迁移，以达到掏空马克思的灵魂的目的。
在布尔迪厄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是一个完全意义化的行为过程，排斥了非目的性、非连贯性、非总体性的一切可能性，似乎马克思的实践只有劳动的实践、生产的实践、消费的实践、革命的实践。他本人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为了解放实践的本质，扩展马克思为实践界定的边线，以获得对实践的本来的、严密的、不遗漏的理解。然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说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马克思的实践仅是反省的、受制约的主动化的活动，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是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包括了全部社会生活，非理性、非连贯性、非目标意义的活动同样是实践。不难看到，如果说非反省、无视原则、非连贯性是实践的逻辑，那么反省、接受原则、连贯性同样是实践的逻辑。其实，他的自相矛盾在游戏实践里已经充分暴露了。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性使得行动者划分为不同的群落，而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而无产阶级的实践主题，也总是和自己阶级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布尔迪厄在渲染游戏性、象征性实践活动过程中，指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局限，并不是为了要求得概念的精确性和严密性，而是企求隔离、转移和边缘化马克思的主题，以达到用他的游戏理论代替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的目的。事与愿违，他所谓的游戏的强制性铭写理论还是逃不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布尔迪厄提出所谓跨越主客二分界限，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实践论，和其他反对二分法的思想触点不同在哪里呢?他用“模糊”、“妥协”等模糊概念，吃力地解释自己的特殊发生学原理，但是，令人信服的结果始终没有发生。他的美国盟友华康德替他焦虑：“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主体(或意识)与一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习性)与决定习性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或一如布尔迪厄晚期指出的所谓相互‘占有’(mutu-
al possession)。”可惜，华康德并没有帮到他，不仅解释得更复杂了，而且所谓的“本体论契合”还是绕不开知觉与世界的二元关系。最后的引用，不但没有为布尔迪厄解脱，反而揭露了布尔迪厄的底细。所说的一切神秘的“妥协”、“契合”，最后竟然是通俗的“相互占有”。原来他是看过了马克思说过的话，“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以及“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企图绕开马克思，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不仅对于布尔迪厄，也是大多数后现代精英们的归宿。布尔迪厄曾经批评他者的话其实正好适合他自己，“我认为如果你混淆了这些区分，你就可能犯下在人文科学中所可能犯的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这个错误就在于(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
‘把逻辑的事物当作事物的逻辑’。”
三、资本的场域：类比马克思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空间中的各个市场的竞争不仅仅只有经济资本，还有其他丰富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普通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只是广义的经济实践的一种特殊表现。经济资本乃是传统的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要素，比如土地、厂房、生产资料、货币等各种经济财产和经济收入。文化资本是用来体现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和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反映他们所受教育背景对他们今后的社会竞争产生影响的因素。而社会资本，乃是在社会关系网中，某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总量，尤其表现在对网络中其他个体所发出的社会影响力。关系网络中受其制约的成员所持有的社会资源的总和质量是某单个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至于象征性资本是指声誉和威信资本，通过无形的和看不见的形式而存在。象征性的含义在于各种资本交换过程中，象征性资本并不表现出硬性的、直接的、立即等价的形式，而是通过隐藏的、过渡的、移位的、延时的，但也是更有效的、更体现伪装的、复杂技巧的资本存在。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集中分析了社会空间中各类资本所具有的共同的运作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权力交响与协奏的主旋律。
扩大再生产规律，资本的积累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本的积累，在其他资本类型中同样存在着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策略。这一策略深刻反映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同构性。关于文化资本中的权力关系再生产以及教育的作用，布尔迪厄说到：“教育行动使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权力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有助于再生产这一礼会构成特有的文化专断系统。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资本竞争的特征，布尔迪厄提出了再生产策略体系。他认为，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繁衍策略、继承策略、教育策略、预防性策略、狭义经济策略、社会投资策略、婚姻策略、社会公正策略等。不同的再生产策略运用于生命的不同时期，并存在着功能的互补。
价值规律，各种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将会通过多种渠道与策略达到扩大、提高或丰富自身资本的总量、质量、形式和转换能力，呈现出合作、交换、斗争的流通性。对此，布尔迪厄分析了斗争中诸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揭示出各类资本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经济活动的等价关系，被称为“交换律”或“汇率”(le taux des echanges)。“能够介入这些斗争的力量，以及对这些力量是进行保守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引导，都取决于人们所说的不同类别的资本之间的‘交换率’(或者‘转换率’)”。“交换率”或“汇率”概念的引用，反映了权力场域中各类资本的交换存在着一种价值规律，最终斗争的结果也是在价值规律下获得公正性和合法性的。
按剩余价值规律，为了权力的增值，通过一般资本在向象征资本转换而获得剩余价值是普遍的方法。布尔迪厄举例分析说，“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排除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排除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可是相一致的。”这里象征性地排除等级制度所获得的利润就是剩余价值，其中“平易近人”类似于经济资本中的剩余劳动。换句话说，“所谓权力就是通过使某种资本向象征性资本的转换而获得的那种剩余价值的总和。”
垄断性规律，也叫决定性策略和超资本策略，是指为了获得一种对其他所有资本有控制力的所谓特殊资本的一种计划，它不是追求或积累单一类型资本。“这些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决定权，就是说，对于那些能够在不同场域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不同权力的相对价值和力量的决定权――也可以说，斗争的目的就在于针对各种不同权力的权力，或者争夺一种特殊的资本，因为这种资本能够赋予人们一种针对资本的权力。”一旦获得这种霸权性或决定性资本，就对其他资本具有掠夺性的占有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一种超资本的特殊资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总会被归结到某一种资本之中。至于这种驾驭其他权力的特殊权力不过是反映了各种资本存在着一种不平衡性，或者说，各种资本之间的交换并不是平等的，存在着资本交换的垄断与霸权。
象征性规律，也叫合法性策略或隐蔽性策略。任何一种权力决不会仅仅作为权力而存在，总是要寻求一种更有支撑力的背后力量和合法性依据。由于各种资本的相互竞争与斗争，彼此之间的对立变得不可调和，因此，在相互攻讦中，自身的合法性就成为资本生存的基本问题。而合法化的过程不会使用直接的、裸的、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伴随着掩盖、建构、迂回等复杂化策略，也就是说，“不同类别的资本拥有者用来维系或者扩大其资本，同时也用来维持或者改善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再生产策略，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旨在使其霸权的社会基础得以合法化的象征性策略”。象征性的效果是明显的，不仅增强了在资本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和生长力，而且掩盖了残酷的权力隶属关系结构，从而获得更持久的控制权和特权。
每年5月，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的天空碧蓝碧蓝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用相机记录下他们所看到的美景，皮毛被修理得整整齐齐的美洲无峰驼慢慢地从他们身旁经过。那是一种现代与过去、人工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景象。
海拔2400米、距离秘鲁古都库斯科西北约120公里的马丘比丘是15～16世纪时印加帝国建造的宫殿古遗址。这座在山顶的悬崖边可以俯瞰落差600米直到乌鲁班巴河的垂直峭壁、被称为“空中都市”的世界遗产是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之一，每年约有65万名欧美游客至此观光旅游。1983年，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
1911年7月的一天，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海勒姆·宾厄姆三世发现了这座被白云和密林覆盖的高原城廓。由于当时无法得知它的原始名字，于是借用了附近一座山名，称其为马丘比丘遗址。作为一名探险家和历史学家，1922年成为康涅狄格州州长、其后连任州长和参议员等职的宾厄姆当时只有30多岁，他是在寻找印加遗迹时偶然发现了马丘比丘这座历史名城遗址。之后，宾厄姆又多次到那里进行挖掘和调查，并将马丘比丘出土的印加古代陶器、青铜器和石臼等近5000件珍贵文物带回美国。
2011年3月，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部分文物开始归还秘鲁。在宾厄姆的母校、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保存的363件陶器和金属制品装箱后由一个受警车保护的车队运往机场，最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的总统府。在礼炮齐鸣的欢迎仪式上，阿兰·加西亚总统激动地说：“尽管它们不是由黄金和宝石制成，但都是宝物。因为它们是秘鲁尊严与骄傲的象征。”
随后，这些文物在被博物馆收藏之前全部展出在总统府。在展览的20天内，约30万人到总统府参观了这些 “归国”文物，据说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达2万人。而且，由于参观者热情高涨，政府不得不将展期顺延一周。秘鲁最大报纸《El comercio》还以题为《马丘比丘，100年再见》的文章对此进行大规模报道。
据2010年10月由厅升为部的秘鲁文化部称，此次归还的文物只是“极少的一部分”。预计剩下的总共46332件文物将于2012年内分两次全部归还秘鲁，并将全部收藏在新建于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市的博物馆内。
打开有关流散文物归还争议的历史记录，其中罗列了谁都可以从书本中看到的那些举世闻名的文物艺术品。这些对于收藏艺术品的博物馆来说不仅是镇馆之宝，而且是吸引大量参观客的重要展品，更是收藏国不会轻易放手的珍宝。
鉴于此，那些在殖民地时期被夺去国宝的国家越来越强化了本国的固有文化被侵略者“掠夺”的感觉，因此要求“归还”被夺去的文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国家荣誉面前，他们一步也不退让。2002年，巴黎卢浮宫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个国家美术馆联合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以“美术馆不仅为一个国家的民众，而必须为全体国家的民众服务”为由强调收藏珍贵文物的重要性，同时，联合声明还自负地表现出“如果将文物让原拥有国保管，这些人类遗产可能会因为战乱而遗失，因此，它们应该在万无一失的管理体制之下受到最妥善的保存”的意思。
面对18个国家美术馆的联合声明， 20多个文物流失严重的国家于2010年集中在开罗，召开了“文物保护与归还”的国际会议，发表了“文化遗产属于原拥有国”的原则，并在共同对现保有国施加压力方面达成一致认识。
要求归还文物的行动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大约在30年前。但是，由于一直没有确立归还文物的国际规则，因此文物归还一直由当事国之间私下交涉。此次美国耶鲁大学将收藏的秘鲁马丘比丘遗址中的大量文物全部归还，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成功范例。
返还与不返还之争
负责保管宾厄姆从马丘比丘遗址出土文物的是历任耶鲁大学皮博迪自然博物馆馆长，他们通常也同时担任耶鲁大学校长，其任务是带着许多学生从事与展览和研究密切相关的工作。对于为何将这些保管了100多年的珍贵文物归还秘鲁，现任博物馆馆长德里克·布里格斯解释说：“不能说这是归还（repatriation），这个词的意思应该解释为（文物）应该返回其适合的场所。此次 （文物归还）完全是善意之举。”
从2003年开始就文物归还进行商谈开始，皮博迪自然博物馆就与秘鲁方面意见不同。时任该博物馆馆长的里查德·博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突然收到秘鲁总统夫人要求归还全部文物的信令我感到非常疑惑。”而秘鲁库斯科市文化局局长弗里奥·加西亚则强调这是因为国民的呼声所致，他说：“市民从网络上得知耶鲁大学收藏了秘鲁的大量文物，于是纷纷到文化局询问。”
而且，就宾厄姆将出土文物带回美国的正当性，秘鲁和美国两国的主张也不同。秘鲁文化部长范·奥西奥说：“美国政府要求秘鲁政府同意宾厄姆将文物暂时保管是以研究为目的，当时的文书至今还在秘鲁政府手中。约定时间为一年半，但是，自从1956年宾厄姆去世之后，美国政府一直未将这些文物归还秘鲁。”博格则对此予以说明。他说，在发现马丘比丘遗址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宾厄姆在得到当时秘鲁政府的同意后将文物运回耶鲁大学。但1914年和1915年两次要求对马丘比丘遗址进行挖掘的要求被秘鲁政府拒绝，宾厄姆随后与秘鲁政府达成了将遗址周边挖掘到的文物租借到耶鲁大学用于研究的意向。不过，这些文物已于1920年全部归还秘鲁。也就是说，皮博迪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物是得到秘鲁政府许可的最初挖掘出土的部分。
尽管通过交涉耶鲁大学妥协，并答应归还部分文物，但这一消息在秘鲁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民众和舆论纷纷起来表示反对。2008年，秘鲁政府向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提讼，要求耶鲁大学将收藏文物全部归还。双方在法庭上的争辩看似官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2010年秋天，形势急转直下，耶鲁大学与秘鲁政府达成了一致意见：将收藏的文物全部归还秘鲁。据称，就在这场官司即将结束时，刚刚上任的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正准备向奥巴马总统递交政治文书。而近5000件文物在马丘比丘遗址被发现100周年之际得以全部归还，这对秘鲁政府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成果。
不过，博格对此予以全面否定。他说：“认为白宫介入此事的说法令人难以容忍。”他解释结束官司的理由是“官司拖延的时间越长，对耶鲁大学的声誉造成的影响也越大。而且诉讼费也相当惊人”。
伦敦大英博物馆是英国一处著名的浏览胜地，这里经常吸引许多个人、团体游客和手持门票的小学生来参观。在这个步行参观需要一整天时间的博物馆里，集中了800万件大英帝国时期收集的所有年代的文物。从这个博物馆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文化遗产的影子，因此，大英博物馆也难逃归还展出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文物的宿命。
这些文物的代表之一是“埃尔金大理石雕”。这座19世纪英国外交官埃尔金从希腊帕台农神庙运回英国的巨型大理石雕刻整整占据了大英博物馆一展厅的一面展墙。展厅居中摆放的导示牌上写着：“希腊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一直要求大英博物馆将大理石雕刻归还雅典。大英博物馆保存着大约从200万年前人类史起直到现在的文化，其收藏文物每年都能够免费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游客参观。”
对于长年被要求归还原属国文物的大英博物馆，如今也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这一问题。2011年3月，这种要求在距离其仅5公里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变成现实。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原本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分馆，与大英博物馆一样由政府预算维持运营。自然历史博物馆归还澳大利亚政府的138件文物并非艺术品，而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遗骨。该馆科学部部长里查德·雷恩自信地说：“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次（文物归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际上，英国法律规定禁止处理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因此归还原属国在早期是不可能的。
情况于2004年开始出现转机。英国于当年出台了以医疗为目的、关于采用和保管人体细胞的暂行法律。由于人体骨骼中含有细胞组织，因此，根据此暂行法律，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人骨可以运送至他国。但是，一旦有这种被归还的要求，是否应该全部准备归还呢？雷恩说：“并非所有归还都好。”其主要理由是研究的必要性。因为从人体骨骼中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的祖先和饮食习惯，以及他们处在人类进化的哪个阶段等情况，还可以知道其它许多事情。雷恩说：“科学价值并非博物馆的唯一作用。它对现代人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了解这点不仅对博物馆来说非常重要，也是科学家们的义务。”
此次文物归还，大英博物馆与此次归还目的地的托雷斯海峡的岛上居民进行了多次商谈，并达成共识。大英博物馆今后如果再需对这些归还的人骨进行研究，必须征得岛上居民的同意，否则就不行。据负责文物归还的岛上居民代表纳德·迪比德说：“老一代人约从50年前开始就听说英国有我们祖先的遗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应该将其归还我们，让岛上的居民将它们集中起来世代流传。”2010年5月，岛上居民正式向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出了归还要求，迪比德说：“对英国同意我们的归还要求深表感谢。我想这正是两国人民世代保持友好关系的具体做法。”至于对这些人骨哪些要妥善保管用于研究，哪些应该埋葬，岛上居民正在作具体研究。
不过，雷恩对此感到不安。他说：“如果这些人骨原属地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话，它们将被全部埋葬。”他强调说：“应该怎样在凭吊祖先这种文化氛围和从人骨中学到什么这样的科学的价值观中找到平衡呢？此次不仅仅是归还文物，对于将这些文物进行更有效管理和为今后研究提供有用材料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亚欧文物归还现状
韩国首尔近郊的利川市是一个人口约20万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一条以烧烤闻名的小吃街。在一个具有现代艺术气息的庭院一角，有一片3米见方的空地，空地上一幅古代石塔的巨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文字：“利川五层石塔在没有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之下被移至日本，它的回归或许可以抚慰朝日两国间过去的不幸经历带来的伤痛。”
石塔曾经是利川一所寺庙中的古建筑。在殖民地时期，日本通过朝鲜总督府带回国内，现在放置于位于东京都港区一家名为“大仓集古馆”的私立美术馆的屋子外面。数年前由于舆论要求归还的呼声不断高涨，2009年利川市开始举行署名活动，在一年时间里，约一半的市内人口参加了署名活动。随后，利川市成立了石塔回收委员会，并到日本向其政府提出归还石塔的申请，并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专题活动。据负责咨询的回收委员会委员李奎先（64岁）说：“石塔凝聚着祖先的魂魄，被夺走一直不归还，这让我们无颜面对子孙。”
利川石塔只是一个例子。在殖民地时期，一些古墓屡次惨遭盗挖，包括高丽青瓷等在内的许多出土文物都不知去向。据韩国国立文物研究所统计，流入日本的历史文化遗产数量已经增至6万件以上。在日本结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20年后的1965年，日韩两国政府缔结了《文物及文化合作相关协议》，尽管那时日本归还了超过1000件的文物，但许多一级文物至今还留在日本。
许多韩国人至今仍然受殖民地时期的影响。他们认为，《文物及文化合作相关协议》只不过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应该予以取缔。但是，两国政府始终根据协议来处置文物归还问题，使民众不满始终无法消除。
最近，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6年，东京大学向首尔大学赠送了记录朝鲜王朝历史的《朝鲜王朝实录》。2010年，菅直人内阁在“日韩合并”100周年纪念之前称要将皇宫内收藏的朝鲜王朝祭祀和举办礼仪的《朝鲜王朝仪轨》归还韩国。据负责仪轨归还具体事宜的僧侣慧门说：“我非常感动。仪轨的归还对开启日韩两国的新局面作用巨大。”但是，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许多文物由于深藏于私人家中，因此难以正确把握具体数量，归还文物最终还得靠这些收藏者的善心。
2011年3月下旬，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国外美术品公开促进法》。共6条的这部法律在第3条中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处置文部科学大臣所指定的需强制执行和暂时扣押的文物”。事实上，在欧洲就出现过将租借来的艺术品单方扣押的纷争。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文教科学技术科科长寺仓宪一称，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国法院提出诉讼，称德国租借的绘画作品为列支敦士敦王公所有，并要求德国将其归还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通过没收国内贵族的财产作为德国对其的赔偿，但遭到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双方诉讼到国际法院，但王公贵族们的主张没有得到认可。寺仓指出：“在欧美，超越国境的扣押文物行为经常出现。在许多官司中，以保管为由不认可文物所有者的主张，对现在的所有者来说存在风险。”
俄罗斯也由于害怕其他国家主张文物所有权的情况发生，要求这些国家完善防止租借出去的文物被单方扣押的相关法律。英国在俄罗斯举办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作品展览会期间制定了这样的法律。美国、法国和德国也都在制定相关法律。
让文物归还有据可依
随着希腊要求英国将文物归还“故国”的愿望日益强烈，大英博物馆中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引来了世界的目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民众在曾经是电影演员、当时任文化大臣的玛丽娜·墨蔻莉的带领之下掀起了要求英国返还文物的运动。尽管希腊还为此计划新建博物馆，并且准备“借2004年奥运会之机让英国归还文物”，但由于遭到英国政府的断然拒绝，因此该计划流产。就这一情况，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国际文物法专家河野俊行指出：“要想英国将文物整体归还，要求归还文物的行动就必须像5月的梅雨那样绵绵不绝，让英国对希腊民众那种矢志不移的精神产生危机感。”
文物归还问题难以解决，原因是没有一个可以在多国间进行交流的国际性组织。主要的国际条约是1970年联合国大会上制定并于两年后正式实施的《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口及所有权转让手段的相关条约》，日本于2002年加入该条约。但是，在条约生效之前，除了殖民地时代被带出的文物外，归还文物事宜只有当事国双方协商解决，有些拥有需归还文物国家和博物馆甚至不与原属国进行交涉，理由是文物“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对文物在归还后是否能得到妥善管理感到不安”、“保护那些可能因战乱而丢失的文物”等。
但随着归还要求的增加，对这种观点予以批评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为促使双方进行交涉，要求归还文物的国家和团体大多是向保有国的法院提讼。河野说，在这种情况下，“保有国答应归还文物的事例也不断增加。”2005年，意大利政府向埃塞俄比亚归还了阿克苏姆王国的花岗岩石柱。日本东京大学也于2006年向韩国首尔大学“捐赠”了《朝鲜王朝实录》。
暂且不去议论保有国将文物带回国内的正当性，仅从文物原属国掌握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返还文物的现实来看，这些国家已经具有丰富的相关知识。今后，要求归还文物的国家肯定会增加。因为，不仅掠夺和非法出口文物，而且通过交易流入国外的美术品等数量将不断增加，这种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要处理这样的问题，用普通方法肯定不行，这就要求文物原属国在交涉事件增多、尚未掌握丰富的文物归还的相关“知识”之前，先制定针对归还文物的相关法则。
文物到底属于谁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会有不同的诠释。面对各国不同的立场，面对文物的保护问题，流散文物的回家路都不会是顺畅的。
越南大气污染世界前十榜上有名
据《越南快报》报道，此前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年会上发表的有关全球大气污染与人体受害的研究报告《环境绩效指数》显示，越南进入大气污染世界前十行列。
该项报告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附属环境研究中心编制的。研究人员对全球132个国家进行了调查，通过人造卫星对地球大气污染浓度进行了测量，并对当地居民健康受害等情况进行了评估。
调查结果显示，越南的大气污染现状在132个国家中排名第123位，水质污染排名第80位，整体环境污染排名第79位。
越南的有关专家称，越南的大气污染排名不佳，主要是交通流量大的城市和工厂密集地带的大气污染严重所致。大气污染除了是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外，对于眼睛和鼻子等器官的损害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统计数据表明，越南中央肺病医院以往70%的患者为结核，现在的患者大多为肺炎、支气管炎、哮喘、过敏等，慢性肺病患者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10～20倍。
鲁伯特・默多克、沃尔特・迪斯尼、亨利・卢斯、特德・特纳……一个个传媒业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一出现在《传媒巨子和他们的王国》(以下简称《王国》)(王宇编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一书中，而与其密不可分的是赫赫有名的新闻集团、迪斯尼公司、《时代》周刊、CNN等世界闻名的传媒企业的名字。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崇拜英雄，个人英雄神话般的故事同样也在传媒业不断上演着。
一个媒体兴起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个媒介王国的成长历程，很多时候打上了它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身上浓重的烙印。这正如该书代序中所言：世界上很多著名媒体的成长“无不与个人的发家史、发迹史、甚或沉沦史联系在一起”。套用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传媒即管理者。
本书作者就向读者娓娓道来在传媒业――这个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的领域里，那些世界级传媒集团的创始人或管理者是如何进入传媒产业、如何建立自己的王国以及不断扩大自己版图的。在《王国》一书的作者看来，这些杰出的媒介企业领导人，无论是依靠自身力量白手起家，还是在先辈遗留下来的家族产业基础上继续扩大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无论是性格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素质，从而助其今天的成功。这些素质或能力包括：丰富的媒介知识、商业知识，决策能力，进取精神，管理多元文化的能力。通过其中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要作为一个高素质的传媒领导者，他或她所必需具备的某些素质，这对中国传媒业领导者和管理者也不无启发意义。
颇具争议的媒体大亨们
在西方国家里，传媒业大亨和巨头们之所以褒贬不一，“究其原因，他们不但有辉煌的个性和超人的商战技巧，而且通过传媒将其张扬而复杂的个性、私生活和行为方式表露无遗；换言之，他们不但控制着不可小视的经济权力，更掌握着一言九鼎的话语权”。
鲁伯特・默多克自不必赘言，无人出其右。而另一位在书中被称为“并购狂人”的约翰・马龙(John Malone)也不在其下。在许多电视业内人士看来，美国自由媒体公司总裁马龙就是“一个贪得无厌、马基雅维利式的恶棍，他是黑武士，是黑手党教父，是电视业的J・P・摩根”(P102)。他加入麦格尼斯创立的美国有线电视公司(TCl)后，在1979年到1989年间，成功完成了482桩生意，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桩生意。有线电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横扫美国，也使马龙成为了第一号“人民公敌”(p107)。
对于他在当时所取得的业绩，1986年6月出版的《频道》杂志提出这样的疑问：(TCl)到底是一只发育过度的怪兽，还是这个国家中经营得最好的资产组合?(p107)
同时备受争议的还有《时尚》、《名利场》、《纽约客》的领导者士毅・纽豪斯(Samuel I．Newhouse，Jr)。纽豪斯家族是当今世界上势力最大的私营传媒产业的业主，但他们的经营理念是：不在乎编辑内容，只是关注经营业绩底线。老纽豪斯的这种经营报刊理念在美国招致行业内的普遍非议，但其子士毅・纽豪斯仍将这一理念发扬光大。在他这里，亨利・卢斯曾经用“教堂和国家”来形容美国新闻界编辑权与经营权截然分开的优良传统已经荡然无存。
“他旗下的刊物上，CK服装、露华浓化妆品等许多高价位的名牌产品和漂亮的广告版面与新闻版面对该产品的评价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它们已经浑然一体。”(P144)纽豪斯的理论是：报刊杂志生存的目的是为了推销产品。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传媒的角色和责任，一直遭人诟病。
两位女性的身影
纵观各大传媒王国的发展历程，其开创者和管理者的队伍中都难觅女性的踪影。但在《王国》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华盛顿邮报》的前发行人、美联社第一位女董事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曾经的美国第二大女富豪，有“家政女王”之称的玛莎・斯图尔特作为仅有的代表跻身于这个男性几乎一统天下的行业里。
这两位女性成功的经历有相似之处。起初，她们都默默无闻：前者虽出身名门，但生活低调，性格内向腼腆；而后者出生于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生活平淡，且运气不佳。但之后，前者在丈夫死后，勇敢承担责任，执掌《华盛顿邮报》，打败美国总统，成为“男人领地里的先锋”(p80)；后者投身家居服务业，左右逢源，利用自己的形象建立起庞大的“玛莎帝国”，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无所不及，一时风光无双。
二人虽为女性，但在见识和能力上却丝毫不输给男子。在“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中，书中有一个细节透露出凯瑟琳・格雷厄姆当时的决断：“她(凯瑟琳・格雷厄姆――笔者注)后来回忆，当时她非常紧张害怕，但她吞咽了一下，连说三个‘Go ahead’向前！一Go ahead，go ahead，go ahead。Let'S go.Let's publish!”(p78-79) 。玛莎斯・图尔特也有着“不凡的商业经营天赋”(p181)，她利用丈夫在出版界的名气挖到了第一桶金，接着成功利用卡马特，借船时代华纳，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媒体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
除了书中收入的上面两位女性外，还有一位中国女性的名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她叫李亦菲，现在是维亚康姆(VIACOM)公司MTV中国区总经理。这颗冉冉升起的传媒新星曾于2001年5月13日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25位企业新星之一，并被推上杂志封面，也被誉为文化娱乐业女性“掌门人”。维亚康姆董事长萨默・雷石东如此评价这位下属：“我们就要像亦非这样的人。”她会给未来的传媒业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公民凯恩”
另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王国》中介绍的不少媒体巨头纷纷对“凯恩”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以此自居，或以得其名为荣。“凯恩”是1941年由25岁的奥逊・威尔斯在美国拍摄的电影《公民凯恩》中的主人公、一名报业大王。此片讲述了他传奇的一生，有影射报业巨头赫斯特之嫌，是美国电影史上的不朽杰作。
书中分别提到，IAC总裁巴里・迪勒，他曾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影片是《公民凯恩》；有线电视行业的先驱、美国自由媒体公司总裁约翰‘马龙，甚至把自己比作电影的主人公“公民凯恩”；而卡罗・费尔森塔则将“公民凯恩”的称号给予了美国康泰尼斯特掌门人、《时尚》、《纽约客》的拥有者，士毅・纽豪斯，为他写出了《公民纽豪斯》的传记。个中原因，我们不难看出：“凯恩”的名字其实已经成为美国报业巨头和传媒业大亨的别称，而上一代的美国报人对其影射对象赫斯特也一直保持着谦恭之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为何争先恐后的以拥有其名而欣欣然不已。
网络的挑战
旧日辉煌已远，一个人如果总陶醉在过去的美好时光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博弈；经济全球化
[作者]：吕俊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向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source Ga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V Junbiao，Xiang Li
Abstract: The anxiety of the extin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has promoted the trend of protec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its people,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e chasing of commercial profit, has made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volved into a large-scale and influential resources game movement. Facing the rupture and separation i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ord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an objective look at the resources gam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obilizing the social streng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sperity, is t the important path sel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Key words: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ga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代社会的高度泛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由此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无形的、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规定保护的对象主要是自然遗产和固化了的文化遗产的话②，那么，2003年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更多地强调了保护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鉴于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的社会事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敦促各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并对享用这些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③
国际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固然有目共睹。然而。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文化主义思潮以及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挟持，正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陷入到以往难以想象的种种困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主体之于文化身份的诉求，权力承担者之于政绩的种种“考虑”， 以及商业资本之于利润的追逐，正在异化和瓦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初的想象，并使之演变成一场规模宏大、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资源博弈运动。而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于是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所必须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诉求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实施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被称为所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一些早期的研究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一些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民族性、民间性则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特点。④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上，同时也体现在政府和个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态度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束缚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逐渐减少，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更增进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的认识和了解。由此，民族民间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化建设的热潮当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一些在过去曾经被令行禁止的民间仪式活动，也逐渐得到恢复。
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固然有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某些“规律”的影响，然而，就其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来看，这种复兴绝不仅仅是某些旧有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蕴含着许多“与时俱进”的、丰富的“时代内容”。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然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或许便是促进了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形成。⑤这种看起来令人迷恋的现代性（化），在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更为多样的选择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而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在一个被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认为已经失控了的社会当中执着于生活世界的“景观”的拼贴之时，其所遭遇的社会风险也随之增加。⑥于是，在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式的迷惘之中，如何确认“我是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然而却往往使人无所适从的社会事实，也就成为一些物质生活高度丰裕而精神世界却日见贫乏的人群所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如何在纷繁芜杂的景观社会当中，“正确”标识自我并提示他者正视自我的现实存在，从而实现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已然成为众多文化共同体，尤其是这些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精英们所努力诉求的社会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观存在，无疑为这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或可以聊以慰藉而又看似丰厚的社会资源。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日趋同质化的社会生活面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方式”，往往可以用各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和观念表述，“证明”一个共同体的“与众不同”之处，从而使当事之人那种吊诡的身份情结或多或少得到一些令人欣慰的释解，以便于“回到”那种或许永远也不能到达的“温馨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衷与执着，或可以看作是地方社会文化群体谋求其主体身份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也是传统社会之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一种被动性回应。
然而，要重新“植根”那些“已被根除之物”，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来实现文化身份的诉求，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与固化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单一性、排他性以及在另一时空的不可再生、难以复制的特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共享性、变异性（多样性）的特点，并因此而衍生出其传播、享用上的广泛性。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处在流变之中，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排他性的主体构成，往往很难为当世之人所能明确断定。如此一来，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版权”问题而展开的文化主体之争，似乎也就在所难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场景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身份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对于文化身份的激烈争夺。从而，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实践，在实现文化主体的身份建构的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热切关注以及各国政府对于此项事业的日益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到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并直接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无疑十分显著的。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共计1530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138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188项，民间舞蹈（传统舞蹈）140项，传统戏剧219项，曲艺139项，杂技与竞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82项，民间美术（传统美术）144项，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264项，传统医药33项，民俗183项。⑧而在此期间，入选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是难计其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主要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倡导和支持之下始才得以“贯彻落实”的。而其所取得的诸多成绩，亦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为此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事实上，不管源于何种目的或者动机，单纯依靠于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即便是在最为理想的情状之下，往往也只能维持其缓慢而自在的存续状态。如果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我们很难想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的顺利开展，也很难想象我国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的极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才得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变得如此“深入人心”。而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亦由此而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一道靓丽景观。
相对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看起来似乎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潮流，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是因此之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于是，为了适应这种“时展的需要”，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尽可能多地“挖掘和保护”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做强做大”，便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文化“软实力”大小、强弱的衡量标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难以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而若要“科学”地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则需要借助一些所谓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说明”。此等“国情”的现实存在，虽然为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发展事业上的政绩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此起彼伏的“挖掘和保护”运动，以及对于入选“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这种政绩焦虑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最为令人瞩目的景观，或许就是名目繁多的所谓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迅速“复兴”，以及如火如荼的申报入选各种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热潮的不断涌现。作为一种自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浮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既是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形式，更传达了各族民众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存在价值的总体认知。因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社会的现实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地方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唤起世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实在意义进行重新评估的迫切要求，复兴传统文化的社会呼声亦因此日渐强烈。在此等情状之下，以实际行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并以之诠释“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含义，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并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且因为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压力的陡然增加而衍生为种种难以消除的政绩焦虑。而作为消解这种政绩焦虑的重要方式，通过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大操大办所谓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并积极申报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以努力彰显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决心，开始列入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由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得以大规模形成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评估政绩的重要指标向之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也因此得以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兴盛时期”。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资本的利润追逐
以鲜明的活态性作为其存在表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总是沉浸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大海之中，并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运作方式，建构了一个从主观的、个人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价值领域。而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差异、功能与内容之间的张力，则不仅造就了“价值”的客体以及主体之间具体的、特殊的生活联系，更开启了其他社会存在（物）转化为商品的可能性。⑨这种开放性，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拓展了“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也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渗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大致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倡导“施予式保护”，即由政府投入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一是主张所谓的“开发式保护”，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其生存活力，以进一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⑩前者是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普遍采取的保护模式。而后者的保护模式，简言之即是非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其意图无非是想借助市场的力量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前一种保护模式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化主体“星星之火”式的自我表述，演变成为一种具有“燎原之势”的社会文化现象，固然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但商业资本的推动作用似乎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单纯依靠文化主体的“自觉”行为，或者地方政府出于“责任心”和“使命感”而采取的行政干预手段，似乎都难以保持这场运动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商业资本的渗透及其之于利润的追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发展民俗旅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开发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了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通过经济手段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使越来越多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人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经济价值。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或许是史无前例的。而在这种理念所形塑的社会实践当中， GDP之类的数量指标俨然已经成为评判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杆。如此，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价值，往往就需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数据”来证明。商业资本的渗透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不仅迎合了这种时展的“需要”，同时还有力地证明了其之于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现实意义”。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权衡当中，对于前者无疑会有着更多的期待，并在相当多的时候直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到竞争色彩更加浓厚的资源博弈场域之中，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偏离其最初的设想，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
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彰显出来的巨大推动力，似乎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一旦有了商业资本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可以水到渠成。这种估计或许过于乐观。我们无意否定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更倾向于认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渗透，其最为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利润而不是其他东西。事实上，对于那些精于算计的经济资本经营者而言，他们追逐商业利润的热望，往往远甚于对所谓文化发展的渴求。由此，我们或许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由商业资本所制造出来的一些文化繁荣景象，其实只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远非它的本质使然。诚如布尔迪厄所说，对于经济资本而言，“没有超功利性也就不可能有利益”11，然而，无论如何，利润或许仍然是商业资本所追逐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这似乎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确需要倚赖于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这当中除了文化主体的自觉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持之外，还需要商业资本的积极推动。然而，商业资本的本性之所在，乃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无论商业资本拥有者的投资愿望如何迫切，我们都不应过高估计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诚意”。实际上，要求商业资本不计回报地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不切现实的期待。
四、 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我们必须把全球文化经济秩序理解为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在这种复杂秩序中，人种、机器、货币、形象和观念越来越各行其道，以致于断裂与脱节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12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似乎已是有目共睹之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或可以认为是这种断裂性与脱节性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群体试图弥合经济与文化断裂与脱节的种种努力。然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随着文化主体之于“身份”的诉求愈演愈烈，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不断加重，商业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日益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似乎已经陷入到一场多方力量全力角逐的资源博弈之中。
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之中”。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正在割裂经济与文化之间这种“天然”的依存关系。以断裂性流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一方面使世界经济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如通过所谓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另一方面也会以一种看似难以抗拒的力量不断侵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社会土壤。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既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利益群体提供了资源博弈的竞争平台，也由此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明确的目标和指向，也就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民间根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引导，离不开商业资本的支持，但更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13然而，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的缺失，以及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的普通民众，在这场博弈当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以及商业资本的操控者，由于在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方面拥有文化主体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权，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导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方向并决定某些实得利益的流向。这种悖论性的博弈格局的现实存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实际上，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和发展资源的短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去主体化现象似有日趋明显之势，而其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14如何确保文化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关系到文化主体的“身份”问题以及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主体的主体地位，积极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并妥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导向问题，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资源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因之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际社会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正视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客观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五、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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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务院：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200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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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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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Appadurai, Arjun(1996, 200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14] 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15] 王文章、陈飞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载《求是杂志》2007年第17期。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桂教人[2010]65号）阶段性成果。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工艺”。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② 该公约所定义的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④ 王文章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主要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⑤ 在鲍曼的眼中，“流动的现代性”的“流动性”，指的是社会的“流动”与“解体”。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⑦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⑧ 相关数据根据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分类统计而得。
⑨ 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⑩ 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1页。
12为了更好地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阿帕杜莱提出了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即：（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并且认为，这些景观流动的、不规律的形态，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以及全球文化经济的断裂性与脱节性。参见Appadurai, Arjun(1996, 200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关键词：美国图书馆 馆员 图书馆史 公共图书馆 朱厄特 普尔
中图分类号：G25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2-136-04
The American Librarians’ Conference of 1853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Zheng Yongti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Kuang Guoting （Library of Cancer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060）
Abstract：The Librarians’ Conference of 1853 is the first conferenc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nd even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Conference discusses a series of issues existing in American librarianship, and proposes many pratical solutions. The Librarians’ Conference drives forward the propagation of public library thoughts and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improves the professional’s role and influence,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ooperations among American librarians and libraries, and prepa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alents. It is of significant role and functio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y.
Key words： American library；Librarian；Library history；public library；Charles Coffin Jewett；William Frederic Poole
CLC number：G259.71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2-136-04
1853年9月15至17日，为了探讨和解决美国图书馆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来自美国各地的82名代表齐聚纽约大学，召开了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馆员代表大会。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那一场在世界图书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馆员大会时，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会议给我们带来的震憾，体会会议发起者和组织者们发展美国图书馆事业无比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胆识。学习和借鉴1853年馆员大会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者和建设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大会的发起与召集
163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建立，从此揭开了美国图书馆史发展的序幕。 ［1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虽然主教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在马里兰等殖民地建立了一些教区图书馆，而且这些教区图书馆除了对神职人员服务外，还向公众开放，但总体来说，这些图书馆对殖民地人们产生的影响还很有限。 ［2 ］从18世纪30年代初期起，具有早期公共图书馆萌芽性质的协会图书馆在北美殖民地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在1840年达到了发展的高峰。随着北美殖民地的不断拓展、经济与社会的逐步繁荣与进步，美国大学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商人图书馆、技工图书馆等类型的图书馆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至1850年，新英格兰六个州（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得岛、缅因、新罕布尔和佛蒙特）共有图书馆1064所（不含学术、流通、私人和学校图书馆）。 ［3 ］然而这些图书馆基本上都是独立运作，很少开展馆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馆员之间也缺乏必要的经验交流，在图书的采购、编目、管理和利用等方面也没有统一的规定。为了共同商议北美图书馆发展大计，解决图书收藏和利用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史密森宁学院图书馆馆长朱厄特（Charles Coffin Jewett）、纽约书商和出版商诺顿（Charles Benjamin Norton）、纽约商业图书馆馆长格兰特（Seth Hastings Grant）、布朗大学图书馆馆长吉尔德（Reuben Aldridge Guild）和耶鲁大学的新近毕业生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五人倡议召开一届全美馆员代表大会。
1853年5月，美国图书馆界和社会各界的26位重要人物签署了会议的号召信，呼吁图书馆馆员和对目录事业感兴趣的人士踊跃参加即将在1853年9月15日于纽约召开的馆员大会。这26个召集人的名单非常谨慎地按照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来排列，其中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著名的图书馆馆长，59岁高龄的德高望众的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馆长福尔森（Charles Folsom）位列首位，紧随其后的为史密森宁学院的朱厄特，其余还有哈佛大学的哈里斯（T. W. Harris）、耶鲁大学的赫里克（E. C. Herrick）、纽约商业图书馆的格兰特等；也有几个对图书馆发展和目录学研究感兴趣的重要协（学）会或组织的领袖，如美洲古董学会的黑文（Samuel F. Haven）、美洲地理和统计学会的利维特（Joshua Leavitt）、费城图书馆公司的史密斯（Lloyd P. Smith）等；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商业图书馆的馆长、《普尔期刊文献索引》的创始人、1876年成立的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第一任副主席和第二任主席普尔（William. F. Poole）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唯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大会的首倡者诺顿和吉尔曼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也许诺顿认为，一个书商兼出版商的名字并不适宜出现在这份名单里面，而或许吉尔曼认为，以他的资历和在图书馆界卑微的地位，都不足以让其名列这份重要级人物名单之中。 ［4 ］
2 大会的主要内容及决议
1853年9月15日，来自北美1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82名代表在纽约大学齐聚一堂，共商北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计（见表1）。在与会的82人当中，有14人因其显赫名声和杰出成就而被收入1872年出版的《美国传记词典》之中。 ［5 ］可以说，无论是从与会人物的影响力还是会议所取得成绩而言，1853年馆员大会在美国图书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大会选举朱厄特为会议主席，格兰特为秘书。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上午，作为与会馆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福尔森被要求为大会揭幕。福尔森建议大会应当选举一名主席和秘书。鉴于福尔森的德高望众，与会代表要求他担任本次大会的主席，不过福尔森婉言谢绝了这一要求。吉尔德提议朱厄特担任主席，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随后福尔森提议格兰特为大会秘书，这一提议也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朱厄特能够顺利当选为大会主席与其在北美图书馆界的崇高威望与地位不无关系。1841年，年仅25岁的朱厄特就担任布朗大学第一任专职馆长，他非常注重馆藏建设，遍访欧洲采购各种文献资料，并于1843年主持编制了包括1000卷图书的布朗大学图书馆目录及其主题索引， ［6 ］受到了《北美人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其它出版物的良好赞誉， ［7 ］使布朗大学图书馆成为当时北美重要的学术图书馆；1847年，朱厄特开始担任史密森宁学院图书馆馆长，他重视开展馆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编制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第一部名录，撰写了《美国公共图书馆报告》， ［8 ］并与大部分图书馆建立了文献交换和资料互赠的关系，使该馆成为美国收藏世界学术出版物最多的单位。此外，为了统一全国图书编目的质量和效率，避免重复编目带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朱厄特还提出建立全国集中印制图书馆目录的计划，并主持编制了世界学术机构出版物目录。作为北美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朱厄特在美国图书馆界和目录学界享有盛誉，这正如1886年普尔所说的，朱厄特是“美国早期图书馆管理方法改革者中最能干且最有热情的……是1853年大会召集和组织的精神领袖。” ［9 ］ 朱厄特的当选，为会议的圆满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后，朱厄特发表了就职演说。朱厄特在演说中指出，馆员大会的召集是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亲切的、非正式的、对话式的会议使每一位与会人员都能各尽所能、畅所欲言地探讨公共图书馆发展和提高公共图书馆社会价值的途径和方法，为美国图书馆界的利益奉献自己的力量。朱厄特相信，馆员大会将对美国公众的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公众也将感受和承认这一大会为其带来的有益帮助，并希望获得一个有关此次大会的议题和结果的正式报道。朱厄特强调，为了获取信息而引起的阅读爱好的传播，使图书馆大量出现，馆员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有用的知识，扩大公众利用知识的手段，怎样获得好书，怎样保管好书，怎样利用好书，就是本次大会的目的之一。演说结束之后，大会秘书格兰特对与会人员进行了点名，并转达了未能与会的馆员的致歉信。福尔森也宣读了未能与会的波士顿商人乔治・利维莫尔（George Livermore）的致歉函。会议还接受了纽约学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十三个组织和机构的参观邀请函。 ［10 ］
与会的各个图书馆的馆员提交了报告，汇报了他们所在图书馆的现状。朱厄特做了关于史密森宁学院图书馆及其编目计划的说明，强调该计划必须由一个全国性机构来实施，而各个图书馆也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目标。俄亥俄州立图书馆馆长海瓦德(Elijah Hayward)提出了如下的决议：鉴于史密森宁学院在促进和传播知识方面所做出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尤其他们所采取的鼓励和促进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措施，我们非常乐意把史密森宁学院视为推动所有这些目标实现的美国中心机构。这个决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朱厄特随后还就史密森宁编目体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建议印制基于各个图书馆藏书的全国总书目，并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以促成重要目标的实现：史密森宁出版编目规则；其它机构在史密森宁学院的指导下出版图书目录；史密森宁学院负担所有额外的印刷费用；印制的图书卡片目录应作为史密森宁学院的财产；每一个同意此项计划的图书馆都有权利用史密森宁学院的图书，并仅需要付少量的版面差价和配送费用；史密森宁学院尽可能定期地出版全国总书目。福尔森根据以上的建议提出了三项相关的决议，并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 ［11 ］
在会议的第二天，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鉴于国会命令出版的文件需要用公共资金大量印刷，这些文件应当以可供所有市民参考的方式分配，并且同时为子孙万代所保存，我们决定应当委任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这次大会向国会请愿，要求通过一个联合决议，授予史密森宁学院在美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之间分配国会的所有杂志、参议院文档、众议院文档、各委员会报告和其它应国会要求印刷的各州文件。大会委任费城图书馆公司的史密斯和波士顿图书馆的福尔森为该委员会委员，朱厄特主席随后亦加入了该委员会。随后，代表团成员自由发言，就各类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图书收藏、图书排架、馆际互借、国际交换、购书经费、馆员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2 ］19世纪中期在美国大多数社区，图书馆的地位并不高，1853年大会的代表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讨论这些问题，表明了他们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行动起来的强烈愿望。
关于成立永久性图书馆协会的问题，大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本次大会被认为是成立一个永久的图书馆馆员协会的初步尝试；应当委任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为该协会起草章程和细则，并在下一次会议时提交讨论；从本次大会结束直到委员会规定的在华盛顿召开下一次会议的日期，为大会的休会时间；考虑到休会时间，应当要求委员会提出书面交流或自由讨论的主题，并且做出诸如尽量满足公众的要求、讨论与馆员和图书馆管理有关的所有问题的相关安排。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以上这些决议，并且任命朱厄特、福尔森、格兰特、海瓦德以及吉尔德五人为永久性馆员协会委员。 ［13 ］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与会人员首先就法律档案的分配和保存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大会提请建议拥有分配司法文件的各州的官员和秘书、立法机关或其它公共行政部门制定一项永久的法令，把各个州立法机关每年出版的一定数量的成文法复本分配给史密森宁学院图书馆、费城法学学会图书馆和美国其它公共或合营的法律图书馆保存，并保持法律文本的原始面貌；要求费城法学学会的秘书给联邦各州的官员和秘书呈送这个决议的一个复本以及任何有关此主题的正确评论。为了帮助朱厄特在史密森宁建立一个全国性图书馆，福尔森提出了利用国家财政资金在史密森宁建立一所全国性的参考和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决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大会还做出决议：建立遍布全国乡镇、协会、研究机构和各类型学校的公共图书馆是未来国家福利中最重要的议题；为了促进这个计划的实施，应当委任一个三人委员会在下一次大会上作一个指导性计划报告。大会还通过了促进普尔期刊索引的应用和推广的决议。 ［14 ］
3 大会的历史意义
1853年全美馆员大会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传播和民主社会的进程。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界和其它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齐聚一堂，共同关注美国图书馆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探讨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和实现公共图书馆社会价值的途径和方法，使美国图书馆界第一次以独立的、成熟的、积极向上的行业姿态呈现在国人面前，促进了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传播；馆员大会的召开，提高了政府官员、和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力度，使他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公共图书馆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坚定了支持图书馆发展的决心，增长了资助图书馆事业的热情。作为民主文化的思想库，公共图书馆对美国公众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正如大会结束50年后卡内基所说的，“由公众维持的免费图书馆是民主的摇篮。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将扩大和加强民主的思想、公众的平等以及人的尊严。它们无疑是真正的美国思想的结晶。” ［15 ］ 美国公众强烈地感受和享受到了馆员大会给他们思想上所带来的震撼和帮助。
馆员大会的召开，大大地提高了美国图书馆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1853年馆员大会是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届馆员大会。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并且几乎都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大会就美国图书馆事业中普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和自由的探讨，并通过了一系列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决议。馆员大会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美国公众的广泛好评，《北美人评论》、《诺顿文化报》、《宗教文学杂志》、《先驱报》、《论坛报》等期刊和报纸纷纷开辟专栏，详细报道大会的进程和内容。所有的报纸都对大会展现了友好的态度，并对图书馆和目录学家的工作表示赞赏。毫无疑问，图书馆和馆员在新闻媒体中从未有过的高曝光率获得了更多美国公众的关注，这在之前是绝无先例的。可以说，馆员大会的召开，使美国图书馆界既加强了馆际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又向美国公众展示了图书馆员良好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以及图书馆的良好发展前景，提高了图书馆界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大会加强了馆员和馆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1853年馆员大会的召开，使素不相识的众多馆员得以在三天的会议时间里相识、相知并最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他们在之后的日子中长时间未能再次聚会，他们也比之前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往来；具有长期公共图书馆管理经验的馆员为那些公共图书馆的新秀传授了许多先进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技能，使图书馆新秀们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整个图书馆行业的管理效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馆员们带着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就广泛的问题进行自由的探讨，并且在所有的决议表决中都是一致通过，显示出了无以伦比的团结和万众一心的斗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全体馆员发展和壮大图书馆事业的美好愿望和坚定诉求，赢得了美国民众的良好印象和高度赞誉；馆际之间卡片目录的交换和信息与技术的互通，使图书馆馆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比之前更加紧密和协调，从而缩小了图书馆之间发展的差距，促进了美国图书馆事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大会为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1853年馆员大会作出了建立永久性馆员协会的决议，并任命了五人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由于朱厄特忙于组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福尔森离开了图书馆这个行业、格兰特投身于政治、海瓦德居住在遥远的俄亥俄州、吉尔德无意独自承担重任，加上1857年金融危机、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战后重建等原因，这个委员会事实上陷于瘫痪的境地，使建立馆员协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1853年馆员大会还是在行业协会的建立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上在82名与会人员当中，有15位后来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或名誉会员，其中普尔和温顿（Frederic Vinton）还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在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普尔当选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副主席，1885年当选为该协会第二届主席（1885-1887）， ［16 ］成为19世纪美国杰出的图书馆学家，为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7 ］总而言之，出席1853年馆员大会的全体成员都值得美国图书馆界后辈们敬仰，他们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他们取得了令美国图书馆界甚至世界图书馆界深感怀念和骄傲的成就，他们的功勋将永载史册。
4 结语
1853年全美馆员代表大会是一次和谐的、胜利的大会，与会人员就美国图书馆事业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自由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了众多的共识，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受到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美国公众的好评，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由于美国南北双方紧张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四年内战和十年经济重建，使得第二次馆员大会被推迟了23年之久，而且有些计划包括朱厄特的国家联合编目计划和建立全国参考和研究中心图书馆的设想从来没有实现，但这并不能掩盖这次大会的成功与伟大之处。事实上，1853年馆员大会确立了美国图书馆界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经过60年的发展和壮大，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能举办这样一届求真务实、成效卓著的馆员代表大会，探讨并解决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那将是一件惠及全民的大事，它无疑将大大地提高图书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公共图书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注入无穷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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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illiam Landram Williamson. William Frederick Pool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M］.New York:Colum
出席G8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抵达北爱尔兰的厄恩湖高尔夫度假村，就开始后悔没有捎上自己的高尔夫球包。
众所皆知，奥巴马是名高尔夫发烧友。但或许跟其他众多高尔夫球友一样，他不太熟知的是，在英国北爱尔兰西部与爱尔兰接壤的弗马纳郡境内，竟然“藏着”一座集高尔夫、120间豪华客房、骑马、水上运动、皮划艇、SPA等各种休闲项目于一身的度假村。而这正是有着本届G8峰会轮值主席国身份的戴维·卡梅伦选中厄恩湖的原因。
厄恩湖高尔夫度假村位于弗马纳郡境内的厄恩湖畔，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有利于防止那些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尤其在卷入斯诺登“棱镜门”风波的压力下，私密性容易得到保证。
其次，借着这北爱尔兰唯一一座五星级高尔夫度假村，卡梅伦想告诉世界，北爱治安良好，和平进程积极有效，厄恩湖更是高尔夫乃至旅游胜地的新兴选择之一。当英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低迷的时候，推销北爱尔兰作为高球和旅游的目的地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在每个大洲都打过高尔夫球。我可以坦白地说，我被这个位置和厄恩湖项目的魅力所征服了。”
作为球场的设计师，佛度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自己作品的溢美之词。
从2007年9月开始，由爱尔兰商人吉姆·特里西出资大概3500万英镑打造的厄恩湖高尔夫度假村逐渐向外开放，成为美丽的弗马纳湖区真正的“皇冠上的宝石”。它有两座18洞的锦标级球场，分别是休姆城堡球场和6届大满贯冠军尼克·佛度爵士签名设计的佛度球场。
其中，全长7167码、标准杆为72杆的佛度球场被英国的《高尔夫世界》和爱尔兰的《高尔夫月刊》评选为英国和爱尔兰排名前100位的高尔夫球场。
佛度球场的建造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地形，就像镶嵌入厄恩湖里的一块绿翡翠，18个高尔夫洞都引人入胜，其中的14个洞设有水障碍，而标志性的10号洞全长只有351码，但这个四杆洞却很窄，果岭三面环水。对于高尔夫球友们来说，除了可以观赏令人惊叹的湖景，而且还会迎来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过水大战”。只要你的击球搞砸了，或者在大风的影响下打偏了，那么随处可见小球落水，一轮球下来带着十几颗小白球更不在话下。
打球中途，高尔夫球友要是累了，可以在9号洞果岭后面的小客栈稍作休息，静静地观赏厄恩湖下游的绝佳美景。打完球后，度假村也提供了多款餐饮的选择，包括湖岸酒吧烧烤、布莱尼酒吧和卡特琳娜餐厅。
G8峰会期间，各国领袖们便在备受赞誉的卡特琳娜餐厅就餐。“我知道我会以什么东西款待他们。这将是我们想要展示的食物——所有来自弗马纳郡本地的特色菜，比如我们的羔羊、新鲜的苏打面包和我们国内一流的黄油。即使曾经去过爱尔兰的奥巴马总统，他之前也没有尝到过这类的食物。”
吃完美味可口的当地食物，他们还能好好地放松一下，享用泰式SPA。在全英国乃至爱尔兰，你找不到第二家拥有如此纯粹、传统的泰式SPA了。
“我们北爱尔兰有一些非常棒的高尔夫球场，但我从来都不会厌倦回家去皇家波特拉什打高尔夫球。”或许没有什么宣传语好过大满贯冠军克拉克的评价了。在政治环境日益趋好的形势下，北爱尔兰绽放的高球魅力才刚刚开始。
佛度球场开业仅有将近5年的历史，因此在众多历史渊源久远的北爱尔兰高尔夫球场面前仍属小辈。要想领略北爱真正令人震撼的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友们一定要前往另外两座排名北爱尔兰前两位的著名高尔夫球场——皇家邓恩郡高尔夫俱乐部和皇家波特拉什高尔夫俱乐部。
位于北爱尔兰旅游小镇纽卡斯尔的皇家邓恩郡，坐落在雄伟的默恩山脉脚下，背靠爱尔兰海邓德拉湾。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四届英国公开赛冠军老汤姆·莫里斯从苏格兰的圣安德烈赶过来设计球场，只拿到4英镑的报酬。1889年，俱乐部正式开业，成为爱尔兰最古老的高尔夫俱乐部之一。到了1908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授予“皇家球场”的头衔。作为一个传统，直到今天，皇家邓恩郡仍旧会出现穿着复古装的球手。
如今，皇家邓恩郡所拥有的两座18洞林克斯球场（锦标级球场和安斯利林克斯），其中的锦标级球场于2007年和2012年被美国《高尔夫文摘》评选为美国之外的世界头号高尔夫球场。该球场全长超过了7200码，4号洞和9号洞入选《世界最伟大的500个高尔夫球洞》一书。4号洞绝对是世界上最具观赏性的长三杆洞之一。“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灌木丛、10个沙坑，还有三座山峰，这是英国高尔夫球场里最神奇的景观。”长四杆洞9号洞则是全球出镜率最高的球洞之一。发球台在高处，直面多纳德山顶峰，球道位于你脚下80英尺，如同魔幻一样。
如果说皇家邓恩郡还存在一丝丝遗憾，那就是它最近较少举办职业大赛，而另外一座北爱著名球场皇家波特拉什则很有机会在2020年之前第二次承办最古老的高尔夫大满贯——英国公开赛。事实上，早在1951年，波特拉什便举办过英国公开赛，至今还保持着独特的纪录——唯一一座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外承办英国公开赛的高尔夫球场。
皇家波特拉什创办于1888年，坐落在北安特里姆郡海岸，被视为“海岸上的明珠”，先后被约克公爵和威尔士王子授予荣耀，因此球场也有了“皇家”的标签。波特拉什拥有2座18洞的球场（邓鲁斯林克斯和山谷林克斯），邓鲁斯球场有好几个著名的签名洞，尤其是4、5、14号洞。其中，4号洞是一个超过480码的长四杆洞，要是小球打出界，就会陷入厚厚的长草。如波浪起伏的球道上有几个沙坑守卫，而果岭则置身于两座小沙丘之间，无论是职业球手还是业余球手都会感受到巨大的挑战。
因此，当从小在皇家波特拉什练球的格莱姆·麦克道尔和达伦·克拉克先后为北爱尔兰高尔夫扬名，拿下美国公开赛和英国公开赛的冠军时，这也是对波特拉什无声的证明。
中国孩子的高尔夫之路充满可能性
对于大人来说，高尔夫球既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又是商务上的社交平台。而对于孩子来说，除了一项运动爱好以外，还可能通向职业高尔夫球手的梦想之旅。对于优尼贝特学科英语董事长孟雷杰来说，他对儿子未来在高尔夫上面的造诣是充满期待的。如果孩子打得好，将会送他到北美参加职业比赛。无论如何，高尔夫球都是他的终生的运动兴趣。
本期嘉宾
孟雷杰
优尼贝特学科英语董事长
特邀记者
杨帆
南都全媒体集群时尚旅游中心副总经理
杨：谈谈你和高尔夫这项运动的渊源？
孟：我参加高尔夫这项运动很长时间，我记得我的第一场球是在新加坡打的。那时候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是第一次下场，第一次拿杆，第一次穿上高尔夫的行头，就在场上打了四个半小时。那时我们的兴趣点也不在获得非常好的成绩，而重在和我的合作伙伴谈事情。后来参加了南都的岭秀汇以后，有了系统的学习和技术上的提高。
杨：高尔夫这项运动在你心中的定位是什么？
孟：我对高尔夫球的定位，起初认为它是一项时尚的运动，商务洽谈的平台。加入了岭秀汇以后，这个定位有点变化。我现在认为对高尔夫球来说，锻炼和使身体健康是它第一位的作用。
杨：你打高尔夫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
孟：我认为高尔夫球是世界上最难的运动之一，仅次于马球。
在高尔夫球场上，如果打得好每一个洞都是美梦，如果打得不好，每一个洞都是噩梦的重新开始。也有可能前九洞打得很不错，后九洞就失准了。所以打高尔夫的时候，平和的心态非常重要，每一杆都要追求自我的平衡。
杨：在高尔夫球场上，你的强项与弱项是什么？
孟：我使用铁杆会比较稳定，短距离的推杆、切杆会比较有把握。
弱项是打长距离的球就不好把握，一直在尝试更好地驾驭一号木。虽然每一次都会默念“永不发力，死不抬头”，但真正做到是很难的。每次打得不远就会想发力打远，也会着急看球的去路，所以动作就会变形。
杨：在球场上，什么让你最兴奋？
孟：最兴奋的是打到小鸟球，有时候在五杆洞会以四杆打到小鸟，这是最开心的，有时会一场拿下三四个小鸟球。老鹰暂时没有打过，这是一个梦，希望未来能实现。
杨：在广州你在哪里打球比较多？
孟：我平时去花都碧桂园假日半岛高尔夫球场和风神高尔夫球会打得比较多，有时候朋友也会约我到麓湖打球。花都的球场可以算我的“主场”，有时候外地的朋友来了我也会带他们到那边打球。花都的球场风光都很好，设计得比较有风格，难度也可以接受。
杨：听说你儿子也打得不错？
孟：是的，我自己打高尔夫不是为了追求成绩，但在培养我的儿子时我就要求他尽可能地打好。我儿子才上小学，已经打了三年多的高尔夫球，5岁就跟着我打球。他一号木一杆可以轻松打到180码左右，已经超过了我的水平。我自己一周会打两场球，周末就会“陪太子打球”。我儿子周末有一天在学习，另一天就跟专业老师学习打高尔夫。
杨：未来会让他往职业方面发展？
关键词：《奥瑞斯特亚》 《悲悼三部曲》 复仇 悲剧根源
1936年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在给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授奖辞中说：“本奖金授予他，以表彰他的富有生命力的、诚挚的、感情强烈的、烙有原始悲剧概念印记的戏剧作品。”[1]奥尼尔是美国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他开启了美国戏剧新的时代，也为世界剧坛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瑞典学院给予奥尼尔的授奖辞精确地把握住了奥尼尔戏剧的精髓，尤其是看到了这位现代著名剧作家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古代悲剧的痕迹。在奥尼尔的很多剧作中都显现出古希腊悲剧的影响，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脱胎于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的《悲悼三部曲》。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论及，奥尼尔自己也曾在1926年4月26日的工作日记中朦胧地提到要“把希腊悲剧的情节放在现代环境中”[2]。到了1928年的工作日记中就明确记载了他要创作《悲悼三部曲》的动机：“构思希腊悲剧的情节——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和心理情节是最有趣的——最广泛最集中的人类基本关系——还可以轻易地进一步扩大，把其它一些也写进去。”[3]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奥尼尔是有意要把古希腊的悲剧情节移植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来表现他自己的思想。
奥尼尔的这种移植既保存了以复仇主题为核心的原始悲剧风貌，也为适应跨时空的土壤而作了一些变异。首先，共同的复仇主题和奥尼尔本身所受的古希腊戏剧的浸染使得两部作品在情节设置和舞台造型等方面一脉相承。其次，迥异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情和作者个人气质又使得这两部作品在内涵延伸、悲剧根源等层面上有所变迁。
曾被评论家约瑟夫·纽德·克鲁奇称赞为“20世纪迄今为止戏剧界唯一带有永久性意义的贡献”[4]的《悲悼三部曲》直接借用了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三部曲的故事架构，只不过时空背景由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变换为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阿伽门农对应艾斯拉·孟南准将，克吕泰墨斯特拉对应孟南的妻子克莉斯丁，儿子奥林就是俄瑞斯忒斯，女儿拉维妮亚就是厄勒克特拉。孟南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像阿伽门农被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一样被妻子克莉斯丁毒死，拉维妮亚说服了奥林替父报仇，杀死了克莉斯丁的情夫卜兰特，又逼他们的妈妈自杀，同样也是厄勒克特拉劝俄瑞斯忒斯杀死母亲和埃吉索斯的翻版。而且这两个家族的仇杀都是源自上几代人的积怨。十分明显，《悲悼三部曲》的人物和情节与《奥瑞斯特亚》相对应，具有一种神话原型模式功能。
《悲悼三部曲》在舞台设计方面也有意让观众联想到古希腊悲剧，白色的希腊庙宇式的门廊以及六根高高的柱子使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古代的环形大剧场。另外，《悲悼三部曲》也借用了《奥瑞斯特亚》中的合唱手法，古希腊戏剧常常在幕启时用合唱来介绍背景和人物。奥尼尔在幕后使用小人物或群众角色来交待背景和人物关系。《悲悼三部曲》中的萨斯等群众角色就相当于《奥瑞斯特亚》中的歌队，尤其是萨斯所唱的《申纳杜》贯穿整个三部曲，在剧情发展和烘托气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现代戏剧中是不多见的。而且《悲悼三部曲》中歌队的运用具有一种浓郁的古希腊风味，以萨斯为首的众市民是孟南家族悲剧的旁观者，而他们的议论又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一种命运感，使人感到一个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孟南家的房子上。它的使用，使奥尼尔的戏剧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但是在这层古典且神秘的面纱背后，却是奥尼尔那颗现代的灵魂。
奥尼尔的一颗现代灵魂赋予了《悲悼三部曲》与《奥瑞斯特亚》在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剧作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悲剧根源的演变上。这种演变源自不同的时代背景，又和作者本人密切相关。
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埃斯库罗斯所处的时代(约公元前440年前后)正是由母系原始氏族社会转向父系城邦民主社会的初期，虽然当时父权社会代替了母权社会，但社会上还留有母系氏族时期的很多习俗，而且当时就有一个希腊民族利契亚人为女性世界。即使到了梭伦时代之后，兄弟可以与其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却不能与同母异父的姊妹结婚，因为按母系氏族的规则，同父异母的子女属于不同氏族，因而并非同氏族亲族，其间通婚并不违反任何氏族义务。而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本人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制城邦形成时期的悲剧作家，他青年时代曾目睹??魍持危??⒚裰髡?蔚亩氛??⑶鬃圆渭庸?纯共ㄋ骨致缘穆砝?烧揭酆腿??缀U健T谡?紊希?K箍饴匏故茄诺涿裰髡?蔚挠祷ふ摺?5]以埃斯库罗斯所处的生活背景和他的政治倾向，在他的作品中无疑会留下当时历史的痕迹。因此在《奥瑞斯特亚》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映像。
整部《奥瑞斯特亚》剧就是围绕着复仇——和解这条线索而展开，而最终归宿则是“无所不见的宙斯和命运的联合，使结局端详”[6]。这一“联合”的结局得力于家族仇杀案在雅典战神山法庭用民主方式得到解决，这表明了古希腊社会不再用原始的野蛮习俗——争斗、仇杀的惯例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处理周围的问题，而是逐渐创造出法规条文来约束人们的言行，反映了民主城邦时期法律意识的萌芽发展。它体现了法治精神在希腊的确立，并意味着以往通过氏族循环往复的仇杀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已成过去，民主法治将代之而治理整个人类社会。并且，在这场审判中，法庭、陪审员、庭长、投票等形式的出现是西方社会法制制度的雏形。更具意味的是《奥瑞斯特亚》剧中表现的是宙斯和命运的“联合”，而非压倒性的胜利，这非常准确形象地反映出虽然当时父权在形式上战胜了母权，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母权时代的很多习俗也就是女性世界的影响还以潜流的形式存在着。埃斯库罗斯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并如实地加以再现，而没有让自身的民主倾向遮盖住他的眼睛。
这个古老的复仇命题跨越了几千年在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中又衍化出了新的内涵。在这部剧作中，奥尼尔没有过多地表露那个时代，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故事发展的大背景而已。奥尼尔认为，“戏剧应该是一种启发灵感的源泉，它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已知的本身的水平，并把我们推进到我们未知的本身的内心深处和背后深处。戏剧应该向我们揭示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7]所以，作者更多的是把情感内转，把笔触伸进了人的灵魂、精神的深处，去剖析人的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而且奥尼尔对潜意识非常推崇，他曾说过：“戏剧应回归古希腊雄伟壮丽的精神，若没有神和英雄可以写的话，我们还有潜意识，它是所有神和英雄的母亲。”[8]虽然奥尼尔不承认他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悲悼三部曲》几乎是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的文学翻版。《悲悼三部曲》剧在“复仇”主题的掩盖下，着重透析了人的欲望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人受“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所折磨而产生的心理变态。 中国论文联盟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孟南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自己难以克制的欲望与清教观念之间苦苦挣扎，以致最终的毁灭。奥尼尔还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而奥尼尔也曾在对基督耶稣几度失望之后抛弃了自己的天主。在“上帝死了”、“基督走了”之后，人就变成了自己的神，人的良心成了衡量自己行为的尺度。《悲悼三部曲》中人与自己内心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奥林对母亲、对姐姐，拉维妮亚对父亲的欲望都受到了自己良心的谴责和惩罚。奥林的复仇、拉维妮亚的复仇都源自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变态心理的驱使，《悲悼三部曲》对人的剖析深刻得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论文联盟
《奥瑞斯特亚》与《悲悼三部曲》更为实质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虽同为伟大的悲剧，但其悲剧根源却不同。埃斯库罗斯“是第一个把握住生活中令人迷惑的‘世界内心深处的矛盾’的诗人，他对生活的了解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了解到；他意识到了遭受苦难的神秘之处。他看到人类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紧紧地和苦难捆在了一起，致力于一种奇怪的冒险，终生与灾难为伍”[9]。埃斯库罗斯所看到的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导致悲剧的原因，也就是导致事物存在和事件发生必然性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奥瑞斯特亚》中，人是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在埃斯库罗斯的认识中，这种力量是他在的和超验的，他将悲剧的必然性归因于神灵或任意的超自然力量的控制。阿伽门农家族仇杀的不可避免是因为慕耳提洛斯和苏厄斯忒斯的咒语，阿伽门农杀女的必然性是神的意愿，俄瑞斯特斯杀母的决定因素是阿波罗的神谕，因此，可见这些悲剧性事件的发生来自于他在与超验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这种决定悲剧的因素称之为“宿命论”。在《悲悼三部曲》中人物的命运似乎也是难以改变的，但这与古希腊的“宿命论”不同，有的论者也曾指出过这一点：“希腊剧中人物的命运由复仇女神所操纵，而奥尼尔则把人物的命运归结于遗传因素和周围的环境，即命运由人们过去的行为以及他们的心理天性所决定，因此命运不是取决于外部因素，而是取决于人的内部因素。”[10]用奥尼尔自己的话说就是：“家庭命运的根子在过去，在一个人的共同的种族传统和个人的遗传影响之中。”[11]《悲悼三部曲》中孟南家族多个成员被吞噬的悲剧不是由超验的不可知的外在宿命所控制的，而是植根于家族的历史遗传和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奥尼尔极力强调孟南家族中男人们女人们的相似之处，艾比、戴维德、艾斯拉、卜兰特、奥林都有一副相似的面孔，玛丽亚、克莉斯丁、拉维妮亚也是“面貌的酷似是非常触目的”。这种突出遗传因素的“面具”手法的运用，既为剧中主人公的变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暗示出人类悲剧亘古不变的永恒性。另外，如奥林杀死卜兰特、逼死母亲的行为是在复仇的表象下面自己对母亲欲望的泄漏，他的自杀也是内省的自我忏悔意识萌发的结果。因此奥尼尔在《悲悼三部曲》中反映的悲剧根源也就是他曾多次强调的“生活背后那种神秘的驱使力量”不是古希腊的复仇女神，而是他们自谴自责的良心，是摆脱不掉的孟南家族的鬼魂，是亲族之间既爱且恨的遗传基因。这种悲剧因素是此在的和理性的，他将悲剧的必然性归因于自然法则(如生物法则、精神行为和心理学模式等)，我们可以称其为“决定论”。从本质而言，“决定论”无疑是对“宿命论”的超越，它是现代悲剧感染力的真正所在。奥尼尔继承了古希腊悲剧中与命运抗争的崇高精神，只不过“命运”的内涵有所不同，在这种抗争中，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精神力量重新得到张扬，因为最后拉维妮亚勇敢地走进了那座死亡之宅，用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世代的家族仇杀划上了句号。
从遥远古朴的古代希腊到欲望纷呈的现代美国，一个古老的复仇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空衍生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悲剧精神。文学上的这种不同衍化正是社会进步、历史变迁、人的发展的形象体现，而且在这种衍化中奥尼尔以他忧患的灵魂、诚挚的情愫和疗救西方精神的热情对古希腊悲剧命运观做出了新的现代的诠释。
注释：
[1]尤金·奥尼尔著，荒芜、汪义群等译：《天边外》，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579页。
[2][7][11]弗吉尼亚·弗洛伊德著，陈良廷、鹿金译：《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第11页，第5页。
[3]鲍恩著，陈渊译：《尤金·奥尼尔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4][10]孙白梅编著：《西洋万花筒——美国戏剧概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第44页。
[5]李枫，杨俊明著：《古希腊文化知识图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6]埃斯库罗斯著，陈中梅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8]virginia floyd，ed．eugene o’neill at work： newly released ideas for plays．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8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