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4 10:41:53
公司债务融资主要依赖于短期债务融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长期债务占有息债务比例很低。在1998 年至2003 年期间， 长期债务占有息债务总额的比例平均为7.23%。另一方面， 自2001 年开始， 公______司每年发生的现金借款与还款的金额大且增长速度非常快。以每年的借款为例， 从2000 年的约4.5 亿增长到2003 年的48.4 亿， 三年增长了10 倍; 这表明公司主要依赖短期债务融资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上述数据表明， 湘火矩主要依赖短期债务融资来为其长期投资项目进行融资， 在1998 年～2003 年期间， 公司累计投资现金净流出21.21 亿元， 2003 年末的短期借款余额比1998 年增加约28.71 亿元， 而长期债务余额比1998 年仅增加2.67 亿元， 公司“短融长投”的资金结构非常明显。从财务风险角度来看，“短融长投”的资金结构是非常脆弱的， 当短期融资达到一定的规模后， 由任何因素引发的信任危机都会导致公司资金链的断裂， 并进而引发银行等债权人的集体挤兑和集体诉讼， 导致公司破产。另外， 较短的债务期限与较高的财务杠杆的错配。从净债务/ 股东权益的比率来看， 在2000 年至2004 年期间， 财务杠杆逐年上升， 从2000 年的- 41.68%上升到2004 年的73.79%， 这使债务期限与财务杠杆错配问题逐年积累。上述中财务杠杆的计算还没有考虑公司对外担保产生的或有债务， 如果考虑对外担保， 公司财务杠杆会更高。根据公司2003 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 截止2003 年， 公司担保总额为183853 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140.95%。其中对外担保总额为32150 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24.65%， 为持股50%以下的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11400 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8.74%，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140303 万， 占公司净资产的107.56%。债务期限与资产期限的错配加上高财务杠杆， 使湘火矩运行在不断积累的高流动性财务风险中， 最终使公司出现财务危机。( 3)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与流动性财务危机。在2004 年紧缩货币政策的压力下， 湘火矩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所隐含的流动性风险立即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财务信任危机引发公司股票大幅度下跌。2004 年财务危机的导火索是控股股东德隆国际连续采用股票质押方式进行银行融资， 导致媒体和投资者普遍推测德隆国际的资金链断裂， 引发财务信任危机， 进而使投资者大肆抛售公司股票。2003 年， 湘火炬发布公告称， 新疆德隆因提供借款质押担保， 已将其持有的湘火炬法人股10020 万股质押给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三个月后， 湘火炬再次发布公告称，德隆因提供借款质押担保， 将其持有湘火炬法人股3733 万股质押给中信实业银行济南解放路支行。不到一个月时间， 德隆再次质押湘火炬股权， 且发布公告称， 德隆因提供借款质押担保， 将其持有的湘火炬法人股4341 万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支行。经过三次质押， 德隆已经合计质押湘火炬18094 万股， 而德隆持有的湘火炬法人股总共为20520 万股， 质押股份占所持湘火炬总股份的88.18%。公司连续大量质押股票融资的行为引起了媒体和市场投资者对德隆集团资金链断裂的猜测， 进而演变成恐慌性的股票抛售浪潮。在2003 年底， 湘火矩的收盘价为15.69 元/ 股， 2004 年4 月30 日收盘价为4.76 元/ 股，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跌幅高达69.67%， 流通股市值损失65.43 亿元， 总市值损失102.34 亿元， 股东损失惨重。另一方面， 财务信任危机和股价下跌引发债权人的挤兑和集体诉讼。由于股票价格崩溃性下跌湘火矩股东权益市值快速下降，财务风险急剧增加， 从而使湘火矩陷入大量银行债务必须马上偿还的财务危机之中， 而财务信任危机使银行等债权人为保全自身借款的安全性而纷纷提出还款要求和资产保全诉讼， 债权人的挤兑和集体诉讼使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之中。( 4)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与财务预警分析。本研究表明， 湘火矩出现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债务期限结构错配而非经营失败导致的财务危机。笔者采用Z 值模型( Z Score Model) 和F 值模型( Failure Score Model)测算湘火矩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Z 值模型采用2000 年的修正模型， 模型为:Z = 0.717X1 + 0.847X2 + 3.107X3 + 0.420X4 + 0.998X5其中: X1 = 营运资本(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 总资产; X2 = 留存收益/ 总资产; X3 = 息税前利润/ 总资产; X4 = 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负债总额的账面价值; X5 = 营业收入/ 总资产= 总资产周转率。F 值模型是对Z 值模型的修正， 具体模型为:F = - 0.1774 + 1.1091X1 + 0.1074X2 + 1.9271X3 + 0.0302X4 + 0.4961X5表2 湘火矩债务期限、资产期限和财务杠杆比较2000 年2001 年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6.6债务期限1.31% 1.44% 5.92% 5.04% 7.04% 4.22% 5.46%资产期限19.67% 29.19% 28.19% 25.97% 29.84% 38.71% 33.16%长期债务比率2.47% 2.08% 11.20% 10.55% 14.32% 9.04% 14.28%资产负债率55.45% 61.01% 68.15% 69.17% 66.56% 60.84% 63.83%负债比率-41.68% 51.65% 62.89% 68.39% 73.79% 49.86% 42.10%债务期限平均12.87% 12.77% 12.51% 12.93%资料来源: 公司各年的年度报告: 长期债务比率为长期债务/ 有息债务总额; 负债比率指净有息负债比率， 计算公式为净有息债务/ 股东权益( 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 债务期限结构的平均数， 来自肖作平( 2005) 的统计， 该数据是对我国903 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长期债务/ 总负债) 统计的平均数经营现金流量净额投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现金流量净额借款收到的现金还款支付的现金利息和股利短期借款长期借款1998 -0.0046 -0.1547 0.2732 0.3365 0 0.0965 1.2885 0.10071999 0.7704 -2.2891 2.4547 2.6258 0.0556 0.1289 3.8549 0.39052000 0.1428 -0.6273 10.1728 4.5299 0.4981 0.3340 6.4358 0.16322001 0.3897 -4.3743 -0.1119 25.8344 22.8271 1.3247 8.2973 0.24002002 2.3164 -3.8389 3.5781 21.5158 18.2278 1.1385 17.489 1.41542003 1.7726 -9.9211 10.5677 48.3957 41.0047 2.4514 29.996 2.77442004 7.6901 -9.6004 -2.8756 31.2350 29.3731 3.0613 25.162 4.20552005 5.1704 -4.6180 0.3995 16.5879 18.4015 1.7398 21.259 2.11232006.6 1.6849 0.7542 -0.7808 8.9120 9.0627 0.6745 20.441 3.4047表3 湘火矩的投融资需求和债务期限结构单位: 人民币亿元资料来源: 公司各年度报告注: 利息和股利指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利息63表5 湘火矩债务期限结构错配的治理结果( 2000 年至2006 年6 月31 日)2001 年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6.6净有息负债比率51.65% 62.89% 68.39% 73.79% 49.86% 42.10%短期借款8.297 17.489 29.996 25.162 21.259 20.441长期借款0.240 1.415 2.774 4.206 2.112 3.405借款收到的现金25.834 21.519 48.396 31.235 16.588 8.912还款支付的现金22.827 18.228 41.005 29.373 18.402 9.063投资现金净额1 -4.3743 -3.8389 -9.9211 -9.6004 -4.6180 0.7542债务期限1.44% 5.92% 5.04% 7.04% 4.22% 5.46%资产期限29.19% 28.19% 25.97% 29.84% 38.71% 33.16%长期债务比率2.08% 11.20% 10.55% 14.32% 9.04% 14.28%资产总额30.282 54.711 101.52 89.736 82.373 97.611数据来源: 公司公开披露的报告其中: X1 = 营运资本/ 总资产; X2 = 留存收益/ 总资产; X3 = ( 税后利润+ 折旧) / 平均总负债; X4 =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总负债; X5 =( 税后利润+ 利息+ 折旧) / 平均总资产。Z 值模型主要从企业经营效率来预测企业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 故给与企业的营业利润( X3) 与总资产周转率( X5) 较高的权重， 实证分析Z 值的临界点为1.21， Z2.90 为非破产公司。而F 值模型更关注企业资产创造现金流的能力， 该模型的X3 评估企业经营现金流偿还债务的能力， X5 评估企业总资产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实证分析F 的临界点为0.0274。( 表4) 显示， 在1999 年～2003 年期间， Z 值总体呈上升趋势， 这一趋势说明公司的经营效率总体在不断提高， 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在逐年缩小。但从F 值的变化趋势看总体呈下降趋势， 这表明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在上升， 并且2003 年F 值大幅度下降， 预示着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很高。从实际的结果看， F 值模型的预测准确性高于Z 值模型， 这表明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不能满足支付债务对现金的需求， 但F 值与Z 值的相反变化趋势说明公司创造现金流不足的问题只是暂时的， 如果能给予公司足够的时间， 随着经营效率的提高， 公司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也将提高。但债务期限结构的错配剥夺了公司提高经营效率所必要的时间， 大量的短期债务需要大量的短期现金流来匹配， 而“短融长投”形成的长期资产产生现金流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冲突构成了财务危机的内在根源。
笔者不认同上述观点。 首先，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与其说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金融危机，不如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遇到的政治危机。
如果我们把欧元区当做一个完整的经济体来看，就会发现，它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实际上还称得上稳健，不具备发生债务危机的基本特征。
高额债务是发生债务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欧元区债务的平均水平，大概相当于欧元区GDP的84％。从国际标准看，这一水平并不是特别高，不仅远低于日本（220％）， 而且低于美国（92％）。
再观察另一个关键指标，即经常账户。经常账户衡量一个经济整体的储蓄投资平衡状况。
如果一个经济体有经常账户顺差，则意味着储蓄大于投资，该经济体对外净输出资本。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有经常账户逆差，则意味着投资大于储蓄，该经济体对外净借入资本。如果是后者，则该经济体的举债能力（如规模）和融资条件（如利率和期限）将受制于全球资本市场的硬约束。
如果一个经济体一方面债务水平高，另一方面有大量的经常账户逆差，则该经济体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会迅速上升。一个经常发生的情景是，国际资本市场利率水平上升到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时，仅仅是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就会使利息支出大幅增加，以至使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甚至失控（即危机）。
欧元区的经常账户长期以来基本平衡并略有顺差。以此指标来衡量，欧元区远比美国的处境有利，因为后者的经常账户长期以来处于逆差状态。
从以上比较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把欧元区当做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应该比美国低很多。
然而，欧元区债务危机还是发生了。其根源是欧洲一体化的不彻底。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努力，欧洲经历了贸易、投资、劳动力，甚至货币层次上的一体化，然而公共财政的一体化并未实现。对于各国财政，由于不存在有效的事前制约和事后转移机制，使各国财政状况相差悬殊，以至于个别国家的财政困难演变成了“债务危机”。
这里的“”二字尤为关键。解决当前危机的根本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大大淡化概念，即实现财政一体化，从而把欧元区一体化推上一个更高境界， 也就是变“危”为“机”；要么大大强化概念，以至于欧元区解体，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失败而告终。何去何从，考验的是欧洲领袖和民众的政治智慧。
其次，美国根本没有发生所谓的“债务危机”。如果说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本质上是政治危机，那么美国的“债务危机”恰恰是美国的民主政体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体现，客观上帮助降低美国未来发生潜在危机的概率。
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控制的政府关于债务上限的争执和最终妥协，实际上会帮助削减其未来财政赤字的规模，提高了美国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标普对美债的降级，强化了资本市场的纪律性，从而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第三，从资本市场的具体表现看，不难发现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本次“债务危机”与“金融海啸”的本质区别。
债券持有人最关心的是资产负债表的状况，而股票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上市公司利润的增长前景。在本次市场动荡中，突出的特点是美国国债不降反升，同时欧元持续坚挺。这表明，资本市场并不认为美债有违约风险，同时也基本上排除了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风险资产中跌幅最大的是股市，这表明投资者考虑到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支持有限，而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变得更为谨慎。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0.9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85－04
目前欧洲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其将怎样发展和演化现在还很难预料，这使世界经济面临着不确定性和再次危机的风险性。欧债危机自爆发以来，各方都在反思和分析这场危机。同时也在努力采取措施试图拯救危机，但是欧债危机反倒越演越烈，并形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全面综合性危机。这一方面说明这场危机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需要改变对危机进行反思的视角和方法，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本文就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当前日益肆虐的欧债危机，希望能给人们提供认识欧债危机的另外的视角和启示。
一、欧债危机：金融危机的继续和当前形式
欧债危机是发生在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欧洲国家以国家为信用担保对外借债或者发行债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或政府无力偿还。由此导致不能到期如约偿还债务造成的违约失信的危机，这也是信用危机。早在2008年10月，北欧小国冰岛的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其后是中东欧国家。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债务评级，标志着希腊开始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此后危机越演越烈，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个国家也陷入危机，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这次欧债危机是由美国2007年8月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向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日渐加深和危机的全面展开，这引起了希腊债务危机，并最终导致欧洲多国陷入债务危机。从欧债危机的发展和蔓延的历程来看，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金融危机导致债务危机发生，这些国家有：冰岛、希腊等国。在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评级：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12月1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标志着希腊债务危机正式开始。
第二阶段是欧债危机的扩散。受金融危机影响，爱尔兰的银行业压力测试表明救助需要庞大资金，这就导致了爱尔兰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爱尔兰不得不接受欧盟和IMF 850亿欧元救助金。2010年1月11日：穆迪警告葡萄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赤字将调降该国债信评级。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入，在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葡萄牙成为第三个要求欧盟救助的国家。欧债危机从希腊蔓延到爱尔兰、葡萄牙。这也使危机呈现出扩散趋势。
第三阶段是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由于欧债危机形势持续恶化，欧债危机又蔓延到了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家，这使欧债危机由欧洲边缘向核心蔓延，这也使危机的规模扩大了。
考察欧债危机的传播路径来看，从希腊这一点到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然后再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这样危机蔓延近乎欧洲一周的过程中从欧洲的边缘扩散到核心区域。这个过程始终是因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推动的，是金融危机深化和扩散的结果，所以，当前的欧债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进一步的展开和释放，是金融危机的继续和当前的发展形式。尽管当前世界已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是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只是转变了形式——欧债危机。
二、欧债危机已引发欧洲全面综合性危机
当前欧债危机已经引发了欧洲的全面危机：经济、政治、社会和信心危机，这是综合性危机，这种综合性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之病的大爆发。
第一，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方面的危机表现为：信用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复苏艰难等方面。欧债危机作为信用危机会导致银行业的危机。自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3年间欧洲金融系统的风险从未真正消除，只不过在不断转移罢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初，政府为了避免本国银行业的崩溃导致经济形势在危机中恶化，主动把银行业的危机承担了，这使经济实力弱和自身生产能力与“消化”危机能力弱的国家酿成债务危机。当前，欧洲银行持有大量欧债危机国家的国债，加上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危机有重新传导回银行业的危险。作为这种危险的一个典型，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2011年10月4日晚宣布拆分法国和比利时合资银行德克夏银行集团，德克夏成为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
关键词:欧债危机；货币政策；经济的影响
随着近期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和升级，这将对欧盟从中国进口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我对欧盟出口将面临较大的压力，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下面就谈谈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欧债危机最早起源于希腊，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国债信用也遭到了降级，财政状况不佳的爱尔兰和意大利也引起了市场的担忧，欧债危机不断升级。
1.欧债危机的内在原因
(1)人口趋于老龄化，生育结构不平衡。欧债危机之所以恶化，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而相比于美国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的问题要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一种发展趋势。欧盟人口趋于老龄化，然而生育率却保持低水平。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2008年以后的财政刺激政策则将这件事情雪上加霜。
(2)高福利制度拖累，劳动力过早退休。欧元区各国社会福利收支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一方面会降低养老金的缴费收入，另一方面又将增加养老金的给付支出。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竞争力的提升。
(3)产业结构不平衡，欧元值不断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元区各成员国产业结构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并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微电子科学、航天等领域取得很大成功。煤炭、纺织、钢铁等部门已经萎缩，高技术产业又无法吸纳大量的劳动者，失业率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
2.欧债危机的外在原因
(1)欧元和美元的竞争加速了欧债危机。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高级产物，是依托于欧盟的发展而逐步壮大的。欧元区若扩张，必先覆盖欧盟内的非欧元国。美国把打击欧元作为重要目标，欧洲债务危机的背后有美国的影子，全世界各国大量储备的都是美元。欧元如果代替美元，对美国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欧债危机本质上是欧元区现有体制和结构的一场信心危机，而欧元区决策者们目前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都难以达到解决债务危机的目的。
(2)美国评级机构不断调低欧盟的信用评级。美国评级机构不断调低希腊、爱尔兰、比利时的信用评级，大举做空欧元，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美国成了这场危机的大赢家。美国打击欧元最佳的方法就是让世界各国认为欧元是一个不安全的产品，没有可持续的安全认同感。
二、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1.我国对外贸易额下滑
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对我国出口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很大困境，产品销售以及用工成本上都有很大压力，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欧盟一直希望以贸易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对外贸易额下滑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出口商品需求减少，那么用工人员减少，增加中国的失业率，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币相对欧元升值，则出口竞争力降低。
2.外部融资风险加大
如果希腊再次引爆欧债危机，欧洲银行业将在短期出现明显资本金缺口，其海外资金回抽可能产生连带效应，造成亚洲乃至中国的外部融资环境将出现恶化。
3.加大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成本
欧债危机催生的全球资金风险偏好转移、避险情绪回潮等，也会传导至国内股市等。中国持有欧洲巨额债务，若欧洲成员国没有偿还能力就可能债务重组。
三、中国机遇与借鉴
1.给中国直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一些欧洲渴望优质中国企业出手相助，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既是“救”了欧洲一把，对自己的品牌实现国际化也是一个绝佳的机遇。一切有利于完善上下游产业链的并购成为关注焦点，如金融、矿产等行业。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欧元这一人类货币史上的重大创举将受到重创，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或将更为有利。
2.中国应当债权人
虽然欧债危机流动性危机当前，不过期间“危”中有“机”。中国应把握住其中的机遇，扮演“债权人”角色，为本国企业“走出去”寻找机遇。应坚定不移地与欧洲主要强国加强贸易和投资的往来，更在治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欧洲多方面的连手。改变中国“穷国为富国融资”的经济失衡格局，对调整全球财富分配存积极意义。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我国财政状况良好，但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支出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上升，未来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准确判断、等待债务风险彻底暴露的关键时期，进行斡旋，获取所需的技术和资源等。
总之，欧盟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走出债务危机，踏上复苏的坦途。中国要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措施，未雨绸缪，应对欧债危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债务危机研究已成为当代经济危机的题中之意，国内债务或外债违约被纳入有关危机发生顺序的模型中①。虽然《资本论》一书并未对债务危机进行专门论述，但是书中不乏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与经济危机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起源于英国自1825年起开始爆发的周期性危机，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从“生产相对过剩”角度指出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理论也可以阐释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②。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马克思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系统论述
1.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发轫于商品流通领域，造成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W－G－W）阶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由此形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①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形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到期债务，它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②关系锁链和支付期限成为研究债权债务关系的两大关键要素。
2.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处于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催化了危机发生的因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资本循环过程。就产业资本来看，完成一个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G－W…P…W'－G'）。从G到G'，货币财富实现了增加。这也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即获得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增值。在商品生产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一个矛盾：既可以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职能，也可以在实际执行中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商品”③。这一双重关系危害了商品生产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一旦货币危机发生，“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④这时，“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⑤。也就是说，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导致商品价值消失，从而不能代替货币，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就此断裂。
3.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维系再生产扩大的信用，引发支付危机以信用雏形发展的赊销支付关系，“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推动了信用经济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⑥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中，“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⑦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以信用维系，信用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只充当支付手段，“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⑧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一连串的债权债务链条。在信用经济中“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链条就会中断，整个债权债务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出现支付危机。
4.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虚拟经济中资本化运作，提高支付杠杆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形式，认为“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⑩在实体经济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创新，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无关，这种用于生息的资本也就变得更加纯粹，形成虚拟资本，亦即“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资本使得“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②。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来自一切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论这部分收入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借贷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③。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已经被借贷资本的机构化所掩盖，“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④。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⑤，这种对立性质生成了对资本增值的束缚和限制。
二、货币视角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1.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并服从于其价值理论。货币运动作为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与价值运动形成推动与制约的辩证关系：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因此，在马克思的眼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货币量不是独立的，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在一定时期，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这就是马克思的金属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数学表达式为⑥：PQMV=（1）其中，M为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是商品价格水平，Q为流通中的商品数量。白暴力、吴红梅通过公式推演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公式与新古典货币理论中的费雪方程式遥相呼应，二者在纸币流通体系内近似相等，但在金属货币体系内有所不同，都可以用下式表示⑦：MV=PQ（2）价格总水平PQ取决于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导致总量价值关系脆弱化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化会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确保再生产的运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会使得总量比例失衡。债权债务关系锁链集中体现了私有制关系，因此它会导致总量价值关系的变化。正如梁东黎指出的，诸如鲍莫—托宾模型等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并未充分考虑马克思所说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锁链⑧。#p#分页标题#e#
2.货币流通量公式的改写债务具有存量和流量的二分关系，偿还旧债存量，又有新债流量发生。因此，这里借鉴樊纲对中国企业与银行之间三角债的分析，以D表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债务增量，改写货币流通量公式①：MV'+D=PQ'（3）其中，在存在债务增量D的情况下，货币量不变，仍为M，但交易量PQ'比（2）式中的PQ大，即存在较多的货币或较快的流通速度，从而在相同货币量下导致社会交易量较高的实现；同理，若给定M和PQ，则（3）式中存在债务D时的货币流通速度V'会大于（2）式中不存在债务时的货币流通速度V。在某个时期内，经济中的债务总量达到或接近某个最大值，并保持基本稳定，债务增量D=0②。
3.从债务问题到债务危机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表明，相当的债务规模给不同经济体造成的影响不同，有些会引致债务危机，而另一些却不会。当代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泡沫化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骤降（V'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根据式（3），势必要增加本期内的债务增量。同样，当债台高筑引发实际经济下滑时，需要对积累的债务进行清偿，也就是维系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的正常化，从而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因此，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是债务问题能否上升为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也在马克思有关信用链条的论述中得到印证。马克思认为，信用链条依靠准备资本和资本回流来维持：“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③影响资本回流量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回流期限和交易的投机性：“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④然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⑤，在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时，“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⑥，由此使得资本回流失去保障，导致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
三、危机中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日趋增大，2006年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6.5%；此外，2004－2006年，美国家庭借贷占GDP的比例猛增至9%，远高于历史水平。事实证明，次贷危机中个人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引发了全球性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崩溃。
1.家庭部门在美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无疑是马力最大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止是政府，企业和家庭也通过巨额借贷和赤字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借贷成本的减少激活了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空前规模的上涨积累了账面财富，最终账面财富历史性的增长使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成为可能。”⑦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尔街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调制出名目众多的资产支持证券——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助学贷款等等，使“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成为现实。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根据贷款对象的信用状况划分为优质、次优级和次级3个层次，依次对应信用评分由高到低的等级。其中，次级贷款对信用要求不高，借款人首付比例相对较低，比一般抵押贷款利率高出2%－3%，具有较高的贷款价值比①。这实际上演绎成典型的“庞氏金融”——家庭部门凭借着无需首付、只需利息的抵押贷款获得住房，并且只要房价上涨得以再融资，就能保住它。但是，美国房屋实际价格在1998－2006年增长了68%之后，终于迎来了其下降拐点：2006－2008年末下降了25%②。这意味着美国家庭通过房屋净值贷款的融资渠道崩溃。2004－2006年，美联储17次加息，短期利率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同时，浮动利率贷款中的优惠利率到期，每月按揭量大比例提升③。利息的双重压力，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他们不得不开始拖欠贷款。2008年初，超过90天未能还款的件数或处于冻结状态的不良债权的比率上升为总件数的21%，是2005年的4倍④。美国家庭的债权债务锁链发生了质变，美国家庭借贷占比和储蓄率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轨迹。2007年，美国家庭借贷占GDP比例由此前历史高点的9%下降了1/3，2008年跌至零；2006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下跌至-0.6%，接近历史低点；但是2007年跃升至2.8%，2008年增长至7.1%⑤。美国家庭放弃借贷，转而开始储蓄，是为了清偿债务。
2.金融机构家庭部门债权债务锁链的断裂，使得借贷者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面临住房被收回的困境。这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过多不良贷款不仅使放贷机构遭受损失，而且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促使其减少放贷以恢复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导致信贷紧缩。二是被收回的房屋被重新拍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雪球效应，冲击房屋实际价格。资产价格下跌违反了保证金要求，从而进一步造成未来价格下降和进一步损失的资产销售，如此反复，便形成了“流动性螺旋”⑥。一方面，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实行了高杠杆化操作。“贷款并证券化”的操作将原本高风险的次级贷款打包成为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首先，家庭部门与放贷机构间形成了住房贷款的“一级市场”，放贷机构将一部分信贷抵押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重新组合成资产池，公司购买资产池，打包整理形成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次，大型金融机构从一级贷款商那里购买MBS。由于MBS评级不高、杠杆率低、不易售卖，金融机构将它与其他资产的现金流混合成资产抵押证券（ABS），进行出售。再次，金融机构又对ABS进行再证券化操作，或做成担保债务证券（CDO），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SPV）；或对CDO增信、分级，作为发行短期资产支持票据（AVCP）的资产保证，向投行、对冲基金等投资者发行。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并不将CDO持有到期，而是将其作为抵押向银行取得信用额度，再用于次债资产投资。如此反复多次，从CDO的平方、立方开始，到实现9次方的高杠杆操作。信用违约掉期（CDS）建立在CDO基础上，发行者首先卖出一组CDS，随后以合成CDO的形式转让给不同的投资者，杠杆比例平均为1：30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13万亿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①。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被拉长，辐射范围扩大。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产品的价值崩溃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损失。这种损失像病毒一样传递给次级贷款以外更复杂的结构金融产品。一个相互关联的金融链条：包括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独立的房贷公司、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分支机构等在内的诸多金融机构提供次级信用贷款，投资银行发行金融衍生产品，评级机构提供信用评级“保障”，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安全担保，投资银行、专业银行、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和其他社会资金为了追逐利润蜂拥而入。交易链条拉长，也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锁链被拉长；同时，债务风险却被隐蔽了。一旦出现问题，一系列交易锁链的断裂会进一步放大风险。#p#分页标题#e#
3.政府组织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国际集团（AIG）承担着风险保险功能，其开发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几乎被全球主要银行持有，因而，是一个“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2008年9月，在拒绝援助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后，美联储通过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向AIG提供总额850亿美元的两年期紧急贷款。债务预算约束发生了转移，从AIG转移至美国政府。这往往也是大多数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债务清偿的责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此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辟新的企业融资渠道，并大量购买市场金融资产。随着这些新的融资工具的出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8000亿美元迅速上涨到2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结构也发生改变，财政部债券曾占美联储总资产的85%以上，到2009年5月该比例下降到26.4%，因新融资渠道出现的资产取而代之②。至此，一幅家庭→企业→国家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传导图已经清晰：家庭部门—放贷机构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断裂，导致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断裂，最后只能依靠国家层面的债权债务关系锁链来修复，见图1所示。
4.锁链的转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纸币、实行美元贬值，让实际清偿的债务缩水。同时，美国又继续增加国际收支逆差，让外国新流入资金为其新发行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债务继续融资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政府的债权债务锁链，已经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次贷危机后，与次贷相关的资产减计和损失也蔓延到欧洲银行业。刘亮实证分析发现，欧洲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揽子的担保、注资以及经济刺激计划，却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借新债还旧债的债务循环断裂，形成了“经济放缓→市场利率上行→赤字率攀升→债务率无法维持”的负反馈②。其后，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先在欧盟边缘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崩溃，后又引发核心国家（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连锁反应。
四、以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看中国地方债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下，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重点是尽快向各省市输送资金，以推动经济复苏。由此，地方政府得以获准绕开1994年《预算法》的举债限制，在2008年下半年之后地方政府建设性债务暴涨。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的审计报告，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72万亿元；其中7.52万亿元为2009年以来新增债务，增幅高达61.9%③。按照2－5年的平台平均还款期推算，还债高峰将出现在2011－2013年④。但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是没有偿付性风险的。而且，中央政府决定“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对部分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进行展期。
1.债务与经济发展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通过向公众借债筹措资金，再以政府支出形式向经济中注入流动性，而笔者认为他们的财富不会因为政府的债务有所减少，因此不改变消费决策，这样社会总需求会上升，也就是式（3）中PQ'增加；同时，通过乘数作用，提高社会总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这一观点却遭到了罗伯特•巴罗的挑战，在其著名的李嘉图债务模型中，巴罗提出，国内公共债务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当债务上升时居民只是简单地增加储蓄以抵消未来的税收⑤。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于理论模型。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在中央投资增速下降之时，地方投资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需求。2011年，中央项目投资20209亿元，同比下降9.7%；而地方项目投资281724亿元，占总投资的93.3%，同比增长27.2%⑥。地方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又导致了债务积累，使债务变成一种投资需求。但是，以债务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通过举债进行的信用经济与生产、消费过程密切相关，它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⑦，“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⑧因此，一方面，信用“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顺畅进行。”⑨另一方面，从信用的扩大到其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存在着投机的不稳定性，一旦信用的扩大超出了再生产的范畴，危机不可避免。
2.依赖银行与高杠杆化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为银行贷款和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在10.7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中，二者合计超过86%；其中，8.5万亿为银行贷款，占了近80%①。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债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作为一种短期融资安排，地方债已经异化为准国债形式，采用银行间市场国债承销团招标方式，其发行利率几乎与3年期的国债利率持平。地方债借助中央财政担保，以较低借贷成本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并依靠银行的贷款展期来清偿债务，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地方债务结构过度依赖银行这一储贷机构，一旦银行信贷收缩，城投债融资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凭借在土地市场上的行政垄断权力，拥有较大信用创造能力，土地市场和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率遭扭曲，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地方债务膨胀。地方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项目时，考虑政绩会压过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判断。因此，短期内这些在建项目可以为建成项目提供市场，放大的杠杆也可以延长支付期限，但是，债务杠杆率达到不可支撑的高度时，去杠杆化势在必行。马克思指出，虽然同一货币可以执行多次借贷资本的职能，但是，这取决于：（1）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2）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事业的发展和组织；（3）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②。现有的地方融资平台，一方面提高了地方债务锁链的杠杆率，也就提高了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未能形成良好的信用机制，地方债的多次流通受阻。
3.债务预算约束的转移当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正常维持时，地方政府承担清偿债务责任。但是，一旦锁链断裂，普通的债务问题酿造成债务危机时，谁来买单？当前地方债实行的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不会因欠债受到惩罚，更不会破产，因此，地方债会一直拖欠下去。而如果实行预算硬约束，地方政府则需要对自己的债务负责，进行清偿债务。从预算软约束到硬约束的转变，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地方债发行配套制度；更需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框架中实施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体制。#p#分页标题#e#
五、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实质
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比如，罗马的负债平民破产就沦为奴隶，中世纪负债封建领主破产就丧失地主阶级特权。那时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③。到了商品经济阶段，“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④这里，马克思对“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的论述不仅仅涉及货币关系形式，还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层面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更能够用来揭露中美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不同实质。
1.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时，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脱离生产资料而获得自由的劳动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⑤在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所有权进行分离时，“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①。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私有制形式的共同特点。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萌芽期，所有制的实质明确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私有制的利益关系表现为有产者对无产者的支配关系，隐藏着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依赖关系②。非生产劳动阶级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生产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从而形成剥削③。
财务危机是由于企业内外的各种原因导致的企业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财务风险持续加剧，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信用危机，直至最终破产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财务危机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企业的管理水平下降。因为管理水平下降，企业可能出现盲目规模扩张、高财务杠杆经营、现金流量管理失序等现象，这些构成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内部原因。加之激烈的市场竞争、宏观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变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企业在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上述问题的情况下，将出现经营亏损、自有资本不足、过分依赖外部资金、偿债能力下降、到期债务违约不能支付等现象，如此下去，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完全丧失偿付能力，到达过程的终点，即企业破产。财务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可以归纳为危机发生、危机恶化与企业破产等相互联系的几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财务表现不同，相应的应对策略也不同。
二、财务危机应对原则
（一）时间第一原则 时间在解决财务危机问题上非常重要。许多的案例表明，要想让各个方面的损失减小，企业必须在财务危机爆发初期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而且危机爆发初期，企业进行财务危机管理成本相对较低，相对于危机恶化再采取行动来讲更容易控制。所以，企业一旦出现财务危机预警信号，就要迅速采取有效策略，缓解或消除财务危机。
（二）系统管理原则 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多项财务指标可能同时发生变化，因此在应对时，要有系统观念，应综合考虑是否会造成其他财务指标的恶化，从而选择最佳的应对策略，绝对不能顾此失彼，否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务危机。
（三）协同合作原则 作为企业的特殊时期，在财务危机期间企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果企业内各种资源混乱无序、不和谐不仅不会缓解财务危机而且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甚至会使企业走向破产清算的深渊。因此，在这个时期，企业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应该协同一致，相互合作，并与应对策略紧密配合，将摩擦和阻力减到最小，促成企业顺利度过危机。
（四）沟通原则 为缓解危机、解决危机，在财务危机应对过程中，沟通必不可少。企业管理者必须使用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促成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交流，防止突如其来的财务危机对其冲击力过大而引起企业内部混乱，加重财务危机。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在应对危机时，不能坐以待毙，孤立独行，要全面思考，积极行动，进行互动交流广泛听取意见。
三、财务危机应对策略
（一）财务危机发生初期应对策略 在该阶段中企业销售收入异常减少、主营业务萎缩、平均收款期延长，存货超储积压、周转率下降，存货与销售的比率超出一般标准，交易记录恶化，企业出现经营亏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不足，现金支付严重不足，开始依赖银行贷款、关联公司等外部资金，利息负担加重，财务经营信誉持续降低，市场竞争力减弱。
（1）迅速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企业应保留现有的组织形式、股权关系，在此前提下，寻找财务危机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入手，整合和挖掘企业现有的各种资源，加强新产品的技术研发，改进产品设计，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开拓新的市场，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销售，注重售后服务，同时，巩固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以达到转亏为盈目标的各种措施。
（2）处置不良债权，加速回收应收账款。企业应及时制定应收账款与债权的清单，第一时间内与债务人沟通交涉，争取用最少的时间收回应收账款及各种其他款项。包括采取强化收账措施，将责任落实到人，有效迅速地改善企业的现金状况。必要时可视情况，将债权折让，拍卖，也可采取其他企业或金融机构出售应收账款等措施，争取最短的时间内处置好不良债权，收回应收账款。
（3）有效处理呆滞存货。这里的存货包括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等。财务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存货超储积压。因此，有效应对财务危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尽可能最快地减少存货。因为，存货通过销售进行变现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企业可以采取以一定的价格退还存货、以存货抵顶欠账、以存货进行投资合作、整体带资分流等方法，将库存的存货处理，降低资金的占用。
（4）变现部分长期资产与转让部分长期投资。这是一种调整现有资产存量来增加营运资金的措施。它适合于长期资产在资产总额中占高额比重的财务危机企业。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变现、转让等方式增加自有资金，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具体的方式包括：尽量变现可以变现的长期资产，转让经营效益低下的子公司，撤销没有发展前景的分公司等。可是，长期资产和投资可能会在未来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会造成一定的财务损失，变现资产和转让投资措施应经过慎重讨论。
（5）最大限度地节约企业开支。财务危机发生时，企业应严格控制成本、将有关支出减少到最小。企业可以采取以下相关措施，如将无效益生产线上一切支出暂停支付，严格控制采购费用和销售费用，竭力缩减行政管理费用等。此外，企业可以进行适度裁员、关闭不产生效益的亏损或辅助部门，或停止支付某些福利费，适度降低职工的福利水平，必要时可暂时停止支付工资，以集中资金度过危机；企业还应尽可能选择成本低的原材料来替代现用的原材料，当然，这必须以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企业还应进行市场分析，停产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将资金用到快速收到效益的新产品上；总之，企业应积极采取以上等措施，以大幅降低企业开支。
（6）拓展融资渠道，增加外部资金来源。企业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债务是财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因此，面对财务危机，企业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增加资金来源，减少现金的开支。如可与欠付货款的企业协商，把应付账款用存货抵消；对一些设备、场地、厂房等固定资产，可以采用售后租回的方式开拓融资渠道，在不改变使用权的前提下，保证生产经营，又同时获得一定的流动资金；另外，企业还可以向员工进行集资，如果企业股东有未缴股本，应及时催缴；而且，企业为走出困境，还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用它们雄厚的实力为企业带来新的活力。
（7）快速制定财务危机整顿方案及实施时间表。财务危机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和多样性，因此，在财务危机发生的初期，企业除采取上述常规措施外，应快速寻找危机的直接来源，制定特定的危机处理方案，切忌盲目模仿其他企业的处理策略，应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企业整顿方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
（二）财务危机恶化期应对策略 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如果企业不积极应对，或者应对策略不当，并不能迅速改变企业现状，则企业进入危机恶化期。这一阶段主要财务指标显著变化，显示出财务状况恶化，如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现金流量严重入不敷出，现金支付严重不足，主营业务发生严重亏损，产品销路不畅，存货大量积压，存货周转率和变现率持续下降至异常水平，资金周转困难、偿债能力持续下降、债务到期违约不支付等。此阶段企业应当采取相应的策略努力阻止企业走向破产。
（1）财务重整。对于进入财务危机恶化期而且濒临破产的企业，如果仍存在机会摆脱财务危机，重建企业价值，则其可通过一定的程序在企业内外重新整顿，使企业不至于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这种措施，可以使公司得以存续，可以改善财务危机恶化的现状，甚至可以使公司大部分得以复苏，走向正常经营的道路。财务重整又有非正式财务重整和正式财务重整之分。
非正式财务重整。非正式财务重整主要是指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两种形式。债务展期是指如果债权人认为企业尚有发展前途，若假以时日，企业将能从目前不利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清偿全部债务，债权人可以同意延长债务的偿还期限，给企业以喘息的机会。而债务和解是所有债权人自愿削减自己的债款，或同意降低利率，或同意将债权用其他形式转化等行为。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时，债权人同意债务展期或和解，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条件去调整财务，组织生产，或采取其他措施避免走上破产清算道路。
如果采用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的措施缓解财务困境，企业需向当地负责金融、财务调整的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服从管理部门的安排，参加企业管理人和债权人参加的会议，允许债权人对企业进行监督，积极与债权人进行重整计划的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期间，企业会发生重整费用，但是，相比正式程序来讲，非正式财务重整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恢复生产经营，避免了出现资源浪费等现象，同时一些债权人看到了企业的复苏带来的长远利益会更容易接受该措施。
正式财务重整。正式重整是在法院受理债权人申请破产案件的一定时期内，经债务人及其委托人申请，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对企业进行整顿、重组的一种制度，即破产重整。相对于非正式财务重整而言，破产重整虽然涉及到一定的手续费用和重整费用，但它使面临财务困境但有挽救希望的公司避免关门进行破产清算，从而获得了恢复生机的机会。
破产重整是法院起重要作用的强制性的重整。企业财务危机恶化，到期不能清偿债务，为避免破产清算时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听从法院任免的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服从重整计划的安排，并灵活运用重整程序允许的措施改变资本结构，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其中的措施包括将债务转化为优先股、普通股，削减企业债务负担和利息支出，核减或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转让资产，发行新的股票，改进企业的生产、营销、广告等各项工作，制定新产品开发计划和进行设备更新等。
（2）资产重组。资产重组是指企业资产的拥有者、控制者与企业外部的经济主体进行的，对企业资产的分布状态进行重新组合、调整、配置的过程，或对设在企业资产上的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在财务危机恶化期的资产重组通常分为四大类，即：股权转让、资产剥离、资产置换和被收购兼并。
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包括国家将非流通股无偿划拨、公司股东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以及流通股的二级市场收购等。企业大宗股权转让后一般会出现公司股东、乃至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变动，进行产权流动重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并引入新的管理模式，，调整公司原有业务，实现公司经营管理以及业务的升级。
资产剥离。资产剥离是指企业将其部分资产从企业中分离、出售并因此获取收益的行为。根据出售标的的不同，可划分为实物资产剥离和股权出售。资产剥离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优化资本结构，减少企业经营负担，改变企业经营方向。
资产置换。资产置换是指公司资产（含股权、债权等）与公司外部资产互换的行为。在我国企业的资产重组中，资产置换主要是指控股股东以优质资产或现金置换其他企业的存量劣质资产，或以主营业务资产置换非主营业务资产的行为，资产置换后企业的盈利能力通常会有较大的提高。
被收购兼并。处于财务危机恶化期的公司，如果无法采取有效的策略保留其资产并独立持续经营下去，为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的道路，可以寻求将部分或全部资产被效益好的企业收购兼并，也是危机公司摆脱困境，并得以延续的一种选择。
通过资产重组，企业可以进行优势互补，优化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企业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同时企业可以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优势淘汰劣势产品，加强支柱产业形成，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而且企业还能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股权结构的完善，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促进优质资产实现更大效益。通过调查表明，资产重组还可以使现金流量的短期效应更加明显地发挥出来。
（三）破产清算期应对策略 破产是企业财务危机发展最严重的结果。债权人或企业自身提出破产申请，通过法律程序处理财务危机，结束经营活动。公司不能以财产、信用或能力等任何方法清偿到期债务，财务重整、资产重组无效，并且资产已经资不抵债，只有通过破坏性的拍卖资产以清偿各类债务。
破产清算是指宣告公司破产以后，由清算组接管公司，对破产财产进行清查、评估和处置、分配。破产企业应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积极配合清算组的工作，在法院的监督下有秩序的破产，使公司顺利消亡。
（1）企业在充分进行破产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制订企业破产预案。破产预案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企业应考虑破产财产变现的可能性，变现的渠道和方法，数额大小等；其次，企业应制定职工安置的详细方案，包括退休人员、提前离岗退养人员、被遣散分流人员、临时工、合同工、遗属等的安置标准及具体经费数额等；再次，企业要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思考破产遗留问题解决办法，如职工房改、各类档案移交、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小区物业管理等。总之，企业在制定破产预案时，必须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2）企业在做好破产前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由企业本身经职代会通过并提出申请，经政府批准，人民法院受理、裁定进入破产程序。或者在债权人向企业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对企业实施破产偿债申请的情况下，法院经立案审查后裁定，并宣告企业破产时，企业管理者应积极配合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3）破产企业法人代表、财务人员、劳资干部等相关人员，在清算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职责划分和工作分工，制订详细的清算工作计划，建立清算工作制度，做好破产企业职工思想工作和破产财产安全保卫工作等。
（4）将破产企业的财产、账册、文书、资料和印章全部交给清算组保管，将破产财产如数交给清算组，不擅自估价、变卖和分配，不私自减免企业的债权；积极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收支、会计核算等的审计工作，积极配合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破产财产的界定和评估工作，积极配合拍卖行对破产财产的公开拍卖工作。
（5）积极配合破产财产分配工作，辅助清算组做好职工安置费、补偿金标准的确定工作以及破产企业欠缴的职工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的审核工作，服从破产财产的分配，并配合妥善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当前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动态分析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超主权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和启示。部分学者认为，通过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一是任何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需要将政策重点转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转向结构调整和对累积问题的解决上。二是缺少统一财政纪律的区域货币的运行具有内生风险，而援助体制则可能伴随显著的道德风险。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超主权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心理冲击大于实质影响
许多人将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与雷曼兄弟破产相比，更有人认为这种基金出现债务违约，将导致下一轮金融风暴。许维鸿指出，迪拜危机与雷曼兄弟破产不可同日而语，不会引起系统性风险。“迪拜世界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只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资金问题，不是金融机构的杠杆债务，它的债务没有转化为衍生产品，且债主分散。这是个别国家的企业危机，而非有系统影响力的危机。”
迪拜世界的债务违约早在年初就已有过一次，只是当时全球忙于应对金融危机，对此并无过多关注。本次迪拜世界再度推迟债务偿付，恰逢全球资金大量集中涌入新兴金融市场，全球经济复苏起步，市场对可能出现的基金违约自然高度关注。“迪拜世界债务危机和次贷危机更为相似，前提是引发相关银行倒闭，从而全球资金链出现问题。雷曼兄弟破产的教训自然让各国政府不会重蹈覆辙。阿联酋央行和阿布扎比酋长国的相关官员都做出了表态，可采取必要的措施，有选择地帮助迪拜，以避免危机扩散。尽管债务规模有数百亿美元之巨，但危机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会很强，只要从源头上杜绝其扩散可能，这种危机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冲击，而非实质性的影响。欧美股市2009年11月27日的反弹也说明了这点。”
背后的问题值得注意
2009年12月1日，迪拜现任的统治者马克图姆首次发表公开评论称，迪拜政府和债务缠身的迪拜世界不可混为一谈。迪拜财政部局长沙雷也表示，虽然迪拜世界为政府所有，但政府并未担保该公司的债务，债权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既然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下属的房地产公司，为什么阿拉伯同宗阿布扎比，尤其是迪拜政府，都对是否出手援救迪拜世界表现得并非想象中坚决(直到危机爆发后半个月，阿布扎比才宣布向迪拜金融扶持基金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偿还迪拜世界一系列即将到期的债务)?许维鸿解释说，在迪拜，传统金融与伊斯兰金融虽共同存在，但有着本质区别。“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禁止利息(riba)，认为利息是有罪的。但伊斯兰世界对利息的理解在不同时期或松或严。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通胀的加剧，金融机构出于融资需求和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利息的定义有所变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善于创新的金融市场用各种方法，巧妙地规避了名义上的利息。金融业的投机和贪婪是否已经侵蚀伊斯兰金融?至少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来看，迫拜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贪婪破坏了这个笃信教义的金融体系的精神。也正因为此，危机发生后，率先做出反应的，是欧美的银行，而不是阿联酋或其地方政府。
2009年6月底，银监会决定在宁夏银行开展伊斯兰金融试点，全国一片赞扬声，而许维鸿却持保留态度。“在对民族地区做出融资系统设计时。我们必须尊重伊斯兰教的民族习惯，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利息有罪论是背道而驰的，金融业务最终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国家发展多元化融资体系是好事，但以迪拜目前的例子来看，还要正确认识伊斯兰金融工具的正面作用和局限性，引导民族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
经济应摆脱过度依赖房地产
房地产是救命稻草还是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和本次迪拜债务危机，都和房地产有关，但根源却是新兴经济体的过度扩张。许维鸿认为，迪拜发展房地产、旅游业的方向是对的，但没有掌握好度。
以迪拜塔为例，5年来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主要反映在财富基金的债务中。但金融危机导致房价下跌，建设项目被取消等利空因素接连出现，使迪拜世界的偿还能力大受影响，这种沙漠上盖房子的扩张随时可能轰然倒塌。“此次迪拜债务危机对我国最大的警示作用就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以实际需求为基础，保持发展的速度。当然，中国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可以支持中国一个相当长的房地产发展周期，但是要避免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2009年以来，中央提出保增长的目标，借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经济复苏，应该说短期目标已经达到。现在，应警惕房地产泡沫的潜在副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借助外来资金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开发房地产相关项目。”
迪拜危机反映出目前投资者对经济恢复上升趋势仍持谨慎态度。尽管新兴市场的流动性看上去足够充沛，实体经济获得支持其发展的资金却不足，大量的资金寄存于金融市场中，在推升股市泡沫的同时带来的是非常大的回落隐患。如果实体经济迟迟不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依靠于过度膨胀的信心所带来的股市上升随时可能遭遇重大打击。
关注迪拜不如关注国内经济形势及政策
在许维鸿看来，迪拜危机最终被化解的可能性很大，甚至不能算作国际性、金融系统性风险。“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A股市场还是相对封闭，迪拜危机对A股的影响在于心理层面。一是市场本身的调整需要，是对前期乐观情绪带来上涨的一个修正。二是国际市场的蝴蝶效应，中国资本市场已经逐渐融入全球，投资者主观因素作用可能导致恐慌性杀跌。中长期来看，中国股市指数震荡向上的可能性更大。一是权重股整体估值合理甚至偏低，大盘继续下杀的动能较少，进一步递推指数的向下空间也相对有限。二是国内经济持续复苏，上市公司业绩复苏可以期待。投资者与其关注迪拜，不如多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以及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
许维鸿乐观地表示，迪拜危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通过这一事件，全球投资者风险意识会相应提升，会更加客观地看待资产泡沫的累积，关注实际需求的变化。外汇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方面，迪拜金融危机反映出，经济危机前全球信贷扩张带来的新兴市场发展泡沫，存在破裂的风险，这利多避险工具，如美元、黄金等，也会利多有实际城市化、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的股市。”
关键词：金融危机；保险；风险管理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全球保险业遭受的损失巨大。欧美大型保险机构不仅遭受了巨额损失，还导致了全球最大的保险企业AIG被美国政府监管。在风险管理方面，保险业与其他金融机构有许多共性，如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控制负债比例，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应对货币政策变化的中长期冲击等。但中国保险业由于其业务特点，决定了其风险管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此，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一、应该要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企业中反应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一方面资产的总量和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是负债比例过高，表外负债带来的风险。西方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有毒资产，这类资产不仅价格下跌，而且许多资产既没有市场报价，也没有市场流动性。在负债方面，高负债比例使金融机构在应对危机中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但对保险机构而言，主要还是表外负债带来的风险。例如导致AIG被接管的主要问题是公司出售的信用违约互换，这种信用违约互换在性质上是卖方承担债券违约赔偿责任的履约保证保险，但并不体现为保险负债。
因此，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而言，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至关重要。通过资产负债管理，不仅实现资产负债的匹配，同时为股东创造价值。这要求保险企业首先要强化资产管理，确保资产与负债期限的匹配和收益率的匹配。同时考虑到保险资金的性质要确保配置资产的质量，防范有毒资产的形成。其次，要优化负债管理，使负债的规模与偿付能力相适应，严格控制表内忽然负债，严谨表外负债。
二、偿付能力管理
这是资产负债管理的具体化，它一方面要求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认可资产的计算。另一方面要根据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控制负债规模，加强偿付能力管理，有不同的路径可以选择。从资产管理入手可通过提升资产收益率增加认可资产来增强偿付能力。从负债入手可通过控制负债结构和规模减少对资本的需求。另外，也可在不改变资产负债状况的情况下，通过股东不断增资或通过发行股本来增强偿付能力，在强化资产管理，优化负债结构是偿付能力管理的根本之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依赖股权或债券融资，不仅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更有信贷压缩，甚至信贷冻结带来无法融资的风险。
三、 再保险管理
科学的再保险安排有助于转嫁封面，增强保险企业的自身承保能力。由于保险产品在保费收入与保险责任之间的杠杆性质，决定了个别大额保单或个别险种的保单缺乏分保安排，就足以成为摧毁公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保险的偿付能力如果不足，对于分保人的危害也是致命的。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全球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明显分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再保险人的资质选择就显得更加重要。
四、 资本金管理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一个教训是金融机构在资本金管理上应始终把安全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引资金融机构中失败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都是以资本金为基础，不断增加负债杠杆。就凸显出资本实力对金融机构的重要性，美国的保险机构在这场危机中也遭受巨大损失，由于美国的保险公司是各州监管的，不符合金融救援的条件，所以最近美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林肯国民都在收购小型存贷机构，企图通过购买银行转变身份，以求获得救助方案的资本金援助。资本金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要确保在既定负债水平下资本金规模的匹配，并确保资本金高质量的资产，另一方面需要负债及资产价值的变化对资本金进行动态管理，在出现资本不足时通过股权融资及时增加资本，并不断优化资本结构。在我国的保险企业中，由于实行严格的监管规定，资本金所能投资资产的风险是相对比较低的，为资本金安全提供有效保障。一方面由于保险行业平均的资本回报不稳定，分红水平比较低，且有许多不确定性，资本的内源性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增强保险企业的综合实力，增强偿付能力，必须不断强化资本金管理，这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
五、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管理
由于保险企业的资产配置决定了90%以上的风险与收益，市场风险的防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合理的资产配置，凡是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的机构大多数都是因为资产配置不够合理。随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信用风险已经成为继市场风险后另一个突出矛盾。信用风险上升也可能成为这场危机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导火线。9月份美国全国违约率只有3.2%，10月份数字已经达到7.9%，最近又提高到11.4%，有的机构把一年的违约预测率提高到16-17%，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水平。我国的保险企业对纯信用产品的投资目前受到严格限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有关产品涉及的信用风险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如担保企业担保方的变化，中小银行及部分外资银行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等等。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还在深化的阶段，提高信用风险的分析，对保险企业资产负债表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保险企业是管理风险的行业，保险企业就负债业务而言是风险承担者，保险企业的这个性质决定保险企业的资产业务不能承担过高的风险，资产负债表不能出现过高的杠杆率，加强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应贯穿到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并始终把它作为生命线，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无限责任在险峰，而不仅仅是风险风光在险峰。
参考文献：
[1]肖本华.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其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与对策[J]，载《亚太经济》2008.2.
[关键字]欧债危机 金融风暴 机遇和挑战
2008年的金融风暴横扫全球经济，成为很多人的噩梦，四年之后，金融风暴对人们的影响已经逐渐退去了，然而，欧债危机却渐渐以野火燎原般的趋势燃烧到欧盟五国，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危机或许从未退去。
一、欧洲债务危机实质上是金融危机的第二个阶段
从概念上讲，债务（sovereign debt）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作担保，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所借的款项。由于债务大多是以外币计值，向国际机构、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因此，一旦债务国家的信誉评级被调低，就会引发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金融危机所埋下的伏笔。2008年的金融危机，第一阶段开始于私营部门，标志性事件是雷曼兄弟的倒闭；而现在的欧债危机可以看做是第二阶段，从市场与企业的层面蔓延到了政府的层面，而标志性事件就是希腊的债务危机。总体来说，欧债危机就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延续，即从私营部门的金融危机过渡到公共部门的财政危机。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的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随即爆发；
2010年4月，希腊的信用评级就被调降至垃圾级；
2011年7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相继将葡萄牙与爱尔兰的信用评级调降至垃圾级，而此时，西班牙与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也面临着被下调的危险；
2012年，欧债危机已在欧洲大陆蔓延了近一年的时间，欧盟的第三大国家意大利还是没能幸免。7月，评级机构Egan-Jones Ratings将意大利的评级从“B+”下调至“CCC+”，而法国和德国的前景也十分另人堪忧。
二、探索欧债危机的成因
欧债危机的成因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部分。
从外部原因来说，首先，金融危机诱发了此次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纷纷推出了宽松的经济政策，而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就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在受到冲击之后，更是依靠过度的举债来满足其国内的高福利政策，恶性循环，长此以往，严重的债务负担便成为了希腊的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评级机构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也加快了债务危机恶化的脚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调低四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评级。2011年7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评级从09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意大利的评级也在2011年被调整为负面，随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评级也遭遇了频繁的下调。评级机构的如此做法，引起了其他国家和民众的恐慌，使市场对这些国家失去了信心，事态逐步恶化。
尽管这些原因加剧了欧债危机，但是其内部原因才是此次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第一，在欧盟内部，统一的货币下的国家竞争力的不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不是财政问题，而是欧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竞争力差距不断拉大的必然结果。北欧元区国家历来都有着高储蓄率和低通胀的特点，奉行重长线投资、轻即时消费的文化；而南欧元区国家的储蓄率通常为负值。换而言之，欧债危机不仅仅是因为南欧元区国家的消费太高，而是收入太少；也不仅仅是财政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的问题；
第二，欧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服务于外部，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的稳定，而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着力于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缺陷就会导致当某成员国遇到外部的冲击时，它就难以根据本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特点来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因而也不能有效地维持低通胀，保持币值的稳定；
第三，欧盟各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严重，经济水平不堪一击。南欧元区各国主要以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为主，第一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很小，由此产生的空心化使得各国经济结构像泡沫一样，在受到巨大冲击之后，依靠外需拉动的第三产业就瞬间坍塌，变为幻影。例如，希腊是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作为支柱产业，一方面，为了大力发展希腊的支柱产业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希腊对旅游业以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大力投资，其规模超过了自身的能力，引致负债提高；而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从08年底希腊的航运业开始进入周期低谷，景气度不断下滑，对造船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希腊这种典型依靠外需来拉动的支柱产业就会显得不堪一击。从总体来说，PIIGS五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是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都是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旅游业。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全球的制造业正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地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结构显得十分脆弱；
第四，欧洲各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随着二者的渐渐发展，使得抚育孩子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因此，人们对于生育的愿望也越来越弱，生育率便迅速降低。欧洲各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早，领先于其他国家，而出生率也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大概从20世纪末开始，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就已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而从国际经验上来说，在众多的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却是日本，随之出现的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不得不承认的是，欧洲正在面临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困境。
前言
在次贷危机刚刚散去时，希腊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希腊政府表示如果在10年5月前不能得到救助，其将无法偿还即将到期的200亿欧元国债。投资者担忧希腊很可能也无法对其3000-4000亿美元的国债进行偿还，纷纷抛售手中的希腊国债，导致希腊政府无法继续发行新债，政府濒临破产。2009年12月，标普、惠誉、穆迪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此时已开始向欧洲各国输出债务危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纷纷被卷入债务危机漩涡，欧洲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资金外逃，利息上升，整个欧洲经济面临冲击。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联合救市，欧洲中央银行在国债市场上买入被抛售的希腊债券，防止国债价格下跌，同时，为缓解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增加对银行的短期贷款，放松贷款的抵押条件。全球经济形势突然变得难以预计，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
2011年的g20峰会上奥巴马发表了讲话，表示欧洲的经济危机必须快速的解决，本周，我们欧洲同盟国在恢复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信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为进一步的计划构建了决定性的基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各司其职，以保证全球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这样一来，我们就避免了经济再一次失衡。对一些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面对本国的财政挑战。对于那些有大量盈余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支撑增长。对于出口主导型经济体而言，意味着努力推动内需。加快这种转变的决定性手段是加强汇率的灵活性，包括那些由市场操控的汇率。
中国要稳定的发展经济，必须认清局势，想好策略，把对中国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而且，要防止危机在中国发生，必须提前发现苗头，找出问题并且解决，研究这个课题，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由收集整理
1. 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1.1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
2011年是“十二五计划”的开局年，全国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专注于稳物价、调结构、保民生、促和谐，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1）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据初步测算，201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在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上。（2）工农业形势良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八年增长，2011年全年的夏粮总产量达到5.7121亿吨，较去年增长4.5%；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22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8.2%。（3）内需和外需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供应得到更好地保护。（4）结构调整妥善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良好发展，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的扩张得到了抑制。（5）重点改革继续深化。医药卫生文化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迈出新步伐，资源税改革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出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深化，农村等领域改革扎实推进[1]。
1.2欧债危机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我国重点实施“十二五”计划的过程中，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长期上，欧洲和美国采取紧缩措施，应对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压力将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造成不利影响。欧美债务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然还在增长，但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低迷，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不足。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尚未走上正常增长的轨道，债务危机又使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增长乏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2]。目前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波动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维持数年。所以，有效抵御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保持国民经济较快持续发展是可能的。
2.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2.1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出口导向型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除仅在成本方面有些优势之外，绝大多数方面尤其是在技术、质量和品牌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之中。（1）从技术观点看。大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用品，低技术含量，无核心技术，所用技术基本来源于国外。产品附加值低、新产品所占产品总量的比重低，不能获得新产品的高利润，这是中国制造和出口型企业的的硬伤[3]。（2）从质量来看。中国制造追求“物美价廉”。价廉是事实，8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但很多价廉产品却并不物美。近年来，我们同国外频繁发生以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为名的贸易纠纷。
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前景：（1）生存空间日趋狭窄。（2）更小的利润空间。在对外贸易中，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没有自主技术，生产门槛低，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替代。（3）人口红利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得益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而产生的“人口红利”[4]。但是在未来20年，当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后，中国人口抚养负担将是目前的3倍，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养老负担加重。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靠着廉价劳动力成型的“世界工厂”正在走向倒闭。（4）买方市场萎靡。
2.2谨防经济出现硬着陆
欧元贬值直接影响对欧出口：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进一步导致需求环境恶化。遭遇欧债危机的国家，都在试图扭转这种颓势。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有所放缓，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将导致目前这种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对欧盟增速贸易的下降上。
转贴于
谨防经济出现硬着陆：对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主要是基于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中国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外贸以及投融资依存度或受损[5]。
中国经济究竟会不会硬着陆主要看三项指标：第一项指标是企业景气水平。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企业景气水平指数来看，目前的企业景气水平依然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在135点左右。这个景气指数无论是在当下，还是从历史统计来看，都是比较理想的 [6]。第二个指标是就业。从工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看，达到10%以上，明显地高于2008年、2009年甚至2010年的水平，目前也处在相对较高的历史水平上。第三个指标就是通货膨胀。国家发改委在11年10月指出通胀已出现拐点。本轮的cpi和ppi继续大幅下降，与预期相符合，但中长期通胀风险依然应提高警觉。
3.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组成部分，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扩展与延伸，标志着危机的重心由私人金融机构延伸到主权政府债务。虽然中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短期内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国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注意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3.1避免房地产业危机演变成为银行业危机
由于欧洲各家商业银行大量持有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因此欧各家商业银行也暴露在欧洲债务危机引起的违约风险之下。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逐渐演变成一场银行危机[7]。相比之下，中国由于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国银行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却不能低估。由于中国银行业大部分的贷款进入房地产行业，因此一旦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中国银行业将面临资产缩水的局面，这是未来中国金融业面临着的巨大风险。
3.2防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风险
对于我国的中央政府而言，无论是财政赤字率或是国债负担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再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央政府的债务出现偿还风险不太可能。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迅速扩张，应该引起决策当局的高度关注。
3.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因此，如何减少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减少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众的消费倾向，应成为国内经济工作的重点。
4. 相关对策建议
4.1适度调整和转变经济结构
经济增长必须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必须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转移。如上所述，“在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中，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贡献。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并不是可持续性的，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可持续性的增长。”[8]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必须要依靠内需，专注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短期来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措施刺激社会需求。在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投资和消费。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操作：（1）降息。降息对企业来说，降低了贷款成本，以增加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对居民信心来说，央行降息带来的强烈的声明效力，能有效地提高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2）减税。减税的直接作用就是表现在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财政税收政策应更多地让老百姓得到益处，如涉农税收的减免，取消利息税，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逐步降低涉及到到公民收入和财产性交易的税率等[9]。
4.2谨慎处理以政府信誉担保的债务问题
适量借入债务和对所借债务有效的利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超过一定阈值的失控的债务会损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4.3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问题
欧洲债务危机表明国际货币要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不仅有货币本身的较量，而且也要能够参与到大国或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综合角力中来。无论是单一国家的货币还是区域性的超主权货币，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想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那么货币就应有能力应对和克服危机[10]，中国需要人民币区域化，然后力争实现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方向，但必须以拥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必须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同步推进。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