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运用范文1

[关键词]数字村镇　农村信息化　动力机制

[分类号]TP3　G25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将推进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提升到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重点的高度。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全面部署。目前，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如农业部、科技部、信产部、文化部，已逐步形成了农村信息化主流工程签约合作、共建共享的良性机制。数字村镇是农村信息化的结果，也是其成果落实到基层的体现。现阶段，我国村镇数字化建设已进入试点探索的发展阶段。

1　相关概念

1.1　数字村镇的概念

数字村镇依托于3S(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采用统一的信息规范与标准，将村镇的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要素数字化，实现村镇各种信息的采集、处理、传输、显示和高度集成共享，构建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的村镇信息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与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村民生产生活等有关的应用系统，向村镇基层单位和村民提供村镇管理、农业生产、公共事业、特色产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增值或专门化信息服务。数字村镇建设的框架体系如图1所示：

数字村镇的服务对象有三个层次：一是为“现实村镇”的管理决策服务，实现党务、村务管理数字化；二是为村镇特色产业的宣传和市场化运营服务；三是引导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的转变。

数字村镇的服务内容渗透到村镇生活各个层面，而管理和服务都统一到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上。数字村镇的建设主体包括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各相关部门、在信息基础建设和信息服务方面不可或缺的电信运营商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

1.2　数字村镇建设动力机制的演进

将“作用”抽象为一种“力”，是自然科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本文借助经典力学的理论，探讨推动数字村镇的动力。数字村镇建设动力机制是指数字村镇建设赖以展开、深化和发展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以及它们在有序运行中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原理的综合体现。

村镇数字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其动力机制因发展阶段而表现形式有异。初期，推动力量主要源自国家的宏观政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行为，即“自上而下”的一元化动力机制；随着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民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的提高，推动村镇数字化建设的内生性力量成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存的二元化动力机制将得以形成；之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逐步完善，企业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作用则相对弱化，数字村镇建设动力机制逐步转向多元化。

世界各国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历史表明：一切信息化发达国家，在其农村信息化开始和深化过程中，都大致经历过动力机制由一元转向二元并存，并最终走向多元化的历程。只是各国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其农村信息化动力机制在不同阶段大相径庭。我国的村镇数字化建设是在农村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启动的，遵循多元化建设道路是必然；此外，数字村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思维变迁过程，服务对象的层次性和服务内容的庞杂性也有赖于多力形成的合力。对推动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寻求正确的建设方案。

根据建设主体和服务对象在数字村镇建设中的作用性质(见图2)，本文构建了引力模型、压力模型和推力模型，通过这三种模型来探讨数字村镇建设的动力机制。

2　引力机制

宏观方面，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构成了数字村镇建设的根本动力；微观方面，农民信息诉求是直接动力。两者凝聚形成了数字村镇建设的强大内生动力，如图3所示：

2.1　宏观

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农民的基本物质生活已得到保障。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目前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重视。在这个阶段农民对信息的需求是迫切的，也是现实的。

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农民思想日益活泛，信息意识逐渐觉醒；基层村镇实现了自治，农民广泛参与村镇的管理活动，生活更加丰富，活动空间空前扩大，所需信息的内容和质量也不断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家和地方政府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农村基层的信息化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村镇企业的成长壮大，村镇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来扩展生存空间和竞争力。

2.2　微观

农民有强烈的信息需求。而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未完善，尤其是信息服务处于起步阶段，满足不了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生活的需要。数字村镇深入农民千家万户能够为农民带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满足，为农村信息服务的供需矛盾提供了直接的解决方案。

农民的信息活动活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06年底，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在通讯和信息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提高；《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农村网民达8460万人，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披露，“上网找工作”的农民工由2006年的7.9％增加至2007年的9.9％，而通过“职业中介机构”找工作的农民工从18.7％降至10.1％。

这一系列数字还让人感到农村信息化建设任重道远，同时也说明农民对于信息的需求是遵循由低到高的层级递进的：在最基本的通讯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对于获取信息的内容范围、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直到对信息的、利用的需求，如图4所示：

乡村精英是重要引擎。按农民的话说，乡村精英也就是农村中的能人一类，是农村中说得起话、办得成事的人。他们大多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村民更多的尊重、关注与信任，其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及与村民的互动等等都会影响到村民的行动，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示范号召效应。而乡村精英本身也具有信息化的利益诉求，往往成为村镇数字化建设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

3　压力机制

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广大农村比较落后，缩小“数字鸿 沟”的压力很大，需要借助数字村镇的建设实践来探索农村信息化模发展模式，如图5所示：

3.1　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无模式可循

在渐进式改革的中国，没有什么是旦夕生成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为信息化建设做出了整体性的系统规划，保证了信息化建设的延续性发展。但是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仍要在实践中探索。

发达国家一般是先有一个部级的基础建设，再有个人、企业等民间终端的发展，这样整个国家可以很

顺利地进入信息社会。我国农村信息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进村入户并举，积极解决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瓶颈。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种社会结构并存，不仅阻碍了信息化进程，而且迫使中国的信息化首先要解决“城乡二元社会”的问题，增添了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难度。

特殊的国情压力既是困扰信息化的因素，亦可转化为信息化发展的动力。就政府而言，加大对部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同时，要把信息化的推动重点转向农村，聚焦于占总人口57.01％的农村人口，借助于民间终端的发展，通过数字村镇建设的示范作用，实现“星星之火燎原”的信息化态势。

3.2　中国农村基层信息化形势严峻

我国农村信息化经10多年发展，已初具基础，但形势仍严峻：总体规模小，地域分布不均衡，信息资源缺乏多样性，信息开放性和共享程度低、时效性差，缺乏宏观调控，资金支持不足，网络管理薄弱，现代信息技术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具体到农村村镇基层，则存在信息服务效率不高、效果不好、信息服务各行为主体利益无法保障、体系运作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此外，有很多从事农村信息化研究和推进工作的人员，还没有真正了解农村的现状，提出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办法也不完全切合实际。

4　推力机制

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信息化投融资机制，建立与电信运营商、IT企业、民间组织、农民之间的密切协作机制，为村镇数字化建设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见图6)。这也是《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2015)》特别指出的。

4.1　低成本信息化技术魅力凸显

低成本信息化技术，是指那些在信息化初级阶段，需求相对简单、价格便宜、易于掌握、易于升级的信息技术。走低成本建设之路是我国数字村镇的关键，也是现阶段村镇数字化最为适用的方案。

“三网合一”建设方案优势体现。各大电信运营商虽日渐重视农村市场，但出于成本考虑以及企业自身固有的逐利性，一直以来仍把主要的市场精力放在城市。目前来看，信息技术进步为网络融合和建设一体化的综合网络提供了有利条件。山西和宁夏“三网融合”的实现，开启了村镇数字化建设的低成本模式。

低成本信息终端设备纷纷涌现。秉承“使广大农民用得起、乐于用”的宗旨，政府层面对低成本信息终端给予了足够的支持，鼓励科研机构开发低成本且宜于在农村推广的信息终端与软件系统，如“面向农业、农村信息化的低成本、易操作计算机”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优先发展技术领域(2007年)。从企业层面看，面向低成本数字终端的技术研发逐渐受到重视，如北京信息管理科学研究所“面向农村信息化服务的低成本软硬件一体化终端”成功研制。目前，电脑下乡已经覆盖到全国，13％的政府补贴也让更多的农民能够买得起电脑。

村镇信息服务手段继续向低成本、多样化方向发展。如2008年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星火科技12396”信息服务试点工作，同时开通“星火科技12396”信息服务热线；宁夏提出平台上移、服务下移，信息化服务渗透到田间地头。

4.2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以电信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已参与到村镇数字化进程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企业和IT企业等纷纷看好农村信息化事业，采取多种模式多种形式参与其中。据了解，农业部将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全国层面上开展战略合作。目前，中国移动正在积极与农业部信息中心洽谈手机短信服务方面的合作。前一时期，中国移动与浙江农业厅合作共建了“农民信箱”，与重庆市供销合作社一起搭建了“农信通”信息服务平台，其省、地、县域公司与所在地涉农部门也实现了合作；中国网通吉林公司与吉林省农委有关单位合作，开通了“12316”农村信息服务热线；中国电信也在积极采取行动。电信运营商是中国信息产业的主导力量，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在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适用的信息普遍服务等方面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2009年2月“电脑下乡”正式实施，各大IT企业踊跃参与。

4.3　市场机制的引入

从世界各国实践看，政府在数字村镇建设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须重视发挥市场作用。我国数字村镇建设伊始，就确立了走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路子。前者起主导和引导，后者承担大量具体信息服务业务的作用。各类相关政策的出台，引导和扶植企业参与数字村镇建设，实现社会、农民、企业“共赢”。

4.4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

“第三部门”非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非常引人注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截至2005年3月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7万个。在一些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专业经济组织。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为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非政府组织由于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特征，在数字村镇建设中能弥补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在政府、企业、农民间搭建桥梁并起到影响社会关注和社会监督等独特作用。

5　结语

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运用范文2

【关键词】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

一、研究背景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数字农业农村是实现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进入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先后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要求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以数字化作为推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现代化技术支撑。县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经济社会单元，其政策落实和支持力度对于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至关重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发展基础、对数字农业农村的认识程度与重视程度等都直接影响着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据《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绿皮书》报告显示，成都市有6个区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却没有县（市、区）进入全国数字农业农村先进县（市、区）名单，也从侧面反映出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待提高。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形势下，如何紧抓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成都市县域经济优势，以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为基础，以数字农业与生活、生态融合为拓展，着力构建数字农业支撑体系，不断探索数字农业农村应用模式，营造数字农业农村新场景，积极推动数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积极助推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走在全国前列意义重大。

二、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现状

成都市以“四化同步”为发展路径，强化顶层设计，先后印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都市现代农业信息化的意见(试行)》(成办发[2013]44号)，市政府成府函〔2017〕94号批复的《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5）》，要求着力推进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建设、“互联网+”都市现代农业示范等重点工程建设。截至2018年，全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行政村光纤覆盖率已达100%，家庭住宅光纤到户覆盖率超过97%，光纤网络用户覆盖率、用户数均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无线通信网络覆盖100%行政村，移动通信4G网络覆盖规模中西部列第一，居全国第二，入选全国首批5G城市名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计算机应用率、网络覆盖率、从业人员智能手机覆盖率等指标均达到99%，蒲江县、成都天地网、都江堰青城茶叶、四川微牧获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县域则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积极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蒲江县整县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以信息化助推猕猴桃、柑橘、茶叶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整县获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大邑县以国家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以粮油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为基础，积极推进全县智慧农业发展，探索数字赋能的大邑模式；彭州市发挥蔬菜产业优势，建立蔬菜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获批2018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成都市各县（市、区）发挥县域农业产业优势，积极探索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模式与经验，为推动成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不足

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的《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成都市没有县（市、区）入选全国数字农业农村先进县（市、区）名单，没有发挥出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改革先行区优势。对标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结合成都市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定位，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存在以下不足：

（一）顶层设计支撑不足成都市市级层面制定了《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5）》，积极编制《成都市数字乡村发展规划（2020-2025）》等系列数字农业农村顶层设计，为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指明路径。然而，在县域层面，县（市、区）根据自身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农村发展阶段等情况编制县域数字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或者专项实施方案的很少，顶层设计引领支撑作用不足。县域内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数字农业农村缺乏数据标准体系，各类数据没有形成统一归口，造成了星罗棋布的信息孤岛。另一方面，各涉农部门涉农数据未形成共享机制，涉农审批、涉农政务未形成数字一体化服务机制。最后，区域内涉农高校、研究机构、生产经营主体间未形成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使得大量数据未能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

（二）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硬件、软件和网络基础建设情况直接决定了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水平。成都市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数据采集硬件生产、创新不够，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二是现有系统多为单一资源库，在农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和政务服务等方面缺乏自动化、智能化的分析模型应用，集成、创新力度不够；三是网络运营成本还较高，使得数字技术在农业上应用还不够充分。

（三）数字农业融合应用不足数字农业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整体协调推进，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营销、品牌打造方面来看，全市县域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应用还不够深入。在农业生产方面，数字化技术主要应用于设施栽培，但大田作物数字技术化应用水平则有待提高，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应用数字化能力还不足。在农业服务方面，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未建立，区域内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主体库等数据资源体系尚未建立，未能形成高效的B2C精准社会化服务供给平台。在农产品营销方面，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整合力度不够，整体上本土县级电子商务公共平台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以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心为枢纽、镇(乡)服务站为依托，村(社区)服务网点为终端的三级联动农村电商服务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在农业品牌创建方面，县域内公共品牌推广力度不够，影响力不足，运用新媒体、短视频APP等宣传推广县域公共品牌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新业态培育方面，线上会展、文创农业、休闲农业、“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数字技术融合度不高，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农业新业态的提升作用。在数字化监管方面，目前县域内农产品数字化溯源体系较完善，但是在投入品、农机应用等监管方面，数字化应用水平待提升。

（四）数字生活新场景营造不足县域内党建数字化应用水平不高，村党组织应用数字技术开展网上党课、线上培训的较少，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还不高。镇、村卫生系统采用线上挂号、线上支付医疗费用等应用不足，农村医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捷程度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县域内农村地区开展数字教育和教育资源共享的较少，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形势下，开展线上教育的短板在远郊县域的农村地区表现突出。

（五）配套保障不完善首先，县域数字化人才不足，村级数字化技术队伍培训不足，农村电商人才缺乏，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欠缺且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其次，针对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发改、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在涉及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时还未形成政策合力，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支撑还不足。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需要稳定的资金保障，目前县域内数字农业农村专项资金投入还较少，仅依靠市级物联网示范基地项目，县域配套投入还不足以支撑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快速发展，县域主动引导，鼓励社会多元投入的金融机制还未形成。

四、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举措。立足成都市当前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根据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产业优势、数字化发展基础等条件，为探索打造符合国际化城市发展定位、体现成都特色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助推成都市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衔接《成都市数字乡村发展规划（2020-2025）》，紧紧围绕县域发展实际和优势，制定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定位、方向及路径，制定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系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探索制定农业农村数字标准体系，形成可共享、可应用的标准数据。建立涉农部门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整合各域各类各型政务及业务数据系统，打通多部门互联互通，推动农业数据资源的集成和整合，使数据形成合力，实现开放共享。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单位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科技人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二）构建数字农业支撑体系推进物质装备改造与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构建支持大数据应用和云端海量信息处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深入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推动无线宽带网络全域布局，加快推进5G基站建设，提升农村网络覆盖水平。继续推进农业物联网建设工程，实现农产品生产过程数据自动化、智能化采集。强化农机装备智能化应用，研发推广适合各种地形和环境的农业机械，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无人旋耕机等智能装备，推进农机化与大数据智能化深度融合。强化技术创新与软件集成。围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前沿技术，联合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攻关，积极推动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打造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构建农业资源相关数据库，强化大数据平台集成研究，加快推进多部门涉农信息、涉农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应用，促进农业资源数据挖掘、分析、预测。建设政府服务监管平台，推动数字化服务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构建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的智能装备应用及管理系统，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的集成应用。

（三）推进数字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农业数字化生产管理。强化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应用，搭建灵活、便捷、高效、透明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强化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投入品管理智能化建设，推动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加大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计划、农事操作、加工仓储、财务管理等环节的应用，加快推动耕、播、收全程机械化建设，积极推动适宜性数字技术在中药材和特色果蔬产业生产环节的应用。推动农业数字化服务。围绕农资、农机和农技服务，加快整合现有数字农业相关信息系统与APP，强化运用推广，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数字农资”建设，探索按需送货、因地配肥、技术到户的一条龙服务模式，提升农资物流管理智能化和农资服务精准化。加速农技推广数字化建设，大力推动专家在线诊断、远程会诊、农技在线科普等农技数字化服务。集聚行业力量，搭建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农机销售、农机服务提供在线供需对接撮合，加强农机调度与作业监测，提升农机利用效率。创新农业数字化营销。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建立产后设备数字化共享服务网络，利用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加工状态、仓储环境、物流位置等信息，提供供需匹配、冷链监控等服务。加强农产品营销大数据库建设，开电子营销数据监测分析，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数据监测体系，促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构建数字农业品牌。统筹区域行业资源整合，开展数字农业品牌建设示范行动，着力建设品牌营销工场，推动数字农业大品牌打造。借助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等渠道，强化品牌宣传、展示和推介，健全数字农业品牌防伪机制，提升数字农业品牌知名度。全方位提升对行业领军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加速行业领域核心企业集聚、抱团发展，加快构建县域数字农业产业生态圈。培育数字农业新业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突破口，以现有数字农业融合示范项目为重点，利用信息技术分化、嫁接、重构农业新的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组织形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发展文创农业、康养农业、会展农业、众筹农业、农业私人定制等基于互联网的农业新型经营模式。以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为主，利用现代信息推动传统农业数字化改造，扩展休闲文创农业表达形式，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培育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创新农业数字化政务监管。构建涉农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指挥统一、多部联动的应急处置平台，提升对突发农产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能力，切实提高农产品安全的保障水平。依托农业资源一张图，重点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情况监测，提升农业资源及产业发展数据收集和管理水平。

（四）营造农村数字化新场景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以信息化技术改造、升级乡村生活方式，推进全面覆盖乡村的党务党建、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文化、政务便民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网络化管理体系建设，创设数字乡村新场景。推广“互联网+党建”，逐步实现信息、政务运转、民情收集、议事协商、公共服务等村级事务网上运行。探索建立远程会诊系统，大力推动在线预约挂号、快捷支付等互联网医疗服务。积极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和文化服务普惠共享，探索建设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虚拟博物馆，推广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互联网服务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文化资源覆盖面。推动“互联网+社区”向农村延伸，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

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运用范文3

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广播电视行业的格局，全球经济发达国家都在大力推动广播电视的数字化。美国已于2009年6月停止全国的模拟电视播出，欧洲目前已有6个国家和地区（德国、瑞典、荷兰、芬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弗兰德地区）关闭了模拟信号，欧盟所有国家（除了波兰）预计将在2012年关闭模拟信号，日本计划在2011年停止模拟电视播出。中国也在跟进，国家广电总局曾规划将于2015年关闭模拟电视信号。广播电视数字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数字电视通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城市有线数字电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到目前为止大约有7000万户以上的城镇家庭已经用上了有线数字电视。但是在另一方面，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由于其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和支付能力有限等诸多因素，数字电视的发展远远地落在后面。各级广电部门虽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村村通”工程），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2亿户农村家庭都能够看到和看好数字电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笔者基于我国农村家庭的电视收视现状以及农村各类收费电视商业服务的实情，试图探讨一种创新的模式，将公益服务和市场运营这两个对立的因素统一为增长动力，从而推动农村数字电视的迅速发展。

1电视及数字电视发展状况

1.1电视及电视的分类

电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它是一种广播技术，能将视频和声音即时传送给收视者，而且收视者并不独占资源，没有用户数限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电视传输技术划分，电视可以接收3种来源的信号，即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地面电视。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基于数字宽带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网络电视，对城市有线数字电视形成了很大威胁，但其功能和定位尚需一定时间来确定。地面电视是最先出现的电视广播技术。

1.2模拟电视与数字电视

传统的模拟电视是将模拟视频和音频信号载波传输的，它对频谱的占用较大，传输信息容量有限，图像清晰度不高。在传输过程中模拟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图像和声音质量不够好。我国使用的PAL制式模拟电视，每个频道占用8MHz的频宽。数字电视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率先提出来，到了90年代中后期，美国、欧洲及日本先后完成了相关标准的制定，并于90年代末相继开播了数字电视节目。数字电视与模拟电视的本质不同之处是其载波传输的为数字信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数字电视是从节目摄制、编辑、发射传输到信号接收、处理、显示完全数字化的系统。数字电视技术可以使频道的使用效率提高6～10倍，因此可以大大增加电视节目容量，提供丰富多彩的专业化、多样化、个性化节目；数字电视能提供更清晰的图像和优美的音质，可提供各种实用的数据增值业务，如财经证券、交通信息、天气预报、市政公告等各种资讯服务。欧洲的地面数字电视标准DVB-T及DVB-H、美国的新版地面数字电视标准ATSC-M/H、日本的地面数字电视标准ISDB-T和中国的地面数字电视标准DTMB均可支持移动接收。

1.3我国数字电视用户发展状况

2003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1]，地域上按照东部、中部、西部3个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阶梯，时间上按照2005年、2008年、2010年、2015年4个阶段，规划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进程。有线电视的数字化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广电行业动员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至2010年初，“全国已有160多个地市、460多个县市完成了数字化整体转换，广西、海南、宁夏、江苏等省区所有城市已完成整体转换。目前，全国有线电视用户数1.74亿，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超过6500万，占用户总数的1/3以上，有线数字电视呈快速发展势头[2]。”不同于城市有线电视在数字化过程中越来越市场化，国家广电部门把农村电视定位为纯粹的公益事业：1998年国家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从1998年到2005年，第一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完成了11.7万个已通电行政村“盲村”和10万个50户以上自然村“盲村”的建设。通过2006年新一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2010年底“将全部完成全国71.66万个20户以上自然村‘盲村’村村通建设任务，其中，通过直播卫星方式将解决1230万户、近5000万人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2]。面对市场竞争的城市有线电视，其数字化进程已驶入快车道，而作为农村地区电视覆盖主要手段的地面电视还基本停留在模拟时代；卫星电视（直播星）虽然是数字电视，但是对于2亿多户农村家庭来说，国家免费赠送机顶盒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还存在着以后的故障维修问题。如果完全依赖公益播出，农村数字电视发展必将事倍功半；如果不作出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势必会影响2015年全国关闭模拟电视信号目标的实现。

2重新设计农村数字电视发展战略

2.1农村数字电视发展的“公益沼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电视大国,全国大约有4亿电视用户家庭，其中的1.7亿户为城镇有线电视用户，其余的2.3亿户为农村用户，主要依靠接收地面模拟电视和卫星电视。在缺少文化活动的农村，电视是最重要的娱乐手段和宣传教育工具。目前依靠收视地面电视的广大农村家庭大多数只能接收3～5套质量较差的模拟节目，他们实际上处于严重的电视内容需求饥渴中。如果采用国标地面数字电视信道传输标准DTMB以及国标视频编码标准AVS，可以在同样的频道里播出10倍的标清数字电视节目。但是地面电视广播是公益播出，地方广电发射台站主要是依靠政府的事业单位经费来支持，往往是入不敷出，既没有技术升级的积极性，又没有经济实力去发展地面数字电视。目前，农村地面数字电视付费用户大约200~300万户，其余的农村家庭绝大多数都是地面模拟电视用户，大约为1.8亿户，因此导致了农村电视服务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同步。卫星电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解决这种饥渴的一种办法。根据国家《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4]第9条，“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但是一直以来农村都存在着私装卫星接收天线的现象。特别是服务于“村村通”工程的“中星九号”直播星升空以后，政府渠道第一轮赠送的合法机顶盒数量为400万台左右，但非法私装山寨机顶盒却有4000万台之多，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数字卫星直播星用户至2010年底大约有5000余万户，其中有1200万户是政府免费赠送机顶盒的村村通用户，其余的4000万户是非法私装的用户。卫星数字电视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大众传媒，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卫星数字电视的商业化服务不一定适宜。电视是一种涉及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媒体，大多数国家对卫星电视都是严格管制的，因为开放的天空对于来自卫星电视的文化侵略将是毫无设防的，其后果将会十分危险。在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文化产业足够强大之前，“开放天空”（即放弃对国外卫星电视的落地管制）是不明智的，数字直播星在一段时间内未必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运营。农村有巨大和迫切的电视市场需求，但是地面电视及卫星电视的公益性质大大约束了数字电视的发展。公益性电视在某种意义上使农村变成了数字电视发展的沼泽地带。事实证明，在目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仅靠公益性播出是发展不好农村数字电视的。#p#分页标题#e#

2.2市场的重要性

政府推动和产业化运营是驱动广播电视数字化这趟时代列车的两个轮子，而最重要的路基则是市场。市场在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首先，市场是发展的前提，产业必须在市场的环境下生存；其次，市场是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数量巨大的农户宁愿冒着违规犯法风险也要私装卫星电视这个事实来看，农村确实存在着巨大而迫切的市场需求，私装卫星接收机的地下商业服务其实一直存在；地面数字电视的商业运营也已经出现于许多农村地区，但是根据政府广电部门的公益播出政策，现有的200～300万地面数字电视用户也是不合法的，虽然运营商是由地方广电100%全资拥有或占51%股份绝对控股。不管是否愿意面对，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要发展好数字电视是绝对离不开商业运营的，问题是怎样去引导和管理。市场是数字电视发展的原动力。应该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着眼，利用数字电视的技术创新和商业运营的模式创新，重新设计我国农村的数字电视发展战略。

2.3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营的结合

公益服务与商业运营是一对矛盾，然而能否将这一对矛盾转化成相互促进、方向一致的增长力量呢？电视是一种大众的传媒，收看电视是一种平民的娱乐消费。我国目前的多数农村家庭，特别是城郊居民，具备一定的支付电视服务费的能力，农村普遍存在的模拟电视“小片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小片网”一般存在于乡一级农村地区，另外还有一种利用微波传输的MMDS电视，存在于不适合安装有线电视的丘陵地区，相当于无线“小片网”。它们的规模从几百户到几千户不等，均能提供30～40套节目，每月收费8～10元，但电视图像质量比较差。这两种低层次的商业运营有着共同的特点：投资较少，资金回收较快，收费较低，用户规模较小，一般是与当地的乡镇政府签订协议后获得的“合法”运营权利。“小片网”现象说明，一部分农户可以接受合理的电视收费服务。在社会提供的公益服务不能满足农户日益增长文化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小片网”运营商承担了向农村家庭提供文化娱乐的责任，虽然它带有一定的商业性。农户们当然乐于接收免费的数字电视：一次性投资200元左右购买一个直播星黑盒子以后，就可以永远免费收看47套数字电视节目（尽管卫星电视缺乏本地节目，而且实际使用寿命只有1～2年，仍有付费维修的问题）。然而，私装卫星接收机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是以免费收看数字电视为诱饵，实际上销售了机顶盒与安装服务。如果不考虑其合法性，这倒是一个公益服务（卫星电视内容）与商业销售结合的经典案例。

电视是一种广播技术，用户规模越大成本越低，特别是地面电视和卫星电视，在确定的覆盖范围内，新增用户信号覆盖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开展有偿性的公益服务运营模式，充分利用原有的公益电视基础设施，采用低收费策略每户每月收取3～5元维护费，将有利于开拓市场空间巨大的农村数字电视用户群。实际上，地方党政领导对于地面数字电视是持有积极态度的，因为地面数字电视可以增加本地信息的播出量，有利于更好地宣传和贯彻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政策措施。利用这个“公益+运营”的创新运作模式，农村数字电视或许能走出一条迅速发展的金光大道。

3创建农村数字电视有偿公益运营模式

3.1运营成本的比较

表1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地面电视3类数字电视的各种运营成本进行了综合比较，以选择出最为适合的技术路线。农村家庭居住比较分散，建设有线网络成本昂贵，投资回收期太长，所以有线电视在农村地区发展不起来；直播星覆盖区域广阔，但缺少本地化节目内容，而且存在着社会安全的隐患，大规模商业运营有安全管理方面的困难。相比之下，地面数字电视覆盖具有建设成本低、建设周期短、容易维护、适合地方政府及广电部门管理和经营等诸多优点。

3.2基于地面数字电视技术的有偿公益运营模式

著名的《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在其《免费：商业的未来》一书中写到，“什么免费：吸引你掏腰包买其他东西的商品”[5]。假设建立一种地面数字电视有偿公益的基本运营模式：将一个现有的地面模拟电视频道改造成免费的数字电视公益频道，可以播出10套免费数字电视节目，包括央视1/2/7频道、本省3套、本市3套和本县1套；新增播出20套付费数字电视节目（需占用2个原有模拟电视频道），每户每月付费3～5元，包括央视3/5/6/8频道以及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等收视率高的频道。

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运用范文4

关键词：阻尼测度；非线性回归拟合；城乡数字鸿沟；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 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 PDi， 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 [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 。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 阻尼值1 年份 1阻尼值19901 0.011641 20011 0.0498219911 0.012931 20021 0.0541219921 0.013841 20031 0.0590519931 0.014081 20041 0.0636219941 0.014791 20051 0.0666219951 0.018161 20061 0.0699919961 0.023131 20071 0.0742519971 0.027241 20081 0.0777019981 0.034781 20091 0.0829219991 0.040041 20101 0.0865320001 0.045861 - 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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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耀彬，陈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尾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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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07

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运用范文5

关键词:数字城市;数字乡村;电子政务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www.ynszxc.gov.cn/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2]省农业厅“数字乡村”工程项目实施小组办公室，全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N].数字乡村快讯，2008-10-28(2).

数字经济在农业中的运用范文6

论文摘要阐述数字农业的概念及其作用，指出数字农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业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化意识及利用信息能力不强、管理和标准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并对数字农业的建设进行了展望和设想。

在我国2000年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中，将数字农业放在农业信息技术的首要位置，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谈谈对数字农业的认识、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以供参考。

1对数字农业的认识

数字农业（digitalagriculture）就是用数字化技术，按人类需要的目标，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其本质是把信息技术作为农业生产力要素，将工业可控生产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思想引入农业，通过计算机、地学空间、网络通讯、电子工程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在数字水平上对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流通、服务以及农业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数字化设计、可视化表达和智能化控制，使农业按照人类的需求目标发展[1]。

有的学者认为[2]，数字农业是“数字地球”在农业领域的延伸。正如“数字地球”的概念一样，数字农业这一概念体现了数据和技术的综合集成。数字农业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农业，即信息化农业，包括农业要素（生物要素、环境要素、技术要素、社会经济要素等）、农业过程（生产、管理、储运、流通等）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形成数字驱动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狭义的数字农业，是以农业空间信息机理为基础的、以“3S”技术为支撑的农业系统空间信息技术体系。

事实上数字农业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综合概念。近年来，与数字农业技术体系有关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发展高新技术农业的侧重点，成为极其活跃的科技创新领域。数字农业是一项集农业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空间对地观测、数字通讯、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理论与技术于一体的现代科学体系，是由理论、技术和工程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庞大系统工程。数字农业是对有关农业资源（植物、动物、土地等）、技术（品种、栽培、病虫害防治、开发利用等）、环境、经济等各类数据的获取、存贮、处理、分析、查询、预测与决策支持系统的总称。数字农业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高级阶段，是农业信息化的必由之路；农业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与数字化将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结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我国的食物安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创造条件进行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粗放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可以预言，数字农业及其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推广应用，必将成为新世纪农业科技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必将推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及可持续方向发展，在带动广大农民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

2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播信息的软硬件设备与网络体系不健全；已开发的大量农业经济信息系统、农作物病虫害数据库、作物品种资源管理数据库系统、农业土壤系统分类数据库系统等大多不涉及空间维度，难以适应当前对空间数据信息的需求；对于来源多种多样、格式也不尽相同的各种数据的实时性、地域性、综合性处理还需作出很多努力。

2.2农业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

一方面，许多基层农技人员和广大农业从业者，知识老化，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利用现代技术，收集、处理、利用农业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农业信息加工处理的技术人员缺乏，当前，就连最基本的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农产品供需信息，对网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市场形势，回复网络用户的电子邮件，解答疑问等方面的人才也不多，更谈不上能够满足数字农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2.3农业信息化效益不明显

数字农业还刚刚起步，在国内总体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实用性、普遍性的技术应用还很少，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

2.4农业信息数据的管理和标准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其他农业信息管理系统为了完成某种分析工作所要求的各种农业数据往往格式与结构不同，而且往往掌握在不同的管理部门或研究机构中。因此，未来建立在网络上的农业地理信息系统要具备获取和分析分布式存储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使所谓的WebGIS能够协同处理来自不同组织和机构的农业数据[2]。

3建设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台州在数字网络建设、原始数字化数据积累、数字化信息采集及其处理等

方面的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起动发展数字农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借鉴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4，5]，提出建设台州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就是要在台州已有农业信息化建设成果基础上，建立可视化的台州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构建直观形象的农业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视频体系，实现农业信息的现代化综合管理、分析、共享和，彻底改造台州传统的农业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台州农业工作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3.1整合已有的农业信息

在国家、省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以各级农业部门为依托，建设中央一省一市县信息骨干网络系统，形成一个功能完善、性能优良的农业综合信息网络系统，并与其他网络互联，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农业资源和经济信息网络系统。

3.2信息表达要直观、形象，并要实现信息系统的联网

把市内的地形、地貌、交通、村镇、行政区划等基础地理信息以及耕地分布、土壤类型、种植结构、水肥状况、农作物生长发育、气象、病虫害、农民知识、乡镇企业、农业法律法规等各种农业信息以图形图像等直观形象的可视化电子地图与相关信息的形式在投影视频系统上进行显示和表达，随着数字农业的发展，逐步做到与省级、部级类似的信息系统进行交互式查询等。

3.3强化对科研、管理等的服务工作

通过对基础地理信息和农业专题信息的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追踪分析等，实现农业科研、管理和决策人员在全市三维农业电子模型上，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高效、直观、形象地为农业工作的规划、设计、建设、经营、管理、服务、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4参考文献

[1]蒋建科.“数字农业”带动农业现代化[J].农资科技，2003（5）：41.

[2]薛领，雪燕.数字农业与我国农业空间信息网格（Grid）技术的发展[J].农业网络信息，2004（4）：4-7.

[3]曹宏鑫，王家利，郑宏伟.发展“数字农业”推动农村信息化[J].农业网络信息，2004（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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