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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衡阳市 2015年1～5月；规模工业经济；运行
针对衡阳市2015年1～5月规模工业经济的严峻形势，2015年6月15至6月30日，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各县市区、市“两区一园”2015年1～5月规模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运行情况
（一）1～5月规模工业总产值
2015年以来，衡阳市规模工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1～5月衡阳市规模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676.43亿元，同比增长-3.7%，较1～4月下滑了4.8个百分点。其中，祁东县、松木经开区、衡阳县、南岳区、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规模工业总产值稳增长取得一定成效，分别增长了14.5%、12.7%、11.1%、6.6%、4.8%和0.2%。石鼓区、蒸湘区、衡山县、珠晖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止住了下滑态势，分别增了长-15.3%、-13%、-10.8%和-8.9%，较1～4月下降幅度分别收窄了9.5、0.2、3.0和1.0个百分点。耒阳市、衡东、高新区、常宁市、衡南延续下滑态势，规模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8.3%、-16.8%、-12.7%、-7.2%和-0.6%，较1～4月降幅分别扩大了6.9、1.9、1.1、3.7和5.1个百分点。
（二）5月份规模工业总产值
5月份全市规模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44.21亿元，同比增长-11.2%，较4月降幅收窄了4.3个百分点。其中，衡山县、松木经开区、雁峰区、祁东县、南岳区的规模工业总产值较4月分别回升了81.9、33.5、20.1、2.4和2.4个百分点；石鼓区、白沙洲工业园、衡东县、珠晖区、常宁市的规模工业总产值较4月降幅分别收窄了48.3、28.6、11.5、7.7和0.3个百分点；蒸湘区、衡南县、耒阳市、高开区的规模工业总产值较4月降幅分别扩大了23.5、16.7、13.1和2.9个百分点。
二、主要特点
（一）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祁东县下大力气支持培育规模工业企业，派专人陪同企业办理入规模企业笼子有关手续，并落实工作经费，对每新入一个规模企业给予4000元奖励，调动乡镇及有关职能部门积极性。衡阳县创新激励机制，将培育规模企业任务分解到园区和乡镇，对每个入规企业发放奖金9000元，用于奖励牵头单位、配合单位、责任单位和企业，使企业进规“入统”工作步入常用态化，做到应“入”尽入。耒阳市研究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将规模工业发展基金由原来的3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引导、扶持规模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珠晖区新增规模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30万元，用于扶持规模工业企业，支持其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建设等。
（二）新增长点正在逐步形成
各地以培育新的规模工业企业为抓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2015年全市已新增7家规模工业企业。常宁市计划培育8家规模工业企业，城创鑫科技、喜宝鞋业、承利鞋业等3个企业成功申报。耒阳市2015年拟新增规模企业10家，已有晟邦科技、汇升生物2家企业成功升报。衡东县已有6家企业进入新增规模企业申报程序，其中1家申报成功。衡山县新金龙环保科技公司成功申报。祁东县在建项目投产后可培育规模企业11家，现有2家企业正在申报。衡阳县力争2015年新增规模企业10家。松木经开区正在申报屹顺化工、君达工艺品、中航紧固件、恒荣化工、鑫晟新能源、康仕达和超声人防7家规模工业企业，重点确保5家申报成功。南岳区推动洪禧雕刻厂实现“个”改“企”。石鼓区对奔立尔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君玲食品厂、恒信现代锌钢型材有限公司、中耐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等6家中小企业，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积极帮助其早日进入规模工业企业笼子。
（三）项目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衡南县加快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稳增长步伐，电子产业园、格威生化、金栋旺建材、得意电子、佰旺矿业、泓盛砂石生产线、天津焊材二期等项目进展顺利。高新区以招商引资增强发展后劲，神州数码和长城宽带两个项目已经签约入驻，江苏艾迪尔医疗器械、长沙佳正医疗器械、德惠生物医疗制品等项目正在积极对接；镭目科技、金化科技、风顺车桥、湖南六和等企业依托自主创新、产业调整、项目换代实现了突破，发展前景看好。白沙洲工业园懿科包材、南岳生物制药、金泓机械、林肯液压、华南印刷等企业即将投产，鸿富锦精密公司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部分骨干企业趋稳回升
蒸湘区依托衡钢，服务衡钢。1～5月衡钢完成产值27.04亿元，同比下降22.95%，但降幅较1～4月收窄了13.24个百分点。常宁龙头企业水口山冶金矿业公司保持稳定增长，1～5月同比增长5%，荣诚鞋业、帝棉制衣、天衡儿童等重点企业订单充足，生产形势较好，税收贡献好于去年。雁峰区特变电工、金杯电工、恒飞电缆、紫光古汉等骨干企业产值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6.36%、28.08%、34.51%、165.36%。
（五）服务企业成效有所提高
衡山县强化组织领导，确立了县委书记、县长、分管副县长、经信部门“四级联动”的调度机制，协调解决企业和项目建设中的问题，着力抓好以矿山企业为重点的规模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衡东县通过恒星公司贷款、县融资平台融资贷款等途径，帮助“两高两好”型企业解决“过桥资金”。珠晖区实行“项目捆绑责任制、项目包干负责制”，推动项目顺利开工、竣工、投产，以技术、市场、品牌为重点引导机械制造、盐卤化工、酿酒、农产品加工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转型升级。蒸湘区帮助企业获得各类贷款10亿元，支持鸿铭科技、鸿大等企业在新三板上市，帮助200余家企业招聘员工2000余人。
三、存在问题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全市来看，1～5月，县市区、市“两区一园”工业总产值增速为正增长的仅有6个单位，还有9个单位为负增长，整体呈现下行态势。从7县市来看，仅祁东、衡阳县2个县增速为正增长，全市增速最快的祁东县为14.5%，比增速最慢的耒阳市（-18.3%）高出了32.8个百分点。县域工业不仅没有对全市工业经济起到引领支撑作用，反而拖了全市的后腿。从全市“两区一园”看，松木经开区增速达成12.7%，分别高于白沙洲工业园、高新区12.5和25.4个百分点。
（二）工作措施不得力
部分县市区对当前工业经济下滑的严峻性没有高度重视，对市委市政府调度工业经济运行相关指示精神没有贯彻落实到位；面对清理历史虚增，担当精神不够，存在观望、抱怨、畏难思想，没有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弥补历史虚空；对待工业经济下行、企业发展困难等问题，办法不多，措施不力，习惯当“二传手”，工作浮在表面，没有落到实处；对国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尤其是项目资金支持的政策，研究不透、对接不够，没有积极宣传政策，没有引导企业运用财政资金实现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
（三）新增长点不太多
2015年以来，全市仅7家企业成功申报规模工业企业。1～5月仅有耒阳水晶水钻产业项目、晟邦科技蓝宝石晶棒生产线、衡山同远机械精密齿轮配套生产线、衡南泓盛年产150万吨砂石生产线、白沙洲工业园富士康工业新城、松木经开区先一塑胶等7个项目按期竣工投产，竣工项目少，新申报规模工业企业少，新经济增长点少，对全市工业企稳回升支撑力度不大。雁峰区、蒸湘区、石鼓区等由于“退城入园”影响，一大批企业迁入园区，如石鼓区受来雁新城拆迁和华耀城项目建设影响，已有3家规模工业企业迁出，2015年至少还有6家规模工业企业要迁出。高新区由于“退二进三”，实行战略转移打造总部经济区，传统规模工业发展受限，如湖南六和对原轮毂项目已经停产，新引进项目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产值。
（四）生产经营不景气
因市场需求不足，工业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祁东县四大铁矿全部停产，常宁市三家锡冶炼企业停产长达1年之久；受下游配套企业需求减少，石鼓区天雁机械、天然气公司产值下滑；白沙洲工业园富士康、欧姆龙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长期存在招工难、用工缺等问题，衡阳县得阳鞋业用工人数需1万余人，但目前只有工人3462人，企业用工缺口大；由于资金未到位，高新区紫光古汉衡阳制药三线建设、风顺车桥20万台（套）悬架技改等项目建设进展缓慢；因土地制约影响，衡南县电子产业园、金栋旺建材、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一批项目未进仓或进仓未批复，松木经开区仁发科技、湘硕化工、金鑫莱孚、鸿茂生物等项目难以落地。
四、对策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全力以赴稳增长
当前，规模工业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特别受统计核查，清退规模工业企业影响，2015年4、5月份全市规模工业经济下滑明显。对此，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要把稳工业增长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引导县市区正确认识清理历史虚增，逐步清理历史虚增，防止规模工业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或者“大起大落”。要层层传导发展压力，对县市区、市“两区一园”稳增长工作进行考核，每月通报，形成倒逼机制，尤其是对负增长幅度较大的县市区主要领导要进行约谈。要强化各级各部门协调配合意识，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优化政务服务水平，在全市形成关心、支持、服务规模工业经济的浓厚氛围。
（二）明确发展目标，强化经济运行调度
对照年初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对照全省发展水平，参照当前规模工业运行实际情况，明确各县市区发展目标，确保经济增长有预期、有标准、有底气。要建立健全书记、县长、分管理副县长、经信部门“四级联动”的调度机制，特别是经信部门要强化经济运行旬调度机制，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研究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提高经济运行监测水平。
（三）强化工作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规模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一是加快工业项目竣工投产，积极申报规模工业企业，形成更多的新经济增长点。二是加大对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规模工业企业力度。加大对成长性好的小微企业“一对一”帮扶，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协助企业办理进规模笼子的有关手续。三是加强联网直报。对乡镇、工业园区相关部门配置统计设备，给予基层人员补助，对新入规模企业笼子的企业给予适当奖励，做到应统尽统，客观真实反映规模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五）加强企业帮扶，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要落实对规模工业企业和创业创新减税降费政策，跟踪落实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研究制定先用电后交费企业名单，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引导企业通过品牌、技术、开拓新市场等差异化经营策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抵消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鼓励企业从长运发展考虑，积极改善用工环境，提高员工的社会福利待遇，培育和谐的企业文化，确保既有员工队伍稳定，又吸收外来务工人员；强化协调服务工作，协调组织银企对接、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对接、上下游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对接，为企业创造更多发展与合作机遇；深入企业对口帮扶，协调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素保障，对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汇总，由市政府交由相关单位限期办理，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走出发展困境。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讨论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建立了支持力评价的指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进行了评价。
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支持和带动作用〕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是否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与区域经济系统相协调，是否能够很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其支持程度如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川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指数，对东部10省市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进行评价，据此分析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的内涵
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指区域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适应、协调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定义为: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协调程度，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领能力_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规模，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与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第二，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二、支持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述支持力的定义和其两方面含义，建立指标体系，应包括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
其中，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模的大小，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科技经费支出额;’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规模的发展速度，采用科技活动少、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
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标也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大小，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两个指标2其中，论文、专著、专利数量指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来表达，指数计算方法是:结合科技司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实际情况，本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二1: 4: 5,最后将三部分汇成指数，称为论文、专著、专利指数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发展速度，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和新产品产值增长率两个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三、支持力指数评价模型
本文以上述支持力的定义和指标体系为基础，给出新的指标，即规模指数、贡献指数和支持力指数，分别描述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持力度
1.单指标指数计算模型
令x表示规模指标，y}表示贡献指标，其中;.l分别表示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选取的个数令x表示被评价的省市第i项规模指标的均值，令牲表}j s被评价的省市第j项贡献指标的均值
定义规模指标单指标指数和贡献指标单指标指数肠。分别为:
其中.i=1,2,3,4; j=1,2,3,4; m=1,2,11,10, n‘代表被评价的省市:s;‑为m省(市)第!个规模指标t-‑的指数;!h为贡献指标s}‑的指数
2.规模指数计算模型
区域创新系统的规模指标指数y，定义为4个规模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指数设各规模指标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i=1,2,3,4)，则区域创新系统规模指数计算模型为:
3.贡献指数计算模型
(2)与规模指数计算模型同理，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数模型形式为:
式中:，为区域创新系统贡献指数;气,j=1 ,2,3,4分别为经济贡献指标指数的权重
4.支持力指数模型
支持力指数是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综合从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支持力的定义可以看出，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是支持力指数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低水平，都会导致支持力的低水平。因此，支持力指数不适合用规模指数和贡献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来构造’
变权综合原理是因素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理不仅可以反映综合决策与评价中诸要素在重要程度上的区别，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要素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具体解释是:即使是最不重要的要素，只要其评价值为0，则总体评价为0为表达支持力指数中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不可替代性，下面给出支持力的变权综合指数模型:
式中:s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指数;w,指数y和贡献指数，的常权权重值lim s = 0，正适合不可替代性的要求显然，,w:分别为规模lim s = 0以及i训此外，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某一指标特别大时，其变权会变得较小，从而避免了由于某一指标值很大而使总体评价过程过高“
上式就是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指数模型。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进行测度，能准确地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科技、经济支持的程度和贡献
四、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支持力的评价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 )提出的将内地划分为“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的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其中，东部板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不一东、海南为一r能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价与比较，而东部版块的10个省市具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位特征相似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东部10省市的相关数据，评价这些省市的区域创新系统对该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年度指标数值采用2005年的数据，增长率指标数值根据2004年、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具体数据如表2
(1)按照(1)式计算单指标指数
(2)按照(2)式计算规模指数值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的意见，科技活动人员、利一技经费支出额、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等指标的权重分别取0.3,0.3,0.2,0.2a
(3)按照(3)式计算贡献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新产品产值、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新产品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的取值分别取0.2,0.4,0. 1 ,0. 3。
(4)按照(4)式计算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力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取0. 4，取0. 6。计算结果见表3
五、结论
从以上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指数为0.9800，在东部地区排名第5位。
【关键词】DEA模型；区域经济；效率评价；投入产出分析
1.引言
规划期为2009-2020年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对于辽宁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完善我国沿海经济布局，促进辽宁沿海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进一步增强辽宁省和东北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但是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也必然要立足于全省的合理规划发展中来，各地区合理均衡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促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根据《辽宁省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2011年辽宁省GDP达到17500亿元，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7，属于全国经济强省。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出，辽宁省自身经济的发展在地域上并不均衡。从经济总量来看，2011年，辽宁省各地区生产总值中，沈阳和大连远远领先于其它地区。GDP最高和最低的地区间差异达到10倍以上，显然地区间差异过大。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提高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效率，以促进辽宁省各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应该综合考虑该地区的资源、环境、就业、人口等因素。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发展效率问题的研究较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
金怀玉和焦立新（2010）采用数据包络的分析（DEA）的方法，对安徽省2006年和2007年的17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分析[1]；陆玉双和葛久研（2007）运用DEA模型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2]；续竞秦和杨永恒（2012）运用SFA方法，对2010年我国省级能源效率进行了评价，并比较了DEA与SFA方法在地区能源效率测量中的异同[3]；蒲勇健和罗巧利（2012）将Monter-Carlo模型和SFA模型结合了起来，以2004到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20家信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进行了评价[4]。
本文采用DEA分析方法，对辽宁省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而可以了解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情况，同时，也可以找出不同城市的投入产出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为非DEA有效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促进辽宁省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
2.DEA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于1978年开始创建。通过对经济系统的投入和产出比率的综合分析，DEA方法可以对经济发展生产前沿面上的规模有效性和技术有效性进行评价。所谓效率，从本质讲，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竞争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称。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而规模效率则反映了被评价对象是否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如图1所示，以函数图形的形式给出了单投入单输出情况下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具体含义[5]。
从表1可以看出，在辽宁省所有14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的综合效率值达到了0.8以上，均值为0.833，说明辽宁省各地市的经济系统总体效率较高。其中沈阳、本溪、辽阳和葫芦岛的综合效率值为1，表明这四个城市的属于有效的决策单元，而其它的城市为DEA无效决策单元。综合效率最低的为营口和铁岭，分别为0.655和0.65，表明相对于其它城市来说，这两个城市没能充分合理的利用现有的资源，造成投入产出效率过低。
关 键 词：Wagner法则；地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财政分权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2－0014－04
一、引言
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问题，一直吸引着经济学者的注意，人们希望能清晰地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然而，对于公共部门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存在人们完全接受的或经过充分检验的理论。在众多的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Wagner的“政府活动扩张理论”、Peacock 和 Wiseman（1961）提出的“时间形态理论”以及Musgrave（1969，1974）和Rostow (1971)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1-4]
对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德国经济学家Wagner通过对19世纪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和公共部门的情况进行考察后，提出了关于经济活动与公共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著名命题，后来Bird（1971）把它称之为Wagner法则，且认为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其公共部门增长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5]至于Wagner探讨的是政府支出相对于GNP的比例增长，即公共部门的相对增长，还是公共部门的绝对增长，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在此，我们按照Musgrave (1969)的解释，将Wagner法则定义为：随着经济中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增长了。[2]即政府相对规模与人均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而且人均收入是政府公共支出持续增长的原因。
Wagner法则强调经济增长是决定公共部门增长的基础，并假定经济的扩张将导致政府部门活动范围的扩大。该法则正确地预测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百年趋势，为后人研究财政支出增长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围绕政府支出增长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很多学者利用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跨国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展开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以检验该理论的有效性。如在利用跨国截面数据研究方面，Wagner和Weber (1977) 采用了34个国家的1950-1972年的数据对Wagner法则进行检验，发现在较富裕的国家支持Wagner法则。[6]Abizadeh和Gray (1985)将53个国家分为贫困国家组、发展中国家组和发达国家组，检验了这三组国家在1963-1979年间的Wagner法则，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组支持Wagner法则，而贫困国家组和发达国家组不支持。[7]Afxentiou 和Serletis (1996)对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个欧洲国家在1961-1991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不支持Wagner法则。[8]Thornton（1999）、Islam（2001）、Burney（2002）、Wahab（2004）、Chang（2004）等分别采用了现代计量技术中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所选取的分析对象进行检验，发现均支持Wagner法则的有效性。[9-13]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这些研究一般都是采用特定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跨国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来检验Wagner法则的有效性。而针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规模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尤其是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因此，本文将根据Musgrave (1969)对Wagner法则的解释，用各省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各省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的规模，以各省实际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增长，并考虑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以及贸易依存度等其他因素，采用我国28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在1995-2004年期间的数据来检验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以此来验证Wagner法则的有效性。
二、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化趋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改革充分调动了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图1给出了1978-2004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和人均GDP的变化。20多年来，人均GDP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的379元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10561元，是1978年的27.9倍，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根据Wagner法则，我国的政府规模是否也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而相应地提高了呢？
图1我国政府相对规模与人均GDP的关系
尽管1978-2004年我国的财政支出绝对规模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78-1995年期间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直至1996年才开始逐年有所上升。在图1中可看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6%，下降到1990年的16.63%，而1995年的11.6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此后逐步有所回升，从1996年的11.69%上升到2003年的21%，2004年又略有回落。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三个经济带的政府规模是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呢？在此，将我国28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含海南和，重庆并入四川）分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带，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10个地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8个地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和新疆10个地区。我们用1978-2004年三个经济带各省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横截面均值来表示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三大区域的政府规模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东、中、西部地区政府的相对规模
从图2中可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规模的变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呈现出一个U型变化的格局。从1978年开始逐年下降到1981年，随后逐年上升到1986年；再从1987年开始逐年回落到1995年，随后从1996年开始逐渐上升。（2）西部地区的政府相对规模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东部地区的政府相对规模最小。
三、计量模型与检验结果
1．Wagner法则的函数形式
尽管Wagner法则具有实证检验的优势，但是，要精确定义经济发展与政府活动扩张之间的关系，来表达Wagner法则最初的论述是困难的。在以往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对Wagner法则的检验并没有一致认同的标准函数形式，目前至少存在六种不同的函数表示形式，它们分别被不同的研究者（Peacock和Wiseman，1961；Pryor，1968；Goffman，1968；Gupta，1967；Musgrave，1969；Mann，1980）用来检验Wagner法则的有效性，并被后来的研究者不同程度地采用。这些函数形式的数学表述如下：
由于Wagner并没有明确说明政府支出是相对于GDP（GNP）的比例增长，即公共部门的相对增长，还是公共部门的绝对增长。而在经验研究中，上述六种表示Wagner法则的函数中，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发现(5)式被采用的频率最高，即人均GDP对政府相对规模的影响，也被认为是最符合Wagner法则的一种表示形式。因此，在检验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是否支持Wagner法则时，本文也采用(5)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2．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以上对Wagner法则的函数描述，都只涉及到两个变量。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还很多，在此，本文还将引入财政分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贸易依存度等控制变量。所以，在（5）式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了一个扩展的Wagner法则的函数表示形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区间为1995-2004年，其目的是为了检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对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GDP数据、预算内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数据、人口数据、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于1996-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数据来自于1996-2005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为了消除价格上涨因素，对各地区人均GDP以1995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
3．检验结果
表1反映了（7）式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结果。对全国样本，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的Hausman检验均拒绝接受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本文采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方法进行回归。
表1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相对规模的影响（1995－2004）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圆括号中的数字为t统计值的绝对值。FE（Fixed Effect）表示固定效应。
研究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实际人均GDP的系数在1％水平下都显著为正，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655、0.528、0.409、0.495。这表明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随着各地区实际人均GDP的提高，我国地方政府的规模显著扩大，从而证实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支持了Wagner法则的有效性。（2）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全国各地区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这与Wallis和Oates（1988）的假设一致。[19]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规模，这个结果与Brennan和Buchanan（1980）的假设也是一致的。[20]具体来说，转移支付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而缩小了东部地区的政府规模。这与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致的，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3）对外贸易显著地缩小了全国各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但对东部地区政府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这个结论与Rodrik（1998）的假设不一致。Rodrik（1998）认为，一国的经济越开放，来自外部的风险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国家为了抵御外部风险的冲击，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方式集中更多的经济资源，为在开放中的利益受损者提供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失业保险和就业培训，从而使政府支出增加。[21]即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其政府规模越大，政府规模和对外开放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特别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从而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使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缩小。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政府活动不断扩张的Wagner法则的分析，引入了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提出了一个扩展的Wagner法则的函数形式，并检验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28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在1995-2004年间经济增长、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以及对外贸易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实际人均GDP的提高，地方政府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同时，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也将导致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但对外贸易会使地方政府规模缩小。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支持了Wagner法则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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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模 规模效益 规模规划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50-01
一、城市规模涵义
所谓城市规模，通常是指城市的土地、人口及经济等方面的数量规定，它主要表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内，构成城市的各种物质和经济要素的集聚程度和数量多寡。通俗地说，城市规模就是城市的大小，它是城市吸引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大小的标志，是一个含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数量概念。
按照城市内集聚的要素不同，可以把城市规模分为城市空间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经济规模这三个互相关联的部分。其中，城市空间规模是指城市占用、使用土地范围的大小，通常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城市人口规模是指城市人口的数量，通常以市区的常住非农业人口作为标准；城市经济规模是指城市经济中诸经济成分，诸产业部门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诸方面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它是城市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一般用城市资产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和经济当量等复合指标来表示。城市资产规模是指城市自身所拥有的财产规模，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它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基础，城市资产规模越大，城市规模相对也越大。城市市场规模是指城市市场的数量、等级、辐射力以及市场交易流量。市场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规模扩张是否具有较强的张力，市场规模越大，这种张力也就越大。经济当量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主要反映在一定城市规模下的单位经济实力。
按照城市内各种要素集聚的程度和数量多寡，一般可以把城市规模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等几种类型。这种类型划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总数、城市人口数、城市化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政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则将2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超大城市。人们一般都把中国的城市规模划分为五个等级，即超大城市(城市人口在200万以上)、特大城市(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大城市(城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中等城市(城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和小城市(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下)。
二、城市规模经济
城市规模经济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它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城市生产、生活以及建设与运营的单位成本递减、经济效益递增的现象。城市较高生产力和递增收益首先来自城市规模经济，城市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居民个人、企业和城市。
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城市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居民工资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两个方面。美国的有关研究表明，城市的工资水平是城市规模的一种函数，不同城市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可以用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来解释，并且工资水平大致上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的。在消费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会具有更加多样化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这种多样性可以增加产出和效用，使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也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生活的居民能够得到相对较多的便利或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城市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效益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及市场容量的扩大。美国58个大城市研究结果表明，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生产率要比规模较小的城市生产率高出8％。城市人口增加一倍，与之相联系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6％，市场容量大小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相关，市场容量越大，企业获得的需求支撑也越大，而且市场容量增大势必带来劳动力队伍的壮大和劳动技能的提高，企业更会因市场容量的扩大而享受到更多更便捷的服务。这些因素，都将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从城市角度来看，城市规模经济带来的城市规模效益是指整个城市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是由于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生产中的范围经济，商品交易中的规模经济以及信息传递的规模经济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城市范围内的规模经济的出现。以信息传递的规模经济为例，信息和知识的交流由行业内部扩展到了行业之间，不仅使人力资本的形成获得了正外部性，而且交流作用于生产活动，提高了生产力和工资水平。
一般来说，城市规模与城市规模经济存在一定的正的相关性。超大、特大、大、中等以及小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不同，这一点有不少研究并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在我国，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韩士元(2004)选取了2000年的20个超大城市、20个大城市、20个中等城市的GDP和利税总额数据，分别计算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和利税总额数据，分别计算这些城市的人均GDP、人均实现利税指标，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2000年，20个大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超大城市的49％和50％；20个中等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大城市的88％和65％，20个超大城市的人均GDP和人均实现利税分别为20个中等城市的2.32和3.08倍。
城市增长与城市规模发展所谓城市增长，其实是指城市综合体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很显然，城市增长包括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城市量的增长包括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增长，城市规模的增长具体表现为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量方面的增长。城市质的增长是指城市素质的增长，表现为城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城市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制度的变迁、管理的改善、环境的优化以及市民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城市质的增长会使城市更为美丽、更清洁、更和谐、更文明、更富裕、更高效、更民主、更富有活力。
今年以来，全市工业系统全面贯彻落实全省经贸工作会议和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对工业经济运行的分析，着力抓好经济运行、自主创新、工业投入、结构调整、节能降耗和开拓市场等重点工作，工业生产、销售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当前我市工业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市工业经济延续去年以来的稳定增长态势，增幅高于全年计划目标。截止4月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222.73亿元，同比增长19.3%，与去年1-4月份工业增加值比增24.09%相比，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放慢了4.79个百分点，基本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走势，增速有所放缓。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5.6亿元，增长25.68%；实现工业利税69.7亿元，增长21.3%，工业生产、销售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均高于全年工业发展计划目标增速。
按隶属关系来看，中央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32.48亿元，增长4.17%；省属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59.11亿元，增长16.41%；市及市以下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31.14亿元，增长22.74%。
按轻重工业来看，轻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51.25亿元，增长10.85%；重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71.49亿元，增长20.38%，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8个百分点，轻重工业比例由去年同期的23.6：76.4变化为23：77，重工业比重提高0.6个百分点。
按经济性质来看，公有制经济实现工业增加值129.75亿元，增长12.37%；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工业增加值92.98亿元，增长27.56%，其中三资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4.53亿元，增长10.65%。
（二）工业产品出口稳定增长。1-4月份，全市对外贸易势头良好，出口持续增长，出口总额累计完成7.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2％。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势强劲，出口完成3.66亿美元，同比增长90.6%,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现4423万美元，增长79.8%。骨干企业出口带动作用不断增强。重汽集团、山水集团、轻骑集团、玫德铸造、松下公司5家大企业1-4月份出口2.16亿美元，增加出口1.36亿美元，拉动全市出口增长23.7个百分点，其中重汽集团增加出口9331万美元。
（三）重点工业产品产量生产增势强劲。从全市重点调度的50种工业产品看，有37种产品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占74%。其中投资类产品和部分轻、纺织产品保持稳定增长,如水泥熟料增长53.41%，水泥增长40.53%，钢增长15.84%，钢材增长26.04%,生铁增长21.09%，载货汽车增长20.44%，改装汽车增长26.77%，变压器增长33.44%,电站锅炉增长33.64%；半导体器件增长48.51%，灯具及照明装置增长42.82%，机制纸增长36.66%，塑料制品增长36.85%，布增长78.14%，纱增长3.6%等。
（四）工业经济效益较一季度有所好转。1-4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工业利税69.7亿元，同比增长21.3%，增幅较一季度上升1.45个百分点；实现工业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8.16%，较一季度上升1.2个百分点；亏损面达到20.91%，比一季度下降1.02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数较一季度减少17户；亏损企业亏损额为4.1亿元，同比下降5.4个百分点，较一季度下降19.87个百分点。工业经济效益的好转主要得益于几户大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和全市规模工业的亏损情况有所好转。
（五）规模经济特征更加突出。在政府多年来扶优扶强政策的推动下，我市工业的规模经济特征更加明显，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企业达到70户，同比增加5户。合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3.94亿元，实现利税42.26亿元，实现利润16.82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61.5%、60.64%、54.2%，均超过了50%。济钢、重汽、炼油三家企业1-4月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7.44亿元，同比增长32.68%，占全市规模工业的比重达到32.2%，对全市的贡献率达到38.9%，拉动全市主营业务收入增长9.98个百分点，规模经济特征更为明显。
（六）非公有制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的比重明显提高。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有制企业达到1318家，比上年同期增加199家；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和利润的增幅分别为27.56%、30.34%、37.18%和38.28%，分别高出全市平均增幅8.26、4.66、15.86和30.1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工业增加值92.98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5.68亿元，利税33.49亿元，利润19.6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为41.75%、46.2%、48.1%和63.3%，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2.7、1.65、5.56和13.78个百分点。
（七）、产品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是当前企业增产的主动力。截止4月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241.8亿元，同比增长13.5%，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1.93%，同比上升8.58个百分点。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排前50位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看，除8户同比减产外，其余均增产，其中，增幅达到3位数的有6户；50%-100%的5户；20%-50%的7户；10%-20%的13户；10%以下的10户，还有1户为去年3月后投产的。
（八）煤电供求基本协调。今年以来，煤炭、电力等重要生产要素供应保持稳定。1-4月份，我市重点用煤企业累计购进煤炭319万吨，消耗288万吨。截止4月底，重点用煤企业煤炭库存48.2万吨，比年初增加5.5万吨。1-4月份，全市发、供、用电保持增长的势头，电力生产和供应安全稳定，确保了国民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全市累计发电量为28.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6%；全社会用电量为5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其中工业累计用电3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4.3%，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虽然当前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形势较好，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和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将制约工业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引起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生产增幅明显回落。截止4月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增幅列全省十七个地市的最后，比全省平均增幅低6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4.79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回落2.35个百分点，增速有所放缓。
（二）、全市产销率不高。1-4月份，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产销衔接效果不如去年同期，累计实现工业销售产值734.2亿元，同比增长15%，实现产品销售率96.95%，同比下降0.56个百分点。
（三）全市工业经济效益增幅偏低。今年1-4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虽然比一季度有所好转，但与去年同期相比，经济效益增幅仍呈现回落态势，截止4月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工业利润31.02亿元，同比增长8.16%，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了9.7个百分点。
（四）资金、运输等生产要素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仍然存在。近年来，在宏观调控政策、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生产规模扩大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一直未得到根本缓解，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简阳市为四川省农业大县，2006年以来，随着我市现代畜牧业经济强市战略的强势推进，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带动了一大批农户参与养殖，规模养殖场、集中养殖小区大量涌现。通过种养结合，畜牧业排泄物以沼气为纽带，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了全市农业循环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体系雏形初步形成。现已建成东湖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杨森乳业万古奶牛示范场循环经济园区等6个农业循环经济园区。下面以东湖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为例，对农业循环经济园区建设进行分析、总结，提出简阳农业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思路。 一、东湖农业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情况 1.园区现状东湖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区位于四川省简阳市平泉镇，西距简城镇7km，国道318线横穿园区，交通优势明显，地处沱江岸边，水源条件较好。其核心园区位于平泉镇进步村、长春村，共22个社，现有耕地面积3668亩，其中田35亩、土3633亩，有农户1183户，人口4063人，其中劳动力2128个。园区先后引进了东湖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科瑞农牧公司等龙头企业；引进了建德蔬菜专业户、蒋宣泽蔬菜专业户等业主，组建了建德蔬菜专业合作社，建有标准化大棚蔬菜基地150亩，露地蔬菜基地1000余亩。 2.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依托东湖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场，利用沼渣沼液进行施肥和灌溉，杜绝污水排放。按照“猪—沼—菜”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加强沼液的综合利用和配套管网建设，充分利用沼渣、沼液进行无公害蔬菜生产，实现了园区系统内的内循环、零排放。 3.合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民打破传统种养模式，走出庭院，变零星经营为规模集中经营，采用引进企业、业主租赁土地，农民就近务工就业或农民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自行耕作等方式经营。同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自发组织建立合作社，按照统一规划及产业框架，统一园区的经营和管理，在业主的带动下，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种养产业。现已引进了东湖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科瑞农牧公司等龙头企业，引进了建德蔬菜专业户、蒋宣泽蔬菜专业户等业主，成立了建德蔬菜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 4.经济效益2009年，以平泉镇进步村11、12社和长春村6、7、8、9社约2000亩耕地为优质蔬菜种植核心区，规模化种植达到2000亩，实现园区总产值800万元，农民人均在蔬菜上收入达2000元。预计到2011年末，推动核心区向平泉镇新桥村、黄岭村延伸，集中土地3000亩，打造园区集中区，同时辐射带动平泉镇龙溪、石马、竹湾等村发展种养循环经济，使辐射带动区达到7000亩以上，形成优质蔬菜特色支柱产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东湖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1.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以畜牧业的发展为基础，以沼气建设为纽带，以循环利用为依托，以种植业为载体，以沼渣、沼液作肥料发展无公害设施农业为重点，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的现代农业循环模式。首要条件是依托规模养殖场的健康、良性发展，但由于目前我市规模化养殖业基础差、底子薄、抗市场风险能力不强，因此农业循环经济的基础———规模养殖场的运行不稳定，影响了后续循环利用的种植业的良性发展。 2.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层次较低 目前我市农业循环经济园区是在低层次运行，效益不明显。园区种植业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的粮油作物、水果、蔬菜的低层次常规种植上，园区种植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程度低，没有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无品牌效应，经济效益不是很高。 3.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园区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农业循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大多数养殖企业、集中养殖小区资金投入都在养殖上，没有资金投入排泄物的沼气化处理和循环利用设施建设，只有极少数市上扶持的重点养殖企业的粪污处理和循环利用设施，才得到了政府补助或项目扶持。养殖场的粪污处理、循环利用设施同养殖规模不配套，造成了面源污染，带来新的环境和社会矛盾，影响了规模养殖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4.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 农民群众的参与园区建设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影响和制约着农业循环园区的发展。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有一个过程，必须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激发其参与的热情。目前有部分农户，对园区建设持观望态度，群众参与度不是特别高。 5.农业面源污染有加剧的倾向 处理集中养殖产生的大量粪污，成为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粪污的沼气无害化处理、沼渣沼液综合利用设施的建设，种植业结构调整，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等因资金投入不足、配套不完善，使养殖业排泄物处理和利用不彻底，难以达到内循环、零排放的综合利用。 三、加快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考 1.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加大宣传 发动的力度，动员农民群众积极投入园区建设，按照园区的统一规划，种植优质、高效的蔬菜、水果，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充分发挥业主的示范作用，采用现场会的形式，用生动的实例，向农户展示优质的种养循环经济模式和良好的经济效益，激发其参与意识，吸纳、带动农民群众投入园区建设和经营。 2.制定相关政策，扶持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过来，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影响和制约着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比如，制定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和农户参与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制定的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促进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p#分页标题#e# 3.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不仅经济效益可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也非常显著，政府应着重从农业循环经济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角度考虑，结合优化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落实投资政策，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应当从政策上、资金上、项目上对农业循环经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予以支持，重点解决园区内的道路、沟渠、大棚、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金融信贷政策也要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4.加强部门配合，提供技术保障 农业循环经济园区的建设，涉及多个部门，需要整体规划，相互配合协作，给予园区技术支撑，特别是涉农部门，要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种养业的生产和经营提供技术服务，要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进行指导，保障园区的标准化生产。 5.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农业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必须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旅游规划、产业规划等进行合理布局。同时养殖业和种植业也是相辅相存的关系，规模养猪场要长久、健康发展，周边必须要有足够的农田消纳通过沼气化处理的粪污产生的沼渣、沼液。 6.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要求，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种养产业，形成园区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建品牌，进入超市，在消费者中增加影响、取得认可、占领市场，争取在短时间内，创建地方知名品牌，做大、做强、做响品牌，扩大市场销路，提升销售档次，以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二、克鲁格曼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ic Geography）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开始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能够导致收益递增。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证明了 工业 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并阐明由于处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S模型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即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由于垄断竞争的特性，其要素报酬也越高，从而越吸引劳动力的集中——如此便可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克鲁格曼在D-S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克鲁格曼(1991) 在 总结 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并建立了他的中心—模型②(the core-periphery model)，认为两个对称的区域会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周边区域，从而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的内在运行机制。克鲁格曼在模型中指出有两种力量决定着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是收敛还是扩散：向心力（centrepetal force）以及离心力（centrefugal force）。向心力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分布反映在产业层面上就是产业集聚，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非常重视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中心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总是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同时并向小市场出口的趋势；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对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进而节约了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支出；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少的地区集中，也就是说，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就会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向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进；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的扩散。该模型的主要经济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②，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中心—”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人中的制造业份额。这一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中心一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 网络 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经济一体化的反义）。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的力量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工资的诱惑而向集聚区内迁移，这一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后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中心—模型的结构 内容 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中心—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产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中心—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编辑。 新 经济 地 理学 特别强调和关心“货币外部性①”，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货币外部性”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1991)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货币外部性”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外部经济的重要性程度就更广泛一些，尤其是与市场规模效应变化有关的外部经济”。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货币外部性”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克鲁格曼（1991）认为，正是与供给、需求相关的货币外部性导致了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和中心——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货币外部性不产生福利 影响 ，也不会产生动态性 问题 。但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假设下，货币外部性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克鲁格曼(1996)还建立一个动态多区域模型( “race track economy”model)来解释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力量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结构部分呈环状等距离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 发展 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Fujita Venables合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 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 理论 ”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 分析 ，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产业集群模型中。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 企业 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 交通 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克鲁格曼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 工业 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 历史 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 研究 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①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在克鲁格曼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 方法 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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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试图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它们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同时,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因而也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经济地理学应看作是对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化,甚至可以认为,新贸易理论将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于新经济地理学之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进,经济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之间而是区域之间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