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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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沼气工程项目的实施，不但可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变废为宝，生产可再生的清洁能源，而且可作为实施循环农业的纽带，通过沼渣沼液的还田利用，构建“养殖业－沼气－种植业”的循环农业模式。现以300m3沼气工程为例对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进行效益分析。
1．1工程投资运行费用
1．1．1建设费用。包括主要建、构筑物(原料预处理池、厌氧发酵罐、储气柜、配套设施等)建设费用91万元;污水发酵系统主要仪器设备购置费用(污水提升泵、脱硫塔、管道阀门及配件、沼气锅炉及沼气余气利用装置等)30万元;项目建设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工程设计、监理费等)9万元。共计130万元。
1．1．2原料费。发酵原料主要为养殖场畜禽粪便，由于畜禽粪便在沼气发酵过程中损失很少，沼气工程运行原料费用忽略不计。
1．1．3年管理维修费。主要包括沼气工程运行管理人员工资、正常维护保养、配件更换等费用，共计6万元。
1．2产出效益
1．2．1能源效益。农村沼气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减少养殖场原煤、石油液化气、电力等商品能源以及薪柴、秸秆等非商品能源的消耗。300m3的沼气工程平均年产可实际利用沼气54750m3(取容积产气率0．5m3/d)，沼气热值为20935kJ/m3，取沼气利用设备热效率为60%，计算得300m3沼气工程年实际可获得热量687714750kJ。目前扬州地区农村生活炊事用能多为电能和石油液化气，该研究选取电能和石油液化气产出等量热量的费用支出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沼气工程年能源效益的依据，结果见表1。
1．2．2种植业效益。沼渣和沼液统称为沼肥，经过沼气发酵处理的沼肥，一方面抑制和杀灭了大部分有害病菌和虫卵，同时又富集了养分。比如，沼渣的有机质含量为40%～60%，含全氮10%～20%，全磷0．4%～1．2%，全钾0．6%～2．0%［12］;此外沼液内还含有激素类物质，能刺激作物生长，同时具有抑制细菌、病虫害发生的作用，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年猪存栏3000头养殖场实施300m3沼气工程后平均日处理猪粪污17．7t，沼渣、沼液年产量6000t左右;沼渣、沼液作为养殖场业主农田肥料，年可节约肥料费用12万元。
1．3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各项财务指标
1．3．1财务净现值。财务净现值是考察项目在计算期内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指标。300m3沼气工程的年能源效益与种植业效益之和为29．4万元。取沼气工程的正常使用年限为15年，基准收益率10%作为评价标准，沼气工程项目成本和收益如表2所示。由上述计算公式及表中数值可得户用沼气池计算期财务净现值(FNPV)为47．98万元。
1．3．2动态投资回收期。动态投资回收期是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前提下，投资项目回收投资所需的时间，通过计算从项目投资之日起，用项目各年的净收益的现值将全部投资的现值收回所需的期限的长短来判断投资项目风险大小。其计算公式为:动态投资回收期(N)=累计净现金流量开始出现正值的年份数－1+(上年累计净现金流量的绝对值/当年净现金流量)=9－1+(5．16/9．92)=8．52(年)。
1．3．3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指项目在整个计算期内各年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它反映项目所占用资金的盈利率，是考察项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评价指标。其表达式为:FNPV=∑nt=1(CIt－COt)(1+FIRR)－t=0式中，FNPV为财务净现值;CIt为第t年的成本;COt为第t年的收益;n为项目运行年限;FIRR为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内部收益率根据财务现金流量表在Excel中运用函数IRR求得为16．1%。
2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效益分析结果
以扬州农村地区使用较多的电能和液化石油气作为参考燃料，取沼气工程正常使用年限为15年，基准收益率10%作为评价标准，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各项财务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工程的财务净现值为47．98万元，为正值收益;内部收益率为16．1%，高于10%的基准收益率;动态投资回收期为8．52年，回收期稍长。各项指标表明，该项目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指标良好，经济效益显著，但投资回收期稍长。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建设不仅为养殖场业主提供了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和优良的有机肥料，而且在生产沼气过程中处理了养殖场畜禽粪便及冲洗废水，有效地减少了养殖业废弃物通过自然堆沤方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该研究把沼气的能源替代效益和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施用节约的化肥、农药购置费用作为计算沼气工程收入的来源，但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只有部分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业主配套拥有相应的消纳沼肥的农田、果园、蔬菜基地等。许多沼气工程业主以养殖业为主，沼肥的农田使用主要依赖周边农户，实践中由于沼肥在运输和施用上的不便养殖场周边农户付费使用沼肥的意愿并不高。同时，沼肥每天连续产生与作物施肥季节性存在矛盾，因此实践中部分沼气工程业主免费把沼渣沼液提供给农民进行农田的施肥和灌溉。在投资回收期本已稍长的情况下，缺少了沼肥的经济收入，导致了部分沼气工程后期运行经济效益弱，甚至缺乏盈利能力。因此，在目前政策环境下，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想要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工程业主必须配备足够消纳沼肥的自有农田，以沼肥代替化肥节约种植业生产成本，提高“三沼”经济附加值，实现种养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3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存在的问题
3．1“三沼”综合利用工作有待加强叶小梅等对江苏省21处大型沼气工程运行情况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沼气工程由于上网发电困难，沼气用途单一，所产沼气均用于养殖场自身的生产生活用能，大量多余的沼气被白白浪费。徐庆贤等对福建省养殖场沼气工程调查中发现，有近82%沼气工程所产沼气实际利用率低于30%，其余沼气均排空，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实践中部分沼气工程所产沼渣沼液没有充分利用，而是随意排放到了池塘沟渠中，造成了环境的二次污染。
3．2沼渣沼液安全施用工作有待加强沼气工程所产的沼液沼渣作为肥料大量用于农田，其安全性不容忽视。工程实践中，许多养殖场沼气工程排放的沼渣沼液中粪大肠菌群等致病菌数量还未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等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的限定值，沼渣沼液施入农田后存在病原生物污染问题。另外，受饲料和兽药的影响，沼肥中除了营养组分外，还存在重金属、农药残留物等问题。
4结论与建议
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项目在做好“三沼”综合利用的条件下，项目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各项指标良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具体工程实践中，只有部分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业主配套拥有相应的消纳沼肥的农田、果园、蔬菜基地等。许多工程业主主要从事养殖业，沼肥免费提供给农民进行农田施肥和灌溉，缺少沼肥的经济收益，导致了沼气工程后期运行经济效益弱，甚至缺乏盈利能力。沼气工程除具有内在的经济效益外，还具有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外部效益。而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健康意识的增强，农民对优美良好生活环境的诉求越来越高，沼气产业处理农业废弃物、生产可再生清洁能源、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将越来越受重视。因此，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尝试新的工程补贴政策，成为农村沼气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转变发展思路，突出沼气工程建设的社会公益性从表面看，沼气工程是养殖场业主为了解决养殖场粪污的问题建设的粪污处理工程，具有纯个体物品的属性，但是在保证我国肉类粮食供给安全和农村优美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沼气工程建设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质。因此，应把推广和使用沼气技术作为农村环境整治、节能减排的公益性工作来抓，引入市场机制，借鉴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财政补贴制度，建立基建补贴与沼气终端产品价格补贴相结合的补贴方式。通过立法等方式，建立用气价格补贴或者发电价格补贴标准。通过政策引导，营造开发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良好政策氛围。
4．2做好“三沼”综合利用工作，发挥沼气产业在循环农业中的纽带作用做好“三沼”综合利用是规模畜禽场沼气工程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前提基础，沼气工程项目在调研立项时应同步考虑配备与养殖场规模相当的吸纳沼渣、沼液的农田。不断探索“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适合各地实际的循环农业模式，延长沼气产业链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排放量，以实现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双赢”。
关键词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5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23
“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是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前者认为，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后者认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比相对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虽然两种假说在学界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如果不存在，什么因素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本文综合考虑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建立新兴古典模型并进行超边际分析，对提出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为政策工具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Malthus T R[1] 认为过快增加的剩余人口会消耗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打破经济增长的正常秩序，降低人均消费水平。Solow[2]认为，资本一定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单位产出就越少。Krugman[3]将D—S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国际贸易中，预见人口规模越大，均衡的消费品种类越多，生产率越高，每种产品的成本越低，人均真实收入就越高。Easterlin[4]发现没有合理的数据显示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自Gelb[5]首先提出资源诅咒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Wright，Czelusta[6]认为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统计学选择性误差问题。Lederman，Maloney[7]认为，资源诅咒的结论缺乏稳定性，部分指标的筛选缺少相关性，另外，限于数据的制约，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跨国数据难以准确描述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Alexeev，Conrad[8]用人均资源占用率来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结果表明，在长期，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在国内，学界对于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并没有达成一致。徐康宁、王剑[9]，胡援成、肖德勇[10]等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个层面上资源诅咒存在。方颖、纪衎、赵扬 [11]转换了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在城市数据层面资源诅咒并不成立，不过资源丰裕的城市对省内其余城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我们认为，关于“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学界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依据和检验技术两个层面。在理论分析层面，现有文献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研究重点放置于资源分配，而忽略了组织结构。在实证检验层面，现有文献一方面各自独立地对“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进行检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仅注意搜寻经济增长的一般要素，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真正支撑点和动力源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分工演化，运用新兴古典全局均衡分析方法，将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融为一体，综合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系统阐述了两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诅咒”和“人口规模”等命题均是伪命题，交易效率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只有通过交易效率的传导作用，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才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2 构建模型与超边际决策
王智新等：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1 产品和资源不存在固定费用的新兴古典模型[12]
经济系统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包括两种产品x，y。该经济系统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摘要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计量分析的必要性问题
正如伟人讲过的，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还在于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成为实践的指南。计量分析的目的，应当是深化对某一论题的认识，而不是矜博炫难，“向‘学术界’吐露一下以获得荣誉和褒奖”。一些银行经营中的一般性常识用计量方法去验证，只会造成研究资源的浪费。如近期某刊发表的《对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经过繁琐的计量后得出结论：“风险、资本以及资产质量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决定规模经济水平的重要变量”。文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说明，银行资本、资产质量对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益存在影响，分析银行规模经济问题时应考虑银行资本与资产质量两个因素。事实上，资本规模与结构影响股东权益回报率，资产质量直接影响资产收益水平，都是影响银行经营效益及规模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这在银行经营中是常识，是毋庸繁复计量就人所共知的结论。用人所不知的复杂方法，论证人所共知的常识，只能是对研究资源的浪费，对人类经济学知识的增长，没有丝毫有益的贡献。
计量模型的科学性问题
近年来，各刊发表的一系列计量分析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文章，都涉及到计量模型的选择问题。如2004年某刊发表的《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及建议》一文，设定了所谓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将银行总成本的自变量假定为贷款与投资余额、存款总额、人均工资及福利费支出、累计固定资产折旧与年度固定资产的比率、存款付息率等等。其他相关文章也一律给自己的计量模型起了个很炫目的名称，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分析变量间的自相关性过高且一般都没有进行自相关性检验，一些财务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反映银行经营绩效。更突出的问题则是Yeh1996年发表的《财务比率关联分析在银行运营评估中的应用》一文中反复警示的，即这些模型缺少理论依据，计量因素选择往往具有随意性。如上文就并没有说明，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中“假定”这些自变量的原因，只是开宗明义就“假定”这个“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存在。计量分析中模型错误，会使所有的计量努力都毫无意义。因此，这些作为计量基础的成本或利润函数本身的科学性，需要作审慎的论证。如果仅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判断而特意设定特殊的成本或利润函数，再根据自己“假定”的函数开始计量分析，并据以得出许多振振有词的“结论和建议”，纵使数据纷烁、奇说百端，也与科学研究的初衷相差甚远。
财务指标的有效性问题
受制于银行财务数据的可得性，前述两篇计量分析文章在银行利润与资产规模的相关性计量分析不同产权类型银行的规模经济状态时，均没有深入讨论财务指标的有效性，就选择了账面利润这一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的财务指标。2005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往往用营业利润等指标评估经营效益，账面利润的多少取决于拨备计提政策，赢利丰盈而准备计提极少的银行往往只显示了过于重视当期损益的经营风格，用账面利润指标去计量分析各行的规模经济状况，实际上注定得出的都是些值得推敲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回归数据的分析普遍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
其一，是缺少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的考察，而是仅仅根据计量数据简单武断地推导出了一系列颇具片面性的结论。如《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及建议》一文就用1994～2002年银行财务数据计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大于1.0，表现出规模不经济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大于1.0，表现出规模经济性。”接着又根据这一结论推断，国有银行“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在于国有产权性质，改革的出路也只能是改变银行的国有产权属性。姑且不论这种用所谓“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计量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就只用产权性质来简单解释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绩及规模经营状况的说法，就非常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产业资本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存贷利差缩小、改革成本向国有银行转移的大背景下，国有银行经营效益的下滑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马克思讲，庸俗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一系列论述错误的关键成因就在于缺少“历史的考察”。在不考察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的情况下，简单地用产权类型等解释一切、评判一切，是近年来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非常浅薄的见解。在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压力加大、社会就业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如急剧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迅速硬化信贷约束，恐怕不仅不会改善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态”，还会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其二，是用非常武断的措辞论证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判断。如2005年某刊发表的《基本超效率模型的中国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一文，在计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国有商业银行尽管规模庞大，但属粗放型经营；股份制商业银行尽管规模较小，却是集约化经营。”由于学界对“粗放型经营”、“集约化经营”等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判断标准，这些结论的有效性无从推敲评判。更重要的是，前述一些计量分析文章在对国有银行“粗放型经营”、“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探讨时，还得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市场垄断地位”，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等结论。事实上，这些说辞其实是经不起经济学常识推敲的，违背了经济学对“垄断”的一般定义。《新帕氏经济学辞典》讲得清楚，“现实意义的垄断，指单一的不受市场竞争的厂商”。《市场经济学简明辞典》：“垄断市场指某一生产部门只有一家企业，整个市场产品由这家企业提供，且没有相近的替代品的市场类型。”判断是否垄断，看市场上提供同质产品的厂商数量及其有无竞争，是根本不能将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总概起来当作一个企业看待，并进而评判其是否具有垄断地位的。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总概起来讲是“垄断的”，则大多数国家“非国有银行”总概起来更是垄断的，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虚辞？
1.1 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环境逐渐好转,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还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且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繁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际威望与日俱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和国际友人迫切希望参观中国的新面貌,同时海外的华人华侨和香港、澳门的同胞也渴望回国、回大陆探望亲人。顺应时展和潮流趋势,新中国于 1954 年建立第一家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其经营范围是中国的国际旅游业务,主要为访华外宾提供食、住、行、游等基本旅游服务。进入六十年代,中法建交,中国建立起了与西方沟通的桥梁。1964 年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这为中国旅游业的兴起做好了铺垫。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旅游的发展,划拨3.6亿元建造旅游饭店、添置旅游交通车辆等设施。1981年改革旅游体制,实现了旅游行业的“四个转变”。1986年成立了第一个旅游全行业协会—中国旅游协会。它为会员、行业、政府和和社会服务,其主要工作是协调、监督、自律、咨询等旅游相关工作。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和组织国际性、地区性旅游活动的机会增加,旅游业重要慢慢凸显出来,199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时至今日,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
有关学者对位序规模理论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初期。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不断有大量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该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位序规模理论是城市地理学中的基础理论,在相关的研究中位序规模理论也是经常被引用的理论方法。在旅游地理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的学者主要是侧重在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这两个基本方向,对入境及国内旅游规模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时间角度的研究主要是侧重研究旅游规模的时间变化规律,空间角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旅游规模的空间不均衡特性进行分析。目前使用位序—规模理论进行区域旅游的规模变化研究文献不多,我国主要有靳诚,戈冬梅、周彩屏这几位学者采用该理论分别对长三角、江西、浙江的旅游规模差异进行了研究,这为本文进行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目前国内旅游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与之不相称的旅游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基础理论尚处在构建和逐步完善的阶段,同时针对旅游规模差异及分布的研究还是处于初步的摸索阶段,与旅游规模差异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富有创造力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分析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探索出一条研究区域旅游规模差异定量化分析的新道路,以期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协调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1.2.2 研究意义
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促使旅游业迎来了黄金发展阶段。但是旅游业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性导致其内部矛盾加剧,同时又缺乏相关政策的规范,不同地区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极为普遍,这导致旅游业整体效益持续降低,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规模差异相差甚远。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旅游规模差异的研究已迫在眉睫,同时为了探究其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对旅游规模分布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本文力求对甘肃省旅游规模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重点研究甘肃旅游规模差异化发展的特点,学者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的有关研究着作较少,定量研究同样缺乏,本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憾,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及分布协调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甘肃省做为西北旅游资源大省,旅游规模的可协调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甘肃省现在面对的是在保证旅游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一些手段使旅游规模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在结合自身实际及政府政策倾斜的情况下实现跨越式的增长,才能保证整个甘肃省旅游规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及规模分布的研究,找到旅游规模发展中的不协调因素,寻求各地州旅游规模发展的潜力空间,希望能对甘肃省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旅游规模发展战略提供借鉴意义。
2 旅游规模差异的理论基础
2.1 相关理论概述
2.1.1 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众多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系统的区域发展理论开始发展,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的成熟和完善,传统工业区的核心地位在加强,核心—边缘地理结构的逐渐形成和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的空间布局结构。从理论视角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的是区域发展的长期轨迹,二是在宏观的研究背景下,区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区域均衡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更多的是取决于长期的发展轨迹的优劣,决定这种优劣性好坏的是历年区域均衡发展的内部均衡度。
甘肃省的旅游规模差异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并注意旅游规模差异发展的态势,并将差异化发展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争取实现甘肃省旅游规模的协调发展。
2.1.2 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体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的方法,通过建立经济模型,主要观察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要实现稳定的协调的增长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众多的经济增长定义中,最常见的定义有两种,一种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持续增长;另一种为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产出的长期过程中的持续性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的原因和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的不断增加,即用货币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加,通常是采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衡量。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中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的选取有很大区别,经济地理学中主要选取自然环境、技术水平、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为主要影响因素,而经济学中则更关注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政治制度和
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2.2 相关研究指标概述
2.2.1 标准差
标准差也称均方差,是样本中的数据偏离该样本平均数的距离的平均数。标准差能反映一个数据集样本的离散程度。
本文主要用标准差反映甘肃省14地州的旅游收入绝对差异,衡量各个地州偏离整个甘肃省平均旅游收入的程度,以便跟清晰的看到甘肃省旅 游收入的绝对差异。
2.2.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主要用来测量收入分配差异的程度。它的值是0和 1之间,越接近0往往表明了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反之,则表明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的趋向。根据国际标准,通常基尼系数大于0.4这个警戒线,社会很容易出现动荡。当基尼系数超过0.6,它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收入差距。由于基尼系数显了示贫富居民之间的差异程度,可以更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预测,预警和预防两极分化的出现。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是用基尼系数代表旅游收入在甘肃省14地州的相对差异程度。当基尼系数等于1时,说明甘肃省的旅游收入全部集中在一个城市;当基尼系数等于0时,说明旅游收入在14地州之间的平均分配。当然上述情况只是理想状态下的绝对情况,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出现。所以基尼系数的值处于零到一之间,越接近零,代表旅游收入越趋近于平均分配,反之则代表旅游收入的不平均分配。
3 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分析 .........15
3.1 基础数据来源和处理...................15
4 甘肃省旅游规模分布体系的构建 .................22
4.1 规模分布体系的引入..........22
4.2 甘肃省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及位序规模特征分析.........22
5 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发展的成因及应对措施 ..........28
5.1 旅游资源丰度.......................28
5 甘肃省旅游规模差异发展的成因及应对措施
5.1 旅游资源丰度
旅游资源的分布受到历史文化传承,地理区位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我省地形狭长,各市州的地理区位和历史文化传承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各市州的旅游资源丰度存在很大差异。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对旅游资金的分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强对甘肃省不同地州之间旅游资源丰度的研究,对于甘肃省根据各地区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及其分布规律因时因地的制定当地实际的旅游业发展措施,实现旅游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缩小市州之间的旅游规模差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旅游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实体,它很难像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一样制定出一系列的定量化指标来评估各地区的资源状况。但是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受旅游时间和旅游体验的原则的影响,入境旅游者在选择旅游目的时,多是选择知名度、美誉度较高的旅游景点;同样的,对于国内旅游者来说,同样也会选择星级较高、环境优美的旅游景点作为其旅游目的地。因而本文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地州之间的比较时只选择了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级风景名胜区等四项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各地州旅游资源的绝对丰度、相对丰度和总丰度,对各地州的旅游资源赋存情况做一个大致描绘。所选四种主要旅游资源有些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性,即一种旅游资源拥有多重身份,在计算时有可能会重复计算,出项这种重合想象,反映出了旅游资源品位高和便宜性的特点。旅游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旅游的资源总丰度与经济发展快慢之间的关系。
6 结论及展望
6.1 结论
本文利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及测度指标对甘肃省入境及国内旅游规模差异进行分析,运用城市地理学的首位度及位序规模理论对甘肃省入境及国内旅游规模分布的规律进行研究,选取了2002-2011年甘肃省各州市的入境及国内旅游收入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甘肃省入境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呈“M”型发展;基尼系数指标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基尼系数已逼近于 0.9,各市州的旅游规模发展极不平衡;入境旅游规模的赫芬达尔系数趋近于0,竞争态势极其激烈;首位度有上升的趋势,酒泉市的首位优势渐渐显现出来。
(2)甘肃省国内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逐年加大并增长很快,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国内旅游的首位优势呈现出增长的优势,各城市的竞争激烈度在增加,国内旅游将渐渐变为均衡发展。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力评价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讨论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建立了支持力评价的指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进行了评价。
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支持和带动作用〕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是否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与区域经济系统相协调，是否能够很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其支持程度如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川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指数，对东部10省市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进行评价，据此分析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的内涵
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指区域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适应、协调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定义为: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协调程度，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领能力_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规模，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与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第二，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二、支持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述支持力的定义和其两方面含义，建立指标体系，应包括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
其中，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模的大小，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科技经费支出额;’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规模的发展速度，采用科技活动少、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
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标也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大小，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两个指标2其中，论文、专著、专利数量指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来表达，指数计算方法是:结合科技司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实际情况，本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二1:4:5,最后将三部分汇成指数，称为论文、专著、专利指数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发展速度，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和新产品产值增长率两个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三、支持力指数评价模型
本文以上述支持力的定义和指标体系为基础，给出新的指标，即规模指数、贡献指数和支持力指数，分别描述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持力度
1.单指标指数计算模型
令X表示规模指标，Y}表示贡献指标，其中;.l分别表示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选取的个数令X表示被评价的省市第i项规模指标的均值，令牲表}Js被评价的省市第J项贡献指标的均值
定义规模指标单指标指数和贡献指标单指标指数肠。分别为:
其中.i=1,2,3,4;j=1,2,3,4;m=1,2,11,10,n‘代表被评价的省市:s;‑为m省(市)第!个规模指标t-‑的指数;!h为贡献指标S}‑的指数
2.规模指数计算模型
区域创新系统的规模指标指数Y，定义为4个规模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指数设各规模指标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i=1,2,3,4)，则区域创新系统规模指数计算模型为:
3.贡献指数计算模型
(2)与规模指数计算模型同理，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数模型形式为:
式中:，为区域创新系统贡献指数;气,j=1,2,3,4分别为经济贡献指标指数的权重
4.支持力指数模型
支持力指数是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综合从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支持力的定义可以看出，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是支持力指数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低水平，都会导致支持力的低水平。因此，支持力指数不适合用规模指数和贡献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来构造’
变权综合原理是因素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理不仅可以反映综合决策与评价中诸要素在重要程度上的区别，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要素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具体解释是:即使是最不重要的要素，只要其评价值为0，则总体评价为0为表达支持力指数中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不可替代性，下面给出支持力的变权综合指数模型:
式中:S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指数;w,指数Y和贡献指数，的常权权重值limS=0，正适合不可替代性的要求显然，,w:分别为规模limS=0以及I训此外，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某一指标特别大时，其变权会变得较小，从而避免了由于某一指标值很大而使总体评价过程过高“
上式就是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指数模型。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进行测度，能准确地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科技、经济支持的程度和贡献
四、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支持力的评价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提出的将内地划分为“四大板块经济区”的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其中，东部板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不一东、海南为一r能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价与比较，而东部版块的10个省市具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位特征相似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东部10省市的相关数据，评价这些省市的区域创新系统对该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年度指标数值采用2005年的数据，增长率指标数值根据2004年、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具体数据如表2
(1)按照(1)式计算单指标指数
(2)按照(2)式计算规模指数值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的意见，科技活动人员、利一技经费支出额、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等指标的权重分别取0.3,0.3,0.2,0.2a
(3)按照(3)式计算贡献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新产品产值、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新产品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的取值分别取0.2,0.4,0.1,0.3。
(4)按照(4)式计算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力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取0.4，取0.6。
五、结论
从以上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指数为0.9800，在东部地区排名第5位。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但它们的整理方法却是相似的，装具和各种设施也可以统一；另一方面，档案工作也出现了讲求效益的倾向，在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各个部门绩效的重要标准。企业领导人普遍承认档案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但是单独设立档案室，投入的成本又太大，企业档案工作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两难境地。还有，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许多单位建立了计算机辅助管理信息系统，档案部门怎样参与到整个机构的信息系统中，成为摆在档案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规模经济理论对于档案管理工作尚未过时。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并力图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R＆D模型),将知识或技术创新在模型中内生化,从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上对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创新激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规模效应这一不合事实的结论。因此,近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就是围绕消除规模效应而进行的。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并阐述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关键词] 产业集群 文献 研究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波特,1998)。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主要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重要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来简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始于19世纪,为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形态。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色,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1.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形成阶段
从“外部经济论”到“产业集群论”的确立,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经历了100多年,期间的代表性理论有:产业区理论、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
(1)产业区理论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Marshall)。由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的产业集聚现象开始出现,马歇尔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在《新经济地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效应、外部连接、动态因素变化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韦伯(Weber)、胡佛(Hoover)等,主要从空间地理角度研究产业集聚。
韦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他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并从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高级聚集阶段。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但是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20世纪40年代论证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也可能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
(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强调空间配置的重要性,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并提出了形成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原因:需求、外部经济和特殊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的研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忽略具体的地理空间,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忽视社会、文化等因素。
(4)新产业区理论
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地区出现了一些由于中小企业聚集而发展快速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区研究的关注。新产业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学派:“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区”学派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地方生产体系(Bacattini,1978)。该学派代表学者有Banasco、Piore和Sabel。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nasco(1977) 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1。Piore和Sabel强调了意大利式的信任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系统,提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柔性专业化为期初的产业集群,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区域性产业集群,以意大利为典型。二是家族式的企业联合体,以日本为典型。三是核心企业以及受其支配的独立工厂,在美国和德国经常见到这种类型的集群。他们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产业区的历史文化,但过于强调产业区本地化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学习创新的因素。
“新产业空间”学派是以交易成本思想为基础,提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Storper,1989)。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Scott、Stoper、Harrison和Waler等,他们认为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增加,使长距离的企业交易会承担许多成本与风险,为了使企业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聚集。但该理论局限于以交易成本为出发点,忽视知识创造与空间扩散等要素。
(5)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Porter)在1990年论著的《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战略管理的竞争优势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新的称谓――产业集群,代替长久以来的产业区的称谓。他认为产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即“钻石模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不少管理学家对产业集群以及合作竞争战略的关注,但他的研究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且缺乏对集群内部结构、集群内各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的研究。
2.国外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主要从区位选择、演化机理、竞争合作网络、创新环境、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产业集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面列举几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
Venables(1996)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
Ahokangas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Lynn mytelka 和fulvia farinelli(2000)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Machiel van dijk 和 Order nomalor (2000)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Suma s.athreyr(2001)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
Nicholas craft 和 Anthony j.venables(2001)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
Khalid和Halder(2002)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表明了价值链中竞争力的重要性和领导公司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
二、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出现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浙一带兴起了中小企业聚集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分别以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展开理论探讨,主要从聚集经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创新网络、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如较为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为王辑慈。她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2001年,她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
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他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结构状况,将集群分为三类:“市场型集群”、“椎形”集群、“混合网络型”集群。
叶建亮(2001)从知识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现象。他认为知识溢出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导致了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
盖文启(2002)从新产业区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进行了理论概述,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反面阐释产业集群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体系。
魏守华(2002)从企业群角度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他人文企业群不仅有利于单个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通过群体效应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吴勤堂(2004)以人口聚集为出发点,指出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
目前尽管我国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能够跟踪国际理论研究的前沿,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来分析,但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多数分析往往是事后分析而不是事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这对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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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媒经济 理论结构 广播电视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其五，在城市广电传媒资源开发策略上，一定要注意其层次性，既要重视对重点资源的开发，又要避免对资源的浪费；一定要注意提升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规模化，这是实现城市广电传媒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利用的关键。
关键词：信用；经济增长；协整分析；误差纠正模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46－03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信用活动能有效地动员资金剩余单位的资金并补充资金不足单位的资金，成为社会资金循环的调节器。同时，信用活动通过创造金融资产的方式，使原本分离的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重新结合起来。这既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的社会总水平，又将储蓄在各种投资机会中进行了有效分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形成对经济的引致增长效应。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阶段，以改善住、行条件和提高服务性消费为代表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开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消费结构进入第三次消费升级，信用开发利用程度对国民经济良性增长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本文以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发展为背景，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纠正模型对中国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探索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稳定性，为经济良性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在信用与GDP的关系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B.M.Friedman选取国内非金融债务总额、非联邦债务、私人非金融债务、总债务和银行信贷作为负债类指标，以及基础货币、M、E、T和净资产总额作为资产类指标，运用简单比率分析、VAR等方法分析了美国在1946～1980年间信用规模变量与GDP之间的稳定关系，得到了美国所有非金融借款人的信用活动与美国非金融经济活动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非金融负债与经济的相关性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提供给私人和公众的两种负债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等三个主要结论。Fackler采用VAR方法估计了不同信用总量，包括基础货币、联邦信用、私人信用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效应，发现三者对实际产出波动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联邦信用影响最大。Fink，Haiss，Hristoforova(2006)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荷兰等七个发达国家1950～2001年间的数据研究表明，发现除德国外，其他六国的信贷量增长、债券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原因。
国内学者吴晶妹(2002)也做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她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信用总规模和GDP年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是信用总规模低于10万亿元时，即1987～1994年，信用总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信用总规模每增长1亿元，带来GDP年增长3100万元，而在信用总规模处于10万亿-25万亿元之间时，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信用总规模增大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相关系数达－0.99。
还有许多学者对中国信用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金融中介或股市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谈儒勇(1999)利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进行OLS回归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王振山、王志强(2000)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别对1981～1998年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信用渠道在我国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不明显。周英章、蒋振声(2001)以及王雪标、王志强(2001)同样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模型，分别对中国1993～2001、1984～1995年间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和信用渠道同时起作用的，但无法区分哪一个重要。梁妤等(2003)对中国银行信贷量、GDP进行Pearson、双尾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计划后银行信贷量对GDP的影响力减弱，相关系数从1952～1997年的0．995减小到1998~2001年的0.971。冉茂盛、莫高琪(2003)运用协整检验与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对货币供给、银行信贷与总产出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检验，并采用OLS法对1994～2002年体制转轨时期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GDP对货币的弹性系数为0.5576，对贷款的弹性系数为0.6549。韩廷春、夏金霞(2005)运用中国1981～2002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1981～1992年间的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而1992～2002年间，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唐继军等(2005)使用协整分析探讨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期关系，结果反映中国和日本的金融中介和股市发展的水平值与GDP水平值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而韩国的金融中介和股市发展的水平值与GDP水平值则有长期负向关系。
从以上研究结果看，国内大多学者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金融中介或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而对信用与GDP实证关系的直接研究较少。同已有相关文献相比，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纠正模型，基于信用发展的角度，将研究范围拓宽到债券市场，除探讨中国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外，还进一步更具体地对金融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从总量上讨论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其中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企业债券余额与国债余额＝三者之和作为信用总规模CS的代表变量。接着进一步讨论信用交易的三个具体形式，即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FL作为金融信用规模的代表变量，以企业债券余额CB作为企业信用规模的代表变量，以国债余额TB作为政府信用规模的代表变量。对于所有变量，都先用GDP平减指数p将名义变量调整为实际变量，再对其取对数
形式，分别令。
由于中国自1986起发行企业债券，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86～2004年，变量采用的各项指标均为年度数据。GDP及其平减指数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债、企业债券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在具体应用协整等理论进行分析时，需要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是否有必要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分别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的计量分析均利用Eviews4.0软件完成。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数据生成过程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于这些非平稳的变量，为避免“伪回归”问题，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
(二)协整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将运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分别对LGDP与LCS组成的变量组合以及LGDP、LFL、LCB、LTB组成的变量组合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组变量选取的滞后期为1，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结果：
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认定LGDP与LCS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这说明信用规模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依据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以LGDP为被解释变量的、与LCS之间的协整方程如(a)所示，误差纠正模型如(b)所示，其中系数下面的圆括号与方括号内数值分别为相应系数的标准差和t值：
协整方程(a)说明，LGDP与LCS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社会信用总规模扩大1个百分点，相应经济总量将增长0.7254个百分点。GDP对CS的弹性较大，说明从长期来看，信用总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从误差纠正模型(h)中可以看出，LGDP与LCS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对应的调节向量对ALGDP。产生显著以及较明显的校正作用-(误差纠正系数为－0.3423，其t值为－3.6716)。
2．在5％1％及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可以认定，GDP与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并且LGDP、LFL、LCB、LTB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依据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四变量之间的两个协整向量分别如(c)和(d)所示：
以上两个估计结果决定了协整空间，具体的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还要根据误差纠正模型、并施加一定的约束条件来得到。误差纠正模型显示，协整向量(c)的误差纠正系数为－0.352641，协整向量(d)的误差纠正系数为0.156644。根据误差纠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并将LGDP的系数设定为1，得到以L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四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如(e)所示，误差纠正模型如(f)所示：
观察协整方程(e)可以发现，LGDP与LFL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金融信用规模扩大1％，经济总量将增长0.44％。在三种信用类型之中，金融机构信用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拉动作用最为明显。这与中国企业融资渠道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有关，金融信用规模的扩大对于促进企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符合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LGDP与LCB之间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信用规模扩大1％，经济总量将增长0.28％。这说明融资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直接信用规模的发展，对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LGDP与LTB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政府信用规模扩大1％，经济总量将减少0.09％。这一结果反映出由于政府投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效率、公共投资增加可能挤出民间投资、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等原因所导致的公共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此外，根据误差纠正模型(f)，误差纠正系数为－0.3526，说明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对应的调节向量对ALGDP产生较明显的校正作用。
四、简要结论
1．信用总规模与GDP之间的协整关系表明，信用总规模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GDP对信用总规模的弹性系数达到0.7254。表明中国信用规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中国应尽快从软件与硬件方面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信用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2．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信用规模、企业信用规模和政府信用规模同样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三个信用交易的具体形式中，金融信用规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GDP对其弹性系数达到0.44。周立(2004)指出，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中介机构不仅发挥了金融功能，而且发挥了财政功能。如果排除中国金融中介特有的财政功能，其对经济增长影响将明显小于实证结果。如何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充分发挥金融信用交易渠道的资源配置功能，成为一个长期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