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4:13
【关键词】质量管理；体系框架；质量工程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 A
0.前言
以某组设定的目标为根据，并且把有关的科学知识以及技术运用起来，是以某类人为中心，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把实体，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制造出来具有预测运用价值的人造物品的过程，这种过程被称为工程。通过对工程定义的阐述又延伸出了质量工程的含义：现代的科学以及质量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与工程技术的成果互相融合，开发运用的技术职能能够使产品质量在改进的同时，达到保障和控制质量优势的目的，这种开发运用技术的过程被称之为质量工程。
在定义中主要阐述了质量工程必须是技术和管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下面就基于质量工程的含义，已经质量工程的体系框架进行研究后的阐述。
1.质量工程技术的含义
人类以实践经验为依据，以科学原理为基石，达到对自然进行改造的目的，从而完成工艺的方式以及技能发挥的总称，被称之为技术。
质量工程技术的指导方向是系统工程理论，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达到通用质量特性得到保障的所有技术技能的总和。质量工程技术不但对其他工程技术发挥有效的多科学综合性的技术，还是系统、寿命、特性的全方位质量管理的关键性保障。质量工程体系要成为系统的工程技术体系，必须对其含义进行确切的认识，下面就介绍一下质量工程的几个特性。
1.1质量工程技术的主要属性
对象、过程、目标是质量工程技术的三大属性，三个属性是相互连接，缺一不可的整体。质量工程技术在活动中，各个属性是分开进行的，每个阶段即使相对的属性各不相同，但是提升装备的质量是每个阶段的共同目标。
目标属性不属于广义的质量特性，具有局限性，它阐述的是制约和优化质量装备的专一特性。一般包括：适当的供求性；稳定性的设计；适合的生产、安全性和可维修性等等。
质量工程技术是个具有体系的和总管质量工程全局的三维属性的特性。它不仅对全局质量的含义进行阐述，而且还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中得到使用，从而得知它对质量工程的认知和理解具有辅导性作用。
1.2质量工程技术的主要构成
运用目标属性来阐述质量工程技术可以知道，质量工程技术的基础就是要符合装备专用质量和通用质量的特性。所以组成质量工程技术不是单一的手段方法和技能，而是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方式和技能才可以组成的。以目标属性为出发点，划分出质量技术的三个构成部分。
质量管理技术是一种实际活动的技术，主要目标是专用和通用两种特性的波动，通过对指挥、调控和协助装备的方式来对活动技术进行实现，起到的作用是把装备的稳固性、适合性得到提升，从而把质量的损失降到最低，以达到客户满意的目的。它是一种专门用于通用质量特性的技术，对专用特性的技术通过提示和实行符合装备作战需求，来进行对装备的策划和验收，使通用质量技术能够具有安全性、可依赖性、测试性和持久性。
它的主要特性对原料、元件等多类或者是一种进行检查、检验、实验、测度的技术操控的一种程序和方式。
1.3质量工程技术的主要特点
1.3.1质量工程技术具有共性的特点
质量工程技术与传统工程技术的实际装备的不同体现为质量工程技术的“使能”性，也就说明其运用通用具有共同特性的方式和措施使装备发挥极大的功能。它是以某一主题为目标，就表明了目标属性和对象属性的存在性是一致性的，即具有共性。
1.3.2质量工程技术的综合特点
质量工程技术不是单一的一个个体，而是有多个组成部分组成一个完成的有机整体，所以就要求各个部分以及单个的项目与其他的部分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例如：安全性、可靠性、保障性等等都是技术综合之后的考量，不是单一的指向某一个而言。在当前网络化的大环境下，质量工程的综合特点是存在着必然趋势。
1.3.3质量工程技术的交叉特点
质量工程技术的综合性，从而衍生出质量工程技术是依据科学和工程技术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交叉性的学科，不具有单一的特点。它不但要联系到专门的工程技术还要与统计学知识相结合，这样才会构成一个完成的质量工程技术。
2.质量工程技术体系框架
质量工程技术体系其实就是质量工程技术的一种组成，质量工程技术的各种方式按着一定次序形成的一个大的个体，被称为质量工程的技术体系。所以在这体系里面已经把各类的方式必然有相连的关系，才能结合成为框架。
以现今的科学技术的体系构成为依据，著名科学家在系统学的理念上阐述了矩阵式的体系构成。在科学体系中在横向看来有社会、自然、数学、系统、思维、行为、建筑、军事、地里、文艺、人体科学，这11类科学门类。
因为在质量工程技术是具有自然和系统两个科学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所以在阐述科学系统时应该把层次性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在纵向上对质量工程技术尽信阐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不具有间接性的改变客观现象的应用技术；理论基础和方式对应用技术进行辅助的技术学科；对客观世界的规律进行揭露的理论知识。
三个层次的阐述正式对质量工程技术研究的应用规律的反馈，从而为质量工程技术体系框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得出基础理论层、基础技术层和应用技术层构成了质量技术体系的主要框架，下面就简单的阐述三个层次。
2.1基础理论层
以应用统计的理论和系统工程的理论知识为依据，对质量特性进行演变、质量进行波动、发生故障特征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的过程，称之为基础理论层，比如，质量波动的理论、故障学、统计学等。与此同时利用质量工程技术两中学科的交织性，基础理论层又涵盖了一些其他的电子学、材料学、力学等其他基础理论的分支。
2.2基础技术层
基础技术是以基础理论为基础，把装备质量的共同特性和基础的技术技能加以提升的方法。基础技术具有通用性，虽然不受特定专有的产品的制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应用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作为媒介运用到各类产品和装备上面。
2.3应用技术层
应用技术是以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相结合为依据，形成的工程应用技术。应用技术层是对质量工程技术的标准和规划、工器具、组织管理的方式的形成进行最后，全面的系统、寿命和质量的支撑，最终体现质量工程的“使能”的技术。
3.结语
通过对质量工程、质量工程体系以及框架的阐述得知，现代科学技术质量体系框架中的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层和应用技术层，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和分析中得出，质量工程体系框架的提出，对质量工程专业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摘 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逻辑时，有必要对科学与技术的概念进行再认识。认为：技术自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对资本自主导致的技术异化责任的推脱。
【关键词】技术自主论；资本自主；必然技术；偶然技术
西方科技异化的理论多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关注西方技术异化理论时，一定要看清其所包含的阶级属性。只有明确了其阶级属性，才能合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异化逻辑，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技术自主论的超越。
1.再论科学与技术
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技术异化逻辑时，有必要对科学与技术的概念进行再认识。技术是一种现实性的活动，这种活动由人的需要促成，这一促成过程是以经验来加以支撑。因此技术是一种以需要而造成的经验积累基础上的生成。也正是这种生成方式使得技术可以做到变异进化，即一种技术出现，当它与其它经验相结合，便会形成一种不同于这一技术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往往比旧技术更高级。例如：火使用的技术与泥土结合便会产生制陶技术，由于制陶技术是产生于火使用的技术之上的，这两种技术又有本质区别，因此，可称之为变异进化。然而技术的变异进化是无方向的。在它自身意义上说是偶然的，对于人类来说却是必然的，因为，技术的使用必然依靠其他方面的经验，即技术在被人使用过程中会掺杂其他方面的经验、认识，排除了这一点就排除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使得技术孤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基础，更谈不上变异进化。正因为如此技术与其他经验的组合是偶然的，那么技术的变异进化就是偶然的，但是这种偶然性之中却又包含了人选择的必然性，凡是人认为能满足自己需要，至少在当时情况下能满足需要的，那么这一技术便被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的技术是必然技术，遗弃的技术称作偶然技术。
科学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经验，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它深入事物的本质，但是科学只是一种认识或者说只能是理性思维的东西，服从于物质范畴。客观规律的确定性、唯一性是科学知识的基础。然而只有基础，科学仍然不能被孵化，它只是科学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因此，在对科学比较发达的西方来探寻科学出现的契机是必要的，在那里会发现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哲学的好奇性包含了科学的好奇性。这种好奇性才是科学得以发展的最初的、基本的动力。①同时，最初科学的好奇性使得科学缺乏实用精神，因而它是自由的。所以科学的第一种形式或者说主要形式是结果，即对自然认识的结果。正因如此，科学并不是一种力量，但它隐藏着力量的起点，这是科学的另一属性，也是科学异化的种子。因此，它蕴含力量或者说蕴含科学改变世界的部分，只是科学这一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能改变世界的科学可以技术化②或者是已经被技术化了的科学。因此，技术是科学中一部分的现实，不等同于科学。
最后，技术是必然性的，它包含了实践的目的性，科学是思维性的存在，对自然界好奇心的满足是它的目的，确切地说：好奇心是科学之母，客观自然是科学之父。科学之中抽象的存在只能因人的需要才能转化为技术，成为力量，这是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2.技术自主的本质：对资本自主③导致的技术异化责任的推脱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科技异化生成观。
随着技术的变异进化和科学作为技术开发的材料对技术的促进作用，社会生产力得以飞速提高，社会分工加剧，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技术被不同团体和个人所独享，技术有了“私人”的性质，资本强化了技术的“私人”性，起初这种“私人”性在资本主义初期还是符合生产的社会化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把资本进一步聚集，资本的力量强大起来，以资本支持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以技术为中心,”于是资本把从属于人对必然技术保存的必然转换成资本系统中资本增殖对技术④保存的必然了，技术从此服从于资本增殖，摆脱了人主动选择的前提，技术成了资本的需要。因此，资本之下的技术开始了第一次异化：技术服从于资本增殖，人的需要成了技术目的中次要的东西。第二，技术开始支配科学也就是说科学成了技术的直接目的，技术利用自身去探索科学，新的科学发现，便又会被引向技术，而这些技术往往是服从资本的，于是科学这种因自由、好奇而生的东西也被技术捕获了，作为科学的部分的技术反而成了科学这一整体的主人，科学因技术的钳制而消失了其自由的本性。因此，科学知识必须通过技术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与价值。同时，资本的欲望造成了预期的技术，这种预期不断要求科学给予支撑，科学在此意义上又获得了前进的动力。资本之下的技术瓦解了科学的本来内涵，赋予了科学第二次的带有资本属性的生命。至此，资本造成的技术异化进一步造成了科学的异化，资本把科学与技术都纳入到了自己的帐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上科技异化了。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能离开自然界的，资本系统下的科技异化必然会对自然界产生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以自然为目的，它仍然是服从资本的，但是科学知识作为概念体系的存在，它自己（下转第23页）（上接第31页）没有改造自然的力量，因此，对于自然界只有技术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科学是紧密相连的，科学深入事物本质的特点使得技术在微观层次上获得了多样性⑤，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整个技术被分为四种基本技术：广义的机械技术、物理技术、化工技术、生物技术。这四种技术都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同时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的。显而易见，这四种技术最初总体水平上都是经验性的而非科学性的，是属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资本主义使科学服从于技术以后，这四种技术都由于资本对科学的支持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技术利用科学对事物的改造也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而不再只停留于形式。例如，化学品的生产，变异植物的培育等，这些都使事物的本质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既迅速又多样，自然界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化与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大量新生事物，于是出现了矛盾：自然演化的漫长性与科技改造自然的快速性。这种矛盾使得地球“生病了”。科学与技术对于自然界来说异化了。 [科]
关键词：技术、座架、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环境技术创新。
abstract: heidegger’ ge-stell nature about technology is the reason which destroys environment. the nature is not inherent in technology. it is based in scienc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value, etc. we must change these factors, set up new technolog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 technology, ge-stell, self-determinism, social constructism,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技术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技术何以造成环境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具体考察技术知识体系，发现它破坏环境的方面，然后推进技术进步以有利于环境保护。这是环境技术研究的内容。另一是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进行，以探求技术的深层次内涵与环境破坏及其保护之间的关联。前者的研究已经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了，成果很多；而后者的研究并不多见。由此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如何从技术哲学的层面探讨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之间的关联，就成为科技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本文结合海德格尔尔关于技术对自然的破坏的论述，具体论述了技术的中性论、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给出建构环境技术创新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途径。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本质与环境破坏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性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体系，与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因素等无关。技术的本质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技术手段和技术效率的高低与技术应用的善恶没有必然的联系。“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有道理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相信技术中性论是正确的，那么，环境问题就是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不需要改善技术，而只要端正人们应用技术的态度，不将技术应用到破坏环境之中去就行了。很显然，这是极端错误的。这也表明技术中性论的不恰当性。现实情况是，技术本身不是中性的，负荷价值，有好坏之分。为着善的目的去使用某项技术并不一定取得善的结果，也可能得到恶的或善恶皆有的结果。如在工业生产中，技术应用的目的是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它却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产生了过多的废弃物，造成了资源和环境问题。很显然，这种问题的产生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技术本身对自然的作用方式。
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传统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规定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没有揭示出技术的本质。这点正如“国画是由线条和墨块构成的”没有揭示出国画的本质。通过对技术的历史学和词源学的考察，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世上万物的一种解蔽方式，只不过古代技术的解蔽方式不同于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前者与艺术、科学等密切联系，而且相统一。它带出“物性”，是自然状态的解蔽，反映了自
[收稿日期]2003-3-1
[作者简介]肖显静（1964-），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环境、生态政治与哲学、科学传播的研究。
然理性，是天地神人的四重统一体。例如，古代的风车转动就是自然力的体现。有风则动，无风则静。一切顺其自然，保持了自然和人的本真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后者对自然的解蔽是通过座架（ge-stell）进行的。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2]它是技术的本质，使得自然在这种技术的作用下处于非自然状态，失去了古代技术所包含的“诗一样的东西”，造成了环境破坏。
那么，什么是座架呢？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座架”就是“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所谓“摆置”（stellen）就是一种对在场者的限定，即把某物确定在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从某一方向去看待丰富多彩的事物。如限定空气以生产氮，限定土地以生产矿石，限定矿石以生产铀，限定铀以生产原子能。这样就使天地万物在技术世界中只显现为技术生产的原材料，把某物限定为某种效用上，把存在者的存在还原为它的功能，失去了自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自然完全成了一个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功能性的存在，成了一个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工具。当然，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技术在对自然进行摆置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人类对它的限定目的，促逼着（herausfordern）自然，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从技术生产需求本身去看待事物，将自然状态纳入人的技术生产系统，迫使自然符合技术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因为处处被预置（bestellen）而立即到场，并且为了本身能被进一步预置而到场。例如，要在某一江河之上建造发电厂，就要对这一江河进行改造，将之纳入发电和输电的整个技术系统之中，这就是技术对江河的预置。海德格尔将此形象地比喻为：由于拦河大坝被电力工业系统预置，莱茵河流被水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被建在水站上。也正因为这一预置，技术总是挑战自然，从人类的需要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种技术上。自然的自然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没有了，自然的单向功能性增强了，进入到一种非自然状态，蕴藏着毁掉天然自然的危险，成为“持存物”（bestand）。所谓持存物就是“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3]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对象的相对独立性，随时服从于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对它的摆置、促逼与预置。
从上述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座架确实不是技术中的因素，而是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解蔽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解蔽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物的展现和世界的构造，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的影响。通过座架，技术促逼着自然，对自然强行索取；通过摆置，对在场者加以限定，使自然齐一化、效用化、对象化，对自然进行了谋算和估价；通过订造，即生产，使自然失去对象的独立性，成为持存物。总之，通过座架的作用，自然成为人的对立物，失去了本性，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也就是处于被破坏的状态。这是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与环境破坏之间关联的这种分析是恰当的，很有启发意义。
既然如此，要走出技术的环境破坏误区，就要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走出技术破坏环境的误区。
二、技术本质的社会建构
海德格尔没有具体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相反，他强调了技术的“座架”本质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限定和强求到处贯彻，到处决定了人与事物存在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显示其普遍的本质，以为献身于纯粹的艺术享受、政治或宗教体验就可以逃避技术展现，这乃是幻想和错觉。”[4] 这就是说，在技术的作用下，文化的东西，如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等等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地形成历史的力量，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因技术的展现而去蔽，显示其本质。如海德格尔就认为，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图景就是数学化的图景，数学化是对物之特性的筹划，筹划的特征是预置。这里的预置指的是“通过数学化，物被置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物质微粒，它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因而是被充分‘预置’的”。[5]
这点与技术支配的预置特征相同。科学通过谋算、计划使现实的东西被限定到一个因果关系的网中，海德格尔称该网为“针织品”。不仅如此，科学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实验室、图书馆等绝不是技术展现的外在结果，而是技术对象化的不同环节。所以，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是由技术支配的，技术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
如此一来，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在把自然展现为持存物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人变成了持存物而失去了它的本真存在。技术的座架本质成了世上万物的展现方式，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的超然的、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从这点看，海德格尔是一个自主性的技术决定论者。技术的自主决定论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它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它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变更，相反，技术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
实际上，技术并非是自主的，它并非是科学、艺术、政治等的支配力量。技术的所谓座架本质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科学、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技术是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批判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自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6]
这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如对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认为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并且技术的座架支配着科学的展开。虽然科学对自然的祛魅与技术对自然的解蔽都导致自然丰富意义的丧失，但是，两者对自然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地是从人类认识自然的意义上而言，后者则主要是从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上而言的。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大科学的兴起，科学的操作性增强了，科学家要进行实验，要利用技术仪器设备去进行实验，发现事实和检验理论，这增强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技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它最多意味着科学的技术性增强了，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当然，随着科学的社会应用的加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科学与技术在很多时候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向前迈进。但是，在这种作用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角色定位并没有改变。纯科学更多地关心的是知道什么，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去追求真理性的认识。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并不包含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军事武器等的制造。而技术才以某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去改变世界。科学并不简单地是技术。科学已经成为技术的必要基础，是技术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何来科学的本质的技术展现。
而且，从技术的发展看，现代化技术的科学化趋势越来越强。技术进步主要地不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技艺的系统知识的应用，技术的传播也主要地不是依靠学徒制而获得。它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理论揭示的自然的规律性，为揭示技术的可能性奠定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等都不是来自经验探索，也不是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而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从这点看，技术反映了，最起码是部分反映了科学认识世界的特征，部分地反映了科学的本质。
科学向技术、生产的转化过程大致可以分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 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 技术发明（技术 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 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7]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并非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单纯手段或工具本身，而是人把自己已经掌握了的自然规律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来的一系列过程及结果；而从结果看，它本身就是人的目的性预期与其相应手段或工具（核心是自然规律）的实现了的统一体。”[8]
因此，技术是负荷科学、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是它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条件制约着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方向。这两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优劣和技术应用的善恶。这也说明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自主决定论的失当。根据这一思路，应该从技术价值负荷的角度，对技术为何造成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三、技术的价值负荷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上面的论述表明，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在人们伦理价值的引导下，在人们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完成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需要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技术产生和应用的科学基础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从技术认识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两个角度来考察。
技术认识论方面主要问题是技术评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知识、人工物的属性、技术理性、技术客体等问题。六十年代以来，国外技术哲学在经历了对技术的本体追问和价值反思之后，开始了对技术起源、设计、发明、创新、技术作用的机制和技术知识的检验等认识问题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谈论技术的本质和结构，分析技术的认识内容，考察技术的价值问题，真正选择合适的技术，才能避免技术危机，实现技术与人关系的良性发展。从技术认识论来看，“技术知识是关于依据对自然物质客体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有效地改造、变革自然物质客体，使之成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形式的知识。”[9]由此可看出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知识原理是技术应用的基础，科学知识对于技术知识的正确性是有影响的。而这一点又影响到技术应用的善恶。如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和科学对自然的还原、简化、数学化的概念规定——预置等，必然造成技术改造自然过程中导致自然的非自然化的状态，从而破坏自然。
从技术的社会性上看，“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及其统治利益打算用人和物来的事情总被设计在其中。”[10]而且，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技术虽然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但是，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技术成为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开发应用自始至终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虽然从经济利益出发的科技进步能够比早先的欠先进的科技消耗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出的产品，产生更少的副产物，从而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少的压力，但是，科技应用的非环境保护目的确实阻碍了环境保护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技术进步看，它确实造成了经济合理性及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技术的产生看，它是机械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产生过程的必然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经济通常就是分立的活动，只需应用分门别类的技术即可。如此，技术不仅以分化和专门化的方式发展，而且过分简化，具有可分割的性质，不能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复杂关系。
其次，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它是经济主义的，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从自然界谋求最大的收获量。这必然导致人们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大肆掠夺自然界，造成资源危机和环境破坏。
再次，从技术应用的过程看，它的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为了更快地取得经济利益，传统物质生产以单个过程的最优化为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以及所存在的整个自然界。例如，内燃机使人类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其所造成的光化学烟雾的危害很长一段时期不为人们所知。
最后，从技术的进步看，资源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保护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技术进步，许多源于开发实际，集中于开采利用技术以及如何降低开采或收获成本，如何增加资源利用以获得更多收益。技术进步往往忽略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保护成了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副产物，而不是将环保的追求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致起来。这就造成了先进技术已经使人类实现在月球上软着陆，但却不能控制汽车和工厂造成的污染；人类已经计划建造规模巨大的太空城，但却无力管理地球上的大城市。
总之，在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的作用下，技术的应用方式只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给自然界造成了破坏。技术应用的科学基础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获得的自然的局部性的规律，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经济导向的利润合理性和生态不合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是造成技术应用破坏自然的最根本原因。要走出技术的危机，就要在考察分析、批判、校正技术开发利用的社会背景下，给出技术应用的正确背景以保证技术的正确应用。
四、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方式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的自主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的“座架”本质形成的原因以及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探讨有利于环保技术的建构，而只要从技术本身来分析就行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在对待怎样走出技术危机这一问题上，就没有看到技术的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意涵，也就是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对技术的“促逼”，即没有看到技术“座架”本质形成的自然科学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没有从产生技术“座架”本质的那些原因的反思、分析、改变中去改变技术本身以走出技术的危机，而是把技术的本质扩张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走向了技术自主技术论。也正因为这样，他就只是针对技术的“座架”本质所内涵的“技术思维”——“计算性思维”进行批判。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计算性思维”排斥了其他思维，使人总体的无思想；使人仅仅从技术上看待物，并把人束缚在技术之中受它控制。要走出这一误区，海德格尔认为，应该用那种“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11]的“深思之思”取代“计算性思维”。这种深思之思就是走向“思”与“诗”。所谓思就是在深思中觉悟技术的本质，意识到技术的危险，看到技术的座架本质对自然和人类的解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在此基础上，人在深思中觉醒，成为存在者的看护者。所谓看护，也就是“向着物的泰然处之”，放弃对事物的功能化、降格、缩减，让事物自身显示其所是。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及一切存在者就要“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走向诗意的存在，诗意的安居，让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自立中，保持本真的存在状态。
海德格尔的这种技术拯救方案是行不通的。他所倡导的“思”，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计算性思维”的片面性，而应该更多地“沉思之思”，认识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本质并拯救之。这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行。主要原因一是单靠这一点并不能冲破“技术思维”。二是即使“沉思之思”能够冲破“计算性思维”，但是，由于这种思维的转变不是快速的，而是缓慢的，因此人类必须漫长地等待这种转变。这点海德格尔自己也同意。问题是人类承担得起这种漫长的等待吗？这就是说，“深思”、“等待”、“泰然处之”、“向神密处敞开”不能现实地解决技术危机。
实际上，近现代技术是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价值背景的调节下，在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技术的本质中嵌入着它的产生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科学和经济内涵。要改变技术的本质，就要改变技术产生的科学形态以及单纯为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找既能够保持自然的自然化状态，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
对于科学，应该考察分析批判它所依据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相对于环境保护的缺陷，在此基础上，重构科学认识自然的恰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本体论上由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由自然的分离还原走向自然的有机整体；认识论上由坚持绝对的科学真理观走向相对的科学真理观；由对天然自然的研究走向研究由人类社会、人工自然、天然自然三者组成的大自然系统；方法论上不仅要研究自然的规律性方面，还要研究自然的非规律性方面——结果的展现；不仅要采取还原性原则，通过认识低层次的来认识高层次的，通过研究要素来研究整体，还要采取整体性原则，通过高层次的研究来认识低层次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来认识要素；不仅要研究某些事物的外在表现，还要研究事物的经验性的方面，如动物的情感、智能等；不仅要研究因果决定论，还要针对具有目的性的存在，研究它的果因决定论；不仅要研究具有线性、整形等特征的对象，还要研究具有非线性、分形、混沌等特征的对象。由此使得科学的发展呈现生态化、人文化的特征，与传统科学不相一致。只有以这样的科学作为技术的知识基础，才能减少技术的应用对自然的破坏。 （此当另文阐述）
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应该加以改变，以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是不同的。传统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率更高、效能更好的新的生产体系，获得更大利益的过程。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其生产方式是一种“原料——产品——废物”的模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因而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但那不是普遍的事情。当保护环境与增长经济矛盾时，传统技术创新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去增长经济。这一点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使然，也是目前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环境技术创新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变追求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体系为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多目标体系。它清楚地知道，只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往往是一种短视行为，会造成环境问题，威胁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也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而只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导致社会的衰败。只有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的环境技术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由此产生的技术，在应用目标上，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生产过程中，与生态整体性的原则相符合；在应用过程中，体现非线性和循环性。因此，它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等后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生态化的技术体现了后现代技术的本质。
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他开发采用能给他带来更大剩余价值的技术。否则该项技术即使有利于环保而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也不会开发应用。既然如此，最好的技术应是既能带来更高的剩余价值，也能带来更好的环保效果的技术。它应用于生产既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也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生态合理性，达到两全其美。不过，在现实社会中，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依据市场经济逻辑开发的，往往在经济上并没有优势，不会被商品生产者所采纳。如此，这种技术的开发强度就不大，新开发的技术也没有多少人利用，只能束之高阁，起不到应有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考察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技术创新的特征，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影响环境技术创新的各种要素，如伦理价值的内涵、政治经济的结构、法律法规的条款，限制进而禁止破坏环境的技术创新，激励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这是技术的社会建构本质的必然要求。（此当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emmanul g mesthene.technological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0.60.
[2][3][11]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5页，第935页, 第1260页。
[4]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5]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第3页。
[6][德]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页。
[7]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204页。
[8]郭小晖：“试论一种可能的技术本质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1期，第2 页。
关键词：技术；资本；逻辑契合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4-0295-05
现代社会是技术和资本的社会。技术与资本的互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二者的合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创造性毁灭”。单纯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可以从中获得必要的思想力量，但是缺乏的是物质力量，只有从资本逻辑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才能获得真正的物质力量，即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因此，对技术和资本互动的逻辑考察一方面是技术哲学理论研究旨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技术哲学面对现代性的积极应答。
一、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典范功能和形式
资本和技术的互动始于机器大工业时代。虽然资本开始于工厂手工业时代，但此时的生产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技术仍然是经验技术。只有到了机械大工业时代，在资本的扶植下，科学应用于生产中，才使生产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时技术和科学合流，技术成为现代技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资本和技术开始了神圣同盟，而且彼此互促。技术和资本的互动何以可能？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上的契合。因此，探讨二者的逻辑关系，首先应该从现代技术的本质和资本的本质开始。
1 座架——现代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什么是现代技术？它也是一种解蔽。唯当我们让目光停留在这一基本特征上，现代技术的新特质才会显示给我们。”这种解蔽是促逼式解蔽，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限定和强求自然提供自身储藏的能量。在技术强求的限定中，事物展现为持存物（Bestand），即为了技术的需要，自然作为各种被储备的原材料被预定要立刻到位，以供工业生产所支配和利用。同时，人作为人力物质也被变成了持存物。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
“座架”具有多重含义。一是具有普遍强制力。促逼意味着一种命令式的强制力，它以促逼人和自然的方式出现。首先人被座架以聚集的方式对自然物进行摆置和开采，人支配着现代的解蔽方式，反过来，解蔽的命运又支配着人，把人带入危险之中。其次，技术把自然界看做是巨大的能量仓库，向自然界发起进攻和挑战，对自然能量进行摆置和开采。这种普遍的强制力又催生了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这样，消耗能量、促进生产、刺激消费规定并统治着当今的整个社会现实。
二是座架通过对自然的先行把握把事物订造为持存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先于人的行动而展现，尽管人可以利用任何技术，但是先决条件是整个自然界展示为可预测、可加工、可统治的物质，自然显示为表象（Vorstellen）即对象化，这样，人就预先地被对自然的先行把握这种解蔽方式所占有，进攻着自然，通过订造，把自然变成无对象性的持存物。海德格尔认为对世界的这种先行把握既是现代技术的本质，也是现代科学的本质。
2 现代技术本质的典范功能和形式——现代科学
座架是以怎样的形式展现的呢？海德格尔一反技术是科学的应用的流行观念，他认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是现代技术本质的典范功能和形式，也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开路先锋。作为座架的促逼式的解蔽首先针对自然这个能量的储备仓库，因此座架首先表现在现代精确自然科学之中，它决定了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只能把自然当做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
（1）对自然的先行筹划
现代自然科学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dasMathemematische），“是它对物之物性的特有的形而上学筹划”。即数学因素以公理的形式使“每个物及与任何物的关系的结构的基本轮廓被先行勾绘出来”。这样科学的根基并不在生活世界，不能以经验的形式观察到，而是人为设想，如牛顿惯性定律中所描述的运动物体并非事实存在，它先行勾勒出自然的基本轮廓，世界只不过是在筹划领域中所显示的东西而已。通过这种先行的筹划，科学为自己确立了研究对象和范围，这样，座架的强求和事先预置与数学公理的先行筹划异曲同工，在座架的支配下，科学把自然看做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对象，科学开始了谋划自然的历史。
（2）对自然严格性即精确性的研究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研究。“通过筹划，通过对这种在程式之严格性中的筹划的保证，科学成了研究（Forschung）。”数学筹划使任何一门科学构建了对象领域，这个对象领域的开启，就是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每一步骤都是通过筹划来维系其严格性的。对于数学等自然科学来说，严格性就是精确性。筹划和精确性只有在实验的方法中才能实现。“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自然这基本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实验就是在自然精确筹划的指导下对各种规律证明的方法而已。由此，现代科学目的是为了技术应用来获得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这样，对象化的自然受着座架的促逼仍然以持存物的形式显现在科学中。
（3）科学以对置性管理预测和控制自然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在此，现实之物是表象的对象（Gegen—Stand），“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对置性（Gegenst andigkeit），即把现实之物按照某种可以计算的方式呈现给了表象，通过改变现实之物达到对其属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这样，“现实之物将它的在场纳入到对置性之中，科学便与这种对在场的对置性管理相符合，因为科学作为理论尤其根据对置性来要求现实之物”。通过这种对置性管理，自然便成为可预测和可控制的对象。现代物理学把自然以某种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的方式显露出来，然后通过可测量的方法展现为因果性，进而形成一个可订造的信息系统，并且这种因果性日益萎缩为被促逼的呈报，最后成为保障持存物的呈报。这样可测量与订造（Bestellen）存在本质上的联系，现实之物预先被放置在一个可计算、可控制并可转换出来的程序中。由此，科学永远无法摆脱将自然设置为对置状态，座架作为解蔽在此就被真实地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现代科学本质上受着座架的支配，属于现代技术的范畴，即科学的技术本质。
3 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的多方面展示
（1）精确性和定量化
现代科学具有精确性、普遍有效性的质的定量化特点。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确立了现代科学，它主要是通过计算和预言的关系来塑造世界，其中普遍的可定量性、精确性是统治自然的前提，这种科学是有步骤、有系统地预期和谋划，这种谋划意识是伽利略的科学的隐蔽主体，而后不断地无穷扩展成为预测技巧。由此，技术也具有精确性和定量化的特点，但是与科学的精确性相比，技术因为技术活动的有效和安全需求，它的精确性只能是一个范围，即相对精确的上限值和下限值，技术认识的精确值必须适应变化范围较大的条件。
（2）预见性和高效率
现代技术除了依赖技术准则、技术经验外，更重要的是离不开技术规律和技术理论。由于座架对现代科学的支配，现代科学通过把自然看做是可预测、可计算的对置性管理来发现自然发展规律，使科学成为具有真理性、预见性的知识体系。这样科学知识转化为有效的技术规律和技术理论，从而使技术具有了预见性，即技术预测。技术专家对手段一目的的选择关系的预测，对生产过程进行预先的设计，更重要的目的是预测生产的效率如何。这样高效率又成为现代技术的真正准则，它以无限的效率为目标。
（3）技术作为“订造”的权力
由于座架具有普遍强制力，现代技术就凸显出一种“订造”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对自然、人造物和人任意摆置。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与自然的交往形式不止是技术去蔽，还有艺术、宗教的去敝。技术的解蔽是在理解、体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的，人造物进入“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中，这给技术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在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限定”和“强求”，自然被技术任意订造，人造物变成了无对象性的持存物。同样，人本身也被现代技术所促逼和订造，成为现代技术装置的附属物，这样座架作为一种权力订造着自然、人造物和人，并迅速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
二、资本的本质
对于资本的界定，有两种说法：一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二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二者的结合，资本的外在形式表现为生产要素，内在本质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因此资本的本质具有两重性：资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1 资本的自然属性在于价值增殖和无限的扩张性运动
资本的自然属性在于价值增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这种本性决定了它必须突破一切限制，必须通过扩张性的运动来实现价值增殖。这种扩张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空间的量的横向扩张，由此产生经济全球化；二是生产力的质的扩张，不断迫使经济系统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交织，共同构成全球性的资本扩张。
资本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是中性的，即存在“恶面”和“文明面”。“恶”的一面就是资本一开始就意味着剥削。资本的“文明面”体现在“三个有利于”：“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具体而言可以表现为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扩大流通的趋势、传播文明的趋势、鼓励竞争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另一方面，要限制资本，即建构资本的人文伦理。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历史上，凡是缺乏相应的资本的人文伦理等价值理性为支撑的国家，如中国、埃及等尽管都出现过各种形式的资本，但是最终都形成了“投机掠夺——暴发挥霍——衰亡崩溃”的历史路径。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在新教伦理的指导下，某种程度上正确处理了资本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资本的积累获得经济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树立了合理地对待资本的伦理原则，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
2 资本的社会属性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
（1）资本的社会属性体现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资本从外在形式上看体现为一种物，从深层次看它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会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或者结合而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关系。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的时候，资本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当二者相统一的时候，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最终归劳动者所有，资本体现的社会关系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致富的经济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离不开资本。
（2）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一切社会关系性的存在是“物的依赖性”存在，即资本的存在。资本是最高形式的权力，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它是普照的光，是“以太”，决定着上层建筑，并且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形成资本权力。这种权力从最初的支配经济关系的“微观权力”最后扩展到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宏观权力”。它创造了一个神，生活世界中人和事物都根据对这个“神”的估价而存在，并且人们对这个“神”的崇拜经历了三种形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不断恶性膨胀的资本权力，如“资本暴力”的现象。
三、技术与资本互动的逻辑契合
1 科学的技术本质和资本的增殖性的交融
现代科学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用数学科学的理性即精确性、客观性、标准化的形式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新技术的进行方式跟新科学完全相同。技师不再从‘要达到的目标’走向‘寻求能达到它的手段’。他对着目标干起来，分析它，也就是把一个整体的结果拆成各种构件——拆成各种‘原因’。……新技术与新科学的一致并不是外表相像，而是思想方法同一。这正是现代技术‘独立、自足’之源。它既非‘不可思议的灵感’，也非‘纯粹偶然的机遇’。而是‘方法’，一种预先建立的、牢不可破的思路，对自身基础有自觉。”现代技术的精确性蕴涵着预见性，由于现代技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反映上，规律能够预测技术目的实现的可能性，从而赋予了技术的预见性，技术可以对生产过程、生产设计进行预测，甚至可以预见生产效率的高低。资本的本性是为了增殖，它也采取精确性的计算方法，来预测利润。科学的技术本质恰恰符合了资本的本性，成为资本增殖最恰当的手段。
2 控制意志的一致性
技术和资本都表现为控制意志。技术的控制意志表现为对自然界甚至是人类社会的认识和改造，资本控制欲望是要把一切能够带来利润的东西都纳入它的运动体系。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把自然力并人生产过程中，进而变成劳动资料或者劳动对象，进行物质财富创造的直接力量。正是科学技术的内在禀赋，迎合了资本的控制意志和扩张性，才成为资本增殖的开路先锋。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资本通过对三种自然力的控制和使用来实现价值增殖，即马克思所说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劳动力）、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也恰恰通过对这三种自然力的控制，来实现资本的增殖性。
第一，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然力的控制。这表现为科学技术对人力资源的控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升，死劳动控制活劳动。“人们在这里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造成人口的相对过剩，形成了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第二，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自然力的控制和使用。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发，从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
第三，科技学技术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使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统治、支配、控制以及压迫的特点，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一社会财富的增长一奴役的加强。商品和服务在不断增加，牺牲是日常的开支，是通向美好生活道路上的‘不幸事故’，因此剥削是合情合理的”。
3 技术权力成为资本权力的统治力量和模式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学科诉求；价值追求；文化性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03－0052－05
一直以来，学界对教育技术学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存有分歧，争论是许多教育技术学问题存在的常态。从功能上说争论有利于问题本质的外露，有利于学科基本理论的完善。但争论若是常态，很多问题甚至本质的问题就容易缺乏“定性”的共识，研究者之间缺乏通约，其研究囿于自说白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研究者处在不同的学科场域下造成研究思路的分化。进一步说，研究者之间缺乏共识的学科立场。适理的争论是一种有效的研究形式，教育技术学需要在一定共识和原则下理性地进行争论和研究。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内在的规定教育技术学的争论的原则性依据，是“观察、认识、阐明与该学科建构与发展相关的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厘清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涵，阐明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结构和本质属性就十分必要。
一、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解析
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对其一贯的看法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目前教育技术学存在两种学术理念派别，以现代媒体在教育中有效应用为研究兴趣的“媒体派”和致力于教育中实际问题解决下的学习过程和效果的优化研究的“学习派”，无论是“媒体派”还是“学习派”都不约而同地和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可见，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探讨不能绕过不谈教育学领域有关学科立场的研究态度。
1.教育学的学科立场研究
教育学一直以来采用私有对象、问题、方法和规范等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教育学的问题是唯一的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受限于此，教育学不仅面临与交叉学科存在关系模糊不清的可能，因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不是一个学科的事，交叉学科的出现使同一研究对象处于多学科的焦点上”。还存在对自身学科独立性解释乏力的可能，“在知识融合时期，从问题、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对学科进行区分变得相当困难，学科范式的趋同成为一个显著特征”。为此，叶澜先生指出“教育学要突破对象、方法、起点、规范、体系等表层问题的局限，探寻深层问题，即教育学的立场、视野和价值问题。”教育学学科立场问题是明晰学科发展的相关前提性问题的支点，是“区分学科差异的重要指标”，是教育学学科的本质问题，它可以消除教育学与交叉学科就研究问题归属的纠缠，还可以成为知识融合时期教育学学科独立性问题探索的新思路。2005年在内蒙古师大召开的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年会曾专门就“教育学的学科立场”问题进行研讨，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阐释各自见地。金生铉教授认为“教育学无立场，无立场的教育学就是无立场地对涉及人间、人事和人心的价值问题进行思考，以求得价值真理。无立场的教育学就是在文化的立场或者说是在教育从各种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建构新文化的过程”，有专家认为，“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是由教育学者的立场决定的”，其体现的是立足教育学理论的框架，“以教育实践为思考问题的原点，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从事教育学史研究的专家指出，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曾有哲学立场，科学立场和问题立场等多种形态。
教育学领域关于学科立场问题的研究价值已经达成共识，对其进行研究的意识也颇为强烈，但专家之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立场本质的认识。从教育学对学科立场的研究可以知道，学科立场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比如有效解决学科独立性的问题，文化语境和学者的立场可构成影响学科立场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调的是，教育学内部存在学科立场认识的分歧，然而分歧并不表明教育学学科立场研究的不合理，相反它是源自不同研究视角的合理的分歧，反而能从各个角度深度的透析学科立场的本质。鉴于此，为了研究更具合理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分析角度。
2.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
教育技术学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特点是其本质的内在逻辑的反映，本研究从学科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按照学科内在的逻辑关系，教育技术学属于教育学类。就性质说，它不同于同类下的其他学科，其价值取向不在于“事理研究”，而在于“效用性研究”，“事理”主要以教育学原理直接作为自己的形而上学。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的这层内在关系令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探讨偏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教育学学科立场直接的移植的观点，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也的确和教育学学科立场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认识忽略了教育技术学的内在规律，而过于强化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形而下的事实。教育技术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其次才是划归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除了具有一般学科的共性特征之外，还有区别于同门类下的其他二级学科以及其他任何学科的独特性，这是教育技术学存在的价值。研究群体基于学科价值进行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活动也是有别于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
首先，教育技术学作为学科的存在。纵然教育技术学学科地位不高，“颠簸”在学科的“小道”上，它仍是一个学科具有一般学科的价值诉求。教育技术学会面临学科一般性问题的诘难，比如最根本的独立性问题，传统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的独立性研究思路己很难在信息化时代和知识互融时代“被沿袭”，学科立场可以成为教育技术学探索学科独立性的新思路。比如学科成长的问题，学科的发展和人的演变进化具有内在同构性，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趋向复杂，“没有反思的人是不值得活的”，反思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没有反思的学科是没有价值的，反思也成为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其实，学科立场的研究是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渐形成的，它具有“反思和建构的双重属性”。他的这种反思属性能够成为教育技术学就本学科成熟度和良构度的自我测度的重要立足点。因为学科之间的差异，对教育技术学学科而言，其他学科学科立场的就明显地不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教育技术学作为二级学科的存在。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是明显的，它以教育学作为形而上，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假设。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很容易被设定为“二级”立场，缺乏自明的独立性，随教育学之“波”逐教育学学科立场之“流”。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杜威的名著《心理学和社会实践》中提到的联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纽带学科，教育技术学就是这样的纽带学科，它是架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教育技术学不同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它关注问题的实践性层次，直接与实践活动进行对话，由此产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独特性也催生了学科立场的鲜明的实践观
念。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立场直面问题具有的直接实践性的价值倾向大大强于教育学学科立场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以及“委婉”的干预观念。教育技术学内在的价值诉求与教育学学科立场有内在的差异，匹配这样的学科立场是对教育技术学独立性和独特性的质疑，无异作茧自缚。在探讨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时要摈弃肤浅的学科等级划分观念。
最后，教育技术学研究作为人的活动的存在。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由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确立的，对其开展的研究活动本质上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的认知活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承担着学科立场的解蔽之责，如果说学科的价值诉求是教育技术学的“势能”，研究主体的研究则是教育技术学前进的“动能”，教育技术学价值实现需要发生势能与动能的转化。此外，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具有两种知识构成，一种是固有的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实然知识和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桥梁性质和实践观念构成的应然知识，而且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旨趣和情感将上面两种知识联系起来，知识结构的类型和比率都影响到教育技术学研究活动的性质，知识结构的独特也促成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具有独立的“研究人格”。从该层面说，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不仅与教育学研究群体还与其他任一学科研究群体不同，因此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确立的学科立场就绝不会趋同于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学科立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因研究群体的特殊表现出唯一性。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教育技术学是具有反思能力的学科，无论是从学科自身的透视还是二级学科的划分，教育技术学的价值诉求都是独特唯一的，其学科立场体现鲜明的学科诉求。其次，教育技术学人是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群体，教育技术学任何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群体的研究引起，群体特征的变化俨然成为学科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由此，我们可以明晰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必兼顾学科与研究主体，它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时代诉求和研究主体的价值追求的融合，由研究主体确立的具有学科特性和主体认知特点的双重性，始终是进行与教育技术学有关研究活动的基本立足点。
二、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结构及属性分析
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构成基础是学科事实和研究主体，有时偏重学科的诉求，有时又以研究主体的取向为核心，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学科立场的研究是立足于统一的整体把握，从这个角度看，学科和研究主体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状态，它们中间存在教育技术学学科特殊性和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的个性元素交融的过渡地带，它是教育技术学体系个性成分的综合，包括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直接实践性观，教育技术学学科的使命，以及研究群体个性化的研究和实践等，因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主体，个性成分反映整个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唯一性。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形成的基础就是学科基础，研究主体和个性旨趣，它们构成了学科立场的内在规定性，对结构基础层面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分析是深及内里的从根源上揭示其本质属性的有效途径。
1.学科事实层面的分析
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的研究一定是围绕教育技术学这门学科展开，一旦越过教育技术学这根“学科红线”，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问题本身就成为“问题”，对其的研究也会失去价值。在此前提下，根据认知的深度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可分为两种状态，一般认知概念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和上升为一种社会关怀和价值情怀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不同认知程度的学科立场其解读的内容也不同。
第一，学科概念的知识论角度解读。“概念是思维的起点，有了概念才能形成判断，作出论证。一门学科若没有它的若干基本概念，这门学科就不能成立”，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概念就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基本概念之网中的一个节点，它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思维生长的起点，是一切判断和论证活动的基本立足点。学科的意识形态历经历史长河无数次“跌宕”被世人和时代所表征。在表征的过程中，一些没有时空属性的概念被“尘封于河底”成为历史的“淤泥”，继而经久弥坚形成历史用法，最终这些历史用法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语义场，为我们今天的理解提供了意义的基础，并决定我们的理解所能达到的界限。从知识论的知识证实角度看，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某一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认识状态，教育技术学学科以及学科概念体系的历史性用法正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这个知识信念得以证实的缘由，从这个层面来说，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受自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历史性。
第二，学科与社会系统自组织性的价值情怀的表述。教育技术学学科是一系列教育技术学知识的体系。既然它是一个体系，我们就可以从系统的角度去审读教育技术学学科。追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教育技术学学科每次变革都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为目的，美国二战期间对视听教育的需求，我国社会转型对教育信息化的依赖。教育技术学学科与外在社会自发形成的大系统的自组织性赋予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感，而教育技术学学科系统的这种时代感的结构和社会关怀的功能能够自发的保持稳定也得益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永恒的价值情怀，始终以促进人类学习绩效和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情感诉求。从学科客观维度上说，学科情感诉求凝结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立场。但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这种永恒情怀会因为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具体表述内容。比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美国教育技术学的认识发生变化，教育技术定义频繁修订。我国上世纪姓“电”还是姓“教”之争也是教育技术学顺应社会发展的辩论。从历史来看，教育技术学学科情怀具体表述的差异造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多元存在，可见，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没有固定的内容只有稳定的情感基调，基于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特征之上的多元学科立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在教育技术学学科基础上的社会关怀而且伴随社会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点的变化而自适应变化，是学科价值在文化意义上的科学表达。
2.研究主体层面的分析
与人类社会所有的活动一样，教育技术学的活动也是由研究主体发起，他们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认知核心，也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形成“场所”，并且经常性的和研究主体的学科思维和研究行为交织。不仅如此，就学科立场这个问题生成而言，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对教育技术学的一系列的研究“可能”作价值选择的结果。
第一，研究主体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概念的认知探险。研究主体并不是盛装知识的简单器皿，也不是一张有待挥毫泼墨的白纸，他们在进行教育技术学科立场的概念认知之前就已有了与其相匹配的一系列上位和下位的概念群，因为研究主体的生存气质和文化熏陶的差异，即使在已形成的相同概念中其内涵和外延的也表现的参差不齐。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的多学科背景使得概念的分歧容易产生，研究主体形成各自的认知范式，并在各自认知范式下逐步构建个性的图谱文化。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因研究主体图谱文化的多样而呈
现多元构成。以此，研究主体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形成的研究群体“合立场”即是学科立场在研究主体维度上表现出的大致的原生形态，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构建提供原型。
第二，研究主体的情怀表述。研究主体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研究自始至终就不是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的，研究主体只对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问题进行思考，研究过程或多或少都会夹入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出于对教育技术学的热爱，研究主体在构建学科立场的过程中注入一定的情怀。研究主体立足社会形式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进行关怀，其中渗透研究主体的价值追求。然而，研究主体的情怀的表述容易受到研究主体“前解释”结构的影响，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的构成既有自然科学背景也有社会科学的门徒，体现的不仅是思维方式、研究逻辑和行为范式的不同，还有深一步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情怀的差异，研究主体原有的文化层次，价值水平和情感韧度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构建的潜在阻力。
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依托于研究主体的多个性意义上的“合立场”，融合多文化多层次多背景的研究主体的价值情怀而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依随研究主体的境变而变迁，只能在文化意义上获得的连贯性和科学解释性。
3.个性成分层面的分析
教育技术学研究活动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并且这些理论之间的领域跨度较大，包括教学理论，哲学理论，学习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甚至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研究也是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作为形而上理论原型。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个性特点之一是广泛性，这种广泛性容易造成研究活动的“理论互助”和理论基础的“多元结合”，理论基础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源头活水”，它的不定性直接导致教育技术学研究取向的泛化，从而致使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涵盖领域的广泛和表现形式的多样。除此之外，人们在研究中往往只重视那些容易知觉和描述的“‘显性的’理论基础，而忽视那些‘缄默的’的理论基础，如教育民俗”。依照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关系的判断，即民俗是理论的“伟大施主”。文化民俗对遵循该文化民俗规则的地区的影响根深蒂固。其中有时间的先后，有空间的异同，教育技术学内部的价值分歧深深镌刻有各所在理论“部族”的文化倾向的差异，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自觉过程中必是要尊重这种自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立论正确的基础就是尊重和认可文化理论的多样和差异。
“桥梁学科”的纽带性质是教育技术学根本的个性特点，它以搭建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之桥为旨趣。多年来，教育技术学的实践干预能力为学界内外所诟病。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们在不断地摸索尝试如何将教育技术学理论更好的深入教育技术学实践的“主战场”。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中“肯定存在着一种中间环节的特殊认识形式，这种认识形式区别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它就是实践观念”。实践观念构成了教育技术学的独特拐点，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教育技术学实践之间实现中间交互。刘美风教授认为“技术知识就是对实践观念的展开或具体化，是认识向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是认识向实践转化的特殊认识形式。教育技术知识是连接有关对教育、教学认识的科学理论或经验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桥梁。”杨开城教授认为“反映性知识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必须转化为技术性知识才能运用于实践……出路只有一条：发展新性质的教育理论。这种新性质的教育理论必须提供一套技术性知识体系以满足实践的要求。”教育技术学实践观念的交互和技术性知识的旨趣是教育技术学个性基因的时空序列，它们不断地与时俱进，以所处的时代为理论原型进行“时尚”钩沉，不断地为教育技术学“桥梁性”注入时代的主流观念。
依据前文给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结构基础的内在分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两个重要理论元素，学科事实和研究主体，它们存在的“个性”特点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之所以为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而不是其他立场根本的学理性依据。
教育技术学不论从其概念体系还是价值诉求和学科使命上说，其存在的意义都不在于学科实体的逻辑形式之中，而是在于它所依托的文化情境之中，包括纵向的时代变迁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民族差异等，离开相应的文化情境，学科价值诉求的科学性即被颠覆，学科立场的多元就会演变为混乱。而研究主体的立场随个体的差异而不同，人是文化中的人，不同的文化塑造差异的人性，不同的文化场域下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价值解读方式，文化积淀的差异是研究主体自为立场形成的根本缘由。综上对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分析，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学科自为的价值诉求和研究主体的价值追求以价值建构为目的与文化阐释目的相一致，其形成和实践活动中有相关文化的涉入并与相关价值发生关联，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合理性也体现在文化和价值中。于此，文化性构成了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本质属性，它是历史性，时代性和个性化总的概括。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形态，而是文化涉入和价值关联易变的产物，具有价值倾向和价值构建的特征。
三、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对学科建设的干预
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是教育技术学一切学科活动开展的基本立足点，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基础活动，也不例外的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为开始点。此外，学科立场以学科为基础并反映学科的价值诉求，而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是一个学科彰显和寻求学科意志以及学科价值的“进行时”，顶礼“在路上”的旋律，二者都是对学科的价值尝试和探险，不过前者是机制层面上的思想引领，后者是措施层面的思想外化，这是学科立场和学科建设的深度交织。所以，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必定会影响的学科建设的开展。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内在文化性是其能够在“时间规则”下永葆适合的源机制，它能够“外圆”地“接纳”外界彪炳的合理诉求和“内方”的“坚持”自身的原则。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研究以科学的学科立场作为原则性起点是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本文从学科立场的文化性角度思考学科建设问题，重点提炼学科立场文化性对学科建设实践的有效干预的启示，也算是对学科立场文化性价值作的一个“实践考量”。
第一，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思想的文化性提升。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思想是开展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路线图”，建设思想是发展教育技术事业的重要构件，一旦被确定，其科学性进程就直接指向学科最终的命运。事实上，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思想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分散在学科建设问题上的一根支脉，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建设思想理应秉承学科立场内在逻辑。然而，现实的学科建设多是盯着成果，认同以易于产生研究成果为导向的建设思路，忽略教育技术学的可持续发展诉求，缺乏历史性和全球性的时空视野。为了达到教育技术学的使命和保证教育技术学使命完成的完整性，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境界必须跃进，立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科学内蕴，跨越时代，文化，社会的认识鸿沟，文化性提升便是建设思路的科学性追求的科学之路。
第二，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成就的理性对待。一方面教育技术学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另一方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被其他部门吞并，这种吞并不是经济的资金链断裂的破产保护，却真的是学术界的“破产保护”。针对当前研究效果被看好的普遍现象，我们提出质疑。首先，很多学者关注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作了相关的研究和分析，这是学者们在自有的学科立场支配下的研究倾向，不排除人性的功利色彩助长学术泡沫的可能。其次，教育技术学是学科发展不断细化和教学手段不断丰富的产物，逻辑上说，教育技术理应是时代弄潮学科，然而取得的成就似乎实难匹配这样的身份。纵向看教育技术学较之于历史的教育技术学是进步的，可转向现实的横向比较，成就变为现在的问题。这是“历史用法”的感性，过去的成就很可能在今天被放大，今天的成就在明天也可能被放大。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本质体现为文化性，教育技术学的成就却不符合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的“过去式”意识，成就常常在“历史”的对岸。所以，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过去的成就，不放大，当然也不贬低。
第三，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对人的“和谐”呼救。学科建设离不开建设主体的参与，学科建设价值诉求是追求知识体系的完整，强诃的是在现实的社会需求中合理地发展此项事业，乃求真求善，遵循学科知识体系和社会发展的双逻辑。但无论求真还是求善都离不开主体的参与，人为之求真，人为之求善。人是教育技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最根本力量。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含有一种个体性，学科“掌门人”的个人旨趣往往会影响该学科的发展，其群体地位和号召力的变化对主流学科立场形成和发展产生冲击，给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产生影响。教育技术学学科立场文化性倡导形成“合立场”，将个性化通过“文化法则”进行聚合分析，形成学科立场的坚定意志态。可是，聚合的前提是学科建设的根本力量人之间能够容易的产生聚合。因此，这就要求教育技术学人持有相近的学科价值认识和学术价值观，形成和谐的教育技术学群体氛围。和谐的学科立场生成环境将非常的有利于学科建设活动的持续性开展，继而推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大规模运用科学技术力量同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先河，“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4］67，生产实践中的科学技术应用“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5］。长期以来，资本支配下的传统技术创新注重于加速开发自然资源，转化为占领市场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增值，获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多还要大。”［4］256但是，不断改进、完善工具—技术系统成为不断扩张物质变换规模的利器，在普遍化的竞争中加剧了无节制的生产增长，同时加剧了全球性资源、环境与生态的严重危机。“只要当今这种组织形式的现代工业文明带着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继续遵循着这种思维模式前进，鼓励人们为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而去操纵自然界，榨取自然界，那么，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将继续其摧毁地球的进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所作所为而转移。”［6］审视、反思科技成果的应用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思潮，似乎科学技术应用已然成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罪恶源头，“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起源于过去的技术进步的提法已经成为一股流行的游戏”［7］104。
有学者或以“回归自然”的口号疏离科技，或以“绝圣弃智”的态度否定科技，似乎只要放弃现代科学技术，人类就可以摆脱生态环境危机。显然，科技应用的环境悲观论警醒世人，科学技术成果滥用存在无穷祸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因为技术的缘故，我们想要的生活质量的许多东西才可能存在”［7］104;这种放弃现代科学技术以解放自然的片面性思路将造成人类文明失去物质技术基础的支撑而极大地降低地球自然系统的人口承载能力，导致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自然的解放是按照人的本质实现“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诚如马尔库塞所言，“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精神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8］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以工业文明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其旨趣不在于回归采集与狩猎的原始生产方式，而在于超越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提升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效率，解决当前诸多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人类文明的自觉发展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支撑，同时需要致力于消除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使生态化成为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工具—技术系统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是存在者之间的联系，既展现了自然存在的丰富性，也展现了主体能力的多样性。作为有理性的实践者，人类通过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而成为地球自然进化的主导因素。人类要在地球上诗意栖居，践行对自然的尊重，引导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承担其调控者和建设者的应有责任，不仅需要进行社会体制与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革，而且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形成以生态合理性为科学依据，以充分利用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为导向，体现了人的生态性生存和科技化生存的实践性统一的工具—技术系统，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三个主要领域奠定以绿色技术为基础的物质变换方式。进入21世纪，新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信息科学技术等主导科学技术群落的迅速发展，分别对应着人与自然变换的三大要素，可以预期将提供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新途径、新形式，为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奠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将工业化“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方式改造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反馈式流程的循环型生产方式，在技术层面上提供化解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对抗、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手段。
二、生态化科技创新的社会推动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其发生、发展离不开社会需要的推动，“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9］。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寻求新材料、新能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途径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需要，构成推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恩格斯预言，在现代公有制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10］当代，面对着千疮百孔的自然界，人类为摆脱深陷其中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推进文明转型与质变。在制约物质变换的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前提下，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以人为本”，从价值层面上颠覆了“以生产为本”的本末倒置:把人当成生产的工具，造成人的异化，把自然当成实现价值增值的资源，造成自然的异化;坚持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需求作为第一要义，又赋予作为地球生物圈特殊智慧生命的人类看护、管理地球生态环境的使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先进生产力以挽救人类正在加速丢失的唯一家园，必将有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转型，为开发循环经济技术、节约型生产技术、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等先进生产技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将推动传统的工业化技术创新体系向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转型。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人类现实自然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致力于提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效率，必将为提升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利用、物质循环等绿色科技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任何时代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总是具有稀缺性的特质，工业文明的技术创新体系致力于通过机械化、自动化的手段提高单位时间效率，尽可能掠夺地球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性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以创造庞大的产值和利润。生态化科技创新体系则努力发展减量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提供靠最小消耗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工具—技术系统，致力于提高单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和再利用，逐步改变传统产业对物质资源的极端依赖性。
科技创新的新进展为实现物质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废弃物进入生产过程实现再资源化不仅成为现实而且其产品越来越具有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已经取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初步成效。在信息科技的支持下，物联网技术渐趋成熟，把原子世界引入比特世界，从而使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联系起来，融为一体，通过对生产与消费进行全过程的智能控制，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光热、光电技术进步提升了太阳辐射能的转换效率，急剧降低了太阳能生产成本，加速了太阳辐射能的开发利用，对于克服能源短缺及与矿物能源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368人类致力于提高地球系统的自然生产力，将拓宽科技创新生态化路径，从外部自然制约的必然性中争得生存的自由。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人类现实的可生存空间，致力于维护地球自然的生命活力，将推进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客观上要求实现科技创新向生态化转型。据《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指出，“在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经济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能源消耗仍处于总量上升的态势，环境质量总体尚未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拐点的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高于3．3∶1，基尼系数仍高达0．46，二元结构指数仍在3．0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龄还未达到12年，人文发展指数低于0．850等状况下，此时正好对应着‘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也是发展路径要求重塑的转型期”［11］。因此，需要实现科技创新从以往的大型化、大量化、高速化的技术开发转向多样化、信息化、省资源化的绿色技术，以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治理污染或改善生态，缓解人类生存压力且不对自然造成伤害的生态化转型。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催化剂技术、分离技术、生物技术、资源回收及利用等技术，避免传统技术对于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广泛使用风能、太阳能技术取代煤、石油等污染严重且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缓解了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能源及其污染等问题。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具有实用、审美、精神等多重价值，长期以来，为解决物质匮乏，满足生存需要，积聚社会财富，人们借助于不断改进的工具—技术系统掠夺自然，人类生态足迹已经超过自然系统的修复能力，侵蚀地球自然的生态活力，损害其审美、精神的价值并最终在物质层面上影响地球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实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保护自然环境，修复千疮百孔的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推动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生态化科技创新在强调发展环境、生态科学的同时，需要建立人类活动对生物圈和整个自然环境系统的预测、评价体系，以此来衡量、防范对生物圈和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旦出现不利影响，也可以用以作为控制和消除的有效途径，减少、预防对自然造成的新破坏，协助自然创伤的恢复。再次，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一步拓展人类活动空间，扩充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自然基础，必然为生物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应用空间。人类文明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与自然交往的范围，其谋生存的活动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地表自然界，发现新的适合人类生存的地表空间几近不可能。面对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改进工具—技术系统，一方面不断提升外部自然的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延伸人的体力、智力和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人的活动能力，这种扩大人的活动空间的历史任务必将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促使人类将未曾真正开发过的海洋深部和宇宙空间的大量物质和能量纳入社会历史进程，进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系统，促进科技的发展创新在海洋、生物、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进行生态转化。“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如何替人———作为一个生理学单元———找到和创造最优环境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全部具体技术和其背后的自然科学的全部内容，还牵涉到建立在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深刻得多的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生物学技术。”［12］384生态化技术体系从传统的支持经济增长转向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力量。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不仅要发展符合人的需要的生态技术，而且同时吸收现有技术的合理因素，把现有的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发挥出来，在推进科技创新与突破中实现生态化生产力效用。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等一系列高新科技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力量，推动并产生一场物质生产方式的新变革，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13］。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恢复因人类活动而遭到破坏的环境，依靠科学技术提供的“点石成金”的“魔棒”，建立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必将加速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
三、创新科技创新生态化的社会环境
“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14］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和思维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置于“人—社会—自然”的有机整体中，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把科学事业组织起来就有破坏科学进步所绝对必需的独创性和自发性的危险”［12］ii。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通过文化创新，培育良好的社会生态文化氛围。首先，确立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满足人的需要为科技创新的双重社会目的。科技创新无，面向未知的领域，循着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探索新的自然界的奥秘。但是，科技创新需要社会导向，满足生态文明建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需要奠定科技创新生态化的社会目的。人的目的论依赖于树立目的的能力，即在各种目标在事件过程中得以实现以前，预测这些目标之内容的能力;依赖于找出这些目标之实现和利用他们的各种手段的能力并通过这些能力的帮助，以引导现实事件过程趋向预先标明的目标。满足人的需要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具有多重复合特性的社会系统。研究人员的课题选择是开放的、交叉的，研究成果应用的影响甚至可能是对立的，通过确立科技创新的社会目的引导科技发展，搭建凝聚和吸引科学技术人才的科研平台，提高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服务于人类的水平，使科学技术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在科技成果应用上始终把环境效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认可科学技术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的合理性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效益。
科技创新的社会目的要求我们不仅仅考虑科技的使用环境和条件，还要顾及科技的使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使单向直线段式的思维，转变为全程参与生态环境中物质能量的循环过程，取消与物质能量封闭循环路线的对立。其次，超越个体生存年代的时间局限性，在历史的视野中审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长远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立足现实，更要面向未来，通过科技创新生态化以发明未来。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中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绿色科技是预测未来、发明未来的必由之路。绿色科技要充分吸收现有技术的合理因素，发展符合人的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态技术，鼓励在自由探索中推进物质变换的科技创新与突破。毋庸置疑，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例如，门捷列夫周期律、牛顿力学、细胞学说、孟得尔遗传定律、电学基本定律等，并且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但是，对于一些探索性强、结果很难事先预见的、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其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与其在生态环境的效应一样，具有间接性、滞后性的特征。因此，在鼓励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精神的同时，极力避免“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环境实施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结果”［15］;通过强化科技创新的社会引导和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推进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新技术研究，如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遗传工程技术;慎重对待难以事先预测生态环境后果的研究项目，如人工合成生命;坚决杜绝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破坏的研究项目，如与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研究。再次，超越个体生存地域的空间局限性，在全球性的视角下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共享。一方面，科学成果存在产权，尽管科学无国界，科技研究与创新成果的应用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可以为全球共享，但是，科技成果的获取往往从属于个体、团队、公司、国家的名义并被赋予了经济利益的含义，在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下，追求利益往往限制了无条件的共享。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也呈现出超越空间的整体性。自现代性开启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封建行会的封闭，使本来分散、孤立的利益主体逐步连成利益共同体，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使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不同利益主体又具有了世界性，形成了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但是，“由于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滞后性的时间特点和发散性的空间特点，各个不同的个体、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仍然专注于追求各自独立的利益，对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往往被追逐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阴影所掩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破坏了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6］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这种非个人的、受利润驱使的市场过程往往系统地让一些人把他人手中的财富剥夺过来与此同时破坏环境。”［17］当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与具体行为主体的现实利益产生矛盾时，企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动力机制来兼顾两者之间的利益是相当困难的，更不必说建立一套以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体系。生态文明以人的需要为其社会目标，以人们赖以生存的人类自然—自在自然环境为中介，构成自然界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系统整体性，在理性框架下努力探索逼近这一理想的现实途径。强调科技成果应用上，确立环境科学技术共享的机制。应该通过国家的干预与有关国际机构的介入，建立超越经济利益的途径与机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机制外也相应地形成环境保护，确保科学技术生态功能得以及时转化成科学技术成果，在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下及时发挥作用。最后，需要制定倾斜政策，吸引优秀人才推进生态化科技创新。社会目的引导科技创新的方向，“一个社会科学上的成功依赖于它能够把更多的自己的天才输送到科学中去”［18］。
关键字： 科技异化 异化 科学伦理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产物和武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其威力日益强大，其影响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已变得极度习惯科技，依赖科技，甚至为科技所控制。同时，科技异化也日趋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类的主体地位，探讨科技异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何为科技异化
“异化”一词是黑格尔常用的术语，他认为异化是主体否定自身、转化为、派生出与自身相对立并压迫、制约着自身的他物的过程。其中有两层意义，一是主体自身直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一是主体通过自身的活动创造出与自己相对抗的对立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劳动异化”一词，认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异化与劳动者相对立的东西。异化从本质上说都是自我异化，但是自我异化并不都是指主体直接转化为主体的异己力量，在更多情况下，主体总是通过自己的活动、自己活动的结果或创造物而异化，即因为自己的活动或活动产物与主体自身相对立、相敌视而产生异化。于此概念，科技异化指的是科技作为人的创造物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本应满足人的需要，达成人的目的，却以相同的力量与人相对立，危害人、控制人、奴役人。20世纪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与此同时，科技的异化伴随着其正面效能的发挥进一步凸显出来。科技异化问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由于科技威力的日益强大，科技异化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不断显现；随着“科技思想”在人们心中扎根，人类越来越相信科技、依赖科技，甚至为科技所束缚。
二、科技异化的实质
从表面上看，科技异化是科技的“双刃剑”打破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有机平衡”，但其实质是“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地、自满自足地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就好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1】这种分离正是科技中人性特质的阙如。
（一）科技具有人性特质和非人性特质。科技固有人性的特质。这里的“人性”是与“物性”相对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科技固有的符合人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需求，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属性。
第一，科学技术产生于人，是“人为”的。科技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通过科技改造自然，创造了自然中不存在的事物，形成了日益庞大的人化世界、人工自然，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科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是人的理性能力的体现。这种“人为”特质正是科技固有人性的特质的基础。
第二，科学技术服务于人，是“为人”的。人发展和应用科技，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从而满足某种实际的需要，特别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生产方面的物质需要，提高生产的能力和生活水平，创造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表现欲，是为了满足“我能”的“人的价值”。人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的总目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发展科技的直接而现实的目的，人本质力量的彰显和壮大是人发展科技的内在目的。
第三，科学技术依附于人，是“同人”的。在社会活动中，只有人具有主体地位，人是认知主体、行为主体、道德主体。科技只能作为人的依附，增强人能力。特别要看到，科技对人能力的增强不单是对人的自然属性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社会属性能力的增强，如学习、交流、表达等。同时科技不能妄图给人添加本不具有的能力，更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这不是科技的能力决定的，是人作为行为主体和道德主体所具有的产生和应用科技的能力决定的。
同时，科技也有非人性特质，也就是“物性”特质。科技是唯物的。首先，科技的作用对象，无论事物、现象、规律，都是客观的、实在的。其次，科技研究和应用的手段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科技研究的结果是确实的，科技应用的成果是真实的。科技的客观性、真理性是科技存在的根据，也是科技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和活动的主要特征，科技的非人性特征也源于此。就此而言，科技客观地对待对象、以追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为目的等都是必然的，它强调工具理性，以定量、计算、概率的方法分析问题，追求普遍性、有效性、规律等。我们强调科技的人性特质并不是否认科技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二）科技异化的实质是人性的缺失。科技异化不是科技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主体地位的阙如，是人在科技面前迷失了“自己是其所是的本质规定性”。由于科技的巨大成功，科技具有了神圣的至上地位，为人所信仰，科技的态度、方法和原则被认为是普遍的、绝对的和至上的，它们被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无论研究的对象是物还是人，都以定量、计算等方法进行研究，并将这些方法和原则提升到绝对至上的地位。结果，科技中的非人性特质超越了其本来的范围，也淹没了科技固有的人性特质。科技超越物质性工具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意识形态的全部，从为人所控制转变为控制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科学从一种精神品质超越为一种信仰，科技是万能的，就像相信上帝是万能的。人们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祈盼科技降下“神威”，以“万能的科技”武装起“万能的人”。在盲目追求科技的过程中，科技成了目的，人却成了手段和从属者，成了科技发展的障碍，甚至变成科技改造的对象和材料，科技背离了人发展和应用它的初衷，走向了人性的反面。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229页.重庆出版社.转自程现昆.科学伦理研究论纲[M].
[2]李桂花，金延姬.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J]
【关键词】信息技术学科;包容;发展【Abstract】In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t a new challenge to educati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cipline must be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were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btained certain result, but in the school to carry o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clusive development point of view, research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function and its valu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Keywords】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clusion;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04-01
1信息技术学科包容性发展的含义
1.1包容性发展: 包容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只有学科的教育人士有博爱的心、博大的胸襟,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才能自觉行动起来,促进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1]“包容性发展体现出的善意、智慧和耐心与素质教育、教育现代化的理念高度一致,践行者和平共处、追求共赢、兼容并蓄的价值诉求,是实现现代信息化教育的有效途径。”[2]包容性发展不仅仅在经济中得到应用,在教育领域依旧得到价值体现。为信息技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1.2信息技术学科包容性发展: 信息技术学科包容性发展是指在信息技术学科在整个教育领域以及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挥信息技术学科的优势、功能和作用,促进学科本身和其他学科的共同、全面、协调发展,有效与其他学科和领域进行包容性发展,充分利用各个领域的优势,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其包容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信息技术学科的观念、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以及信息技术学科在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
2多视角下的信息技术学科的包容性发展
2.1信息技术学科应用领域: 信息技术学科知识在多种领域逐渐展示出自己的价值和不可动摇的位置,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是21世纪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信息技术支持的教与学已成为今后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加强以效果效益研究为导向的信息技术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创新应用研究,加强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型组织建设与培训模式研究、远程教育发展与质量保证研究、农村远程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学习者能力发展研究。”[3]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技能实现了与教育领域其他板块的有效的包容性的融合。
2.2其他学科与信息技术学科包容性发展: 在实现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通过对教育各个学科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技能来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就注定了信息技术学科本身的定位,注定的信息技术学科的角色和存在的价值以及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直接目的。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便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主角,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我国21世纪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途径,与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继承性,同时又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点的新型教学结构类型。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技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的选择性包容性发展,在整合中把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和情感激励工具,利用信息技术学科与各个学科包容性整合提供的自主探索、多重交互、合作学习、资源共享等学习环境,使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在整合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激发和锻炼,这正是创新人才培养所需要的。由此可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改变传统教学结构、实施创新人才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目前国际上基础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潮流。
2.3信息技术学科观念的包容性发展: 信息技术学科在一些不发达城市的学校中有概念模糊,学科定位不清的现象,教师对其理解不全面,家长对本学科的认识也是不完全正确的。部分地区的学校其他学科教师对信息技术学科的认识、观念上由局限性,很多人认为信息技术学科和计算机学科是同样类型的,所以当教师的电脑出现问题、下载文件失败、电脑装系统等等的一些问题都会毫不犹豫的叫上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师来解决问题。信息技术学科面对这样的发展环境,也面临这学科观念和性质的定位,存在着与计算机学科的观念和功能包容性发展,在矛盾中发展,在需求中发展,在发展中渐渐的表现出自己的性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界限。
3信息技术学科包容性发展的价值
3.1促进学科完善和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学科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技能不断变化,信息技术学科与教育理论、社会的发展保持着同步的步法,深深体现着技术和理论知识与信息技术学科的包容性发展。通过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使学生具有获取、传输、处理、辨别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社会等问题,正确高效地使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学生终身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要考虑学生心智发展水平和不同年龄阶段的知识基础和情感需求。“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作为信息科学的一部分来说,更紧密地涉及了科学与技术两者的结合。但是,正是由于信息科学过多地包容了社会学、传播学、电子学等多种学科,所以在技术学习的定位上就容易发生模糊。”[4]
3.2促进人才包容性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育不仅仅是“生产”他人,更重要的是使受教育者“生产”自己。在实现信息技术学科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实现了共同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共同的进步。“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只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片面性发展的局限,肯定了在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的全面的教育培养……。”[5]信息技术是一门涉及多门学科的交叉学科,体现在应用上就需要使用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综合素质,学科自身的复杂性赋予其特殊的使命,学科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学科的包容性发展有利培养人的共享、合作、交流设计的能力,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持续、全面、和谐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人的能力的提升、良好性格的塑造和才能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文库.包容性发展./view/4992042.htm
[2] 祝福恩、崔月军.包容性增长是实现科学发展主题的关键[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1)
[3] 祝智庭.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年.中国电话教育[J].2011(1)
关键词:科学技术化;技术产业化;产业哲学
Abstract:Technical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arebothindispensabletotransformscienceintoproductivity.Sciencetechnicalizationmeanstheprocessoftransformingscientifictheoriesintotechnicalpracticetomakethempragmaticsoastominimizethegapbetweenscienceandproduction,thuscreatingan“artificialnature”.However,technologyindustrializationisaprofitableprocessoftransformingproductivetechniquesintoindustrialpracticesoastorealizethesocialfunctionofproductivityfromscienceandtechnology,thusforminga“socialnature”.Todifferentiateconceptuallytheprocessofsciencetechnicalizationfromtechnologyindustrializationisimportantinchangingpeople''''sideafortheimplementationoftechnology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sciencetechnicalization;technologyindustrialization;philosophyofindustry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似乎是一个不争的命题,无需赘言。但是如果“穷根究底”地追问一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似乎又不那么简单。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肇始于19世纪中叶,兴盛于整个20世纪,至今方兴未艾。然而自人类社会产生直到近代产业革命(包括第一次产业革命在内)的几千年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始终是“生产—技术—科学”,而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那么紧密。只是自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开始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基础。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以科学为基础”(science-based),而“以知识为基础”(knowledge-based)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联系,以至于“科学—技术—生产”这一过程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但是,从技术哲学或者产业哲学的角度来看,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发明再到经济效益却是一种近乎于脱胎换骨式的飞跃,其中任何一个转化环节发生间断或阻塞,再好的创意(idea)也无法变成效益(return)。本文试图从科学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这一命题进行形而上的解读。
一、以实用为价值取向的科学技术化
历史上,科学不是或主要不是作为生产力出现的。“科学不仅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虽然它既不能达到真理,也不能达到概率,但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仍然是科学发现最有力的动机。”[2]相信波普尔的上述观点时至今日仍然有效,对自然界奥秘无限的好奇心永远是科学家努力工作的原动力。尽管科学认识本身并不就是真理,它随时都有被证伪的危险,但被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长期检验正确的科学认识具有真理性,真理性的知识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导作用。尽管要想说明当时的万有引力定律、质能方程式和日后的发射宇宙飞船、爆炸原子弹之间的关系相当困难,但科学原理中蕴涵的巨大、长远的经济价值随着科学技术化的出现愈发突出。
科学(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必须经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科学理论要转化为生产力,一般首先要经历一个向技术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可定义为科学技术化。”[3]因此,科学技术化就是从科学理论向技术实践、从认识自然物向创造人工物的转化过程。这不仅是科学知识形态转化为技术发明形态的过程,而且是缩短科学与生产之间的距离,使一般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所以,科学技术化的实质就是以实用为价值取向,把“虚”的科学物化为“实”的技术的过程。
不管科学和技术存在着多少种定义,但科学主要是一种知识体系、技术主要是一种工具体系是公认的观点。所以科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务虚”或“求真”,科学成果主要是理论或观念上的东西;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务实”或“致用”,技术成果主要是发明或实物上的东西。生产力中包括的科学一定是技术化或者是物化了的科学,所以,科学技术化是一个由虚到实、由理论到实践、由解释到创造、由抽象到具体、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可分为科学原理的对象化和技术原理的实物化两个阶段。
1.科学原理对象化
科学原理对象化就是从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原理的过程。作为关于实现一定技术目的的途径、手段、方式和方法的理论规范,技术原理也要表现为知识或理论的形态,也要采用概念、符号、公式、流程图等理论形式。但是与普适的科学原理不同,此时的技术原理已经是与实际的技术对象、技术过程、工艺流程等直接相对应,具有很强的对象性和具体性。如果把科学原理看成是普遍性的原理,技术原理就是与具体对象相联系的特殊性的原理。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技术原理的根本性突破主要是人们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在科学突飞猛进的现代,技术原理的重大变革无一不是科学原理对象化的产物。只有在深入研究固体物理学的基础上,半导体晶体管的技术原理才得以建立;只有发现了受激辐射原理,激光器的技术原理才最终提出。如果说科学原理所揭示的是天然自然的规律,那么技术原理揭示的就是技术系统即人工自然的规律。所以,从技术发明的内在机制来看,新的科学理论所预示的技术端倪并不能直接导致技术发明,它还需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逐步把科学原理的普遍规律转化为技术原理的特殊规律,从而为技术发明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支撑。
2.技术原理实物化
然而,有了技术原理、设计方案还不等于就有了可以实际应用的技术,没有实现技术原理所必须的物质手段和工艺方法,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技术原理实物化就是从技术原理转化为技术发明和物质手段的过程。内容再丰富、原理再正确仍旧是知识、学理,没有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就不成其为现实技术。从本质上说,技术就是方法、手段和工具,它不仅仅局限于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把技术原理落实在物质材料上,制造出新的产品,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通过电流把灯丝加热就会发光,这样简单的白炽灯技术原理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明了,但白炽灯泡的改进使用金属钨丝做灯丝,充入惰性气体防止灯丝烧断直到20世纪初才告完成;热核聚变的物理学原理是人们已知的,20世纪50年代也曾尝试爆炸过氢弹,但如何实现可控热核聚变用于发电,至今尚未找到实用化的具体条件。因此,物质材料对于科学技术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制约着技术原理能否最终转化为实用技术。目前新材料研究的前沿是纳米技术,有人甚至预言,纳米技术不仅会带来世界性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而且可能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总之,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发明的转化并不是一个简单过程。科学技术化需要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也需要经历一些时间。如果具备了这些中间环节并且具有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条件,科学就能较快地转化为技术并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化缩短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距离,使知识转化为商品进而通过产业化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科学技术化也是创造人工物形成人工自然的过程。相对于天然自然(第一自然)来说,我们把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创建、加工过的自然界叫做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化是控制和变革天然自然的过程,是创建和加工人工自然的过程。如果说科学原理是反映天然自然的规律,主要是以解释世界为己任,技术原理反映着人工自然的规律,为改造世界做好理论准备,那么技术发明和物质工具本身就已经作为人工物成为人工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譬如,自20世纪50年代贝尔实验室成功推出晶体管以来,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代代地发展,乃至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微电子技术为主体的电子人工自然中。归根结底,科学技术化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是满足人的需要。当物质生产和生活遇到技术困难而停滞不前时,必然要寻求更加实用更高效率的途径。正如齐曼所言,进入博物馆或成为化石的技术(器物层面的技术)不见得不好,只是因为用起来成本太高[4]。
二、以盈利为价值取向的技术产业化
技术,特别是以工具或机器为代表的物质性技术无疑是生产力,“不以生产为基础的技术和没有技术的生产都是不可能的”[5]。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技术成果因缺乏资金躺在专利局里无法向生产和盈利转化,而另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又因缺乏好的技术项目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这就造成了科技资源和生产资本的双重浪费。因此,技术与生产并不是完全同一的东西,这里还有一个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和技术成果向生产转化的问题。技术发明、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实践性,是以实用为价值取向的人类活动,这一点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提出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是在技术发明过程中也存在着较大的探索性、不确定性和创造性,这一点与科学活动又是相似的。所以,实验室里的技术只有形成产业链才能真正得到推广应用,企业也真正获得主导产品的支撑从而实实在在地盈利。“新技术始于发明,成于研制,终于应用;而新的产业始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的定型,终于批量的产品和效益的产出。”[6]因此,技术产业化就是基于“有利可图”或者是以盈利为价值取向,把专利技术、实验室技术转化成商品或产业技术的过程。
由单纯的技术运作方式转向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运作方式是技术产业化的本质变化。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把单一功能的技术研发部门变成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借助市场营销把尚不能直接为人类所利用的技术转化为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商品,并由此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这是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做好产品只是第一步,产业化的关键是形成一个包括研发、扩散、生产、营销、售后服务诸环节在内的产业链。这一过程至少可分为技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社会化两个阶段。
1.技术商品化
技术商品化是指把专利或实验室形态的技术(技术发明、样品或样机)转化为进入市场的现实商品的过程。技术上可行的产品在生产上未必可行,换句话说,实验室诞生的技术产品不等于生产生活中使用的技术商品,二者之间还需要一个转化过程或“二次开发”。技术成果首要的是先进性,而技术商品首要的是经济性,是需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技术。实验室技术往往只考虑到技术原理的正确性和技术应用的先进性,为了取得预期效果往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商品化的技术必须是“用得起”和“划得来”的技术,既能让大多数消费者买得起又能给生产企业带来利润。海水淡化尽管在实验室里已是成熟技术,但是提取一吨淡水的费用远远高于用火车或轮船从远处调一吨水的费用,这种技术就无法商品化。我国的一些技术成果(特别是环境保护技术)难于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应用成本过高。其次,技术的商品化还要考虑到使用上的方便性。实验室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往往是知识层次较高的专业人员,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对于他们是专业知识的合理延伸。但是商品化的技术是面向各种层次和知识背景的消费者的,操作过于复杂(例如,有些电子产品的说明书好像专业书籍)的技术就难以商品化。第三,技术的商品化还应考虑到适应性。一项技术成果被纳入生产生活系统必须有其他相关环节与之配套,否则就会由于“短板效应”形成不了现实生产力。我国在技术成果扩散应用上常见的困难就是“不配套”,自主研发乃至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项目因原材料、能源甚至生产和管理人员素质等原因无法正常生产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技术的商品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缺乏经济性、方便性和适应性的技术只有潜在价值,而不会变成生产力,更不会带来经济效益。
2.商品社会化
技术的商品化完成了科学技术从一般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飞跃,为技术产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技术的商品化阶段并没有把追求转化的最大效益作为目标,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还仅仅局限于物质层次和较小范围。而我们不仅希望技术成果能够成功地转化为商品,更希望把小商品经营成大产业(譬如,围绕着移动电话衍生出彩铃业、短信业等新兴产业)。作为技术产业化的第二阶段,商品社会化是指以追求产业经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技术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的批量化和社会化过程。如果说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从技术发明和样品到技术商品的过程都是从“虚”到“实”,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的过程,那么,商品社会化的最终结果是从“实”到“虚”,即商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蕴含在商品中的人类科技复杂劳动还原成巨大价值并获得价值增值是产业化的终极目的。如果我们把此前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助跑”,运用产业化规律去推动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化则是“最后一跃”,只有跳过这个“龙门”,科技企业才能从鱼变成龙,科学技术才能真正转化成巨大的产业和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技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社会化、产业化也不是一回事。商品化可以由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来完成,社会化必须由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企业群来完成。商品化主要的“瓶颈”是技术成果的成熟程度,社会化主要受制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发育成熟程度。商品化的标志是生产出可以进入市场的商品,社会化的标志是把技术发明转变成巨大的产业并获得最大的效益。商品化过程的主角仍旧是拥有技术优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社会化过程的主角则是拥有资本优势的投资家和企业家。商品化过程中企业生产的规模小、批量小,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文明的推动力小,而产业化了的企业群经营的规模大、批量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文明的推动力大。尽管如此,技术产业化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就像提出技术原理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实现原理的物质条件一样,在技术商品化的阶段必然要对市场需求和盈利前景进行预测。
三、从科学技术化到技术产业化:确立技术产业化的思想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看,产业就是人工物的社会性生产和扩散的过程。如果说,“科学技术化”主要是致力于“人工之物”,控制天然自然和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那么,“技术产业化”就是致力于“社会之物”,大规模地生产人工物和创造社会自然的过程。全面深刻地认识从天然自然经由人工自然走向社会自然,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化、技术产业化的规律和机制,积极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正是产业哲学旨趣之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产业化和产生最大效益,当然要以该成果符合规律、技术先进和经济实用为前提,但这种转化的条件却不在于科技成果本身,而是在于科技成果之外的社会经济条件。要转换观念,区别科学技术化与技术产业化过程,确立技术产业化的思想基础。
1.转化的融资渠道从以科研基金为主转向以社会基金为主
科学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的融资渠道是不同的。由于科技研发之初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基础科学研究本身就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科学研究直至技术化的整个过程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政府基金(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其他政府部门管辖的基金)支持。但是随着技术产业化过程的加深,不仅资金的需求量和面临的风险加大,与高风险相对的高盈利的预期也在加大。而这正是利用市场机制发挥社会基金(这方面一般是风险投资基金)作用的最好时机。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收回投资:一种是找一家大的优势企业集团以合适的价格收购,从股票转让中收回投资;另一种则是在专门的证券市场(比如美国的NASDAQ)帮助公司上市,在企业的股票大幅升值时出售自己持有的股票,收回投资。到了这个时候,高科技创新企业也已经成为一个度过了风险期的高成长型企业。所以,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如何使技术这个鸡蛋孵化出成千上万的小鸡,技术的问题已经解决,关键是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和发挥资本运作的智慧。
2.转化的主体从以科技人员为主转向以企业家为主
科学技术化主要靠科技人员创造性的劳动,把科学和技术原理变成实用的技术产品。科技成果的成熟程度决定着能否向生产转化以及转化的成功率,所以要为此时的“主角”即发明家和科技人员创造出宽松的科研环境。但技术产业化的“主角”应该转向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机遇,规避各种风险,扩大市场占有率直至取得巨大经济效益。我们要重视科技人员的创新劳动,也要尊重经营者和决策者高超的管理劳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尤其要完善技术市场、中介市场和资本市场,政府要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联姻创造良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发明家和企业家才能像接力赛一样把科技的“火种”转化成熊熊的产业之火。
3.转化的载体从科研机构转向生产营销企业
在我国,科学技术成果多数诞生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因为这里有雄厚的研究基础和高层次的智力资源。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选择竞争战略以及怎样进行盈利和成本核算又是这些技术专家所不擅长的。因此,技术产业化的载体必须从科研机构转向企业(或者是把科研机构企业化并推船入海),使科技成果从受智力支撑转向受资本支撑。为了保障发明人和所在单位的权益,可以把科技专利折算成股本金作为出资额来分配收益并承担风险。在产业化过程中,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各个相关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使产业化功亏一篑。无论是科技项目的所有者单位,还是资本所有者企业都无法独自完成产业化任务,唯有紧密结合、精诚合作才能使转化成功。
4.转化成功的评价标准从先进性转向盈利性
技术发明就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从而满足人类需求的实践活动。先进性和实用性是评价技术价值的首要标准,在实验室或中试基地做出新的样品就是科学技术化的成功标志。然而产业化的评价标准则是创利,这是产业化的目的决定的。技术成果在实验室里问世仅仅是产业化的开始,把这颗“种子”打造成商品并规模化地生产和销售,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产业化成功的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了关键时期,不仅要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更要使科技研发面向产业调整和升级,不仅追求科技成果的高与新,而且要把产业化和经济效益置于优先地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2]波普尔K.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242－243.
[3]周春彦.科学技术化技术时代的科学基础[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1.
[4]ZimanJ.Technologicalinnovationasanevolutionaryproces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3.
【关键词】创新素质 校园精神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07)05(a)-0192-01应纳入大学生的培养方案之中。扩充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内涵，加重实践教学的内容和份量，增加通过非课堂教学形式而传授知识和进行教育的内容。应全面加强实验室建设，建立学生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创新实践教学，开设课程综合实验课，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比例。2.3 课外活动环境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既是课堂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益延伸，又是实现其目标的有力支撑。目前许多高校把组织大学生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作为培养科技创新素质的重要载体，纷纷设立了“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基金”，每年拔出专项经费并不断增加投入力度，资助学生科研项目。中国科技大学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实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改革计划，启动了“大学生研究计划”，让学生每年有一定时间到研究院所、高科技企业和校内科研机构参与科研实践，同时建设学科的基础科学教学实验中心，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素质和能力。因此，我们要处理好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从课堂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知识水平出发，选择活动项目和恰当的活动形式与方法，引导学生健康向上的自主发展；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断提高活动的总体质量；进一步吸引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介入学生科研项目，使科技创新成果尽快转化到生产应用中去，推进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深入开展。2.4 课程考核评价要改变长期以来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观念，推进课程考核方式方法的改革，提倡开卷、半开卷、口试、报告、论文、指定阅读等多样化考核方式，建立起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特殊的评价机制。正如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所言，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败为评价标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全方位地注意保护学生的个性，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3 科研环境的营造充满学术研究活力的环境，是开展创新教育，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条件。高等学校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且充满活力的学术研究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办学的目标，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成为广大师生不懈追求与努力的方向。二是要把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素质和能力作为高校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三是学校要为教师和学生的科技创新实践提供制度、资金和物质上的保证。四是学校要鼓励教师对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给予指导，支持学生在不违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前提下开展创新活动，提倡团队性创新活动，扶持并指导各种科技创新的社团组织。使高校真正成为发明创造与学术研究者的摇篮和乐园。4 营建信息化的校园环境信息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获取、应用、处理信息的能力，业已成为各类专业人才必备的基本能力，信息技术手段也已成为当今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必要工具。为适应这一发展特点的要求，高校应努力创建一种信息化的校园环境。建设信息化的校园环境：一是需要在观念上真正认识到信息时代到来的紧迫性和创建信息化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通过创建信息化的校园环境培养学生适应未来信息化社会的能力放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二是建设信息化校园环境必须有必要的物质投入，高校应在信息技术设备、互联网及专业人员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投入，为师生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三是在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中广泛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在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使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得到普遍和有效的应用。5 营造国际化的教育环境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一体化是知识经济的特点，又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营造国际化的教育环境，就是要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观念和世界眼光的科技创新人才，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必备的重要素质之一。营造国际化的教育环境，一是要确立开放性、国际化的观念，把开展各种国际性的合作与交流作为高校的重要工作，把培养学生的开放意识与世界眼光作为高校培养目标的重要方面。二是高校要广泛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努力成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中心和桥梁。三是要更新教育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必备的国际化的知识与能力。__
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重视大学生科技创新素质培养，造就高层次高科技创新人才，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积极营造大学生科技创新素质培养的环境，学校是知识传播、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学校环境对科技创新素质培养有着熏陶与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1 校园精神的培育校园精神是一所大学始终如一保持着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理念，是几代甚至几十代的积累传承下来的习惯力量。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注重形成和培养自已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并以这种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熏陶着一代代学子。剑桥大学长期以来形成了注重学识渊博与学术自由、重视知识的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这种学术传统熏陶了历代剑桥学子，使他们不仅学术功底深厚，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质凝创新能力出类拔萃，因而剑桥也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北京大学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学术自由、与社会相结合等多方面的优良传统，在治学上体现了执著、宽松、厚重、为先的精神，这对北京大学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每所大学都要注重培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和内涵的校园精神，使学生在校园精神的熏陶下成长成才。2 教学环境的营造根据教学过程的组织环节，应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外活动和课程考核四个方面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教学环境。2.1 课堂教学环境课堂教学是构建学生学科知识结构，启发、培养学生科技创新意识的重要场所。课堂教学应该是一种宽松的、自由的环境。课堂讲授要体现少、精、宽、新的原则，把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结合起来，注重把创新思维的方法训练引入教学过程；课堂讨论要成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改变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灌输式教学，转向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课程作业要成为提升学生知识与能力的主要教学环节之一，重点加强综合性较强的研究型、设计型的习题、案例和训练项目设计，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帮助学生学会学习。2.2 实践教学环境实践教学应成为培养并发展学生科技创新思维和能力的重要依托。教学实践、课程设计、实习见习、学术讲座、专业项目训练以及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 R T ）项目，营造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学校环境吕凤英(黄淮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河南驻马店 463000)摘 要：信息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获取、应用、处理信息的能力，业已成为各类专业人才必备的基本能力；科技创新素质能力的培养取决于宽松的、有利的环境；校园精神的培育、教学环境营造、科研环境的营造、营建信息化的校园环境等是科技创新能力生成的重要外部条件和保障。
【摘要】 新技术发展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医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技术，随着复杂性科学观的兴起，有跻身新技术领域的可能。中医药学要在保持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应用现代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在反复实践中将其同化成自己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为己所用，使自身向更高层次发展。
【关键词】 新技术；中医学／发展趋势；计算机
20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日益走向一体化。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手段，科学越来越具有工程技术的特点。科学与技术互相渗透，使科学从发现到应用的周期明显缩短，科学物化的速度加快。中医药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医学科学，具有自己独到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样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
1 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要求
人类的科技文明史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1］。耗散结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体系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势必会使内部熵值增加，导致系统的老化与死亡。一个具备生命的耗散结构须具备系统开放性，远离平衡态。生物体是多层次生命物质组成的开放性耗散结构，社会也是个开放的耗散结构，所以研究具有生物属性的人的医学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中医也应该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融入到现代科技革命的大潮中去，真正地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开展中医药现代化，就是在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通过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引进技术的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全面提高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医药现代化是对现代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的借鉴和吸收，但又必然超越现代自然科学。但这绝不是全盘改变，不是对西医的简单模仿，更不是把中医“打”碎了，纳入西医的体系。就象一位文化名人说过的话：“人吃牛肉、羊肉的目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营养，长自己的肉，而不是为了长牛肉、羊肉。”中医现代化亦然［2］。
2 新技术促进中医药发展
2.1 新技术对中医理论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首先应该以现代哲学为指导思想。但同时还要看到，理论的创新同样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中医学理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强的优点，但局部分析不够。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科技条件的限制，它对微观世界的探及甚少，有些概念与理论过于模糊，有较多思辩成分，对生理、病理的研究量化指标太少，这是中医交流、传播、发展的一大障碍。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精髓，是中医学的核心内容。而证候是辨证论治体系中的最关键环节，它是连接诊断和治疗的枢纽，体现了中医学的特点和精华。因此，证候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证候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现代研究的重点。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中医证候研究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于各种有可能作为证本质的物质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特别是近年来，已逐渐将基因组学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应用于证的现代研究中。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尽管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病理、给药前后蛋白质组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我们也许可以充分利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成果，赋予中医理论现代的前沿的科学内涵，这样既可以提高其普遍性，也可使其掌握的规律和本质更具体，更深刻。
2.2 新技术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技进步促进了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发展，并为中医病因病机学增加了新的内容。首先，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外邪致病学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到来，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核辐射、大气变暖、生态失调等负面影响，已经或正在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推动着中医外邪致病学说的发展。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的七情致病学说。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现，情志的异常变化可以导致神经、体液的异常，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的低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情志致病的内涵，为治疗情志异常疾病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第三，新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医五运六气学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现代的时间生物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地理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提出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气候的人群患病有一定的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五运六气学说。这些新技术将进一步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3 新技术对中医诊断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中医辨证的手段，论治的依据，是经典的诊断方法，其科学性毫无疑问。但其诊断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很难量化，即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加以分析，亦是靠专家经验打分，最多只是半定量。这种结论在准确性、稳定性、敏感性等方面都更多地受到医患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已很难为时代所接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中医的八纲，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总纲。八纲辨证可辨病位深浅、病邪性质、邪正盛衰，与西医的定性有相似之处，对处方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阴阳、表里、寒热程度的判断上同样缺乏量化的标准，影响疗效判断的准确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中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借助于现代技术对诊断指标加以客观化和标准化。虽然在这方面中医尚显欠缺，但我们也应看到，借助新技术的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微观辨证学正从中医诊断学中开拓出来，从而使传统的宏观唯象辨证进展到与实验研究及微观、微量、超微结构检测、观察等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水平，以期促进中医诊断学实现宏观与微型的辨证统一。 2.4 新技术对中药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随着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药理学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对中药研究已深入到分子、受体水平，这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是中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关键。首先，通过基因技术、化学成分研究、分析测试手段、生物农药使用等措施，可以针对中药材种植涉及到的种源鉴定，中药材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及防治技术，防止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无公害栽培加工技术，中药材有效活性成分含量等制定一套完善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确保从源头上生产出绿色中药材和中药制剂。第二，在现代技术指导下，传统的中药饮片炮制加工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已完成了40种常用中药饮片加工和400种中药配方颗粒的系统研究，中药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 科技 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 materials 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 应用 。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 自然 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 历史 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 hesse）、卡特赖特（nancy cartright）、哈金（ian 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 分析 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 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 （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 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 问题 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 ，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 时代 》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 计算 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 （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 （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 方法 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 （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 （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 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 as 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 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 理学 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 电子 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 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 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 规律 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 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 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 rothbart,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harre , 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热顺?嫉氖笛槭已芯亢蜕?赣诩际趸?蒲Ц拍钪械囊熘市允导?治龇椒?し⒘撕?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凇犊蒲г谛卸?涸跹?谏缁嶂懈?婵蒲Ъ液凸こ淌Α罚?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 in 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 内容 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 of 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 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 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
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 科学 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 哲学 中，克里斯（robert p. crease）曾用现象学的 方法 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 自然 之剧（play of 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 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 研究 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 社会 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 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 理论 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 科技 现象之中。（val dusek, 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 分析 ，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 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 1999, 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 影响 。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 morris. 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 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 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 问题 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 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 n. 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 规律 （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 dappled 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 of 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 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 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 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 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 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 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 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 and 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 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 and tooley, 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 应用 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 2003a, 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 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 2003b, 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 2003a, 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 现代 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 “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 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 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 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参考 文献 ：
艾幕士：《实用自然主义导论》，2000，朱建民译，台北，时英出版社。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古添洪：《普尔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孙周兴译，199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陈嘉映，王庆节译，2006。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王巍，王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布鲁诺.拉图??骸犊蒲г谛卸?涸跹?谏缁嶂懈?婵蒲Ъ液凸こ淌Α罚?跷男??？?耄??匠霭嫔纾?005。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 政治 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