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7:23:54
一、人生哲学的内涵
什么是人生哲学？有关人生哲学的理解有很多种说法。我国历史上有不同派别的人生哲学，如道教的人生哲学、佛教的人生哲学。我国学术界大致对人生哲学有如下的认识：有的人认为人生哲学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的人认为，人生哲学是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思想、态度等等。有的人认为人生哲学就是关于一些人生哲理的至理箴言。有的人认为人生哲学就是关于生与死、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等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生哲学是关于人在无意义的世界中，以存在为基础造就出有意义的人生。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是从唯物论、认识论、历史观、辩证法等角度对人生作出哲学的、全面的、联系的、客观地指导。
二、邓小平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同时，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
（一）“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党，交给本阶级。”诠释了无比忠诚地热爱祖国的全部内涵，有助于提升我们爱国、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
忠诚、爱国，是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立足点。邓小平在年少时光就踏上了革命生涯，远赴法国留学。在留法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立志为革命和党的事业奉献毕生。22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时期，写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同时，他还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以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党，交给本阶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热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的事业，把祖国比喻成伟大的母亲，把自己比喻成祖国母亲的儿子，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语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总会让我们想起那位和蔼可亲的伟人的形象，深深地触动着我们的灵魂，震撼着世人。
爱国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和华夏儿女的基本准则。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在何岗位，无论从事什么事业，我们要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无私的奉献，勤劳而踏实的学习和工作，忠诚于党，服从国家，坚定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促进了我们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中树立信仰
理想崇高，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加入革命的精神支柱。“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其他任何一条道路，都是死路一条。他坚定的信仰就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他提出“四有”新人。通过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来树立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同时，他还前瞻性的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三）“要抛弃个人恩怨”。诠释了一个人的胸襟，铺垫了和谐的基础
在文革期间，邓小平被“四人帮”诬陷，被错误地撤销党内一切职务。邓小平的儿子在文革期间被摔成残疾，身为父亲的邓小平，却没有公报私仇地憎恨毛泽东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后，邓小平曾这样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家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教育全体党员、全体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小平同志如此的宽阔胸襟奠定了他不朽的人格魅力。
（四）“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诠释了乐观的心态，促进正能量的传播
邓小平同志历经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沉沉浮浮，忍耐又平静的接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邓小平的女儿这样评价他的父亲，性格内心，但对生活的态度相当乐观。外国媒体曾评价邓小平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坚强、乐观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度过了那些难以磨灭的峥嵘岁月。邓小平同志敢于说真话，胆大、心细，面对生活中的顺境，他积极上进；在逆境中，他懂得顺应。这就是他人生哲学的至高点。
（五）“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尝试，诠释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内涵，促进创新的提高
实事求是的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为中华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勃勃生气。他还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
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套，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人生哲学的灵魂。邓小平说，他是军人出身，打仗是他的专项。著名的刘邓大军取得的屡屡战绩，战场上的运筹帷幄，同样可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无论战场还是市场，都需要我们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三、邓小平人生哲学的当代价值
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迁，依然抹灭不了邓小平同志的人生哲学对当代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每个人的生存压力都很大。尤其是年轻人，工作、房子、车子、孩子等各种事情都需要去想办法解决。生活在社会中，无时不刻地在考验着一个人的意志和智慧。意志坚强的人视困难为垫脚石，意志薄弱的人视困难为障碍。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乐观的性格和心态来面对挫折和困惑。有些承受能力稍微薄弱的人面对困难患上了抑郁症，或者有些做些非法的事情。比如北京一个工程师和辽宁的一个青年男子因为房款不足，而去抢劫银行。最终断送了青年的美好人生。重庆一个女孩因为高考落榜，拿起瓶子中的毒药一饮而尽，留给她的家一时无法承受内心的压力人无限的痛苦。世上没有过去的坎，只有不勇敢的心。凡事以豁达的心态来承受，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人生一切挑战。
关键词：价值观；加强价值观教育；实践研究教学
《哲学与人生》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本课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及如何做人的教育。其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树立和追求崇高的理想，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哲学与人生》课程提出加强价值观教育问题的背景
1.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学生的头脑，引导学生用正确的价值标准来看待社会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职业教育全过程。提出了职业教育必须在教育教学中强化价值观教育，人生以及自己的生活，从而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强化价值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2.学生不仅应该习得知识与技能，更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去武装头脑
现代职业教育要培养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对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不仅能胜任某项工作，更能帮助学生“多元文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下社会中学会正确判断、选择和行动，理解劳动和生活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这过程中获得作为劳动者尊严和信服感，真正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强化价值观教育，是培育中职学生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统一的需求。
3.学生自觉地把个人成长纳入社会发展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结合《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当今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我国的国情，认识个人要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也必须以这个客观实际为依据，帮助学生理解正确把握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强化职校价值观教育，是《哲学与人生》课程培育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需求。
二、《哲学与人生》课程加强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核心概念界定
1.《哲学与人生》课程
把哲学与人生结合起来，发挥哲学指导和解决人生问题作用，是中等职业学校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该课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及如何做人的教育。
2.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本课题中的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指十中提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强化价值观教育
以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通过综合发挥职业学校各种德育渠道的作用，借鉴国内外价值观教育的先进经验，创新价值观教育形式，提高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4.实践研究教学
实践研究是指本课题的基本定位。本课题着重在操作层面，在课堂实践教学中研究《哲学与人生》课程中强化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教学方法，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人生发展关系密切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重要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学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三、《哲学与人生》课程加强价值观教育的思路与方法
1.借助南京市职教德育教研平台，充分发挥学校德育教研组育德功能
开展课堂教学实践，构建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课程强化价值观教育的教学方法，提升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效。
2.梳理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下的职业教育《哲学与人生》课程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
具有理论的创新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3.以教师为主体的行动研究
基于教育教学一线的实际需求，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指导实践工作，能加快教师的专业化进程，提升教育质量。
4.以“教学做合一”为基本理念
吸取先进的价值观教学经验，开发具有职教特色的《哲学与人生》价值观教育案例，能促进教学改革，丰富职教课程体系。
5.《哲学与人生》课程加强价值观教育研究
通过文献法、调研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进行，依托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平台、南京市职教德育教研员为引领，南京市德育中心组成员为指导，在《哲学与人生》课程实践教学中进行行动研究。
四、《哲学与人生》课程加强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实践探索
1.职业学校学生价值观现状调查
关键词:哲学大众化 价值论 解放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3-0001-02
促进哲学的大众化是艾思奇哲学思想的主要理论要旨，也是艾思奇哲学的特点与魅力所在，在旧中国，艾思奇所提出的哲学大众化思想引领了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今天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如何在新的时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人民大众的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要求，更是塑造新的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
一、从价值论角度看哲学大众化之必要性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待问题，往往要从一个命题存在的必要性来进行分析。哲学的大众化对于很多哲学研究者而言，特别是研究艾思奇哲学的研究者而言，其必要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就是这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在现实的社会中却面临着很多难以言表的困境，一方面，传统的哲学研究领域不断地被其他学科蚕食，或者是直接分化为新的学科；另一方面，哲学研究领域与空间却又在不断缩小，造成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逐步退入到了一种“边缘化”的境地。
但回望艾思奇提出哲学大众化思想的时代，却发现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无数革命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桥梁，为何在艾思奇的手中，如今看似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会发挥出如此大的力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从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哲学说起。
1.如何看待哲学？
我们该怎样看待哲学？不同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哲学观，艾思奇认为“哲学思想是人们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切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对于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种“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的哲学观，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全部关系的哲学观”。说的更具体一点，对一种哲学观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对这种哲学的精神实质进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解放作为其最高价值诉求，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就是“在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专注于‘世界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人何以可能’的‘知识论’哲学，也不是热衷于抽象的议论‘存在的遗忘’的生存论哲学，而是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旨趣，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非人生存状况为理论进路，以探索变革人的生存方式的现实道路为理论内涵的‘解放何以可能’的解放论哲学”。作为一种要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哲学，必须有一个能为普通人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哲学观，它必须反应这种哲学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为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艾思奇所推行的哲学大众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为全人类所接受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
由此产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价值问题，“社会为何需要哲学”，这是致力于推进哲学大众化的理论研究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哲学一直被视为一种只供少数“有天赋”的人去钻研的“精英之学”，但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到“生存哲学”的产生，再到近年来价值论哲学的兴起，哲学回归到“人的生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价值的思考不仅要阐明人生活的目的，而且也要确立一种达到目标的指导原则”，价值论哲学是一种紧紧围绕人与人的生活展开的哲学。因此对于哲学是否有用的问题，也不妨从价值论哲学的视角下来进行分析。
2.从价值论角度分析艾思奇哲学大众化思想的成功
哲学大众化的价值论基础，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对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问题。价值论中的价值，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属性同人的主体尺度之间的一种统一，是‘世界对人的意义’”。在价值论哲学的视野下，人与价值是紧密相连的，人本身的存在状态就是一个价值的存在，即使大众很难意识到这一点，但人的生活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主导，那就是人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和选择，我们为何觉得有的事情非做不可，而又对有的事情厌恶至极，原因就在于价值观念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因为价值观念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和态度情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形态”。
这里再回到艾思奇的时代，为何艾思奇的哲学思想能受到如此多有志青年的青睐？的确，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他另外的著作中，从没有发现有关价值论的蛛丝马迹，更没有发现有对那个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的分析与论述。但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发现，在当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而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拯救中国之最有效地革命理论，这就天然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价值观念基础，而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将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结合的痕迹，例如，在论述单靠客观真理的害处时，举了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例子，在论述如何从实践中去认识真理的例子时，用了“一·二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作为反例；用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不变性与侵略方式的多样性来解释现象与本质的问题。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艾思奇用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好契合了当时广大青年的价值诉求，因而在推进哲学的大众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从其内容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也许最能解释艾思奇哲学大众化成功的原因，正是因为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在精神追求上契合了那个时代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才能在广大有志青年中产生广泛的共鸣。
如今，那个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时代精神，即使在我们这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也概莫能外。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与“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大众化，而以“人的全面自由和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以“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天然地就具有大众化的理论特质和内在要求。但是仅仅从理论上解决哲学大众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是不够的，只是理论界对哲学定位的一种自我反思而已，要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大众，还面临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哲学的神秘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哲学走入普通人的生活才会有真正的可能。
二、从价值论角度看哲学大众化所面临的困难
很多对哲学有兴趣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和普通人聊到哲学，他们一般都会说哲学好难，哲学著作看不懂；或者直接就问：哲学研究什么？哲学干什么用？产生这些看法和问题，归结起来就在于人们对于哲学的不了解。
思想与常识的纠结：哲学为何神秘
艾思奇在其《大众哲学》的开篇，写的就是“哲学并不神秘”，可见，无论是对于几十年前的有志青年，还是对于当今迷茫的现代人，哲学都有其神秘的一面。所谓的神秘性，其实对于大众而言就是不知道哲学研究的对象，也听不懂哲学家们在说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艾思奇在其《大众哲学》中指出，哲学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就来自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想。但“哲学比感想更有系统”，而哲学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追求，是为了确定“人的生活目的在于追求幸福”。听上去虽然美好，但却使人感到空洞，空洞的原因，是哲学所学习和研究的内容似乎与此目标相去甚远。我们更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却是很多哲学研究者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常识”。
“常识的本质特性，就是它的经验性”，也就是说，常识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相互沟通的工具，在于其来源于人类共有的“共同经验”。但哲学要表达的却是一种超越经验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对经验常识的超越。哲学思维与常识思维的矛盾，就决定了一方面，哲学家要与限制自己思维的常识作斗争，从而达到超越其的目的；另一方面，常识作为人把握外部世界的最基本工具，哲学研究者又必须使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用来源于经验的语言表述哲学研究者们超越经验的思想，这就直接导致很多哲学大家所撰写的哲学著作曲高和寡，只能在有限的概念框架内得到认知和解读。这无形中就在哲学研究与大众之间，设置了一道看不见的藩篱，使大众对哲学敬而远之。
三、突破藩篱：哲学的大众化与解放大众的哲学
一直以来，哲学与大众之间却存在着这一条看不见的“篱笆”。既是由对哲学心生敬畏的普通大众所构筑的，也是由那些“看似‘自我放逐’实则逃避现实” 的哲学研究者们所构筑的。哲学的神秘性与实用性的问题，就是这一现状的写照，大众因哲学的“无用”而远离哲学，很多哲学的研究者们又需要用哲学的“神秘”来体现自己的“高深”与“智慧”，但是，哲学不是书斋里少数学究的思维玩具，也不是对普通人而言可以将其束之高阁的“闲学”，而应该成为指引大众追求幸福生活，走上真正的“成为人”的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实际只需要一个答案，那就是找到一种能够大众化的哲学并使之大众化。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研究一直在追寻几个问题的答案人是什么？人需要什么？人活着要追求什么？站在马克思主义论的立场上，从价值论的视角分析，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也是一个追求价值的存在，人类需要自由，需要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此，人要不断追求解放自己，从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中解放自己。而人的本质与人的追求，决定了作为“终极关怀”的哲学，必然要以某种形式与人的生活，人的生存方式，人的行为方式融为一体。
这种融合，就是哲学的大众化，在几十年前，艾思奇以通俗的语言、恰当的比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给了中国的广大青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带给了苦难的中国。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如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也大行其道。但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了带领广大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不是“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感性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就是“不知道真正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早就背离了“认识你自己”这句作为哲学研究最根本原则的古希腊名言，它们又如何能与普通的民众产生心灵的共鸣？
在当今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能仅仅只是编写几本通俗易懂的教材就可以，理论即使再通俗化，如果它与大众的价值追求并行不悖；甚至是背道而驰，那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所谓的大众化。因此，作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理论工作者，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追求、精神旨趣与思维方法，同时，又要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社会发展以及民众的价值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与剖析。
新时代的哲学大众化是要以各种大众能够接受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传递给社会大众。这种传递并不仅仅是一种说教式的传授，而是一种精神的交流的互动，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解放的价值诉求传递给大众。哲学思想存在于一切文化形式和样态中，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仅仅是将哲学理论用一种大众可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更要以各式各样的大众化的文化载体（小说、戏剧、影视、漫画、歌舞等等）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从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
总而言之，我们不需要要求人人都像哲学研究者那样研究哲学理论，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涵传达给普通民众，使之能够以具有哲学色彩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形成新的价值观，最终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实现对其自身与所处社会的自我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在大众与哲学之间构筑一座桥梁。让哲学“回到人间”，让大众“走向天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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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牧口常三郎 《价值哲学》，马俊峰江畅译，1989年版，第107页
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对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一是“知识”层面，二是“方法”层面，三是“价值信念”层面。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西马哲学之间并不缺少“对话”与“沟通”。20世纪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过融合中西马哲学、探求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开辟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方向的种种努力。不过，这种努力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其一，在“哲学知识”的层面。自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这一层次上的对话和沟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各流派和人物的思想观点、哲学史的演化逻辑等等，都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发自身内容时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和参照;在西方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理论原理也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和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与基本原理在阐释和理解中国哲学时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哲学知识”的层面上，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沟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二，在“哲学方法”的层面。中西马哲学相互吸收和借鉴彼此的哲学方法，来对各自的理论传统进行阐释，己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运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或者借助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等，来阐释中国哲学;用中国哲学的“天道观”来比附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和哲学家;运用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来阐释中西哲学，等等，这些都是许多哲学研究者以各种方式所做过的尝试。因此，从“哲学知识”和“哲学方法”的层面来看，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中，中西马哲学之间的对话事实上一直没有间断过。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一再呼吁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并仍然把这种对话与融合当作重大课题来关注和讨论呢?这种吁求所包含的深层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这种吁求所呼唤的是对话的更高层次、更深入的方式和更开放宽容的心态。而在这一方面，哲学对话的第三个层次，即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是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同时也是最为困难和艰难的维度。这一点是由哲学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如同以其他方式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一样，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质。首先，它具有“终极性”。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都是对人的“生活样式”的自我理解，集中凝聚了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希望与梦想，构成了人们思考、生存与行动的终极依据，就此而言，价值信念总是具有“终极关怀”和“终极眷注”的性质。其次，它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曾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体现在哲学之中，①但不同民族和社会对这种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领会总是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生存历史与生存命运内在关联在一起的，海德格尔曾言，在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意义的追问中包含着西方的精神命运，哲学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因此，不同的哲学形态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不可避免地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特殊性”。第三，它具有“完备性”或者“全整性”(Comprehensive)。这一概念借用于罗尔斯，意指任何一种价值信念都具有把自身普遍化的本性：“完备性的学说或教义，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意在涵盖生活的全部”，③虽然“它并不能够真正地涵盖一切，但是其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④“终极性”、“特殊性”与“全整性”，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注定了价值信念天然具有逃避对话甚至拒斥对话的倾向。
正因为如此，与“知识”、“方法”等层面的对话相比，“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要显得艰巨与匮乏得多。“知识”与“方法”由于其“工具性”意义而相对容易获得认同并被接受。但在“价值信念”层面上，人们则往往倾向于相互戒备、怀疑与拒斥，经常有意无意地选择回避，甚至导致价值等级上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使中西马哲学之间的深层对话变得困难重重。
回顾历史，这种价值信念层面的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表现。我们可以相对地把它区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把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置于价值等级的最高位置，由此出发，来评判其他哲学形态。在它看来，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必须以中国哲学为本，后者代表着最高的价值理念。像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哲学家，虽然也承认西方哲学有其优点，但在基本的价值评判上，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哲学在根底上要高于西方哲学，尤其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担负着拯救威望、开辟新路的职责。例如梁漱溟先生就明确说道：“近世西方人的心理方面，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实为显著之特点。……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受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
与此不同，中国儒家哲学则因其对生命精神的独特体认，可以克服西方文化之弊，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再如唐君毅先生以道德理性为根据，把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而把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精神概括为“非人文和超人文的精神”，前者可以涵盖后者，后者则由于“人文精神”的匮乏因而是无根的，因此结论便是：“世界人类人文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不在西方”，“中国文化之精神于立本以持末，求绝乱于机先，以拨乱反正，长治久安之道，实高于世界任何民族之文化”。®很显然，这种立场只在“用”和“器”的层面上承认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地位，一旦涉及价值评判，就非得为中国哲学争得一个优越地位，而视西方哲学文化为价值上的“他者”。
第二种形式则是把西方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置于价值等级的最高处，以此为出发点来评价其他哲学形态，这种倾向，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概括，便是：“视西人若摆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按照这种思路，西方哲学代表着“哲学”的正统形态，它的基本问题、概念框架与思维方式规定了“哲学”的方向和正途，在阐释和研究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无条件地依照这种问题结构、基本框架和思维方式来展开。其后果，就如同余英时先生所感慨的那样:“今日之谈文、史、哲学诸学者，大抵即谈西方某一流派之学者也。®正是出于对这种立场的不满和反驳，中国哲学界才有了“中国是否有哲学”的讨论及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才有了“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道路”和创造“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音。
第三种形式是用一种简单、教条的态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并以此来褒贬和剪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曾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简单框架来勾画中西哲学的演化图景，用“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腐朽没落阶级的哲学”与“先进阶级的哲学”等抽象的两极对立模式来给中西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盖棺定论”，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几大板块来理解诠释全部哲学，并把中西哲学丰富的思想内容都人为地塞进其中，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做法，都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割裂开来，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抽象化与绝对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简单化为拥有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终极的裁判权。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西马哲学之间形成一种健康开放的良性关系，对于三者成功实现真正内在的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只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为我们克服历史上有关此问题的种种误区，实现中西马哲学更深层次的对话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三、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必须面对的“现代性课题”
上述中西马哲学在价值信念层面对话所遭遇的困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国特有的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众所周知，正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才有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才有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空间的同时“在场”，因而也才提出中西马哲学的对话这一任务。在传统社会，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价值信念毫无疑问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但是，随着中国逐渐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哲学的这种“独尊”地位失去了社会制度与生活基础的支撑，与此同时，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于是，三种哲学形态所表达的价值信念之间的争执和冲突就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马克斯。
韦伯曾这样概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认为现代社会区别传统社会在于它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世界的“祛魅”意味着前现代社会那种“唯一必然之神”的消失，并由此使得“价值的多神化”与“诸神的争斗”变得不可避免。在韦伯看来，“价值的多神化”必然导致“价值的争斗”，人们坚执自己选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价值信念，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这里有“不同的神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己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这表明，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多种多样的哲学、道德、宗教学说和思想体系等同时并存的社会，这些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都在谋求自己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并寻求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特点，罗尔斯称之为“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在此意义上，历史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在价值信念层面所出现的分歧和冲突乃是世界“祛魅”的必然后果，并且是与中国现代性探索和建构过程相伴相随的。
面对这种价值信念层面的争执和冲突，一种有代表性的方式是“拒斥对话”。这意味着异质性的价值信念各自把自身绝对化与中心化，由此出发，必然会排斥其他价值信念作为对话主体的地位，并把遏制其他价值信念视为理所当然，于是，价值信念之间的争斗便变得不可避免。以此为前提，必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沟通，无论对于哲学、文化还是社会发展，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以“同一性思维”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批评和解构，己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根本性主题之一，阿多诺等哲学家己经深刻地指出，“奥斯维辛之后”，任何同一性的价值信念，任何唯一的人性理解，任何绝对性的生活原则，都可能是因包含着“形而上学的恐怖”而导致社会生活的灾难。®前述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哲学都试图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价值等级体系并由此派生出的种种问题，即是这种处理方式及其后果的体现。
对于己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而言，其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己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马哲学所反映的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在同一个时空中交织在一起，使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不再单一和均质，而是充满了异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此情况下，坚执一种价值信念而拒斥对话，必然导致对这种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的抽象化和片面化。因此，“拒斥对话”的方式是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完全相悖的。如何超越价值信念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而逐步达成不同形态的哲学间的良性对话格局，是当代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代性课题”。
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价值信念层面的良性对话，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进行一种真正开放和深入的沟通与融合的前提条件。只有以此为前提，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以一种平和的姿态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否则就有可能堵塞了真正对话的通道。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就对话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作过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善良意志”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沟通的前提条件，所谓“善良意志”，就是克服自己的狭隘性和有限性以理解他人的意志，它意味着愿意开放地面对和倾听“他者”所要说的一切东西，并在此过程中让对话双方跨越彼此之间的沟壑，从而使人们之间达成创造性的共识。③哈贝马斯在与伽达默尔颇为相近的意义上，把“真诚性’、“真实性”与“正确性”视为“对话”或“商谈”的规范性要求。无论伽达默尔还是哈贝马斯，他们所强调的都是价值信念的开放与包容对于建设性对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就启示我们，中西马哲学之间要进行深度的、富有成果的融合，离不开价值信念层面的沟通与对话。
更重要的是，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推进当代中国人生命存在的自我理解、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生成我们民族“哲学自我”的重要内容与根本途径。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中华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它立足于传统社会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凝聚着人们对于生命价值、人生境界与人生态度的自我理解与自觉领会，是人们理解世界、把握社会历史、领会人生意义的内有根据。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表征着民族的自我认同，代表着民族的“哲学自我”。但是，中国传统哲学所对应的社会生活基础主要是前现代的传统社会，随着近百年来中国逐渐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它所表达的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信念在一些方面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己不相适应。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强调、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个人主体性价值的弘扬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公共生活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等，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欠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价值信念在当代社会失去了其积极意义，相反，它对人生命内在的道德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自觉，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毫无隔碍、生机盎然的和谐境界的领悟等，同样是西方哲学所欠缺的。这即是说，中西哲学各自代表着对人的生命自觉理解的不同向度与侧面，二者所表达的价值信念各有其优长与不足。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它为理解人的生命存在、实现人的生命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并从中升华出一种高远而通达的价值信念。
1 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 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内学者马俊峰把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理性化，坚持了哲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关心现实生活，体现出哲学的功用化；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1]也有人从价值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价值论的研究特点，认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价值的定义以唯物主义作为根本路向，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首先，从哲学基础来看，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基本立场依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依然是哲学的主流，从其理论本身来看，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关键词：教育哲学：实践哲学；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6-0045-06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問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問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問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問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問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問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問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問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問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問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問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問题或将教育基本問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問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問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問、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問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問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問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問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問：“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問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問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一)哲学作为1特殊的社会意识，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对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导向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作用。但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它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科学研究及科技发展就可能会偏离人类、国家、人民的需要，而给人类造成危害。人类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首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真正把握科学技术研究与运用的正确方向，才能树立崇高的科学伦理观念，才能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自己的价值追求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使大学生明确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并以此作为创造的内动力，执着地去攻克具有全面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推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二)哲学作为1辩证的思辩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对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着独特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之巅，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理论思维方法是人创造能力的主要方面，而人具有较强创造能力的集中表现是思维方法的创新与转换。文化知识教育具有训练学生思维的功能，而哲学则是以提高人的理论思维水平为直接目的的。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它不单是知识的积累，更主要的是智慧与方法的积累。正如恩格斯所说: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
有别的手段’。哲学作为一种辩证的思维科学，是思维方法群中处于最高层次的理性思维方法，是改革传统习惯思维方法前进的动力，更是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方法论前提，作为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评价和处理日常工作的基本依据，哲学思辩科学对于规范人们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人们既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又需要拥有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这样才能真正把思辩的理论转化为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这正是哲学作为知识体系，更作为价值体系的方法论的体现。
(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价值理性，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全国公民道德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使命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格心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及道德追求趋于多元化，因而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混乱，产生了焦虑、迷茫、悲观、失望、烦恼、痛苦、孤独等情绪，认识上出现了混乱和偏差，信仰上出现了危机，导致了行为上的无所适从和随波逐流。
哲学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性，不仅要反思人生存的意义，而且要通过对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反思，来解决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对人的意义。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要自觉承担起建设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要全面、深入、细致、准确地了解、把握和研究社会变革及转型所引起的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了解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需求，“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从而激发人们创造的热情，增强学生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社会的主人翁责任感使人们树立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培养人们的高尚道德素养，统一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毋庸置疑，哲学理论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促进社会公德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推进哲学教育创新，使哲学理论真正转化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不竭创造力，就成为当今高校创新教育中迫在眉睫的突出任务。那么怎样才能有效促进哲学教育创新呢?笔者认为，哲学教育创新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创新哲学教育思想，构建新的哲学价值导向
哲学理论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法律观念、道德、艺术相比较是更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由于这一特点，常会让人们不容易了解和把握哲学的时代实质，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认为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抽象、远离现实，因而它只是人们论证原理的工具，只是国家政策的解释和注脚，忽视了哲学反思现实、批判现实的指导功能。在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运行的转型过程中，与这种变革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转型时期新型的价值取向和内涵超出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公平观念等具有全新的、挑战性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的问题、新的困惑层出不穷，在价值观念颤变的现实中，哲学教育显得苍白无力、茫然无措，难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驱动力递减，哲学这种非经济性的精神追求受到冷落，精神渴望与崇高被物质追求与满足冲淡，哲学的非实用性、非功利性的特点和其看不见的作用，造成了哲学地位的落差。因此，要想激活哲学教育，就要有效推进哲学教育创新，繁荣哲学教育事业，就要打破和克服长期以来人们对哲学教育所形成的不良定势思维，从观念和价值导向上重新给哲学定位。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哲学是一种思想，是一种理性，于其说哲学是一种知识，不如说哲学培养人的理念，给人们思想。正所谓'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在于增加积极的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哲学不单是要获得知识，而且是要养成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在认识上哲学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哲学永远行动着。哲学科学有着独特的反思性、超越性、批判性，哲学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的文明程度越高，越是需要思考，越是需要精神家园。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要真正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创新哲学教育价值导向，转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哲学的价值功用。从而自觉地接受哲学教育，以培养人们创造力的内在激情与不竭动力。
(二)创新哲学教材体系，构建新的哲学理论体系
我国高校哲学教育，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长期以来，马克思主认哲学原理教育照搬前苏联‘斯大林模式”而形成的哲学体系，使哲学原理教材形成了陈旧过时、空洞说教的状况。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具理，作为真理，它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作为绝对真理它有着权威性、普遍性、稳定性;而作为相对真理它又有实践性、具体性、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和凝固的教条，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可以说，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因此，创新哲学教材体系，构建哲学理论新体系，必须把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有机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稳定权威性与发展创新性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律性一时代性一创造性”有机的统一起来;把“解放思想一实事求是一与时俱进”有机统一起来。打破斯大林式的“教科书”的标准模式，构建立足于21世纪提高综合国力竞争需要的、立足于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的、立足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哲学理论新体系，为新世纪的哲学教育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创新哲学教学方法，构建新的哲学教育机制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一种教育创新。传统哲学教育，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创新激发，重“填鸭式”“满堂灌”的封闭式应试教育，轻启发、研究性的开放式创新教育。因而使哲学理论的实践、指导功能无从体现，形成了一种“教师讲条条，学生学条条，考试背条条”的僵化教学机制。因而创新哲学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不容忽视。高校教育，既要培养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理论功底的学者型人才，更要培养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实践型人才。因而，在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现代人才教育中，哲学教育的独特作用日益凸现。因此，哲学教学，既要利用课堂教育主阵地，采用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方法及现代化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教学，增强理论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吸引力，更要根据哲学课程的性质及特点，突出研究性教学及实践教学方法。
(一)环境哲学实践的背景环境哲学起源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它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日益加剧的境况下的“智慧之思冶。环境哲学从萌生之日起,虽然一直以来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其大多时候仍然是站在理论的层面上。为了真正地实现其价值,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个人与公共生态社会互动的道德选择的产物冶,环境哲学不应只拥有理论指向性,还应具备实践指向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PM2郾5超标、森林锐减、地下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这种情况急需环境哲学对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指导,因为,环境哲学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造成环境破坏的物质与技术,但是它能影响开发使用这些物质与技术的人的思想价值,进而为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自觉而清晰的理论、理念指导和更具现实操作性的实践理念设计。中国共产党的十报告中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冶。把生态文明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把“美丽中国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说明生态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哲学作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必须与生态文明的科学思想与伟大实践相融合,必须回归并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实现环境哲学新的飞跃。
(二)环境哲学之实践的理论基础环境哲学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其实践的理论基础归根到底也应是对这一关系的阐释。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环境哲学的关键词是“人类中心主义冶,许多人否认自然价值。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环境哲学发生了新的转向,在21世纪环境哲学变革的时代,否认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逐渐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替代。环境哲学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实践指向性,必须要充分认可“自然价值冶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环境哲学百家争鸣、流派繁多,诸如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倡导动物解放,呼吁人们从道德上关怀动物;以施韦兹的“敬畏生命冶理论和泰勒的“敬畏自然冶理论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拉斯洛克的“盖娅假说冶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以凯伦•J.瓦蕾、范达娜•席瓦等为代表的生态男女平等论;以亚当•沙夫、威廉莱易斯、卢西那•卡斯特林纳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些新环境哲学思想都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冶或“自然价值冶观念的萌生,并在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对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其理论精华与现实实践相结合,成就了环境哲学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环境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实践指向性的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指导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为21世纪生态环境变化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展现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才能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1郾理论意义“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冶[4]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创新,环境哲学也是一样的,即使其已经用来指导实践,也必须在实践中促进环境哲学理论发展。首先,理论层面上,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研究能深化国内生态文明研究,建立或重塑生态哲学理论体系,明确环境哲学的价值理念,使其更加贴近现实。其次,在价值与效应层面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环境哲学与自然环境的中介,能通过最高层级的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反思来不断拓新人的本性的境域,使人类的价值观念在转变过程中得到升华,由正确价值指导的实践活动就更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2郾现实意义长久以来,我们过分看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统一。如今,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都在生态层面体现了环境哲学的现实意义。首先,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改变人们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价值观;其次,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冶发展方式的实现,促进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转变
环境哲学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很多古代学者的思想中都透露着环境哲学的理念,这些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当地人们的行为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强。
(一)农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农业社会是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最弱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环境哲学思想,如儒家、道家、佛教的一些思想理念中都包含了环境哲学思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冶,认为人应体会自然运行法则,以达“天人合德冶,如此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冶;道家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冶。佛教思想中也有环境伦理思想,主张“佛者,觉悟之意;性者,不改之意。一切众生皆有不变不改的觉悟之性,名为佛性冶;“无缘大慈摄众生,犹如一子皆平等冶。但这一时期,由于人类的知识能力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环境哲学思想主要是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以求风调雨顺,其实践指向性较弱。
(二)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工业社会时期“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着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体现了这一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虽然工业革命让人类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冶,使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当人类还陶醉在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享受“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带来的成果时,人与自然关系越发紧张,进而限制了人的发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和技术把世界变成了人的自我肯定冶,以便对自然实施全面控制。现在看来,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念带来了对社会实践的错误指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不是自然在惩罚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在惩罚自己。整个工业社会时期,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没有真正地融合共生过,我们反思这种生产实践、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的错误,从思想和实践上更加注重调节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平衡。
(三)后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如果说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主要是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已经开始作用于处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与大自然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澳大利亚生态学家W.福克斯认为,人们相信人类中心论,是因为人类中心论是一种自助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的重要性,反映了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人类中心论观点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具有危险性。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西方国家在这样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下,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实践,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群众性的生态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绿党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政治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生态文明新阶段已经初见端倪。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也涌现了众多生态实践。顾悦把环境伦理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他认为,西部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呼唤生态伦理道德,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在这类环境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西部建设了一批生态县、生态城,成就了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落地经验。如地处贵州西部高原乌蒙山腹地的威宁县,按照西部大开发和威宁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冶的要求,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协调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陕西省商洛市、青海省贵德县等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践行了生态伦理道德。在后工业时代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应继续坚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环境哲学价值理念,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
三、建设生态和谐社会:新形势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
(一)建设生态和谐社会这一实践指向的优越性首先,生态和谐社会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和谐社会在哲学上是非常深刻的,突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既体现局部,又强调全局;在价值观上是全面的,认为人与动物及其他生物一样都有价值和利益;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拓展到了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生态和谐社会完全摒弃了人主宰和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等旧环境哲学理念没有的优越性。其次,生态和谐社会能实现价值和现实的调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生态和谐社会尽量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尽管对自然的保护必然会损坏部分人的短期利益。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可以在现实利益和长远价值观出现矛盾时,提供一种调和方式和手段。价值与现实是不同的,价值具有主体性,它是多元化的,人的价值判断应该以主体为尺度,即使是在生态和谐的社会中,人的生态价值也会与现实利益发生矛盾。同时,现实与价值也是不能分离的,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从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且还必须以客观事物和规律为根据。如果人类总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依然在沿着“人类中心主义冶的老路走,那么人类也将继续在困境中挣扎。但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能调和环境现实与生态价值,使主体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时,既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能了解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无现实根据的价值决策,显示了其调节矛盾方面的生态优越性。
(二)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哲学属性生态和谐社会以和谐为灵魂。“和谐冶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是生态文明追求的目的,它指导生态建设的实践,蕴含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生态和谐社会是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基础之上,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是地球生物圈之中的对立统一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为人类提供栖息之所,供人类繁衍生息,发展生产。同时,人类逐渐认识自然规律,并通过行动改造自然。当代工业文明将反自然推向极端时,人类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我们能否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伦敦动物学会组织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给出的数据表明:“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负荷的25%,我们早已不再依靠地球的‘利息爷生存,而是在挥霍大自然的‘本金爷。照目前这种消耗资源的速率走下去,发生生态崩溃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冶人类的智慧让我们找到了“和谐冶。“生态和谐冶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将通过它打开生态和谐社会的大门。毕竟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则是生态和谐社会的哲学属性。
(三)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人类须敬畏自然,更要善待自然。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冶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在减轻已出现的“报复冶,避免新的“报复冶产生。在实践上,生态和谐社会以走绿色道路为主要途径,实现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综观世界各国的建设,美国2009年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有1/8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减税政策,以实现能源战略的转型;英国2008年下半年公布的发展蓝图显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至15%,继续发展核电的同时将风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这次英国发起的绿色能源革命将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变革。而中国在超越传统GDP理念的同时,更须采取实实在在的生态行动。自1996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方略,如我国“十一五冶规划中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规划,确定了多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及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并实行了严格的节能减排分省考核制度。“十二五冶规划中将绿色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等。这些实践措施都是以绿色实践为中介,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把环境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联系起来了。所以,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恰恰符合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是21世纪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目的和动力。
四、结束语
关键词：西方价值观；国家认同；消费文化；公民价值观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八面来风，西方价值观，尤其是西方当代价值观伴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自然引起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我国学术界（主要是哲学界）近年来的西方价值观问题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和有侧重点的梳理。我们认为，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西方价值观的研究工作稳步向前推进。学术界加强经典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和出版工作，继续加深对西方价值观理论根基的挖掘，强化中西价值观比较研究和提升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在充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术界也注意从价值观的角度对西方学术领域中的某些重要论题，如认同问题、消费文化问题和公民价值观教育问题等，进行延伸性和扩展性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学术界近年来在西方价值学和价值哲学的经典学术文本的译介和出版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西方的价值学和价值哲学是西方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学术界近年来非常注意对西方价值哲学和价值学的研究和探索。这首先体现为，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对西方价值观的学术文本尤其是第一手学术原著的译介和整理工作。在西方价值观学术经典文本的翻译和整理工作方面，冯平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堪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为重要的西方价值观研究成果之一。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有近270万字，涵盖德澳英美24位学者的价值哲学代表作。它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见解和学术精华，是研究西方价值哲学的最值得参考的理论文献和研究资料。第二，主编冯平教授前后用时10年完成的这部文集具有创新性的编写思路。在对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冯平教授提出，西方价值哲学研究大致呈现为四种路向：第一种路向是先验主义的，该路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闵斯特伯格、舍勒、尼采等，该路向的哲学家将价值视为先天的、独立于经验的，他们看重的是超越经验的永恒的、绝对的价值。第二种路向是经验主义的路向，该路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杜威、佩里、刘易斯等，这些学者不仅怀疑甚至拒绝超越经验的绝对价值，而且明确否定这种价值的存在，他们把经验世界看做价值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第三种是心灵主义路向。这个路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伦坦诺、迈农、艾伦菲尔斯和舍勒等。这些学者关注人的心灵、情感、意向、意志，侧重于从人的心灵中探寻“价值之根”。第四种是语言分析路向。主要代表人物有摩尔、石里克、艾耶尔、赖兴巴赫等，这些学者比较注意从语言分析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研究，通过语言分析，他们对价值的含义、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中，以张东荪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就开始对西方价值学的流派加以初步的介绍，对一些文献也进行了整理，但是总体来说，文献的译介工作很不全面。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学术界的西方价值学学术研究工作陷于比较长时间的停顿状态，与此相关，我国学术界对西方价值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总体上说一直滞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才开始重新重视对西方价值学重要文本的整理工作。对西方价值学的某些文本陆续进行翻译或者再版，《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的出版，也是对西方价值观研究经典的系统化的整理，也可以说，《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方价值学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和介绍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它为进一步推进价值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支持。
二、国际学术会议中展现跨文化视野和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西价值观的碰撞、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国学术界比较自觉地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西方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举办了数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会议和发表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非常注意通过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活动推动中外价值观研究工作成果的交流，和不同学术风格和学术观点的思想交锋。2008年7月，在西安召开了世界价值哲学论坛西安峰会暨第十届中国价值哲学研讨会。出席论坛的国内学者80余人，他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湖北大学等四十余所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国际价值哲学研究会前任会长G・J・M・Abbarno、现任会长D・E・Schrader 以及其他来自韩国、美国的多位外国学者出席了论坛。专家和学者们就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普世价值、应用价值哲学以及中西价值哲学反思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针对主观主义价值论（情感主义价值论）所造成的当代价值哲学的研究困境，专家学者们也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关于走出困境的建设性想法。
2010年7月，第四届国际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中国价值哲学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次大会由国际价值哲学学会和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主办，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变化世界中的价值问题以及当代道德生活中的规范与德性”。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海内外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会长李德顺教授，国际价值哲学学会前会长Thomas Magnell教授、John M・Abbarno教授、现任会长江畅教授等出会开幕式并致辞，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戴茂堂教授主持会议。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作了题为“价值四论”的大会专题报告。来自美国的Ruth Lucier教授、以色列的Lydia B・Amir教授、马来西亚的A・L・Samian教授、菲律宾的Corazon T・Toralba博士以及国内学者马俊峰、冯平、孙伟平等也作了主题报告。
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学术界从不同的维度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比较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学者提出，在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领域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通常称为价值哲学） 中，价值哲学因与社会、个人的价值认识和观念、价值选择和追求等价值问题直接相关，因而对社会、个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汇、社会价值多元的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对于价值哲学的学术创新，还是对于我国社会和公众树立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提出，价值论研究方法是依照价值论的性质确立的研究立场、研究程序和规则以及检验研究结论标准的总和。在中西价值论史上，主要有一般哲学方法、哲学认知论方法、生物学或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或历史学方法、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等，当然不排除对它们的综合运用。虽然东西方价值论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但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启迪，共同发展。有学者提出，价值方法论研究是价值哲学研究的主要论域。在哲学的全部问题中，没有哪一个问题像价值问题那样与方法论紧紧地关联在一起。价值问题在西方首先被提出明显是出于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批判；中国当代价值哲学在兴盛之后一度陷于低迷，明显是因为方法论的局限；未来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只有寄希望于研究方法的重构。有学者通过对中西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和反思，提出当代中国加强价值哲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是要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更多地借鉴西方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的经验，合理利用其有价值的资源，以促进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完善和创新。
三、年来学术界西方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不断深化
近年来，学术界对价值观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也对一些与西方价值观研究直接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西方价值观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学术界着手重新梳理价值哲学研究的历史，着重对其中若干重要人物或要素进行新的发掘和重新解释。有学者对价值哲学在新康德主义中的核心地位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证，提出价值哲学是新康德主义的核心研究对象，它在现代哲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还着重评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价值与评价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把价值哲学看作哲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等观点。有学者力图对价值哲学的心灵主义转向这一重要思路展开细致的分析，提出在价值哲学诸路向中，心灵主义不仅可以更好地调解信仰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 而且能够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一道塑造更好的生活样式。有学者认为，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又称海德堡学派、西南学派或巴登学派）是新康德主义运动中旗帜鲜明的流派之一，它因着重研究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也被称为先验心理学或价值学派。作为价值哲学开创时期的代表之一，这一学派对价值哲学后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有学者就其主要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及闵斯特伯格的核心思想进行梳理，以期对这个流派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有学者力图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重新梳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价值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价值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比如，《手稿》中关于人的生产不同于动物的生产的两个尺度的论述，启示我们有两种基本的价值尺度，即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或内在尺度。《手稿》中关于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能动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是受动的存在物的论述启示我们，价值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有主体性，又有客体性；只讲价值的主体性，或只讲价值的客体性，都是片面的。
在对西方经典价值学的当代价值的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新老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和更全面的诠释。前者以对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哲学的价值理论的新研究为代表，后者则以对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的价值观点的挖掘为代表。
我国学术界对杜威的价值理论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首先，我国学术界在杜威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组织全国实用主义研究工作者所进行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截止到2012年11月，已经翻译和出版了《杜威全集》全部前期著作和中期著作。这为我国学术界围绕实用主义价值哲学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其次，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哲学界对杜威思想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跟踪考察。有学者提出，杜威以价值哲学为核心内容的哲学思想应该可以成为价值哲学研究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最后，学术界根据对北美社群主义等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杜威哲学思想的复兴等趋势的研究和把握，进一步挖掘了杜威思想中重要的价值哲学观，尤其是曾经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杜威的社群主义价值观。有学者认为，杜威提出，人类个体不是单纯地在共同体中而是通过他们所生活的共同体发展了一种自我认同；共同体应当容忍多样性和异质性；共同体有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共同体的成功依赖于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努力寻找的共同的善；对一个共同体生活的所有含义的清晰意识构成了民主的理念；自由并不是脱离社会约束，也不是终结于涣散或者无政府，自由是个人潜能的释放和实现，而这种释放和实现只能发生在与他人的丰富而多样的关系和合作中；共同体意识需要培养，等等。
在新实用主义价值观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主要对普特南的思想进行了更仔细的挖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学术兴趣从心灵哲学、实在论问题转向实用主义和元伦理学研究的普特南，在87岁高龄仍然活跃在美国哲学舞台。他以反抗逻辑实证主义的偏狭的价值观为目标，试图重塑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健康观点。西方学者认为，普特南在新实用主义阵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实用主义如何能帮助解决当下在伦理、政治方面的问题，并重新发动了古典实用主义在社会进步方面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的获得，恰恰依靠于普特南打破事实/价值的形而上学二分的价值立场。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说普特南晚年对价值问题持续不懈的关注和讨论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普特南在论述中常常使用的“thick ethical concepts”（常被以为混杂的伦理概念或厚实的伦理概念）这一概念，被学者们细致解读。有学者指出，“thick ethical concepts”是一类特殊概念，体现了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的交织。这一类概念伦理色彩浓厚，评价意向明显。但这些概念不但本身隐含着评价性的内容，有些同时也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因而，如“残忍”这一类常被视为价值于此，进行评价的概念，也具备描述情况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国内学界出现了新的研究普特南的价值理论的思路。有学者梳理了普特南立足于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三个不同维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进行的批判。并指出，普特南在认识论层面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以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分析，表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示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四、注意中国当代语境中的话语和论题转化
学术界近年来对西方学术界的价值观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动态把握比较及时，对相关学术观点的研究比较准确。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力图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认真思考由西方价值观研究所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具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方面，我国的价值观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消化和批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将焦点聚集到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现实价值观问题上。我们认为，最近几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亮点：
（一）通过对西方价值认同理论的研究，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问题
意义上说， 认同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获得认同就是一个建构意义过程。认同理论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是一个价值观论题。认同问题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问题， 或更直接地说， 所谓身份感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认同。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各种认同学说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对西方学术界几乎所有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都做了比较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明确提出了国家认同问题这一重要课题。有学者提出，纵观历史，人类逐渐跨越了“部落”、“城邦”、“王国”、“帝国”（秦汉、亚历山大、罗马）、“天下”（神州、四海）的地平线，眼界不断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全球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无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加上信息网络化，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这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流，造就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特定场域，从而极易引发国家认同问题。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使认同问题成为真正的问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凸现出来。正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使差异作为差异而出现，从而人们必须思考同一性或认同。有学者提出，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以及相关的历史感和界限感在当代社会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必然导致国家认同的变化和弱化。这种理论虽然是西方价值理论学者的见解，但是，无可选择地加入现代性浪潮的当代中国，也必须在现代性语境中思考国家认同问题，我们不能不关注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问题。最近几年来，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应当说，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学术热点，与我国面临的发展态势有关，也与我国学者对当代西方价值学说的思考和研究有关。
（二）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当代西方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工作给予及时关注并力图进行话语方式的转化
学术界目前关注比较多的话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消费文化肇始于当代西方，它其实反映了当代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价值观的文化载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当代消费文化也自然折射和反射出意识形态的偏好。冷战结束以后，天性躁动的资本世界在追求最大利润抱负的驱使下进行了新一轮肆无忌惮的扩张， 消费文化所代表的理念也紧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漫游于全球各个角落。现代社会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消费文化气息， 消费文化凭借着与现代生活的密切联系， 迅速地在世界各地找到生根、发芽和结果的土壤。在中国这个向来强调节俭、具有漫长农业社会传统的社会中，消费文化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由原来的羞羞答答到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某些阶层中，由当代消费文化所激励的现代消费行为已经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时尚，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从理论上进行严肃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学术界对消费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问题的严肃研究，不仅是对西方价值理论的学术追踪，也是为我国的价值观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进行必要的理论探究。
有学者提出，当代消费文化对欲望和感受性的开启，激活、诱导和倚重使得人们不得不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面对和严肃思考欲望和感受性问题。当代消费文化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凸现了自我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复杂性。在消费文化中，关于商品的消费价值的衡量尺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判断商品消费价值的衡量标准已经从商品的相对客观的使用价值尺度逐渐过渡到多样性、多变性的时尚指标。人们在购买消费品时，往往把消费品的时尚指数作为越来越重要的选择和判断标准。符合时尚的消费品的价格远远超出了其使用价值应当体现的价格， 对商品是不是物有所值的判断已经越来越困难，被激发了消费欲望的消费者把对时尚的不懈追求转换成了人们当下的追求，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所谓时尚的消费，时尚成了高度个人化的和不断变化的认同的源泉，而绚丽和跃动的时尚则很难用理性加以有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和把握。既然时尚是变化的、非连续性的、非理性和非逻辑的，那么，由时尚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则在更多意义上体现为碎片化的、非连续的、非合理性的和非精确表达的。另外，当代消费文化对人的消费行为中的符号性价值的放大和使用使得认同问题的呈现方式变得更加微妙。在当代消费文化看来，当代消费已不再是人们纯粹满足生理需要的东西，实际上，它更多被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性的东西所渗透。消费文化的学者看来， 时尚赋予商品一种社会意义，它成为了一种编码系统，人们在这一系统中分属不同的社会地位， 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样，当代消费者所消费的已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蕴涵着的符号价值。人们也正是力图借助于这一符号系统来展现自己的地位。由此当代消费行为、消费对象的符号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功能使得当代消费文化对当代人的身份认同的影响更为微妙和复杂，人的消费行为对人的意义感和身份的影响不再简单地体现在他们所消费的物质上，而是体现在那些物质形态的商品在整个符号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和排列的顺序中。
[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 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性功能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 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哲学，学科，时代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程度上，哲学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挂物”
在古代，哲学曾经被当作“科学之科学”或“科学之王”，可近代以来，随着各门具体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哲学被挤出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不如科学那样精细，也不具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对“实然世界”即具体事物的研究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深入各个领域，哲学的概括能力、总结功能显得越来越逊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研究越来越集中于精神和价值方面，关注“应然世界”。然而，在对人们的价值领域和精神家园的建构方面，哲学又受到了来自宗教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宗教代替了哲学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以至于我们很难界定哪里才是哲学的领域。哲学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挂物”：上比不上宗教，不能给人提供信仰和终极关怀；下比不上科学，不能提供知识和技能，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所以，一些人就断言哲学的时代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后哲学时代”。这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迷茫阻碍了哲学学科的发展。
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晦涩难懂的哲学被边缘化。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哲学受到推崇；而现在我们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崇高受到嘲笑，深刻遭到唾弃，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使得晦涩高深的哲学无人问津。哲学除了在“学术共同体”的小圈子里互相欣赏之外，失去了对社会的有效影响。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年来，在我国高校和各种哲学研究机构，一方面是哲学教科书的僵化和老化，教条哲学几十年来没有多大变化，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背离了“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哲学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对话、转化和融合，学者在各自的领域使用各自的话语系统，谈论各自的哲学概念、命题和论断。这就使得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过于分化和散乱，从而失去了凝聚力和外扩力。应该说，哲学被边缘化也有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以上问题的存在，不得不使哲学学者们思考：中国哲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当前中国哲学学科的出路在哪里？美国当代哲学家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认为，哲学关注生活的意义、信仰与理性、实在的本性、真理的追寻、自我、自由、道德与美好生活、正义与好的社会、美。这给我们带来启发，要振兴中国的哲学学科，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哲学不能远离人的生活，应该关注人的幸福和命运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反思。
我们认为，哲学首先应该关注人们的幸福问题。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有时候，幸福感的获得和物质财富的获得不仅不一致，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随着人们对外在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欲望的膨胀，人们对外在的东西越来越依赖，而内心世界越来越空虚，道德自我越来越脆弱，信仰危机、精神空虚就随之而来。正如一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中所说：“小时候把一次吃上30个包子当作人生理想时，我会感到很幸福；当月收入5000元之后，我仍然感觉不到快乐，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经常感到很空虚。”在当今社会中，这样的例子绝不止一个。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哲学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为人们思索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和建议。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生产了大量的财富、物质和所谓的知识，还产生了结构严密的各种制度，宣布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各种社会福利和先进技术，等等无数种利益和好处，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增进幸福？财富、技术和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的错误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考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①
哲学还应该密切关注人的命运问题。现在一些人精神迷茫、情感困惑、意志脆弱、信仰缺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不知道人生何去何从，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内，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心性修养和生命关怀的内容，作为人们修身养性、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价值指引、精神支柱和灵魂的家园，这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未能取代的，应当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哲学不能躲在象牙塔，应关注现实问题
哲学是生活的产物，是实践的结晶。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来自社会实践，来自人类文明成果的不断积累。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工作者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不断开辟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国外哲学家往往对社会现实和重大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切，经常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和解决思路，而国内的哲学工作者多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这使得哲学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可有可无的印象，抽象得不食人间烟火。有学者把哲学工作者不关注现实的现象称作“哲学的失语”。今后哲学不能一直躲在象牙塔，而应回归生活世界，回归社会现实，回归人的生存与发展。
哲学给人们的印象是抽象而晦涩，不少人认为哲学玄奥而远离人的生活，其实，这是对哲学的误解。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可以说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比如世界是什么，世界有限还是无限，看起来好像与个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实际上它关乎到一个人思维空间、思维方式，影响到个人的价值预判和行为选择。康德的“三大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想批判》很难懂，当时很多人都难以坚持把它读完，但当人们读懂以后就发现，它所探讨的问题离人的存在和发展多么密切，比如“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能够期许什么”和“人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人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因此，二百多年过去了，康德哲学思想的生命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焕发出吸引力。同样，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风格相对晦涩难懂，但他对人的存在状态、存在本质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使其哲学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可见，哲学并不远离人，人也不应该远离哲学。哲学和现实密切联系，为时代和民族提供核心的价值观是哲学家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因此，现实生活呼唤哲学，呼唤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的幸福和命运的哲学家。
哲学家不能过于世俗，应该成为真正的哲人
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哲学界颇富影响力的人，本身对哲学的态度，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身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行举止等方面，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哲学的看法和态度。有些哲学教师照本宣科，讲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或者自己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却大谈哲学无用，这必将大大影响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一个满身铜臭味的人大谈精神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崇高，很多人是不会相信的。哲学家要有哲学家的骨气，过于世俗的急功近利者不适合从事哲学事业。
哲学家应该成为真正的哲人，成为言行一致的人。所谓哲人就是崇尚智慧的人，看问题有独到见解、思想很有深度的人。因此，哲学家不仅要对自己的哲学主张深信不疑，而且要对自己的价值倡导身体力行。古代不少哲学家都做到了，他们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从而成为令人尊敬且影响深远的人。古代哲学与哲学家的具体生活密不可分，哲学家总是不满于世俗的生活，他们竭力追求一种真正值得过的生活，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但现代学院派哲学已沦为话语体系、论辩活动或逻辑分析，这是哲学的堕落和悲哀。学者卢风认为，“哲学须回归生活，重新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才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②哲学回归生活，一方面要回到时代的主题和人类生活的真谛，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哲学家自己的生活。哲学家的哲学首先要融入自己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方式和人生模式。
一、应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隐含着一个前提性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并且至今都管用的东西，所以要把它拿来中国化。可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指的是什么？需要作些具体分析，以便使之得以澄明。
第一，要实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不是指中国自己的哲学，因为它已经“中国化”了，没有必要再讲“中国化”，而主要是指原生态的、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哲学。当然，列宁以及斯大林等人对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发展，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们只是派生的和从属的部分，可以从略。
第二，进一步说，能够和应当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真理和价值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过去，我们重视前者，忽视后者，现在应当加以矫正。所谓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是说它们不仅在外国是科学的、进步的，而且在中国也是科学的、进步的；它们不仅在19世纪是合理的、适用的，而且在21世纪乃至今后仍然是合理的、适用的。只有这种性质的马克思哲学才能够被愈来愈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才可能长期传承。倘若不是普遍真理、普适价值观念，那么，它们既不可能也不应当长期坚持下去。
那么，马克思哲学中包含哪些普遍真理、普适价值观念呢？我认为，马克思哲学在前人基础上主要是提出了三个具有独创性的重大观点，即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它注重实践，注重生产，注重群众，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这些观点反映了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存在（实践）决定社会意识（认识）而社会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规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不可违背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又在前者基础上，表达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具有崇高的人民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带有普适性。顺便指出，一些人批判所谓“普世价值”，只讲个别和特殊、否定一般和普遍，似乎各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共同关切、共同追求，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念也没有什么交集、重合、一致性，不存在什么“人间正道”即普遍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也没有什么普适性，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将上述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综合起来加以提炼，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即全体人民（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其中，“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是前提和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不尊重规律、不讲究科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为绝大多数人即全体人民（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则是核心和目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不能把自我利益摆到适当位置上，没有为人民谋利益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它们是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求真理与求价值的统一。只要坚持了这个基本精神，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应是忠于科学、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马克思个人及其语录。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品格，集中表现为关注现实，注重批判。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理论家，他特别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生存状况。他胸怀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对现实社会采取无情的批判即理性的分析态度。他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尽管在革命年代和建设年代，这种批判精神的具体表现具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却应是始终如一的。可惜，多年来，这种批判精神在中国日渐匮乏，随处可见的是远离现实、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或者是美化现实、歌功颂德、“为名利谋”。不少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品格已经越来越远了。
第三，马克思哲学中也有不属于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的东西，它们不能也不应当中国化。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一个半多世纪以前（相当于中国清朝的道光至光绪年间），它自然带有那个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历史局限。而且，作为个体，马克思也带有个人的某些局限，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更不必说“句句是普遍真理”了。譬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有些偏激，国家理论相对薄弱，人性理论不够完全，价值理论只具雏形。换言之，马克思哲学中包含某些简单化因素、过激因素、空想因素。指出这些问题，主要目的不是批评前人（马克思能够在那个时代作出偌大贡献已经十分伟大），而是提醒今人：这些不够科学、合理的东西，不应当继续固守，不能把它们拿来中国化。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分析批判方法对待马克思哲学，尊重实践检验，既要注意证实，也要注意证伪。马克思的哲学需要发展即扬弃，需要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完善化。
第四，其他哲学有无普遍真理、普适价值观念因素？是否能够和应当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诚然，其他哲学中确有不少不科学、不合理因素，不能用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同时，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其中都有不少至今仍然给人以智慧和启迪的优秀遗产，都有普遍真理、普适价值观念因素。这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对这些因素，我们必须予以吸收和利用，也应当将它们“中国化”。
这是否会出现一个悖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些内容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些东西却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我们以人划线，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其他人的哲学思想都当作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会出现上述悖论。但这种以人划线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指导思想即科学、合理、至今管用的东西来定位的。而这样的指导思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独自包揽，它只能根据长期的群众实践，由众多人的思想精华构成。因此，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以正误优劣为准，不问出自谁人，只问好坏对错。按照这一标准，无论对于马克思，还是对于其他人，都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对有错，其他人的哲学思想也不全是谬误，它们都有二重性。当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真理性更多些，以至于人们容易忽视其中的非科学因素。上述悖论同迄今我们的指导思想大多以领袖个人名字命名（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方式有关。放眼未来，如果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再以个人名字命名，可能这类误解就会大大减少，教条主义也会进一步失去立足之地。
一切反映客观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思想理论，都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它同古今中外人类其他文明成果是一致的和相容的。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个人化、教条化、圣经化、标签化、抽象化的倾向，特别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化”和“僵化”的倾向。如果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其他文明成果，我们就会抱残守缺，多走弯路，失之偏颇。那么，把它们看作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就体现在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忠于科学、忠于人民——把它们贯通起来、整合起来。
二、实践主体应把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内化并且关注中国现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介是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靠这个主体去掌握和运用，中国具体实际同样要靠这个主体去认识和改造，二者的结合更要靠这个主体去实施，并且就体现在这个主体的实践过程中，他担当着实现二者结合的重大责任。
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主体，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又可分为个人与团体两种基本类型，并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等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实践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把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内化为主体的素质和修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首先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主体的结合。假如主体不了解、不熟悉、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科学，那么，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结合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批判审查和吸收人类已有主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内化，就是努力用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充实和丰富主体自身，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其中的重点，则是把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转化为主体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即冯契先生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当然，这不是一个短暂的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并且需要多次反复的学习、消化、领悟的过程。
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像其他知识一样，都提供了一种认识框架，运用它来分析问题，这些观点就转化为方法。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转化为思想方法，真正学会使用这个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这主要是由实践观点而来的辩证决定论方法和实践标准，由生产观点而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生产力标准，由群众观点而来的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由阶级观点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由辩证观点而来的系统（矛盾）分析方法，由历史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等等。其中最基本的是三个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认真研究和自觉运用这些方法。
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适价值观念转化为品格、德性、价值取向。要心中有“大家”，而不是只有自我。要服膺真理，而不是逢迎权势。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甘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现在有一些人，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的、个人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可称之为口是心非式“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就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取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玄奥，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即全体人民谋利益，包括其中每一个人的合理利益，促进“一切人”包括其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思想方法主要是科学与否即真假问题，属于工具理性范畴；价值取向主要是好坏优劣、善恶美丑问题，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核心。这也是本文称之为上下有别的“两个层面”而不是并列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但二者又不能截然分开。这不仅因为离开了科学基础，价值取向就会发生偏差，离开了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方法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而且因为科学方法本身就含有一定的价值因素，正确的价值取向本身也包含科学方法的成分。
第二，关心和关切中国现实情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既有兴趣，又有体察。当然，任何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在当代社会，人们都处于一定的分工体系之中，对其他领域的了解都是十分有限的。但一般地说，总要对中国发展大势有个基本把握，对于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特别是自己所在领域的实际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譬如，搞经济学的人，应当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较多了解；搞哲学的人，应当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背后的生存状态有较多把握。假如对中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都是一知半解、若明若暗，甚至茫然无知，那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还应指出，为了真正搞清中国的具体实际，实践主体还需要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以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和趋势为基本坐标，以世界各国的经验为参照。这种对世界的真实了解和深入把握，正是实际的世界观（与书面或口头的世界观相对），它能够帮助我们切实弄清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位置、发展阶段和未来走向。
三、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哲学把握和实践改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落脚点和最终结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回答、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结成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成果，即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哲学把握和实践改进。
这里着重谈谈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哲学把握问题，它表现为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文化，即用中国语言表达马克思哲学思想。譬如实事求是，其魂是马克思哲学，其形是中国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只有用中国语言把马克思哲学清楚明白地表述出来，形神兼备，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掌握，进而加以实际运用。这虽然并不深奥，但却是一个前提性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这主要着眼于空间维度，强调中国这个特定地域的实际。就层次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般，中国具体实际是特殊，二者相结合即为前者的具体化。它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在出版《选集》时，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有道理的，它使比较抽象的“中国化”的含义更加明确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观念，在中国与在外国都是同一的，没有什么中国化问题。正如建筑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世界各国都是同一的，没有什么中国化的问题一样。但是，中国人运用这些基本原理，要建造出适合中国自然地理、风俗文化和具体条件的房屋道路桥梁，才能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单靠普遍真理，即使它无比正确，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所以，要把它们“具体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这主要着眼于时间维度，强调现实指向，强调解决当下问题。这是对具体化的进一步限定。所谓现实，与过去（历史）和未来相对，而现实化，即指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例如，有的学者强调中国现阶段的价值观念核心应当是平等，理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更为平等。这个观点的主要缺陷，就是忽略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邓小平所说的“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混合型”或“过渡型”社会，它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也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政党、没有军队等因素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硬套到中国现阶段，存在着时空错位的“非现实化”问题。其实，在当今中国，富强、民主、自由、文明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平等的重要性。更一般地说，在今日中国，大力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紧迫性，丝毫不亚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紧迫性。还应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但不少学者在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却不顾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基本事实，大讲我们如何先进、优越，资本主义如何陷入危机、困境，鼓吹所谓“中国震撼”，总喜欢用批判资本主义来证明自己政治正确。这虽然也有部分事实根据，但总体上却是对现实的扭曲反映。这种认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非现实化”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现实化内在包含着发展、矫正的含义，因为时代、发展阶段、具体条件不同，对原有理论必然要有所鉴别、有所取舍、有所补充、有所拓展。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形成若干具有较强哲学意味的实践理念、重要概念。例如，我们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不少学者倡导的言论自由、制约权力、公民社会、民主，等等。这些理念和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特别是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指明现实的发展趋势，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它们既有对于当代人类社会一定的普适性、共同性，又体现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它们既是哲学的、普遍的，也是具体的、特殊的，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它们既是实然的、“解释世界”的理念，更是应然的、“改变世界”的理想，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所谓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改进，包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各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体制机制、制度架构、发展道路或曰“模式”，最终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得到本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以及世界人民的认可。我们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正确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使人所依存的世界更美好，使绝大多数人包括自己的生活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