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7:23:49
关键词：戏剧影视文学；新媒体；创作
新媒体概念本身便是和传统媒体相对的，指的是将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基础的媒体业态，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移动电视和数字电视都是新媒体的重要内容。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我国戏剧影视创作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呈现出的发展态势也更多。培养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传承的实际需要，随着观念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便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媒体环境变化，培养出符合当前需要的高素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
一、新媒体环境下戏剧影视文学创作的新特点
（一）对故事情节要求更高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手机移动媒体艺术和数字电视技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人们通过移动媒体平台来进行戏剧影视作品的频率不断增加。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往往会通过手机来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的欣赏，手机的优点比较明显，比如携带比较方便，操作比较容易[1]。但是手机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屏幕比较小，续航时间比较短。新媒体环境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必要改造戏剧影视作品，仅仅照搬戏剧影视作品是不够的。现在，人们往往比较喜欢短视频，这便要求进行新媒体戏剧影视短片创造的时候，重视故事情境和文学剧本，通过推荐故事情节，真正地了解这个故事的核心。这便要求戏剧影视文学人才认识到文学剧本的重要性，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剧本。
（二）戏剧影视文学创作呈现出年轻态的特点和中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在接受新媒体技术的时候，接受能力更强，随着新媒体影响的不断增加，在进行戏剧影视创作的时候，人们对于人物性格塑造方面更加重视，并且人物性格塑造也会围绕年轻人欣赏习惯进行。仅仅利用剧本来进行作品核心思想的表达是不够的，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我们还需要把文学作品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通过代表人物来刻画出来。所以，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必须重视主要人物的刻画，优秀的作品，其人物塑造往往比较出色，能够将剧本人物性格思想更好地体现出来。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若是戏剧影视人物和年轻人欣赏习惯相符，那么人们接受起来会更加的容易。
（三）新媒体环境下戏剧影视创作主题也更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的热点话题，这些热点话题呈现的时候，也往往和新媒体技术有着直接关系。新媒体技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这种情况下，进行戏剧影视作品创作的时候，便必须重视主题的发展和丰富，以往较为单一的主题已经很难满足当前观众欣赏的实际需要[2]。所以，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将多样性的主题更好地呈现出来。
二、新媒体对戏剧影视文学创作的影响分析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给戏剧影视文学创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但影响了其创作的形式，还给其创作内容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新媒体给戏剧影视文学创作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一）新媒体让戏剧影视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互动、碎片的特点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地加快，人们休息时间也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点，新媒体技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方面的需要，也让碎片化倾向不断地加剧。因为方便快捷，手机和平板电脑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喜欢，人们也非常喜欢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来进行戏剧影视作品的观看[3]。收到新媒体技术影响，现在戏剧影视作品的交流传播空间更大，并且播出的工具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根据人们的兴趣和新媒体的特点进行，并且戏剧影视短片也会成为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重要形式。这便要求编剧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做到作品结构紧凑、节奏松弛有度，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将故事情节理清楚，需要通过情节来引导人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整个故事。其次，对于新媒体而言，其基础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数字技术，以此为基础来让受众和媒体之间更好的交互。受到新媒体影响，戏剧影视编剧在创作的时候，也需要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创作中来，体现作品的生命力。比如被称为“城市IP片”的《凌晨四点的上海》，在短片拍摄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当地景物和建筑，在播出之后取得的反响比较热烈，很多观众都喜欢去取景点打卡，从而进行剧情的回味。这个片子也是新媒体影响下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案例，不但评价不错，还能够利用作品让受众和媒体之间更好的互动。最后，新媒体让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更加的多元。通过新媒体技术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这些热点事件的存在也给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更好地进行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素材。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每天都能够接收到大量的信息，若是创作方式比较单一，那么很难满足人们对于娱乐和审美的需要。只有人们认可，文学的价值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也只有能够获得受众的喜欢，其审美价值才能够得到体现。
（二）新媒体给戏剧影视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在传媒体系中，新媒体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地发展，人们的生活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也愈加紧密。戏剧影视文学人物形象传播的时候，传播的环境以及传播的方式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当前传播环境中，稍微有一定影响力的事件或者人物很容易被人民群众了解[4]。并且，受众在信息接收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单项的接受相关的信息，而是可以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新媒体关注的是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喜乐。戏剧影视作品本身便是将声音和画面作为载体的一种视听艺术，受到新媒体的影响，戏剧影视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创作的层面，给人民群众更多的互动体验和交流体验。这种情况下，戏剧影视文学编剧也更加重视我们的生活、社会热点事件，从社会热点和生活出发来进行素材的提炼和挖掘，这样才能够进行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新媒体要求在进行戏剧影视人物设计的时候，不但需要重视着装、相貌、仪态举止，还必须重视其内在形象的打造，通过各种手段塑造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戏剧影视人物。
（三）新媒体给戏剧影视文学的主题及情节设置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相关的内涵更加的丰富。影视文学和戏剧文学本身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二者都需要通过多样化、个性的主体内涵设计来将戏剧影视特点更好地展示出来。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新媒体技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新媒体发展也给戏剧影视文学创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起始阶段，新媒体受众往往是年轻人，所以，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创作的时候，主题往往是校园、青春和爱情。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很多中老年人也因为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而越来越喜欢新媒体。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编剧也不再仅仅重视年轻人，而是需要满足不同受众的实际需要，而想要做到这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便必须重视作品主体内涵的丰富。在新媒体环境中，对于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意识的要求也更高，要求必须做好故事的选择，提高故事的质量。在戏剧影视文学作品中，其核心内容往往是故事，故事情节起伏大能够给表演者更好的表演提供空间，戏剧影视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文化价值也会不断地提高[5]。随着科技发展，人们生活节奏不断的加快，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导致了快餐文化的出现，特别是在短视频中，人们更加喜欢快餐文化。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者一般都会选择那些情节比较紧凑，层次比较分明的故事来进行创作，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戏剧中的矛盾冲突更好地展示给观众，以往的戏剧影视文学作品重视徐徐展开，而现在的短视频更重视观众较短时间中的快意感觉。
三、新媒体环境中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思路变化
（一）新媒体背景下戏剧影视创作应该重视年轻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发展的时候，年轻态也成了非常重要的趋向，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也应该将年轻态体现出来。新媒体技术传播特点比较明显，很多受众群体接受模式也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只有更加重视冲突性，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提高作品本身的价值。只有产生了冲突，故事才能够更好地发展，若是这个前提欠缺，那么戏剧影视文学创作的价值便无法体现出来[6]。并且，冲突也是创作发展的基础，是吸引观众眼球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突出性的体现，只有这样作品核心价值才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来。
（二）从多个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戏剧影视创作的主题戏剧影视文学体现的时候，主要通过影视文学和戏剧文学这两种体裁来体现，无论是戏剧文学还是影视文学，都需要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主题。在进行戏剧影视文学创作的时候，需要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将矛盾和故事情节体现出来。新媒体环境下，进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还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将个性化较强的台词加入进来，通过设计个性化较强的台词来将创作的主题和故事脉络发展更好地体现出来。
一方面，出于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和吸引生源的考虑，学院在宣传与具体举措上都加大对专业课重视的重视程度，如增加专业课课程种类和专业课课时，想方设法给学生和专业课教师提供参加各级各类技能比武、展示技能专长的机会，加大专业优势和取得相关荣誉的宣传力度等，相比之下，语文教学则处于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边缘境地。
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氛围影响之下，让学生也感觉语文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在行动上更加忽视语文学习，加之大部分高职生语文基础原本就很薄弱，这一切都使得语文境地雪上加霜。
为了准确了解学生对戏剧教学的态度和看法，笔者设置了一份戏剧调查问卷，对临沂职业学院工程系的学生进行了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尽管一半多的学生认为学习戏剧有意义，但戏剧仍是四大文学体裁中最不受学生们欢迎的。学生们接触戏剧作品的渠道主要是来自课本中选编的戏剧作品，很少有自己主动去接触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戏剧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比较强，单纯地讲解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应试教育的模式和高考导致功利性的追求影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有选择性地学习，而戏剧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当今社会人们的心态日渐浮躁，而戏剧学习需要静心潜修，学生们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学习戏剧知识；教师的教学态度也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原因造成了学生很难对戏剧产生兴趣。兴趣是成功的开始，没有兴趣，戏剧教学不受学生欢迎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造成了戏剧教学的尴尬状态，但从长远来看，这对学生的发展和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
戏剧与人类的全部生活丝丝相连，我们经常说“天地大戏剧，戏剧小天地”，“生活大舞台”，就可以看出戏剧与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演员，演绎着属于自己的角色。现代社会是一个重视沟通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不仅为自己考虑，还要为别人着想，否则就会产生很多误会。如果我们进行一下角色互换，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学间互换角色，或许能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加强团结；与父母互换角色，或许能够使你体会到父母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代沟。从整体上看，使用这一戏剧手段能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能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温暖，能使整个世界变得更有人情味。
我们在研究中实践中深深感到，就像东方人的肠胃未必能吸收牛奶丰富的养分一样，别人那里好的经验方法、教学模式未必就能为我所用，必须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进行改造和创造，与学生实际相契合才能发挥好的效果，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学生群体的年龄特点、性别特点、心理特点、学业基础、爱好倾向等等都是我们在研究实践中要考虑的。
根据戏剧本身的特点和高职学生的特点，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我在教学实践中尝试采取了一些方法进行教学，比如：
1 角色体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戏剧创作出来主要不是供人们阅读、欣赏的，而是要表演给人看的，对于戏剧来说，表演法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前苏联伟大戏剧家康・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自我修养》的“行动”一章说：“在舞台上需要行动。行动――这就是戏剧艺术、演员艺术的基础。‘戏剧’一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完成着的行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悲剧是行动的模仿”。因此，我们可以结合教学情况和学生的接受情况进行表演教学，让学生在活动中真真切切地体会戏剧的特点，理解戏剧冲突的设置，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结意识。
在课本剧演出完毕后，教师应趁热打铁，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自己观后的感受，如对表演的评价，通过课本剧对作品的进一步认识等等。也可让演员们谈一谈自己表演的体会和收获，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对作品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2 改编剧本，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已经为学生改编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对学生来说改编戏剧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写作行为，它意味着从错综复杂、相当混乱的素材中挑选出有用的东西。他会有许多困惑。
大致来说，艺术类高考专业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需要长期扎实的“童子功”的，譬如美术、音乐；另一类是半路出家，“华丽转型”型。这类考生备考时间相对较短。如广播电视、影视、戏剧类，管理类，公共关系学类，理论类等专业。
“童子功型”：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顾名思义，这类专业没有个“十年功”你是混不进去的。报考这类专业的考生通常从很小的时候就尝尽了“人间疾苦”――再冷的冬天也要练琴，再枯燥的时候也得对着鸡蛋画画，哪怕脚上有伤也得坚持练舞……好在，熬出头之后的风光，也是相当令人艳羡的。
音乐类：含音乐表演（如声乐、器乐等）、作曲与作曲理论、音乐学、音乐教育、乐器修造（如提琴制作、钢琴调律）等。
美术类：含绘画（如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美术学、美术教育、艺术设计学、书法、艺术设计（如环境设计、装潢设计、服装设计、装饰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电脑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等）、戏剧舞台美术设计、动画等。
舞蹈类：含舞蹈表演（如芭蕾舞、中国古典舞、现代舞、国际舞等）、舞蹈编导、舞蹈学（如舞蹈教育）等。
不难看出，这类“童子功”型专业的对扣性相对较强，譬如音乐表演、绘画、雕塑、舞蹈表演等专业的性质让人一目了然。下面详细介绍一下设计类几个相关专业。
艺术设计可以说是应用性最强的美术类专业，也是美术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力量。它与时展紧密相关，具有多元性，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多方面。由于艺术设计的涉及范围太广了，所以它的专业分类还包含很多细化的专业方向，每个方向的学习内容和就业方向各有侧重。
平面设计专业即视觉传达，主要学习广告战略、广告表现、书籍设计、插图设计、摄影艺术与技术、新媒体创作与应用等课程。毕业生就职于各企事业单位，从事企业形象策划设计、逆向设计、展示设计等工作。当然，如果你有一颗渴望创造的心，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是最佳选择。
广告设计专业主要学习广告策划与创意、文案、广告经营、媒体研究、摄像与摄影、广告设计、市场调查等课程。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是：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部门、企事业单位广告部门、中外广告公司、市场调查与咨询行业等。
室内设计专业主要学习室内空间设计、室内陈设设计等课程。学生毕业后多成为图纸绘制员、三维建筑表现设计师、室内装潢设计师等。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主要学习素描、水粉静物、室内设计原理、现代设计史、建筑工程制图与识图、AutoCAD、Photoshop图像处理、Corel图形设计等课程。学生多从事专业相关行业，如橱柜设计师、家具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效果图表现师、预算员、工装设计师、设计师助理、施工监理等行业。
装饰艺术设计专业主要学习素描、色彩、三大构成、室内外装饰设计、装饰材料构造与工程预决算、展示设计、家具设计、景观ms211、CorelDraw、AutoCAD、Photoshop、3DMAX等课程。其毕业生多从事室内外设计、装饰绘画、景观设计、家具设计、小区规划等设计工作。
服装设计专业主要学习服装结构设计与制作、服装设计、服装CAD、服装生产管理与营销、排料与推板、服装立体裁剪等课程。该专业对口就业率极高，多从事服装设计与开发、服装生产工艺设计、服装打板、服装推板、服装生产工艺单编写、样衣制作、服装生产管理等工作。
产品造型设计专业主要学习设计素描、产品速写、设计图学、快速表现技法、视觉传达设计、形态设计等课程。学生毕业后多就职于工业设计公司、IT产品设计与制造、家具、玩具、影视动画公司、游戏后期产品设计等企业，从事产品三维造型设计、新产品开发、视觉传达设计等工作。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主要学习素描、色彩、构成学、数字特技原理、MAYA、After Effects、Premiere、影视广告创意设计等课程。在电视台、影视公司、大众传媒、音乐与唱片发行公司、广告等领域都可以看见该专业毕业生的身影。
“华丽转型型”：半路出家 亦可艳惊四座
这种艺考类专业的情形与“童子功”型不一样。很多同学是进入高中后才考虑改走艺考之路进行的“华丽转型”。这样一样可能在艺考中胜出。比如一些同学从上高中起就参加一些像美术、古筝、播音主持这样的培训班，如果天赋尚可，所学专业突出，再加上文化课成绩不错，不仅可以上个本科，甚至有机会考上像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这样的名校。
对于这一类考生来说，可选择的专业更多偏向于应用实践类。譬如广播电视艺术类、戏剧影视艺术类等专业，它们区别于美术、声乐、舞蹈需要长期积累，与你平日的兴趣爱好、特长等方面关系紧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类“华丽转型”专业考生的要求，各大高校可能会有不同的录取政策，主要是专业技能的加试，例如：画面组合、影视作品评析、命题演讲、综合素质及其方案策划等。其专业课考试看重的不仅是学生现阶段学习某专业的能力，还有未来从事这一专业的潜力。
广电、影视、戏剧类
电视上俊男靓女主播们的无限风光显然给广播电视艺术类专业的大红大紫点燃了一把火。近几年来，包括广播电视编导、电视节目制作、播音主持在内的专业，已经成为艺考最大的热门。
广电、影视、戏剧类：含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如录音工程等）、摄影摄像、影视照明、电视节目制作、表演（如影视表演、戏曲表演、戏剧表演等）、导演（如影视导演、戏剧导演等）、影视戏剧文学等。
播音与主持专业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你就能成为人见人爱的电视节目播音员了吗？如果你这样认为，显然是大错特错的。虽然标准的普通话和流畅自如的语言表达是播音主持专业学生最重要的“硬件”，但是，更为重要的“软件”――临场应变能力才是这个行当里最无敌的杀手锏。这种能力需要从业人员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知识结构。
大学期间，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还需要了解整个新闻采集、编辑的流程，掌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基本技术，优秀的毕业生除了需要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知识和语言文学的相关能力，还要掌握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心理、艺术和美学等多学科知识。
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面非常广，除去我们熟知的电台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广告配音、电视电影配音等职位，还可以系统学习采编播课程，毕业后从事音频编辑、灯光师、影响师等工作。
电视节目制作专业
想知道我们每天看到的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吗？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可以解答你所有的疑问。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可以分为数字媒体艺术、数字电视制作等方面，旨在培养掌握电视节目制作技术、同时又能够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进行电视节目制作、网页设计、课件制作的复合型专业技能人才。毕业生分布于电视台、电台、广告公司、网络传播公司等各种传媒机构。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如果说电视节目制作的岗位是起房子的建筑工人，那么节目编导可以说是房子的“建筑设计师”，他们是台前幕后的灵魂人物，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就是优秀编导的培养基地。编导编导，既要能做编辑、编剧，又要能做导演，是个名副其实的“杂家”。编导专业开设的课程相当丰富，从新闻传播的相关原理，到影视作品分析，再到戏曲类的专业学问，甚至还有色彩学、摄影技术、照明技术等等，与影视相关的内容它都尽收囊中。时下，随着毕业生逐渐增多，所有学生都面临着一样的就业压力，而编导专业学生因为一人可以同时承担多种工作，成为传媒行业的新宠。
摄影摄像技术专业
在校园里有一群很酷的学生，你常常会看到他们扛着摄像机在校园里东走西窜地拍片，他们八成就是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他们用镜头将艺术梦想延续，影像画面就是他们诠释眼中世界的方式，斯皮尔伯格、张艺谋、奥利弗・斯通都是出身摄影类的专业，难怪他们的电影画面总是极具美感。摄影摄像技术专业的学生拥有良好的美术基础和摄影技术，该专业的毕业生几乎不会被外行“抢饭碗”，因为他们今后走的是技术型路线，他们的岗位可没这么容易被替代。影楼、影视公司、新闻媒体行业都是该专业的对口单位。
导演专业
也许你从小就是班干部，具有掌控全局的协调能力，又恰好对影视抱有热情，那么导演专业恰好符合你的特点。导演是一个剧组的总指挥，因而全面的专业素质和个人能力是优秀导演的两个支撑点。
导演专业的主干课程包括导演基础、电视节目制作、戏剧、戏曲及电影表演学、导演艺术、电影电视画面、视听语言、中外戏剧史、艺术概论等课程。这个专业，毕业作品可是重头戏。很多高校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有自己的毕业作品，可以是集体创作的毕业大戏，也可以是影视作品。这部毕业作品直接就能成为你的求职简历，因为每个毕业作品都是学子综合能力的体现。
导演专业学生就业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理论型，供职于文化系统公务员岗位，或继续深造，搞教学科研；也有人选择做自由剧评人、撰稿人等。其二是实战型，在剧院、电影制片厂、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等部门从事戏剧、戏曲艺术、电影、电视剧制作等工作。
戏剧影视文学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话剧，只有演员和导演远远不够，一个出色的剧本才是关键，近年来小成本电影常有“丝的逆袭”之作，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一系列黑色幽默更将剧本为王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着实证明好电影不一定要大制作，好剧本也会让电影魅力无限。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就是培养编剧的基地。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需要广阔的知识面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是创作好剧本的基础。该专业几乎涵盖中文系的所有课程，如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应用写作等，又有艺术类课程，如编剧法、DV实践、经典作品赏析、表演理论等。除去文学和艺术学的主干课程外，学生还要了解政治历史、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创作出既具有艺术品味，又有现实情怀的作品。可见，成为一名优秀的编剧，在影视行业是大有可为的。目前这个专业在全国范围内招生人数并不多，就业前景看好，毕业生主要供职于剧场、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传媒机构。
管理、学术类
近年来，艺术类管理专业也成为报考热点，尤其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这个新鲜名词，吸引了大量考生。不同的开设院校该专业的特色各异，如戏剧学院的制片管理侧重于影视方面，美术学院的管理学院侧重于艺术品鉴赏与管理等，在报考前需要明确自己的兴趣和意向。
一
人们谈戏曲，多侧重于“本体”，如剧本内容、演员表演、美学价值等，不大注意它的“载体”。常言道：“皮这二百微存，毛将焉附”，艺术所附着的载体一旦发生变化，其本体势必有所变异。载体又联系着“媒体”，若无媒体的传播，艺术也难以普及。
80年代后期有过一项问卷调查，主旨是：“你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子区”？统计的结果是，“进剧场看戏”的不过百分之六七，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听唱片、广播、录音带，看电影、电视、录象带来观赏和了解戏曲的。确实，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是里的茶园、戏院和专业性戏曲剧场大为减少，人们观赏戏曲不再拘泥于“进剧场”一条途径了。
20世纪文化艺术的繁盛，得益于新的载体与媒体，如印刷发行的报纸、杂志、图书；机械化生产的唱片、电影拷贝；电波传送的广播、电视等。如今又有音像制品和电脑网络。本世纪号称“工业时代”、“科技时代”，一方面，大量以“复制”方式出现的艺术品流播社会；另一方面，与科技相联系的艺术风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并存，营造了本世纪特有的文艺景观。
从载体与媒体的角度看，戏曲经历了剧场时代、唱片时代、胶片时代、广播电视时代，进入了包括音像制品再内的“多媒体”电子时代。
二
载体与媒体的作用本来就存在于戏曲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
通常说，戏剧有四个要素：演员、观众、剧场、剧本。如果说“演员”的表演艺术是戏剧的本体的话，那么这个本体必须通过“观众”的参与方能实现，没有观众的自说自话是无所谓“表演”的。正如物品，只有进入市场，面对顾客的购买，才能称之为商品。在戏剧范畴内，演员与观众谁也离不开谁，两者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为“戏剧”。
除了演员与观众以外，剧场和剧本是戏剧的空间载体和文字载体。
剧场——广义上应该称作“演剧场所”。其特定的观演环境和观演氛围将演员与观众联系在一起，同时为演员的戏剧性表演提供了表演区（舞台）。
剧本——非直观的、抽象的文字符号。它负载着戏剧的人文内涵，即清洁、语言、思想、观念，可以说是戏剧的文学载体。
这两个载体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戏剧的初级阶段无所谓剧场、剧本。以中国戏曲为例，早期的戏曲演员是“路歧人”，即流浪艺人。他们游走四方，撂地为场，以各种娱乐性的杂耍、魔术、角抵、马戏、歌唱、曲艺谋生，也包括情节简单的戏剧性表演。这些杂七杂八的表演技艺统称“散乐”、“百戏”、“杂戏”，自周秦至汉唐，千余年间始终如此。戏曲的胚胎即萌生于其中。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剧场与剧本才渐渐受到重视，上升为戏剧的要素。
在西方戏剧史上，专业化剧场的出现被认为是戏剧发展的里程碑。这种在市井间诞生的固定的剧场，既为表演艺术提供了竞争的阵地，也为剧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机会。在专业化的剧场里，观众相对稳定，口味相对较高。以往“路歧人”那种“一着鲜，吃遍天”的杂耍般的技艺不可能在固定的剧场内永远重复，因为他们难以满足层次愈来愈高的观众的精神需求和美感享受，于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剧本”成为戏剧创作的必要环节，甚至受到文人们的青睐——因为它为戏剧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文化营养，能让观众不断领略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是非善恶的道德情操。
与此同时，包括道具布景、服饰造型、灯光渲染在内的整个演剧氛围也愈来愈讲究，形成戏剧特有的专业化的“剧场艺术”。
有了专业化的剧场和剧本，戏剧才得到升华。
三
在中国，固定的、专业化的剧场以北宋的“勾栏”为标志。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术问世，作为语言文字载体的书籍渐渐普及。于是，通俗文艺领域的“院本”、“曲本”、“话本”开始通行，它们是戏曲、曲艺的底本。剧场、剧本的出现，意味着戏曲渐渐告别“撂地为场”的演出状态，游离出“散乐”、“百戏”，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
宋代有“路歧不入勾栏”之说，认为他们属于“艺之次者”。的确，这些流浪艺人目不识丁，表演技艺简单粗糙，满足不了较高层次观众的需要。直到解放前，北京前门外依然以珠市口为界，将口南口北的艺人视为两种档次，口南“杂耍馆子”的艺人往往被口北的“戏园子”拒之门外。
然而，中国戏曲没有完全走西方那种“剧场艺术”的道路。即使在可称之为专业化剧场的勾栏、茶楼、会馆、戏园纷纷建立的情况下，在戏曲完全成熟之后，它依然保持着流动演出的传统。特别是民间戏班，常常以小分队演出的方式送戏上门。除了市井勾栏的商业性演出“日日如是”以外，大量戏曲艺人以个体或家庭挑班的方式，或“赶会”于乡村集市庙会，在广场高台上唱大戏；或出入于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宅院，在厅堂院落里唱堂会。每逢民俗节令庆典、红白喜事和冬春农闲时节，便是民间戏班活跃之时。
“剧场”载体的不定位，以及流动演出的传统，使中国戏曲能够适应各种层次和各种场地的需要，或文或武、或雅或俗，异彩纷呈。其总体特征表现为：
1.一方空场，左上右下——或一方空台，上下场门，因地制宜。
2.时空灵活，表演虚拟——没有幕景变化和由此形成的情节跳跃。剧情连续，一贯到底，节奏灵活多变。剧情所要求的时空在演员的嘴上、手上、身上，也就是以唱词和虚拟的表演来寓示戏剧的“规定情境”。
3.道具简单，装饰精美——道具少而精，随身上下。舞台空间倾向于装饰、写意，有浓郁的唯美意蕴。
4.表演为主，技艺性强——以演员表演为中心，强调技艺。诗、歌、舞、乐、唱、念、做、打充分展开。
换句话说，剧场载体的不定位和流动演出的传统，造就了中国戏曲“写意”、“虚拟”、“形式美”、“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和美学特征。在长期的实践中，这样的舞台语言已经为中国观众所认同、所熟悉，约定俗成，妇孺能解，而且与生活本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艺术的距离、美学的距离。
固定的剧场和流动的戏班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勾栏剧场是千方百计引观众来；流动戏班是游村走乡找观众去。勾栏剧场是相对稳定的观众在选择戏曲；流动戏班是带着有限的剧目寻找观众。其中，专业化的剧场处于核心地位，对戏曲起到了导向作用。如果说勾栏剧场中的艺术竞争促进了戏曲艺术的提高，那么流动戏班送戏上门意味着戏曲的普及。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惟其如此，中国戏曲才上达宫廷，下及黎民，遍及城乡的各个角落，而且渗透各个阶层，成为全民族的“戏曲文化”。
四
尽管总体形态趋同，但是由于地域性的差异、演出场所的差异、观众层次的差异，中国戏曲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品种单一，而是“异”彩纷呈，如：因地域性方言带来的声腔剧种的差异；因演出氛围和观众层次带来的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差异；因观赏趣味不同而带来的文戏与武戏的差异等等。我把它称作是中国戏曲的“同宗异流”现象。
最明显的是广场演出与厅堂演出的差别。这一点在戏曲走向成熟的宋代已经显露。宋《青箱杂记》卷五称：“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朝庙”是庄重严肃的厅堂，乐舞趋于优雅；“村社”属于野外广场，乐舞趋于热烈、欢腾。
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可以分为三类：“野台子”、“宴乐堂”、“戏园子”。
“野台子”——广场高台，多出现于乡镇的庙会、集市，高逾人头。中国的“民间戏曲”基本上生成于野台子，乡民们熙熙攘攘，自由观赏，因此带有浓重的广场艺术特征：
1.强烈的锣鼓节奏，高亢的声腔——如此方能压倒嘈杂的自然声和人声。
2.明丽的色彩，装饰化的舞台空间——如此方能醒目、诱人。
3.夸张的化妆造型——如此方能远距离区分角色和人物造型。
4.大幅度的动作，独特的表演技艺——武戏偏多，如此方能引人入胜。
“宴乐堂”——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厅堂。厅堂中央为表演区，有时铺上一方地毯。观众即宾客，多为文人雅士，静坐于周围品赏戏曲表演。宴乐和堂会上的戏曲被称作“红氍毹”（即红地毯）上的雅音，具有明显的“文人戏曲”倾向和室内艺术特征：
1.文学性加强——吟诗弄赋，多属文戏。
2.唱腔委婉动听。
3.表演细腻抒情。
4.道具制作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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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园子”——专业性剧场。亦为室内厅堂，大小不等，建有“勾栏”式的舞台。观众基本上是市民阶层，观赏层次介于农民和文人贵族之间。专业化的剧场可以兼容民间戏曲和文人戏曲，但势必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如：消减广场戏曲喧闹嘈杂的因素，增强文人戏曲的戏剧性和表演艺术成分。通过戏班的选择、剧目的调节，这里的演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雅俗共赏。因此，“剧场戏曲”更能代表中国戏曲的艺术精髓。
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交叉融合以及剧场载体的作用，可以在戏曲发展史上找到依据。
宋元杂剧，原本是锣、鼓、板、笛随处作场，待到进入厅堂和勾栏，渐渐配以丝、竹、管、弦，称作“弦索官腔”。同时，形成宫调格律的规范，走向雅化。
昆曲，原本是江苏昆山地区的村坊野曲，明初曲师魏良辅等改革后，吸收北曲“弦索官腔”的特点“度为新声”，成为以“管、笛、笙、琵”伴奏的室内清唱，“清柔而婉折”。后来走上戏曲舞台，称作“雅音”。
京剧，前身是高台广场上的徽调、汉调、梆子、乱弹，清代中叶进入京都。经过一定时期的磨合，当它在晚清的京都戏园子里成熟时，吸收了“雅部”昆曲的艺术成分，可谓集花、雅之大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戏园子市民杂处，吃喝谈笑的“宴乐”之风颇盛，嘈杂无序，不像王府宅第那样清静。所以，它始终保持着压倒杂声的强烈的锣鼓、高亢的声腔、浓郁的技艺因素，而且具有相当的力度。同时，又不乏适宜于堂会清唱的高雅细腻的琴弦、唱腔和相应的剧目。
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的剧场载体和剧本载体变化不大。它长期在广场和厅堂间出没，在乡镇与都市间徘徊，既具备广场艺术特征，又具备室内艺术特征。剧本则穿插诗词歌赋，大抵采用与古典小说相对应的文体，有文有白，或雅或俗。在同宗异流的发展历程中，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化的风貌。
五
本世纪初，话剧兴起，走的是西方“剧院制”的路。一方面，它渐渐摆脱小戏班流动演出的状态，倾向于剧场艺术的探索；另一方面，抛却半文不白的四六文体，走向大众通行的、散文化的“国语”。话剧艺术与戏曲艺术的分道扬镳，不能说与剧场和剧本这两个载体无关。
除了话剧在剧坛上崛起以外，与戏剧相关的传媒在本世纪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报刊、书籍的通行，使戏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照相机的普及，使戏曲得以留影；唱片、录音磁带、激光唱盘（CD）的相继出现，使戏曲得以留声；电影、录像机、VCD光盘的渐次流行，使戏曲得到全面、完整、动态的记录。特别是广播、电视以“大众传播媒介”的面目横空出世，使戏曲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中与戏曲关联最大的，是视听综合的电影和电视。
戏曲走上银幕以1905年北京国泰照相馆拍摄的无声片《定军山》（京剧，谭鑫培主演）为标志。此后，1928年，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京剧，谭富英、雪艳琴主演）问世；1953年，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袁雪芬、范瑞娟主演）问世，电影艺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呈现新的面貌。1958年9月，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意味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戏曲随即进入家庭荧屏，成为电视文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尽管有大小之别，有胶片技术与电子技术之别，有专业影院氛围与厅室氛围之别，但是“屏幕”载体毕竟大同小异。在戏曲走向屏幕这一点上，电影要早半个世纪，其经验和探索值得电视借鉴。
早期电影所显示的主要是胶片载体本身的记录功能，没有被认定为“艺术”。即便如电影故事片，也不过是舞台戏剧的实录和翻版。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它形成自身的艺术语言而为其他艺术品种所不可替代时，才获得“第八艺术女神”的美称。
电影的艺术语言既包括银幕载体带来的特定的视听节奏和时空跳跃——即所谓“蒙太奇”的表述方式；又包括景别的组合、镜头的运动、声画剪辑、色彩光效、气氛烘托、构图设计、特技运用等一系列艺术技巧和技术手段；还包括客观纪实与主观表现兼而有之的形形的风格追求。于是，电影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再现”，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一种包含电影艺术家人生态度、美学观念、风格技巧在内的艺术的“表现”。就电影故事片而言，它脱胎于戏剧，却并不等同于舞台上的戏剧。两者艺术特征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载体的不同而造成的。
那么，电影的银幕载体至少具备三种功能：记录功能、艺术再创造功能、复制功能。这三种功能是并列的，并无高下之分。
1.记录功能——客观地记录和再现事物的声像。这一功能使电影在“纪实”方面独擅其长。
2.艺术再创造功能——表现为独特的电影艺术手段，包括客观的纪实、浪漫的想象、冷峻的思考、唯美的追求以及艺术个性的发挥。
3.复制功能——主要是媒体的传播功能，即电影拷贝的复制发行。
这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集中体现于电影故事片。首先是记录功能。其纪实的真切、场景的自然、视野的开阔，甚至令贴近生活的话剧为之逊色。其次是艺术的再创造。由此带来的蒙太奇叙事方式和屏幕艺术语言，能产生独到的美学效果。第三是机械复制。由此可以反复观常，不见走样。于是，电影院蜂拥而起，放映队游走四方，以至于往日通过写实的布景和贴近生活的表演取胜的话剧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探索“直面观众”和“剧场艺术”的新路。
电影的记录功能和纪实风格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谈电影，便认为它是“写实”的、“再现”的、“生活美”的。其实，电影不是不能“写意”。第一，它可以记录舞台表演的写意；第二，屏幕画面语言本身就具备虚实相间的写意美和形式美；第三，蒙太奇的动态叙事带来了抒情、描写、铺张、渲染、夸张、强调等修辞色彩，亦具有写意特征——当然，它是“屏幕的”而非“舞台的”写意特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写意，而是如何运用屏幕艺术语言，恰当地表现戏曲艺术的神韵。
要做到舞台表演与生活化表演的“化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戏曲舞台上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一方空台的假定性出发，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四功五法在内的和谐的表演技巧和美学特征。简单地将舞台表演纳入生活场景的框框，弄不好不仅不能两全其美，反而会两败俱伤。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第一部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导演想尽量追求电影的逼真，不仅宫殿、花园采用五彩布景，连铁镜公主怀里抱着的娃娃也用满月的婴儿。杨四郎出关，用的是真马和替身。结果，舞台的假定性被破坏了，铁镜公主怀抱真娃娃，身段动作被改变；杨四郎骑真马，虚拟的“趟马”舞蹈被放弃。虽然尽量仿真，但四郎的身上仍然不是北宋的服饰，而是杂有清代马蹄袖的“箭衣”。非真非假，半真半假，反而吃力不讨好。类似的教训值得引为借鉴。
六
近些年来，在电视剧与戏曲“联姻”的问题上，业内人士颇有些讨论和争论。
焦点多半集中在“写实”和“写意”问题上，如：电视剧强调“真实”，戏曲离不开“虚拟”；电视剧是现实的“再现”，戏曲是艺术的“表现”；电视剧强调“生活美”，戏曲强调“形式美”，等等。因此，所谓“以电视剧为本体，穿插戏曲唱腔，生活化拍摄”的戏曲电视剧往往有“话剧加唱”之嫌，因为它丢弃了戏曲表演中写意、虚拟、形式美的艺术神韵。
其实，根本问题还在于载体的不同。戏曲的写意、虚拟、形式美特征与舞台载体有关；电视剧（以及电影故事片）的生活化表演、生活化场景与屏幕载体有关。
如上所述，电影与电视在“屏幕载体”这一点上大同小异，蒙太奇等艺术语言也基本一致，所以电视被人们称作“小电影”。它与电影的最大不同，在于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作为日常为伴的“空中视听杂志”。大众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观赏戏曲也可以在家里坐享其成。
关于电视戏曲，与其局限于“电视剧”和戏曲联姻的讨论，不如拓宽眼界，从电视功能的角度思考一下与戏曲的“联姻”——或者说，比较一下电视作为载体与舞台载体的异同，研究一下戏曲走上电视荧屏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以电视为参照，加上媒体功能，电视戏曲大体上可以分
为四种类型：
1.戏曲纪录片（相当于剧场录像）——主要运用影视的记录功能，将舞台戏曲原汁原味地搬上屏幕。如：《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京剧影片《群英会》；京剧影片《雁荡山》（武打戏）；豫剧影片《七品芝麻官》（名丑牛得草主演）等。此类作品因舞台表演艺术本身炉火纯青，所以不需过多的影视加工。它同时具有戏曲史料价值。
2.戏曲艺术片——充分发挥影视艺术的再创造功能，使戏曲艺术在影视屏幕上焕发新的光彩。由于不同剧种、不同剧目“唱念做打”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程式化”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此类作品应该因“戏”而异，在尊重戏曲艺术神韵的前提下，以影视手段“锦上添花”。如：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一场，配以诗情画意的荷塘、并蒂莲、鸳鸯；黄梅戏影片《天仙配》，七仙女在云雾中下凡，俯瞰人间美好的自然景色；京剧影片《野猪林》，以影视语言配合国画大写意的意境；京剧影片《杨门女将》，强调影视画面的形式感、装饰美；京剧影片《李慧娘》，神鬼世界运用大量的电影特技。
3.戏曲故事片（相当于“戏曲电视剧”）——影视剧的叙述方式，生活化的拍摄，适当穿插戏曲手段。此类作品（特别是“戏曲电视剧”）颇多争议，成败得失均皆有之。是否叫“戏曲故事片”或“戏曲电视剧”尽管可以讨论，但是将戏曲艺术手段运用于电影故事片的例子并不乏见。例如：香港影片《三笑》大量使用锡剧、沪剧、淮剧的江南小调，是上海“滑稽戏”的路子：“武打片”则大量吸收戏曲武打技巧，加以生活化、影视化的改造。它们之所以未称“戏曲故事片”，是因为不使用舞台时空，抹掉了虚拟化、程式化的舞台表演痕迹。类似的情况无独有偶：美国好莱坞影片往往借鉴“百老汇戏剧”模式，将歌曲、舞蹈、打斗、滑稽等表演技巧融入故事片，但不称“百老汇戏剧片”而称“歌舞片”、“打斗片”、“滑稽片”。在我国，某些生活化较浓、程式化较淡的剧种或剧目往往采取保留戏曲唱腔，实景拍摄的方法，如越剧影片《红楼梦》、豫剧影片《朝阳沟》。以这种方式摄制的电视片，目前称之为“戏曲电视剧”，如黄梅戏电视片《家》、《春》、《秋》和越剧电视片《秋瑾》等。
4.戏曲文化片（即“戏曲专题片”）——发挥影视作为媒体的传播功能，重在记录舞台内外的戏曲文化事相。此类片种大量运用于电视戏曲栏目，如报道性专题（人物、事件）、知识性专题（剧种、剧目、戏曲常识）、鉴赏性专题（艺术欣赏），服务性专题（听戏学戏）等。
显然，戏曲进入电影、电视载体后，业已改变单一的舞台表演形态，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又由于媒体的传播，戏曲文化得到了全方位的普及和弘扬。电视戏曲的创作余地大得很，不拘于戏曲电视剧一途。多种形态的探索，多种风格的追求，恰恰可以适应多层次、多口味观众的需求。可以预见，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的盛行，甚至将改变单一的剧团组织机构和演员中心制，出现“制片人制”和“导演中心制”。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又将缩短生活中的时空距离，改变你演我看、你放我听的单向传播模式，给演员以灵活的表演空间，给观众以更大的选择余地，给批评家和学者以更多的研究领域，从而为戏曲艺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注释：
以往研究对思想内容方面现代性的不恰当的过分强调（强调是必要的，笔者始终坚持，现代戏剧正是来自革命和启蒙，但这种强调若游离于形式之外，就是不恰当的了，毕竟戏剧首先及最终是一门艺术），造成了一个不小的误会，仿佛革命与形式无关，形式是只万能箩筐，只要把革命塞进去，就万事大吉了，箩筐的美丑、好坏，是否变形、损坏等，都无关大局，无关痛痒。如此一来，其结果是，不论戏剧革命与否，其形式美均遭忽视，不仅那些从思想、政治和道德上被否定和批判的作品无人问津，被彻底遗忘，即便革命文艺本身，其美学意义也始终得不到恰如其分的清理和开掘。以上种种思路和做法，除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外，其实还有那个西方中心意识在作怪：除了西方美学、文艺理论所认可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⑥外，没有别的面孔；除了这“五副面孔”笼罩下的现代艺术形式变革外，别无变革。因此，在中国现代戏剧（岂止戏剧！）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论调：现代戏剧是建立在所谓“亏欠的话语”⑦上的，其躁急的追赶心理，造成日后现代戏剧的一系列现象和后果。但奇怪的是，中国现代戏剧所渴望追赶的那个外在目标（西方写实戏剧），至少在1907年以前是根本看不到的，而1907年春柳社演剧后，这个目标也不能说已十分明确。⑧其实，所谓影响研究，“挑战-回应”模式，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这些做法和理论背后，还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怪：人家是标准样本，我们是仿制品；对照样本（宣言、运动、社团、口号、作品等等）一一印证、对号入座，难免会得出副本缺席、残损等结论。“亏欠”理论的大前提不外乎，现代话语无法在中国本土语境中诞生，必须倚赖西方的强大外援，这就形成了研究中所谓样本/副本模式：副本无论如何总抵不上样本，样本仿佛古典形而上学中那个完美的理式，是尘世的影子们永远无法企及的。翻译成戏剧史现象，就造成了如下理论怪圈：中国现代戏剧（就现代性而言）永远也别想指望赶上西方那一轮辉煌的太阳，因为影子永远要落在太阳后方。为了弥补“亏欠”和自卑，“民族性”话语（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就被发明出来，以慰藉影子们的失落感。
这样一来，在围绕西方的太阳（西化）还是中国的月亮（民族化）转的争辩和缠夹中，现代戏剧被裹挟向前。⑨其实，如果正视中国现代戏剧与革命话语耦合这一现象，现代戏剧的所谓特殊性（我更愿意把它叫做本土性）是不难理解的，它对集团意识的爱好，对个人话语的冷淡，对“现实主义”的独尊，对民族美感的依恋，乃至引入演说，高倡社会问题剧，“话剧加唱”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予以解答。而所谓“亏欠”、“影响”和“回应”，只能产生在由这一耦合所导致的时间断裂发生之后：当我们投身革命，搭乘时光列车奔向远方，传统与我们渐行渐远之时，一路俯拾沿线各种（可能主要是外来的）思想资料，我们才会意识到有所谓“亏欠”，才会产生“亏欠”的自卑和“影响”的焦虑，于是，我们更渴望加速度，以迅疾掠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历程，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启蒙时代的理性，浪漫时代的乡愁，象征时代的颓废，还有未来派、先锋派的急进，表现派的焦躁，都被一股脑收进帐中。自然，也有人不堪速度之重，扭身逃回故里。在这个激烈而复杂的聚变、裂变反应中，现代性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提炼并汇融为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这就是对话剧这一新型艺术形式的呼唤。话剧的出现，是中国戏剧现代意识的结晶，标志着与千年古典戏剧传统断然决绝的姿态。在本土现代性的推动下，话剧作为本土现代性建设的一部分，绝非产生于对外来形式单纯的猎奇和套用，⑩而是在革命话语的呼唤、渗透、带动下，逐渐从对戏曲“非写实”的功能性（主要不是审美）缺憾的修正中滋生和分离出来的、基于对写实性戏剧美感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产生的美学结果。这个过程如果可以从逻辑上（仅仅是从逻辑上！）拆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一个阶段———对戏曲“非写实”的不满和修正———即对“话剧”（指纯以对话建构戏剧）的刻意追求，第二个阶段才是对话剧的辨识和建构。需要强调的是，“话剧”意识最初并非外来，而是发轫于戏曲唱段不断被削减、直至彻底去除的过程，輯訛輥它是括去唱段后所剩余的对白部分的扩展，与古典戏曲中固有的“话剧因子”輰訛輥有着天然的美学关联。这种本土“话剧”与稍后由春柳社传入的、经由日本改造过的话剧意识相结合，在文明戏阶段较松快的艺术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效率颇低、缺乏明确理论总结和指引的实践摸索，方从中逐渐悟出写实戏剧（被想像为话剧，虽然此时尚无话剧一词）与本土“话剧”及戏曲在美学特征、形式建构和戏剧性（dramatism/theatricality）表达等方面的本质区别。这一过程用去了大约十年（1907-1917）时间。正是在这个饱受批评、被认为是日益颓废没落的阶段，在剥离了启蒙大众、宣传革命的传播功能后而与戏曲具有相似题材的家庭戏中，现代戏剧（话剧）诉诸情节而非情境的戏剧性（dramatism）建构被剧人和观众逐渐悟出、认可和接受（春柳派的观演者可能要稍早一些），从而相当曲折地完成了从戏曲诉诸空间性（情境）到现代戏剧（话剧）诉诸时间性（情节）这一美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重大转型，不仅为中国戏剧舞台贡献出了一种新的戏剧样式，而且为中国戏剧美学增添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形态，即现代戏剧美学。它从中国古典美学的散点透视、多重空间、混沌思维的时空观，过渡到了现代（指中国的现代）的单点聚焦、三维空间、线性逻辑的时空观，从而引发了五四时期对西方稍早出现的诉诸舞台幻觉和“第四堵墙”理论的现实主义戏剧（尤其是社会问题剧，但掺杂了一些自然主义成分）的认同和呼唤及对传统戏曲的严厉批判（此即所谓“亏欠”的心态），从而将中国现代戏剧引上了我们所熟知的这条道路。这样来看，一般所谓近代戏剧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逐渐分蘖出并不断明晰化对写实性戏剧（话剧）的需求，如情节的复杂化、似真化、合理化，角色增多且突破行当和类型化表演模式，对白大量增加，诗歌、抒情成分降低，加入演说，表演和舞美向仿真化靠拢等等。这些都已在晚清戏曲创作和海派京剧改良中逐渐尝试摸索。
这些心得和做法前后经由上海学生剧、海派京剧和文明戏（包括春柳派）大量实践，并补充、发明和强化了一些新的因子（主要是演说入戏、写实性布景、分幕和幕外戏），经过不断融合、冲撞、筛汰，去糟粕，存菁华（从形式着眼），直至文明戏后期（“甲寅中兴”之后），才基本捏合出较为象样的话剧，并逐渐确立了较准确的话剧意识。正是在长达十多年（1901-1917）看似低效的运作中，由戏曲萌发的“话剧”意识和操作技巧，经由学生剧、海派京剧和文明戏的同步拣选，最终从“不得不如此”（以说白建构“话剧”）转变为“非如此不可”，完成了写实（现代）戏剧观念的建立，为写实性戏剧（话剧）在五四前后迅速立定脚跟打下了观念和形式美学的基础。輱訛輥在这一点上，改良戏曲和文明戏起到了观念和形式转换的、衔接、磨合及传播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今天看来，这一过程走了不少弯路，甚至产生了一些赘疣，如演说入戏和幕外戏等。但这些不正规、不合理的做法，从话剧的形式建构着眼，在当时都曾起到一定的替代、中转和交接功能，有其历史合理性，是能量转换中不可避免的热消耗，是必要的成本核算的一部分。如果要责备这些做法的低效甚至负面效应，那么首先应该责备长期以来对戏剧艺术审美质素的忽视，正是这种忽视造成巨大的审美和理论缺失，使戏剧无法在良性循环中合理、高效地运作，带来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同时，还有必要指出，这种事后之明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现代性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在中国本土生成的绝对难度。因此，这一艰难转型过程就更值得尊重。
中国戏剧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中国戏剧史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核心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转型过程的具体情形，即现代戏剧（话剧）究竟如何生成，却言人人殊，语焉不详，由此造成对转型期出现的几种戏剧样式（改良戏曲、海派京剧、学生剧、文明戏等）、多种戏剧现象（“废唱”、连台戏、家庭戏等）和戏剧构成因子（写实性布景、幕、幕外戏、演说等）难以给出恰当评估，并影响到相关戏剧研究，确实亟待清理。我以为，这一切，都应立足于本土现代性，才能得到准确和切实的梳理，因为现代戏剧乃本土现代性作用之结果，详情已如上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本土诱因，其实质当然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激荡、作用的结果，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本土民族特性作用下的现代化，这应无疑义。然本文之所以不采民族化、民族性等术语而以本土性代之，原因在于，学界已普遍将民族化、民族性视为可与现代性对等的“影响因子”，仿佛民族化与现代化（此时，现代化常常被贬义化甚至污名化为“西化”）是两种时相颉颃（有时亦能和谐相处）、本质上往往呈现对立态势的质素。为避免此一误会，本文一律以本土性来称呼诞生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意指在启蒙与革命主导下滋生的线性时间意识，并认为现代性（线性时间意识）始终超越于民族性之上，乃中西皆然的主导性现代化诱因，民族性只能位居其下，起补充、修饰、解释作用。
以本土现代性为理论依据审视中国现代戏剧，上海南洋公学1901年初的校园演剧，乃中国现代戏剧的直接源头，它与其影响下的育材学校、民立中学演剧一起构成中国现代戏剧最早的风景：在蔡元培、陈去病等革命派所倡导，以《警钟日报》（含《俄事警闻》）、《二十世纪大舞台》、《中国白话报》等为舆论阵地的戏剧理念引领下，出于对时代政治风云的敏锐感悟，这批新式学堂学生最早赋予戏剧尖新的时事政治题材和激进大胆的排满革命思想，罔顾传统，大胆实践，跨校组合，北上租界，与跻身舞台“现身说法”的革命党人王钟声等，及受到革命派感召的职业剧人汪笑侬、“新舞台”艺人等汇流，将新式题材和新颖形式引入影响更大、规格更高的职业演剧，凭借辛亥前夕对排满革命的普遍共鸣，彻底且不可逆地将中国戏剧导入写实———写时事政治之实———一途，更新了中国戏剧的题材和形式，攻克了传统戏曲“乐本位”的审美高地，深刻左右了日后中国戏剧的面貌和走向。从启蒙与革命的立场观之，是他们，而不是稍早些时候圣约翰书院那种颇为高蹈、题材陈旧的汉语演剧活动，才堪称中国现代戏剧的肇端。輲訛輥南洋公学发端的这一支校园演剧流脉，实为中国现代戏剧之滥觞，当之无愧。
作者：张军
[关键词] 创新人才； 教学改革； 隐性课堂
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游走于艺术与文学之间，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较为模糊，因此，探讨探讨综合性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正迅猛发展，而人才问题也因此成为行业内部最为关注的问题。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际行动，就需要大量人才来进行文化创造，高等教育事业面临更大挑战。尽管作为艺术教育重要构成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学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但当前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正经历着多元化人才市场的考验。在影视传媒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新闻单位一方面对具有文学、影视、新闻、广告等综合素质的人才需求量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与以往记者、编辑、摄像等岗位设置不同，现在媒体、新闻单位需要的是集访、摄、录、编为一体的专业人才，既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较强的写作能力，又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能从容面对社会人才激烈的竞争。反观我们以往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往往偏重于理论教学，对于动手能力和实际业务能力的培养没有足够重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学生要成为能经得起社会检验、为社会所欢迎的人才，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为社会所需要的素质与专业本领，真正能成为专业作家、编剧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学生的知识结构，必须从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的角度去考虑。我们的培养目标必须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适应，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我们需要大胆探索，主动适应社会的需求，努力改变传统的大文科“通识人才”的培养模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寻找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新途径。
2、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建构
2.1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
一、除了对基本概念理论、重要知识点讲解要详细、深入浅出适当拓展外，还要适时采取案例教学法。比如讲授长镜头的概念时，将当下比较流行的电影中的长镜头作为案例给大家讲解，通俗明了；比如讲授《中国戏曲史》时，由于学生对昆曲的曲牌、宫调等戏曲专业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可以结合戏曲界比较关注的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几出，用抢答的方式数某一曲牌出现的次数，不同宫调和不同曲牌之间的区别，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二、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一张嘴、一支粉笔讲到底”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课堂容量大，内容丰富，以声音、色彩、画面等相互配合，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具有重要作用。
三、要给学生预留充分的创新思考的空间，理论课教学时可以留一些悬念，引导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和小组专题发言，营造自主学习课堂氛围，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2.2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由于戏文专特别注重实践，无论是实践课教学还是在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如果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单纯的掌握理论知识而不具备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人才的培养是失败的。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大文科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例如，该专业核心课程《表导演基础与实践》的教学，就不能拘泥于理论讲解，要将学生的实践教学搬到课堂，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体现出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还锻炼学生的编剧能力、导演能力、表演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3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隐性课堂相结合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显性课堂的话，那么课外活动则可以称之为隐性课堂。学生在显性课堂教学中更主要的是学习基础理论知识，隐性课堂则是充分让学生学会如何将理论知识内化并运用于实践、锻炼学生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场所。因而，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与隐性课堂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学生课堂以外的时间，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进行培养。新建本科院校要结合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特点，给学生提供给你充分的隐性课堂活动空间，让他们有展示自我、进行创新活动的空间。例如，可以成立学生摄影协会、DV空间、剧社等各类学生活动社团，定期举办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剧本创作大赛、话剧大赛。让戏文专业的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充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仅使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总之，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那么大学教育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新建本科院校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专业特点和学生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走教学改革之路，才能探索一条适合自己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参考文献：
[1] 高思春.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以江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为例[J]. 大众文艺，2013
【关键词】高校；戏剧影视表演；创新发展
一、高校戏剧影视表演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的问题
在当前高校教学中，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教学存在着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是导致当前教学工作发展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在当前的课程设置中，课程的设置有两个方面需要进行思考。其一，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关系。随着教学工作的不断发展，对人才要求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关注到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应当增加什么样的课程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应当开展什么样的选修课程以作为补充等。尤为突出的，还是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例问题[1]；其二，是新旧课程的比例安排问题。课程改革发展，需要新课程的开发完善，但是新旧课程当以什么样的比例开始，又需要如何配备资源。毕竟，新课程需要实践检验，旧有课程又需要不断调整，如何实现教学的发展，还需要教师做出进一步的统筹规划，学科课程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
（二）专业定位模糊
专业定位模糊，也是当前教学的一个问题所在。作为一门高等院校的戏剧影视表演课程，趋同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高校不断扩招，戏剧影视专业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这样既扩展了人才的专业性和容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戏剧影视专业，本身就属于艺术类学科，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解，和知识发展。但是在大班教学之下，限制了个性化培养，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座学校，如果完全趋同，就会使学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由此，教学中关注到学生的成长，关注到本学校校本课程、优势课程的挖掘及建设，具有积极意义[2]。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新课程被构建起来，去影视教育、戏剧影视鉴赏等，这些如何发展，也成为重要因素。
（三）师资力量薄弱
师资力量薄弱，也是当前教学组织中的重要阻力。大规模的扩招之下，学生大量涌入，尽管扩招之前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已经扩容，但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却未必。教师资源紧张，落实到每位教师的具体资源也减少，教师本身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对于教师，应当关注到实践能力和理论能力，很多教师缺乏舞台经验，长期从事科研，这样的状态之下，教学工作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
二、高校戏剧影视表演教学的策略
（一）调动学生的创新性
调动学生的教学创新性，是影视表演专业教学必然要关注到的环节。影视表演开展之前，有剧本、有创作，首先就是演员和剧本的沟通交流，类似于文本的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需要演出特色、演出风格，就需要演员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发展，完善教学任务。创新精神发展，也是未来社会对戏剧影视表演的要求所在。基于上述分析，就可发现，学生的创新性养成，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为教学工作的达成做出铺垫。在课堂教学中，增加机会留给学生进行尝试，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创新，能够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做出全面的铺垫。综合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多的教学资源发展，对于学生的成长以及知识的积累都有积极意义。
（二）增强学生综合素质
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戏剧影视专业需要关注到的。艺术创作，是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需要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当前的教学设计中，进行完善的课程设定，协调新旧课程、理实课程、专业课与选修课等的全面建设，才能最终实现教学发展，为课堂教学工作做出铺垫。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也要注重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如名著鉴赏与阅读能力。在很多时候，戏剧影视表演，可能遇到的是对剧本、对知识点的再次解读与创作，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原著的基础上的二次加工创作[3]。在当前的高校教学中，教师做出指导，引导和启发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全面推动教学的发展。除了文学名著，还有音乐鉴赏、优秀影视作品鉴赏等，能够全面促成知识建构。综合素质的发展，也应当有学习意识的全面建构，戏剧影视专业，或者说这一职业的未来发展，需要学生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因此，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推进教学发展，奠定有扎实的基础，留给学生更多的关注。全面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三）培养学生具备坚强品质
加强对学生的品质培养，应当成为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最终的走向多数都是舞台，需要具备坚强品质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舞台突发事件。在当前的高校教学中，锻炼学生具备坚强的品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更新能力的发展，需要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完善教学工作的发展，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在当前的教学发展中，培养学生的坚强品质，能够帮助学生完成教学任务，促成教学工作的完善及发展，才能切实达成知识的发展及推动。学生具备坚强的品质，能够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达成教学工作的完善，留给学生更多的关注点，最终形成发展，推动教学工作的进行，最终达成知识点的完善与发展。在戏剧影视表演中，教师能够积极为学生拓展实践平台，并且为学生适当制造一些障碍，能够全面促成成长，推动学生成长。培养学生具备坚强的品质，需要在组织教学中达成发展，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
（四）挖掘学生创造力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需要不断挖掘学生的创造力，以保障对戏剧作品的二次创作。在组织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以尝试为学生做出推动，挖掘和养成创造力。在当前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创作，如写剧中人物的小传，给定命题进行讨论与自主对创作，最终实现对学生创造力的挖掘与发展。创造力也在于不同学生的不同表演特点的挖掘。学生的表演，需要有自己的特性，同样的技法在一个人身上适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同了。因此，在组织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工作发展，指导学生的成长，最终实现日常教学工作的发展与完善。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师要与学生更多的沟通交流，尝试组织运用小组合作，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指导，减轻师生之间的压力所在，为学生的成长做出铺垫。
一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 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 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 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一、 真正体现戏曲的成就和价值
戏曲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最具美学价值的艺术形式，同时代表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精神创造领域的最高成就。前两届获得“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38部戏剧作品，有多达24个戏曲剧目，包括5个京剧剧目，充分说明建国以来，包括新时期以来，在戏剧领域最有影响、最具欣赏价值、最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最受观众欢迎的戏剧样式，始终是戏曲；同时，这24个获奖的优秀保留剧目，包括15个不同剧种，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戏曲内在的丰富性，尤其是说明在中国这样地域广阔的国家，戏剧表演艺术家的创造和民众的欣赏趣味都足够多元。只要我们真正以客观和诚恳的态度看待戏曲艺术，都不难认识到戏曲及其优秀传统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
这24个获得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戏曲类剧目创作于不同年代，它们都经历了时间的淘洗，经受了不同时期观众的检验，成为久演不衰、备受欢迎的优秀作品。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年代戏曲艺术家们最高水平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中国当代戏剧家在舞台新创造方面的成就。
纵览两届优秀保留剧目的获奖名单，多数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剧名。
上海越剧院的越剧《红楼梦》是所有这些获奖剧目中最早出现在戏曲舞台上的新经典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一批优秀的越剧工作者们对此前舞台上已经获得观众肯定的传统剧目做了进一步加工修改，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越剧《红楼梦》。它是20世纪50年代创作上演的无数新剧目的典范，既体现了编剧徐进高超的文学功力，同时又有徐玉兰、王文娟的精湛表演，六十年来大江南北不知有多少观众为之痴迷，早已成为名著改编之不易的范本。昆曲《十五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出现，就在传统剧目中的袍带戏在舞台上受政治观念影响而大量流失的特定背景下，它以极具征服力的优秀的艺术品质，让曾经受到很多质疑的清官戏重新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容受，从而为一大批传统剧目开启了继续生存的大门。河南省豫剧三团演出的《朝阳沟》，是“”的特殊年代中现实题材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完全超越了内容的局限性，用充满民间趣味和乡土风情的艺术表达，征服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不同时代的观众。广西壮族自治区彩调剧团《刘三姐》传播范围如此之广，在数十年里让彩调剧的音乐家喻户晓，成为边远地区音乐文化广泛传播的最佳范例。黄梅戏《天仙配》是严凤英、王少舫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创造的经典剧目，它在全国多个剧种的相同题材剧目中脱颖而出，让黄梅戏这个原本不太知名的剧种，顿时有了全国影响。莆仙戏《春草闯堂》是福建省仙游县鲤声剧团演出的代表性剧目，它被尘封多年后终被搬上舞台，是那个喜剧非常欠缺的年代的一抹亮色，而且影响了很多大剧种的创作。吉剧是一个新兴剧种，吉林省吉剧院创作演出的《桃李梅》，是众多新兴剧种中罕见的真正获得观众认可的剧目，尽管绝大多数违背戏曲艺术发展规律、人为制造出的新兴剧种都很快就归于沉寂，但是仍有像吉剧《桃李梅》这样对传统说唱艺术的精华做了创造性发掘的剧目得以保留下来，因此让我们窥见新剧种创造的一丝微弱的曙光。
新时期以来，戏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同样面临很多曲折，但是，正因为戏曲拥有深厚的传统，为新剧目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不少具备极高艺术水准的佳作。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创作上演的《董生与李氏》就是这样的代表。无论是其编剧王仁杰还是表演者曾静萍、龚万里的艺术创造，都是中国传统的古典艺术风范在当代的最高水平呈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作上演的越剧《五女拜寿》，是著名剧作家顾锡东的成名作，同时还让浙江小百花茅威涛等一代年轻演员得以为观众熟知和喜爱，确立了越剧在新时期的历史定位。这一剧目更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全国无数剧种的无数剧团移植上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作上演的眉户剧《迟开的玫瑰》是陈彦的成名作，连续十几年不断演出，是西北五省新时期以来戏曲新剧目创作的代表作。川剧艺术内涵异常丰富，《金子》让这个古老剧种有了新的形态，沈铁梅洋溢着时代气息的表演令人折服。
当然，这项大奖不仅是奖给这些剧目的剧本、音乐和其他舞台呈现元素，更是奖给将它们搬上舞台的表演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六十多年来，几代戏曲表演艺术家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仅创造了这些优秀的戏曲作品，同时更让它们始终活跃在舞台上，让无数观众在欣赏演出中获得精神享受。
今天，这些代表了中国当代戏曲艺术成就的作品，获得国家颁发的舞台艺术领域最高奖赏，堪称实至名归。
二、 扭转单纯注重新剧目创作的倾向
戏曲是中国最重要的艺术门类之一，尤其因为它既在千百年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同时又代表了中华民族在舞台艺术领域的最高成就，因此，文化部对戏曲事业始终格外关注。新时期文化部在戏曲领域最具影响的工作无疑是评奖，其中又主要可分为三大项，一是持续多年的文华奖，尤其是中国艺术节的评奖和文华奖合并后，更显其重要；二是新世纪以来开始实施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三就是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三大奖项各有特色，然而在它们背后，却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戏曲界一直以非常复杂的心态看待各类评奖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戏曲事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迅速陷入低谷。晚近三十年来，即使出现了不少优秀保留剧目，但我们仍要承认，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时间里，戏曲的创作与演出都算不上景气。各类戏剧节和评奖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们本是为了刺激戏曲的发展，然而实际的结果是，过滥的评奖不仅没有起到刺激和促进戏曲繁荣发展的积极作用，反而备受诟病。其中最令人沮丧的结果是，戏曲演出市场日益萎缩，相当多剧团需要通过参与各类戏剧节和评奖，以图获得奖项，如此方能持续其生存。令人不安的现象就此频频露面，那就是剧团参与评奖的获益明显远高于演出的获益，很自然就诱使越来越多的剧团陷入“评奖依赖症”，很少顾及甚至完全放弃了市场演出。所以戏剧界尽管都在痛斥目前评奖机制的弊病，却又无奈地深感无法轻视和放弃评奖，还得违心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节庆获取奖项。诸多获奖剧目根本不能演出，许多剧团创作新剧目的目标只为参加评奖，大量新剧目获奖之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剧团的存在目的只在于创作新剧目，而且创作新剧目的目的只是为了参加评奖，这样诡异的“要评奖不要市场”的现象，竟然大量出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实需要文化主管部门深刻反省。
客观地说，各种各样的戏剧节、艺术节的评奖活动，其主办者的初衷，恐怕都不是要用评奖取代市场。因此，要说各级政府在主观上就是要制造“要评奖不要市场”的结果，多少有些不太公平。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文化官员，都希望通过旨在鼓励新剧目创作的各类评奖，引导和刺激戏曲市场，实现戏曲繁荣的目标。然而其良好的动机却难以带来希望的结果。
这种希望通过新剧目创作和评奖刺激演出市场的设想之所以难以达成效果，我们首先要反思它背后所包含的对繁荣发展戏曲的路径设计。从政府主导鼓励新剧目创作，到诸多评奖活动只允许新剧目参加的制度设计，其实基于一种相当普遍的判断——认为戏曲市场近年的不景气，原因在于“剧目老化”，是由于“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导致观众对戏曲产生厌倦心态，因此需要加大新剧目创作的力度。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要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促使剧团提高新剧目创作的动力，进而激活演出市场。诊断的错误导致了医治方法的错误，剧团创作新剧目的动力确实被激发起来了，然而，戏曲市场的不景气并不是由于“剧目老化”，强化新剧目创作的方法，自然无法改变戏曲市场的危机状况。
戏曲发展的关键在演出市场，观众常有猎奇心理，新剧目在某些场合确实有助于产生市场效应；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戏剧领域，演出质量和演出水平，始终是比新奇的题材与手法更持久地吸引大多数观众的更重要的因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和新颖的戏剧结构、新的唱腔等等，当然是部分观众、尤其新观众和外行观众期待的，但是人们对“优”的期待丝毫不会少于对“新”的期待。近年来戏曲演出市场的衰落原因，根本不是因为缺少新剧目，恰恰是由于对传统剧目继承不够。剧团不重视保留剧目，观众根本无从欣赏那些早就经历了时间检验、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剧目；最能体现戏曲艺术之精华的剧目离开舞台，必然使戏曲表演的整体水平急剧下降。像获奖优秀保留剧目中的京剧《盘丝洞》、河北梆子《钟馗》和黄梅戏《天仙配》，都是历史上早有定评且得到不同时代观众普遍喜欢的剧目，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代表了戏曲当代水平的作品在舞台上演出，剧场里充斥着远未成熟的、质量粗糙的新创剧目，我们就不应责怪观众离开剧场、离弃戏曲。
简单粗暴地批评戏曲“剧目老化”，片面注重由剧团原创的“新剧目”，其实还根源于戏曲界的一个理论盲区——对演出、对表演艺术家在戏曲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的认识严重错位。戏曲是通过舞台表演为观众提供艺术欣赏的艺术，演员的舞台表演是戏剧领域最重要的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每个剧目每次上演，都是作品思想感情内涵创造性的展现。在这一过程，演员演出的剧目是哪个年代出现的并不重要，它们既可以是宋、元年间就已经家喻户晓的古典杰作，也可以是最近才搬上舞台的新剧目。无论新老剧目，每次演出对演员而言都是新的创造。优秀的、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往往是演员完成这一创造性活动最适宜的文本，最有可能激发演员创造的冲动，从而表现出最佳状态，表现出最高水平；而且因其积淀着历代表演艺术家的创造，因而经常成为演出这一创作过程首选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促进戏曲的繁荣发展，仅仅依赖新剧目创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甚至更需要重视传统剧目的演出；其实这也是世界各民族所有传统艺术门类共同的规律，歌剧是这样，芭蕾舞是这样，歌舞伎是这样，戏曲没有理由不是这样。
一部戏曲发展史，既是“新戏”创作的历史，同时更是“老戏”不断被重新搬上舞台的历史。不断创作新的剧目，固然是戏曲艺术发展和提高的重要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用更高的表演艺术水平将“老”的经典剧目呈现在舞台上，也是戏曲艺术发展与提高的重要标志。戏曲理论家们经常提及梅兰芳和周信芳的新剧目创造，却很少注意到梅兰芳和周信芳之所以成为大师，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新剧目，同时是、或者更是因为他们在那些代代相传的“老戏”的表演中超越前辈，胜于同侪[1]；更不用说，谭鑫培、尤其是余叔岩，他们之所以在京剧艺术发展中贡献卓著，并不是由于创作了哪些新剧目，恰恰是由于他们对“老戏”更精湛的演绎，使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征服了当时和后来的无数观众。今天的戏曲仍然如此。在剧团的剧目建设中，对“老戏”和“老演”的价值有更理性的认识，致力于使“新戏”成为“老戏”，将保留剧目的创作演出放在首要的位置，戏曲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更高的艺术成就，这恰恰是当代戏曲艺术家对民族文化所可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在戏曲发展中，新剧目创作只是手段，让优秀剧目有机会在舞台上不断演出才是目的。新剧目是重要的，然而如果新剧目没有机会成为“老戏”，成为“保留剧目”，就只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重视戏曲保留剧目，重视与充分肯定前人留下的“老戏”的价值与重要性，这是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评选活动的重要思想内涵。从文华新剧目奖（含文华大奖）到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设置，让人们欣喜地看到，政府正在努力改变片面强调与鼓励新剧目创作的戏曲政策。国家戏曲政策这一重大调整，体现了文化部发展与振兴戏曲事业主要思路的变化，支撑这一改变的，是对当代戏曲衰落之原因更准确的判断，同时更意味着在发展与振兴戏曲事业方面，有了更切合实际和更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方针与认识。
三、深化对戏曲自身规律的认知
在优秀保留剧目的评选活动中，文化部对参评剧目提出了明确的演出场次要求，尤其是第二届评奖，随着首演时间延长到1949年，对演出场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定新中国成立后首演剧目的演出场次必须达到千场，改革开放后首演的剧目，演出场次应达到400场以上。尤其是特别提出，从2008年到2011年5月（申报截止日期）期间，演出场次必须达到60场以上。尽管这并非文化部第一次在戏曲评奖中提出演出场次的要求，“文华奖”设立数年后，文化部新增了参评剧目演出场次的规定；继之的“精品工程”评选，同样对参评剧目的演出场次有要求。但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对演出场次要求之高，仍然是前所未有的。
演出场次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明确的针对性。戏剧最本质的表现与存在方式就是演出，在局外人听来，对演出场次的要求或许不无荒唐。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戏剧界近年来仅仅为参加评奖而创作，根本就不投入正式演出、甚至根本没有打算投入实际演出的新剧目，确实不可思议地出现了。而且这样的怪现象愈演愈烈，既有载道的怨言，也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有关演出场次的规定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有关演出场次的要求，不仅是为了体现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一终极目的，体现对观众文化权益的重视，其实还体现了更深刻的观念变革，那就是把评奖的重心移到舞台，移到剧场，移到演员和观众互动这一实际的戏剧进程中。
大量的演出是使新创剧目成为经典的不二法门。戏曲史上那些传世的经典，无不是在长久的、大量的演出过程中才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包括相当多的剧目，初看并无惊人之处，恰恰是艺人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发掘其中新的表现可能性，不断丰富和强化它的情感与思想内涵，因而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品。这是保留剧目大奖设置较高演出场次要求的依据，没有足够多的演出，舞台呈现很难成熟。演出场次并不是作品成为经典的唯一保证，但是没有演出场次就不可能成为舞台艺术领域的精品，我想这是无可置疑的。
忽视演出这个戏剧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剧团和演员存在的意义就无从着落。此前数十年名目繁多的戏曲节庆与评奖活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拖累戏曲行业陷入更深的危机，原因很复杂，关键之一就在于其评奖机制没有把演出放到应有的位置。但我们不能只看到现象，还要从更大的历史跨度，分析解释这一现象出现并弥漫的根源。
有一个几乎从未被人们提及的深层原因，就是各级文化部门“抓创作”的思路，或许适用于文学、美术和影视之类领域，却完全不适用于戏曲事业。在文学、美术和影视这些艺术领域，所谓“创作”均由艺术家一次性地独立完成。小说写成，绘画画就，影视拍摄剪辑结束，艺术创造的过程就已经全部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杂志社、出版社、书店或美术馆、画廊和影院、电视台的营销与传播，后者对于小说、绘画和影视作品实现其价值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它们并不能包容于文学艺术这类创造性精神活动之中，不在上述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戏剧却与之完全不同。在整个戏剧“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或与文学、美术及影视领域的创作过程相类似。但是我们都知道，剧本写完了还远远不是戏剧的完成。在历史上，元杂剧的作家和明清传奇的作家，多有把染指戏剧当成纯粹的文人写作，他们只创作供文人阅读的“案头本”；但是我们知道，戏剧的发展还有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场上的演出。剧本的历史只是戏剧文学史，而不是戏剧史。相比而言，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对戏剧创作的理解当然要比历代文人剧作家更全面，因此有所谓“二度创作”的概念，导演排戏、戏曲音乐的编腔作曲、舞台美术设计等等，通常被称为“二度创作”。遗憾的是我们对“创作”的理解仍只能止步于此，演员将戏剧搬上舞台的演出过程，却被不可思议地排除在“创作”的过程之外，演出只被看作是“创作”完成之后的“舞台呈现”，很难进入主管部门“抓创作”的视野范围。
由于政府努力“抓创作”，而且是用推进文学、美术和影视行业的方式“抓”戏曲创作，因此我们看到各级文化领导努力去找剧本，聘导演，请音乐设计，做舞美，聘请各路专家开研讨会，不惜工本反复修改。然而直接面对观众的演出，却被放在最不重要的位置。有无数例子可以说明，在政府主管部门心目中，只要把新戏搬上舞台，所谓戏曲“创作”就完成了。[2]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经常看到全靠外借主演“创作”的新剧目，新剧目编排完毕，既然“创作”已经完成，借用的演员便可以回归原团，一出新戏就此不复存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基本上无法继续上演的剧目，并不妨碍被评上各类大奖，成为文化主管部门“抓创作”的骄人政绩。
这样的“创作”观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只有舞台演出才是戏曲最重要、最核心的创作过程，是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存在中最能体现艺术家创造性的领域。什么是戏曲的“创作”？戏曲创作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从事创造性的表演，为观众提供审美愉悦。每次演出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创作过程，在这之前的剧本写作和舞台调度及舞美设计，固然是创作的重要基础，但是它们都不能替代舞台上演员的创作。剧本写作和修改，导演的舞台调度，编腔作曲和服装、道具、化妆及舞台美术的整体设计等等，都只是在为演员的创作做准备工作。演员是戏曲“创作”的第一主体，是最重要的“主创”。因此，如果说文化主管部门需要“抓戏曲创作”，那就应该用最主要的精力关注作品的演出过程。
这既是中国戏曲的传统，同时也有益于当下的戏曲发展。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戏曲创作的过程，那文化主管部门“抓创作”的重点与方式，就应该有重大转变。如果我们认识到戏曲的演出过程才是创作，至少是将演出看成“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评选就体现了这样的认识。把演员在舞台上足够多的表演当成剧目评奖的前提，说明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戏曲演出的创造性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是更符合戏曲历史与现实的政策，成为促进戏曲艺术健康发展更为有益的导向。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评选，就是在引导剧团回到戏曲发展的正确道路。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评选应该获得高度评价，它结束了文化主管部门以往只注意给新剧目颁奖的历史，让那些能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不断上演，经历较多场次的舞台实践而越来越臻成熟，并且经受了至少数十万观众检验的优秀剧目，获得政府重奖。这对某些剧团及地方文化部门急功近利地为获奖匆忙“打造”新剧目的偏向，无疑将产生有效的矫正作用。
四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仍待完善
应该坦承，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评选本应该更早开展，对保留剧目的价值意义，本应该有更清晰的认识。而且，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评选，也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评选，首先是保留。这里所说的“保留”不只是指某部戏留了下来，戏曲舞台表演的大量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剧目，不同的表演也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艺术价值。在两届获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剧目中，周传瑛、王传淞主演的《十五贯》看似“保留”到今天了，但舞台艺术的继承仍是难题，我们实在无法要求今天的演员达到“保留”剧目演出的原有水平。湖北省京剧院的《徐九经升官记》和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固然都有资格获奖，如果是另一家剧团，换一位主演，未必就可以获得同样的荣誉。因此，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评选，评的不仅是剧目，同时还要把“保留”的水平高低，看成一个极重要的指标。由此令人联想到的是，北京人艺的《茶馆》和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都受到演出场次的影响，遗憾地未能入围，然而其演出场次之所以少，也是由于高水平的演出难以复制。尚长荣和言兴朋联袂主演的《曹操与杨修》，毫无疑问是当代戏曲创作的巅峰之作，当尚长荣和其他演员联合演出时，仍能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假如换剧团、换演员，同样的剧目，未必能够让人心折。因此，让“优秀”的剧目高水平地“保留”在舞台上，仍然是今天的一大难关，同时也显然应是政府下大力气鼓励的方向。
既然是优秀保留剧目，保留是一个方面，“优秀”是同样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优秀，不仅是指剧本的优秀，同时更指舞台呈现上的优秀；既是指该剧目就特定剧种背景而言的优秀，同时也还要注意到在中国的戏曲、中国舞台艺术的整体、乃至于世界表演艺术范畴内的优秀。我相信在这两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获奖作品中，绝大多数戏曲作品都可以无可质疑地、自豪地放到世界当代舞台艺术的大平台上，为国家和民族争得赞誉。但是假如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我们也不得不指出，难免有少数作品掺杂了某些艺术因素之外的考虑而侥幸入围，并不一定都经得起这样的评价。
还需要考虑如何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和刺激优秀保留剧目的移植改编。在两次评选中获奖的24部戏曲剧目，凡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获奖剧目，几乎都具有全国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指它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爱好者，还包括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各地的多个剧种中被移植。从《十五贯》、《杨门女将》到《五女拜寿》，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能见其身影。戏曲的历史就是不同剧种相互移植经典剧目的历史，同一题材、同一剧目，在不同剧种的移植过程中被不断地丰富，既扩大了剧目的影响面，同时也扩大了剧种的表现力——因为各剧种的风格内涵与表现手法不尽相同，移植永远都不是机械的照搬。其实，即使同一个剧种，不同演员的演绎也不都是机械的照搬，大量戏曲经典剧目，多数都是在不同的演员或不同剧目对同一题材反复演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演出形式和风格的竞争，刺激了优秀作品出现，它们很少一出现就定型，也很少拘泥于一个题材一种表演模式。
但是，近十多年来，情况不容乐观。无论是哪个剧种，最近创作的优秀新剧目都很少跨地域流传，很少为兄弟剧种所移植和改编。优秀剧目难以被移植改编，表面上看是由于人们版权意识的增强，其实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化部在“文华新剧目”奖的评选过程中，曾经意识到版权有可能对优秀剧目的移植形成障碍，因此推出了由政府收购获奖剧目的版权、允许各地剧团免费移植的举措。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优秀剧目的传播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版权保护，而是对“原创”的盲目崇拜。只注重“原创”，轻视移植改编的价值，部分缘于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误和片面的认识——看不到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无数精品杰作都是对前人作品的借鉴与改造而形成的；而这种错误观念的制度化体现，就是在各类评奖活动中，只给“原创剧目”参与评奖的机会，拒绝移植改编剧目参与，至少是忽略了有意识地鼓励移植改编。所以，今后的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评选，不妨有一点新的思路，比如以符合法律的形式，允许各地剧团移植改编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的获奖剧目，同时更对为那些在全国各地普遍流传的戏剧故事和题材最精彩的移植改编颁奖。
我不想过分夸大评奖对戏曲发展的意义。但是现实地看，它的导向作用实不容低估。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整体上发生巨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部门越来越强势地主导各行各业，戏曲行业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大量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都被吸纳进公营的、或实际上公营的剧团，到20世纪末各类政府主导的评奖机制的作用，国家文化政策对戏曲行业的发展运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政策的改变同样会对全国戏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文化主管部门和戏曲界只有重新认识到传统的价值，认识到经典剧目的意义，认识到创作剧目需要在不断加工改造和演出过程中日益完善，使之成为民族文化整体中的有效积累，戏曲才有可能回归正道。
不容否认，在当下的戏曲环境中，评奖对剧团、对剧种和对演员依然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只要戏曲市场的困境依然存在，评奖的意义作用被无限放大的现象就不会消失。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现实地促进评奖模式的完善。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高认识，改变偏重于“原创”的评奖，才能真正让剧团和演员从单纯注重新剧目创作的迷思中走出来，回到把演出作为戏曲发展中心的正确轨道。
这就是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给我们的启示和希望。我们期待这一措施继续完善并得以常态化，进一步推动戏曲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注释：
[1] 从梅兰芳和周信芳的艺术实践看，他们自己在中年之后，都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都舍弃了当年在演出市场上大红大紫的新剧目，转而只演传统戏。只有理论家们不懂，一直沉迷在他们的“革新”精神中，歌颂他们的新剧目。
《青年文学家杂志》2015年第七期
一、戏剧翻译研究的意义
事实上，英美戏剧翻译作为我国翻译文学和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发挥着积极作用。自中国话剧诞生的那天起，西方戏剧（包括英美戏剧在内）就影响着其发展，并随时受到英美文学翻译的推动和制约。我们有必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上看待英美戏剧翻译，使其成为我们戏剧文化建设乃至文化产业建设的新的发展分支，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鲜活的力量。
二、语用学翻译理论与戏剧翻译
1、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人们在20世纪末期逐渐认识语境研究是不能脱离对语言意义的研究的。因此在此基础上，一门专门研究语言运用和语言载体相互关系的学科—语用学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学科，随着语用学发展的普及性，人们逐渐将其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到对戏剧翻译的研究中。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Austin）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得到推广和发展，他对这个理论的各个侧面进行了探索，其中一些看法为后来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哈蒂姆认为，对于翻译而言，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对戏剧翻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言语行为理论通过与针对主要以研究原有文本的语言风格、内容为主要内容的语言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言语行为理论顾及到了舞台表演者所表达的语言即台词在不同层次水平的观众心中形成的不同理解，相对于传统语言研究，其增加了对不同观众内心感受的考虑；它既照顾到了译者对原有文本意义的表达，也考虑到了文本文字下隐含的深意。
2、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何自然指出，进行翻译的第一步应先理解原文。译者对原文理解准确的基础是对原文语境的把握，通过对原文语境的分析研究，发现原文与其所在语境之间的联系，最终体现原文的语境效果。戏剧翻译是双重推理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即构成了三元关系，由于原作者与译者、读者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的不同，通常使得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语境和内容不能正确的、直观的被译者所体会，因此，读者从译者的作品中体会到的语境就不尽相同。同样，被视为社会文化多元体系和世界文学翻译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翻译文学，在发展中依然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诗学和多元化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方位对其进行研究。
3、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和戏剧翻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法国兴起了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致力于对文化结构的束缚性、封闭性进行解除，主张对问题的研究应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一直视翻译为研究语言差异的平台，试图运用翻译学多元理论研究语言和哲学。解构主义的思潮不仅影响到了翻译研究，也影响到了戏剧创作。解构主义能够对文本作者、原文本是否具有权威性以及翻译者是否能忠实于原文等内容进行释义。实践证明，在导演掌控整个剧组、“一剧之本”被结构的双重情况下，剧组相关人员对戏剧译本的最终面貌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在我们对世界戏剧文学（包括英美文学）在理解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观察和信息获取，及时掌握国外戏剧翻译发展的动态，并通过对国外优秀戏剧文学的翻译实践提取精华，促进我国本土戏剧的发展，使其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建设中的一支劲旅，对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冉亚维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随着各种或新或旧的社会思潮渐次兴替，中国戏剧的理论与实践正面临一个空前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混乱是否存在于所有文化领域且存而不论，至少是在艺术领域，它确实存在着而且正在对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现实的影响。而在戏剧领域，尤其是本土戏剧领域，混乱的程度显然要甚于相关的其它领域。混乱最典型的表现形态，就是戏剧观念的驳杂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戏剧界普遍弥漫着思想与观念上的迷茫气氛，觉得无所适从；诸多似是而非的陈旧观念，依然在对中国戏剧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负面作用。
我们不能想象中国所有戏剧创作与演出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因此，戏剧表现样式的丰富多彩以及不同艺术观念的并存与互相竞争是应该提倡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戏剧界目前存在的观念混乱驳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因为多元的语境基于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互动，只有人们基于理性坚持自己的风格与观念，并且允许不同艺术风格与观念平等地互相竞争，才能出现真正多元的、百花齐放的戏剧环境。然而，目前戏剧界理论与观念的混乱，却缘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诸多文化领域都意识到了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展了这项工作，在戏剧界这项工作开展得却很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开展过，致使与文革相关的诸多戏剧理论与观念，仍然在戏剧界不可思议地处于主流位置。这样一种独断和排它的戏剧艺术观念占据着理论高地，戏剧界当然很难出现真正多元的繁荣局面，所以，目前的驳杂并不是经过认真反思的、建立在历史理性基础上的多元，只是由于理论的软弱、放纵或者是惰怠，由于思想文化层面的反思精神的缺失，才使得历史以惯性的形式在不正常地延续。
现在的中国戏剧界，与文革时代当然有了质的区别。由于文革给社会造成的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创伤过于触目惊心，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对于文革中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全社会形成了程度较高的共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对于作为文革期间文化艺术事业之代表的“样板戏”，现在还存在不少相距悬殊的评价（其中既有不愿意触及文革时间的痛苦记忆而激烈地拒斥“样板戏”的老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因为“样板戏”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特殊关系、或者由于在“样板戏”创作演出过程中得以成名而对之不能忘情，因而对“样板戏”有着这样那样的怀恋情绪，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否定“样板戏”的政治倾向的同时，对于“样板戏”的艺术成就仍然给予高度肯定），但是从整体上看，文革期间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政治倾向，确实遭到了戏剧界的唾弃。尤其是文革期间所有传统剧目曾经被一律禁止上演，只允许上演几个“样板戏”以及钦令演出的少数几个按“样板戏”模式创作的剧目，虽然各地方剧种并没有被完全封杀，但是要求所有剧种都必须按照所谓“革命现代京剧”的范本移植演出“样板戏”；这样的现象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两、三年里，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著名或不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始，1978年以后，传统剧目终于艰难地渐渐开禁，对民间戏剧演出活动的干预渐渐减少，创作上的空间也开始得以开拓。
但是，政治的批判并不能代替艺术的批判，人的“平反”并不能代替戏的重新评价，对所谓“阴谋文艺”的揭露，也不能代替艺术观念的彻底清理。应该看到，“样板戏”创作所遵循的那些教条现在仍然在四处照搬，足以说明戏剧界对文革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批判，并没有向着艺术层面延伸，或者说很少延伸到艺术层面上，因此，文革期间盛行的那些艺术观念也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清理。
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样，盛行于文革期间的极左戏剧观念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应该说，导致文革期间政治对戏剧的强暴，以及导致“样板戏”出现的那些理论根据，既不是出于某个“阴谋家”的个人趣味，它们在戏剧界形成的普遍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撇开那些极左的政治观念不谈，坦率地说，指导着“样板戏”创作的那些艺术层面上的思想观念，大到“三突出”、“高大全”之类刻有鲜明“样板戏”印记的戏剧原则，在题材选择方面只能局限于现代题材、所谓“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这样的苛刻要求，小到舞台美术方面受到强调的写实置景，以及表演手法上的“生活化”等等，都是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并且已经在戏剧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这样一些实际上最终导致了文革中戏剧百花凋零、“样板戏”一枝独秀的艺术观念，在理论上受到的批判相当有限。而正由于文革被否定的同时，导致与孕育了文革戏剧的思想基础仍然有着很广阔的市场，我们的戏剧也就没有真正从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走出来，而戏剧领域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都与此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要追索70年代末以来戏剧界没有像其它领域那样经历一个有深度的“拨乱反正”历程的原因，势必会触及到从1949年到文革的这段通常被称为“十七年”的时期，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观念与文革戏剧之间的联系，而这样的微妙关系，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些年代人们讳莫如深的。
因此，人们在批判文革时期戏剧界的极左思潮时，并没有真正从“十七年”去寻找原因，相反，由于戏剧界“十七年”成长起来的大量演员、作家和理论家在文革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人们很简单地将“十七年”视为文革的对立面，于是，文革虽遭批判，“十七年”却反而被神化了，存在的问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一个非常之突出的例子，就是最近出版的《中国京剧史》将五、六十年代称之为“京剧的黄金时代”。虽然这样的评价受到一些来自戏剧界之外的质疑，但是质疑的声音显然非常之微弱。实际上远远不止于《中国京剧史》，近年里最有影响的当代戏剧史著《当代中国戏曲》，以及《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和《中国戏曲现代戏史》等著作，对于“十七年”里流行的那些戏剧观念，以及该时期出现的、带有这一时代特殊印记的诸多作品，几乎完全没有新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在70年代末，基于“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戏剧创作演出的强烈反差，因而给予“十七年”以比较高的评价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本该更冷静更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给予它以切合实际的评价。
二
当代戏剧史有其特殊的复杂之处，文革期间虽然传统戏剧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然而某些经过特殊处理的戏剧作品又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这一现象本该早就引起我们的思考，探讨何以是戏剧而不是其它的艺术样式，在文革期间突然得宠，这其中除了一些个人的偶然因素以外，是否还有更多原因，或者说是否有其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就需要考虑“十七年”的戏剧发展是否已经内在地孕含了“样板戏”出现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清理“十七年”构成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些流行的戏剧艺术观念，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对戏剧功能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到，对戏剧工具化的和庸俗社会学的理解，贯穿在“十七年”的始终，不仅是在戏剧政策与体制等方面形成诸多负面作用，相当多的作品也受到这种工具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影响也不能低估，那就是从苏俄等途径传入的欧洲流漫主义艺术观念，它们过于强调艺术家的个人表现以及艺术的纯粹性，强烈排斥艺术与一般民众欣赏需求之间的商业化联系，这种精神贵族气息十分浓厚的艺术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戏剧的制度层面与创作演出层面。
戏剧演出团体的国有化和专业化过程，一方面基于对戏剧的意识形态理解，这样的理解正缘于将戏剧片面地视为政治宣传工具的理念。如同政务院“五·五指示”所要求的那样，“十七年”的戏剧一直强调“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同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①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戏剧的本体功能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而忽视了戏剧长期以来实际上以大众娱乐的形式存在，忽视了它千百年来作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娱乐方式的价值，所谓“政治挂帅”以及“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想与演出指向，在“十七年”从未受到质疑。因此，在政治与戏剧的关系上，戏剧自身的价值显然被不恰当地矮化了，同样的思想也涉及到诸多传统剧目的评价上，比如众多曾经深受民众欢迎的“义仆戏”、丑角戏遭到“丑化劳动人民”的指责而被中止上演，传统剧目在改编过程中被加进一些政治性的教条，新创作剧目更被大量注入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训导的内容。而对戏剧功能的这种理解，正是文革“样板戏”出现的前奏曲。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戏剧表演团体的制度性变革产生的影响。戏剧的商业功能受到不切实际的批评的部分原因，在于戏剧几乎完全被等同于诗歌、小说或绘画那样的个人化艺术创作，因之出现了重视创作轻视演出、把剧团主要当作一个创作部门而不是一个演出团体等现象。戏剧理论界机械地照搬欧洲17-19世纪资本主义成长期滋生的浪漫主义思潮，从纯艺术的角度批评与反对戏剧的商业化、市场化和娱乐性，鼓励戏剧作家、演员乃至导演、音乐、舞美等部门个性化的表现，导致剧团长期以来很少顾及戏剧的市场效应，以致逐渐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因之也就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天然的联系。②在“十七年”里，像连台本戏、机关布景这样的舞台手段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现象，仅仅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与繁盛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众多长期以来深受大众欢迎的趣味性极强的折子戏、甚至包括一些大型剧目，被指斥为“低级趣味”而被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历史上持续下来的众多剧团的赢利模式，也在“十七年”里被有意无意地丢弃。剧团的运作乃至整个戏剧领域完全不顾及大众审美趣味，不顾及戏剧的娱乐功能，片面追求按照少数人的趣味裁定的所谓艺术性，正是“十七年”占主导地位的戏剧方针。当今人不无羡慕地提及“样板戏”的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时，还需要提及“样板戏”在艺术上追求的，是从“十七年”发展而来的贵族趣味。它的根源在于一批西化程度很高或者是自以为西化程度很高的知识分子担任了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人之后，轻率地按照他们信奉的那一套自以为是的贵族趣味裁定本土戏剧，破坏了本土戏剧通过娱乐这一维度建立起来的与大众的精神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的主导戏剧观念既与戏剧的本体相背离，又与戏剧的传统相背离。它要求戏剧承载过多非戏剧的政治与社会学功能，又在着力将戏剧抽离它生于滋长于滋的感性文化土壤，这样的观念与理论，本身就已经构成对中国戏剧或隐或显的破坏，同时还直接导向了文革戏剧。
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是“十七年”的戏剧观念里非常值得反思的方面。有关“推陈出新”这一提法背后蕴含的复杂内涵，我已经在多篇专题论文中提及，③虽然我的观点目前还不为许多人认同，但我相信已经无需在此多做阐述。我只想重复一点，那就是“十七年”虽然对传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发掘与整理，在此方面有着任何一个时代均无法比拟的卓著成就，但是这样的挖掘与整理主要涉及的是文学剧本的挖掘与整理，在舞台表演艺术层面的传承这个更艰难也更重要的方面，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是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演变，这项工作遭到越来越大的外在政治压力，直至中止。传统剧目的演出也是如此。“十七年”里传统剧目的上演并没有完全停止，不过它总是在不停地经历着种种磨难。“十七年”召开过数次剧目工作会议，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始终是为了解决“上演剧目贫乏”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量传统剧目的上演受到限制和抑止。相关的事件，包括50年代初各地的大规模禁戏，“大跃进”时期各地纷纷规定剧团上演现代戏要达到相当大的比例，直至提出“以现代戏为纲”，以及60年代开始禁演“鬼戏”的风波，我们不难由此看到，其中已经清晰地表露出一条通往文革期间百花凋零一花独放的不归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多数民族无论是否出于自觉都会采取种种文化措施以保护自己的传统。然而，在“十七年”，给中国戏剧的悠久传统留下的却是累累创伤。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整个“十七年”，戏剧界可以用于支撑历史承传的理论资源极少，相反，那些糟践传统、毁灭传统的做法，却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许许多多的理论依据。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活动需要有“意义”的支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只有在清晰地了解某种行为的意义时，才有可能自觉地、主动地、持续地从事这种行为。在传统的承继问题上缺乏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导致“十七年”里在发掘与继承传统剧目和传统表演技法方面经常起伏，缺少必要的连贯性，那些曾经流传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经典剧目的上演经常受到封杀，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遭遇夭折的厄运。在某些时期，要允许在民众中备受欢迎的传统剧目上演，甚至需要以所谓“为了保证艺人的经济收入，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为理由，这样的理由之苍白无力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传统艺术需要以这样的理由存在，其苟延残喘之态已经毕露无遗。
讨论“十七年”的戏剧观念，还需要特别提及现代戏与实际上的“题材决定论”的影响。现代题材戏剧作品的创作与演出在“十七年”受到特殊的关注，在这里，题材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被置于作品主题与风格之上。抽象地看，要求向来十分注重历史题材的本土戏剧转而更加重视当代生活题材作品创作，以深刻反映当代民众特有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并且使之在作品内涵上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这样的理论与观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在“十七年”受到鼓励的现代戏并不纯粹是个题材概念，而使现代戏受到特别推崇与提倡的理论背景，不仅包括前述对戏剧功能的远离戏剧本体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对传统戏剧价值的深刻怀疑。因此，现代戏以及对现代戏的倡导，并没有从中国戏剧历史与现状出发的足够理由。至于它的实践所引起的恶果，虽然直到文革时代才最终达到极致，但无可否认，在“十七年”的多数时期，对现代戏的片面提倡给戏剧创作演出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一个同样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十七年”创作演出的大量现代戏，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其实很少，因此它对中国戏剧的贡献其实很小。然而，现代戏的价值与意义却被无限夸大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戏剧舞台上的存在空间受到强行压缩，直至完全被驱逐出戏剧领域。这一结果对中国戏剧无疑是灾难性的，它导致了中国戏剧传统的中断，在文化资源方面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弥补。
在表现技巧与形式层面，“十七年”值得怀疑的流行戏剧观念包括从苏俄引进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戏剧与生活关系简单化的、肤浅的理解。这样一些观念都在“样板戏”里臻于大成。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从戏剧的功能、题材的选择以及形式技巧方面的演变上看，“十七年”都是文革“样板戏”的必要准备，或者说，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现象，其根源都要到“十七年”去寻找，要通过对“十七年”的考察才能得以理解。
三
客观地说，“十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研究和反思“十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对“十七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不容易。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多数当代戏剧史著里，“十七年”的成就明显被高估了，而这样的高估并非偶然。即使我们不过多地纠缠于它的意识形态背景，那种将“十七年”看成是有史以来中国戏剧最繁荣和最有成就的时期的判断，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的戏剧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其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十七年”特有的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引导，而恰恰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应该指出，左右和支配了“十七年”戏剧创作演出的前述理论观念，其影响面远远不止于戏剧领域，但是，假如我们将“十七年”的戏剧创作与演出和其它相关的艺术门类相比较，那么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戏剧界所受到的极左思潮以及欧化艺术观念的影响，比起其它的任何领域都要小。由于戏剧在一般民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即使是在极左思潮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民间仍然有地下的传统戏剧演出；同样，由于戏剧的悠久传统以及它所蕴含的美学内涵强烈地作用于在这个文化氛围里成长的所有个体，即使是那些最热衷于宣扬背离戏剧规律和本土戏剧传统的欧化理论观念的人们，其实际的欣赏趣味也往往与他们之所提倡相背离。④而本土戏剧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在民众审美需求方面难以动摇的地位，都使得那些与之不相谐调的政策、理论和观念，受到或明或暗的阻力。兼之戏剧表演的表现手法和技巧等方面的特殊性构成了一道天然的防护屏，非专业人士难以对这一领域涉及到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问题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意见，这就给了本土戏剧按其历史规定性生存发展的一定空间；而那些传统遗存拥有的魅力，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新时代创作上的空虚。这样一些特殊的因素，都给中国戏剧的持续生存发展注入了内在的动力，保证了本土戏剧没有为“十七年”所流行的那些实际上极具破坏性的理论与观念摧毁，而且还多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是，也许正由于“十七年”本土戏剧所受到的外力干预并不像其它领域那么大，也许是由于中国戏剧自身拥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使得来自于非戏剧领域的干预以及来自异域的戏剧观念的影响，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得“十七年”的戏剧创作演出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前述那些有可能对中国戏剧造成致命打击的理论与观念的危害性，也就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以致于文革结束以后，“十七年”流行的那些艺术理论与观念，仍然能够基本上以其本来面目得以安然延续。而通过基于这样一些理论与观念的社会评价机制和艺术教育系统的作用，它们还在左右着目前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生存与发展，其负面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而所有这些未经反思与质疑的政策、理论与观念，最关键和最致命的影响在于，它们在根本上偏离了本土戏剧长期以来自然生存、发展的运作规律，而且由于体制的变化令中国戏剧失去了自主性，戏剧本身曾经拥有过的自然生存、发展空间也就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不看到这一现象，盲目地歌颂“十七年”中国戏剧取得的成绩，即使“样板戏”已经失去了再生的政治土壤，像“样板戏”时代那种百戏凋零的历史，未必没有重演的可能。
对于中国戏剧的当展而言，仅仅对文革做出政治层面上的否定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仅仅着眼于否定与批判文革时期导致戏剧遭受浩劫的理论观念本身也还是不够的。文革结束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补上“拨乱反正”这一课对于目前的中国戏剧界仍然至关重要，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十七年”有足够的反思。我并不想过于夸大“十七年”的戏剧政策、理论与观念在今天的作用力，不过，如果我们不对文革之前“十七年”的戏剧观念与思想做一些必要的清理，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以及影响，中国戏剧的当展必定会处处受到掣肘，就不可能重新走入正轨。至于“十七年”的诸多戏剧理论与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的戏剧史论研究，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讨论。
注释：
① 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
② 欧洲流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它们是当时社会无法阻挡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潮流的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与矫正。因此，“十七年”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思潮本身，而在于它出现于一个商业化与市场化受到严厉抑制的社会环境，因此它所起到的就不再是补充与矫正作用。真理向前一步就成为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