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6: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煤炭对外贸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明清时期 对外贸易 特殊
明清时期是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实力达到鼎盛时代，但未能够与西方国家同步进入工业革命。以往多数学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对外经济政策，从而阻碍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因此错失工业化及现代化发展良机。本文将探讨我国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特色，现总结如下。
一、闭关自守
明清时期中国国力昌盛，其经济对外依赖较小，因此即使政府实施大量对外贸易政策也无法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但当时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等物品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销路，需求量较大，而西方国家提供商品却无法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仅能够依靠运输白银、黄金等通货换取所需商品。为了减轻上述贸易入超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西方不法商贩打着“药材贸易”旗号偷运鸦片入境，从而吸取中国大量财力获取巨额利润 。为了严厉打击此类不良现象，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闭关政策，在遏制鸦片贸易的同时，对当时其他正常对外贸易也产生较大影响。
二、朝贡贸易
先秦典籍中最先出现“朝贡”一词，“朝”指臣民觐见君主，“贡”指下层献纳上层物品。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对当时世界各国产生巨大影响，各国统治者均派出使臣前来我国朝贡。明政府规定，“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货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过远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朝贡贸易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使明朝中国特有的朝贡贸易得到最大程度发展，也对中国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郑和下西洋对我国当时对外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出发点却并非发展本国经济，朝贡贸易所得商品大多为观赏品（奢侈品），不利于市面流通，且政府奉行“厚往薄来”，对政府财力造成巨大负担。
三、对外贸易
日本学者宫崎犀一 等人对明清时期各类对外贸易清单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现状：中国对外输出商品主要包括丝绸、布匹、药材、瓷器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因此部分西方国家倾其所有大力发展对中国的海上贸易，以此满足本国人民生活所需，而输入品大多为金、银、奢侈品等于生计无关物品，因此当时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并不能够获得具有价值的商品，不利于增强本国国力。
明清时期我国产品仍停留在药材、瓷器、丝绸等生活用品阶段，而西方国家发生工业革命时最主要的原材料为铁、煤炭等物品，由于海上运输局限性，上述商品无法大量输入中国，我国错失大力发展综合实力的最佳时机。因此无论我国如何扩大现有商品生产规模，仍无法进入工业革命时代。
张海英研究表明，棉纺织业是工业革命的起点，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棉纺织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迫使其改变生产现状，采用先进科技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从而加快生产速度，满足市场所需，工业革命由此开始。反观我国当时棉纺织业生产现状，松江府是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区域，生产技术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由于当地棉纺织业市场销量良好，且我国人口众多，因此大量妇女劳动力向纺织业输入，产量基本能够满足现有市场需求，无法促使棉纺织业由手工业转变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受限的主要因素：缺乏进行工业革命所必须的煤炭、铁等原材料；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不需要实施工业革命弥补市场缺口；进口商品大多与民生无关；中国政府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能够自给自足，对海外贸易依赖性较小。
因此提示，明清时期政府虽奉行闭关自守政策阻碍我国知晓世界西方国家发展进程，使自身眼光短浅未能够进入工业革命，但其仅仅是限制对外贸易的部分因素，中国对外贸易未获得快速发展或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根本原因是由历史国情特殊性决定。
参考文献：
[1]王曾才.马嘎尔尼使团评述[A].中英外交史论集[M].台北：台北出版社， 1979： 1106
[2]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和哲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478-2489
[3][日]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79-81
[4]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91-292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当前大量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进而造成一系列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很大威胁。为了防止更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各个国家开展了积极的预防措施，碳关税的出台就是其中一项政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出口的大都是高消耗，高碳排放的产业，碳关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以应对碳关税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碳关税；出口
碳关税是一种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措施，其具体含义是：针对在本国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者能源税、并对能源进行补贴的出口国，如果其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数量超过了进口国所制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将对其商品征收碳关税，以此来倒逼出口国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一项经济措施。碳关税的征收主要针对的是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产品。碳关税的纳税人是不接受环境污染减排标准的国家，其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时的发货人、收货人或者货物所有人。碳关税的税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具体出台相关的征收规定。
一、碳关税的特征与实质
（一）碳关税的特征
1.惩罚性。一般而言，关税尤其是高额关税的征收是为了限制外国产品出口到本国；非关税壁垒是除关税以外的所有限制产品进出口的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就是绿色贸易壁垒的全新表现形式之一，其目的十分明确，即强制要求一国的出口商承担额外的高额费用，提高产品出口的经济成本，以环保为名，严重妨碍了贸易自由化，作为绿色贸易壁垒之一，碳关税具有经济惩罚性的特性。
2.制约性。碳关税与现行WTO规则存在诸多冲突，其明显违反了WTO规则的非歧视性原则，除了导致进出口国的产品遭受差别对待，不同出口国之间的产品也遭受到差别对待，这就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环境库茨涅茨倒U曲线理论显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都过了前期阶段，即高耗能、高污染阶段，已经冲过倒U型的最高点，其后继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将逐步减少，进而进入低碳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则处于倒U型的前半段，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将是成正比例关系的。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碳含量较多，如制定相同的碳关税税率，碳关税会制约贸易的自由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碳关税的制约。
3.非公平性。国际上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碳排放标准，实施碳关税的税率也将会是各个国家自主决定。基于各国的条件不同，对高耗能产品的界定和准入也不同，对外国出口产品制定的碳关税的标准也就不同，碳关税税率和税额将不会得到全球统一，引发国家贸易争端。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将制定利于自己的碳关税率，从而使某国通过碳关税来实现贸易保护的手段得逞，因为他们将制定特别利于本国的标准，然而，其他国家最终也将对其出口到本国的商品征收向同级别的税收，这将是恶性的循环，将引发国家间的贸易大战，妨碍自由贸易的正常进行。当前发达国家多数已渡过了高碳排放时期，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各国各自制定的碳关税率将呈现出非公平性。
（二）碳关税的实质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曾经也经历过高能耗、{碳排放的阶段，现在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正在经历高耗能、高碳排放这一阶段，此时，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实质上是想借环境保护、解决气候问题之名来保护国内的同类相关产业，这是一种以非关税措施为手段的新保护贸易主义。这不仅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违背，更与贸易自由化这一潮流背道而驰。这是因为，环境成本的增加将会减少我国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所产生的优势，降低出口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而发展壮大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本国的经济，使他们继续保持经济霸权的地位，而不会真正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
二、我国碳排放与出口的相关性
（一）煤炭消耗较大
由于我国在煤炭资源方面的优势，我国长期处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现状，再加上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告诉增长的碳排放特征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中，煤炭消耗碳排放量所占比重一直居{不下，都在80%左右；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杨国锐博士却认为，我国碳排放具有周期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一致性，无论长短期都说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碳排放量都将维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工业行业的碳排放量与其它行业相比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增长速度也相当惊人。
（二）工业制成品为主
我国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我国己基本度过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阶段，目前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密集型等工业制成品为主，这类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高能耗！高碳排放等特征。我国在充分享受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同时，也因此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当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出口贸易状况处在不新改善当中。过去的种种经验表明，国内很多高耗能产业中出现的产能盲目扩张、投资增长过快等现象，都离不开出口贸易的驱动，而发达国家为了减轻对环境的损害和减少对本国能源的消耗，乐于在中国完成这些高污染、{能耗的生产过程。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重了环境生态保护压力、加剧了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在环境要素衷赋并不丰裕的前提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暂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在长远看来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发展低碳贸易，制定多项措施控制对外出口、改善对外贸易结构。
三、碳关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是一把双刃剑，其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既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产生有利的影响。从较短的时期来看，其主要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会降低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总量；降低我国的就业率，加剧失业程度；加剧我国对外贸易的摩擦数量，使贸易环境不断恶化等。
（一）出口量受到影响
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量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而我国的大多数出口企业都是传统的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企业，因此，一旦征收碳关税，我国的出口贸易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国的传统出口企业整体都会受到重创。目前，我国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所出口的产品以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高耗能、高碳排放，并且附加值极低的产品，有极大地可能成为碳关税征收的对象，一旦开征碳关税，环境成本的增加将会减少我国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所产生的优势，使我国高耗能、高碳排放产品的成本增加，这会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使出口量减少，最终使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
（二）增加出口成本
如果征收碳关税，一方面，环境成本的增加将会减少我国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所产生的优势，增加能源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企业将会相应地采取减少生产的措施，从而就业率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加剧失业程度。另一方面，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征收碳关税会倒逼我国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的优化升级，从而减少能源消耗量，提升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完成产业的优化升级之后，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将大大降低，这也会降低就业率，加剧失业。
（三）贸易摩擦增多
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关税征收标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一旦征收碳关税，一定会制定出符合其本国利益的碳关税征收标准，由此将导致其他国家也可以就此制定出符合其各自利益的碳关税征收标准，这必将导致更加频繁的贸易摩擦乃至引起世界性贸易大战，从而我国的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的数量将会不断上升，贸易摩擦的种类将会不断拓宽，贸易摩擦的金额也会不断扩大。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实为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情形下，我国的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加剧我国贸易环境的恶化程度
碳排放对于我国的出口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影响。碳关税贸易壁垒将促使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呼吁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基于此，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煤市场、生物能源市场、环保技术市场、可再生能源市场、低碳制成品出口国；碳关税可能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前景，并把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时间表提前。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污染排放、高消耗资源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水平时再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四、我国对外贸易应对碳关税的对策
对我国而言，碳关税既有挑战也有机遇，短期内，碳关税的开征肯定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但长远来看，我国应积极面对，找出相应的针对性措施。
（一）参与国际碳排放的规则的制动
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碳排放量参考标准，如果全球不制定统一的碳排放量参考标准，欧美等国将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向出口方征收碳关税。因此，必须要制定合理的国际碳排放量参照标准。我国应积极地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在标准制定问题上，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促使发达国家能继续率先减排，并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中国外贸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经常利用各种手段和理由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国外贸在发达国家的份额潜力不大，应大力发展新兴市场，可扩大在中东地区、非洲地区、中北美洲地区的出口，尽管这些地方现在的出口额较小，但扩展空间很大。只有充分拓展中国外贸出口的对象，才能改变我国外贸出口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现状。
（二）坚持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一方面，坚持低碳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前碳关税的提出，更加迫使我国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发达国家历经的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己经走不通了，必须切实转变发展思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要大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逐步由高碳排放发展过渡到低碳排放发展，逐步降低高碳排放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鼓励国内的建材！化工及汽车等高碳排放产业的出口企业走出国门，将高碳产业的生产销售转移至国外，而将产品的技术研发放在国内，这样既可以有效地规避碳关税，也可以保持我国相关产业的核心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推动新能源建设，增加对低碳前沿技术研究的政策扶持力度。低碳前沿技术涵盖了如何开发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如何使传统的煤炭！石油等能源得到清洁高效的利用，如何进行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埋存等一系列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三）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当中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任重而道远。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核心是生产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结构的改进、完善。因此，技术创新是其实现的前提条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求不能再片面追求经济规模扩张，要注重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必须允许经济增速放缓，加快向绿色低碳型、服务化型、创新型方向转变，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从而从根本上促进发展方式的改变。
（四）开发利用新能源
我国的能源结构与其他国家迥异，新能源技术也总体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我国应该既照顾本国特性发展低碳技术，又要着眼全球开拓新能源市场。由于对煤炭资源的倚重趋势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所以首先应加大对适用于煤炭资源的低碳技术。在这方面，清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应用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我国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帮助其迅速产业化。而在国际新能源市场格局来看，我国在太阳能、水能、核能利用上有重要进展，生物能源则在农村地区的沼气项目和新兴的生物燃料技术上取得突破。我国可以加强这些新能源的市场化开发，在这些领域中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如此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新能源技术的垄断，掌控未来新能源的国际话语权。
（五）加强科技创新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必须注重科技创新，通过自主研发或引进技术，不断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尤其是低碳、减碳技术。只有切实依靠科技力量的低碳经济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低碳经济。鉴于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薄弱，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的现状，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企业除了自身设立科研部门之外，还应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以此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重哉辜趿考际酢⑻娲技术、循环技术和系统化技术的研究，着重突破制约企业生产低碳化的技术瓶颈，不断促使低碳科技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不断降低水耗和能耗，提高资源效率。同时，企业还要面向市场，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并用低碳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逐步哉骨褰嗌产，实现节能降耗，减排增收。
碳关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虽然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另一方面，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全球气候条件持续恶化的危机意识，促使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改变当前以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对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成为推动我国向低碳发展道路转变的动力。
参考文献：
【摘要】近年来，气候、环保、能源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低碳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合肥市作橐桓龉ひ祷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省会城市，却长期拥有着以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为特征的粗放型对外贸易结构模式。因此，面对现存的发展状况，合肥市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更好的姿态去顺应低碳化发展的潮流。文章通过对合肥市目前对外贸易低碳化发展现状的分析理解，提出了面临的许多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和解决对策。
【关键词】合肥市；低碳经济；对外贸易
2003年，英国政府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此后能源与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所谓低碳经济，就是指通过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等，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达到一种和谐的经济发展状态。
2016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4.33万亿元人民币，在这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自然资源与能源的与日耗竭，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加，是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不得不反思警醒，不得不坚持科学发展观，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低碳化作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作为国家组成和发展的重要一员――城市，它的兴旺发达是一个国家蓬勃发展的基础。因此，从城市的自身做起，不断的改革进步，创新发展对外贸易的低碳化，是国家进步的关键环节。
一、合肥市对外贸易低碳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目前合肥市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工制品、机械器具、塑料玩具，纺织制品等，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耗能高，污染大，而且是属于低附加值产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但是它们对传统能源如煤炭、石油的消耗巨大，往往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了气候环境破坏，资源匮乏。截至2015年，合肥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已达2073.1亿标立方米，对外贸易的低碳化迫在眉睫。
（一）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曾经，人们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对外贸易的扩大，以满足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满足人们对物质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至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紧张。截至2016年合肥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786.9万人，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让人们越来越有危机感。
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让人们认识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合肥市政府在省委政府的领导与指挥下，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法规，引导社会关注并在低碳经济上有所行动。在“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旗帜下，一批批新能源技术应运而生，太阳能光伏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在低碳产业发展方面更是夺人眼球。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从自身做起，每一位市民也更是身体力行。
（二）外贸低碳化发展伴随着碳排放量的合理增加
首先，碳排放总量逐年增加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和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表1是2009-2013年合肥市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情况。由表中数据可得，合肥市GDP总值从2009年的2101.13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4672.91亿元，GDP逐年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2852%，34.61%，14.51%，12.21%；相应的进出口总额也从642754万美元增长到1819000万美元，且每年增长速度分别为54.92%，23.61%，43.33%，31.08%；以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是碳排放量的逐年增加，从2009年的3633.15万吨上升到2013年的5887.87万吨，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0.46%，24.69%，5.35%，2.46%，它们远远小于GDP增长速度和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
其次，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经济有“低碳化”转型趋势。由表1还可以看出，我市的碳排放强度是逐年递减的，碳排放强度即每万元的GDP增长相应的需要多少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表中数据可以得出，2010到2013年的碳排放强度环比下降速度分别是前一年的6.39%，7.41%，8.00%，8.69%，2013年碳排放强度是1.26吨每万元GDP，比2009年共减少了0.47吨。这些可观的数字表明自从我市开始加强低碳经济的发展，碳排量还是得到了一定治理，外贸的低碳化发展也著有成效。
（三）低碳化发展使贸易格局初有改善
由于合肥市对外出口的产品多集中在一些原料制成品，纺织制品，化工制品，它们都是一些低附加值、高耗能、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且它们构成了合肥市对外贸易中的一种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多存在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出口企业中，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严重，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由此合肥市的碳排放量会超过国家有关标准，而一些对低碳技术要求高的国家就会限制此类商品的进出口，进而影响进出口量。在对外贸易的低碳化盛行之下，有关政府和企业会转而关注和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投入和产出，一般贸易和低能耗、绿色商品的比重随之加大，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得到大力支持，使合肥市的贸易格局初有改善。
二、合肥市对外贸易低碳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合肥市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纵观整体，面向未来，合肥市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发展仍然呈现许多问题，和国家其他城市发展对比仍处于落后状态，更不用说面对国际上的一些大都市。我们必须首先发现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出口商品结构待优化
由表二可以看出，合肥市近几年来的GDP总量逐年上升，且上升的幅度较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五年来，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半数以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40%左右，第一产业则一直在5%左右。第二产业占比重大，说明城市的发展包括外贸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制造业等环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的产业，相应的企业创新能力弱，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也导致了对外贸易的出口类型多为产品型贸易，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无疑会增加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加大对环境的污染。虽然目前出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货物贸易，但是发展以劳务输出型为主的贸易更加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更能在增加贸易的同时，保护到本地区的环境，达到双赢的状态。因此，合肥市目前的出口结构以服务型贸易偏少，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优化。
（二）出口企业成本增加，商品国际竞争力弱化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各国对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要求越来越高，如碳关税，碳排放等指标限制应运而生，以达到它们实行贸易保护的目的。如果本土企业产业不相应的作出改革和创新，就将会面临被阻挡于国际市场的大门之外，到时候外贸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一蹶不振。基于此情况，一方面，出口企业为了增大出口，符合限制标准，不得不高价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投入资金研究创新新能源技术，力图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在研发和生产环节所产生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将会放弃原有的主营产品，转而销售绿色，环境友好型产品，或者转型为服务类企业。最终由于生产成本和投入资金的增加，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必须的利润率。而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外贸经济的快速发展，最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低廉，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成本存在优势。当为了保证一定的利润率，提高产品价格后，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相应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减弱。
（三）出口品牌低下，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对于合肥市的外贸出口品牌，多为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耗能产品，这些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本地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一味的模仿和制造，致使在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背后是环境资源的大量破坏和耗竭。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尽可能地生产并贸易技术密集型产品，它们对环境和资源是有好的。更要求我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自主品牌，走环境友好型道路，因此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严格对待。
（四）能源结构单一，环境瓶颈日益严重
随着我市外贸经济的快速发展，合肥市作为“世界工厂”的其中一员，在向国外提供各种外包业务，加工贸易的同时，也给自身的环境发展，能源消耗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危害。合肥市目前能源消费结构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同时能源消费仍以煤炭为主，不仅能源消耗总量居高，而且能源的利用率低下，导致了碳排放量不断增长和能源资源不断枯竭的问题。新能源技术发展还很落后，未实现普遍利用，这一能源结构单一，环境瓶颈日益严重的问题将成为未来合肥市低碳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
（五）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力度薄弱
法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保证，是社会进步的有力保障，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会对目前低碳经济的l展产生重大阻碍。目前中国已经颁布了《煤炭法》（199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节约能源法》（1998年）、《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等和低碳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种法律文件。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些文件内容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而有待我们去更改完善。相应的，政府方面有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执法不到位也使法律的实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都会致使外贸的低碳化发展滞后，不能紧随时代的潮流。
合肥市目前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发展也因存在上述方面的问题而亟需法制保障机制的建设，亟需我们探寻多样化的低碳化发展路径。
三、合肥市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发展路径
（一）积极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1.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由于合肥市第二产业常年占比GDP总量一半以上，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无疑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资源能源的不断消耗。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响应国际上对于低碳经济的呼声，我们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利用高新技术和低碳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合理改造，正确引导，由原来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由粗放型生产模式向集约型生产模式过度。另外，也要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利用产业，确保它们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改善出口结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合肥市货物贸易的繁荣，但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消费的能源少，对环境的污染少，更加符合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政府要鼓励那些经济效益好，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出口企业，特别是在服务贸易上有所创新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资金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出口退税和征收出口关税等政策，引导出口企业向低碳方向调整，并禁止企业进口高碳原材料等商品。极力改变当前合肥市集中在纺织制品、塑料玩具、工业制品等低附加值、高耗能特质的出口商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旅游、金融、通讯、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贸易发展，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二）加大技术研发，有效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
面对低碳规则逐渐在国际范围内被公认，合肥市众多出口企业生产的不能达到国际标准的产品，也将会陷入被他国拒之门外的窘迫境地。如何才能突破重围，继续保持国际市场地位，成为当务之急。不断的模仿、吸收和消化外国先进技术，的确可以努力达到低碳规则的某些要求，但是也会因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而降低了出口商品竞争力。企业政府必须要加大技术研发，引进技术人才，对传统产业在能源利用上加大研发，对新兴产业在产品开发上加大研发，对低碳产业在市场开拓上加大研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要立足长远发展的目标，保证利润存在的前提下，即使成本增加，也可以真正有效提升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
（三）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品牌
1.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一个公司发展的灵魂。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政府方面，可以设立“企业创新项目基金奖”，鼓励支持企业创新创造，也可以鼓励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创新培训教育，以适应社会创新人才的需求；在公司方面，公司可以实行内部员工创新机制，对有思想有作为的人才给予奖励和提拔，不断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特别是出口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尤为重要，提高了产品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附加值，也就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2.实施出口品牌战略
品牌效应是一个公司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要想在国际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首要的便是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不能只会模仿别人，然后制造出山寨产品，或者永远做别人的代工厂，这样只会陷入无限的深渊，不断消耗自身的资源，直至枯竭。合肥市相关企业要学习改变经营策略，要与国际接轨，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参照国外先进企业的标准，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关的出口品牌战略。可以通过广告、网络、新闻媒体、交易会等渠道大力宣传，提高自身产品知名度，强化品牌效应，使公司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仍具有出口优势。
（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不断开拓新能源
目前，合肥市工业发展和外贸发展过程中大多使用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而传统能源在利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温室气体，造成对环境的大量破环。要使传统工业的发展更符合低碳经济理念，不仅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要不断开拓新能源。首先，由于新能源的开拓需要技术和时间，不能立刻代替传统能源，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通过节能减排，提高这些高碳能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减少碳排放。
其次，需要不断开发如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废气物能等新型能源，它们具有可再生性，且属于环境友好型能源。同时鼓励研发清洁能源、低碳能源，以应对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大量需求。
（五）鼓励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改善贸易出口环境
在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绿色植物碳汇能力，吸收和转化大庵械亩氧化碳等气体，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改善空气质量。一方面，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植物造林，扩大绿化面积，积极发展森林碳汇，减少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乱砍乱伐等违法行为，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加大群众对绿色植被的爱护。以此来不断改善合肥市内的空气环境，给贸易商品一个健康的生产环境，也在改善贸易出口环境的同时，提高了本地出口商品的低碳值。
（六）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政府、企业积极响应
当前相关的法律文件多是制定时间已久，或者仅从某个方面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且涉及到外贸低碳化的内容少之又少。因而亟需国家和政府制定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低碳经济法》，不仅要包括各方面的低碳经济发展，促进具体法律实施，更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特征，早日实现国家各地区各行业低碳经济的健康科学发展。并且可以适时适量的制定和修改有关律法的相关配套性文件，及时更新和报送相关数据，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府部门监管和执行力度，打击关闭违法生产并危害环境的工厂企业。积极开展一些企业、群众的宣传活动，让人们对低碳经济给予了解和关注，并对出口企业集中培训教育学习，更好的实现当地对外贸易的低碳化发展。
四、结论
如今的合肥，如同一只正在展翅高飞的雄鹰，只有把握好当下的机会，留心周围的环境，才能拥有更远大的前程。国际背景下的低碳经济发展不仅给合肥市的对外贸易带来众多挑战，也给其带来了更多机遇。我们的政府、企业和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把握机遇，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外贸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同作用，追求经济在低碳背景下健康发展，实现合肥市的现代化都市地位。
参考文献：
[1]陈菁.合肥市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12
[2]曾翔F.武汉市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城市的思考[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3]张雪梅，王双，韩光.基于低碳经济的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1（14）
商务部等主管部门为规制出口贸易中的低价竞销已经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步骤。如实施了出口许可证管理，加征了出口关税，制订了《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规定（暂行）》（修订草案）等，这些措施有的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还存在很大争议。因此，本文将从法律规制角度，对这些措施逐一加以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个解决我国出口贸易中低价竞销问题的思路。
一、我国规制低价竞销相关制度的法律分析
我国目前规制低价竞销的相关措施主要有出口许可证、出口关税、行政处罚等。
（一）出口许可证
我国在出口贸易领域为了遏制企业低价竞销，在相关行业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如商务部等六部委在2006年12月31日了《关于规范汽车出口秩序的通知》，对汽车出口企业实行许可证管理，逐步淘汰资质差的企业。
出口许可证管理，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然而，这种措施与WTO下中国企业贸易权的规定有冲突的嫌疑。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五条规定：“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应逐步放宽贸易权的获得及其范围，以便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且《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工作组报告书》）第84条（B）款规定：“获得贸易权的任何要求仅为海关和财政目的，将不构成贸易壁垒”因此，对企业贸易权的获得应当实施自动许可才是符合WTO规定的。但是，不得对企业贸易权进行限制也有例外。《工作组报告书》第160条后半段规定：“GATT1994第二十条也允许限制性出口措施，但此类措施只能与对国内生产或消费相联系实施。”这为我们在国内法中通过不与WTO相冲突的立法来给出口贸易许可证管理寻找合法性提供了可能。根据WTO的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在美国和加拿大关于禁止未经加工的鳕鱼和鲱鱼出口案和美国进口汽油标准案中已经指出，“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是要求相关国家在出口限制的同时，在国内也要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但这并不是说在国内就要采取与出口相同的限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下称《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六款规定：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的，国家可根据需要限制出口。然而该规定能否被理解为“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并未明确。但是，汽车是国外的优势产业，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在没有直接威胁到发达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被到WTO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被，也有长达几年的审理期限，可以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完成国内产业调整。
（二）出口关税
我国正在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和有选择的加征出口关税来规制出口低价竞销。根据国际商报报道，2006年9月，国家取消了对于煤炭8%的出口退税，使出口退税实现了“归零”，11月又开始加征5%的出口关税。
但是，《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一条规定“中国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除非本议定书附件6中明确规定或者按照GATT1994第八条的规定适用。”议定书附件（六）规定，中国对84个不同税号的产品可以实施出口税，其中并没有煤炭产品。而且，如何适用GATT1994第八条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其是否违反WTO关于关税削减的规定是有疑问的。《工作组报告书》第155规定：“一些工作组成员对仅针对出口产品适用的税费表示关注。他们认为，此类税费应予取消，除非其实施符合GATT第8条或列在议定书（草案）附件6中。”而在出口产品征收税费问题上，我国目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税则》及《出口商品税则暂定税率表》做为征税依据，但其仍应受到《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六的限制。如果提高出口关税，在WTO法律体制中，至少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对同样产品的出口和国内销售在税收上实行区别对待，有违反WTO“非歧视”原则的嫌疑。第二，关税问题是WTO中的一个敏感问题。虽然我国提高的是出口关税，表面上看并没有影响进口产品。但出口关税如果实际影响到了我国出口产品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而影响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如出口的煤炭价格上涨，而国内的煤炭价格却维持不变甚至下降，将会使我国出口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三）政府指导价
我国《价格法》第三条规定“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而《工作组报告书》第54条规定：“中国代表补充指出，政府指导价机制是一种更灵活的定价形式。价格管理机关规定基准价格或浮动幅度。浮动幅度通常为5%至15%。企业可在指导价的限度内，考虑市场情况，自行决定价格。对于市场调节价，企业有权在关于价格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依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价格。”政府指导价在WTO下的合法性应当不容怀疑，但是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作组报告书》第62条规定：“价格控制将不被用于向国内产业或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保护的目的。”因而，价格控制不能被用于阻止企业的正常竞争秩序的形成。第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二条（A）款中提到“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因此，中国将保持中央和地方在法律执行上的一致性。如果具体实行政府指导价，行政主管部门就必须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执行规范，确立其制订的依据，并给各利害关系方提供相关的救济途径。同时，还要确保国内不同地区相同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会因政府指导价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严重，这就使政府指导价措施难以有效应用。目前，政府指导价在出口贸易中很少使用。
（四）行政处罚措施
商务部于2006年5月公布了《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规定（暂行）》（修订草案）（下称《规定》），从其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借鉴了WTO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规定》第一条指出，“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防止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该《规定》的立法目的与《对外贸易法》第一条是相符合的。而《对外贸易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不得违反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垄断行为。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实施垄断行为，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依照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有前款违法行为，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于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的，禁止该经营者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由此看来，如果《规定》中的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是属于以上两种情形的“垄断低价”出口或者“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低于成本价出口，其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
笔者认为，《规定》要得到有效实施，至少还需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不正当低价”概念的正确理解。有学者提出了“市场化成本价值”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某种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市场化成本价值''''，就是低于成本的销售，也就是不正当低价销售。“市场化成本价值”的确定，则以企业抽样数据统计为准。其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规定》是借鉴WTO反倾销协议的，如《规定》采用“市场化成本价值”的概念，无异于将未列入抽样统计的企业统统归入了没有按照市场定价的企业。可以预见，如果国内法都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又如何能让国外反倾销调查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相信其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呢？
第二、提出申请的困难。《规定》提出，申请调查的企业必需提出“主张被申请人存在不正当低价出口的初步证据和事实”，这在反倾销调查中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进口国企业依据的是本国市场上的价格。但是，出口国企业要举证却很困难，因为它要证明出口产品在进口国的价格。在出口贸易环节中，由于商业秘密问题的限制，出口国企业要获得其它出口企业的真实出口价格，也非常困难。
综上所述，《规定》是与WTO协定相符的，但是在国内法上还缺乏有效实施的法律依据。
二、规制出口贸易中低价竞销的法律建议
笔者认为，当前主要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制：
第一，必须使国内贸易规制措施与WTO协议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制定或实施直接违反WTO协议的立法或行政行为。而对于有“灰色区域”嫌疑的单边规制措施如出口许可证等，应尽量确保其国内法中的合法性依据，并做好应对其他国家可能将其到WTO的准备，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作为权宜之计，利用符合国内公共利益的要求，但可能有悖于WTO协议的制度安排来调整行政权与企业贸易权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过渡性的必然选择。
第三，在制定规制制度的过程中，应坚持循序渐进地建立法律规制体系。应从出口贸易中低价竞销严重的行业入手，逐一制订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并以此为基础探索行政处罚等规制措施的适用问题；同时，要建立公正合理的行政救济制度，为企业贸易权提供必要、及时的救济。
关键词：投入产出分析；二氧化碳排放；进出口贸易；
1引言
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碳排放”问题也随之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我国在会议上宣布，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据海外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07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在二十年内翻番甚至更多，因此中国在兑现二氧化碳减排诺言的实践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国际贸易是影响一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各国国际分工、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条件以及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出现碳排放转移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的贸易碳污染。因此从外贸结构角度来探讨我国节能减排的新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客观评估和定量分析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本文在目前国内外关于能源消耗问题已有的研究结果上，将通过分析外贸商品在本国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定量测算外贸商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而分析外贸商品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找到对外贸易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
2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投入产出表明确直观的从产业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各种分配和消耗关系，因此要全面评价一个部门基于国际贸易的完全碳排放量，本文采用了投入产出方法。
根据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本文将采用2007年42×42部门的全国投入产出表。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能源消耗重点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而第三产业各产品部门能源消费量少，污染排放小。因此为了便于计算和讨论，本文把投入产出表中第三产业的16个部门合并成能源平衡表中第三产业的3个行业部门。合并后的投入产出表是29×29个部门。[1]
我国贸易出口中的内涵二氧化碳量是别国综合评估在享用我国出口商品时而避免在本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由于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产品的生产不仅会直接导致最终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还会通过消费各种原材料及辅助材料进而间接引起其他部门的生产与能源消耗，而能源的消耗量通过某些技术参数换算即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国贸易出口中内涵的二氧化碳量是不同的贸易商品从生产到出口形成最终产品等环节累计二氧化碳量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之和。即完全排放。同样，进口产品隐含别国为了出口而在其国内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进口产品也包含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口产品是在国外生产，由于国内外在生产技术、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产品生产所消耗能源量也会出现不同。因此不能把在国外生产的进口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国内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必须从进口产品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度来考虑，即假定在本国生产条件下，这些进口产品作为国内最终产品生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完全排放量。
3对外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实证
分析根据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各部门2CO排放数据，计算得出各部门产品的2CO直接和完全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直接排放系数大的部门其完全排放系数也相对较大，如部门2“煤炭开采和细选业”、部门12“化学工业”、部门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部门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等，其2CO直接排放和完全排放系数都位于29部门的前列，值得重点关注。由于它们的进出口比重也比较大，会对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产生较大影响。此外有些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较小的部门，其完全排放系数可以扩大很多。如第18个部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直接排放系数仅为0.14，完全排放系数则扩大了近17倍，达到2.37，充分说明了产品生产过程中2CO间接排放的重要影响。
各部门产品2CO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吨/万元）部门编号部门直接排放系数完全排放系数kf出口比重进口比重列出了根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进出口额计算所得结果。由表可见，2CO出口排放强度小于2CO进口减排强度，这就意味着,单位出口产品内含的能源消耗低于单位进口产品带来的能源节省,也即对外贸易有助于节约能源消费,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值能耗。但是从我国对外贸易的二氧化碳转移总量上看，由于进出口贸易量之间的差异，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导致我国2007年对外贸易2CO排放量大于2CO减排量，分别为192401.01万吨和149177.35万吨。处于2CO净进口状态，为贸易碳污染转入国。
4结论和政策
建议总体上看，由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承担了大量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导致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出口二氧化碳耗能高于进口二氧化碳省能。由于国家贸易碳排放的变化，不仅受进出口规模、进出口结构的影响，更受部门能源利用结构和能源强度等生产技术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及能源结构特点，中国在未来的对外贸易中，不仅适当控制高能耗、高碳排的部门出口规模，鼓励低耗能产品的出口；更要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门槛。同时应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能耗强度。优化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新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魏本勇，方修琦，王媛，杨会民，张迪.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8):413-419.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4]沈利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J].管理世界，2007，(10):43-50.
【关键词】京津冀；对外贸易；都市圈；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已经被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证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功也是与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分不开的，因此对外贸易曾经一度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当代对外贸易还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该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作为国内经济发展三大领头羊之一的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程度还相对落后，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必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审视和规划，提升京津冀地区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增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一、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外贸易发展程度不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2010年，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186.4亿美元，占全国总贸易额18.5%。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10881.6亿美元，占总贸易额48.2%；“珠三角”地区7510.8亿美元，占总贸易额33.3%。京津冀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65%，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为85%和77%。从对外贸易发展程度来看，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由于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出口商品以机电产品和钢铁产品为主，加工贸易和私营经济不发达，因此京津冀地区的对外贸易在推动产业发展、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历史贡献来看，都是远低于其他两个都市圈的。笔者根据2003-2010年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增加1%，会引起经济增长0.2%；固定投资每增加1%，会引进经济增长0.28%；居民消费支出每增加1%，会引起经济增长1.52%。该地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大于对外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说明京津冀地区没有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不协调、不平衡
以2010年数据为例，北京、天津、河北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为7:3:1，北京的进出口额分别是天津的3.6倍，是河北省的7.2倍。自2003年开始，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对外贸易额的差距不断扩大。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对外贸易发展非常不平衡。
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天津、河北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北京经济最发达，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天津、河北两地的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河北也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加强与北京、天津之间的经济联系，依托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带动本地对外贸易发展。
与此同时，北京和天津市在对外贸易中呈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状况，尤其是北京市，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这反映了北京市和天津市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出口竞争力比较弱，进出口发展不平衡。从长远看，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3、产业结构雷同，外贸产业竞争多于合作
贸易问题的背后是产业问题，京津冀地区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基本上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产业协调和规划，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链布局。
北京市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天津市出口商品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同样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主要也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方面，这和北京的主导产业就产生了冲突。在进口商品中依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唱独角戏，该类进口产品为北京和天津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线。但是两市之间的产业同构现象，会导致内部竞争的加剧阻碍区域内部的经济贸易合作。
河北出口商品中主要为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如钢铁、煤炭、服装、医药、农产品等。河北也比较重视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发展，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出口占主导地位的是钢铁和金属制品，虽然钢铁是河北地区优势产业，但该地区仍需要大量进口钢铁，这说明该地区钢铁的质量不容乐观，需要出口钢铁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提高效率避免浪费。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使得产业链不能充分延伸，整个区域内难以形成明显交叉互补、凸显优势与特色的区域分工格局。表现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都是在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如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有主导地位。这导致了该地区内部分工不明确，引起激烈内部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严重阻碍了京津冀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而且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不良影响。
4、私营和外资企业比重低，出口加工贸易欠发展
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有主导地位，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所在比重很小。
北京市进出口贸易以内资企业为主，其贸易额约占总贸易额的77%。内资企业主要包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其中国有企业占比重较大，占内资企业贸易总额的89%。
天津市是利用外资较多的地区，但对外贸易中也是以内资企业占主导地位。其中集体企业对外贸易额居首位，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最后是国有企业。并且出现国有、集体企业出口的份额在逐步减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不断增加趋势。
总体上看，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出口企业构成以国有企业为主，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所占份额相对较低。以外商投资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贸易不发达，导致对外贸易在带动就业和活跃市场方面作用不明显。
5、国际服务贸易欠发达
京津冀地区在旅游业、运输业等服务贸易领域具有较为雄厚的资源和基础，但是相对于货物贸易的规模，该地区的国际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不充分。相对来说，北京地区服务贸易较其他两地服务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但三地的服务贸易发展很不平衡。2010年，北京地区服务贸易出口额417.64亿美元，同比增长41%，实现贸易顺差83.70亿美元。2010年河北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4.6亿美元，仅占全国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额的1%。天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2011年达到146.2亿美元，规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居第七。
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差距较大，这对该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分工合作将产生不利影响。北京地区虽然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可是并没有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更好地带动河北、天津两个地区的服务贸易的发展。根据“木桶原理”，这样存在“短板”服务贸易不利于京津冀地区整体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京津冀都市圈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探讨
1、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
京津冀都市圈是被国家赋予厚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其中北京还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天津滨海新区是新形势下国家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区之一，伴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没有理由不充分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京津冀地区的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充分借鉴国内和国外对外贸易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化贸易体制改革，培育和扶持各类贸易主体，加强地区协调，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外贸产业聚集区和产业链，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在促进技术创新、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2、加强区域协调，建立合作协调机制或机构
珠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是在广东省的统一协调管理下发展起来的，而长三角也建立了诸如“十六市市长联席会议”的协调机制，统一协调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而京津冀地区在协调发展方面组织化程度最低。相对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比较强，长三角以上海为首，珠三角以香港为标杆，其他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都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靠拢和接轨，接受其资金、市场和技术的辐射，形成了有效的产业链。而京津冀地区向心力较弱，北京和天津作为两个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雷同，相互排斥感大过相互吸引，对河北地区而言，这两个大城市不仅没有发挥经济辐射效用，相反在人才和资源方面长期发生“空吸”作用。三地的协调发展虽然多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没有发挥有效地优势整合。
在未来的京津冀都市圈的视野下，三地必须加强省际协调，从战略高度开展战略规划，在具体的规划下统筹产业发展，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产业集聚和集群，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外贸产业。可以考虑参照长三角地区建立京津冀地区的省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除了省级行政首长参与，涉及到的各个地级行政首长和议程中将要讨论的具体领域相关的职能部门领导也一同参与，并设立日常研究咨询机构、执行机构和会议秘书处，提高会议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3、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提。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雷同现象比较明显，造成了市场分割和商品流通壁垒，阻碍了京津冀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难以形成分工合作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难以取得规模经济优势。
因此京津冀三地要着眼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在协调规划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特色鲜明、分工合作的产业发展格局，尽最大可能共享各种资源、设施和市场。北京市应着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建设我国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商业中心、旅游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继续把钢铁和石化等重化工产业转移到河北省去；天津市以现代制造业、物流业和对外贸易为主导，建设我国北方的汽车制造、精密机械制造、船舶制造中心和航运中心，可以一定程度发展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加工贸易；河北省在重点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和京津地区产业配套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及服务业基地和都市农产品产业基地，在沿海地区可以一定程度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贸易。
京津冀三地要树立合作和服务的意识。北京在建立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要重视对河北和天津的金融服务和技术转让；在发展旅游业和都市农业的过程中，要重视对河北和天津的市场引领和技术服务。天津市在发展航运业的时候，要重视对河北和北京企业的服务；在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时候，有意识地把一些制造环节布局到河北省。河北省要积极承接北京和天津市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及服务业的某些环节，旅游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方面也要和北京、天津协调对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供应等方面注意和京津协调。
总体来看，要统筹考虑区域内经济结构调整与生产力布局，充分发挥北京市在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技术服务、教育文化产业，天津市在加工制造业，河北省在原料工业、重化工业、农业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区域内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合理的产业结构。
4、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
伴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迁，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优惠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贸易的机遇已经过去，因此京津冀地区发展对外贸易难以在复制珠三角或长三角的模式和经验。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培育各自的优势外贸产业。京津冀地区在软件业等IT相关产业、旅游业、教育业、运输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国际贸易，将是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北京应该利用其政治、经济、人才优势，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寻求外部资源、资本、技术来源。应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并将其作为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增强核心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升级；充分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加强跨国合作，吸引其在北京设立服务外包中心，带动出口导向型的服务加工贸易；利用现有的制造业基础发展外包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外包；扩大文化贸易，重点发展内容产业和版权贸易产业；引进国际知名服务机构进驻，提升北京核心服务供给能力。
京津冀地区经济基础雄厚，金融机构集中，应进一步推进北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力发展金融业国际服务贸易。京津冀地区长期缺乏便利的上市融资场所，是造成民营企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应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设立为京津冀和北方地区服务的投融资市场，这不仅是建设世界城市所必须的，也是为区域经济输血和加油的重要设施。
此外，京津冀地区旅游业资源丰富，有必要在整合的基础上，加强整体推介宣传，大力发展旅游业服务贸易。同时京津冀地区著名大学很多，教育实力雄厚，有必要大力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吸引国际留学生来中国学习进修。京津冀地区拥有天津港、秦皇岛港、京唐港等优良港口，在发展国际运输服务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有必要在统一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以天津港为中心的国际航运中心，大力发展国际运输服务贸易。
在发展这些服务贸易的时候，京津冀三地要加强协调，把价值链中不同环节合理布局到各个地区，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受益。北京和天津应重视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某些环节，例如高端制造业的零部件制造、运输业的仓储和流通加工环节、软件业外包业务、都市农业的蔬菜水果生产基地等布局到河北省完成，以便于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总之，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498-501.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396-399.
[3]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G].2010(01):98-110.
[4]孟祥林.京津双核城市群背景下临港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08(07):1-5.
[5]常兴华.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SWOT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7(08):28-37.
本文属于北京市人才强教中青年骨干人才项目研究成果，并受“北京市教委2011年度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项目—京津冀地区贸易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学术创新团队（编号：PHR201106139）”资助。
作者简介：
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45%，自对外承诺以来，中国面临来自国内碳减排与国际碳减排转移的双重压力，基于消费视角的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国际碳减排转移的外部压力与应对策略。国际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属于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支，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方面。国外最早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测算的是Machado对20世纪90年代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截止1995年，巴西为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且单位美元出口隐含碳的排放比单位美元进口高出56%[1]。随后，投入产出法在不同国家或区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方面得以广泛运用：Ahmad等对OECD国家[2]、Mongelli对意大利[3]以及Maenpaa等对芬兰的测算等[4]。近几年的研究重心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隐含碳排放方面，Davis等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5]、Xianbing对中日间[6]、Yinghua及Huibin等对中美之间贸易隐含碳变化趋势的测算[7,8]。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是另一种测度方法，该方法适用于特定商品的量化评估，而大规模的测算应采用投入产出法[9]。国内运用投入产出法对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的文献追溯到马涛和陈家宽对1994年-2001年中国工业进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度进行核算[10]。随后代表性的文献有齐晔等估算了1997年-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11]；闫云凤等对1997年-2005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衡量了出口量、出口结构、排放强度对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12]；王媛等采用平均D氏指数分解法进行了隐含碳排放结构分解分析[13]。而涉及FDI对碳减排影响的文献主要在FDI对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方面，成果集中在最近两年，自赵晓莉等首次从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双重作用的角度展开了定性分析后[14]，随之展开的研究由于样本选取与实证方法的不同，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持环境负效应观点的有牛海霞等、刘华军等认为FDI通过规模效应或结构效应促进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15,16]，持环境正效应观点的有宋德勇等、谢文武等认为FDI能明显减少中国碳排放[17-18]，与上述研究不同，持折衷观点的有邹麒等认为当期外商直接投资会恶化中国碳环境，而其滞后项的碳排放效应呈现清洁作用[19]。综观上述研究文献，缺少FDI对贸易隐含碳影响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将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的FDI分解为FDI数量、FDI行业结构、投资的隐含碳强度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探讨FDI与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相关关系，为制定合理的引资政策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引导FDI的产业流向，以减轻国际碳减排转移的压力。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分析：1997年-2009年
2.1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隐含碳是指一种物品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CO2排放，具体包括整个生产链各种化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隐含一词最初起源于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的能源工作组会议，会议提出了隐含能的概念，随后隐含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土地资源、水资源、劳动力、环境污染等领域，发展出生态足迹、虚拟水、物化劳动以及隐含污染物等新的概念与研究领域。同样，隐含碳也是隐含能概念的衍生品[20]。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与国际碳转移排放的含义接近，出口隐含碳排放是指出口商品在满足进口国消费需求的同时，其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生产国，进口与此类似[21]。依据历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各行业出口、进口及净出口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首先，部门i的直接能源消耗系数为：式中各能源碳排放系数θk可借鉴黄敏等的测算结果；Eik为i部门第k种能源消耗量；Xi为i部门的总投入[22]。部门i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为：式中r为部门i的直接能耗系数；cij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部门产品的完全需求量。在此基础上对部门j的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计算如下：式中EX、IM、NX分别为出口、进口、净出口数额，且ECEXjt、ECIMjt、ECNXjt分别代表第t年j部门出口、进口、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加工贸易国家，进口中的一部分作为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包括一般来料加工与能源，因此，现有文献关于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可区分为含加工贸易与不含加工贸易两种情况，后者从进口国消费的角度如实地反映了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真实值。目前我国历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中只有2007年分行业统计了进口中来料加工贸易额，缺少其他年份的真实数据，参考王媛等的做法，通过假设进口商品等比例用于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来编制简化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剔除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部分[13]，所测算的各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趋势与依据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不影响本文对FDI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效应的结论，所以本文仅选择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来测算并反映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以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09年数据为样本，其中，2009年投入产出数据是以2007年为基准运用RAS方法反复迭代得到，该方法是利用目标年常规统计数据对基准投入产出表进行更新，以实现目标年投入产出数据获得的及时性。由于分行业FDI统计口径、投入产出统计口径与能源统计口径不一致，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经调整后将行业类型划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其他服务业等八个行业。能源统计数据来自各样本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出的数据如表1所示。
2.2FDI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性描述分析：
以制造业为例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2009年实际FDI数据，FDI主要流向制造业，自1997年至2005年，FDI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持续上升，最高达2005年的70.4%，2005年-2009年所占比例降至51.9%，仍吸引了半数以上的外资，说明在短期内制造业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选择。由此，以制造业为例，比较制造业FDI与中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以初步反映FDI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相关性。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FDI从1997年-2005年间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2005年-2009年略有下降。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相比，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1997年-2009年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2005年-2009年增速放缓，而制造业进口隐含碳排放1997年-2005年持续上升，2005年-2009年相对稳定。另外，从升幅的变化程度来看，2000年-2005年间制造业FDI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增幅均较大，相应制造业2000年-2005年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同期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制造业FDI与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在关联，意味着FDI行业结构与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3FDI对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的指数因素分析
3.1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将上述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指数分解为FDI数量效应、FDI行业结构效应以及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考察FDI对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3.1.1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指数运用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环比指数来反映各期贸易隐含碳排放相对于上一期的变动程度：式中INECt为第t年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隐含碳指数；m为相邻年份的时间跨度；ECt与ECt-m分别代表第t期、第（t-m）期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包括隐含碳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FDIjt代表第t期j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AIjt代表第t期j行业的总投资额；ECjt代表第t期j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包括隐含碳出口、进口以及净出口；则AIjtFDIjt为第t期j行业占总投资的比例；ECjtAIjt为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分母中的变量为相应的第（t-m）期各变量对应的值。对外贸易含碳量变化指数可以分解为FDI数量效应、FDI行业结构效应及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
3.1.2对外贸易含碳量变化的绝对值运用贸易隐含碳的环比增加值来反映各期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相对于上一期的绝对数额的变动值，能较为直观地展现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量，是对环比指数分析的有益补充：
3.1.3数据说明FDI行业划分为上述行业类别，各行业实际FDI投资额来自样本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进行换算后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值。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各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数据见表1。
3.2数据结论分析
3.2.1环比指数分析根据公式（6）、公式（7）、公式（8）、公式（9），表2中列出FDI与中国隐含碳出口、进口、净出口关系的环比指数分析结果，FDI影响因素包括FDI数量、FDI行业结构以及投资的隐含碳强度的变化。表2中的数据为1997年-2009年期间各样本年中国各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与FDI关系的环比指数，即报告期与前一期的比值。数据显示：（1）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持续增加，其中数量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1997年-2009年间反复波动，说明FDI数量变化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内在联系；FDI行业结构效应除2000年-2002年间略有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稳步提高，尤其在2002年后增幅较大，表明FDI行业结构变化促进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投资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一直在减少，且降幅不断增大。因此，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业结构效应所导致的。（2）中国进口隐含碳排放除2005年-2007年略微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明显的增长，其中数量效应表明1997年-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历经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说明FDI数量变化对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稳定，没有明显的内在关联；FDI行业结构效应除2000年-2002年稍有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明显提高，2002年后增幅显著，表明FDI行业结构变动导致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投资的进口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1997年-2000年间基本保持稳定，自2000年后持续下降，且降幅呈逐步增大的趋势。由此可知，中国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业结构效应所导致的，而碳排放的下降主要来自强度效应。（3）中国净出口隐含碳排放净值1997年-2002年间大幅下降，而2002年-2009年间开始大幅上升，表明最初中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差距不断缩小，而2002年后不平衡程度逐步加剧。
3.2.2环比增加值分析进一步根据上述公式（10）、公式（11）、公式（12）、公式（13），表2中列出受FDI影响的中国各行业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绝对值变化情况。表3中的数据为1997年-2009年间各样本年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FDI关系的环比增加的绝对数值，即报告期相对前一期绝对数值的变化。数据显示：（1）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持续上升。2000年出口隐含碳排放与1997年相比增加1.7851亿t标准煤，其中FDI行业结构效应导致增加4.6200亿t标准煤，而FDI数量效应与投资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分别导致减少1.7283亿t、1.1066亿t标准煤，2007年的情况与此类似；2002年相比2000年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1.5821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导致增加3.5123亿t标准煤，而FDI行业结构效应与投资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分别导致减少0.8963亿t、1.0339亿t标准煤；2005年相对于2002年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17.6276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与FDI行业结构效应分别导致增加1.5681亿t、17.2495亿t标准煤，而强度效应导致减少1.1900亿t标准煤,2009年与之相似。由此可知，FDI行业结构分布是影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主导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2000年-2002年外其余年份FDI结构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其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二是从2000年、2005年、2007年、2009年的数据比较来看，FDI行业结构分布的变化使出口隐含碳排放同上一期相比分别增加4.6200亿t、17.2495亿t、19.1152亿t、9.8963亿t标准煤，表明这种促进作用有增强的趋势。（2）中国进口隐含碳排放1997年-2005年明显增加，2005年-2009年变化幅度较小，相对保持稳定。2000年进口隐含碳排放相对于1997年增加2.4462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行业结构效应以及强度效应分别导致增加1.6739亿t、4.0379亿t、0.0822亿t标准煤；2002年相比2000年进口隐含碳排放增加1.9938亿t标准煤，其中FDI数量效应导致增加3.4467亿t标准煤，而结构效应与强度效应分别导致减少1.0076亿t、0.4454亿t标准煤；2005年与2002年相比大幅增长15.8073亿t标准煤，其中FDI行业结构效应导致增加17.5693亿t标准煤，而FDI数量效应与强度效应分别使之减少0.4217亿t、1.3403亿t标准煤，2007年的情况与此类似；2009年进口隐含碳排放比2007年增加2.4834亿t标准煤，其中数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分别增长1.8604亿t、8.4840亿t标准煤，而强度效应减少了7.8610亿t标准煤的排放。由此可知，FDI行业结构是影响进口隐含碳排放的主导因素，且2005年-2009年的影响程度有逐步减小的趋势。（3）1997年-2002年间中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净值不断降低，2002年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差距大幅上升，2009年达到最高。结合以上环比指数与环比增加值，进一步分析可知：FDI行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制造业为碳排放强度较大的行业，随着1997年-2005年间制造业FDI份额的上升，FDI结构效应持续上升达到最大值，期间结构效应持续增加的原因可初步认为是FDI产业向碳排放强度较大的制造业转移所导致的，然而，2005年-2009年间制造业FDI份额的下降并没有减少贸易隐含碳排放，只是增长的幅度有所减缓，前面的初步解释缺乏说服力，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较为合理的解释为，FDI行业结构效应包括直接碳排放效应与间接碳排放效应，其中，直接碳排放效应为在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FDI产业本身的碳排放，可依据贸易隐含碳计算公式将完全需求系数替换为直接消耗系数得到，间接碳排放效应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与FDI产业相关联的其他产业的碳排放，当制造业FDI份额上升，直接碳排放效应与间接碳排放效应均正，反之，当制造业FDI份额下降，直接碳排放效应为负，间接碳排放效应有所降低，但仍为正值，两者的综合效应为正，这意味着与FDI产业相关联的国内其他产业碳排放强度远大于FDI产业本身，可从图2制造业出口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的对比看出，具体原因有待深入分析。另外，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效应说明投资的贸易隐含碳强度在持续下降，且降速不断加快，可能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能提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23]。而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自本世纪初以来工业重型化的发展使煤炭消费比重不断攀升，能源结构的变化不利于强度效应的下降，而FDI数量变化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稳定，说明吸收外资数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
4结论与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统计，2009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然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问题，这些问题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影响和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真正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货物贸易发展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技术低成本及土地资源等优势，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这种方式使中国的货物贸易出现了飞速的发展，从1978～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约105倍。其中，出口增长了，进口增长了。但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征出现了明显了变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正逐步取代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因此，中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潜在问题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制约。
贸易增长仍表现为粗放型
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很大比例。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出口商品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资源利用率很低，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发展后劲的削弱。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控制粗放型外贸增长模式的发展，如限制“两高一资”类产品的出口等，但从2008年及2009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出口产品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出口增长越多，资源消耗就越多，对中国环境造成的污染也会越严重。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均矿产占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1／20、3／5。许多资源如铁矿石、铬、钴、铂、钾盐和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如若这种外贸增长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空谈。
贸易方式过于依赖加工贸易
近10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壮大，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占中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且面临诸多问题，如企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产品，资源和能源浪费严重；国内加工企业营销能力弱，对特定市场依存度过高，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弱等。应大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加工企业增大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提高国际市场经营开拓能力，变中国的加工地位为生产经营地位，以提高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贸易条件未获得明显改善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使得2008年以来，中国大宗产品进口数量大幅增长，但进口金额却呈下降走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扩大进口提供了机会，但由于出口价格也同时走低，使得中国总体贸易条件并未获得明显改善。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外国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仍然严重；跨国公司在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偏大，其中多为内部采购，高价进口低价出口；国外需求相对于国内供给明显不足；出口产品价格及金额的降幅大于数量的降幅；出口价格降幅高于进口价格降幅。此外，企业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他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进口的价格减少并没有转化为对外贸易的条件优势。
出口产品结构档次及附加价值低
虽然中国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所占比重最大，但中国机电产品档次较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不高，缺乏有后劲的支柱产品，支柱产业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规模，且主要为加工贸易产品，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过程大多比较短暂，附加价值也不高。同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国平均为40％左右)，且多数还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降幅明显低于总体出口降幅，表明中国出口竞争力强的产品仍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中国出口量最大的10类产品中有9类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如鞋、玩具和运动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装等)，但这些产品的产业链条短，附加价值低。
外贸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即出口明显大于进口；二是区域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即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三是贸易伙伴发展的不平衡，即进出口的来源地及目的地过于集中，截止到2009年6月，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度及俄罗斯。与此前十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6.4％。
出口经营秩序有待加强
当前，中国政府对外贸的管理与调控主要以汇率，利率、税率等经济手段为主，这种方式固然调动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但也滋生出一个问题，即因为国家对外贸企业监控力度减少，外贸企业的经营秩序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外贸企业在出口业务中对内抢购货源，对外削价竞销；在进口业务中抬价争购等。这种低价倾销的情况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及市场体系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显得尤为严重，这种状况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偏低
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外贸企业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偏低的现象更为凸显。在出口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利润率增长趋缓，订单数下降、亏损额增加、资金周转困难，这一情况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部分外贸企业已被迫关闭或外迁。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
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由于产品附加值低、国际议价能力差，出现大面积破产倒闭现象。其中，玩具行业已经有3631家出口商破产，约占总数的52.7％。；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销售价格降低使得企业利润被压缩，部分沿海地区如广东省等大量加工贸易企业被迫停产。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加工贸易行业吸纳就业人数较多，企业倒闭、出口放缓，对社会就业已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缺乏
目前，中国虽然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很少，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不到10％，名牌发展滞后。由于中国缺乏自主品牌，只能靠大量投入资源来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此外，由于中国出口的大量是加工产品和贴牌产品，造成利润的大量流失。据统计，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占90％以上，部分国内企业虽然开始出口自主品牌产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品牌的附加值依然偏低。出口效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与此同时，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纠纷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最大阻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阻碍技术引进和产品出口。美、欧和日本在多双边场合多次质疑我知识产权保护，美国针对我出口产品的337调查呈增加趋势，DVD、手机、数字电视等高新技术产品面临严峻的知识产权纠纷。这种状况使得中国虽然可以算得上对外贸易大国，但还远非对外贸易强国。
服务贸易发展存在问题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中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截止到2009年6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排名皆上升至世界第五位。且尽管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中国服务贸易增长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然，同货物贸易发展一样，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和制约发展的潜在问题。
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高
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和实力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以2008年为例，当年，中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为25616亿美元，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仅为3045亿美元，两者之比约为8.5：1，同期，世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之比为2.2：1，说明中国服务贸易与或我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出口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处于劣势，服务贸易出口的比较优势不如货物贸易的出口；在进口方面，中国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且服务贸易逆差仍呈扩大趋势，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已达115.6亿美元，同比增长52％。这种状态一方面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较落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巨大。
服务进出口对象过于集中
中国服务贸易的贸易伙伴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5大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即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近70％。此外，主要行业也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是内地运输业第一大出口市场，约占35％左右的份额，其次为美国，约占20％左右；旅游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约占市场份额的60％；美国和欧盟是中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对此地区的出口额约占中国该行业出口总额的50％以上。这种进出口对象过于集中的现象，就使得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出现问题，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将受到极大影响。
传统服务业仍占主导
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仍主要集中于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业上，而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讯服务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仍比较落后。从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出口方面，占比最大的分别为旅游、运输、咨询、建筑服务，分别占出口总额的27.9％、26.2％、12.4％及7.1％；进口方面，占比最大的为运输、旅游、咨询、保险，分别占进口总额的31.9％、22.9％、8.6％及8.1％，贸易逆差最大的为运输及保险，分别实现贸易逆差119.11亿美元及113.6亿美元。当前，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正朝着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方向发展，与科技有关的服务业和以高科技委手段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中国这种以传统行业为主的服务贸易结构显然已经落后于大趋势，应采取多种措施，实现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服务贸易管理滞后
服务贸易管理滞后主要变现为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服务贸易统计部够规范三个方面。管理制度方面，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管理和协调主要由商务部负责，但商务部管理服务贸易的部门及人员皆有限，许多问题难以顾及。同时，中央和地方在服务贸易的管理方面存在职责不明确以及多头、交叉管理等现象；法律法规方面，近年来，中国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海商法》和《律师法》等法规，但尚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低且缺乏可操作性；统计方面，当前中国对服务贸易的统计还相当滞后，有关服务贸易的统计指标、口径、数据库及信息平台都亟待建立及完善。
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试点的。目前，仍然还存在一定的垄断现象，一些服务部门尚未完全打破政企合一、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市场开放度则更低。银行、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他一些行业对外资也没有完全开放。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方面开放程度较高，然而许多领域如商业性存在等，在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限制。尽管运输业中的海运运输和速递业务、会计服务业和分销业中的零售业已有很高的开放程度，但大部分重要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关键词】出口贸易 经济增长 协整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对外贸易取得飞速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与实证探讨。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一国或地区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为本国创造了外汇收入,而且也体现了某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出口的扩大更能进一步带动国内外投资的增加,进而带动国内就业。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经济和外贸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新疆省作为西部省份之一,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数量关系。因此,本文利用新疆省1988―2007年的出口贸易总额和GDP系列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通过回归分析,测算新疆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并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新疆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1、变量与样本数据的选取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两个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为亿元,出口额(EX),单位为万美元。样本区间选取最近二十年的统计资料,即1988―2007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的《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运用传统回归方法进行估计与检验时,其前提是所估计的时序变量数据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为了研究的方便,考虑到通过对数化以后数据序列易得到平稳序列而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故对变量GDP和EX分别取对数,从而得到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GDP和lnEX。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的经济时间序列都非平稳,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以进行协整回归。这里本文使用Eviews3.1软件,采用ADF法检验变量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EX和LNGDP的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因此,时间序列LNEX和LNGDP在原水平时都是不平稳的。对变量的对数取一阶差分发现,它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即各变量均为1(1)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本文选取Engle-Granger两步法,对两变量LNEX和LNGDP时间序列关系进行分析。以LNGDP为因变量,LNEX为自变量,建立模型LNGDP=?茁0+?茁1LNEX。其中?茁0为常数项,?茁1为自变量系数。由于LNGDP与LNE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用OLS法进行协整回归,得到的协整方程如下:
LNGDP=-0.91+0.68LNEX
(-1.33)(11.33)
上估计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系数的t统计量,拟合度R2为0.877145,自相关性(D.W.)值0.547,由结果知模型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加入变量的滞后值以消除自相关。估计结果如下:
LNGDPt=0.029+0.043LNEXt+0.85LNGDPt-1+0.05LNEXt-1
(0.2375) (1.3774)(23.378)(1.4175)
R2=0.9974F=1927.478DW=1.602,由结果知模型序列相关性消除。
若lnEX与lnGDP具有协整关系,则回归方程中的残差项e应该是平稳的。检验残差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对序列e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看出,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的残差项是稳定的。所以说LNEX与LNGDP是(1,1)阶协整的。说明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分析,得出新疆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滞后1―2期,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期内存在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新疆省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协整分析表明新疆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说明新疆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出口贸易是新疆省经济增长的原因,协整检验中的回归模型也验证了这点。但新疆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没有Granger影响,这说明新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未实现对出口增长的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外经济政策决定的。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和各地区应充分地利用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优势来促进经济发展。新疆的矿产等资源种类多,具有充足的生产要素优势,但目前对于各种原料的深加工程度还不高,主要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提高外贸企业竞争力。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新疆企业可以通过各种资产重组的方式实现工贸、农贸、技贸的结合,实施外经贸企业集团化策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新疆已形成了以石油石化、冶金、煤炭、纺织等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体系,应以这些企业为带动作用,重点组建和扶持几个规模大、竞争力强,能带动全省外贸发展的大型外贸企业集团,提高新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二是加强科技兴贸。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资源性产品的加工程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出口效益。新疆省出口产品的生产大部分仍然位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中的较低端,产品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较弱。新疆省应抓住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进行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提高传统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积极探索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技术含量与附加值。
三是通过地缘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新疆外贸出口的发展,大多受资源状况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其商品主要出口至中亚五国,其中又以哈萨克斯坦居多。研究表明,地缘相近的国家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因为这些国家往往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相似性。新疆应大力拓展国外市场空间,通过出口产品从周边国家进一步向外扩展,充分挖掘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潜力。
【参考文献】
[1] 李荣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J].特区经济,2007(4).
[2] 蒋冠:云南省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3] 李波:我国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6(3).
[4] 许和连、赖明勇: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相关因素的实证分析[J].软科学,2002(6).
[5] 魏巍贤:中国出口增长的激励机制模型构造[J].管理科学学报,200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045）；中央高
>> 基于细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产品绿色价格模型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上海经济结构分析及对策研究 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就业影响的投入产出法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湖北省贸易生态利益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的中国房地产业经济增长结构分解研究 基于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江苏产业结构调整轨道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中国旅游业产业关联度研究 基于DEA模型下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物流中心运营研究 基于DEA模型的城郊蔬菜种植投入产出关系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新疆旅游产业关联度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分解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碳排放足迹研究 虚拟水贸易的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模型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我国矿产资源产业关联度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部六省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河北省生产业研究 基于DEA模型的江西工业园区投入产出效率评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④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经整理计算所得。
摘要：借鉴外贸商品结构合理度指数的思想，利用修正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构建出新的外贸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模型，并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运用Matlab计量软件对中国42个产业部门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上看，中国外贸产品结构在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且进口产品结构往更为合理方向演进的速度快于出口产品结构；（2）影响力系数与出口产品结构比重的排序并不完全匹配，表明出口产品结构亟需进一步调整优化，且应适量控制影响力系数较小而出口比重较大的产品额度，加强支柱产业出口产品比重；（3）感应度系数与进口产品结构比例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说明进口产品结构亟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且应适度缩小感应度系数小而进口比例较大的产品规模，增加瓶颈产业进口产品比例。
关键词：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合理性；投入产出模型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5-0072-011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①获得长足发展，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飙升至2010年的29740亿美元，增长14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6.80%，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至今这段时间，是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增速最为稳定的时期，年均增速高达21.65%②。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高达364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出口额为18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额为17435亿美元，增长24.9%③。中国对外贸易增速不仅高于同期GDP增速（8%～10%），也大大高于全球贸易平均约7%的增速。[1]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大幅提升，1978-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从9.74%、4.59%和5.14%攀升至48.58%、25.32%和23.26%④。虽然在此期间，外贸依存度有所起伏，但从长期发展视角考量，我国外贸依存度总体表现为上扬态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既表明经济开放程度的日渐提高和进出口贸易对国民经济促进作用的强劲显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易受国际环境中不利因素的冲击，2008年发源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便是印证。
当前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但并非贸易强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背后仍未完全摆脱粗放式增长模式，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分工地位主要是在价值链末端从事生产，扮演“世界工厂”角色，出口工业制成品中相当高比例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和低附加值商品，即使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地位在日渐增强，但这些产品大多是由在华外商企业利用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与发达国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能源密度的产品相去甚远。严峻的对外贸易形势以及与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多致使中国亟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增强外贸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对外贸商品结构的调整无疑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一环。当前，对于诸如：（1）外贸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合理性两者存在差别但又紧密关联，脱离合理性来讨论分析优化升级显然是不科学的，因而在研究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时也亟需考量中国当前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是否合理？（2）外贸产品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如何在当前国内产业结构的框架下调整优化升级外贸产品结构？这样的问题虽有部分学者涉及，但却并不全面、准确、系统和深入，在后面的文献综述部分，还会进一步对此展开论述。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回答上述2个问题，这对于立足当前国内产业结构并对不合理进出口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有效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提供重要依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外贸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颇丰，并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现状与优化升级方面（Balassa，1978；Feder，1983；Jung & Marshall，1985；Chow，1987；Baldwin，1992；Jong-Wha Lee，1995；Mcnab & Moore，1998；Dhawan & Biswal，1999；金哲松，2000；许和连、赖明勇，2001；Milberg，2004；林毅夫等，2005；孙伟、王艳，2006；Kali et al.，2007；Benedictis & Tajoli，2008；阎志军，2011；杨继军、范从来，2012），而对于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视角对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首先，现阶段专家学者对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概念的解释虽然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的界定具有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即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是指不同种类的进出口产品构成状况是否有利于本国或本地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杨琦，2007；廖道军，2010；杨丽华，2011）。其次，从定性角度考察，若一定的对外贸易产品结构能够带动本国或本地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则这种外贸产品结构是合理的，反之亦然。再次，从定量角度考量，若一定的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对国民经济拉动或推动作用大的产品占有较大比例，换言之，外贸产品结构与本国或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或瓶颈产业匹配程度较高，则这种外贸产品结构是合理的，反之，则不合理（沈利生、吴振宇，2003；杨琦，2007；廖道军，2010）。当前，有关中国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的定量研究，根据进出口产品分类方法以及合理性评价标准的不同，其评价方法大致包括三类：（1）指标分析法，即利用构建的指数对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常见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贸易竞争力指数（TC）、竞争比较优势指数（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ERCA）、对称性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S）、贸易经济效率指数（TEE）等。例如，刘重力与刘德江（2003）、刘海云等（2004）、傅朝阳 （2005）、程新章与唐海燕（2006）、沈国兵（2007）、周松兰（2008）、喻志军（2009）、陈虹和章国荣（2010）、林善波与陈飞翔（2011）、陈立敏与候再平（2012）等学者都采用指标分析法。指标分析法因数据易获取，运算过程简便以及结果直观明朗等优势而被广泛运用，但缺点在于方法过于单一，求解结果存在片面性，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一国或地区实际的比较优势。（2）计量经济模型法。比如，杨全发（2000）、洪银兴（2001）、霄（2003）、潘向东等（2005）、张鸿（2006）、江小涓（2007）、彭斯达等（2008）、郑凌霄（2009）、王菲（2011）、刘丹青和王菲（2011）、林存文（2012）等学者都采用微观计量经济模型或宏观经济模型来讨论分析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性。计量经济模型具有经验性、随机性以及动态性等特点，运用较为灵活，但缺陷在于对数据要求较高，各变量之间常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且诸多消除共线性的方法难以凑效，对同一经济现象因假设不同而构建的模型必然不同，致使实证结果存在偏差。（3）投入产出法。Wassily Leontief（1936）研究并创立投入产出分析方法[2]，自此以后，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问题的研究，并被证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研究经济增长、能源发展、环境污染等的有利分析工具（Chapman，1974；Bullard et al.，1978；陈锡康、李秉全，1983；Casler & Wilbur，1984；钟契夫、陈锡康，1987；Anwar，1996；Hamilton，1997；Michaelis & Jackson，1998；许宪春，1999；Machado et al.，2001；刘起运，2002；Lenzen et al.，2004；Ackerman et al.，2007；向蓉美、孟彦菊，2011；袁建文，2011；闫云凤、赵忠秀，2012）。投入产出法是研究经济体系（国民经济、地区经济、部门经济、公司或企业经济单位）中各个部分之间投入与产出相互依存关系的数量分析方法，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能够清晰地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能够反映国民经济中各部门、各产业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与间接联系，以及各部门、各产业生产与分配使用、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均衡）关系（Leontief，1970；Glickman，1977；Ciaschini，1983；Barker，1985；Batey & Weeks，1989；Dewhurst & West，1991；何其祥，1999；董承章，2000；向蓉美，2007；廖明球，2009；刘起运等，2011；陈锡康，等，2011）。正因为此，国内诸多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法对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①进行研究分析：沈利生、吴振宇（2003）利用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出口40个产业的合理度指数，发现出口产品影响力排序与影响力系数②排序以及进口商品推动力排序与推动力系数③排序并不完全一致[3]；黄伟等（2005）基于中国2000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表对东北、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等5个区域的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对区外出口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最高，而中部则是从区外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最高[4]；向锦、康赞亮（2006）测算中国2002年出口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排序与影响力系数不一致[5]；唐宜红、杨琦（2007）基于北京2002年投入产出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北京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问题，发现北京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其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并不完全匹配[6]；耿献辉（2010）基于1987～200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外贸产品结构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和趋势发展[7]；涂远芬（2011）利用1997～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中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发现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合理度指数呈现上扬态势[8]；曹旭平、张国平（2012）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00～2010年江苏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进行评价，发现进出口产品结构与其支柱和瓶颈产业不匹配，外贸商品结构合理度指数下降等现象。[9]
上述3类评价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的方法各有所长，但相比而言，从投入产出视角对进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合理性的评判更为精准，原因在于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与外贸产品结构是“原像”和“镜像”的关系，两者同源且高度正相关，产业结构是本体，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是产业结构所反映的影像。[10]即便如此，上述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来讨论分析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的文献仍旧存在至少三点不足：一是传统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公式中的分母采用算数平均，其假设条件是各产业部门的产出完全相等，忽略产业规模因素，但实际上产业规模对某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二是感应度系数计算方法中的分子，即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元素横向相加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其元素来源于直接消耗系数，各元素基数不同，横向相加导致经济含义模糊，而以此求取的感应度系数就显得毫无意义；三是以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即各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部分不区分是本国生产还是国外进口，假定可完全替代，这在封闭的经济系统或半封闭的经济系统是可行的，但在对外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扩大的今天，仍旧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方法就显得十分不合理。为此，本文基于修正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出中国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标，以便对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全面、深入地剖析。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决定外贸产品结构，外贸商品结构反过来又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11]因此，讨论分析一国或地区外贸产品结构是否合理，在构建模型之前，还需对本国或本地区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进行考量。在现代产业结构研究中，影响力系数（Index of Power of Dispersion，IPD）和感应度系数（Index of Sensitivity of Dispersion，ISD）作为产业结构变动内在机理的重要经典方法，不仅可以分析、比较国民经济中各行业部门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国民经济中各行业部门的拉动和推动作用，还可以判别产业的性质，在确定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2]因此，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可以通过产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呈现和说明。
①合理度指数或权系数源于沈利生、吴振宇（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具体可参看其相关文献。
②影响力系数（或拉动力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当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某一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即各部门所产生波及影响的平均值）；当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某一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等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当影响力系数
③感应度系数（或推动力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当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某一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即各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的平均值）；当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某一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等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当感应度系数
（一）传统及修正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2.修订后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公式
对上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传统公式的计算方法，近年来，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Cuello & Mansouri，1992；Los，2002；刘起运，2002；Cai & Leung，2004，王巧英，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基于上述相应指标计算公式以及经过处理后的相关数据，运用Matlab7.0计量软件，我们可求得2002-2007年中国外贸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见图1）；鉴于2007年的测算结果更能满足当前时间要求，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为此，我们重点讨论该年各产业部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以及进出口产品结构比重和影响力等相关情况，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和表2。
（一）中国整体外贸产品结构合理性分析
从图1可获得两个方面的信息。（1）纵向比较：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由2002年的1.0482上升至2007年的1.0507，虽然增幅和增速分别仅为0.0025和0.24%，但却说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在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由2002年的1.1562攀升到2007年的1.2180，增幅和增速分别达到0.0618和5.35%，这表明进口产品结构也在往更加合理的方向移动。（2）横向比较：2002-2007年，进口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都高于出口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分别高出0.108、0.1062和0.1673，说明进口比出口的产品结构更加合理，且从总体上看两者差距有逐步拉大趋势；进口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的增幅和增速都大大快于出口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以2007年及2005年的外贸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数的增幅和增速为例，进口分别是出口的9倍和8倍，表明进口产品结构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速度大大快于出口产品结构。
（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合理性分析
影响力系数越大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就越强，把国民经济中全部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在计算出来之后进行排序，排名位于前列的产业就是支柱产业[3]，而扩大以支柱产业为主导的产品出口，则可以利用出口贸易方式进一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鉴于利用影响力系数来判断支柱产业没有一个具体数值要求，为简单起见，本文选取影响力系数排名前10的部门作为支柱产业来进行讨论分析。从表1可知，2007年影响力系数大于1的产业部门有16个，说明有16个产业部门所产生的波及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支柱产业集中在第二产业，并以制造业居多，其中，排名前3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分别达到1.2045、1.1960和1.1942，这说明工业仍旧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对社会生产具备较大辐射作用，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较强促进作用；出口产品结构比重排名前10的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规模的75.12%，但和支柱产业部门不同的是，包含第二产业中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与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且出口比重位居第1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结构比例高达22.38%，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排名第2的纺织业的2.6倍；出口产品影响力排名前10的行业集中在第二产业，且以制造业居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3个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化学工业。（1）将支柱产业部门和出口产品结构比重排名前10的行业比较发现，两者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说明出口产品结构并不十分合理，亟待调整优化，如支柱产业中影响力系数较大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的出口结构比重较小，理应优先扩大出口产品比重，增强其产品结构合理性。又如影响力系数小于1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的出口结构比重较大，因而应该对其出口比例适度控制。（2）产业部门影响力系数与出口产品影响力的排序也不完全一致，出口产品结构比重错位是造成该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建筑业等的出口比例较小，致使其出口产品的影响力排名靠后。（3）出口产品结构比重与出口产品影响力的排序也非完全相同，造成该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出口产品对应的产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不大，例如批发和零售业，其影响力系数仅为0.7296。
注：①上表中有出口产品的结构比重和影响力为0的产业，原因在于这几类产品中国没有出口额；②部分计算相同的数值排序却不相同，原因在于列表只保留4位小数，而实际数值有大小之分。
（三）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合理性分析
感应度系数越大的产业，其他产业部门对它的需求量越多，而这样的部门若生产不足必然阻碍其他部门生产进而最终抑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把国民经济中全部产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在计算出来之后进行排序，排名位于前面的产业就是瓶颈产业，瓶颈产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扩大瓶颈产业的供给就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更快地发展。[3]在各产业既有供给能力状况下，若要促使各产业部门进一步提高增加值，利用进口途径来保障充足的中间产品供应量至关重要。鉴于利用感应度系数来判断瓶颈产业同样没有一个具体数值要求，为简单起见，本文仍旧选取感应度系数排名前10部门作为瓶颈产业来进行讨论分析。从表2可知，2007年感应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部门有21个，表明有21个产业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瓶颈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包括5个制造业部门、4个采矿业部门和1个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其中，排名前3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和废品废料的感应度系数分别达到2.5413、2.3641和1.8278，这表明第二产业中的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行业部门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主要产品提供者，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进口产品结构比重排名前10的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进口额之和占进口总规模的80.24%，但和瓶颈产业部门不同的是，包含第二产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中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且进口比重位居第1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结构比例高达22.02%，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排名第2的化学工业1.79倍；进口产品推动力排名前10的行业集中在第二产业，且以制造业居多，其中，推动力最大的3个行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工业。（1）将瓶颈产业部门和进口产品结构比重排名前10的行业比较发现，两者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说明进口产品结构并不合理，还需调整和优化，如瓶颈产业中感应度系数较大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的进口结构比重较小，理应优先扩大这些产业的进口产品比重，加强进口产品结构合理性；又如感应度系数小于1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的进口结构比重较大，因而应该对其进口比例加以调控。（2）产业部门感应度系数与进口产品推动力的排序也不完全一致，进口产品结构比重错位是造成该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的进口比重偏小，导致其进口产品的推动力排名落后。（3）进口产品结构比例与进口产品推动力的排序也非完全相同，造成该结果的重要因素是这些进口产品对应的产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不是太大，例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感应度系数刚刚大于1，仅为1.0487。
注：①上表中有进口产品的结构比重和推动力为0的产业，原因在于这几类产品中国没有进口额；②部分计算相同的数值排序却不相同，原因在于列表只保留4位小数，而实际数值有大小之分。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研究借鉴沈利生、吴振宇（2003）关于外贸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标的思想，构建出新的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合理度指标，并基于2002-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运用Matlab7.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包括：（1）总体上看，自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不是太高，但进出口产品结构都有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相比而言，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大于出口产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且前者往更为合理的方向演进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2）支柱产业影响力系数的排序与出口产品结构比重靠前的排序并不完全匹配，虽然细分的行业部门排序有所错位但都属于制造业大类，表明出口产品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优化，且应优先扩大出口产品的范围主要是发展较为成熟并位于产业链“下游”居多的第二产业，即适量控制影响力系数较小而出口比重较大的产品规模，加强支柱产业的出口产品比重。（3）瓶颈产业感应度系数的排序与进口产品结构比例靠前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虽然细化的行业部门排序有所错位但都归于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和制造业大类，说明进口产品结构同样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且优先扩大进口产品的范围应以处于产业链“上游”并以能源、资源和原材料居多的行业部门为主，即适度缩小感应度系数小而进口比例较大的产品额度，增加瓶颈产业的进口产品比例。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与分析讨论，我们得出如下政策含义：第一，针对传统但仍旧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积极增强其出口产品比重。这类产业包括诸如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具体来说，应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使用先进技术设备，增加产业产值。第二，针对拉动国民经济发展较大的支柱产业，要扩大其出口产品规模。这类产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具体来说，应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增强产业国际竞争核心力，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三，针对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产业，要进一步扩大其进口产品规模，提高这类产品进口比例。这类产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开采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等。具体来讲，应进一步拓展新兴贸易市场，扩大进口来源地多元化，在保证我国外汇储备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购买能源战略物资的外汇储备量。第四，针对制约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瓶颈产业，应优先扩大其产品的进口额度，以此弥补这类瓶颈产业需求的缺口。这类产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等。具体来讲，应拓宽国际经贸区域合作范围，尤其是努力拓展东亚、中亚、南亚、西亚等市场，并深化建设中的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以及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等贸易投资合作机制，有效实现产品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第五，针对国家提出的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使其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新的核心力量。这类产业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培育力度，以此引领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水平整体的优化升级，实现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改变中国当前在国际市场中的分工地位。第六，针对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以“碳关税①”、“碳标签②”等贸易规则为由对进口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一方面，积极变外生压力为自身发展的动力，推动低碳贸易③发展，支持低碳外国投资④，加大国际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合作力度，鼓励国内企业加大对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和这些进口国家进行会晤磋商，积极开展对话，阐明环境保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坚定立场，在低碳贸易规则制定上提高话语权，避免因低碳标准致使中国出口产品受阻，对于遭受碳贸易壁垒的产品，应积极向世界贸易组织（WTO）仲裁委员会申诉，维护出口商合法利益。
①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CO2排放关税。
②碳标签（Carbon Labelling），是指把产品在生命周期（即从原料、制造、储运、废弃到回收的全过程）中的温室气体（GHG）排放（碳足迹）用可量化的指数标示出来，以产品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有关产品碳排放的信息。
③低碳贸易，是指以低碳经济为背景的贸易，而低碳经济是指兼顾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GHG排放的低增长或负增长的经济模式。详情参见：孙桂娟等.低碳经济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④低碳外国投资，是指跨国公司通过股权（FDI）和非股权的参与方式，向东道国转让技术、做法或产品，从而大大降低这些国家的自身活动和相关活动及其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所产生的GHG排放量。详情参见：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Investment in a Low-carbon Economy. 184p.Sales No.E.10.II.D.2 /en/docs/wir2010_ en.pdf，2011-2-14.
[参考文献]
[1]阎志军.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科学出版社，2011：151
[2]Leontief，（1936）“Quantitative Input-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18， 105-125。
[3]沈利生，吴振宇.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8）.
[4]黄伟，张阿玲，张晓华.我国区域间产业经贸产品结构合理度比较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5（7）.
[5]向锦，康赞亮.我国出口结构的现状及其优化初探[J].国际贸易问题，2006（7）.
[6]唐宜红，杨琦.北京市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合理度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7（9）.
[7]耿献辉.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及其优化——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0（8）.
[8]涂远芬.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动及其优化[J].江西社会科学，2011（9）.
[9]曹旭平，张国平.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江苏省进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评价[J].华东经济管理，2012（5）.
[10]袁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J].经济学家，2010（6）.
[11]杨丽华.外贸商品结构合理性评价指标的构建及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8）.
[12]王巧英.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方法新探[J].统计教育，2010（10）.
内容摘要：随着能源危机的多次爆发，世界各国对国内能源非常重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能源消耗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能源过度消耗给我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如环境恶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等。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我国的环境变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我国必须减少能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其利用率，减少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要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我们就需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及时进行生产设备的更新。我们需要使用低碳能源来替代高碳能源，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率、改变产业结构的方法，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本文对我国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能源消耗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模式 环境污染
引言
关于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系，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加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增加电子信息等高端产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技术，以促进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从根源上提升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含碳污染的排放量。能源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能够大力发展新能源，在一定成度上减少含碳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环境污染。
本文是根据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进行研究。经过研究发现，由于各区域的资源、产业结构不相同，进而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相同。
我国区域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一）能源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能源的消耗量也不断增长，数据显示我国能源的消耗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现在我国的能源消耗最多的就是高碳能源，高达90%，如表1所示，在高碳能源消耗中始终位居第一的就是煤炭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所以能源消耗过大也就说明煤炭能源的消耗过大，而我国以煤炭能源消耗为基础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很难得到改善的。我国的石油产量低，但是消费却很大。即使现在的消耗量在逐年下降，但依然还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石油需要进口来满足国民需求。我国现在面临的局势就是：水电能源的开发有限，并且会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核电的能源是巨大的，但是开发需要面临很大的安全问题。我国的地域辽阔，物种丰富，所以我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的含量大，但是我国目前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还不到10%，所以我们可以尽最大可能的开发新能源。如果我国对能源结构进行改善，可以增加新能源和洁净能源的使用，减低高碳能源的使用（见表1）。
我国的资源分布不均匀，致使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结构存在着不同。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是分布在贵州、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等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能源消耗主要是以煤炭的消耗为主。天然气资源主要是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等地区。水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即长江中上游的支流和西南的许多河流，这些地区的水资源占我国总水资源的90%，并且在三峡水电站投入使用之后，对华中和华东地区的电力资源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核电资源主要是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中南、西南、西北、东部沿海等地区能源结构的主要特点为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
（二） 产业结构
我国经济经过长期的快速发展，到2010年时，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第二经济体，主要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从1999年第二次重工业开始。但是我国的经济依然还是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高、效率低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投资贸易和出口贸易来促进增长。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优化产业结构，如表2所示，是我国2001年与2010年各地区的产业结构。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产业结构状况为：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上升。但是第三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还是不甚理想，不能够很好的适用于现在人们的生活需求。在我国第二产业发展中，依然过度依赖能源、资源，虽然能源的消耗增大，但是利用率却没有提高，造成了资源浪费，我国的产业结构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在区域产业结构上，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本文以京沪的产业结构变化为例，说明如何实现第二产业的比率降低，第三产业的比率提高。北京将高消耗能源、高污染的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或者是关闭，并且在技术创新与提高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对于上海来说，由于长三角制造业的中心已经不在上海，转移到了江、浙地区，第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很多地区的第二产业占有率明显上升，尤其是江西、内蒙古、河南和重庆。其中江西的变化最大，第二产业的占有率从2001年的35%增长到了2010年的51%，增长了16%。内蒙古经过十年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占有率明显下降，第二产业的占有率增加了12.8%，第三产业的占有率增加了2.7%，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河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其第二产业十年间增加了9.5%，但是第三产业却有所下降，是由于太过依赖自身能源的原因。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利用GDP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构建以下模型：
GDPi =αi+βi Energyi+εi，i=2001，2010 （1）
GDPj =αj+βi Coalj+εj，i=2001，
2010 （2）
其中GDP2001，GDP2010代表地区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Energy2001，Energy2010，Coal2001，Coal2010分别表示地区当年的能源消耗量和煤炭消耗量，ε表示残差项。省区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到2010年与2001年能源消耗为负数，这表明能源在生产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而煤炭的消耗都是正数，表明煤炭的使用不是必须的，可以用新能源与洁净能源代替。2010年的β值比2001年的β值大，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能源也在增加。同时笔者还对我国的GDP、能源消耗、煤炭消耗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得出，GDP是能源消耗和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能够增加能源的消耗量；但是能源消耗和煤炭消耗都不是GDP的原因，也就是说增加能源的消耗量不一定能够提升经济的增长，所以节约能源不一定能够减少GDP；同时能源消耗与煤炭消耗具有双向关系。
结论
本文使用我国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GDP、能源消耗、煤炭消耗等数据，对我国各地区十年间产品结构、能源消耗的变化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各地区的产品结构不同，但是都有不同程度的优化。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占有率降低，第三产业的占有率升高；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有率上升，第三产业的占有率没有变化。十年间，我国能源的消耗程度整体有所下降，但是有个别地区的能源消耗程度却增强了，特别是煤炭能源的消耗，这就体现了此地区以煤炭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本文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GDP是能源消耗和煤炭消耗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能源消耗和煤炭消耗都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所以说三者之间只存在单相关系。
经济的增长能够增加能源的消耗，但能源的消耗不一定能够提升经济的增长。对产品结构进行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的状况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转变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改变产业结构的方法，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杨韶艳，李波.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基于宁夏的实证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
2.刘桂珍，刘慧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11）
3.苗辉，李红霞.对外贸易与新疆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曹丹，徐天艳.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ECM模型[J].中国商贸，2009（15）
5.曲洋，唐亮.吉林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10（5）
6.于立宏.能源资源替代战略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
7.鲁成军，周端明.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替代研究―基于对ALLEN替代弹性模型的修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5）
摘要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政府、企业和学者也都高度重视，加强了对我国的外贸，尤其是出口贸易的研究探讨。从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问题、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问题、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
关键词出口贸易总体战略战略地位商品结构市场选择
1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按商品和劳务流向不同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特别是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或鼓励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订有各自的战略规划，以作为本国对外贸易总的指导思想，即称对外贸易的总体战略。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