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3:13
[关键词]问题式；场域变换；未来道德哲学形态；“不自然”伦理形态
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其次，《基》文作者探索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在探索的过程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进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问：“如果没有家庭，伦理将会怎样?”一方面，因为基因技术的作用，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开始消解，既有文明尤其是既有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就会因基石的动摇而坍塌。尽管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停止过对自己的生物本性及其家庭的本能冲动的忧思、反省与改造，从伦理道德到政治法律制度，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对这种“自然”本性的现实批判，但是，这种反省与批判的本质，是对“自然”价值的提升和超越，而不是对它的否定与颠覆。正如黑格尔所说：“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 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而家庭一旦彻底解体，无论是人最初的实体性，还是神圣性、义务感的渊源，都会由此丧失，现有意义上的伦理也随之“丧失”。另一方面，如不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及时转换和前瞻性准备，新形态的伦理必将因缺乏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指导而陷于混乱，并导致某些先天性甚至获得性文化遗传方面的缺憾。
关键词：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1-0140-02
1 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大科学、高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把人类推进到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由科学技术的异化所导致的，即由于科技的不当运用人为的把人类推进风险的境地[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关注和争论。追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核技术的应用，不论生活方式、世界形势，还是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科技的巨大革新无一不对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今，克隆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地外探索、基因工程……凡此种种前景广阔的科技进步，更在深层次上激发了人们对工程技术发展的思考：支持者期待新的技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反对者却指出若不对技术加以禁制和管控，未来很有可能会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面对已然融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科学技术，其相关从业人员的种种失德行为亦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人大到企业的决策层、相关技术的研究人员，小到参与或完成每一个具体工作的工程师、程序员。“由于某些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监理等环节缺乏社会责任感，，造成桥梁坍塌、楼房变形、尾矿溃坝、有毒气体泄漏等重大工程事故的消息，屡见报端。在制售假药、假酒、假种子，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随意排放和处置工业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中，某些工程技术人员明知后果严重却不声张、不抵制甚至积极参与。还有一些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试制和推广新产品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2]”。因此，对工程从业人员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科技与工程伦理教育之必要性便愈发凸显。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在个别发达国家，工程伦理的高校课程设置已经较为成熟，其课程质量亦被列入教育资格审查体制当中。但在我国，由于这门课程开设相对较晚，在国内缺乏长期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当前过于强调工作岗位应用与就业短期收益的国内教育体系在整体上对其缺乏关注，国内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学都或多或少的遭遇了诸多困境。因此，尽早认识困境并尝试摆脱困境，无疑是当前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当前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2.1 理工类院校教师对开设伦理教育课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工程伦理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理工科大学生，即未来科技工作的决策者、设计者、管理者、实施者及评估者树立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价值意识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评价意识，掌握对现代工程活动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基本规则[3]。”这一任务的达成，必须依赖教师对工程伦理教育的高度重视，但目前这一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理工类院校的任教教师在其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国内甚至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界尚未出现或完成对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设立，而伦理意识的形成无疑依靠着文化全体对于个人的长期濡染。然而现实是，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缺乏对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开设必要性的认识，其根本原因是其本人的科技伦理意识不高，自然无法在教授相关课程时向学生们充分传达本课程的德育内涵。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对相关课程设置必要性认识的缺失，理工类院校在开设相关课程时也显得缺乏针对性，课程类型往往不作为必修，课程安排相对比较松散，课堂内容停留于照本宣科，缺乏感染力，教师的安排则一般选择社科类教师担任“外援”，自然难以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
2.2 理工类学院工程伦理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迄今为止，我国只有部分重点工科院校开设了“科技伦理”、“工程伦理学”等必修课，课程开设的范围十分有限。有些高校在必修课的基础上利用通识教育平台开设了“生态文化概论”、“工业生态学”等选修课，毫无疑问，这些课程的开设对增强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价值判断力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课程基本上处于与专业教育相分离的状态，而且师资力量也很薄弱，很多上课的教师都不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工程伦理课程基本停留在导论、概论等层面上，没有实现该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紧密衔接和深度融合，结果往往导致学生对工程伦理认识不清，在将来的工作中极易出现工程行为方面的道德问题。
2.3 理工类院校学生对于跨学科课程的抵触
这一点不仅仅是“科技与工程伦理”这一门课程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理工类学生对高校开设的所有人文社科类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理工类专业内相关人文课程设置不太合理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理工科学生特别是工科学生过分追求应用类知识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我国当代国民价值观趋利与短视共识所导致的，也与我国就业现状的严峻现实密切相关。同时，这恰恰反映了我国教育对学生德育内容即人格塑造的缺失。学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问题，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更能映射出大学教育之前的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3 加强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的对策选择
3.1 强化教师对工程伦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这需要理工类院校校方认识到伦理教育在科技与工程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克服短视的教育思路，并请相关社科教师对理工科教师开设科技伦理的师范课程，之所以要对全体理工科教师开设课程，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伦理意识的非理论性。因此，伦理意识的教育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科技伦理本科的课程上，而是应该由全体科技伦理意识足够高的理工科老师，在日常的所有授课中对学生进行濡染，大学课堂的开放性在这里成为最值得利用的优势。“在专业教师团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地把工程伦理章程的相关内容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之中，让学生牢记工程师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内在契约关系，使其正确的伦理行为在工程实践活动中为人类带来健康、安全和福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4]。”惟有如此，才能弥补大学生在本科教育之前德育的缺失。当然，伦理教育乃是对人才的长期投资，由于它的非理论性，只有在长期的濡染中才能在学生意识中形成体系化的道德律，并且真正起到伦理意识在其日后相关工作中的引导与规避作用，也正因如此，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科技与工程伦理课程体系才显得如此紧迫。
3.2 应针对所有理工科类师范生开设相关的科技伦理课程
应开设“独立教学与学科渗透相结合的理论模式。独立教学，即独立进行工程伦理的课程教学，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有专职教师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理论讲授。学科渗透，就是将工程伦理问题渗透到其他课程中，将与技术内容密切相关的工程伦理案例分布贯穿于该课程的全过程，进行渗透式教学[5]。”另外，应将科技伦理相关的项目，至少以考题的形式加入理工科教师资格审查考试中，不得不承认若要唤起学生对科技伦理意识必要性的认识，将其加入资格考试是一条捷径。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科技与工程伦理是针对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所发展出来的特殊学科，它与普适的思政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亦有其独特性。在师范类院校，通识性的思政教育早已存在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培养模式，但它并不能替代科技伦理教育，对于理工专业师范生而言，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承担着全社会科技伦理启蒙的重任。科技伦理意识的普及刻不容缓，源头性的对策才是破困的根本所在。
3.3 将工程伦理知识融入工程专业课程
通过工程课程来传播工程伦理知识，需要将工程伦理知识与工程专业课程相结合。例如，可以在工程概论、工程学、高级设计等课程里融入工程伦理的相关内容，专业教师不仅要准备专业内容还要准备伦理知识，并思考如何在教学中将两者有机结合，将道德和安全作为良好的工程实践的共同属性，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研究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工程伦理课程的任教老师，要积极参加由工程专家和伦理专家开设的讲座，与其他高校的教师进行经验交流，从而更有效地把伦理知识融入到工程专业课程中。
参考文献：
[1]于丽.生态文明视域下理工科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探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3）：61～63.
[2]王 前.在理工科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0）：110～111.
[3]刘绍春.工程伦理教育与理工科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39～41.
关键词：基层政府；行政伦理；失范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政府部门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党的十报告明确强调“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框架内，把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核心与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形态。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党内而言首先应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将正确的行政伦理理念扎根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岗位。
从我国政治体制层面来看，人民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级层。基层政府属于地方政府的范畴，一级组织机构在大范围能承担着与公众接触的工作。因而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基层政府的工作效果上。基层政府不仅直接反映了我国政府行政执行能力，又承担着国家与人民直接沟通的纽带作用。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公务员行政态度不正、行政失范现象频发等问题在许多行政岗位，尤其是基层岗位上尤为突出，这与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滞后有很大关系。由于基层公务员与人民群众最为密切，其行为伦理失范将有可能损害国家和公民的公共利益，制约政府公信力，并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发展的不协调。因而分析基层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对提高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水平，推动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行政伦理的理论在国外发展较早，已经被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后，人们开始关注公共行政中的“责任”、“效率”等问题。后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行政伦理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
在行政伦理失范的研究方面，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片面地追求效率。由于传统的行政机构奉行的是“效率优先”的原则，因此行政学开始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行政效率和政府制度建设上，而不是行政的伦理价值诉求上。第二是行政人员定位含糊不清。虽然政府以公共服务作为核心职能，但行政人员依然是动机复杂的自然人。当公利与私利发生冲突而需要作出抉择时，一些公务员难免会违背自身角色定位，做出失范行为。三是组织结构问题，传统的官僚制下，行政人员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组织的压制，如果组织上级出现了道德问题，那么下级往往也只能跟从。第四是研究方法问题。早期的实证研究法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割裂，许多研究仅仅停留在事件表面，没有展开深入内在价值的探索，因而起到的借鉴作用较为有限。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看法：王佳佳经过分析“开胸验肺”事件后提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公务员伦理观念的缺失，没有形成行政伦理的意识。学者周建勇从角色冲突角度分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指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在角色冲突时往往表现为公务员的选择”。学者刘峰在其论文中认为一些体制外的文化因素如“人伦文化”、“官本位”等在公务员进行行政决策以及行政行为中都要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制度、行政执行（自由裁量权）等独特角度分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
总结来看，自行政论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的长期探讨，其理论和研究正在日益完善，学界对行政伦理的认知也越来越透彻。但由于万物发展的定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形态的进一步变化，行政伦理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当前，我国学者对于行政伦理研究相对比较少，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阶层，尤其是对于当下失范现象频发的基层政府，未能有足够的研究。
三、行政伦理的相关理论
（一）行政伦理的概念
行政伦理的词汇是一个由“伦理”与“行政”结合而成的复合词，究其字面来看即意味着在行政范畴内的伦理观念。具体而言，伦理是人们日常行为判断的标准，通过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来对行为进行软性的监督，对人们行为的价值进行传统道德的约束。而行政，狭义的行政是指国家职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的总称，广义上的行政则是指政府政治生活的全部。将“伦理”放入到“行政”范畴中，意味为政府工作人员行政行为树立了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涵盖了行政主体的思想态度、工作作风、工作过程价值追求等各个方面。
（二）行政伦理的特征
第一，行政伦理的时代性与传统性。从古代的官僚制到如今的“人民公仆”，政府中一直存在着某些成文或是不成文的伦理观念。自古以来伦理都是与道德观念紧密相连的，每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都与当时的社会道德风尚相关。在现今，行政伦理的具体要求依然随着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丰富而变化，但每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都会或多或少地传承下来，对当代的道德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了时代性与传统性的统一。
第二，行政伦理的法律性。伦理的约束必然是高于法律，这点毋庸置疑。法律是作为约束每一位社会公民的底线，而伦理道德则是高层次的自我约束。法律具有绝对的强制性，硬性要求每一位公民服从，而伦理则是从道德、常理等进行规范性约束，是一种软性的约束，每种职业的伦理建设各有所异。由于行政人员肩负着公共责任，我们国家对其要求相当之高，已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达到了道德范畴。当公务员违背行政伦理规范时，很可能已经走在了违法的边缘。
第三，行政伦理具有规范性和底线性。行政伦理对国家公务员在工作精神、工作态度及工作过程的规范，引导着公务人员的日常行为都在法律和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之内。行政伦理是对公务员行政活动的最基本要求，是公务员必须拥有的价值底线，其本质是在提醒公务员保持其行为的适度性。
四、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困境
（一）基层政府伦理失范表现
第一，基层行政人员定位模糊。基层政府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流纽带，是政策与民意之间的桥梁，基层政府作为直接接触民众的部门，必须明确“人民公仆”的理念，坚决抵制的侵蚀。目前相当一部分基层公务人员依然摆脱不了的作风，把自身当作是人民的主人，对公权力的使用出现了偏颇。基层公务员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在私人利益面前，很多基层公务员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惜，对党和人民造成了伤害。
第二，服务意识淡薄。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表明行政权力的公有性质，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有的使命就是运用公共权力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克服传统的作风。基层政府散布全国的各个角落，存在知识普及与行政监督的困难，许多地区官僚作风依然难以摒除，行政人员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对公共服务持冷漠和消极的态度，这就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原则。
第三，责任观念淡化。权力与责任是并生关系，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故基层行政人员在掌握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相应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但从实际来看，当前权力本位观念和传统的思想依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基层行政岗位上，许多基层行政人员，甚至领导干部始终认为行政职权就是上级对下级似的指令式管理，造成了权责的错位。在这种失衡的权责关系之下，在面对物质利益诱惑时，许多行政人员都很容易挣脱责任的束缚，造成寻租或是行为。
第四，“面子工程”大行其道。当前，作为基层行政人员考核和晋升标准的政绩常常被不适当地量化为指数，这导致基层行政人员大搞形象工程来完成数字指标。为了完成上级目标，也是为了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便于升迁，许多基层政府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追求所谓经济建设的政绩，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如此不仅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更会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甚至越过法律的底线。
（二）基层政府伦理失范原因分析
基层行政人员伦理失范来源于诸多不同方面，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即行政人员自身原因，以及外部原因即来自外界的一些客观原因。
内因方面，主要是行政人员自身伦理道德的不足。表现为素质偏低及人格上的缺陷。素质方面，由于基层行政人员均是经国家考试选入，应试教育体现出的弊端在公务员考试上也能体现。笔试与面试是短期的考察，难以衡量出一个人的素质水准。一些抱着“铁饭碗”等想法考入政府机构的行政人员其入职初衷就更多地偏向了私利。
人格方面，所谓基层行政人员人格缺陷是指基层行政人员所独有的内在构成性的发展不协调，是一种背离常态行政人员人际关系和个人风格的异常模式。在基层行政人员的日产工作中，由于经常与公众打交道，需要经常行使手中权力，运转许多资源，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需要他们做出正确的取舍。在面对权力与金钱的诱惑时，人格不够高尚，意志不坚定的人往往会抛弃公众的利益，走上歪路。
外因方面，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的经济水平以及管理水平较为滞后，法治建设也不够完善。伦理教育培训需要多方面的投入，经济上的滞后会使得一些基层政府投入伦理建设的资金不够充分，拖缓了伦理建设进程。经济上的发展不均也是造成不同地区伦理建设进程相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不同基层行政领导自身的伦理水平与对伦理规范的重视程度有较大差异。若领导的伦理水平尚有待评估或是对伦理规范漠不关心，这就很容易引领伦理失范的风气，很容易导致自身或是下属产生失范行为。基层行政领导对于伦理规范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公务员对伦理规范的态度，如若行政领导对伦理规范不重视，则基层公务员易产生效仿行为，造成在行政行为中的行为不端。因此伦理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行政人员的鼎力配合，尤其是领导者的正确引导。
法治建设方面，依法治国是当今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应该坚决尊重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保证国家的各项法律落到实处。但是，我国目前的基层行政法律环境构建相对滞缓，基层的行政立法本位主义严重，以法争权现象突出，且立法内容相对滞后，各项规章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五、治理行政伦理失范的对策
第一，提高基层公务员自身素养。行政人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时刻严格遵守法纪，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并能与时俱进研习行政伦理在每一个新时期的丰富内涵，努力提高自身伦理水平。其次，要将党的公共服务精神永存心底，提高党性修养，将党的精神发扬到每一项任务中去。最后，积极配合组织的行政伦理建设，包括积极参与各类讲座、展览、报告会等，帮助构建良好的组织伦理氛围。
第二，加强基层政府的伦理建设。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提升基层政府的硬实力，提当地高经济发展水平。基层政府必须加强自身的投融资能力，结合长期规划部署，提高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充实自身经济实力。其次是部门内部的伦理建设，基层政府部门的伦理建设规划应当遵照党中央的相关指示与要求，同时结合组织内部的实际情况，对行政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系统化培训，逐渐内化伦理观念，打造良好的行政风气。
第三，健全对基层行政人员的监督机制。当前党和国家对于行政人员的规范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所缺乏的是现实的执行与监管的效率。高效的监管首先应健全基层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包括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并且将行政行为前中后三个主要时间段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应健全基层行政评价机制。一些西方国家在这个层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不仅对行政伦理加以立法，还专门设立了基层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
六、结语
行政人员的伦理建工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基层政府是国家政府面向基层群众的窗口，直接体现着国家公务员团队道德水准、工作作风与工作能力。同时，基层行政岗位的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行政伦理建设进程的一面镜子，只有当处于基层岗位的行政人员树立了正确的伦理观，能够认真履行公共职责，坚持“人民公仆”的服务理念，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才可以说是得到了基本的落实，在普遍的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理念的培养与灌输需要充足的时间，伦理的内容也应时刻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总之，伦理的建设需要长期的坚持，对行政人员的监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如此才能逐渐让伦理理念在广大公务员队伍中“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实化于行”。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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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125 — 02
伴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发现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危害。“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为人’的伦理本性，因此，推进科技‘人化’是规避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1〕科技伦理是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体现为科技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态度、方式、价值取向等。科技伦理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对我国国人、科技、社会和生态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
一、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上除了要体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共性要求，还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中明确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因此，科技伦理道德是高职人才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一部分教育者往往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出发，片面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服从与遵循，忽视科技伦理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服务与促进作用，忽视个人在面临道德向题时能动性的发挥，体现在学校德育教学中，表现为教育者重视道德知识与行为规范的学习，忽视学生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理想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科技能力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科技活动中的种种问题时无所适从，是非难辨。
（二）割裂思想道德教育与科技伦理教育的联系。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职生科技伦理的发展水平从一个方而体现了社会道德的整体发展水平。高职生是“准职业人”，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科技伦理素质的高低对社会职业道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良好的思想道德是形成良好科技伦理的基础，科技伦理是思想道德在科技活动中的迁移和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些学校在教育实践中片面强调科技伦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日常基本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的培养，甚至用科技伦理课取代思想道德修养课，这些做法既有悖于学校德育目标，也违背了科技伦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三）科技伦理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环境技术、生态技术的发展，提出许多科技道德问题。核技术的发展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核保密问题、核控制问题、核人权问题、核和平问题。”〔2〕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破译遗传密码的伦理问题、基因重组工程的伦理问题和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等等。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信息价值伦理、现代信息产权伦理、现代信息竞争伦理、现代信息隐私伦理、信息安全伦理和现代信息战争伦理等等。”〔3〕高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装有许多好东西，用之不当，就可能导致战争危机、生命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因此，需要专门的道德规范对其加以引导。然而，有些老师在讲授科技伦理过程中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对科技伦理规范进行抽象的阐释，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忽视学生自身对科技伦理的理解、体验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有的教师教学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理论和实际脱节，听起来索然无味；有的老师只要求学生死记书本知识，不注重具体行为训练等。这严重影响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
（四）行业科技伦理教育特点不突出。“科学的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问题不是什么外在的，而是伴随着对真理的探求产生的。”〔4〕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高职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高职生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由此带来的是他们的科技行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偏离科技伦理规范。因此，高职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是高职学生就业成功和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多数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局限于一般科技伦理教育。强调作为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科技伦理的共性要求，面对各行业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则很少涉及。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科技伦理教育不够重视，认为那是实习单位的事；二是有些学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对行业科技伦理研究不够深人，往往对行业科技伦理内容的讲解泛泛面谈，一带而过。
二、改进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途径
（一）坚持科技伦理教育的基本原则。1.系统性原则。包括：内容的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应包括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价值现、科技理想、法律意识、科技生涯设计与指导等内容；教学组织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的组织包括理论知识学习、行为训练、实践学习等多种途径；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即要根据学生不同人生发展时期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的科技伦理教育。2.实践性原则。科技伦理教育必须与各种实践活动相结合，即使是课堂教学，也需联系具体的科技行为，引导高职生真正领悟科技伦理规范。3.开放性原则。包括：教学主体开放，即要聘请校友、实业家、劳动模范等成功人士举办讲座并与学生交流，用他们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开放，即既要讲中国科技伦理的案例，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案例；教学手段开放，除常规课堂教学外，还要采用参加企业活动等教育形式。4.行业性原则。要求在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业科技伦理教育。
（二）构建系统的科技伦理教育内容。1.科技价值教育。科技价值观是人们对科技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看法，是构成科技伦理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价值观教育包括：正确认识科技与专业的关系、科技对人生发展的意义以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2.科技理想教育。科技理想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在科技活动中的奋斗目标，对科技行为起引导、激励作用。科技理想教育包括：认识科技理想的作用和意义、实现科技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以及根据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制定目标明确、内容翔实、措施具体的科技发展规划。3.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包括：科技伦理基本规范教育和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4.现代科学精神的培养。包括：认识创新的意义、树立创新理念、掌握创新方法与途径、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正确对待竞争中的种种挫折和团队合作精神等。
（三）全方位实施科技伦理教育。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要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容较少的现状，让科技伦理知识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包括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规范、科技生涯设计、科技活动中的法律规范、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实现等，要避免了学科知识的简单陈列。2.通过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加强科技伦理教育。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可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能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3.充分利用实习强化科技伦理规范教育。科技伦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借助实践可以使学生领悟科技伦理并外化为职业行为。实习前要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理论教育；在实习过程中，既要请实习单位的管理人员或岗位能手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的讲解与示范，又可以由指导学生到实际操作现场感受和体会科技伦理和从业精神的内涵；实习结束后要学生结合自己经历反思科技伦理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的重要性。4.利用专业课教学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专业技能的习得与提高。因此，科技伦理教育要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相结合，尤其是行业科技伦理规范的学习与掌握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联系密一切，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应该对学生进行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纳入学习中。“还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如对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应开设技术伦理、工程伦理课程；对环境与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则开设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等课程。”〔5〕
（四）改进科技伦理课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法。科技伦理尽管是抽象的，但体现在大量鲜活、具体的生活中。教师既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科技实例的列举和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生动，使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真实的案例中得到提高；也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相互交流分享，加深对科技伦理的理解。2.讨论辨析法。我国正处于杜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学生，青年学生虽然主体意识增强，但思考和辨别能力不足，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或模糊不清，或极端片面，或矛盾重重。在科技伦理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某些科技伦理问题组织讨论，让学生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并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讨论成辩论中澄清自己的科技伦理观，明确自己的科技行为的后果与责任。3.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具有很强的示范和精神激励作用。在科技伦理教育中，要善于列举学生在生活中容易感知的人，如本校的毕业生、本行业科技专家等，用他们的科技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4.企业文化感受法。企业文化感受法实际上是一种情境教学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塑造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凝聚着企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科技伦理也融合在企业文化中，显理着时代感、形象感，既生动活泼，又真实具体。因此，学生在体验企业文化的同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伦理文化。感受企业文化的途径很多，可以观察或参加企业的各种活动等。
〔参 考 文 献〕
〔1〕牛庆燕.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与科技人化的伦理应对〔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庆臻，苏富忠，安维复.现代科技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67.
〔3〕杨荣.当代科技伦理的焦点问题〔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8.
1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概况
信息伦理学最初以计算机伦理学(computerethics)的面目出现。1985年，美国著名哲学杂志《元哲学》(Metaphilosophy)10月号同时发表了摩尔(JamesMoor)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和贝奈姆(TerrellW.Bynum)的《计算机与伦理学》两篇论文，被西方学术界视为计算机伦理学诞生的重要理论标志(需要指出的是，W.曼纳早在1976年就提出并使用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一概念叭但其工作没能成为西方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起点)。之后，哲学界、计算机界、信息管理界等具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人计算机伦理问题研究，思考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中所产生的大量道德和社会问题，i卜算机伦理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成为西方应用伦理学(appliedethics)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伦理学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因特网的应用，信息网络成为新的社会基础结构，计算机伦理学所设定的研究视域对解答西方信息网络社会整体上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已显得力不从心1996年，罗格森(SimonRogersom)和贝奈姆共同发表题为《信息伦理学：第二代》的文章，指出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内容的计算机伦理学研究范围有限，深度不够，应用领域狭窄，属第--代计算机伦理学，第二代计算机伦理学应为信息伦理学p]。高尼亚科(KrystynaGomiak)倡导建立有力的信息伦理理论来为网络社会提供指南和决策;卡普罗(RafaelCapurro)考察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伦理挑战'这些学者的主张和做法反映出信息伦理学理论与学科取向的变化：计算机伦理学只是信息伦理学的一部分，信息伦理学应将伦理考量的视域由信息技术拓展到信息社会的整个社会信息活动，为信息社会伦理问题的解答和新的道德秩序的建立提供道德论证和理论帮助。目前，信息伦理学正处于开放式发展过程中，其核心知识范畴尚未形成。
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论著增加迅速，仅以著作为例，根据泰万尼(HermanT.Tavani)所进行的文献统计分析，1997年以来已出版信息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网络伦理学)专著、教科书、论文集近100种[4]。(2)专门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学术期刊JournalofInformationEthics(1991)、Ethic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1998)、EthicsofInformation,CommunicationandSociety(200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创刊。一些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大学纷纷设立信息伦理学研究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了专门的信息伦理项目(INFOethics)，世界科技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成立了信息社会伦理分委员会(Sub-CommissionontheEthicsoftheInformationS〇dety)Q(3)地区性或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定期召开，如UNESCO从1997年开始，已举办了3届信息伦理学国际会议;英国DeMontfort大学计算与社会责任中心自1996年起，每18个月举行一次ETHICOMP会议，迄今已举办6次。(4)信息伦理学已进入大学课堂，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门课程，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电子前沿的伦理与法律》,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计算机伦理与社会责任》，匹兹堡大学开设了《信息伦理学》等。
2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1基本理论问题
2.1.1信息伦理问题的独特性。
信息伦理问题是否具有独特性关系到信息伦理学能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予以确立的问题。曼纳(WalterManer)认为，计算机应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特的伦理问题，已有伦理学理论无法类比与计算机有关的道德问题这一事实，证明计算机伦理学的独特性[1]。摩尔(JamesMoor)在其富有影响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一文中指出，计算机技术与其他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逻辑延展性，它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这种新的可能性反过来会创造规范与政策方面的真空。计算机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存在的理由在于：识别计算机所创造的政策真空，澄清概念混乱，并对形成和解释新的政策提供帮助'摩尔后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之所以需要计算机伦理学，是因为“常规伦理学"(RoutineEthics)不能够有效处理计算机技术应用所引发的众多规范性问题'应该说，摩尔等人的观点代表了国外信息伦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摩尔等人相反，另有一些学者否认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独特性，从而对计算机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学科合法性提出质疑。约翰逊(DeborahJohnson)解释说，对信息伦理的独特性问题之所以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原因在于认识起点的差别，如以技术为起点进行思考，就会认为计算机众多特征具有独特性;如以伦理为起点进行思考，就不一定认为伦理问题因为与计算机应用有关而显得特殊。她用生物学上的属种关系类比说，计算机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最好看成是已经存在的类道德问题中的一个“新种”[7]。
2.1.2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论。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伦理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为信息伦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约翰逊[7]和斯皮内洛[8]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分别把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以康德和罗斯为代表的义务论，以霍布斯、洛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论，这三大在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道德理论，作为他们构建信息伦理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功利主义有利于人们在信息技术应用的道德冲突中作出合理的道德选择。道德义务论中的一些普适原则和义务可以应用于信息技术活动，转换为一些特定的“二级义务”，如避免用计算机伤害他人，尊重知识产权，尊重隐私权等。权利论伦理学由于强调权利是道德的基础，在信息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尊重人的各种信息权利，正当的行为是与尊重人的包括信息权利在内的各种基本权利的正义原则是一致的。
约翰逊、斯皮内洛等人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所作的思考被视为“主流计算机伦理学”，相应地，其方法论被称为主流方法论。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主流方法论应予以修正，加入跨学科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布瑞(PhilipBrey)认为计算机伦理学研究应是多层次的和跨学科的，他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揭示层次、理论层次、应用层次，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三个层次应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气亚当(AlisonAdam)认为合适的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方法需要考虑与性别有关的偏见，她阐述了女性主义伦理学如何与注重观察的经验研究相结合，以使计算机伦理学能够认识性别的特定意义。
2.1.3对信息技术有关问题的哲学思考。
与暗示技术价值中立的技术决定论不同，建构论立场强调信息技术不是一种抽象的与价值无涉的工具，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主张揭示蕴含于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因素，从信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体现人在其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其中，虚拟现实问题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题。主体、客体、事实、真假等重要哲学概念和真实生活的常识所受到的冲击，促使人们思考虚拟现实的本质、运行机制及其对人们认知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并由此扩展到对网络空间、网络社群、网际社会、虚拟全球文化等问题的探讨毋庸置疑，对虚拟现实有关的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的理解和透视，必然蕴含对此过程中伦理冲突的揭示，是理解信息伦理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2.2信息伦理原则与规范。
国外学者基于西方社会认可的一般伦理价值观念，探讨了信息伦理的基本原则问题。巴格(RobertN.Barger)认为，在当今伦理困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世界中，找到一种简单的、每一个人都赞同的标准道德规范的希望是渺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做这种努力是无用的。他建议对计算机伦理学设定三条普遍的基本原则：(1)一致同意原则，如诚实、公正和真实等;(2)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对不道德行为的禁止上;(3)通过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和对遵守规则行为的鼓励，来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防范[12]。
斯皮内洛提出了计算机伦理道德是非判断应遵守的三条一般规范性原则：(1)自主原则：尊重自我与他人的平等价值和自主权利;(2)无害原则：人们不应该利用信息技术给他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3)知情同意原则：在信息交流中人们有权知道谁会得到这些信息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他人无权擅自使用这些信息[8]。塞文森(RichardW.Severson)在其著作《信息伦理原则》中专门探讨了伦理原则问题，并分设专章阐述了他所倡导的四个信息伦理基本原则：(1)尊重知识产权;(2)尊重隐私;(3)公平参与;(4)无害。
一些学者还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对信息职业的伦理意含及其道德规范进行了研究。约翰逊在其《计算机伦理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计算机伦理学旨在帮助学生和计算机专业人员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职业，做出更恰当的道德选择。”并在书中专门探讨了计算机专业人员的特殊性、职业关系、责任冲突及职业规范等问题[7]。在《IT职业人员是否需要伦理规则?》一文中，她进一步提出，IT职业人员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承担责任，需要一种专门的职业精神。
作为促进职业精神的众多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伦理规则可以帮助IT职业人员形成关于责任和诚信的强烈意识。伦理规则是一种职业符合道德地运用专门化知识和实践职业技巧的一种承诺，体现了某一职业所积累的智慧[M]。韦克特和爱德尼阐述了信息职业和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准则，具有多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
一些信息伦理学研究机构和信息职业协(学)会，还提出制定了具体的信息伦理准则或职业守则，在实践层面丰富了信息伦理学的规范体系。例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著名的“计算机伦理十诫”，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制定了“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美国信息科学学会(ASIS)%、英国计算机学会(BritishComputerSociety)、加拿大信息处理学会(CanadianInformationProcessSociety)、日本电子网络集团(ElectronicNetworkConsortium)等都制定了各自的职业伦理守则。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forInformationProcessing)伦理特别兴趣小组在柏留尔(JacquesBerleur)教授领导下就信息伦理规则的主要形式及其实践效果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评估。结果显示，伦理规则在促进行业自律和政策制定、规范信息人员行为和帮助人们进行伦理决策方面，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2.3信息活动中的现实道德问题
2.3.1与人的信息权利有关的伦理问题。
(1)隐私权。国外学者对隐私权是人的自然权力还是一种工具性权力存在不同看法[18]。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使隐私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消费者与商家之间、雇员与雇主之间的隐私权冲突成为备受关注的两个问题[19)。商家基于利益和效率，有可能将消费者数据出售给不负责任的供应商，并对员工进行监视，从而使消费者和员工的隐私权受到侵害[2°]。问题在于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个人隐私。
(2)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二重属性(产权，信息)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面临着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2\信息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征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利平斯基(TomasA.Lipinski)和布里特兹(JohannesJ.Britz)认为，问题的解决除从经济角度考虑(是否有利于知识创新与效用增进)以外，还需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作出考量，关注诸如正义、平等等伦理因素。他们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伦理反思，提出了6条基本伦理原则PU。
爱肯科瑞(NivaElkin-Koren)表达了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下公众利益的担忧。他以《美国新千年数字版权法案》(DMCA)禁止旨在规避版权管理系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为例，指出DMCA歪曲了知识产权长期以来在所有者的经济权益和公共信息存取之间保持平衡的传统，使公共空间和公众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22]。舍尔(BarryShore)等人通过对香港、新西兰、巴基斯坦和美国4个国家和地区软件拷贝与侵权状况的调查，揭示了文化因素对信息伦理的影响，为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视角[23]。
(3)信息自由权。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自由权的实施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色情信息[241、种族仇恨言论[25]、虚假信息等，由此引发人们对因特网内容是否应该进行管制的辩论。赞同者认为,采取立法手段或技术措施对因特网内容进行管制和过滤是必要的，并且其合理性在道德上是可以证明的;反对者认为，对因特网内容进行审查和监管将侵犯言论自由权。美国旨在禁止故意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色情内容的《正当通信法案》(CDA)由于遭到ISP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被最高法院以违反《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为由否决，说明伦理个人主义所诉求的自由在经济功利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下，必然导致某种程度的异化。
(1)信息社会中的人与社会价值。
尼森鲍姆(HelenNissenbaum)通过分析信息技术的社会冲突及其内含的社会价值，提供了一幅信息技术的社会、伦理、政治维度的全景图像。她从集体、工程企业、个人三个方面考察了内嵌于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与实践过程中的人和社会价值因素，指出我们要保持对已有社会价值的承诺，揭示技术对人和社会价值的影响，不能在技术理性的扩张中使人和价值随之迷失。而如何在个人需要(自由、自主、责任)和制度需要(程序、遵守)之间取得平衡，是我们应着力关注的一个问题[32]。
(2)去权力与自我权力提升。
汉姆林克认为去权力(disempowerment)指人在确立自身和建构自身方面能力的下降。信息社会的去权力由以下因素引起:①排除;②数字依赖;③监视;④审查制度;⑤人种之非必要。信息技术对人的去权力具有非凡的潜力，但应该记住，这种潜力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使技术发挥作用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安排，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全球治理结构并不保证对技术的平等获取。信息社会中人的自我权力提升需要关于影响人们生活的决策方面的知识，以及对这些决策来说可采取哪些行动的信息，而且要求有社会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取决于信息技术，而取决于一个负责任社会的管理质量”[32]。汉姆林克的分析与科塞维克(DavidKonzevik)等人关于社会排斥的分析同出一揆，为我们思考信息技术在权力建构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3)信息社会中民主的风险与弱点。
柏留尔通过确认商业因素是信息社会的主导因素，表达了他对信息社会政治民主的担忧。民主意味着政治自由的制度安排，制度的首要功能是保证公共空间的存在和连续——在那里任何人的观点都必须受到尊重，因此需要达成维护辩论的程序共识，而人们(包括国家)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可能会无视这一“共识”。柏留尔因此强调指出，我们说民主处于危险之中并非因为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是因为它被对待的方式。他在伦理层面上阐述了采纳“讨论的程序伦理”对维护公共空间的重要性，这样基于规则的讨论将有可能在各种相异的观点中求得共识。如果没有价值方面的考量，即使开放更多的频道，也不会增进理解的水平™。
(4)信息社会的文化冲突。
国外学者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主题：一是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颠覆及其后果;二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文化冲突。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颠覆在后现代学者那里已有比较深人的思考和辩论。马克波斯特认为，以电子书写和电子交流为代表的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印刷文化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而具有多重的、非自我同一的、身份不稳定的特征，从而使印刷文化的现代根基(理性、独立思考、自律个体)发生动摇，由此可能形成后现代性的电子文化。马克波斯特强调说，我们目前还无法清楚地认识这种文化，但其已显示的部分后果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33]。
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主要是如何在国际信息交流中维护国家信息主权和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基础设施及制度安排的匮乏使其在新的网络信息革命中进一步边缘化[34];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参与和融人全球信息社会。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应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来进行“参与”?以语言为例，布坎兰(ElizabethA.Buchanan)分析说，目前因特网上90%以上的内容使用英语，非英语人群要参与交流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语言，但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最显著的标识，放弃语言即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一个文化同质化的社会无论从情感上还是道义上，都是人们难以接受的[34〗。
［关键词］伦理气氛 激励 激励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激励是从满足人的需要入手，以一定的奖惩措施，激发和引导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向提供激励者预期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近年来，管理伦理学的发展及其在实际管理行为中的应用逐渐受到组织领域学者的重视，而伦理管理中的重要概念：伦理气氛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用于讨论组织环境对员工个人行为、对不确定情境反应及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组织伦理气氛是影响员工工作动机、离职倾向、成就态度、价值取向等激励要素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
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实，激励的实施效果受到组织伦理气氛的极大影响。但是，现有成果大多是将激励和组织伦理气氛作为组织管理的两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而缺乏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将探讨在不同的组织伦理气氛中，各种伦理激励方式的有效性，并提出激励方式要与企业伦理气氛相匹配的结论。
二、理论基础
1.伦理气氛类型
组织伦理气氛的概念是Victor和Cullen于1987年首先提出的，他们将伦理气氛定义为：组织内关于什么是道德行为和对道德问题如何处理的共同认识。Victor和Cullen提出，根据三个不同的道德标准：利己主义论、功利主义论和义务论来划分伦理气氛，即利己主义标准、慈善性标准和原则性标准，对应于决策者在道德分析中参考的三个层次：个人层次、公司层次和社会层次，得出了9种理论上的伦理气氛，分别为：自我利益、友谊、个人道义、公司利益、团队利益、规则和经营程序、效率、社会责任、法律和专业规范。同时，他们开发了伦理气氛问卷表（ECG）来测量理论上存在的伦理气氛。ECG问卷表共包括47个项目，通过实证研究Victor和Cullen（1988）得出了在实际企业中存在的5种伦理气氛，如表1。
工具主义的伦理气氛是所有层次上的自我主义，决策者的决策目的首先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考虑自己的决策可能给他人造成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关怀性的伦理气氛是所有层次上的慈善性标准，组织所谋求的是绝大多数人的
利益，组织成员在决策时不仅关心自身利益，还能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决策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并试图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基于规则和经营程序的伦理气氛强调严格遵守组织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规章制度，成员行为以组织原则和各种制度为准绳。基于法律和专业规范的伦理气氛要求组织成员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受限于外部力量，而组织本身在规范成员行为方面并不发挥主导作用。独立型的伦理气氛组织的约束力量比较少，成员行为主要受到个人道德标准和道德信念的约束，或以公认的道德原则为约束。
2.激励方式
在激励的过程中，既要为激励目标的实现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又要注意强化组织成员对目标的追求动力，因而激励是一个不断认识、评价和调控的过程，研究表明，激励对象对目标价值看得越重，估计其能实现的概率越高，激励力量就越大。因此，要提高激励的力量，就必须提高激励目标在组织成员心中的地位和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企业对员工的激励一般包括以下内容：目标激励、诚信激励、公平激励、民主激励和榜样激励。根据目标设置理论的观点，目标自身就是一种激励因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必然有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在起作用。目标激励是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一起协调、共同制定目标、确定彼此责任，来激励组织成员的责任心与荣誉感。诚信激励是对组织成员“诚实”和“信用”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激发，以此为内在的基础影响力，激励员工从单纯的诚信行为管理，转变为价值观的深层次管理。公平激励是激发员工在工作中的一种积极性心理平衡态，人本身有公平的需要，尤其是知识型员工，公平感对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影响很大。民主激励从根本上说，就是使员工“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从道德层面上看，如何看待人的问题本质是一个伦理问题、善恶问题，民主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榜样激励是根据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会主动寻找自己的崇拜偶像和榜样并以此进行自我激励的特点来实施激励。
激励方式的选择，一是要考虑到组织的可调动资源，二是要使多种激励内容有机结合，三是要对应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基于以上三点，企业通常采用的激励方式包括三种主要形式：生存激励、成就激励和信仰激励。生存激励满足组织成员在生存条件和个人发展方面的需求，具体可包括奖金、休假、住房、教育培训机会等。成就激励满足组织成员在社会认同和尊重、职业成就等方面的需求，具体可包括职务提升、授权、表扬和肯定等。信仰激励满足组织成员的道德信仰需求，可采用荣誉激励、文化激励等方式加以实现。
三、伦理气氛对企业员工的作用
1.企业伦理气氛的类型
伦理气氛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性，其形成受到社会因素、组织因素、个人因素和领导因素等的影响，而伦理气氛对组织成员的约束力也有强弱之分。我们通常根据某一特定时期在企业中占强势影响力的氛围来判别其伦理气氛的类型，但企业的成长、外部环境的改变、企业战略的变革都可能导致其伦理气氛类型的转变，即原有的弱势氛围变为强势氛围并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考虑到我国企业伦理管理的实际需求和现状，本文从伦理气氛判别的基础理论出发，根据三种基本伦理判断标准：目的论的利己主义标准、义务论的法律和专业规范标准、原则论的道德规范标准，将企业伦理气氛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利己主义伦理气氛、遵循法律规范的伦理气氛和遵循道德规范的伦理气氛，这三种伦理气氛呈现为一种递进的伦理意境，是企业伦理气氛不断发展的逻辑程序。
以利己主义伦理气氛为主导的企业，企业以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作为主要目标，企业活动以实现最大化的企业利益或个人利益为主，对其它方面的利益考虑较少。在利益倾向上，对短期利益的偏向较为典型，企业往往很难抵挡短期利益的诱惑；在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上，由于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很少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企业难以真正实现顾客忠诚、员工忠诚、合作者信赖、社会信赖等长期目标，同时还可能因为企业的失德行为支付道德成本；在内部管理上，由于员工缺乏对企业的忠诚而被迫支出额外的监督成本、培训成本。
以遵循法律规范伦理气氛为主导的企业，企业活动以遵循法律和专业规范为最主要。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高速发展期，原有的道德规范受到了冲击，缺乏对人们行为的有效约束，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范的清晰性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统一明确的行为准则，约束企业及员工的不道德行为。但这类企业缺乏一致性的道德规范体系，而法律和规范只规定了什么是禁止的、不应该的，却没有指明什么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以遵循道德规范伦理气氛为主导的企业，企业行为以是否遵循道德规范为判断标准，即使是遵循道德规范需要以牺牲暂时的利益为代价。这类企业是最能培育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成长的，特别是对于知识型企业而言，企业超越自身利益的使命和目标更能吸引知识型员工的加入，在诚实、依赖、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基础上所形成的充满信心、责任和忠诚的环境能够充分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产生出最为出色、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这正是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知识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同时，从企业长远利益来看，遵循道德规范伦理气氛的企业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共同发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培养顾客忠诚、吸引投资者、形成与合作者的良好稳定关系，从而获得企业的长远发展。
2.激励的作用机制
组织是由若干现实的个体所组成，因此企业中每个员工的价值观可能互不相同（表现为员工差异性、员工与企业目标冲突、员工利益冲突），甚至员工在同一活动中对同一客观效果的追求行为，也可能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类型：有的可能是寻求一种社会认同；有的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有的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有的可能就是为了多获得一份报酬。当员工进入企业后，企业伦理气氛对其的作用会产生3种结果：对个人价值观认同企业价值观的员工，会产生巨大的工作动力；对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不相同的员工，如果企业激励方式得当，并构建一种以企业价值观为导向的行为导向机制和德行成本补偿机制，使员工能享受这种秩序所带来的好处，员工行为将逐渐与企业目标一致并最终实现价值观的趋同；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不相同，并且激励方式无效的员工，成为企业的“边缘”人员，最终脱离企业。
根据以上分析，激励发挥作用的过程如图所示。
⑴企业管理者在了解员工需求、动机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运用企业各种管理资源，满足员工需求，影响员工的行为，才能取得良好的激励效果，实现员工与企业目标的一致。
⑵组织伦理气氛是一个介入变量，传达了企业所期望的行为标准，将员工行为引导到期望行为方向，不同类型的伦理气氛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不同。
⑶伦理激励方式要与企业伦理气氛合理搭配才能发挥作用。
四、不同伦理气氛下企业激励方式选择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组织伦理气氛作为一种组织环境因素，对组织成员的行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伦理气氛也必然对伦理激励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将企业伦理气氛划分为三种类型：利己主义伦理气氛、遵循法律规范的伦理气氛和遵循道德规范的伦理气氛，下面分别讨论在这三种伦理气氛中，生存激励、成就激励和信仰激励的作用效果。
在以利己主义伦理气氛为主导的企业中，突出强调企业和个人的自我利益，其伦理气氛表现为“自利”和“公司利益”的特征。在这类企业中，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员工能为企业创造最大利润，而员工也必须依靠薪酬的增长和职位的晋升才能被企业认可、得到满足感，因而员工格外看重自身的能力和绩效，能力是创造发展的条件，业绩则构成晋升的平台和砝码。生存激励满足了员工的基本需要，如工资、奖金、安全等，同时提供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如培训机会，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员工，发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利己”的氛围中，影响员工行为的最大因素为是否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员工的机会主义和短期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对激励周期长、收效缓慢的成就激励不太感兴趣。同时，以自身利益为行为出发点的员工，不可能取得价值观的一致，因而信仰激励在这类企业中很难取得效果。
在以遵循法律规范伦理气氛为主导的企业中，企业要求员工坚守法律条令和专业规范，凸现出“原则”与“标准”的氛围。企业通过法律规范将员工利益追求、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三者结合起来，企业经营过程中求正利，遵守社会法纪，内部运行规则有序，这样的氛围有利于培养员工的个人责任心和自我道德约束。在这类企业中，员工更多关注的是能力发挥、挑战性任务的实施、发展空间的提供等整体素质的提高，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生存激励的效果减弱，而能为员工提供长远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的成就激励成为员工的要求。但是，由于员工与企业的结合是通过法律和规范，将普遍的法律规范作为共同的行为准则和约束，在价值观上仍然强调的是自我道德价值问题，而没有形成企业与员工之间价值观的融合，因而信仰激励同样难以实施。
在以遵循道德规范伦理气氛为主导的企业中，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公司考核的主要依据，企业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目标追求和自身行为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追求，凸现出“友谊”、“团队利益”“社会责任”的特性，并以此为核心逐步实现企业与员工价值观的融合，以及员工个体之间价值观的相互认同。信仰激励即是对员工的个人价值观进行管理，使员工行为受企业核心价值观主导。成就激励对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激发已经表现为对社会的贡献，但其立足点仍然具有“自我”特点，而信仰激励是帮助员工实现超越自我、面向社会的跨越，即由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转轨，从为社会的贡献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满足。在这类企业中，生存激励和成就激励依然对员工有一定的作用，但信仰激励对员工行为起到主导作用。
建立激励方式与企业伦理气氛关系如表2。
五、结论
企业激励方式选取受伦理气氛类型影响，伦理气氛类型不同的企业，所采取的激励方式不同。对于利己主义伦理气氛的企业，生存激励较为有效；对于遵循法律规范伦理气氛的企业，成就激励较为有效；对于遵循道德规范伦理气氛的企业，信仰激励较为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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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工程建设既是经济强大的重要手段，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关照对象，而环境保护又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具有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互动依存发展关系。在理清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索工程建设中应有的环境伦理思想，通过将环境伦理观念深入工程建设的途径，来实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以期达到工程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建设，能源却十分紧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给自然资源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显然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环境健康的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思考工程建设中应具有如何的环境伦理学思想。
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要建设，大兴土木，大搞工程建设在所难免;一方面，要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得不得不重视环境的保护。两者皆不可偏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工程建设中应具有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清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只要是工程建设，势必需要环境作为其支撑，可以说，一项工程，就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活动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过程。另一方面，没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果不保护环境，工程建设就没有了其赖以生根的基础，也丧失了其建设的物质来源。可见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是密不可分的。
从工程建设所需要的环境支持来看，首先，如果没有既定的环境，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工程建设将变得无立锥之地。其次，工程建设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源，无一不是从环境索取。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没有工程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可能为正，也可以为负。一旦环境被严重的损害，被掠夺。那么被掠夺的环境反过来又可能对工程系统的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
就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而言，不可能象西方深生态学所推祟的那样，采取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完全抹杀人类与非人类的界线，不管是否对人类有利或者有害，人只能盲目的服从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保护政策，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无论如何，发展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问题。因此，我们的环境保护，不可能离开建设来谈保护。我们要在积极建设的前提下，再来谈保护。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当是共生共荣、一损俱损、互动发展的。
二、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胜循环
要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环境伦理意识，以良好的环境伦理意识来促进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建设中所需要树立的环境伦理意识，不应当仅仅是照搬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概念，盲从于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念，而应当结合中西环境伦理方面的有利成份，选取其中符合中国建设现状的部分作为我们采取环境保护行动的理论指导。我们不能因为要建设而不要环境，同时，也不能因为要环境而不搞建设，因此，一方面要看到并重视环境自身的内在价值，要尽我们所能的保护它，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工具价值，要充分的开发它，利用它，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以消极不作为来保护环境，象西方深生态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也不能只要发展而不顾环境，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之初所行为的那样。我们所应当追求的是: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要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是有生命的，是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体，不能以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去开放利用我们的环境。同时，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有所取舍，深生态中心学如环境法西斯主义一般的停止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显然不可取的，反之，浅生态中心学的自然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并重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再者，中国传统的生态思维中也不泛足以让现代人引以为鉴的成份，如道家所提出的遵循万物演化之规律，维护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就要求我们按自然规律办事，比如说都江堰，它对于洪水采取了引导疏通，而不是围堵拦截的方式，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古老智慧。因此，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最好的环境伦理便是能够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三、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环境伦理观
我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而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的工程环境伦理学，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标准，也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对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这些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就以深生态学的环境法西斯主义般的不作为主义为例，如果是在自然被开发之前的早期不作为，人类恐怕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史前的蛮荒状态;如果是今天的自然被开发之后停止作为，那么已经被破坏的自然就得不到应有的修复。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环境伦理观应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二是要实用。我们所关心的重点不在于是否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包括所有的生命，因为，这样不能解决任何现实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照搬西方的某些环境伦理观点，尤其是深生态主义，那么三峡工程就是一项对环境伤害极大，极少考虑非人类生物权利，毫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工程。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之间的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已经基本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的，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问题，这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三峡工程作为一项能够提供巨大建设能源的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势在必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环境伦理观，其主旨是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的工程环境伦理观是应用型的伦理观，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因此，无论是动物权利保护主义、生物中心主义或者是生态中心主义，只要是对发展国家经济有实用价值的成分，我们都应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矛以取舍。例如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并重的环境伦理观、泰勒的自卫原则及补偿原则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积极因素。
综合一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二要实用这两方面的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环境伦理观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伦理学思想。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一方面，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承认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 自身，而提高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性质。这样，由于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不仅是人类、还有自然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承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所特有的“能动作用”，承认人类在这个统一整体中占有的“道德人”和环境管理者的地位。这样一来，在中国式工程环境伦理观中，我们既要重视保护自然，但又并非是无所作为的“保护”。我们所倡导的保护，是建设中的保护。
护理伦理学是以识别并解决伦理问题为导向，研究护理伦理的学科，它属于高等医学院校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护士人员在医疗护理中处于一种特殊角色的地位，经常会面临各种伦理困境并需要护理人员作出伦理决策，并且护理人员的决策将会对病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所影响，并且还会对自己护士职责的履行有所影响，所以在护理伦理教学中重点培养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 护理伦理决策能力的相关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决策，护士人员在护理工作中也是如此。伦理决策实际上就是做伦理上的决定，判断过程和选择过程是伦理决策涉及的两个主要方面。个人的价值观、信念、社会文化、法律法规、宗教信仰等都会对伦理决策造成很多的影响，所以决策者的专业知识水平、道德水平以及对伦理理论和原则的掌握情况都会影响到决策者在特定情景中所作决策的正确性。护理伦理决策也就是护士人员在护理工作中面对伦理困境时所作的伦理决策，是在护理实践中对伦理理论、原则以及规范的具体运用。护理伦理决策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决策，另外一种是团队决策。前者是指由护士人员个人独立地作出决定；后者是指由伦理委员会或相关团体经过共同的商量、讨论之后的决定。
二 护理伦理教学中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现状
1 课程设置以及安排
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本科院校护理教材中涉及与学生伦理决策有关的内容相对较少，专业院校有关学生伦理决策的内容只有两个理论学时，并且没有实践学时，而且护理伦理理论教学的两个学时也大多在大一、大二期间学习。从课程设置方面就能看出对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不重视。据研究表明，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能力培养的教育在大部分的高等护理院校中都有所欠缺。但是国外则不同，国外很多高校都极其注重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并把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整个临床护理教学中和各临床学科的学习以及实习中。
2 教学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进行护理伦理教学的时候，大多还是以讲授课堂理论为主，并以案例分析方式为辅进行教学，教学形式和方法相对单一。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但那是对于首次暴露于临床环境中的护士生们而言的，因为他们会对护士的角色非常敏感，从而对护士作出的伦理决策也会比较敏感，但是当学生已经熟悉了护士决策并且接触的病历多的时候，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3 师资力量
通过调查方面，全国的医学伦理学教师人数特别少，并且这些教师中，一半以上的教师是医学背景，少部分的教师是教育学、伦理学、哲学、管理学等背景，并且即使是伦理学专业毕业的教师，也大多缺乏充分的医学知识以及临床经验，而基本所有的医生和护士也并没有接受系统的伦理学方面的训练，护理伦理教学中的师资力量太过薄弱。
三 护理伦理教学中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
1 加强防范医患纠纷的教育
面对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的现状，在护理伦理教学中首先就要对学生加强防范医患纠纷的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在护理伦理教学中，教师可以把有关护理人员的医德规范、行为规范以及工作制度进行整理总结并让学生进行学习，从而使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思想以及对社会、对病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树立在学生心中，让学生要正确认识到，在护理服务中不仅需要精湛的护理技术，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护理伦理道德水平。第二，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从患者来到医院开始就与医院建立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具有法律效益。所以对于医疗护理活动中的法律法规学生都要充分掌握，并且要能够明确护士和患者双方彼此应该承担的责任、权利以及义务等，并且要结合近几年中出现的投诉纠纷事件进行法律知识、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内容的学习。第三，加强健康知识教育。健康知识教育不仅是护理的手段，更是提高护理质量的关键。在患者的求医过程中要满足患者的求知需要，护士人员要对患者以及患者接受患者的病症以及治疗方法，医学上的猜不准原则和许多未认知的东西要让患者予以理解，尽量减少出现伦理困境的发生。
2 设置决策的伦理情景
在护理伦理教学中可以通过设置决策的伦理情景来培养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在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会遇到多种“伦理困境”、多种需要决策的伦理情景，并且具有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特点，远远不是通过教育就能全部涉及到的。但是可以从多种伦理情景中归纳出几种普遍性的伦理情景。一是病人的要求与自身专业伦理知识相冲突。例如在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给某些胃肠道疾病患者或者接受放疗的患者插鼻管以给患者供给营养，但是患者因为自身疾病治愈无望、家庭条件问题或者是其它原因，患者自己拔掉鼻胃管并放弃治疗，为了控制患者的病情以及保证患者正常的营养供给，护理人员根据自身专业伦理就应该约束患者的行为，但是却又会与患者的个人意愿相违背。二是医疗护理措施各有利弊。例如在对生病的孕妇进行医疗护理的时候，如果要控制患者的病情，患者就需要持续服用药物，但是该种药物会对胎儿的正常发育有所影响，但是患者如果不服用药物，则有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三是专业伦理与专业要求发生冲突。例如在工作中，医生没有告诉患者就为患者服用了实验性药物，从护理人员专业要求的角度来看，护理人员要配合医生并执行；但是从护理人员专业伦理的角度来看，护理人员则有维护患者知情权、维护患者自身利益的义务。通过让学生对以上三种普遍性的伦理情景进行了解，使学生掌握面对这些伦理问题时的解决方法，使学生在日后的护理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能够作出护理伦理决策。
3 转变教学方式
传统的理论讲授方式和案例分析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护理伦理的教学要求了，这就要求伦理学教师转变教学方式。上文提到过案例分析方式适合于首次暴露在临床环境中的学生，案例教学法具有现实性、互动性以及开放性的特点，所以对教师的课程准备以及案例教学的组织能力要求较高，并且教师要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较高的学术水准以及控制局势的能力等。案例教学中伦理学教师要注重对案例的选择，最好选择能反映当前护理实践现状的案例典型。其次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谈论，促使学生对伦理决策进行全面并且细致的考虑，不断锻炼学生的判断、选择以及伦理决策的能力。
案例教学不是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唯一形式，在日常的伦理教学中，伦理学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如小组讨论、案例讨论、伦理查房、PBL小组讨论、公共讲座或杂志俱乐部等多种形式。教师也可以把多种方法结合使用，例如案例分析加讨论的方式，教师可以组织两名学生对某一伦理困境案例进行争论，让其他学生进行思考并讨论，这种方式既能够让学生完全参与教学的过程，又能够不断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
4 使学生明确正确伦理决策的基础以及依据
使学生明确正确伦理决策的基础以及依据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伦理判断能力的关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专业伦理的理论以及原则。生命论、人道论、公益论等都属于专业伦理的理论，基本原则、自主原则、公平原则、不伤害原则等则是专业伦理的原则。我们可能无法通过这些内容直接解决伦理问题，但是这些理论和原则却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分析问题，为伦理决策提供一个大的前提。(2)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方面与专业伦理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也属于正确决策基础和依据的重要内容。护理人员可以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需要给予满足，使伦理决策能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能够符合专业伦理的相关要求，还满足了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需要。(3)价值观。价值观主要包括专业、个人、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价值观。护理人员在进行伦理决策的时候，首先要根据护理伦理规范及护理职业规定形成自己专业的价值观，还要了解患者的价值观，例如有的患者拒绝输血就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护理人员在进行伦理决策的时候，要在专业价值观的前提下适度的尊重患者以及患者家属。
5 使学生掌握正确伦理决策的基本程序
为了在护理伦理教学中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在教学中伦理学教师可以给学生多介绍几种不同的伦理决策模式，让学生对这几种模式分别分析其优点和不足，并让学生进行分析总结，从而使学生掌握正确伦理决策的基本程序。正确伦理决策的基本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要正确认识伦理问题。其次护理人员要对相关的事实资料进行收集、评价。再次要根据伦理问题，对可实行的方案进行罗列，并对各个方案的利弊进行分析并对每种方案可能导致的后果进行预测。然后要考虑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专业伦理、专业要求及其他多种因素，并把这些内容作为伦理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再就是护理人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或者是通过伦理委员会进行审议，从而作出伦理决策。最后就是要对伦理决策进行实施并评价。学生只有掌握了正确伦理决策的基本程序，才能在解决实际伦理困境的时候始终遵循着正确的途径，并能够让学生结合实际伦理困境进行灵活的运用，从而做出正确的伦理决策。
总之，目前，护士的责任范围正在从生理、疾病观察和临床护理向心理、整体等方面逐渐扩大，这就要求护士人员不仅要掌握专业的护理知识、精湛的护理技术、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更要具有较高护理伦理道德水平以及伦理决策的能力。培养护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是减少或者避免护患矛盾的产生、提高护理效果，适应社会以及临床护理工作需要的关键，所以伦理教育工作者要更加注重在护理伦理教学中学生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企业经营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效益，目前，很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存在道德缺失等问题，因此，企业伦理文化建设势在必行“。企业伦理”概念和学科起源于美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企业伦理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美国学者对企业伦理作出了以下总结：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规范准则，企业职工是道德准则规范的主要对象。但是更多学者认为：企业伦理是企业发展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范，其对象是企业全体职工。企业伦理的德行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伦理可以有效束缚企业职工的日常行为；第二，企业的生产经营受企业伦理的束缚；第三，企业伦理可以正确处理企业各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第四，企业伦理与法律效率具有较大差异，企业伦理的作用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认知以及企业规范进行确立。
2现代企业管理中伦理文化的现状
2.1企业文化认识扭曲企业伦理文化引入到我国企业建设中的时间有限，因此，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还存在很多问题。企业建设中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利益意识，企业化理文化与企业建设紧密相关，但是其对个人利益却没有太大影响，所以职工通常选择置之不理或者可有可无管的态度，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建设，无形中也影响了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企业职工对企业文化认识的扭曲，将各种危害企业发展建设的思想，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厚黑学扭曲下的“中庸之道”，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在实际的发展建设中，企业中个人最大化的思想很难实现最终受益的最大化，这个观念早在“均衡理论”中就得到了论证。总之，我国企业建设中存在的扭曲思想既不利己，又危害企业的发展建设，某些管理存在问题的企业受其影响更加严重。
2.2企业伦理概念模糊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管理理念逐渐融入到企业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现代管理理念引进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企业伦理文化。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以中西方文化管理哲学为出发点，企业伦理逐渐发展起来。目前，我国企业伦理文化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实际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企业伦理概念模糊的问题。由于我国企业伦理从西方企业引进，很多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企业职工对伦理文化概念的认识仍比较模糊。
2.3企业伦理严重滞后我国企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仍处在初级阶段，很多企业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还是会受西方伦理观念的影响。我国企业本身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难题，现在，又面临着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之间的融合问题，企业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经营管理显得尤为困难。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绝对有保障，其“滞后性”主要表现在管理人员对企业伦理文化的认识上，传统的文化思想为企业的发展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企业整体文化处于滞后状态。
3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3.1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企业文化中有一部分内容以哲学观点为主，将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作为企业理论文化的后盾，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载体和源泉。企业理论文化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具有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和有效束缚职工行为的重要作用，也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伦理文化主要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本文对其做了简单介绍。
(1)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内部。企业伦理文化和内部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二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企业伦理文化在内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以及全体职工之间应该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西方国家将其称为劳资双方关系，在中国，由于管理者和员工只是分工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社会的主人，以西方伦理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依据，中国企业伦理文化就是借助企业管理为手段，发扬中国传统美德，从而促进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职工之间共同发展的、相互协作的关系。
(2)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外部。企业伦理文化对企业外部的影响主要通过正确处理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得到，正确处理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外部之间的关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树立正确的伦理意识，明确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引导政府和企业之间树立正确的合作关系；第二，重视社会利益对企业发展建设的影响，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三，重视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伦理责任；第四，重视双方的共赢，正确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3.2企业伦理文化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以一定形态的企业文化为依据，为了提升企业管理工作的效益，企业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创建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提升职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企业伦理文化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为主，企业伦理文化不仅具有积极向上、鼓舞人心以及引导职工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的作用，还能促进企业管理的发展。企业伦理文化要求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这就要求企业为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已经落后于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我国企业管理强调人本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伦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借助伦理建设的推动作用，创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同时，从整体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3企业伦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非常多，其中环境道德是现今企业承担的最主要的社会责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各行各业必须把环境伦理融入到企业的伦理文化中，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企业伦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21世纪企业向可持续发展努力的必然选择。近几年“，企业公民”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的企业建设也因此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艰巨。从企业伦理文化的角度出发，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满足环境道德标准，企业发展建设必须遵守以下原则：第一，综合效益原则；第二，公平与正义原则；第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现代企业管理伦理思想要求企业在摒弃传统管理理念的前提下，结合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树立全新的行为准则，使企业管理满足现代市场的发展需求。
4结语
关键词：伦理型领导；非伦理行为；道德认同；道德勇气
一、 引言
本研究将在验证中国企业情境下伦理型领导与员工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机制。现有对伦理型领导影响员工行为的中介机制研究以组织情境因素和个体心理机制为主要关注点，缺乏对个体道德能力的研究。然而研究表明，驱动个体进行道德判断并产生特定行为的道德能力在其伦理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Hannah et al.，2011）。道德认同和道德勇气作为重要的道德能力，能够促进个体对伦理问题的感知，驱动个体的道德认知过程，并最终促使伦理行为的产生，是影响个体伦理决策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从个体道德能力的角度对伦理型领导影响员工非伦理行为的过程作深入剖析，通过对道德认同和道德勇气中介作用的研究，详细揭示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为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伦理型领导与员工非伦理行为。根据Trevino（2000）等人的观点，伦理型领导者作为“道德人”，是公平、有原则的决策者，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保持其道德行为；同时，伦理型领导者作为“道德管理者”，将伦理作为其管理工作事项中明确的一部分。基于上述两种特征，伦理型领导者通过树立伦理行为榜样，向员工传达明确的伦理标准和价值观念，并通过建立奖惩体系鼓励员工的伦理行为（Trevino et al.，2000），从而抑制员工非伦理行为的产生。根据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86），个体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有吸引力且值得信赖的榜样来指导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一方面，伦理型领导者作为组织中的权威人物，凭借其在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通过利他和合理的行为成为员工学习、模仿和认同的目标，为员工树立伦理榜样，从而影响下属的伦理感知和行为，促使员工产生相同行为；另一方面，伦理型领导采用奖励和惩罚措施向员工传递行为标准，在直接规范员工行为的同时，使员工通过观察同事的行为及后果，间接学习什么行为是被期望和奖励的（Trevino，1986；Brown & Trevino，2006）。综上所述，在伦理型领导的作用下，员工会产生合乎伦理的行为，减少非伦理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伦理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
2. 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是指围绕一系列道德特质形成的自我概念，反映了道德品质对自我认同的重要性程度，包括内化（Internalization）和符号化（Symbolization）两个维度，其中内化反映了自我概念与道德特质的一致性程度，符号化则反映了个体通过行为表现出道德特质的程度，研究证实内化和符号化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伦理行为（Aquino & Reed，2002；Aquino et al.，2009）。Blasi（1984）指出，道德认同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能够激发个体的伦理行为，当个体的自我概念包含强烈的道德意识时，更容易产生与道德特质相一致的行为（Reynolds & Ceranic，2007）。综上所述，具有高水平道德认同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合乎伦理的行为。
此外，伦理型领导通过建立明确的伦理标准和奖惩机制，能够鼓励员工建立自身的内部道德理念与原则，这有助于为员工的道德认同建立基础（Zhu，2008）。一方面，领导者的伦理行为是通过增强员工的道德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而影响下属的道德自我发展的，伦理榜样能够帮助员工判断其道德价值观和期望是否正确，故伦理型领导能够促进下属产生高水平的道德认同。另一方面，伦理型领导者的自我概念与道德特质高度一致，其道德认同具有高水平的自我重要性（Mayer，2012），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伦理型领导能够促进员工道德一致性的形成和发展，增强员工的道德认同。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员工的道德认同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道德勇气的中介作用。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是个体坚持道德原则、产生伦理行为所必需的品质或能力，当个体感知到坚持原则存在困难时，个体的道德勇气能够使之抵抗压力，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行为模式（Hannah，2011）。研究表明，当员工面临组织中的道德困境时，道德勇气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资源，降低负面情绪的影响，促使个体采取合理行为；而当员工没有面临道德困境时，道德勇气也能促进员工的伦理行为和亲社会行为（Fredrickson，2001；Hannah et al.，2011）。故拥有高水平道德勇气的员工更能克服压力，产生伦理行为。
与此同时，道德勇气作为一种可塑的道德能力，受到领导行为的影响。首先，大量研究表明，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领导对下属的自我系统（Self-system）有着重要影响，伦理型领导为组织树立了伦理榜样，员工通过观察其行为能够增强自己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勇气（Walker & Henning，2004）。其次，伦理型领导会促进员工对工作环境的伦理感知，促进组织伦理氛围的形成（Schminke et al.，2005），而高水平的伦理氛围能够直接影响下属的道德勇气，进而促进其伦理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员工的道德勇气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研究样本是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等地的企业员工，共发放问卷305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285份，有效率达93.4%。从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占样本总数的64.1%，女性占35.9%，平均年龄为27岁；教育程度本科占总样本的59.6%，硕士及以上学历占23%，大专学历占10.3%，高中（技校）及以下占总样本的7.1%。从样本的岗位类型分布情况看，研发/技术类占总样本量的31%，综合管理类占19.4%，营销类占13%，生产和财务分别占11.2%和4.6%，其他岗位类型占20.8%；样本的平均任职时间为2.8年。从样本所在企业性质的分布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占总样本的42.2%，民营企业占28%，外资企业占18.4%。
2. 变量的测量。伦理型领导。采用Brown等开发的ELS量表，共包含10个题项，如“我的上司会惩处违背道德标准的下属”等。
非伦理行为。本研究在Newstrom等开发的量表基础上，借鉴了Zey-Ferrell等的研究成果，结合样本企业的事前调研结果，选取样本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5种行为形成员工非伦理行为的评价问卷，测量员工工作中出现这些行为的频率，如“把犯错的责任推脱到同事身上”等。
道德认同。综合Aquino等开发的道德认同量表和O'Fallon对道德认同的研究，共包含5个题项。由员工阅读描述个体特征的9个形容词（如关怀、公正、诚实等）并填写问卷，例如“我特别希望拥有这些品质”等。
道德勇气。以Gibbs等开发的量表为基础，结合Wortman和Hannah等的研究，修正后包含3个题项，例如“我是一个始终坚持原则的人”等。
对以上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表示同意的程度和行为的频率。此外，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岗位类型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控制其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使统计结果更为准确。
本研究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通过AMOS 17.0软件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路径分析。
四、 研究结果
1. 测量工具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修正系数对问卷题项进行调整后，伦理型领导保留了8个题项，道德认同保留了4个题项。此外，本研究以Cronbach's ɑ系数来检验变量的信度，结果显示ɑ系数均大于可接受水平0.70，其中伦理型领导为0.92，道德认同为0.76，道德勇气为0.72，非伦理行为为0.75，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本研究中伦理型领导、道德认同、道德勇气和非伦理行为4个变量均为单一维度，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分析结果显示，4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为理想，即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同时，为检测本研究的同源偏差，根据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方法，对保留的所有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未达到可接受水平，即所有题项的变异并不能被一个公因子解释，故本研究受到同源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小。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对变量间的相关矩阵进行分析，表2显示的是除控制变量外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两两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分析结果可知，伦理型领导与员工非伦理行为显著负相关（r=-0.300，p
另外，伦理型领导与道德认同显著正相关（r=0.287，p
3. 中介作用检验。本研究运用AMOS 17.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整体模型的拟合度，并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该模型整体拟合良好（CMIN/DF=1.785，RMSEA=0.053，GFI=0.911，IFI=0.950，CFI=0.950）。由图示可知：（1）伦理型领导对员工道德认同的正向影响（0.265，p
五、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聚焦个体的道德能力，深入探究了伦理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中介机制，创新点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企业环境下伦理型领导与员工非伦理行为显著负相关，证实了伦理型领导对抑制员工非伦理行为和规范企业伦理的重要性；其次，本研究通过对伦理型领导影响员工非伦理行为的中介机制的探究，剖析了这一过程的作用机理，揭示了伦理型领导在抑制员工非伦理行为中发挥作用的“黑箱”；最后，与以往重点关注的组织情景因素和个体心理机制不同，本研究聚焦影响个体伦理决策的关键因素，对道德认同和道德勇气这两种个体道德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证实，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框架，对深入研究和有效控制非伦理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思路。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有效控制员工的非伦理行为，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管理层的伦理型领导，提升企业的伦理型领导水平，在工作中树立伦理行为榜样，通过严格的招聘选拔和有效的日常培训使领导者形成标准化的伦理行为示范，并通过与员工的双向沟通和强化机制来影响员工的行为；其次，领导者应在工作中强调伦理观念，不仅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始终保持其伦理行为，为员工树立伦理行为榜样，且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奖酬体系和控制系统，规范员工的日常行为，构建和维持良好的伦理氛围；最后，由于道德认同和道德勇气在伦理型领导和员工非伦理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管理者应在日常工作中密切关注员工道德认同和道德勇气的状态和变化，培养和提升员工面对道德困境的能力，从而有效抑制员工的非伦理行为。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是横截面数据，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纵向研究更加严谨地检验和解释；其次，对于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员工的自我报告，使得存在同源偏差的可能性增加，且社会称许性的存在对非伦理行为的测量有较大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拓展数据来源主体，控制同源偏差，提高数据的可靠性；第三，本研究验证了道德认同和道德勇气的部分中介作用，对于伦理型领导和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关系尚有其他中介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可基于当前对个体特征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作用过程，丰富和完善个体层面的中介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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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企业管理者非伦理行为扩散和演化的纵向追踪研究”（项目号：71272169）。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宿迁学院中文系，江苏宿迁223800）
摘 要：“伦”是“仑”的后起字，“伦”的出现承载了“仑”的名词义项——“同类”义，继而 “伦”又引申出了“条理、次序”义。“理”本是一个动词，后来辗转引申出了名词义项，表示“条理、次序”。 “条理、次序”义是“伦”与“理”固化成双音词的语义基础，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引申出表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的条理次序，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一词的词化机制主要是受双声、调序以及语义主次规则的支配。“和谐统一”“自强不息”是当今社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伦理”一词的词化历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先民的伦理观念对这一精神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伦理；词化；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3－0151－05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史语料库建设研究”（10&ZD11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宿迁方言词语历时研究”（2013SJD740030）；江苏省宿迁学院201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常志伟（1978-），河南淮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省宿迁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双语词汇、语法。
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伦理”就是对人类社会中社会现象与社会秩序的概括。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相互往来的过程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隐性的、潜在的社会关系，就是 “伦理”的表现形态。王小锡（2004）指出：“伦理是对人类理性关系和关系理性的揭示。[1](P198)”这句话道出了 “伦理”的真谛。当前有关 “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波及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行政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这些学科的蓬勃发展足以体现出“伦理”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意义。当然“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伦理”一词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伦理”一词的语源及真正内涵是什么？我们先民的伦理观念对当今社会精神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要着力回答的问题。我们打算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伦”与“理”古文字字形的深入分析进而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并进一步发掘出其深层次的词化机制与动因问题。从文字学角度揭示出“伦理”一词融合演化的语义轨迹。
一、“伦”的古文字字形及语义内涵
三合即三面围合，表示集合、聚拢的意思。册是简册， “册”在甲骨文中是独体象形字，像编联起来的竹简之形。从“册”的古文字字形来看，“册”就是用“编（贯连单个竹简的绳子，通常由丝线做成，有时也用动物的皮革切割成条加工而成，如”韦编三绝“中的“韦编”就是用熟牛皮做成的）”将一个个单片的竹简编联起来。竹简是造纸术发明之前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我们祖先经过慎重比较和艰难抉择之后所选取出的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书写媒介，为祖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留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承载作用。编联竹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加工整理的过程，整理的结果就是使它们无论从外形上还是从语义内容上都成为一组条理次序分明的系统整体。从“仑”的小篆字形可以看出，“仑”既是一个动词，即“整理”，又是一个名词，即“条理”。因为整理事物的过程就是使事物条理化的过程，整理事物的过程与整理成的对象之间往往在人们的心目中会产生一种自然的联系。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分化成了不同的字：动词义分化成了“论”“纶”等，名词义分化出了“沦”“伦”等。如《论语》中的“论语”就是“整理孔子及其弟子的话语”，“经纶世务”，即“治理政务”；人与人之间的条理，后来写作了“伦”，有条理的波纹，后来写成了“沦”。《说文》：“仑，思也。”浙江令人自反省者曰肚里仑一仑。《说文解字注》：“思与理，义同也。凡人之思必依其理。[3](P223)”由此可见，“仑”，即“理”。
由“仑”到“伦”在语义上是如何演化的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说文》：“仑，思也。”也就是说，人们思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纷繁复杂的事物条理化的过程。要想得出条理，就必须先给杂乱无章的事物归类。这样一来，“仑”就在“思”的基础上引申出了“同类”义。如：明代吕坤《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圣人得一以立六之仑。”由于古人认为通常只有人才能开动大脑给事物分类，进而进行深入思考，于是就在 “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意符“亻”来表示“同类”义，这就是 “伦”的本义。《说文》：“伦，辈也。”《说文解字注》：“輩也。军发车百辆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曰辈。”由此可见，辈，即 “有次序的同一类事物”。成语“人才辈出”的“辈”就体现其“同类的依次接连”义。“伦”的 “同类”义，至今还保留在一些成语中，如 “无与伦比”“其大无伦” “不伦不类”“聪明绝伦”等。在“同类”义上，“伦”是“仑”的后起字。又由于纷乱复杂的事物归了类之后就显得井井有条，“伦”在“同类”义的基础上继续引申，就出现了 “条理、次序”义，如“语无伦次（条理、次序）”，《论语·微子》：“言中伦（义理之次第也）”。由“次序、条理”义又进一步引申出表示人与人尊卑长幼之间的条理次序，即封建礼教所崇尚的“人伦”。“仑”、“伦”之间的词义引申关系见图1。
二、“理”的古文字字形及文化内涵
“理”也是一个形声字，从玉里声，本义是“加工雕琢玉石”。 《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本义为“治玉”，即“加工玉石”，把玉从玉石中剖分出来，使其纹理更加清晰明朗。古人认为玉之未理者为璞。《韩非子·和氏》中记载的“和氏璧”的故事中这样写道“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由此可见，“宝玉”是玉人对“璞”精心雕琢加工的结果。加工玉石的过程，就是使其清朗明晰的纹理逐渐呈现出来。由此可知，看起来温润光泽的宝玉不是天然形成的，其间也凝聚着玉人的辛劳与智慧。
因此，“理”是一个“从玉里声”的形声字，而不是“从王里声”。
现代简体汉字中的“里”所对应繁体汉字有两个：一为“里”；一为“裏”。“里”是个会意字，由“田”和“土”组成。民以食为天，“田”和“土”是生产粮食的地方，也是人们居住的地方，现代汉语中“故里”一词中的“里”就保留了该义项。“田”是一个象形文字，象田地之形。《说文》：“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田”表示种庄稼的地方，以方形为通常地形，所以从四口，十为田间小路。“土”是一个会意字，“二”分别表示地之下，地之中；丨表示从地中长出之物。《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衣裏”之“裏”是一个形声字，从衣里声，是一个外形内声的形声字，其本义是衣服的里面。在现代汉语中“裏”是一个表示与“外”相对的方位名词。在当前社会用字中，有些不明就里的人，将“故里”之“里”的繁体谬写作“裏”。
由于加工玉石的过程，就是通过加工打磨，使玉石温润、光泽的天然纹路逐渐呈现出来。这样一来，在本义的基础上“理”就引申出了“整理”义。如《木兰诗》：“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成语“置之不理”等。整理的过程就是使杂乱无章的事物条理化的过程，由“整理”义又引申出了“次序、条理”义，如《荀子·儒效》：“井井兮其有理也。”在此基础上，继续抽象化，就引申出表示抽象的规律道理。如：《庄子·秋水》：“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理”各义项之间引申关系见图2。
三、“伦理”的词化历程及动因
（一）“伦理”的词化历程
通过前面对“伦”的古文字的字形的分析，可以看出“伦”是“仑”的后起字，“仑”的本义为动词“思”，由于人们思考问题时，思考的过程首先需要根据一定的条理次序给事物归类，思考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弄清事物本身的条理、道理；于是“仑”就引申出了“同类”以及“条理、次序”义。这一引申过程不但使“仑”的词义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使其词性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动词”转化成了“名词”。人们为了在实际运用中表意的精确化，就在“仑”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字符“亻”，即“伦”，让它来负载 “仑”的名词义项，即“同类”、“条理、次序”义。由此可见，“伦”是从“仑”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一个后起字，它脱离母体后又以名词的身份繁衍兴盛开来。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伦”又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迅速流行开来，在古代汉语常用词词汇中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并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理”以一个动词的身份问世，出现后词义的引申发展速度极快，使用频率极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古汉语常用词。由于常用词具有全民常用性，使用范围较广，因此如果其词义，词性发生了变化，这些新义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是非常用词很难企及的，这是常用词的每个义项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一个常用词的每个义项的使用度与影响力并不是均等的，因为每个新义项的产生都有一个逐渐萌生、发展、兴盛、衰亡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如“兵”在上古汉语中主要常用义项是其本义，即兵器义，成语“短兵相接”“秣马厉兵”“兵不血刃”仍保留了其本义，到了中古、近代汉语中，今天常用的“士兵”义才后来者居上，成了中心义。“理”在上古汉语中的中心义是其动词义项，名词义项在当时是属于边缘义项。
如图1、图2所示，“理”的名词义项“条理、次序”义与“伦”意义完全相同。受语言发展中，词汇双音化大趋势的影响，“伦”与“理”就常常以同义连文的方式出现在一起， “伦”与“理”联合在一起的意义就是它们的相同义项—— “条理、次序”，这即是“伦理”的本义。如《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们的声音是由心底发出的，而乐声就是有条理、有次序的声音。《释名·释水》：水小波曰沦。沦，伦也。小文相次，有伦理也。《释名·释彩帛》：纶，伦也。作之，有伦理也。“纶”的本义是“整理丝线”，“作之，有伦理也”，就是整理它使之有条理。随后，在“条理”义的基础上又引申出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次序关系，即人伦道德之理，如《新书·时变》：“商君违礼仪，弃伦理。”据调查，这就是 “伦理”表示人伦，即人伦道德之理的最早用例。再后来，词义范围扩大，表示事物之间的“道理、义理”，如《庄子集解》卷六：“木实草实，种类不乱，各有伦理。”“伦理”词义引申情况见图3。
罗国杰（1989）指出：“伦理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的《礼记·乐记》，其中说：‘乐者，通伦理者也。’在这里，‘伦理’已经表示着有关道德的理论的意思。[4](P4)”罗先生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其中的“伦理”一词作出的常识性解释，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此时的“伦理”还不能理解为“道德的理论”。
（二）“伦理”的词化机制
1.语义机制
语义相同是“伦”与“理”能够固化成词的最根本的动因与基础。“伦”在选择了“理”后，为什么组合成“伦理”而不组合成“理伦”？这是因为“伦理”的组合次序是根据其表义主次的顺序来排列的，“伦理”组合成词后，其词义主要凸显 “伦”的意义。“伦”与“理”组合成词后的词义是“条理、次序”义，这一义项正是 “伦”的中心义项； “理” 当时的中心义是其动词义，因此在组合时，只能尾随其后作为陪衬。我们对先秦、两汉的11部文献 中的“伦理”一词作了穷尽式的调查，“伦理”在11部文献中共出现15次，共有三个义项，其中表示义项1“条理、次序”义出现6次，约占总次数的40%；表示义项2“道理、义理”义的只出现1次，仅占总次数的6.7%；表示义项3“人伦”义出现的次数占到8次，约占总次数的53.3%。从各义项出现的频率来看，义项3（表示人与人之间尊卑长幼关系的人伦义）出现最多，这一义项正是“伦”自身具有的义项。位居第二位的是，义项1“条理、次序”义，这一义项虽然是“伦”与“理”联合在一起的语义基础，这一义项也是“伦”的中心义，由此可见， “伦理”一词无论在通行范围上还是在使用频率上都主要体现“伦”的意义。虽然义项2“道理、义理”义，较多的体现了“理”的义项，但用频率太低，根本不具有竞争性。因此，在位次的安排上，“伦”就独占鳌头位于前面，“理”只能屈从其后。
2.语音机制
双声，即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在“伦”与“理”组合成词的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声母相同的字组合在一起构成的词，给人一种听觉上的美感，一些表示声响的双音词语大都是双声的，如：噼啪、哗哗、呼呼、嗷嗷、啦啦、呱呱、嘎嘎、哩哩啦啦、哩哩啰啰等，特别是一些模拟比较动听的乐音的象声词，如：叮当、叮铃、滴答、叮叮当、叮铃铃、滴滴答等。因此，在现代汉语中由两个声母相同的单音节语素组合成的双音节词非常多，并且大都是一些常用词，如理疗、嘹亮、力量、理论、理路、利禄、历练、利率、利落、莅临、联络、沦落、轮流、论理等等。“伦”在选择同义词进行组合时，选择了与它声母相同的“理”，而没有选择“次”、“序”、“叙”等，这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上古汉语中，“伦”属于“来”母文部，“理”属于“来”母之部，两者的声母相同[5](P391)。
从《史记》到西晋佛经，一直到近、现代汉语，并列式合成词的语素排列基本上与平、上、去、入的调序是一致的[6](P245)。这主要是因为平、上、去、入的声调顺序，符合人们的自然发音习惯，如：伤痛、关爱、疼爱、讨论、伤感、谈论、名利、名望等等。这从普通话的变调规律也可以窥见一斑。在普通话中，如果两个上声字相连，前面一个要变调，变得近乎阳平调，三个上声字相连，前面两个要变得近乎阳平，变调后就符合了“平、上”调序原则。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汉语中“伦”的声调一直是平声，“理”则是“上声”。根据调序原则“伦”只能在“理”前，组合成“伦理”。
3.汉语词汇双音化大趋势的影响
就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来看，双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到了近、现代汉语中，上古汉语中的单音词大都演变成了双音词。当然，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并不是到近、现代汉语中才完成的，大部分双音词在先秦汉语中已经初具雏形，随着词汇双音化在两汉、六朝时期的迅猛发展，大多数双音词到了汉代就已经凝固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典型双音节合成词。“伦理”就是在这一时期固化成词的。
四、“伦理”的文化意蕴对当今社会精神的影响
“伦”是“仑”的后起字，“伦”的出现承载了“仑”的名词义项“同类”义，“伦”继而又引申出了“条理、次序”义。“理”本是一个动词，在上古汉语中其中心义项是动词义“整理、治理”义，后来辗转引申出了名词义项表示 “条理、次序”。 “条理、次序”义是“伦”与“理”固化成双音词的语义基础，汉语词汇双音化大趋势的影响，双声机制确定了“伦”在同义词集合中选择了 “理”作为联合对象，语义主次机制以及调序规则的支配决定了只能组合成“伦理”一词而不能联合成“理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伦理”一词的本义是“条理、次序”义，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表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的条理次序，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有关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有利于各行各业的良性运行的条理、次序以及道德准则是其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多次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也无不为是华夏民族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当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该民族的人们团结奋进的结果，在人们奋力拼搏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与寄托，它犹如一个人们人生旅程中的航标与支柱，引领着人们不断前进。这种内化于人们心目中的动力就是社会精神的精神实质。“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学、伦理学从产生之初，便一直与社会人生相符合，以探究人生真义，提供一套意义、价值系统。”[7]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言，“讲条理”“守秩序” “爱和谐”“求发展”就是其最主要的精神内涵，这正是“伦理”一词的意义所在。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从古至今，无论是封建社会中人们三纲五常的生活伦理观念，政治上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政治信条，还是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无不体现着一种秩序井然的社会状态。这种秩序一旦破坏，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就要时刻有安身立命之感，在其位，谋其政，精益求精，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这样，国家的发展才会越来越迅速，国力才会越来越强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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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许慎，（清）段玉.说文解字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马克政，范鹏.冯友兰伦理思想的精神物质与伦理旨趣[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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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叙事教学法；医学伦理学；应用；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
叙事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更多的运用于外文的教学中，通过还原或创设某种真实的情境，促进学生语言学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与文化教育教学广泛应用叙事作为教学手段，在医学伦理教育中运用叙事教学方法也随之产生。叙事教学法由以下几个形式构成：改编材料、设置情景和布置任务。[1]一般包括“叙”与“事”两个方面，叙事需要表达，同时也需要故事。叙事需要有故事作为根本，所叙内容不仅可以是真实的，同时虚构的也可以成为叙事的内容。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涉及医学伦理学相关知识，关涉科研道德及相关法律问题，采用叙事教学方法以该案例作为素材，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医学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将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作为叙事对象时，教师首先要坚持在准确把握案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编”，其次要设置情景用心用情用脑讲好故事，再次需要布置相应布置任务师生共同叙述故事。
一、在准确把握案例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编”
教师需要准确全面把握案例，在此基础上对案例进行二次初加工，“改编”为适宜作为医学伦理学叙事教学方法的质料。
20018年11月贺建奎在网上2018年11月贺金奎在某视频频道上发表了多条视频声称，声称我国诞生世界上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婴儿，并强调他和他的团队所开展的基因手术是治疗性的技术，随即引发了包括医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其实验动机和实验必要性以及是否合乎人情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不久相关专家委员会对该实验进行调查，对该研究目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并将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认为贺建奎用人体胚胎开展基因技术的研究，严重违背了医学学术伦理以及学术的规范。面对质疑和批评，贺建奎教授公开道歉，其就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也解除了与贺建奎的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其在学校内的一切科研与教学活动。2019年12月末，深圳市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判决，认定贺建奎及其团队的研究属于非法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已经构成非法行医罪，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社会舆论也告一段落，但是作为医学院校教育工作者，该事件涉及到严重的医学伦理问题需要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回应。
首先，教师要明确该案例讲述了什么问题？与哪些医学伦理规范有所关联？为了有效利用该案例进行叙事教学，教师可以通过任务驱动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进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以故事为主线、以教学目标为导向，让学生在故事之中学习课程的内容[2]，通过准确把握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教师通过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以叙事的方式将案例讲述给学生；其次，教师要明确该案例涉及到了医学伦理的哪些知识？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及以及了解到的背景知识，结合案例找到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依据相关理论进行判断和分析，增强学生的感性认知最终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最后，教师要明确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需要如何解决？正是经过这样的理论教育推敲，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完善，使得讨论效果也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显现[3]。
二、设置情景用心用情用脑讲好故事
教师要讲好故事，需要用心、用情、用脑设置相应情景。用心就需要教师全身心投入。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明确该案例中与教学点相关联的部分，以教学目标为方向，以故事发展为主线授课。教师爱讲故事，喜欢讲故事，同时也要带动学生讲好故事，培养学生讲故事的兴趣，发挥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学生主动研读相关资料、跟踪事件动态，研读相关书籍，进一步了解事件背后所蕴藏的伦理学知识。例如在该案例中为了讲好贺建奎第编辑婴儿的案例，老师可要求学生课前查询该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以此诱发学生主动思考。
用情就是要用感情，讲好故事。讲好故事的关键是激发学生兴趣，合理的教学设计是叙事教学法的支撑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关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查找相关的资料，安排学生展示自己所收集到的资料、分享集体讨论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扮演协助者和评委角色，对学生讲述的故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引导学生发挥能动性进行自我教育进一步自我教育。医疗首先关注生命，因此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第一位侧重的是培养学生敬畏、尊重生命。在叙事教学过程中同样注重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同理心。借助叙事教学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理解医学科学以其广阔的领域和无线美好的前景给无数科研工作者巨大的发挥空间，伴随着人类掌握基因编辑技术，人们似乎越来越接近于攻克顽疾、一劳永逸原理疾病，甚至是拥有绝对健康乃至延长寿命的理想彼岸。但是，必須给即将步入这一领域的医学生们划定红线，即科学于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科学伦理面前必须要有所敬畏。
同时，还需要培养换位思考的能力，引导学生站在病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共情病人的心理。基于科学的实验构想可以包罗万象，但在事关生命尊严和伦理的课题中，无论是科研还是治疗，其操作和运用必须严格遵守科研规范和伦理要求。基因编辑实验以其潜在的不可逆的未知风险和尚未有定论的伦理课题，如果听任其在尚不严谨且欠缺规范的伦理审查下肆意发展，实验的过程乃至实验产生的结果，都将带来无法预测的巨大风险。在该案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站在婴儿父母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揣测他们的心理，培养学生对于生命的敬畏及对施救者关心的品质。
用脑就是要求认真思考。首先，教师能够充分的梳理叙事素材，在叙事过程中做到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并力求与该课程做到紧密的结合。其次，要合理的安排叙事故事，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内容、经过、结局及呈现方式层面，紧紧围绕该案例中贺建奎的做法，让学生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引导学生在人类基因库这一大视角上思考问题。
三、布置相应布置任务师生共同叙述故事
医学伦理叙事教学过程中，只有教师和学生共同成为叙事的主体，才能讲好该案例的故事，进而帮助学生从该案例中学到知识并形成自己的思考与认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做好组织工作，带动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情境吸引学生参与到叙事故事中，帮助学生感受该事件中的争论点与矛盾点，引导学生充分思考，通过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让学生感受生命的可贵与可敬，思考在今后医疗事业中的责任与义务。
1.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
医学伦理学叙事教学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教师在此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课堂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更是主导者。虽然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就是课堂的主体，要充分提高学生参与到叙述故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进行叙述与分享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并受到熏陶，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分享关于基因编辑婴儿的相关的案例。
根据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教师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充分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及了解到的背景知识，在贺建奎经编辑婴儿的案例中找到其中的问题，继而分析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促进学生能力提升的目的。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设置不同专题，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准确性安全性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科研诚信、科研审查伦理、科研伦理辩护及科技发展、贺建奎事件医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反应及应对等，引导让学生利用所掌握的伦理学的知识分析探讨解决，启发学生积极查找相关理论资料佐证自己观点，重点围绕该事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增强学生的感性认知，从而也促进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有效充分利用该案例，老师可以通过抛问题、做假设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启发，通过增强学生好奇心、诱导学生深入思考，继而促进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2.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叙事教学法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需要在教师的指引下，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和获取知识的主动性，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进行学习。
教师通过明晰该案例与教学相关联的知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和获取知识的主动性。贺建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学术界引发热议。教师可将学者们从伦理学、法学等角度对该事件的看法和观点介绍给学生，重点可聚焦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本身存在的伦理问题、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伦理审查问题、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潜在的伦理风险及如何应对今后类似事件等问题开展分析讨论。
贺建奎的案例涉及着诸多的医学伦理知识，为了需要学生对该案例进行充分的分析研读。例如：对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实验信任问题的研究，需要学生拥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因此实施叙事教学的前提是学生对相关知识点有初步了解，需要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进行學习。
结语：对叙事教学法的实践研究，有利于促进学生充分思考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为我国医学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将叙述教学法运用到医学伦理学教学之中，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叙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索，进一步把握医学的根本目的和必须要坚守的伦理基本原则。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熊沐清，邓达.叙事教学法论纲[J].外国语文，2010，26（06）：104-113.
[2]苏映宇.临床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思政教学空间建设探究——基于“概论课”的教学观察[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09）：1230-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