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09:30:56
1应用伦理学与对话商谈
达成共识的最好途径当然是对话商谈。在政治领域，如果通过对话协商达不成共识，或一时达不成共识，便只好通过表决而达成协议，其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多数人原则。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都不能说多数人的观点一定正确。在伦理语境中应用伦理学不能仅局限于达成道德共识，它还有责任使今天少数人的观点成为明天多数人的观点。启蒙伦理学便起了这样的作用。在启蒙之前，西方多数人虔信基督教，启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共识，从而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达成共识，还在于改变人们的共识。
伦理委员会的对话、协商和应用伦理学家的讨论应遵循平等对话的原则进行。但不能说应用伦理学首先须确立对话交往程序。民主对话的程序是现代民主文化中业己存在的，应用伦理学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对话程序，对话程序不属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中国尚未形成成熟的民主文化，许多人仍不习惯遵循民主的对话程序，这是另一回事。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学者之间能否进行有成果的对话，关键不在确立程序，而在学者有没有民主的真精神：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坚持通过说理去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有倾听不同声音的耐心，有和观点不同的人友好相处的气量;发现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合就不和别人交流不好，借政治势力攻击不同观点则非常恶劣。
有程序不见得就有正义、人权。美英政府在国内能很好的遵守民主程序，从而能较好地维护本国的正义和人权。但在国际上未遵守民主程序，未把民主原则、精神贯彻到国际事务中。因为他们的民主德性还不够(即只有在国内尊重人权的德性，缺乏在国际尊重人权的德性)当代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进步较快，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程序，但我们在保障人权、维护正义方面仍然很差，就因为很多人不具有正义德性，缺乏民主的真精神。在应用伦理学研究中，情况是类似的，重要的不是程序，不是说不需要程序，程序是必要的，但有程序不见得就有高水平的应用伦理学。能坚持说理，能耐心地倾听他人的声音，有尊重不同见解的肚量，自然能和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平等对话，无需专门研究中立的对话程序。
如果坚持认为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当代形态，认为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是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又坚持应用伦理学首先要确定一套对话程序，且认为应用伦理学惟一的任务就是达成道德共识，就很容易再退回到把哲学伦理学归结为语言学的路子。确立学术对话程序是简单的事情，进一步研究如何有成效地达成共识，就必须再去研究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这些学问告诉我们如何在论辩中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避免论证错误，如何辨析各种语词的运用，避免歧义，避免种种无意义的争辩，排除对话商谈中对语言和逻辑的误用，从而提高对话商谈的效率。如果应用伦理学惟一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话商谈而达成共识，那么最好退回到西方30、40年代的元伦理学研究，即专注于对种种道德语词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但应用伦理学不能退回到元伦理学。
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确立一套中立的对话程序，似乎要求应用伦理学对各种哲学和宗教信仰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罗尔斯要求政治对一切“综合性信条”(comprehensivedoc-trine)——即哲学或宗教信条——保持中立，政治应努力这么做，但政治也不可能严格中立。应用伦理学则根本不可能对一切信仰都保持中立，应用伦理学研究者不可能不带任何哲学观点去参与对话商谈。人的道德信念与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休戚相关，伦理学必定依赖一定的哲学信仰。信仰不同者研究、建构的应用伦理学必然不同。
如果应用伦理学的惟一目标就是达成共识，那么其作用就微不足道，不值得任何人去研究。达成共识大约不会仅指在伦理学家圈子内达成共识，而指在整个社会达成共识。研究应用伦理学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应用伦理学家也很难施展论辩技术在任何委员会和论坛上有效说服所有其他人，如果最后不得不通过表决而达成共识(这是共识论者不得不承认的)，那么应用伦理学的作用就会被彻底淹没。
2应用伦理学的双向反思
应用伦理学不能承认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流行的就是合理的。谁在领导今天的潮流?政治家、金融家、资本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经济学家、科学家在领导潮流，他们在领导潮流时是受一定价值观、道德观指导的，但他们一般不对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进行反省。
哲学家似乎无法领导潮流，因为哲学是“密纳发的猫头鹰”。但哲学有其批判作用。应用伦理学应发挥哲学的批判作用。著名应用伦理学家辛格(PeterSinger)说：哲学应该质疑一个时代所取的基本假定。针对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进行批判的、谨慎的透彻思考，……乃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而哲学能成为一种值得从事的活动，原因也即在此。
应用伦理学需要一套对话程序，实际目标之一应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立法提供依据。但应用伦理学不止于此，不能成为顺从公共舆论的应声虫。应用伦理学不仅应为制定公共政策和立法提供依据，还应为改变公共政策和法律而努力。现代市场经济和科技己整合了巨大的人类整体力量，如阿培尔(Karl-OttoApel)所言，人类的集体行动己具有星球性的效应〔3〕。如此巨大的集体力量如果运用得不正确，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如核战争的破坏和全球性生态破坏)。对人类集体行动的反思正是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反思集体行动势必要求反思集体意识和现行的法律制度。
应用伦理学不是学术精英思想上的孤芳自赏，它必须介入现实生活，影响公众，就此而言，它必须通过对话、商谈而影响公民社会的道德共识。但就它仍隶属哲学伦理学(而不隶属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而言，它不能承认凡共识都是正确的，它不得不常常反思共识，以便改变共识。反思者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反思不是心灵”白板”的反思，而是持一定思想观点的人的反思。抱持现代性思想，对当今现实便歌颂多于批判，对中国的态度便是:批判前现代的东西，歌颂现代的东西。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者，对现实的批判会多于歌颂。观点、立场不同，批判旨趣、批判对象和结果就不同。
应用伦理学必须进行双向批判：既要反思、批判现实和潮流，又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在批判反思现实和时尚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思想前提。双向批判有两层意思:①在批判现实和潮流(包括反思大众旨趣、公共政策、政策法规、科技应用等)的同时，批判反思引导潮流、形塑现实的思想观念。②反思者在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反省自己的思想观念(而引领潮流者往往不反省自己的价值观)。易言之，应用伦理学一方面不承认“凡是流行的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不认为有什么不容修正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如“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一大量废弃”是今日的现实和时尚，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合理的。实际上，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是不可持续的〔4〕。又如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正风行全球正引领着潮流，形塑着现实，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是不可修正的真理〔5〕。
当然，应用伦理学只是公共论坛和公共领域中的一种声音。研究者可摒弃相对主义，执着地相信自己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应该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当自己的声音只是少数人的声音而未能影响公共政策和立法时，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去争取使自己的见解成为明天多数人的共识，而不能为扩大自己的影响采用激烈的行动。
3应用伦理学之“应用”
自古以来，伦理学就是实践性的、应用性的，为什么还要在“伦理学”之前冠以“应用”二字呢?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应用伦理学兴起之前西方伦理学的状态有关。那时的伦理学就是分析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主张专注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并特别强调伦理学不应介入现实生活。应用伦理学是在反叛这一伦理学传统的过程中兴起的。分析伦理学早己丢弃了伦理学直面现实的古代传统，为突出自己积极介入现实的特征，应用伦理学才特别强调自己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但当代应用伦理学并不是向古代伦理学的简单复归。古代哲学与科学不分，科学包含于哲学中，哲学家的思辨己足以判断各种生活情境中的善恶是非。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使生活情境极度复杂化，古典式的伦理学研究和思考己无法直接帮助人们判定特定情境中的善恶是爿非如克隆人的对与错，现代生殖技术导致的伦理道德问题，网络世界的是是非彳非等等。伦理学必须与各种实证科学对话交流，才能进而判定善恶是非。伦理学如果不愿重新回到象牙塔中进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而保持其实践性，就必须与各种实证科学对话交流、交叉渗透。伦理学一方面要向实证科学学习，一方面要反思、批判实证科学的价值导向。正因为今后的伦理学必须坚持这样的研究方向，所以说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是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
程序论者和共识论者强调，应用伦理学不应再关注善观念的表述，而只须通过论辩、对话、商谈去达成共识。然而，“什么是善?’(whatisgood?)和“什么行动是正当的f(whatactisright?)这两个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任何伦理学体系都不能回避的。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不是截然分明的，不能简单地将人一分为二：善人和恶人。但应用伦理学不能淡化对‘善”观念的研究。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不注重区别善与恶，“没有善恶的选择就没有道德可言对善观念的关注，就是对价值的关注。伦理学若淡化对价值的关注，就放弃了自己的根本职责。伦理学若不研究价值，就只能顺从经济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价值导向(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的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定义的，即经济増长就是善，善就是经济増长)。应用伦理学必须与实证科学交叉渗透，并不意味着它将丧失其思想的独立性，它只有保持其思想独立性，才能保持其批判性。应用伦理学只有坚持了自己的批判性，才能坚持自己的价值导向。批判性的、总处于自我反省中的价值导向应成为伦理学价值导向的根本特征。
关键词：医学教育 生殖医学伦理学 教学效果
近年来，受婚育年龄推后、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孕症发病率逐年升高，亟需高素质的生殖医学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一门涉及胚胎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妇产科学、男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目前设置专门生殖医学学位授权点的机构并不多，大多仍是作为妇产科学下属的一个专业方向。而原有的妇产科学教学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生殖医学人才的培养，如何更好的培养生殖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是目前生殖医学教学的难点。
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学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在临床的应用为医学伦理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挑战。为促进ART在临床不孕症治疗中的规范化应用，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于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文中简称原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件单独公布，着重强调了医学伦理学在不孕症治疗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我科从2013年开始尝试在培养生殖医学研究生时，增加生殖医学伦理相关教学内容，并通过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以下简单阐述我们的教学方法及教学体会，以期为促进生殖医学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 教学方法
（1）科室教学小组根据《原则》指导精神制定教学内容。（2）授课教师根据已定的教学内容，以多媒体方式向学生讲授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基础理论知识。（3）列举临床涉及伦理问题的典型病例，引导学生借助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4）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方案进行点评和总结，进一步向学生讲解如何在临床实践中遵守伦理原则，实现最大化保护患者利益。
二、问卷调查方法
采取不记名方式对我科2013-2015级14名生殖医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估教学效果。问卷内容由科室教学小组依据教学目的设计，包括选择题15题，简答题1题。内容主要涉及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方法、授课形式及对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建议。
三、调查结果及我们的教学心得
1.开展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必要性
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职业素养是目前医学教育的共识。但是作为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临床三级学科，生殖医学伦理学属于更专业的范畴。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尽管研究生们大多知道医学伦理学，但是在没有接受生殖医学专业培训时，基本是不了解什么是生殖医学伦理学的。而通过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学生们对学习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回答“通过此课程的学习，您认为在生殖医学教学中有必要增加生殖医学伦理学课程吗”这一问题时，14份问卷均选择了十分有必要。并认为通过我们定期的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有助于“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注意同患者做好充分沟通工作”（92.86%），“增加自己的责任感”（71.43%），“保护患者的隐私”（71.43%），“有助于学习专业技术知识”（50%）。
“提高人群生殖健康水平，改善出生人口素质”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生殖医学的特殊性在于临床医师及临床胚胎学家是直接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并且这些胚胎将会移植入母体子宫，经历发育、生长、分娩，最终成长为一个正常人。我们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细微操作，都有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给患者家庭带来终身的伤痛。生殖医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技术，更要重视医学伦理学素质的培养。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为不孕症患者服务，促进我国生殖健康的发展。因此，生殖医学高层次的人才在进入临床工作前，接受系统生殖医学伦理学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2.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与教学效果
临床教学的一大困难在于，为了更好的将宝贵的临床工作经验传授给学生，授课老师主要以临床医师为主，而临床医师的主要工作重心在临床医疗，相比专业的授课老师，在讲课技巧、授课水平上还有一定差距。如何活跃课堂气氛，引起学生兴趣，调动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尤其生殖医学伦理学授课内容涉及较多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授课困难。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此次教学中，我们通过列举临床涉及伦理问题的典型病例，首先由学生借助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由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方案进行点评和总结。调查结果显示，92.86%学生对目前采用的授课形式满意；71.43%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授课水平较高；92.86%学生认为生殖医学伦理学课程对其有帮助，其中50%的学生认为帮助很大。提示我们此次教学尝试是比较成功的。即使是空洞的伦理法规，只要教学方法得当，也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3.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建议
为了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我们还请学生回答“您对目前的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还有哪些建议？”。学生们在肯定我们教学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对这些建议归类、总结后发现，学生们对教学临床实用性的述求比较强烈。医学生以后主要从事临床一线医疗工作，因此学生们非常希望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多列举临床真实病例，增加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以帮助他们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处置。另外，对我们的教学方式，64.29%的人建议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以增加大家的印象。
总之，生殖医学教学的重要性已逐渐引起大家重视。现在已有学者呼吁，为促进生殖医学的健康发展，应设置专门的生殖医学课程，以更好地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生殖医学专业人才。伦理学在医学实践中具有重要有意义。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ART在治疗不孕症的同时，也使我们面临代孕、供精、捐卵、胚胎冷冻保存等新的伦理问题。生殖医学伦理学教学随着生殖医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也将迎来更大挑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摸索出一套适用于临床的教学方法，为我国生殖医学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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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慧芬，腾晓明，蒋超瑛.浅论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功能[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7）：45-46
1.1护理伦理的概念[2]。是研究护理道德的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护理科学发展的实际，研究与探讨当代护理道德的科学。它是护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相互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
1.2对伦理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伦理观必然产生。护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及医学、护理学科的发展，对提高医疗护理质量和水平等，都具有其它社会意识起不到的能动作用。
1.3护理伦理道德有其特殊的要求，其内容：护理人员要具有：①爱业、敬业、自尊、自爱、自强、自制的情操；②良好的语言修养，学会使用礼貌性语言、安慰性语言、治疗性语言、保护性语言；③得体的行为举止；④端庄的仪表；⑤态度认真、技术求精；⑥尊重病人、同情关心病人；⑦廉洁奉公、遵纪守法；⑧互尊互学、团结协作。
2实践护理伦理学对护理人员的素质要求
2.1应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是健康照顾主要的给予者，其需要对护理行为给予专业判断所作之决定负起专业责任，护理人员要以高尚的思想品质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确保为军队疗养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护理人员就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用伦理学之理论、原则等来决定他是否应告诉疗养员其治疗经过或病情，并能分析出此决定对疗养员正面和负面效果、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合乎伦理与疗养员之间的最佳利益等。
2.2应具备饱满的工作热情。军队的疗养员特别是老干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来无法估量的贡献，使这些老干部健康愉快的安度晚年是我们军队护理人员神圣地职责和光荣使命。因此我们必须把对职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贯穿于每一个护理工作环节，在接诊和景观治疗时都要做到热情周到、尊重关心。在给疗养员做任何治疗时都要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便拉近护理人员和疗养员的距离所以说，从而使其产生安全感进而对护理人员产生依赖感。因此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工作态度是提高军队疗养护理质量的重要前提。
2.3应具备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老年干部在军队疗养员中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因而老年干部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就日益增高。这就要求在我们对待老年干部的要求、想法时要从多他们的角度出发，想他们之所想给予充分的耐心和理解，认真倾听，不可随便附和了事更不能嫌弃他们反应迟钝等，以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
3切实提高护理人员自身素质就是要侧重培养，打牢扎实过硬的业务基础
3.1要有扎实的护理伦理学基础。随着现代医学和护理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护士来讲，学习护理伦理学已经越来越重要。护理伦理学在护理方面经常参与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且为其提供了尺度，护士们常说伦理为其工作提供了支持，离开了伦理的约束，工作便失去了重心。护理伦理学是临床护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是把护理工作推向一个新层次的必要条件，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经常应用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较好的学习和运用护理伦理学，才能有助于护士解决好护理工作中所发生的伦理问题。针对大多数护理人员理论知识相对薄弱这一现实问题，我们护理部采用季度季度理论考核的做法，并把考核成绩计入年底绩效考核成绩。这样一来护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3.2要有熟练的护理操作技能。护理人员能否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也是做好疗养工作的关键。疗养院要充分利用疗养淡季派护士到治疗医院的相关专业科室进修，以提高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了解护理前沿的最新动态。各科室也要有计划的组织护理人员开展岗位练兵等活动，鼓励护理人员不断熟练护理操作技能，只有掌握了熟练的技能才能更好的为疗养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3.3要具备把心理护理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能力。心理护理和护理伦理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护士在对疗养员进行心理护理的同时运用伦理学的理论能增进与疗养员之间和谐关系，更好的开展工作。针对心理护理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我院近两年来有计划的培养了多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护理人员。这些护理人员充实到护理队伍是我院的护理工作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4增强护理人员为疗养员真情服务的意识
随着时代的进步，疗养环境的改变：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功利思想取代了传统的人情、道义、伦理观念。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必须懂得医学伦理，护理人员在医疗健康照顾体系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一员，与医疗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共同提供疗养员高品质的健康服务。对此我院的做法就是开展“感动疗养院护理人物评选”，通过活动的开展，使护理人员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也使护理人员与疗养员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融洽，更好地解决了护理伦理学的诸多问题。
5结论
在军队疗养院的护理工作中广泛的应用护理伦理学是行之有效的护理办法。它融洽了护士与疗养员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的调动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临床护理水平是疗养院的护理质量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尹裕君.生物医学伦理理论，护理伦理学概论.15
[2]李本副.护理伦理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9：122~123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加强及其功效性，不仅依赖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依赖于人们对道德的科学认识，依赖于人们对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的正确把握，而且还依赖于人们对道德（即“应然”）落实于实际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实有行为（即“实然”）的中介探寻，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道德运行的客观条件和道德作用的现实限度。
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道德认识，确定一定的道德标准，形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影响现实社会生活，实现社会关系的自身的完善化。这里所发生的关系，包括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有着“实然”、“适然”和“应然”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
所谓“实然”，在这里指的是实际存在着的行为，或行为的现有和实有，即休谟所说的“是”。一般来说，“是”包括两个层次上的东西：一是本质层次上的，即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是现象层次上的，即通过感性认识可以直接感受和把握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及其方面。“实然”或者“是”的本身在其性质上是纯粹客观的。这种“实然”或者“是”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的需要所驱动的世俗的（即实际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行为（包括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个人的行为）。这种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虽然都是人的生活和行为，其中必定具有道德的性质，但是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它并不就是道德行为，或者并不就是蕴涵善恶性质的人的生活和行为，而是人们在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历史活动。传统伦理学（指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外的所有其他伦理学）之所以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认识到“实然”或者“是”的客观性质，并将人的行为简单地化为道德意识的产物，成为一种纯主观性的东西。
“应然”即“应该”或者“应当”。它并不等同于休谟所说的“应当”，并非广义价值论上的一个范畴，而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但是，它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认识、道德把握，既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又具有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理想性。它既包括实际生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又包括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目标等等。
“适然”与“实然”、“应然”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有着确定内涵的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方法和功能的概念。“适然”之“适”可释为“适合”、“适宜”。“适然”居于“实然”与“应然”之间，是两者的中介，因此，它承担着两种职能：一方面要适合“实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应然”的要求。它要力求把“突然”与“应然”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就是说，它是连接“突然”与“应然”的桥梁。
在传统伦理学中，“适然”这座连结“实然”与“应然”的桥梁虽然被承认其存在，但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实然”，所以“适然”形同虚设，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应然”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宋明理学的“不可逆哉”的“天理”，有其绝对性：一是表现为“应当”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指的是“应当”排除了一切功利的、物质的、世俗的考虑，只能是纯粹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存天理，灭人欲”，以便使道德主体在内心自觉地适应“应然”的要求；二是表现为“应当”的不可违背性。它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循的“天理”，是他们发自内心或出于本性的、绝对自律的义务；三是表现为“应当”的普适性、无条件性。“应当”被看作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的永恒性的东西。“应然”的这种绝对性，使道德主体毋需去考虑道德是否符合、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主体的任务只在于按“应当”或“应然”办事。正因为如此，传统伦理学就用不着去探讨关涉现实条件和情境的“适然”问题。
其实，“适然”这座桥梁对于道德的运行来说是不可缺少、非常必要的。这是由“突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实然”即“是”，即“事实”；“应然”即“应当”，即“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从“是”不能简单地推导出“应当”，也就是说，“事实”不是“价值”，“价值”不能简单地归为“事实”。然而，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的两大因素，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就“实然”而言，它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具有对于人类而言的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之分，这使得人类对其可能性的选择成为必要。对其可能性的选择要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但目的却在于改变世界。然而人类改变世界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地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无目的地改造外界对象的过程，而是人类依据自身因素（其中包括价值性因素）参与其中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运用人的“内在尺度”于对象的过程，是一个依据“价值”、“应当”来确定改造对象的方向的过程，是一个使“实然”适应于“应然”的过程。
就“应然”而言，“适然”这座桥梁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应然”、“应当”作为人类的价值规定，是一种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的价值把握，别开了其作用对象的特殊条件和特殊情境。因为，“应然”、“应当”在尚未作用于对象之前，处于与作用对象相分离的状态，即“应然”与“实然”是分离的。然而“应然”、“应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实然”相结合。但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实然”却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应然”、“应当”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必须适合于“实然”的特殊时空条件，诸如民族传统、利益关系、阶级结构、制度特征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等等。例如，“应该诚实”作为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应然、应当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对任何对象都适宜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同志要讲诚实，但如果对敌人诚实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一位医生可以将详细病情告知患感冒者，却不能无条件地将病情如实地告知患不治之症者。其二，“应然”、“应当”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价值把握，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如果离开了“实然”这个参照系，过分地强调“应然”、“应当”的超越性、理想性，就会脱离现实，滑向空想的理想主义。这就要求把“应然”、“应当”与“实然”结合起来，使“应然”、“应当”适合于“实然”，适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性、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只有这样，“应然”、“应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才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所自觉地奉行。
应该指出的是，“适然”这座连接“应然”与“实然”的桥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实然”与“应然”虽然分别属于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作为人类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方面，“实然”就是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行为活动，以及由此而建构和展开的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由于人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求得满足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乃是一个处理或者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人们产生了相应的要求，建立了用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也即确立了某种价值标准，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树立了某种共同的价值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应然”的内容。正是因为“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这种统一关系，从而使得“适然”能够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承担起由此达彼的“桥梁”的职责。
二
任何“一门科学或理论，既教我们去认识事物，也教给我们行动的艺术。……在我们发现了原理或规律以后，我们就应用它们，把这些原理或规律付诸实践，制订出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以达到某些目的。”[2](p14-15)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科学，更是如此。伦理学可以分为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发现社会道德生活的原理或者规律；实践伦理学的任务则在于应用这些原理或者规律，以此来达到人类自身的目的。理论伦理学所揭示的原理或者规律，就是“应然”，就是道德价值。正如麦金太尔所说：“在伦理学中，理论探究的目的，就是精心论证一种完全充分而又合理可靠的善和最善概念。”[3]而应用伦理学或实践伦理学所要探究的，一般地说，则是应用这种规律或者道德价值的“艺术”，是使道德价值现实化的操作性体系。应用伦理学或者实践伦理学的主题，就是要把握道德价值现实化的操作性体系，也就是要把握“适然”。
传统伦理学注意到了应用伦理学问题，探究过道德的可操作性体系。然而，这种探究是在个人绝对服从于整体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其中有着不少合理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它是片面的，难以施行的。它所强调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目的在于使个人适应“天理”，养成“德性”。而养成“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脱离社会实践、排斥物质利益的过程，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闭门造车。在此，“适然”是人对绝对性道德的无条件的适应，是人世间对道德宗教式的净化，而不是对道德和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的结果，不是人对道德价值的再创造；道德的操作最终被归结为先验的“良心”的动作。而“良心”的动作则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主观的、随意的。所谓“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至于有“良心”的人到底爱谁、恨谁，爱和恨的程度如何，都是由己而定的，缺乏外在的制度保障和矫正的机制。虽然西方伦理思想家曾经企图用“公正旁观者”来克服“良心”作用的随意性，但很难使“博爱”落到实处，其“爱”在实质上只是等级之爱，如亚时里士多德对妇女的态度和对奴隶制的辩护就是如此。
“适然”这种道德的可操作性体系，绝非局限于传统伦理学所注重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良心作用的范围。它包括以下四大操作系统：
“适然”的第一大操作系统是转化系统。转化系统的职能是将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转换为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贴近人们生活的道德选择。这一系统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具体的道德行为谁则。对于应用伦理学来说，“关注应用的焦点当然要从高层次的理论原则转向能够产生具体效果的较低层次的原则。”[4](p19)这种较低层次的道德原则规范就是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它们是在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则与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和统一中确立起来的，它切合人们的生活实际，易为人们所理解，且歧义和争议较少，并易于具体操作。其二是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制度。道德制度是有组织的社会道德活动形式，是使一般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生活制度，是实现一般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具体硬性运作的方式。道德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会使一定社会的成员对特定情境作出反应，达成道德共识，从而有助于抑制、消除个体在道德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三是一般的、抽象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简单直接的道德操作规程。这种转化是对以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认识为前提的，是以处理现实和具体问题在方法上简明性为取向的。这种转化既是对道德理论、道德原则规范的简化，又是对道德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切入点的选择。
“适然”的第二大操作系统是接受系统。如果说“适然”的转化系统是为了使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适合于客观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么，其接受系统则是为了使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适合于主观的人。接受并非强加，也非外在强力干预和外部强制机制所能真正地达到的。接受是主动与被动、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接受系统既包括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社会道德教育以及扬善贬恶的社会道德评价和道德氛围，又包括个人的道德认识、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能否被人们所接受，依赖于对道德有用性的证明，要使人们坚信：“坚守道德原则，能使人们尽可能生活得和平、幸福、充满创造性和富有意义”[5]；依赖于对人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了解；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生活现状的把握；依赖于对个人道德需要的启动和激发。
“适然”的第三大操作系统是决策系统。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会趋时而变，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问题，这就使道德决策有了必要。道德决策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一道德目标，在占有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条件，借助一定方法，确定各种备选方案，并从中选择最满意的方案以付诸实施的活动。道德决策系统包括发现和提出道德问题、确定道德目标、拟定道德方案、选择和实施其中满意的方案等环节。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迫使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于是道德决策便“是我们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些决定的基础是我们的价值，特别是我们的道德价值”[6]。更明确地说，道德决策就是对道德价值的选择。由于道德价值存在着性质优劣、层次高低之分，因而道德决策的总原则是：善恶之中择善，两善之中择大善，两恶之中择小恶。
“适然”的第四大操作系统是评估系统。评估系统有两种评估方式：其一是个人评估；其二是社会评估。评估的对象包括“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就“应然”的评估而言，主要是评估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否合理、是否全面、是否合乎现实生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否充分发挥了它们的效用。就“实然”的评估而言，则是对世俗生活的质和量的评估，以便了解实际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评估的目的在于了解“应然”和“实然”的基本情况，矫正以及优化个人的和社会的道德实践。
三
“适然”是对“应然”与“实然”之间矛盾的解决，这是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走向实践、付诸应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是应用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们对应用伦理问题的重视，自伦理学产生就已开始。柏拉图对其“理想国”中三个等级的不同德性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运作如何做到“中道”的阐发，孔子所提出的“仁之方”即“忠恕之道”，可以说，都是关涉应用伦理问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学是适应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提升。正因为如此，伦理学像其他科学或理论一样，其最终目的是实际应用，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是由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而必然要求知行合一的本性所决定的。
虽然伦理学本身包含着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应用问题，人们也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应用，但作为理论性活动的应用伦理研究却长时期未被系统深入地进行过。应用伦理学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为人们所重视，是20世纪上半叶才有的事情。
应用伦理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并在以后得到蓬勃发展，其条件是多方面的。首先，20世纪初摩尔开创的分析伦理学（或元伦理学）为应用伦理研究提供了契机。元伦理学认为，社会道德问题是由道德概念使用的混乱所造成的，因此他强调对道德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以达到对道德要领的准确把握，据此他将伦理学研究视为探究伦理学的纯粹形式的事业，从而使伦理学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脱离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离不开伦理学的应用，离不开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指导。其次，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为应用伦理研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诸多重大的现实课题。例如，机器工业的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核武器及其他尖端武器的生产，使人类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人类随时都有被毁灭的潜在危险；生物工程、克隆技术一旦失控，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使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受到威胁，造成了人们的普遍恐慌，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也是关于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再次，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使应用伦理研究变得异常紧迫。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一个市场、同时并存和相互竞争的状态，而各个民族国家都要竭力地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宗教冲突、民族冲突、文化的冲突接连不断；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功利主义、经济主义、物质第一主义抬头并逐渐地占据支配的地位；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多样化，实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使社会难以达成价值共识，协调人们的行动。以上这些条件都使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为必要并有了可能。
那么，如何开展应用伦理研究呢？有两种探究的思路可供选择。这两种思路可以称为“伦理学的应用”思路和“应用伦理学”的思路。
“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是一种“从理论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把外在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加之于人们的不同的实际生活领域，并把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当作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应用对象的思路。梯利所说的“实践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的应用”[2](p15)以及传统伦理学所持的都是这一思路。
这种思路的第一个特点是，侧重于道德理论体系的建立、道德原则规范的确定，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理想化。道德理论体系和道德原则规范建立在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之上，人们就是依据其价值观念、价值目标、价值理想来建立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被归结为只是人们价值追求的表现，这就必然不断将其拔高，最终走向道德理想主义。
与第一个特点相联系，这种思路的第二个特点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现实生活不是道德认识的对象，而是道德实践的对象。由此，其逻辑的思路是：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不是内生于现实生活的，而是外生于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不是主动的，不会对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被动的，只是接受道德理论和原则的作用的客体；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发挥作用的动力不是来自现实生活，人们不是出于对利益、幸福的追求，而是源于道德自身，是道德的自我实现，这就无异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外化。在此，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发挥作用的动力因和目的因是统一的，但只是统一于道德，而毋需也不应当有利益、权利方面的考虑。正因为如此，道德理论和原则就可能是对现实生活毫无所知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致使现实生活伦理化（如政治伦理化、经济伦理化等），造成对现实生活的疏远、隔离乃至有害的影响。
这种思路的第三特点是，其应用模式是一种工程模式。正如詹宁斯所说：“在应用伦理学中最流行的应用模式就是所谓的工程模式，它把伦理学中的应用看成是工程中的应用和应用科学中的应用。”[4](p260)工程模式即从理论直接到应用的模式。在这里，“理论”是一般性的理论或普遍的原则规范，通过逻辑推理，得出能直接指导行动的结论。这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过程。于是，这种应用模式实际上只是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在不同现实生活领域的个别化、特殊化，它既没有任何中介的环节，又用不着进行道德价值上的某种转换，只关注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唯一性、绝对性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划一化、普及化，至于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否正确可靠、合理恰当，则毋需去作认真而深入地考虑。
“应用伦理学”的思路与“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不同，它是一种从理论到中介再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应然——适然——实然”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思路。在这里，“适然”已经不是前面所讲的世俗已经存在的“实有”，而是被“应然”提升了的存在，是“应然”的现实化进程的逻辑环节。在这种思路中，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即“应然”）既是由现实生活内生的，又是由人们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所规定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它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和人们主观臆想的东西，而是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的，并要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和矫正。这是其一。
“应用伦理学”的思想不同于“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的第二个方面是，它侧重于对理论与应用、“应然”与“适然”之间的中介的揭示和探讨，并将“适然”作为应用伦理研究的使命。在这里，应用伦理学如同伦理学一样，是一门理论性学科。所不同的是，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道德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提示道德，论证道德，训以道德的“必然之理”；而应用伦理学则研究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具体规律，它不是伦理学一般理论和普遍原则规范的简单延伸和机械套用。它既不等同于政治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管理伦理学、家庭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部门伦理学，又不是一套可以直接操作的规范体系，但它又离不开这两者。部门伦理学为应用伦理学发现不同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特殊道德问题和具体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则是部门伦理学的一个任务。而应用伦理学主要要探讨的是：“应然”与“实然”沟通的规律，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结构及其运行模式，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达成共识的规律，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操作原则、操作方法、操作方式，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应用的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矫正机制及其优化方式，等等。
显然，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序健康的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就必须加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这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极为现实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2] 弗兰克·梯利.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67.
[4] 德马克，福克斯.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势[M].北京：中国辞书出版社，1990.19.
关键词:营销伦理学;煤炭企业;应用
一、企业营销伦理缺失现状分析
当前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滞后，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晚，市场还不够规范，企业也还未走向成熟等原因造成的。道德现象的日渐增多，企业营销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奇，有些企业道德意识低下，企业营销理论尚不被他们接纳，这些企业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较多地强调产值和利润，却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其现状突出表现在:企业对外侵害消费者利益对内侵占员工利益的事件经常发生;对企业的各种投诉日益增多;企业虚列成本、伪造账目、偷漏税现象普遍;产品的虚假宣传，用降低交易透明度等手段来谋取企业的一时局部私利，忽视社会利益;还有些企业自身利益至上，野蛮式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非伦理行为现象严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意识淡薄。
不可置疑，作为企业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去违背法律，违背有关最基本的企业营销伦理准则——即:维护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创建和谐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很多方面留有纰漏被一些利益至上的企业营销者所利用，与传统的“以义谋利，利义共存”的传统经商理念发生对立或矛盾。
(一)社会文化环境及企业文化的影响
与社会文化相比，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伦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营销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我国现在的大部分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导入和冲击，使一些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发生偏移，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单纯追求以企业自身的利益为唯一标准，这样的企业营销道德水准是绝不会高的，在参与市场活动中表现出营销不伦理行为在所难免。
(二)经济体制及市场因素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市场趋势。煤炭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包括定价权、合同签订等方面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状态下的后遗症。市场因素的优化，为企业营销伦理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价交换与公平竞争原则被扭曲，市场就会缺乏良性竞争。加快经济体制建设，完善市场体系整改不容忽视。
(三)政府监控不力及政策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法机构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过程中，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地方政府或者为了自己的政绩，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对企业造成的社会损害行为的麻木与不作为，助长了一些企业的违法、违反伦理经营。此外，我国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政策上有许多纰漏，法律上还有不少盲点这是导致企业营销伦理失范现象产生的主要基础。
(四)企业的短期行为及竞争意识的偏移
当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的经营充满着风险。由于企业缺乏一个可指导其发展的长期战略，导致企业出现了短期行为。一些短期利益诱导企业片面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采用一系列非伦理的手段竞争，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掺杂使假、冒用其它大煤矿企业的品牌等等不伦理行为。漠视甚至损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二、煤炭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对策
我国的企业结构和性质比较复杂，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形成不同的企业伦理层次。但是，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都是同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平等主体，其经营行为必须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要遵从社会伦理准则;即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有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伦理的责任;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又要兼顾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切实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重加强:
(一)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涵盖范围很大，拿我们现在的开滦来说:企业形象建设，本质安全人管理，人文关怀，准军事化管理，ISO质量认证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简单说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特质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在为经济建设铺路，为经济建设护航。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开滦品牌在大众心理的认知度，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从合同的定制、履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都自发遵从社会伦理的约束。
(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关注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营，需要一个规则清晰、秩序井然的社会大环境， 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诚实守信、公正公平、尊重他人、成为每一公民的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把消费者长远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形成全民注重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行业监督
行业协会是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组织，由于个别企业的非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全行业的商业信誉和利益， 行业协会能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准则以及对非道德营销行为的处罚规则，起到强化行业监督，规范全行业的营销行为，维护全行业的利益作用。因此，强化行业监督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增强新闻监督作用
增强企业营销活动中的新闻监督作用，新闻监督的特点是非功利性、影响大、制约性强。用现代大众媒介对企业道德行为进行评议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唤起民众注意，引起国家执法部门的关注，增加这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投机成本”，通过舆论的力量制约企业营销不伦理行为，使其回到道德营销的规范上来。
(五)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消费者应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消费观念的影响，从维护社会及自身利益出发，拒绝购买和使用假冒伪劣产品及污染环境的产品，反对一切不良营销活动及行为。强化消费伦理意识，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同样需要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消费者的整体素质和伦理水准，直接影响企业营销方式的选择和效果。
[关键词]经济伦理学 数理方法 博弈论
最近几年，西方学界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博弈论能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政治哲学。虽然有众多的政治哲学教授们利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专业的博弈论专家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直到宾默尔将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正理论领域来。之后。该方法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诞生
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顶尖级的博弈论专家宾默尔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寄予了厚望。当宾默尔论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义博弈》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问世时，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宾默尔对一个庞大的问题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的方法，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读者有一部分就是专门研究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宾默尔试图“告诉人们博弈论是研究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宾默尔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在于，他“相信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领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论学者萨金对宾默尔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思想提出了异议，由此导致了“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道德伦理学争论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伴随着数理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以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诞生，以博弈论为主要标志的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广泛运用，形成了经济伦理学里的“数理学派”。在这一领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绍过的宾默尔、萨金、高德、萨利、阿克斯罗德、Christina Bicchier、帕菲特、黄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等人，也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伦理思想解释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协定道德》、《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Cardinal 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以及《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二十一世纪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伦理思想数理解释的趋势有增无减，国外出现了大量用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其中，宾默尔2005年出版的新著《Natural Justice》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本书中，宾默尔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阐述了其自然主义的正义观。同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家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伦理学和经济学出现了恢复结合的趋势，经济学研究“伦理不涉”的特征有所改善。同时，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脑科学等跨学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出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全的趋势，其中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经济学与脑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桑塔菲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就是从事跨学科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关于经济伦理的数理解释的研究文献不仅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EL)、《美国经济评论》(AE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GEB)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科学》(Journal of Neuroscience)和《神经成像》(Neuro Image)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这种国际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三、国内对于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
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也逐渐产生了影响。目前，我国许多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中也较多应用博弈理论，但是国内对经济伦理数理解释的研究，包括本文中引用和参考的国内学者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主要还停留在介绍、评价和借鉴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学者能够利用数理工具系统阐述其经济伦理思想。
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从理论研究层面上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角，要坚持多学科的紧密结合。通过上述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在研究经济伦理议题时，以下几个学科是紧密相联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的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其中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极大影响了现行的社会学理论，而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的代表人物是金迪斯和鲍尔斯等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不过桑塔菲目前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实验的验证；第四是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结合，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是这一分支的统称。这一路径的研究就包括Christina Bicchier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而实验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斯罗德；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紧跟一系列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桑塔菲学派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以鲁慈齐(Rustichini)和葛礼谦(Glimcher)等为代表的神经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然而在我国，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伦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结合还不够。一方面，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2、西方在进行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数理解释中所采用的多元的数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学者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数理解释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包括大量的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如果说简单的数理逻辑推导在我国的经济伦理
学研究中尚有部分学者采用的话，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以及计算机的模拟仿真的方法的采用，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当然和我国目前大量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其根源在于中国教育中的过早的文理分科制度。因此，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或者伦理学教育中，改变课程结构，适当加入一些理工科的课程，不仅有利于将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开拓视眼，更有利于方法论上的创新。
当然，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借鉴西方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数理方法。仍然需要避免机械套用，形成数理方法的泛滥。数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虽然数理方法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批判，但仍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但是数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语言”，有其优势也有其缺陷。诚如方钦和韦森所描述的那样，当数学推演过程变得复杂时，几乎所有人都必然地无法再驾驭这匹理性的野马。因此，我们在借鉴其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方法在内的数理方法时，切不可机械模仿其数学建模，而要认真思考其背后的伦理含义。
3、我国的伦理学的研究，应更多地加强理性思维。从字面上理解，“伦理”中的“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赵南元认为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所以是有“理”无“伦”。作为实践指导的科学之――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因此，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可验证的。虽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显示出了种种缺陷，但这往往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缺乏的思维。因此，在后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理性思维应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梁捷：两个博弈论学家之间的战争[N].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05-21.
关键词：护理伦理学知识 护理学基础操作 体会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1
Understanding Nursing Ethics Knowledge by Applying Nursing Ethics to Basic Nursing Procedures
By Zhang Zhengming，Cao Chunlan Sun ChenHuan Shen Haiwen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Nursing，Kunming，Yunnan 650031）
Abstract：In order to integrate nursing ethics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as early as possible，we discussed and studied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ethics in basic nursing practices，and planned to incorporate nursing ethics knowledge into basic nursing procedures when teaching basic nursing practice at school，so that nursing students can learn how to reasonably and flexibly apply nursing ethics knowledge to nursing procedures befor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hus improve their ethics cultiva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护理伦理学是研究护理道德的学科，它用伦理学的原则、理论和规范等来指导护理实践，协调护理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对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1]。有研究报道，通过临床实践教学进行护理伦理渗透的方式是一种较好的补充，有利于护生对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原则的理解与掌握，能提高他们实际工作中解决伦理冲突的能力。护生到临床实习时才开始学习把伦理学知识应用到护理操作中，并不能做到得心应手，在很多时候是不能灵活运用的。基础护理实践是各科护理学实践的基础，根据目前的现状，把护理伦理学知识渗透到护理学基础实践课中，使护生在实践中理解伦理规范及其意义，逐渐形成应用伦理道德规范解决问题的习惯和内在品格。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昆明医科大学2010级护理专业3个大专班共160人同时开展基础护理实课，每个班5位老师进行分组带教，每位老师带教10～12人。共计24次实验课。
1.2 方法
（1）在每次基础护理实践课开课前组织带教老师进行相关的护理伦理学问题学习讨论，提出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和解决方法。对护生则要求提前复习护理伦理学知识，并针对不同的实验课也要找出相关伦理问题及解决方法，并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带教教师。每次实验课前对1～2名护生提问或鼓励其主动陈述本次实验课所涉及的护理伦理问题和解决方法，教师根据护生的回答给予指导纠正。课后组织教师进行总结讨论，并学习及讨论下一次实验课的护理伦理问题，作好记录。
（2）设计及发放问卷调查表给护生，问卷内容包括护生基本情况、护生上护理学基础实验课之前对护理专业与伦理学的认识及对实验带教教师的评价三部分，共计28个问题。收回后进行统计，以检验教学效果。发放问卷160份，收回160份，有效回收率100%。
2 结果
2.1 护生对带教教师综合素质评价
115人（71.9%）认为目前护理带教教师需要提高护理操作能力，更有利于促进护生伦理知识与护理操作技能的学习，103人（64.4%）认为目前护理带教教师需要提高护理基础知识，更有利于促进护生伦理知识与护理操作技能的学习，131人（81.9%）认为目前护理带教教师需要提高伦理学知识，更有利于促进护生伦理知识与护理操作技能的学习。可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带教教师护理伦理学知识水平及护理学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对将护理伦理学知识结合到基础护理操作中十分重要。
2.2 护生实践课前、课后对把护理伦理学知识渗透到基础护理操作中的认识
上实验课之前与之后对回答问题“是否应把伦理学知识与护理操作结合起来”的情况作了卡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实践课前、后对是否应把“护理伦理学知识和护理操作结合起来”卡方检验结果。
上实践课 有必要结合 无必要结合 合计
前 147（91.9%） 13（8.1%） 160
后 157（98.1%） 3（1.9%） 160
合计 304 16 320
注：X2 =6.579 P
从上表可以确定护生在进行护理学基础实践的过程中将护理伦理学知识渗透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充分的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强化了护理伦理学知识，又使护生学会正确使用伦理学知识；强化了护生的道德观念，使护生能把所学知识活学活用。
3 结语
（1）护理学基础是各专科护理的基础，是护理工作中运用最广泛的护理技术，每一个专科护理都必须在基础护理操作的技术支撑下才能完成。护理伦理课主要是在教室里的课堂上完成，尽管目前许多学校采取了多种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护理伦理课教学质量，但始终未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
我们利用护生在校的基础护理实践课将护理伦理学知识合理渗透到基础护理实践中，改变护生学习护理伦理学的方法，增强了护生对护理伦理学的理解和应用，使护理伦理学知识与护理学基础实践相互促进。
（2）真正实施护理伦理学教育的教师不仅要掌握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趋势，而且对护理学理论、护理实践和科研也要十分熟悉[2]。在带教过程中，也暴露了我们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操作能力和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资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某校大专护理学专业二年级2个班的31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24名，女生286名;年龄19~22(20.45±0.70)岁。
1.2教学方法
1.2.1教师课前准备
课前教师做好下列准备工作：①确定TBL的分组方式;②制订学习目标，选择课外学习资料，设计讨论的案例和问题，并完成教案的书写；③制订同级评分内容和学生自我评价内容，确定个人成绩的评分方式；④准备TBL的教学用物，包括个人测验卷、小组测验卷、小组牌号、答案牌（人3、(：、0、￡)、答题纸；⑤向学生介绍TBL教学流程及其优点，鼓励其转变学习观念。
1.2.2TBL分组
根据TBL小组人数的要求（一般5?7名一组)和现有教室座位的特点(5个固定座位连为一排），确定每个小组5名学生。为方便组员面对面环绕讨论，座位安排采取前后排座位2+3名、3+2名的方式。采用问卷调査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和素质能力，包括学习态度、改变传统被动学习方式的意愿、对人与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自学能力、沟通能力5个方面，每项1~5分，1为很差,2为较差，3为一般，4为较好，5为很好，根据得分进行高至低排序。如1班分为24组，则按照1、2……24、24、23……1、1、2……24如此循环的方式，将学生分为24个小组，使各组学生素质能力尽量相近。每组由组员共同协商，选定1名组长，负责组织成员进行自学活动。
1.2.3 教学设计
本学期护理伦理学总学时为20学时，选取其中的临终关怀伦理、安乐死伦理共4个学时，进行TBL教学模式的尝试。授课教师提前一周发放相关的学习金料和讨论案例，并告知下节课的自学目标和纲要，要求正式上课前组内成员根据案例和学习纲要进行自学活动。例如讨论案例1:面临我国临终关怀发展的种种困境，你认为哪项（提供选项）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如何解决？然后，由各小组进行自主讨论，最终做出选择，并写出原因和具体的解决方案。再如讨论案例2:提供1名晚期肝癌患者的病例，小组成员针对是否给予其安乐死或临终关怀进行讨论和辩论。在课堂上主要进行个人测验、小组测验、小组应用性测验及教师点评，每次课时2学时，具体安排见表1。
1.2.4评分方式
TBL课程结束后，学生对组内成员进行4个方面的同级评分，包括课前参与小组预习的积极程度、学习态度、课堂参与小组活动的表现、对小组的贡献程度。共分5个等级，各等级分值为23、24、25、26、27分。每名学生只对小组其他4名成员进行评价，不进行自评。每个人的同级评价得分为小组其他4名成员对自己评分的总和，介于92?108分之间。得分为92~95分表明参与度及对小组贡献程度很差，％?99分为较差，100分为一般，101?104分为较好，105?108分为很好。个人最终得分=个人测验的平均分+小组测验和小组应用性测验的平均分x个人同级评价％。
2.结果
2.1 TBL课前学生基本素质调査结果(表2)
2.2课堂测验得分情况
临终关怀伦理和安乐死伦理这2个单元的小组应用性测验得分分别为(52,72±2.00)分和（52.94±2.14)分。课堂个人测验和小组测验得分情况见表3。2.3同级评价得分情况同级评价得分为93-108(99.97土2.30)分。其中，92?95分14名(4.5%)，96?99分90名（29.0%)，100分103名（33.2%)，101?104分93名（30.0%),105?108分10名(3.2%)。
2.4个人最终得分情况
310名学生个人最终得分为75~94(84.83±3.37)分。其中，低于80分者14名(4.5%)，80~84分者117名（37.7%)，85?89分者156名（50.3%)，90?94分者23名(7.4%)。同级评价得分与个人最终得分的相关性相对较高(r=0.583,P=0.000)。2.5学生对TBL的看法在课程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学生对TBL的看法。结果显示，学生对TBL分组方式很满意者265名（85.5%)，一般者43名（13.9%)，不满意者2名（0.6%);对TBL学习效果很满意者200名（64.5%)，一般者96名（31.0%)，不满意者14名(4.5%)。两次TBL课前自学时间为5?180(45.81±13.45)min，181名（58.4%)学生认为可以接受并值得花费，129名(41.6%)学生认为业余时间花费多导致学习压力增大。在20学时的护理伦理课程中，希望TBL教学的学时数为0者有20名学生(6.5%)，2?4个学时者195名(62.9%)，6?8个学时者92名（29,7%)，多10个学时者3名（1.0%)。在TBL教学结束后，学生对自身能力的评价见表4。
3.讨论
3.1 TBL教学在护理伦理学课程中效果满意
学生通过自学，个人测验答对题数在60%左右，与其自评自学能力基本相符。对于同一道题目，经过小组测验的二次讨论,获得了更高（接近100%)的答对率，表明团队学习后学生能基本掌握该学习单元的要点。在小组应用性测验中，各小组学生能灵活运用论述观点，课堂发言气氛热烈，积极踊跃，取得理想的成绩。最终,个人总体得分平均分为84.83分，说明学生已能掌握该学习单元的重点和难点。与传统教学不同，TBL能及时对全体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过程评价，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根据学生对TBL的评价，绝大部分学生对TBL的教学效果表示满意，认为在小组合作能力、学习主动性、评判性思维能力、学习态度、沟通能力等方面有了较大进步，这与国外研究者的报道一致，学生能更积极地应用所学知识[24]，并学会了如何进行团队协作来解决问题。
3.2 TBL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2.1 课前充分了解学生的意愿和素质护理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人文课程，要学好这一门课，学生要积极主动思考问题，并能主动与他人讨论,需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同时，学生对TBL的认可度是其能顺利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6],TBL是目前较为新型的一种教学模式，如果学生思想保守、不愿意改变以往的“被动”学习方式，将会对TBL存在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学习效果。因此，课前了解学生接受TBL的意愿和基本素质尤为重要。在本次TBL教学实施前，以问卷调査的形式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结果显示，95.5%的学生愿意改变传统的被动学习方式，其中66.1%的学生意愿强烈，学生在分析能力、学习态度、自学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基本素质较好。针对这种现状，授课教师在TBL实施前深人了解不支持TBL的学生的想法，如有些学生质疑TBL的学习效果，担心小组成绩会影响个人成绩。为此，授课教师重点强调了TBL的优点，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解除其顾虑，减轻学生的抵抗心理。TBL正式实行后，学生确实能积极配合教学，做好课前自习、课堂测验、积极进行小组讨论。但需注意的是，有41.6%的学生认为TBL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而压力较大，62.9%的学生希望TBL学时控制在2?4个学时。这可能是由于学生刚从传统的被动学习进行新的转变，授课教师可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和教学内容，选择适合的学习单元进行TBL教学，让学生有逐步适应的过程。
3.2.2科学地进行学生分组
TBL非常注重团队的合作，团队成员的组成方式是影响TBL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要体现公平公正和学生间互助的原则。因此，在本次TBL教学实施前，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学生的基本素质能力，根据评估结果，在分组时按照优生和差生互补原则均匀分配，绝大部分学生.很满意该分铒方式，对小组有较强的“归属感”，能积极参与小组的学习讨论，在实施TBL过程中，没有成员要求更换小组。
3.2.3合理地安排课堂内容和时间由于每个学习单元只有2个学时，在课堂教学时，个人测验、小组测验和小组应用性测验的内容、题型和题量应慎重选择。在内容上，既要能涵盖该单元基础知识的要点，又能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反映学习重点和难点。此外，还必须考虑测验或讨论的内容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本次TBL教学中，授课教师对各教学环节的时间安排紧密，未出现拖堂、遗漏教学内容的现象。
3.2.4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在实施TBL教学时，学生在小组中的参与度对于TBL的实施及学习效果至关重要D为此，我们通过以下3方面的措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首先，提高个人在小组活动中的得分比例。在学生个人最终得分的分值比例上，个人得分占10%，小组活动得分占90%，以此提示个人要重视参与小组活动。
只需个别学生回答问题，其他学生无机会答题，无形中降低了学习兴趣而使得参与度较低。而TBL的同级评价体现的是个人在小组活动中的贡献程度，它可激励个人参与团队的讨论活动，还可解除很多学生的顾虑，如优生担心团队得分较低时影响自己的成绩，或因其他同学不认真参与而自己要背负沉重的小组作业。本次同级评价得分显示，仅有4.5%的学生参与度很差；同级评价得分与学生的最终得分相关(r=0.583)，能真实体现每一名小组成员的学习付出和收获。第三，增加学生自学时间的比例。在课余和课堂时间分配下，学生学习时间与教师授课时间的比例有很大改变。课前完全由学生自学，课堂上学生参与自主学习时间约为70min,占87.5%，而教师除了引导各环节有序进行外，重点点评lOmin,占12.5%。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学生的自学时间和教师教学时间的比例可进行相应调整，但最终要体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教师引导为辅。
3.3 TBL对教师的挑战
一、语文学科教学与http://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的必要性。
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①
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凭借语文思想，凭借语文想象，凭借语文学习，凭借语文工作，语文在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面，实现跨时空交际作用，从远古先人到子孙后代，从各人之间扩展到世界范围。语文是思维和想象的工具，以语言为工具的思维，是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和最基本的形态。语文是从事学习的基本工具。
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饱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凝结着文化的结晶，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很大一部分思想教育工作。语文教材选用的篇目都是带有“百科”性质的各类文章和文学作品。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都文质兼美，一般来说，在语言文字方面都是典范。
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将“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②
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语文教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语文教学内容呈现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传统的语文教学内容呈现方式主要是声音（教师语言）和文字，主要通过书、纸记录和板书传播。www.133229.Com信息技术作为呈现教学内容的重要工具实现了对教学内容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易于存取、快速处理；突破书本是知识主要来源的限制，呈现教科书以外的教学内容，用各种相关资源来丰富课堂教学，扩充教学知识量；给学生提供图形、影音等多种媒体的刺激，创设特定的情境，有利于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思维，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有利于导入新课与提高教学效率。
2．学生学习方式更加的多变。
信息技术可以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工具，从提高基本的学习效率到完成较复杂的研究任务都可以使用信息技术，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学生利用网络技术从不同资源中查找、评价、收集信息。
3．教师教学方式有了新的突破。
信息技术的应用必然引起教师教学方式的变化。传统教学中教师常常把学生当作被动的知识容器，以机械的、单向灌输式的知识传递为特征，把丰富的教学过程简化为单一的认识活动。③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教学观，就是以教定学，让学生配合教师和适应教师的教。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在这种被动学习的习惯中将会泯灭。新课程倡导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师生共同合作完成教与学的任务，注重教学过程中师生信息的交流，更加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去主动追求知识，学会学习。因此教师的角色应从传播者、权威者转换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支持者，信息技术则成为教师辅助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
4．培养了新的师生关系。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或观众，教师的劳动是个体的、封闭的，师生之间必要的互动较少，难以做到教学相长。多媒体、网络教学中的多元化、开放式和交互式特点，给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学东西的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帮助学生营造和维持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氛围”④，师生在共同的学习中建立起一种平等，互助的新型关系，对于学生的影响，我想，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还有精神上的鼓励与熏陶。
5．丰富和延伸了课程教学资源。
在我们天祝一中，每周给学生开设两节信息技术课，两节阅读写作课，使学生在学习中，有机会将阅读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把握和综合多种信息并渗透到各种知识原理中，从而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语文教学要根据信息技术的特点做调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1．把握语文教学的特点，更新教学观念。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观念转变是关键。要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信息技术与课程相整合的过程决不仅仅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过程，它必将伴随教育、教学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特别是对于多年来统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课堂的传统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是极大的冲击，这就要求教师在把握本学科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一些陈旧的教学理念，使语文教学走向新的范畴。
2．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的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是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决策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基础，这些能力的有机整合就形成个人的综合能力，具有这种综合能力的人就会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当前从事语文教学绝大多数教师是从传统教育走过来的，对于突如其来的现代信息技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适应和水平低的问题。
3.教学中强调认知与情意的统一。
重视健康的情感，积极的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必须把它们有机地渗透到语文教学过程和内容中。”⑤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贯彻德育教育，在备课时突出德育教育目标，授课时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把情感的因素贯穿于日常的教学之中，并使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血肉，成为语文教学过程的灵魂。随着信息技术引入语文教学，使思想道德教育显得更为快捷、方便。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提出了学习是学习者对信息主动的意义建构，对传统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挑战。建构主义强调了学习过程中情境、协作、会话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性。文章分析了远程教育的特点:教育对象和教育媒介的特殊性;分析了在英语远程教育过程中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情绪化的学习环境、加强协作与会话、意义建构、学生自我评价与教师总结。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首先提出了认知建构主义，他认为学习不是对知识的记录或简单复制，而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发展，是对现有知识的再理解和再创造，是一个同化或者顺应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了社会在个人建构过程当中的作用，社会建构主义完善和发展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在本质上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心理表征的过程，知识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对客观现象的表述，而是一种言之成理的解释或假设。不同的学习者在自身知识结构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解，所以也就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或唯一的标准。而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对世界的意义进行合作性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由情境、协作、会话与意义建构四大要素构成，建构主义的教学策略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二、远程教育的特点
(一)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成人作为远程教育的主要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成人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由于成人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不同的经历，导致了他们在认知水平、学习动机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反映在英语教学中，学生英语水平的参差不齐尤为明显，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其次，成人学生通常都有工作，安排统一时间进行面授有一定的难度，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
（二)教育媒介的特殊性
与传统的面授教学不同，远程教育广泛采用广播，电视和网络等通讯手段组织教学，特别是网络这种新生媒介的出现，既有助于学习者根据各自的特点自主安排学习，同时也使得教学过程中通过人机互动，实现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但远程教学对学生自主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动机不强烈或者习惯传统面授的学生在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时，会有一定的障碍，所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他们主动进行意义建构是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英语远程教育中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应用
（一)情境化的学习环境
传统的认知论认为，知识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应，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学习一记录这些知识。传统教学强调一般原理和抽象规则的传授，具体到英语教学中则是着重语法的解释和背诵，这不但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容易使学习与实际运用脱节，而且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容易产生畏难心理。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应该在与现实情境相似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内容要与实际问题类似注意知识表征的多样化。电大英语远程教育摆脱了传统去情境化的教学方式，利用网络上传大多媒体资源，力求实现声音，图像，文字全方位的整合，为学生创造一个接近真实的英语学习环境，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水平，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自主学习。同时还组织学生进行课程实践，锻炼学生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情境化的网络资源和小组实践，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加强协作与会话一一意义的双向建构
协作与会话是实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由于不同的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各不相同，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理解客观世界的一个方面。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在这里，学生既可以是知识的学习者，也可以是知识的创造者，老师既可以是协作与会话环境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协作与会话的参与者。学习者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协作，资源共享，可以更全面地建构对新信息的理解。而且这样一种平等自由的学习环境，可以使学生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电大英语远程教学过程中，除了在网络上提供bbs留言板，e一mail之外，还组织形式多样的小组活动，如英语角，旅游英语实践，商务英语实践等，此外，还展开多次小组讨论。学生针对教师预先设置的问题，进行资料搜索，自主学习，协作讨论等，通过这样的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既满足了学习者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也保证了学习的质量。
(三)意义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总是从其对感觉经验的选择性注意开始的，并将其与自身己经掌握的经验建立某种联系，旧经验对新信息进行同化或顺应，从而建构起新信息的意义。学生不是机械的记录和背诵笔记，而是意义的建构者。而教师不是知识的呈现者，而是学生进行意义建构的引导者和协作者。建构学习论认为，我们的知识是由结构良好领域和结构不良领域构成的，所谓结构良好领域主要指的是各个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结构不良领域是指与具体情境相联系的经验与知识。建构学习并不是简单的以理论来进行，而是用自身丰富的经验进行分析。应用到英语远程教学过程中，教师淡化了知识点讲解，而是注重引导学习者进行主动意义建构。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结构不良领域的经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成就感。
(四)学生自我评价与教师总结
学生的自我评价或自我反思，指的是学习的元认知能力，也就是学习者对任务目标、认知策略学习过程的认识，监控和调节能力。及时地对学习进行反思，可以使学生对学习策略及时调整，在动态的过程中取得进步。教师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同时也应当及时反思教学情境和教学过程的设置和实施，以便进行全程监控和及时调整。电大远程教育设计了《学习活动记录表》，师生分别对学习过程进行记录和评价。学生能够对自己的学习有更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以后的情境设计、问题解决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关键词：伦理伦理学
一、前言
高科技时代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制度的变化，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道德标准、审美意识也都会受到冲击。对伦理学而言，社会剧变带来的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现实中社会道德准则的变化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新事物，都会为伦理学带来困境。但是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看成一种不断发展的学问，就会认识到所谓困境正是发现现有伦理学体系缺陷的机会，而发现缺陷和修正原有理论克服缺陷则正是一切学问发展的动力。反之，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就会在剧变的社会现实和陈腐的道德教条之间进退失据，陷于无法逾越的困境之中，甚至希望扼杀科学进步，以削足适履的方法维护道德教条。这样的态度不仅使伦理学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败坏了伦理学的声誉，也制约了伦理学自身的进步，丧失学科发展的机遇。
二、伦理伦理学释义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引起的社会变化为伦理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如参天大树上的茂密分枝竞相萌发。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自然科学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伦理学（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解决“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因而一切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伦理学的指导、约束和“规范”，名目繁多的“科学伦理”也就在这种默认前提之下应运而生了。
这种默认前提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有待讨论：第一个是可行性问题。即伦理学是否有能力或在何种程度上有能力对科学及其他学科进行“规范”。第二个是交互性问题。即是否只有伦理学对其他学科的“规范”，而没有科学及其他学科对伦理学的“规范”；伦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规范”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交流的。仅仅从目前流行的“商谈（交流）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单向规范的思考也是片面的。
为了回答和拓展上述的两个问题，我们面临一个近乎“理发师悖论”的问题：伦理学为科学和其他一切不能为自己提供规范的学科提供“规范”，那么伦理学是否能为伦理学自己提供规范？我们可以仿照“医学伦理学”一样的命名法来创造一个“伦理伦理学”，即由伦理伦理学为伦理学提供规范，从而消解掉伦理学是否为伦理学提供规范的问题。
伦理伦理学不是元伦理学。其区别在于，元伦理学研究的是“伦理学是什么”的问题，为伦理学提供形而上学的预设。而伦理伦理学实际上是“伦理学家伦理学”，为伦理学家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寻找根据。正如“医学伦理学”实际上是“医学实践者伦理学”的简称，研究医生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而“医学”本身其实并不具有法人资格，不构成道德主体，也就不存在“伦理学问题”。
通常我们会认为，伦理学家是研究关于道德的理论的专家，最懂得道德，所以为人处世也最容易做到“不逾矩”。遗憾的是，历史事实很清楚地否定这种看法。著名历史学家钱钟书有一段被我多次引用的名言：“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伦理学家并不是道德家。正如经济学家不是投资家，政治学家不是政治家。但是经济学家有时也会成为独立董事，或者发表言论实际影响经济运行，此时他是个对社会有影响的经济学实践者。政治学家也有时会从政，成为影响社会的政客。同样，伦理学家也有时会通过宣传某种伦理观念来影响社会，此时这位伦理学家就起着道德家的作用，因而也具有产生“大罪恶，大残忍”的可能性。伦理伦理学所研究的就是伦理学家应该如何避免自己的伦理宣传对社会产生危害，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分析产生“大罪恶，大残忍”的道德家的伦理学原因，从而避免由于伦理学的缺陷而导致人间浩劫。
由此可见，虽然伦理伦理学为伦理学家提供规范，但是并不研究伦理学家的一般道德问题，例如伦理学家是否可以有婚外情，儒学家是否可以带六个妻子出国，伦理学家是否可以抄袭剽窃，都不属于伦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而属于通常的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因此称之为伦理伦理学，而不是伦理学家伦理学。简单地说，伦理伦理学研究的是伦理学特有的“学品”而不是“人品”或一切学者共通的“学品”。
二、道德的目的
伦理伦理学为伦理学提供规范，使得伦理学得以更好地实现其目的。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学问，为道德的存在或消灭提供理论支持。
按照我国的通行概念，伦理学是一门哲学分支；而按照罗素的说法，哲学又是处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伦理学乃至元伦理学都有很多流派，而且和哲学一样，在这些流派之间不存在公认的评价准则。关于伦理学派的分类方法众说纷纭，在此我们可以在神学与科学之间建立一个“连续谱”，将各个伦理学派向神学—科学坐标轴上作投影，就可以知道它们在连续谱上的位置靠近哪一端。为此我们提出一个伦理学家们很少给以重视但又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道德为什么存在？或曰道德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使伦理学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偏向神学的伦理学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德的目的在于增加人性中天使的成分（神性特征），减少人性中的兽性（生物学特征），使人更接近神。因此道德本身可以成为终极目的，道德应该是具有超越性的，道德需要与本能作对并战而胜之。持此态度的伦理学家必然认为道德多多益善，道德越拔高越好，道德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带领人们一步一步地上层次，最后达到完全的神性，彻底脱离兽性。既然上帝可以制造洪水消灭几乎全部的人类来制止邪恶，那么为了道德的高尚目的更不需要考虑人命或财产的损失。可见伦理学的神学倾向正是道德家得以制造人间浩劫的根本原因。
偏向科学的伦理学认为，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是社会性的动物。一般社会性动物（蜜蜂、蚂蚁、狼……）的社会行为准则是刻印在基因中与生俱来的，而人却是高度文化依存的，社会结构的创新与变化层出不穷，基因进化的速度远远不能跟踪，所以需要文化中的道德与法实现对社会的支持。道德与法都是维持社会运行的“必要恶”，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税收，但是税收绝不是多多益善；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但是道德也绝不是越多越拔高越好。道德只有在社会受益大于成本时才是合理的。伦理学的一个最重要却往往被伦理学家所忽视的任务，就是审视和反思道德规范，提防制造“大罪恶、大残忍”的“真有道德理想”的“道德家”降世，阻止这些“道德家”引发像饥荒、瘟疫、战争一样的人间浩劫。
三、伦理学的限度
近年来谈论科学的限度好像成了时髦，但是也只是抽象地指出科学有限度，对于限度在何处却大多语焉不详，或证据不足。但是如果用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就很容易发现伦理学的一些“限度”。了解这些限度，对于我们掌握应用或宣传伦理学时应遵守的规范，即伦理伦理学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限度之一：伦理学的预测能力不足。自然科学具有高度的预测能力，所以科学理论对实践也有很强的指导能力，而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则由于社会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价值体系的多元性，导致预测能力的欠缺。因此，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走在实践前头指导实践，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缺乏这种能力。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先有牛顿定律，后有航天事业；先有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后有电动机和发电机；先有麦克斯韦方程，后有无线电通信；先有核能理论，后有核电站。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则是先有语言，后有语言学；先有道德，后有伦理学；先有政治，后有政治学；先有战争，后有军事学；理论只是对实践的追认解释，正如语言学没有能力为语言制定规范一样，伦理学也没有能力为社会生活制定规范。其中，经济学算是最接近科学的，欧元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济学的先见之明，甚至近年引出“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但是“经济学家解释不了边币和法币”的现象并未根本改观，以至于被誉为“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的乔治·索罗斯也仍然声称：“我坚持社会科学是一种炼金术，不是科学，科学有很高的声望，因此说你在研究科学很有吸引力，这是一种有魔力的说法，社会科学家可能被这个说法迷惑了。”“社会科学家”“有玩弄魔法的机会，自然科学家大致上没有这种机会。”小平同志对这种现状了如指掌，故而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主张，对那些有机会“玩弄魔法”的“理论”嗤之以鼻。
限度之二：伦理学的文化依存性。科学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而伦理学则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依存性。这不仅由于各文化中伦理学面对着不同文化历史形成的不同道德体系，更在于前节所述对道德根本目的的不同预设。因此，自然科学没有国界，对西方的科学知识我们可以完全照搬而不会影响其有效性。而对于伦理学，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西方的科学技术比我们起步要早，目前也仍然走在我们前面。但是在伦理学领域，西方对我们并无明显优势。西方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宗教神学背景，这一方面成为西方伦理学产生根本性错误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伦理不能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不语怪力乱神，中文“伦理”的“伦”字的本意就是人际关系，伦理也就是人际关系之理，与神无涉。中国伦理的核心“仁”就是两个人，自始至终就是人际关系，无须扩大，也不会缩小。而西方伦理学更偏重于神性，为了神是可以牺牲人的，这就使得西方伦理体系影响下更容易产生制造浩劫的道德家。
由此可知，伦理学并不是诸善的发源地，只是诸善的解释者。正如语言不是语言学家创造的，语言学家不能指挥语言的发展方向；道德也不是伦理学家创造的，伦理学家也不可能指挥道德的发展方向。伦理学是研究“应该”的学问，但绝大多数“应该”却并不产生于伦理学，这是由于伦理学不能超越实践。例如交通规则或电站操作规程都是充满了“应该”如何的文献，但是这些条文都出自于以往血淋淋的经验教训，而不是来自伦理学的推导。制定这些条文所依据的伦理学原则极为简单——尽可能减少人身和财产的损失。非伦理学家的普通人也都知道这个原则，甚至动物也不得不按这个原则行动。而那些血淋淋的经验教训却是伦理学家所不知道的。当然，这并不是伦理学无用论，遇到复杂的高层次的伦理学问题，例如是否可以“撞了白撞”，伦理学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四、伦理伦理学纲要
伦理学家的本职工作是研究伦理学的学术活动，任何学术工作都必须是完全自由的。正如不应给科学设定一样，对伦理学自然也不应设定。学术自由是学术得以生存的起码条件，伦理学家愿意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什么观点，是伦理学家自己的事，他人无权干涉，也不产生伦理伦理学问题。
但是，一旦伦理学家通过大众传媒发表言论，就必然对公众和社会产生影响。既然有影响就既有可能是好影响，也有可能是坏影响。伦理学家在对公众（而非学术圈子内的专家）发言时就发生了应该避免坏影响增进好影响的问题，也就是伦理伦理学问题。这就像科学家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弄任何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放射性的物质，但是他不能把这些物质随意倒进下水道或扔到垃圾箱里，从而对社会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当伦理学家面对公众发言时，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伦理学家，实际上起着道德家的作用。这时伦理学家的心情应该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着不要让自己的言论危害社会。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道德家造成浩劫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是造成危害的事例还是屡见不鲜的。道德（即应该如何的规定）源于实践，伦理伦理学（即伦理学家不应该如何的约束）也来源于实践。以下所述的各项准则都是来源于近年国内实际发生的伦理学争论。
准则之一：伦理学家不要试图干预科学。
近年来关于克隆人和转基因的争论屡见报端，很多伦理学家参与了这些争论，所发表的意见大多是反对这些科学研究，客观上起到了阻碍我国科技发展，危害公众利益的作用。在这些伦理学家看来，科学如脱缰的野马，如果没有伦理学家的指引，就会奔到邪路上去。然而这种科学观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社会现状，只是西方近代反科学思潮所刻意制造的一种错觉。好莱坞的科幻恐怖大片在散布这种错觉的宣传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一些伦理学家所列举的反克隆人理由和多是基于这些反科学的影视或文学作品。如果一个学者把西游记当作事实根据用来讨论科学政策，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其荒谬性。但比起西游记更加荒诞的科幻恐怖片被用来反对科学研究却很少有人感到不自然，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事。例如反对克隆人和转基因的理由中经常提到“科学狂人”，但在科学史和现实生活中从未真正出现过一个“科学狂人”，反倒是造成人间浩劫的“道德狂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数不胜数。
世界上没有一种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不可能被“坏人”使用的，但这不能成为反对知识，阻碍科学发展，提倡蒙昧主义的理由。有人对于作家群体作过调查研究，发现反科学倾向（对科学持负面看法）的强度和作家本人对科学的了解程度成反比。或者说，越是对科学了解少的人，对科学的反感或妖魔感越强烈。如果我们掌握了高中程度的科学知识，就可以知道同卵双胞胎就是天然的克隆人，从人类诞生开始就伴随我们生存而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和“伦理学问题”；而转基因比传统的诱变杂交育种方式更加透明也更加安全。我们只要知道一点科学史就可以明白，自从有科学以来，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伦理对科学的干涉从未得到过什么好结果。
掌握科学知识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伦理学家都要钻研科学。作为伦理学家，我们至少应该有一点自知之明，当我们对科学还涉世不深的时候，要懂得“藏拙”，要学会压抑由于对科学的妖魔感产生的反科学冲动，以免我们的公开言论危害社会。为此应尽可能地把伦理学家对科学的指责限制在伦理学的学术圈子之内，而不要企图去影响公共政策。
准则之二：伦理学家要甘当事后诸葛亮。
科学是追求可预测性的学问，也在预测能力方面居诸学之首，并因此成为最可靠的学问。由于理论本身的未成熟和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的预测能力与自然科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于新的发明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即使是科学家也是不可能未卜先知的。当法拉第被问及“电有什么用”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一个婴儿有什么用？”可见法拉第也无法预知电磁感应定律的发明对社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伦理学家对科学的用途和社会影响的预测不可能超过科学家，所以我们的预测很容易被荒诞无稽的科幻小说所劫持。充分意识到预测出错的风险，作为伦理学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对未完成的科学研究和未发生的事件做出判断，以免出错而降低伦理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
为了防止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目前我国明令禁止用b超判定胎儿性别。但是我们在此之前并不应该禁止b超这一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使用，更不能认为b超信号处理的算法研究是“不道德”的，毕竟b超在很多疾病的检查方面功不可没。因此我们只有在实际害处发生之后才可能判断应该禁止的范围，任何“事先”判断（即使可能）都会造成禁止的扩大化，结果是得不偿失。
去年揭露出前年在北京地坛医院所进行的非法药物试验[2]，却被“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所认可[3]，而且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了我国著名的伦理学家[4]。这一事件对伦理学家的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我们不能因此指责伦理学家学艺不精，因为伦理学家的职责所在是弄清伦理学的理论问题，而不是精通于药物试验的法律法规或判断药物本身是否在科学上可信。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伦理学家应该记住这次教训，在事实不清的时候避免卷入负责任的角色。实际上，对事实本身很清楚的已发生事件，伦理学家是比较容易做出正确判断的。例如同一位伦理学家，在对摘除痴呆少女子宫事件中所发表的评论就很正确，而且表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5]。
准则之三：伦理学家要有独创性的思考。
独创性是做学问的核心价值，这一论断并不特定于伦理学，对任何学问都适用。但是此处特别提出这一点，是有其现实的具体针对性的。西方伦理学有其明显的神学背景，因而在方法论上也有神学特色，即非理性和追求有害的道德高标的倾向。在伦理学研究中借鉴、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应放弃独立的判断能力，不应认为这些“新发展”都是当然正确的。如果我们伦理学家脑子里缺了这根弦，见什么拥护什么，学什么宣传什么，我们就会从伦理学家堕落成为“道德家”，完全放弃了理性思考这一伦理学的核心任务。正如一个宗教学的研究者，不应成为该宗教的信徒，否则就会像一句外国谚语所说的：“找木乃伊的变成了木乃伊”，从研究者蜕变成研究对象。
动物福利/权利伦在我国的传播，部分是一些国际组织金钱资助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伦理学家在推波助澜，使得反科学、反人类思潮泛滥，造成了实际的社会危害。而为这些有害的伦理学辩护的无非是外国的某名人如何创始之，而后如何推动了立法云云。但是这类理论对人类社会有什么好处和危害，从来都是语焉不详，更不要提证据。这就是“人云亦云式”学问的特点。“证据是相信某事的一个好的理由，它让你对相信某事的坏的理由产生警觉。这些坏的理由叫做‘传统’、‘权威’和‘启示’。”[6]提倡独创性，也就是提醒我们，无论相信什么，或是向别人宣传什么，都请使用“好的理由”，摈弃“坏的理由”。
以上诸点肯定不能构成伦理伦理学的完整内容，今后还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只是创立一个学科的提案，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锺书著，《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4，p58
[2]北京地坛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南方周末》2004-04-22
[3]艾滋新药临床试验疑云重重：伦理审查和仲裁《青年参考》2004.04.21
[4]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会议资料《青年参考》2004.04.21
1944年，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一书阐述了伦理行为与非伦理行为、习俗道德与反省道德、中西道德之异同等内容，成为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也填补了伦理学和比较学的交叉学科空白。2007年以来，刘星教授对安全伦理学做了较多的研究，提出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等诸多理论,对安全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安全科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吴超等&]在2009年发表了《比较安全学的创立及其框架的构建研究》，首次把比较安全学作为安全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做了具体的阐述8一9],使得比较安全学这一交叉学科首次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系统地‘‘亮相”。但是，对于三者的结合交叉学科—比较安全伦理学，在我国乃至国际上至今仍处于探索甚至空白阶段。此外，在安全伦理学的研究中，不仅需要提取不同时间、区域和文化背景下安全伦理问题的共性，并使之相互借鉴和渗透,而且需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安全伦理体系中彼此联系的不同时空的事、物、环境、人的理念、自控能力等进行对照,从而揭示它们的差异，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因此，比较安全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十分必要。
笔者借鉴比较学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经验及安全伦理学的发展成果，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伦理学领域,提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分支及一般模式，尝试对这门新学科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1比较安全伦理学定义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需要不断认识、理解、继承、总结和发展与之相关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已经发展较成熟的比较伦理学、比较安全学、安全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特点M，暂且对这一新兴学科作出如下定义：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把比较的方法(如类比、对称、分类等)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以归纳、统计、描述、观察等方法为辅助方法，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行业、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等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进行分析，以发现它们异同、联系和特点，并由此揭示安全伦理的普遍规律、得出安全伦理的一般规范，使人们在法律法规覆盖范围之外有所遵循的科学。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比较安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融伦理学、比较学、安全科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2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对象)
一般来说，安全道德可以用于描述性地指称一个社会、群体(如宗教)，或个人所提出的某些安全行为准则;也可以用于规范性地指称在给定条件下，所有理性的人可能提出的安全行为准则，即安全道德包含实然与应然2种不同含义，其实然之义是指安全道德习俗习惯，其应然之义是指经过人们理性反思的安全道德。
而比较安全伦理学则是侧重于比较研究安全道德的应然之意的科学。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共制度,以不同时空背景的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等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现有安全法律法规所不能涵盖的理性反思，适用于所有理性的个人，规范那些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安全美德、安全理想及安全道德规则，并将减少安全的“恶”与伤害作为其目标。
在这里，笔者把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统称为安全道德的善，把不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称为安全道德的恶。在马洛斯需求理论中，人的生存安全被列为最低层次的需求，即只有人的生存安全被保证之后，才会有追求其他需要的可能。在人的所有的目的中，没有比保存生命和安全更为根本的目的，因而这是最大的善。相反，加害他人生命和安全则是最大的恶。
3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的合理划分与内部考察,对于厘清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流派、从整体上理解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把握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逻辑、总结比较安全伦理学发展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比较安全伦理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探讨安全理念价值的科学，又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研究价值转化的实践性学科，故笔者尝试从理论与应用2个视角对其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进行初步构建和研究。
3.1从理论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任务在于对比得出安全道德生活的规范或者原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因此，通过参考相关学科的内容与体系ai一12,尝试从理论视角给出如下分支并给予简略说明。
3.1.1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
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是通过比较探讨安全道德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间的界限与标准和给人的自身带来心理、生理安全与否的行为、动机,论证安全伦理的价值及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安全伦理实践，达到保障人身安全、协调人际关系、完善人类和社会的目的M。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分支：
1)比较安全目的论:通过比较方法，以行为所实现的目的、结果安全与否或其安全程度作为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的伦理学说，即对的行为在于相比之下结果的最大化或效益的最大化。表现为安全道德的他律性，具有感性主义的特点。
2)比较安全义务论：与目的论相反，义务论强调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在于对比之下的最初动机，在于行为本身是否是出于想要维护安全道德的义务、应当和责任，是否遵从了一定的安全道德原则和规范,即对的行为在于是否最大程度遵守安全道德原则。表现为安全道德的自律性，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
3)比较安全德性论:通过对不同情境下的人的安全意识理念、安全道德等因素的对比，以研究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安全理念以及解决如何完善安全观才能安己安人等问题为中心的伦理学，即人们的正确的行为必须遵循适度和中道的理性原则，这是判断某一行为安全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标准。
3.1.2比较安全元伦理学
比较安全元伦理学不制定安全行为规范，不关注安全道德的实际内容，而是应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方法，对比研究安全的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对比分析安全义务等伦理概念的涵义,对比解决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等涉及安全道德判断的逻辑问题，可为安全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方法M。
参考元伦理学的3种理论，比较安全伦理学有对应以下几种理论：
1)比较安全直觉主义:通过人的特殊的安全道德直觉来把握安全概念、安全义务和价值理念等涵义和研究安全道德的善与恶与等问题。
2)比较安全情感主义:把安全伦理学当作一种非事实描述的情感、态度或信念的表达，认为它不具备逻辑或科学那样的普遍确定性和逻辑必然性。它主张安全伦理概念不能定义，否认人们能认识安全道德，认为安全道德判断只是个人通过感性对比产生的情感、情绪的表现。
3)比较安全规定主义:认为安全道德语言是一种用对比方法研究得出的规定语言，不是人纯主观情感的表达,更不可能从纯粹事实陈述中推论出，而是兼具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
3.2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重在用比较方法对实际安全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揭示规律或得出规范，是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安全道德审视的科学理论,它归根结底是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重大社会安全问题为出发点，运用比较方法和伦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这些重大社会安全问题的伦理维度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安全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价值反思与安全伦理辩护，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寻求基本的安全道德共识并构建具体的安全道德规范。
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分支是一种集研究领域的分散性与研究方法的交叉性为主要特征的实践研究方式，研究得出的具有时代价值的安全道德理念往往对很多领域的传统安全职业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改造和更新作用。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研究涉及的多个行业，暂且列出如下分支学科:①医学医药行业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②社会人文环境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③科学技术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
④金融证券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
⑤政治公管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
⑥网络游戏开发IT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网络伦理;⑦安全法规对应的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
4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4.1研究的基本程式
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特点，把探究模式归纳为以下基本程式:收集整理资料、分类、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返回到实践中检验，成立得出一般比较安全伦理学一般规律规范等结论，不成立则返回重新对比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图4)。
4.2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理论性质与理论方法是内在关联的，它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使命内在地决定了比较安全伦理学必须创新研究方法。
西方伦理学家普遍认为，伦理理论原则在理论思维上的位阶为：理论原则是处于上位的，而实践问题是处于下位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处于抽象层次的，而后者是处于具体层次的M。故参考西方伦理学家的分类&6一19,笔者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从逻辑上划分为3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双向反思(上下互动)模式。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应用伦理学家们迄今为止普遍认同的一种方法论划分方式。
通过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模式发现，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种简便高效的理论应用方式，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在于对已有安全伦理理论原则的演绎,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充分表达了对安全伦理原理或原则规范所具权威性的强调。相反，自下而上的模式往往表现出对现成伦理学理论或道德原则规范的权威性的挑战，在思路上更能充分体现比较安全伦理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的创新性。然而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反思,双向反思模式既不武断地否定伦理理论的权威性,也不片面地强调“应用”的创造性，它强调平和的、审慎地进行理论修正与规范创造，这一点是自上而下模式与自下而上模式均不可比拟的理论优势。在具体的学科应用中更具专业特色的研究方法也是大量存在的，限于研究目的，就不在此一一考察。
5结论
笔者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科学与伦理学领域,创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并得出以下结论：
1)提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并确立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及范畴，阐述了其研究模式及方法。
2)构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并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从理论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和比较安全元伦理学2个分支;从应用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比较安全网络伦理学、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等分支。
3)比较安全伦理学结合了科学理性的对比分析方法和哲学理性的安全及伦理学研究，它处理的问题虽微观，然而肩负的责任却很重大。它涉及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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