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10:14:45
“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是管理学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是政府管理模式新旧交替，前后承接的渐变过程。然而，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二者的关系始终存有争议，并在长期争论中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本文首先介绍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历史沿革过程;其次针对学界存有争议的二者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历史沿革
19世纪20年代，西欧国家早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封建体制之外的公共领域，公众对于公共领域的自治需求产生了公民社会，并由此导致了公共行政的萌芽。早期公共行政以私人权力为主，是封建皇权下服从与被服从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非我们所认识的以法律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行政体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存在行政上的“政党分赃制”，从而产生政府更迭频繁、立法与行政的冲突等等，并最终导致早期行政模式的改革。早期行政模式改革出现在英国，19世纪中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与议会改革观念对美国公共行政产生了重要影响。1887年以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代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正式诞生。1900年古德诺发表文章《政治与行政》，进一步完善二分法概念，指出政治与行政均存在所有政治体制中，并发挥着国家意志表达和执行的作用。此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与韦伯的官僚制、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威尔逊——韦伯范式，并以此奠定传统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20世纪 20年代前后至70年代早期，是传统公共行政发展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危机和“滞胀”现象使传统公共行政面临巨大危机，各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以谋求解决问题之道，新公共管理运动悄然兴起，并使“公共管理”一词进入大众视野。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成为历史必然，然而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概念及二者关系问题学界始终存有争议。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之争
(一)公共管理从属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的兴起与传统公共行政面临危机，公共政策学派的崛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抽象概念和原则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时表现出了政策制定困境和执行力明显不足的问题，用政策视角探讨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学逐渐兴起。公共政策学作为多学科交叉领域，注重经济学理论与数理方法的结合，与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关注抽象概念和原则不同，公共政策学更多关注实际，主张将其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分析，以培养能够进行宏观政策制定、分析和批判的政策分析家为目标，而不是单纯听从命令，被动执行命令的政府办事员。然而，以公共政策理念培养出的政策分析者并没有预想中的完美无缺。在经济学上，他不如专业经济学者的竞争力;在社会需求上，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和政策执行者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政策分析者的需求，公共政策学派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将公共政策学与公共行政学联系起来而使之又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就显得尤为迫切，“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据此提出。以罗森布鲁姆和克拉夫丘克为代表的行政学家将公共管理看做隶属于公共行政的子域，并以此界定公共行政是运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来实现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指令，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管理与服务职能。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管理作为实现行政目标的手段之一，是被认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技术而不是独立的部分。因此，公共管理被认为是公共行政的子域。
(二)二者的对立关系
无论是从政策分析还是从公共管理途径研究公共问题，都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失效或过时的一种反应和替代，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产生了竞争，这是学者们所持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欧文·休斯认为，行政与管理在本质内涵方面就存有差异，这种差别通过行政和管理前面的“公共”一词就可以体现出来。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活动，着重在政府工作人员的执行力上，即公务员只是被动执行上级的命令，以服从任务为主，强调程序及将政策转化为行动的过程，而公共管理在于政策执行的技术性手段，强调执行的结果及承担的相应责任。根据以上分析，他认为建立在行政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与建立在管理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是不同的，即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它们应该被看做两个互相竞争的典范。同样，在国内，张康之教授首先提出了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基于服务倾向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服务为主，而非以公共行政的权威为主，公共行政更多表现出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者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内涵上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关于公共管理中公共服务功能的作用现在已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据此将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对立，并认为公共管理已然取代公共行政的观点仍是部分学者的看法，关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关系仍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所在。
三、总结
关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众说纷纭。基于以上对各个学者观点的综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可以用“范式”的概念加以区别。在这里，首次我们要厘清“范式”的概念，范式是指一种相同等级关系模式的集合，在该集合内的事物必须满足该等级关系的要求，满足程度不同，即为不同的范式。简而言之，范式是反映一定关系模式的概念。因此，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关系库中满足不同程度要求的不同范式。这里的关系库指“行政”与“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及“公共管理”关系的探讨就是在这一关系库范围内，不同学者为解决不同社会管理问题所提出的不同看法，因而形成管理学领域内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之争。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不存在从属关系，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是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公共问题所提出的管理概念，拥有不同的管理内涵，二者是前后相继、顺势承接的关系。具体来说，在概念的丰富性和内涵的充分程度上，公共管理比公共行政更进一步，更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但并不是说公共行政已被当前的管理实践淘汰，相反的，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补充，与公共行政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应用于当前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之中。
传统公共行政已然成为过去，但现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正在发挥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认清二者内涵和相互关系是我们进行管理学习和管理实践的基础和关键所在，管理学的序幕已经拉开，有更多的知识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近年来,邳州环境监察工作按照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在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环境监察工作为我的“三先”目标服务、为环保事业服务、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执行环保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为保护邳州的蓝天碧水，保护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求真务实，严格执法，认真查处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我们把坚决清理取缔“十五斜企业和其它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严重污染企业放在环境监察工作的首位。20__年，全共清理取缔“十五斜企业19家，立案查处严重污染企业40家，查处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我工业建设项目中的小造纸、小炼焦、小炼钢、小电镀和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在现场执法工作中，我们结合自身工作的特点，严格从源头控制污染企业的产生，发现新上建设项目，及早介入，率先了解其生产工艺，对工艺中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又无力落实“三同时”制度的新建项目，及时予以制止，这样，既控制了新建项目带来的污染隐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盲目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二、认真做好环境处理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意识也随之增长。20__年，我们共处理环境问题125件，其中，我群众还在全环保系统首创自制光碟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先例。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按照工作无小事的原则，从解决污染双方的矛盾入手，坚持事无巨细，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环境案件处理率达到100，连续多年被我评为工作先进单位。
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为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在环境监察工作中，我们率先引入提前介入的概念，率先引入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率先引入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最大限度地保障执法成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避免因为重复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从企业新建项目立项开始，我们就把执法和服务贯穿其中。首先，帮助企业理清投资方向，分析项目投资的可行性，防止重复投资和上马禁止的落后淘汰工艺；其次，为企业提供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治理信息，帮助企业落实“三同时”措施，使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实现以较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治理效果；第三，主动帮助企业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导企业进行排污申报，指导企业建立污染治理台帐，并且不收取任何成本费、服务费。这样，把执法溶入于服务之中，把环保理念溶入于服务之中，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环境宣传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了环境监察成果的最大化。
今年以来，我相继吹响了四城同建和建设大而强、富而美东陇海第三大的战斗号角，在新形势下，环境监察工作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紧紧围绕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在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开拓的精神，昂扬的姿态，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全面深化环境监察工作改革，全面溶入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以适应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下一步，环境监察工作将要在职能和观念上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管理型执法、收费型执法到服务型执法的转变
我们要在继续强化提前介入管理的概念、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力争把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基础上，从壮大我的工业经济实力入手，提高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保障我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我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能力，切实发挥环境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二、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点源管理到面源管理、宏观管理的转变
过去，污染企业分布广、污染特点各异，环境监察工作成本投入大，执法效果不理想，随着我工业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一些小的供热型污染将被集中供热所取代，同时，随着城集中排水管网初具规模，城污水处理场投入使用，工业园区建设步伐加快，新上工业项目统一集中到工业园区，实现了污染的集中治理，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要加强面源污染、宏观污染防治方面的研究，转变管理观念，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应对污染特点变化的能力，加强宏观污染管理，节约执法成本，提高环境监察工作效能。
一、秘书现象和秘书现象的社会定位
秘书和秘书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秘书学的研究，不应从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秘书职务开始，而应当从为什么会出现"秘书"这一本原开始。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五千多年前用兽骨占卜问神，到商朝甲骨卜问后刻写卜辞，体现了人在为权力服务中总结文字经验和发挥文字作用的本领，以文字为工具的社会服务随之寻偶。向当事人释解占卜凶吉，记录生产技术，记载个人秘密，提出某种建议，充当传递信使等秘书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的抽象，就是孕育"秘书"含义的本原。
秘书现象的应用价值，首先被氏族公社末期的贵族统治者所认识。他们对秘书现象进行了政治性和归属性的改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围核机制"被模拟和扩散。表现为"核"的模拟和"围"的扩散。
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了一幅图景。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以"围核机制"为特征的秘书现象不断地以一定的存在形态被凝固在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之中。凝固点上的人就成为秘书现象的人格化身，成为"秘书人"。他们被称之为"秘书"或类似的称谓，实现了秘书现象的社会定位。这就充分说明，"秘书"是由秘书现象分离和衍变而派生出来的，它是一种符合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分工。
由于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是个庞大的网络，因此在网络中无数点上定位的"秘书"，存在着社会属性、"凝固"形态和活动方式多元化的特征。事实正是这样，当今世界"秘书"的定位有官方的、民间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专业的；集团的、个人的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秘书现象，秘书现象孕育和分娩了秘书人，秘书人承担了秘书现象的兼容升华和围核指向，满足了社会定位的需要；同时，社会对秘书现象及其"围核机制"的功能性选择，还在不断发展和扩新，呼唤出现新的"秘书"定位。这就是秘书现象和秘书定位历史发展的模型。
这模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秘书史，就是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秘书现象动态发展中记载的。
二、从秘书现象看秘书概念
对秘书现象产生和演化，以及秘书职司起源和变迁的粗略勾勒，有可能为我们解释秘书概念找到了一把钥匙。
首先，秘书现象产生--发展--分离--再发展--再分离的演进规律，表明了它既有广义的扩展性，又有狭义的规定性。
其次，秘书现象分离后的社会定位的围核化，社会定位历史发展的多元化，表明"秘书"在人格化意义上既有绝对确定性和连续性，又有相对确定性和间断性。
这些，都给我们提示了秘书概念在职业化或人格意义上的外延的多维。
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未能对"秘书"定义达成共识，正是反映了对这一概念丰富内涵和多维外延把握的偏颇。人们从各自对秘书标准概念的想定出发，从各自对秘书实践的体验出发，从各自不同侧面的理解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我们分析了秘书现象演进规律及其社会定位所各自表现的两重性，就容易把握"秘书"这一概念了。尽管在人类认识视野中，"秘书"可能属于使用模糊集合来表述的一种概念，然而秘书现象的两重性，揭示了"秘书"这一概念，包含着本原概念和与本原概念直接相关的人文概念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元性的简称，是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真谛"。正如"翻译"一词，既指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也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职人员。这是两个互为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所谓"秘书"，从本原意义说，是人类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即秘书现象在社会的反映。这属于秘书学研究的课题。从现实生活对"秘书"的人文理解上，可以表述为：秘书是在社会确定的对应从属范围内，为特定负责对象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任，进行以日常协理为主的知识的一类职司人员。
三、对秘书概念若干问题的正确把握
推敲秘书概念，不是导向学究式的思辨，而是为了反映本质，指导实践。所以，需要对秘书含义有个正确的把握。
众所周知，概念是人们对事物及其特有属性认识的反映。作为完整含义上的秘书人，应当由主体条件、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及作用指向实质内容三部分构成。
第一，主体条件。就是秘书资格，他必须是秘书现象的能力人。
第二，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主体条件还不是秘书概念的主要成份，因为不具备条件者固然不能妄任秘书，具备条件者也不能都当秘书。
第三，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笔者在表述中把秘书服务对象的"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任"作为秘书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这是基于时代进步对秘书概念认识深化而提出来的。
秘书工作"三服务"，核心是秘书对领导的服务。
关键词：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理论
1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概念诠释
1.1 民间社团
对于社会团体（也称社团），我国官方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定义其为：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国际上，与社团组织类似的代名词有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它们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指向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关于“民间”一词，在我国的文法用语中习惯将其与“官方”做明显的区别，本文中民间社团的概念并不是独立于社团概念之外，它与社团的概念仍然是互通的，强调民间是考虑到我国不少社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共青团中央、妇联等组织虽具有社团的性质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通常被划归于人民团体而不属于民间社团的范畴。
1.2 公益精神
公益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释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以下是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公益这一概念，即“公益”主要是公益主体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社会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公益的基本特征得以显现：①非政府性，它的行为主体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公民的自发组织。②非营利性，它是以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的，而非营利。③非强制性，即实践公益的主体是通过自愿的行为来进行参与的。④救助性，即帮助或者扶住弱势群体是公益产生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对象也公益事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⑤社会性，这代表着公益实践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
公益精神中的“精神”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它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具有对客观现实的能动作用。结合起公益的特性我们在此可以将公益精神的内容定义为：公益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出于关怀意识、公共意识、利他意识，为促进社会群体和人类共同发展，而有所施为的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
1.3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
公益精神属于社团的文化层面。它是在社团这个特定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与公益精神的价值判断，并由此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具体是指社团成员具备的以高度的责任感，出于崇尚的人文关怀和利他意识，自愿的参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公益活动是其参与表达的一种方式。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正是打造社团精神文化，推动社团公益行动的重要桥梁。
2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内在逻辑
“反动”言论打动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最早是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的发言，9月21日由《解放日报》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从此，这句话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慕丰韵当时就职于中共中央社会部。他回忆，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一个县长被雷击致死。后来，有人到处说：“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
在接到边区政府保安处汇报之后，便振人下去调查。原来这句话出自一位农民之口，他抱怨边区政府向农民征粮太多，导致自己家里都没有吃的。当即找来这位农民和他谈话，了解情况。
“应该说，‘反动’言论打动了，从而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起事件也是促使提出‘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慕丰韵说，“随后党就开始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在延安搞大生产运动，两年就丰衣足食了。”
1944年9月5日，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而到安塞县烧木炭的张思德，因为炭窑突然崩塌不幸牺牲。张思德去世之后，给警卫队长古远兴下了三个指示：“第一，给张恩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搞口好棺材；第三，要开个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事实上，借着这个追悼会，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教导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慕丰韵说。
当时，投奔延安的青年们来自不同的阶层，知识构成也不同，很多人并不清楚革命是要干什么。亲自给张思德开追悼会，就是告诉大家，革命队伍里，没有职位高低，不分官大官小，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平等的。
谁是人民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人民服务”便成为党的核心理念，一直延续至今，而“人民”这个概念在60年里却变化了不少。
延安时期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因为中共有敌人。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外的人，都是敌人。划分敌我界限，这个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当时纯粹就是政治概念，我们不仅有阶级敌人，还有民族敌人，你只要不做汉奸，那就是人民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概念更宽泛。拥护社会主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都是人民。”
在1957年反右之前，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此时，国内的政治斗争比较尖锐，认为需要划分敌我，又把“人民”转化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凡是守法的中国公民都是人民。所以，现在“人民”又是个社会概念，这是相对于公职人员来说的。邓小平曾经提出“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是说党员干部不能脱离人民，连他自己也说是“人民的儿子”。
“今天，‘人民’的概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最广的。”谢春涛说。
怎样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
在60年里，中共经历了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在不同的时期，人民有不同的需要，因此，“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如果按照大阶段划分，那么1949年之前“为人民服务”最大的内容就是“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人民服务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抗击日本侵略。此后则是的反动统治。
1949年之后，就是利用执掌政权来为人民造福。简单地说，执政后“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限度地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
「关键词法理学，行政法学，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上所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法学范畴，也是行政法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核心。对行政行为的系统研究，几乎需要行政法学的所有技术、涉及行政法的全部领域。本文仅拟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法学思潮与行政行为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行政行为所蕴含的法律文化和人文精神，追溯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
一、概念法学与行政行为范畴
概念法学又称形式法学，源于17世纪德国封建习惯法的罗马法化运动即“《学说汇纂》在现代的应用”或“潘德克顿运动”（ususmodernuspandectarum），因此又称“潘德克顿法学”。近代意义的概念法学，则是19世纪中叶的德国法学家为适应德国法制统一及其法典化进程的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法学体系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海塞（Heise）、凡格罗（K.A.Vangerow，1808－1870）、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拉邦德（P.Laband，1831－1918）和梅叶尔（OttoMayer，1848－1924）等。概念法学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实定法规范；法学是一门运用“法律学的方法”，对实定法规范进行“纯粹的逻辑性思维”的科学。概念法学强调，法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历史长河中和现行的实定法规范进行逻辑分析和处理，提炼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素材，并对该素材进行概括、抽象和归类，使其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实定法规范和制定、解释法典提供一种统一和标准的概念性工具和框架性结构。概念法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法学成果，建立起了近代意义上的精密的法学范畴和严密的法学体系。[1]
概念法学在德国的兴起，具有相应的社会背景。直至19世纪中叶，德国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调整社会关系的仍然是分散的日尔曼习惯法。拿破仑的侵略，终于唤醒了日尔曼人的民族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俾斯麦中央政权。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需要统一法制的保障。法国的法典化成就，更令德国人羡慕和渴望。于是，德国法学家终于以萨维尼（F.C.vonSavigna，1779－1861）关于习惯法、学术法和法典法的历史法学为理论基础，兴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潘德克顿法学”运动。
处于上述社会背景和法文化氛围的梅叶尔，自然成了概念法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于1895年提出了“行政行为”这一法学范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行政法学已经在法国等国得以产生和长足发展，并将行政机关的一切法律行为（包括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称为“行政行为”（acteadministratif）。但在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法国行政法学并未对它给予精密加工和严格锤炼，而仅仅热衷于区分权力行为（actesd‘autorté）和管理行为（actesdegestion）。其次，在1895年之前的德国，行政法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而往往与宪法学合称公法学或国法学，研究行政法的方法是国法学方法。再次，在1895年之前的德国行政法学著作中，所构筑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法分论，即内务行政、外务行政和军事行政等各部门行政活动的具体制度和现象。梅叶尔通过对法、德两国行政法的研究，将行政法学从国法学中剥离了出来，从行政机关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警察和税务行政活动中）提炼出“处理具体行政事务”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素材。他又将行政机关的“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与法院的司法判决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抽象出“者的权力作用”、强制性和单方面性等共同性素材。接着，他将上述两种素材加以综合，并借鉴法国行政法学上的“acteadministratif”用德文“verwaltungsakt”这一名词加以概括，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提出了“行政行为”这一行政法学核心范畴。根据他的界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对具体行政事务适用法律、作出决定的单方行为（“原文为……istderVerwaltungsakt，einderVerwaltungzugeh=rigerobrigkeitlicherAusspruch，derdemUntertanenimEinzelfallbestimmt，wasfürihnRechtensseinsoll.”[2]）。此后，“行政行为”被德国法学家不断地进行加工和锤炼，先由柯俄曼（Kormann）运用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理论界定为“国家之法律行为”，以后又由福雷那（Fleiner）阐释为“行政机关”的法效意思表示，接着又被叶立尼克（WalterJellinek）概括为“行政机关对特定人所为，具有公权力之意思表示”。[3]
20世纪以来，概念法学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的法学界得以广泛流行。在行政行为领域，概念法学仍致力于行政行为的型式化。[4]行政行为是纷繁复杂的。从内容上看，既有为相对人设定权利的行为也有为相对人设定义务的行为，既有为相对人消灭权利的行为也有为相对人消灭义务的行为，既有消灭相对人作为义务的行为也有消灭相对人不作为义务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既有书面的行为也有口头的行为，还有表现为具体动作的行为。从主体上看，既有行政机关的行为也有非行政机关的行为，既有公安、民政部门的行为也有经济、教育部门的行为。它们尽管都是行政行为，但又有各自的特征。20世纪的行政法学对此作了大量的逻辑处理工作，即寻求某类行政行为的共同素材，将具有相同素材的行政行为加以归类，再用一个行政行为的下位属概念加以命名和界定，从而形成各种不同模式或型式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等。社会的发展，行政行为的灵活性，使得新的行政行为层出不穷、原有的行政行为也变幻莫测，如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私法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等。因此，行政行为的型式化将是行政法学的一项长期工作，也是概念法学持续不衰的原因。
概念法学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理论，在行政法学上被称为行政行为的形式学说。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它为行政法学提供了有关行政行为的一系列重要的概念性工具，有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行政法学的研究能得以展开。其次，它为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规范提供了可能性。概念法学对行政行为共同素材的提炼，使得法律有可能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成立要件和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救等作出统一的规定。再次，它建立了行政行为的逻辑体系，有利于认识和分析各种行政行为的特征。借助于这种逻辑体系，可以对社会现实中所发生的某一特定行政行为进行推理、归类和定位，从而准确地适用法律。但是，行政行为形式学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往往“仅止于对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之产物，即对最后之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或自治章程等作研究。对于在最后决定（或最终结晶）产生前所发生之协商、当事人参与、讨论、听证……等行政过程则缺乏研究。”[5]同时，行政行为的形式学说对行政行为的目的未予重视；使行政行为概念及规则过于抽象，难以为普通公民所认识和理解，也为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推理和定位带来了困难；在理论研究上也过分集中于型式化行政行为，对非型式化行政行为的重视不够。
二、社会法学与行政行为的嬗变
以法国法学家狄骥（LeonDuguit，1859－1928）为代表的社会联带主义法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社会联带关系有两种，即同求的社会联带关系和分工的社会联带关系。同求的社会联带关系，是人们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共同协作关系。分工的社会联带关系，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6]他认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即行政主体为公众提供服务和相对人对服务给予合作的关系。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吸收了狄骥的思想。庞德（R.Pound）认为，20世纪的法学道路“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7]康曼裘（mager）则指出：“社会法学即是实用主义。……它并不把法律当作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盾牌，而把它用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合作工具。它是一种适合于
都市化了的社会生活实际与平等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生活实际的法律哲学。“[8]社会法学的这种理论，目的在于强调人对社会或者集体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或个人自由正好相反，因而也被德国学者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称为团体主义思想。[9]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1902－1974）和巴杜拉（PeterBadura）就是在德国行政法学界支持和宣传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有效生活空间“范围日益扩大，但所拥有的”掌握空间“却日益狭窄，”社会依赖性“日益增强，因而以相互合作为核心的团体主义思想已取代个人主义思想是一种不争之事实。[10]当代西方国家所流行的福利行政法理论也是以这种团体主义思想为支持的。
社会法学及其团体主义思想，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变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垄断阶段，就业、教育、环境和交通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不是可以由个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集体的力量。社会法学及其团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是巩固阶级统治、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因为在垄断阶段，封建复
辟的危险性已经消除，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发生危机（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上述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矛盾的对抗性；提倡人们相互间、阶级之间和政府与个人间的合作，反对人们革命和社会动荡。
社会法学认为，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为相对人或公众提供服务的行为。狄骥指出：“行政行为的性质不是来源于它的起源，而是来源于它的目的。行政行为仍然是一种出于公共的目的而实施的个人行为。”[11]这种公共目的，也就是公共服务，满足公众在治安和公益方面的需要。行政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设定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观法律状态，并且符合预定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客观法目标。[12]因此，行政行为在本质上不能因它的权力起源而界定为者的命令，而应当根据它的目的界定为公共服务行为即公务行为。狄骥甚至认为，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只有执行法律或完成上述任务的义务。国家履行义务的行为即公务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在公众的合作下，为满足公众需要而组织和促进物质、文化、精神和道德发展的服务行为。奥里乌（MauriceHauriou，1856－1929）支持了狄骥的观点，并认为公共服务是一种事业即公共事业：“‘一种为满足公众需要的，由国家组织的，固定、持续地向公众提供的服务。’，它包含四个要素：固定的服务、向公众提供的服务、公众的需要、国家的组织。”[13]这实际上也就是公务行为的四要素。狄骥等人的上述思想得到了美、德法学界的响应。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荷姆斯（O.W.Holmers，1839－1915）则认为，“警察权力遍及于一切重大的公共需要。它可以用来帮助着为习俗所认可，或被流行的道德或强大的、占优势的意见所认为对公共福利大大地、直接地必要的东西。”[14]福斯多夫则指出，人们所拥有的“掌握空间”的日益狭窄和“社会依赖性”的日益增强，使得对资源的“取用”日益困难，因而就需要行政机关来公平地协调和分配“取用机会”、对个人给予“生存照顾”。巴杜拉对福斯多夫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概括后指出，行政行为的唯一内涵就是“服务”。[15]根据团体主义思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行政征收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的需要，行政许可则是对资源和机会的一种分配，等等。社会法学认为，对这种服务，由于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相对人一般都会自觉地接受和给予合作。[16]这样，尽管“公权力仍然是公权力，而逐渐摆脱与特殊利益站在敌对立场之角色”，[17]行政行为所体现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但是，行政主体的服务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当相对人不愿提供合作时，行政主体就可以运用公共权力强制其合作。因此，及其公共权力、单方面性并不是行政行为的本质，而只是一种必要的服务手段。社会法学认为，根据19世纪的行政法治理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为，是相对人必须服从的者的命令。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团体主义思想将服务与合作作为行政行为的理念，并不是将这一理念输入原行政行为及其理念之中，而是行政行为及其理念的根本性和实质性嬗变。[18]从此，“可以说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取代的概念。国家不再是一种命令的权力。它是由一群个人组成的机构，这些个人必须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来服务于公众需要。公共服务的概念是现代国家的基础。”[19]
社会法学认为，团体主义思想给行政行为带来的嬗变，不仅表现在其法理念即其内涵上，而且也表现在其外延上。他们认为，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服务行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公法上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单方行政行为），也包括传统意义上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行政契约（行政私法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依社会法治国的理念，行政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引导’及‘服务’行为。”[20]因此，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任何形式为相对人提供各种服务行为。只要行政机关真正提供了服务，即使该服务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也并不构成违法，因为历史上早就有“自愿者不能构成违法”的法谚。于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即单方行政行为，在当代行政行为体系中已丧失其绝对优势。单方行政行为即使仍被采用，其内涵也已被改变。
社会法学对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进行了批评。狄骥认为，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是既不能用神来推理也不能用现实来论证的、博取人们欢笑的花言巧语。他认为，在法学上，基于上述思想而形成的个人的主观权利和国家的公共权力，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行政行为根本就不应该被称为公共权力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也不应该被区分为公共权力行为和事务管理行为，行政行为更不应区分为性行政行为和技术性行政行为。[21]尽管这种区分“标志着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是，这一理论本身是不成熟的。”“只要认为每一种行政行为都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其必然结论就是：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于是，在法国就设计出了行政法院。“尽管它享有一定的审判权，但是，从传统的观点上来看，行政法院所行使的只是一种间接的司法权。在准行政问题上，它只能提供建议；而且，它的裁决也往往偏向于政府一方。”[22]奥里乌认为，公务行为是在公众的自觉合作或积极参与下得以实现的。如果封建时代的者命令也可以称为服务的话，那么：“1.这种服务不是以一个团体的名义，而是以一个领主的名义提供的；2.这种服务不是无偿的，相反是征收某些租税的机会。
总之，这种服务并不是别人自愿接受的，而是根据一种强者的法律强加于人的。”[23]巴杜拉则指出，即使在19世纪，非强制性的公共服务行为也是存在的。但是，梅叶尔由于以公权力、强制性和单方面性为标准来界定行政行为，就把不具有上述特征的行政活动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了。因此，梅叶尔对行政行为的概括是不全面的。巴杜拉认为，梅叶尔对行政行为的界定是形式主义的，却是符合当时的自由主义法理念的。然而，自由主义法理念却导致了行政机关高高在上、公民屈服于行政机关之下的“高权行政”。[24]
从政治层面上说，社会法学及其行政行为学说是反动的，目的在于鼓吹阶级合作，反对社会革命。狄骥就说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是一种犯罪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团体主义思想也曾被纳粹法学家改造为“领袖制”学说，成为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御用理论。福斯多夫本人就是一个拥护“领袖制”学说，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但从技术层面上说，社会法学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它强调社会矛盾的统一性、提倡服务与合作，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它把非单方行政行为的服务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体系，置于行政法的规范之下，也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注意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且十分重视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和目的。在狄骥的理论中，行政机关的服务是以相对人的合作为前提的。合作，就意味着相对人的参与。公务行为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服务与合作的结果。福斯多夫认为，依“生存照顾”即服务观念，相对人具有对服务的“分享权”。“这个‘分享权’的问题，也就成了在国家公权力范围下个人参与的方式了。”[25]正是在社会法学的积极提倡和推动下，20世纪最重要的行政法治成就之一，即以听证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程序法制度才得以建立起来，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吸收相对人即服务对象的意志，行政民主和行政公正才得以增强。社会法学还推动了行政法治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变。社会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为相对人提供某种“福利”、“好处”或利益（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福利行政法”理论）。因此，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有效、是否应予撤销的标准，不是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而是行政行为在实质上是否合法，即是否真正为相对人提供了某种利益，实质法治应取代形式法治，从而提高服务的效率。现在，各国的行政程序法几乎都规定了对行政行为瑕疵的补正和转换。
三、自由法学与行政行为的实施
自由法学（JurisprudenceofFreeLaw），也被称为自由法运动（FreeLawMovement），是社会法学的一个分支，源于耶林（RudolphvonJhering，1818－1892）关于法的目的论或者利益论，盛行于20世纪初叶的欧美国家。自由法学认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一种社会联系，成文法规范不过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社会秩序的体现。由于成文法永远赶不上社会关系的发展，因而一制定出来就过时了；同时，成文法永远概括不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成文法是一种书面的和静止的法，而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却是一种生活中和行动中的法。生活和行动中的法高于书本上的成文法。行政机关和法院不应机械地而应灵活地去适用成文法，自由地去发现生活中的法，以便使成文法符合生活中的法。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E.Ehrlich，又译艾尔力许，1862－1922）、法国法学家舍尼（FrancoisGény，又译谢尼、惹尼，1861－1944）、德国法学家坎特诺维茨（HermannKantororwicz，1877－1940）及美国法学家卢埃林（K.N.Llewellyn，1893－1962）和弗兰克（JeromeFrank，1889－1957）。[26]
自由法学的产生具有与其他社会法学相同的社会背景。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关系更加广泛，其变化更加迅速，立法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反应就显得相对迟缓。这样，要求充分发挥行政和司法职能，以解决立法与现实之间差距的法学思潮就应运而生了。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不必以成文法或者判例为依据。埃利希认为，“无论现在和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却在社会本身。这段话也许就包含了每一次企图陈述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实质。”[27]当成文法陈旧落伍时，“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他就会根据本民族和本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以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所以，即使是最稳定的学说和最强有力的立法，当它们一遇上现实生活的暗礁时，便非粉身碎骨不可。”[28]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曾提倡法官的“无法司法”，认为“为了使司法适应新的道德观念和变化了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有时或多或少采取无法的司法是必要的。”[29]不过，他还没有激进到行政行为的实施也可以不需要法律根据的地步，似乎行政行为仍应以成文法和判例为依据。但卢埃林认为，“实体法规则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没有早先设想的那么重要。”那种依法办事的理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不仅愚弄了学究也愚弄了执法者。[30]他认为，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像法院一样，不受成文法和判例的拘束来实施行政行为。“法院同行政官员以至行政官员们之间不妨各行其是，可以有互相不同的种种作法。他认为某些官员这样作，另一些官员那样作，而法院又是另一种的作法，这是完全合法的。并且为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这种胡作非为辩解说：‘从实在主义说来，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而至少是三个’。”[31]弗兰克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在行政官员和法官眼里，法律和事实都是不确定、不可知的，都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和判决的依据。总之，自由法学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引用的法律根据，最多是一种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文法修饰。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机关可以自由地实施行政行为。埃利希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应以活的法律为依据。活的法律就需要行政官员依赖其“个性”去自由地寻找和发挥，即对现实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评价，从而选择应予优先保护的利益。根据舍尼的观点，当成文法与客观情况不一致时，就应当以习惯、判例和学说为法的补充渊源；并且，行政机关应根据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有关科学的研究成果自由地去探求客观情况中的规律，从而作出行政行为。[32]弗兰克则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既不必以成文法和判例为依据，也不必以所谓活的法律为依据，因为行政行为和判决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外界因素对实施者个性的无数刺激的结果。他说，刺激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错综复杂的，往往要看作出行政行为的官员的个性而定。如果把S作为刺激，把P作为实施者的个性，把D作为行政行为或判决，则D＝S×P.[33]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埃利希认为，活的法律的认知来源有两个，即“第一，现代法律性文件；第二，对生活、商业、惯例、一切联合的直接观察，不仅是法律所承认的，而且还有为法律条文所忽视和省略掉的东西，其实甚至还有为法律条文所不赞成的东西。”[34]他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法律性文件”，就包括行政行为文书在内。弗兰克则说：“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完整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一个勉强可用的定义也将使读者失去耐性。”他认为，只有行政行为和司法判决才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卢埃林认为，“法官的判决即法律”这一传统的法理学精神是不全面的。因为在国家机关里，除了法官外还有一大批行政官员，他们的行为并不比法官的行为次要，而且他们的行政行为从量上说更经常地触及有关普通人的利益。随着行政机关的职能和力量的增加，行政行为的数量将日益增多，行政行为也就更为重要了。因此，行政行为和司法判决一样，都是“法律的中心”和法律的最后表现。他在《法学──实在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写道：“法律的中心不仅是法官对有关的普通人发生影响的行为，而且任何国家官员以官方的资格所作的行为也是法律的中心。”“行政行为对于受影响的普通人说来，往往就是关于该事件的法律的最后表现。”[35]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自由实施并不意味着行政专横。埃利希认为，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加强行政官员的责任感和行政官员在行政行为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意味着对行政官员素质的更高要求以及对其任用的适当选择。相反，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限制不过是立法者将责任转移给行政官员而已，意味着消灭行政官员的个性。舍尼则认为，行政机关对客观规律的自由探求，不能侈意妄为，而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以正义、客观价值和利益均衡等为依据和标准。[36]
自由法学作为一种法学世界观，是反动的，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与概念主义法学相比，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理论，是对法治的一种破坏。因此，自由法学长期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批评。埃尔曼指出：“信奉自由主义的德国法学家为了将形式主义逐出法庭，曾推动了‘不受拘束地发现法律’（freelawfinding）方法的采用”。采用这种方法并持政治偏见的司法机关“为共和国的夭折和西特勒的胜利奉献了犬马之劳”。[37]在美国，弗兰克和卢埃林等人的理论，也受到了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的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观点逐步向庞德的观点靠拢，他们也分别承认自己对法律的定义“犯了严重的错误”，“充其量是对真相的很片面的叙述”。[38]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要实现依法行政也是难以想象的。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 医院药学； 发展
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医院药学已经逐渐成为药学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之一。医院药学的发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有着直接影响，时刻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药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本文从药学发展的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如下。
1 医院药学的概念
医院药学是研究、实践医院药品供应、药事管理、药物制剂、药学技术和以患者为中心、药品为手段，运用药学专业知识指导、参与临床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1］。医院药学包括下列专业：药品调剂、药品供应、药物制剂、药品检验、临床药学、临床药理、药事管理、药物研究等。其内容涉及化学、物理学、药理学、药剂学、临床医学、治疗学、生物学、临床检验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信息学、法学和伦理学等学科。医院药学这一概念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美国提出的，现已广泛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我国在80年代才明确提出这一概念。
2 医院药学的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化的前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医学药学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医院药学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
2.1 传统药学阶段 传统的药师服务是按方配发药品。在配方服务岗位上，药师的责任主要是认清处方、保证质量和交待清楚用法，通过发药窗口与患者接触。药剂科的工作就是保障药品供应、调配简单制剂。
2.2 医院药学服务阶段 此阶段的特点是以合理用药为中心的临床药学服务。自70年代末临床药学概念引入我国以来，全国各医院根据自己的特点积极开展了临床药学实践。临床药学的兴起是药师服务的一次突破。药师与临床结合，参与药物治疗，推动合理用药。在药师与患者关系方面突破了原来配方的局限，关系到患者的用药方案，调剂工作由传统窗口供应服务型向技术服务型转变。
2.3 药学监护阶段 90年代初，美国Minnesota大学药学院Hepler和Srtand教学提出了药学监护（Pharmaceuical Care, PC）的概念［2］，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医院药学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最初定义，药学监护是提供负责的药物治疗，目的在于实现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既定结果。这些结果包括：（1）治愈疾病；（2）消除或减轻患者的症状；（3）阻止或延缓疾病进程；（4）预防疾病或症状的发生［3］。指出药学监护具有3种职能，即识别潜在的和实际存在的药物问题的发生。美国《医院药师协会》药学监护的统一定义是：药师的使命是提供药学监护。药学监护是提供直接的、负责的、与药物有关的关心照顾，目的是获得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确定结果。由于上述定义不够完善，又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新的定义为“药学监护是执业者（如临床药师）对患者药物有关需要承担责任并为满足这些需要负责实践”。PC强调药师在药物治疗中必须承担责任，要求医院药学的各个环节都要以患者为中心，药品为手段，运用药学专业技术知识来开展工作、提供服务。例如，用艾绒不仅达到治疗的目的，还要考虑到患者生存的质量；解除患者用药顾虑，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宣传药物的正确使用，防止药品不良反应；如何减轻患者负担等。
“PC”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医院药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人们开始明确医院药学专业的发展方向，认识到医院药学实践必须由过去“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即从“对物”转变为“对人”，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在药房）等候服务为上门（病房、门诊）为患者服务。PC要求药师必须去临床，成为药学治疗小组成员，直接接触患者，参与临床药学治疗，并对患者的药物治疗结果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师和护士合作共同对患者的健康负责。
药学监护与医疗监护、护理监护一样，是为了满足患者需要，是强调患者药物治疗有关的需要。药师需要弄清楚患者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非处方药物OTC），根据患者的情况，评估用药是否合理有效，制定治疗方案，并对治疗的进展情况定期随访。药师必须学会如何确定患者的药物治疗需要及如何制定满足这些需要的监护计划。
近年来，国外医院药学学科发展突飞猛进，逐步从多年来医院药学的单一供就服务型模式向科技服务型发展，以患者为本，向临床延伸。药学部（药剂科）在医院是技术职能部门，不是单纯“买卖药品”。结合到笔者所在医院，自从开展临床药学以来，药剂科、临床药学室做了大量服务于临床的工作，如：首先建立了由医师、临床药师和护士组成的临床治疗团队，开展起了具体的临床合理用药工作；参与临床药物治疗，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开展药学查房，为患者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参加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疑难、危重患者的医疗救治，协同医师做好药物使用与遴选；对临床药物治疗提出意见或调整建议，与医师共同探讨对药物的治疗方案。开展了使用抗生素专项整治工作，已进行了临床应用监测，对临床大夫实施了处方点评与超常预警，从而促进了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同时，掌握与临床用药相关的药物信息，提供用药信息与药学咨询服务，向公众宣传合理用药知识，真正使临床药师在治疗患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未来医院药学发展方向主要是药学监护。面向21世纪，适应医学药学发展的要求，承担起患者监护中的责任，为药师在患者治疗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也是挑战。另外，我国医疗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和对药品收入在医疗保险制度中的规定要求必须重视合理用药，避免造成药品浪费，减少患者经济负担，逐步实施药学监护实践，推动我国医院药学不断向前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吴永佩.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0:1.
［2］ Heple CD, Strand LM. Opportumities and resplnsibil ities in pharceutical care［J］. Am J Hosp pharm,1990,47:533.
关键词 网格化管理 智慧社区 建设
中图分类号：TP311.52 文献标识码：A
1核心概念界定
1.1网格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最早引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计算机领域，而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引入了这一管理技术，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到社区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把城市社区的整体管辖范围划分为若干网格区，依次分类编码，并设定相应的社区网格责任人来整合资源，政务再造的一套完整的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由此社区逐步打破了传统的破碎的非系统性结构，实现了从多头管理到综合管理的变革式创新，大大提升了社区的运转效率和服务质量。我国最早探索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是北京东城区。
1.2智慧社区
继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概念以后，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双重理论指导下，学界提出“智慧社区”（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社区治理概念，即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等信息集成技术，以社区为载体，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居民幸福感为目的，通过搭建智能化服务平台，以实现社区高效管理、优质服务的一种新型社区管理形态。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上百个城市相继开展“智慧社区”的试点工作，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和平里街道的生活服务圈、清华园街道智慧型社区以及宁波海曙区智慧社区建设模式。
2网格化管理过渡到智慧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2.1从网格化管理过渡到智慧社区治理的现实意义
网格化管理是社区治理的创新手段，对社区管理服务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经过这几年国内大部分城市社区的探索实践，结合未来社区的发展走向，虽然网格化管理为社区治理打下一定的信息化基础，但其运行过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也阻碍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进一步提升。主要问题包括重管理轻服务导致的智慧化程度有限，重空间分布导致的人性化程度缺乏，社区治理资金来源渠道窄，智慧化设施资源利用程度不高以及网格化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等。智慧社区作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高级阶段和社区治理新一轮改革提升的重要战略，国内大部分基层社区应着力把握住这一发展契机，依托现有较为成熟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逐步引导社区过渡到信息化、智慧化社区的新型治理结构中来。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宜居-乐居-利居”社区形态的早日实现，更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产生巨大的影响。
2.2推进社区治理智慧化的几个方向
2.2.1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升社区硬件的建设水平
网格化管理机制的运行一定程度上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信息化支撑，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智慧化的硬件设施加以构建。从硬件设施建设来说，我们不仅要加强社区无线网、物联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造升级；还应加大对社区水电管理、车辆及人员流动管理，安全保卫工作等智能技术的运用，充分结合智慧服务平台优势，有效实现社区居民生活的快捷高效，信息共享。
2.2.2加强社区软件建设、贯彻人性化的服务理念
社区建设智慧化不仅需要硬件设施，还需要软件建设加以辅助。软件建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行政主体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意识。行政主体引导社区的规划和发展，因此要求其自身具备相应的顶层设计能力、政策制定能力、执行能力及资源整合能力；其次，强调人本的服务理念，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课题。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空间，应树立“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的集体认同感，以优质的公共服务协调居民切身利益，解决关乎居民生活实际的问题。
2.2.3提高智慧人群的参与性，健全基层治理人员体系
智慧社区离不开智慧人群的培养与建设。狭义地说，智慧人群主要概括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当前很多社区面临工作开展的一大瓶颈是居民参与度不高，解决这一难题可以充分利用社区人际和智慧网络平台，定期举办知识普及和“智慧社区”平台体验活动，提高广大居民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动员广大居民建言献策，为智慧社区建设出力。另外，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壮大与培养也十分紧迫，要踊跃吸纳掌握技术、业务、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联合有办事能力的热心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共商共治中，以及注重激励老员工工作热情和再学习能力等。
2.2.4协调广泛的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
在社区治理智慧化的整个过程中，需要联合广泛的社会力量，主要涉及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和受益主体：行政主体负责顶层设计及统一规划，市场主体负责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与生产以及应用指导，而受益主体则负责接受行政主体的政策支持与市场主体的技术服务，把社区建设真正落实到实处。因此，社区应积极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发展机制，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运行环境，争取早日实现智慧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秘书现象和秘书现象的社会定位
秘书和秘书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秘书学的研究，不应从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秘书职务开始，而应当从为什么会出现"秘书"这一本原开始。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五千多年前用兽骨占卜问神，到商朝甲骨卜问后刻写卜辞，体现了人在为权力服务中总结文字经验和发挥文字作用的本领，以文字为工具的社会服务随之寻偶。向当事人释解占卜凶吉，记录生产技术，记载个人秘密，提出某种建议，充当传递信使等秘书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的抽象，就是孕育"秘书"含义的本原。
秘书现象的应用价值，首先被氏族公社末期的贵族统治者所认识。他们对秘书现象进行了政治性和归属性的改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围核机制"被模拟和扩散。表现为"核"的模拟和"围"的扩散。
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了一幅图景。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以"围核机制"为特征的秘书现象不断地以一定的存在形态被凝固在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之中。凝固点上的人就成为秘书现象的人格化身，成为"秘书人"。他们被称之为"秘书"或类似的称谓，实现了秘书现象的社会定位。这就充分说明，"秘书"是由秘书现象分离和衍变而派生出来的，它是一种符合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分工。
由于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是个庞大的网络，因此在网络中无数点上定位的"秘书"，存在着社会属性、"凝固"形态和活动方式多元化的特征。事实正是这样，当今世界"秘书"的定位有官方的、民间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专业的；集团的、个人的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秘书现象，秘书现象孕育和分娩了秘书人，秘书人承担了秘书现象的兼容升华和围核指向，满足了社会定位的需要；同时，社会对秘书现象及其"围核机制"的功能性选择，还在不断发展和扩新，呼唤出现新的"秘书"定位。这就是秘书现象和秘书定位历史发展的模型。
这模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秘书史，就是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秘书现象动态发展中记载的。
二、从秘书现象看秘书概念
对秘书现象产生和演化，以及秘书职司起源和变迁的粗略勾勒，有可能为我们解释秘书概念找到了一把钥匙。
首先，秘书现象产生--发展--分离--再发展--再分离的演进规律，表明了它既有广义的扩展性，又有狭义的规定性。
其次，秘书现象分离后的社会定位的围核化，社会定位历史发展的多元化，表明"秘书"在人格化意义上既有绝对确定性和连续性，又有相对确定性和间断性。
这些，都给我们提示了秘书概念在职业化或人格意义上的外延的多维。
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未能对"秘书"定义达成共识，正是反映了对这一概念丰富内涵和多维外延把握的偏颇。人们从各自对秘书标准概念的想定出发，从各自对秘书实践的体验出发，从各自不同侧面的理解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版权所有
现在，我们分析了秘书现象演进规律及其社会定位所各自表现的两重性，就容易把握"秘书"这一概念了。尽管在人类认识视野中，"秘书"可能属于使用模糊集合来表述的一种概念，然而秘书现象的两重性，揭示了"秘书"这一概念，包含着本原概念和与本原概念直接相关的人文概念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元性的简称，是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真谛"。正如"翻译"一词，既指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也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职人员。这是两个互为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所谓"秘书"，从本原意义说，是人类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即秘书现象在社会的反映。这属于秘书学研究的课题。从现实生活对"秘书"的人文理解上，可以表述为：秘书是在社会确定的对应从属范围内，为特定负责对象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任，进行以日常协理为主的知识的一类职司人员。
三、对秘书概念若干问题的正确把握
推敲秘书概念，不是导向学究式的思辨，而是为了反映本质，指导实践。所以，需要对秘书含义有个正确的把握。
众所周知，概念是人们对事物及其特有属性认识的反映。作为完整含义上的秘书人，应当由主体条件、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及作用指向实质内容三部分构成。
第一，主体条件。就是秘书资格，他必须是秘书现象的能力人。
第二，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主体条件还不是秘书概念的主要成份，因为不具备条件者固然不能妄任秘书，具备条件者也不能都当秘书。
第三，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笔者在表述中把秘书服务对象的"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任"作为秘书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这是基于时代进步对秘书概念认识深化而提出来的。
秘书工作"三服务"，核心是秘书对领导的服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实践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299-0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此可以认为，实践教学环节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课程之一，不断加强、探索和革新“概论”课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自05方案实施以来，学者们和一线的教师们就“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模式做过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这种研究有两种趋势，一种把课堂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环节对立起来，把实践教学环节仅仅局限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现实种种条件的限制，由于“概论”课本身的高度抽象性与学理性，课外实践教学效果不一定理想，而最好的实践教学方式则是根据所教授的内容而适当的进行的课堂实践教学。总之这两种趋势各执一端，也各有偏颇，而本文认为，应该构建一个“1＋2＋3”实践教学模式以克服以上两种倾向的偏差，而更好的提高“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效果。
一、“1＋2＋3”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
所谓“1＋2＋3”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贯穿“一条主线”、抓好“两个实践教学环节”，通过“三段式”的实践教学方式来达到理想的实践教学效果。“一条主线”是指在“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中要始终围绕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能力这一主线。因为在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要单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个观点，而是要从总体上坚持、继承其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1]。也就是说，“概论”课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崇高的社会理想，即，树立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1]。而这种崇高理想的培养就离不开实践教学的环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不是要学习其中某个观点，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分析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能力，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在实践教学中要贯彻这一条主线的原因之所在。
“两个实践教学环节”指课堂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外实践教学环节。本文所提出的“1＋2＋3”实践教学模式侧重于课堂实践教学环节与课外实践教学环节的衔接功能。因为从“概论”课的特点来看，它是一门系统化、理论化很强的学科，对这一门学科的把握离不开系统的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并不仅仅指课堂的理论教学，因为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可以用典型案例的形式、可以用讨论的形式、可以用模拟课堂的形式来加深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仅有课堂实践活动是不够的，更需要学生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用自己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去分析、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两个实践教学环节是相辅相成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是一个把课本知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知识的过程，从而加深对这一类知识的理解，以期形成自己的系统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课外实践活动则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即把自己的知识外化为自己的行为的过程。所以二者缺一不可。
所谓“三段式”实践教学方式，是指“概论”课的实践教学大概遵循课堂模拟实践―社会调查―社会服务或生产劳动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三个阶段，它按照学生社会参与程度的高低依次进行，以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能力。因为任何思想政治素质的养成，任何能力的培养都不是一次完成，都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所以说，“三段式”实践教学方式是符合教育教学的规律的。
二、“1＋2＋3”实践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一）必要性之一：“概论”课自身特点的需要
“概论”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较而言，其内容更加具有抽象性、学理性、系统性等特征。但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总的特征来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大学生，构建学生精神世界的一门学科”[2]。这在“概论”课的教学中更是如此，因为“它集科学认识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于一体，它是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是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辩证统一”[2]。所以说，对“概论”课的学习并不简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理方面的学习，也并不简单就是对知识点的学习，归根结底更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这就要求教师的“课程教学既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同时也要培养学生一定的信念，并且还要求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自觉遵守和运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知、情、意、信、行的完整过短”[2]。而“1＋2＋3”实践教学模式所设计的两个实践教学环节，三个相互联系的实践教学方式，更能完整的体现“概论”课教学中的知、情、意、信、行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教学和实践过程。因为“人在实践活动之前，不仅要预知被改造对象的属性、本质和规律及可能的活动结果，而且要掌握自身进行活动的程序、规则、途径――实践的方式与方法。由于知识不能满足实践‘怎么做’的客观需要，知识与实践的关联具有间接性，方法与实践的关系具有直接性。由于知识作为关于客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理论观念，其本身并不包括关于如何科学地认识对象、如何有效地改造客体的规则、途径、程序的规定性。因而，它必须转化为方法进而转化为实践观念，才能现实地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方法是知识转化到实践、实现其指导实践功能的中介”[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中，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的探索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必要性之二：新时期学生自身特点的需要
每一个时代的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都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对于当今“80后”和“90后”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正面着由于西方消费主义流行而导致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而带来消费方式的变化，因为他们正面临着由于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发达从而带来的交往方式的变化，因为他们正面临着由于巨大的就业压力而带来的就业方式的变化。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代在校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总体上来说，“大学生关注的视野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关注国家大事转向个人生活领域，从抽象理念问题转向具体生活问题，从国家哲学转向生活哲学；大学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从理想转到现实，从追求崇高、长远、理想的目标，转向现实、具体、世俗的目标，出现价值目标世俗化、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 [2]。可以说，当代大学生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对“概论”课的实践教学具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概论”课的教学内容更多的关注的是“全局、宏观、长远的问题” [2]。如世界是怎么样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的问题，宏观的经济运行的问题等。而今天的学生更加关注“小我”的价值实现问题，个体心理层面的需要满足问题，这也与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风所鼓吹的消解一切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无不相关。那么，“概论”课的教育教学要达到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提高学生的相应能力的承诺就必须遵循学生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新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活动。具体到“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来说就是，在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要解决教材内容的全局、宏观、长远的问题，而在课外的实践教学环节，要解决学生所关注的“小我”问题，具体来说，在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强调二者的结合，而二者的结合就是要解决“概论”课教学内容所关注的全局、宏观和长远问题与学生个体所关注的小我、微观和近期利益的对立问题。
（三）必要性之三：教育教学规律的内在需要
“概论”课的教育教育学过程，首先是一种内化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通过同化与顺应的心理机制，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逐渐形成为知识的内化、方法的内化和观念的内化等。但任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都是强调知行合一，仅有知识、方法、观念的内化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一个把内在的知识、方法和观念外化为行为的过程，所谓的外化是指人的个体意识，内部的心智活动向外部的实际行为活动的转化。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内化与外化的统一。而这种统一表现在实践教学的模式上就是要求课堂实践教学环节与课外实践教学环节的统一。如果说在课堂实践教学环节上强化了青年学生的观念、知识和方法的内化，那么，课外实践教学环节就是把这种内化的知识、观念和方法，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而外化为学生的良好行为的过程，此其一。其二，“个体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不断地进行理性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在一次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直到相对稳定和成熟。在个体理性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思想政治观念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2] 这就要求实践活动有一个阶段性的步骤，先是课堂实践，然后是社会调查，再然后是社会服务或生产劳动。具体来说是，在模拟实践课堂上，以分析和解答社会实践问题为主，当然这种分析是紧密结合课堂教学讲授的内容来进行的。在具体的教学形式上采取课堂辩论赛、课堂讨论等形式，以求变静态的知识接受的过程为动态的知识的内化过程，此为第一阶段。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做社会调查，这种社会调查是对模拟课堂实践所讨论的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做法是组织学生到校园、某一部门、工厂、社会开展调研活动，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以加深对模拟课堂上讨论问题的理解，以便更好的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内化为学生本身所固有观念和方法，此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前两个阶段内化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社会服务和生产劳动等活动，把内化的知识和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这是一种深入地参与到社会实践的活动方式。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三段式”的实践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在遵从教育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同时也符合学生心理成长与发展的规律。
三、“1＋2＋3”实践教学模式的特色与意义
（一）“1＋2＋3”实践教学模式的特色
“1＋2＋3”实践教学模式是围绕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及其能力这一主线，来具体设计“概论”课的实践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可以说是有的放矢。从“三段式”的实践教学方式来说，既做到了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统一与衔接，又做到了根据各实践教学方式与学生参与实践的程度不同来决定依次进行实践活动的顺序，从而能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及能力。更重的是，这种模式从总体上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后面的“两个实践教学环节”和“三段式”的实践教学方式都是围绕前面的“一条主线”服务的，而“三段式”的实践教学方式更是对“两个实践教学环节”的进一步展开，通过这样的内在关联度颇高的设计以求达到学生实践活动的连续性。
（二）“1＋2＋3”实践教学模式的意义
通过对“1＋2＋3”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研究，突出在“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中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能力为最终目的。即它将满足不同专业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提高自身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各专业的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实践学习获得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与相应的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能力，此其一。其二，通过对“1＋2＋3”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引导学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内化为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此基础上，外化为自身良好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习惯。从而较好地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它将针对有志于社会服务的大学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社会实践活动奠定其日后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良好基础，以增加其社会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其三，通过对这种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期探索出便于操作、运用的“概论”课实践教学的环节和方式方法，进而解决教师在“概论”课实践课教学中怎样引导与学生怎样做的问题。它将极大的改变理工科类和艺术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原有看法，从而改变部分学生因对该门课程的枯燥而产生的畏惧感和无聊感，以缓解其厌学情绪，从而真正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的问题。最后，通过对“1＋2＋3”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扭转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形式化和被动化的局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概论”课的实践教学中很好的贯彻“一条主线”、“两个实践教学环节”和“三段式”实践教学方式方法对于提高“概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大有裨益。虽然“概论”课的教学内容是既定的，但其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的探讨却是动态的，本文就力求在“概论”课的实践教学方式方法的探索上尽一点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修订中的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使用该教材的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30.
[2]骆郁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4-217.
[3]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应处理好的三个重要关系[J].教学与研究，2008，(8):94.
The Research of “1+2+3”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n the Cours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LIU Shi-heng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Chongqing408000，China）
秘书和秘书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秘书学的研究，不应从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秘书职务开始，而应当从为什么会出现"秘书"这一本原开始。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五千多年前用兽骨占卜问神，到商朝甲骨卜问后刻写卜辞，体现了人在为权力服务中总结文字经验和发挥文字作用的本领，以文字为工具的社会服务随之寻偶。向当事人释解占卜凶吉，记录生产技术，记载个人秘密，提出某种建议，充当传递信使等秘书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的抽象，就是孕育"秘书"含义的本原。
秘书现象的应用价值，首先被氏族公社末期的贵族统治者所认识。他们对秘书现象进行了政治性和归属性的改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围核机制"被模拟和扩散。表现为"核"的模拟和"围"的扩散。
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了一幅图景。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以"围核机制"为特征的秘书现象不断地以一定的存在形态被凝固在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之中。凝固点上的人就成为秘书现象的人格化身，成为"秘书人"。他们被称之为"秘书"或类似的称谓，实现了秘书现象的社会定位。这就充分说明，"秘书"是由秘书现象分离和衍变而派生出来的，它是一种符合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分工。
由于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是个庞大的网络，因此在网络中无数点上定位的"秘书"，存在着社会属性、"凝固"形态和活动方式多元化的特征。事实正是这样，当今世界"秘书"的定位有官方的、民间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专业的；集团的、个人的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秘书现象，秘书现象孕育和分娩了秘书人，秘书人承担了秘书现象的兼容升华和围核指向，满足了社会定位的需要；同时，社会对秘书现象及其"围核机制"的功能性选择，还在不断发展和扩新，呼唤出现新的"秘书"定位。这就是秘书现象和秘书定位历史发展的模型。
这模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秘书史，就是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秘书现象动态发展中记载的。
二、从秘书现象看秘书概念
对秘书现象产生和演化，以及秘书职司起源和变迁的粗略勾勒，有可能为我们解释秘书概念找到了一把钥匙。
首先，秘书现象产生--发展--分离--再发展--再分离的演进规律，表明了它既有广义的扩展性，又有狭义的规定性。
其次，秘书现象分离后的社会定位的围核化，社会定位历史发展的多元化，表明"秘书"在人格化意义上既有绝对确定性和连续性，又有相对确定性和间断性。
这些，都给我们提示了秘书概念在职业化或人格意义上的外延的多维。
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未能对"秘书"定义达成共识，正是反映了对这一概念丰富内涵和多维外延把握的偏颇。人们从各自对秘书标准概念的想定出发，从各自对秘书实践的体验出发，从各自不同侧面的理解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我们分析了秘书现象演进规律及其社会定位所各自表现的两重性，就容易把握"秘书"这一概念了。尽管在人类认识视野中，"秘书"可能属于使用模糊集合来表述的一种概念，然而秘书现象的两重性，揭示了"秘书"这一概念，包含着本原概念和与本原概念直接相关的人文概念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元性的简称，是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真谛"。正如"翻译"一词，既指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也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职人员。这是两个互为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所谓"秘书"，从本原意义说，是人类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即秘书现象在社会的反映。这属于秘书学研究的课题。从现实生活对"秘书"的人文理解上，可以表述为：秘书是在社会确定的对应从属范围内，为特定负责对象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任，进行以日常协理为主的知识的一类职司人员。三、对秘书概念若干问题的正确把握
推敲秘书概念，不是导向学究式的思辨，而是为了反映本质，指导实践。所以，需要对秘书含义有个正确的把握。
众所周知，概念是人们对事物及其特有属性认识的反映。作为完整含义上的秘书人，应当由主体条件、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及作用指向实质内容三部分构成。
第一，主体条件。就是秘书资格，他必须是秘书现象的能力人。
第二，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主体条件还不是秘书概念的主要成份，因为不具备条件者固然不能妄任秘书，具备条件者也不能都当秘书。
第三，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笔者在表述中把秘书服务对象的"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任"作为秘书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这是基于时代进步对秘书概念认识深化而提出来的。
秘书工作"三服务"，核心是秘书对领导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