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6:16
1、关关雎鸠，在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佚名《关雎》
2、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晁补之《摸鱼儿·东皋寓居》
3、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夏完淳《卜算子·秋色到空闺》
4、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5、天街曾醉美人畔，凉枝移插乌巾。——吴文英《夜飞鹊·蔡司户席上南花》
6、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晏几道《生查子·关山魂梦长》
7、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8、碧水浩浩云茫茫，美人不来空断肠。——李白《早春寄王汉阳》
9、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苏轼《贺新郎·夏景》
10、梅花雪，梨花月，总相思。——张惠言《相见欢·年年负却花期》
1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佚名《蒹葭》
12、织锦相思楼影下，钿钗暗约小帘间。——吴文英《新雁过妆楼·中秋后一夕李方庵月庭延客命小妓过新水令坐间赋词》
13、念碎劈芳心，萦思千缕，赠将幽素，偷翦重云。——吴文英《风流子·黄钟商芍药》
14、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晏几道《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
15、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断肠。——曹丕《燕歌行》
16、意长翻恨游丝短。尽日相思罗带缓。——严仁《玉楼春·春思》
17、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周密《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
18、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李白《荆州歌》
19、屏山遮断相思路，子规啼到无声处。——高鹗《青玉案·丝丝香篆浓于雾》
20、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聂胜琼《鹧鸪天·别情》
21、天涯地角有穷时，仅有相思无尽处。——晏殊《玉楼春·春恨》
22、名播兰簪妃后里，晕生莲脸君王侧。——张琼英《满江红·题南京夷山驿》
23、美人金梯出，素手自提筐。——常建《春词二首》
24、君知否，是山西将种，曾系诗盟。——刘过《沁园春·张路分秋阅》
25、空劳纤手，解佩赠情人。——牛希济《临江仙·柳带摇风汉水滨》
26、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姜夔《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27、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三》
28、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李煜《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
29、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武则天《如意娘》
30、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李白《古意》
31、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袁枚《马嵬》
32、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白居易《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33、还始觉留情缘眼，宽带因春。——吴文英《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
34、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李煜《长相思·一重山》
35、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王维《伊州歌》
36、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李白《长相思·其一》
37、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晏殊《山亭柳·赠歌者》
38、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曹植《明月上高楼》
39、辜负我，悔怜君，告天天不闻。——牛峤《更漏子·春夜阑》
40、两情缠绵忽如故。复畏秋风生晓路。——王建《七夕曲》
41、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唯有主人怜，堪羡好因缘。——牛峤《忆江南·衔泥燕》
42、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纳兰性德《虞美人·曲阑深处重相见》
43、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韦庄《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
44、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晏几道《少年游·离多最是》
45、春闺月，红袖不须啼。——元好问《江月晃重山·初到嵩山时作》
46、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朱彝尊《长亭怨慢·雁》
47、漫向寒炉醉玉瓶，唤君同赏小窗明。——陆游《浣溪沙·和无咎韵》
48、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雍裕之《自君之出矣》
49、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佚名《上邪》
50、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51、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张籍《征妇怨》
52、多情仅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泌《寄人》
53、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王维《西施咏》
54、旧相思偏供闲昼。——吴文英《夜游宫·春语莺迷翠柳》
55、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乐婉《卜算子·答施》
56、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王国维《点绛唇·屏却相思》
57、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美人不用敛蛾眉。——叶梦得《虞美人·雨后同干誉才卿置酒来禽花下作》
58、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59、掩妾泪，听君歌。——李白《夜坐吟》
60、怀春情不断，犹带相思旧子。——吴文英《丁香结·夷则商秋日海棠》
61、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
62、自与东君作别，刬地无聊。——纳兰性德《风流子·秋郊即事》
63、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白居易《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64、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纳兰性德《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
65、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
66、柳色披衫金缕凤，纤手轻拈红豆弄，翠蛾双敛正含情。——和凝《天仙子·柳色披衫金缕凤》
67、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李商隐《风雨》
68、花满河阳，为君羞褪晨妆茜。——吴文英《烛影摇红·赋德清县圃古红梅》
69、明月照相思，也得姮娥念我痴。——高鹗《南乡子·戊申秋隽喜晤故人》
70、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吴文英《望江南·三月暮》
71、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72、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
73、思归未可得，书此谢情人。——李白《送郄昂谪巴中》
74、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75、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见绣屏孤枕。——魏承班《满宫花·雪霏霏》
76、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李白《杨叛儿》
77、薄幸郎君何日到，想自当初，莫要相逢好。——施耐庵《蝶恋花·一别家山音信杳》
78、忆得盈盈拾翠侣，共携赏凤城寒食。——李甲《帝台春·芳草碧色》
79、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徐再思《折桂令·春情》
80、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傅玄《车遥遥篇》
81、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望月怀远》
82、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蜀妓《鹊桥仙·说盟说誓》
83、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
84、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欧阳修《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
85、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一》
86、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87、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88、劝君频入醉乡来，此是无愁无恨处。——晏几道《玉楼春·雕鞍好为莺花住》
89、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
90、对菱花与说相思，看谁瘦损。——陆叡《瑞鹤仙·梅》
91、宝奁明月不欺人，明日归来君试看。——严仁《玉楼春·春思》
92、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刘禹锡《潇湘神·斑竹枝》
93、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二》
94、春思乱，芳心碎。——惠洪《千秋岁·半身屏外》
95、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圞月。——纳兰性德《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
96、但怪得当年梦缘能短。——吴文英《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
97、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李白《长相思三首·其二》
98、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杨柳枝柳枝词》
99、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司马相如《凤求凰琴歌》
100、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欧阳炯《贺明朝·忆昔花间相见后》
101、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佚名《留别妻》
102、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佚名《迢迢牵牛星》
103、以往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104、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范云《送沈记室夜别》
105、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牛希济《生查子·新月曲如眉》
106、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107、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108、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江淹《古离别》
109、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姜夔《踏莎行·自沔东来》
110、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张先《千秋岁·数声鶗鴂》
111、离恨又迎春，相思难重陈。——和凝《菩萨蛮·越梅半拆轻寒里》
112、寄相思，寒雨灯窗，芙蓉旧院。——吴文英《宴清都·秋感》
113、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蜀妓《鹊桥仙·说盟说誓》
114、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晏几道《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
115、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近试上张水部闺意献张水部》
116、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117、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姜夔《翠楼吟·淳熙丙午冬》
118、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119、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佚名《留别妻》
120、枕障薰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张曙《浣溪沙·枕障薰炉隔绣帷》
121、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122、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辛弃疾《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
123、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仅有相随无别离。——吕本中《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
124、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卓文君《白头吟》
125、天与短因缘，聚散常容易。——晏几道《生查子·狂花顷刻香》
126、为君憔悴尽，百花时。——温庭筠《南歌子·倭堕低梳髻》
127、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韦庄《应天长·别来半岁音书绝》
128、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
129、怕相思，已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俞彦《长相思·折花枝》
130、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李白《杨叛儿》
131、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韦庄《应天长·别来半岁音书绝》
132、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性德《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
133、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温庭筠《南歌子词二首新添声杨柳枝词》
134、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
135、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李白《夜坐吟》
136、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137、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佚名《西洲曲》
138、夜夜相思更漏残，悲痛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
139、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刘禹锡《始闻秋风》
140、美人结长想，对此心凄然。——李白《折杨柳》
141、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李白《三五七言秋风词》
142、何事非相思，江上葳蕤竹。——吴均《登二妃庙》
143、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
144、尘缘一点，回首西风又陈迹。——吴文英《六么令·夷则宫七夕》
145、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曹植《明月上高楼》
146、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欧阳修《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
147、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佚名《子衿》
148、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纳兰性德《山花子·风絮飘残已化萍》
149、佳人独立相思苦。薄袖欺寒脩竹暮。——刘镇《玉楼春·东山探梅》
150、问相思他日镜中看，萧萧发。——严羽《满江红·送廖叔仁赴阙》
151、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张仲素《燕子楼诗三首》
152、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李白《折荷有赠》
153、教人无处寄相思，落花芳草过前期，没人知。——孙光宪《虞美人·好风微揭帘旌起》
154、鸳鸯俱是白头时，江南渭北三千里。——贺铸《惜余春·急雨收春》
155、君在天一涯，妾身长别离。——江淹《古离别》
156、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李商隐《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
157、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日夜记梦》
158、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曹植《明月上高楼》
159、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
160、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曹植《明月上高楼》
161、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乐婉《卜算子·答施》
162、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163、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164、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班婕妤《怨歌行》
165、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晏殊《玉楼春·春恨》
166、相思不作勤书礼，别后吾言在订顽。——王守仁《诸门人送至龙里道中二首》
167、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168、妾身悔作商人妇，妾命当逢薄幸夫。——徐再思《阳春曲·闺怨》
169、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晏几道《长相思·长相思》
170、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周邦彦《六丑·落花》
171、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王雱《眼儿媚·杨柳丝丝弄轻柔》
172、一夜相思，水边清浅横枝瘦。——陈亮《点绛唇·咏梅月》
173、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晏几道《鹧鸪天·醉拍春衫惜旧香》
174、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
175、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佚名《关雎》
176、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白居易《采莲曲》
177、兽炉沉水烟，翠沼残花片。一行写入相思传。——张可久《塞鸿秋·春情》
178、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李冠《蝶恋花·春暮》
179、问别来解相思否。——吴文英《惜秋华·七夕前一日送人归盐官》
180、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徐干《室思》
181、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
182、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鱼玄机《闺怨》
183、惜分长怕君先去，直待醉时休。——贺铸《眼儿媚·萧萧江上荻花秋》
184、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汪元量《望江南·幽州九日》
185、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严蕊《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186、西园何限相思树，辛苦梅花候海棠。——元好问《鹧鸪天·候馆灯昏雨送凉》
187、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李白《怨情》
188、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夜雨寄北》
189、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
190、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韦庄《菩萨蛮》
191、贞女贵徇夫，舍生亦如此。——孟郊《列女操烈女操》
192、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宋祁《落花》
193、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李白《春思》
194、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卓文君《白头吟》
195、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舒亶《菩萨蛮·画船捶鼓催君去》
196、忆与君别年，种桃齐蛾眉。——李白《独不见》
197、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李白《长相思·其一》
198、碧云无渡碧天沉，是湖心，是侬心。——张惠言《江城子·填张春溪西湖竹枝词》
199、情如之何，暮涂为客，忍堪送君。——吴文英《沁园春·送翁宾旸游鄂渚》
200、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秦观《八六子·倚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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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白 漫游 诗歌 影响
abstract: roam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fe for literati in tang dynasty. among them, li bai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his roam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poems.
keywords: li bai; roaming; poem; impact
中国古代文人的漫游是我国传统旅游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大都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他们遍游名山大川，并以此为题材写出许多为世瞩目的传世之作。漫游成为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对于不同个体，又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我们来谈谈李白具有典型意义的书剑飘零之旅。开元十二年，李白24岁，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一个漫游兼而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及浙江等地，游踪所及，近半个中国。李白此举，于当时及之后，都是极负盛名的。
1 漫游的因由
李白的一生，几乎就是旅行家的一生。只是说，他的旅行，与现代旅行相比，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从往返所需要的路费到出发的具体时间，所有的细节都不可能于事先作出准确的估计。当时，全国的各个地区、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完全不可互通情报。除通过极少数书籍（当时还是手写时代）及公私文件或者个人口头传达而略知一二外，几乎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未知状态。尤其是安禄山之乱（公元七五五年）之后，更是每况愈下。当时的交通及治安方面等，都根本无法保障旅行者的生命安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李白在想象不到的恶劣条件下，把自己一生投入无止境的漫游之中呢？是什么东西激励他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呢？
1.1 旷达不羁的性格，被排斥的疏远感
李白父亲李客原为西域商人，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思想上较少儒家正统思想。李白幼承家训，后又“混游渔商，隐不绝俗”，思想成多元思想的融合。他狂放不羁，蔑视礼法。李白在蜀中是“客”之子，父亲没有官职，没有权势，更没有祖传土地，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商贸才能的新移民。当地人称他父亲为“客”，且至其死而未变，表明他同化于这一地域社会的努力没有成功。这对于李白这个特别自负，对名声敏感大大超过常人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堪。出身殷实的商家，却为一个客籍人，更增加了他对当地人的仇视。据魏颢说，他“少任侠，尝手刃数人”，却没有吃官司。不论那些人是否罪当诛之，李白的这种“任我行”的性格，确造成他不合于周围人群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李白同当地的知识阶层共享学问和知识，而他的资质却又远在他们之上，他必定有一种被排斥的疏远感。以上种种因素使他觉得自己所处之地不过是个寄寓之地。是这些促使他踏上行旅之途。
1.2 对怀才不遇情怀给予心理补偿
科举制度是当时上升到上层社会的最主要途径。李白与科举无缘，使他“投竿佐皇极”、“相与济苍生”，想做一番类似范蠡、谢安的大事业的抱负受到了直接阻碍。唐代科举考试资格有“生徒”和“乡贡”两种，居住在乡的李白只能属“乡贡”一种。《新唐书》卷四十四载：“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可想而知，被乡中称为“客”（即被认为来历不明）的移民之子李白，很难成为被推举的对象。另外，唐朝时想要因科举而为官，还有特殊的制约规定。《新唐书》又载：“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因为这两条，李白被当时乡贡拒于门外，与由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无缘。李白的漫游是对这种怀才不遇境况的一种心理补偿。诚然，他的漫游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中诸人上书。有时，他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及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另外，如上所述，“乐山”、“乐水”文人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李白也不例外。漫游使李白的“自由”、“任情”暂时得到一定程度的膨胀，显示出思维和行为上的“自由性”。在社会生活中失去的自由，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他希望从大自然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补偿。在他对大自然的发现中，不管是幻化的景象、抽象的偶像、自己创造的形式或是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都起了不同程度的补偿作用。
1.3 求得身心的自由
在《论语·先进》中，有“吾与点也”的故事。在与曾点谈论“志道”之策时，孔子同意其放浪山水，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游乐之言。表明孔子所理解的人性的全面完成与人生的理想境界，精神生活的自在、自得、适意甚至逍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庄子《逍遥游》开篇便云：逍者，消也，消尽人世之牵累；遥者，远也，无拘无束，无遮无碍。逍遥游就是自由游。可见“游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某个个人作为连续不断的“行旅之人”，也就是“客寓者”，各地临时一住的客寓者，作为对某些事情 “主体者”、“责任分担者”，尤其是作为“持续不断的责任分担者”则很容易被免除，结果他对某些事情就很容易站在“免除责任的第三者”立场来观察。作为第三者的“放纵、奔放”的言谈举止，对定居者则不被容许，而对一时的客寓者则很容易被容许。站在这样立场的人，相对而言，当然很容易求得身心自由。只是“置身异乡”，才更易使他在不断变化的未知环境中打开心灵的大门。新的土地，新的风格，新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变化中，易培养对人生广泛的兴趣，萌发他对世事的深切的关心。李白就宁愿使自己的一生永远处于这种不断的追求之中。因此，李白把漫游作为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真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2 与众多漫游文人的不同
李白生涯的大部分是在行旅中度过的。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诗人中，像李白这样飘荡不定，缺乏定居体验的，是例外中的例外。与众多文人相比，李白的漫游，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2.1 思想的复杂性
李白遍游名山大川，与他十分复杂的思想有关。他集儒、道、侠的思想于一身。儒家的“兼善天下”使他漫游天下，游览名山大川，广交朋友，陶冶性情。兼善天下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种政治意识，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封建社会的教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潜移默化，化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积淀成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像李白这样以“非圣无法”、狂放不羁闻名的浪漫诗人，也还是受到这种心理意识的影响。就李白思想而言，安邦济世、兼善天下政治抱负之宏大，建功立业、事君荣亲用世愿望之热切，绝不在“诗圣”杜甫之下。往昔论者对太白鄙视功名、“不屈己，不干人”及出世学道的思想侧面多少有些夸大。只不过李白对功名的追求，不像一般的读书人，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他“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所采用的是游说人主，直取卿相，一鸣惊人的非常手段。所要达到的是“济苍生”、“安社稷”的大事业。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求得功名，引起皇帝注意，他运用了除科举之外的许多手段，如任侠交游、纵横干谒、求仙学道、结社隐居等等。
道家的“逍遥物外”又使他在理想追求受挫时，或为隐遁山林、洁身避祸、任诞纵酒之玄游；或为求仙学道、采药炼丹之仙游。在江陵，李白邂逅道教名流司马承祯、胡紫阳、元丹丘等，和他们一起游仙学道，飘飘然若具仙风道骨。李白的游仙是认真的，正如他自己所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原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他游览了司马承祯长期修道的天台山，盼望仙人“举手来相招”。最突出的是嵩山游仙。他的挚友元丹丘，是名修道学仙之士，两人在嵩山“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访过神仙焦炼师，并“闻风有寄，洒翰遥赠”，以示对其“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的倾慕。为了拜寻高师，他们还一起游仙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从紫阳先生学仙。那位紫阳先生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是个“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的高人。李白希望得其真传，“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从他后来说的“子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可知，他确实得到了紫阳的指点。到了晚年，他干脆请其尊师高如贵授教，如了道门。此后，越发认真地游仙。据其族叔及朋友云，他竟“东归蓬莱，仍羽入丹丘”，一路游仙过去，至“仙药满聚，道书盈筐”，平日里以炼丹服食为事，更属稀松平常。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中，他曾详细描写自己炼成大还丹的情形。直至流放夜郎途中，他还向往几年前游过的秋浦（今安徽贵池县西），那是适合炼丹的好地方，希望“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丹”。
李白的任侠风采早在他出游之前就有所表现，魏颢说他“少任侠，尝手刃数人”。范传正于《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也说：“少以侠自任……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弘大，声闻于天。”李白爱好剑术，在传统士人社会中，是个志在以诗文求荣耀通达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喜好剑术的任侠之徒，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李白向自己传记的写作者有意提示了到这点。这都是通常文雅之士所不敢为的，这实际上也是李白侠士精神的一种体现。在李白漫游的过程中，其侠士风采屡有表现。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李白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李白诗中说：“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说：“自幼好任侠，有四方之志，年十五而修剑术，二十而怀纵横之策，欲遍干诸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虽身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所至尚意气，重然诺，轻财好施，常为人急而不敢自为，尝游扬州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的轻财好义，赈困济贫，当然是由任侠的个性使然。李白《赠右人三首》其二亦云：“廉夫惟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李白将一柄很贵重的匕首赠给“赵四”，也同样表明他不重金钱而重义气的伟丈夫品格。李白的好朋友在与李白一起漫游途中死于洞庭之上，李白竟然“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徙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缀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东”。李白这种挥金如土、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行为大有义侠的风范。唐代任侠除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俊之外，还斗鸡走狗、纵酒挟妓，李白在这方面也可称高手。李白任侠特点，在于一个“奇”字。他把义士的“义”、刺客的“胆”及狂士的“风流倜傥”集于一身，使别人在他面前始终也潇洒不起来，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李白漫游中所涵盖的儒家的以游求仕、道家的以游归真及豪士剑客的以游行侠，反映了李白在旅游的行为与追求上是多元化的，其思想是复杂而深刻的。
2.2 随遇而安，四处为家，目的性淡薄
李白各时期的游踪，就其整体看，大都缺乏具体的目的性（当然也有例外），为“行旅而行旅”的特点明显。有具体明确目的的，只限于出仕玄宗朝廷和贬谪流放夜郎等时，为数极少。李白很少充任官吏，长期在任。李白在江浙漫游时结识了道教的拔尖人物吴筠，应他的推荐进入长安。但三年不到，李白就愤然告退，重新踏上漫游的道路。在李白看来，人生一世，功名成就不是人生的所有价值，故不能仅仅消耗在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中。神仙长生也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故不能仅仅寄托在个体生命的超越上。他要在济苍生、安社稷中充实生命，在浮五湖、戏沧海中高蹈人生。李白随遇而安，四处为家。在李白的诗中，除了刚离蜀时有少数几首对家乡流露过一点留恋之意，再就是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流亡西蜀时他曾经一度思乡，其它的诗都不见有多少乡情。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有关的诗，一首也没有。李白在临死之际，希望埋葬之地不是蜀，也不是长安，而是晚年旅途中所经过之地宣城，与他所敬爱的谢眺有关的青山。这种情况，根据我国人民安土重迁的一贯习惯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这反映了在李白心中，国家的意识已经开始代替乡土意识，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吾家。
2.3 占去生涯大半，直到晚年
李白是个行旅之人，永远的行旅者。李白的行旅生涯，从气质到体质，都是作为一个客寓者，这由李白自己所选择。因而，他的资质与客寓、漂流状况之间并无不适。李白谪流夜郎的伤心之旅，甚至变而成为他漫游长江的趣事，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长期的游历和漂泊也难以成为他客寓生活中促使他身心消耗的因素。李白选择漫游作为其生活的基本形态，所以漫游占其生涯的大部分。开元二年，李白在白帝城一带遇赦后，他没有接近入蜀之地，相反，他的意愿和实际行踪是从白帝城至江夏－巴陵－零菱－江夏－庐山－豫章－寻阳－长风沙－金陵、宣城、历阳，总体来看，是在更远的江南、江东地区游历。从青年到晚年，李白没有停止过行旅的脚步。
2.4 单身一人，游历各地
作为被迫行旅，一般诗人多是选择与家族同路，但李白却是单身一个的行旅之人，虽然在旅途中会碰上很多的朋友一起旅游，但这只是阶段性、区域性的。唐代有养士重才的风气，使李白一生漫游成为可能。李白所以能一生浪迹各处，主要依靠他的交游广，名气大，时人对他的优礼与敬爱。早在安陆酒隐时，就自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除了朋友热情支援外，他先在安陆，婚与许家，是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后在梁宋，婚与宗家，是武后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这些富有的岳家当然会对他的生活有所帮助。还有一点就是李白还写了不少的文章，这些文章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收入。如上种种都为李白的漫游提供了支持。但尽管如此，李白的漫游在经济上并不是无忧的，也时有拮据。这个我们从他的诗歌当中就可以看出，如“少年流落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又“少年不得意，落魄无安居。”（《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特别是在安陆初所写的《上安州李长史书》中，把自己形容得非常孤单可怜：“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这些都没有影响李白的寻访名山，周游胜地。所以，我们可以说，李白的漫游是矢志不移的，不被外物所左右；他不是把漫游当成对生活的补充，而是作为生活本身来享受。通过漫游，李白豁达不羁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
3 漫游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行旅很容易使诗人产生优秀诗作。漫游对诗歌创作往往有重大影响。李白一生是漂泊的一生，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大凡名山大川，精美去处，几乎没有李白没去过的。可以说，李白占尽了中国名山名水之风流。综观李白诗歌及其生涯，我们深感他本质上是个“旅人”。他的诗本质上是行旅之诗。因为，行旅之人总有行旅之感，李白在漫游过程中就是用诗歌表达这种行旅之感的。在漫游中，李白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他对待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和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联系起来，看待一切都有他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审美判断，因此，他在诗歌的表现上也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不单是那些咏怀诗和描写人事悲欢离合的诗歌，即使是描写无生命的山水景物的也莫不如此。李白并没有把他的山水诗按山水诗写，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任意挥洒。因此，李白的山水诗也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灵魂。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江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太阳照孤帆本是常事。两岸青山相对本是历来如此。青山像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看到红霞照耀就感到那片帆是从“日边来”，有李白对太阳的特殊观念。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日乃人君之象。所以，他才把孤帆飞驶和他的被征联系在一起，而觉得那种景象特别壮丽，以致觉得天门特意为它大开。这里，李白对常人不易动情的事物产生了感情，是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瞻。李白有不少描绘山水风景的佳篇。其中有些作品，像《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宿清溪主人》等风格清新隽永，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但更能表现李白特色的是《蜀道难》、《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横江词》一类作品，其中有高入云霄的庐山、华山和蜀道，有波浪奔腾的黄河和长江；形象雄伟，境界壮阔，产生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些诗篇，在我国古代山水风景诗中是异军突起，境界独辟，罕有伦比的。
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许多诗歌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一典型代表。“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李白所描写的狂风、雷电和仙人境界中充满瑰丽的想象。无疑，李白长期的漫游为他的想象提供了基础。人在旅途，往往增加对自然事物的了解，这些事物也会经常成为诗歌的意象。李白的旅行生活，特别是多年的水行生活，使他十分懂得风的重要。他诗里对于季节的变化，往往以风做标志。他晚年写的《寄韦南陵冰》一开头就说：“南船正东风，北船来自缓。江上相逢借问君，语笑未了风吹断……”这里描写的就是航行和风的关系。又如“城边有古树，日夕连歌声”（《沙邱城下寄杜甫》）诗里没有“风”字，但他所写的确是秋风吹着古树的声音。“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写的是夏天阵雨之前的暴风；“水国秋风夜”写的却是天朗气爽时的清风。他还有些特别的说法，如“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远海动风色，吹愁落天涯”、“东风吹梦到长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甚至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李白对风有着特殊的兴趣。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歌赞它是自然赋予人们的特惠。在《感时留别徐王兄弟》诗里他说“天籁何参差，噫然大快吹”，好像又成为宇宙间一种动力了。所以，他在《东鲁见狄博通》里说“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是应时无长风”，在《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里说“令人欲泛海，只等长风吹”。他不但于送裴泽时咏有“好风吹落日”诗句，而且早在送窦薄华时就歌唱有“长风吹月度西来”名句。
另外，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很大。一个人在游历过程中，特别是孤身一人时，很容易对周围的景或物有所感发，客观的外物成为他抒发主观情感的凭借。当这种感情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时，诗歌中就会以这些外物为意象，且频率越高说明作者对它投注的注意力越大。
李白的漫游中，还与长江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一生中曾多次来往于长江之中，游历于长江流域，有众多有关长江的诗。这些诗无论是在数量上（约120多首），还是在质量上（有不少是传颂的名篇），都在李白的山水诗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李白赋予长江以浓情与厚意，而长江也赋予李白气魄与性格。雄伟壮丽的长江使李白为她唱出一首首赞歌，也唱出李白胸中的豪情。同样，李白对黄河也有深重的情结。是一次次涉足于黄河与长江，使李白一次次诗情涌动。
总之，李白的诗和他的漫游是分不开的，注定李白是个行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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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主要方面回顾了20世纪李白、杜甫研究情况，并从20世纪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背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新的理论方法与传统诗学相结合、学术上重大突破与遭遇困难寻求出路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两家在研究上出现差异的根源，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关键词】 李杜研究 差异 根源
李白杜甫，并世齐名。后人对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齐"（李商隐《漫成五首》其二） 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较，有所轩轾。千余年来，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接受史，因而不仅李杜的创作可以比较，其历代接受和研究情况，也可以比较。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承前启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现代化的研究之路。总结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况，不仅对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对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失，推进其健康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20世纪李杜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释
（一）李白、杜甫生平研究
李白出生地 自宋至清，人们一直以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据此推算，李白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一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其家"神龙初，潜还广汉"，中间相差五年，可见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虽看到了上述文献记载，但他怀疑"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仍维持李白生于蜀中说。直至清末黄锡 编《李太白年谱》，均因袭前人旧说。
1926年李宜琛发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 （《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 一文，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叶"。1930年，冯承钧发表《唐代华化蕃胡考》 （《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 ，根据李阳冰序中李白先世"谪居条支"之说，认为李白"实生于大食"。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 ，亦认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1936年3月及8月，胡怀琛发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 （《逸经》第1期、第11期） 两篇文章，认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 罗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西距素叶（即碎叶）八百五十里。1936年11月幽谷发表《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 （《逸经》第17期） ，支持胡怀琛的说法，认为李白早时家庭在碎叶。以上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0年代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日）即采用此说。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为深入地讨论李白出生地问题，认为唐代碎叶有两处：一在中亚，一在焉耆。断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即今天的托克马克。郭说引起又一轮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不少人肯定郭说或对郭说有所补充修正。多数皆采用碎叶说。
跟出生地相关的是李白的种族与家世问题。上引李宜琛、冯承钧、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谈出生地的同时，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测，至80、90年代，周勋初、葛景春等还从文化背景上对李白进行考察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效应:根据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爱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与西域文明的关系;而反之据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释李白思想行为的一些特异方面。
与家世问题有一定联系的，是李白家庭从事何种职业，生计来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王瑶《李白》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认为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诗人李白·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亦认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 （《光明日报》1962年8月12日） 说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说李白"到江南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经营"，"似乎不仅是运销，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中说:"（李白）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诸多说法，有的猜测过甚，当然不足为信，但李白毕竟说过"混游渔商，隐不绝俗" （《与贾少公书》）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 （《秋日练药院摄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一类话。在封建时代，商人受歧视，学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与商人家庭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纪被提出来，也并非毫无依据。
李白几入长安问题
由于新、旧《唐书》均只载李白于天宝初受召见，待诏翰林，因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均认为李白至长安仅此一回。1962年，稗山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 （《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对李白在长安和关中所写的诗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天宝初供奉翰林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显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宝初入长安前，尚有一次进京的活动。估计其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稗山之说在当时只重视政治思想上的评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踪考订的情况下，未得到反响，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才充分肯定了这一发现，同时断定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贤皓陆续发表《李白与张交游新证》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 （《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1980年） 等文，肯定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论据。此后，"两入长安说"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赞成。
"两入长安"说从提出到确定，研究者尽管也借助了有关史料，进行传统式考证，但更多更重要地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这条路径，从作品内部寻找内证，通过内容分析，寻绎其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判断。这样既重视作品内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交互为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纪李白诗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评三部分。以乾隆时期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蜀本，萧士、缪曰芑本及唐各总集、选本所收诗文详加校勘。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注，并考订其讹误。2.《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年谱、资料汇编为一体，按编者意见对李白诗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编年。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每篇分为题解、原文、校记、注释、集评、备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汇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见，具有集成性质。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踪，前人考订比较详悉。20世纪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问题、生卒年问题、卒葬地问题、贡举考试问题、与李白和高适相遇的时地以及同游过程问题、离开严武幕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等等。
关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 （《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金启华的《杜诗论丛·杜甫世系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等。邓绍基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番综合整理，认为杜甫世系自晋代杜预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关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 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风杂志》创刊号，1943年12月）、冯至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王辉斌的《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等文，其中冯至和岑仲勉考证出杜甫有生母和继母，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
关于杜甫贡举应试问题，有香港学者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杜甫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乔长阜的《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和《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其中陈铁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进士试失利……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
关于杜甫与李白、高适相遇时地及同游踪迹问题，有闻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10日）和《杜少陵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年）、乔长阜的《杜甫与高适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鲁及杜入长安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等文，闻一多认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宝三载三月至五月间，乔长阜认为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研究，有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草堂》1985年第1期），认为杜甫离蜀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离开成都的，杜甫离蜀是在严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确证，暂时仍搁置，但因涉及到夔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在杜甫生平研究中应属重要问题。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研究，文章和著作数量很多，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即有十六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傅光则著有三十五万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异说虽多，但传统的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仍为多数学者采用。关于杜甫在各地行踪遗迹的考察研究，80、90年代相关论文颇多。杜甫在山东、河南、长安、陕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遗踪，均有一些文章进行考辨。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经过集体实地考察，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纠正历代注家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踪。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成果是年谱和评传。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又辑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凭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证杜甫游踪，有其他年谱所未及之处，但鉴别不精，有芜杂之憾。朱东润的《杜甫叙论》联系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介绍杜甫两次创作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版），是超过百万字的规模宏大之作，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过考证和分析，细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创作历程，从各个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过程，又把杜甫作为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于80年代启动的由萧涤非等主持的大型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纪缺少有标志性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还是有一些。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在南宋即已逐渐亡佚的赵次公杜诗注本进行辑佚整理，恢复了赵注的原貌。全书百余万字，上册是对赵注甲帙至丙帙的辑佚整理，下册是对赵注丁帙至己帙明钞本的增补校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前书对涉及杜诗二百余首的虚词、语法进行研究，提出己见;后书又依前例，补撰约二百条，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前半部分为论文，后半部分是关于具体诗篇的别解，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成善楷的《杜诗笺记》（巴蜀书社1989年版）共笺释杜甫诗句三百一十条，每条先引出原注语，然后加以辨析;郑文的《杜诗檠诂》（巴蜀书社1992年版），依仇注卷次顺序，就有关诗句注释，逐一进行辨析;谭芝萍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仇注引文注杜之失进行辨正。以上四种著作，均时出新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
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郑庆笃等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是关于杜集书目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书录》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外编"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八百四十三种。全书还有附录四种:（1）《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2）《近人杜学著作举要》，（3）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简介，（4）《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杜集书目提要》，收录有关杜诗书目八百九十种，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书先介绍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绍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介绍中带有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以上两书是对历代有关杜甫研究著作文献带总结性的盘点和介绍。
二 李杜思想与创作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1949年以后，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居主导地位;到了80、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这三次变化，前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意义为众所周知。50-70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作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因此，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本质上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都要在这发生新变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审视与评价。
20世纪对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总趋势是转变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礼教规范，在封建时代受到指斥，而20世纪多数学者则从追求个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描述盛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背景，指出:"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 （引文略） 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权威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强调:"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段时间内，胡适在大陆被作为批判对象，但认为李白的思想个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却并不因为胡适曾经如此说过，就遭到否认。如在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些字眼甚至有讳忌的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仍然说李白"一生中总是那么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以叛逆精神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礼教、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说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礼教的对立面来肯定他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认可的。
如果说对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时代认为其有违于礼教的表现转而予以正面肯定，那末杜甫的思想研究则是对封建时代认为其合于礼教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封建时代称杜甫"本性情，厚伦纪"，"一饭未尝忘君"，尊之为"诗圣"。被带上这种桂冠的杜甫，在反对纲常礼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有可能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至少在杜甫的问题上并没有扩大化。1922年，梁启超给杜甫换上了一个"情圣"的称号。说对于杜甫"诗圣"的徽号，"不必轻轻附和"，杜甫是"写情圣手"，"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情圣杜诗》，载《晨报副镌》1922年5月）。胡适则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列专章，说他是8世纪下半叶表现人生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又一再强调并赞赏杜甫"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看来，由于杜甫的作品写了下层疾苦，在语言形式上又能被纳入白话文学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这种肯定有一种保护效应，他为旧时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忠君观念便很少被触及。因此，杜诗思想内容复杂的一面，杜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与封建时代的肯定，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纪并未深入展开探讨。直到50、60年代，愈来愈强调区分封建时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强调阶级分析，有关问题才被深究。冯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传》，中心是"述说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他怎样从爱自己的家庭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杜甫传·家世与出身》），这可以说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人民性"的标准，动态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与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后半世纪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专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认识上取得了进步。如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别是受了儒家"仁"的影响。认为杜甫的忠君体现在诗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爱国纠缠在一起，或虽忠君但对君主的腐败与过失能够给予揭露和批评。这些认识，因为用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笼统说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显然是深化了。
20世纪李杜诗歌思想艺术研究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视角，关系密切。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关于杜甫，从梁启超《情圣杜诗》称之为"写实派"起，以后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看待，少有异议，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到了后半世纪50、60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当时，最推重现实主义，杜甫一开始就被推为现实主义作家，展开了研究，而李白则颇费周折。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李白归属的尴尬。5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两人被推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而与由《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一线并列，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李白研究还没有形成套路，学者们自出主见，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8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围绕这一中心论点，林庚对李诗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一系列精采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80、90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后半世纪的杜甫研究大体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推进的，"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标准，用于杜诗，当时普遍感觉是新鲜贴切的，以至紧接冯至的《杜甫传》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从研究著作数量看，杜甫研究在50年代是领先的，但从观点和方法看，几种书大体属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条较为平稳顺当的路，理论上似乎无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学者说《杜甫研究》"全书绝大部分都是对杜诗人民性与现实内容的反复阐述"，有"单一性"、"简单化"的局限 （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虽是批评萧著，其他杜诗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这种局限。杜诗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是1962年。时因杜甫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纪念其诞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动。一年间发表论文逾百篇，而且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其中如冯至对杜甫"诗史"艺术特征的论述，蒋和森对杜诗气魄以及杜甫生活与创作关系的论述，吴调公关于杜诗美学观的论述，马茂元关于杜甫七绝艺术的论述，夏承焘关于杜甫绝句的论述，均有独到之见。这是在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的短暂间歇期，学术思想有所宽松的产物。
"文革"以后，对杜诗爱国爱民思想的阐发，与50、60年代未有多大差别。只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恢复了注意，亲情、山水、珍爱生命、热爱自然、日常生活的诗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杜诗艺术研究则成为主要趋向，向体裁研究、风格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等多方面扩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结合杜诗思想与艺术特点，探索杜甫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颇具开拓意识，而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世纪末，有些学者忙于杜诗学的建构，多渊源与影响研究的著述，不免给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完成的感觉。这与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几入长安等问题的带动，在其思想渊源、生平交游、诗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上仍呈推进态势，有所不同。
三 20世纪李杜研究差异根源的探讨
据统计，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种、文章三千多篇（1）;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种、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20世纪李白诗文集有三种大型注本问世，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文集未有具规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种族、几入长安等重大问题，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比较一般。李诗思想与艺术研究，有李白与浪漫主义、李白与盛唐气象、李白与唐代文化等新开拓，杜甫研究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的视角下平稳展开，但平稳中也就难得激发大的开拓与创新。由于前代对两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础并不相等，有关李白生平研究和诗歌艺术研究，目前还未推进到杜甫那样详细的程度，但若以时段论，比较20世纪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上升，改变了前代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就也更为突出。李杜研究，向为显学，差异的出现，决非双方投入力量大小和专家水平高低的问题。从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时代，杜甫研究一直长期领先，而到了20世纪，出现李白研究推进速度加快的现象，应该是既有学术发展的自身原因，更与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学术研究前后相续，同类研究，前人开发愈多，留给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诗歌多叙事，对其生活和经历的记述，比李白诗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对充足的材料，前代学者，特别是长于考据的清代学者，对杜甫生平考证和杜集整理注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生平考订、作品编年、词语注释笺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专书，把对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诗词语诠释推进到了堪称详备的地步。处在清人之后，20世纪学者想要再编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确实不易。李白的诗歌偏于主观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动的纪事。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诗最详备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与诗歌创作背景考订上，其清晰具体的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同时代学者注杜相比。不仅给后人治李诗留下巨大空间，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学界产生对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诗有清人的多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人们对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对李诗注本之迫切。学术研究中围绕一些具体课题或角度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像生平考证、文字注释等，客观的限度是存在的。有关古代作家现存文献资料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利用，有关词语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释，该作家的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疏的丰收期，也就大体上过去了。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处于添补和进一步追求完善的过程中，而难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纪杜诗的文献研究与生平研究即表现为此种状况。
学术研究中力破余地与新开拓的出现，往往与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机相关。20世纪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没有扫视过，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时机尚未到来。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附录《李太白年谱》于"唐长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又注李白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于"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句下注云:
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可见单从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触到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但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知识水平，人们不敢想象李白会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关材料认真加以追究，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的一闪念，而终于以考据家的手法，怀疑"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又怀疑"安西"字有讹，将问题轻易放了过去，思想认识水平仍至知识范围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来有重大发现与突破的可能。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对中亚和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英、法、俄等国新兴学科。就中国而言，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使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眼界和思路。当时东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使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的活动以及彼此交往与融合的事实，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响，甚至可能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血统等等，无疑会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者自然会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再次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70年代初。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和西北挑起边境冲突，并且制造玉门关以西不属中国领土的舆论，而早在汉代和唐代，中国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亚一带设置行政机构、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中亚等历史事实，是驳斥苏俄扩张主义者谰言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注意有关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研究。政治和时代文化背景对于学术的影响和带动，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
突破和创新，与研究者遭遇困难，努力向理论和材料进一步深入，以寻求出路相关。以李白为浪漫主义，以杜甫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为这两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体系的新论。从建构的情况看，对于杜甫，大致是将那些忧患纪实之作，与其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相联系，从而证明其为现实主义。这样做，在材料上、逻辑上都足以说服人。因而现实主义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都相当有力地牵引着杜诗的阐释朝一个方面倾斜，无形中消解了从多种角度阐释杜诗的需求，也未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决的课题。上面提到的冯至的《杜甫传》，研究和阐述杜甫怎样"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较之旧时代的研究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杜诗中抒写个人情感的篇章，毕竟是多数;而且，作为抒情诗，作者抒写个人的情感与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现实主义阐释体系对多角度、多样化阐释的取代，这与杜诗的丰富性是相悖的。与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认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过程则要曲折一些，出现过种种分歧意见，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阐释，倒是有助于加深对李诗艺术特质的认识。虽然到90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已较少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提法，但对于用平实思维方式比较难以深入的李白，经过浪漫主义的阐发，在对其诗歌艺术特征的把握上，比过去时代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气象问题，与其诗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为李白诗歌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提出的。50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认识呢?当时新中国初建，社会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文学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正被普遍接受，并尝试加以运用。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欣逢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展望的年代，在努力运用反映论，将李白与所生活的盛唐联系起来，对李白所反映的那种盛大时代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感，从而对李诗作出了新的诠释。舒芜《李白诗选·前言》称李白是"日光下的诗人"，说"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李白诗歌"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奋发的情感"，"表现最典型的盛唐气象就是李白"。从舒芜对李诗背景、诗境和给予读者感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舒芜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带进对李诗的解读中，因而特别肯定李诗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诗人李白》亦有与舒芜类似情况。书中"解放"一词，用于李白的时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又把盛唐时代的出现，说成"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说李白"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丰富的想象，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运用反映论，"把对于李白的认识，从过去'诗仙'、'云端里的诗人'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李白的原来面目"（《诗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内容提要），但同时在把"盛唐精神面貌"与李白相联系时，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对理论的升华起了某种诱发作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诗学结合，对20世纪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推动力。而具体结合中所产生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二者交汇在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时，沟通的深度与升华的高度。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知人论世存在相通之处，知人论世把诗人诗作与其时代相联系，即包含着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林庚等人关于李白和盛唐诗歌的研究，既努力运用反映论，同时又吸收了以严羽为代表的古代诗论中对李白和盛唐诗歌的评论。严羽论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视时代与诗歌特征之间联系的。诗歌的时代美学特征，如盛唐气象等，难以机械地加以实证。严羽出以妙悟，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形象本身的直观性的把握，是艺术鉴赏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林庚在论盛唐气象时，对严羽之论多所引述，并加以阐发。林庚的引述，重在通过借鉴前人，把盛唐诗歌最具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凸现出来。而在严羽那里只是凭感悟所作的三言两语的判断，到林庚则进而将时代环境和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诗歌风貌联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对于一个时代诗歌从背景到美学风貌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林庚说: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沧浪诗话》的见解，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这一传统的认识，集中了《诗品》以至《诗式》各家的见解……
---《盛唐气象》五《〈沧浪诗话〉论盛唐气象》
林庚寻绎严羽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而他自己则又是继承了《诗式》、《沧浪诗话》等多家著作的见解，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力图从盛唐时代入手"（《唐诗综论·后记》），把时代生活-时代美学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诗人联系到一起，对"盛唐气象"和李白诗歌的时代性格作了新的阐释。这些阐发，将文学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原理，与传统的诗学沟通、融合，颇能显示传统诗学与现代学术结合对推进和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的杜诗研究，反映论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联系沟通的情况也相当多。从知人论世角度论杜诗，最为突出的是"诗史"论。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而以现实主义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诗史"之称，则是可以用来作为属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有力证据。如萧涤非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这所谓诗史，本质地说，也就是诗的人民生活史。"（《诗刊》1962年第2期）毫无疑问，能称得起"诗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当然属于现实主义之列。可见从知人论世角度考察杜甫，与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论杜甫，彼此沟通联系是较为方便的。但因为易于沟通而缓解了研究的压力，也就减弱了对于开拓创新的驱动力。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颇有值得总结之处，学术研究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对于李白、杜甫，我们能有今天的认识，仿佛他们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为我们所理解，许多方面还能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产生交流，是由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使其人其诗能以现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时代的进步，政治的大背景，还能够直接提出新的课题，开出新的学术领域，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断更新而又前后承续的过程。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对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联系，有其科学的合理的方面，但传统方法对于对象的长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余地往往比较小，20世纪杜甫研究很能表现这一点。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纪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方法与旧传统的承接转换，在具体课题、具体作家身上，有的较为方便，有的难度较大。但困难催发和磨练学者的创造精神，方便则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创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给后代开发的余地可能比较小，甚至会助长因循守旧，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开的课题，倒是给后代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纪以区别于旧时代的方法观念所展开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天，时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随着20世纪的过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用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又成了新的传统。无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纪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自立时期，中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极为艰苦复杂。此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品的社会意义着眼，是其根本出发点。而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经济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文学研究将进一步回归文学的本质，更强调人的本位，关注人性在文学中的体现。作为以抒情诗的形式，对人性、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作了最为健康、最为丰富多彩展示的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愿有关两位大诗人的研究，能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把传统与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结合得更好，开拓出更新的局面。
注释：
李白生卒年，在历史上有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二年(764)，享年64岁说；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元年(763)，享年63岁说；生于神龙二年(706)，卒于大历二年(767)，享年62岁说。以上诸说都各有偏颇，此牵彼掣，难以自适。本文根据“大历初”李白仍然在世的新史料，结合唐人《序》、《碑》、《墓志》等原始资料，对上述诸说逐一辨析，重新考订李白生卒纪年：李白既不卒于宝应元年(762)，也不卒于广德年间，而应卒于大历元年(766)，享年62岁，其生当在神龙元年(705)。
【关键词】 李白 生卒年 李士训 商榷
在对唐代诗人李白的研究中，有关其家世及生籍、生卒年等问题，长期以来异说纷呈，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内容。自北宋至今，专门研究或论及此类问题者，无虑数十百家。然而，由于古今学人在史料的占有上和文字的理解上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往往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明白的问题隐晦化，因而争来议去，迄至今日仍无定说。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结合历史上有关李白的碑传、序跋等旧有文献，仅就李白生卒年这一问题对旧有诸说再作检讨。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从新出史料看李白的生卒确年
历考载籍，有关李白生卒的记载，本有比较详实的碑传资料如“四序”、“四碑”(即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曾巩《李白集后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①])可以证明，其中尤以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碑一序记事最为明皙。它们不仅明确地记载了李白的始生之年，也记载了李白的享寿之期，从中不难推算出李白生卒的准确年代。李阳冰《草堂集序》（下称李《序》）说，李白之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②]；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下称范《碑》)亦谓“神龙初，潜还广汉，(略)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③]。都明白告诉了李白乃是其父“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归蜀所生。李华《李君墓志铭》(下称李《志》)又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④]，其享年62岁亦已明甚。自神龙初(705) 顺推62年，其卒年非常自然地就是唐代宗大历初年(766)，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可惜的是，自宋以来，由于学人对两碑一序文字推求过深，又加对李白生平史料占有不足，遂使李白生卒年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事实反而成了“问题”，千余年来，谬种流传，无人諟正。有关李白生卒年的种种误说，不仅影响了李白生平(诸如籍贯、出生地点)之研究，也影响了李白诗文系年、作品本事，乃至李白的部分诗文的真伪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笔者新近发现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宋以来李白生卒诸说的清理，也有助于我们对李白生卒确年的再认识。今不揣谫陋，略作探讨。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唐李士训《记异》：
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⑤]
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白“大历初”(766)尚从李士训处得新出土的“绢素《古文孝经》”，并将之传与李阳冰。由此可知，李白的卒年最早也应在大历元年(766)。引录这则史料的郭忠恕《汗简》，系今存唐、宋最早字形工具书之一，所录古文字形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可见的古文字资料，相当一部分出自战国古文，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李士训所发现的《古文孝经》字形，也著录其中，至今犹可按覆。李士训将《古文孝经》传与李白之事，还见于北宋句中正《三体古文孝经序》(朱长文《墨池编》卷一引)、王应麟《玉海》卷四一、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以及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七九、卷二六九，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文字略异，兹不赘引。
据考，李阳冰大历初(766)从李白处得到《古文孝经》后，一方面上于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成为李家秘宝，传给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了韩愈等人。韩愈《科斗书后记》载：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略)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⑥]
可见，《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自大历至贞元年间，经历了初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从其渊源有自、清晰无隐的传承过程看，说明李士训大历初得《古文孝经》之事并非向壁虚构，子虚乌有。那么，其“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记载也不应有问题。既然李阳冰所传《古文孝经》是“大历初”辗转传自李士训和李白，那么，大历初年(766)李白就应仍在人间，他当然就不会卒于传统旧说所云的四年前即宝应元年(762)了[⑦]。
李士训《记异》言李白“大历初（766）”尚在人世的事实，与有关李白生平的其他史料，诸如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李翰林墓志铭》所载十分吻合。李阳冰说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李华说李白享年“六十有二”，自神龙元年至大历元年，正好62岁！三条史料如此若合符契，毫无差爽，是由于三者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属于原始记录，非如后世补录，没有造伪嫌疑。他们关于李白生时、享年和最后活动下限记载的互相应证，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真象的实录，是我们判定李白生卒准确时间的宝贵资料。
不过，与这条材料构成最大的矛盾，是与宋以来认定的“至德二年”（757）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所说“年五十有七”不合的问题。因为，如果至德二年（757）李白已57岁，那么至大历元年（766）李白就已经66岁，而不是李华《墓志》所说的“年六十有二”。按常规，后人的推论是不能否定前人（唐人李士训）原始记录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为了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仍将对后人的这一推论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将《自荐表》定在至德二年是有问题的。细详李白与宋中丞（若思）交往的诸多诗文，该表实际上应该是上元二年（761）李白在宋若思搭救下出狱后所作。具体理由如下：
考诸文献，李白所作涉及宋中丞(即宋若思)的诗文，除《自荐表》外，还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文[⑧]。这些篇章作为李白在安史乱中身陷囹圄获宋中丞解救后与之相知相交的历史见证，是考察李白在其人生最为低落时期行踪的重要文献。自李白集问世以来，虽经多人考订整理，仍一直收录保存在李白的文集之中，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也由于研究者多，解释各异，蒙在它们上面的疑云也越来越厚。特别是《为宋中丞自荐表》，因文中有李白“年五十有七”的自述而备受诸家关注，并由此形成了李白生卒疑年考辨上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一方面，人们异口同声、不加论证地将该表直接定格在至德二年(757)，从而得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说李白既生于长安元年(701)，《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则该表只能作于至德二年(757)。造成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毛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出在“至德二年”系年这一关键症结上。为了便于对李白生卒年进行分析，有必要将《自荐表》本文重要部分引录如下：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略)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略)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这则资料是许多学人确定李白生年的重要线索。但是关于该表的撰作时间，自古皆有争议。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宋中丞荐于圣真云：一命不沾，四海称屈。”[⑨]圣真即唐睿宗，据《新唐书·睿宗纪》，开元四年六月，睿宗崩于百福殿，谥曰“天圣真皇帝”。睿宗既于开元四年(716)驾崩，是时李白年方十余岁，宋中丞何得而荐？兹说显然错误。王琦《李太白年谱》：“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其实，《自荐表》只称李白“年五十有七”，并未标明写作的具体时间，王琦臆断此表作于至德二年(757)，是将李白在安史乱中两次系狱之事混同一次造成的。
考上引《自荐表》文，李白因卷入永王璘事下狱，“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前后”二字表明李白不止一次下狱。这一点，《新唐书·李白传》有明确记载：“永王璘辟（白）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⑩] 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也有：“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朝廷忍白久为长沙汨罗之俦”云云[11]。仔细勘比这两段材料，一称“前后清雪”，一说“屡经昭洗”，李白不止一次系狱的事实亦已明甚。
第一次系狱地点是在彭泽，这一点在上引《新唐书》“璘起兵，逃还彭泽”及《自荐表》“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已有清楚交待。系狱的时间，引文中有“璘败，当诛”之语，考之两《唐书》，“璘败”一事发生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二月。此次系狱由“当诛”之极刑改为免死，在朝中全仗名将郭子仪“请解官以赎”竭力相保，在地方则由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的崔涣（曾相玄宗，出为江淮宣慰使）直接援手，朝野上下并力施加影响，才得以减轻李白罪责(李白集中有多篇狱中上崔相诗可证)[12]。这就是《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前”一次。由于此次死罪非宋中丞所解，故《为宋中丞自荐表》不可能作于本年。
退一万步讲，即便宋、李二人早已相识相交，即便宋曾在李白前次陷狱时就援手解救，但宋若思也不可能在永王璘谋逆甫平，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作《荐表》于肃宗，要求对李白不贬反褒、不责反用。永王璘谋反发生在安史之乱初期，其时叛军猖獗，两京（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沦陷，唐王朝军民与安史叛军浴血奋战，匆匆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新政权，执政伊始便处于生死存亡危急之秋。永王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向其兄唐肃宗争夺皇权，悍然兴兵东南，妄图割据东南奥区沃野，一时全国震惊，军民共愤。李白卷入此事，被朝野上下视为“世人皆欲杀”（杜甫诗句）的不赦罪人。郭子仪以征讨安史叛军领兵统帅的赫赫地位鼎力相救，也才得以解脱李白死刑，但仍没有办法阻止唐肃宗对李白“长流夜郎”的重判（按大唐刑律，“长流”是仅次于处死的重刑）。因此，宋若思以小小地方官职（其时宋任职地方刺史），岂敢视此事如儿戏，为刚刚免死判流的“谋反”之人求情，并且还要得寸进尺地向皇帝“特请拜一京官”？考宋若思一生为官老道，颇有谋略城府，不可能如此不谙政治气候，在至德二年（757）那种不合时宜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作出推荐李白的不识时务之举。换言之，仅就宋若思官场历练的政治经验而言，也不大可能在此时不知深浅地贸然推荐涉“反”之人。更何况，至德二年李白“当诛”的死罪并非宋若思所解，而“当诛”免死之后，他仍然是钦定罪犯“长流”夜郎的罪人，宋若思怎么可能在此时把李白揽入幕府，引为参谋？也就是说，至德二年李白是一个以“待流”之身陷于牢狱的囚犯，接着（次年）便是押解流放上路，怎么可能有分身之术自由自在地和宋若思来往相交，并洋洋洒洒为宋写出上列包括《为宋中丞自荐表》在内的一系列诗文呢？所以，《自荐表》写作时间，其非至德二年（757）无疑。
李白第二次系狱，地点则是在寻阳，时间在流放夜郎返归后。如上录《新唐书》所称：“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这一次解狱脱罪，即《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后”一次，是宋若思亲自出面“推覆”的结果。这次脱囚，宋若思不仅免其牢狱之灾，还将李白引入幕中作参谋，并向朝廷推荐了他。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便是此时写成的，写作时间应是上元二年（761）。我们这样说，除上述理由外，主要还有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为佐证。正如诗题所示，“中丞宋公（即宋若思）”带兵入河南路过寻阳时，曾脱李白狱囚，弄清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的时间，李白脱囚入幕并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的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之事，诸史没有明确记录，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我们考证，此事发生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唐廷第二次收复洛阳前夕。具体情况是：
其一，宋若思率军“赴河南”，是唐廷上元二年军事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考《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条记载，其年二月，唐肃宗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安史叛军已经不堪一击，不顾李光弼等统兵将领反对，强行下敕命令唐军“进取东京（洛阳）”，与叛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展开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步兵死者数万”[13]，叛军乘北邙之胜，寇申、光十三州。军事形势变化需要唐廷增调兵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唐廷以李光弼都统河南、淮北、山南等诸道兵马，令其“赴河南行营”，重新组织对安史叛军的总攻大决战。其时，诸道兵马纷纷调集河南，宋若思率吴兵三千从江南（“吴兵”即江南兵）“赴河南”，即是这次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一次局部军事调动。
其二，从李白诗文内容本身看，也透露出若干内证信息。李白《中丞宋公云云》一诗，有“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之句。诗中“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表明安史之乱虽未结束，但天下形势已然分晓，叛军败局已经明显，故李白诗才说其“行当剪”、“立可诛”。这和上元二年（761）总体形势发展趋向十分吻合。虽然当时唐军有邙山之败，但唐廷重新部署兵力，积极谋划向安史叛军发起最后的大决战━━洛阳会战。洛阳会战是唐廷彻底消灭叛军，结束安史之乱最关键的一战，尽管这次大战发生在宝应元年（762），但其前期准备在上元二年（761）已经开始。从诗人对形势发展趋向的正确把握和对安史叛军“行当剪”、“立可诛”的准确判断，透露出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上元二年（761），也表明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就在这年。
其三，李白寻阳之狱获解后，还作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表文有“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肃乱中原”之句。考唐自武德元年(618)立国，至上元二年(761)为144年，犹可粗称150年；若是至德二年(757)，仅为140年，何得称150年呢？
以上分析，可定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是在上元二年(761)。由于此时距永王璘谋反事变已过了五年之久，肃宗政权已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对李白涉永王璘之事已经淡漠。故此时宋若思才可能既解李白之囚，又延之入幕引为参谋，还向朝廷推荐李白加以重用。因为这次推荐，李白代宋若思作了《为宋中丞自荐表》。从李白方面看，他已“屡经清雪”，“实审无辜”；从宋若思方面看，此时表荐李白已经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不致招惹政治上的麻烦。
上元二年(761)李白作《自荐表》，其时57岁，与李阳冰《序》载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完全一致；与李华《墓志》载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卒年当在大历元年（766）也彼此吻合；又与李士训《记异》称李白“大历初”尚传《古文孝经》一事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上元二年(761)的重新定位，是完全成立的。
总之，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时间、地点及解救之人皆有不同。《自荐表》云“前后”推覆清雪，魏颢《序》称“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曾巩不明究里，将两事合在一起，反诬《新唐书》有误。王琦从曾之说，作《新唐书李白传笺识》云：“《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14]殊不知，不是《新唐书》“误分”，而是曾、王等人“误合”。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两件事情误合为一，必然导致影响李白生卒纪年的重大“误说”——李白“年五十有七”时于“至德二年”作《自荐表》。由于《自荐表》作年是李白“年五十有七”的定格座标，曾、王等人以此错误座标为依据迁就己说，就必然陷入上文所说的臆断李白卒年，然后反推《自荐表》的制作年代；又以自推臆断的制作年代，来反证李白生年的循环论证之泥潭。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固不足信。
二、清代以前李白生卒年旧说辨误
根据新出史料，我们已能够证明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了。那么，其他诸说的依据如何？症结何在呢？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从古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的不同说法。
自宋至清，学界一直流行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说，但其享年又有62岁、64岁两说，故生年也有长安元年(701)和圣历二年(699)两说。
一是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清王琦《李太白年谱》“唐长安元年”条：“太白生。”其自注云：“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接着，王琦进一步阐述说：“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15]此说在李白生卒年诸说中影响最大，不仅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而且目前流行的各类文学史、李白研究专著、辞典等等[16]，也大多采用此说。
此说的最大症结，在于无视李《序》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不仅臆断曲解，而且毫无根据地擅改其中的关键内容。考之李《序》，根本没有王琦所谓“《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明示或暗谕，因为其原文是：“公（指李白——引者）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乃李白“疾亟”时托李阳冰为其整理文集及李阳冰为文集作序的时间，不一定是李白的卒年。王琦“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之论，是出于对“疾亟”的误解[17]。病重即死固然有之，但是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亦是常事，王琦把“疾亟”理解为已死或既卒，因而作出“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误说。这里姑且不说李白是否真正卒于此次“疾亟”之时，即便就“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的前后文意连贯分析之，也决不能视“疾亟”为死亡，否则，李白既已“疾亟”身死，何又能再对李阳冰“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呢？更重要的是，李士训《记异》表明，李白这次“疾亟”后四年的“大历初”（766）仍在人世，其不卒于宝应元年亦可知矣！因此，王琦《李太白年谱》臆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从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王琦对李白生年的考订。王琦定长安元年（701）“太白生”，其立论依据是根据其臆断的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762）往后推出来的。问题是：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既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此，由此逆推的出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
此外，上引李《序》和范《碑》明明记载：李白乃其父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逃归蜀中所生，“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在此均指神龙元年（705）。王琦却称：“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今考李《志》和曾《序》原文，皆无李白生于何年的明确记载，二者的差异只在于对李白享年的不同认定：李《志》称李白“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曾《序》则曰：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在这里，曾《序》所言李白卒年“是时宝应元年也”明显有误已如上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李、曾二文所载李白纪年内容无论怎祥“参互考之”，也找不出“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的蛛丝蚂迹。何况武则天“神功” 年号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改元，至十一月又改元为圣历，神功年号仅仅历时五个月[18]，就年初观之当为万岁通天，就年尾或次年观之则为圣历，无由称“神功之始”或“神功初”。如果说李《序》或范《碑》在流传过程中某一版本偶然有误，还可理解，怎么所有版本、各类文录两文都一齐误为“神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王琦擅改“神龙”为“神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换言之，王琦所云“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没有具体找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史料凭证或版本依据，故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即便如王琦所说，李白生于“神功”之初(697)，而“卒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的享年应当是66岁，与王氏本人所认同的62岁的享年又不能合，也与其用以“参互考之”的曾《序》所言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不合。考订失据，臆断曲解，必然导致王琦《李太白年谱》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王说谬误，其他不加深究步王说后尘率尔从之的各类专著、辞书等，自然也随之谬误。
清以前李白生卒年颇有影响的另一说，是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曾巩《李白集后序》：“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19]曾《序》不仅是曲解李《序》误定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的始作俑者，而且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唐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说，将李白享年定为64岁。到南宋初，薛仲邕又据曾《序》之说撰《李白年谱》，将李白生年定在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王琦在论及薛《谱》定李白生年问题时说：“《旧谱》（即薛《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20]既然薛《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是完全依据曾《序》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有四”之说向后“逆数”的结果，那么，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依据何在呢？
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22]，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23]。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
《卒年辨》一文的毛病，在于缺乏根据地否定传世李华《墓志》和误解曾《序》李白享年“64岁说”的立论依据，由于该文以此持论的两大支撑均不能成立，故其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但也需要指出，《卒年辨》一文对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考订非常可贵，通过李白诗文的内证否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是该文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亦有人与之呼应以示信从[24]。
继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又出新论，提出李白享年63岁，卒于广德元年(763)说[25] 。 阎文对《卒年辨》疑伪李华《墓志》大为赞赏，以为该《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值得大大的怀疑!”《刍议》通过考辨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的行迹和“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的节令，考定李白至当涂投奔李阳冰，时间应在宝应元年初冬。并认为，本年十一月虽然李白“疾亟”病重，但“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
《刍议》根据刘全白《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之语，认为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下诏拜李白为拾遗时，“并没有李白的死讯传到朝廷，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接着，进一步推论：“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年终，与代宗之诏是前后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刍议》明确表态：“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
阎文的可取之处与《卒年辨》同，都突破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旧说，并且，《刍议》还较《卒年辨》作了更多寻求李白文集内证的考察，这是非常宝贵的。但其毛病也与《卒年辨》同，也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李华《墓志》基础上的。由于《刍议》在否定李《志》李白享年“62岁”说后，对其“63岁”新说始终拿不出直接史料证据，只凭一系列“约略”、“倘若”、“不大可能”之类的推测遽下定论，因此，阎琦《刍议》“63岁”新说同样失之无据。此外，《刍议》对与其新说相抵触的李白乃“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出生的唐人《序》、《碑》等原始材料，始终只字不提，似有故意回避之嫌。
问题没有解决，于是林贞爱撰《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26]，对李白身世和生卒又作新的考辨。林文认为：“记载李白身世及出生年代最原始最权威的材料，要数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这篇序文不仅对李白家世的变迁，而且对李白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的来源都作了交代。既是诗文集的序文，也是作者小传。是今天我们研究这一伟大诗人的宝贵文献。”由此，林文立论主要围绕李《序》展开，确信李白是其父“神龙之始”从流放地逃回四川所生，但具体出生年月，则又不是李《序》所说的“神龙之始”即元年（705）。这是因为：“李白父母归蜀时，先流寓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后内移定居绵州彰明青莲乡时才生李白的，因此公元705年不可能是李白降生之年，应考虑神龙二年(706)是李白降生之年比较合适。”这样，李白生年被林文定在神龙二年（706）。至于李白的卒年，林文认为：“历代研究者确信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仅仅是李阳冰作《序》之日，而《序》中虽言李白‘疾亟(病重)’，但未言其卒。”由此可知，在李白卒年问题上，林文与上述李从军《卒年辨》及阎琦《卒年刍议》的看法完全一致，均对自宋曾巩以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予以彻底否定。
那么，李白究竟卒于何年？林文认为李华《墓志》可信，在对该志的流传情况和内容作了考证后，林文称：李华《墓志》“虽没有说具体年代，却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现知李白生于神龙二年(706)，后推六十二年，便知诗人卒于大历二年(767)。”于是，李白神龙二年(706)生，大历二年(767)卒，享年62岁，便成为林文《新考》的最终结论。
林文新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进一步廓清了因袭前人曲解“疾亟”而臆定李白卒年的迷雾，更在于肯定了唐人李《序》及李华《墓志》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把李白生年考辨导入史有明载的“神龙”范围，使这一问题开始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林文所定李白卒于大历二年（767），是根据其自定706年为李白生年后推算出来的，缺乏必要的佐证。而且，横亘于林说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无法解释诸家所谓“至德二年”（757）李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已“年五十有七”的问题。因为，若按“至德二年”李白“五十有七”推算，大历二年（767）李白卒时当为67岁而不是林文赞同的62岁。这一问题不能回避也没法回避，鲠骨在喉无法解决，于是，林文干脆果断：鲠骨并不存在——“《为宋中丞自荐表》是伪作，不是李白所写”。这样一来，林文虽肯定了人之所否的李华《墓志》，却又否定了人之所肯的李白《自荐表》，不仅步上述诸说后尘也擅疑古人，而且因疑及李白诗文而较之走得更远。我们上文已根据新史料对《自荐表》创作年代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上元二年作），该表不仅不伪，而且可作为确定李白生年的佐证。林文囿于“至德二年”作表的年代误说而对表文本身加以否定，犹之乎人正影斜，遂因影而疑其人，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故其结论虽然较前稍有进步，但立论仍然乏力，不可能成为定论。
上述宋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纪年诸说，主要毛病都是回避或无视唐人文献的原始性，不同程度地歪曲、擅改或疑误原始记录，为迁就己说擅疑古人，肆意否定传世文献。因此，对李白生卒纪年问题，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本来简单，但却被上述诸说因回避、曲解、疑伪而引入复杂的问题回归原本。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自来相传的唐人文献李《序》、范《碑》及李华《墓志》业已明言李白生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享年“六十有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或另立异说，因为这已有新出史料为有力佐证。
只是有一点需要辨析，以公元纪年划线，李白生年究竟是“神龙之始”的705年，抑或是林文据范《碑》“神龙初”推定的706年？李白生活下限的“大历初”，究竟应定在元年（766）抑或是二年（767）？就通常习惯而言，某一年号之言“初”者，其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既可是改元当年，也可是次年或稍后。但这种“初”的伸缩范围，是以该年号本身的时间容量和跨度为转移的，某些年号时间很长如唐“开元”有29年，“初”的范围可稍宽而延及次年或稍后，大历也有十四年，李士训的“大历初”也可能“初”至元年以后；但是，如果某些年号时间很短，其初年就应是建元当年，“神龙”年号便是如此。神龙（公元705年1月—707年8月）总共不足三年，“初”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占去三分之二而延至次年，这一点李《序》“神龙之始”已经点明。由于李《序》直接受托于李白，较之范《碑》更为原始，范《碑》“神龙初”实际是对李《序》“神龙之始”的转录和改写，时间概念完全等同，二者均指公元705年。李白生年一定，其下限“大历初”的“初”也就自然明白了：李白生于神龙元年，享年六十有二，其卒就应是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
结 语
探求李白生卒年，本当以其同时代诸人的记载为准，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墓志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而是当事人记所历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即705――766之间）。遗憾的是，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对以上信史文献多致怀疑，或谓《李序》“神龙”为神功之误，或改《李志》“年六十二”为“六十三”(或六十四)，或疑《自荐表》伪托不可信，等等。我们认为，在对李白生卒纪年的辨析中，凡是以疑伪传世典籍、擅改序跋传记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建立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剪除枝节，廓清遮蔽，重返唐人第一手碑志、序跋原始资料并以之持据持论，才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卒纪年实事求是的态度。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卷十六著录李白《李翰林集》三十卷，自注：“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第12——13页)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亦于“《李翰林文集》三十卷”自注：“希弁所藏三十卷，(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卷五下，第4页) 所载俱与后世所传李白集格局相同。可见李集之有“四碑”、“四序”自宋已然(赵希弁所藏唯缺曾巩序)。
[②] 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癸卯郭氏济美堂刊本 。
[③] 范传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第17—18页。
[④] 李华《故翰林學士李公墓志并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本 。
[⑤]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郑珍《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刻本。按，《四库》本无卷七。
[⑥] 韩愈《科斗书后记》，《韩昌黎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朱文公校本，商务印书馆。
[⑦] 按，吴筠《宗玄集别录》引“唐元和戊戌（十三，818年）吳筠”所作《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原序》：“元和（806—820）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辞，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曰云云。”似李白生活下限直至元和时期。然而据权德舆有关吴筠的文集序和传文，吴筠已于大历十三（778）年去世，何得元和十三年作序？且李白元和中尚在世之说与白诗文无一映证。可见，此《原序》显为道士制造的吴筠、李白成仙传道的仙话，不可视为信史。
[⑧] 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一第4页、卷二十二第18页、卷二十六第2页、第4页、卷三十第20页，《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⑨]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⑩]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0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63页。
[11]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2] 李白集有《狱中上崔相涣》(《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一，第4页，《四部丛刊》印晴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系寻阳上崔相涣》(卷十一，第28页)、《狱中上崔相百忧章》(卷二十四，第17—18页)，将两次系狱亦分别甚明。其单题“狱中”者两篇，乃前次在彭泽狱中；题“系寻阳”者篇，则后次在寻阳狱中。
[13] 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第7106页胡注。
[14] 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5]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6] 往时文学通史类著作(若通行诸本《中国文学史》)、百科类辞典(若《辞海》《辞源》等)因非专题研究，其取此说者姑不深论，而新出之唐代文学系年以及李白研究之专著亦复如是，如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页、《中唐卷》第111页；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页；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版)等，仍都取“卒于宝应元年”说，则深为憾事。
[17] 按，“疾亟”一词又作“疾革”，《礼记·檀弓下》称卫太史柳庄“疾革”，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本又作亟，急也。”疾革、疾亟通用，皆指病重危急状态，本身并无死亡之义。
[18] 范祖禹《唐鉴》(四库全书本)卷七：“(睿宗)十四年(即万岁通天二年——引者)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圣历。”(第14页)
[19] 曾巩《李白集后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20]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21] 同上注卷一八。
[22] 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五期，第80－85页。
[23]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页。
[24] 陈钧《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第52－54页。
1、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柔此西飞之白日。—— 李白
2、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 李白
3、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李白
4、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出自：唐•李白《古风三十二首》难为桃李颜：很难具有桃红李白的鲜艳色彩。比喻为人孤傲正直，不愿以诌容媚色取悦权贵。—— 李白
5、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
6、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白
7、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出自：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不愿俯首低眉侍奉权贵而使自己曲心抑志，郁郁寡欢。—— 李白
8、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李白
9、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 李白
10、天生我材必有用。—— 李白
11、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
12、相知在急难，独处亦何益。—— 李白
13、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李白
14、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
15、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
16、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
17、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李白
18、天生我才必有用。—— 李白
19、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
20、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 李白
21、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李白
22、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李白
23、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
24、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
25、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到此回。—— 李白
26、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
27、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恋人！天生我材必有情，女友离去还复来！—— 李白
28、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
29、天生我材必有用。()—— 李白
30、天生我材必有用。—— 李白
他就是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因而李白又有“诗仙”的美称。让我们共同回顾这“云之君”的一生吧。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诞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
李白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据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五岁随父从西域迁居至西蜀绵州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的青莲乡。
在他十五岁时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据说当时他在山下游玩时，见到一位老奶奶正磨一根大铁棒。李白上前问其缘由，老奶奶回答说要把铁棒磨成细针。“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的美说便由此而来。
李白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注意到劳逸结合。在十几岁时便学会剑术，练得一身好武艺。
在他二十岁后，便在蜀中地区游历。在他去成都的途中曾见益州长史著名诗人苏非。苏非十分赞赏李白，认为他天才卓越，能与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齐名。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生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李白于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希望能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写下诗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当他在长江中下游游玩时，写下名流千古的《将进酒》，果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势。
当时正值开元盛世，若要当官则有两途径：一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功名，二是终南捷径访仙人。而李白选择了后者。为此，他到江陵拜访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作《大鹏赋》。此赋中“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不正是展翅欲飞的李白吗？
李白在二十九岁（开元十八年）时，面对仕途失意只好回到家乡。当李白在三十一岁时（天宝元年）举家南迁，终于李白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并由公主推荐，玄宗将其召去。
他在长安写了《南陵别儿童入京》，其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句大抒李白胸中愉悦之感。李白还在长安结识了诗人贺知章，并作《蜀道难》。贺知章称其作如出仙人之手，蜀道之难被描绘得如入仙境，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由此，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共同推荐下，李白供奉翰林，可他仅为文学侍臣，并不参政。而玄宗昏庸无能，“朝事付之诸相，边事付之诸将”。
李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事业心强，遂遭谗谤，同时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他渴求登仙学道。李白便于心中形成“功成、名遂、身退”。所以他在三十四岁（天宝三年春）时“恳求归山”，而皇帝也就“赐金放还”，李白便继续漫游。在长安一年半时，他所写《古风》第十五首中“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长”便辛辣地讽刺了帝王的昏庸。
此年中，李白还结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写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一句。两人分别之后，漫游十年。他还结识了高适等人。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邀参考永王李?幕府，李?兵败被杀，李白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晚年于762年客死于安徽省当涂，享年六十二岁。
李白喜于且善于歌颂河山，写下众多流传千古的名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等等。
李白不仅是浪漫诗人，也是爱国诗人。如《宿王松山下荀媪家》中“田家秋作苦，林女夜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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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 （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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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的历史上，李白与杜甫，不必说是最好的诗人，但一定是说到诗的时候最绕不开的诗人。为什么绕不开?我想，首先因为他们是与生俱来用诗来思维的伟大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诗人历来少见。这就让中国诗的历史获得了一种高贵和尊严，或许也因此，中国有理由称之为诗的国度。
人的一生在诗的思维中度过，这是何等奇异的人生状态。而李杜就是这样在一千多年前一生记录着他们诗的思维。譬如李白的成名之作《蜀道难》。可以想象和确信，这是李白兴之所至吟成的。同时还可以想象和确信，如果李白再写一遍，甚至是当时连写两遍，一定是不一样的。李白哪里是写诗，他只是听凭蓬勃骀荡的思维，喷泄在笔底纸端而已。也因此，李白的诗，特别是他最擅长的古风，气势非凡，来时排山倒海，去时击溃重围。世界上最纷繁芜杂的是思维，最难以安置的也是思维，李白的诗就是这样的纷繁芜杂和难以安置的状态。《蜀道难》一开始十几句时的李白，凭空一一成文字的奇崛和崔嵬，读来不由你不惊为天人。而之后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这些句子，实在是劈头盖脸的没来由。之后又是没来由的突然煞尾。李白的一番思维，乘兴而来又乘兴而去了。他的诗，即使是像《蜀道难》那样的伟大的诗的行进也不得不戛然而止。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蜀道难》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类的文字是多余的。原因想来也就一个，就是李白才气太大，自然可以英雄欺人。
不但是李白，杜甫也是这样。譬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起先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到结尾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难免让郭沫若嘲笑了，你家好富裕的“三重茅”，给受冻的“群童”拿去，你就咬牙切齿了。怎么相信你会甘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呢?问题也就在郭没明白杜甫和李白一样，也是以诗来思维的。这首诗里，他怨恨盗他三重茅的群童，是当时的真实想法，接下来突然想起“天下寒士”，也是当时又真实地想到了。就这首诗而言，前后可能不切，然而，一个伟大的人的思维，可能纷繁芜杂，但到底不会沦陷于平庸，何况这个伟大的人还是诗人。
李白与杜甫注定与众不同，还因为他们出现在历史和诗的伟大拐点，和必然会到达和站立在那儿的诗的坐标上。李白注定和盛唐连在一起，杜甫注定和中唐不可分离。
盛唐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伟大时期，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还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巅峰时期。李白是盛唐诗人，他为盛唐贡献了最伟大的、同时具有史诗意义的诗篇《清平调词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得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阑干。
杨玉环天宝四载封为贵妃。天宝三载，沈香亭前牡丹盛开，唐玄宗和她前往观赏，她的身份还是女道士杨太真。李白应命别创新词。这是一次旷世的会见，历史上站在最高峰巅的帝王、最美丽的女人，和最伟大的诗人的会见。李白43岁，他来到了帝王的身边，觉得从未离自己报国的梦想这么近。第一首说，牡丹和云彩，都渴望像杨太真的容颜和衣裳一样美。因为她就住在群玉山、瑶台那样的仙境。第二首说，赵飞燕要精心、出彩的梳妆，才可能和杨玉环相似。杨玉环时年25岁，从这里开始了她12年的惊艳。相传就为这个比拟，高力士进了谗言，李白当年离开了长安。其实美是无从谴责的。譬如杨玉环，到今天，人们不是还念着她的美吗?第三首说到沈香亭赏牡丹本事。是名花，更是美人，让君王笑颜常在。这年唐玄宗60岁了。这位伟大的帝王渐渐老去，他平生的波澜，在这时候，谁也会觉得，已经离他远去了。他在晚年得到杨贵妃这样的知音，是对往日所有的消解。《清平调词三首》，当场就谱了曲，由唐代伟大的歌者李龟年歌唱，唐玄宗吹笛伴奏。当时的盛况，这样的盛唐，真是千载难逢。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自然可以不朽。
同样，杜甫也为他的中唐写下了最伟大的、也是最具史诗意义的诗篇《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大历三年，杜甫从四川奉节乘船回故乡，路过潭州时，遇见了阔别多年的开元著名歌手李龟年。杜甫当年在洛阳岐王李范和唐玄宗近臣崔涤的家里，多次听到过李龟年的歌声。那时正是大唐盛世，谁都怀抱着光辉的愿望和灿烂的人生。不料盛世有时比人生要短命得多，重新相见时，两人都已是沦落天涯、行将就木之人了。杜甫流传到今天的诗有1400多首，其中绝句不到十分之一。这首七绝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首。而这首诗的字面出奇地平静，杜甫汹涌了一辈子的诗的思维，被江南的不置可否的好风景，看上去淡淡消解了。这就是到达和站立在了中唐的杜甫。中唐就是这样，除了好风景可以敷衍，所有的悲凉和沉痛，都已失去了诉说的必要。杜甫很少写绝句，甚至绝句被认为是杜甫的短板，然而这首《江南逢李龟年》不可替代也无从替代。甚至可以说，单单就这首诗，杜甫就可以被称之为杜甫。
李白与孟浩然：知音之交
孟浩然是著名的“田园诗人”，他与李白的友谊，就蕴含在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里：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孟浩然比李白大12岁，也是李白的老师、兄长，二人感情深厚，可谓知音。李白与孟浩然认识时诗名尚小，而孟浩然已经诗名远扬，声望很高。李白专程前往鹿门山拜见孟浩然，两人意气相投，无话不谈，还结伴到江夏（今湖北武昌）去游玩。在江夏流连一个多月后，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于是二人在黄鹤楼相别。看着好友离去，流水悠悠，李白思绪万千，咏出这首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七言绝句，表达对孟浩然的依依不舍之情。
李白与汪伦：偶遇之交
汪伦这个名字你一定听说过，它就藏在李白的这首诗中：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是李白的好友，他们的结识有这样一段故事。据说，李白到泾县游历时，住在当地的汪伦非常想一睹他的风采，可自己只是个无名小辈，怎么才能请到大诗人呢？汪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写了一封信，邀请李白来作客，信上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
李白素好交游和饮酒，见到这封信，欣然应邀。一见汪伦，李白便要去看“十里桃花”和“万家酒店”。汪伦说：“‘桃花’是我们这里潭水的名字，桃花潭方圆十里，并没有桃花。‘万家’呢，是我们这酒店店主的姓，并不是说有一万家酒店。”李白听了，不但没有气恼，反而为汪伦的心思感动，留了下来。
汪伦盛情款待，留李白连住数日。李白登船离开时，汪伦拍手踏脚，歌唱民间的《踏歌》相送。李白深深感激汪伦的盛意，由此《赠汪伦》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便诞生了。
李白与贺知章：忘年之交
李白初到京城长安时，在紫极宫遇见贺知章，两人虽相差43岁，却一见如故。贺知章赞赏李白的诗才，称他为“谪仙人”，李白“诗仙”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贺知章邀李白去饮酒，由于忘带银两，他便取下皇帝赐予的金龟，充作酒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龟换酒”的故事。两人边饮边谈，志同道合，相聚甚欢，成为挚友。贺知章还多次向唐玄宗推荐李白，可以说对李白有知遇之恩。
后来，“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去浙江探访贺知章，却惊闻这位老朋友已于回乡当年就在家中病逝。李白怀着悲痛的心情，赋诗《对酒忆贺监》，感怀与贺知章相处的难忘回忆：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真挚友谊
友谊是人生旅途中激人奋进的伴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友情与亲情、爱情鼎足而三，成为除血亲、姻亲之外的以道义、志趣相维系的一种重要感情。在崇尚友情的中国古代社会，不少侠义之士甚至把这种感情看成比姻亲感情更为重要的一种感情。所谓“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即是这种朋友感情重于姻亲感情的最好注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提倡这种“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狭义的朋友情感，只是证明友情的重要而已。庞坚先生在《海内存知己》中说：“如果说没有亲情，社会将紊然无序；没有爱情，生活将索然乏味，那么没有友情，世界也将黯然失色。”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在他的经典著作《论语》的首章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的事吗?实际上孔子是在教给他的学生求学、做人的道理。一个人要增长知识，必须有朋友。《礼记·学记》中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说明没有朋友对于成就一个人的学问是很可怕的障碍。要在社会上立足，没有真挚的友谊更是不行，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友情是一个多么亲切的词汇，友情对于人生来说，又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人生离不开真挚的友情，事业离不开志同道合的朋友。唐代诗人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洋溢着关山难阻，心心相印的真挚友情。朋友只要知心，就不会因为分隔万里而彼此疏远，即使是远在天涯海角，也会觉得好像近在咫尺一样。明代陈子龙的《仲夏直左掖门送夏彝仲南归》诗中也写过类似的诗，“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意思是说大丈夫交友看重的是知己，即使远隔万里，也象是同在一乡一样感到亲近。正是因为这种朋友间的真挚友谊，才使好友之间的离别呈现出一种高昂的气势和壮阔的情怀，可见朋友间的真挚友谊对彼此的鼓舞和砥砺是何等的重要。
重视朋友间的真挚友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流传着多少动人的心心相应的友谊故事啊!著名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中记载的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心友情，至今仍振聋发聩。钟子期亡故，伯牙痛失知音，伤心欲绝，将琴摔碎，发誓终身不再弹琴，以表示对知心朋友的哀悼。也正因为这感人的真挚友谊，《高山流水》的古琴曲一直流传到今天。1977年8月22日，《高山流水》作为友谊和“知音”的象征，被录入美国“航天者”号太空船上携带的一张镀金唱片上，发射到太空，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地球人类文明的信息，向宇宙其他星球的高级生物寻求友谊和“知音”去了。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又有多少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章在广袤的大地上流传啊!可以说，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就产生了人类追求真挚友谊的诗章。《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以幽谷的鸟寻求和鸣之声来比喻人对朋友的寻觅。从西汉开始，随着社会的动乱，产生了一大批抒写朋友离别之情的诗。如《文选》中收录的四首苏武诗，其中第四首中的“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就写出了作者对友人离别，天各一方的依依惜别之情，感情真挚，别意萦回。此后历经各代，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便不绝如缕，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的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所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更是说明了这些诗篇中所描写的朋友之间的情谊之深。古往今来的歌颂友谊的诗篇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人类最美好的朋友之情，堪称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丰富的矿藏中一批熠熠生辉的珍宝。
一、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的形式
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大多在形式上有明显的标志。一是挚友不在身边而生思念挚友之情。这样的诗作常常用“寄”，如王僧孺的《春日寄乡友》和庾信的《寄徐陵》；“怀”，如谢胱的《怀故人》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如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和贾岛的《忆江上吴处士》；“得”，如元稹的《得乐天书》和陈与义的《得席大光书因以诗迓之》；“思”，如王安石的《思王逢原二首》；“闻”，如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赠”，如曹植的《赠王粲》和陆凯的《赠范晔》。二是偶遇挚友而引发叙旧之情。这样的诗作常常用“逢”，如严羽《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和徐熥《酒店逢李大》；“遇”，如吴伟业的《遇旧友》；“会”，如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三是送别挚友而抒发依依不舍之情。这类诗作常用“送”，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和王昌龄的《送柴侍御》；“别”，如谢胱的《别王丞僧孺》和何逊的《与苏九德别》；“留”如叶清臣的《贺圣朝·留别》和刘辰翁的《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此外还有两者皆可用的有“示”，和“酬”等等。前者如王安石的《示长安君》；后者如朱彝尊的《酬洪异》。最为感人的是“见”和“哭”。前者的“见”并非指人，而是见到挚友的诗作，而陡生思念挚友之情。如白居易的《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全诗短短28个字，写出了元、白之间珍贵的真挚友谊，正象赖汉屏先生所说的，“尤其可贵者，结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划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则见寸寸搜寻；柱言‘绕’，则见面面俱到；诗言‘觅’，则见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拭，仔细辩认的动人情景。且七言中三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节奏短而迫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遽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音乐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人深深地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挚情意所感动。”后者的“哭”则表示了挚友亡故后自己的悲痛之情，正是由于悲痛，更显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如李商隐的《哭刘蕢》：“上帝深宫闭九阍，巫成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李商隐和刘蕢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的好朋友。刘蕢是唐敬宗宝历二年进士。唐文宗时曾召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刘蕢在对策中曾大胆地揭露了当时朝政的黑暗腐朽，引起了考官的激赏，但也触怒了掌权的宦官。李商隐出于哀时忧国和痛恨宦官乱政，对刘蕢的高风亮节表示异常的钦佩，把刘苜引为知已，并写过《赠刘司户蕢》一诗。该诗把同情知友之情和忧时愤国之情结合起来，抒写了自己对刘蕢的敬佩和同情。刘蕢去世后，李商隐又先后写了《哭刘蕢》、《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蕢》等诗。这些“哭”诗，特别是这首《哭刘蕢》，不但表达了李商隐对刘蕢的真挚情谊和由衷敬佩，也显示了产生这种情谊的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由于全诗深挚的感情和朴素真切的表达，该诗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评价。清代大诗人纪昀称这首诗“一气鼓荡，字字沉郁。”
二、歌颂真挚友谊诗篇的内容
在中国古典诗歌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歌颂朋友之间真挚友谊的诗篇是其中最为绚丽夺目的花朵。无论是歌颂友谊篇章的数量，还是它的质量，其成就都是相当可观的。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朋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这些歌颂友谊的诗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要而言之，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抒发挚友之间互相眷恋的无限深情
朱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学史上这些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时，列举了苏李、建安七子等文学史上传为美谈的佳话。其中最为感人的是李白和杜甫之间的真挚友谊。唐玄宗天宝元年(745)，44岁的李白和33岁的杜甫第一次在洛阳相遇。尽管他们年龄相差11岁，但由于两人都有着相同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伟大理想，都有着对朝政腐朽不满的愤慨之情，都有着对黎民百姓凄惨生活的关注和同情之心，更有着用诗歌来作为武器，抒发心中块垒的不平之气，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只恨相见太晚，真所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短暂的相见，成就了文学史的一段真情佳话。李白和杜甫同游鲁郡，并于东石门分别。李白写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追叙了两人相处的欢乐岁月。“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我们马上就要像飞蓬一样各奔东西了，何时再聚首欢饮呢?暂且让我们喝个痛快吧!短暂的诗章道出了两人间的兄弟深情。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都十分牵挂。后来，李白写了《沙丘城下寄杜甫》，其中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写出了李白对杜甫的无限深情。李白对杜甫的思念之情，就象这浩浩荡荡的汶水，伴随着杜甫向南方悠悠流淌。诗人寄情于流水，流水不息，相思不绝，可见李白对杜甫的一番真情。而杜甫写给李白的作品更多，他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隐居》，就真实地描写了两人之间亲密无间，胜如兄弟的生活。另外的《春日忆李白》，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杜甫对李白诗歌的倾慕，对李白兄弟般情谊的思念，写得深厚无比，情意绵绵；《天末怀李白》写因秋风起而思念李白，全诗感情千回百转，思念之情萦绕心际。吟读全诗，其思念的殷切，关注的细微，感情的真挚，令人反复咏叹，婉转低回，不能自止。尤其是《梦李白二首》，写杜甫思念李白，积思成梦，其情之真切，其爱之深细，更写出了杜甫对李白的情谊之深。古代李杜并称，不仅因为他们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并称为诗仙诗圣，更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同寻常。千百年以来，历代读者读李白、杜甫互相思念的诗章，仍不得不为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而感动，可见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是何等的感人。
2、抒发挚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
江淹的《别赋》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代由于交道工具的缓慢，道路的险阻和通讯方式的陈旧，因而把朋友之间的离别看得非常重。所谓“长亭送别”，“折柳惜别”等无一不反映了古代离别给彼此双方带来的痛苦和思念。正因为如此，古送别的诗歌或留别的诗歌就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景象。汉代李陵的《与苏武诗》中的“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写出了相逢的欢乐和即将离别的伤感。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写出了“无故人”的悲酸。唐代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中的“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和宋代陈与义《别孙信道》中的“如君那可别，老泪欲沾衣”，更写出了朋友间离别的深情。有相逢就有离别，挚友之间的离别，必然激起心中情感的波澜。这种抒发挚友离别之际依依惜别的深情，令后世读者无不为前人的真挚友谊而感动。正是这种感动，成就了中华民族重友惜情的美好情感。如王维的《送沈子福之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好友乘船东去，诗人依依惜别，感情的潮水奔涌而出。正象著名学者陈贻掀先生所分析的：诗人“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这时，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象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多么美丽的想像，多么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这种依依惜别的深情，不仅表现在作者送别挚友之时，也常常表现在作者离开友人留给朋友之时。最著名的留别诗当首推李白的《赠汪伦》了。天宝十四年(755)，李白在安徽泾县游览桃花潭，临行时，汪伦来送李白，感于汪伦的情谊，李白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留别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人即地起兴，以潭水之深来比喻友情之深，巧妙地将送别地点与友朋的情感勾连起来，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与汪伦之间的深情厚谊。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但还不及汪伦送别我时的情谊之深。“不及”二字，将汪伦对作者自己的情谊描写得淋漓尽致，语浅情深，意近神远，深得后人赞赏。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正因为李白写出了自己和汪伦之间这种依依惜别的深情，使得全诗具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感人的艺术力量。
3、抒发对挚友的慰勉和赞美之情
关键词： 李白诗歌 豪放飘逸 浪漫主义 风格成因
李白历来被称为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把儒家“兼善天下”、“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道家“遗世独立”蔑视世间一切的思想，以及反抗、济若扶贫的侠客思想结合起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黑暗的愤恨，对权贵的蔑视。他的诗，热情奔放，想象丰富，语言清新，风格豪迈，个性鲜明，处处彰显浪漫主义的特色。苏教版教材以“豪放飘逸的李白诗”做了专章教学。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李白那近乎与生俱来的才华横溢，还有那深入骨髓的浪漫潇洒。
“风格即人”，诗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创作风格。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之，非促然诗人之作也。”这里所说的气，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气质。正由于李白胸怀“高出六合之气”，其诗歌才能“神识超迈”，“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李白这种“气”的成因，我认为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过人的天赋是形成李白狂放不羁性格（表现在作品创作上就是高度的浪漫主义）的原因之一。据李白自己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天才的智慧是形成其作品浪漫主义风格的先决条件。
二
李白从小就受到侠士的影响，是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传说他曾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游侠生活充满浪漫色彩，诗人逐渐形成一种豪放无畏、急公好义的性格，一种高度浪漫的精神和气质。他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业钦英风。”又在《留别广陵诸公》中说：“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随着阅历的增长，李白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入，他的任侠行为减少了，但其游侠生活培养出来的正义感和热情慷慨的性格却一直伴随他走完人生的路程。可以说，李白一生都带有几分“侠气”，这种“侠气”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气质。
三
据当涂令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凉国创建人李的九世孙，其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其父李客才携家族重返内地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显贵的身世不仅赋予了李白与生俱来的社会优越感，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来看待社会，追求理想，而且这种家世也让李白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为而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为巨商家庭又不像一般士大夫家庭那么严格，李白幼年所受教育，“除了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这样的家庭教育可以说为李白“狂放不羁”个性的养成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
李白曾经自言：“一生好入名山游。”观其一生经历，此言不虚。李白出蜀前就曾漫游蜀中名山，登峨嵋，涉剑门，隐岷山。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此行不为鲈鱼，自爱名山入剡中”的激情和“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的气概遍涉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了诗人的足迹。毫无疑问，山水风光极大地陶冶了诗人的性灵，影响了其风格的形成。诗人酝酿出“野竹分清霭，飞泉挂碧峰”，“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拨云见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等异彩纷呈诗句，刻画祖国雄奇秀丽的山水风光。正如陆游所云：“挥笔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又如黄仲则诗云：“自怜诗少幽燕气，姑向冰天跃马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为李白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途径。
五
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是形成其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道教超凡脱俗的仙人气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人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交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漫游中原时，“五岳寻仙不辞远”，结识了道隐之士元丹丘、吴筠，接受道家特别是庄子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手持一枝菊，调笑二钱石”，表现了坚持独立人格的可贵精神。他一生好以大鹏自比，显然有庄子《逍遥游》的影子，其《大鹏赋》中的大鹏，具有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是精神自由的象征，表现了作者热烈追求精神解放的浪漫气质。甚至诗人临终前，回顾一生，留下了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人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人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六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碰撞更是其独特个性的一个重要成因。盛唐时期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常常很有信心，渴望建功立业在诗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李白就曾想师法管仲晏子，“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但李白踏进政治舞台的时候，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期。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杨玉环，沉迷酒色，官场日趋腐败，政治日益黑暗，因此，时代使拥有“兼善天下”儒家思想的李白对前途充满金色的理想，又从根本上堵塞了他实现理想的道路。而李白的人生态度又是那样乐观积极：“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能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情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尚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严酷的现实无法改变他的志向，他便继续奋斗，继续前进，正是这种顽强的搏击精神，成就了他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其《行路难（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关键词：李白；乐府诗；阴柔美；创新
乐府者，是我国传统的经典诗歌，源于汉代乐府机构演唱的乐歌，之后经魏晋一直延续到南朝，并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模拟之作。不管是乐府机构演唱的乐歌还是文人的模拟之作，都可以统称为乐府。在众多文人拟乐府中，李白的乐府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李白的乐府诗颇具“古韵”
乐府诗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都是一种经典性的作品，超过了文学本身的价值。经典难以超越，但却可以将它的精华延续下去。李白的乐府诗继承了乐府诗的形制、题材等，古典意象丰满，颇具“古韵”，延续了一种典雅之风。李白的乐府诗不管是在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还是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都收录了一百多首。根据现在的研究统计，具体数目为：前者中收录149首，后者中收录159首，约占李白现存诗歌总数量的七分之一。可以判断，李白实际创作的乐府诗数量更多。就创作拟乐府的数量来看，李白似乎要比鲍照、谢眺、萧衍这些以拟乐府著称的诗人都要多，并且不减乐府的“古韵”，颇具乐府的古雅风貌。在这些乐府诗中，李白大量地使用乐府古题、旧题，包括汉魏古题《长相思》《怨歌行》《少年行》等，南朝旧题《乌栖曲》《大堤曲》《乌夜啼》《夜坐吟》《上云乐》等。从而，李白乐府诗的题材和内容也与古乐府有很多相似之处。李白的一些乐府诗，如《于田采花》《王昭君》《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等篇，从题材、内容、立意、语言上纯粹是拟古。所以说，在文人的拟乐府中，李白的乐府诗是非常像古乐府的。胡震亨《唐音癸鉴》说“李白诗祖，宗汉魏，下至徐、庾、杨、王亦时用之。”
二、李白的乐府诗具有阴柔美
李白是一位以豪放风格为主要特征的诗人，难以置信的是李白诗歌在阳刚美的主体特征下，也有一部分诗歌具有阴柔美，其中主要是他的一部分乐府诗歌。继承汉魏乐府的风雅传统是李白乐府的主要特点，不过李白也有18首清商曲辞，这些具有南朝乐府柔媚的特色。如，李白模拟的《大堤曲》就是以宫体而闻名的梁朝简文帝萧纲的原创之题。清代王琦在李白《大堤曲》一诗下按曰：梁简文帝作《雍州十曲》，内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其源盖本于此。实际上，仔细统计《乐府诗集》《李太白全集》所收录的乐府诗，以女子为题材的有三十多篇，除了少数篇章是纯粹拟古、贯穿古雅精神以外，其余的都是极富阴柔美之作，尽显女子风情。李白以女子思夫为主题的乐府诗写得婉转清丽，非常动人。如，这首《捣衣篇》：闺里佳人年十馀，颦蛾对影恨离居。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玉手开缄长叹息，狂夫犹戍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燕泛中洲。君边云拥青丝骑，妾处苔生红粉楼。楼上春风日将歇，谁能揽镜看愁发。……
此诗虽然牵涉了戍边，但颦蛾、玉手、红粉楼等具有暗示意义的词汇堆砌浓密，使诗篇显得纤弱、妩媚，尚有南朝萧纲等人宫体乐府的遗风。从此，可以看出李白的诗歌风格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阴柔美是李白乐府诗歌风格的一个方面。
三、李白的乐府诗创新意识强烈
李白的乐府诗虽然“古韵”浓厚，但新风也很明显。如上面的《捣衣篇》，虽然尚有南朝遗风、与宫体乐府难以撇开关系，但其中的婉转流畅、灵活的典故、鲜活的意象，在文人拟乐府中却是只有李白一人可为。再如，在题目与题材上，李白的乐府诗内容更宽广了。与南朝的宫体乐府、艳体乐府相比，李白的《玉阶怨》《春日行》《妾薄命》等乐府诗具有明显的揭露、映射现实的创作意图。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怨歌行》，作者自注曰：长安有内人出嫁，友人命代为《怨歌行》。内人出嫁也就是改嫁，在这首乐府诗里李白的笔触直接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现实。在写法上，李白的乐府诗最大的特色是白描，像以上那首《捣衣篇》中繁缛的辞藻堆砌是少数。来感受一下李白的《大堤曲》：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无复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
如果与南朝萧纲的《大堤曲》做一个对比，李白乐府诗的变化是巨大的。至于说李白的乐府诗《子夜吴歌》，写法的变化就更大，其三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首乐府由创作手法的变化，发展到了思想内涵、诗歌境界的更大创新。
李白是大量创作乐府的诗人。李白乐府诗在继承乐府诗传统的同时，又能变创其体，可谓是厚古不薄今，是独具特色的李家之一体。李白乐府诗的审美价值表现在：在基本风貌上古雅本色，在风格上具有阴柔美的一面，在创作的主观意识上创新强烈。
参考文献：
[1]于晓蛟.李白李贺乐府诗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