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6:13
关键词：黄河金岸；黄河文化；宣传
中图分类号：TV8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05-01
加快沿黄经济区建设，着力打造“黄河金岸”，是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区域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全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的重大举措。宁夏沿黄经济区是指以黄河为纽带，以引黄灌区为依托，以首府银川为中心，石嘴山、吴忠、中卫3个地级市为主干，青铜峡市、灵武市和永宁、平罗、贺兰、中宁县城及若干建制镇组成的城镇集合体。宁夏沿黄经济区以43%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区64%的人口、80%的城镇和86%的城镇人口，创造了全区90%以上的GDP和94%财政收入，是宁夏的精华地带和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呼包银经济区、陕甘宁革命老区和能源化工“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河上游地区发展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随着“黄河金岸”重大战略的实施，“黄河金岸文化”是水到渠成，渐渐成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打造黄河金岸，宣传黄河金岸文化
打造黄河金岸，培育和发展沿黄城市地带，不仅是对我国城市体系发育现状客观的判断，更是优化和发展国家城市体系、建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优空间结构的现实要求。
所以，“利用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品牌优势，建设沿黄河城市群，打造“黄河金岸”，是宁夏政府依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发展道路的新要求，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与城乡发展，促进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1.“黄河金岸”宣传的目标
“黄河金岸”的宣传目标要从三部分来谈。
首先，宣传的总体目标是重点。赋予“黄河金岸”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挖掘并丰富城市品牌传播的内涵，使群众对“黄河金岸”的蓝图充分联想，以品牌形式为手段，实现与受众的深层次沟通，普及最新的品牌形象和价值点，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品牌形象的最大化。“黄河金岸”的良好品牌形象的传播，是吸引投资商、居民注意力和旅游者的亮点，更是人才、资金、市场等经济发展要素向沿黄城市汇集的关键因素。
其次，宣传的阶段性目标是保证。选取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打造沿黄河城市地带的旅游系统，以整合旅游资源为整线，实现品牌战略化发展，产出适应旅游业市场的产品。在旅游条件优越的地区，更要大力加强宣传力度，发挥资金和项目的强有力支持作用，加快该地段城市的旅游业发展，打造良好城市形象和旅游品牌。以西部大开发为依托，充分发挥资金和项目优势，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业自身的发展，以西部大开的思路作为指导，以点带面，以线串点，重点开发。最后，主动走向全国，进军世界。实现请进来和走出去，破除区域束缚，向更广的空间推荐和发展自己，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群优势，打造与推广品牌。
最后，宣传的任务目标是支撑。宣传“黄河金岸”，推广展现“黄河金岸”形象，扩大宁夏“黄河金岸”知名度。根据不同的阶段目标，部署相应的宣传战略和任务。鼓励旅游观光、商业贸易、招商引资、物流设施、文艺文化和会展经济等活动的开展，最大范围内的提升“黄河金岸”的知名度。在大力推广宣传“黄河金岸”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
二、黄河博物馆对黄河金岸文化宣传的作用
黄河博物馆占地近7000平方米，现有建筑3000平方米。米黄色的主建筑陈列大厅属欧式建筑风格，建于1957年，是颇具时代特点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与附属广场上的黄河鲤鱼雕塑浑然一体，相映生辉。
黄河博物馆以黄河文化为主线，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千余幅照片、丰富和珍贵的文物标本、灯光图表、过水模型、录像、触摸屏、数字化信息地图和幻影成像等，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的地貌、地理、气候等自然概况，灿烂的黄河文化以及历代水旱灾害、河患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开发的远景规划等内容。历史沉淀下这古老的黄河文明，今天的现代人正在灿烂的文明摇篮里，打造另一个文化奇葩――黄河金岸文化。在黄河博物馆里，游客既能了解黄河的自然概况，又能够感受到两岸千年的文化底蕴。“黄河金岸”作为西部大开的重要发战略组成部分，所以使得黄河金岸文化，既富时代气息，有显深厚文化内涵。黄河博物馆在黄河金岸文化的宣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是黄河金岸文化的源头，为黄河金岸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黄河博物馆一直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黄河文化的宣传普及的中坚力量，成为弘扬黄河历史文化，传播水利科学知识，宣传人民治黄成就，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场所，同时更为黄河金岸文化的宣传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结束语
今后，我国将以打造部级沿黄经济区为新的契机和新的起点，切实落实贯彻把宁夏作为一个重点经济区来规划建设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黄河金岸”，大力宣传黄河金岸文化，在提升功能、增强经济实力、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建设品质、建立发展政策机制上下工夫，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促进产业聚集、人口集中、山川统筹、协调发展，构建国际级的“黄河金岸”，打造全人类共享的黄河金岸文化。
参考文献：
[1]周立.寻找黄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密码”[J].西部大开发，2012，（10）：12-20.
[2]韦林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开发区美景[J].百姓生活，2012，（11）：20-26.
[3]宋佳习.传承黄河文化 不断创造辉煌[J].中国农垦，2011，（11）：20-29.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1徐州城市特色的认知及其不足
1.1代表性观点一个城市的特色，是人们在感受这一城市过程中对其整体所形成的独特意象，主要通过自然地理环境、人为建造成果和社会人文因素表现出来［2］。就徐州而言，其城市特色主要体现在山水形胜、古城以及包括两汉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等在内的人文景观上，形成以“山、水、古城、文化”为主线、以“一核(老城)一廊(故黄河)两带(群山众湖、汉墓群)”为架构的历史文化时空体系［3，4］。但由于城市构成要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专家学者在对徐州城市特色的认识上，可谓见仁见智，并各有侧重。李云岘强调徐州典型文化表现为两汉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军事文化、产业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5］。刘涛、张志光认为徐州从古至今产生有独特代表的历史文化为两汉文化、战争文化、道教文化、养生文化、饮食及民俗文化［6］。吴泓、顾朝林提出徐州两汉文化、战争文化和彭祖文化独树一帜，云龙山水和民俗风情颇具韵味［7］。岳刚礼认为徐州著名战役多、标志性战事多、连贯性战事多、战争文化遗迹多，战争历史悠久，战争文化浓郁［8］。史修永、齐颖认为徐州城市文化特色不仅体现在彭祖文化、楚汉文化等大传统上，而且体现在以社会习俗、礼仪、节庆、民间文艺活动为主的小传统上。这些民间文化形式世代相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发展的强劲增长点［1］。概括而言，已有代表性研究成果都高度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在徐州城市特色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强调徐州城市特色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楚汉文化和战争文化在徐州历史文化中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地位。
1.2不足之处多年以来，徐州城市的历史文化主题定位特征凸显，“楚风汉韵、南秀北雄”、“两汉文化看徐州”、“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兵家必争之地”等城市形象和文化特色可谓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也产生了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是，楚汉文化以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和汉墓“三汉”为代表，多体现在传说记载及陵墓画像石上;战争文化则又多见于历史记载，少实物遗存。因而，这些城市特色的彰显还存在诸多困难［3］。同时，面对西安、洛阳等城市的汉文化优势，“两汉文化看徐州”这种标示城市特色的口号对外受到了一定质疑，对内也始终处在“影响的焦虑”中无法明确界定城市的个性［1］。综合来看，在徐州城市特色凝练与彰显中，目前主要存在重人文、轻自然，直观表征有余、深度认识不足，口号性偏强、可操作性偏弱等现实问题。为此，需要更加注重城市特色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力求从徐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把握脉搏、揭示特质。进一步说，应当从生命之源的“水”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聚落”相互关系中，尤其需要突出包括故黄河在内的水系的主导作用，在长时间尺度上，深度解析徐州城市的历史文化环境，充分挖掘、提炼其特色要素价值，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名城徐州内涵与特质的科学认知。
2故黄河在徐州城市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1故黄河的历史变迁古代徐州地处淮河下游。在淮河众多支流中，泗水是徐州境内最重要的一支干流。历史上，流经铜山(现为徐州市辖区)的汴水曾经是连通黄河和淮河的重要运道。汴水于徐州市东北汇入泗水。黄河泥沙含量大，具有“善迁”、“易袭”等特点。有史记载以来，两千年间黄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改道26次，其中132次波及徐州［9］。从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黄河于武阳决口改道，侵汴夺泗流经徐州入淮河，到1855年(清咸丰五年)从河南省仪封铜瓦厢决口，再次改道离开徐州，转向东北夺道大清河，由原先的苏北滨海县注入黄海，改至山东利津县注入渤海。这期间，黄河之水在徐州流淌了661年。此后，遗弃在豫、鲁、皖、苏四省一条黄河故道，长达600余公里。其中，徐州境内黄河故道西起二坝(蟠龙集)，经丰县、徐州市区东至睢宁的叶海村出境，流长191.7km。经过数百年的黄河泥沙淤积，现今的故黄河河床一般超出两岸地面4～6m［10］。在徐州城区的故黄河，西起丁楼闸，东至李庄闸，全长16.4km，水域面积128万m2。其中，三环西路桥至汉桥9.6km的主河段穿过中心城区，河道宽70～100m。
2.2故黄河对于徐州城市嬗变的重要影响历史上，故黄河作为徐州人民的母亲河，对徐州境内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旅游事业、生活饮水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0］。主要表现在:首先，因汴泗在徐州境内交汇，徐州城“缭青山以为城，引长河以为带”，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山水形胜格局。因“其城三面阻水”，故徐州城墙呈弧形，打破了北方城市城廓常有的方形形制而略呈半圆形，兼具北方规整与南方自由的双重特点［3］。自秦汉以来，水患多次肆虐徐州城，使得地势“形如仰釜，周围水涨，地泉涌出，小雨而溢”。因屡遭洪水泛滥，徐州城市屡遭破坏，甚至数次被大水所毁，而历代修筑防洪治水的堤围土城在城市周围纵横环绕，其痕迹在当今徐州城市的街巷格局和地形中仍有所反映。新城重建于原来的城池之上，因而形成“城上城，府上府，街上街，井上井”的奇观［3，4］。所以说，故黄河环抱的徐州古城客观上成为徐州历史文化的核心，她不仅延续了徐州城市脉络的历史记忆，而且强化了徐州城市总体形态的历史意向［3］。其次，长期的水灾与治水，使徐州城市在坚强延续的同时，铸造了徐州大地独特的治水文化和治水精神。在抗灾和重建家园过程中，徐州人民形成了战天斗地、勤劳勇敢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安贫乐道、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这种文化和精神与“刘邦故里、项羽故都”以及战争文化等一脉相承，成为徐州城市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徐州因故黄河而形成独特的个性与精神。第三，古汴水自西向东流至徐州，与北来的古泗水汇合后转折向南入淮，使徐州成为以泗水沟通鲁南、由汴水上达中原、南至江淮的“四方都会”要津之地。自汉代开始，漕运要津地位促进了徐州对外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商贸往来，尤其是与江淮、中原地区的水系联系，使徐州城呈现商旅云集、人口稠密的繁荣景象。宋金时期，黄河屡屡侵汴夺泗入淮，徐州城几乎成为沿(黄)河之地，但因泗水水运畅通，使徐州逐渐成为黄河沿岸“四方都会”要津之地。元代，海运逐渐兴起带来内河水运相对下降，导致徐州城地位低落。至明代早中期，徐州又得运河之利，“物华丰阜，可比江南”，在全国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恢复和提升，徐州城成为“九州转输”、“五省通衢”之重地。明中期以后，由于原先的水运河道被泇河逐渐取代，打破了“以黄代运”的被动局面，徐州城重新走向衰落。徐州境内运河在几经移废后，于建国成立后50年代末开始得以治理和恢复，仍然以航运沟通南北［3］。可见，徐州城市兴衰与境内水系变迁息息相关，而故黄河的产生与变迁成为演绎徐州城市兴衰的重要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故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更是一幅历史画卷，她在穿越徐州城市发展时空的同时，成为徐州城市历史文化长廊的缩影。故黄河所反映的徐州城市历史变迁，既是解读徐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基因，也是挖掘、提炼徐州城市特色的构成要素，而且还是反映徐州城市兴衰、解读城市精神、认识城市形态和城市景观的关键性要素。
3徐州故黄河开发状况及其问题
3.1故黄河的文化资源优势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具有两大优势:(1)底蕴深厚，类型多样。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从两千多年前开始积淀，一直延续至今，并不断丰富。从现有资源类型来看，既有“悬河”、“城中城”、治水纪念物、漕运文化、公园景观、桥等物质文化资源，也有历史传说、历史故事、文学艺术、节庆文化、英雄主义等精神文化资源，为进一步挖掘、塑造徐州城市历史文化特色奠定了丰厚基础。(2)分布集中，组合良好。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主要沿故黄河两岸呈带状密集分布，只有“城下城”、户部山等少数资源分布稍远，对于实行集群型、组合式的规模开发十分有利。如黄楼和古堤集中在黄楼公园附近。黄楼保留有苏辙为苏轼所作的《黄楼赋》，颂扬了苏轼的抗洪功绩;已作修缮的清代护城石堤与黄楼只相距数百米，便于游人参观。同时，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历史遗迹与现代文化相间分布，具有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空间效果。
3.2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多年来，徐州在加强故黄河环境污染治理、景观绿化美化等方面工作的同时，日益重视对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逐步加大开发利用力度，目前已将故黄河初步建成徐州城市一条重要的景观绿化走廊和休闲观光带。
(1)休闲观光开发。休闲观光是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初期开发方式。该方式主要从历史传说、历史故事、河流变迁等角度出发，围绕“河流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故黄河文化主题，通过拓宽河道、清理淤泥、美化两岸环境、建设故黄河主题公园和休闲广场、打造多样文化景观，发掘与提升故黄河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休闲价值，增强故黄河的休闲观光功能。
(2)文化创意开发。近年来，徐州对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逐步深化，尤其是通过文化创意开发，增强了文化资源利用的主动性，激发了历史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力。该方式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节庆文化融合创意开发。主要利用故黄河风景秀丽、水域开阔的优势，举办龙舟赛，将江南的端午风俗移植到这里，使故黄河借节庆活动开展和聚集人气而焕发新活力。二是建设文化创意园带动开发。主要是通过建设“创意68产业园”这一毗邻故黄河的文化创意园，为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提供灵感，并助推故黄河文化产业带的提档升级。
(3)产业联动开发。主要通过发展旅游和商贸业带动文化资源开发，不仅促进了故黄河文化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发展和区域综合开发，而且使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利用范围得到拓展、利用程度得到加深，并丰富了徐州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徐州商贸的文化品位。该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汉文化景区中展示故黄河文化、在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开发中彰显故黄河文化、在彭城壹号中保护故黄河文化。
3.3故黄河文化资源开发中的主要问题由于开发时间较短、开发经验不足和资金投入有限等原因，目前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开发仍存在诸多问题:(1)开发程度不深。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还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方面，而对精神文化资源开发还远不够深入。如与故黄河相关的文学作品、历史传说仍束之高阁。(2)资金投入不足。治理故黄河是开发故黄河文化资源的重要前提。为此，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添置必要的污水处理设备，关停转迁沿岸企业，严禁生活污水排入，以保证水体清洁;同时，要加大对故黄河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力度。如清代建造的护城石堤遭到了严重破坏，至今仅残存百米，急需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另外，对于故黄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迫切需要政府增加投入，切实加以保护与传承。(3)宣传力度不大。多年来，徐州重视两汉文化、战争文化等文化资源开发和宣传，而对故黄河文化资源开发和宣传，重视程度相对不够。
4保护开发故黄河，强化徐州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故黄河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合理保护与开发故黄河文化资源，对于丰富徐州历史文化内涵、塑造徐州历史文化特色、促进徐州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坚持保护优先与适度开发相结合、分类开发与综合利用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打造相结合、文化引领与环境整治相结合等基本原则，通过实施产业撬动、项目带动、区域联动、创新驱动等开发战略，不断加快开发进程，提高开发水平，提升文化品位，逐步推动故黄河由景观绿化带休闲旅游带文化产业带的转型升级，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一条独具特色、并能够充分体现徐州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现代化游憩观光风景带，进一步强化徐州滨河古城特色和现代化山水园林城市风貌。
4.1挖掘梳理文化资源，实现集中规模开发首先需要进一步查清查实故黄河所赋存的文化资源，深入研究黄河故道文化的形成、内涵、类型、历史演化，以及故黄河文化与徐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科学分析故黄河器用文化、民俗文化、方言俗语、歌谣、饮食文化、旅游名胜等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价值。其次，在摸清家底、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建设风景名胜区、景观公园等实现深度开发、集中开发，逐步扩大徐州故黄河的文化影响力［1］。如以黄楼公园为主的区域中，既有黄楼、护城石堤、文人石刻、碑等物质文化遗迹，亦有苏姑传说等精神文化，文化资源丰富且密集，有利于实行规模化集中开发。建议在公园内兴建故黄河文化博物馆，集中展示治理黄河、开发黄河、管理黄河、保护黄河、欣赏黄河的历史、业绩以及治河人物、治河文物、治河理念、治河方略、治河技术、治河手段、治河工器具等，让人们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到故黄河文化的无穷魅力。通过实施一系列集中开发项目，可以建成若干核心区和主要节点，最终形成有特色、有影响的故黄河文化景观带。
4.2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实现融合联动开发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开发相对较晚，客观需要加强区域文化资源整合，以区域联动开发推进故黄河文化资源的整体开发。从微观上看，首先是要加强市区内部文化资源整合。通过与开发相对成熟、知名度较大的两汉文化、战争文化的整合及联动，实现借力开发故黄河文化资源。在中观上，加强徐州境内乃至更大范围内故黄河的整体开发，通过借助砀山梨花节、丰县梨花节等节庆活动，整合安徽省砀山县黄河故道生态旅游区、徐州市境内的丰县大沙河百里观光带、睢宁县故黄河创意农业观光带等资源，合力打造故黄河历史文化长廊。在宏观上，加强与沿黄各城市的交流联系，充分发挥黄河文化资源优势，精心打造黄河文化产业品牌，将徐州故黄河文化资源开发推进和融入到我国“人”字形黄河文化创意产业体系之中。
4.3强化文化创意利用，实现深度创新开发由于历史上徐州屡遭洪灾，导致现存的故黄河文化资源有形较少、无形较多。如果采用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则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故黄河文化资源的跨越开发，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创意活动，创新开发方式，创新产业化形式，才能取得加快开发效果。在具体开发中，可以依托故黄河文化景观带内的创意68文化产业园，充分发挥并放大其创意优势和产业优势，抢抓徐州市关于大力发展动漫和影视等文化产业的政策机遇，围绕“苏姑显灵”、“铁牛镇水”、“泗水捞鼎”等历史传说，宋知州苏轼、明总理河道潘季训治水保城的历史故事以及结合黄楼、护城石堤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加快故黄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对故黄河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和深度开发。
五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会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照“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宗旨，依靠各位顾问、理事和各界热心炎黄文化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活跃
2000年4月，我会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侨联、濮阳市政府等在濮阳市召开“龙文化与文明”学术讨论会，有5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有28人在会上发言，收到论文45篇。费孝通、李学勤、贾兰坡等知名学者发来贺电。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就“龙文化和祖国统一”发表了演说。会后出版了《龙文化与现代文明》论文集。
2000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科委和我会联合在郑州市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研讨会，会上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岳肖峡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讲了话。专家学者各抒已见，就“传统文化与的关系”、“传统文化在市场过程中面临的机遇”、“科技兴豫”等诸多进行了研讨。有48名学者专家到会，共收到论文35篇。
2001年7月为迎接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我会召开会议，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在新的时期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努力开创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2003年7月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文化科研单位和各市、县文化、、炎黄文化研究等部门的学者、领导约70余人，会上通报了各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了经验。会议收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世界华人理事会的贺电。收到各地专著、论文、内部刊物及交流材料300余份，1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会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有力的推动了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五年来一些市、县的炎黄文化研究会活动成效显著。濮阳市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濮阳市龙文化研究会功不可没。五年来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仅2004年就先后举办了“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和“龙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报告会。参加“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专家达60余人，收到论文有14篇，研讨会后他们还向市政府提交了成立市孝道工作领导小组的方案，建议把孝道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平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2000年至2004年先后举办了“尧文化研讨会”、“县衙文化研讨会”、“楚长城研讨会”、“苏轼学术研讨会”、“牛姓文化研讨会”等。2004年的牛姓文化研讨会反响强烈，平顶山市先后有四位牛姓名人：鲁山县宋代抗金名将牛皋，宝丰大顺农民政权宰辅牛金星，叶县明代南京太常寺卿牛凤，郏县抗日民族英雄牛子龙。研讨会对牛姓源流、牛姓“四杰”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讨，并对平顶山的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向平顶山市政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洛阳市汝阳县，为弘扬炎黄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汝阳经济于2004年4月25日举办“第三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颂祖大典”。会场设在汝阳县西泰山风景旅游区炎黄峰下。炎黄峰，一座酷似两位长者的山峰，被誉为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巍然屹立在群山和绿水环绕之中。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顺湛、窦思忠到会祝贺。
为了交流和展示学术研究成果，为了给予炎黄文化研究工作者一个活动园地，我会和有些市、县炎黄文化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专著和论文选集。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有：《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大河魂》、《炎黄资料汇编》(1—2集)、《炎黄颂》(上、中册)、《岳肖峡书法作品集》等，最近即将出版的有《炎黄颂》(下册)、《辉煌的历程》(画册)和《辉煌的历程》(资料汇编)。各市、县出版的有《中华第一龙》、《龙文化与现代文明》(濮阳市)，《轩辕故里在新郑》、《黄帝足迹》(新密市)、《颛顼、帝喾》(内黄县)等。内部刊物有《溱洧文化》(新密市)、《平舆炎黄通讯》、《炎黄文化通讯》(灵宝市)等。
(二)组织参与多种文化活动
2002年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和郑州市“道德规范进万家”活动，我会会同省会各大专院校教师和爱好者组成省工人合唱团，开展了《公德颂》组歌演出活动，先后演出五场；观众达七千余人，省市有关领导也观看了演出。2002年学会与春泉公司共同举办了“99”重阳节联欢会，参加联欢的有500余人，弘扬了我国尊老敬老的光荣传统。
2002年11月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会举办了迎“十六大”笔会，省会著名书画家龚柯、毛秉乾、唐玉润等十余人到会挥毫泼墨，共计奉献作品38件。充分体现了广大书画界人士高度的爱国、爱党之情。同时我会还与河南省政协联谊会、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刘少奇建党思想研究会联合出版了《刘少奇在河南》大型画册，在首发式上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姚如学讲了话，对画册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炎黄巨塑工程有了新的进展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奠基者和肇造者。炎黄巨塑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开拓和创业的化身。炎黄巨塑的建成将对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产生积极；将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寻根祭祖，观光旅游的圣地。早日建成炎黄巨塑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炎黄巨塑工程1987年由海内外各界著名人士倡议在中国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向阳山兴建，1991年9月12日奠基，周谷城、萧克、李德生和省、市领导参加了奠基仪式，1994年9月12日正式开工，程思远和省、市有关领导参加开工典礼。18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把兴建炎黄巨塑作为首要任务，从组织专家设计、论证、定稿，到向海内外宣传、筹资、组织施工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近五年来完成的主要工作为：
1．完成了炎黄巨塑广场炎黄主鼎的安放。炎黄主鼎由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筹资180万元捐赠。根据工程设计，炎黄巨塑广场共有九鼎矗立，其中主鼎由青铜铸造，高6．6米，直径4．38米，重20吨，雄伟庄严，典雅厚重，气势恢宏。鼎内壁铸有“炎黄始祖，万代景仰”八个篆文，四壁铸有“炎黄鼎”三个金文，同时有江泽民、邓小平、陈云的题字。我国历代都把鼎作为国之重器，尊之为“宝鼎”，“炎黄鼎”充分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风格，同时也象征着国家威严、昌盛和江山永固、国家统一。炎黄主鼎在上海首展三个月，参观者达数十万人，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
炎黄主鼎安放仪式于2001年4月10日在炎黄巨塑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安放仪式的省、市领导有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孔玉芳、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韩劲草、原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岳肖峡、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等。参加安放仪式的来宾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鲁谆、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克、炎黄鼎具体捐赠单位上海依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美琴等。
2．106米高的炎黄巨塑主体工程完成50米和巨塑广场7000平方米的土方工程，以及广场景点建设。炎黄巨塑工程依山而建，原山脚为一条5．5米深的洼地，经过回填、绿化，为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继续施工奠定了基础。
3．炎黄巨塑工程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在炎黄巨塑形象设计已获得国家专利权、出版权、商标权之后，2003年我们对炎黄巨塑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进行了评估，至2003年底炎黄巨塑的有形资产为1200万元，无形资产为6000万元。2003年，为加快工程进度，为有利于炎黄巨塑的兴建、管理，早日实现全球华人的历史夙愿，经多年酝酿，我会将炎黄巨塑的兴建任务移交黄河风景名胜区。2004年3月13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举行了炎黄巨塑工程移交仪式，之后又将与炎黄巨塑工程有关的规划、论证、设计、立项批件，价值1200万元工程资产，6000万元的无形资产，及国家注册的38个商标的知识产权全部移交；为支持炎黄文化研究会继续为炎黄巨塑筹资和开展宣传等活动，黄河风景名胜区每年为炎黄文化研究会解决40万元经费。我会虽然将工程移交给郑州市风景名胜区续建，但仍担负着炎黄巨塑的宣传和筹资任务；仍担负着海外华人前来寻根祭祖和观光旅游活动的组织和联络；仍在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开展活动。
，炎黄巨塑工程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炎黄主体工程已在原基础上升高24米，根据郑州市政府的要求，计划到2005年10月，炎黄巨塑主体工程将全部竣工，到时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将巍然屹立在中原大地的黄河岸边。届时郑州将成为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意义。
(四)积极开拓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同国外朋友建立长远的友谊，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系，激发爱国热情，共同弘扬炎黄文化是我会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五年来我会在积极开展对外联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成绩：2000年6月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前来参观炎黄巨塑工程和黄河碑林，受到了会长岳肖峡、王仁民，副会长李生盛、窦思忠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参观后金泳三为炎黄巨塑题词：“炎黄二帝，人文始祖”，会长岳肖峡为金泳三题词：“东方文化，同源同根”。体现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友谊，弘扬了炎黄文化。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传播的历史背景
抗战爆发后，由于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中国东、中部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加之长沙“文夕大火”的影响，大批难民蜂拥撤至桂林，造成这座位于中国西南的军事重镇在抗战期间人口激增数倍。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工业、金融业、文教、新闻出版等机构的迁入，战时的桂林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甚至称其为“江南唯一繁盛都市”。而蓬勃发展的桂林城，尤以文化的兴盛为最。齐聚桂林的众多文化名人，通过各种文化创作活动，积极投身到“唤醒民众，激发士气”的工作中。《黄河大合唱》正是在文化抗战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传入桂林并得到广泛传播的。
桂林抗战文化的繁盛肇始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有效的组织领导，是桂林抗战文化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936年底，为应对华北事变后日益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决定广西省会由南宁复迁桂林。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文化巨擘茅盾、艾青、郭沫若、巴金、叶圣陶、胡愈之等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汇聚桂林，桂林也因此成为广大爱国文化人士坚持抗战宣传的重要据点。
桂林高亢激昂的文化抗战局面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虽然桂林属国统区，但中国共产党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巧妙利用桂系军阀与之间的矛盾，与展开了一场“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抢得慢就没有了”。1938年11月，时任全国文协名誉理事的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示在桂林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的夏衍负责建立桂林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的筹备工作，并于1939年10月2日正式成立文协桂林分会。分会成立伊始，即投入到抗战文化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中。为贯彻全国总会“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号召，桂林文协组织作家深入民众，深入前线，发表鼓吹抗战文章，走街串巷散发传单，举办诗歌朗诵会和歌咏会，开办文艺讲习班，并召开各类文艺座谈会、纪念会、报告会、讨论会等研讨抗战时局，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1938年12月，、、徐特立、郭沫若等人在桂林多次作抗战时局和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对稳定桂林局势，鼓舞人民抗战信心，将桂林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起到了奠基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桂林活动的进步文化人士组织文化团体，演出抗战戏剧，创办或复刊了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文艺报刊，创作发表了大量有浓烈时代色彩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中共主办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成为文化统战宣传和抗日救亡宣传的主要舆论阵地，起着中坚和骨干作用。它们连续发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大力宣传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文艺运动的正确领导，加之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战时桂林掀起的抗战热潮、抗战声浪，在武汉失守后的国统区内可谓独一无二。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音乐具有普及性广、参与度高等特殊优势。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节奏明快、雄健有力的救亡之声更能激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彰显其巨大的正能量。1936年6月1日，桂林初中歌咏团即开始出版抗日壁报，上街演唱抗日歌曲。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音乐家汇聚桂林，与桂林本土音乐家一起，发起成立了多个音乐社团，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出版发行音乐刊物，化音符为干戈，汇旋律为时代强音，展开音乐救亡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
广西音乐会是抗战初期桂林最活跃、最重要的音乐组织，由满谦子、徐孟平等音乐家于1935年在南宁创办。1937年该会迁至桂林，与桂系领导的国防艺术社联合组织了“抗战歌咏团”，将桂林所有的音乐专业人才聚集起来，改变传统的民族音乐风格，大力推动以抗战为主题的新音乐运动。有时评描述：抗战歌咏团“雄壮的歌声震动了桂林城，歌声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广州、武汉失陷后，国防艺术社和乐群社发起成立了“以激发士气，振奋民心，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的歌咏团体――抗敌歌咏团。他们通过歌咏大会、广播晚会、街头演唱、歌咏比赛等多种形式，广泛传唱抗战歌曲。1939年12月26日，桂林音乐界决定自1940年1月起，每周举办一次音乐晚会。此后，以歌咏为主流的抗战新音乐风靡桂林全城。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的传播概况
《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演后，在延安广为传唱，并迅速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战名曲。这组被誉为“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爱国歌曲，在进步音乐人林路的大力引介下，1940年7月20日在桂林公开上演，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共鸣。此后它成为桂林城内各抗日歌咏团体演出的必备曲目，其词曲也被众多进步刊物竞相刊载。
活动于延安的抗敌演剧二队在《黄河大合唱》问世以后，将曲谱寄至活跃于湖北老河口的抗敌演剧四队。为扩大抗日救亡歌曲在国统区的普及宣传，四队遂将曲谱油印成32开本，寄给在桂林担任《救亡日报》主编的夏衍，由其转交给桂林新音乐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实际身份也是中共秘密党员的林路，并决定由林负责《黄河大合唱》在桂林演出的筹备工作。林路随即找到在桂系领导的艺术社团“国防艺术社”中任总干事的中共秘密党员孟超，与其共同商议《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的演出事宜，并决定将其首次全曲演唱放在“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上进行。
为扩大首演在桂林的影响，林路通过国防艺术社歌咏团的指挥、进步音乐家廖行健联络协调，争取了桂系党政军上层人物的支持。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的程思远不仅同意合唱团由林路任指挥的乐群歌咏团和国防艺术社歌咏团联合组成，而且亲自参加了乐群歌咏团的改组扩大会。这样，200余人组成的庞大歌咏团开始了首演前紧锣密鼓的排练。
1940年7月20日，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戏院隆重开演。音乐大会共分3大部：第一部是《抗战新歌》，第二部是《广西土风歌舞》，第三部则是《黄河大合唱》。而《黄河大合唱》的组织和演唱是极其复杂而新颖的。全部歌曲共分为8段：第一段《黄河船夫曲》由全体男生齐唱；第二段《黄河颂》由林路独唱；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成庆生进行朗诵；第四段《黄水谣》由全体女生齐唱；第五段《河边对口曲》由廖行健和林路对唱；第六段《黄河怨》由沈云独唱；第七段《保卫黄河》由全体男女生合唱，并轮唱第二、三、四段；第八段《怒吼吧！黄河》由全体男女生合唱。在场的观众自始至终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全场一片寂静，当整个演唱一结束，安静的现场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观众群情鼎沸、情绪激动，反响十分强烈。
首演之后，因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黄河大合唱》迅速在整个桂林城传播开来，成为各抗日歌咏团演出的保留节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秋至1943年春，《黄河大合唱》在桂林就被乐群歌咏团、国防艺术社歌咏团，抗敌演剧四队、五队、七队等十余个歌咏团整曲演唱达16场之多。尤其是抗敌演剧七队以《黄河大合唱》为主打曲目，在桂林城多次演出后，又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各地巡演，并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演出，受到广泛好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黄河大合唱》在桂林通过出版物也有一定的传播。1940年首先刊登在由林路主编的《每周新歌选》上。首版发行3000册，很快售罄。再版两次，发行近万册。随后他主编的月刊《新音乐》上也分期连载了全曲。使得这首抗战歌曲在桂林首演前就已在文化界中开始传唱。两刊均是中共领导下的新音乐社桂林分社倡导创办的，承担着抗战音乐创作和宣传的职责，在桂林文化界颇负盛名。林路等人在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首演后3天铅印发行《七七之歌》特刊，向读者介绍音乐会节目尤其对《黄河大合唱》隆重推介。前期的宣传加之首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民众对这次音乐会的期盼与热情，特刊面世后旋即被抢购一空。
与此同时，由冼星海亲自编订的《反攻――冼星海歌曲集》单行本于1940年7月由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亦将《黄河大合唱》曲谱收入其中并被视为全国歌咏浪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大作品之一。同年9月，重庆生活书店也出版了《黄河大合唱》单行本。郭沫若为之作序，盛赞它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1941年6月，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再版了《反攻》一书。《每月新歌选》《新音乐》，单行本《反攻――冼星海歌曲集》三种版本的《黄河大合唱》从桂林流传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首演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接踵而来的是充满褒扬之声的有关首演的消息报道、评论专稿等在桂林主流媒体上专版刊出，《救亡日报》《音乐阵线》《大公报》等争相转载，《黄河大合唱》成为桂林市民津津乐道的热议话题，“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激亢之声在街头巷尾时常响起。
《黄河大合唱》的传播对桂林文化抗战和全国抗战的积极影响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非常重视桂林的战略地位，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他曾三次到桂林，与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力量，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全面发展。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爱国热忱的感召下，桂系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建立了统战关系，有限度地容许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的首演，正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文化界的成功实践。组织筹划首演的夏衍、孟超、林路等人均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牢记提出的“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文化政策的方向”的文化运动指导方针，联合桂系进步音乐家廖行健领导的国防艺术社，成功实现了《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的首演。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刮起的救亡歌咏运动“旋风”，彰显了文化统战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1940年9月3日，在参加追悼日寇空袭桂林中不幸遇难的青年音乐家的纪念大会上称：“歌咏救亡”对全民抗战的伟大作用是“最明显的”，它“代表了大家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众发出了团结的呼声”。《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成功范例，在后来的歌咏运动中反复上演。如“抗宣一队”联合桂系及桂林当地的各爱国团体和知名人士组成“导演团”，成功排演了冼星海的另一名作《军民进行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1944年2月至5月，由中国共产党联合进步文化人士组织发起，并获得桂系当局同意和支持，在桂林举办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大获成功。这场以“抗战、团结、进步”为主题的西南剧展，汇聚了西南五省33个演剧团队共1000余人的演艺工作者，观众达10余万人次，被美国《纽约时报》誉为“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可以说，抗战时期桂林群众性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黄河大合唱》的传播，从一个重要方面见证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
广州、武汉失守后，作为大后方的桂林，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度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与国际社会交流最为快捷的窗口。根据地、大后方出版的书刊报纸多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和其他海外地区。中共出色的统战工作，使得《黄河大合唱》在桂林首次上演后就得到桂系党政军界的一致好评，此后该节目成为桂系政界接待爱国华侨和外国宾客等重大活动的保留节目。激越昂扬的《黄河大合唱》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的共鸣，让国际人士真切认识到中国人民誓死保卫国家，与侵略者抗争到底的决心，并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支援中国抗战的事业中。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不仅在桂林考察了《救亡日报》社且将《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向全世界传播。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他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
随着桂林逐渐发展为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国内外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聚集于此，国际反法西斯组织也纷纷在此设立文化办事机构，共同构筑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各种文化机构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晚会、联谊会、欢迎会和报告会，高举反战的正义旗帜，控诉法西斯的野蛮罪行。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桂林抗战文化与国际反法西斯文化进行了广泛交流，两者互相声援、互相促进，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统战工作研究”（14GZYB04）
9月15日，黄河岸边的兰州市近水广场流光溢彩，礼花绚烂，欢歌笑语。以近水广场为舞台，以巍巍白塔为背景，以黄河涛声为旋律，第七届黄河风情文化周开幕，由此奏响了兰州黄河文化旅游经贸洽谈会的序曲。上千名群众汇聚母亲河畔，共赏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文艺晚会《快乐兰州》。
被称作“艺术的盛宴，人民的节日”的第七届黄河风情文化周，由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文化出版局等承办，是9月19~21日召开的兰州黄河文化旅游经贸洽谈会的内容之一，旨在弘扬“河汇百流，九曲不回，创新创业，和谐共进”的兰州精神，发展和繁荣黄河文化，促进文明城市创建。9月15~21日黄河风情文化周期间，将在黄河风情线的近水广场、亲水平台、湿地公园、兰州市图书馆门前广场等地，举办群众舞蹈大赛、戏曲表演、秦腔票友大赛、优秀影片展映等。
央视《中国5A精品景区》全面进驻崆峒山景区
近日，由国家旅游局牵头，中央电视台全程拍摄的《中国5A精品景区》摄制组将全面进驻崆峒山景区，进行为期10天的拍摄。这标志着崆峒山景区将通过央视频道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崆峒山的雄奇与秀美，这也是继今年崆峒山在央视二套和中国旅游卫视宣传之后的又一力作。
这次拍摄由制片主任苏永峰带队，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张兵亲自执导，随行的有摄影师、灯光师、外联制片等一行七人，经过前期采景、查阅资料、专家座谈等形式，确定了崆峒山专题片文案。本次拍摄也将首次采用摇臂、轨道和高清镜头，整部片子以黄帝问道、秦皇西巡等历史事件的情景再现入手，重度展示崆峒山的人文历史轨迹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规格之高、场面恢弘为景区首次。
这次《中国5A精品景区》的拍摄，旨在全面展示崆峒山近年来的辉煌成就，集中展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相融，重度书写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为确保这次拍摄能够如期进行，崆峒山景区专门成立了拍摄领导小组，抽调80余人配合拍摄，组织专人赴西安等地购置演员服装40余套（件），筹备道具30余件，并聘请专业化妆师、马队等参与全景拍摄。
《中国5A精品景区》专题片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的电视系列片，将系统深度地宣传精品景区，全面提升景区核心竞争力，为崆峒山对外宣传将拉开新的画卷。
甘南旅游局开发“兰州+甘南+九寨沟”旅游市场
日前，由甘肃省甘南州旅游局局长曹世清带队，旅游业内人士在夏河拉卜楞景区、合作米拉日巴佛阁、碌曲尕海湖和国道213线重点旅游景区点调研考察，以求开发“兰州+甘南+九寨沟”旅游市场。
甘南州旅游局负责人还带领旅游执法支队对郎木寺旅游市场进行了调研，实地检查了星级宾馆、景区点，并走访了重点旅游企业，还与郎木寺马队进行了座谈。在郎木寺旅游厕所施工现场，曹世清说，郎木寺景区是“兰州+甘南+九寨沟”黄金旅游线路中重要的枢纽，目前一定要解决“入厕难，难入厕”的问题，按照规划严格施工，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加快施工进度。
西安通过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目前，西安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西安市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确需利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拍摄电影、电视、广告和其他音像资料或举办大型活动的，应当制定文物和环境保护方案，以免对文物造成破坏。
在国家文物局列入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西安市共有汉长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鸠摩罗什舍利塔、兴庆宫遗址、天坛遗址、西市遗址、明德门遗址、延平门遗址、含光门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大秦寺塔和清真大寺等14个文物点入选。为了加强保护，确保申遗成功，西安市特此制定了《西安市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该保护办法明确了五类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的禁止行为。其中包括：在文物和保护标志上刻画、涂画、张贴；排放污水，挖掘取土取石，修剪坟墓，堆放垃圾和其他可能损害文物安全的行为；存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修建人造景点和其他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无关的工程；其他危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与此同时，办法还要求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应当针对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魏晓文）
第八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公布
泾阳郑国渠入选
近日，在水利部组织召开的国家水利风景区评审会上，泾阳县郑国渠水利风景区被列为国家水利风景区，这是继羊毛湾水库之后咸阳市第二个被列入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景点。
在我国的历史上，万里长城既是无可比拟的防御工事，又与北方多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
此外，沿长城西去，连绵不断的亭障烽燧还起到了维护古代“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使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得以不断向西方传播，同时又从西方相继引进外来文化，使中土文化益增光辉。
长城的建筑，早在秦始皇以前就已开始。公元前七世纪，楚有方城。《春秋》僖公四年（前656）《传》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杜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汉书·地理志》谓：“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1秦昭王筑长城。“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2。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3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4秦始皇于西北沿河置塞及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三十三年（公元前214）“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5三十六年（前211）“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6以“拜爵一级”鼓励平民迁徙。
汉高祖本纪二年（前205）“缮治河上塞”，可说是最早的汉塞。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7。
汉代长城较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共筑了外长城，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朝代。汉武帝大力修筑长城的西部，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书·西域传》讲得很清楚：“秦始皇却戎攘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世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始终不渝，“持汉节不失”。张骞“身所至者大宛（费尔千纳盆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康居（塔什干、楚河一带，巴尔喀什湖西南），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8张骞在大夏时，见“市之身毒国（印度）”的“邛竹杖蜀布”。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9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共十三年，出发时一行百人，归来仅张骞与堂邑父生还。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发现和考察、证实和订正了有关西域诸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交通、习俗等的情况，详见于《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的记载，极大地拓展了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元朔六年（前123）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四年（前119）至元鼎三年（前115）张骞及副使再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这些副使通大夏等国之后，并与各国使节一道回到长安。从此，西域诸国开始与汉正式往来。历史记载说：“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0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称誉张骞为“凿空”之举（注曰：“骞始开通西域道也”）。张骞两次西域之行，开通了举世闻名的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经营河西走廊。
汉武帝于元期二年（前127）取河南地，于元狩二年（前121）取河西地。河西四郡为通西域唯一要道。南有祁连山，北接沙漠，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延伸一千余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一、二百公里不等；这一狭长地带为通西域的天然走廊。
《汉书·西域传》载：“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玉门、阳关）焉。”
（一）令后以西至酒泉《史记·平准书》曰：“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前111）”。《后汉书·西羌传》谓：武帝元鼎六年伐羌后，“乃渡河、湟，筑令居塞”。
（二）酒泉以西至玉门—一元初四年（前107）。《史记·大宛传》：“封（王）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集解引“徐广曰：元封四年封浩侯”（见汉书·功臣表）。
（三）玉门西至盐水或盐泽（罗布泊）。《史记·大宛列传》：“汉已伐宛……岁余［天汉元年（前100）］……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汉武帝在十余年间，修筑了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汉书·赵充国传》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四）汉武帝又进一步发展长城的布局。太初三年（前102）筑居延塞。《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筑居延”即指筑弱水沿岸的障塞亭障。设县筑塞重在卫酒泉、张掖。《史记·大宛列传》曰：“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五）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云：“遣光禄熏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史记·匈奴传》曰：“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
（六）汉于盐泽以西起筑亭障。为了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交通要道，汉王朝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西汉武、昭、宣诸帝大力推行筑城屯田、移民实边政策。屯田以巩固边防与长城的修筑有密切关系。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1西汉“屯田”始于武帝征和中桑弘羊的屯田奏中所说：“……益垦溉田，稍筑列城而西……”。赵充国的屯田奏：“臣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屯田范围广泛，如赵充国之屯田河湟，冯奉世之屯田陇西，以及其后陈汤之屯田西域。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戍卒与移民共同屯田，收到筑城设防与屯田兴利的效果。在昭帝时，西汉边郡整仿严明，如《汉书·匈奴传》所说：“汉边郡烽火侯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王朝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领护，即统领和保护供给使外国者的屯田事宜。地节三年（前67）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汉书·西域传》曰；“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王朝还在河西地区大兴水利。一些有关屯田与兴修水利的记载——《史记·河渠志》：“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书·匈奴传》：“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移民安边屯田与发展农田水利，使河西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0211口。
河西四郡户口表
户
口
武威
1758l
76419
张掖
24352
88731
酒泉
18137
76726
敦煌
11200
38335
共
71270
2802ll
汉武帝时“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不仅维护中西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而且更为向西域欧洲、南亚等古国发展开辟了道路。下面史书的记载，提供了西汉时我国派使者远赴大秦国的明证。《史记·大宛传》和《汉书·张骞传》都记载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家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波斯，今伊朗）、奄蔡（威海、里海北）、犁靬（大秦，罗马帝国）、条支（古阿拉伯，今伊拉克）、身毒（印度）国”。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除了中外使节外，丝绸路上还有大批商人。像张骞出使，带去的货物，“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12同时西域商客到我国来的也不断增加。真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3东汉时，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欵于塞下”。14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域统一于汉王朝。西域都护之设，始于郑吉。西域都护府设于乌垒城（今轮台），东汉迁至龟兹延城（今库东）。郑吉奉命兼管南北道各地，因称为都护。自郑吉为第一任都护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5自前60年至东汉末期班勇时改设西域长史之前，我国西部边疆广大地区是在西域都护的直接管辖之下。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其余五十国都在西域都护管辖之下。最西是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乌孙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葱岭各部。早在两千年前，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就是中国的领土。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乌孙经龟兹、车师沿燕然山脉、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这对发展当时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对维护通西域南北两道交通安全，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东汉时，任命功绩卓著的班超为西域都护。班超守护西域达三十一年。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当时我国文书以大秦称罗马帝国。大秦的记载初见于《后汉书》。班超子班勇任西域长史。所著《西域记》有关安息、条支、大秦的记载。
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穷临西海而还”。《后汉书·西域传》不无惋惜的记载说：“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重要的是，汉桓帝时大秦王遗使来访。《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通大秦与大秦通汉都曾受到安息的阻挠。大秦王安敦当为当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安敦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可贵信息。
西汉交通西域后，先进的汉族文化科技向西域传播。《汉书·匈奴传》载：卫律在匈奴，“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伐木数千”。16武帝时，为发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17大宛城中无井，就教他们凿井。“宛王城中无水，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18《史记·大宛传》讲到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地区居住的人民时写道：“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饥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对西域等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西域各国向我国输入毛织品及瓜果菜蔬等。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在塔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就曾发现有此种希腊罗马式织染技巧的中亚毛织物。斯坦因说：“装饰的织物中还有精工制造的地毡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希腊式的。……”19
西域传来很多瓜果及菜蔬等，其中最显著的有葡萄和苜蓿。大宛天马嗜食苜蓿。“汉使采蒲陶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20
张骞出使西域是发展丝绸贸易的开端。使者出使所携带的特产，显然以最著名的华丽的丝绸为最多，自此我国丝绸就从安息、叙利亚以达于地中海。
其中不少是由中亚各国商人东来收买转运：波斯的陆路运输至希腊罗马，印度的海运，经由红海输入罗马。西人称中国为丝国赛里斯（Seres）。在罗马帝国时期，我国生产优质的丝绸价比黄金。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y）（生卒年：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21由此可见当时丝绸销售之广，（罗马）所费金额之钜。普林尼并赞叹中国所产丝绸，驰名宇内，工艺精美，世所罕见。
至是，汉代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大道，南道沿南山（昆仑山）北坡西行，经安息、再往西达于条支、可到大秦。汉王朝有大批货物从这条道路运往西方，以丝绸为主，故名丝绸之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坡西行，越过葱岭北部，可抵奄蔡，并可再通向大秦。这两条道路是当时经济交流的两大动脉。
当时从安息到大秦的陆路交通，史书亦有记载：“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22显然汉朝实施了保护丝绸之路的政策。
中国与身毒国（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互相促进，始终不断。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3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后汉明帝尝使蔡愔前往西域求经。蔡愔得佛经佛像，用白马驮经像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还至洛阳。明帝诏建白马寺，命译佛经。同年楚王刘英奉缣帛赎罪，诏还之，以助供养伊蒲塞、桑门。24是为中国人崇信佛教见于记录之始。自佛教传入中国，发展迅速，影响所及，遍及全国。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文化也涌入中国。中印两国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光辉灿烂。
万里长城根据“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军事需要，利用自然的地形，在险要之处，修筑城墙、关隘、亭障、烽堠。许多城墙都是攀缘山脊修建而成，巧妙地利用了悬崖绝壁。遇到江河湖海，沼泽纵横，浩瀚沙漠，茫茫戈壁也要选择人迹罕至、鸟兽绝迹险要之处，建造守势。
要修筑万里长城这样规模宏伟而又艰巨的工程，材料来源、设计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都是相当庞大的。
仍以河西长城为例。《汉书·匈奴传》侯应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徙筑治，工费久远，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可知工程之艰巨。在沙漠地区，滴水俱无，又无资源，就地取材，修筑长城。
西城考古家斯坦因记载说：“……由于芦柴束连合的弹力和黏着性，所以抵挡迟缓而不断的风蚀力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明。我注视着耸立面前而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至滴水俱无，建设这样的城墙，一定是一桩很困难的工作。然而这最后证明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英里以上的长城，竟于比较短时期间告竣了”。25
1981—1984年西北师范学院陈守忠教授等对汉长城西段进行实地考查，记录写道：“玉门关外10余公里的一段，保存得极为完整。以当地的芦苇、红柳、胡杨和罗布麻等夹碱土和砂砾，层层夯筑，残垣最高4米左右，芦苇等层厚5厘米，砂土层20厘米，由于盐渍的作用，层间粘结得非常牢固，今已近于‘石化’。可谓我国古代独创的‘混凝土’。城墙内倾的高处，烽燧遗迹相望。烽台多以黄土为基，上部以土坯垒砌，高者可达10米。有的烽台下面，当年备用的燃放烟火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堆埋着”。26
万里长城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创造修建。北朝所修建长城，重要点有三：一为工事勤，二动用大量劳动力，三为所修内外边长城，成为明代长城的基础。
“汉武而后，长城工事之勤，无如北朝高齐元魏”。
“明代所修内外两边，悉基于是”。27
北魏修筑长城。《魏书·太宗本纪》：“泰常八年（423），筑长城于长川之南（大同西北）。起自赤城（赤城县），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又“太平真君七年（446），发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此长城起居庸，南行至盐邱为袤；又西历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至河曲为广。此长城包大同之南，为畿辅固本之计，保卫首都之意。今存内长城，即明所称内边。
北齐修筑长城。《北齐书·文宣布纪》：天保五年（554）“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天保六年（555），“诏发百八十万人筑城，自幽州北夏口（居庸关下口，今称北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
这是史书记载集中使用劳动很大的一次。在此之前，天保三年（552）自河西总秦戍（《读史方舆纪要》：在大同西北，黄河西）筑长城，东至于海”。此即陕北清水营到山海关的外边大长城。此地之有长城，魏晋以前史书均无记载，可知并非燕秦旧筑。燕、秦、汉长城均在距今山海关很远的东北方。自北齐长城“东至于海”这一创建为始，使山海关成为控扼东北与华北交通的咽喉要冲。
又齐天保八年（557）初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络拔（在大同、朔平两县间）至乌纥戍（在平型关东北）四百里。齐天统元年（565）自库堆戍东距海二千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这是就天保三年（552）自总秦戍东至于海的长城，而加以补充，严其要塞，并非新筑。又齐元统元年（565），自乌纥戍重城尽处，筑重城，至居庸，与外长城合。
此就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所筑长城，继续完成，成为明代内边长城东北段的基础。《北史》称北齐前后所筑长城，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工事之勤，以齐为最，为今存长城之创作”。28
女真金代的长城，一曰明昌新城，西起静州（河套），东迄混同江畔。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市，长达三千余里。一曰明昌旧城，在新城之北。此城俗称兀术长城，或称金源边堡。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呼伦县北二百二十里，根河之南，有城东端起乌兰哈达之北，西行百三十里，沿海拉图山脉，迳博克多博喀伦，北折而西，沿额尔古讷河岸，又百又十里，至暧水泉河而尽”。凡此新旧二长城，均在燕秦长城之北。
明长城建置工事极钜。明王朝统治期间从未停止修筑长城的防御体系。其建筑技术也远超历代所筑长城。
《明史·兵志》载：“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制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永乐后，“东弃大宁，西弃东胜（河套地），中弃开平，至以齐巍长城，与蒙古接壤”。29乃不得不大事修筑长城。明世宗时，“初既弃哈密，于是河西三面受敌，继复弃河套。”“又设九边，以卫中原”。30
1.辽东镇关二：三岔、抚顺。
2.蓟州镇属关一百一十三。“大宁废，蓟州遂为极边，防御甚棘”。
3.宣府镇“开平弃，宣（府）大（同）日以多事”。
4.大同镇
5.榆林（延绥）镇“东胜弃而榆林筑，关中多事，莫如榆林为最”。
6.宁夏镇“自河套弃而宁夏益为寇冲，犄角榆林，屏蔽固原，恃为重镇”。
7.甘肃镇、关一嘉峪，“哈密弃而关门不启”。
8.太原（山西）镇、属关三：雁门、宁武、偏头。“河套弃，偏头当其东下之冲，宁武、雁门东西交警。特设重臣，提督三关，遮绝寇冲，障蔽畿甸，太原之棘，嘉靖间为最”。
9.固原镇 特设重臣巡镇，兼督榆林、宁夏、甘肃三边，互为指臂。
明《九边图》详细记载了明九镇边墙、城堡、关隘等。嘉靖三十年（1552）又在北京西北增设昌镇、真保镇，共为十一镇，成为九边十一镇的防御体系。
自居庸关以西，明长城分南北两线，至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相合，被称为内、外长城。明代内外长城是为保卫明代京师北京的西北屏障。著名的内、外三关——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是为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是为外三关。内、外三关是长城线上的六个重要关口。
有明一代，精选将领，整顿边备，修筑城防，有足述者。明初设山海卫，徐达移建临渝关于此，谓之山海关。洪武至宣德年间，世勋镇守大臣及都指挥使徐达、耿瓛、费瓛、李隆、朱冕等在此戍守。
隆庆二年（1568）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总理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事，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劳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俱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五年（1571）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31现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带的长城城墙上跨墙敌台，即是自戚继光开始，陆续兴建的。
明天启初，孙承宗累官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时辽阳、广宁俱破，承宗自请以原官督理诸处军务。天启三年（1623）承宗决定守宁远，命筑宁远城。袁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三丈四尺。……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崇焕累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五年（1625）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32形成了山海关坚固的宁锦防线。孙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33
万里长城记载着中华民族古老的璀璨文化，留下来的名胜古迹灿若群星，分布在长城沿线上的佛寺庙宇、宫殿陵寝、石窟崖画、碑亭宝塔，构成无数辉煌的中国文化景观。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明证，是人类文明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是极为璀璨的一颗明珠。它创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在我国文化历史上占有极重要位置，是集中我国古代建筑、绘画、雕塑的艺术宝库。
莫高窟至今保留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的壁画和塑像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唐宋木构建筑5座。洞窟凿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上下五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南北长1610米，它最大者40余米，最小者高不盈尺。造像均为泥质彩塑。壁画内容有佛像、佛教史迹，经变等题材。莫高原是历史的画卷，保存了丝绸路上重要的历史印迹。在三二三窟有初唐大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凿建的大型石窟。这里自古就为佛教胜地。克孜尔石窟大约始建于公元三、四世纪。现存236窟，窟形完整的有135窟。现存壁画5000多平方米，仅次于敦煌的壁画宝库。其中有描绘丝绸之路贸易的盛况，都为龟兹画家所作。克孜尔石窟为研究古代新疆、佛教文化、龟兹的历史与艺术等，有很高的文化历史价值。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位于秦岭山脉小陇山中，风景优美，崖壁陡峭，“镌石成佛，石龛千室，虽自人力，疑是神功”。这里保存后秦（公元四世纪）至清代的塑像7800余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个洞窟中。麦积山石窟分东崖和西崖，东崖现存54窟，西崖现存140个洞窟，东西崖间架设飞桥栈道。窟内各时期的塑像，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家高度的艺术成就。
云岗石窟在大同城西武周山北崖。现存主要石窟大部分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前。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1000余尊，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势雄伟、内容丰富多彩称著。吸收并融合佛教艺术精华。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丝绸之路沿线有相多喇嘛教、伊斯兰教的著名寺院。
塔尔寺位于西宁市汉中县鲁沙尔莲花山坳，是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其他五大寺院为：拉卜楞寺、哲蚌寺、色拉寺、噶登寺、札什伦布寺）。为纪念黄教鼻祖宗喀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于宗喀巴诞生地兴建，万历五年（1577）落成，以后陆续增修，组成殿宇、经堂、佛塔、僧舍、学院、藏汉民族形式的宏伟建筑群。其中大小金瓦殿屋瓦镏金，光彩夺目。每年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举行观经大会，当地各族人民多聚会于此，展出的酥油灯花，组成《释迦牟尼本生故事》、《文成公主入藏故事》等情节，造型精巧，色彩绚丽。酥油花、壁画与堆绣为塔尔寺“三绝”，是我国藏族独具特色的艺术上品。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有宏大肃穆的艾提朵清真寺，它是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专院，也是全疆伊斯兰教活动中心。“在中亚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著名大清真寺齐名，一向受到穆斯林的尊崇”。34
始建于回历846年（1426），多次重修扩建，全寺占地16800余平方米，全寺由礼拜寺、教经堂两部分组成。礼拜堂面积2600平方米，砖红色门楼高12米，边廓环以穹形壁龛，门墙左右为圆柱形，砖砌尖塔高18米，塔顶上立有象征伊斯兰的新月图案。每当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来临之际，广大穆斯林群众，载歌载舞，举行盛大的庆典。
万里长城沿线的名胜古迹，显示出长城南北各民族共同创造出古代文明的辉煌业绩。
自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举，沟通丝绸之路之后，丝绸之路还有著名人物，他们远离故土，背井离乡，穿驰在高山峡谷，跋涉于浩瀚戈壁，为了求经留学，为了传播友谊，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他们在丝绸路上，名垂青史。
中国僧侣始入印度求经者及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则为法显。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山西襄阳）人。三岁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35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在四顾茫茫，莫测所之的大沙漠，他们“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冒死直过险滩，至于葱岭。次度小雪山，慧景在风暴中冻死。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历经历三十余国。至天竺（印度）
求法，曾遍历北、西、东、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祗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梵本。法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佛像，寄附商客，到狮子国（锡兰）。法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
停二年，后得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阿含及杂藏等梵本。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还。达耶婆提国（爪哇），停五月。复随他商抵青州长广郡牢山（青岛市东北崂山）。次年造京师（晋安帝义熙十一年，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专译出摩诃僧祗津、方多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法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年86岁。
法显出国不仅带回大量佛教经卷，而且根据沿途见闻，撰成《佛国记》。《隋书·经籍志》记载：“佛国记一卷（注：沙门释法显撰）法显是中国僧侣入印度求经的第一人。《佛国记》是我国最早的陆海交通记录，扩展了地理视野，促进了友谊交往和文化交流；而且是一部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犍陀罗三王朝和印度芨多王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佛国记》已有英、法、日等国译本。法人莱麦撒（Abel Remusat）于1836年译成法文，于巴黎出版。英人毕尔，（Samuel Beal）于1869年译成英文，于伦敦出版。外人研究中国佛学，以毕尔为重要学者。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Legge）于1886年复译成英文，出版于牛津大学。注释甚多，最为佳译。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Giles）亦有《佛国记》译本。东西洋学者研究颇多。
玄奘通称三藏法师，赴天竺取经，为从讲学，学成回国。为唐代著名佛教学者，法相宗创始人，卓越的佛经翻译大师，杰出的旅行者，开创了中印友好的新纪元。
玄奘本姓陈名祎，洛川 氏人（今河南偃师县）。
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玄奘幼年十分勤学，十三岁随二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从景法师学《涅槃经》，又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备尽师宗。玄奘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于成都受具戒。乃泛舟三峡，云游四方，谒名师，学《摄论毗昙》、《成实论》、《俱舍论》。决心取经，“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唐贞观初，玄奘赴天竺取经。启程之年其说有二。玄奘在其所撰《大唐西域记》（以下简作《西域记》）未明确记载启程年代，但书前有唐著作佐郎敬播写序：“以贞观三年（629）杖锡遵路。”按此序写作之年与玄奘挥《西域记》同为贞观二十年（646）。
书后有唐释辨机撰《记赞》，也说：“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搴裳遵路，杖锡遐征。”唐释道宣所撰四种中，其说有二：一、《续高增传》·《玄奘传》云：“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二、《释迦方志》云：“以贞观三年，西达沙州”。三、《大唐内典录》载：“以贞观三年，出观释化，五天竺八河，各经历览。”四、《广弘明集》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云：“沙门玄奘言：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唐释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以下简作《慈恩传》）云：“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途，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释道宣为参与弘福寺译经缀文大德九人之一。释慧立撰《慈恩传》为有关玄奘事迹最早、最详实传记。以上略举有关数种，记载玄奘首途年月，贞观元年或三年（627或629），迄无定论。
从瓜州往中亚有南北两道，玄奘走北道，出玉门关，至八百里莫贺沙碛（又名沙河，即今大戈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历经艰辛。出伊吾（新疆哈密县）；向西至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高昌王鞠文泰赠以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充三藏法师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玄奘经阿耆尼国（即《汉书·西域传》的焉耆），入屈支国（龟兹），过跋禄迦国（《西域记》跋禄迦国原注云：“旧曰姑墨，亦曰亟墨”）至凌山（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索尔岭）沿大清池或名热海（今伊塞克湖）。西北行至素叶水城，亦作碎叶城、素叶城（店代安西四镇之一。《西域记》云：“素叶以西数十孤城……皆柰属突厥。”）至赭时国（《西域记》曰：“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役属突厥。”玄奘至赭时，已进入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当时昭武九姓之地。唐以其地为康居都护府，柰安西都护。）至窣堵利瑟那国（《西域记》曰：“附突厥”。）国东临叶叶河。又西北入大沙碛。至飒秣建国（《隋书》作康国。《新唐书》作康国及萨末鞬。故址在今撒马尔罕北）。又西南至羯霜那国（撒马尔罕南）。西南山行入铁门。至覩货逻国（《隋书》、《唐书》作吐火罗。《西域记》曰：覩货逻国）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西接波利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东流。”）至缚喝国（古大夏国［Bactria］都城，佛教大盛，有小王舍城之称，皆习学小乘法教）。至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越哈喇山隘，达梵衍那国。（都城位于巴缅河流域。其国境据《新唐书》卷221下，“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市距罽宾，西南诃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西域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即黄铜），释伽佛立像，高百余尺。”）东行入雪山，逾越黑岭，至迦毕试国。（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之Begram，北兴都库什山，《西域记》云：“北背雪山，三陲黑岭。”）
从迦毕试国都贝格拉木东行，山谷接连，峰岩峭峻，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位于喀布尔河北）。至此，玄奘已涉天山，过热海，至突厥可汗之廷，经昭武九姓之地，出铁门，渡雪岭，亦即纵贯今中亚细亚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东向经今巴基斯坦北部，而抵北印度。此后纵横五印度，曲折跋涉。
《西域记》滥波国条云：“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北印度境）。”东临信度河（即印度斯河）。国大都城，即法显之那揭国城。
又至健驮逻国。（《法显传》作犍陀卫。）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法显传》作弗楼沙国。）国多贤圣。
《西域记》载：“自古以来，印度之境，作论诸师则有那罗延天、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救、如意、胁尊者多本生处也。”“北逾川，至乌仗那国。（乌仗那国《魏书》作乌荑，《新唐书·西域传》作乌苌，又作越底延。”）逆上信度河，至钵露罗国。渡河至妲义始罗国。东南行至僧诃补罗国，乌刺尸国。东南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汉、魏、南北朝均作罽宾。汉武帝时该国与我国有使节往还。《新唐书·西域传》有此记载。）
玄奘在印度谒名师、学佛典的情况，根据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概述如下：
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彼公（法师）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扬。自午以前，讲《俱舍论》；自午以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学诸经论，礼圣迹。”
北印度磔地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毗播奢河即今旁遮普的比阿斯（Bias）河。
据《慈恩传》卷二，有高寿婆罗门“神理淹审”，“明《中》、《百》诸论，善《吠陀》等书。”玄奘停留一月，从他学习《经百论》、《广百论》。
北印度至那仆底国，周二千余里。“至那”即中国。《西域记》原注“唐言汉封”，意即中国封地。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十四月，在突舍萨那寺从大德毗腻多钵腊婆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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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闍烂达那国。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四月，在那伽罗驮那寺从大德旃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毗婆沙》。
中印度窣禄勒那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恒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朱木那河，印度五大河之一）中境而流。国有大德名阇耶麴多，善闲三藏。
“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
中印度袜底补罗国，周六千余里。据《慈恩传》，“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铄论》（唐言《辩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也），《随发智论》等。”
中印度羯若鞠闍国，周四十余里，位于恒河与卡里河合流处。羯若鞠闍是印度有名古都。《西域记》载：“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慈恩传》载：“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曰胄《毗婆沙》讫。”
中印度摩揭陁国是五印度大国，位于恒河南岸。
《西域记》载：“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摩揭陁国那烂陁寺为当时印度最大佛院，被认为佛教圣地。《慈恩传》曰：“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美，此为其极。”“唯戒贤法师，一切穹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
玄奘从戒贤大师学习，在寺听《瑜珈》各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
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论，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名为《记论》，凡经五岁。
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慈恩传》作伊烂拏。
《西域记》曰：“国大都城北殑伽河。”“伽蓝十余所，僧徒四千余人。”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慈恩传》）
南印度南憍萨罗国，《西域记》曰：“崇敬佛法，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慈恩传》）
南印度驮那羯磔加国，周六千余里。“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二名苏利那，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都《根本阿毗达磨》等论。波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慈恩传》）
西印度钵伐多国，周五千余里。《西域记》曰：“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慈恩传》）仍折回东南还摩揭陁国。据《慈恩传》载：“复还那烂陁寺，时戒贤论师遣玄奘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
玄奘又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玄奘还申大乘义，破小乘论。
《西域记》载：“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玄奘名声益起。
玄奘应东印度迦摩缕波国枸摩罗王和中印度羯若鞠闍国戒日王的邀请，前去会见。（《慈恩传》卷五作贞观十六年642）。是年腊月戒日王并为玄奘举行盛大的曲女城之会。为召开曲女城法会，“戒日王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枸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西域记》）诸国二十余王，各与其国髦俊沙门及婆罗门、群官、兵士，来集大会，盛况空前。大乘众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即大乘天），小乘众称玄奘为“木叉提婆”（即解脱天），在印度获极高荣誉。
次年岁初，戒日王又在钵逻耶伽为立奘举行七十五日无遮大施。会后玄奘谢绝挽留，辞别归国。携带所得佛像和大量佛教经篇，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转东经今帕米尔高原南面的瓦罕谷地，取道天山南路，于贞观十八年（644）到达于阗。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遣人上表唐太宗，陈述“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唐太宗下敕欢迎，“近京之日，空城出观。”
唐太宗对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慈恩传》卷六）《旧唐书》记载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二十年（646）书成表进。
玄类从印度携回佛教经论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慈恩传》又载：玄奘奏以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望为国翻译，伏听敕旨。帝曰“西京弘福寺有禅师，法师可就翻译。”《旧唐书》载“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台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时造慈恩寺……入住慈恩寺。”
玄奘专事翻译，精通梵文，能直译、意译，译文忠于原意而且流畅，汨译讹误者，也重加翻译。自贞观十九年（645）至麟德元年（664）十九年翻译，计共译成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经论有《大般苦经》、《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唐太宗为写《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借以传扬佛教。
玄奘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艰辛条件下，“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闻名于世的历史地理名著。综观全书记述一百三十八国（行程五万里，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和得自传闻的二十八国）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地理形胜、城邑关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文字、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等，内容十分丰富精彩，文笔严谨流畅，保存了大量中亚和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瑰宝。现代考古工作者，根据《西域记》的记载，把王舍城的旧址、阿旃陀石窟和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都已发掘出来。《西域记》有法文、英文、日文译本和注释本。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集大成的学者，开创了中印友谊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并将继续起着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著名学者对中国赴印度留学的高僧法显、玄奘等给以高度的评价。印度著名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R.C.Majumdar）在《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Th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第一卷，对赴印高增法显、玄奘、义净评论说：
“三位都在印度许多年，学习了印度语，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度。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
在中世纪旅行家中，以所到地域之广、见闻之多、贡献之大而最享有盛名的是杰出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约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出生于巨商之家。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夏，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1272年上半年经土耳其东部，穿过伊朗北部，南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改由陆路到中国去。经过伊朗的克尔曼（Kerman）、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山脉的东北部，进入今新疆的喀什，走丝绸之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和东部绿洲，经叶尔羌河、和阗、车尔臣、罗布泊等地到达敦煌。36当年玄奘法师向印度本法，归来时满载佛教经典，过罗布沙漠，向敦煌前进。这是从汉朝以来中外交通的重要路线。玄奘曾取此道。玄奘后六世纪的马可·波罗也正是走同一路线。然后北上，1275年到达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马可·波罗勤学好问，不久就学会了蒙、汉语言，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除在京城大都供职外，还被委以重任，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在国内，他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名城。大约在至元十四至十七年（1277—1280）他从北京出发、经由河北、山西，过黄河、自关中逾秦岭至四川成都，西行至建昌，到西藏，渡金沙江，到昆明及江南一带。《游记》中有江南山青水秀、经济发达等记载。1292年蒙古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的伊儿汗王，波罗一家护送。自福建泉州启航，经越南、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国。1295年回到意大利。
用法文写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介绍了欧洲往返亚洲的陆上交通路线，介绍了西亚、中亚、中国、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情况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富庶，介绍东方高度发展的文明。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马可·波罗父子三人的东方之行，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化和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这是东方与西方的旅行者为寻求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发展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因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敬，也得到中国人民的永恒纪念。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极为宏伟的工程建筑。春秋战国时代的长城、秦长城、汉长城，至今犹有断续遗存，明代修筑的长城仍依然屹立，被列为世界上一大奇观。为了建解这一宏伟工程，多少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血汗，甚至生命。我们缅怀各族劳动人民为创造这一奇观的丰功伟绩。
万里长城的修筑，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方多民族相互间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与文化繁华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和依存的关系。万里长城在历史上作为古战场防御工事的一面已经成为过去。“化干戈为玉帛”，化古战场为新时代的锦绣河山，它赋予万里长城以新的意义，在中华民族和睦友善的大家庭中，它起着发扬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向上、奋发图强、勇攀高峰的坚强意志。
长城还在维护古老中国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使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使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渊源流长。时至今日，更加激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1984年7月，《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提出：为了维修长城开展社会赞助活动的倡议。这项倡议得到了中外学者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支持。1984年7月24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一消息，并指出：“宇宙航行员从月球上回观地球时，所见到唯一的人工构造物，就是万里长城。”邓小平同志专为这项活动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热情给予帮助。慕田峪长城的维修工程已经竣工。1985年进行山海关长城中心的全面修缮、金山岭长城、黄崖关长城的维修。“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还在广泛开展，将以更加绚丽的光彩迎接海内外的佳宾。
有四处著名的城墙关隘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八达岭、嘉峪关。
1988年万里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0年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教授率领世界上第一次对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国际综合考察活动时指出：将从“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国古都西安开始。达尼教授对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专门的研究，并为“丝绸之路”的考察作了特殊的贡献。他对这条代表古代辉煌东方文化的“丝绸之路”极为熟悉，并以此而感到自豪。他指出：“历来讲世界历史主要讲西方文明，这是不公正、不完整的。东方有过很发达的古代文明，只要看看‘丝绸之路’给西方带来了什么就可以知道：丝绸、纸张、瓷器、火药等都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此外，讲世界历史过多地讲战争和征服，这也不准确，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战争造成破坏，交流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而‘丝绸之路’正起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37
早在1986年达尼教授首次提出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学者的支持响应。
1987年6月，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开展“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中国政府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
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研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为发扬祖国灿烂辉煌的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长城不仅具有时间意义上的长久，和空间意义上的远大，实际上，它是秦汉时代屯垦戍边政策的产物。这一施政方针，对早期古老中国的开放，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汉代烽燧的保护，古丝绸之路是难以畅通的。”38
著名的长城遗址。
万里长城以名关险隘、形势险要著称于世。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以山海关、居庸关为“重险”，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皆长城的精华所在。
山海关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部地段的重要起点。它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上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的燕山余脉角山峰。从山海关一直向东，到达渤海湾之间，正好是向东北延伸的一带滨海平原的起点，这条狭长的小平原，犹如一条滨海走廊，是从华北大平原向东北大平原的捷径。
山海关雄峙崇山大海之间，扼海陆咽喉要冲，地处华北、东北结合部，形胜险峻。《畿辅通志》称：“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光绪二年《永平府志·形胜》称：“峭壁洪涛，耸汇南北，束若瓮牖。”《临渝县志》称：“山海交会，隘塞严关，形胜称最要焉。”
山海关历史悠久。远在商代，属于孤竹，周代属燕，秦汉时期属辽西郡。从现有出土文物及古建筑遗址上，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在角山附近陆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槌等七、八件。1978年在东罗城外关门口东出土了几件较完整的陶鬲、陶壶等，其文化特征，质地为夹沙陶、素面多，花纹为几何图形，造型多为圆底高足，经初步鉴定，属于“龙山后期文化”。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说：“渝关一名临渝关《汉志》，亦曰临闾关《唐志》，今名山海关。”
“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实为险要。”
欧阳修曰：“渝关东临海，北有免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明初以其倚山面海，名曰山海关。筑城置卫，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
山海关源自明初在此建关设卫。《临渝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山海关之名始此。”《明一统志》：“榆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洪武初，魏国公始徙而东，去阳关六十里，谓之山海关。”著名的地理学家、思想家顾炎武论及形势天成及明长城山海关为徐达始筑，在咏《山海关》诗中，有名句，曰：“茫茫碣石东，此关自天作。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按魏国公、中山王即明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洪武初设卫曰山海卫。”“筑城为关曰山海关，万历三年（1575）辖于东路协守营曰山海路。”山海卫在蓟镇、辽东镇接界处，为蓟辽咽喉，属蓟镇管辖。蓟镇又分两路防守，一路是“山海路关隘”，另一路是“石门路关隘”。“山海路关隘”下辖十大关隘，地势险要，并为万里长城一线贯通。
《临榆县志》记载山海路十大关隘表
山海关
即县城
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建
南海口关
城南十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
城南二里
洪武年间建
北水关
城北二里
洪武年间建
旱门关
城北六里
洪武年间建
角山关
城北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三道关
城东北二十里
洪武年间建
寺儿峪关
城东北三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万历元年（1573）总督军门刘应节始建
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同上
《临榆县志》载：“明嘉靖以前，原有边墙八千五百七十六丈六尺，万历七年（1579）增筑南海口入海石城七丈，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凡有损坏坍塌，制府行文，本路修补。”万历十二年（1584）山海关东线修建了东罗城，罗城关门之上建服远楼，城还建有两座角楼，七座敌楼。在东罗城与关城城墙衔接处修建临闾楼、牧营楼，与天下第一关及南北角楼互为犄角。
明季，兵部尚书熊廷弼、孙承宗出任督师经略，从事山海防务。崇祯继位，袁崇焕任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山海关成为重防之地。崇祯六年（1633）在关城南、北各二里处建南、北翼城，从关城南、北增强防御。在关城南老龙头上，修筑宁海城。
该城“面临巨壑，背负大山，高枕长城之上，波澄万里，嶂叠千重。”（《临榆县志》）崇祯十六年（1643）在关外欢喜岭高地上建威远城，是为山海关东线防守的前哨城。在关城西侧建西罗城。东、西罗城成为关城的前防后卫。至此，明代修建的山海关城作为多城连环、互为犄角之势的军事重镇已告完成。
1.山海关城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明代山海关的筑城体系，采取以关城为重点，以长城城墙相连接，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燕山山脉纵贯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险要，重在扼守高地，以两翼掩护关口，北侧直上燕山，南侧伸入大海，加强前哨堡城，控制入海隘口。山海关由关城、罗城、翼城、哨城七大城堡组成古城防建筑群，成为具有主体两翼、左辅右弼的格局，结构主次分明，建筑造型宏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山海关长城是万里长城最精华地段，具有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据《临渝县志》记载：“县城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周八里百三十七步四尺。土筑砖包其外。门四，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俱设重键。四门之外均筑有瓮城。水门三，居东南、西南、西北三隅，以泄城中积水。”“东门建楼高三丈，凡二层，上层广五丈，下广六丈，深各半之。有额曰‘天下第一关’，相传明萧显书，明初建。西门楼与东门楼同制，明初建。南门楼制同东、西，明嘉靖八年（1529）建。北门旧有楼，明天启七年（1627）建。城多火灾，故废。奎光楼在城东南隅，明初建。威远堂在城东北隅，明初徐中山欲建楼如奎光，旋归京师，不果；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光即故址建堂三楹，颜曰威远，今废。临闾楼接东罗城北隅，牧营楼接东罗城南隅，均在东城上，明万历十二年（1594）建，为防关顿兵之所。新楼在牧营楼南，明天启六年（1626）建。钟鼓楼在城中央，高二丈六尺，方五丈，穿心四孔，上建文昌殿，背魁星，前左、右钟鼓。明徐中山（达）建于城中之北。环城为池，深二丈五尺，广十丈，周千六百二十丈，外为夹池，深广半之，潴水四时不竭，四门各设桥，以通往来。”
2．罗城·翼城·哨城
据《临榆县志》记载：“东罗城傅大城东关外，高二丈三尺，厚丈有四寸，周547丈4尺，门一，在城东，即关门，为东南孔道，建楼于上曰服远，水门二，角楼二，附敌楼七。”明万历十二年（1584）建，初设三门。“环城为池，周四百有二丈九尺。”
志载：“西罗城傅大城之西关外，明崇祯十六年（1643）巡抚朱国栋请建，工未毕，遇改革中止。门一，在城西，曰‘拱宸’。”
北翼城又名北新城，在边城北水关北，高二丈有奇，周377丈4尺9寸，门二，居南、北二方。
南翼城又名南新城，在边城南水关南，制同北翼城，俱崇祯六年（1633）巡抚杨嗣昌主建。
两座哨城“威远”居东，“宁海”居南。威远城俗名“呜咽城”，坐落在关城东的欢喜岭高地上，“城高三丈，下甃以石，四隅起台垛，城上女墙高五尺，周方七十步。正南为城门，上镌‘威海’二字。城内北面起平台，延袤三丈，台左右蹬道各一。南面东西隅亦各有蹬道，随其形势，于四面城墙上下起大小砖洞廿一。（大洞广八尺，小洞广五尺，高皆丈）。城门外有小月城，高丈余，面西为门。（其月城之东南隅与西南隅旧时各有砖洞，以内俱设睥睨。）周城百步外为垒三重。”（《临渝县志》）相传此城为明季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筑，既以瞭远，且可屯兵，与城中为犄角之势。威远城地居要冲，遥控四野，为山海关城的屏障。
海防前哨城——宁海城据县志载“在南海老龙头北，周一里有奇，高二丈有奇，城西、城北各一门，明巡抚杨嗣昌建。”澄海楼建在宁海城南墙的高台上，楼东有明天启六年（1626）海运同知王应豫立的“一勺之多”碑。有“知圣楼”碑，楼前有乾隆十五年（1760）地方官建碑亭，上有明大学士孙承宗所题“雄襟万里”匾，有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澄海接”匾，楼壁镶有卧碑，碑上镌有清帝诸诗，这些珍贵文物古迹都毁于1900年发动侵华战争的八国联军之手。
3.山海关长城
山海关区辖长城的走径为，南起渤海岸老龙头，北至山海关关城，过关城后，经北水关至角山，由角山长城转东北，经三道关，然后转西北，过高山转东北，至九门口后入抚宁县界。
老龙头长城。老龙头为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因老龙头长城翻山入海宛如巨龙之首，因而得名。入海石城是老龙头长城入海的尽头。万历七年（1579）由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建。据《临榆县志》记载：“仆仆于山榛水湄之间，长城之杪，又甃石为垒，截入海中，高可三丈许，长曰数倍，曰老龙头。”“靖虏一号敌台在南海口尽头，屹立海水中，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元建，实为敌台之始，隆庆四年（1570）总兵戚继光改为靖虏台。”南海口关是长城在南海口的唯一关隘，立于老龙头上，有“老龙口”之称。明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在此设南海口龙武营驻防。“设有舡兵，以防海沙唬辽”，船只达五十余艘。
角山关长城。角山古有“京东第一山”之称。
“角山距城北六里，脉自边外滦河之北迤逦而来，至建昌之南为大横岭，分支南下，起伏转折，至山海关顿起高峰，横开列障，南临大海，长城枕之。控畿甸，界辽沈，关城之镇山也。山之最高处为平山顶，平广可少数百人，有巨石嵯岈，如龙首戴角。山下冈岭皆由东循海西转，环抱县城，所谓拱卫神京者也。”（《临榆县志》）
4.通海运
自明初通海运，明清两代，通海运为商货运转一大捷径。奉省有粮出境，接济民食；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民咸便之。据《临榆县志》载：“明初徐中山（达）始通海运（马头庄有泊船遗址），后渐废。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清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康熙三十三年（1694）复开。通运商货，人咸便之。”又记载：“明初海运，运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后废，明末复开。”
所谓“后废”是指明中叶期间，由于“禁例一行”，致使海道既废，船亦无存。山海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荒政记》、《与辽东巡抚诸公书》有确切陈述。据《临榆县志》：“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七月，蝗。管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以接济辽东。”陈琯《荒政记》：“……欲少宽海禁，使西引丰台之粟，东通登莱之贩。”陈琯《与辽东巡抚诸公书》：“……夫镇辽之柰山东者，本以通海道也。
成化以前，禁例未行，文移往来，花布纱锭解送，皆取海上捷径，故有无相通，缓急相济。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考之会典，正统年间（正统正年至十四年为1436—1449）登州卫犹存海舟三十余只。海道既废，船亦无存。”接登州卫为明代海船要地，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至熹宗天启元年（1621）初，设山海经略、山石道、山海户部公司，设海运通判，通海运。三年（1623）设巡抚，驻山海（《府志》）。清代自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海运，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通运如故。
至同治年间，又禁海运。据《临榆县志》载：“石河口、汤河口皆可通船，向由奉省运粮，接济民食。同治十三年（1874）奉省有粮石出境之禁。海运不通，邑中乏食。五、六月间，米斗东钱八千有余，甚有待钱入市不能得米者。秋间奉旨开运，乃得通畅如常。”
综上所述，“禁运”与“开运”，都出自“圣旨”。
海运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除禁令，不仅可以有无相济，使粮食匮乏之虞可以纾缓；而且以海运为一大捷径，可以物畅其流，经济繁荣，贸易活跃，对文化经济交流，可以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5.名胜古迹
号称“京东第一山”、“万里长城第一山”的角山，以山顶有巨石嵯峨，如龙头戴角，因而得名。山腰原建有栖霞寺，又名栖贤寺，俗称角山寺，殿字典雅。
后殿宇已毁，但古树葱茏茂密，仍为游乐佳境。《县志》云：“旧多长松，葱茏蓊蔚，壮一邑之观，皆数百年物。”
“瑞莲捧日”是角山寺一奇特景观。《县志》云：“角山顶将晓，俯见海中日出，红云四拥，恍如莲座，日升则座沉矣。”为榆关十大名景之一。
悬阳湖“在角山东，距城二十里，洞顶有穴，日光悬照。然从山上迹之，终莫得其穿漏之处。穴中乳水，涓滴不绝。下有石如盆盎，积水其中。俗呼水为天井，石为地盆。洞中建佛殿，上建关帝庙。有双松挺峙如旗杆，数百年物也。”1986年重修悬阳洞旅游景点。
后角山“去角山北十九里，高等角山，以前后相望，故名。石河绕出其右。夏日水涨，山路遏绝，游人稀迹，有岩壁立，下临深潭，石平如削……。”
首山“距城西北十里，由狼窝山抽脉顿起峰峦关拦。石河出口，系首山右幛尽头处，故曰首山。上有二郎庙，庙东建一亭，名乐寿。北摊群峰，南瞻大海，北建一亭，名可琴。石河绕其下。水光山色，如在画图，为县治胜地。”
显功庙，又名太傅庙，徐达庙，在山海关城内西北角，祀明太傅中山王徐达。系明景泰五年（1454）敕建。明代大学士淳安商毅公格《显功庙记》载：“明中山武宁王，早以雄才大略，首从太祖高皇帝义举平定天下……，为长治久安，计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民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遂筑城称关署卫守之，更名曰山海关。内外截然，隐然一重镇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着古北，大关小隘无虑数百，葺垒筑塞，既壮且固，所以屏蔽东北，卫安军民，厥功甚伟。景泰甲戊（1454），今左都御史李宾奉命巡抚，卫人萧汝得等合词告言：昔中山武宁王镇此，城池关隘皆其创建，边陲宁谧，殆将百余年矣。愿立庙祀以报王公，为请诸朝许之。”迟至成化六年（1471）方建。清顺治十三年（1656）山海关参领李国炳修。
孔庙又名先师庙、圣庙、文庙，后又改为学宫。
建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由守备王整主建。庙宇正中建有大成殿，殿为五楹歇山瓦顶，四角飞檐。东西厢房，各七楹。殿前有戟门，两侧建名宦祠、乡贤祠。门外有池，架拱桥三座，桥南建櫺星门，两旁建有忠孝祠、节烈祠，大成殿后建有崇圣祠，供有孔圣人塑像。庙西建有儒学、山海卫学，正统元年（1436）建。清乾隆二年（1737）改为县学。为山海关明、清两代的学府。
清真寺位于西罗城，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清两代多次维修。其建筑格式遵循回教徒礼拜面向麦加圣地的传统，以东西方向为轴线，具有中国古建筑与伊斯兰教建筑相结合的特色，殿内墙壁上饰有绿色、金色蔓卷纹及阿拉伯文字组成的图案。光绪三十一年（1905）立“清真寺碑”。
贞女祠，俗名孟姜女庙，在东关外十三里“望夫石”之巅祀孟姜女。山门前有一0八磴石级，上达庙内。保存有山门、前殿、后殿、钟鼓楼、振衣亭等建筑。姜女庙明清两代多次重修。现存的姜女庙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主事张栋重建，有《贞女祠碑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时显有《重修贞女祠碑记》。崇祯年间副使范志完重修。清康熙年间曹安宁重修。清程观颐有《重建姜女祠碑记》等。正殿门前廊柱上有一副对联：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正殿内供奉孟姜女像，龛上悬挂大字匾额“万古流芳”。两旁柱上有楹联：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
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传说系文天样手笔。两壁有清代名人石刻，清帝康熙、乾隆、道光、嘉庆都留有御笔诗句。
后殿现为孟姜女传说展览室，并有记述孟姜女情节的泥塑。殿后有巨石两块，左方石上刻有“望夫石”，为顺治八年（1651）山道石白辉所书；右方石上镌有清乾隆帝御题诗句。
登“望夫石”可南望大海，北眺燕山，万里长城蜿蜒燕山之上，极为壮观。
孟姜女故事家喻户晓。庙中香火不断。现在庙宇又重新修葺。
居庸关
居庸关在北京远郊区昌平县，是万里长城重要关口之一，关城建于一条长达18.5公里的深谷中，谷曰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景色优美。在八百年前的金代，被称为“居庸叠翠”，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畿辅通志》载：“居庸关在延庆州东南五十里，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雍正志）《淮南子》载：“天下九塞，居庸其一。”《汉书·地理志》曰：“上谷郡，居庸有关。”《水经注》曰：“关在上谷沮阳城东南六十里，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篴险，路仅容轨。”杜佑《通典》曰：“北齐改居庸关为纳款关。”《唐十道志》曰：“亦名蓟门关。”《新唐书·地理志》曰：“亦谓之军都陉。”
《元史·兵志》“隆镇卫”条载：“睿宗在潜邸，尝于居庸关立南、北屯军，各设千户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南、北口上千户所总领之。至大四年（1311）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皇庆元年（1312）始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三年（1370）置守御千户所。永乐二年（1404）
置卫，领千户所五，以为京师北面之固。”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将居庸关关城扩大加固，设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外都筑有瓮城。居庸关尚存的关城南门，门额嵌有“居庸关”三字及景泰五年（1454）立题记。明李贽诗句曰：“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洞势转雄。”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中，有一幅题有“居庸关”三字的壁画，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关内外行人车马往来的情况，说明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往。元代，居庸关是往来大都（北京）和上都的必经之地。
《日下旧闻考》载：“居庸关过街塔城，欧阳元功奉敕撰碑。”（《说学集》）过街塔基座称云台，建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白色大理石砌成云台，原有三座喇嘛塔，有石台云阁之称。元末明初三塔被毁，重建一所寺院，明正统四年（1439）重修，命名泰安寺。寺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烧毁。
云台是座下大上小的石台座。券洞为五边折角式拱券，券洞长17米，洞高7米，宽6米，可通车马。券门两侧对称地镌刻着极珍贵的元代石刻，雕有大龙神，卷叶花，正中刻金翅鸟。券洞内两壁四端刻有四大天王，两侧斜面还刻有坐佛十尊，十佛之间遍刻小佛（千佛），形态生动雄劲，是元代雕刻艺术珍品。洞内还有用梵、藏、八思巴蒙文、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雕刻的如来心经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咒语，以及留有元代年号的造塔功德记，是研究兄弟民族语言文字、佛经、云台建造年代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中国佛典和中国文字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券顶上布满“曼陀罗”花图案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代表性作品。
参考文献：
1.《史记·匈奴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
3.《史记·匈奴列传》
4.《史记·蒙恬列传》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史记·匈奴列传》
8.《汉书·张骞传》
9.《汉书·张骞传》
10.《汉书·张骞传》
11.《汉书·武帝纪》
12.《汉书·张骞传》
13.《汉书·西域传下》
14.《后汉书·西域传》
15.《汉书·郑吉传》
16.《汉书·匈奴传》
17.《史记·河渠志》
18.《史记·大宛传》
19.斯坦因《西域考古记》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Lundon，1933．
20.《汉书·西域传上》
21.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1—34页。
22.《后汉书·西域传》
23.见《三国志》《魏书》引《魏略》
24.《后汉书》卷72《楚王英传》
25.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22页。
26.王宗元、李并成《丝绸路上》《绵延宏伟的古长城》第72页《中华大地丛书》地质出版社。
27.寿鹏飞《历代长城考》1941年印。
28.寿鹏飞《历代长城考》
29.寿鹏飞《历代长城考》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
31.《明史·戚继光传》（卷212）。
32.《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33.《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34.《丝绸路上·金碧辉煌的塔尔寺、拉卜楞寺和艾提朵清真寺》。
35.慧皎《高僧传·初集》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
36.《马可·波罗游记》·《导言》戴尼森罗斯撰，张星烺译。
37.引自1990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在30年的旅游业发展中，黄河三角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旅游商品产业，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崛起而起步。但相比于旅游发达国家或地区，黄河三角洲在旅游购物收入方面还很薄弱，形成了“旅游项目大区、旅游商品小区”的尴尬局面。造成旅游商品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而黄河三角洲地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独特各异，具有开发民俗、地区特色、生命力强的旅游商品的潜力。旅游商品只有经过文化的挖掘提炼，才能成为更具吸引力、更具纪念价值的旅游商品。因此，必须重视通过增加旅游商品的文化附加值，突出地域特色，从而改变旅游商品现状。
针对解决这一商品开发的难题，与当地旅游文化相结合，提出旅游商品开发的新途径。以滨州市为例，可以利用民俗文化，从设计、销售方式、宣传、购物环境等诸多环节进行整体创新，以期为黄河三角洲旅游商品开发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提供借鉴。
一、滨州市旅游文化和旅游商品开发的现状
黄河三角洲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可供旅游商品开发的题材众多，旅游商品开发潜力巨大。但从总体上看，黄河三角洲地区旅游商品的发展速度仍然缓慢，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速度，旅游商品市场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商品质量不高，种类雷同；工艺简陋、质量低劣；结构单一，商品特色差，挑选余地小，有趋同化的倾向。滨州市旅游商品的开发也与此类似，比如闻名中外的魏式庄园、孙子兵法城也都存在着旅游商品地方特色不突出、个性不突出的问题，远远不能满足旅游者购物的需要。这对旅游购物已经产生了严重影响。长期以来，在滨州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旅游购物一直是“短板”。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滨州的旅游商品开发和设计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滨州文化的内涵挖掘不够。旅游商品深层次的内涵是文化，只有经过文化的挖掘和冶炼才能成为更具吸引力、更具纪念价值的旅游商品。只有将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反映到滨州的旅游商品之中才能使其成为特色旅游商品，从而进一步提高旅游商品的质量，增强其竞争力，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重视通过增加滨州旅游商品的文化附加值，突出地方特色，才能改变滨州市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现状。滨州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不断出土问世。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家孙武是惠民县人士，他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堪称惊人之作。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王薄，在邹平县雕窝峪首举义旗，成了隋王朝的掘墓人。明初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是滨州市人，她揭竿而起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汉孝子董永的故乡就是位于小清河畔的博兴县。宋朝的范仲淹就学苦读的醴泉寺就在邹平的长白山中。在现代史上，滨州地区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渤海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继承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著名的山东吕剧就发源于博兴县支脉河畔刘官村一带，具有七百年历史的滨县民间剪纸和起源于元朝的胡集灯节书会等民间艺术也久负盛名。
滨州的民俗文化风情方面：(1)滨州剪纸：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许多名作被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收藏，并作为中国剪纸艺术的优秀代表出国展出。(2)吕剧：生动地反映出滨州民俗风情，是风靡全国、喜闻乐见的一种著名地方戏曲。(3)渤海大鼓：沾化县河家村鼓书艺人魏尊昌在西河大鼓的基础上，将东路大鼓、京剧、河北梆子等戏曲、曲艺的旋律融于其中，为滨州特有。(4)鼓子秧歌：鼓子秧歌是滨州民间的传统舞蹈，在滨州民间流传甚广。(5)胡集书会：在国内国外影响较大，刘兰芳、姜昆、唐杰忠等著名曲艺家多次到会表演。(6)人文景观：包括“四环五海”、“36桥”、“72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砂亭雨雾”、“免岭浮波”、“秦台晓雾”等历史八景，还有正在建设的秦台风景区和颐园。
滨州市旅游商品要走名牌之路必须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优势，滨州市民俗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将其融入其中，不仅可以提高旅游商品的文化特质，开发出特色产品，还可以创造、培育出名牌效应，从而有利于滨州市旅游商品的品牌建设。在孙子文化节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与孙子兵法等有关的内容，文艺演出时可以看到外地游人对于文化节的祝福，以及对于孙子的恭敬，既有明星也有平民，共同欢聚在这里。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当地孙子文化的书法、字画等展览，以及关于滨州的经济洽谈会，还有人趁此机会在滨州的孙子兵法城、武圣园等景点进行旅游，这可为当地的经济与旅游业带来了不错的发展。把孙子文化作为主要的旅游业，并与其他民间的旅游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成功举办孙子文化节对于整个滨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增加旅游商品文化附加值的构想
增加旅游商品的文化附加值，有利于提高旅游地知名度。旅游商品是旅游地形象的体现和载体，代表一地的文化品格，应当成为地域文化的象征。文化附加值高的旅游商品随着旅游消费者流传到各地，对旅游地起到了宣传作用，扩大了旅游地的影响。这说明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应该更多地承袭、积累和表达地域文化的内容(宋芙蓉，2006)。滨州文化旅游资源总的来看，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古迹众多，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城市文化独具特色，在文化旅游的开发营销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
1.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商品文化附加值。旅游商品一方面体现旅游地物质资源状况，同时也是体现旅游地地域文化的载体。游客购买旅游商品的关键在于旅游商品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及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通过有形的旅游商品传承无形的文化，这样才能使旅游商品具有珍藏、馈赠、纪念等功能。因此，应该注重旅游纪念品文化品位的提升，力争实现一地一特色，一地一产品。如：博兴的小青河、丈八佛等都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宣传。
2.政府引导，发展精品是开发旅游商品的核心。当地政府要注重引导，加大宣传地域力度，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文化附加值高的旅游商品，尤其要注重精品的开发、销售。可定期举办各种旅游商品大赛，激励文化附加值高的旅游商品的产出和销售。打造龙头企业，发挥名优企业的带动力和品牌商品的影响力。鼓励设计者多研究地域文化，以便使其创意、设计理念和开发思想更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创造出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精品。
3.寻找多样销售方式，渗透地域文化。很多旅游商品还保留了中华文明“活化石”的特征，它们不仅仅商品本身有价值，而且连其“神秘”的制作过程也对旅游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旅游文化功能区、购物中心还可以设置一些民间、民族手工艺品加工表演区，集设计、制作、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民族工艺展示中心，通过制作工艺、过程展示和游客直接参与，不仅可增加旅游收入，又会充当“活广告”，产生连锁效应(方荣辉，2008)。例如最具特色的沾化冬枣，通过展示与旅客的参与，一则对于游客是一种美的享受，满足了其好奇心，二则通过游客亲自参与，看到或体验到其中所含的智慧和附加的劳力，提高了商品的附加值，使旅游者在购物的同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得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
4.拓展宣传渠道，帮助游客对地域文化的传承。要广泛利用网络、报刊、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旅游地文化及商品文化附加值的宣传，让人们在旅游地的旅游的全过程中，都有渠道对当地文化有具体的了解。其中，特别应重视导游的作用，让导游熟知本地文化，通过导游的讲解，增加商品文化高附加值，也宣传了本地的民俗风情。
5.拓展地域文化展示空间，城乡共建旅游胜地。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和旅游大国，在重点旅游城市发展旅游文化功能区，容易形成规模优势和产业优势。建设相对集中的旅游文化功能区，既是国际上成熟的发展经验，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左登华、李新、韩贻强，2008)。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尽力建立既能实现商品集散，又能充分体现民族特色的购物场所，进一步拓展展示空间，营造旅游文化乡村功能环境可以更大地刺激游客消费。可以借用民间传统集市，营造独特的购物环境。可以说，集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失为一个充满了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良好购物场所。
三、旅游商品开发应注重对文化生态的保护
旅游商品开发及生产是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但是除了工业的污染外，旅游对环境的污染也困扰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许多地区，正是由于旅游开发，导致了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破坏。而现在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生态的独特性和脆弱性，所以在进行旅游商品开发时应注重对文化生态的保护。
总之，旅游商品是旅游产业构成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旅游商品，就是要发掘其中的历史文化意蕴。只有这样的旅游商品，才是最有价值和最具有生命力、吸引力的。因此，发展滨州市生态经济区旅游商品，应当充分地使其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起来，这样才能积极推进旅游商品和旅游业快速稳健地发展。
基金项目：服务滨州项目（BZXYFB2010410），滨州学院科研基金项目（BZXYRW1112）
（男1）：八月红花似火，朵朵花蕊让我们激情燃烧
（女1）：八月桂子飘香，累累硕果让我们心潮澎湃
（男2）：今夜，朗朗星空，照亮了东营大地的角角落落
（女2）：今晚，载歌载舞，让我们共同歌唱伟大的祖国
（男1）：带着微笑，我们相聚在清风湖畔，尽情享受心与心凝聚的时刻
（女1）：带着真诚，我们祝福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一起来收获一个金甸甸的秋天
（男2）：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2）：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合）： 大家晚上好
（男1）：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体育局主办，利津县委、县政府承办的“放歌黄河口”群众文化活动利津县专场演出现在开始
（女1）：出席今晚专场演出的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五大班子的领导及市直有关部门、利津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
（男2）：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的光临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女2）：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奋力赶超，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男1）工农花开并蒂艳，三个文明硕果丰。利津县先后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县等30多项省级以上表彰奖励
（女1）：忆往昔，我们心潮激荡，更加缅怀我们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男2）：看今朝，我们激情燃烧，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30万人民迈着坚实的步伐向着小康社会阔步前进
（女2）：展未来，我们豪情满怀，仿佛看到了一只凤凰正展翅高飞
1、（男1）今晚让我们尽情欢歌，让我们翩翩起舞，燃起我们的热情，放飞我们的希望。首先请欣赏群舞《天地喜洋洋》
2、（女1）“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唱，一湾碧水映晚霞”，下面请欣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3、（男2）凤凰城，铁门关，抗日名城美名传；沧桑变，八百年，富民强县看今天。下面，请欣赏吕剧《四个大嫂夸利津》
4、（女2）当星星串起无数个清凉的夜晚，当风雨淹没深浅不一的足迹，相信早晨阳光更加灿烂，生活将《越来越好》
5、（男1）有人说，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在三座大山的黑暗中徘徊！ 有人说，没有邓小平，我们还在旧体制的贫苦中挣扎！
（女1）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让我们用难忘的旋律去追溯那些峥嵘岁月，用激情的言语叙述《一个伟人和他的一百年》
6、（男2）黄河水，渤海边，古今多名士，代代出英贤，一部创业史，万卷英雄篇。请欣赏男声独唱《天堂》
7、（女2）东津迎旭日，长堤柳如烟，百里锦绣展画卷。目前，全县招商引资稳步推进，民营企业更如把把红扇遍地开放。下面请欣赏群舞《红扇》
8、（男1）情洒西部意更浓，中华儿女谱新歌。下面请欣赏男声独唱《西部情歌》
9、（女1）吕剧是咱山东的地方剧种，运用乡音描摹民间心声，表述风土人情。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吕剧《潘发财盼发财》11、（女2）文明风吹遍城乡，万片绿尽染凤城。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男女老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文明添彩，为城市增亮。下面请欣赏小品《罚款单》
12、（男1）有人说，有一首歌，在记忆中能保存很久；有人说，有一面旗帜，心会随它飘扬而激动。接下来，请欣赏女声独唱《把一切献给党》
13、（女1）唢呐是苗族的乐器，它以音色高亢、明亮，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著称，在表现自然事物或者人类的喜怒哀乐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让我们一起欣赏唢呐独奏《一枝花》 15、（女2）都说你的花朵真红火，都说你的果实真丰硕；我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你，我把满腔赤诚献给你，让我们一起来《祝福祖国》
结束语
（男1）今宵难忘，难忘今宵
（女1）今宵灯壁辉煌，今宵我们心情澎湃
（男2）让我们一起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解放思想，奋发有为，携手创造利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女2）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放歌黄河口”群众文化活动利津县专场演出到此结束！
数千年至数万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尤其是下游一带自然环境更好，可于今日的江淮流域媲美，是我们中华名族的“摇篮”。然而，在近2000年间，黄河的变化让人大吃一惊。在这期间，竟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成为了一条多灾多难的“祸河”。
我国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人口大量增加，所需要的食物越来越多，人们无限制的开垦荒地、砍伐树木，地上绿色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使大地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层，水土就会大量流失，土壤的肥力就越来越下降。人多、吃得多，就要种得多，越减产越开垦荒地，开垦过多就造成水土流失现象。看，全部是人为原因。从“摇篮”到“祸河”，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到周围瞧瞧，到处都是破坏环境的痕迹，污染环境依然上演着。人们乱砍滥伐、往河里排放污水、工厂排放出污气、噪音不断、汽车车尾也排放着尾气、乱改河道……
为了小鱼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为了小鸟能够安定一个家，为了我们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携起手来，制止破坏，保护环境吧！让明天的世界变成一个空气清新、充满欢歌笑语与春意的美好人类家园。
河南郑州登封市崇高路小学四年级:紫兰花
关键词：德州黄河；水利风景区；旅游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F42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1）-10-0203-1
1 德州黄河旅游资源丰富
德州黄河旅游资源数量多，独特性强，开发潜力巨大，黄河景观波澜壮阔，水利工程气势宏伟、类别多样。黄河在德州境内形状蜿蜒，景色富有变化，有千米一景之说，沿岸植被保护完好，绿树成阴，形成了立体生态观光体系。水利工程集中，堤坝、村台、水闸等各种水利设施完善，引水、蓄洪、交通等功能齐全。黄河旅游区历史悠久，所处齐河县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春秋时为齐国正卿晏婴采邑，是龙山文化发源地之一，百里黄河更是促进了黄河文化、齐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和水利文化的相互融合。齐河古城遗址就坐落于德州黄河北展堤之内，还有周朝诸侯会盟地、野井亭、老残观凌处和左三里清真寺等历史文化资源，黄河文化、古城文化、齐晏文化、民俗文化分布黄河沿岸。特别是民俗风情更是浓郁灿烂，受鲁北民俗和黄河文化的共同影响，在黄河沿岸形成了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风情，黄河民俗、鲁北民俗的有益结合是德州黄河民俗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
德州黄河周边旅游项目众多，旅游度假、生物景观、遗址遗迹、人文活动等俱全。山东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完成总体规划，起点高，投资规模大，海洋极地世界、定慧寺等已开始兴建；国科国际高尔夫温泉旅游区拥有70万平方米的草地、森林和12万平方米的水域，整个球场层次分明，色彩绚丽，被称为“济南第一高尔夫球场”；天润温泉度假村是山东省第一个地热资源科研开发示范项目，也是国内最大的地热综合开发基地；齐齐发大市场总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是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为大规模综合性旅游购物市场；齐河县赵官镇孟家大院距今已有250余年历史，为砖石、木结构，占地440平方米；赵官镇的大银杏树距今有500多年历史，后根生为5株，主树高大，胸径80多厘米，高20多米，树冠覆盖面积近一亩，树繁叶茂，挺拔粗犷，绿阴浓郁；时传祥纪念馆、孟祥斌纪念馆、尹屯遗址、表白寺万亩临海、赵官镇千亩荷塘等人文活动和生物景观一起构成了齐河较为成熟的旅游项目。
2 黄河风景区建设思路及目标
黄河德州段具有黄河的典型风貌，沿岸生态良好，历史人文积淀深厚。特别是近几年，黄河德州段持续推进生态建设，黄河大堤标准化堤防工程的实施，更是加快了黄河大堤百里绿色长廊、生态环境和景观绿化水平不断提升，南坦险工红心广场高标准的修建，是德州局向部级水利风景区建设迈进的第一步。
今后，德州局要紧密联合德州及齐河的旅游发展机遇，发挥德州黄河区位优势，积极为地方开发搞好服务，以吸引地方投资为主，自主融资为辅，将黄河景点建设融入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之中，加快实施德州黄河旅游的开发。以现有黄河工程和土地资源为依托，以“红心一号”文化包装为主线，以黄河情体验区（红心广场、南坦险工、南坦庭院）、豆腐窝水利观光休闲区（豆腐窝分洪闸及水面、豆腐窝险工）、李家岸水利观光娱乐区（李家岸闸、李家岸庭院）三大景区建设为主要落脚点，以引黄、泄洪、排灌闸（8个），闸管所、管理段庭院（8个）等人文历史景点和现代新风为辅助，按照生态、景观、效益和人水和谐一体化的要求，使各景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集工程旅游、休闲娱乐、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为一体，逐步形成一条综合性的德州黄河风景旅游观光线。德州黄河景区规划要立足于高起点、高品位、高标准，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打造黄河文化生态旅游区、建设国家一级水利风景区为总目标，以纯真的黄河生态和纯朴的人文风情为依托，结合地方旅游开发及新农村建设，通过高标准、精品化重点建设，将德州黄河建设成为以优美的黄河自然景观为亮点，优良的生态产业为支点，优质的休闲旅游为重点的，环境生态、文化丰富、经济发达、城乡融合的黄河旅游观光生态线。力争成为领先周边，山东黄河流域内一流的生态产业与旅游观光示范区，重点景观成为国家一级水利风景区旅游示范点，使德州黄河旅游成为鲁西北旅游的亮点。
3 黄河水利风景区建设的建议
3.1 加强领导，组织健全机构，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与运营机制是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在黄河旅游区的开发与建设中，规划是前提，保护是核心，利用是目标，管理是关键。为保证旅游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实施，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制定项目建设政策，审定建设规划，协调处理重大事务；小组下设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指导项目规划，招商引资，制定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组织业主有步骤地开发建设，指导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等；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办理项目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
3.2 深入开展人力资源的培训管理，加强旅游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黄河旅游业的开发在我局乃至全山东局来说，现在还处于起步状态，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旅游管理方面的人才培养、管理体系还没有形成，旅游专业人才严重匮乏。而旅游规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管理人员和旅游服务人员，所以，为保证我局旅游开发事业的顺利开展与实施，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业务能力强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以适应我局旅游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培养领导干部的旅游思想意识。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逐步开展高级旅游管理人才和一般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关键词:黄河;生态公园;旅游;概念性规划设计
一、项目背景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受到中国、亚太甚至全世界的瞩目,依托黄河兴起的系列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业的重要内容,更是黄河沿岸各省市旅游业的龙头,带动着沿岸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史称“小天津”的东营市利津县,以其“内控黄河”的资源优势,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以“黄河生态公园”为拳头项目的旅游产业规划格局,以黄河资源和地域风情为元素开发系列旅游产品,给东营市的黄河旅游体系注入新鲜血液,并以此推动利津旅游业的发展。
二、场地选址
纵观全局,黄河在利津县境内流程74公里,宫家险工至王庄险工段,为窄河道,堤距不足2公里,易于到达河边,且黄河的观赏面多,紧靠利津县城区,交通便利,文化底蕴颇深,旅游资源多元化;宫家险工上游和王庄险工下游为宽河道,河道宽,滩地宽,自然大气,但可达性较弱,旅游资源较单一。
综合比较可以看出,宫家险工至王庄险工段的旅游优势更大,为了能在短期内做出特色,创出品牌,规划将宫家险工至王庄险工段作为“黄河生态公园”进行开发建设,内容涉及30公里长的黄河河道、黄河大坝及其坝内片区,规划面积约1235万平方米。WWw.133229.COM
三、项目旅游规划
1、游定位
纵观全局,景观带状延展,体系内部线路较长,在尊重自然的原则指导下,规划区以“黄河、文化、风情”为元素发展旅游,与黄河、滩涂、农田共同奠定了生态的大格调,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建立一个以自驾旅游为载体,生态旅游为主体,体育旅游和文化风情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体系。
2、象定位
旅游形象对于旅游区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旅游者对旅游地的选择是通过旅游形象传递出来的吸引力确定的,由于不同市场区受众对“黄河生态公园”现有本底形象的感知不同,对城市目标景观的偏好也不同,因此,形象的设计也必须具有针对性,因此综合考虑黄河生态公园的特色,结合利津的对外形象推出如下形象定位:
游生态画廊,揽黄河八景。
3、空间结构
通过前期的现场勘查和基础资料搜集,在旅游定位的指导下,充分发掘旅游潜质点进行开发设计,最终确定“六点一线”的空间结构。
六点指:
依托宫家险工段、张滩险工、原旱码头、大桥至毕家庄段、利津水文站段、王庄险工段的自然和人文景致形成的六大旅游景点。
一线指:宫家险工至王庄险工段的黄河堤坝车行道。
4、旅游项目策划
黄河诗词苑
该处紧邻浮桥,交通便利,河防绿化清新、自然。规划将该景点划分为两大片区,一是“露天展馆”,即对坝内成型的河防景致稍作修饰,开辟人行路,在各险工平台绿化间自然点缀石组,上书黄河经典诗、画,形成诗画长廊,临河处一诗人李白挥毫泼墨的雕塑配以诗文更让人心潮澎湃,作为该景点的标志。为了增加景点参与性,利用备防石堆砌留言石,游人可将名字、感慨刻与其上,做为永久的留念。另一片区作为规划中的河务管理院,将其纳入到景点之中,结合规划修建一诗词展馆,建筑风格与管理院整体风格相统一,成纳黄河诗画展览及相关文化活动,久而久之便在此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积淀。
黄河浴场
该景点以参与性见长,在不破坏黄河河岸的基础上,对下侧滩地进行重新梳理,整合现有水面,分成浅水区和深水区,作为露天泥浴场,水源为黄河水或黄河渗水,并结合水面、沙滩和绿地点缀具有美丽传说或水滨风格的情趣小景,烘托气氛的同时增加旅游情趣,如“黄河之恋”、“小螺号”等。
黄河码头
该处河势稳定,场地开阔,在原旱码头遗址处修建一游船码头,组织黄河水上游线,作为大型黄河漂流活动的起点,在此之后可组织短漂项目,作为该点旅游的刺激点。同时将下侧滩地内的洼地重新整合,营造变化丰富的水体,组织特色游船项目。
观澜园
该景点位于利津县城城东,交通便捷,是旅游带中最易到达的景点,为“黄河生态公园”的旅游核心区。因利津老城东门“观澜门”而得名——观澜园,彰显地方特色。
园区内部,现有自然资源丰富,有林地、洼地、鱼塘、黄河、险工、农家等,并且有“东津晓渡”一大特制旅游资源,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发掘特色卖点,以黄河和休闲为主题进行规划,注重游人的参与性设计,形成五个功能分区,即亲河观光区、林下活动区、生态休闲区、垂钓餐饮区、农家体验区,让游人感受新鲜的空气和文化的冲击。
黄河采风园
利津水文站为黄河最后一个测量站,是黄河调水调沙、防凌最重要的测量站,借此以水文测量为主题建立科普园和夏令营基地,展馆介绍黄河、测量的基础知识以及利津与黄河的变迁史,如通过近年黄河入海口影像图形象的展示其变化,并设立影像厅,介绍黄河特别是利津段的大纪实,直观、震撼,游人还可参与测量,科学也娱乐。同时在黄河调水调沙和黄河解冻期间组织观河节,感受黄河的力量。
龙门湾
该处自然景致独特,黄河最佳观赏点和利津著名险工两大特色光环使其具有了极高的旅游价值,本规划抓住这两大卖点,利用备防石砌成丰碑上刻“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让人产生共鸣。
同时,在景区内规划一钟楼和“人生八喜”景点,放置“文武钟”和“龙门路”与当地民间传说相呼应。借文武钟的吉祥之意与“人生八喜”相呼应,进一步烘托景点的历史感,增加游人参与性。
四、种植规划设计
园区内现有植物种类单调,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建设高标准的旅游景点,本规划根据分区格调对绿化进行合理调配,在保护性开发的原则指导下,保留大部分林地同时,进一步引入槐树、白蜡、银杏、紫薇、木槿等已驯化良好的乔灌木,形成丰富的植物群落,并利用植物形态、色相和季相美创造春花烂漫、夏爽热情、秋实丰硕、冬干苍穹的时序景观。
五、照明规划设计
为了提升旅游区的综合服务能力,发挥核心旅游地位,本方案在内园区以低照度的庭园灯、草坪灯、射灯等多种形式营造一个清幽、舒缓的意境空间,园灯以生态化、园林化的形式为主,光线柔和,朴实自然,与旅游区生态的大格调相得益彰 。同时所有灯具的选择均采用节能灯,减少损耗。
六、环境小品规划设计
为了增强旅游区的管理和服务,在园区内设置电话亭、垃圾桶、标示牌等基础设施,并以园林化、意趣化的形式与旅游区的大环境相协调。
七、结论及建议
黄河利津段的资源优势明显,但一直未作旅游项目开发利用,项目的建设正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且利津旅游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也正需要这样一个特色项目创品牌,并以此为带动发展其他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 苏平、吴必虎、朱虹《旅游区引景空间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人文地理,2001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