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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风雨历程，75载春华秋实，这所中国特殊高等学府，走过了怎样的风雨与辉煌?2008年“七一”前夕，本刊记者来到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炎炎夏日，绿荫掩映下的中央党校一如往日般庄严肃穆、清幽雅静。在中央党校北院的大有北里教职工宿舍区，记者拜访了原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张谷泉，请他与我们一起梳理重温中央党校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片段。
张谷泉1978年到中央党校工作，曾任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文件起草和党校教育研究工作，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党校的变迁与发展。
谈起中央党校的今昔，张谷泉说：“中共中央党校具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为培养党的领导干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70余年党校史，是中国特色党校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武装教育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党校事业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既有理论界、学术界公认的两段辉煌时期，又有党校人正在创造的新的辉煌。”
时期：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
“期间，中共中央集中了各方面的大批干部在中央党校学习唯物辩证法、总结历史经验，用思想统一认识，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央党校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张谷泉说：“这一段历史，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发表过回忆文章。王渔、王仲清等中央党校老教授对此有很深的研究。王渔曾在《学习时报》上刊发《是怎样主办中央党校的》，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关于中央党校的前身，较为公认的说法是，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最早关于开办“最高党校”的决定，则始于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作出的《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议》，事实上，在这前后，各地已相继办有党校。这些党校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但还很难说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共产党情况和特点的办党校的道路。在运动之前，党校教育基本上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所以说，我们的干部学校基本上是“概论学校”，只讲理论不讲运用。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了这种现象，提出在干部教育中，应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的“的”。1941年冬，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941年底，他明确指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这个报告被编入《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报告，明确指出了整风的任务、步骤和方法。他在报告中再次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箭和靶的关系，我们要学会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推定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决定由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在领导下，中央党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改造，明确宣布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旧的教学计划和安排，对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全面的改造，采用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和学习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但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之作为党校的教学方针，却是从直接领导中央党校时开始的。
改组后，中央党校安排学员认真阅读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整风后期，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主要学习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份文件，并提出要选学《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除请中央领导和各地党的负责人来校报告和工农干部所学的文化课以外，所有的课程都坚持以自学为主，学员自己阅读，写读书笔记，进行不拘形式的交流漫谈。在学校中，经常可以看到学员在窑洞里、山坡上、食堂中进行讨论与争论。有时学校还举行大会进行辩论。
当时，中央党校领导多次号召学员必须联系自己的工作与思想，深刻检查反省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觉悟，改进作风，增强党性，与党一条心。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
紧张学习的同时，学校组织学员参加生产活动，广泛开展文艺活动。学员和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养鸡、养羊、养猪、种粮、种菜、纺线、烧炭、开作坊，克服物质困难，改善大家生活，同时，在大生产运动中改造和锻炼自己，深刻体会到了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意义，改进了作风，增强了党性。
的中央党校校长职务，从1943年3月20日一直延续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中央党校停办。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由一个校本部发展为六个部，学员由3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
延安中央党校成绩很大，但并不是就没有错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出现了搞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但一发现错误，就立即采取措施坚决纠正，制止错误发展蔓延。、彭真多次在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检讨，给被搞错的同志敬礼道歉，并诚恳地希望这些同志今后仍然和党一道工作。同志们都极为感动。“一个政党对于本身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履行自己义务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来，“抢救运动”扩大化使许多同志受到伤害，但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反而成了教育党的干部的非常好的教材。
复校与拨乱反正时期：中央党校历史上的再度辉煌时期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1955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
中央高级党校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教育干部，培养理论骨干，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66年，“”开始，中央高级党校停办。
1977年3月，中央党校复校。在主持下，中央党校以邓小平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轮训大批干部；二是成为理论策源地，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一段历史，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主编、《学习时报》顾问沈宝祥教授等中央党校老同志亲身经历，有深切的了解，并对此有很深的研究，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张谷泉说。
“”后，百废待兴。只带了一位秘书，前往中央党校就任副校长。1977年3月25日下午，中央党校在礼堂东教室召开全体党员会。独自走上讲坛，平静地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党校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校，这是校领导首先考虑的问题。1977年8月10日，明确提出，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思想的坚强的堡垒，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这个办学思想被写进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但文字略有改变，将“堡垒”改为了“阵地”。这就是党校要成为“一个阵地，一个模范”的由来。
复校后，中央党校设置了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五门基本理论课程，选编了100万字的13本教材，确立了以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适当辅导的教学方法和原则，规定了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即不把学员的学习发言材料装进档案袋)的“四不主义”，形成了民主的、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当时，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12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弛，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全校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央党校揭批“”的斗争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定创办一个理论刊物。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五天出一期，每期都由定稿。他十分看重《理论动态》，把它作为推进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主要阵地，还曾说：“我死后，要在我的祭文中写上，生前曾办过《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不断发表被视为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很快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央党校的一大亮点。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大力支持下，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民族，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拨乱反正时期，党校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办学思想和方针在党校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办学成绩巨大。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5年多时间，中央党校培训学员人数总达17838名，相当于“”前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就像撒播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种子，对推动我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新时期、新阶段，中央党校正在创造新的辉煌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党校教育事业跟党的整个事业一样，进入了改革创新、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党校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干部培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辉煌。”张谷泉概括道。这期间，他亲身经历见证了30年来中央党校的改革和发展，中央关于党校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决策，党校发生的巨变和影响，许多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后，为适应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和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需要，中央作出了《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从此，党校在基本完成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轮训任务后，逐步转入以正规化培训干部为主的阶段。这是新形势下党校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和有益探索。
――中央十分重视党校工作，多次下发文件、作出指示，对新形势下党校教育的性质地位、办学方针和教学布局等作出新的规定，党校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日益加强。
按照中央要求，各级党校要努力办成轮训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
以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面向2l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2000]10号文件”)和召开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为标志，党校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央指出，党校教育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要紧紧围绕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中心，按照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等基本要求建立和完善教学新布局。
中央提出，要按照“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办学新要求，不断创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从严治校的原则。通过党校的培训轮训，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执政能力。
中央的这些指示、规定，是新形势下办好党校的指导方针，是对中国特色党校教育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新时期，中央党校最突出的贡献是，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党的高中级干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除了常规的培训、轮训外，根据形势和任务需要，中央在党校举办了一系列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和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高级专题研讨班。
、等中央领导还多次出席党校工作会议，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前夕，即1992年6月9日、1997年5月29日、2002年5月31日和2007年6月，25日，和胡
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为这几次党代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这几次重要讲话，成为当时一段时间内舆论宣传的重点和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产生了巨大影响。
――另一个亮点是，从战略的高度加强对中青年干部的培训。中央党校从1983年起举办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对象为省部级后备干部，至今已举办24期。学员在党校期间，较系统地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开展党性教育，到基层调研，近几年还组织到国外考察。中央对这个班十分重视，曾作出批示，要求“加强领导、强化培训、严格管理、务求实效”。从这个班毕业的学员，许多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有些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近年来，中央党校一直处在理论的最前沿，它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它的思想库、智囊库作用。中央党校办有报送中央的《思想理论内参》，刊登反映教研人员和学员就当前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和研讨的成果；还接受中央下达的重大课题任务，将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成果提供给中央决策参考。从“七五”至“十五”期间，中央党校共承担了100多项国家科研课题，充分发挥了党校作为思想理论阵地与智力支持机构的作用。
此外，中央党校还加强了对外交流，近年来不仅安排教师、干部出国考察进修，许多国家的政要、学术团体和著名学者也到中央党校访问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002年12月18日，、曾庆红在与中央党校校委成员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深刻总结了党校工作的“九条基本经验”，提出“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要求按照党校教育规律办学。他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党校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倍加珍惜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既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又要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党校工作。
“的这一重要讲话，既是对新时期党校工作的科学总结，又为新世纪新阶段党校工作指明了方向。从1992年10月至2002年1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9年多时间。在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公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认真总结思考，做出这样语重心长的重要讲话，令参加座谈的同志十分感动。”张谷泉时任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参加了本次座谈，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依然很是动情。
2008年3-月，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现任校长指出，中央党校是我们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方面取得更大成绩，做出更大贡献。
大党、大国、大校；新时期，新起点，新征程。开放、自信的中央党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科学发展，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央党校概况
中央党校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校园建筑典雅大气、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校园风景秀丽，山水相依，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绿化覆盖率达80.7％。
现任校长由兼任，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副校长李君如、石泰峰、陈宝生、孙庆聚，教育长郝时晋。学校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下设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法、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文史等七个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并设有教务、科研、组织人事、行政后勤等职能部门。全校有工作人员1360多人，教师近600人，其中教授168人，副教授159人，博士生导师70人，有46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央党校是国家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现有博士授权点6个，硕士授权点14个。
奋斗百年路奋进新征程
4月21日晚8点10分，为深化我院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全面认知，进一步提升其党性修养，我校党委副书记贺萍教授于七号楼五号会议室展开党课宣讲，我院全体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干部出席本次党课。
会议伊始，贺书记就怎样充分认识党史教育学习的重要意义这一命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并深入阐释了“正当其时，十分必要”的深刻涵义，揭示了回望过去、立足今天、展望未来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这是不忘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
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是本次党课的主要内容。贺书记指出：党史学习过程也是党性培养过程，把握历史问题要掌握主题主线，党的光辉历程和历史贡献可以用“三次伟大飞跃”进行高度概括。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强调“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百年党史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内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学习对我们提升党性修为有着深远意义。
贺书记还为我们总结了百年光辉党史的重要启示，“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党史，核心在于感悟与思考，体会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指导现实生活中的学习工作。面对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进一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扬革命精神接续奋斗，才能更好地参于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这正是本次党史学习的意义所在。
最后，贺书记总结了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表达了对我院入党积极分子的深切关怀与期待，会议在一片掌声圆满落幕。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宣传部
[关键词] 民生；历程；启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因为，民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由此影响民利，进而影响民心，最终影响到党能否夺取政权、能否执掌政权、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回顾党的历史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历程，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生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的历史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1]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我们党十分重视广大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变和改善，强调“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得到群众拥护，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赢得战争胜利，我们党密切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再到《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关的土地政策，修改土地法令。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郑重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3]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根据地的建设，实现了贫苦农民祖祖辈辈获得土地的梦想，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抗日战争时期,为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并适当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从1939年冬起，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的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加上驻扎了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边区政府对农民征粮过多，引起群众不满。对此高度重视，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5]我们可以给予人民的“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6]为了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至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自卫战争的同时，带领解放区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村中大多数阶层的土地要求。1946年5月4日，党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9月，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不仅如此，党还领导了破除迷信、扫除文盲、建立男女平等关系等农村改革，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劳苦的人民大众从切身实际生活的改善中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们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踊跃参军参战的动人景象。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正是由于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关心人民生活,得到了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才最终夺取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依然保持了注意经济工作、关心人民生活的优良传统。“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民生事业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我国民生事业取得可喜成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特别是“”，使民生实践偏离了正确方向，民生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后，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强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解决民生问题的任务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艰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号召。改善民生已成为党的中心议题和公开的政治承诺,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
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二、党的历史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启示
党的历史上解决民生问题的历程，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做好民生工作具有重大的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条件和基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极大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保障人民群众的民利和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人民群众民生需求的内容日趋增多、标准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党和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时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在设计、制定政策时要前思后想、左顾右盼，注意政策的严肃性、稳定性、连续性、联动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因政策失误、多变或不协调、落实不到位，引起攀比和连锁反应，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导致失信于民。在实际工作中，既要着力保障群众的基本需求，又要满足群众的发展需求和安全需求。只有竭尽全力解决好这些民生问题，我们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和源泉。
第三，必须进一步转变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我国社会已从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演变为十大社会阶层。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社会需求，这意味着现在的“群众”与过去的“群众”大不相同 。党员干部首先要清晰地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群众，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了解群众心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决防止党群、干群关系由鱼水关系蜕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须知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群众，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党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7]
第四，必须坚持循序渐进，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抓住核心问题来解决民生。民生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不同历史时期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不同的。革命时期民生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建国以后主要解决城乡居民的衣食之忧，而现阶段，民生问题的核心则是全面提升小康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由此可见，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由于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历史欠账较多，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我们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在总体上要坚持循序渐进，加快重点突破，实现整体推进，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有急有缓，有先有后，逐步解决好民生问题。
注释：
[1][2][3][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页、第136页、第138-139页、第139页。
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学习心得一学习了“中国共产党95年的光辉历史和宝贵经验”让我受益匪浅，从中我了解到了我们党在这95年中的艰辛历程，更让我确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的不变真理。 九十五年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她就是我们的母亲——中国共产党。
九十五年的风雨历程，九十五年的光辉历程，九十五年的伟大成就，使我们的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新世纪刚刚掀开扉页的时代，我们的母亲迎来了她95岁的生日。回首中国共产党这95年来的风雨历程， 回首中国社会这95年来的沧桑巨变。 我们有太多要说的、有太多要感慨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九十五年光辉的历程。九十五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是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特别是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帮助了人们走上安稳、富裕的生活。
这就充分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人民谋幸福。 任何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和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许多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使党群关系得到加强。特别是在帮助贫困落后地区的百姓制定方针政策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雪灾、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的救援工作中的表现，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党之所以能如此强盛，全体现在她的先进性上。她总是能够把握时代的发展脉搏，顺应形势变化和世界进步潮流趋势，她总是敢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她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锐意改革、完善自我，切切实实地以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为宗旨。而这一系列的先进性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在三十年前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中，提出并实施的思想解放政策。
这个政策的提出与实施，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每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一个基本的启示就是：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三十年改革的动力因素有许多，其中思想是最重要的因素。思想先于改革行动，思想引导改革行动，思想决定改革行动，思想是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我国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年的洗礼，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我们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新一轮思想解放，以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的新动力，促成开放的新局面，以实现科学发展。
党的xx大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主义提供思想动力。xx在“xx大”报告和20xx年新年贺词中一再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在全国展开“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解放思想、率先发展、富民强市”的大讨论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
一、学好党史、国史这门必修课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存史、学史、治史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坚定继承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尤其是学习党史、新中国史。鲜明指出，历史是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党具有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必然；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勇担历史重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失败了。在民族蒙受苦难、探求光明的逆境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xx年以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也是一部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
我们党在创建之初就把“为公”“为民”写在了旗帜上，许下建设一个新社会、为人民谋幸福的铮铮誓言。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的二大确立了党的纲领和最低纲领，奋斗目标更加清晰。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干革命为了什么？毛泽东同志1925年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给予响亮回答：“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开辟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的开启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历史和实践清楚地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提供宝贵精神滋养、强大精神动力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更加深深地懂得，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加深深地懂得，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更加深深地懂得，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更加深深地懂得，我们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加深深地懂得，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史、新中国史是党员干部的宝贵精神滋养、强大精神动力，其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需要我们用一生学习体会。重视学习历史，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从历史高度分析把握问题，能帮助我们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我们要深化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
【关键词】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历程回顾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007-02
长期以来，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始终在前进着，并处于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在探索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突破。从而在高校内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极大的推动了高校党的制度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对高校党的制度体系形成过程的回顾
1.党的根本制度。因为党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所以，高校在进行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把民主集中制深入具体的运用到高校党的各项具体活动中。经过长期的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已经逐渐积累出大量宝贵的建设经验，其中，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但都在高校党的制度建设中发挥出较高的参考价值。而经过长期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严格的遵守民主集中制并予以积极的实践，才能保证高校各项制度的顺利制定和实施。
2.党的各项具体制度。除了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制度之外，党在领导和组织，以及监督等方面还有许多十分具体的制度。于是，在高校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各个高校便以民主集中制度为根本，积极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例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并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实际特点和各个高校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制定出十分详尽的制度，并覆盖到党的制度建设中的多方面内容，例如党的组织制度和生活制度，以及工作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等。
3.高校党的工作。（1）高校的领导体制。经过长期的发展，各高校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校领导机制。通常情况下，各高校均采取在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的方式，由领导各高校的校长充当最高负责人，并层层进行划分，在各个院系也建立完善的党政负责制度，并联合起来负责日常的管理和建设工作。这样一来，各高校便实现了学校党委对所有事务的统一管理，同时也保证了学校的各级行政负责人都有机会积极的参与到学校的各项党政工作中来，并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参与到学校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活动中来。（2）宣传机制。各高校经常长期的实践，在宣传机制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通过积极采取各种新颖有效的措施，例如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课内教育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等方式，在高校内部建立起党的宣传教育的完善、长效机制。从而有效的提高了业务骨干的思想水平，并提高了党员干部的业务能力。（3）考核机制。高校在进行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也建立起十分完善的考核机制。通过制定具体的规范制度，学校内部不同分工的党员进行相应的考核，可以很好的掌握党员的思想动向和工作态度等具体情况，更好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出现各方面问题的党员不断提高自己思想水平等，促进党员的不断成长和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二、对高校党的制度具体建设历程的回顾
1.实践创新结合制度建设。经过长期的发展建设，高校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在进行党的制度建设中绝对不能裹足不前，而要积极的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并积极的进行实践创新，从而不断的推进党的建设工作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在高校党的各项日常活动中，依然存在较多未进行合理规范和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进一步的予以探索和解决，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2.制度建设与其他建设同步提高。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对高校来说至关重要，但其他建设工作也不能忽视。所以，高校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要积极的把党的制度建设同党的其他建设活动结合起来开展，以取得更好的党的整体建设效果。例如，可以将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建设以及作风建设 等结合起来。近些年来，不少高校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于是很多高校都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将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集合了起来，坚持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努力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3.党的各项制度的同步建设。民主统一是党的各项活动开展的根本依据，在今后高校党的制度建设中，依然需要坚持民主统一的思路，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并不断创新机制，为大家营造民主、统一的良好氛围。
4.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制相结合。无规矩不成方圆，高校党的制度建设也需要严格的规范予以指导和约束。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各高校党组织要坚持依法治校，将规范意识贯穿到学校日常的所有党的建设工作中，不论是思想建设还是组织建设，以及作风建设等，都是做到依法开展。各个高校的党员干部都要积极的学习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懂法、护法，并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为民服务。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工作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充分体现出我国各个高校对党的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以及办学规律的深入正确认识。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制度建设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制度的建设，以及对制度的创新，来保证党的各项活动的顺利稳定开展，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而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也能够更好的为广大高校师生服务，不断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上海市教育卫生党委系统党建研究会课题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创新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综合版),2009(10).
[2]黄建军.提高高校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化水平的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10).
[3]雷达，罗二鹏.略论推进高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度化[J].理论导刊,2010(0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旗帜；探索；历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光辉历程，高举旗帜，不断战胜各种形形的“左”和右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并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旗帜内涵，有力地保证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
在近代中国社会，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自强不屈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上下求索。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响亮的喊出了“振兴中华”口号，领导辛亥革命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最终同旧的反动势力妥协，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方案，都不能完成救国图强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欧花必不可移植亚土”，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后，中国知识界围绕着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旗帜和走什么样的道路展开过各种讨论，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等等都在我国盛行一时，然而都无法给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面貌从此发生巨变，开始探索走俄式革命的道路。以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赞同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历史性转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开始对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进行探索。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1928年至1930年间，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并领导工农红军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8年，首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观点，并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历史、人民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理论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入的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而发展。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6年中共前后，提出“以苏为鉴”，决心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于长期的思想僵化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化，再加上各种复杂的因素，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陷入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泥潭，不但“走自己的路”的愿望没有实现，还发生了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发生了“”那样长达十年的“左”倾错误。
在“”结束、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高举思想旗帜，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变幻的国际风云中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生存价值认真思考，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建设层面上、国家建设层面上、社会建设层面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发展思路。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党的十六大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了旗帜的内涵，鲜明地提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树立起来的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同志在十报告中开篇明义：“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监督机构；历史沿革；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即党规党法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制度保证，对全党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党内专门机构。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够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及其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经常性的检查，是维护党规党法尊严的客观需要和组织保证，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监督机构经历了一个产生、变化、一度撤销、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实践表明；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考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加强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做好党内监督工作。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权的实施为中心，以党内监督机构的产生、变化、撤销、恢复与发展为线索，分四个阶段考察党在各个时期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阐述党内监督权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情况，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到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无一例外地都对党的纪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个党纲中共有十五条规定，其中直接涉及监督的就有两条：“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党在创立初期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自身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的高度自觉性，为以后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其后的二大、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或党章修正案中，都有关于党内监督的相关表述。但由于党尚处在初创时期，直到中共五大前夕，党内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一直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
随着国共和国民革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空前扩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多，政治上也成为一个“半公开半政府党”。但随之而来的是党内开始出现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为克服党内不良现象，中共中央在1926年8月4日颁布了第一份专门反对腐败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并开始考虑成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
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的真正创立是中共五大。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央和省设立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以党章修正案的形式对中央及省一级监察委员的产生、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的关系等作了明确规定。具体说来，在192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把“监察委员会”作为章程的专门一章列出。《决案》的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党纪党法的权威有了相应机构作保证。《决案》的六十三条、六十四条还阐述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这些规定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效地维护了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权威，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认识的深刻性、完整性与科学性，也表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已清楚地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来制约、制衡党内权力，以保证党内权利的正确行使。《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对“监察委员会”的四条规定，完整、准确地表述了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权力范围、领导体制及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
中共五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一套以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简称两委)之间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尽管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机构和党内监督模式未能立即、全面地实施，但却全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基础，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7年底了第26号通告。通告指出：由于党已全面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各地党部有监察委员会的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分散在各地，加上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委员或牺牲或受到处分，不能真正行使其职权，因而认为“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基于这些考虑，加上受联共(布)建党模式的影响，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将五大章程中的“监察委员会”部分全部删掉，大会撤销了党内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代之以审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虽然也是由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产生，权力来源仍然与党委相对平行，但职能规定却大大缩小，其权限仅限于“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等较为具体的事务。而党内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纪律监督权，实际上由各级党委会所掌握，而缺乏由专门机构执行党的纪律监督权的规定。同时，党章又作出“关于违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的规定。但这里所讲的“特别委员会”仅仅是处理党员违纪行为的预审机构，在党的委员会中选举产生，并可以由担任实职的党的委员来兼任，其权限仅仅是对违纪党员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的六大设立的审查委员会虽然还保留着“两委基本平行”的形式，与五大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相比，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央审查委员会于1928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但由于其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很难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委员会”也由于其非常设机构的性质，其作用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鉴于此，中央在1933年9月17日通告，指出：为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党内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告还规定：“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必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之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显然，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但它的权力来源并不是中央和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只是党委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这一决议，中央苏区各省县在1933年底都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职权的行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更为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务(监察)委员会逐渐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这样，在实践中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逐渐形成。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会议，在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会修改了党章，恢复了五大党章中党的“监察机关”的规定，但其内容已做了较大的变动。与五大的党章相比，七大通过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由各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由此可见，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工作模式，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带领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党的工作环境和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显得更为重要。为确保党内监督权的落实。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各中央局和省市开始建立纪律检查机构。全国县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也在1952年11月以前全部建立。1955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是否有违反党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职权扩大、地位提高。依靠专门纪律检查和监督机关，党在执政初期的七年中，共查处各类违纪案件30多万件。
中共八大进一步巩固、强化了七大形成的党内监督的模式，并将七大规定的监察机构在本级党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修改为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这样，党内监督机构开始出现“双重领导”，即既受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也同时受本级党委领导的工作模式。八大党章还对监察委员会成立的目的、选举办法、工作任务、领导关系等方面做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的党委都要设立监察委员会。
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决定》从组织和制度方面对各级监察机关的建设做了新的规定：(1)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名额，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多数是专职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予以加强。(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同级地方党委会的全体会议。(3)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监察组的成员，由相当于国务院部长、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担任。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4)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中央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据此，中央、省市监察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监察组或监察员。《决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督体制的新探索和执政党建设的新实践，但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久就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检或监察机关被撤销，党内监督工作陷于停顿。在这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和十大这两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充满了“左”倾色彩，有关党内监督的条款一律被取消。由于权力监督的消亡，权力被滥用，出现个人专断、以言代法、严重践踏党纪国法等极端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四
“文革”结束后，党内监督机构开始恢复。1977年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第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尽管这些规定比较笼统，但表明党内监督工作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从严治党的轨道上来。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中央、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了纪检组。
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中断近四十年之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双重领导”等规定。党章明确规定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而再次确定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并一直沿袭至今。此外，十二大党章还对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立、工作任务、权限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权力的监督更趋系统化、科学化、权威化。主要表现在：(1)提高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2)从中央到基层设立各级纪律检查组织，使监督系统更加完整。党章规定：党的基层委员会也要设立纪检组，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也设立纪律检查员。(3)纪律检查组织的任务从单纯的处理违纪工作扩大到维护党章党纪党风。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4)适当地扩大了各级纪律检查组织的权限。党章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纪国法的情况，在同级党委不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时，有权向上级纪委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这些规定，使党的纪律检查组织的责任更大，工作范围更广泛。十二大关于党内监督的规定，使党内监督机构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更健全、更完善。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除取消十二大规定的“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产生”这一条外，基本上保持了十二大有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
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内监督部分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改，主要有：(1)增加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的选举办法及其任期的规定；(2)强调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同级党委的关系，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3)突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并对其方式作了说明；(4)进一步扩大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限。规定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的纪检组或纪检员，“可以列席该机关党的领导组织的有关会议”；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委成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上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十六大和十七大。面对新形势，党着重对党内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行探索：一是健全和完善党内巡视制度。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从2003年6月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联合向全国派出巡视组，重点对省级党政班子进行巡视。针对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2005年初又派出金融巡视组。中央巡视组的巡视范围覆盖省级党政班子的各个方面。之后，省一级对市、县一级党政班子的巡视工作也逐步展开。巡视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2)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3)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情况；(4)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两个务必”和廉政勤政等情况。为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和所驻部门的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直接领导，从而使各级纪委在党内监督中更加有职有权，监督更加有力。
二是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根据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方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3年12月，制定和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分别对10种具体监督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从而构建了一个较系统、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此外，还将询问和质询制引入党内监督体制，进一步拓宽党内监督的渠道。为更好地实施《党内监督条例》，2004年9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一系列条例的制定、颁布，标志着党内监督机构的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阶段，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疑将日益显示出其巨大威力。
五
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创立、变化、撤销、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党内监督机构是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根据实际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需要而进行不断调整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和监督工作，多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党章对党内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和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党关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曲折的、螺旋式的探索进程。与之相对应，党内监督机构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经历了创立、变化、一度撤销、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具体说来，党的五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初步确立一套以两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的党内监督模式。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严峻的政治形势使五大的规定并没有真正实施。六大成立的审查委员会其权限仅限于财政、会计及各机关工作，其“特别委员会”也只是一个处理党员违纪行为的预审机构。这种情况，与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有关。中央在1933年2月曾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代行监察委员会的职责，负责处理党员的党纪处分、党籍和申诉等问题。有的根据地也以此设立了监督机关，如鄂豫皖根据地就在1931年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根据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以后的实践中，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又逐步形成了一种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党的七大恢复了党章中关于“监察机关”的规定，并将七大前形成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党委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模式确定下来。显然，尽管党内监督机关名称、职责多有变化，但维护党纪党法的任务始终未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背景下，中央和县以上的各级监督机构逐步建立，同时对党内监督体制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这对加强执政党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被撤销，监察工作也受到全面性破坏。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为了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拨乱反正，适应党内外关于恢复法制、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要求，党的十一大党章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中央和地方县级和军队团以上开始酝酿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十二大全面恢复并建立健全、发展了党内监督机构。在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党的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专门监督机构不断健全。一系列相关规定、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专门监督机构监督有规可循，党内监督不断朝制度化、科学化、权威化方向发展。中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党内监督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是顺利实施党内权力监督，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环节。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坚持党对权力的监督，就是坚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不断消除自身的腐肌，维护自身的纯洁性、权威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从而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的胜利实现，党的政策、方针的顺利执行。
通过对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历史沿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当党内监督机构比较完善，能有效地对权力实施监督时，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就正常，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相反，当党内监督机构被削弱，甚至被撤销，党内监督消亡或者弱化时，党内民主就没有保障，党的形象就遭受损害，党的方针政策就被歪曲，党章党纪就被践踏，党内就可能出现与党章规定不相符的“特殊党员”、“特殊群体”。为此，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权威性，必须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构，通过制度建设，使党内监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第三，党内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化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在战争年代，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团结广大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围绕这个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壮大、发展党的力量，提高党的影响力、号召力、战斗力。这一时期对党内监督虽然有所认识，也比较重视，但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因而在实践中并没有将其放在特别显著的地位。党内监督机构也相应地处在初步建立、不断变化的状态。
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对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说既是政治领导者，也是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因而，党的政治路线主要内容是团结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新中国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党的工作重点必须从“政权方面的政治”转移到“经济方面的政治”。而执政党的地位，也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为此，党高度重视党内权力的监督，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对于防止和惩处一些党员干部腐化蜕变、教育全党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党的政治路线逐步发生“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出现了全局性错误，包括党的监督机构及其建设在内的党内监督工作也由此受到严重损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无到有、艰苦创业；爱憎分明、慷慨激昂
1940年12月30日，通过无线电波，从革命圣地延安传出了一个明朗响亮、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这是我国人民广播第一位播音员徐瑞彰（播音名：麦风）发出的第一声呼号。这声音，同当时弥漫在中国天空的反动、虚伪、庸俗、没落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声音，代表着中国劳苦大众的心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坚定豪迈、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这声音，宣告了中国人民广播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广播播音的开始。
1940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担任主任，负责领导和筹建工作。同年12月30日，开始播音，呼号为XNCR（按照当时国际规定，中国无线电台的呼号第一个字为英文字母X。NCR代表New China Radio，意为新中华广播电台）。当时担任播音工作的是徐瑞彰、姚雯、肖岩、孙茜四位女同志。
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播音室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窑洞，洞内四周钉着延安生产的粗毛毯，作为隔音用。播音桌上只有一个话筒和一本字典，播音设备还有一台破旧的手摇唱机和二十几张唱片。
我党最早的新闻播音员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是他们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以勇敢的开拓者的姿态，独立开创了人民广播的一代新风。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部节目都是直播，因此如果出错就无法挽回。他们面对这样的艰苦的环境和工作条件，发扬负责严谨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
1943年春，因为广播发射机发生重大故障，被迫取消播音，直到1945年8月30日才得以恢复。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前后，张家口和哈尔滨等人民广播电台也相继建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在这以后的两年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四迁台址，行程两千多公里，但人民广播的声音，始终坚持不断。
当时，陕北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也一直坚持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一次，毛泽东听过钱家楣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播音后，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1948年5月，党中央离开陕北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新华广播电台也随新华总社一起迁到平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齐越、刘涵、吴影、姚琪等播音员由徐迈进带队接管了位于西长安街的国民党电台。2月2日上午11时40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聂耳作曲的《大路歌》为前奏曲开始播音，从此人民的声音响彻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城市。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
民族化的一代新风，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风格的生动体现。新闻播音中包含着时代的风云、人民斗争的烈火、民族解放的巨澜，体现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磅礴气势，贯穿着憎爱分明、坚定豪迈的情感，同时又显示出沉着从容、真理在握、稳健大度、朴素平易的气派。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
迅速壮大、构建体系；激情澎湃、高调鼓劲
1949年10月1日，丁一岚和齐越登上天安门城楼，现场广播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这是我国人民广播首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广播工作。丁一岚和齐越望着冉冉升起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激动地对听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她升起”，“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从这一天起，人民播音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广播电台已发展到40多座，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播音队伍。随着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人民播音也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发展时期。
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全国各地电台抽调来一批优秀播音员，并从青年学生中招收了一批新人。
1952年12月2日，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这个座谈会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和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提出“播音员应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要求每一个播音员都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还要求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例如与编辑的联系制度、试播制度、监听制度和播音员考绩制度等。
建国初期，一项重大的宣传报道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报道。中央和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满怀激情地播出了大量的来自朝鲜战场的捷报、书信以及消息和通讯，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播出以后，反响极大，人民播音也日益深入人心。
在大规模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捷报频传，播音员播出大量的生产建设消息，鼓舞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播音员播出的《鞍山无缝钢管厂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工兴建》、《跑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等一系列新闻报道，组成了新时代的颂歌。这些播音，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这一时期是广播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节目内容较建国前要广泛得多，形式也更为丰富。播音员在播新闻、评论、通讯的同时，也开始参加录音报道、时事对话、广播大会、剧场实况转播的播音。
随着播音事业的发展，播音业务和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走向系统化和正规化。1955年3月，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播音会议，同时这次会议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业务学习会。来自全国的播音员代表不仅学到了许多有关业务方面的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认识了播音的重要性，巩固了专业思想，端正了对工作的认识，对以后全国播音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从中央台（广播）播音部调来的沈力成为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初创时期的电视台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就是图片影像资料配以播音员朗读的述评稿，或者干脆就是由播音员口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发表的评论，节目形式比较单一，而且图片与声音大多匹配不起来。由于报纸评论和广播评论由来已久，所以电视新闻评论样式主要仿照这两者，并把声音和图片结合进行传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要，1954年，我国建立了第一所培养广播专门人才的学校——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从此我国有了培养播音专门人才的正规学校。
1949年到1966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同时播音队伍也迅速壮大。正如1952年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的“播音员应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每一个播音员都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那样，这一时期的播音风格主要是用激情澎湃的语言和语调去为奋勇向前的解放军战士、为热情似火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高调鼓劲，这样的播音风格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了那个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播音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播音员被扣以“反动权威”、“黑五类”、“修正主义”等帽子，受到批判，调离播音岗位。“文革”初期，各地方台都撤销自办节目，全天转播中央台节目。有的台，播音员全部下放劳动。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延安、陕北和新中国成立后播音方面的许多优良传统被抛弃，“高、平、空”的大喊大叫，充斥在电波中。
改革开放新时期：
大胆创新、科学发展；彰显个性、贴近群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跨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广播电视事业也步入全面改革振兴的新阶段。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新闻播音事业大胆创新，求真务实，蓬勃发展。
1976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前身——《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播音员的背景也只是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节目。
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开播，标志着广播电视中一种新的节目形式——主持人节目的出现。它突破了固有模式，使受众耳目一新，给广播电视节目带来了新的活力。主持人节目很快在全国推广，电台的徐曼、电视台的沈力等成为有较高知名度的主持人。
1981年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播音经验交流会，纠正十年动乱期间的那种“高调门儿”、“喊叫式”的播音，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这次会议使播音业务研究和语言实践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
从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始，中央把重大时政新闻的时间从20点提前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19点，重要新闻首先在《新闻联播》中。从此，不论国际新闻还是国内新闻，不论中央政令还是地方民生，《新闻联播》都是最权威的。《新闻联播》播音员端庄大方，字正腔圆，音色洪亮，代表国家的形象，向全国乃至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采用主持人串联直播的大板块节目形态，以两三个小时为一节，播出综合性内容，大量播出听众参与的谈话节目，以及群众来信、点播、评论、意见等等，使听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节目中。一年中听众来信超过一百万封，每天打来的听众电话达300多次。从此改变了以往广播带有说教色彩的传播模式，这种全新的交流模式——“珠江模式”风靡全国。
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专业化的节目和频道开始出现。1987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以经济节目为特色的第二套节目。1995年3月，东方广播电台开播了全国首家专业金融台。1995年11月，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体育（CCTV-5）、电影（CCTV-6）、文艺（CCTV-8）、少儿军事科技农业（CCTV-7）等4个卫星电视频道。频道专业化和受众细分化使广播电视的信息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内容更加充实，直播连线、特邀嘉宾、入户访谈等群众参与、开放交流的方式使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与受众的交流更加直接。
这些变化使得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端庄大方、真诚朴实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贴近群众生活、亲切自然的色彩，对象感更明确，交流感更强烈，与受众的距离更接近，给人以清新流畅之感。
从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问世、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推出，再到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的开播，中央电视台完成了电视新闻报道改革的三部曲。1997年中央电视台更是大刀阔斧，对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长江三峡胜利实现大江截流等一系列重要新闻进行了直播报道，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电视直播年”。
在直播广泛采用的同时，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新闻节目的播报语速普遍加快，同时语言表达的重点更明确、节奏更明快、逻辑更严谨、语言更流畅、现场报道更直接更鲜活。
新世纪，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新闻事业加速发展，新闻播音事业也进入高速前进、科学发展的时代。同时，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兴起，给新闻播音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2003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式开播，通过卫星覆盖全国，全天24小时播出，整点新闻以最快的速度向观众提供最新的国内国际新闻资讯，突出时效性和信息量，实现滚动、递进、更新式报道。这给电视新闻播音员、主持人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由此诞生了一批名主播、名主持人。
2004年1月1日，享誉数十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新闻综合频率，以“中国之声”的呼号全新登场。全天播音21小时30分，分八大节目板块，由频率总主持人和栏目分主持人合作全程直播，充分彰显“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行”的传播理念。
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推出不间断的特别直播《爱心守望 风雪同行》，报道总时长182小时。2008年汶川地震，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和新闻频道在震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就打破原有节目板块，推出全天候直播的特别节目，采用播报、访谈、连线等多种方式，整合画面、影像、声音等多种传播手段，不间断地向全国和世界报道灾情。此次特别直播节目总时长达1000小时40分，创电视直播历史纪录。这些重大报道，很好地起到了凝聚民心、引导舆论的作用，真实地反映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具体行动。
在近年来的重大新闻报道中，新闻播音在权威的基础上突显个性化，使得新闻播音员不再是一个“播报员”，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述说国家的变化、远方的故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朋友”在告知党和国家的决策。新闻播音风格的这种改变与进步，来源于对生活的贴近，对群众的贴近，对实际的贴近，同时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播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为表彰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播音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于1993年创立“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1997年，该奖被纳入广播电视界最高级专家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奖”，成为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等级的大奖。“金话筒奖”评选，在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参评者和作品之后，历经初评、复评、终评等严格程序，终评由广电业界有关领导、专家及受众代表组成的终评委员会评定，每届有40个优秀的作品和人物入选“金话筒奖”。广播电视新闻播音员和播音作品是“金话筒奖”评选的重点，每届的评奖与颁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播音员、主持人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对推动我国新闻播音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009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网络电视台上线。同年12月31日，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开播，于2010年1月1日正式上星向亚太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播出。在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媒体浪潮的推动下，我党的新闻播音事业也在走上新的征途。
【关键词】政治意识 政治纪律 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同志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政治问题始终是根本性的大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意识”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意识”一词的使用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当然，从严格的概念出发，在建党之初，并没有出现这一名词，但是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程》，都有强调党内纪律的内容，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了“政治意识”的内涵。在党内第一次见到“政治意识”这个名词，则是1923年瞿秋白同志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引用了列宁《怎么办？》中关于“政治意识”的论述――“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但这并不能作为党关于“政治意识”的正式表述。1926年，中共中央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中才首次提到“政治意识”一词，文章指出：“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然而，党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对象是群众，而非党内同志，且在党开始使用“政治意识”话语的一段时期内（1926年4月至1928年12月），党所强调的对象均是“群众”、“工人”、“农民”。
直到1928年底，中共中央才针对党内同志正式使用了“政治意识”一词，文件指出：“只有唤起同志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方面去认识同志批评同志，才能得到正确估量。”但这是否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直到1928年才开始重视党内的政治意识工作？其实不然，早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党的一大上，选举产生了三人（陈独秀、李达、）组成的书记局，其中就设有负责党内政治意识工作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党的二大制定的首部《》，实际上是为党的政治意识立下“总要求”、“总规矩”。在其设有的“纪律”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并非常明确地规定了违反哪些纪律，给予的处分。
此外，从1921年7月至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还使用“党的立场”、“党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政治的立场”、“政治纪律”、“政治方向”、“无产阶级的生活意识”、“阶级信念”、“请求中央”等话语来阐述党的政治意识问题。如党的三大制定的《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中指出：“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党的四大提出：“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党的五大进一步强调，“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纪律”（我们理解这其中应有政治意识的成分），党的六大明确提出“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此后，“政治意识”建设成为全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得以加强。但在革命实践中，党内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仍然存在政治意识淡薄、藐视政治纪律的现象发生。鉴于此，1938年中共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同志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同志还多次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1942年至1945年的运动，开创了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大大增强了全党同志的政治意识。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方针被定为“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同志深刻地指出，“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党的七大还提出“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等论述。七大对统一全党政治意识作出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即“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这些内容的阐述，基本都是围绕着加强党内同志的“政治意识”而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意识”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夺取了全国政权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相反，则是更加强调“政治意识”。在1949年3月23日，同志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就跟同志说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如何才能做到“不当李自成”？同志对此问题有清晰地认识，他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其中，“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对此，中共中央形成共识：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紧接着，政治工作在全党、全社会铺展开来，党政军还专门设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负责党员同志的政治意识工作。那一时期，中央还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等论断。
然而，党的政治意识建设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整体局势的安稳，党内开始出现一些同志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等，违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产生严重影响的当属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盗窃国家资财以及高岗、饶漱石联盟。这使得我党开始思考政治意识的建设着重点。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提出“列宁和斯大林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一样’，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还提出了“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等增强政治意识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意识”的不断完善
受“”的影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工作遭到严重践踏和破坏。“”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报告，他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对于违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在此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又重新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党还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等准则。此外，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大声疾呼：“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表明了我们党经历“”后对政治意识的深刻认识与总结。
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开始踊跃出现，势必给党带来新的挑战与考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作出冷静判断，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同志多次强调“一定要讲政治”，并将这里的“政治”阐释为“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在事关大局、事关政治方向、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仍然要讲理想、讲大局、讲奉献、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是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强调政治意识的重要性。
从党的十六大起，在党的文件中开始大量使用“政治意识”这一词语表述，且通常与“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改革意识”、“群众意识”、“危机意识”等相提并论，但“政治意识”始终列居首位。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对此，同志特别强调政治意识和政治纪律，提出了“六个决不允许”：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与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把“政治意识”更加细化地加以强调，可见对此问题的重视。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意识问题，反复强调“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以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为抓手，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首先，强调共产党员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政治的明白人”，保持对党绝对的忠诚。其次，指出“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必须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积极健康、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再次，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全党同志“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由此可见，新时期，党对“政治意识”的认识业已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战略层面，位居“四个意识”之首。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导，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蒋国栋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思想年编：1989―200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每每想到七月，总有一番独特的风景。江南，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南湖上的一叶小船，范文参考网承载了一份特殊的使命。然而就在这烟雨江南，水波轻漾的南湖，12双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诞生。它宛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点亮了中国人民前行的道路。
鲜红的旗帜上一把镰刀和铁锤似的图案——便是党的旗帜。它凝聚了多少人的鲜血与汗水，多少中国人民铿锵的誓言。
回眸党的历程，它是艰辛的，是坎坷不平的。同样是时光的道路，那段光阴却是洒满了鲜血。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铁索桥锁链支支吾吾的声响，言说着往日的艰辛;十五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狰狞的面孔，寒光闪闪的刀，他坚毅地喊出：“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还有监狱中的叶挺，尽管敌人百般_，他却轻蔑地说：“人的身躯怎么能从狗洞中爬出!”
多少像他们一样的华夏儿女，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和人民的解放，抛却头颅，洒尽鲜血，奏响了一曲曲英雄凯歌!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那些峥嵘的记忆，怎么会忘怀，恍若已经深深的铭刻在脑海中，永不褪去。
有人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8年的浴血奋战，1949年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东方的雄鸡，开始惊天震地。而今天，中华民族燃烧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复兴之梦，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从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铺通到2007年我国首次探月工程取得圆满成功。从2008年的奥运会，到2009十月一日在_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从2010年亚运会在中国举行，到2011年的天空一号发射成功……华夏儿女的成绩赫然可见。
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党的诞生，那么也就不会出现，甚至说，中国这颗明珠，还被层层烟雾所覆盖。
所以，请记住党的历程，将党铭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在不久的将来，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
关于 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心得体会
10月16日晚，中央组织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党课开讲啦》第一期《党的光辉历程》，通过主讲人的讲述、现场连线、互动等形式，生动阐释百年来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百年征程，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共产党坚毅前行、所向披靡？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员干部要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百年党史浸润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挥洒汗水、书写青春。
百年芳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初心誓言掷地有声。百年风雨，初心如磐。初心来源于坚定的信仰，那里有民族的尊严，有热血的奋斗，有持久的韧劲，有力量的积聚。铮铮铁骨，锻造民族英雄；如铁信仰，滋养民族精神。“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焦裕禄，无怨无悔奉献一生的杨善洲、“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赓续奋斗。为了国家理想、民族大义，他们奉献一生、至死不渝。百年征程，指引方向；百年芳华，滋润人心。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当以史为鉴、以史增信，在奋进新征程中明大势、识大局、知大任、勇担当，以不懈奋斗熔铸最笃定之信仰，坚定不移永葆为民初心。
百年征程，“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生动实践蓬勃有力。百年历程，恒心坚毅。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辉煌伟业的背后历经了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历经了一穷二白、沧海桑田的社会变化。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总是面临着无数挑战与风险、困难与机遇、瓶颈与突破，但总能在危机中寻找转机、生机，于变局中创造新局、胜局，最终带领人民群众攻克一个个难关，缔造一个个奇迹，书写一次次辉煌。无数共产党人以热血赴青春、以生命赴使命，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干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力，不断迎接新挑战，与疾风激流、滔滔巨浪斗智斗勇，身炼斗争之“性”，坚定不移永怀奋斗恒心。
百年奋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矢志追求朝夕不倦。百年岁月，担当前行。敢于担当是一种政治品格，更是共产党人最厚实的人生底色。百载峥嵘岁月，百年砥砺前行，可谓波澜壮阔、惊涛骇浪。从国民革命到艰苦抗战，再到用“小米加步枪”解放全中国，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用担当扛起了历史责任。我们党与人民同风雨、共患难，初心系着民心、决心牵着民心，环环相扣、心心相印、血浓于水。无论走得多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忘记过去的过去。新时代，我们要将“人民至上”的理念付诸于行，将“以百姓心为心”贯彻如一，满腔热忱为人民，矢志不渝为人民，坚持以群众的利益诉求为工作导向、目标导向、价值导向，主动作为、敢于负责，坚定不移永恒担当决心。
关于 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心得体会
根据党群工作部安排，10月16日晚上8点，菏泽经济开发区综合监管部党总支组织4个集中收看点，学习收看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党课开讲啦》节目第1期《党的光辉历程》。
此课程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院）长谢春涛主讲，课程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的历史启示、形势与政策。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发展历程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阐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共识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坚守初心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机关党支部书记表示，回望百年党史，激荡人心，党史是的教科书，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要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汲取党史力量，担起使命，在新征程上勇往直前。
回顾建党以来党的组织路线发展历程，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可见一斑。从党的组织路线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发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从党的组织路线历史中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做好组织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作为组工干部，我们要结合考察湖南的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从回顾党的组织路线历史发展进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历经革命岁月的洗礼，从党的组织路线发展中感悟科学的理论指导，做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拓荒牛。组织路线确立的过程凝结着广大革命者的智慧和革命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自1921年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党纲就对党的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出了明确规定。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组织路线的概念，在组织路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领导干部的标准是“才德兼备”，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这些论断和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组织路线的确立，也正是在它的指引下，全党不仅团结一心，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走向深入，在短短一百年内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让全世界都为之瞩目和惊叹。
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做为新成立的部门，一直致力于提高局系统干部职工的能力素质，培养成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拓荒牛。我们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按照习主席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指示精神，努力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智慧营养，为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提供动力支撑。
历经革命年代的探索，从党的组织路线发展中感悟坚定的理想信念，做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孺子牛。惟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带领我们的革命走向胜利。一旦产生任何偏差，都可能使革命事业停滞不前甚至走向失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是领导人放弃理想信念的例证。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曾先后犯过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也都离开了最高领导人的岗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随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工人出身且政治、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的向忠发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而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却在使用中受到了限制。向忠发不仅没有起到党的领袖作用，而且在被捕中背叛了革命事业。此后，王明的右倾错误不断挑战党中央的权威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几乎导致革命火种差点熄灭于萌芽之中。
中共七大会议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路线又逐步迈上了正确的轨道，在披荆斩棘和艰苦奋斗中把侵略者赶出了国门，推翻了长久以来压在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这些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组织路线要长期发展下去，必须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1956年底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毛泽东提出了“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一时间，“又红又专”成为了党的组织路线的代表性词汇，要求干部既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又要尽快由各项建设事业的外行变为内行，对于党员干部的素质水平要求很高。在这些探索中，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推进党的伟大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习主席指出，要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这也将成为新时期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的理想信念。在这个理想信念的指引下，我们将做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孺子牛，努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历经改革开放的大潮，从党的组织路线发展中感悟丰富的创新精神，做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老黄牛。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任务。然而，当时的干部队伍却普遍存在着“老化”问题，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缺乏经济管理知识，这种状况与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严重不相适应。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发展，提升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议上确定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主要内容，即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要促进并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随后，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并把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提到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们党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着眼于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对干部工作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也应运而生。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成功实践的智慧结晶，也是近百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基础上的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开创性贡献。党的组织路线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