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0:02
大家好！非常欢迎你们到杏花村古井文化园参观游览，我是景点导游×××。
池州杏花村以杜牧的《清明》诗而闻名，古有杏花村十二景，复建杏花村是池州几代人的梦想，这座牌坊就是杏花村复建的一个重要标志，牌坊上的“杏花村”三个字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艾青题写的。
大门两边有一幅对联：“旭日照池州出墙红杏引春风四时飘绿雨，晓钟惊世界耀眼琼花香碧宇千里醉丹霞”，寓意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池州优美的生态环境引来无数外商来池州投资兴业，也才有了杏花村复建的开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古井文化园就是旅欧华侨詹晓荣先生投资兴建的，下面就请大家随我进园参观，一起探寻杜牧笔下的杏花村。
我们正前方这座山，上面刻有杜牧的《清明》诗，是大书法家启功的手迹，让我们走近看看。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的书写不是按照正常的四句诗进行排列的，其实古时候人写字很多都是这样的。传说古时候有个书法家用此诗为人题写纸扇，持扇者不知扇上为杜牧之诗，便把它读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一读便成了一首绝妙的好词，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艺术家的共同灵感，我们启功老先生写这首诗也是这样的。有关《清明》诗的有趣话题很多，相传清代大文人纪晓岚，就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晓岚，觉得该诗不够精炼，便每句删去两字，成了五绝：“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后来也有不少人改过此诗，但真正流传到现在的还是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关于《清明》诗的传说还有很多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本我们公司编的《旅游指南》看看。）
接下来我们看山的另一侧，是公园的园记和杜牧的生平简介。下面我就把杜牧的生平作一下简单介绍：
杜牧，陕西人，靠近现在的西安市，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后人为区别杜甫称其为“小杜”。公元844年开始杜牧在池州做了两年的州官，当时叫刺史，足迹遍布池州美丽的山水。留下诗歌40多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清明》诗。杜牧在池州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减轻赋税、抓社会治安、造计时器、修建一些颇有影响的建筑等等。但真正和旅游有关的还是保护九华山的寺庙，当时在84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杜牧对九华山刚兴起的寺庙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为后来九华山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九华山可能就是两样的，所以池州老百姓永远地记着他，现在池州市的很多地名也和他有关，如杜湖、杜坞大桥等。我们在规划中准备在公园的东侧建一座杜公祠（杏花村过去就有杜公祠，是杜氏后人所建，清代知府李暲撰写《建杜公祠记》，现在遗址早废。）
现在我们向前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一颗古老的树，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树吗？是樟树，樟树是我们池州市的市树，那你们知道我们池州市的市花是什么花吗？是杏花（池州市树市花是2002年3月29日池州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八项会议通过的）。
大家请随我这边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杏花村千年古井遗址所在地，这座颇具唐朝风格的建筑就是黄公井院，（指着对联）“红杏花开泉香一井，黄垆酒熟诗醉千秋”，很有气势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口井吧，这口井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井的内壁四周都是青砖砌成的，深有9米，据文物部门考证确是唐代古井，有1000多年的历史。大家再看一下井边“杜刺史行春处”这块碑，是由明代大文人李歧阳题写的。（指着雕像）这是黄公的雕像，旁边一副对联：“幸得仙人传绝技，欣将名酒醉奇葩。”传说当年黄公酿得一手好酒，供不应求，仙人铁拐李路过此处，看到黄公夫妇忠诚勤恳，就暗中点化井水帮助他，后来在酒供不应求时井水都可以当酒卖，黄广润的夫人说：“酒虽好，猪无糟。”
现在我们从后边走，去实地看看酒是怎样酿出来的，酒糟又是什么样的。（手指酒坛）这块空地上的大酒坛，有4米多高，是贮藏黄公酒用的，黄公酒是我们公司注册的商标，那个小井样的标志是我们公司的徽标。现在我们可以闻到酒香了，（走进酿酒坊）这位就是黄公的后代黄师傅，这是发酵池，这是煮熟的饭，酿酒要用米和糠，100斤大米要兑20斤糠呢，现在我把工艺流程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将大米隔锅蒸熟，待熟饭冷却至40℃左右放入酒麯等发酵材料，再入发酵池发酵，10天后起池再上锅蒸，利用循环水加热后出酒。 北武当山导游词 ·山西导游词 ·观音堂导游词 ·晋祠导游词 ·广胜寺导游词
这黄公美酒大家要不要品尝一下，当年杜牧就是喝了黄公酒才诗意大发写下那首《清明》诗的，现在请我们现代杏花女把杜牧第一次品黄公酒的故事和大家说一遍，愿意品尝的就动手吧。（杏花女叙说这个典故）在清明这一天，杜牧一人私离刺史府，他久闻黄公酒的名气，于是慕名而来，到了黄公酒垆，当时没有什么客人，只有杏花女一人在那，杜牧让杏花女拿酒，但杜牧喝了之后觉得酒不好，不够香醇，说：“有没有好酒呀”，杏花女说：“好酒是有，但我要出一个上联，你若能对上来，就给你喝”然后，杏花女出了一个上联：“白锡壶腰中出咀”，杜牧没对上来非常后悔，当看到杏花女锁门，突然灵光一闪，对出了下联：“黄铜锁腹内生须”，杏花女就给他喝了黄公酒，杏花女要杜牧把这幅对联写下来纪念，不过杜牧在题名的时候没有直接把他的名字题上去，而是用了“半亩山林半亩地，一曲牛歌一卷文”，杏花女一看，大吃一惊，慌忙跪下，说到：“不知杜大人到此，多有得罪，还望大人海涵。”其中“半亩山林半亩地，一曲牛歌一卷文”指的就是杜牧，而如今，这铜锁，还有杜牧喝酒的酒壶，都保存在杏花村村志馆里。
（继续向前走）这是贮藏黄公酒用的酒窖，这里面的黄公酒有几十年的历史。大家请这边走，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吟诗台，过去村里有个小亭子，专为文人吟诗作赋用的，自从当年杜牧留下《清明》诗后，杏花村名声大振，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吟诗作赋，赏花沽酒。据《杏花村志》记载，共有300多位诗人留下诗词1000多首，所以杏花村又被称为“天下第一诗村”。现在的吟诗台不但定期举办诗会，还举行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主要以我们家乡黄梅戏、傩戏、傩舞、民歌为特色。
这匹石马传说是铁拐李的座骑，相传当年酒仙铁拐李，一天酒瘾大发，于是便骑马来到杏花村，大过酒瘾，喝了三天三夜，终于醉倒在一个小池边，后人称这个池子为“醉仙池”，大家看这个池子象不象个酒葫芦。
前面的这个亭，我们称它为“杏花亭”，这个亭子呢，就是当年为一些文人墨客来这里会友观景而特别建造的，此亭最早在嘉靖四年（1525年）由山西蒲州人张邦教兴建的，并撰联“胜地已无沽酒肆，荒村忽有惜花人。”后来此亭又于崇祯年间由时任池州知府的顾元镜重修。亭内书有杜牧《清明》诗中的石碑而成为杏花村的象征。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粉墙青瓦的建筑呢，就是陆舫，据历史记载最初是一座小桥，由于风景优美引得无数才子佳人来此赏景叙情，到明朝时贵池县令成都人张灿垣修建了一下，取名“陆舫”。
相传杜牧在池州任刺史时，经常带着他的官妓程氏到这一带饮酒作诗，程氏能歌善舞，懂诗作词，深得杜牧的喜爱。在唐代，县令、县尉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不能带家属，杜牧当时四十多岁，许多生活料理都是官妓程氏长期服侍，这样，就成了他的次妾，当时唐代明文规定，所有地方官不能取民间的女子作妻妾，杜牧只好将已怀孕的程氏嫁给了石埭县长林乡乡绅杜筠，生下了杜牧的儿子杜荀鹤，后来人们改称程氏为鹤娘。
现在在我们池州市石台县长林乡和贵池茅坦生活的杜氏的家族便是杜牧的后裔。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古建筑呢是村志馆，大家请看这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村在池阳杜诗物候能为证”，下联是“志存馆内赵客图文足释疑”。这里的“村”指的就是我们的“杏花村”，“池阳”就是贵池的别名，“杜诗”指的就是大诗人杜牧的《清明》诗，“物候”指的就是江南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致。“志存馆内”的“志”指的就是“杏花村志”这本书，“赵客”指的就是《杏花村志》的作者郎遂，“图文”指的就是我们《杏花村志》里的图文介绍，《杏花村志》是唯一被收入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文献《四库全书》的村志。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这里有一块石碑刻的是古杏花村全景图，另外我们准备把杏花村志共12万多字，全部刻在墙上。虽然杏花村的争论由来以久，其中以山西的汾阳和安徽贵池为最，多数人也认为“酒是山西的好，村是贵池的真”，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史料让更多的人知道真正的杏花村在我们贵池。
关键词：杜牧；咏史诗；题材；手法；创新
杜牧身处国势衰微、局势动荡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在晚唐诗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编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诗文四百五十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他的咏史诗既有一定数量、质量，也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与咏史诗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可以说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由此可见，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书香门第的家世致使杜牧从小就饱读了诗书，成年后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岁进士及第。他做过十年幕吏，又任过黄、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还任过校书郎、吏部员外郎等京官，官终于中书舍人，然而他却一生官不及将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虽然出身名门世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已经衰落，买宅还债，奴婢大多散去。此时的杜牧家生活穷困，饱尝辛酸。所以杜牧对生活疾苦的了解较为深刻，也养成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
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已自称“某平生好读书”，而于所读书中，又对经、史格外留心，因为“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以，他为文作诗极好征引古事。不仅在《罪言》这样的策论中，引古事以证明得山东的重要与失山东的危害，而且《阿房宫赋》的写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一种历史承袭现象。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为目的。
杜牧的咏史诗多半是就史论史。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的气数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据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这就明显地指出，第一，当时朝廷中是宦官专权，朋党之间的相互争斗频繁发生。朝中的官位很紧缺，但是象杜牧这样的一般士人却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机构的上层。第二，当时的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场应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场上不甚得意，甚至终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做大官。面对着唐王朝末世的现状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中仍然关心时政，为朝廷着想，对朝廷还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却往往是个人身世沉沦，空怀抱负。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杜牧忧心如焚，渴望一挽狂澜，济世济民。但是官场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长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断的谪迁，让他感慨颇多。但他只是一位无权无势的文人，也只能把满腔的愤慨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发泄出来。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他们对于现实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面对现实，杜牧有一种忧郁情怀，他本人又具有绝世的才华，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沉沦，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的咏史诗歌。
二、杜牧的咏史诗的题材类型
杜牧的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
诗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临古迹时，免不了会把今昔进行一番对比，抒发个人的感慨，表达一个文人对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选取为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骄奢淫侈。诗歌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出描写的主体，提示诗歌主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虽三字，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全诗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泊秦淮》）。诗中的秦淮河两岸曾经是很有名的繁华地带，这里酒家林立，有钱人在此过着花天酒地、笙歌艳舞的生活。诗人路过此地，泊舟岸边，亲眼见到两岸的灯红酒绿，亲耳听到两岸的淫歌艳舞，触景生情，作诗一首，借古讽今，讽刺晚唐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上层人物，预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计日可待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诗人的忧愤之情，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
杜牧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谋划策去拯救国家。但是苦于无人赏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因而他的这类怀古咏史诗就表现出了一种涌动不安的情绪。诗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包含激情，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
《题乌江亭》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中的“乌江亭”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兵败，乌江亭长备好船劝他渡江回江东，然后再图谋发展。可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于乌江边。这首诗与李清照的《乌江》截然不同。在此诗中，诗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推想。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项羽因兵败而自刎，这只能说明项羽的胸怀不够宽广，缺乏大将风度。诗人先对这点进行了批评，然后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当时项羽回到了江东，重整旗鼓，那么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诗人其实是在批评项羽不善于把握机会，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会用人。在此杜牧强调了兵家不仅要有远见的卓识，而且还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应该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还有《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三、杜牧的咏史诗的创造性贡献
（一）杜牧咏史诗的创作意识比前人更明确
杜牧的咏史诗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速，极大地增加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亲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同时，由于他所写问题与情绪的普遍性，在当时及后世都可引起广泛的同感。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种思想指导，咏史诗既然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它就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杜牧认为乱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诗常写荒淫丧国，遗恨无穷。如《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他们偏狭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在于取缔了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文言，那它的失败也在于取缔了能够博大精深、联结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会，这种断裂性的危害已经轻易可见。
（二）侧重工具论
胡适后来在回忆白话文运动时有过这样的总结：“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显然，胡适这种“文学工具论”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他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观念下，白话达意表情的功效远远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带来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时代抛弃的。他的这种态度在白话文取得胜利后的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容易可见。在里面他赞扬了严复和林纾翻译外国著作的先锋性。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纾用文言融西洋诙谐风趣之风于文，译书百部，“更用力气，更见精彩”，是“介绍西洋近代文学的第一人”。最后笔峰一转，他们因不是白话而写而被贬低。
当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的目的，不仅是使白话文上升为合法的正式的书面语，来取代不利于宣传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内容、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短促的时间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启民和承古，还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学衡派比胡适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改良时，使两者更加和谐的相处和发展。所以事实上，文言和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谓“容器”而已。新瓶装旧酒，酒还是一样的味道。白话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样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将文学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首选工具，这种功利化和简单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文学多次走上了变异的道路。
总之，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们的激进的思想行为也是需要我们理解的。不过白话文运动带来的危机的浪沫已经早已浮现，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也早已发觉，并提出了各种提案。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促使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这在当下，已是燃眉之急。（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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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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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吞巴汉控潇湘， 怒似连山净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①，苻坚投棰更荒唐②。千秋钓舸歌明月③，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④，好风唯属往来商。 【注释】①魏帝缝囊：孙权曾得到情报说，魏方缝制沙袋准备填塞长江。 ②棰（chuí）：鞭子。苻坚曾夸口说，其部下每人投下鞭子，就可以塞断长江。 ③舸（ě）：大船，这里泛指船。 ④范蠡（lǐ）：范蠡助勾践破吴后，隐退江湖，居陶地，自号陶朱公，不问政事。 【诗文鉴赏】晚唐诗人杜牧是众多咏史诗人中的一个优秀代表，他创作的咏史诗可谓是“自成高格，自成名句”。杜牧擅长以七律抒写兴亡之感，这首《西江怀古》就是典型的代表。诗的首句点题“西江”所在，即西陵一带，下句则描绘了江水宁静的画面，在浩瀚的大江面前诗人生发出无限的感慨。颈联诗人借用长江的两个典故，“魏帝缝囊真戏剧”写的是曹魏将领试图以沙囊填塞长江来攻打孙吴，“苻坚投棰更荒唐”写的是前秦苻坚欲伐东晋时，苻坚与臣下谈论关于越长江天险而伐晋是否可行。苻坚将东晋政权比诸孙吴之末代君主孙皓，这也是成语“投鞭断流”的由来。然而沙囊填江、投鞭断流是如此的荒唐与狂妄，让人啼笑皆非。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这两句是吟咏长江的千古绝唱。面对着渔舟唱晚，海鸥依然在江面上飞行，夕阳西下，明月东升，一切都依旧，世界还是它本来的模样，西陵江水早已硝烟散尽，归于平静。“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诗的结尾将这惆怅情怀无限延伸，如今江上的好风光曹操、苻坚享受不了，范蠡也享受不了，它们付诸江上往来的商人。诗人将写景抒情结合起来，情景交融，涵浑一气。诗歌的基调苍凉悲慨，这样的气量“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非有阔大的背景不足尽此怀抱。所以杜牧怀古诗中的景色都是恢宏开阔，首句的“吞”“控”就足以体现出来。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杜牧的咏史诗是就史论史的，这间接地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诗中写到的曹操、苻坚和范蠡，这些都是过往的历史，但是这只是历史，诗人还是将目光放在了现实世界中。杜牧是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有志之士，他的这类诗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新问题，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杜牧的咏史诗用典不多，而且多是熟典，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悲伤情绪，尤其是“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惟属往来商”一句，将那种哀思不断延展。
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王朝，在如日中天的盛唐之后，便是历经安史之乱的重创而疮痍满目、力图恢复的中唐，又过七八十年，便是夕阳无限好而只是近黄昏的晚唐了。在晚唐的渐次苍茫的暮色中，杜牧，是一面迎风而舞、拯救危亡的旗帜。在晚唐的文坛与诗坛，杜牧是领袖，也是唐代的最后一座高峰。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簪缨之族。高祖杜崇悫、曾祖杜希望均为一代名臣，祖父杜佑任顺宗、宪宗两朝宰相，封岐国公，又是撰写了《通典》这一历史著作的史学家。杜牧的父亲杜从郁虽然早逝，也曾官至驾部员外郎。生长在如此高门大族、官宦人家，有的人会成为百无一用的纨绔子弟，如同今日横行霸道令人侧目的“官×代”或“富×代”，但杜牧年轻时即继承家学，博览群书，发扬家风。他胸怀大志，不仅具有出色的文才和诗才，而且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尤为留意，还曾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大和二年(828)杜牧进士及第，又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以后历经仕宦，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外郡刺史，最后官居中书舍人。杜牧虽具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宏才伟抱，却郁郁不得志――在旷日持久的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中，他屡受权相李德裕的排挤，加之他任性率真，热情豪放，本质上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位诗人。
杜牧为晚唐大家，诗、赋、古文均系一时之选，书画亦精。其手书《张好好诗》现存故宫博物院。其名作《阿房宫赋》写于他刚过弱冠未中进士以前，史识与文采齐飞也齐辉，当时就轰传人口，今日仍让人百读不厌。其写诗，崇尚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众体皆擅，诗风豪迈高华，英爽俊拔，与李商隐齐名，日寸称“李杜”。为与前贤杜甫区别，人亦称之为“小杜”。今日之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大都只知道他的那些风流浪漫之作，如《赠别》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之“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他的更多的诗作，介入时代，反思历史，针砭现实，表现了世风日下中古代优秀读书人的道义与胆略，显示了在藩镇割据、外侮频繁中维护国家一统的正义立场与坚定信念。他晚年曾将自己的许多诗文付之一炬，今日存留的只占当时的十之二三，由其外甥裴延翰手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从这些焚后余灰中，我们仍可读到一位忧国忧民文采飞扬的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采。”人所熟知的《过华清宫》不就是反思与针砭的诗证与实证吗?
杜牧的《泊秦淮》一诗，自被选入蘅塘退士孙洙所编的《唐诗三百首》之后，便成了该著名选本最著名的诗篇之一，以后层见迭出的名家选本都不敢将它遗忘。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846)。当日寸杜牧由池州刺史转任性州刺史，秋冬之际途经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泊舟秦淮而赋此名篇。
“秦淮”，即秦淮河，源出自溧水、句容二地，穿过南京市西城流入长江。相传秦始皇南巡，有方士说五百年后金陵有王者气，秦始里为断王气故命工民凿运河，疏通淮水，故名秦淮。金陵是六朝故都，秦淮河两岸更是酒家成币，歌楼林立，历来是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纸醉金迷之地，时至晚唐依然如故。“烟笼寒水月笼沙”，首句描绘的是秋日秦淮的夜景，空间是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寒水与白沙。这种修辞句式称为“互文”，与王昌龄《出塞》首句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相同，意为“烟月轻笼着寒水也轻笼着河沙”，其迷离朦胧的意境的创造，因两个“笼”字音韵谐婉的连用与恰如其分的妙用而完成。次句“夜泊秦淮近酒家”，点明时间与题目，并且交代“酒家”，此为诗人眼中所见，水到渠成地引发下文。“商女”有三解：一为温柔婉淑之女，一为商人之妇，一为以卖唱为生的歌女。根据诗中的“酒家”背景，应以指歌女为是。“花”即《玉树花》，是前代亡国之君陈后主陈叔宝所作歌曲，有“玉树花，花开不复久”之句，被视为亡国之音。时近三百年后，秦淮河畔的商女竟然仍在酒家歌唱此靡靡之曲，此为诗人耳中听闻。第三句以“不知”陡转，正言反说，第四句以“犹唱”逆接，将历史的亡国之恨与现实的醉生梦死交织在一起，表现了诗人对国事日非、国运江河日下的深沉忧虑，也表现了诗人对享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权贵们的犀利批判。
亡国之思，警世之语，这就是《泊秦淮》的价值与光芒。现代作家郁达夫1913年所作《金陵怀古》有云“登尽江南寺寺楼，平桥烟柳晚笼愁。可怜灯火秦淮市，曾照降幡出石头”，不就是对杜牧诗歌价值的再造与光芒的延长吗?
【关键词】唐宋 制科人才 贡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 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家” 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 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 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赤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赤壁，山名。共有五处，皆在湖北省境内。其中有两处最为著名，一处是今蒲圻县赤壁乡，相传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军用火攻大败曹操军队于此；另一处是在黄冈县城西北，亦名赤鼻矶，因唐杜牧与宋苏轼先后在此写下《赤壁》与《念奴娇・赤壁怀古》而闻名。
这两首诗词虽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但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其在选材立意上的共同之处――寄托了他们怀古的幽情，抒发了自己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到见解。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却仕途坎坷的文人，他们都为自己空有抱负得不到重用而烦恼。杜牧生性倜傥慷慨，喜议论，好谈兵，而不为时所用，在任黄州刺史时曾登广武山，观黄州赤壁，以《赤壁》诗讥讽周瑜侥幸而成大功，并暗含阮籍当年登此山时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见《晋书・阮籍传》）之慨叹。而苏轼则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累被贬黜，仕途失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被贬黄州，游览黄州赤壁，虽心知其非三国古战场，但想到三国周郎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而自己华发早生，却功业无成，不免有感而发，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共同的遭遇，使他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了共同的兴趣，并在这一历史人物及其事件上悟出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挖掘出历史给后人的启迪作用。杜诗言“周郎亦侥幸成功，设当日东风不竞，则二乔丽质，将归铜雀台中，在宫女分香之列，安得女儿江山，流传名迹乎？”（见俞陛云《诗境浅说》），一吐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抑郁不平之气。而苏轼诗，则神游故国，仰慕英雄，感叹人生如梦，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愤懑之情。
如上所述，杜牧、苏轼因共同的人生遭遇又先后在赤壁为官，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兴趣，但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历史事件的感悟自然不同。杜牧认为周瑜侥幸取胜，出言讥讽；苏轼对周瑜满怀仰慕，行文奔放。
杜牧一反常人所见，别出心裁，从反面设想要是当时没有东风帮助周瑜，孙刘联军败了，那么东吴二乔将被曹操锁进铜雀台，历史将会是另一回事了。短短四句诗，把赤壁之战时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所起的作用，曲折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见解精辟，发人深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对历史事件的评述中，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的胸怀，睥睨古今，英气夺人。周瑜不过侥幸而得东风之助，自己空有旷世之才，却不得重用。从艺术表现角度看，这首咏史诗从小处落墨，小中见大，匠心独运，从沉埋在沙中的一把折戟入手，引发出思古之幽情，巧妙地将诗意引向著名的赤壁之战，引向这一重大战役的主要人物。后两句设想孙刘联军战败，则用二乔被捉的小事表达，因为二乔，非但是东吴有名的美女，更重要的是她们分别是东吴政绩显赫的孙策与周瑜的妻子。铜雀台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建于邺城，曹操晚年携姬妾歌伎住于其间，二乔锁铜雀，孙刘联军失败，不言自明。这样以小见大，贴切而含蓄。也正因为这首诗不同一般的构思，历代对其褒贬不一，评论颇多，宋许凯《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死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对此清人何文焕批驳说：“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历代诗话考索》）。
苏诗在构思上则将写景、怀古与抒情融为一体，大开大合，纵横古今，意境宏阔，气势不凡：长江滚滚向东奔流，陡峭错落的山崖直穿天空，汹涌的浪涛拍打着江岸，卷起了千万堆雪白的浪花。作者的思绪也随着这奔腾的浪涛驰向历史的长河，想起当年的赤壁之战，想到赤壁之战的英雄周瑜，联系自己的处境不禁感慨良多，这些内容，亦如滚滚长江汩汩滔滔，喷涌而出，内涵丰富，无论是写景还是咏史，都能抓住特征，略加点染，便描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入其境。最值得称道的是起笔几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气势恢宏，引人遐思，笼盖全篇，作者把所怀念的历史人物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下，赞美之情不言自喻。在奔腾的大江、雄伟的赤壁衬托下，赤壁之战的英雄周瑜登场了，诗人选择英雄的气质、风度、才干等简笔勾勒，塑造了一个青年儒将的生动形象。然而，诗人的笔墨却不止于此，他神游故国，想到自己空有一身抱负，一生几上几下，屡遭贬谪、流放的严酷现实，怎不慨叹“人生如梦”！通观全诗，无论写景，还是咏史，实质都是为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服务的。相比之下，苏轼的诗远比杜牧来得直率，来得豪放。难怪古人称苏轼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了。
时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诗骚之树已经老了。有明一代出现了几乎一边倒地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主导者意欲使诗高华滋壮，但事实上却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抒情文体形式还要存在下去并发挥功能的话，人们必须接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逻辑，通过新变来维护和复兴诗歌。对于清人来说，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囊括了尽可能多的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完全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的所谓“变”，似乎只能是对既有的两大格局重新体认、选择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认识到明人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那么他们为拓宽路途最能有所作为的就是接纳宋诗了。清初诗人邵长蘅《研堂诗稿序》曾指出：“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一“势”，既是循环往复、剥复代序的诗坛风会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也是清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能动支配。对于唐宋诗的不同特点，邵长蘅曾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就其体格之殊而论，如果以人为喻的话，则“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 ；(1) 如果以佛学为喻的话，则唐诗如禅，深玄窎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前者境界高华，然参究不易，后者气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标举第一义却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变风气，走向“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诗学空间更大的宋诗，确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净”法需要禅净合行的永明延寿式的宗师一样，清人要融汇宋诗却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来开其风气，钱谦益的选择和被选择正成为个人创作祈向与诗歌史内在趋向相重合的必然结果。
一、接纳宋诗：一个长期的潜隐走向
宋代的诗歌史是在“江西”与“晚唐”之争中划上句号的，随着蒙古王朝统一全国，南北诗学逐渐从趋尚的多元化转为反拨宋诗，迈开了回归唐代乃至汉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国祚不长，诗道亦未远。当四大家以盛唐诗风为典范的诗歌出现，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体派时，朝代却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实，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汉唐的步履强劲不衰的话，明代诗歌史的起承转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从文体文风随时代而兴替的规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明代并没有一反元代诗风，反而与元代诗歌合为一个大的文学阶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导风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当然，将元明诗合为一个大的阶段，是一个笼统的看法。明人弘唐诗之法，诛宋诗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诗”未臻胜境外，时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明太祖朱元璋这位集雄才大略与果毅残暴于一身的开国君主，鉴于元代政治制度松懈与思想统治不力而产生社会异变，在夺鼎定基伊始便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着手诏复唐制，纯洁文化习俗，创造沉潜执着地追求理学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力求高扬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围。在诗歌风格上，太祖“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以为衰世之为，不足观”，(2) 因此舍弃宋调而尚“盛世清明广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诛宋，又伐晚唐，王彝著《文妖》力斥元季杨维桢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强烈地诋斥铁崖体云：“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诞涩之词饰其浅易之意，攻讦当世之文。昧者群和而从之，而三吴诸郡为尤甚。此皆挟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虽不足为斯文害，然不除灭而禁斥之，何由复古之盛乎？”(3) 这里提出要“除灭而禁斥”铁崖体以“复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强烈的时代心理。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庙堂色彩，在这种文化心态中长期闪回着“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激活这种幻影，尽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试图远离庙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维方法，使他们实际上进入并不自觉地强化了这种文化机制。直到嘉靖以后，权力机制逐渐瓦解，而随着启蒙学术的展开，知识群体知性精神觉醒，人们才开始冲破思想的囚缚，走出虚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重新审视既有的具有统治力的文学理论，一种与七子派相悖，对庙堂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的诗学价值观才真正得以提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晚明，接纳宋诗的过程将是十分艰难。有学者认为在明末以前至少出现过两次提倡学宋的潮流。一次是前期方孝孺、陈献章、庄昶等人，一次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中后期唐宋文派作家，而且“这些提倡学宋的作家几乎清一色是理学家。”(4) 其实，有明一代肯定（肯定并不等同于提倡）宋诗者赓续不断，但“潮流”并未形成。肯定者中固然有崇尚理学，“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已任”的方氏作出“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更无俦”(5) 这样的力排众议的论辩，但更多的为宋诗辩护者则与理学并无深刻的联系。如明初诗学盛唐祈向已十分明显，刘崧以雅正标宗，一时风从影动，黄容即对其黜宋之论极为不满，作《江雨轩诗序》云：“宋苏文忠公与先文节公（按：此指黄庭坚）独宗少陵、谪仙二家之妙，虽不拘拘其似，而其意远义该，是有苏、黄并李、杜之称。当时如临川、后山诸公，皆杰然无让古者……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崧者人不短则己不长，言不大则人不骇，欲眩区区之才，无忌惮若是，诟天吠月，固不足与辨。”瞿佑亦排除门户之见，反对当时流行的“诗盛于唐至宋而坏”之说，仿效《唐诗鼓吹》例，辑宋、金、元三朝之作一千二百首为《鼓吹续音》（十二卷），明其宗尚，有自题诗云：“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引自《归田诗话》卷上）。其后都穆、俞弁、李濂、归有光等人都反对崇唐斥宋，不断发出异见者之声。如都穆《南濠诗话》云：“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亦云：“古今诗人措语工拙不同，岂可以唐宋轻重论之？余讶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即使是总体上扬唐抑宋的杨慎，也屡有“今日‘宋无诗’，其然乎”的质询。(6) 但明万历以前，在前后七子“劫持当世”，倾动天下时，接纳宋诗只能是一种潜隐的走向，所有这些对宋诗的呼唤都仿佛是一股股潜流，难以形成冲击波，无法改变宋诗被用于覆瓿的命运。即使是李于田的《宋艺圃集》和曹学佺的《石仓宋诗选》出现，因其所选远于宋而近于唐，并不能增加宋诗的份量，在呼唤接纳宋诗的潜流中迸出新人耳目的声色。如果说明代在肯定宋诗方面，曾有过砉然鞺鞳，颇能振荡诗坛的声音的话，那已经是在晚明公安派出现以后了。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明确地将“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作为谬论加以辩驳，在《与冯琢庵诗》中极称元、白、欧、苏四家诗文足以与李、杜、班、马雁行并观，“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也？”《与丘长孺》一文更从文学史发展趋势阐述其诗学观，宏道认为唐自有诗，不必《选》体，《选》不必为汉魏，汉魏同样不必为《三百篇》。如以不唐病宋，文学创作必以前代为准，那么就会推衍到以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的荒谬地步，那么岂不是“诗灯一派，扫土而尽”？二百多年来呼唤宋诗的潜流，蓄势至此，正期待着一种内旋与外驱力量助其奔突。
钱谦益早年曾汩没于俗学，“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答山阴徐伯调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应会试寓居极乐寺时，与袁小修相识，得以闻知公安派的理论，又从嘉定林下诸君子处得知归有光之“绪言”。如果说他的文学观的整体性改弦易辙是转益多师，并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结果的话，就诗学观来说，则显然受袁宏道理论阐发的影响极大。二百多年被奉为圭臬的唐诗，至晚明师范的窠臼已过于深重，诗界“厌而学宋”之气已经萌动，风会递嬗实属必然。但是公安袁氏虽可谓具有知性精神的觉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纠偏，创作亦不无弊端，竟陵起而反拨，以深峭幽渺为宗，更失于仟佻诡异。显然，要改变明代诗坛积弊，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和选择，而且需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真正打通，取得实绩。钱谦益能够卷动潜流细浪为耸峰飞瀑，绍承前哲之绪而大开风气，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谦益开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纳宋诗的潜隐走向才演变为一种显见的趋势。
二、唐宋并重：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但是我们对钱谦益在接纳宋诗过程中的角色和策略尚须深入考察。如果把唐宋诗之争简单地归类为“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的话，那么可以说钱谦益并没有参与此“争”。作为一个具有成熟的诗史观的学人和诗人，我们虽然能发现他在特定的比较中发表过“圣俞之诗，辞非一体，不若唐诸子为诗人者僻固而狭隘”(7) 之类的意见，但并不能说他在唐宋之间月旦褒贬。其实唐诗是牧斋诗歌创作重要的诗学源头，他常常表示出对唐代诗歌成就的景慕和赞叹，更明确地申说过“诗莫盛于唐”。(8) 他的诗学历程中由义山而上溯少陵，兼涉昌黎、香山的路径是十分清晰的。然而他同时强调宋诗作为一种文学史上的存在，其美学意义不应否定，应当充分重视宋诗的典范意义。在七子派和竟陵派先后纵横天下，“诗必盛唐”说挟裹文士的背景下，反其道而黜唐崇宋，难免会成为另一种偏颇，而从诗歌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倡唐宋并重，兼宗双修，客观上便肯定和提升了宋诗，形成有利于诗歌发展的新局面。这显然已成为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要实现这种诗学选择，改变传统观念，使对唐诗的认识从“盛唐”走向“全唐”是十分重要的。严羽的《沧浪诗话》是晚宋最重要的诗学著作，在明代的影响几如胡应麟所谓“达摩西来，独辟禅宗”，(9) 盛唐与宋诗之争实源于此。高棅《唐诗品汇》承接其脉，其后便成为七子派以盛唐相高的理论支柱。在《初学集》卷三十二《黄子羽诗序》中牧斋即以“别裁伪体”为旨，反复申斥明代俗学，尤对“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痛加针砭。在《徐元叹诗序》中直接将沧浪之说究为伪体之嚆矢：“自羽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之榛芜弥甚。羽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塗鼓之毒药。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呜呼，诗难言也。不识古学之从来，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谓以大海内于牛迹者也。”入清以后，谦益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更为深入，《有学集》中有相当系统的理论阐述。如《唐诗英华序》、《唐诗鼓吹序》以大量的笔墨梳理“初、盛、中、晚”四唐分界说的源起与流变，强调“临济、曹调初无胜劣”，“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不仅箴严氏膏盲之癖，亦洗高棅耳食之陋。至于“荆公、遗山之选，未必足以尽唐诗?皇嵌撸谖濉⒘倌曛埃渖袷吨肿樱晕词芙袢酥湔咭病痹圃疲康魉卧业氖都蛳匀唤咦优杉坝按诱唏苑范鸵徊⑥寤鳌D琳衔宋亟桓銮昂蠼裘芟嗔胧蓝频耐暾命a href=//shici.7139.com/2653/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唐诗过程分为初、盛、中、晚，并由此作出价值判断，这是将社会与人生、生活与创作断裂开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文学史是一个承前续后，不断推进的过程。苏、李、枚乘之后自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自有太康，有元嘉。如此而论，唐是一个诗歌高峰，它是一种典范，也是一个过程。“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如果独尊盛唐，排斥其他，那么文学史便是一片苍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否定了后代的可创造、可超越性，学诗者就势必脱离生活，刻意仿效，“佣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10) 一步一趋，势必成为毫无精神气格的赝品的制造者。牧斋强调，诗歌不当以“时”分界定格，而既然唐代之诗不必如汉魏，那么后代之诗何必专门祖祧盛唐呢？
挑战“独尊盛唐”的强势理论的目的在于摧陷旧垒，荡涤迷雾，这为提升宋诗的价值作了有力的铺垫。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唐宋诗之间的关系？牧斋将这一问题放到诗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认为“天地之降才与吾人心灵之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题徐季白诗卷后》），宋诗在中晚唐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而将唐与宋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则认为“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雪堂选集题辞》）。唐之“总萃”是一种高的境界，宋之“畅遂”是一种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但不可轩轾，而且应兼宗兼尚，结合互补。结合互补的前提是对同样具有历史性的两种诗美形态在价值观上等量并重。
其实，在元明两代，唐诗的身价一直很高，与宋诗几乎落得覆瓿的命运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文学史阶段，要将唐宋诗相提并论，文学史家所要做的是改变“宋无诗”的一偏之见，使宋诗还原回复到诗歌史应有的地位上，与唐诗真正对等地衔接起来。对于在明末和清初操持着品评诗文“权柄”的牧斋来说，为此最能产生影响的努力是既扬搉宗尚唐诗者，，同时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诗堂奥的诗人。如《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评李东阳云：“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石田诗钞序》评沈周云：“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苍老。”《列朝诗集·丁集》评汤显祖云：“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序其诗三变而力穷。”又评归有光云：“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又评程孟阳云：“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昭见古人心髓。”
牧斋称美的以上五位诗人都有相当深厚的唐诗根柢，但又能在较高的层次上参互唐宋，甚至综贯宋元，具有比较开阔的诗学视野与识见，而这种视野与识见正与他甚为服膺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扬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东阳和程孟阳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时代人和后人往往以为过于溢美，不无微词。诚然这种溢美中确有某种“党同”而且自爱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伐异”，笔下有明确的比较、诋讠其 的对象，是一种有背景的溢美。在《题怀麓堂诗钞》中牧斋有一段揭示孟阳何以扬搉东阳的话颇可注意：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阳于恶疾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诗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药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由此透过一层便可以看出，牧斋拱手尊奉二阳老，同样具有引用典型，针砭时弊，扬弃俗学以昌隆诗道的动机。在明末清初这诗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带着某种自爱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扬不废宋诗者，实在无法改变宋诗被唾弃不顾，粪土不堪的命运，也难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诗学选择引起注意和呼应。因此，对于这种“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无须苛责。
三、崇尚杜诗：钱谦益由唐向宋的起点
也许正因为钱谦益与程孟阳友谊笃厚，诗学交流特别密切，因此人们往往认为钱、程二氏诗学宗尚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包含着较大误解成分的看法。虽然钱谦益对程氏确实始终向慕，称颂孟阳诗论“在近代真是开辟手”（《题怀麓堂诗钞》）；并云“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律诗是吾师”，且称自己的“涉津”实与孟阳相上下（《复遵王书》）。但这类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学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当世的情况下，对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持，不随流俗的文人品质的欣赏，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对其凸现遗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蕴的鉴识的赞同并借以树纛而伐异。不过，从诗学兴趣、创作宗尚来看，二人并不尽相同。“孟阳读书不务博涉”（《列朝诗集·丁集》），诗学渊源虽可溯及剑南，然主要宗尚却是中唐刘随州及晚唐许丁卯一路，谦益的趋尚与此有较明显的差异。
谦益的诗学根柢大致是祖宋而祧唐。“祖宋”是说牧斋于宋代有由眉山到剑南而连接成的一片“诗学腹地”；“祧唐”则意味着牧斋对唐代诗人有所继承。在唐代诗人中，牧斋对杜甫始终心仪而师范，他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杜诗笺注》汇聚了他长期研治杜诗的成果。这是对杜诗文本的研究，对杜诗学术史的研究则见之于《初学集》卷一百十《注杜诗略例》、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和《牧斋外集》卷五《薛行屋诗序》等。其序曾房仲诗集指出：“自唐以来，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并揭示出杜甫对中晚唐诗家的影响，在薛桴庵（行屋）诗集序中，牧斋将宋人学杜家数一一点来，如玩家珍，足见其对杜诗及宋代诗人探究之功力。我们知道宋诗的特质于唐代诗人中特别近杜，“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钱谦益《薛行屋诗序》），宋诗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杜诗的影响史，因此后篇序文尤当重视。以其为津梁，我们更能理解牧斋推崇杜诗与提倡宋诗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由唐向宋的祈尚及起点。
尊杜何以成为牧斋深刻的诗学祈尚，并确定其走向宋诗的途辙？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引证他对以学杜而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周亮工的评论。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论诗肤七子而戋竟陵，曾痛感诗道榛芜，刻严羽《沧浪诗话》行于海内，以示其谬，深契牧斋之心，故推奖有加。其《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或曰：‘子之推评元亮也，其旨要可得闻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放而为昌黎，达而为乐天，丽而为义山，谲而为长吉，穷而为昭谏，诡灰奡兀而为卢仝、刘叉，莫不有物焉，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惭，而其流传也，至于历劫而不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论及的昌黎以下数人，正与《曾房仲诗序》中所提及的“得杜之一枝”者大致相同。由此可知，牧斋所谓“有本”正是自《诗经》以来至杜诗而集其大成的生命和现实感怀。它迥异于沧浪的所谓“妙悟”，不是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会神韵，而是千容万状的身世淬厉，潮卷心魂的世运蛰启，性情与学养，知识与体验的交互融铸，既具有理性精神，又浸透感情色彩。而检视明代曾操持文柄，劫持当世的七子派虽然以盛唐为圭臬，但“本之则无，徒以词章声病，比量于尺幅之间，如春花之烂发，如秋水之时至，风怒霜杀，索然不见其所有”。(11) 至于竟陵派，欲以“深幽孤峭”纠公安俚俗轻率之偏，但“袁氏兄弟，则从眉山起手”，“眉山之学，实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故能凌躐千古”，(12) 而钟谭一味抽绎幽情单绪来造境，视界终小，意蕴也浅，其结果反而成为七子一类“枵然无所有”者。(13) 牧斋反复强调衡评诗作的标准不在“妍媸巧拙”，而在“有诗无诗”，“有本”则谓之“有诗”，否则即为赝品，“终谓之无诗而已矣”。(14) 可见牧斋之“尊杜”正是对“有本”这一诗歌创作最根本原则的确认与提倡，力求以此一变浮伪并作的诗风。
然而“尊杜”一般来说应当引导出“祖唐”的趋向，但牧斋之“尊杜”何以成为走向宋诗的起点和唐宋并重的支点呢？固然宋人好以学问为诗，注重义理表达，创作运思带有学人色彩，主体意识具有现实感和使命感，艺术表现善于广泛吸纳，以故化新，如此等等都与杜诗款通，甚至可以说正是宋人自觉追求和仪法杜甫的结果。这些都决定了牧斋诗学的可能的取向，但是从根本上说，诗文化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运动、演变同步共振的，因此具体的诗学形态、风格替兴终将取决于时代的潜在选择。
A. 王昌龄 B.王维 C.李白 D.李商隐
2、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C )
A.岑参 B.白居易 C.韩愈 D.柳宗元
3、主张文章应“惟陈言之务去”的文学家是 ( A )
A.韩愈 B.柳宗元 C.欧阳修 D.王安石
4、 下列诗歌中属于绝句的是 ( D )
A.陶渊明《饮酒》 B.李白《行路难》
C.王维《山居秋暝》 D.杜牧《泊秦淮》
5、杜牧是唐朝哪个时期的诗人( B )
A.初唐 B.晚唐 C.中唐 D.盛唐
6.《将进酒》的作者是( C )
11、《行路难》中，以自然景象象征人世现实的是( C )
A.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B.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C.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D.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12、“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所用的修辞手法是( D )
A.反诘与比拟 B.设问与比拟 C.反诘与比喻 D.设问与比喻
13、宋代作家中，在诗词文赋以及书画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是 ( B )
A. 欧阳修 B. 苏拭 C 陆游 D、辛弃疾
14、“满地黄花堆积，惟淬损，如今有谁堪摘”诗句的作者是 ( A )
A、李清照 B.李白 C.李煜 D.李商隐
15、“中原干戈古亦闻”所用的修辞手法是( D )
A.用典 B.比拟 C.暗喻 D.借代
16、在盛唐诗坛上，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是( B )
A、王昌龄 B.王维 C.岑参 D .杜甫
17、下列诗歌作品属于七言律诗的有( D )
A、陶渊明《饮酒》(其五)B、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C、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D、杜甫《登高》
18、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是( A )
A、韩愈 B、柳宗元 C、苏轼 D、欧阳修
19、下列诗歌中，属于格律诗的是 ( A )
A.《泊秦淮》 B.《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C.《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D.《短歌行》(对酒当歌)
20、《蜀相》一诗是一首 ( B )
A、乐府旧题 B、律诗 C、古风 D绝句
A白居易 B.杜甫 C.李白 D.李商隐
7、杜甫《蜀相》“两朝开济老臣心”中“老臣”是指( C )
A.曹操 B.李斯 C.诸葛亮 D.王安石
8、《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属于( D )
A.山水诗 B.乐府诗 C.田园诗 D.边塞诗
9、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是( C )
A.李白 B.李贺 C.白居易 D.杜牧
10、《前赤壁赋》行文内在情感变化的线索是( C )
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
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前言】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组诗作品。这是两首秋景诗。第一首诗写秋日暮景，通过落日烟柳之景，绿荷西风之状，组合成一幅意象清幽，情思蕴结的图画，并经过诗人的艺术剪裁和点染，把在秋风乍起、日已偏西时溪桥上、柳岸边、荷池中的景物组成的画意与诗情完美地融为一体。
【注释】
⑴齐安：今湖北省黄冈黄州一带。
⑵两竿：这里形容落日有两竹竿高。
⑶相倚：形容荷叶密密层层地依偎在一起。
【翻译】
诗人既在写景之时“随物以宛转”，刻画入微地曲尽风荷的形态、动态；又在感物之际“与心而徘徊”（同上），别有所会地写出风荷的神态、情态。当然，风荷原本无情，不应有恨。风荷之恨是从诗人的心目中呈现的。
【鉴赏】
诗的首句“两竿落日溪桥上”，点明时间和地点。时间是“两竿落日”，则既非在红日高照之下，也非在暮色苍茫之中。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幅画中的光线和亮度是柔和宜目的。地点是“溪桥上”，则说明诗人行吟之际，既非漫步岸边，也非泛舟溪面，这为后三句远眺岸上柳影、俯视水上绿荷定了方位。
诗的次句“半缕轻烟柳影中”，写从溪桥上所见的岸柳含烟之景。诗人的观察极其细微，用词也极其精确。这一句中的“半缕轻烟”与上句中的“两竿落日”，不仅在字面上属对工整，而且在理路上有其内在联系。正因日已西斜，望中的岸柳才会含烟；又因落日究竟还有两竿之高，就不可能是朦胧弥漫的一片浓烟，只可能是若有若无的“半缕轻烟”；而且，这“半缕轻烟”不可能浮现在日光照到之处，只可能飘荡在“柳影”笼罩之中。
这前两句诗纯写景物，但从诗人所选中的落日、烟柳之景，令人感到：画面的景色不是那么明快，而是略带暗淡的；诗篇的情调不是那么开朗，而是略带感伤的。这是为引逗出下半首的绿荷之“恨”而安排的合色的环境气氛。
诗的三、四两句“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写从溪桥上所见的荷叶受风之状。这两句诗，除以问语“多少”两字领起，使诗句呈现与所写内容相表里的风神摇曳之美外，上句用“相倚”两字托出了青盖亭亭、簇拥在水面上的形态，而下句则在“回首”前用了“一时”两字，传神入妙地摄取了阵风吹来、满溪荷叶随风翻转这一刹那间的动态。在古典诗词中，可以摘举不少写风荷的句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几句词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而如果只取其一点来比较，应当说，杜牧的这两句诗把风荷的形态写得更为飞动，不仅笔下传神，而且字里含情。
摘 要：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在此不再累述。本文从当今社会所受的不良影响层面上，试图重新还原当初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心理来探讨胡适白话文学观的一些偏颇之处。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胡适；文言已死；工具论
说起白话与文言之争，绕不开胡适先生。白话虽自古有之，晚清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胡适于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诌议》在前人的基础上跨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大步，他第一次尊崇“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这很快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积极响应和“协同作战”，虽也承受保守派的批判，但在短短三年后以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国语”）课本为最后的胜利标志。
一、白话文为文学正宗地位的提出
无论什么时候，群众力量的坚固永远是革命胜利的保障。自甲午海战失败以后，、辛亥革命相继发生后，像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欲救中国于危难贫穷，必从思想入手，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入对大众的启蒙教育上。但当时，而在当时书口分离、艰涩难懂的文言文成了启蒙者宣传布道的最大障碍。白话文虽自古就有，但在晚清这样的背景下极大地被需求、夸大，因为无论是知识的获取或者自由言论的发表，从一般民众的角度考虑，他们更容易接受浅近俚语的白话。这是白话文需要更大发展的社会基础。
诚然，晚清的改良派，由于接触到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开始觉得汉字繁难、文言艰深，推进切音字运动之余，大力提倡白话文，试图把白话变成维新变法的宣传工具，各地白话刊物纷纷出版，黄遵宪、裘廷梁等人都是晚期时期倡导白话文的有力人物。但事实效果正如周作人认为的那样，古文是“老爷”用的，白话时“听差”用的。说起白话与文言之争，绕不开胡适先生。白话虽自古有之，晚清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胡适于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诌议》，这才克服了晚清语言改良的不彻底性，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跨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大步，第一次尊崇“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这很快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积极响应和“协同作战”，虽也承受保守派的批判，但在短短三年后以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国语”）课本为最后的胜利标志。
胡适提出白话文的背后也有着个人的偶然因素。儿时大量阅读的白话或者口语写成的小说，“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使他一开始就对白话文有着自然亲近的感情。之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深受杜威的影响。杜威以“教育即是生活”出发，提出“学校即是社会”，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学校教育中学到的东西，可以应用到实际中去。当时情况下中国当时的文言文学习导致口语与书面的不一致，学不以致用，这不符合杜威提倡的”实用主义“说法。这种理论对于几年后回归到中国的胡适来说，实在是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二、胡适白话观的偏颇之处
回首20世纪初那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白话与文言之争，彼时的喧嚣已经离我们远去。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在此不再累述。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这一本质，在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全面的提倡，大众语言易于宣传的功能利于权力构建，但是它又粗糙性又失之文采，使得文学长时间内被政治绑架。如今，白话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五脏六腑中。但因为五四时期过度地切割了文言与历史的相连的脉络，文言显然已成为小范围内的专业学习和兴趣爱好了，大部分人文言文普遍阅读能力很弱，也导致当代的文化信仰和道德素质与传统脱节。
我们赞同“白话代替文言”这一历史规律。但是“代替”二字并不意味着取缔、断裂、否决，它也意味着共存互补。我们只有承认传统必然存在，但可以突破，可以“涂抹”，才有革新的对象。传统可以批判地继承，发展其精华，却不可能被打倒。但往往在急躁的热浪中，一些急于成功的革新者以为可以将其所不喜欢的传统活埋，其实这种做法不过是自欺之举。
其实这种急躁迫切的心理从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放之这篇文章中也是值得一提的，这是当时包括胡适等一大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何会有如此激进焦灼的症候所在。他们是在目睹近代中国被列强屡次蹂躏、后屡次改革图新却又屡次失败后的对传统的一种失望与背叛，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深深的自卑，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传统的知识还能够挽救中国的命运。另外，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启蒙家深受进化论影响，认为新比旧好，西方比东方好，现代比传统好。带着一种救国救民的急躁心理和二元对立的绝对思维，社会主导思潮也就一步比一步更为激进。先破才立，想走出传统则必须反传统。在这里，反传统的具体表现就是将文言与传统直接挂钩，将白话与现代相联系，他们相信打倒文言就能更好地拯救中国。
下面就来谈谈胡适白话观的两个偏颇之处。
（一）“文言已死”的绝对判断
1915年，24岁留美学生胡适于这年的暑假开始，就中国的文字改良问题，在与旅美的中国同学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辩论之中，得出了“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结论，进而提出要以白话为正宗的“文学革命”主张。直到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基本上仍持“半死的文言”的观点。他虽然提出“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但却特别注明“死字”系指“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可读而听不懂”的文字。胡适从“半死的文言”变为“死了的文言”是在1918年时。这一年，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提出“现在的中国人应该用现在的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等观点。如果说胡适早期对于文言的批评还相对平和中肯的话，那么，随着文学革命的发展，胡适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信心乃至偏激也比早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往深里探究，胡适态度转变的过程，其实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思考的结果。这也所体现的其实是当时先驱者群体的共同的追求。作为同阵营的陈独秀，面对外界的质疑声，他坚定干脆地判断“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之讨论者之余。”钱玄同等人在这样激进的思想下甚至还提出“废除汉文”使用“世界语”的主张。
在现在看来，胡适对于“废文言倡白话”的理由论述时，其话语策略还是比较偏激的。“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不仅他许多有关文言的语言现象比如对仗、套话、用典、旧诗意象等的批评有矫枉过正的缺点，其批评的措词用语也常常趋向绝对和极端。他对文言的判断是‘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而他的理由是文言答言表意的不顺畅和隔膜。”显然，这样的理由完全是武断缺乏依据的。另外，对于文言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胡适当时亦极少论及。新文化派中的刘半农，似乎是最早一个对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保持理智的人，一开始，他就提出“文言白话可暂时处于对待的地位”、“以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随着运动的发展，胡适对此也似乎有所体会。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也认为保证白话明白干净的前提下，可以对文言作一定的让步，允许某些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夹入白话当中。不过因胡适激烈时期“死了的文言”一语也就常为学者所诟病。
当时学衡派的态度其实并不是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僵化不变，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文，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但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带着上述所带的激进思想，已经听不进任何革新保留的意见，露桃犹自恨春风。”《悲吴王城》：“解舞细腰何处往？能歌姹女逐谁回？千秋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
杜牧诗很少托史言情之作，他更偏重于咏史诗的社会性方面。他的兴趣不在言情，而在资政。杜牧是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有志之士，他说自己的抱负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如《题木兰庙》：“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此诗不囿于前代文学名作的束缚，大胆地进行了新的艺术加工与创造。杜牧一改过去木兰女扮男装、骠勇善战的壮士形象，诗歌只以“弯弓征战作男儿”一句，交待木兰替父从军的英姿，而用其他三句写她在战争间隙中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以更符合女子思想活动方式的细致刻划，得救了木兰与其他壮士不的心理状态。
（二）杜牧咏史诗在艺术手法上有新的追求
在杜牧之前，咏史诗还多为古体，律诗较少，绝句更罕见。杜牧的作品集中，古体诗已很少，甚至连诗味较古朴、质多胜文的五律也为数有限，而大多采取七律、七绝的形式。特别是七绝的大量运用，多而且好，是当时咏史诗形式变化的标志。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习用的体裁。杜牧的咏史诗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注意发挥“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诗薮》）的特长。杜牧写诗往往发语高，然终“以意为主，气以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所以更讲究意奇，而不追求语奇。他的诗自然流走，语虽寻常，却无不如意。因此造成了俊爽的独特风格，以致后人评为“杜牧之诗风调高华，片言不俗”（《西清诗话》）。他的咏史七绝也很为后人所称道。（作者单位：四川省江油市教师进修学校）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 《大唐诗杰杜牧诗选》.郑文惠编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
[3]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4] 《文史知识》.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六月
关键词：语文教学；古代诗歌；教学策略
时代的变迁，使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现代汉语的普及，更拉大了与古汉语的距离。古代诗歌因其自身的特点，对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在用字遣词方面，古代诗歌受到诸如篇幅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极为凝练，字字珠玑，非经细细咀嚼品味，难解个中滋味；又如，古代诗歌中大量的用典，虽经注释，但短短几句平白的注解，岂能尽解其中妙意？同时，古代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多数意不在表而在里，其意境深远，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想用当前“快餐”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尽可能多地传递给学生，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对古代诗歌教学策略的研究，不仅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笔者在总结自身教学经验在基础上，结合大量搜集整理的优秀教案，经过教学实验，归纳出一些既便于实施，也卓有成效的教学策略。
一、故事引路，渐入佳境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学生拿到新课本时，往往最先看的便是课本中的小说。小说的故事性强、趣味性浓，学生容易产生兴趣，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其实很多古代诗歌或者其作者背后也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古代诗歌教学中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既有助于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又可以加深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了解和认识，帮助诗歌的欣赏和理解。
例如，一位教师为《虞美人》教学准备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阴云低垂、细雨蒙蒙的早晨，一座金碧辉煌而又气氛肃杀的宫殿，一位面容苍白、泪眼蒙■的君主。佛，他拜过了；契丹，他也求过了，眼见着亡国被俘的命运是逃不掉了。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风流天子，脱去穿了15年之久的龙袍，肉袒负荆，出城跪降。
虽被封为“违命侯”，但恶运还是在他41岁生日的那天晚上降临了。面对一弯残月，他慢慢转过身去，遥望南方“三千里地山河”，他再也无法整理这多年积累的愁绪，吟诵了一曲千古绝唱，喝下了宋太宗赐予的毒酒。
实践证明，在课前呈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助于学生在把握这首词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和感悟词人亡国后的愁苦之情，体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切悲哀。
二、吟咏吟唱，悦耳悦意
古诗的原生命就是吟唱。而吟咏吟唱又不同与一般的诵读，它需要一定的节奏和韵律。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种诵读是读者完全将情感投入文本之中，完全的忘我，可以说是一种“无我之境”。如果古代诗歌的诵读能够达到这一点，那么学生诵读的过程，就是学生满怀深情地踏上语言的桥梁，去晤见作者并触摸其灵魂的过程，就是学生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获取智慧经验和情感的过程。
三、咬文嚼字，体会诗味
古代诗歌语言简洁洗练，要求诗人在选词用字上下工夫。在古代诗歌的教学中咬文嚼字，就是分析在用字上的胜人之处，尤其分析成为诗眼字词的丰富表现力，领悟诗人在炼字上的技巧。抓住了诗眼，也就抓住了诗歌鉴赏的关键。
另外有一种情况：由于传抄或印刷等原因，古代诗词中常出现某字因版本而异的现象。虽然异文中一定只有一种是正解，但错传的字存在了这么久，必有其合理之处，往往体现了传承者炼字的功夫或不同的审美情趣，耐人寻味。
教师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善于发现和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将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置于知情义结合的语境之中，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会更有效地提高学生遣词造句、修改文章的能力。这种方式比较开放，可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精神，不受书本的约束。
四、联想想象，再现情境
国画中的泼墨写意，十分注重“留白”，这与古代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寥寥几笔，却留下了大片的想象空间，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无羁无绊，岂不快哉！
意味隽永的作品总是以其特有的情感力量撞击着读者的心灵，使其释放出所有的生命力量与作家拥抱，古典诗歌的这种魅力尤其浓厚。这种魅力的获得，需要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因为艺术作品有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之处，需要鉴赏者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人生经历出发，通过想象、联想去丰富和补充，赋予作品现实的生命力，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例如，在教杜甫的《登高》时，调动学生以自己的感觉知觉去触摸、品味杜甫的遭遇与情感，引导学生发挥联想和想象。这样，学生的悲悯、同情、仰慕等情感才会被激活，他们才能走进诗歌中感受到那动人心魄的生命的哀伤。
五、比较异同，透视风格
比较法在诗歌教学中的运用非常普遍，背景相同的诗可比较，题材相同的诗可比较，风格相同的诗可比较,手法相同的诗可比较，同一作者的诗也可比较等等。通过比较，可以突出其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诗歌鉴赏能力以及文学修养程度。当然，诗歌教学中比较法的运用应当严谨，不可滥用。一是要有可比之处；二是每首诗歌比较的方面不要太多，以防不深不透，流于形式。
如教李清照的《声声慢》和《一剪梅》时，可以紧扣两首词所写的“愁”进行比较阅读。《一剪梅》描写了诗人早期生活的闲愁，抒写了相思之情；《声声慢》则是李清照的后期作品，宋室南渡，国亡家破，丈夫去世，此时的词人年老体衰，孤苦无依，全词所写虽然也是一个“愁”字，但与她南渡以前所写的“愁”相比，此时的愁已经变得厚重和苦涩了。
六、引入诗论，鉴赏理趣
我国有很多睿智精辟的诗论词话，如欧阳修的《六一词话》、李清照的《易安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有的诗作蕴涵哲理，有的诗论充满情趣。对于诗歌教学来说，撷取的诗论应能引导学生主动地咀嚼、品味、感悟，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如苏教版必修四《蜀道难》课后的文本研习：“明代诗学家高在《唐诗品汇》中，曾引用三句话来评价，即‘妙在起伏’‘才思放肆’‘语次崛奇’。列举诗句，对以上三句话加以说明。”三句话概括了《蜀道难》结构上的特色，表现手法的多样以及语言上的特点，可以说，把握好这三句话，就基本能够进行《蜀道难》的教学与鉴赏了。
七、改写再创，抒发心灵
改写前人的诗歌是古代文人常玩的一种文字游戏，诗歌经过改写常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情趣，吟诵起来也饶有趣味。大家熟知的杜牧的《清明》一诗，就曾被人们改编成了五绝（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和剧本（时间：清明时节。地点：路上。人物：行人、牧童。情节：行人询问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杏花村）。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不仅对开放学生的思维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改写可以很灵活，不必局限于文体，也不必像古人那样字字落实。当然，改写诗歌在教学中的运用应当注意方法，并不是每首诗都可以像杜牧的《清明》这样任意改变的，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受所学内容及所教对象的制约。
A、屈原 B、白居易 C、杜甫 D、辛弃疾
2、山水田园诗具有苏轼所说的“诗中有画”的特点的诗人是( A )
A、王维 B、刘禹锡 C、张继 D、杜牧
3、《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的作者是( C )
A、李煜 B、柳永 C、李清照 D、秦观
4、“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出自( C )
A、 李煜《虞美人》 B、柳永《八声甘州》
C、李清照《武陵春》 D、苏轼《水调歌头》
5、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是 ( C )
A屈原 B孟浩然 C陶渊明 D王维
6、下列诗句中，没有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是( A )
A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B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C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D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7、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唐代诗人是( D )
A李白 B元稹 C 杜甫 D 白居易
8、与杜牧共称为“小李杜”的是( C )
A、李贺 B、李白 C、李商隐 D、李德裕
9、下列词人中，其作品以风格婉约著称的是( C )
A、辛弃疾 B、苏轼 C、李清照 D、陆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