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30 23:32:11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环境却变得越来越恶劣，自然环境被污染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限制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各国一直在不断努力，其中，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便是努力的重点。而不论是在生态环境改善还是绿色产业发展中，都离不开环境监测评价。本文以有效解决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为主要目的，对环境监测评价在改善生态环境与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
2环境监测评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4结语
关键词：造林；绿化；林业生态工程；生态系统
森林是自然界中的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天然林是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经过反复的自然选择下的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一个和谐的森林生物与森林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森林生态系统一般讲是一个稳定的、抗逆行较强的生态系统。但是，也不可忽视当外界干扰(如人类采伐、垦殖、病虫害大发生、火灾、大气候变化)强度超过系统承载能力的时候，这个系统也会崩溃。
造林绿化工作，从生态学角度来谈，实际是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或人工重建的工作。它的全部内容应当是包括建造森林生物群落，同时恢复森林生态环境，在大多数森林破坏历史较长的土地上，也可以说是在非森林环境中建立森林生物群落。因此那种“刨坑栽树”，栽上树就是建造了森林的概念是不完整的。
林业生态工程
是随着林业发展战略转移、国家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需求而通过继承、交叉形成的一门新的工程，不仅是从单一的水土保持林草措施来研究水土保持的生物措施，而是从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林业发展措施，核心是在对生态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通过工程措施进行以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的林业生态建设，根据生态理论进行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以在系统内获得较高的生态与经济效益。
一、林业生态工程的概念
林业生态工程是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科学与生态工程原理，针对自然资源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所进行的以木本植物为主题，并将相应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群人工匹配结合而形成的稳定而高效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过程。它本身包括着传统的造林绿化内容，一些成功的单项造林技术与新技术的筛选与应用，但不是简单“相加”与“拼盘”；它的目的不仅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并重；它的全过程是配套技术合理组合的完整工艺流程。
林业生态环境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流域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与作用是无可限量的。其中包含的知识涉及中国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空间分布；我国的林业生态工程的总体布局与规划；六大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情况与特点；中国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林业生态工程发展战略；立地划分与适地适树；树种选择与林分组成；合理密度与密度控制；整地与造林方法；幼林抚育；防护林的林分定向培育；不同区域山丘区环境、资源、水土流失及土地利用特点；以流域、水网、山系等为单元的生态防护体系的构成与特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农田林网、农林复合、灾害地植被恢复、河岸道路防护、海岸防护等防护林的配置与构建技术；干旱、盐碱、风沙、干瘠、钙积层等技术问题。
二、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
1、系统论原理
人工生态系统的建造凋控是生态工程的主要目的所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给“系统”所下的定义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凡是一个系统它应具备如下特征。
1.1结构的有序性一个系统既然是一有机整体，它本身必须具备自然或人为划定的明显边界，边界内的功能具有明显相对的立性。一片果园、一个人工林它与相邻的系统是具有明显边界的，其功能与其他系统也是不同的。同时，每一个系统本身一定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分所组成。系统内的组分之间具有复杂的作用和依存关系。作为人工林生态系统，本身就包括着森林生物和森林环境两大组分，而其两大组分又可以自成系统(子系统)。像森林生物要分成植物(林木与伴生植物)、动物(鸟兽、昆虫)、微生物(真菌、细菌)；从环境角度讲+作为人工生态系统又应当分成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这些组分形成厂形成了复杂的水平分离和垂卣分离，
2系统的整体性为一个稳定高效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各组分之间必须具有适当的量的比例关系和明显的功能上的分工与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使系统顺利完成能量、物质、信息、价值的转换功能。系统中某一个组分发生量的变化以后必然影响到其他组分的反应，最终影响到整个系统。林、眶生态工程设计、建造过程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整体结构的建造而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高功能。
2、环境因子的综合性
自然界中众多个环境因子都有自己的计算单位，每个因子也都是对生物产生重大影响。在林业生态工程中要十分注意的是多项因子对生物群落的综合作用。这种综合影响的作用往往与单因子影响有巨大的差异。如何进行多因子综合评价对今后林业生态工程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3、食物链原理
食物链与食物网是生态学的重要原理，食物链与食物网中的绿色植物通过叫·绿素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于植株之中，所以，称绿色植物为“生产者”。绿色植物被草食动物所食，草食动物被肉食动物吃掉，这些动物中有的吃草，有的吃其他动物以维持其生命。植物和动物残体又可为小动物和低等生物分解、以这种吃与被吃关系形成的关系称之为食物链关系。后两者分别称之为“消费者”和“分解者”。
4、扩大视野，修正传统林业概念
多少年来我国大农业范畴一直存在着一个传统观念；农业就是粮食、林业就是“大木头”、畜牧业就是猪和鸡。林业建设几年来—直认为用材林才是林，造林就是刨坑栽树，农出防护林就是大小方田林网。林业越来越萎缩，概念越来越窄，专业越分越细，将-—个森林大系统分割得零零落落，把很多本来属于林业范畴的东西，如中草药、食用菌、野生动植物、野生花卉、香料植物甚至果树都拒之门外。这种观点对我国林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提出林业生态工程就是要归还林业的本来面目，把林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来看待，发挥林业的综合功能。
三、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现代林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森林生态环境意义的加强。世界环发大会秘书长斯特朗指出，“森林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方面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针对这种形势，大多数国家的林业发展都在做出新的选择，进行深刻革新。无论是提供林产品、保持森林生产力的稳定和增长，还是发挥森林的环境服务功能；无论是营造各种类型的人工林，还是对现有森林进行经营管理，按照持续发展的要求，都必须建立和维持一个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使人类的利用和干扰保持在森林生态系统可容忍的限度内。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 司法改革
党的十八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文明建设，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报告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那么，什么是生态文明呢？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态环境环境破坏日趋严重。资料表明，1998年～2003年，全国林地被改变用途或征占转变为非林业用地的面积达1.5 亿亩，平均每年达3000多亩，与1993年～1998年期间进行的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相比，增长了24%。2007年上半年，因林政案件造成林地损失2192公顷，损失野生动物21.2万只。环境遭到破坏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经济的损失，甚至引起大面积和长时间的自然灾害，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失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短短三十多年从形式上几乎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历程，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一种面貌全新的成长状态。然而，在这一进程中，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各自的“政绩”，为了迎合上级考核的需要，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大搞官员竞标赛，不惜大搞增加GDP的政绩工程，大拆大建、炫耀政绩，结果导致为了制造高增长率的GDP不惜消耗大量资源、恶化生态环境的不利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十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二、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过，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却是十分明确的，即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是由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的和要求所决定的。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在建设“两个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成了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党的十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越来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地域广，发展基础差，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在工业化初期又不能不被迫采取投入大，消耗资源、能源多，效益低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就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如为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益分配差别扩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 民生问题凸显以及道德文化领域里的消极现象等。例如，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消费的石油、原煤、粗钢、水泥和氧化铝却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8%、39.6%、31.8%、47.7%、24.4%。人口中性别比和老龄化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目前全国男性比女性多近4000 万人，一些地区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甚至超过130∶100；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人口总数的10%，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亿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均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耕地有1.2亿公顷，仅占世界耕地的6%；人均只有0.09公顷，不到世界人均0.2 公顷的1/2。人均淡水资源2156立方米，不到世界人均6800立方米的1/3；全国660多个城市，有2/3 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已达到50亿吨，虽然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绝对量占到了全球排放总量的17%。所有这些，都逼迫我们只能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上找出路，以求得可持续的发展。惟有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以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路对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作统筹评估、理性调控、综合治理，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司法改革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
1.建立环境专门法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
环境污染案件复杂疑难，审判难度较其他民刑案件大，虽然目前已建立大量的环境资源审判法庭，但传统的审判规则已不能适应环境污染案件审理的需要。因此，除了目前已建立的环境审判资源法庭和环境诉讼专门制度之外，还应建立环境专门法院，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审判程序，加快培训法官，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办案能力。针对目前很多环境诉讼案件存在的区域广、案件复杂、涉案人员多等问题，可以参照最高院的巡回法庭设置，实现环境案件的跨区域管辖。此外，积极推进海事法院主管流域污染案件试点，形成符合生态环境规律的案件管辖与审理体系。
2.完善法律，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建立执法追责纠错制度
一方面，完善与环境污染相关的防治法律规范。每个行政区域应根据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就每种具体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将标准尽量细化，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排放标准，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增强执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针对执法过程中的执法不履行、违法执法和不当执法等行为，建立严格的执法追责纠错制度，将过错追究细化到个人，确保执法得当，减少因执法不力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提高政府公信力。
3.注重环境污染事件的信息公开，强化公众参与
在推进环境司法进程中，应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各机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及执法程序，及时公布处理环境污染案件的侦办进度、侦办结果及信息反馈等，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公众监督贯穿政府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另外，政府执法人员需重视群众的或上访诉求，保障公众充分的话语权，对公众的合理诉求应当重视，并及时调查和解决，将可能存在的危害社会和谐的环境污染事件彻底根除。
关键词：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生态环境变迁
近几个世纪，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特殊形态的人口过剩。在人地紧张的压力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流迁运动，以稀释其日显拥挤的人口能量。不同区域的人口消化和在对外来人口吸纳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确定某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进而探讨移民的经济活动与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以清代浙西山区的外区域人口流入为讨论内容，并兼及浙西山区本地的原有人口状况，探究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经济活动及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状况分析
据方志记载，清代浙西山区接纳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移民以江、闽及本省温、处流民为主，多在山地搭棚为居，志书中称之为“棚民”或“蓬民”，如湖州长兴县，“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严州府建德县，亦曾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而寿昌县也因为招徕了江闽流民前来垦荒，本地才有了麻、靛两种物产（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杭州府之于潜县则接纳了安庆移民，嘉庆年间有这样的记载：“邑中山多于田，民间藉以取息者，山居其半。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另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忽有民自他方来，云愿垦荒赁种，询所自，皆曰温州”，“山地价值不多，棚民多温处流入”。此类外来人口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属疆域开发型的移民。后期移民则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著，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亦有类似记载：“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
任何地区的人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浙西山区既然有外来人口的吸纳，就必然关联到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出。探究其人换，首要关注的是人口流出的原因，这是一个“源”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人满为患，过剩人口就必然外溢。江西、福建、安徽、两湖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均先后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吉安府吉水县“土瘠薄物力无所出，计亩食口仅得十三，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光绪《吉水县志》卷九《风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徙。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早在明代，迫于人口的压力，其山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闽中自高地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为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地无遗地矣”（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然而相对于剧增的人口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他省谋生度日，从而出现“人尚什五游食于外”的情况。安徽安庆县也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中心之一。实际上，明清人口过剩一直是个全国性问题，就连一向被认为垦殖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的两湖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如湖南平江“至明万历时，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同治《平江县志》卷十四《赋役》）。到清代更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与这些区域相毗邻的浙西山区出现外来移民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浙西山区的开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宋代已有梯田，但是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当地的土著依然无法开垦，“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山民，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于是善于“凿岗伐岭”的省内外移民纷纷涌入。
而且，战乱与人口迁移亦密切相关。战争的力度及波及范围将制约一个区域的人口增减及地区移迁面积。在1644—1911年间，江浙一带虽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乱，但浙西山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对浙西山区人口秩序带来巨大影响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次战争期间，即使是偏远的山地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如地处浙西丘陵山区的严州府，便是太平军与清军多次厮杀之地。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死亡的情形，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报告：
“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连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林。……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1］284
位于浙西山区其他府州的人口亦是损失惨重。如杭州府之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昌化县，“洪杨之役，由淳窜昌，首当其冲，民气凋残，垂六十余年，未易恢复原状”（民国《昌化县志》卷首）；湖州府长兴县，“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田赋之入仅十之四焉。故家遗俗十不存五；而城垣桥庙官廨之修复者仅十之三，而颓废者十之七焉”（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长兴知县恽思赞《序文》）；而在孝丰县，战后户口仅剩三十分之一（光绪《孝丰县志》卷四《户口》）。
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加之灾荒和饥馑以及同治元年由安徽传播过来的瘟疫，使得浙西人口损失惨重。如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同治《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这样，浙西山区人口在战争期间的或死或逃造成了一些府州县出现了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的状态，从而引起了此后外地区人口的填补活动。一些地方官也积极招徕客民进行垦种，如严州知府说道：“查严郡各属田地荒芜，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皇朝经世文编》卷十）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随之涌入。如战后的昌化县，“客民纷纷盘踞，以四、七都及外五都占大多数，不似他处之纯粹族居”（民国《昌化县志》卷首）；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三年，劝招开垦，客民四集，自此休养生聚。二十年余年始有丁口土客四万余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
最初来浙西山区开垦荒地的客民是本省人多地少的宁、绍、温、台诸府农民。如余杭县，据光绪《余杭县志稿》记载，各籍移民中，以来自绍兴府的最多，达50.3%，次则宁波和温州，分别占15%和11%，再次则为河南、苏南和本省台州府，分别在4%~6%之间。［2］又如严州府，李希霍芬对战后的移民曾有以下观察：“外来移民已经开始进来了，在分水河谷我发现相当数量的新移民，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但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1］285这些地区农民受战争影响较小，同治三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提及浙江各地的残破情形时说：“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九）
不过，由于浙西杭嘉湖平原地带在战争中受创也重，人口的缺口实在太大，而宁波绍兴等地本身亦在战争中受创，向外输出人口有限，何况一些客民的流动性较大，一俟家乡情况有所好转，常常弃佃返归，致使田地垦而复荒。又因为平原农民不适应山地耕作，所以向山地移民进展缓慢。就在这时，更远的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移民蜂捅而入，“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两湖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同治《湖州府志》卷十八《金其相建玖磬山书院碑略》）。其中就有不少人迁入浙西山区占耕荒旷山田。当时外地客民主要迁入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时人指出：“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湖北人蔓延郡东。”（民国《南浔志》卷三十）
据此可知，浙西山区的移民活动均属人口稠密的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即依靠提供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仍然属于向山区要土地，进行农业垦殖的人口流动模式。这与浙江平原地带对过剩人口的吸纳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后者主要是依靠突破原有的经济结构模式即通过非农化的转移来完成的。因此，这些移民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口流动与当地生态环境变化
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状态。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人类实践对生态环境的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除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常常受到人口的负载量和生产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清代大量涌入浙西山区的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迁往浙西山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但并非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山土高燥多石也不利于种植稻麦），而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包括苎麻、靛、落花生、玉米（苞芦）、番薯等。如迁往湖州以西一带山区的温州人，“其人剽悍多力，荷锄成群随垦，结厂栖身。所种山薯或落花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寿昌县，“然如麻、靛两种，亦自近年江闽蓬民有之”（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时人张鉴在其《雷塘庵主弟子记》中也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其中种植玉米与番薯等转杂粮主要是解决自身的口粮，产品进入市场的较少。然而苎麻、靛青、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如在安吉，种植苎麻者“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设厂开掘而种莳壅既工，获利始倍”（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在热衷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的同时，这些外来移民也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从事筑窑烧炭、砍竹造纸、烧制砖瓦等带有显著山区特色的手工业活动。如炭为安吉山区土产，二三月间，“万家岸、马家渎小市诸处肩卖者络绎不绝”。其中生炭（亦称硬炭）多为徽宁人居此筑窑烧制的。炭又可以用于烧制砖瓦缸甏，安吉北乡烧缸甏者“有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而砖瓦则大多由徽宁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竹亦是山区特产，同时竹也是造纸的好原料。在安吉，来自本省的萧山、富阳的移民大多是造纸工匠①。(注:新版《安吉县志》第三编《居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开发的蔓延，浙西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和繁荣，生态环境包括生态平衡与土壤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为浙西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改变了当地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流民之来益众，则棚益广，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且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居”，“联络盘踞，岁引日多”，“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使大量荒漠的山地得以开垦，而且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入了流通领域，丰富了当地农村市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有些移民租用或开垦大片土地从事商品性农业垦殖，其间亦多有采用雇佣劳动从事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嬗变，在较落后的地区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
浙西山区移民的迁入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有些山区小市镇的兴起甚至完全是因为移民的迁入。如长兴县的鸿桥镇，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乱流入大量难民应运而生。“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麇集于兹。帆樯林立，(缺)尘嚣，俨然一哄之市。”（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下《建置汾革•镇市》）虽然这些小市镇仅仅是地方性的小市场，远不及浙江平原地带诸如双林、菱湖、南浔等巨镇的发展，但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如长兴县施渚镇成为山货集散地，“街道宽长，山货骈集，茶笋时尤盛”（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村镇》）；武康县的三桥埠是竹木集散地，“舟楫交通，商贾辐辏”；上柏镇，是浙西竹木山货的集散市场，“西南余杭、安（吉）孝（丰）货陆运者，皆出于市。省会郡城操羸者胥来市购焉，而悉达于镇市之河”（乾隆《武康县志》卷八，刘守成《开湘西市河记》）。山区市镇的繁荣又吸引了外地商贾来开店设肆。如施渚镇，清中叶“居民约上千家”，与平原地区部分市镇相比也不逊色（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昌化的栗树溪市成为“商民聚集，舟楫停泊之所”，白牛桥市“居民稠密，水陆交通”（民国《昌化县志》卷一《疆域》）。安吉的四安镇由于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同治中曾建立新安公所于西门，光绪十七年宁绍商人亦建宁绍会馆于四安南门，以地缘纽带联络乡谊，保护同乡的利益（光绪《长兴志拾遗》卷上《公建》）。
不过，前来开垦浙西山区的移民大多数是自发性的封建流民，他们“聚散无常，往来莫定，其间良顽不一，易於藏奸”（光绪《严州府志》卷之九《食货》）。一些流民性情凶悍，为了生计，往往“强垦人土，或掠人妇女畜产”，扰乱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奸猾时闻”、“斗殴争论之事繁矣”，引起当地官府的惊慌和本地人的痛恨（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
他们来到当地，往往“视土所宜”从事各式生产，是一种盲目的无组织生产活动。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载，在山区其垦殖扩张所及，多为“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崇山峻岭，密菁深林”之处，在此类地方进行农业开发，只能是采取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引种，更使得这种经营方式在山区非常流行，农业经济效益一时似乎显露，但时间稍长，这种盲目性、掠夺式的开发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其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松动的山土砂石冲入河流，堵塞水道，淤积下游田地，淤塞河溪、湖泊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在清代方志中多有反映。道光《建德县志》卷二十一《杂记》记载：“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人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嘉庆《于潜县志》亦有外来移民垦山种植玉米导致水土流失的记载。此外，在地方官的禁令和上奏的奏折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嘉庆二年浙江巡抚颜检上了一道奏折，指出棚民“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土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冲入河流，水道淤塞，濒河堤岸多被冲决，淹浸田禾，大为农人之害”①。［注:《浙江巡抚颜检为遵旨酌议稽查棚民章程事奏折》（嘉庆二年），刊于《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嘉庆六年的《抚宪院禁棚民》也指出，“棚民佃种山地惟苞芦一项，苗壮根长，必须掀松砂土，一经雨水冲激，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山土砂石乘雨流淤下游田地，易起争端，大为目前水利之害”。
其二，造成垦殖之山地物产枯竭，地力尽失。由于客民、棚民来到山区一般都是以租赁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初至时以重金谄土人赁垦土地，赁之值倍于买值，以三年为期。土人不知其情，往往贪其利。三年期满，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垦处皆石田不毛矣”，“湖州以西一带山，近皆棚民垦种，尤多植包谷，一孝丰人云，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包谷最耗地力，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山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沈尧《落帆楼杂著》，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八《风俗》）。这种开垦山地，习种杂粮的行为对山地地力和山土极具破坏力。数年之后，所垦山地往往变成不毛之地，很难再恢复山力、地力。
山地的过度垦殖，既损害了原山主的利益，又使下游农民利益遭受惨重损失。因此，生态失衡也加剧了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冲突，以致浙西山区一些府州县的土著居民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驱逐外地移民。如于潜县，由于垦山种植玉米引起水土流失，“奉阮大中丞出示严禁，产限驱逐，渐见安辑，然犹有年限未满而延捺如故者”（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建德县也在道光年间了禁止棚民垦山的命令，迫使棚民不得不撤离。而移居长兴县的福建、江西移民是因为擅长种植苎麻才获得了永久居住权。同时，为了将外地人口纳入当地的统治秩序之下，官府对有大量外地人口的府县则“别编棚户，各设棚长，以专约束”（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严厉禁止当地土著居民将山地出租给非“编甲”的远方流民（光绪《淳安县志》卷一《旧序•刘世宁序》）。对有棚户留住的地方，每年年底派员视察，并责成山主田主监督检举，否则一体查办（光绪《严州府志》卷九《食货》）。
三、结语
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这是因为一定的人口分布受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过程的制约，而人口分布的合理与否又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清代浙西山区接纳了大量区域外移民，这对输出地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日趋紧张的人口压力；对本地区而言，则不仅解决了山区劳动力资源匮乏的难题，又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种自发调整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并非是合理分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有限的山地资源遭到掠夺性的开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又取消了。”［3］山区过度垦殖的恶果又激化了土客之间的冲突，外来移民受到驱逐或限制，山区经济的繁荣最终成为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
［1］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M］.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10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在倡导生态文明和环境建设的今天，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高的重视，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水利工程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基础工程，而是成为事关生态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工程。要看到水利工程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要看到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从整体和大局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水利工程建设。当前应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以评价体系、补偿体系、管理机制、支撑系统的构建为基础，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障，进而在保护生态、维护环境、降低破坏的前提下，创新出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2水利工程建设的改善
2.1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
水利工程建设内容主要由水利工程的类型决定，从工程种类上可以将水利工程建设内容划分为挡水水利工程建设，泄水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专门水利工程建设。从工程形态上分，可以划分为单体水利工程建设和枢纽水利工程建设。
2.2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
水利工程的实质是通过人工建筑物对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进行科学的控制和高效的调配，以此来达到兴利除害的目标。水利工程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种类，对于实现水资源调节、水能发电、农田灌溉、城乡供水等基本工作有着保障作用，是整体推进可持续发展生态和环境建设的重要途径。
3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
3.1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
水利工程是从系统、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对现有的水资源进行调控，通过水利工程建设可以防治水资源的污染，预防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于汛期洪水有蓄积和分流的作用，对于枯水期有增加水量的功能，这不但可以确保生产和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建立和优化生态系统和整体环境，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和改进。
3.2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有害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现有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会带来上游淹没、居民迁移、泥沙淤积、环境改变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同时水利工程建设本身具有危险性，大型水利工程的威胁性会指数型增加，很容易危及工程范围内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水利工程建设中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4.1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在水利工程建设的立项时期和设计阶段要展开对水利工程区域的环境生态调查，要以全面地资料和真实的数据来形成水利工程建设建设的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以此来确保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实现水利工程能够达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间的统一和协调。
4.2健全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补偿体系
环境补偿是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影响，制止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措施，要本着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科学确定生态环境补偿的范围，明确生态环境补偿的主体，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补偿的新方式和新手段，通过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法制建设，以补偿的方式来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积极促进生态环境的再次平衡。
4.3完善水利工程建设的市场调节机制
在建设水利工程的整个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新水法中的规章制度，对工程周边地区的水资源进行统一、科学的规范管理，将水利管理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完善水资源的流域管理体制，融入到行政管理中，制定规划取水许可政策，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宏观调控，有利于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统一管理，促进江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4.4落实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政策
水土流失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水土流失问题，尽可能的遏制水土的流失。对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处于比较脆弱的状况，更加要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强水土的保持，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减少水土流失，实现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更加广泛的节约用水政策，建设节水型水利工程建设。
4.5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撑体系
水利工程设计人员要结合河流的演化过程、动植物繁衍和迁徙习惯、泥沙的运移规律、环境气候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充分考虑水利工程建设中各个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有效的建立起交叉学科和技术结合的支撑体系，创新地制定科学的水利工程设计方案，有效避免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5结语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然而，我国的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由于该理论是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和媒介研究的结合，因此其结合状况往往因研究宗旨的差异而各有偏重，从而出现界定模糊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媒介生态理论从传播理论渊源、研究进展等方面追根溯源，进行深层探讨与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媒介生态”予以新的范畴界定，以期能起到一定的梳理与廓清作用。
媒介生态的传播理论渊源
媒介生态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传播理论，传播学科史上的各种传播模式论就蕴藏着其理论萌芽。尽管这些模式论的侧重点各有异同，但都或多或少谈及媒介与社会互动的问题，这正是媒介生态理论关注的重点。因而，本研究以此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传播理论渊源。
赖利夫妇于1959年提出的他们称之为工作模式的模式，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之一;传播系统的传播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机制制约，还受其外部环境影响。其中，“传播系统包含于社会系统之中”的观点是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梅尔文・德弗勒与桑德拉・鲍尔-洛基奇于1976年提出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依赖模式，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媒介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受众、媒介和社会体系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媒介系统掌握的三种信息资源―― 收集或制作信息的资源、信息处理资源与信息传布能力形成依赖关系。该模式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条件和历史环境，关注微观与宏观系统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从而具有宏观视野。
1970年田中义久提出“大众传播过程图式”，认为传播过程即符号/信息交往过程，建立在能量与物质交往基础上，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观点，从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传播过程，把社会传播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总过程的一部分。
研究进展
学者崔保国在其论文《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对当前国内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目前国内现有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基本是以该研究成果为基础。此外，国内目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著作包括译介作品甚少，在资料收集方面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本文关于国外媒介生态学起源与发展的文献综述主要参考该研究结论，其它研究内容则是笔者对所收集资料与文献的分析与阐述。
（一）国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与进展
全球范围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北美，并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美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纽约学派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一门大学课程。媒介生态学最初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对传播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Meyrowitz）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及其反应，重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此外，他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因此，其媒介理论 “把媒介研究纳入社会环境分析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社会学视角”（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各种媒介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考察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和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是其代表人物，曾于2002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关于媒介生态学学术渊源的专辑。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则是关于媒介生态学的最新近著作，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
（二）国内及台湾地区关于媒介生态研究的进展与现状
崔保国认为，我国媒介生态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国外没有直接联系。邵培仁教授发表的研究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与《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其后，童兵教授在《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等文中明确提及“媒介生态”。之后，张国良教授关于上海市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等是对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表明媒介实务研究者开始涉足媒介生态研究。自此，媒介生态的研究日益趋多且多与社会现实加以结合。
笔者经过文献搜集与整理发现，国内目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近两年（2003-2005），且在所搜集文献中，其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媒介生态为研究视角或作为研究框架，探讨其他媒介问题。如《从媒介生态角度谈广告自律》等;二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本身，有个案与宏观研究。如《从媒体寻租行为看媒介生态的破坏》、《中国近代报纸生态环境演变轨迹》等;三是直接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媒介问题的研究，比“媒介生态”的研究更为微观、深入。如《论媒介的生态共生与信息互补》等。这三类研究主题又集中于三种研究视角:一是大众传媒自身在生存环境变化中的适应性变迁;二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媒介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三是媒介生态与环境自身。
台湾对媒介生态的研究早于大陆。1987年臧国仁提出社会相对论，探讨传播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对传播媒介的影响。1992年苏钥机从生态共栖与杂交角度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互相存在与影响的现象。1994年洪平峰出版的《电视生态学》则是应用媒介生态学的成果性著作，以生态科学的角度作为分析架构的理论基础，经由文献分析与实证调查，探讨台湾电视生态变迁。此外，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与交通大学传播科技研究所，于 1994年7月29－30日合办了“1994传播生态学术研讨会”，发表了有关传播生态理论、传播生态与公共领域等十四篇论文。
范畴界定
当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之所以出现对“媒介生态”的不同应用与理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界定尚未明确。因此，范畴界定成为媒介生态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本研究的落脚点。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认为生态学是“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一般学科”。（2）换言之，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所谓环境则是构成主体生存条件的各种外界物质实体或社会因素的总和。（3）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媒介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媒介而言，环境有两种:一是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环境，另一种是媒介通过其传播活动介入现实环境作用后所形成的已发生改变的环境。阿什德分别称之为“物理的实在环境”和“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本文则分别称之为“媒介生存环境生态”和“媒介意义环境生态”。正由于媒介有两种环境，从而导致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出现了两种迥然的理解与研究路径，从以下国内外的各种界定便可略见一斑。
德弗勒认为，大众媒介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受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受众、发行经销商、投资人等向外扩展则是外在的社会文化条件，规范整个传播的社会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而成为互动的传播生态。（4）阿什德认为，“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可得性。”（5）即传播形态超出它作为大众媒介的范围，深深地介入现实环境，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等产生符号互动而形成一个意义环境。
目前国内较为普遍的界定是，认为媒介生态指的是某一特定时代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包含如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往往是将媒介生态限定在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生态和意义环境生态两者之一的互动。实际上，媒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保持动态的平衡。这两种环境生态，通过与媒介系统的互动而具有时间发生上的先后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界现实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媒介系统自身的调整与适应，从而使得媒介的传播活动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与影响发生变化，并最终以“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媒介意义环境生态展现出来，而意义环境若得以扩展又会形成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与媒介系统及其作用之后所形成的媒介意义环境生态，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动态与平衡中一起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媒介生态――此时，媒介与社会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才得以真正显现出来。
注释:
（1）宋林飞（1994）:《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2）、（3）海热提、王文兴（2004）:《生态环境评价、规划与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12、20页
（4）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第61-63页
深刻认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人类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
特别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凸显了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面对中国今天环境的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科学概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有以“两山论”为代表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有体现着深切人文关怀的关于民生福祉的新概括，还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视野。这些论述中充分体现了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力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将这一思想简称为“两山论”）“两山论”思想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难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2005年8月24日，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论述了实践中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生态经济优势，变成一种完全浑然一体的关系，和谐统一的关系。”三个阶段论，蕴含着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诠释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展望，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论上看，“两山论”在分析“发展与环境”这对矛盾中看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之法，在解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中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化的应用和发展；“两山论”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实践上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他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他θ死辔拿鞣⒄沟缆飞羁谭此寂判的思想结晶。
“两山论”思想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中包含辩证思维，在超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两难”困境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之道，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旧发展模式的窠臼，找到了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途径。是我国当今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实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观点。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许多地方考察时都一再叮嘱，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广东考察时他谆谆告诫：“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南考察时他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 ‘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他鲜明地指出，“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如果仅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对国家全局会产生影响。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人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就是”的阐释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生产力概念涵义的理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成为当代民众的重要民生诉求。以人为本就应让人民共享发展的生态成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多更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所以“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思想中包含着深切的人民情怀，2014年12月13日，他在江苏镇江市调研时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彰显出执政党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意识。
“五位一体”与全球生态治理。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它的有效推进需要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与其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文明系统。
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他认为，“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可以独自完成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同志呼吁推动国际合作，呼吁全球治理。他认为保护地球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战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需要改革阻碍生产力绿色化发展的w制机制。十之后，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严守生态红线。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他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时指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转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意识;理论回顾
[中图分类号]C1,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59-02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在精神领域的核心则是高度发展的环境意识｡
一､环境意识的思想轨迹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环境意识坐标
有学者指出,“孔子和老子都认为,与自然保持和谐是最重要的,这比单单谈环境保护要深刻得多”｡这一认识直接道出了我国儒家与道家思想中环境意识的基本特征｡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综观环境意识的前世今生时,往往发现,这一特征的先进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指出的,东方世界观具有生态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环境意识就像一个充满古老智慧的思想坐标,虽然历时久远,但依然有着强大的力量去引领那些徘徊在现代化的旅途而迷失了生态方向的人们回来追寻｡
(二)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环境意识轨迹
1.环境意识的边缘化与再回归之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巴克尔以及亨廷顿,他们相继阐释的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作用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发展到19世纪中后期,一度影响了所有的社会科学思想家｡随着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环境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影响的有限性认识逐渐成为主流｡在此基调之下,环境意识的发展呈现了几条日益边缘化的线索｡一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极端文化主义潮流｡二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主流｡三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生态缺失倾向｡四是社会学研究中人类豁免主义的确立｡以此为线索,环境意识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完全变成了次要思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意识在社会研究领域开始走上了回归之路｡在生态伦理学领域,由施韦兹､辛格､泰勒以及利奥波德分别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开始走向理论中心｡在经济学领域,卡普最早将公害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卡顿和邓拉普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新生态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社会学呈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2.环境意识的客观性与建构性之分｡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出现了环境问题进而环境意识的建构性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环境问题始终是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提出的,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被证明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巴特尔､汉尼根､贝克等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开始趋向于环境问题的问题化研究｡“环境问题是如何被大家所意识到的”成为问题的核心,他们通过这种方法“最终使自己走入公共意识”｡
3.环境意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政治之变｡环境意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回归直接引发了学术界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工业社会文明的集体反思和批判,萌生了从局部的环境主义向伴随全局性变革的生态政治转变的深刻倾向｡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认为,生态危机是父权制的产物,女性附属地位的改变对生态危机的缓解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生态学学者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生态危机的主因｡因此强调要对“人类”的概念进行细分,并提出弘扬社会正义的解决思路｡由挪威哲学家纳斯创立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则将物质主义和人本主义归结为环境恶化之源,主张以分散化的､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人类社区取代现在大规模聚集的人类生存方式,以生物或生态中心取代人类中心｡在生活上提倡绿色消费主义,在政治上提倡绿色政治｡
可以发现,这一反思和批判过程体现了环境意识指向的深刻变迁,蕴涵着现代环境意识的社会思想,不再是工业文明框架内的补丁,而是具有了颠覆性的力量｡它期待一种新的生态文明,以取代――曾经取代了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
二､环境意识的理论脉络
概括说来,到目前为止,国内绕环境意识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意识的内涵与概念
“环境意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杂概念”｡虽然这一单词在1933年已经出现,但赋予其现代内涵大体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关于环境意识内涵与概念的不同主张及见解也主要见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区间之中｡
在这一时期,国际上关于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的探讨构成了环境意识概念的重要内涵――“其含义与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1968年,美国学者Roth针对当时媒体所渲染的公民中的环境盲(Environmental Illiterates)现象,提出了环境素养的概念｡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以环境素养为题报告指出,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发展环境素养,而环境素养则包含人与其环境关系发展的新的认识､知识､概念和态度｡美国学者Rosalyn Mckeown-Ice于1999-2000年进一步提出环境素养具有7方面特征:一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敏感性;二是了解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三是了解有关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四是了解人和自然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五是了解环境问题;六是拥有分析环境问题的技能;七是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对环境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中国对环境意识概念的采用与理论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日渐活跃｡一般认为,环境意识就是一种认识,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国际上对环境素养的界定方式,认为环境意识还包含着实践要素和行动维度｡
(二)环境意识的层次与结构
一般而言,层次划分涉及到纵､横两个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是从环境意识的内涵出发,按照从对环境的感观认识到自觉参与环境保护行为倾向之间的不同的层次进行区分,表现为环境意识光谱中从浅绿到深绿的递进分布形态｡横向方面则主要根据环境意识的不同形式进行划分｡从形式上,环境意识可以被分为个体环境意识和群体(社会)环境意识｡
与此不同,前述Hungerford､陈飞星等人则同时采用了纵横两方面视角来划分环境意识的层次｡在每个横向层次上都可以各自对应所有的纵向层次,从而形成了矩阵型的平面环境意识结构｡王民按照环境意识的层次､部分､同层次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立体的环境意识结构｡进而,杨莉等人在详细划分了环境意识纵横方向的层次以外,又为其添加了时空维度｡这一认识突破了环境意识已有的矩阵型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进一步刻画了环境意识的多维结构特征｡
(三)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影响
人类的环境意识在近50年来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在这一认识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两方面的倾向｡一是强调环境意识所反映的“生态环境这一特定的客观存在”｡二是强调环境意识作为一种新的､先进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而出现｡
在此,对环境意识发挥影响和作用的具体社会机制进行识别成为问题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识别过程可能也会对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作出解释｡汉尼根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两个重要的社会设置――科学和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知识､环境危机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社会建构的过程,勃格和勒克曼也指出,要建构某种主观现实,只要知道关于它的知识､合理性常识以及传播手段,就可以使其在社会共同体中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一般认为,环境意识的产生与作用都要遵循同样的社会建构过程｡洪大用教授因此指出,运用建构主义的概念来分析作为一种观念的环境问题,分析其建构的社会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环境意识的测评､比较与分析
定量､数理研究与经验调查是环境意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对环境意识(环境素养)进行测评的研究倾向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在数理方法方面,Hungerford等人做了环境素养组成部分的层次模型分析并创建了环境素养模式,Sia则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素养模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Hines和Marcinkowski等人又先后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修改和分析｡经验调查方面,邓拉普以“人类中心倾向”与“环境中心倾向”为理论假设进行了量表设计与调查,英格尔哈特则以4-12个项目来测量公众的价值倾向(包括物质主义倾向与后物质主义倾向),发掘价值倾向与环境意识水平之间的关系｡
迟于国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对环境意识进行数量化分析的重视倾向,但在相关的调查与实证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洪大用将环境意识的综合概念进行分解,制定了包含4组13项19道问题的环境意识总加权量表｡陈德权等按照目标层､单元层与次元层的划分方法设立环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谭千保等则对学生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问卷的建构程序与测试方法进行了讨论｡
(五)环境意识的培育､保护与提高
在国外研究中,对诸多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改革与环境教育､政府与公众团体的协作以及公众价值倾向等方面｡
国内对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同样强调环境教育｡除此之外,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内的研究更为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行为､媒体宣传等方面｡尤其认为经济发展是提高环境意识的根本背景,政府是推动公众环境意识提高的行为主体,教育和大众传播是政府推动环境意识提高的主要载体,相关制度和法规是政府推动的主要形式｡有研究显示,我国环保工作以及公众的环境意识都存在着明显的政府依赖型特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西方则是自下而上,从而使得国内外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
三､环境意识的思想回顾与理论总结
综观环境意识研究将近50年的已有成果,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已涵盖了环境意识论领域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方面,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树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形象｡
首先,已有的研究缺乏一个统一或者兼容的思想框架｡有学者虽然不断尝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如政治经济学范式､系统论范式､建构主义范式､整合研究范式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范式能够统一多元化的研究思想｡这一局面大大降低了各方面研究成果的知识累积效果｡
论文摘要：中国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创立于2O世纪7O年代，在8O年代传人我国，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西方环境伦理的重要范畴也相应地成为我国环境伦理中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界“对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比较重视，几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对美国的环境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讨论和介绍的却很少”。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环境伦理学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它们都具有关注自然的倾向。2O世纪7O年代以来，随着正义运动的兴起，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也变得日益显著，西方环境伦理学逐渐从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对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主要以正义为主题)的关注。
1、自然中心主义
围绕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是否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tL，主义(非人类中tL，主义)争论不休，但自然中心主义借助民众觉醒的环保意识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直至7O年代为止的主流环境伦理主张。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视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伦理视野之外，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并引发了生态危机。所以，必须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和权利，承担起对自然万物的道德责任。然而，由于依据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众多派别。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以及史怀泽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论”都以传统的西方道德理论(如功利主义、目的论等)作为原点，将传统人际伦理中的“内在价值”、“权利”等范畴直接移植、延伸到动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关爱动物乃至所有生命个体的结论，因而属于个体主义阵营。与此相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纳斯的“深生态学”则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以生态学为基础赋予整个生态系统以内在价值，强调关爱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以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甚至要求人类为了自然放弃发展，所以，属于整体主义阵营。虽然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点不同，但它们共同致力于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力图拓展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因而带有鲜明的激进主义色彩。
不可否认，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人类为走出生态危机、生存困境的积极努力，在全球都有广泛的价值意义。但必须看到，自然中心主义并非是一种普适的伦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针对西方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抽象论证遮蔽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在环境利益上的差别，“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困境”。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框架是无法给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类社会关系内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环境正义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自然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社会正义秩序首先要解决代内正义的问题。这意味着现实生存着的当代人必须谨慎考虑正义的扩展性，当代人之间应当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公平分配。具体而言，代内正义表现为国内环境正义和国际环境正义两个层面。国内环境正义关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区域间在环境利益、责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发达国家较早地遭遇了生态危机，国内环境正义问题首先在发达国家表现出来：富人的居住区和工作环境通常都是很环保的，而重污染工业企业一般都坐落或毗邻穷人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区，穷人和少数民族承受着不合理的环境负担。但后来弱势群体的抗议以及西方一些学者们的披露，迫使西方国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环保机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调整，因而国内环境正义问题并未引发持续的理论纷争。然而，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的成因及责任划分上争执不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浪费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要求发达国家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害做出补偿。但是，发达国家不仅利用有毒废物输出、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将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从而转嫁生态危机，而且还指责发展中国家过多的人口导致了生态危机，他们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网。实际上，环境正义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正义，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类的正义。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国家的域限，人类只能因战争而毁灭，没有“共同的未来”。
代际正义也是环境正义关注的重点，它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的公正分配。虽然一些学者因未来人的不在场和不确定性否认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但主流观点认为，我们的理性能够超越现在把握未来，能够预知未来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将使人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罗尔斯的“正义的储存原则”为解决代际正义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他主张在人类的各代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储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进行财富的传递。虽然这只是单向的恩惠，当代人不可能从遥远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报，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贯彻正义储存原则，从历史过程来看，就实现了人类整体在代际间的公正。罗尔斯的正义储存原则涉及的是经济财富的代际传递，但可以把资源与环境的代际传递加入进来，这样就可以作为代际环境正义的原则，指导人类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正义不仅仅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还从性别和社会制度的视角揭示了环境正义的内涵。生态女性主义将环境退化与对女人的压迫联系起来，将环境正义归结为男女正义，认为解放自然必须解放女性。生态社会主义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态社会。
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因为，人与自然血肉相连，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译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批判地采纳了西方自然中心主义派别中的整体主义阵营之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思想，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建构了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
中国学界的主流声音强调，“我们不赞成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也不赞成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主义。如果硬要说以什么为中心，或者，人类行为以什么为尺度，那么，要在它的更高层次，即‘人一自然’系统这一层次，也就是说，以‘人一自然’系统为中心。这一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全，它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双赢’)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尺度”。因为，生态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人、生物群落和自然环境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有机体以及有机体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都有内在目的，因而，不仅仅人，自然万物都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所以，生态伦理学要求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利益关系：“①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关系；②现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关系；③人类与自然界的利益关系。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表示人类行为中对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关心，以及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因而这是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把世界看作有机统一整体，当代世界是‘经济一社会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学者认为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主张放弃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自然中心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而且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作为地球上最智慧和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种，作为主体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我们将“在确立正确的自然价值观的基础上，转变人对自然的对策，调节人对自然的作用机制，加强人对自然作用的科学管理，实施对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科学的多价值管理……既不是以损害根本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也不是以减少文化价值的方式保护自然价值”，而是“既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又维护生物圈的健全、稳定和整体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同进化”。所以，与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不同，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不是仅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去思考问题，相信人类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够成己成物。这是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
人不仅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人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也存在矛盾。“处理这两类矛盾的关键是承认自然价值，因为它的根本问题是‘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价值的问题”同3170也就是说，“在自然价值的分配上，要求既兼顾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当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又兼顾人与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会安全，又保障生态安全。在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强调的社会领域内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iustice)，我们还关注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生态正义(ecologicaliustice)。因为，“环境正义的主张过分强调了人与人的环境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维度，而忽视了生命共同体中非人类生命对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看不到生态正义的实现对环境正义的实现是同一过程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因此它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健康生存的生态正义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关心。是故其环境正义观也是一种片面的环境正义观，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环境正义观。完整的环境正义观不仅包括对人的环境正义，同时也包括对非人类生命的生态正义”。
在环境正义的原则上，中国学界对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比较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中国学者要求发达国家、强势群体承认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平等的环境权利，要求发达国家承认发展，尤其是反贫困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同时，还要求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和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实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付费原则和受益于资源消费付费原则，以使作为受益方的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对作为受害方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作出补偿。在解决生态正义问题上，佘正荣先生提出了“作为共生的正义”的原则：“作为共生的生态正义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存利益的调解，首先应该是种际层次的，而不是人类个体对非人类个体层次上的……共生的正义就是要允许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哒就要求我们做自然的道德人，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西方的环境伦理进行了扬弃。采纳了自然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的一些主要范畴以及将环境伦理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致思理路等，但得出了与西方环境伦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西方环境伦理在中国发生了转型。为什么诞生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环境伦理能够在中国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