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2 06:06:39
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亦即当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被产业化的时候，当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被纳入追逐以各种指标为判准的“一流水平”之轨道的时候，当然也是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各种学术腐败现象演化成了中国学术界必须直面的最为重要的大问题之一。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主动地或者是“不得不”放弃了学术伦理而不择手段地用学术和教育资源去换取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等等；他们抛弃了知识生产所应当遵循的逻辑而采纳了市场商品生产所遵循的逻辑或者政治活动所遵循的逻辑，在与市场场域、社会场域或政治场域进行共谋的同时也出卖了学术的品格。从学者剽窃抄袭，到教授行贿丑闻；从考博成绩的操作，到文凭上的权钱交易；从个人学术履历和研究成果的伪造，到学术单位研究成果的谎报；从教师的“非学术”走穴和兼职，到教授的不教书却雇学生干活——这类令人发指的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并且使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正是面对上述情形，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最早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自此以后，不同学科的论者和诸多学术单位也都从不同的维度或立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这个论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且构成了这场运动的真正的主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完全是一场因学者或学术机构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掀起的“民间性”的学术运动。它是 “学在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特定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对学术规范问题以及产生这个问题的各种原因进行追究和反思，并由此形成一种符合知识生产之逻辑的 “活”的学术规范，进而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当然，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这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虽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彻底地遏止住中国学术界中的那些学术腐败现象。为此，我认为，我们还必须通过把我们的关注力从知识研究领域的检讨和批判扩展至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自上而下的趋向，即国家权力开始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此一原本以迈向学术自主性为主旨的领域。国家教育部于2011年6月下旬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正式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教育司（局）和有关高校。该《规范》共七大部分、二十五条。除了“总则”和“附则”以外，其余五部分分别是 “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该《规范》虽说以维护学术尊严、净化学术环境、保护学术成果、提高学术质量为己任，但是它却只是一部有关学术活动的自律性守则，因此该《规范》建议，各高校可以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学术规范及其实施办法，并对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学术规范的“学术不端行为”加以监督和惩处。 该《规范》一，就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注意，当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注意。从一般的角度上讲，我们可以从人们的回应当中发现这样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历时三年完成的这部《规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的建设也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人们在认为该《规范》具有意义的同时，也对该《规范》对于那些学术腐败现象是否具有效力的问题表示了担忧，因为该《规范》并没有对违背知识产权和学术道德的行为及学术不端行为规定一个具体的处罚措施。甚至有学者认为该《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规范好人的，而对于那 些有意违反该《规范》并为自己狡辩的人来说，它却是无力的。因此，人们纷纷呼吁尽快制定《规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惩处条例，并且加大惩处的力度。 尽管我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腐败现象，但是我却对该《规范》的合法性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态度和批判态度。 第一，我认为，那种呼吁国家机关这类《规范》的诉求本身就是大有疑问的，因为我们知道学术规范乃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其知识实践的过程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及再生产和如何进行知识传播及交流等具体的学术活动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性共识，不仅源出于学术界自身的实践，而且也在其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这里的关键在于，那些试图与外部权力相结合而对学术界的活动施加规定的诉求，不仅会给遵循自身运行逻辑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引入布迪厄所言的那种“异治性”，而且还会为其他权力干预学术活动确立一项“先例”并为之打开方便之门。 第二，我认为，学术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也绝不渊源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力，而源出于知识分子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相应的学术机构对它所实施的惩罚，正如任何学术评价及其判准都必须源出于学术界同行一般。如果学术规范的有效性渊源于外部性权力，那么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学术规范问题的大讨论也就无甚意义了。因此，以任何权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学术规范，都会使它自身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第三，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讲，《规范》的还在客观上误导了人们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不是它的初衷。一如上述两种倾向那样，它们实际上都是以一种不甚正确的观点为前设的，因为这种观点误以为当下的学术腐败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机构《规范》和相应的惩罚措施而得到解决。在我看来，这类《规范》的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问题，而它之所以无法做到这一点，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它缺乏相应的惩罚规定和机制，而毋宁在于它从根本上就没有涉及那些致使中国学术腐败问题得已产生的原因。再者，从逻辑上讲，该《规范》甚至认为学术腐败的问题乃是一个个人自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它不仅没有对致使中国学术腐败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原因进行追问，实际上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这些体制性原因的“盯视”。 我认为，剽窃抄袭、行贿交易等学术腐败行为虽说是学者个人品质低下的表现，但是在这些学术腐败现象的背后，却一定存在着各种体制性力量的激励。（1）当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进行的争夺与学者个人对物质利益的牟取相互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必定会导致某些知识分子采取投机行为，而学术腐败也就必然隐含于其间了。我们的职称制度不仅要求论著的数量、学位，而且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获奖成果、项目等，而这些要求的提出则“逼着”那些因各种原因达不到这些要求但仍试图获得相应职称的知识分子去干那些学术腐败的勾当；然而，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些要求是必须的（如教学和科研的指标），但是有些要求却纯粹是没有道理的（如论著数量、获奖数量、项目和学位等），因为它们只会导致一些人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比他读的文章和书还多。（3）当国家和社会所确定的各种评比和评奖活动越来越多，而获得这些奖项 又与评价知识分子的能力相联系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必定会为了获奖和多发表成果而难免在自己没有精力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去弄虚作假和抄袭剽窃其他学者的论著。（4）在根本上讲，中国当下的学术体制、评价判准和管理手段，充其量只适合于常规性的学术研 究和教学活动，但是却不适合于那些需要足够时间和足够寂寞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原创性学术研究；进一步言，中国当下的许多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紧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只适合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但却不适合于被管理者（即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学术实践和教学活动。因此，我认为，学术腐败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屡禁不止，除了个人学术道德修养缺失这个因素以外，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合理评价体系的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所致。 据此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必须植根于学术界自己的土壤之中，由广大的知识分子自己通过对各种学术腐败现象及其原因进行讨论、反思和批判来实现其目的。当然，我们不是拒绝那些主管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机关的参与，而是希望这些机构能够通过对它们自己启动的各种旨在推动学术和教育发展的措施进行更深层的反思、对它们的各种管理措施、评价指标和它们确立的各种制度安排进行严肃的批判来参与这场伟大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且我也相信这些行政管理机构能够做出它们的贡献，因为正如靳诺在有关《规范》的新闻会上已经表示的那样，该《规范》的还只是建立学术规范的“重要一步”，离实现纯洁的学术环境和完善的学术规范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注释]： 据一般统计，首先，除《中国书评》1994年集中发表了大约20多篇专门讨论有关学术规范化问题的论文以外，截止2003年，《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东方》、《现代与传统》、《历史研究》、《美国研究》、《社会科学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美国史研究通讯》、《自然辩证法通讯》、《读书》、《世界历史》、《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学术界》和《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又陆续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次，学术界迄今为止还成功地举办了数次全国性的有关学术规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即199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主办的以“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为题的学术讨论会；199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社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有关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的专题研讨会；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有关遵循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学术讨论会；1999年12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山西大学联合主办的以“重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2002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季刊》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学术规范座谈会”，等等。第三，除了《中国书评》长期开设了有关学术规范化的专栏以外，《学人》（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和第3期）、《东方文化》（1999年第6期和2000年第3期）以及《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等学术刊物也就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开设了专栏。第四，学术共同体还就学术规范化的问题采取了一些联合性的行动。比如说，在史学界，《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等六家权威性学术刊物，于1996年联合开展了有关推进学术书评工作的活动；本世纪初，它们又联合《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一起发表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拙文：《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载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参见拙文：《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载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参见靳诺（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新闻会上的发言；时间：2011年 8月27日；来源：教育部网。 关于引文问题，该《规范》明确规定：“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关于学术成果的问题，该《规范》则规定，“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而且“学术成果不应重复发表”；另有约定再次发表时，应注明出处。关于学术评价的问题，该《规范》规定，学术评价应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应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应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应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此外，评审意见慎用“原创”、“首创”、“国内领先”、“国际领先”、“世界水平”、“填补重大空白”、“重大突破”等词语。而关于学术批评的问题，该《规范》也规定，学术批评应以学术为中心，以文本为依据，以理服人；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但不得对批评者压制或报复。 该《规范》正式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而且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行为也将被划为“学术不端行为”。 关于这样的倾向，至少可以参见丰捷（《光明日报》记者）：《学界首部“学术宪章”问世》，光明日报2011年8月27日；原春琳和樊未晨（《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术规范能规范谁——专家呼吁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27日；施芳（《人民日报》记者）：《首部“学术宪章”应对学术失范》，人民日报2011年8月27日；郭少峰（《新京报》记者）：《教育部首部“学术宪章”》，新京报2011年8月 27日；张颖：《教育部祭出反腐杀手锏：一纸规范能管学术腐败吗？》，北京晨报2011年8月28日；卢丽君（《中国教育报》记者）：《解决学术道德问题的起点——专家谈新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28日；靳诺（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新闻会上的发言，教育部网2011年8月27日。 参见靳诺（教育部社政司司长）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新闻会上的发言；时间：2011年8月27日；来源：教育部网。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邓正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建设
[作者简介]李一健（1989―），女，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发展理论。（江西南昌 330013）
一、新时期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的方法和途径
比较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将“软环境”解释为“是指与经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条件，是无形要素的集合”。[1]主要是制度环境、体制环境、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服务环境、投资环境、治安环境，诚信环境与人文环境等等内容及要素组合成了整个的软环境系统。[2]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因素渗入到了所有社会环境条件下的活动中。而人文环境和文化环境是软环境的本质内容，再加上软环境又是无形要素的集合，是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集合，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且人类长期的社会活动中会不可避免地留下软环境所烙上的印记。除此之外，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的状况一般可由精神文明的建设来反映，而软环境的建设恰好包含在这个范畴中。
软环境不是一种物质范畴的要素，虽然无形但却具备巨大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来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培养新一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的两个主要宗旨。毫无疑问，软环境这个“软件”的不断挖掘与建设正是这两个宗旨所需求的良好育人环境的正确着力点。专业性的书籍资料和教学设备等等这些硬环境，仅仅是理论教育环境建设整个过程的基础部分，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干。而建设软环境所应该重视的部分，应该是朴实的学术道德风尚、清新的校园学术风气和先进的学科建设理念。这些内容才是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环境的关键。与其他自然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更加重视上述软环境的建设；而良好的教育软环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也更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对于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增进教育“软环境”的各项深入研究以及实际建设都将大大提高整体理论教育的效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必须要从单纯的高校学科教育领域逐步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的领域中来。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不断地由理论向着实践推进，向着整个思想教育的社会化推进。
二、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软环境的内容及其现状
不断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教育和传播工作的目的之一。站在这个基础上，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断地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设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这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两者都与我们“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要想顺利开展，要想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要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要有一个和谐、有发展前景、软硬兼备的环境。具体来说，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良好软环境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人文环境。良好的教育软环境应该包涵先进的文化观念，应该对身处其中的人呈现一种人文的关照和正确的价值追求，这是实现理论教育目标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书本理论知识的传播，塑造受教育者的内心品性和优秀人格，从而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信仰，对整个社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是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的作用是引导，制度环境的作用是一种约束。教育必须是引导和制约的结合。由高校相关机构制定全面的、具体的针对所有教师和学生的合理规范，同时辅以强制性的执行力量，营造守规矩的氛围和统一的道德伦理标准。这些都有利于严谨严肃的理论教育工作的实施。
再者是精神环境。精神方面的环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所有相关人员。从微观的方面来说，教师、学生以及各类行政工作人员都要融入整个学校的良好学习氛围和道德风气中。从大的方面来说，则是涉及到整个优秀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爱党的社会价值观等。
最后是创新环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受众不仅是高校内的学子，更是整个社会的广大群众，当然也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任何的教育实践活动一方面要紧跟时代步伐，应对各种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还必须先使自身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全面达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新”二字。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良好创新氛围是建设软环境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也存在这一些明显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建设软环境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程度上共识，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内容。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进展到当下阶段，已经具备了日渐成熟并且高度可控的硬环境。公众的目光不再只集中在校园硬件设施方面，而是渐渐转移到了校园学习风气、校园学习环境等无形的方面。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实质的物质形态，但却对整个的理论教育工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校园学习风气、学习环境的建设也不仅仅是喊喊口号，而是落实到了各种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中。但是对于整体的校园理论教育软环境的建设，我国高校还普遍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指导以及具有良好实践性的规划和内容。
第二，建设软环境的实践性工作取得初步的成效，但缺乏真正凝聚在一起的合力。软环境的建设有利于提升整个校园的育人环境，我国各高校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谐校园”的理念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实践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等工作均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创新。但这些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在所有相关人员之间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认识，教师与学生之间、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之间未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凝聚力。
第三，软环境建设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整体上未取得明显的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面对着各种复杂的外部环境，各种复杂的、动态的非物质因素冲击着旧有的教育形式。因此，软环境的建设不能再是传统的“灌输式”，而必须利用各种不同领域的新文化元素渗透到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中，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新的文化环境和新的社会价值不断地涌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如何与时俱进地与之有效契合尚没有统一的定论，整体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软环境如何优化
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软环境是一项具有时代性意义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一是要选择和优化现有的外部环境，二是要主动地建设新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地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并且利用环境达到良好的理论教育效果。
首先是人文环境的优化。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要求。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和培养正确的文化观念必然是以良好的人文教育软环境为基础的。细分开来，良好的人文教育软环境需要对受教育者引导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需要融入和利用各种精神物质文化，从而树立先进健康的现代主流文化观念，促进个体成员的社会化。
其次是制度环境的优化。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必须能够像硬环境一样有效地约束受教育者的实际行为，这个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健全的制度这一群体内部的行为准则。理论教育是一种以切实提高受众思想道德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必须要有健康有序的制度环境作支撑。良好的制度环境既包括教育教学环节中科学合理地建章立制，也包括相应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两者相配合才能有效规范所有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协作，从而进一步将精神人文环境等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实现最终具体的合理制度化。
再者是精神环境的优化。宣传和发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维护其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与精神环境建设并举，必须要渗透到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受众的深层次意识中。微观上讲，校园风气、学习风气和教学风气的建设必须重视道德教育；宏观上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与时俱进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学习榜样、廉洁自律为核心的党员精神更加要重视道德教育。
第四是创新环境的优化。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领域中的硬环境，软环境更显其复杂性和系统性。软环境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教师、学生以及学科管理部门构成了整个软环境建设的实践主体，每一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灌输式的传统教育无益于整个软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时俱进地增强创新精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采用创新的教育形式，才能取得新的育人成果。
最后是诚信环境的优化。社会成员的诚信始终是保证社会健康运行的基本道德要求，因此着力优化诚信环境必须根植于整个软环境建设的每个环节。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诚信更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必须将优化诚信环境定位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建设的基调，才能保证整个软环境优化之路的推进。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有力的政治工具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它肩负着传播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落后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提高人民思想认识的伟大使命。与此同时，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优秀无产阶级新人的培养也必须以全面而富有成效的理论教育为后盾。
我国当前处于全球化的新时期，进入了扩大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社会环境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因此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的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软环境能够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社会化，能够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全面推动党的建设的新事业。
[参考文献]
[1]宋贤卓.中国经济发展软环境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
在环境艺术教育及其实施过程中，人们对相关教育的信念、价值及教育活动规范会形成基本的认知与思想，这些针对环境艺术学科教育教学所形成的主张与意识就是环境艺术的教育观念。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身也在不断地变革与创新。特别是当下的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通过对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扬弃与现实教育改革实践的总结，提炼出了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环境艺术教育观念。这些新的环境艺术教育观念具有内在的特色与规律，既是当下现实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代表着未来环境艺术教育观念与实践教育的发展方向，对其特色观念的研究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指导意义。
一、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
从教育理论层面看，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促进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另一个是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化机制。现代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过程正是由这两个主要内容互相作用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其中促进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是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最终目标，而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化机制是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方法。没有目标就失去了意义，没有方法就不能保障目标的实现，方法为目标服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的实质就是实现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从教育实践层面看，要实现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需要着重做好两个教育环节。首要环节是改变受教育对象一贯被动学习的状态，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艺术课程的教与学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自我表现与发展。只有这样环境艺术的教育内容才能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让学生真正获得自己需要的、向往的、思索探求的，使受教育者在环境艺术的学习中获得归属感，在学习及运用环境艺术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个性思维。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艺术的学习之中并形成独特的个性思维呢？这就需要做好另外一个实践环节，形成系统而形式多样的特色化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模式，以实现学生积极接受环境艺术教育教学。在实际环境艺术教学实践中，由于传统程式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与教学形式，使得很多学生只对环境艺术课程中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等的感性实践类课程保持兴趣，而排斥理论、思维等抽象理论课程。由此证明在实践教学中，特色化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模式的形成是实现学生主动学习、实现个性发展的保障。因此如何使受教育者不断自觉地加强提升自身理论文化与综合修养是环境艺术特色教育实践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民族文化观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长河里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特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尊崇的最高生活准则，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首先应将受教育者的基本精神生活规范涵盖在本民族精神特色之下。环境艺术教育应当承担弘扬极具个性精神化的民族特色教育责任，注重环境艺术设计本土民族化的引导。特别是在我国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中华民族特性，适应本国国情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以本民族独特的面貌培养本土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师。不同的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把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与时代需求相融合就会孕育产生符合民族与国家时代精神的新的极具个性化特色的艺术设计形态。经过历史检验与完善的这种艺术设计形态，终将发展成为这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传统成分。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也将在这种循环中变化发展。因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传统设计风格的继承发扬，应融汇于当今环境艺术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之中。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与厚重传统文化的国家，绵延发展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烙上了鲜明的民族传统特色，现代环境艺术教育同样需要保持足够的民族特色，从而培养出蕴含中国文化特质的环境艺术设计师。我国当下的环境艺术教育要实现教育的本土民族化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求。一是注重环境艺术教育中的人文教育成分。教育学生学习与环境艺术学科有密切关系的文、史、哲等承载着丰富传统文化内容的人文学科内容，以保持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二是要对立统一地看待环境艺术教育中民族化与国际化发展的关系。如今文化信息全球化，环境艺术教育要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辅相成的结合发展，才能获得教育体系中本学科独特的地位与特色。具体来讲，在我国的环境艺术教育中融合人文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改变以往只注重环境艺术专业技能教授而轻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态度倾向。比如，可以通过逐年提高环境艺术专业学生入学文化分数线的方式来提高入学生源的文化素养水平；在教育教学模块中增加与专业相关的传统文化课程比重来强化传统文化教育；通过选修或第二专业等形式强化学生的学科交叉学习能力；增强外语学习与信息处理能力；增强新技术新材料的获取与运用能力等。其次，在环境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规划中增加具有中国民族艺术特色的课程。比如，让传统工艺美术课程回归到环境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之中。通过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中的民族、民间工艺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传统设计符号表达，在设计中自发继承传统设计精神理念，培养对民族优秀传统的自豪情感。最后，努力转变现有环境艺术教育中“重技巧轻理论”的教学态度。理论指导实践，只有不断丰富的理论素养才能使得设计之路走得更远，因此在环境艺术教育课程规划体系中需要强化相关设计理论课程的教育。这些理论课程包括与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密切相关的设计史类、方法论类、工程管理类、法律法规类等丰富内容。
三、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地域差异观
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正视环境教育的地域性差异，保留并培养各地区不同的环境艺术教育特点。比如，我们国家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区环境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这就要求各地区的环境艺术教育立足本地实际，保留各地方性传统文化特色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的体现，尊重强调各民族文化传统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的继承发展。同时还要正视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要求的各个地区学校环境艺术教育目标的差异性。教育真正做到立足本地为地方服务，实事求是地为本地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专业培养作出努力。环境艺术教育的地域差异特色还体现在合理布局各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培养类型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建设上。实事求是地分析本地环境艺术人才市场需要，明晰自己的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准确定位本地本学校的层次与类型，按照各自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扎根地区实际，挖掘区域特点，明确层次教育，专注自己的培养目标，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才能让自己的环境艺术毕业生被市场认可，才能教育出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四、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校园文化观
谈教育就离不开学校，学校不同的教育环境会影响受教育者不同的个性发展。现代环境艺术教育同样注重营造自己独特的学校教育环境，抓好学科优势突出环境艺术教育的个性化特点，这也就是如今环境艺术教育观念中的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的重心，是学校对各专业办学理念的尊重与支持，它直接影响着各专业在学校中的办学发展方向与方式，制约着学科的整体教育教学活动。良好的学校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即可成为学校特有的文化风范。独特的校园文化风范，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与特色学风的形成。由于环境艺术教育的独特性，拥有环境艺术教育学科的学校，在建立自己的独特校园文化时，应针对环境艺术教与学的特征支持帮助环艺院系建立独立的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方法体系，营造具有环境艺术教育独特氛围的院系文化。这些都将融合涵盖在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体系之内，以实现各系科各专业文化既独立又互相交融影响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讲，可以丰富环境艺术专业及其相关学科的公共阅览图书量；设立专门的环境艺术图书媒体资料室；定期举办环境艺术学术交流会；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规模的环境艺术设计比赛与作品展；积极主动联合环境艺术设计市场企业，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工程设计实践；建设具有专业文化特点的教学与生活环境等，以此来营造浓厚的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氛围，突显学校特色教育的文化特征。综上所述，形成环境艺术教育个性化的过程就是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各个国家与区域的环境艺术教育要承担继承和创新本民族与地域文化的社会功能责任，就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各种层次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要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满足设计市场需要，也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各个拥有环境艺术教育学科的学校要保障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同样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校园文化与办学特色。艺术教育中弥足珍贵的就是保持艺术本身的特色，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秉承特色教育观念，实践特色培养教育方式是环境艺术教育的重中之重。国外许多著名的设计大师们正是在学校或自我多种方式的特色教育理念下，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设计实践，才创造出了那么多举世经典的设计作品。相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指导下的中国环境艺术教育，必将不断培养出更多世界级的设计大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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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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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08．
[关键词]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环境；环境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18—06
环境与哲学之相连，是环境之福音，哲学之幸遇。环境哲学不是孤悬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之剑，也不是游离于哲学边缘的理论之镜。当代中国生态和谐社会结构与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日益体现出一种重视环境哲学理论的社会影响与扩大环境哲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当然，随着当代世界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的日渐突出，环境哲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环境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当代境遇
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观念基础。开启振兴环境哲学的契机，在于实践环境哲学的功能与作用，以期在一个呼唤绿色发展的时代实现环境哲学继往开来的历史宗旨与未来使命。环境哲学是环境智慧之学，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审慎反思与系统思考，是人类辩证认识自然的思维过程。环境哲学的功能是对人类的自然知识与环境经验作形而上的思考与诠释，宗旨在于用回归自然的思维指导发现生态经验的本质，使命则在于澄清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反思人类在工业文明模式下受现代性思维所操控的短期行为。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环境哲学的内在含义与外在结构在时代的审视中不断变换发展。
环境哲学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存在的思考，是人类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的思考，也是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环境哲学是一种秉持生态良心的自然主义分析，是对人类所置身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深入审视，是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这种时代之疾的关注与挽救。“环境伦理是环境哲学的一部分。环境伦理的证立要求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思想的狭隘眼界，从而要求伦理学的根本改变。它之所以受到现代正统伦理学的坚决抵制，就在于它的问世具有颠覆性的作用。”环境哲学在质疑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上不仅拥有对多样式概念与理论的阐释，也是在进一步发现环境科学的逻辑的基础上概括总结环境哲学之体系。环境哲学从学科范围与问题域上必然包含着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为当代的环境危机诸如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土壤的侵蚀等所推动的一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力图把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确立人对它的责任”。无论何种环境哲学的方法，都力图建立在整体主义与系统论的基础上来建立人对自然环境的责任。
环境哲学的适切性判断依存于哲学这棵大树。它所涵盖的问题域极其宽广，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环境哲学被理解为生态哲学，而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着类似的地方。只不过从其前缀中，我们能够有效辨析其所包含的概念分殊。“生态”一词，来源于生态学，它指的是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之间及其与非生物群落环境之间的所有关系。它包含了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与人为因素。它与生态系统的概念有重合之处，按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系统是“具体空间单位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组成的综合体。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构成包括矿物、气候、水、土壤、阳光和所有其他无生命成分；其生物构成包括一切生物种类”。生态系统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而言的一种整体主义观念，是地球生物的一种系统写照，是在能量流转和营养循环之间所构成的综合体。它作为环境哲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倡导并弘扬了生态中心主义，包含了生物个体与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与其生态系统的问题。而把生态与环境的概念融合在一起考察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的总和。由许多生态因子综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无机盐等。在自然界，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地对人类与生物起作用，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起综合作用。”
当然就环境哲学而言，它是源生于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在中西哲学视域互见的语境中形成的。哲学是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于世界最终的、最一般问题的思考。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任何哲学体系或学说，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正确或歪曲的反映。但环境哲学与哲学其他分支相比，与自然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离开经济基础相对较远，更接近于思格斯所说的“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通过对自然界最一般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回答，来重建一个具有最本源性的世界观。
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环境哲学目前缺席于哲学现有的二级学科体系，诸多的哲学专业词典缺乏对环境哲学这一重要词目的具体诠释。无论如何，环境哲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部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环境哲学的这些思考，从自然直觉到生态观念，使人对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有了反思、总结与概况的可能。作为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环境哲学与人对自然界的理解与爱护不可或缺。如同哲学的起源在于惊异，当环境哲学的生态惊异达到普遍程度时，自然就在此中出现了。“自然”概念及对自然界的思考，引领着当代环境哲学的研究进路。正如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交往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只能由环境哲学来回答，而不能由环境科学来回答。环境哲学也正在为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辩护。隶属于环境哲学的问题，科学哲学或逻辑学也无从回答。
二、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
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需要环境哲学所创造的恰当判断与合理认识，以期有效避免流行哲学在自然理念上的盲区，并创造现代哲学在生态观念上的新生。
从属于环境哲学的环境伦理学，更需注意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伦理道德的危机。环境伦理表现为人类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的总和。而环境哲学的任务在于建立人与自然之理性关系与系统理论向前发展的框架，一方面确认人之存在的自然意义，另一方面肯定自然之存在的生态作用。
要构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环境哲学需在细化其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环境哲学的发展规律并凝聚其观念系统。研究中国环境哲学的未来趋势，离不开中国哲学的传统底蕴，也离不开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东西方哲学能否融汇于环境哲学这个交会点上，需要我们慎思哲学的环境属性，明辨环境的哲学思虑。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环境哲学能否走在哲学的前沿，取决于其思想风范是否有新格局，理论视野是否有新景观，观点内窬是否有新思路，方法结构是否有新展现。展望未来的环境哲学，它将不仅表现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是在复苏自然世界的道德地位的进程中所建立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当下世界隐患丛生的气候变化、环境灾难与生态危机，既是对环境哲学所提出的巨大挑战，又是推动环境哲学向前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它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哲学的现实与理想，即环境哲学不仅应关心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内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生命共同体中承担对原生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健全思考。
本着尊重自然界的权利与内在价值的理念，环境哲学的使命也在于以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与稳定性作为判断一种哲学理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无论是大地伦理学、动物权利论、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强弱互见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在提醒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学，以期为复兴环境哲学的理念与价值而重构其方法论。历久而弥新的概念、范畴、命题与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新的锤炼与发展。例如环境哲学的起源与基础，环境哲学的发展与文明变迁，环境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期望。环境哲学研究中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等。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窠臼的环境哲学，在多学科的语境中面向多维度的重叠共识，与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等学科相碰撞并相融汇。它既是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最一般概念与思想的表达，又是用最一般概念与思想来诠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意识与规范，而且它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发生普遍实践行为的道德反思。
环境哲学及其构成的环境观念要素对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与作用。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环境是整体主义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应尽力继承与发扬环境哲学的辩证反思与理性审视的功能，一方面积极从原则上塑造人类与其他生物生存栖息地的基本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全面厘清地球家园生命繁衍的依托与约束因素。
环境哲学的未来，不仅在于逐步推广人类在自然生活中道德关怀的范围，而且在于把我们的理性视野放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身上。或者说环境哲学的历史趋势是对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聚焦与思虑，人类所能踏足之处与未到之地皆应是环境哲学关注的对象。人类、自然界和地球生态系统，都应当是我们环境哲学所呈现的关键词。而如何认识自然与自然物，如何理解世界的本源，如何说明生态系统的存在，如何阐释我们所置身的地球家园，如何思考立足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如何解读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这些环境哲学的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的环境哲学的核心理论挑战。
当代环境哲学的生态学转向，是复兴环境哲学的重大契机与趋向。它所立足的理论预设在于人工环境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切环境哲学的分析都可回归于对自然界之生态系统的分析。当我们把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等同在一起的时候，实则侧重于从狭义上去指称一种自然生态的哲学思辨。而在广义上，环境哲学包含了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哲学审视。我们对环境哲学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三、当代环境哲学的理论模式与趋向
伴随着哲学的新转向与生态文明的兴起，将环境哲学呈现在不同的理论范式面前是重要的。而一个彰显独立而又保持着与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紧密关联的环境哲学，在其内在价值不断扩展的进程中不仅增添着新的学术视阈与学术话语，而且正日益展现出与绿色增长模式相匹配的理论势头。当代环境哲学正在塑造不同标准理论模式的思路，预示着可能的发展趋向。
（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
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体现了环境哲学之价值论的语言分析。对于价值的一般性研究叫做价值论。价值分为不同类型，最通行的一种是把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内含价值和外在（或工具）价值。而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其认同有赖于对环境价值的内涵认识的深化，其争论来自于价值的主体属于谁。它可能是源于尊重自然具体的内在价值而产生共识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框架内，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无论是在本体论、价值观和认识论上都在剧烈辩论其模式、内涵的孰优孰劣。这种争论有可能加大制定环境政策过程的困难。
从价值的来源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自然物的价值是具有内在的价值还是外在的价值，从自然价值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与生态属性，这些问题的探寻为环境哲学的价值论基础探寻着观念思辨的基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重新审视自然界与自然物的价值，重申并扩展了自然界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把它用作一个主要的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环境哲学争论学说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论哲学中，在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应然和实然的区分的承认上，使价值思辨在环境哲学的使用上变得越来越广泛。不再基于肤色、性别与物种的理由。不再以一种偏颇的价值观去对自然界的存在物行使偏见与歧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去回应自然虚无论，去有效构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稳定价值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否定其他生物的内在价值的观点的终结，使得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日渐式微。环境实用主义背后的激励机制是考虑自然价值论与自然虚无论方面的争论（特别是关于自然之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争论）。
（二）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聚焦于扩展自我，它不仅使人类从自我走向自然，而且在于从自然走向生态。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有可能增添我们正在完善的环境哲学的价值。以生态学为基石，加强对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环境哲学的统一性与确定性。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关于环境哲学的考虑都聚集在生态范式上，而是强调以生态思维来审视环境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我们完善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生态的新的污染；在生态系统行动中有没有任何非自然或者反自然的偏颇式错误；或者这就是我们在回归自然的最好选择的最不坏结果，或者我们进行的生态修复实践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的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楚地与“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相联系。
（三）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构建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是时代赋予中国环境哲学研究者的使命。环境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在符合中国情境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环境哲学。这一方面是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积淀着伦理关系的道德共同体。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也意味着它是接地气与有人气的环境哲学。
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允诺并乐见中国山川河流与土地情感的共通，它重在展开一个自然人的心灵，把敬畏自然的思想与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并在中国人集体同一的角度共享生态交往之风土民情的弥合。炎黄子孙的传统交往和民众联合被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获得荣耀的最高类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到达生态文化自觉的目标途径，而且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目标途径。通过民俗团体的凝聚及民族共同体的耕作和生活，中华民族共同体将自身血脉相连之存在最紧密地融入地球圈的整体生存，进而达到对宇宙精神的最高超越。通过新融合的生态共同体所进行着的民族心智与自然精神的交互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已能产生出自身的生态文化（内在优点）和生态文明（外在力量），并且能获得文化自信的提升而与其他地域文明体系进行文化对话与哲学比较。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去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环境哲学因素，弘扬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哲学的生态内涵，积极传播环境哲学的中国传统诠释范式与表达方式，努力构建能与国外环境哲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话的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四）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
环境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在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一种变与不变相融合的哲学存在。“自然界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中的一切存在，与‘物质世界’或‘宇宙’概念相当，包括社会。狭义指与社会相对立的自然，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总体对象。……在古希腊，Physis或Nature一词的词源含有‘生长’的意义。反映了对自然界的有机观点：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着的有机整体。认为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物，神也并不超越于自然界，它们都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包容其中，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统一体。”专注于环境哲学的理论框架，必须返身回顾前现代时期的自然哲学。自然界与自然物是环境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特别是在西方哲学创生时代的古希腊，就曾有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写下同为《论自然》之名的著作。回顾这些著作，可称其为环境哲学的经典性文献，它们从源头上奠定了环境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可见，从本体论上挖掘世界的本源，是环境哲学一脉相承的研究视角，其对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我们具备何种自然观，将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环境哲学。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使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哲学的契合点上摆脱了相对立的可能。自然与自然物，人造物与人造赝品的差别，已经衍生出大量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的著作与论文。
（五）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即环境伦理学研究。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不同方向中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经济伦理价值与环境伦理价值的比较，环境与资源配置、贫穷、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详细分析。它也激发了对经济价值与传统的环境价值之间联系的兴趣。
针对环境伦理学中内在价值的诸种观念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理论为此创立了一个范式。只有在道德思辨上厘清环境哲学的伦理基础，它才有可能为制定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去除羁绊。“诚乃天地之德，即自然之德。在人类所认识和体悟到的知识中，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环境哲学的道德规范提高生活之善，而破坏自然与污染环境之恶则是对生态和谐社会生活的一种损害，也是对社群成员环境道德感的一种降低，它使人束缚于单向度的物质维度中，但却脱离了现实生存的自然属性，与头顶处闪耀着的道德光辉与人性馈赠相远离，最终也将失去终极实在的联系和统一。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也直接叩问着何为环境伦理及何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并寻思着生态共同体的道德边界与道德人的范围。从动物权利论、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生态女性主义及环境实用主义，这些环境哲学的道德谱系呈现出一种在新趋势中的共同认知，那就是重视自然价值的伦理观念。
（六）公民正义的环境哲学
在日渐民主化的世界中，环境哲学的前景与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民所关注。在环境政治学与日益成长的公民正义之间，有着清楚的交叠。正义是亚里士多德的善的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标准，而公民其实是一个既能统治他人又能受人统治的城邦成员。正义也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相等的事物。正义的标准应该是个人对于构成城邦的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实际上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共同体社会的正当性也在于其德性，正义就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
环境哲学语境中的地球公民正在生态全球化的语境中被养成，而随之而来的生态公民概念已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理论。当工业社会的环境矛盾愈演愈烈时，当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陷入重重反思的境地时，当我们深入追问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时，生态公民作为现代公民身份向后现代公民身份过渡的新形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后现代公民身份出现之前，公民对现代性的理解从一种期待的冲动到一种无奈的逃离。
环境正义要求公民正义，因为公民正是社会环境的重要主体。而何种环境正义，也将决定何种公民正义，何种环境哲学。“它强调在生态社会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过一种源于自然、回馈自然的有道德生活，善尽自己在生态社会中的职责与义务。”公民的环境正义是环境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环境哲学与环境正义之间交叉领域的不断增加，事实上也将给一些自古就有的环境哲学立场以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促成公民的环境哲学与正义的环境哲学的相互融合。
（七）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
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是在科技生态学转向的背景下阐释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然在此之前，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已经是笛卡尔以来近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近现代科技的深入了解与反思，成为每一个关注环境与科学的哲学家所必须面对的事实。
环境哲学对现代科技的反思，是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追求确定性的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亲近自然的科技则是人类寻求完善生活中更大的福音。从普遍的知识、理解的观念，到控制的环境、制造的物品，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从经济效益论的层面而言，科技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上无往而不利，但从生态效益论的层面慎思明辨，科技对工具理性的张扬是否有可能危及人类的价值理性，或者说科技对人类工具价值的追求是否可能损坏人类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与新文明发展方向紧密相关的问题。
无论是自然环境尽量减少人工化科技的干扰，还是社会环境层面不断改善科技的应用，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其实质是对环境哲学所要求的科技生态化做出尽可能精准的描述。正如人类的思维不能被机械化，生态科技也不能被虚无化。当我们力图从科技的生产力导向转变为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时，一个环境哲学所称道的“发现的情境”产生了。而无法否认的是，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把环境哲学的讨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以环境哲学的眼光来反思“科技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并进一步审视环境与科技的关系。
（八）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着重于自然价值维护的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环境哲学应用性的体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重视所出现的普遍问题的普遍性，也强调特殊问题的特殊性。它从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实质转型上构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路径，力所能及地以合作的方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找到未来解决环境哲学问题的理论方向。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借助生态观念的有效权衡，关注在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环境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而绿色增长模式，是一种产业模式优化集成的体现。它使过往为经济中心主义辩护的环境哲学，重新回归到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路径上来。它依据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判断人类产业的道德价值，并且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放到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融合的生态效益上。经济价值已不再被赋予解释的优先性，而是把自然价值与环境效益放到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产业蓝图并不单纯由经济结构决定，而是由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所决定。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其意旨也在于实现生态自由的产业解放。
（九）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环境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的关注。从可持续发展到代际伦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到对后代的责任以及人口增长压力，从地球村的整体环境到地区生态演变，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全球生态危机，在我们修复地球家园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界的新的污染？从一种经验主义的角度而言，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传统环境哲学视域的拓宽，是在多元包容的语境中所促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创造的也正是恩辨哲学的开放模式。它不仅是空间与时间的开放，也是生存观念的多元包容。它强调地球家园的自然状态，积极塑造物种共存的集体主义。它把地球当成一个共同体，当成由所有物理对象和状态共同组成的世界，这不是人造的世界，而是完整和谐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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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市构建的环境哲学
以环境美学的观念塑造城市的新样态，这是对环境哲学的审美判断力所提出的新挑战。在环境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现代生态文化的新兴母体。无论是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商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后生态文明时期，环境哲学的艰难步履与城市的孕育发展相伴随。
1.教学管理体制变迁：混合制—双轨制—整合制的嬗变三十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经历了混合制—双轨制—整合制的轨迹嬗变，实现由混合虚拟教育管理机构向专业教学科研实体机构转变。这就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管理机构及组织执行机构，权责明晰，明确了二级机构的职责、功能、地位、权责等问题，成立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如有的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教育学院、社会科学教育学院等）。这种教学与科研整合的一体化实体管理体制与机制，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教学课程设置改革“：85方案”—“98方案”—“05方案”的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基础不断得到完善，经过“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改革完善，其课程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得到了丰富与发展。这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随着时展主题而不断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变迁为线索，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的现代化科学化改革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3.教学理念创新：对政治—人本—发展—逻辑的关注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处的社会地位变化而实现从‘政治自觉’到‘经济自觉’到‘人本自觉’的嬗变，发生了从‘物本’向‘人本’的现代化转换”［1］。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对生命、发展和心灵的关注［2］，符合学生生命成长和教育教学规律。
4.教学内容整合发展：对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高校思想领域以教育形式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行考察，对政治性内容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内容和本质规定，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发展变迁的不变主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众多影响党执政合法性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民生问题，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环境、设施的教育价值利用与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传播途径的利用与再造，公共性活动的开展及其价值引导来进行。”［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性”关注与“公共化”转型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5.教学主体互动：“主体性教学”向“主体间性”教学转型随着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交往、交往实践哲学等理论逐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视野，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征逐渐显现，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共在的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维定式，从平等的视角、和谐的视角、人性的视角观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突破了主客二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跨越，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逐渐引起重视。
6.教学方式丰富多样：由单一教学方式向多元教学方式转型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方式发展来看，出现多元多样教学方式并用的态势：“研究型”教学［4］、对话教学［5］、体验式教学［6］、启发式教学［7］、混合型教学［8］，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现代转向
从系统要素视域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涉及教学主体、教学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环境等要素。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90后”大学生期待“什么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谈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遭遇“实效弱化”、“情绪极化”、“信息乌托邦”、外源“负能量”等现代性困境。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从整体体系层面加强多方面的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管理体制机制、重视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完善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条件保障外，还要逐步补强“短板”：一是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二是教学方式的生活化；三是教学主体的主体间性化；四是教学环境的“文化化”；五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1.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政治化、理论化、知识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根据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在教学课堂中施加给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政治内容。
（1）促进教学内容的时代化契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在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遵循教育与学生成长的双重规律的前提下，注意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认知性。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构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在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中增加生命教育、核心价值教育、廉洁教育、交往教育和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着重建构主动学习和契合学生认知水平。
（2）守住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其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导的理论和价值观的灌输、宣传、教育、内化等，其教学组织管理体制由政治制度规定，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也需要政治权力支撑。在实际教学内容中，如“纲要”课教学内容重历史史实，往往不经意间在突出“历史”的同时“淡化”了政治，出现了使“纲要”课由政治课演化为历史课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
（3）提升教育内容的知识化增量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和知识性，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化、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灌输与内化的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等；另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放置于西方现代史的时空场域中，运用中西方比较视域进行分析，分析理论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把握教学内容的时空逻辑。此外，还要注意将教学内容与本地史结合起来，特别是教学区域所在地的地方历史与时代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载体，如乡土地理、民风习俗、革命文化、历史人物、社会变迁等等，及时有效地进行教学。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融入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这样的教学内容才能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2.教学方式以生活化为中介：与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相结合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仅仅用意识形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方式方面需要将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作生活化处理，以生活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实践和主体生活结合起来。
（1）坚持“灌输与对话”的统一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优秀传统。当前部分“90后”大学生中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灌输理论，就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因而，要在继续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灌输的同时，需要克服将理论灌输原则与具体的教育方法等同起来的“生搬硬套”，注重借鉴运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孔子的“启发式”方式，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的方式启发大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
（2）注重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90后”大学生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的特征：同质性表现在寝室成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素质、专业或年级方面基本相同或相近，由于长期在一起生活，还会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每个成员的文化背景、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由于出身、经历、成长环境等差异而导致个性品格也不同。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从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际出发，注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理论探索的需要、解除困惑的需要、主体参与的需要、情感交流的需要，培养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
（3）注重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课程，理应是公共价值观的有效传播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理应是社会公共事件的专业阐释者，是公共价值观的践行者”［9］。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路径、载体、手段，乃至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会日益突出地体现出公共性。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具备公共关怀，具有问题意识和公共意识，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培育具有公共的人格和公共事务能力的大学生主体。在教学方式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教育方式，采取一些形式把大学生推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如积极开展以假期社会调查为主的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实际，思考社会问题；结合“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参与社会实践或周末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践教学活动，增加教学方式的公共关注和教学主体的公共性参与。通过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关注和公共化转型，将封闭的课堂教学与公共的社会交往连通，改变理论的系统灌输向价值观念引导、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转变，让大学生主体拥有真实丰富的价值观心理体验与公共参与。
3.教学主体以主体间性化为核心：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性力量，实现由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的主体间性转型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内在诉求。
（1）教师要有言传身教、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主体自觉综合看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承担着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之时，还要承担着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师生比”高，承担的教学任务重，同时还要承担学术科研、职称评聘等压力，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三种“劳动”，即脑力劳动（理论武装、教学改革、教学科研相长）、体力劳动（多校区办学、跨城办学、跨区办学的奔波）、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学科意识、学科认同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专业热情和学科自觉是重要的问题。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从“组织领导、思想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师德师风建设”等外部条件保障方面做出了制度性规范与条件保障。同时，有了外部保障和条件支撑外，还需要教师主体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学科意识和学术精神的培养，注意内在素质的提升，关爱学生，用自身正确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达到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境界”，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
（2）教师“主动教”与学生“主动学”的转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备的教学艺术、学术能力及知识深度和广度相比其他课程可能要更高，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从教学艺术、学术能力、知识增量提升教师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潜力，这是赢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和“点头率”的重要前提，也是真正实现从“要我教”到“我要教”的转变的内在自觉。从课堂教学而言，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师“独白”教学模式，转向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讲授与讨论、情景互动教学结合，形成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的探讨式教学模式，让教师“独奏”转变为师生“合奏”，让学生“动”起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3）教学主体力量的整合与互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群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导师等教师队伍群体；三是作为自我教育主体而存在的个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主要是专职教师及部分学生兼职辅导员等，因而要将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与学生工作者、党建工作者等主体相互互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党建、学生事务工作者角色互动。一方面，通过整合学校党建工作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主体力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的补充力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职教师也可通过参与党团组织的大学生课外活动，如大学生社会实践、“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达到主体力量的互动与整合，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另一方面，要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载体与大学生社团活动载体平台互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把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延伸到课外活动和课外时间中，通过“师爱传情，以情感式教学感动学生；对话引情，以对话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激情，以自助式教学激励学生；课间寓情，以快乐式教学愉悦学生；课下延情，以延伸式教学打动学生”［10］，改变部分学生对政治课的抵触心理，实现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
4.教学课程环境以文化化为重点：建构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教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产生发展过程中影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主体等要素的社会空间存在方式。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环境,即除了受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中观环境的影响，还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微观环境的影响。
（1）通过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加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创造物，包括两方面：一是高校发展过程中以外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校园基础设施、校园环境布局和校园建筑等校园教学环境直观的表现形式；二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课程、课时表、教科书与教材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对于大学生必须习得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的要求等在内的课堂教学物质文化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环境育人功能建设，加强校园人文景观建设，挖掘环境育人资源，美化育人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环境建设，广泛开展以体育、娱乐、学术科技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材建设、教师队伍、教学媒介、实践教学、课堂文化设施等课程物质文化建设，开展如学术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专题讨论、情境扮演等活动，利用影视频资料的形象生动性，契合文化媒介的特质加以传播与强化认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治学风格、政治素质、心理素质等。
（2）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强化规约为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必须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制度化规范；二是渗透于教学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化建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业化、知识化、科学化、时代化的知识制度化体系，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课程管理、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学科制度化体系和管理制度化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推动渗透于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入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见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的“规训”功能。
（3）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精神文化环境加以熏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精神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一种由师生长期创造的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环境，包括校园的精神文化氛围和课堂教学精神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优良校风、班风、教风和学风的营造等。通过塑造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建设学习型校园、廉洁校园；通过建设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班级教学文化，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围绕学习、成长展开的交往文化，营造良好的班风；通过明确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的价值，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准则，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使教师既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递者，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建设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风；通过学生的自觉学习，提高学习的内在积极性，把蕴含在学科课程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发挥精神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作用。
5.教学体系以系统化为归宿：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行动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中，要有价值理念引领，以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为中介，发挥专家、教师与学生三个主体作用，强化学术与知识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生长与成才统一，建构让“学生受益和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教学体系。
（1）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是教学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教材体系规定了特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教学体系是教材体系的拓展和延伸。这要求教师既要具备专业知识修养，又需要增加自身知识的交叉性和丰富性。在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实际，吃透教材，融会贯通，把握教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发展脉络与思想精髓基础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意识，促进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辅助活动相结合，在吃透教材、确定所针对的问题、设计个性化教案、精选教学案例、合理使用多媒体、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度高的教学辅助环节、倡导师生心灵互动等基础上构建内容精致、层次分明的教学体系。
（2）教学体系向认知体系转化从教学体系到学生认知体系的转换过程中，教师主体既要自觉渗透对大学生主体的本体关注，也要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切实需要和利益联系起来，依靠思想的力量和真理的力量建构富有思想与逻辑的教学能力，适应学生认知水平与成长需要的能力。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理性和法治理性；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习，帮助学生学习并获得哲学素养和哲学理性；通过“中国近代史纲要”培养学生的历史理性，以史为鉴，通晓古今；通过“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学习帮助学生获得理论素养和实践理性；通过“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灵魂，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功能。
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人类的需求而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保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加强环境文化建设，有利于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论符合环境文化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用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方式。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7］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在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摸索和掌握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这也正是环境文化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理论强调统筹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5个领域的关系，这也是环境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生态文明理念是环境文化的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标志着环境保护已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体现了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理念，它与环境文化理念保持一致，是一次深刻的价值转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环境文化建设的目标。发展环境文化，就是要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文化素质，从而为全国的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环境文化的理念，需要通过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来实现。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环境文化的构成部分，而这个法律体系的制度化就是环境文化的实现。环境文化的发展必将为环境法制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地位，用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环境行为。随着环境文化建设的发展，加强环境文化法规建设，以规范、高效、有力的制度来保证环境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应明确提出“建设环境文化”，突出环境文化建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作用，明确环境文化建设的主体、职责、内涵、方式和程序，体现环境文化建设的全民性、综合性和全过程性。各级政府、各部门单位在制定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条例办法时，应加强有关环境文化理念，促进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明确环境文化的内涵和目标，促进环境文化的发展。世界上早期的绿色组织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从189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和荒地。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是世界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世界性自然保护组织。随着环境保护机构的建立和环境工作专业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社会上出现了环境文化专门组织以及或专业或业余环境文化工作者。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都设有专门机构。中国也在不断推进环境保护组织的建设，如设立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环境保护部还组建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环境文学研究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以“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环境文化”为宗旨，开展环境文化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编辑出版《环境保护》杂志，管理环保公益网站，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开展环境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许多团体也逐渐形成，如“动物保护协会”、“环境志愿者协会”、“自然之友”等。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各类环境保护组织建设联络了一支具有朝气和生命力的环境文化工作者队伍。发展环境文化，必须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公益娱乐、社区卫生、各类教育、义务植树、发展绿色技术等，都应是环境文化的领域活动。2000年12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宣布，将2001年的主题确定为“绿色消费”，提倡绿色消费文化。2004年10月中国环境文化节在北京举办，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的教育作用，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呼唤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促进环境文化交流，扩大环保的公众参与。任何一种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都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从传统的专业本位观念中超脱出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未来的事业视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从发挥整体系统功能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存在价值;利用一系列手段去宣传、动员、组织环境文化活动，营造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形式传播环境文化、宣传生态文明，组织开展环境文化节;通过环境文化活动的开展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环境文化建设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国家的持续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且对提高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环境文化建设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一个国家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增强竞争力，能否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文化创新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持久动力。环境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可以形成文化生产力，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环境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新时期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求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出发，把文化建设摆上非常重要的位置。环境文化有助于维护社会平衡与国家稳定，环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实现这些目标，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努力利用环保理念调节社会关系，利用环境文化调节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所以发展环境文化，不仅是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2．环境文化建设对提高人类认知的重要作用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推进环境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环境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实践活动。环境文化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进行环境保护，对形成人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和文明风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环境文化建设对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生态的关系。环境文化认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地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必须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8］。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会恶化，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4．环境文化建设对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有经济发展，也不能只有环境保护，还应该要有社会进步。由此，产生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9］。这一理论主张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而环境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环境宣传对人们的环境素质的提高、环境意识的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环境文化，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增强社会各个阶层的归属感、认同感，进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本文根据文化的特征和功能，从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环境文化组织建设、环境文化活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环境文化建设的体系架构;分析了环境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阐明了环境文化建设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文化素质，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事业;论述了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构建环境文化体系，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有利于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本文作者：杨梦瑶董小林工作单位：长安大学
当然，20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思潮的进展来说毕竟是太短暂了，其自身的许多内涵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展现，思想脉络尚未定型，思维向度也还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伸展，所以对这种思潮的回溯或反思似乎有仓促之嫌。但是我们在此所做的思考并不是要获得一种定性的结论，只是想回过头来看看这股理论思潮的发展轨迹，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思考或前瞻。
1.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产生发展一方面与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在全球的兴起并一度呈席卷之势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起步的。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应当是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反思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轨迹所应当具有的视角。所以，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问题己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控制点”，它连接了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引爆”许多问题。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无疑为以关爱自然为旗帜的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合宜的现实土壤。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西方环境伦理学从20世纪中叶到末叶的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十分迅速。这期间发生的几次明显的理论转向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只有少数人关注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一开始也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出现，它以传统的哲学目的论、进化论和生态学等为基础，提出了拓展伦理视阈的方法和途径，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利益的满足。无论在论证逻辑还是价值导向上都与“人际伦理”存在很大反差甚至违逆了传统伦理学的话语形式和论证方式，所以环境伦理学在一开始也必然会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地位。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道德观，但是并没有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们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20年”。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环境保护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对生态灾害或各种公害事故的关注。当然社会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需要引导或唤起的。对西方社会说，1962年出版的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彻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许多社会民众都是由于阅读了这本书后变成了环保主义者或者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也都是可以永载人类环境保护史册的，如确定了“地球曰”，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宣布成立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运动的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包括遏制人口的增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等等。12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中虽然仍然保留着激进的成分，但是又增加了对工业文明框架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展开价值批判和反思的新内涵。
环境问题作为20世纪未解决的问题之一被带入了新的千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环保力量还在分化，不同集团和阵营之间的争辩对抗还频繁地发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个牵涉层面非常繁杂的问题，它需要不同的力量从不同的途径来共同协商合作，正如环境保护追求生态多样性一样，环境保护的组织和力量也应当是多样的，任何单独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个人，在环境问题上是不可能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的，所以追求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应当是走向新千年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必然趋势。说的更形象一点，如果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一件绿意飘荡的长裙，那么谁都有资格来剪去裙裾的一角。“不同的组织满足不同的需要——所有都非常重要——在环境的伞翼下……就像我们追求自然界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在政治风格和所要完成的使命方面也需要多样性。141与此相适应，在新的世纪里，西方环境伦理学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共容的格局，即环境伦理学自身的谱系将明显扩展。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在今天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这固然与其发展时间较短有关，但是也与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有关。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来看，我国虽然具有地域辽阔和生态多样性的优势，但仍然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和频发的国家，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的。我国长期是个农业大国，人口过多对生态环境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然而我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一方面农业生产虽然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从先秦以来就未曾停歇的垦荒屯田等生产活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现象，另一方面农业文明体系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后发性使得我们国家避免了过早地遭遇工业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特别是公害问题，这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在客观上却抑止了民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性或生态意识的觉醒。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国民的生态意识水平依然提高比较缓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利害相关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功利层面的，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换。而这种现实状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与“环境关注”相关联的理论的萌生与发展。同时，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道德资源非常丰厚，以人伦关怀为基点和准则的道德文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足以长期沿袭的文化惯性。而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之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很难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环境伦理学毕竟还是在中国实现了着陆，这种着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获得的与世界的全面接触，尽管现实基础和理论条件的缺失使我们没有自然地“娩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绿色运动”的感召必然诱使我们主动地投入它的怀抱，而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来形成和扩展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阈便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起点。然而正是由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很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痕迹，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接受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或质疑，从现实来看，它必须要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取得一定的默契。很显然，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起步晚、起点低，法律和市场的规范调控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伦理的介入也更显得阻力很大。而从理论上看，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发展长期面临着要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要不断面对“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提问，学理上的广泛纷争而不是现实的关注构成了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早期的一大特色。
2.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一方面比较密切关注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动向，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又失之于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基点。
在前文中我们己经提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通过介绍国外学者的论著而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理论架构及其实践指向引入国内的，直至今天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着，而且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宄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迄今为止，许多国外的环境伦理学家的名字及其思想都在国内的论著中出现过，诸如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瑞彻尔。卡逊(RadidCaisori)、皮特。辛格(eterSinger)、汤姆。瑞根(TcmRegan)、保尔。泰勒(Paul.Tayor)、苏珊。福莱德(SusanL.Flader)约翰。帕斯摩尔(JohnPassmore)罗宾°阿提费尔德(RobinAttfidd)、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mdesRolston)阿伦。奈斯(ArneNaess)、乔治。塞欣斯(GeogeSessions)等等。这种情况最起码说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非常注意关注国外的理论动态的，而这对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这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首先，在我国尚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的情况下，通过译介国外的研宄成果来触发我国理论界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始终着眼于此，那么就可能会导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更重要的是难以找到切入现实的路径。其次，即便是我们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想的译介也缺乏一种整全的理论视角，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激进的环境伦理学”(radicalenviimimentalethics)而对这种思想及其价值导向与中国现实国情的适应性则缺乏认真的思考。而这两个方面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能疏离我们的现实国情，更不能丧失其服务现实的实践品格。
目前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而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转化才能获得最终的落实。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体现出了环境问题的普遍性以及人类应对这一问题的共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环境伦理思潮有其自身的形成背景，也有其介入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土壤，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必然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常态问题，特别是被讥讽为带有“中产阶级生活情调”或代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情趣”的激进的环境伦理学对于思考或应对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则更值得认真思考。因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从最根本上要谋求全社会的共同福利，要实现或体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要维护国家的环境安全。
西方也有学者指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在环境问题上主要是追宄人的骄傲和生态上的自大。虽然主张从人类中心转向生物中心可以赢得许多人的共鸣，但是认为人类在生态问题上必须接受生态整体性的指导，这个极端结论则有许多不可取之处。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分野在理解环境退化的动态方面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地球面临的两个基本生态问题是：(1)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阶层的过度消费;(2)日益增长的军事化，既有短期意义的(如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又有长期的(如军备竞赛和核毁灭的可能)这些问题没有哪个能轻易地和人类中心——生物中心的区分有联系。的确，这些过程的原动力几乎不能包括在这种哲学的二分法中。工业社会和军事化造成的生态学上的浪费特征的直接原因远远超越世俗：在整体层次上，是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对立，在微观层次上，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无论在那个分析层次，这些原因不能降至一个更深层的对待自然态度的人类中心论，相反，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引起的生态退化违背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并且认为，激进的环境主义正在以一种极端伪装的形式下推进西方的生态价值观念，如果说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念对于己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西方中产阶级来说是自然的、合宜的，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不适宜的或是有害的。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个长期定居高密度人口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多数，长期以来农业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关系。而一些西方的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正试图“把美国自然公园的系统植于印度土壤中，而不考虑当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标明的荒地首先用来满足富人的旅游利益。
可能出于无意，在一种新获得的极端伪装下，深层生态学为这种有限和不平等的保护实践找到了一个借口。国际保护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层生态学的哲学、伦理和科学证据，推进他们的荒野十字军。15这种观点虽然也难免显得有些激进，但是的确看到了西方环境主义价值理念的一些局限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忽视或表现出的强势姿态。所以，这里所说的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立足点和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指要在基于国情的基础上形成能够有效地介入调整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为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不能仅仅地依靠话语的移植和思想的引进，而必须在对我国现实的生态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研宄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理论概括和价值规约，使得环境伦理学在我国既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3.我国环境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十分重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话语逻辑的圆通，但另一方面对于其在实践中的落实重视不够。
回顾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这一领域的研宄性论著不断出现，但是我们更多地是围绕着某些理论命题或基本概念来展开思考的，如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独特性(具有自身理论特质)和附属性(是传统的道德体系的固有内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自然的主体性和非主体性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对于环境伦理学如何与我国的环保实践相结合则着力不多。
从世界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其说是理论发展的需要，而毋宁说是现实需要的催动。也就是说，正是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严峻现实时，才产生了反思传统价值观念的需要;也是在直接地感受到环境问题对于法律和市场调控来说还留有真空地带的时候，环境伦理学的渗透也才凸显出现实的必要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并不仅仅是由理论上的自洽所能体现的，而必须包含着实践的意蕴，也就是说，如果环境伦理学不能对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挥出实际的作用，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必然会受到质疑。所以环境伦理学要避免被建成一座思辩哲学的“象牙塔”，要避免面对现实问题时罹患上“失语症。
迄今为止，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林林总总，并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范式，但是伦理道德从来就不是学者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任何精巧的理论思辨都无法代替伦理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了悟与现实关怀，否则伦理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之，寻找或疏通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则是夯实其存在基础的重要环节。
而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有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必须要对我们所面对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具体内涵有切实的把握，而这是我们确定对环境问题进行伦理性应对的前提。其二是:必须要结合实际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话语形式进行清理和加工，使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
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未来的进展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开拓：
第一，具有“大环境伦理学”与“小环境伦理学”的双重视野。这里所说的大环境伦理学主要是指通过综合人文与自然而形成的宏观环境伦理学体系。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捕捉到人与自然关系形成和变迀的内在根据的，“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成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制约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时应当具有宏阔的人文视野，要考虑到历史、文化等因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同时也要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的巨大影响力。当然，把自然和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思考并不能遮蔽自然生态问题的独特性，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还必须有具体微观的视阈，要对具体的生态问题展开个案分析和思考，即人文的了悟不能取代严格科学的分析。只有具有了这样双重视角，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构建价值支撑系统。伦理道德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孤立的层面，它具有广泛的生活渗透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不是一脉独流的过程，它需要各种因素的支撑。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有关联的。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伦理学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和经济目标、法律规范之间的张力过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现实影响力。所以我们需要整合各种因素，为环境伦理学构建起坚实而广阔的社会价值支持系统。
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1902—1972),他是20世纪中期著名的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早在20年代,生态学在人类学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已为斯图尔德所表述,1955年他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并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1)斯图尔德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其中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斯图尔德“生态学观点的两个基本思想是互为因果概念中固有的,即:一是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二是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还必须牢记,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2)因此,文化和环境有时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不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文化生态学是建立在“环境适应”这一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各种生物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彼此相互制约组成一条生物链,并保持生态平衡,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物种的生存也要受到威胁,文化生态学就用这种相近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发展和变异。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这个层次通常被称为群落。如果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层之上就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在生态上有一种共存关系。”(3)这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文化的创造。文化生态学虽然以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为基础和方法论,但由于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化的产物,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要把文化放到整个环境中去,来考察它的形成、发展以及变异的过程,即人如何适应环境,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某种文化类型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又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并非是自然环境和物质活动单方面的产物。自然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活动,同时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又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另外,由于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等也为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所以文化生态学主张从自然、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作用及相互关系来研究不同社会、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和模式。
由此来看,文化生态学是一种综合、整体、全面、动态的社会文化研究,而不是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某一项内容或某一方面,只有把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联系起来,才能够说明环境因素对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才能够说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孤立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环境的联系。”(4)文化社会学家司马云杰先生为我们列出了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图,以说明文化生态学研究中文化受自然环境以及各种文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在这一模式图中,从人类社会依次往外推,各种文化因素相隔越近,对人类的社会化影响越直接;反过来,从自然环境往里推,文化因素相隔越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越密切,相互影响也越大。因此,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5)
可以看出,文化生态学依据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来解释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是一种联系的、综合的观点,是对文化的整合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特别在现实的情景下,文化生态学理论对现代文化的反思有助于人类、自然及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文化艺术的创造活动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自然因素、地理环境、文化传承、种族社会、经济技术各种综合因素都对艺术的创造产生影响,这些因素既非一成不变,也并非独自影响艺术的创造,艺术作为社会的产物,它的文化生态是完整的,因素是综合的。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Haus-er,?—1978)曾经将影响艺术创造的因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静止或相对静止的因素;另一类是文化的、社会的、可变的因素,这两类因素对艺术创造活动的影响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然的力量,那么我们就把文化结构的产生看成了‘神秘的自然过程’。
假使我们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创造出某种没有内容的怪物来。”(22)他指出,艺术创造活动的所有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中发生作用的,而不是依赖于部分“独立的变项”和“不变项”,它是相互依赖的变项之间互动的结果。我们认为,用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来解释自身的创造、发展与传承是一种更宽泛的研究视角。民间艺术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环境、价值观念、信仰观念、社会制度、道德伦理以及经济技术形式等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这些因素既是民间艺术生存发展的基础环境和背景条件,它影响、制约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同时这些因素也是民间艺术体现的重要内容,民间艺术的发展反过来又对这些综合因素有所影响,而这些综合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联系,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整体。丹纳以自然界的生物现象来讲述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生物规律有相似之处是有一定道理的,之所以不能直接转借,是因为文化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
虽然人类与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类又同时是社会化的产物,自然生物世界与人文社会世界既有本质的不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因而艺术的产生、发展和转化不同于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消亡。丹纳所说的环境也并非全面的,而我们所探讨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全面的、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同时还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对于传统民间艺术来说,由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因素和经济技术条件,文化艺术创造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是显著的,环境因素对艺术创造的影响也是强烈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等因素的发展,自然环境对民间艺术创造的影响也在减弱,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但这种变化以及对自然界的控制,对艺术的生存和自然的影响是否是一种进步和必然是既令人深思又需要及时作出判断和决策的。民间艺术既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它是在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是民间文化的产物,更重要的还是民间文化的内容和组成部分。民间文化的造物观念、价值观念、信仰观念、社会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形式以及对自然的认识都对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及存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文化的规约。民间艺术的性质和特征是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体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民间文化的性质、特征。
那么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就是对民间文化的研究,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反过来更有助于我们从民间艺术的基础或本质上来认识民间艺术,二者是水融、不可分割的。对民间艺术文化基础和本质的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更本质地把握民间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发展脉搏,而且可以更为全面、整体、系统地认识民间艺术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因为民间文化是民间艺术生存发展的背景和生态基础。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是民间艺术得以健全生存的基础,而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失衡则意味着民间艺术生存环境的失落。探讨民间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更全面整体地认识民间文化,协调民间文化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谋求对传统文化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可持续发展,对民间艺术来说,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可以为民间艺术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和传承基因。民间艺术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全面协调为民间艺术的创造和传承提供了优良的土壤,与自然条件、生产技术相吻合的各种丰富多彩、形制各异的民间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体现了民众智慧的民居及相关建筑,反映民间信仰观念、价值观念的祭祀供奉神像及其用品,具有实用功能和社会意义、文化内涵的各种民族民间服装鞋帽及其装饰,还有审美意识强、文化功能突出的剪纸、年画、皮影等等,莫不是民间文化肥沃土地上结出的果实,而各种民间艺术品类及其内涵的衰微或演变,正是由于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演化或转变。
我们不能一味地为民间文化的现实境遇吟唱挽歌,而更应该考量民间文化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变化与民间社会、自然环境及民众自身之间的整体关系,以把握民间文化生态系统发展变化中的协调性。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创造活动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认识民间艺术创造的文化生态基础,从而有效地传承民间艺术,这才是一种全面、系统、整体的民间艺术研究。对于民间艺术来说,文化生态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背景下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的状况。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同一切理论论题一样,它不只是缘自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理论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现实境遇的认识与理性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和科技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环境问题又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由此,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不仅超越了传统自然生态学的内容,拓宽了生态学的研究领域,而且由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或结合,产生了诸多边缘性或综合性的学科,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从自然界的水土流失、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草原沙化、臭氧层空洞、地球升温、植物变异、动物濒危、洪水泛滥等自然生态的恶化和灾难,到人类情感的疏离冷漠、心理的障碍、伦理道德的变异、精神的空虚、物欲横流、文化粗俗、浮夸功利等人文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的失衡和无序,人类不仅呼唤自然生态的伦理观,同时也呼唤文化生态的健全,人们既意识到自然环境的危机,也在感受精神的危机。对于中国民间艺术来说,品类的消失、技艺的失传、功能的庸俗、内涵的肤浅也同样像自然生态一样,在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破坏,要留住传统的艺术,就要守护民间文化的生态,培养健全的文化土壤,正确对待民间文化的传统,才能使民间艺术得以健康地传承,并获得文化艺术的新生。
我们只有在重视自然生态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在重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兼顾社会、文化、艺术与人类主体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才是完整、健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中,健全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使民间艺术合理传承与发展,也是民间艺术乃至民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说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的失衡与自然生态被破坏是表面现象的相似,那么民间文化生态的内部结构及文化的时空发展规律也同样说明了文化生态研究的必要。文化生态结构在处理人类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结构内部科技发展、经济基础、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相互之间的整体关系时,与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协调平衡有着共同的规律,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是自然生态健康发展的保证,文化系统各要素的联系与互动也是人类社会和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础。二者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观点是相吻合的,这既为文化与生态学架起了桥梁,使民间文化生态研究成为可能,也为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文化的创造作为人类特有的物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体,必然地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密切的联系,民间艺术作为文化的产物和文化的内容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难以解脱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民间艺术与自然的关系须臾不离。这必然地使民间艺术与自然生态结合起来,并具有与其他形态和阶层的艺术不同的、与自然特殊和显著的关系。
西方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和理论基础与方法,也是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研究的直接铺垫和借鉴,斯图尔德、丹纳、地理环境学说、进化论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诸多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者的文化学研究成果,更是为我们的艺术文化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虽然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并不成熟,但生态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结合势在必然,相关的学科研究如雨后春笋,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文艺学不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参照。这一切都说明,艺术学、文化学的特性及其发展趋势不仅为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可能。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是自然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也是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方法,它帮助我们系统、整体、联系地观察和理解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动。对于民间艺术来说,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系统包含了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造物观念、造物与环境的关系、信仰观念、技术因素、民间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文化的时空发展等内容,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不仅着眼于民间艺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更广泛地指向了民众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整体存在关系。因此,对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整体地认识民间艺术,协调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认识民间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谋求对民间艺术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建立一种自然—人类—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和谐的文化观念。
4月6日，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交学院、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工商大学、吉林中医药学院等国内高校和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江西省社科院《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国家环保部《绿叶》杂志社等研究机构的代表40余人出席了会议。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郇庆治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构架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国内外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的观察视角。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最新英文资料阅读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各个主流流派作出一种绿色变革视角下的“自主性阐释”，揭示它们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文明与社会绿色变革意蕴。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阐明上述三大阵营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联系，真正的问题不是比较谁更激进（绿）、谁更保守，而是它们何以以及如何协同构成人类文明已然开始的漫长而艰难的绿色变革征程中的基础性智力资源与支撑。
[作者简介：徐 越（1985―），男，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
校园环境绿化是师生感官与精神的综合体验，优秀的校园绿化能体现一个大学的精神与文化。井冈山大学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性大学，校园规模不断扩大，校园绿化也不断更新。本文结合井冈山大学的校园绿化现状，用环境心理学的生态知觉理论探讨师生的行为心理与校园绿化环境的关系，为校园绿化设计提供借鉴。
2相关概念
2.1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心理学前沿学科，主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人类经验、活动与环境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表示各种环境条件下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1]。
2.2大学校园景观绿化设计
“校园”源于拉丁语“campo”，意指一块连绵不断的绿色场地[2]，特指学院或大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传统教育出现文人园，哲学家们在露天场所公开讲学，例如柏拉图就在雅典城内开设讲堂，园内有供散步的林荫道、树木、凉亭等，这是校园环境建设的雏形。随着时代变迁，大学的发展，目前广义的大学校园景观绿化设计，不仅指校园户外景观范围内教学区、办公区、宿舍生活区等范围物质环境，还包括校园空间氛围、场所精神等非物质环境。
3环境心理学国内外研究概况
3.1国外研究概况
关于环境和人的行为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始于一百多年前，其最早的名称提出者是纽约的普洛尚斯基（Proshansky）和伊特尔森（Itteison），自20世纪60年代在北美地区开始流行后，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展迅速。环境心理学早期是由于环境恶劣，居民不满情绪高涨，其研究重点集中建筑环境与行为方面，？J为人作用于环境，同样环境也影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当前环境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人与环境的在知觉、认识和评价、生活质量等的关注，出现了生态知觉理论、个人空间和领域性、空间行为等理论。环境知觉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环境和人，知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过程，人感知到的是环境中有意义的刺激模式[3]，例如校园内广场不仅为师生提供集散的功能，也是供人们休息、开会、看书、交谈等学习和娱乐活动的场所，一旦环境提供的某种特征向需要它的人暗示它的使用价值，人们自然就会发掘和利用它[2]。
3.2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的环境心理学研究发展较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1993年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常怀生提出促进建筑环境心理学的发展，12月份《建筑师》杂志出版了一期专刊，这被认为环境心理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3]。国内研究目前主张环境心理学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相结合，但是国内理论研究仍薄弱，其交叉应用研究仍需加强。
4环境心理学在大学校园景观绿化设计的应用――以井冈山大学校园绿化为例
本文研究对象为井冈山大学校园环境及其使用者，重点在于通过生态知觉理论讨师生的行为心理与校园绿化环境的互动关系，主要行为特性有走近路，依靠性，场所精神，为校园规划设计提供可行性建议。
4.1井冈山大学校园绿化建设现状
井冈山大学地处江西吉安，学校坚持以井冈山精神办学育人，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学生的校园环境，这也明确校园精神和文化内涵绿化设计理念。学校经过多年的努力校园规模日益扩大，目前校园有新老校区，老校区绿化基本沿袭着井冈山大学办学早期绿化格局，形成以湖心亭为中心的办公区和生活区，植物生态性良好，具有浓厚的校园历史文化韵味，但老校区校园绿化显得杂乱，局部过于野生状，不利于师生的到达和休憩浏览，除了湖心亭外，并没有更多的供师生晨读、交谈和休憩的安静场所，植物栽培上以乡村树种为主，植物色彩上比较单调，有色树种较少，群落少。新校区处在建阶段，目前有建工学院楼群、新学术交流中心，医学院楼群，新图书馆等，有一片生态群落丰富的山体，但其局部现状已被破坏，环校路周边绿化处待建中，新校区有新建宿舍楼，大学生学习氛围浓烈，有着良好的校园文化基础。
4.2环境心理学之生态知觉理论在井冈山大学校园绿化的应用
生态知觉理论是由吉布森（JamesJ.Gibson）创立的，知觉是一个有机整体过程，人感知到的环境中有意义的刺激模式并不是一个个分开的孤立的刺激[4]。在生态知觉理论主要有三重含义，第一：将为它的使用者群体提供便捷性，需要能方便地到达它所在的位置，因此一般人都有走近路的习惯；第二，环境对象要有明确的意义，是由环境的物质特性直接显示出周围人群所需要的功能意义，这就是场所精神；第三，要让使用者的需要得到满足，比如依靠性让使用者感受安全。
4.2.1走近路
走近路习性是一种行为现象。生态知觉理论认为人们在目标明确或有目的的移动时，只要没有障碍物阻挡，总是倾向于选择最短路径，只有在伴有其他目的时，如散步、闲逛、观景时，才会信步任其所至[5]。在校园内这种抄近路也到处可见（图1～3）。对此类穿行捷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设置障碍（围栏、土山、矮墙、绿篱、假山和标志等），使抄近路者迂回绕行，从而阻碍或减少这种不希望发生的行为；二是在设计和营建中尽量满足人的这一先天习性，并借以创造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景观环境，在做校园绿化设计时，应尽量考虑人的这种抄近路的行为习性，可以正强化或负强化，否则捷径将越来越乱，污损和破坏活动也会随之增加[6]。4.2.2依靠性
经过多次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校园广场等外部空间人并不是均匀散布的，且不一定停留在设计者认为最适合停留的地方。观察表明，人总是偏爱逗留在柱子、树木、旗杆、墙壁、门廊和建筑小品的周围和附近（图4～6）。从生态知觉理论考虑这些物质特性给人提供了依靠的功能性，也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类有所凭靠、同时又能看到更大空间的小空间深受人们的喜爱，设计者应“以人为本”，创作若干个小空间，布置花架、花坛、亭子等园林构筑物，以满足人的这种依赖性。
4.2.3场所精神
生态知觉理论认为环境的“提供”一旦符合人的生态知觉，但现场又别无选择，就会出现被兼作他用的可能性，这就是场所精神[5]。场所精神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校园9号教学楼前小广场，其设计本意为疏散人群集散广场，但由于场地宽阔其设计布置有向心性，自发地成为了各类活动的聚集地，其周边的座椅也成师生观摩表演的场所（图7），湖心亭的大草坪疏朗的植物点缀其中，吸引很多师生在此举行观赏活动（图8），同样的一景在4号楼边上的考研学子风采展示牌，这都是一种场所精神，是反映井大校园文化特色的景观（图9）。
这样的环境设计通过人的需求暗示给了设计启示，只有设计出具有特色的，场所性环景观，使人们在校园内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