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5:28
国际会议是科研工作者同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我国国际学术会议较多，在EI（工程索引）检索和ISTP（科技会议索引）检索的所有国际会议文章中，来自中国的国际会议文章数分别占12%和26%。我国近几年出现了很多低水平的国际会议，这些国际会议的组织者以发表EI检索或者ISTP检索文章为诱饵，以赚钱为目的。由于这些会议的质量很差，可将其称为“垃圾国际会议”。“垃圾国际会议”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会议主题很大，接收文章范围很广。比如“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社会科学国际会议”等。在这些国际会议中，参加者的专业相差甚远，相互之间做的工作不同，很难进行有效交流。这些“垃圾国际会议”庞大的主题只是想吸引更多人投文章、交会议费。
二是无主办单位或者由一个虚无缥缈的学会主办。比如以“某国科学与工程学会”、“香港某某中心”做主办单位，实际上这些单位基本不是正规学术组织或机构，而正规的国际学术会议往往是由国际学术组织或大学、研究机构主办。某些垃圾会议甚至不再设立主办单位，从国内外拼凑几个教授组成会议组织委员会，就可以发广告，征募稿件。“垃圾国际会议”组织者不会对收到的论文进行认真审稿，基本上来者不拒，以达到赚取会议注册费的目的。
“垃圾国际会议”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科研环境产生很坏影响。很多大学和研究单位对于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考核，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便是所发表的文章数量，尤其是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等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文章数量，这就导致一些人不再扎扎实实地在科研上下功夫，不再把科研成果投给正规学术期刊，而是投机取巧地投向这些“国际会议”，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容易发表和容易被检索。“垃圾国际会议”的存在，不仅使我国以检索文章数为科研水平评价指标的评估结果产生更大偏差，还将逐渐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科研风气。
学术界必须抵制这样的“垃圾国际会议”。首先，对科研工作者进行考核时，取消EI和ISTP检索的会议论文（CA）的要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举办的国际会议，一般其论文审稿没有期刊严格，导致其发表的学术论文总体质量水平是不能与同在学术期刊发表的SCI或EI检索论文相媲美的（一些会议特约报告除外）。所以，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指标中可以取消对会议发表的EI和ISTP检索论文的考核要求，这样做也可以为以后取消SCI论文数量考核做探索。
其次，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和美国科学情报研究两家机构也需要真正发挥检索系统应起到的作用，需要改进现行EI和ISTP论文检索的质量体系。
最后，科研人员在抵制“垃圾国际会议”问题上应该起到关键作用，要树立端正的学风，严谨求实地做学问，自觉抵制学术投机取巧行为，那么“垃圾国际会议”就不会有生存的土壤。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
一、会议信息展示方式
1.1国际会议信息情况
世界会议以国际音乐感知与认知国际联合会（ICMPC）年会研究为例，该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会议。该会没有学会网站，都由当届的举办国的主办单位会议信息，有会前的通知信息，会前会和正式会议的安排，会中的学术交流安排等其他活动安排的展示。现收集到的该会会议情况是自2000-2008年的五届会议的网络文献信息，主要有大会的会议名称、会议届次、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主办机构、会议负责人等，有会议主题、会议多个专题、专题主持人、专题报告时间等；会议作者、会议论文篇名、会议论文展板区等，会前学者研讨议题及方式，会后交流等活动安排的展示。会议代表最关注的会议论文索引的内容，会议论文是以篇名索引的样式展示出来，同时展示各专题参加人和时间。
大会设有两种交流方式：专题报告和展板交流。著者是否参与大会的专题报道，或展板报道，是在投论文时作者自己做出的选择。大会也会对于每篇论文进行审议，作出安排，这涉及学术水平、写作质量、选题新颖、报告人数的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果没有被同意作为专题报告的论文，大会将通知审议下来的论文作为展板论文展示。
代表会在会前就知道自己的论文属于哪个专题，到会后会准确地在自己的专题组听报告，一般没有小组讨论的环节。展板区也基本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作者要在大会安排制定的展板报道时间，提前站在自己的展板前，来接待对其论文研究内容感兴趣的其他代表，如有提问，就要细心讲解，也可能会有一群人站着讨论，大家真对这个展板的研究内容提出不同的思路，这种交流对于作者来说受益匪浅。
展板展示的利处在于节省个人的时间，代表在各个展板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与自己的研究很接近的课题，做到有的放矢，可以与展板的作者深入交流。还可看到更多的研究课题，开阔眼界，好的研究课题会有撞击及震撼心灵的感觉，新颖别具一格。弊处是因为时间紧，文章多，与自己研究方向或兴趣不同的课题将不会浏览。对于自己研究感兴趣的课题能在展板前过目，不可能与更多的展板作者咨询，只能作出选择性地交流探讨。代表间的会后联系有一定的局限性，原因很多，但也会遇到很热心的代表，建立长期的联系或课题合作的机会。
国际会议信息一般在会前，这样各国所有的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网站，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论文是否被最后录取，再作参加会议的准备。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作者不能到会，要及时与大会联系，这样在已经公布的会议论文索引中将被除名。
1.2国内会议信息展示情况
国内会议信息以我国音乐心理学会年会为例，该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有学会网[！]站，会前的信息通知，会中的学术交流安排等其他活动安排的展示。现收集到的该会会议文献情况是2004、2006、2008年的三届会议信息报道，主要有大会的会议名称、会议届次、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主办机构，有会议多个专题、会议作者、会议论文篇名、会议论文全文等项内容。
我国的会议正与国际会议的做法相反，国内会议索引一般是在会议中，或会议后展示。国内会议上一般采用的专题小组交流方式，是各学科大部分学术研讨会都采用的方式。
国际背景
掀开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的日程，“网络传播秩序”这一个主题成为重头。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1976―1984)和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2003―2005)都是国际传播规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者发生在传统媒体时代，讨论跟通讯社、卫星电视有关的传播实力、信息流通、西方媒体扭曲报道等方面内容；后者发生在网络媒体时代，讨论数字鸿沟、互联网治理等方面内容。70年代到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努力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但是传播与发展、信息流通不平衡、信息技术垄断这些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困扰号称进入信息社会的新世纪。本世纪初，在日内瓦与突尼斯分两期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上，国际传播学者仍然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曙光。
不同视角看圆桌会议
使用两个镜头来认识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比较妥当。一个镜头是短焦镜头。圆桌会议的背景要追溯到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召开。所涵盖的时间定在2003到2009年。在这个镜头中，我既看到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与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举办、分别召开于美国西雅图(2007年11月)与中国上海(2008年11月)的两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也看到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联合举办、分别召开于英国伦敦(2008年3月)与中国北京(2009年7月)的两届中英互联网论坛。所有这四次双边论坛都主打经济牌，探讨跟互联网经济有关的议题，贯彻了务实不务虚的风格。这个特点很突出，容易归纳，在双边论坛中也能更好地落实。
在此之外，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携带了多少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印记?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召开于2003到2005年，其最重要的产物是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这个论坛延续至今，分别在希腊雅典(2006年11月)、巴西里约热内卢(2007年11月)、印度海得拉巴(2008年12月)召开了三届论坛，今年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2009年11月)召开第四次论坛。从时间上看，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双边论坛发生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之后，并跟全球多边性质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存在三次交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概况。高峰会议总体上围绕着该建设怎样的信息社会展开，其最具争议的议题是互联网治理。美国在1998年成立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分配公司(ICANN)，垄断互联网核心资源的治理，例如传输协议、域名系统、路由器等。两期高峰会议的主要争议就是这种模式的合理性。2003年，第一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175个国家、481个公民社会组织以及98家商业公司参加了这一期会议。2005年，第二期高峰会议在突尼斯召开。174个国家、606个公民社会组织以及226家商业公司参加了这一期高峰会议。欧盟在会议前夕提出互联网治理的“新合作模式”，成为突尼斯峰会辩论的焦点。
在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几个方面交叉印证了它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联系。第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在开幕主旨演讲时强调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即“各国参加，普遍受益”。这个立场正是中国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上所持的立场。第二，英国驻华大使欧威廉在闭幕致辞时专门欢迎并祝贺中国加入ICANN下属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他指出：“这对改革ICANN非常重要”。这说明英国支持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扩大中国的作用，认为美国主导下的ICANN必须进行改革。这正是英国代表欧盟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所持的态度。
不仅如此，英国还多次积极地邀请中国参加将于埃及召开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表明英国亟需中国的支持来扩大这个论坛的影响力，同时巩固欧盟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参加这个论坛本身就是对欧盟的支持。第三，也许是出于巧合，胡启恒院士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回顾了中国接入互联网的过程。
另一个镜头，即长焦镜头，来看待圆桌会议也是必不可少的。互联网治理是一个信息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镶嵌在漫长的国际传播规制历史中。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开始向前推演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就可以得N--个大致的时间轮廓。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在日内瓦开幕并于两年后在突尼斯结束。将此段历史向前推演至1976年，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辩论的起点，就形成一个将近30年的时间段，主要涵盖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辩论；将时间继续向前推演至1925年，即国际联盟第12届全体会议，就有了一个80年的时间段，主要涵盖了四次国际传播规制的浪潮：国际联盟会议上的讨论，联合国信息自由会议上的讨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辩论，以及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辩论。
一般而言，这四次浪潮就可以代表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了。但如果继续大胆向前推演，那么还可以将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追溯到欧洲大陆诸国对于书籍流通的限制。时间的界碑可以立在1452年，这一年，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启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台极其重要的动力引擎。虽然尚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古腾堡的发明是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启发，但是任何认为金属活字印刷术是独立发明的看法都会受到质疑，因为这个时期的许多欧洲技术都带着中国技术的烙印，古腾堡的清白让人难以相信。为此，可以将时间再向前推移到1045年，这一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追溯到此就可以鸣金收兵了。1045年与2005年之间是660年的历史行程。这段行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蓝图。这个蓝图下的国际传播规制历史可以通过八个时间点来陈述：
1．印刷术的发明与密尔顿的言论自由观(15、16、17世纪)
2．卡尔斯巴德条约对于书籍、报纸跨境流通的规定(1819年)
3．在巴黎国际电讯大会上关于有线电报跨境传送的讨论(1865年)
4．在柏林无线电报大会上关于无线电报跨境传送的讨论(1906年)
5．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关于媒介在公众舆论与国际关系当中所起作用的讨论(1925―36年)
6．在联合国信息自由会议上关于信息自由的谈判(1948年)
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 (1976―84年)
8．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两轮高峰会议上关于互联网管理诸问题的辩论(2003―05年)
这个过程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技术：印刷术、书籍、报纸、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广播、通讯社、卫星电视、互联网。
印刷术与互联网
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是在通讯社与卫星电视主导舆论的时生的。到了互联网日益主导舆论的时代，各国在传播实力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信息流通依然不平衡。但是在中国与西方这个对比角度上，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2008年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舆论战。无疑，外国媒体上仍然充斥了对于中国的扭曲报道，但是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获得的这些胜利是改变局面的起点。在3"1与乌鲁木齐7'15事件中，既看到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努力，也看到了网民自发地揭示事情的真相。虽然西方对华扭曲报道仍然没有彻底改变，但是这些案例都构成了改变格局的起点。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功，既跟互联网的特性有关，也跟近些年来中国在传播实力方面的突破有关。
这几年，正是中国网民数字高歌猛进的几年。这里并非说纸媒与广电媒体不重要，而是说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中国取得了传统媒体时代没有取得的优势与成果。比较第八项与第七项，可以看到上面的趋势。
第一项中所列的印刷术是我们要追溯的离我们最远的一个时间点。将这一项与第八项相比较，主要涉及到宏观的社会背景。从印刷术开始，每一种信息传播技术的诞生，总是带来新的矛盾与冲突，引发激烈的思维大碰撞。它们诞生之时，都伴随着无数光环，很多人对它们寄予厚望，希望借助它们进行思想革命，实现更好的社会愿景。从现在往后看，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印刷术与互联网。1041―1048年间(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毕升用胶泥烧制成活字，并用来排版和印刷，从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扩散路径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主题，但是另一个主题比这个题目更有意义：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未能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仅仅沦为炎黄子孙沾沾自喜的符号，而在欧洲却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连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在考查了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与欧洲的扩散模式之后，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系主任何舟教授认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原因封杀了技术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在19、20世纪的被动局面。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强调文学成就，贬低物质与技术创新，鄙视商业主义，这不利于新事物的成长；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正处于辞旧迎新的阶段，具备容纳新事物、新观点的空间。
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与欧洲所遭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也表明：同样的技术不能带来同样的社会结果。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无数变量。以印刷术为标杆，英国经济技术学家默克尔(Joel Mokyr)认为在此之前的世界技术史几乎全部跟中国相关，中国技术轻轻松松地领先欧洲几个世纪，在此之后的世界技术史却可以将中国忽略不计。时移世易，中国科技界人士将互联网引入中国时，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跟启蒙时代的欧洲很相像。这一次是中国社会处于辞旧迎新的阶段。国家自上而下的扶持政策和民间自下而上的商业创新交汇融合，造就了中国30年来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蛙跳式发展。
一
布鲁塞尔大会的成功集中表现在取得两个重要成果和一个副产品上。两个重要成果包括：
第一，大会对于1 898年出版的缪勒、斐斯、福罗英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荷兰文书名为《Handleiding voor bet ordenen en beschrijven van archiven》，英文书名为《Manual for the arrangement and descrOtion of archives》)进行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尤其是荷兰手册对档案学的两个主要贡献。一是它论述了(一个行政单位的)档案是一个有机体(即一个全宗)，只能集中保存在一个档案馆内，不得分散保存在不同的档案馆内；二是对比研究了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论述了来源原则的优越性，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讨，取得了重要共识。大会宣布：手册所阐发的核心思想，即来源原则是档案职业的基本规则。正是由于受到与会者的充分肯定与推崇，致使布鲁塞尔大会后荷兰手册得以在世界各国档案界迅速、广泛传播。其有力佐证之一就是自1910到1960年的50年间荷兰手册的原版与译本达9种之多：荷兰文(1898年)、德文(1905年)、意大利文(1908年)、法文(1910年)、保加利亚文(1912年)、俄文(1925年)、英文(1940年)、中文(1959年)、葡萄牙文(1960年)，是至今世界各国译本最多的著名档案学著作。也正因为如此，1956年，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论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称手册是“现代档案工作者的圣经”；1964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手册列为世界档案学名著之一；前苏联档案专业教科书认为，荷兰手册是有关“档案工作理论与历史原理的第一部总结性著作”，堪称“当时档案学优秀成绩的范例”；1996年9月加拿大档案学者库克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Interaction of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utch Manual)指出：“近一百年前，荷兰三位档案学家萨缪・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出版了著名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他们在手册中阐述的思想是成为本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1988年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则称手册为“档案人员的案头必备”。
第二，开创了国际档案合作之历史先河，为国际档案理事会这一非政府的国际档案专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按照布鲁塞尔大会的计划，“国际图书馆员与档案馆员大会”设立了常设委员会，由它负责执行大会的决议，以及对下一届大会的筹备，并初步决定第二次大会于191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上述计划目标的实现。但是无论如何，正是由于受到布鲁塞尔大会的直接影响，1929年成立了由曾任布鲁塞尔大会组委会副主席马雷兹主持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档案委员会(它是该委员会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委员会)，其宗旨是为历史学家提供必需的文件以及进一步利用档案。进而言之，1931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档案委员会的主席与秘书参加了档案人员的第二个国际性机构，即国际联盟档案专家委员会的会议，并成立了以著名档案学家、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馆长卡萨诺瓦(布鲁塞尔大会与会者之一)为主席的国际联盟档案专家委员会，其成员是各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或代表，而当时唯一在世的布鲁塞尔大会常设委员会成员的卡维利尔则被授予该委员会的名誉委员。按照卡萨诺瓦的建议，准备于1935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一次国际大会。然而，这一计划再次落空。直至1948年6月，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胡克斯列伊的正式邀请，法国萨马兰(法国档案局局长)、美国巴克(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荷兰格拉斯温克(荷兰总档案馆馆长)、英国詹金逊(英国公共档案馆副馆长)、意大利埃米利奥・列(意大利国家档案馆馆长)、挪威斯台奈斯(挪威皇家档案馆馆长)，以及捷克、墨西哥的代表等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美国起草的新的国际档案专业组织的章程草案，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致使源于1910年布鲁塞尔大会的拟建国际档案专业组织的积极努力，终于画上一个较圆满的阶段性句号。
一个副产品是：布鲁塞尔大会的会议议程、进程及其主要做法对历届国际档案大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亦即布鲁塞尔大会准备充分的报告及协调，严格限定发言时间，以及大会的议题题目，均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届国际档案大会所效仿，即使作为大会议程或活动安排必要补充的，让与会者参加鸡尾酒会、宴会，参观档案馆、博物馆等非正式交往，也为历届国际档案大会所继承与发扬。
在我们回顾布鲁塞尔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时，应当充满敬意地追思与缅怀两位开创传播来源原则和开展国际档案合作的先驱者：卡维利尔和缪勒。
1900年，在世界博览会举办期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图书馆员大会”。尽管这次大会没有正式邀请档案人员参加，然而作为这次大会参与者之一的卡维利尔却凭着职业的敏感性敏锐地捕捉到大会议程中的几个讨论题目可能会引起档案人员兴趣的信息。后来，这位才华横溢的档案专家仿照一些欧洲国家档案人员在专业组织内实行联合的范例，创立了“比利时档案馆员与图书馆员协会”，并担任领导。1907年，该协会便决定召开一次“国际图书馆员与档案馆员大会”，而计划于1910年在布鲁塞尔举办世界博览会似乎又为召开这一国际大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正是时任比利时国家档案馆馆长兼“比利时档案馆员与图书馆员协会”领导人的卡维利尔积极主张并进行一段时间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促使1910年布鲁塞尔大会成功召开。卡维利尔不仅亲自参与领导大会的筹备
工作，他本人还在会上作了有关档案人员的职业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颇受与会者的好评，而且他还积极推动大会对荷兰手册(他和法国斯坦恩是手册法文版的译者)进行讨论，并取得重要共识。
缪勒是布鲁塞尔大会档案分组会议主席，是著名的《荷兰手册》的三位作者之一，还担任荷兰乌得勒支省国家档案馆馆长、乌得勒支市档案馆馆长和荷兰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正是具有很高学术造诣和威望的他，忠实地、卓有成效地履行档案分组会议主席的职责，对确保大会获得成功，尤其是取得上述两大重要成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会闭幕式上，缪勒满怀信心地指出；“布鲁塞尔大会应是一系列类似会议的第一次，在这些会议期间人们力求将找到解决各种国际性问题的办法。”会后，他还曾担任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继续为由此而开创的国际档案合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财经国家周刊》:此次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主题可谓重大,但中国未派出高级官员与会,也未就此在会议上发表意见。
李月芬:整体看来,中国是愿意参与联合国的此类活动的。不过由于中国刚开始参与,首先需要学习与了解,先了解大家是如何想的、如何去做,然后再发出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参会而不发言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希望所有人都了解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才会发言。其他联合国的成员国参加会议时,列席而不发言是经常的现象。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联合国借贷议题与中国的关联度?
李月芬:这对中国十分重要,中国也正积极参与其中。有规则比没规则好。大家根据规则去操作,可以避免债务危机的出现和负面的影响,可以使借贷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这个方面看,对中国是有利的。
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能在讨论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原则》(即“促进负责任的借贷”指导原则文件)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表示“对于某些特定因素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
李月芬: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应该尽快把《原则》形成法律,是形成“soft law”(软法)还是“hard law”(硬法)?“soft law”指由成员自愿遵守,而“hard law”则是必须遵守的。
一些非政府组织希望把《原则》形成“hard law”。不过,债权国对此有不同意见。它们很担心这会造成一些国家在没有显现有偿付问题时拒绝偿付,因此,它们不希望《原则》立即形成硬性的法律。
联合国贸发会秘书处也认为,《原则》在短期内形成法律性、有约束力的、大家都必须接受的法律条文还不具备条件,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让大家理解、最终支持的过程。
我们坚信,《原则》有被所有国家逐渐接受的可能性,但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现在刚开始讨论《原则》看草案,不太可能马上变成法律。《原则》是目前囊括各类债务和各类国家最全面、最具普遍性的动议,但它还需要一个各方讨论的过程,逐渐达成共识。到2010年底,我们能够对《原则》重新修改,但是达成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共识,时间还远远不够。
《财经国家周刊》:厦门会议在哪些方面达成了共识?
李月芬:厦门会议意在启动国际对话,就达成一揽子协议展开讨论。会议提交的《原则》讨论稿旨在就推进共识进行对话。本次会议无意获取对《原则》讨论稿的背书,而是就达成国际公认的原则的过程进行背书。一整天的讨论涵盖各种观点,但是,所有的与会者均支持设计促进负责任的借贷指导原则这一倡议。
《财经国家周刊》:贸发会议未来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讨论和日程安排?
李月芬:我们从相关专家和观察员那里获得了丰富的反馈意见。在厦门会议上,我们也获得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的意见。贸发会议秘书处会与专家们商讨,完善《原则》文本。另一场专家组会议很快就将举行。《原则》是否会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则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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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的的邀请函范文一
尊敬的先生/女士：
为进一步满足第二语言教学对汉语句式研究的迫切需要，促进语法研究新成果向国际汉语教学应用的转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拟于2011 年8 月20 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 句式研究与教学专题研讨会。鉴于您在第二语言研究领域的丰厚学 术成果，诚邀您出席并发表鸿文，嘉惠学林。 有关会议安排如下： 一. 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20 日-22 日 二. 会议地点： 北京语言大学 三. 会议主旨： 促进前沿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及其向国际汉语教学的转化与应用; 推动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四.会议议题： 1)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句式研究; 2)汉语句式研究的跨文化视角与相关语言事实; 3)跨文化视角下的汉语第二语言句式教学; 4)汉语教材、大纲、教学设计中的句式问题;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句式教学中的相关问题 五.遴选参会论文，出版论集《汉语句式研究与教学》。六.2011 年 7 月 5 日前，将论文题目及摘要以 Word2003 文档发至 会务组邮箱。 摘要 1000 字，标题用三号宋体，正文用小四号宋体。摘要请标 注作者姓名、单位、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 真。 请于 8 月 10 日前提交论文全文，以便制作论文集。. 七.会议日程 8 月 19 日下午，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大堂报到。报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乘坐地铁 2 号线到西直门换乘 13 号线 五道口下车(A 西北出口)，步行至北语会议中心。 8 月 20 日，8:30 开幕式、大会发言、分组研讨 8 月 21 日，上午分组研讨，下午闭幕式 8 月 22 日，文化考察一天(京郊)。如不参加文化考察，请回 函说明，以便筹备组统计人数。 8 月 22 日，离会 八.会议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100083) 九.往返交通由会议代表自行购票。会议筹办费、餐费、住宿费、论 文集出版费由会议主办方承担。 如有特殊情况，需代买车票，请于 7 月 8 日前将身份证号及返程
日期通过邮箱通知会务组，过期不再受理。 电话：010-82303432 e-mail: 句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筹备组 2011 年 6 月 24 日
邀请人：XXX
XXXX年XX月XX日
国际会议的的邀请函范文二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机构工作委员会 机构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国际交流中心
第六届中国建设行业管理创新与国际合作大会 第六届中国建设行业管理创新与国际合作大会 届中国建设行业管理创新与国际合作 嘉宾 邀请函
2011年3月13、14日，在举世关注的目光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一届 四次会议完成了各项预定议程，在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热烈气氛中相继胜利闭幕。两会年年召开，今年不同寻常。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 确定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 目标和主要任务，形成未来五年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 这标志着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 点出发，迈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 做好今年的工作对于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任务至关重 要。建设行业管理者如何领悟贯彻两会精神，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迎接在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将是第六届中国建设行业管理创新与国际合作大会重点研讨的议题， 本次大会将于2011年4月26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主题为：新形势、新挑战、新思维。中国建设行业管理创新与国际合作大会作为建设行业杰出管理者共商发展大计的盛 会，已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五届。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蒋正华、孙孚凌等国家领导人，郭 锡权、陈晓丽、杨慎、李秉仁、马俊如、徐颂陶、保育钧、艾丰、马挺贵、刘家琛等部委领导， 姚景源、侯淅民、陈淮、王通讯、罗双平、秦佑国、王忠明、聂梅生等知名专家，中建集团、 中铁集团、北京城建集团、上海宝钢建设集团、中太集团、古今建设集团、重庆建工集团等知 名企业负责人上千人出席了历届大会，使其在我国建设行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为让建设行业更多的管理者共享大会高端的平台资源，获得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建立畅 通的国际合作渠道，在本次大会期间，莅会嘉宾还将受邀出席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 莅会嘉宾还将受邀出席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莅会嘉宾还将受邀出席 您作为我国建设行业的杰出管理者，被确定为特邀嘉宾，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届时莅临。如您不能出席，请及时告知，以便将出席名额给予他人，谢谢! 附：1.大会拟定日程;2.大会资讯;3.出席确认表。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培训机构工作委员会
培训机构工作委员会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建设行业分会国际交流中心
建设行业分会国际交流中心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一年 十八日
国际会议的的邀请函范文三
005 桐油行业市场分析及贸易洽谈会 邀请函 中国南宁 2005 年 5 月 21 日23 日 主办单位： 林产化工网桐油网 协办单位：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 百色桐油协会 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广西河池粮油总公司 云南省土产公司 广西梧州市瑞通贸易行 江西赣南红金龙桐油厂 广西柳州地区土产公司 香港鸿领国际有限公司 广西百色田林福达桐油厂 天津年晟土产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百色云盛油脂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金宇油脂有限公司 贵州兴义鲁屯油脂厂 湖南省新宇土产畜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贵州省汉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增城市威利邦覆铜板制造有限公司 我国是世界桐油生产及出口大国，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目前我国桐油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 80%左右，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声誉。但近年来桐油价格起伏波动较大，由 此带来的市场秩序混乱及资源性减少问题不断凸显。 为规范桐油行业市场秩序， 交流先进经验，寻求共同发展，应行业内大多数企业的要求，中国林产化工网桐油网定于 2005 年 5 月 21 日23 日在广西南宁召开 2005 年全国桐油行业市场分析及贸易洽谈会。 为了确保本次会议的顺利举行，桐油网将邀请业界知名的专家及生产、经销、使 用企业共同参与本次会议。林产化工网桐油网将充分利用专业网站平台的强大宣传优 势，为各参会企业搭建一个高水平的相互交流沟通的商务平台。 一、会议目的 本次会议旨在通过桐油生产、经销、使用企业的交流、沟通与洽谈，规范国内桐 油行业市场秩序，交流先进经验，谋求共同发展，增进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寻求新的合作 项目及贸易商机。 二、会议议题(暂定) 1、我国油桐品种分布及栽培技术; 2、2004 年市场回顾及桐油市场现状分析; 3、我国桐油行业面临的问题及末来的发展方向; 4、桐油企业如何共同维护市场秩序，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5、桐油生产企业如何加强管理，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 6、中国桐油企业之间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三、会议地点、时间和日程安排： 1、会议地点：广西南宁桃源饭店(四星级) 详细地址：广西南宁市桃源路 74 号 2、会议时间：2005 年 5 月 2123 日 3、会议日程： 5 月 20 日：会议报到 5 月 21 日：正式会议
5 月 22 日：商务活动 5 月 23 日：会议疏散 四、会议报名、注册及费用 报名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请尽快在 2005 年 5 月 1 日前将参会回执通过传真或电 子邮件发送到本次会议组委会。 也可通过桐油网直接在网上报名注册。 会 员： 1200 元/人 非会员：1500 元/人 备注：以上费用已包含食宿 为了更好为您安排好本次会议的食宿及各项日程，请尽快将参会费用按如下帐号 汇往林产化工网桐油网。 银行转帐请汇至以下帐户 单 位：南宁华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南宁市工行桃源路第二分理处 帐 号：2102108419300003882 邮局汇款至以下地址 单 位：南宁华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邮 编：530021 地 址：南宁市桃源路 59 号商务厅办公楼四楼 五、会议组织筹备： 本次会议组委会地点设在林产化工网桐油网(南宁华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桃源路 59 号商务厅办公楼四楼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以下简称“中阿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博览会。自2010年以来，中阿博览会（原中阿经贸论坛）已在宁夏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2015年9月11日举行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是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的6个子论坛之一，它由论坛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卫生合作研讨会、学术交流大会、健康产业博览会暨健康产业论坛四大板块组成。其中，学术交流大会板块共举办4场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分别是：中阿传染病防控研讨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学术交流大会、眼科国际高峰会议和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会议。
宁夏疾控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中阿传染病防控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首次参与了大型国际会议的筹备与承办。工作期间，相关科室形成了大量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如何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做好重大会议专题档的收集，真实反映会议全貌，并为今后类似活动的举办提供参考与借鉴，成为今后中心档案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任务。
一、疾控工作重大会议的特点
1.会议目标特定性。疾控工作重大会议是真实反映疾病预防制工作进展、管理、科研与民生项目的一面镜子，会议目的性强，意义重大，任务目标一致，因此它所形成的档案具有很强的特定性或专一性。
2.资料产生阶段性。疾控机构是依据年度工作计划和相关工作指令来举办重大的工作会议，因此会议资料的产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在某个时期文件会集中产出。
3.人员组成临时性。对于重大的疾控工作会议而言，会议筹备工作往往需要几个部门联合承办，其工作人员多由卫计委下属不同单位的职员或疾控机构内部的不同员工临时出任。
二、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资料收集情况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旨在为来自我国、世界卫生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专家们搭起切磋、交流的国际平台，共同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前沿和发展趋势及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其会议材料的收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文书资料：研讨会筹备期间形成的请示、批复、函及通知等有关文件资料；会议结束后形成的各种相关工作总结。
2.工作资料：研讨会筹备过程中制定的各种工作方案、接待方案、工作任务分解细则；研讨会实施方案、工作手册、会务指南、日程安排（中、英、阿文）、会议报到册、开幕式主持词、嘉宾致辞以及研讨会筹备、举办过程中形成或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等。
3.嘉?e及授课专家资料，包括嘉宾及授课专家的中英文个人简介、PPT课件（中、英、阿文）、交流资料等。
4.音像资料：研讨会筹备、举办期间形成的照片、录音、录像。
5.财务资料：研讨会筹备、举办期间产生的会务经费预决算报表、会务费支出明细表、凭证、账簿及其他核算资料。
6.电子资料，包括电子照片、电子文档、光盘等。
7.其他需要收集的资料，如：会场效果图、会场背景墙、工作人员信息、主要领导、专家、嘉宾行程安排、会务接待车辆安排等。
三、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资料收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经过多方努力，“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圆满举办，资料收集工作也如期完成，但档案资料收集的硬伤也凸显了出来。
1.档案部门对重大会议的参与度为零。中心作为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在落实工作任务时，从未提及档案部门的职责，最后的资料整理工作，也由别的科室负责。
2.研讨会材料归档不齐。由于中心的档案部门从未制定过《重大会议专题文件资料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而我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也没有相应的文件，只是在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疾控处（研讨会的另一承办部门）印发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总结工作安排》一文中列出要求上报的资料，但从档案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安排缺失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如：主流媒体的报道资料、重要的工作信息与电子邮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等。
3.文件、资料保管分散。中心多个部门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的筹备，因此筹备工作中形成的许多文件、音像或有价值的实物资料，都散落在不同科室的个人手中，造成重大会议资料收集难度较大。同时，由于这些科室在筹备过程中更侧重于工作任务本身，因而很容易忽略对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产生材料收集不完整的现象。
4.档案工作者专业技能低。在研讨会筹备与后会资料整理期间，中心没有专职档案人员参与此项工作，而各科室参与筹备工作的人员，因没有接受过档案知识专业培训，所以专业技能较低。
四、加强重大工作会议专题档案资料收集与管理的方法
1.档案管理及时介入。与疾控工作有关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其他重大工作会议具有显明的工作特征和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由于疏于档案工作的领导与管理，重大会议专题档案的完整性得不到保证，今后再次筹备重大疾控工作会议时，会议的主办方或承办方，应在第一时间向各自的档案部门进行通报，并将档案部门列为筹备工作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会议各项工作，加强对重大会议专题档案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工作，以保证相关资料收集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不断丰富馆藏内容。
2.完善制度，明确职责。档案部门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工作需求，不断健全和完善档案管理制度，除了制定《疾控工作重大会议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为档案的收集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之外，在重大会议筹备期间，还应明确各部门相关责任人，充分考虑各部门的工作特点，细化资料收集工作的时间节点，做到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同时，档案部门还应落实档案接收流程，完善档案工作网络。
3.专业培训，提升素养。档案部门应对专（兼）职档案员进行档案业务实操培训，观摩自治区和银川市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听专家全面讲解文件材料收集、整理的方法与技术，不断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强化档案责任意识。此外，在日常工作中，中心档案室还可聘请专家进行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
>国家议题和声誉管理
公共外交作为影响国际社会舆论传播的手段,超越了传统国家外交事务的范畴,重视对目标国舆论机制和决策流程的研究与分析,尤其是针对舆论领袖群体的深入研究和持续交流,以长期影响目标国舆论和政策的形成过程,最终实现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议题和声誉管理作为公共关系高端咨询业务兴起于欧美国家,强调对目标社会的公众认知特点进行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对目标群体中“舆论领袖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之间的互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被全球500强企业普遍应用与实践的过程中,议题和声誉管理不断发展并逐步形成科学的应用系统,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公共外交战略体系。
美国的公共外交事务一直是“国务院战略计划”的两大支柱之一,担负着向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思想理念的重任。由于长期奉守带有侵略性、强制性以及双重标准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国际形象在“9・11事件”之后日益滑落。2008年全球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全世界反美情绪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现代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国家的民众对美国有负面看法,甚至连美国人心目中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反感美国人,有37%的英国知识分子在调查中表示不愿意购买美国货并反感美国文化。200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立即召集包括“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等精英,组成政策筹划小组,为美国外交战略出谋划策。而该小组关注的重点,就是如何在建立国家议题管理和声誉促进系统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公共外交。另外,奥巴马还启动了一项多部门联动的公共外交计划,该项公共外交计划由国务卿负责统筹,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及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为总协调,会同国务院各职能部门成立全球信息监测单位、议题快速反应单位、国际媒体协调单位以及全球传播项目评估单位。单从美国在G20峰会和北约峰会上刮起的奥巴马旋风来看,美国“构筑共识者”的公共外交联动计划正在发生作用。
日本也是系统开展公共外交工作较早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前20年时间,日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中。为了修复国家形象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公共外交领域开展空前的投资。随着日本建立正常国家的战略思路的形成,日本确立了以文化交流为载体的阶段性公共外交战略,包括传统的茶道、书画、现代的影视、动漫等在内的文化都成为塑造日本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在经历日本文化重塑阶段之后,日本启动了“亚洲代言人”的公共外交发展战略,全面引入国家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并通过五大发展项目来完善这一系统,包括建立国际频道、设立日本文化志愿者制度、建100所以上的日语教育据点、通过培养知日派来扩大日本有识之士的声音、引入促进年轻领导人对日理解项目。
今天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全面融入世界,而且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以何种姿态走向世界令全球瞩目。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启动了众多旨在加强国际交流的项目,如文化年、孔子学院等;申请承办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及赛事,如达沃斯论坛、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鼓励成立相关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论坛组织开展国际交流,如博鳌亚洲论坛、太湖文化论坛等,这些无疑都是加强对外传播中国声音和提升国际形象的很好途径和形式。但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的背景下,积极推动这些国际交往项目的功用更多局限在与国际社会沟通渠道的拓展上,还远没有达到持续影响目标群体心智的地步。虽然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文化部以及诸多媒体机构的对外宣传、国际交流与传播活动积极而频繁,但各单位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议题监测和反应系统不完善,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上缺少联动性,而且在一些国家议题的管理上缺少明确一致的关键信息和周密的传播计划。在这点上,中国仍需向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国际社会学习。
>全球传播一体化
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基础上,全球传播一体化也在传播技术的不断变革中得到迅猛发展,并为当前的公共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为了在全球传播一体化的过程中赢得先机,各国都在图谋世界新闻话语权。包括日本、阿拉伯世界、法国等在内的国家媒体正与美国CNN、英国BBC等老牌劲旅全力争夺全球观众,并在近年来先后推出日本版、阿拉伯版、法国版 “CNN”――NHK国际频道、半岛电视台、法国24小时,这些媒体都具有浓厚的国家利益色彩,都企图致力于向国际社会传播本国立场和加大全球话语权。
以日本“强化国际放送”的NHK国际频道为例,该频道利用三颗卫星全天候向海外播送“日本国产”的纯英文节目,开播时全球可覆盖的观众已达7000万,该数字计划在5年内提高到1.5亿。在传播内容上,该频道以时事新闻和介绍日本社会文化的软新闻为主,开设了“亚洲七日”、“亚洲之声”综合时事新闻类节目,主题都为 “亚洲”。 NHK还创立了“经济罗盘针”、“日本商机预测”等经济新闻节目,为欧美各国提供亚洲经济情报。综合来看,NHK的初衷并非只是让世界了解日本,而是让世界认识一个作为亚洲“统领者”的日本,让海外观众形成“日本声音=亚洲声音”的潜在印象。目前,日本NHK国际频道已经开通并落地美国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意见领袖和知日派较多的地区。毫无疑问作为日本政府政策扩音器的NHK国际频道,将在“入常”、“六方会谈”、“打击恐怖主义”和“大国军事待遇”等问题上加大分贝。
不过,以提高媒体落地率来扩大国家话语权的方式和途径,只是国家声誉管理系统中的最基本的环节。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整体形象和国际声誉的提升不在于它在多少个国家建立了多少个记者站或者开通了多少国家语言的节目,而在于它真正能建立起一个包括政府、非盈利机构、传播集团以及各种压力集团共同参与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外传播体系,同时这个体系有系统理论的支持、科学制度的管理和评估系统的监督。日本政府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强化国际放送”的外交需求,日本外务省和分管媒体的总务省受命从2006年开始启动研究全球“最有价值传播群体”的项目,该项目责成日本国驻他国大使馆协调完成。对传播目标群体的研究目的在于“要准确、迅速地传达日本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科学管理国家声誉
2009年初,由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2008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全球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者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至39%,持负面评价者的比例为40%,上升了7个百分点。中国仍需冷静地面对各种疑虑,妥善化解由于误解和偏见产生的不信任感甚而歪曲和攻击。中国要全面推进国家公共外交并真正有效地在全球进行文化价值的传播和国家形象的维护及提升,就必须学习并实践先进的国家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运作经验,建立具备国际化传播以及国家议题管理能力的联动性机构,引入日常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对国家议题和声誉进行全面管理。
协调“公共外交”国家利益至上和“和谐世界”发展诉求的对立统一。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赢得对本国有利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从而维护国家利益。但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如果仅停留在泛泛的文化输出和形象塑造上,公共外交的能量和效用将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势必还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为此,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应该建立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上,开展和谐对话、传播和谐文化、履行和谐使命,努力将“和谐世界”打造成中国精神的代名词。
深入研究国际社会舆论机制和决策流程。开展公共外交的首要工作是对目标群体的研究,全面了解普通公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领袖和政策精英的互动关系。公共外交实施的过程是通过影响目标社会的舆论领袖来间接影响该国政策精英的看法,从而影响其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同时对关注问题的公众施加影响,进而带动普通公众对本国进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最终形成有利于本国发展或者符合本国利益的公共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在现阶段,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对目标社会舆论领袖的群体的系统研究和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致力于“议题和声誉管理”的本地化发展。国内关于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研究还不多见,能够开展此项业务的机构更是屈指可数。在政府层面关于引入国家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的讨论尚未提上日程。中国政府需要鼓励相关部门和机构加大对“议题和声誉管理”的研究和本地化实践,同时开辟通路鼓励民间智慧参与国家公共外交政策的交流和制订之中。
第一级-T类：特种刊物论文，指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第二级-A类：权威核心刊物论文，指被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为准)，或同一学科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论文不含报道性综述、摘要、消息等。
第三级-B类：重要核心刊物论文，指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见《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或在国内同一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四级-C类：一般核心刊物论文，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图书馆2004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五级-D类：一般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有期刊号“CN”“ISSN” ，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第六级-E类：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3)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分为三个级别(类)：
内部刊物必须为教育部门主办，以主办单位级别分为：第七级-国家级内刊(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专委会、教育部等自办刊物)，第八级-省级内刊，第九级-区级内刊。
(4)学术会议论文的分类：
①参加国际性学术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第四级(C类)。未发言的确定为第五级(D类)。
②参加全国性学术组织举办的全国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第五级(D类)。未发言的确定为第六级(E类)。
③参加省级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E类。未发言的确定为区级内刊。
(5)凡收录于教育出版社、书号为“ISBN”类论文专集(或其它刊物)的与教育教学相关论文，凭发表原件按区级内刊折半计分。
(6)非正常周期出版的刊物的认定
各级期刊的“增刊、特刊、专刊、综合版、专辑”等上发表的论文，有期刊号的，包括列入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的刊物，以期刊主办单位确定为相应级别内部刊物折半计分。
(7)下列情况一般不作为学术论文对待：
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查字典论文网为您编辑了“G20的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及特殊性浅析”
G20的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及特殊性浅析
G20成立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以及人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没有适当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讨论与管理的认识，共同促进了G20的诞生。G20于1999年成立，它的成立使成员间的定期对话实现了制度化。 G20：正在成型的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经济组织是一种主要执行经济职能的专门性国际组织，是国家间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制度性活动场所。“国际”揭示出国际经济组织的参加者一定是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个人、法人或民间团体。“经济”说明了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即它是经济领域的组织。“组织”说明的是国际经济组织体制上的特点。一般情形下，组织应该是一种常设机构，一种实体，它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如世界贸易组织，它有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部长大会，有作为执行机构的总理事会，以及其他辅助的委员会、理事会，有常设的秘书处等工作机构，有常年的工作人员和固定的工作地点，为实现其宗旨定期举行会议或进行其他经常性活动。这些是国际经济组织共有的特征。但是，所谓组织，是安排分散的人和事物，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判断一个机制性实体是否是一个组织，首先要看其是否设置有机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要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毋容置疑，G20由重要的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的经济体组成，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话，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其具有国际性和经济性。而且通过G20运行机制以及其与G8的关系来看，G20具有明显组织性。
其次，从G20和G8的关系上看，G20亦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在很多情况下，国家间通过定期举行国际会议来解决某些经济问题，这些会议没有固定的常设机构，但其举行有一定的规律，而且对于其关注的问题已经形成一种比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制度。这种具有经常性的，不断通过条约或协定调节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会议也被视为国际经济组织的一种。G8就是典型的“会议型”国际经济组织，G8虽然名义上只是一种会议，但没有人否认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彼此合作、调节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通过举行国际会议来解决某些经济问题，虽然没有国家间的常设机构，没有一个条约为法律基础，但其举行有一定规律，而且对于其关注的问题已经形成一种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机制，因此，可以说这种具有经常性的调节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会议可被视为国际经济组织。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从G8和G20的关系可以看出，既然G8可以认为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G20也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 G20作为国际经济组织的特殊性
首先，G20采用的是非正式的对话机制。这种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决定了G20在议题建设等方面必须采取与“非正式性”相配套的措施。在议题方面，现状是每年的轮值主席国设置峰会的议题，保持议题的开放和灵活，时刻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讨论影响当下国际环境的热点问题。议题广泛而不集中的原因是，G20的主要目标是在大国之间谋求共识，决定了保持议题开放更有利于领导人统筹各项议题，来建立解决问题的共识；而且其他专门性的正式国际组织可以参与G20峰会，如多伦多峰会就邀请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来参加，由它们负责具体议题领域达成协议的执行，让领导人将更多时间集中于各问题的统筹，以便达成共识。
其次，G20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运作。这种运作方式就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效果。其一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方面，由于G20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运作，因此，G20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决策、承诺或者宣言等就影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时其决策、承诺或者宣言等还要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执行。这样就与传统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只在组织内部发生效力不同，G20的决策等在组织外部发生了效力。其二是与非成员国关系方面，尽管G20是由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构成，但由于其影响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远远多于G20的成员，因此，G20的一些决策或承诺就通过影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影响到G20的非成员，这也与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只对其成员发生效力不同。其三是在组织机构方面，目前G20已经形成的“峰会—事物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机制架构，这与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也是不同的。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组织机构设置尽管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来设置机构的。由于G20的“非正式性”，G20没有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来设置机构，正是因为G20是一个“非正式”对话论坛，不设置“三权分立”的机构更具有灵活性，是与“非正式”相配套的。尤其在秘书处方面，现在由每年的轮值主席国设立“临时秘书处”，并将前一次主席国和后一次主席国的成员都吸收进来，这点不论是与有常设秘书处的国际经济组织，还是与没有常设秘书处的国际经济组织相比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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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国倡议网络 全球治理 政治机遇结构 动员结构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20－27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跨国走私、跨国犯罪和艾滋病等。这些全球性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各个领域，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国际体系和现存国际治理模式。于是，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跨国倡议网络开始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多层的全球治理模式出现。其中，跨国倡议网络(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简称TANs)作为以活动家为中心、以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联合互动的结构，构成了全球治理的重要层次，它通过提出新议题、影响国家政策、建立和传播国际规范来重构世界政治。
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Keck)、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等人强调了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跨国倡议网络通过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四种具体方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其有效性，这对于推进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现实中跨国倡议网络发挥有效性的效果存在重大差异，为什么有些跨国倡议网络有效性明显而有些不然呢?跨国倡议网络发挥有效性的条件是什么?本文借鉴社会运动的理论，提出政治机遇结构、动员结构和框定是影响跨国倡议网络发挥有效性的三个重要条件。
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跨国倡议网络的动力、参与途径和作用三个方面探讨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性；第二部分介绍了制约跨国倡议网络发挥有效性的三个重要条件：政治机遇结构、动员结构和框定；第三部分以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案例验证了三个条件对跨国倡议网络发挥有效性的重要影响。
一、全球治理中跨国倡议网络的有效性
根据跨国倡议网络研究的先驱者凯克和辛金克的界定，跨国倡议网络是跨国集体行动的一种，它由国际上致力于某一问题的诸多行为体组成，这些行为体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以及经常相互交流信息和互相帮助。跨国倡议网络的动力源于价值观念，而不是物质上的考虑。它不仅影响国家政策，而且将推进国际互动关系的制度化和道德基础发生改变，推进全球治理的民主性、规范性和广泛性。在网络中，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发挥关键作用。
1 跨国倡议网络的动力
作为松散形式的跨国倡议网络，它以共同的道德观念或价值观念为基础，其目标是“公共的善”。跨国倡议网络不具有政策实施的强制力，它所依靠的是由规范、道义和可靠的信息而产生的权威，是一种“软权力”。这种“道德权威”是推动跨国倡议网络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使跨国倡议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注意到边缘状态群体的利益，是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社会力量)，从而在安全、经济、人权、环境保护各领域获得显著影响。
2 跨国倡议网络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
凯克和辛金克提出了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回飞镖模式”，强调当国内团体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渠道遭到堵塞或不畅，或者这种渠道无法解决冲突时，“回飞镖”影响模式就会启动。跨国倡议网络将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压力，利用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等方式影响国家政策。这是跨国倡议网络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具体来说，跨国倡议网络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影响多边谈判、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
首先，跨国倡议网络可以通过说服大国来影响目标国的政策、推进治理规则和规范的产生以及传播。虽然并不总是成功，但是跨国倡议网络有时候确实能够说服大国支持其目标，加强跨国倡议网络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影响。
其次，跨国倡议网络可以通过与国际组织的联盟，自上而下地向目标国施压，推进全球公共政策的制定。跨国倡议网络可以提出新议程，但是在他们试图将原则性信念转化为关于适当行为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协议时，可能面对大量来自国际体系中的反对，因此跨国倡议网络可能通过同国际组织联盟，获取资源和支持，赢得认同。如跨国倡议网络参与联合国组织体系影响全球议题设置和决策过程。
最后，跨国倡议网络也可能通过与中小国家建立联盟，向后者提供知识和信息，影响全球治理议题。例如在国际地雷运动中，国际禁雷运动积极与加拿大、挪威、丹麦等中小国家合作，联络这些支持全面禁雷的核心国家发起呼吁，共同制定一项根除遍布世界的所有杀伤性地雷的禁令。
3 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性
全球需要多层次的治理，只有多层次的治理共同发挥作用，才有可能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最终实现全球的“善治”。一方面，跨国倡议网络可以承担国家和国际组织由于关系而不能承担的义务，也可以弥补跨国公司片面追求利润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跨国倡议网络本身缺乏政策实施的强制力，因而它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出议题、影响目标行为体的决策、建立和传播全球治理的规范和制度。
跨国倡议网络中的活动家常常参与社会运动，他们掌握社会运动战略并且获得大量可靠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它们能够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一些过去没有被公众讨论过的问题，使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争论，这样，网络就起到了使问题成为议题和设置议程的重要作用。
跨国倡议网络可以通过倡议和游说等方式宣传其思想，推进国家政策的改变。其中倡议活动往往通过直接对话、媒体宣传、个人游说等手段来组织动员舆论、施加影响。而回飞镖模式是跨国倡议网络影响国家政策的主要方式。它与国内非政府组织互动，运用物质杠杆和道德杠杆自上而下对国家施压，从而改变国家的政策。
跨国倡议网络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话语，它们在提出新议题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出新的思想和观念，不断夯实全球治理的观念和价值基础。全球治理本质上是在多元行为体达成的规范体系基础上运行，跨国倡议网络通过说服、框定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努力以自己的话语体系、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影响和塑造全球治理的共同规范。
二、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有效性的条件分析
现有的研究强调了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分析了跨国倡议网络发生作用的主要机制，但对于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有效性发挥的条件没有给予细致分析，为什么有的跨国倡议网络成功，而有的失败呢?社会学中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十分有利于我们分析跨国倡议网络有效性发挥的条件。具体来说，跨国倡议网络是围绕权利和社会公正等议
题的一种主要跨国活动形式。如同社会运动组织中的活动家一样，跨国倡议网络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它们试图提出边缘状态群体的诉求、主张和权利，利用游说和媒体宣传等方式去说服目标行为体。在这里，我们借鉴社会运动的三个重要概念――政治机遇结构、动员结构和框定来初步探讨跨国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性的条件。
1 政治机遇结构
政治机遇结构是指通过影响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期望，始终如一地――但不必是正式的或永久的――为集体行动创造动机的政治经济环境因素。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提出政治机遇结构主要包括参与政治渠道的扩大、政治联盟的变化、政治精英集团的分裂、社会上有影响的联盟的产生，以及国家镇压能力的下降这五个方面。其中，参与政治渠道的扩大是指原来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由于某种原因参与政治决策的渠道增大，对政体的影响力加强，这一变化为这一群体的某些人发动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政治联盟的变化表现为旧的政治平衡被破坏。政治精英集团的分裂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许多社会运动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裂所致。社会上有影响力的联盟的产生则是指社会上有势力的团体结成了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而国家镇压能力的下降则意味着社会运动成本降低。
政治机遇结构强调的是运动组织外部的资源，它与金钱和权力不同，可以被弱小的组织利用，是解释社会运动结果的关键概念。圣吉夫・卡格拉姆(Sanjeev Khagram)、詹姆斯，里克(James Ricker)和凯瑟琳・辛金克强调政治机遇结构概念不仅可以在国内社会运动上运用，也可以运用到国际层次上。他们强调有利的国际政治机遇结构对跨国倡议网络有效性发挥的重要性。这种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机遇结构包括：相关的国际会议；与大国、国际组织或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的联盟以及目标行为体的国内结构等。
国际会议是跨国倡议网络影响全球政策的重要渠道，与跨国倡议网络倡导议题相关的国际会议的召开，无疑为跨国倡议网络传播信息、发挥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国际力量联盟是跨国倡议网络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机遇结构，尤其是当非政府组织在国内与政府联系的渠道阻塞的情况下，通过形成跨国的国际联盟，从外部对目标国施加压力，这是跨国倡议网络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国际体系中，跨国倡议网络与大国、国际组织或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之间的联盟可以为跨国倡议网络提供物质资源或象征意义的支持。最后目标国的国内结构直接关系到国家力量的强弱和国家对跨国倡议网络的脆弱性，它也是分析跨国倡议网络影响一国国内政策的重要因素。
2 动员结构
查尔斯・蒂利等人强调动员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动员结构是社会运动建立的基础，它联系着运动的领导和其他追随者、运动的不同部门，使运动组织间能够相互合作和相互联合。可以说只有在面对面的群体、社会网络和它们之间的联系结构中，社会运动才处于活跃和持久状态。动员结构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人们通过这些社会网络被动员起来并参与集体行动。
具体来说，动员结构理论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大部分社会运动的动员主要是通过正式组织和运动积极分子的社会网络来实现。而在中间组织欠发达、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受到严重限制的威权国家中，人们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以及以这种环境为基础的网络关系是社会运动发起者唯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
将动员结构运用到国际层次上，跨国倡议网络在进行动员时面对的是不同国内结构的国家，因此我们强调跨国倡议网络本身的结构影响到跨国倡议网络的政治结果。凯克和辛金克等人提出倡议网络的密度和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网络的密度与网络中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它们交流的经常性有关。强大而稠密的网络更容易成功。
3 框定
戴维・斯诺(David snow)等人提出社会运动中社会活动家提出的目标或意识形态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可能不被目标行为体所理解或接受。因此，社会运动活动家应该创造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来达到有效社会动员的目的。这种话语的形成过程在斯诺等人看来，事实上就是运动活动家为了成功动员参与者理解或接受运动目标而策略性建立一种认知框架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框定。“框定主要是通过赋予事件或发生的情况以一定的意义，建构一种适当的认知框架，从而对个人和集体行动起到总结经验和指导行动的作用”。其中，认知框架是指能够帮助人们定位、理解和标识目标、形势和发生事件的解读模式，它将通过选择突出人们过去和现在所处环境中的某些客体、情境、事件、体验和一系列行动，从而对“人们面前的世界”进行简化和压缩。
框定扮演了定位和标注的角色，发挥了归因和聚合的作用，包括预期性框定和诊断性框定等方式，强调和突出现存社会状况或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界定为不公正、无法容忍、值得发起集体行动来加以改变的状况。同时，它还通过辨认出应受谴责的人，从而为存在问题的社会状况找到罪魁祸首，使社会运动活动家以一种相对统一和有意义的方式团结在一起。
跨国倡议网络通过框定使很多以前不受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问题变成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从而建构了国际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但是不同于国内社会运动，跨国倡议网络面对的是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信仰体系，活动家作出关于如何框定议题的战略和策略选择更加困难。能否成功地框定议题，将影响跨国倡议网络的有效性。笔者认为议题本身的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涉及对弱势群体造成身体伤害以及在法律上机会平等的问题，超越了具体的文化或政治背景，会在具有信仰体系或生活经历的人群中间引起共鸣。虽然人身伤害问题与美国和西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相一致，但同时“人的尊严”这一基本思想也属于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也将在非西方的世界引起共鸣。因为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有关于人权的观念，但是大多数文化都包含了人的尊严这一思想。维护人类尊严，包括免受身体的虐待，这是各种不同文化所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因此，当跨国倡议网络将议题框定为与人身伤害相关的议题，界定事件的原因，并提出处理问题的政策方案时，跨国倡议网络将取得积极的政治效果。
三、案例验证：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与小武器问题的治理
小武器的非法贸易和大量扩散是国际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当前，在世界各地流通的小武器超过了5亿件，达到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拥有一件小武器。国际社会中1990年以来发生的49次重大冲突，就有46次冲突使用这种类型的武器，造成了400万人死亡。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遭小武器扩散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小武器的非法贸易和大量扩散，加剧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战乱，激化武装暴力，影响和平进程和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助长恐怖主义、贩毒和走私等有组织犯罪活动，构成了对基本人权如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威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造成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武器是“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世纪90年代，包括联合国在
内的国际社会开始普遍关注小武器问题，1999年5月，作为小武器领域跨国倡议网络的“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The Intemafion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llns，简称IANSA)正式形成，开始试图推动控制小武器非法贸易和大量扩散的国际规范的形成和相关国家政策的改变。
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倡导国家采取行动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各方面的非法贸易。它积极参与联合国小武器大会的筹备会议、重要信息、颁布日常报道、推进小武器规范的形成，提出规范的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小武器生产、标识和进出口管理制度，及时收缴和销毁非法枪支等小武器以及建立信息交换机制等。到目前为止，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在提升小武器危机意识和提供关于小武器议题的研究和信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形成关于小武器标识、追踪机制以及控制小武器转让和武器走私等方面的强制性条约。形成于2001年联合国大会上的《行动纲领》是一个非强制性文件，并且这一纲领没有完全包括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提出的要求，如控制市民枪支拥有、禁止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小武器等。同时从国家实践上来看，小武器非法贩运和过度集聚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该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并且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没有参与到规范小武器的进程中来。具体来说，55个国家尚未就执行《行动纲领》的情况向联合国呈交过一次报告，已提出报告的国家中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以评估国家打击小武器非法贸易活动的进展，而且许多国家的协调机构缺乏能力和资源来履行职责。同时国家在生产、转让和销毁小武器等措施方面的力度都不大：首先，目前包括军事类型小武器和商业枪支年生产的数量，估计在750―800万之间，武器生产商遍布全球各地；其次，小武器的转让仍然以不透明的方式进行，即使是支持小武器规范的国家如加拿大、挪威和马里也很少在武器转让中实现完全透明；再次，在小武器的销毁方面，尽管每年大约销毁43万件军事类型的小武器，但是销毁的数量仍低于每年新生产的小武器数量。
那么，为什么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在推进小武器问题全球治理方面成果不显著呢?哪些因素限制了小武器网络有效性的发挥呢?下面我们运用上文提出的三个概念来具体分析影响国际小武器网络有效性的条件。
1 政治机遇结构
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正式建立之前，联合国大会等国际会议就小武器问题进行了一些相关讨论，这些会议讨论使得小武器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90年代中期，小武器成为了联合国大会上国家声明中不断提出的一个议题，在这些会议上小武器开始以普通的术语而不再是专业性的技术术语进行讨论，并且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具体的讨论。到2000年联大第55次大会的普遍讨论时，提及小武器的国家声明数目增加到78个，占到了83.9％。这些数据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关于小武器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为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推进小武器规范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遇。1997年12月10日，在国际禁雷运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同时，发展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一些人认为国际禁雷运动的成功和渥太华条约签署会议也是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政治机遇，他们认为这将鼓励跨国活动家建立小武器行动网络，获得来自于媒体和决策者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极大关注。
这些政治机遇促进了2001年7月9日联合国小武器会议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建立了《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小武器治理的目标和各项措施，形成了小武器国际行动的基石。
但是，小武器国际会议召开后两个月爆发了“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使得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面临的这些政治机遇发生改变。“9・11”事件及其巨大的影响给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投上巨大阴影。首先，恐怖主义战争造成国家重新强调国家安全，这种考虑要求国家在保障自身安全的环境下去考虑小武器问题。这样，小武器议题在国际议程上的重要性减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话语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显著议程，随后爆发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朗核问题等都加剧了这种形势。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治理小武器问题的资金和能力受损。其次，这种国家安全考虑和反恐战争中布什政府“支持或反对我们”(With us or Against us)的态度也减少了非政府组织和中小国家活动的自由，限制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这种严峻的政治环境深刻制约了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发挥有效性。
2 动员结构
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是由来自120多个国家的800多个与小武器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伞状网络，包括国家枪支控制机构、妇女机构、研究所、援助机构、人权组织等。与促进地雷议题的国际禁雷运动这一倡议网络(国际禁雷运动由来自90多个国家的1400多个非政府组织构成，并以人权观察、国际红十字会、残障国际等具有重大影响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相比，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中组织的数量和规模有限。
同时，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对目标优先项的开放性和共同目标的缺乏导致网络难以形成明确和强有力的信息，也削弱了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产生政治影响的能力。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要求成员如果不是支持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全部目标的话，至少支持其中一个目标，不反对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其他目标和不倡导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反对的观点。换句话说，网络成员只需支持小武器议题的一个目标如控制小武器生产或加强小武器转让的透明性，而不必支持小武器规范的所有目标。这种对目标优先项的开放性拓宽了网络成员的范围，但是缺乏共同目标的现实从根本上阻碍了网络的深入发展。
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设置了秘书处、促进委员会(the Facilitating Committee)和咨询委员会(the Reference Committee)等固定机构，这些机构代表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在国际会议和谈判中发表观点。这种网络结构有利于信息的一致性，但限制了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流，限制了网络成员的主动性，影响了网络的实力。
3 框定
框定是一个表述和生产“意义”的非中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议题的某些内容和方面被强化，而另一些内容和方面则被忽略。在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推进小武器规范形成的过程中，小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如对平民的伤害和战后影响等方面被相对忽视，小武器议题被框定在军事控制框架之下，这实际上阻碍了小武器规范的形成和小武器问题的治理。
小武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战争中绝大多数人直接死亡，其比例大概在60％～90％之间，而其导致的间接受害者更是直接死亡数目的几倍。每年死于小武器的人数高达50万之多，其中80％都是妇女和儿童。但是，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把议题框定在军备控制框架内，强调小武器的供应方面，较少关注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和对小武器的需求方面。关于小武器议题的辩论和谈判从一开始其关注点就几乎完全集中于美国、北美和欧洲的武器
出口，主要是武器供应链上的各点：从生产、拥有、库存、到交易。这种框定导致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重点是小武器的识别、追踪和出口控制等方面，而不是小武器战争的实践和后果，从而很少对获取小武器与小武器对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的影响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或依赖关系进行细节分析，也没有对推动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平民获取小武器的需求原因进行细节分析，而是将这些方面放在武器控制框架内进行简略处理。
这种框定必然无法超越具体文化或政治环境下的信仰体系和生活世界而产生共鸣，同时它也无法找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提出有力的解决方案，从而严重影响了国际小武器网络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关于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分析证实了政治机遇结构、动员结构和框定在解释跨国倡议网络有效性的重要意义。其中，政治机遇结构的存在对于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十分关键，但是这些机遇机构本身是变化的，它作为一种环境因素不能自动转化为跨国倡议网络发展的动力。而动员结构和框定过程是跨国倡议网络抓住有利政治机遇获取政治影响的关键，它们可能将有利的机遇转化为组织良好的、有效的跨国活动。在国际小武器案例中，正是反恐战争后的政治局势和小武器国际行动网络的目标开放性和固定组织结构以及军备控制框定导致了小武器网络的影响有限。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