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9:07
关键词：唐代宗；王维；应制诗；庄园诗
abstract：wang wei was favorably commented as “the poet of poets” by 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mperor's appreciation of wang wei didn't represent only an ordinary reader's comment of an average poet but showed also the current supreme ruler's political attitude to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literary writing. in terms of imperial politics，wang's graceful and harmonious poems stood for a novel style of classics in the eyes of the emperor while in terms of everyday life，his poetr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norm and artistic taste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prosperous phase of the tang dynasty. as a result，of all poets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wang wei was the only one that fell in with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aesthetic expectation of the feudal rulers and their government.
key words：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wang wei；imperially assigned poem；pastural poetry
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后世读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王维诗歌而言，后人的评价多是肯定性的，但也有否定性的看法。肯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或以为王维在盛唐时代无人能及，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据吴乔《围炉诗话》载唐时流行有“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的说法；或以为王维可以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徐增《而庵诗话》曰：“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后人将李白、杜甫、王维分别誉之为诗仙、诗圣、诗佛；或认为王维没有资格与李白、杜甫并列。陆时雍《诗境总论》曰：“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多把李白与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将王维与孟浩然并列为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否定性的评价可以朱熹和方东树为代表，魏庆之《诗人玉屑》载朱熹之言曰：“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辋川之于诗，亦称一祖。……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色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
如何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呢?西方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和基本态度。“所谓‘期待视野’，实际上是指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要求，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1]在影响读者群之阅读动机、接受心态和评价尺度的诸多因素中，读者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读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莫不与其社会地位相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帝王权贵、文人雅士与庶民百姓之间必然会有审美观上的差异。
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唐代宗是一位特殊的读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代宗好文，常为(王)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常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进王维集表》云：“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词》。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据王缙《进王维集表》可知此表上于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到宝应二年正月，只有八九个月时间。这八九个月对于代宗而言、对于大唐帝国而言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太上皇唐玄宗去世，同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把持朝政，碍于政治情势，代宗不得不在五月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最后平定，史朝义叛军包围宋州数月。八月，浙江起义军袁晁攻占台州、越州等地。十月，唐军收复东都洛阳。这一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在藩镇势力猖狂、宦官气焰嚣张、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的即位之初，代宗为何时常会提到一位已经故去的诗人呢?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在少年代宗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代宗33年的人生中，王维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代宗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到天宝元年(742)时他已经16岁了，他常和其他诸侯王一起欣赏王维的乐章。开元二十九年(741)代宗被封为广平王，至德二年(757)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为成王，四月册为皇太子。在他成为皇太子的次年，王维去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朝皇帝，他的“期待视野”自然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属于审美期待，而帝王的期待则含有政治因素；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是一种个人期待，帝王的“期待视野”则同时含有“天下”成分。因此，代宗对王维的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探究代宗推许王维为“天下文宗”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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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代宗《增修学馆制》曰：“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此制提出的用人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它首先要求士人自觉地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培养出“文行忠信”、“祗庸孝友”的人格，继而要求人才“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忠心服务于封建帝国。
在政治生活中，王维终生奉行“文行忠信之教”。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先后担任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官职。在不同的任内，王维都能够做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说：“(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维在《酬郭给事》中所描写的“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也正是他自己朝廷生涯的形象反映[2]。正因为如此，代宗才誉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王缙才敢于用“常持坚正，秉操孤贞”8个字来评价其兄的官场生涯。后人对王维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任伪职一事上，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士人在危难时刻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旧唐书·王维传》云：“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如果王维是唐帝国的叛徒，其行为不可宽恕，那么最为痛恨他的人首先应该是肃宗。面对失节的王维，肃宗嘉其诗，事后“特宥之”，稍后的代宗也没有对其人品提出异议。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身。”也对王维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肯定了王维对皇帝的忠贞。
在人伦道德领域，王维“崇祗庸孝友之德”。《旧唐书·王维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王维为孝敬母亲而购置了辋川别业，其《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王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王维对弟妹也非常友爱。在《偶然作》中他写出：“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他写给弟妹的诗歌为数不少，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林园即事赠舍弟》、《山中示弟等》、《山中寄诸弟妹》等，他的《责躬荐弟表》受到了肃宗的褒扬。《旧唐书·王维传》云：“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亲情，让王维至死难以割舍。对于朋友和同僚，王维从不恃才傲物，以仁厚之心待人处世。他与孟浩然、裴迪等人之间的友谊感人至深。晚年时，与杜甫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王维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他总是给仕途得意的朋友以鼓励，给人生失意的朋友以安慰。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禅宗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王维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佛教对王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乱前，主要表现为诗人对佛教超越之境的向往；乱后，主要是对自己“失身”的忏悔。后期王维所表现出的内省精神、忏悔意识，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也是值得嘉许的。同时，王维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表示：“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唐代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上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了基本一致。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唐时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王维之所以被视为诗坛正宗，原因是多方面的。王缙曰：“实见时辈，许以高流。” 杜甫《解闷》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天宝年间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叙》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该集收录王维诗歌15首，李白诗歌13首。殷对李白、高适等人都有人格或道德方面的不满言辞，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说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但他对王维为人为文皆没有提出批评。
王维善于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代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云云，不仅以王维为正宗，而且隐含着以王维诗作为盛唐时代的新经典之意。顾起经《王右丞诗集笺注小引》云：“语盛唐者，惟王、孟、高、岑四家为最。语四家者，惟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应制、山水、游览、寄赠、酬答、过访、行旅、饯别、哀悼等范围，尤其是在山水、应制、送别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宗说王维诗歌“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就是对其山水之作的肯定。王维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六言诗及骚体诗等体式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代宗诏书中说他“正五音于逸韵”，强调了王维诗歌在声律方面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雅丽”是许多古代诗人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胡应麟将盛唐诗歌特征概括为“秀丽雄深”，他在《诗薮·内编》卷4中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雕，实与盛唐大别。”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峻急飘逸，杜甫悲凉沉郁，王维浑厚秀雅。李白为人个性张扬，这种性格特征难以为统治者所喜欢。杜甫诗歌感时伤事，歌哭万端，充满了忧患意识，属于盛唐时代的变风变雅之作。但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维具有中正平和、儒雅谦退、文质彬彬的人格特征。相较之下，王维诗歌最接近“雅丽”和“秀丽雄深”的标准。殷《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李因培《唐诗观澜集》曰：“右丞诗荣光外映，秀色内含，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神味绵渺，为诗之极则，故当时号为‘诗圣’。”王维诗歌雍容大度，浑厚典雅，秀色内含，充分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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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看，既有清庙之作，也有山林之作；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高华之作，也有清远之作。徐献忠《唐诗品》曰：“右丞诗发秀自天，感言成韵，词华新朗，意象幽闲。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言其风骨，固尽扫微波；采其流调，亦高跨来代。”叶燮《原诗》曰：“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纵观王维接受史，也有一些读者把王维看做“侍从酬奉”者，例如《新唐书·文艺传》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亻全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黄甫公集序》曰：“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王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对其应制诗评价不高，重视不够。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初唐诗歌染有六朝诗歌中的雕饰艳丽之弊，在应制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维以前，应制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嬗变阶段，出现了许敬宗、宋之问、沈亻全期等著名的应制诗人。初唐宫廷诗人大都自觉的把自己看做御用文人，把写作奉和应制诗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揣摩皇帝的心意，阿谀奉迎，诗歌中缺乏个性色彩。开元贤相张说、张九龄也写有许多应制诗，应制诗在二张的手中有了一定改变，部分诗中凸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说：“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王维的应制诗，以皇帝为中心，描写了皇帝和身边大臣的各种活动，既有朝会之作、游览之作，也有宴饮之作、送别之作等。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是对贾至的和作，同时和作的还有杜甫、岑参。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初唐七言律褥糜，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颔联写出了大唐之盛，可惜开天盛况在乾元年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对开天盛世的向往之情。有时，皇帝会与宰臣们登高望远，为国泰民安而欣喜。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渭水天边映。佳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君臣欢娱，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云：“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2]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明君移凤辇，太子出龙楼。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益鸟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2]当大殿上长出了“灵芝”、天空中飘浮着“瑞气”的时候，他们会热烈欢呼。其《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云：“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2]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2]
如果说以上诗篇依然沿袭着初唐以来同类诗歌的内容，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些诗篇则显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一幅帝城雨中春望图，诗云：“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2]黄生《唐诗摘钞》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尾联的规劝之意符合封建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得到了沈德潜的推崇，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借“天心”传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
此外，在王维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赞圣朝之美”的诗歌。其《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浑灏流转，一气磅礴，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其《从军行》云：“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其《少年行》写咸阳游侠少年们的报国精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等句慷慨激昂；“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等句气宇轩昂。
以上诗歌既有对帝王之都周边环境的描写，也有对大唐声威的张扬；既有对皇帝圣明的歌颂，也有对臣下忠心的剖白。盛唐时代的繁盛空前绝后，王维写作应制诗的才能举世无双。是盛唐时代催生了王维的应制诗，王维的应制诗充分地再现了盛唐之盛，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庄重典雅，气格雄深，高华精警的清庙之歌，它们深刻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皇都的气象，大国的风范，君臣的和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帝王的赤胆忠心。应该说，在所有诗歌中这是让统治者最为赏识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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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上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对朝廷政治失望，对李林甫集团不满，从此不再关心世事，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沉浸山水自然来逃避政治，对抗现实。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去了；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也辞别官场，回到始宁庄园隐居。陶谢此时的行为的确有与统治者分庭抗礼之意。但是，半官半隐的王维不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从来没有决裂之意，即使是对自己不满的宰相李林甫也始终虚与委蛇，不敢与之决裂。在张九龄罢相之后，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云：“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对张九龄表现出真挚的思念。但与此同时，王维又有《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颂扬李林甫，诗云：“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王维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过从甚密，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重酬苑郎中》等诗与之交往。读者或以为《重酬苑郎中》中的“丞相无私断扫门”是对李林甫的讽刺，其实未必，正如陈贻火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不满意不良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亦官亦隐的‘高人’，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3]正因为王维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也由于他长期漂浮在社会上层，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王维走向山水、写作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逃避政治的黑暗。相反，王维山水诗的写作与统治者的热衷庄园山林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是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据《旧唐书·杨师道传》载，贞观年间，侍中杨师道退朝之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赞赏杨师道将朝臣与山野合二为一。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张说《东山记》云：“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唐诗品》云：“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饯别临流，动纾文藻，而感旧瞩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唐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云：“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对幽栖者的林泉生活不胜歆羡。玄宗还有《同二相已下群臣宴乐游园》等写自己与臣下的山林之乐。朝廷大臣们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李颀《裴尹东溪别业》云：“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钱起《宴崔驸马玉山别业》云：“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利用政务之余走向山林，退朝之后休憩山庄，成为在唐代官员中盛行的风气。在他们眼里，山林生活是朝廷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山水诗是宫廷文学的自然延伸。王维很早就周旋在这个圈子里，从一定意义上说，王维山水诗是唐代帝王和权贵生活的记录，王维诗歌再现了上层贵族的林泉之趣。《旧唐书·王维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前面提到的“逍遥谷”等庄园也是王维时常光顾之地，王维集中有许多描写贵族的山林生活的作品。其《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三月的一次集会中，诗人说：“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2]这正是王维所理解的半官半隐。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云：“谒帝俱来下，冠盖盈丘樊。……鸣玉满春山，列筵先朝暾。”这些山水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的富足安适，祥和宁静，折射了盛唐时代高级士大夫阶层悠然闲雅的生活方式。
相较于在他人别业中的盘桓，王维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在写自己的辋川别业。《旧唐书·王维传》云：“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据《陕西通志》载：“(辋川)川口为两山之峡，路甚险狭，过去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沃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绕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等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据王维在《辋川集》中的描写，这里“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不仅与裴迪互相唱和，完成了庄园山水诗的代表作《辋川集》，还画有表现别业一代景色的名作“辋川图”。
王维的山水诗不染有官场的气息，他诗意的栖居在庄园山水中。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其《山居秋暝》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归嵩山作》云：“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其《终南别业》云：“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和自然合二为一，隐逸与山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附庸风雅。在王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从山水中获得了道。半隐是官场生活的一种补充，半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仕宦。王维的一些山水诗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辨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这样的空寂境界远离红尘，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诗人自己超然物外，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且不要说这样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单说此一审美境界，它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才能领会把握，无疑，它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
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其实不仅是王维的五言古诗，王维所有的山水诗中都具有一定的清贵气。正因为王维诗歌再现了统治者阶层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代宗为首的贵族集团欣赏王维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吧。
概之，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这一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从而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参考文献]
[1] 姜建国.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119.
关键词：《欹湖》；“青山”；“山青”；版本
一、王维《欹湖》的版本流传情况
根据《旧唐书・王维传》的相关载记，知右丞诗集之最初本，凡十卷，录其诗文约略四百余篇。然因时代淹远，此本之原貌已难于复睹。目前所见，最接近右丞诗集底本的为宋蜀刻本（简称宋本），王维《欹湖》一诗在此本中之面貌乃是：
哆萧凌极酒，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此诗与如今所见之《欹湖》颇不一致。“哆萧凌极酒”与“吹箫凌极浦”差别甚大。我们认为：“哆萧”、“极酒”当属是传抄之中形成的文字讹误。此句之“哆”当为“吹”之讹误，“酒”乃是“萧”之讹误。至于后两句，“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则注明是“青山”而非“青山”。前文已述，此版为宋蜀刻本，在校勘上具有较高的价值。此本行世之后，洪迈又编成凡计“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各百首”的《万首唐人绝句》（简称绝句本）。《欹湖》一诗在绝句本中，其面貌乃作：
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洪氏此书，素因驳杂见讥，但是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其去唐未远，相较于后世右丞诗集、诗文集者，校勘的价值仍然为高。洪氏将《欹湖》中原因讹误而出现的“哆”改作“吹”、“酒”改作“浦”，功德匪浅。更为重要的则是，洪氏此书收录右丞之《欹湖》诗，后两句仍然与蜀刻本相同，并且此二本均未于“青山”出注，言其“一作某某”。以此可见，有宋一朝，《欹湖》中“青山卷白云”一句，尚未出现异文。
“山青”作为异文出现，最早始自元季。刘须溪曾撰有《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简称元本）。我们翻阅此本，发现右丞《欹湖》于其中乃作：
吹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看，山青卷白云。
较之宋本，此本之《欹湖》出现了两处异文，一是易“首”为“看”，二是以“山青”替“青山”。
明清两季，右丞诗文之刊刻日盛，而其异文亦日多。今考明人所重编之右丞诗文全集、诗集本，主要有明刊《王摩诘集》十卷本（简称明十卷本）、顾起经奇字斋刻本《类笺王右丞诗集》（简称奇字斋本）、凌蒙初刊朱墨二色套印《王右丞诗集》七卷本（简称凌本）、顾可久《唐王右丞诗集注说》（简称顾本）、清赵殿臣注《王右丞集笺注》二十八卷本（简称赵本）、《王维诗》四卷，《全唐诗》本等。
顾起经《类笺王右丞诗集》著录之《欹湖》为：
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可知奇字斋本一如宋本、《绝句》本作“青山”，又因为其并未出注，可知以顾氏看来，《欹湖》并未有异文。再看凌本，翻阅凌本，我们发现，《欹湖》在凌本的著录情况一同与宋本、《绝句》本、奇字斋本，均作“青山”而非“山青”。我们又点检顾可久之《唐王右丞诗集注说》，《欹湖》之“青山”仍在，未见“山青”。
《唐诗品汇》为明人高所选编之唐诗选本，刊刻于明洪武二十六年，是明代较早的一个唐诗选本。在这个选本中，我们发现：“青山”不再，“山青”取而代之。清人赵殿臣的《王右丞集笺注》，是所知最为完整的一个王维诗文注释本。赵本收录之《欹湖》，仍是以“山青”为其嘉选，但是赵殿臣于《欹湖》下标注：“‘山青’。顾可久本作青山。”要之，在其视之，《欹湖》是存有异文的。今人陈铁民先生所撰之《王维集校注》，亦以“山青”为本，替代“青山”，并出注云：“宋蜀本、明十卷本、《全唐诗》等作‘青山’。”由于陈铁民先生是依赵殿臣《王右丞集笺注》为底本，又自谓“凡赵注本正确之处，拙注即继承下来。”所以陈铁民先生对《欹湖》异文的处理方式与赵注本相同，这就不值得奇怪了。
综上，我们对李唐以降，王维《欹湖》的版本差异以图表的方式附列于下：
二、以文学的眼光目之，“青山”亦较“山青”为佳
莫砺锋先生在《青与白――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倾城绝色》一文中提出：“这两种颜色确实是中华民族甚为钟爱的颜色，甚至直接勾勒了我们民族青山绿水的风华，成为我们洁白无瑕人格的象征。”从版本的角度考察，“青山”较“山青”更可信赖，而以文学的眼光目之，“青山”胜于“山青”远矣。《欹湖》为右丞描写送别之作，题材虽不甚新，然以右丞之诗才，却将此描写得舒卷自然、流光溢彩。从右丞本人的创作特点来看，他对“青”、“白”二色是颇为钟爱的。其《答裴迪》有“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山中寄诸弟妹》有“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赠韦穆十八》有“与君青眼客，共有白云心。”《斤竹岭》“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北》有“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别辋川别业》有“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可知于右丞而言，“青”、“白”为其素喜，但是他对于与两色的使用习惯还是自有其特点的。
我们对王维《辋川集》其余诸作进行考察，发现其使用定中结构者，另有七首：
古木馀衰柳
《孟城坳》
青翠荡涟漪
《斤竹岭》
轻舸迎上客
《临湖亭》
秋山敛馀照
《木兰柴》
仄径荫宫槐
《宫槐陌》
翠凤翔文螭
《金屑泉》
杂树映朱栏
《北》
以上所举诗文，分析其结构，皆与“青山卷白云”类似，更值得注目的则是，在这些例子中，右丞全部使用了定中结构，“古木”、“青翠”、“轻舸”、“秋山”、“翠凤”、“杂树”，皆与“青山”之结构完全相同。因之，我们认为，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右丞使用“青山”这一定中结构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使用“山青”这一主谓结构之可能。究其原因，乃是：从语法的角度来看，“青山”之定中结构，在诗歌中多用于静态化的表达，其义素的核心为“山”，侧重传递出一种“以我观物”的审美追求。至于“山青”，则属于主谓结构，诗歌中多用于动态化的表达，其义素的核心是“青”。《欹湖》为右丞书写别离之作，前两句作“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诗人送别故旧，更兼日暮，一片冰心，心神黯然。“湖上一回首”，将离殇收束，荡开笔墨，闪转腾挪之间，回首远眺，斯人远去，唯有青山白云相与为伴。李俊标先生尝言：“摩诘此处回首于挚友，正见其恋恋不舍之情，然下文并未‘接着说’，而是‘断处生’，一语‘青山卷白云’，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青山系恋白云，白云舒卷青山。以此至为悠远高洁之境象衬比友情，正可见士心如水、清澈澄明。”斯论剔透玲珑，深得文心，真可谓妙解右丞者也！若以“山青卷白云”，则诗人的关注点非是青山白云相与系恋，而是山青云白其色爽簦玩其诗意，恐其与“送别”主题不符，已堕第二义谛矣。
“‘青山’一词，宋蜀刻《王摩诘文集》、明刊《王摩诘文集》十卷本、均如此，其他众本作‘山青’，此正可见宋本之优，世以宋本为珍，非仅奇货可居而已。‘青山’正是高远，‘山青’不成意趣。”可谓将“青山”胜于“青山”之处道尽。
三、结语
质言之，通过比对王维《欹湖》一诗的版本流传情况，“青山”较“山青”更接近原本，亦更为可靠；从诗歌鉴赏的角度讲，“青山”更契合诗人心旨，“山青”难成意趣。因之，我们认为：《欹湖》之“青山”较“山青”为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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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建国.《全唐诗》异文说略[J].文献，1995（1）.
关键词：王维；山水诗；冷色调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5（c）-0134-01
色彩构成了万紫千红的世界，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诗词，同样离不开色彩词的运用。王维的诗各体皆佳，尤以山水诗见长，同时他又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画家，诗中时见画意。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常以画家的眼光摹色状物，在诗中采用了大量色彩词，且以冷色调居多，展现出独特的审美倾向。
一、王维诗歌中大量运用冷色调：王维在诗中大量吸收绘画技巧，非常讲究色彩的调配。如“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据统计，王维诗中约有25个颜色词共出现306次，按其出现频率从多到少为：白304次、青55次、黄31次、绿21次、翠21次、红19次、朱12次、丹12次、紫10次、苍11次、碧8次、素5次、赤4次、黑3次、彤3次、银3次、粉3次、黛2次、乌2次、赭1次、缥1次、皂1次、绛1次、皙1次。可以看出，王维对冷色调的偏好极为明显，如“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连天疑黛色，百里遥青冥”等。此类作品呈现出的整幅画面均为幽暗的冷色调。
二、王维诗歌偏爱冷色调的原因：1、生命体验的外露。王维一生创作的近400首诗作演绎了他的生命轨迹，表达了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情感诉求。王维早年游学长安，追求功名。其早期作品如《洛阳女儿行》、《桃源行》等，气魄宏大、色彩鲜艳，表达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后因事获罪被贬，开始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基本的人生态度仍是积极的，其边塞诗气势恢宏，如《使至塞上》、《陇西行》等。安史之乱后王维被迫接受伪职。次年两京收复，他被定罪下狱，虽得到赦免，官复原职乃至步步高升，但官场黑暗的现实使他无意于仕途，常焚香独处，赋诗咏怀，以禅诵为事。早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豪爽之气已被“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冷漠所代替，这时的诗中已充满了冷色调。2、思想文化的体现。纵观唐代诗坛，儒、道、佛三家对诗人影响十分深刻。儒家思想影响表达出一种进取精神，道家思想影响抒展的是瑰丽的想象，佛家思想影响则阐释了人生的颖悟。王维系佛家信徒，其母亲崔氏笃信佛教。王维早年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文化精神。然而受到母亲影响，他对佛禅密宗不断地探讨和思辨使他的佛学造诣达到了相当深度，也使他的诗中充满了禅机和禅趣，诗风渐渐走向枯寂、冷峻。如“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创作主体一步步地退出诗歌境界，隐藏于大自然的青山明月、茂林修竹之中，伴花开花落而起舞，随碧涧红尘而飘荡。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感悟，流之于心田，行之于笔端。佛家的“清凉世界”表现为幽冷的色泽。3、生活环境的反映。王维一生一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几度仕宦不得意，抱负难以施展，虽有隐居之心，却未能像陶渊明一样全然“归田园”，只能寓借山水释怀，淡忘官场的污浊。《辋川集》便是一组反映诗人在蓝田辋川隐居习禅生活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在山水自然中寓托着佛家深奥的哲学理旨。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用淡淡的笔墨勾勒出清幽澄静的环境，这里没有人间纷争，官场倾轧，只有大自然的宁静。又如《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诗中的白石滩不过是辋水上的一处平淡无奇的河滩，而在王维笔下却成为一个晶莹剔透、明净高雅的世界。山间景物在他笔下蓦然黯淡，褪色成了一幅幅潮湿的水墨画。
三、王维诗歌中频用冷色调的意义：1、融合了画意与禅趣。殷《河岳英灵集》指出王维山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足见画意。所谓“诗中有画”，是以诗为主体，吸取画的因素，融入诗境，随之体现出诗中难以具有的美感。“诗以情为主，而画以意为主。以情入景者，诗有境界；以意入画者，画乃超越，这都是诗人画家心灵之活动。情景遇合，于诗于画，其理一也”。王维作为诗人和画家，他兼具这两种创作能力，能将诗情与画意相互渗透，自然融合，从而达到“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言有尽而意无穷”。据画史记载，王维的山水画青绿工整、水墨渲淡，不论色彩浓丽还是轻淡，均可达到“山谷盘郁，云水飞动，意出尘外”的神境。王维之诗同样二美兼善，设色赋形独具匠心，出神入化。正如王维更加偏爱水墨山水一样，其诗也更加倾向于冷色调。冷色调的频繁使用，不仅契合王维的生命体验，展现了空寂幽独的清凉世界，也使他的山水诗成为着壁成绘的写意画，裁构深秀，出韵幽淡，蕴涵空灵阒寂的佛道意趣。2、形成了独特的诗风。王维诗歌特色主要表现在：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表现出一种清幽静穆、缥缈空灵的境界。他善于捕捉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的契合点，从而托物寓情，立象尽意；并善于将色彩、线条、构图等本来属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融汇入诗，展现出生动逼真的画面。王维将绘画与诗歌相互贯通，使情、景、理相互交融，其诗风呈现出澄明清静，自然随化的意境。为了达到这一境界，他选择大量运用冷色调来勾勒画卷，使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艺术空间里，形象与墨色相得益彰，使诗情与画意有机结合，从而创造出更为广阔幽远的艺术天地。
总之，王维的诗作开创了盛唐山水诗歌的新气象。他用色的手段巧妙灵活，达到了收放自如的艺术境界。王维诗中冷色调词的频繁使用不仅提高了语言表达效果，而且真实反映了他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用诗意、画意和禅意，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美。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田馨，女，1984年出生，重庆市人，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诗佛是王维。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2、王维（701－761年，一说699－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画家。
3、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4、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著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存诗400余首。
（来源：文章屋网 ）
一、诗的新使命和王维的最初尝试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唐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儒家思想虽也得到公认，但却没有获得统治性地位，释、道两家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抑或整个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均不亚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偏爱，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并存恰好与之相适应，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谓佛教“下落”趋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分歧问题。前者重“知解”主“顿悟”，后者重“实行”仰“渐修”，也可以说，随着中国化佛教南宗禅地位的确立，“渐修”、以事佛为务的“实行”精神就趋衰微了。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所谓“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组织，自成体系，佛教势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间的佛教理论阐发因闭关于寺庙便行之不远，而生死问题的解决甚或变为迷信，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作为诗文的材料来传达、沟通两种世界的联系。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许多学者和方内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诗僧齐己《戒小师诗》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它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意谓倘“不肯吟诗”“不听经”，又懒于行脚，怎能证悟，何以凭信，将来以何“言谈”面对后来者！白居易也称：“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议论。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从容恣语言，缥渺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题宗上人十韵》）他以诗为“佛事”，其艺术传达亦自认为能“独知师意”。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所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4〕。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chéng＠②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6〕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王维与神会倾心相与，全面交往，宗风、诗风吹拂、鼓荡，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自秉主调，各得助益，南宗禅对于王维诗风形成的影响，具有根本意义。
二、精神的逃逸和“清丽”“旷淡”的诗风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7〕，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
所谓风格，通常是指艺术美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王维诗歌趣高旨远、含蓄蕴藉、气韵悠扬、自然浑成、意境圆融等美的品质，其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大体上是“清丽”、旷淡”。促使这种风格生成的佛禅方面的具体而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灵魂皈依，一直伴随、影响着王维的艺术态度、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二是王维晚岁得与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结缘，使“清丽”、“旷淡”的诗风终得形成。
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王维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想见的，“知朝政之日非，思归隐而未能也”（陈沆《诗比兴笺》）。他依旧在官位上，叹逝流年，以自己的方式苟全着、传达着心中的愠意、恐惧和生存状态：“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在李林甫的“罗钳吉纲”〔8〕之中，诗人避世远祸的心理活动。有人指摘王维天宝年间为叛军所俘，不能“引决”，就死尽忠，是学佛所误：“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误之也”（李绂《序文》）。许多学者看到了释门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才建设了“无生”学说，“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对死亡、异己力量的隐忍、退让、调和的背后是对生活深刻的爱惜，他早已“倦于仕途，厌于奉制”，而所以“沉吟未能去”者，多因“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徊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之“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又慨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似是别无选择。然而，这不过是王维精神、灵魂的逋逃薮，这里的“自在”“自由”属于诗，精神、灵魂对“世累”、“时累”的摆脱，使诗人靠近走进了自然。“飒飒松上雨，潺潺石上流，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望见南山阳，白日霭悠悠，清泉丽已净，绿树郁如浮，曾中厌蒙密，旷然消人忧。”（《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官场的倾轧和赏心的田园之间形成的反差，益发使其钟情、陶醉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第二情人”说之于王维仍觉形容不够。古称“大隐隐朝市，小隐隐薮泽”，“中隐”之于文学创作有其绝妙之处，尤其是诗歌。朝市嚣喧，樊丘冷落，“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9〕。王维深得“亦忙亦闲”的个中三昧，他寄情于山水田园， 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融冶锻打，创造了量多质优的诗歌篇什，铸就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风格，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那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
王维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是其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捩点，这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受神会请托为六祖慧能作碑铭，其中说到“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能禅师碑》）。六祖圆寂后，神会不惜身命，躬行高蹈，于开元二十年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后世学者认为，神会才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建立者，甚至连中国佛教的经典《坛经》也是神会所作。“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博大功勋，永久的影响”〔10〕。慧能，神会教义的主要之点即顿悟，“顿”、“渐”之争是中国佛教生死攸关的大关目，顿悟之说确立，则一切仪式，念经念佛，经典戒律都可视为可废之物，“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卷一），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才成为可能，容或使用了“文字”，那也是诗的别称而已，“不死句下”，“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可以说王维晚岁的诗作均达到了如此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在“动”与“静”捕捉、把握中传送着生命的律动。“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怎不让人诺诺连声！
“无住”和“无念”是南宗禅又一大宗旨，所谓“无住”，即对于空相声色无所住心；“无念”即“不作意”，“所作意住心，取空取静，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pán＠③，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当悟入”（《神会语录》卷一）。王维对南宗禅此项精义的把握亦颇精微，例如《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儿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枝叶的xī＠④sū＠⑤，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南宗禅“自性”真髓的缘故。既已“晚来秋”，则任凭“春芳歇”，调谢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过程。《辛夷坞》对南宗禅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须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王维在《山中示弟》中说：“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色相是空的，就应“以无念为宗”，所谓“无所亲”，即不去亲近什么，实亦无须执着什么，就是所谓“以无住为本”，需要证得自性、正觉，诚如神会所云：“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神会语录》卷一）。苏轼《百步洪》诗云：“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诗诉诸议论，王维坦呈形象，然而，均可作为“无念”、“无住”的诗解。
“定慧”旨趣，亦是南北二宗之争的重要内容。根本之点还在于北宗重实行，而南宗重知解，北宗重在“以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南宗虽称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乃至思想史上绝大的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神会对王维说：“众生本身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指“得定以后发慧”）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卷一）。这不仅给王维一种学理的满足感，那种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文风的革命。从其诗作解析，王维佛学造诣如此精湛，晚岁与南宗禅交结如此深刻，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而又清丽。
三、诗风的熟稔和可能的转向
诚然，王维绝非禅门的传灯人，他首先是诗家，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晚岁的王维因得禅宗之精义，获益良多。这不仅使他痛苦、无安全感的灵魂有所寄植而找到了家园，而且，那种理性的洞彻使其无疑、简洁的宗风责其别开生面。王维诗风于晚年走向了成熟，在那些饮誉当时，传育不衰的诗作里，既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佛禅的术语也不再出现，意境、风格蕴佛门妙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艺术表现上左右逢源，触处成春，艺进于化境，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呈现的那种“时”“空”转移之妙就让人叹为观止，那“一片化机”的语言操持，倘无佛禅对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则很难传达出来。一些作品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泄露出生机盎然的禅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宇宙真如的爱抚，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静中有动，寂中有喧，无“头巾气”，无“狂狷气”，无“富贵气”，无“骄矜气”，由虚一而静，“虚而能纳，静则能照”，得凡宇宙诸相，一动一静，俱是诗人心地的外化，因有生意生机，顿觉那透过深林、透过密叶繁柯，“复照青苔上”的斜阳，不啻有色彩，似也有声息有响动了。
王维晚年对佛禅精到、浑然的把握，诗风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11〕，即或是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也写得清丽动人，无悲惜衰飒之气。它如视野阔大，体悟通玄的《汉江临泛》；心同梵一，包容巨大的“辋川集”、“终南咏”等，无不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这些“蝉蜕尘埃”“与造物相表里”的挥洒，是诗风粲然熟稔的表现。达观禅师尝谓：“盖禅如春也，文字似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12〕。王维学佛习禅务其“精义”，为诗作文务其“了心”，“春在于花”，“花在于春”，等比若一，正是他诗风熟稔的标志。
一个作家的风格从其个体的特异性来考鉴，确如刘勰所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王维诗作的风格是鲜明独特的，是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然而风格的形成到底也受制并得益于时代等外在因素。历来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由于历史判断的递嬗，美学标准的流易而不尽相同，散见的如：“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站在今天的高度审度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佛禅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
王维诗作的优胜处，即在于那种超凡迈世的艺术风范。其艺术态度疏朗旷达，意境氛围清淡天和，语言表达精湛丰丽，拆穿了讲即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佛禅气息。然而，王维作为社会成员，他无计逃脱“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铁律，他是一个社会存在，况且始终是“亦官亦隐”的存在，他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人”所应面对的一切烦恼与愉悦。倘从人的悲剧性着眼，则不是人“具有”烦恼，而是“人即烦恼”，只要不是无机物、植物般的生生灭灭，他就永远不能像它们那样“如其本来”，所谓“诗意地活着”，亦不过是一种阶段性抑或永久性的理想、追求而已，而如此生存状态，崇佛尚禅的王维堪为典型的证明。一个诗人的风格不会是既定不变的，王维主体风格相对熟稔之际，可能转向何处抑或在其成熟期透露了哪些去向的征兆，很值得研究，如前所述，重“实行”和重“知解”是印度禅与中国禅（亦是南北禅宗）的根本判分。公元520年左右，涉流沙，越葱岭， 辗转陆路水路东来中国的菩提达摩曾预言：“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13〕。如此下推二百年，则正是慧能尊立，中国禅完全形成的时期，深得南宗禅“传心”〔14〕要旨的王维，欲“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许多诗作不免诉诸于议论，诸如“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中示弟》），“一施传心法，唯将戒定还”（《同崔兴宗送衡岳瑷公南归》），“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眼界今天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更有意思的是，在其风格完全成熟期的《辋川集》第一首《孟城坳》里，也有不打折扣的“议论”——“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因而，有人看到：“夫《楞伽》、《辋川》，同一造意”〔15〕。相对来看，王维捎带“议论文字”的诗作，为数不多，有的诗虽有些微议论因素，也是诉诸形象的，如《莲花坞》中“弄蒿莫溅水，畏湿红莲衣”，纵是“议论”，因外在形象与心理空间连通起来，反教画面更富诗意，王维诗风到底体现着大唐气象。
中国诗史的下一幕辉煌轮到了宋人，宋诗以新的面目、风格彪炳于世，王维诗风，中经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的接武承绪，又经宋初诸贤的努力，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终于形成新的一代诗风，从苏轼对王维“敛衽无间言”〔16〕的崇拜态度，可见王维诗风对有宋一代的深远影响。
（该文系国家教委“九·五”项目《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1〕东土佛教，一般指中国佛教，但并非全指中国化了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尚处于译述介绍阶段，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主译者，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在中国的传布渗透，仍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解佛”。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创造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僧人，该时期介绍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见轻，本土著作日丰，迨至南宗禅地位的确定，佛教的面目则中国化了。本文所以使用“东土佛教”，即指包括前期、后期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若迳称“中国佛教”，则往往只想到后者。巨赞禅师在《禅宗的思想与风范》一文中称：“自从慧能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余韵到现在还未见衰竭”。王维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形成时期，他与前后期的佛典、人物都有联系，之所以使用“东土佛教”，首先考虑到应与纯粹的印度佛教相区别，同时亦可表述清楚，王维与中国前期禅宗与后期禅宗，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诸关系。
〔2〕〔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陈垣：《佛教能伟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见《陈垣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6〕吕chéng＠②《禅学述原》，见《吕chéng＠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
〔8〕李林甫欲除异己，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shì＠⑥， 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纲”。
〔9〕转引自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12〕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序》。
〔13〕印光禅师：《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4〕神会《显宗记》云：“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
〔15〕彭际清：《题张君度秋山卷》，《二林居集》卷九。
〔16〕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见《苏轼诗集》卷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负上部加四加下复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左边“氵”加右边“徵”的右半部
＠③原字为般加下木
＠④原字为穴加下悉
＠⑤原字为穴加下卒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而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段稻贰F渲械摹拔奚惫勰疃运跋旖仙睢！肮凼兰淇啵槐馈！薄缎烈奈搿芬皇鸵帐醯乇硐至苏庵帧安槐溃挥兰琶稹钡摹拔奚膘怼R虼耍胨嫡舛资岸林硎懒酵蚰罹慵拧保瞧挠屑氐摹?BR>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关键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正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
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
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
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pán＠①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pán＠①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三
究竟怎样解释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之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猓⒃鹗谔又性剩运男牧榈拇蚧魇蔷薮蟮摹I畹缆返目部朗顾苑鸾滩伺ê竦男巳ぁ？杉跷欧鹬饕且蛳质刀俪傻模灰部梢运担欧鹗撬韵质档囊恢治蘅赡魏蔚慕馔选K皇墙栌梅鸾痰摹翱铡崩砝磁徘灿敲疲灰欢ㄍ耆嘈乓磺薪钥盏姆鸾探桃濉K谴幼约旱男枰龇⒗醇橙》鹧枷氲摹U庋榷韵质挡宦辉竿骱衔郏植桓矣胄岸褡鞫氛笸甲咭莸牡缆罚欢植荒芟筇赵髂茄戮鲂挠胪持谓准冻沟拙隽眩枷肷系拿苁票胤从车绞璐醋髦欣础?BR>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王维不仅仅只是一个佛教徒，他还是一个儒教和道教徒。儒道两家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更为深刻。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以及大量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情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6〕。以这样的观点来估价王维是较为恰当的。早年，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7〕。尽管他马上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刮冶菊妗钡牧硪恢志辰纾庵炙枷刖妥匀坏胤从车搅怂氖璐醋髦小?BR>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我们知道，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人生是作者认为理想的人生，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形象化。这些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怎样抛弃自“我”呢？庄子认为：要“吾丧我”，就必须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些思想来诠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括上面用佛理分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诠释更为合理些。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沟通，“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如今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注重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修身，都要求“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一样，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面考察王维的山水诗，似乎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挠湓弥椤?BR>闻一多、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观点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要求“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由于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宛若天成！这样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主张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这样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也许还要多些罢？”〔13〕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总之，个人认为，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尤以道家为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生活中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甚至可以说，他的奉佛仅是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只有这样去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王维的诗歌，才能很好地回答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才不会偏激于一端，作出牵强附会的诠释。
注释：
〔1〕苑咸《酬王维序》。
〔2〕《说诗日平语》卷下。
〔3〕大约只有十来首，典型的有《酬黎居士淅师作》，《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渴操禅师》等等。
〔4〕《诗薮》内篇卷六
〔5〕见《忙经》
〔6〕《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7〕《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8〕陈允吉《佛教唐音辨思录》
〔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10〕见王维《过太已观贡生房》。
〔11〕陆西星《南华经副墨·大宗师》。
〔12〕见《道德经》和《坐忘记·泰定》。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一、诗的新使命和王维的最初尝试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唐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儒家思想虽也得到公认，但却没有获得统治性地位，释、道两家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抑或整个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均不亚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偏爱，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并存恰好与之相适应，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谓佛教“下落”趋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分歧问题。前者重“知解”主“顿悟”，后者重“实行”仰“渐修”，也可以说，随着中国化佛教南宗禅地位的确立，“渐修”、以事佛为务的“实行”精神就趋衰微了。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所谓“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组织，自成体系，佛教势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间的佛教理论阐发因闭关于寺庙便行之不远，而生死问题的解决甚或变为迷信，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作为诗文的材料来传达、沟通两种世界的联系。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许多学者和方内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诗僧齐己《戒小师诗》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它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意谓倘“不肯吟诗”“不听经”，又懒于行脚，怎能证悟，何以凭信，将来以何“言谈”面对后来者！白居易也称：“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议论。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从容恣语言，缥渺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题宗上人十韵》）他以诗为“佛事”，其艺术传达亦自认为能“独知师意”。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所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4〕。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chéng＠②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6〕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王维与神会倾心相与，全面交往，宗?纭⑹绱捣鳌⒐牡矗抑杏心悖阒杏形遥员鞯鳎鞯弥妫献陟杂谕跷缧纬傻挠跋欤哂懈疽庖濉?BR>
二、精神的逃逸和“清丽”“旷淡”的诗风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7〕，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
所谓风格，通常是指艺术美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王维诗歌趣高旨远、含蓄蕴藉、气韵悠扬、自然浑成、意境圆融等美的品质，其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大体上是“清丽”、旷淡”。促使这种风格生成的佛禅方面的具体而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灵魂皈依，一直伴随、影响着王维的艺术态度、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二是王维晚岁得与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结缘，使“清丽”、“旷淡”的诗风终得形成。
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王维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想见的，“知朝政之日非，思归隐而未能也”（陈沆《诗比兴笺》）。他依旧在官位上，叹逝流年，以自己的方式苟全着、传达着心中的愠意、恐惧和生存状态：“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在李林甫的“罗钳吉纲”〔8〕之中，诗人避世远祸的心理活动。有人指摘王维天宝年间为叛军所俘，不能“引决”，就死尽忠，是学佛所误：“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误之也”（李绂《序文》）。许多学者看到了释门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才建设了“无生”学说，“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对死?觥⒁旒毫α康囊獭⑼巳谩⒌骱偷谋澈笫嵌陨钌羁痰陌В缫选熬胗谑送荆嵊诜钪啤保浴俺烈魑茨苋ァ闭撸嘁颉笆栏儆の夜剩∶萌粘こ桑值芪从腥ⅲ移堵患缺。⑿罘怯兴兀富灿芊桑仵楦聪喙恕！保ā杜既蛔髁住菲淙┦搜岫袷送局叭饲榉菜撇ɡ健保ā蹲镁朴肱岬稀罚挚尽叭松感砩诵氖拢幌蚩彰藕未ο保ā短景追ⅰ罚剖潜鹞扪瘛H欢獠还峭跷瘛⒘榛甑腻吞愚矗饫锏摹白栽凇薄白杂伞笔粲谑瘛⒘榛甓浴笆览邸薄ⅰ笆崩邸钡陌谕眩故丝拷呓俗匀弧！办缮嫌辏狭鳎惭陨钕铮ばジ呱酵罚仙窖簦兹睁坝朴疲迦鲆丫唬淌饔羧绺。醒崦擅埽跞幌擞恰！保ā蹲源笊⒁酝盍置苤耥愕琅糖奈迨镏粱婆A爰苹ùā罚靶械剿畲Γ丛破鹗保既恢盗舟牛感ξ藁蛊凇保ā吨漳媳鹨怠罚9俪〉那阍蜕托牡奶镌爸湫纬傻姆床睿娣⑹蛊渲忧椤⑻兆碛诖笞匀恢校笞匀弧暗诙槿恕彼抵谕跷跃跣稳莶还弧9懦啤按笠校∫丛蟆保爸幸敝谖难Т醋饔衅渚钪Γ绕涫鞘琛3邢鹄渎洌安蝗缱髦幸诹羲竟佟K瞥龈此拼Γ敲σ喾窍小薄?〕。王维深得“亦忙亦闲”的个中三昧，?那橛谏剿镌埃?nbsp;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融冶锻打，创造了量多质优的诗歌篇什，铸就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风格，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那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
王维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是其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捩点，这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受神会请托为六祖慧能作碑铭，其中说到“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能禅师碑》）。六祖圆寂后，神会不惜身命，躬行高蹈，于开元二十年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后世学者认为，神会才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建立者，甚至连中国佛教的经典《坛经》也是神会所作。“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博大功勋，永久的影响”〔10〕。慧能，神会教义的主要之点即顿悟，“顿”、“渐”之争是中国佛教生死攸关的大关目，顿悟之说确立，则一切仪式，念经念佛，经典戒律都可视为可废之物，“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卷一），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才成为可能，容或使用了“文字”，那也是诗的别称而已，“不死句下”，“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可以说王维晚岁的诗作均达到了如此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在“动”与“静”捕捉、把握中传送着生命的律动。“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怎不让人诺诺连声！
“无住”和“无念”是南宗禅又一大宗旨，所谓“无住”，即对于空相声色无所住心；“无念”即“不作意”，“所作意住心，取空取静，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pán＠③，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当悟入”（《神会语录》卷一）。王维对南宗禅此项精义的把握亦颇精微，例如《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儿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枝叶的xī＠④sū＠⑤，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南宗禅“自性”真髓的缘故。既已“晚来秋”，则任凭“春芳歇”，调谢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过程。《辛夷坞》对南宗禅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须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王维在《山中示弟》中说：“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色相是空的，就应“以无念为宗”，所谓“无所亲”，即不去亲近什么，实亦无须执着什么，就是所谓“以无住为本”，需要证得自性、正觉，诚如神会所云：“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神会语录》卷一）。苏轼《百步洪》诗云：“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诗诉诸议论，王维坦呈形象，然而，均可作为“无念”、“无住”的诗解。
“定慧”旨趣，亦是南北二宗之争的重要内容。根本之点还在于北宗重实行，而南宗重知解，北宗重在“以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南宗虽称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乃至思想史上绝大的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神会对王维说：“众生本身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指“得定以后发慧”）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卷一）。这不仅给王维一种学理的满足感，那种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文风的革命。从其诗作解析，王维佛学造诣如此精湛，晚岁与南宗禅交结如此深刻，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而又清丽。
三、诗风的熟稔和可能的转向
诚然，王维绝非禅门的传灯人，他首先是诗家，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晚岁的王维因得禅宗之精义，获益良多。这不仅使他痛苦、无安全感的灵魂有所寄植而找到了家园，而且，那种理性的洞彻使其无疑、简洁的宗风责其别开生面。王维诗风于晚年走向了成熟，在那些饮誉当时，传育不衰的诗作里，既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佛禅的术语也不再出现，意境、风格蕴佛门妙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艺术表现上左右逢源，触处成春，艺进于化境，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呈现的那种“时”“空”转移之妙就让人叹为观止，那“一片化机”的语言操持，倘无佛禅对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则很难传达出来。一些作品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泄露出生机盎然的禅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宇宙真如的，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静中有动，寂中有喧，无“头巾气”，无“狂狷气”，无“富贵气”，无“骄矜气”，由虚一而静，“虚而能纳，静则能照”，得凡宇宙诸相，一动一静，俱是诗人心地的外化，因有生意生机，顿觉那透过深林、透过密叶繁柯，“复照青苔上”的斜阳，不啻有色彩，似也有声息有响动了。
王维晚年对佛禅精到、浑然的把握，诗风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11〕，即或是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也写得清丽动人，无悲惜衰飒之气。它如视野阔大，体悟通玄的《汉江临泛》；心同梵一，包容巨大的“辋川集”、“终南咏”等，无不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这些“蝉蜕尘埃”“与造物相表里”的挥洒，是诗风粲然熟稔的表现。达观禅师尝谓：“盖禅如春也，文字似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12〕。王维学佛习禅务其“精义”，为诗作文务其“了心”，“春在于花”，“花在于春”，等比若一，正是他诗风熟稔的标志。
一个作家的风格从其个体的特异性来考鉴，确如刘勰所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王维诗作的风格是鲜明独特的，是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然而风格的形成到底也受制并得益于时代等外在因素。历来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由于历史判断的递嬗，美学标准的流易而不尽相同，散见的如：“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站在今天的高度审度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佛禅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
王维诗作的优胜处，即在于那种超凡迈世的艺术风范。其艺术态度疏朗旷达，意境氛围清淡天和，语言表达精湛丰丽，拆穿了讲即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佛禅气息。然而，王维作为社会成员，他无计逃脱“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铁律，他是一个社会存在，况且始终是“亦官亦隐”的存在，他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人”所应面对的一切烦恼与愉悦。倘从人的悲剧性着眼，则不是人“具有”烦恼，而是“人即烦恼”，只要不是无机物、植物般的生生灭灭，他就永远不能像它们那样“如其本来”，所谓“诗意地活着”，亦不过是一种阶段性抑或永久性的理想、追求而已，而如此生存状态，崇佛尚禅的王维堪为典型的证明。一个诗人的风格不会是既定不变的，王维主体风格相对熟稔之际，可能转向何处抑或在其成熟期透露了哪些去向的征兆，很值得研究，如前所述，重“实行”和重“知解”是印度禅与中国禅（亦是南北禅宗）的根本判分。公元520年左右，涉流沙，越葱岭，辗转陆路水路东来中国的菩提达摩曾预言：“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13〕。如此下推二百年，则正是慧能尊立，中国禅完全形成的时期，深得南宗禅“传心”〔14〕要旨的王维，欲“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保矶嗍鞑幻馑咧钣谝槁郏钊纭澳э道粒野苍芷丁保ā渡街惺镜堋罚耙皇姆ǎń涠ɑ埂保ā锻扌俗谒秃庠黎ü瞎椤罚拔抻幸环ㄕ妫抻幸环ü浮保ā逗邮课圆∫琶滓蛟罚把劢缃裉烊荆目瞻部擅浴保ā肚嗔玛急谏先诵衷杭罚8幸馑嫉氖牵谄浞绺裢耆墒炱诘摹堕返谝皇住睹铣芹辍防铮灿胁淮蛘劭鄣摹耙槁邸薄袄凑吒次毡羧擞小薄R蚨腥丝吹剑骸胺颉独阗ぁ贰ⅰ堕ā罚辉煲狻薄?5〕。相对来看，王维捎带“议论文字”的诗作，为数不多，有的诗虽有些微议论因素，也是诉诸形象的，如《莲花坞》中“弄蒿莫溅水，畏湿红莲衣”，纵是“议论”，因外在形象与心理空间连通起来，反教画面更富诗意，王维诗风到底体现着大唐气象。
中国诗史的下一幕辉煌轮到了宋人，宋诗以新的面目、风格彪炳于世，王维诗风，中经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的接武承绪，又经宋初诸贤的努力，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终于形成新的一代诗风，从苏轼对王维“敛衽无间言”〔16〕的崇拜态度，可见王维诗风对有宋一代的深远影响。
〔1〕东土佛教，一般指中国佛教，但并非全指中国化了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尚处于译述介绍阶段，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主译者，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在中国的传布渗透，仍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解佛”。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创造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僧人，该时期介绍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见轻，本土著作日丰，迨至南宗禅地位的确定，佛教的面目则中国化了。本文所以使用“东土佛教”，即指包括前期、后期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若迳称“中国佛教”，则往往只想到后者。巨赞禅师在《禅宗的思想与风范》一文中称：“自从慧能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余韵到现在还未见衰竭”。王维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形成时期，他与前后期的佛典、人物都有联系，之所以使用“东土佛教”，首先考虑到应与纯粹的印度佛教相区别，同时亦可表述清楚，王维与中国前期禅宗与后期禅宗，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诸关系。
〔2〕〔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陈垣：《佛教能伟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见《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6〕吕chéng＠②《禅学述原》，见《吕chéng＠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
〔8〕李林甫欲除异己，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shì＠⑥，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纲”。
〔9〕转引自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12〕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序》。
〔13〕印光禅师：《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4〕神会《显宗记》云：“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
关键词：禅宗佛教美学审美体验审象于静心诗画意境山水论
王维，字摩诘，《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王维的画，至今已无传世，虽然无法直接了解他的画作的面貌，但我们可以从他流传下来的画论和诗作中，来探究他画中的禅意。
一、王维的画中禅宗思想的成因
王维的画论中清幽绝俗的意境，与他一生所追求的“湛然常寂”是相辅相成的。王维幼随母亲习佛经，常年素食，清心寡欲，晚年隐居蓝田辋川别墅，“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王维性情，在恬淡平和中又有重情的一面，中年丧妻后终生未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岑寂的独身生活也使他的意志多少消沉了一些，唯有到山林泉水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在孤独与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苏轼说：“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于是有人便将“诗中有画”看作王维山水画的一个特点。其实，王维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誉的诗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昧，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按照禅宗“顿悟成佛”“彻悟即佛”的说法，王维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诗中之佛”。而作为画家的王维，在自己的画论中很讲究“意在笔先”，其画作的审美指向和意境，自然也是充满禅意的了。
王维的前期是在官场中度过的，但随着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上台，杨国忠专权……他在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森严顽固的封建秩序相抗衡，退隐之心日增。禅宗在理性上并不主张反叛，在感性上也并不真正主张放纵，而主张“净心”“觉悟”，它所昭示的不触动现存秩序的自由精神与士大夫尚存的本能的自由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合拍的。王维同样把现实世界中所无法满足的，遁入到艺术创造与审美的虚境中去弥补。于是，他的山水画便很自然地融入“禅法”，运用直觉、暗示、联想、顿悟、感应等手段来营造了自然、清幽、静谧、肃穆的诗意境界。
二、王维禅宗思想与王维的山水画论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激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王维的“以寂为乐”“知悟胜事”是与禅观修习法门联系在一起的。在佛家而言，“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空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由此出发，禅宗认为，若要明心见性，体认自己性空之本体，必须“即事而真”，即通过内在之心性与外在之物境的契合交彻而获得一种对于“空”的“证悟”，这种“证悟”即是解脱，即是涅磐境界。
从王维的《山水论》和《山水决》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讲究画作中蕴涵淡泊态度与豁达的禅宗精神，是宗教与审美的自然融合。
其实这种禅宗的思想，在王维的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他是开创“诗情画意”的画家，他的诗歌对于他绘画理念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个人素质对于个人的画作影响是深远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来看看他的诗作中的禅宗画境：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辛夷坞》一诗艺术地表现了“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这种同样无生无灭的禅理，也包含在了他的山水画理念中。
三、王维画里的禅宗世界
王维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他学过李思训“浓烈沉稳，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又学过“一日画毕嘉陵江三百里”的吴道子，遂集二人之法，形成劲爽又柔美、随意又自然的线条。王维是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无论作画还是吟诗，多山林小景，田园风光，清风明月，自然平淡，从中传递出的诗意禅境，实为空寂无声的静观之态，而其平远的构图，也最宜表达平和清疏的意境。沉静的田园意趣，远离尘世的风景，有清新脱俗之感；渔人村民的生活，山居秋暝的野趣，多悠闲清雅之风。历代文人把他奉为文人画之祖，很真切地说明了王维的思想和风格是他们的骄傲。
在王维的水墨画理论中，很强调“自然”两字，自然中取情境，自然中取乐趣，心中之意也是自然，王维的意境就是为自然而生的。的确，他不是写实派，却强烈地具有自然之美。水墨作画，抓住的是精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物象。同样一座山，用几笔勾勒出它的神韵，中间适当留下大量空白，效果大于吃力地去画一草一木，同样的秋天景色，展示出“雁鸿秋水，芦岛沙汀”（《山水论》），把真实的物体藏于意境中，远过于低级地模仿一个写实的存在。
王维的画作同时也是禅宗世界的展示：谈笑、歌吟、山水、笛声……然后以颜色和线条构成了画的内容。仿佛王维在说，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临风听蝉、月下弹琴、雨中观槿。于是，我们可以肯定，王维的绘画，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雄伟，还是小桥流水的恬静，在他笔下，总是被赋予了一种禅意。这种禅意的表现并不是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一种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意境。
参考文献:
[1]鸠摩罗什.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译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3]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一
境这个词出现很早，最初是疆域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下》说，“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几乎同时，境又用于指某种精神心态，《庄子·逍遥游》说，“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后来境又指某种所处地方，陶渊明《饮酒》诗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1](p89)境界一词出现稍晚。最初也是指地域疆界。东汉班昭《东征赋》说，“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2](p366)后来的佛教经籍中也有境界一词，大致是指精神心智的活动范围或向往区域。如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说，“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3](p2)北魏菩提留支译《入楞伽经》说，“妄觉非境界”[4](p87)。北魏昙摩流支译有《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5]，梁僧伽婆罗等译有《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5]。宋僧道原《景德传灯录》说，“问：若为得证法身？师曰：越卢之境界。”[6](p22)一般言谈中，境界也有佛教这种用法。
南朝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两次用了“境”这个词。《诠赋》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7](p134)这“境”指文体境域。《论说》说，“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wěi＠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7](p327)这境指佛学超凡脱俗的境界。
唐王昌龄在其《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8](p38-39)王昌龄对诗之境作了重要的划分，并认为境与象有关，故有“境象”之说。
刘勰、王昌龄没有提到境界，他们（特别是王昌龄）关于境的看法却是后来的基本观念。下面分别讨论境、境界和意境。
二
先说境。境主要指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王昌龄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偏于形似，情境偏于表情，意境偏于意蕴。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境尤多。他认为，文学作品中，“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为多，然未尝不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9](p191)“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7](p192)从王国维举出的作品例证来看，这“有我之境”，相当于王昌龄所说的情境；“无我之境”，相当于王昌龄所说的意境。换一角度，王国维认为又有所谓“写境”、“造境”两大类，当然二者之间有联系。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9](p191)
古代又往往联系创作来谈境。首先，境是自然境地，人生境地，是文学描写的对象。王昌龄说，有“泉石云峰之境”，“处身于境”。皎然说，“诗情缘境发”。（《五言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峙宿＠②上人房论涅pán＠③经义》）[10](p781)元代杨载说，“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诗法家数》）[11](p735)明祝允明说，“身与事接而境生。”（《送蔡子华还关中序》）[12](p99)董其昌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画禅室随笔·评诗》）[12](p148)晚清况周颐说，“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也。”[13](p4-5)
其次，境又是作者构思时的心中之境。这是自然、人生之境触发作者心灵后的结果。王昌龄说，“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皎然《诗式》讲“取境”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14](p53)“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14](p30)。特别是这种心中之境交融着作者主观之意。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以诗为例说，“或先境而后入意，或入意而后境。古诗‘路远喜行尽，家贫愁到时’，‘家贫’是境，‘愁到’是‘意’；又诗‘残月生秋水，悲风惨古台’，‘月’‘台’是境，‘生’‘惨’是意。”[8](p68)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古人用意深微。”[15](p174)北宋后期，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意与境会，言中其节”[11](p421)。
第三，创作出来的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造诣也叫境。殷fán＠④评说，“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卷上）[16](p58)高仲武评李嘉yòu＠⑤诗说，“使许询更出，孙绰复生，穷极笔力，未到此境。”《中兴间气集》卷上）[16](p271)不易分辨的是，有时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兼而指之。高仲武说，李季兰《寄校书七兄》诗中句，“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中兴间气集》卷下）[16](p292)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说：“上人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古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17](p185)这都很难确切说仅指哪一方面。
另外，境又有指文体境域的。刘勰早就说到，赋“与诗画境”。袁枚说，“诗境最宽。”[32](p88)也是指文体境域。
三
境界一词出现于文论中大约在南宋时期。李涂《文章精义》说，“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庄子》寓言之类，是空境界文字；灵均《九歌》之类，是鬼境界文字；子瞻《大悲阁记》之类，是佛境界文字；《上清宫辞》之类，是仙境界文字。”[19](p66-67)吴子良《吴氏诗话》评叶适诗说，“至于‘因上苕yáo＠⑥览吴越，遂从开辟数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象无穷极，则惟子美能之。”[20](p4)这都是指文学作品所写出的境地。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张正见《赋得秋河曙耿耿》‘天河横秋水，星桥转夜流’，唐人无此境界。”[21](p1409)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真傀儡》说，“境界妙，意致妙，词曲更妙。正恨元人不见此曲耳。”[22](p143)评《乔断鬼》说，“本寻常境界，而能宛然逼真。”[22](p147)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说该剧“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然而来，倏忽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23](p762)叶燮《原诗》说，杜甫诗“《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晨钟云外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24](p586) 这也都是指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对境界有重要论述。这首先仍是指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9](p191)境界不局限于词，他明确说，“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作者，可无大误也。”[9](p219)“沧浪之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9](p194)他把境界作为文学的审美理想。关于境界，王国维有大小之分，他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风鸣马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9](p193)但是，王国维所谓境界，主要讲景和情两方面。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9](p193)大约偏于景的，是所谓“无我之境”；偏于情的，是所谓“有我之境”。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9](p193)这种“真”是可以检验的，即能否让人具体感受到。他说，“大家之作，其写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9](p219)由此，王国维特别提出以所谓“隔与不隔之别”为依据判断是否有境界。他联系具体作品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9](p212)“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 ！<，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9](p211)
境界有时又是指某一文体的境域。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说，“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拓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取境，异事同功。”[25](p226)叶燮《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24](p570)袁枚《随园诗话》说，“自格律严而境界狭，议论多而性格漓矣。”（卷十六）[18](p555)
所谓境界，不限于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人生也有种种境界，或说种种境地。他以古人词句为喻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9](p203)王国维认为，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在于他能把常人习见身处之境地，转化为心中诗的境界，或说诗的某种境地，然后写出来。王国维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26](p425)况周颐将境界用于作者创作时的境地，他说，“填词要天资，要学历。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13](p4)
从上面对境和境界的辨析中可见，二者大致可以等同；其中王国维所论境、境界，含义极为接近。
四
意境这一概念最早由王昌龄明确提出。什么是意境？意境与境是什么关系？古代认为，意境是境之一种，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境地，但又不是一般的境地，是有意蕴的境地。
境与象有关，王昌龄有“境象”之说，意境更不能离开形象。意境是生发于、超越于文学作品的具体形象的。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记》）[17](p229)司空图认为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17](p351)都是指意境。
尤其是，意境是有意蕴的境地。这是古代所特别强调的。王昌龄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就浓缩了这一基本内涵。司空图说，“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与王驾评诗书》）[17](p350)司空图主张要有“味外之旨”，认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17](p348)可见意境的意蕴往往是模糊的、含蓄的，有时会给人悠远的感觉。这也就是严羽所说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7](p26)明代人讲清远，这清远就与意境有关。“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仄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28](p430)清代王士祯之所谓“神韵”，也类似于意境。清代人又讲幽，吴雷发说，“诗境贵幽，意贵闲冷。”[24](p901)况周颐论词重幽，他说，“潘紫严词，余最喜其《南乡子》一阕，……歇拍尤意境幽瑟。”[13](p136)“审斋词《好事尽和李清宇》云，‘归晚楚天不夜，抹墙腰横月。’只‘抹’字，便得冷静幽瑟之趣。”[13](p153)这幽也即是意境之远。况周颐论词又讲深静，他说，“词境以深静为至。韩持国《胡捣练令》过拍云‘燕子渐归春悄，帘＠⑦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13](p24)“清远”、“远”、“幽”、“深静”都是对意境意蕴特点的描述。
意境之意，虽不易把握，但仍可以让人感觉到大概与人生有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说到意境后，引到自己的一些诗，很可以帮助我们对意境之意的理解。他说：
愚幼常自负，既久而愈觉缺然。然得于早春，则有“草侵沙短，冰轻著雨销”；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原注：“上句云：‘隔谷见鸡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⑧”。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衔人”。得于江南，则有“戌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又“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得于塞下，则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得于丧乱，则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又“鲸鲵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于道宫，则有“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得于夏景，则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得于佛寺，则有“松日明金象，苔龛响木鱼”；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得干郊园，则有“远陂春旱渗，犹有水禽飞”，（原注：“上句‘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得于惬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17](p348-349)
这些诗，司空图认为“皆不拘于一概也”，但“庶几不滨于浅涸”，每有人生意蕴，或以写自然山水见人生。这正是历来意境之作的共同特点。强调意境之意乃人生之意，非常重要。晚清陈廷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论词经常用意境一词，其意多关国家社稷。他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29](p20)王沂孙词，“品味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29](p40)《咏蝉》词“意境虽深，然所指却了然在目。”[29](p44)蒋士铨“铜弦词，惟《浮香舍小饮》四章，《廿八岁初度》两章，为全集最完善之作。虽不免于叫嚣，精神却团聚，意境又极沉痛，可以步武板桥。”[29](p96)这就与意境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了。
前面已经说到，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其实就是意境。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不要把“无我之境”理解为没有主观色彩，只是这种色彩比较淡罢了。之所以感到是无我，在于它很含蓄，很模糊、很悠远。王国维谈到姜夔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9](p212)这也是把握到了意境含蓄悠远的特点的。但是，王国维有时所论意境并非意蕴之境，而是他那个颇为宽泛的包括类似于王昌龄所谓“情境”的“写真感情者”，亦即所谓“有我之境”的境界。他曾托名山阴樊志厚在其《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 。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9](p256)意思有些含混，这大致还是他《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评元杂剧说，“元剧之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敝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30](p106)这清楚明确地表明所论意境即是他所说的境界。
意境一词，在其运用上，早于王匡维就有许多与一般意义上的境、境界相等同的情况，而非其意蕴之境的本来含义。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唾红》说，“匠心创词，能就寻常意境，层层掀翻，如一波未平，一波复起。”[22](p44)清代汪师韩《诗学纂闻》说：“尝侍茶江彭先生于东园，中秋对月，先生举许丁卯七律示余，……曰：此诗意境似平，格律实细。”[24](p464)朱庭珍《筱园诗话》说：蒋心余“诗才力沉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学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垒，故能自开生面，卓然成家。”[31](p2368)刘熙载《艺概》说：“乐府声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须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32](p75)张之洞说，“诗文一道，各有面目，各有意境。”[33](p291)所谓意境，显然都是一般境界的意思。康有为论诗界革命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宜》）[34](p188)这意境大致是指诗的境域。如果只要看到有意境一词，就认为是意蕴之境，是不便于讨论的。
总之，意境只是境之一种，乃是人生意蕴之境。意境只在作品；而境、境界可言及作品之外，甚至文学之外。
收稿日期：200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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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危加页
＠②原字易加攵
＠③原字般下加木
＠④原字王加番
＠⑤原字礻加右
＠⑥原字山加尧
＠⑦原字巾加莫
【关键词】王维；陶渊明；审美意趣
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人之所以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东西需要我们取舍，以此来发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王维与陶渊明的诗歌中有大量描写山水田园风光的作品，观二人诗作，颇有相似之处，尤以“田园模式”为最，但王维“善于将陶诗的典型意象吸收到自己的田园生活中去，没有满足于对陶诗意象的综合和模仿” [1]。可以说，从“采菊东篱”到“行到水穷”正是审美意趣不同的集中体现。
一、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上说
（一）生活之理与禅修之趣
陶渊明善将日常生活诗化，在平凡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醇的诗味。《拟挽歌辞》（其三）写亲友为自己送葬之事，用“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表现人皆有死，不必过分执着，最后以理句作结，统摄全诗。当然，陶诗之理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亲身体验到的丰富的生活情趣。此外，陶诗还蕴含着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认识，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等诗句皆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王维素有“诗佛”的雅称，“诗人的禅悟常常把精神境界升华了，使人的认识得到了飞跃，同时也使他所描写的客观景物给人以更高层次的美感。” [2]说到禅趣，摩诘诗中最为直接的是对禅宗“空”的表现，如“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几句中都用了“空”字，给人以超尘脱俗的感觉。此外，摩诘山水诗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自然意象与禅意的浑然交融。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山中一夜雨，树柯百重泉”，“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等诗句，从中看出，摩诘诗已经达到了自然意象和禅意的浑然融合，自然意象中渗透着无尽的禅意，禅意又不脱离自然意象而突兀存在的境界。
（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周振甫说举此“采菊东篱”之例来诠释无人之境是不易被理解的――“‘采菊’‘见南山’，明明有个‘我’在，是诗人在采在见，说成‘无我之境’，所以说不易理解” [3]159。陶渊明在处理主、客体关系的时候，并未完全达到物我交融的合一的境界，而是通过物我交流，获得自适自得的心境，其中，物还是物，我还是我。另外，陶渊明的诗歌中有大量的“我”、“余”、“吾”等指代“作者”的字的出现，比如“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等等，可以看出其中的“我”在发一己之情思，抒一己之情怀。
王维的山水诗，往往只见景物不见人，诗人已和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达到无“我”之境界。王维基于对禅境佛理的追求，在自然的静默观照中忘却了自我形相的存在，只有一点灵性，深深浸入到造化的核心。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春池深且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在这里诗人的一切外在形相都已经净化了，只升华出一种本体的“性”而与大自然的“性”契合为一。王维的山水诗，表面上似乎看不见诗人的存在了，一切都只是物象本身生生不息的运动和活力，但诗人的心性却默默地融化在这些物象里面，达到了一种“思与境偕”的境界。
二、从审美主体的主体倾向来说
（一）对出仕的态度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少年时代的他意气慷慨，也想有所作为，但光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所凭藉，在朝廷上掌握实权，或在地方上掌握实权才行。29岁陶渊明做江州祭酒，从反映他当时心情的《饮酒》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当时对出仕矛盾的态度，古时称三十而立，那时他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家累重了，做官是为了救穷，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辞彭泽令，决心归耕，不再做官。其实归耕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隐居，也结交功名之士，和贵人交往。“在朝和在野是决然不同的” [3]130，他居山林不图以名声作为出仕的资本。归耕与做官的分离，在陶渊明那里演变成为出世与入世的决裂。
和陶渊明不同的是，王维的隐逸绝不是陶渊明式的看透官场的黑暗而回归田园之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远离尘世而与鸟兽为群的隐。唐代国力强盛，为士人们展开了宽阔的人生道路，在这样的时代中，文人的精神生活和进取方式丰富多彩，隐与仕不再像以往那样成为矛盾的双方，王维的隐逸就集中体现了盛唐文化的隐逸观念。以隐居终南山为例，终南山因为靠近长安，吸引着仕途不得意而盼望着援引提拔做官的士人的到来，因而被称为“终南捷径”。王维隐居终南，也是想在此寻找机会引起朝廷重视而被提拔重用。从他此阶段所作的政治诗、乐府诗，都可看出他这次隐居表面上是一个隐者，而实际上是在积极地猎取功名。
（二）对意象的选择
陶渊明歌咏农村，独创了田园诗，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古今论陶，统归平淡”，诗人多用白描手法，很少夸张，也很少运用奇特的想象和华丽的词藻。他的诗虽平淡却不浅薄，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读来浑厚有味，意境深远。村舍、锄头、豆苗、桑麻，这些农村中极常见的东西，一经诗人的笔触，就会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感觉。如《归园田居》其五中“山涧清且浅，可以灌我足，浇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描写的不过是极平常的山涧、鸡和荆条，但在诗人笔下，却显示出了独到的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之情，诗人生活的简朴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这样清新的环境与那浑浊腐败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品蕴含之情也不言自喻。
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现出盛唐的气象，成为典型的盛唐之音。他的诗歌通过描写帝城的雄伟、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彰显盛唐气象，如朝省应制之作《莲花坞》写道：“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诗中的采莲人――一群姑娘，她们采摘莲蓬，行舟时生怕篙儿溅起水珠打湿了红莲花，生动地展现了女子对莲花的珍爱与怜惜，同时也表明她们热爱平常生活、珍惜美好事物的情操。从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图景，她们以采莲为乐，生活无忧无虑，让人品味到大唐之盛世。
从陶渊明到王维，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仅仅是生活态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审美意趣的变化。
【参考文献】
[1]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237.
[2]余恕诚.唐诗风貌[M].北京：中华书局，2010：128.
[3]周振甫.陶渊明和他的诗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汉族，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其墓在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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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中有画;禅意;自然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最突出的特点有两点：一是诗中有画，一是富有禅意，今就其两大特点谈一下我粗浅的认识。
一、诗中有画
用绘画的思想去凝视自然山水，发为咏叹，造境入诗，必然诗中有画的神韵。诗情画意相互渗透，标志着对自然美的艺术表现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构图美
构图可通俗理解为景物的布局和取舍，试看王维的律诗《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简练八句，就写出了终南山磅礴的气势。诗人不采用通常山水泉石、丛林古木的描法，而是从全局着眼，从大处落墨，写它的全貌，突出它延绵不断的走向和无涯无际的广度。这就把整个终南山的气势通过总体性的布局展现在我们眼前，使人觉得是在观赏一幅画。
王维在画面的空间感作了精心设计。我国古代绘画非常讲究画面布局的虚实、大小、远近、输密、浓淡等关系的处理。王维成功运用了这些技巧。试看王维的五言律诗《汉江临眺》: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这是一首融画法入诗的力作。首联以大泼墨手法渲染出江汉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诗人将视线所不能及之景，予以概写，漠漠平野，浩浩江流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颌联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则亦实亦虚；前句描述滔滔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则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用墨甚淡，其效果却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彩绚丽的水彩画。
在色彩的运用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很好地吸取绘画的长处。大自然的景色的丰富多彩的，诗人便采用多样化，整体化的色彩，逼真生动地展现出自然界中的形形，又用统一的基调组成完整和谐的画面，使景物跃然纸上，情态飞动。这些色彩并非是单纯的消极的涂饰，而是活跃地晕染整个画面，清新鲜润，给人愉悦之感。
王维注意了冷色与暖色的对比映衬，并注意到亮度转换巧妙处理。如《山中》这首诗：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这幅由白石粼粼的小溪、鲜艳如火的红叶和葱郁无边的浓翠组成的山中美景，色彩斑斓鲜明,而整幅画的底色倾向于苍翠。“这种写法纯用白描，靠精选的细节触发读者的联想，表面上似乎是朴素的叙述，实际上是异常生动的直觉。”诗人敏锐的将自己的直觉印象通过色彩这一有意味的符号形式传达给读者，给读者以画意。
(三)意境美
凡是抒情诗总有自己的意境，没有意境的诗会令人索然寡味。所谓意境就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意境和情调，似乎有一点“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味道，王维能够从绘画艺术角度来反映意境美。请看他的山水小诗《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寂静无人的春夜山林里，四季桂无声无息地飘落。忽然明月东升，空山洒满光辉，山鸟被惊醒，在山涧里发出鸣叫，显得格外清脆，更衬托出月夜春山的幽静美好。诗人以静写动，以动写静，动静结合，把读者带入更优美、更深邃的意境中去。诗人是抓住“月出惊山鸟”这一最富表现力，最引人遐想的动人一刻写的。这是一幅富有音乐感的月夜小景，热烈活泼，富有人间气息。
（四）自然音响之美
王维不仅工诗画，而且善音乐。《集异记》曾称赞他“性闲音律，妙能琵琶”。《史鉴类编》中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富商迭奏”。王世贞说他的诗“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
王维的诗情画意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他用诗人的灵心，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捕捉，表现自然美。难怪《红楼梦》中香菱向林黛玉请求作诗方法时，黛玉首先要她读的唐人诗，不是李白或杜甫的作品，而是《王摩诘全集》（《红楼梦》第48回）。是因为王维的诗“诗中有画”，最易把读者带入诗境。
二、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
王维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合二为一，在对山沙丘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南禅讲究“顿悟”，王维参禅有得，把自己宗教情感化为诗思，创造出一种“空、寂、闲”诗的意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与寂静。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就意境而言，给人以“清幽绝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大自然最了解他内心的孤独，明月的清辉带给他一种寂静的快乐。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禅意幽远、恬淡宁静，但这决不尽是死寂、枯槁的，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竹里馆》中“独坐幽篁里”的清幽的，“弹琴复长啸”静中的动态，“深林人不知”主观世界的静，“明月来相照”又是客观世界的动，这一动一静之间，流露了诗人静极思动的感情，流露可诗人达观随遇的乐趣。
王维不愧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杰出大师和典范。
【参考文献】
[1]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2]引自《中学语文教学通讯》.2001年第八期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