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5 10:02:20
摘要：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具有休闲、娱乐、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旅游产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是将农业景观、生态景观、田园风光景观的深层次开发与旅游业延伸交叉形成的新型农业开发模式。作者提出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并对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运行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其成功的运行模式与经验，认为生态旅游农业是当前及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建设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是发展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实证分析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论文网在线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论文网在线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优秀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论文网在线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论文网在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论文网在线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摘要:金沙江流域光、热、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正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和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开发必须搞好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关键词水土保持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农业金沙江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最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最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最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表1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表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4_
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裸露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优秀。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最佳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含义是：以强化降水就地入渗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为前提，以建设基本农田、植被和发展经济林果、养殖业为主导，达到农、林、牧、果综合发展，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为目的。
金沙江农业开发（尤其是干热河谷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开发与治理保护相结合，使综合开发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不断好转。既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增加收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又不给后代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忧患。对于地形地貌变化复杂，地质构造运动强烈，气候类型多样，土壤种类繁多，人口素质差异大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平衡的金沙江流域来说，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应该是多种模式。这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工作，及时总结各地经验，分类指导，才能使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健康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就金沙江广大山区来说，农业综合开发要实行治水改土与造林绿化相结合，搞好水平梯地（田）建设，固定基本农田并使其向高稳产农田方面转化。据调查，水平梯地比坡耕平均减少径流72.2％，提高土壤含水率32─40％，耕作层的土壤机械组成中小于0.01mm的粘粒增加1─3％，减少土壤沙性，提高了保水保肥能力；梯地蓄水保土后增产粮食一般65％以上，从长远看，只有走生物水（植树造林），土壤水（改良土壤），工程水（农田水利）“三管齐下”，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方法，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土地，逐步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果则果，才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主体。要加强水利、林业、农业等部门的协作，做到工程、生物、农耕三大措施一齐上，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一起抓，融农业综合开发与水土保持为一体，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加以有效地实施。另外，要和控制人口增长与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与资源开发的关系，强化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管理的政策法规，才会使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深入，实现21世纪议程。
摘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萎缩；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只好通过扩大垦殖规模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滥垦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
关键词：农业开发技术路径生态变迁
明清时期对西北地区长达四百余年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们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着手，以西北某个局部地区为个案，对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成果[1]。但是，仅仅从制度上和行为上来讨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难免有粗略和笼统之嫌。实际上，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会不会产生破坏作用以及破坏程度的大小，除了与开发的力度和广度相关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开发的技术和手段。本文即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方面着手，讨论开发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藉以说明技术手段在农业开发中的重要性。
技术路径是指实施某一具体目标而采取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明清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开发西北地区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基础设施的修建、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使用等方面。这些措施，的确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扩大了垦殖规模，促成西北地区农牧业主体地位的确立，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隐含着很多消极的因素。本文试对这些措施和方法逐一进行剖析，以考察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大规模移民与人地关系的恶化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一部分是化军为民，实行耕战结合；另一部分是从邻近省份或外地移民而来。明清时期，政府究竟组织过多少次移民，因历史文献缺乏记载，已经难以考实。即便是皇皇巨著《中国移民史》，对此也语焉不详。但可以断定，从元末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宽松状态，到清末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恶化状态，主要是移民及其子孙的无限度垦殖而造成的。
考诸史籍，明清时期西北地区最早的移民活动，当始于洪武初年。其后，移民活动在西北地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持续进行。从移民路线上看，既有西北区域内相互移民，也有跨区域的人口迁移。
（一）域内移民
这类移民主要是对西北地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进行调整，改变西北局部地区人口的密度。
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人口分布很不平衡。为了对本地人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明清政府采取“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人口密度较大或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居民移往空旷肥沃之地。据笔者考察，域内移民主要有三条线路：一是从甘肃移往青海。如洪武十三年，“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2]。永乐年间，贵德共有十屯，其中季屯、李屯、脱屯都是从河州迁来的汉民。二是从甘肃移往新疆。相对而言，甘肃地区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且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可垦之地已经很少，无地无业贫民大量存在。因此，从康熙年间开始，政府有计划地将关西地区居民迁移到新疆东部地区。到乾隆年间，随着新疆局势的稳定，政府又大量迁移甘肃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安置到北疆伊犁地区。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陕甘总督杨应琚将肃州、安西、高台等处三百民户，移往乌鲁木齐屯田[3]。乾隆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又招募肃州、张掖县贫民1300多户、敦煌县190户、高台县民400余户，前往乌鲁木齐之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处安插种地[4]。截止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天山北路“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余户”[5]。三是省内人口迁移，主要是将贫瘠荒凉地带居民迁移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康熙五十六年，甘肃巡抚绰奇招募无业贫民，送往关西安插，于“西吉木地方安插民人二百七十户，达里图安插民人五百三十户，锡拉谷尔安插民人一百六十户”[6]。到雍正四年（1726），甘肃地方政府再次向关西移民，从平凉、庆阳、临洮、巩昌、甘州、凉州、肃州等处，迁移二千四百多户前往沙州（敦煌）。仅这两次迁移的民户就有一万六千多人。在新疆，乾隆年间，政府也多次将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迁往伊犁，垦辟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清政府“派出回人五百户，计阿克苏一百六十一户，乌什一百二十户，赛哩木十三户，拜城十三户，库车三十户，沙雅尔十三户，多伦一百五十户”，在官兵护送下，翻山越岭，历半月余抵达伊犁[7]。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政府再次将南疆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赛哩木、拜城、库车、沙雅尔等地1500户回民迁往伊犁屯垦种地。[8]。据统计，到乾隆三十年（1765）时，在伊犁安顿居住的屯田回人口达1796户[9]。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后，天山北麓的维吾尔农民已达6000余户。
（二）跨区域的人口迁移
这类移民来自西北之外的其它地区，在明清时期西北移民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移民构成上看，主要有士兵、平民和罪犯三种。
（1）士兵
明清时期，为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全，西北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士兵大部分来自外地，而且从事农业生产[10]，因此我们也将这部分人口也计入外来移民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外来士兵从事农业生产，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明代西北地区的卫所中，宁夏诸卫和绥德卫的士兵，有大约10万人不是本地土著居民。陕西行都司所辖12卫2所，移民军人及其家属也有10万人左右[11]。
清代还专门从内地和东北地区抽调士兵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屯种。西北地区屯垦的士兵，主要有绿营兵和旗兵。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清政府命陕甘总督黄廷桂“于绿旗兵内，多选善于耕种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12]。次年，又增派乌鲁木齐屯兵1000名，同时向哈喇沙尔派兵2400名，进行屯垦[13]。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又从热河、盛京、黑龙江、宁夏、西安等地陆续抽调八旗营兵，移居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伊犁等地，在这些地区“以耕种为业”，“实力开垦”[14]。
应该说，在清代中期以前，这些士兵及其家眷是西北地区农业开发的主要力量。
（2）平民百姓
明清时期，为解决西北屯垦所需要的劳动力，政府时常迁徙内地贫民前往西北边地。如洪武九年，明政府“徙他方之民以实宁夏，其中吴楚人居多”[15]。永乐四年（1406），“都指挥使刘昭请调中佐千户一所驻贵德，拨河州48户，又拨十屯归贵德守御所管辖，而保安之吴屯、季屯、李屯、脱屯在其内。吴屯系江南民，季屯、李屯、脱屯系河州汉民，共九百九十户”[16]。但是，总体上来说，这类移民在明代并不多见。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疆、青海地区政治局势的稳定，民间自行移民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中原内地人口急剧增长，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清政府于是决定“招募内地民人前往耕种，既可以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17]。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从乾隆年间直到清末，山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源源不断地移往西北地区，使西北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以伊犁为例，乾隆四十年（1775），伊犁各类在册人口共有71849人，内地汉民只有71户、209人，占该地人口总数的0.29%；至嘉庆年间，汉族人口达到9854人。在短短40年时间内，汉族人口增加了46倍[18]。
（3）罪犯
主要是将内地犯人发配到西北地区，使其从事农业生产。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政府酌定条例，将原先发配到东北边地的罪犯，改发喀尔喀蒙古西部，“令其开垦耕种”[19]。雍正二年（1724），河湟地区局势稳定后，清政府“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犯人，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垦种”[20]。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开始向新疆地区发遣罪犯，规定“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21]。巴里坤之外，还有安西、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伊犁、塔尔巴哈台、辟展、哈喇沙尔等处。据学者研究，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到宣统三年（1911）的148年间，共向西北地区发遣罪犯10万人左右，加上部分罪犯携带的家眷，则总数有16万余人[22]。
从明初到清末，随着外地各类人口的移入和本地居民的自然繁衍，西北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由于明代新疆地区不属于中央政府控制范围内，人口数量缺乏记载，而甘肃、青海地区基本上处于明清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因此，我们主要考察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变动情况。
明清时期，甘肃地区人口虽然起伏不定，但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据史志记载，洪武、永乐年间，甘肃地区有123499户，789917人[23]；嘉靖年间，甘肃地区有194905户，1149511人[24]；万历六年（1578）为119006户，1346192人。清初，由于战乱的影响，甘肃人口严重萎缩。康熙二十四年（1685）仅为273292人，雍正二年（1724）为302763人。到了清代中期，甘肃人口迅速增加。据《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推算，乾隆十四年（1749），甘肃省人口计有439.9万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达585万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上升到912万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达1058万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增长到1208.6万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1229.1万人；道光二十年（1840）为1235.5万人。同治元年（1862）为1240.7万人[25]。
人口迅猛增加，必然导致人地关系日益紧张。据笔者研究，明朝嘉靖年间，甘肃地区屯田面积大约为536万亩，民田面积大约为1337万亩，两者合计，则甘肃地区共有耕地1873万亩。倘若以嘉靖年间1149511人计算，则人均耕地面积为16.29亩，人地关系极其宽松。乾隆三十一年，甘肃地区在册耕地（包括民田和屯田）为35093755亩[26]，以乾隆三十二年的人口平均计算，人均耕地面积3.84亩。道光二十五年，耕地面积为16892874亩[27]；以相近的道光二十年人口来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为1.37亩。人地关系已达到十分紧张的程度。
青海地区人地状况也是如此。元末明初，河湟地区人地关系极其宽松。在明朝军队未进入该地区之前，当地居民多为藏族、回族、蒙古族和撒拉族，主要经营畜牧业，种植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不占主要地位。随着明朝军队和汉民的迁入，该地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人口构成也逐渐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但人口对土地尚未构成任何压力，人地关系还十分宽松。据《明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西宁卫“在卫军士三千五百六十人”[28]。按照数字，则西宁卫屯田士兵有2492人，按每个士兵50亩计算，则屯地124600亩。其间，都督佥事史昭两次组织士兵家属1920人屯种，按每人垦田50亩计算，则有96000亩。两者相加，则万历以前西宁地区屯田至少有22万亩。到了万历年间，董汝为担任西宁兵备，“开屯田数万顷，招抚流移数千家”[29]。万历二十三年（1595），陕西巡抚乔庭栋勘查出西宁等地“额外荒田九百六十八顷，召民耕种，永不起科”[30]。据此，万历末年，西宁地区的屯田有30万亩左右。如果这个数字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么，与上述明代万历年间西宁人口相比照，则万历年间西宁人均耕地面积在7.8亩左右。
到了清代，河湟地区人地关系急转直下。据《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和《甘肃全省新通志》等志书记载，清初，河湟地区人口还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顺治二年（1645）人口总数为21895人。至乾隆时代，人口数量开始上升。乾隆十一年（1746）达152499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708829人，咸丰三年（1853年）高达874418人。
人口数量如此迅速地增长，仅仅靠原有的土地显然无法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只好开荒拓土，千方百计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笔者统计，乾隆三十七年，河湟地区屯科地面积为75.2万亩；光绪年间，屯科地面积为61.2万亩。
如果将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相对比，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河湟地区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乾隆十一年，河湟地区人口数量已达152499人，如果以与之接近的乾隆三十七年耕地面积来计算，则人均占有耕地4.93亩。但是，实际面积肯定要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乾隆三十七年的人口数量绝对多于乾隆十一年。光绪年间，耕地面积为612194亩，即使以咸丰年间的人口来计算，人均占有耕地也不过0.7亩。
上文只是对甘肃和青海地区的人地关系作一简单的介绍。可以肯定，明清时期西北地区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基本上是外来人口大量移入造成的。所谓移民，不仅仅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内迁移的人口，还应包括移民自然繁衍而增加的人口。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甘肃工作期间，曾多次前往河西、陇中、河湟地区进行考察，从当地的谱牒资料和老人的追述中，了解到一些居民的来源情况。可以说，当今西北地区的汉族居民，大部分都是在明清至近代这一时期从外地移入的。无限度的移民和开发，是造成今天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今天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控制移民与控制生育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兴修水利与水文状况的变化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是农业垦殖的前提条件。西北地区地处内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十毫米。即便如此，雨水在季节分配上还严重不均，“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31]。因此，水利工程建设至关重要。明清时期西北的地区的水利灌溉工程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托于黄河及其支流而形成的水利灌溉网络，另一类是依托于高山冰雪融水而形成的绿洲灌溉体系。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黄河及其支流流域的水利灌溉网络
黄河流经青海、甘肃和宁夏地区，其干流和众多支流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水利灌溉网络。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大小水利工程，或是对原有的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修复，或是利用流域便利的水文条件，开渠凿沟，引水灌地。
（1）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黄河之水。明代兴屯之初，即对该地原有的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修复，其中最主要的是汉延渠和唐来渠。“汉渠自峡口（今青铜峡以南）之东凿引河流，绕城东逶迤而北，余波仍入于河，延袤二百五十里，其支流陡口大小三百六十九处。”“唐渠自汉渠之西凿引河流，绕城西逶迤而北，余波亦入于河，延袤四百里，其支流陡口大小八百八处。”[32]此外，地方政府还组织修浚了汉伯渠、秦家渠、蜘蛛渠、石空渠、白渠、枣园渠、中渠、夹河渠、羚羊角渠、七星渠、铁渠、羚羊店渠、柳青渠、胜水渠等，灌溉田地2000余顷。
到了清代，政府不仅对汉延渠、唐来渠、七星渠、秦家渠进行疏浚，而且创修了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其制，从黄河旁各作迎水坝一道，或三五十丈七八十丈不等，以石作埂，迎水入渠”[33]。大清渠长达75公里，大小陡口167道，灌溉面积达1223顷；惠农渠长300公里，大小陡口134道，灌溉农田4500余顷；昌润渠长达110余里，灌溉农田2100余顷。
上述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宁夏地区水利开发达到历史时期最高水平。至乾隆中后期，宁夏地区引黄灌渠总长达2161里，灌溉中卫、宁夏、宁朔、灵州、平罗等地2万顷。嘉庆时，宁夏境内引黄灌溉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引黄灌渠增加到23条，总灌溉面积达2.1万顷。
（2）陇东地区
陇东地区主要依靠黄河支流泾河、渭河进行灌溉。自成化二十一年（1485）始，地方政府开发利用泾水资源，修渠61条，灌溉农田3000余顷，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灌溉体系。至康熙二十五（1686）年，地方官员在泾水干流北岸主持修建了普济渠，长25里，宽6至7尺。同时，在庆阳马莲河支流凿渠引水，有效灌溉面积达2000余顷。
（3）陇中地区
陇中地区主要靠黄河水进行灌溉，水利工程大都是对河流两岸的细小支流进行修浚。
在兰州附近，成化年间（1465～1478），地方政府采择众议，从阿干河开凿了三条水渠，以灌溉兰州地区的田地及园圃。正德年间，又疏浚城西南笋箩沟、黄峪沟及城南山麓五泉水，灌溉兰州东西两川。到了清代，进一步扩大阿干河及兰州周围其它小型水利的规模。据统计，清末阿干河灌溉农田7000亩，笋箩沟、黄峪沟、曹家沟、寺儿沟共灌田2000亩，五泉水灌田2000亩，城东30里的东柳沟水可灌田2000亩，城东北50里的万眼泉水可灌田100余亩。城东南的水岔水可灌田2000亩，今皋兰县的水阜河水可灌田1000余亩，今榆中县城西南的大峡河水，有1000余亩的灌溉能力；今永登的庄浪河水，可灌两岸田地1000余亩。
在靖虏卫（今靖远）一带，明代嘉靖、万历间，地方政府疏浚旧渠，在三角城、寺儿湾一带开垦水田265顷、旱田2400余顷。清代乾隆中期，靖远地区的引黄渠灌工程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黄河沿岸开凿了永兴渠、永固渠、中和渠、源盛渠、丰盛渠、丰泰渠、永裕渠和利济渠，使这一带成为甘肃重要的提灌农业区。
在洮河流域，明成化十九年（1483），地方政府在河州西古渠上开坝150里，灌田千顷。永乐年间，地方官员又在河州西南修建漫水湾渠，“灌田达百余顷”[34]。清代还开创了引洮工程，在洮河沿岸开凿大小渠道60余条，引洮水灌溉田地7万余亩。
（二）绿洲农业区灌溉网络
在河西、河湟和新疆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因此，这些地区的水利工程就是根据地势情况，在山体附近的冲积平原上开沟修渠，引水灌田。
（1）河西地区
河西地区，主要依靠祁连山的雪水灌溉。宣德六年（1431），明廷“专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水利”[35]，成化十二年（1476），又诏令屯田佥事兼管水利。正德十年（1515），增设陕西按察副使一员，专门提督屯田与水利。在政府的重视下，河西地区水利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仅甘州一地，就修建水渠120余道，灌溉田地9885余顷[36]。
至清代，河西地区水利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地方官员沿庄浪河修渠30多条，长达384里，灌溉农田646.7顷；沿大通河西岸修渠9条，灌溉农田500多顷，此外，沿黑河修渠70多条，沿党河修渠9条，沿讨赖河修渠20多条，从而使河西地区形成四通八达的水利灌溉网络，水田总面积占该地耕地总面积430万亩的85%以上。
（2）河湟地区
河湟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少雨地区，高山冰雪融水是该地区主要的水资源，因此，兴修水利也就成为该地区农业开发的首要任务。据顺治《重刊西宁志·水利》记载，明代西宁卫有伯颜川渠、车卜鲁川渠、那孩川渠、广收川渠、乞答真渠、哈喇只沟渠、大河渠、季彦才渠、观音堂沟渠、红崖子沟渠、把藏沟渠、壤吃塔沟渠、楪儿沟渠、西番沟渠、撒都儿沟渠、东弩木沟渠、虎狼沟渠、巴川渠、暖川渠等20个渠，灌溉面积达263161亩[37]。清朝前期，河湟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乾隆元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知府申梦玺、所千总李滋宏捐俸创筑支干渠，就渠道远近定引水庄堡，并设立渠长，每岁按地派夫浚筑，渐获水利焉”[38]。乾隆十二年，张春芳在循化厅任职时，“度形势之高下，聚百姓而亲历指示。……斯民咸踊跃争先从事，越五日成”[39]，该渠长40里，灌溉面积达30余顷。据乾隆《西宁府新志·水利》载，清代前期，河湟地区共有水渠392条，总长3463.5里，灌溉面积达486570亩，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水利灌溉网络。
（3）新疆地区
新疆境内自北向南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这三组山脉将新疆划成和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南部边缘有广阔的冲积型平原，适宜于农业耕作。在天山与昆仑山、阿尔金山之间，是南疆著名的塔里木盆地，周围分布着一些冲积平原。新疆农业开发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冲积平原上进行的。每年春夏季节，高山冰川融化后，从山间流入河谷，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水源。
清政府统一新疆地区后，新疆水利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北疆水利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乌鲁木齐，阜康、昌吉、绥来三县，“皆南倚天山，山泉北流，汇成长河，其最著者曰乌鲁本齐河、特纳格尔河、济木萨河、呼图克拜河、玛纳斯河、昌吉河、罗克伦河。分流浸润，膏泽土田，一州三县地，咸资灌溉”[40]。在伊犁，“地有三河，一空格斯河，一哈什河，一特刻斯河，各三百余里，汇为伊犁河，经流其地，西北入海，支渠数十道，分溉民田。”[41]嘉庆七年（1802），锡伯营又在伊犁河北岸修浚一条大渠，长达200多里，即著名的察布查尔大渠。其次，南疆水利事业有了新的起色。在哈密地区，修建了数条渠道，引天山雪水和泉水灌溉农田。在辟展，“泉眼星罗棋错，约十数处，去城里许，汇合成泉，名辟展郭勒，屈曲而南，地势就平，渠流散漫，近渠之地，咸引水灌溉”[42]。此外，哈喇和卓、托克三、哈喇沙尔等地均利用周围高山积雪融水，引渠灌溉田亩。据《新疆图志·沟渠志》载，清代天山南北各道共有干渠944条，支渠2363条，灌溉田地1119万余亩。这些河渠及其设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田灌溉系统，覆盖新疆大部分农业耕地。直到光绪年间，一部分水利设施仍在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水利事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农田垦殖规模的扩大，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质和水文条件，兴修水利工程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
其一，西北大部分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地区，“田土砂碛，土脉松浮”，加上长期干旱少雨，土质干燥，地表组成物质疏松，保水性能和抗冲刷能力都非常差。在这种地质条件下，修建渠道并使其经久不衰，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清人杨应琚曾这样描述，“人知宁夏有渠之美，而不知宁夏办渠之难，何者也？他处水利或凿渠，或筑堰，大抵劳费在一时，而民享其利远者百年，近者也数十年，然后议补苴修葺耳。今宁夏之渠，岁需修浚，民间所输物料，率数十万，工夫率数十万。然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岁所浚，且不能敌一岁所淤，往往渠高流浅，灌溉难周”[43]。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疏浚渠身，加固坝岸。否则，不是“引灌不及”，就是“冲决为患”。
对于绿洲农业灌溉系统来说也是如此。绿洲农业灌溉系统受季节变化影响很大。春夏之季，气温升高，高山积雪开始融化，河流来水量增大。秋冬之时，气温下降，河水流量减少。因此，需要根据水量变化情况来对渠道进行维护，“每年六七月内，山水暴发，势甚汹涌，必须巡查修筑。及秋后水落，沙泥淤积，须行挑浚”[44]。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尽管地方官员制定了很多水利管理办法，甚至设专人管理，但“法久生弊，弊久法尽”，大部分水利工程长则十余年，短则二三年就会废弃。这一点，西北地方史志中多有记载。此处不再详述。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绿洲农业区而言，长期开发地表或地下水资源，还引起水源枯竭，河流干涸枯竭，不少农田又变成荒漠沙地。如河西走廊东段的石羊河流域，明清时期由于灌溉用水增大，河流水量不断减少，众多支流从长流水逐渐变成季节性的间歇河，有的支流甚至完全断流。据《五凉全志》记载，镇番县本来土沃泽饶，可耕可渔，但由于“移坵开荒者，沿河棋布，致使河水日细，泽梁亦涸”[45]。流经永昌县中部和金昌市的金川河（泉水河），乾隆时仍“水流迅急，引以转硙灌田，其利甚溥”[46]，但是，至光绪三年（1877），该河所流经的水磨关“水深才尺许”。1927年《永昌县各项调查表》记载，当时金川河上源西大河“近年为番族牲畜践踏，水多干涸，灌溉维艰”，下游地区“宁远堡以下河道，除遇数载一发之大洪水及冬季灌溉余水外，河床终年干涸，故难获灌溉之利”，“且土质干松，经朔风吹播，现耕良田，亦日渐沙化”[47]。安西锁阳城的废弃，也是明清时期河流干涸带来的结果[48]。锁阳城位于昌马河冲积扇的西部。康熙和雍正年间，随着该地人口的增加，清政府在冲积扇东部和北部地区建置靖逆卫（今玉门镇）、安西厅（今布隆吉城）、安西卫、柳沟卫。到乾隆初年，这一厅三卫开掘渠道10余条，长150公里，共辟地约10万余亩，使有限的昌马河水被大量引灌，地处冲积扇西部的锁阳城一带遂断流干涸。到清代中后期，锁阳城周围绿洲完全荒颓，“城外北面多红柳黄茆，耕地尚少，西、南二面则平畴千顷，沃野弥望，沟塍遗迹绣错纷然”，其引灌渠道“今俱干涸无水，渠身沙砾，所以此城遂废”[49]。可见，水资源过度开发，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对人类的生存空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三、生产技术落后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土地垦殖依赖于一定的生产技术。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生产技术的先进与否不仅决定农业开发的经济效益，而且决定农业开发的生态效益。
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虽然经过历代的开发经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但是，总体上看，农业开发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部分地区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状态。
与内地相比，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称得上是地广人稀。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具有粗放经营的倾向。如河套地区农耕历史可谓悠久，但直到清末，农业生产技术依然十分落后，“农民耕种，只于春暖时，将田土翻犁耙平，因渠水灌注，于芒种时，将稻种播撒田中，是其自行茁苗、生长以至收获，从无分秧者。又以气候关系，各种农作物类只收一季，农民耕作，全凭时令经验”[50]。河西民勤县也大抵如此，“以手去莠，无耕耘之县”，“田不两收，农鲜余三余九之蓄”[51]。
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几乎没有技术可言。如北疆地区，“其耕种之法，抚犁一具，驾以两牲，田无畴列，但横斜欹曲，掀土而播其种，迎风扬洒如繁星。旱田一犁之后，任其自长。水田犁行一周，布籽泥淖中，用耙覆之。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弗刈弗薅，及其蕴蘩，并废灌溉，待日曝龟坼，草尽枯萎，乃引水溉苗，苗则复活”[52]。尤其是维吾尔族农民，“布种时以手撒之，疏密了无定则。南播北耩，皆所不知也。”[53]在田间管理上也缺乏精细的措施，“田惟拔草，不知锄治”[54]，“嘉禾与恶草同生，不加耘锄，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可以乘凉”[55]。
南疆地区生产技术更加落后。如哈密，“耕农多卤莽，广播种而少耰锄”[56]。轮台县，“耕种之法不能讲究，全恃天时，实少人力”[57]。于阗县，“耕种全赖天时，而于物性土宜水利肥料，皆不知所求新理”[58]。疏勒，“耕种全赖天时，而于物性土宜水利，不甚讲究”[59]。拜城，“多不谙耕获，开县后为治耒耜，俑夫教之”[60]。
显然，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如陇东地区，“耕十亩，不获一亩之利”[61]；陇中地区，“临洮、兰、河等卫，每军给地一份，计所入多不过十石”[62]，亩产量仅仅为2斗！所以，为了维持生计，只能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来提高收获量。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尽一切可能，垦一切可垦之地。草原、滩涂、山坡、岭地均成为开垦的对象，出现了一块块砂田、川田、山田、原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以扩大空间规模而不是提高技术含量来增加粮食产量的生产方式，虽然在短时期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首先，破坏了地表植被系统。历史时期西北地区森林、草原资源相当丰富。直到明代前期，河西、陇东、陇中、河湟等地区仍然草深林茂，植被完好。因此，明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国营牧场，专门畜养军事需要的马匹。明代中叶以来，由于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增大，大片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庄田日增，草场日削”[63]。到弘治十五年（1502），长乐、灵武二监所辖牧场，“原额一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六十亩，见在各苑止存六万六千八百八十八顷八十亩，其余俱被人侵占”。[64]至清初，固原、花马池、定边、延绥、榆林等地，原有的草地已被开垦为农田。宗水、临川、西宁、巴川、暖川等原苑马寺所属地区，都已经是“枣梨成林，膏腴相望”[65]，“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66]了。清代后期，西北地区草地面积越来越少，放牧区域越来越集中，其结果又导致草场超载过牧和退化，进而发展为荒漠化和沙化。
山地森林也遭到严重的毁坏。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是祁连山区和陇东地区。历史时期，祁连山上森林茂盛，山坡地带和绿洲平原上水草丰盛。据《史记》记载，祁连山“在张掖、九泉耳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67]；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与祁连同”[68]。其后虽经汉唐时期的开发，但森林植被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实行“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69]的放任政策，引发了大规模开发山区的高潮，使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走廊东部的庄浪卫（今永登县），曾“东西山木，系一方屏蔽”。到清代中期以后，林木被砍伐殆尽。古浪县东南的黑松林山，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70]至嘉庆十年（1805），发展到“绝少草木，令人问绝”[71]。位于黑河上游的松山（位于民乐县南部），昔日“山上山下布满松柏”，到了清末“变为良田，而松山之名犹未改也”[72]。位于走廊中部的焉支山，乾隆五十年（1785）时还“林壑茂美”，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樵采殆尽”[73]。陇东地区的森林也惨遭破坏。如镇原县靠泾水一带，“古者省山启辟，惟患木多”，至道光时“则一望濯濯矣”[74]。六盘山在清代初年还分布着大量松林，但是到嘉庆十年（1805），已经是“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见”[75]。
其次，随着林草植被的消失，地表生态系统的免疫功能大大下降。众所周知，森林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涵养水源，还可以调节局部小气候，增加降雨量。森林遭到砍伐后，不仅减少空气的湿度，使山区由森林阴湿气候变为半干旱气候，而且由于地表失去植被，抗冲刷能力减弱。一旦遭受暴雨侵袭，极易引起山洪暴发，导致河道壅塞，农田荒废。清代河湟地区水冲沙压地逐渐增多，就是水土流失的最好例证。据笔者统计，从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河湟地区因水冲沙压而荒废的耕地，总面积达50539亩，平均每年荒废耕地1053亩[76]。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荒废的“番地”。
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当地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给河流下游地区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河湟、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量黄沙泥土倾泻于黄河之中，黄河夹带着这些泥沙黄土，进入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地势低平，河道宽阔，流速减慢，水中泥沙沉积，河床逐渐变高，决溢泛滥次数增加。据统计，明代黄河决溢泛滥共有112次，清代黄河决溢共有99次[77]。黄河如此频繁地泛滥决溢，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山地垦殖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所述西北地区，采用传统的地域概念，主要指陇山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
[1]对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雪芹的《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雍际春的《论明清时期陇中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等文，都讨论了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此外，吴晓军、董汉河合著的《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朱士光的《浅论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牧业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马波的《历史时期河套平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汪一鸣的《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李并成的《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等文，对明清时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是，从技术路径上讨论农业开发与生态之间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近年来，萧正洪发表了《论清代西部农业技术的区域不平衡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清代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选择与自然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等文，则是从技术的视角展开讨论，极有创意，对本文的讨论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内容提要：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农垦、水利、林业诸方面，论述了1912—1949年间西北各地区农业资源的开发，对今天西北大开发亦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1912—1949西北地区农业资源开发
近代中国西部农业资源的规模开发始于清末，但其高潮和显著成效则在民国时期，如众所周知的东北农业移民开发。
凯恩斯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汉森(Hansen)在上世纪30年代末，在详细考察和分析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之后，认为，国土开发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资本形成，约占总资本形成的一半。由于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前中国西部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威胁尚不象今天这样严重，因此在民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中间所形成的开发西部的强烈要求和实践显然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强烈需求所造成的，因而它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以往有关西部开发的历史学研究中，往往只专注于农地垦殖，水利开发研究很少，对林业开发几乎无人涉及，因而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近代西部开发即是开辟农田的印象，然而用今天的观点来考察分析民国文献，我们发现，民国时期的政府还是比较注意生态环境的。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形成的许多关于西部开发的法规以及人们所提出的很多西部实业开发计划，都是主张水利先行，农垦与造林同时跟进。这方面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
由于西部耕地开发的研究成果已较多，如虞和平曾对民国时期全国耕地、电力、矿产资源开发作过较全面概述，①本文对耕地开发只作概要论及；而西部水利、林业开发的关键在干旱的西北地区，因此本文即以西北地区的水利和林业开发为研究对象。
承续清末的西部开发实践，从北京政府、孙中山，到南京国民政府，对西部开发均比较重视。当时的西部开发，其优秀就是包括水利和林业在内的农业资源开发。这当然可能是当时的中国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但这也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因为没有农业资源开发，任何经济开发计划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孙中山先生早在他建设新中国宏伟蓝图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1919年)中就提出了大规模开发西北的计划，并详细讨论了各种方法，如贷放土地、裁兵屯垦、准私人签约租地开矿等等。至三四十年代，在日本侵华前夕和抗日战争中，在国民政府和各阶层人民中兴起了开发大西北的高潮，国民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和计划。仅30年代国内公开发表的各种有关开发大西北的文章不下千余篇，张力曾对此作过详细总结。②
①虞和平：《民国时期的资源勘查和开发》，《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②张力：《近代国人开发西北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台北)。
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农垦、水利和林业的法令和政策，其中很多内容对西部地区农业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并有很多是专为西部地区制定的。东北沦陷后，西部开发的高潮在西北，抗战爆发后，尤重西南地区。曾提出：“西南是抗日根据地，西北是建设根据地”。由于西北地区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因此西北地区的农林水利开发尤显重要。
在农垦方面，民国政府有两个最重要的文件，一是1914年颁布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施行细则》)，二是1930年制定并宣布于1936年正式施行的《土地法》。鼓励垦荒是民国时期的一贯政策，但对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似有所区别。民国元年颁布的《农政纲要》宣称要“使北部无旷土，南部无饥民”，“将仿古代井田制度及美洲田舍授与规则……凡民人领垦荒地，即以此项田方授与之。”①从中似可看出，北京政府已受到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影响，愿将全部土地所有权授予开发者。这是否可以解释北京政府时期在东北、察哈尔、热河等地所出现的大规模明码标价出售土地的热潮?但到30年代，《土地法》只规定(第196条)：“承垦人自垦竣之日起，无偿取得土地耕作权”，并规定(第197条)，“除本法有规定外，准用民法关于永佃权各条之规定”。这就是说，开发者只有部分产权即永佃权，而不是全部产权，或者说，开发者真正成了国家的“佃户”。但垦荒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其第198条规定：已取得耕作权之土地所纳地租，“其租额以不超过该土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百分之十五为限”。比照一般情况，这比内地租额低一倍还多，且可以免纳五年，当然具有吸引力。②
由于西北地区属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无水则无农业，遑论其它，因此西北水利成为民国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水利局总裁张謇(1914—1915年任职)就曾聘请河套地区的著名农民水利专家、开渠大王王同春为高级水利顾问，并同他共同组设西通垦牧公司，计划继续开发河套。1919年北京政府派冯际隆等勘查河套，历时数月，归后编成数十万言的《调查河套报告书》，为西北水利建设留下了宝贵文献。但北京政府只是为西北水利做了一些前期工作，法规建设更是鲜见。至3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西北开发形成高潮，国民党中枢对此深为关注。1930年3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张人杰等四委员提出的：“由中央与地方建设机关合资开发黄洮泾渭汾洛颖等河水利以救济西北民食案”；1932年12月19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褚民谊等六委员提出的“开发西北案”，其所指西北范围包括绥远、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及内蒙西部等地。还专门为甘肃省通过了“提倡甘肃造林兴修水利案”。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还先后制定了“开发西北计划”、“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③所有这些议案都表明了国民党高层和国民政府对西北水利的关注。1942年7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水利法》和1945年5月30日通过的水利建设纲领中均有重视西北水利的内容，后者第10项规定“以西北各省之黄河流域，及内海流域为经营之重心”。④为西北水利事业出力献策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团体亦颇不少，如“开发西北协会”30年代曾公开发表“西北水利计划”。在西北水利事业中作出了不朽贡献的要数著名水利专家、时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和农民水利专家王同春。李氏为中国现代水利科学先驱，一生贡献颇多，而于西北水利建设最为突出，他曾发表《西北水利问题》、《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等专门擘划西北农业水利建设的论著，直接设计、领导了陕西水利工程建设，并因此积劳成疾，未竟全功而逝。王同春本为河北邢台一农民、经过数十年的刻苦钻研与奋斗，在清末后套八大干渠(此即30年代十大干渠中的八个)中，他自开五大干渠，最盛时可灌农田270多万亩，数万移民依赖他的水渠为生。王同春及其他地商的开渠事业后虽受阻于清末官僚，但却为国民政府时期的绥远水利中兴奠定了基础。
①1924年编《中国年鉴》第一回，第1103页。②周长宪(帮式)编：《最新六法全书》，湖南新中国书局1944年版。③以上议案均见于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S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④沈百克、章光彩等编著：《中华水利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57页。
比较起来，民国政府似更重视林业，西北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对植林工作作出一定努力。孙中山先生提出：要“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章)”。民国三十多年间，先后三次公布《森林法》；中央政府和西北各省政府还制定了众多的具体林业政策，1943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农林部甚至公布了《强制造林办法》，要求全国各地普遍造林、保林。从1914年10月3日、1932年9月16日和1945年2月6日三部民国《森林法》和修正的《森林法》来看，与西北地区林业资源开发关系较大者，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预防水患、涵养水源，防蔽风沙的森林编为保安林，严加保护；二是个人和团体均可承领官荒山地植林，由政府提供种苗。1917年，北京政府曾计划在穿越察哈尔、绥远的京绥铁路和穿越河北、辽宁的京奉铁路沿线两侧每年植树1200万株，并计划10年后共可在京绥、京奉、京汉、津浦路沿线植树3亿株。1945年，国民政府开始筹备实施营造西北防砂林，目的是防止西北(包括陕西、甘肃、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和辽宁等七省)沙漠南侵，设计沿沙漠内陆边缘营造平均宽约10里，长约万里之防砂林带，作为屏蔽，全线为自辽宁辽通经热河赤峰、察哈尔多伦及新明、绥远陶林、包头及东胜、陕西榆林及定边、宁夏磴口、紫湖及中卫、甘肃景泰、永昌、山丹、鼎湖及张掖，而达于酒泉及青海之都兰。其走向与今天的三北防护林大致相同。初期先在榆林、景泰、磴口、东胜及都兰五处着手实施，先治沙漠边缘，觅定防沙基地、固定沙丘、设立苗圃，栽植草木，再将各基点连贯成线，逐渐扩大为面，成为防沙林带，预定第一期5年内完成初步基础，30年内全部完成，然后再向沙漠区逐步推进，改变西北自然环境。①西北各省地方政府亦均表示重视植林事业，如绥远省曾公布《人民造林简章》、《督劝人民种树简章》，规定荒山荒地造林，30年内不纳一切费用，并计划于五原，临河、安北之地沿黄河北岸营造长300里，宽半里的保安林，总计约81000亩、1944：厅株。②40年代，青海、宁夏等省政府还将植树造林成绩列为县、乡地方官吏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也广泛宣传西北植林之重要，他们多主张“官民协办”或移民“自行经营”：认为“必使人人知造林之利，群策群力，公私并进也”；“自行经营乃最适合于移民目的之法，每户(约3—5人)有资本七八百元，即可经营20—30之晌地(林地)”。③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民国时期西部地区农业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
章有义估计：1914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25926．9万亩，1949年耕地面积为144440万亩。④吴承明估计：1913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26790万亩，1949年耕地面积为148130万亩。⑤而帕金斯则估计：1913年中国耕地为13．6亿亩，1933年耕地为14．7亿亩，1957年耕地为16．78亿亩，⑥帕金斯的估计虽无1949年数字，但似乎认为中国学者对中国耕地的估计数字偏低。但无论何种估计，民国时期中国耕地面积都有很大增加，按章有义估计，1914至1949年，中国耕地净增了18513万亩，按吴承明估计，1913至1949，中国耕地净增21340万亩。而这些增加面积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期间东北与西北地区所新辟的耕田。
①陈嵘：《中国森林史科》，中华农学会发行，1950年，第155—l90页。②绥远省政府编：《绥远省经济建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31页．③张范村、赵松森：《蒙古农林事业之研究》，《建设》第12期(1931)。④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⑤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⑥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西部各主要垦区在不同年代也都曾作过一些具体统计：新编的新疆地方志记载，1905年新疆农地面积为1174．07万亩，1949年为1814．55万亩，则民国时期，新疆新垦辟农田大约为600万亩左右。①绥远截止1932年共丈放垦地20788129．9亩，其中1915—1930年间丈放11715000亩。②热河1929年调查：绥东县及新设的林东、天山和鲁北三个设治局共放垦11474500亩；另外，1917年东扎鲁特放垦旗地180万亩，1921年放垦阿鲁科尔沁旗地180万亩，1922年放垦巴林旗地162万亩，上述总计为16694500亩。这还不包括1914年标卖的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各县之旗地、庄头地、围场之地。③东北三省农地开发规模最大，据虞和平所征引的数字：仅从1914年至1930年，东北三省(已剔除热河数字)已增加耕地面积至少4003万亩。
总之，民国时期西部农地的大规模开发，使中国耕地面积增加了1／6或更多，这对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力，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西北水利作为一个重点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广大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环境最能检验先民们水利活动的成效，而且在事实上，民国时期西北农业水利的开发在近代中国水利史上确占有重要位置。
民国时期西北水利以官办民办并举为特点，小型水利以农民自办为主，政府补助为辅。中大型水利仍以政府投资为主。李仪祉先生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对西北水利作了广泛的调查，对整个西北地区水渠的数目、长度、灌田面积以及一些主要干渠的情况，均有所说明和评价。据他统计，这些已有的水渠共可灌田1000多万亩。可能他是侧重技术性调查，未说明这些水渠的成竣年代，但绝大多数农民自建的土渠几乎每年都必须维修、疏竣，否则更会逐渐淤废。
①《新疆通志·农业志》编篡委员会编：《新疆通志·农业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②《绥远概况》第4编垦务．第40页。③洪涛编译：《热河概况》，内外通讯社印行，1934年，第37页。
民国时期西北水利以陕西和绥远最为著名。李仪祉先生于1935年初为陕西编制了《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按这一计划纲要，十年内将完成泾惠、洛惠、渭惠、郿惠、龙惠、澧惠、渭惠、灞惠、滹惠、汫惠、定惠等12道水渠工程，工程全部峻工后，将增加农田灌溉面积330多万亩，加上各渠旧渠原灌面积约57万亩，总计灌溉面积可达390余万亩。泾惠渠早于1934年即已峻工，当年灌溉农田453061亩，此后每年可灌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等县田地60多万亩。泾惠渠全部采用现代工业原料和水利工程技术修建，现仍为陕西最大水利工程之一，有效灌溉面积已达130多万亩。洛惠渠和渭惠渠亦先后于1937年和1938年峻工。其它各惠渠在以后十余年间次第修成(名称和工程规模均有所变迁)，并增修了涝惠渠、黑惠渠等。各渠效益如表1。
民国时期西部农业资源开发，以耕地的大面积开发最为显著，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经济史学界所逐步认识并取得共识(在此以前，国内甚至有著名学者也对此持否定态度)。本文则说明，在这一时期，西部水利和林业资源的开发也是有一定成效的，个别地区则比较明显，当然这种成效只是相对于民国时期以前而言。晚清以来，西北地区战乱不断，自然灾害也比较严重，特别是中国遭受了日本八年侵华战争的摧残，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央财政长年困窘，其对西北投资之可怜，势属必然。只是30年代以后，主要出于备战需要，逐步增加了一些对西北的投资，也十分有限，例如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对西北基础建设增加450万元投资。西北地方政府投资少得更是可怜，在30年代，西北地方政府投资农林水利单项工程超过数万元的已属罕见。西北最大的两项水利工程，陕西的泾惠渠和绥远的民生渠工程，所投资额不过分别为100万元和70万元，而各自投资额的半数以上都来自华洋义赈会。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下，西北开发能取得一些实效，主要依靠广大当地农民和内地移民的自身投入。广大东北西北耕地面积的开发，遍布大西北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以及植林工程，几乎完全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其驱动力就是农民对自己开发的农田、水利和所种植的树木有所有权或收益权，这从历史上为我们提供了产权界定重要性的有力说明。
[摘要]清初，为了稳定北部边疆，安排中原难民，清政府开始着力口外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为此调整了边疆政策，即由封禁而为松弛，进而鼓励中原汉民出边，以图对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有所促进。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这些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农业的开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给予我们深刻的警示。
[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开发；环境破坏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边外积谷，甚属紧要”[2]；第三，则是为了减轻中原人口的压力。清朝统一全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指出：“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由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3]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第四，中原地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难民，为减少难民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蒙地，允许他们到此谋生。由于上述，促使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
早在康熙初年，已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兼营农业生产，但十分粗放。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玄烨巡行塞外漠南蒙古地区时，对此描述说：“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5]清政府虽派遣内地官员前去教授耕种技艺，并配发种籽、农具等，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派“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6]，但蒙地的开发仍未有大的进展。后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蒙古地区的农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一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
清初，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以防止中原汉族的反清斗争传播到塞外，影响蒙古的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7]。并沿长城北侧划定了一条东西长千里，南北宽50里的禁地，蒙汉不得逾越。禁地内，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耕种。
但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尖锐化，不断有无地或少地的内地农民突破禁令到此垦种谋生。清政府鉴于统治渐趋稳定，遂逐渐松弛封禁令，默许内地民人以“雁行”方式出边，春去秋归，在塞外种植。只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8]。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的旱涝，大批灾民欲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迫于汹涌的难民潮的压力，康熙帝晓谕各地官府“给予出口印票，令其前往”[9]，并令长城沿边关隘予以放行。康熙此令在事实上承认了汉民出边的合法性，表明清政府禁止汉民出边政策的转变。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黄水溃决，泛滥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10]。迫于灾民就食的压力，清政府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往口外蒙古地区垦殖谋生。雍正要求各旗容留流入蒙古的灾民，“特许其吃租”，并指示户部：“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11]蒙古地区称此令为“借地养民”令，标志着清政府对汉民出边由默许进而鼓励的转变。此令一开，又有大批灾民流入蒙古，加速了塞外农业的发展。
乾隆时继续这一政策。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去口外谋食，“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巴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赴丰稔地方佣工觅食”[13]。
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在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从古北口、独石口外，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地区各旗，至张家口、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鄂尔多斯七旗地区，村舍和农田星罗棋布，昔时的蒙人游牧之区，今则成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牧半农区。
清政府不仅只是准许内地难民到蒙地开垦，而且实施积极的招垦政策，以扩大蒙地的开辟。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反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中部，在蒙古地区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康熙三十年（1691年），批准归化城蒙古都统关于招民开垦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官牧场及庄田闲地的请求。接着，又批准了察哈尔都统招民开垦察哈尔东南部右翼四旗所辖官牧场的请求。雍正时，清政府拨出大量土地招民垦种，同时还规定以招垦成绩的大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规定：“直隶张家口外地亩，分作十分招垦。如招种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14]。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解决八旗军驻防需要而建的绥远城建成后，即从山西等地招纳汉族农民前来开垦土地四万余顷[15]。
乾隆元年（1736年），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部相毗邻的河套地区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招民垦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16]。乾隆十七年（1752年）议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17]
除官府招垦外，蒙古的王公和土地所有者也争相招纳汉民，向他们出租土地，以获取地租收入，这对以前根本不懂可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蒙古王公和蒙民来说极具诱惑力。租种蒙地的汉族农民，除向蒙古族地主缴纳岁租外，不再负担其他劳役徭差，这与内地农村相比负担要轻许多，因此也极愿意向蒙地流动。于是，在陕西、山西、直隶等省毗邻内蒙古地区，尤其沿长城南北和黄河流域河套、土默川平原等地，逐渐形成“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窖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的局面[18]。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同时也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营的习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二
清前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东部蒙古地区、察哈尔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地区。开垦区域已突破长城边外50里界限。东部蒙古包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该地区靠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耕历史较长。清初，流入蒙古的汉族农民率先在此耕种居住。至康熙末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19]。随后，内地民人继续北移，越过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旗地。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
察哈尔地区，在康熙中叶已开垦出大片农田。雍正二年（1724），察哈尔都统丈量察哈尔右翼四旗土地，仅私垦一项就有近3万顷[20]。
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元、明时期曾在此屯田。清统一漠南蒙古部后继续倡导发展农业。清政府在这里设置“军粮地”，“公主府”地，“户口地”等等，刺激内地农民到这里垦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又开放土地4万顷，招山西等地农民开垦。至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都统奉旨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有土地75048顷，牧地只占14268顷，其余土地已经开垦[21]。
河套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具有依靠黄河水灌溉的条件。山陕北部的贫民多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到乾隆时，在靖边、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汉民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22]。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干旱无雨，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未兴起，所以，清前期该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比，农业发展较迟。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伴随着汉族农民的移入而展开的，而塞外农垦的发展，又促使更多的移民涌入。很多人由当初的“雁行”户，而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移民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开发的进程。
在“山西边外归化城”一带[23]。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都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24]。与山西、直隶两省北部接界的察哈尔地区，雍正初，仅在张家口至镶蓝旗西界的“各处山谷僻隅”，就查到“所居者万余”[25]。为加强管理，清政府特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以及丰镇诸厅。乾隆初，仅张家口厅辖下，即有村寨514个，民户和铺户7522家[26]。
热河地区原本属蒙古牧场，康熙中在此建立避暑山庄后，即在其周围“聚民至万家”[27]，他们亦大多是“直隶、山东无业贫民”[28]，或“晋齐流寓客”[29]。随着迁居者的增多，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特别设置热河厅，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升厅为府，并把周围设立的各厅改称州县，如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等等，隶属于承德府下。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统计，承德所属各州县共有户879，口41496[30]。至于其它蒙古地区，比如东边的喀喇沁诸旗，至乾隆初，留居该地的民户“多至数万”[31]。又如中部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北边的锡林郭勒盟以及西边的阿拉善特旗等，虽然内地移民在人数上较上述地区要少，但也不断有人进入。伊克昭盟所属七旗，沿黄河及长城一线，差不多都有山、陕等省民户开垦的印记。清政府在汉民聚居区实行类似保甲制度的牌甲制度，设立牌头、乡长等职，负责编审户口，造册上报，以利于农业区的管理。
口外蒙古在清代以前，虽在沿河套地区出现过农业，但面积很小，技术水平亦较低下。经清康、雍、乾三朝近一个世纪的开发，至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在东起科尔沁草地，向西沿长城、黄河河套，直到阿拉善旗的广大区域内，凡属内地移民聚居之区，都阡陌成行。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家淦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耕种。”[32]随着大片土地不断被开垦，过去常需内地接济粮食的内蒙古地区，粮食已基本自给。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口外的粮食还有出口。康熙对此描述说：“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朕近日来任人经理，多方培植，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33]；“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34]原来只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已成为农业牧业都有相当发展的地区。一些蒙古牧民因长期与汉民杂居，掌握了农耕技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乾隆写诗赞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法，谓曰靠天收，秋成为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绿”[35]。蒙古人从初期不懂农耕技术，粗放经营，“靠天收”的状态，到“均习耕耨务”，懂得了关心天气的晴雨，反映了蒙古牧民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改变了该地区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落后面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对稳定清王朝的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又缓解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这对巩固清初的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蒙古地区的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覆盖其上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会发生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乾隆以后，蒙古地区的耕垦活动一直未有停止。由于长期大量的垦殖加之战争的摧残，原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如光绪《靖边县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又《横山县志》载：同治十三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与该地区邻近的兴县（今山西兴县）“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36]其实，蒙古地区的土地垦殖在清代之前已经进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如毛乌素沙地在公元五世纪初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即建都城于此，名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但由于400余年的垦殖，至唐长庆年间，丰茂的草原已变成戈壁荒漠，当年“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即淹没于沙海之中[37]。唐人许棠诗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38]当是真实写照。但这种种由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垦殖活动仍不断进行。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有增无减。如驻伊克昭盟守军陈长捷部在今伊金霍洛旗一带开荒1万顷，不仅把达尔罕壕、红海子滩等几处较好的草场开垦了，甚至连成吉斯汗陵的禁地也没放过[39]。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提倡植树种草，但在发展粮食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垦殖活动仍在进行。据统计，从1953年至1990年，内蒙古垦地计5574.9万亩，而致沙化面积增大。如伊克昭盟1957年沙化面积为16446.5平方公里，1974年为35000平方公里，20年扩大了2倍。库布齐沙漠1957年面积为16200平方公里，1977年扩大到16756.8平方公里，20年扩展了500多平方公里[40]。浑善达克沙地南移，曾是水草丰美的多伦（元上都建于此）已被侵蚀。近年来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其沙源盖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生态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包括清初在内的垦殖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垦殖活动促使这一区域生态的恶化。如今“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41]，沙化面积继续扩大，甚至推进到到北京的周边。因此，恢复内蒙古地区的良性生态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应遵照中央的部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大力营造防护林，同时种植速生用材林和经济林，以便解决农民对木材的日常所需和退耕后的生计问题，以减少滥垦滥伐。在已沙化的土地上，应大力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柠条、沙柳、沙棘等植物，用以防风固沙。通过这些措施锁住沙龙，不使沙地扩展。在草场退化区，应改良牧草，减少载畜量，以使草场恢复，等等。总之，应保护好现有的自然植被、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人工植被，如此长期坚持就能使已经恶化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才可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借用学者对古楼兰地区因屯垦过度而致生态恶化的一段评述：“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42]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一方面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则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阻滞经济发展，甚而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生存条件。今天，我们搞西部大开发，切记保护环境，切不可对已然十分脆弱的生态再造成破坏，要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警示。
清代农业生产,就粮食产量而言,虽较宋明时期有明显增加,但就小农经济传统经营方式而言,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清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则比宋明时期更加严峻,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大增给粮食供应带来的压力。清代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长江流域,作为清代重要财富之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十分严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长江流域农业开发问题的基础上,试对清代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做一点探讨。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影响,土地大量荒芜,人口稀少。长江流域,经济遭破坏程度很深。就人口与耕地来说,顺治十八年,长江流域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官方能统计到的仅九百零二万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计算,约四千余万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万顷[2]。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社会里,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可耕地面积的大小。耕地和劳动力太少,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其中较有成效者,便是招抚流亡和鼓励垦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务必广招流亡,垦荒拓地,并宣称对无资垦荒的贫民予以资助[3];且颁布了地方官劝垦考成法,将地方官的招垦成绩作为其迁降考核标准。在这些政策的促进下,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清代农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据统计,从顺治初到康熙末,全国主要省区(不包括边疆地区)共垦荒地四十三万八千余顷,其中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垦荒约二十七万二千余顷,占全国总额的62.3%。由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长期于战争,农村经济破坏严重,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长江流域经济才转入全面恢复发展轨道。安徽合肥县,从顺治初即开始逐步垦复抛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将“原额荒田俱经垦足”;四川地区,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几乎没有垦荒地亩上报。据郭松义先生依据实录统计,康熙年间四川共垦荒地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余顷,皆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陆续垦复清理升科的。从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长江流域九省区耕地增加了近百万顷;同期,人丁增加了约五十五万丁[4]。人口增长,耕地增加,为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供了保证,促进了清前期经济的繁荣。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扩大,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前提。人口与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长?如果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虽然顺康雍时期,清政府无男妇统计,只有人丁统计,但我们仍可推算这段时期人丁与耕地增长状况。我们发现,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长的速度已现出大于耕地增长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已感到人口压力。他曾说:历年来,外无兵革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但百姓生活却“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5]。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五十一年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令;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这些政策虽在削弱农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有进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长的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安徽《无为州志》即称:该州“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均摊之例行,丁有定税,审亦可息。民咸乐生,户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讲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那么,该如何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垦荒。雍正五年,“准云南、贵州二省广行开垦。凡地方招募开垦及官生捐垦者,按户数多寡议叙”;同时,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垦荒之例,准其入籍、考试。雍正年间,长江流域九省共垦荒约数百万亩。清代农业,到乾隆中叶以后,已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长江流域九省人口约九千四、五百万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该地区人口已突破一亿;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达到一亿五千六百余万口;嘉庆十七年达到二亿,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间,人口更猛增至二亿四千余万口。百年之间,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该地区耕地则只增加了大约三十分之一[7]。如此悬殊的增长比例,使得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从乾隆十八年的3.6亩,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亩按照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论,南方地区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亩耕地,并“佐以杂作”方可免除凶岁之饥。前述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这一标准。但这只是就平均数而言,没有考虑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对土地兼并等情况。清初,承战乱之后,人口稀少,不少农民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清中叶以后,自耕农大批失去土地,他们或为佃户,或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乡,生活日益艰难。乾隆中叶时,江南佃户辛苦一年,“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广地区已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土地兼并,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农村生活困难,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便流入市镇。富余农业劳动力部分流入市镇,从事工商业经营并不就是坏事,从市镇经济方面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商业经营,可以促进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县),乾隆年间“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佣力为生,充当工夫水手者不下数万人。湖北汉口镇,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南北交汇枢纽,来此开栈设铺,以庸力为生者颇多。据民国《湖北通志》载:鸦片战争前夕,该镇“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输转搬运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设商社疏》中亦称:“楚北汉口一镇,……(乾隆十年时)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9]。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因“地产绸绫,商贩云集,五方杂处,民户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将吴江县迁至此镇,专司安全管理等事务。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解决人口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难的压力面前,更多的穷民则涌入山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采矿伐木,摘茶种烟。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穷民涌向山区,他们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种麻、种靛、开矿炼铁、造纸、种烟等维持生计,被称为棚民。川、楚、陕三省交界之地,处于长江中上游,重山峻岭,地形险要,有所谓南山、巴山老林等地,历来是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据点。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区。乾隆年间,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穷民,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阳六县,“俱是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庆初,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者颇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致使当地户口“骤增至十数余万”[10]。据《东华续录》(卷九六)载,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陕省兴安州地形险要,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迁来的。尽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进入山区,但“各省生齿日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为获得更多而又廉价的土地,以满足人们生计需要,内地平原,则出现了毁塘、填沟、截河、围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垦种江海沙滩地。长江中游地区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明代以来,人们便大规模围湖造田,清代则更甚于明。仅乾隆初的十一年间,湖广地区就围垦洞庭湖达十万零七千余亩。湖南龙阳一县,乾隆初即先后围垦“滨湖积水荒地”共五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亩。乾隆五年,清政府颁布准许人们开垦零星边角地政策之后,湖广地区遂有“傍湖居民,招徕四方认垦之人,复以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十年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万余丈,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时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清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大江太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涧,亦裁流种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许报垦。倘有自恃己业,私将塘池波泽改垦为田,有碍他处民田者,察出重惩”。无奈人口太多,人们需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自己,因此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们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龙阳县又续垦湖田二万三千九十亩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明德上报该省垦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顷五十九亩有奇”。安徽合肥县,“高田为多,最须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赖陂塘以资蓄泄”,然而嘉庆时却有清明塘、小官塘、大丰塘等近十处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铎曾这样讲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这虽然有些悲观,却也道出了清代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人与自然争地,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川、楚、陕边界地区,乾隆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水秀,古木参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从大批穷民涌入该地区后,他们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种,原始森林大面积被毁。严如《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涌入这里的穷民,开垦新地,必先伐木,“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下缱千钧巨石,就根斧据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宝鸡经草凉驿、黄牛堡,过凤县、古陈仓、留坝厅至褒城县一带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庆初,“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树木已稀,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章”。长江流域山区的森林,就这样一片一片地被砍伐,变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学者认为:“人类生态系统实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__经济__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按此见解,则要求人类必须保持与社会、经济、自然的有机统一,即保持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坏,人类就必然逃脱不了社会与自然所降临的灾难。清代中后期人口过快地增长,本身就已破坏了这一平衡。作为清统治者,本应从发展生产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这样做,结果造成人们滥垦滥伐,进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灾难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毁,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灾害程度。汉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当夏秋涨发,(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涛之中,出没无常,舟人步步留心。……如不能避,则沙壅船头,顷刻之间,人舟均无踪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时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开荒种地,种植薯、麦、菽、粟、高粱等杂粮,至使“林残石出。……因而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崖立溃,溪港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沙洲暴长”[12]。四川巫山县,仅县城所依之阳台山,历年垦辟,至使水土严重流失,“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城门不可启闭”。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长江逐步变成“黄河”,而且沙石随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区淤积成洲,垫高河床,从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区洪灾的破坏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长江每年“夏秋间,挟泥载沙浑流而下,几与黄河无异”;王柏心亦称:“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数十,所纳山谷溪涧不可胜数。重崖沓嶂,风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垦治,沙石杂下,挟涨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趋平地”,“十数年来,江心骤高,沙壅为洲,枝分岐出,不可胜数”。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堤防”亦载:“上游秦蜀各处垦山民人日众,土石掘松,山水冲御,淄挟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监利等地形成众多的洲滩。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地形比较低湿,沿江湖各州县,几乎无县不设堤塍护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无为州,四境之内“圩居强半焉”,仅靠奥龙河及西门附郭圩田即达二千余顷。长江中游之湖广地区则更多。湖南龙阳县,至少有滨湖围田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五亩;湖北监利县,咸丰九年清丈时,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处,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顷三十七亩”有奇。同治时,“南堤之内,有田数千顷,俱作堤塍御水”[13]。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溃堤造成破坏。围湖垦田,使湖面缩小,湖泊的抗洪能力减弱;滥伐森林,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变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积森林被毁,气候环境日益恶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灾,从而给长江中下游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灾难。自宋至清,长江流域出现过四次特大洪灾,清代就占三次,其时间分别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丰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灾都给沿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县,鄂西长阳一带“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万城堤溃,城垣倒塌无数,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厢内外淹死者达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万多间57;武昌“学官水深两丈,二月不退”;“汉川”舟辑入市,民漂溺无数。据《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统计,清代江汉平原出现水灾203个年次,旱灾98个年次。其中危害较大者,水灾117个年次,旱灾17个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间,江汉平原有133年遭灾,平均两年一次。在这些灾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旱灾,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据雍正《湖广通志》、民国《湖北通志》、《清实录》、《清史稿》等记载,仅武昌、公安、石首、房县、谷城、崇阳、沔阳、荆州、竹溪、枝江、宜城、巴东、通山、黄冈、潜江、麻城、建德、天门、罗田、汉川、京山、钟祥、监利、均州、黄州、松滋等沿长江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个府、州、县城的粗略统计,顺治至光绪年间,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坏者,约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顺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绪一次。可见,江汉沿岸,水灾愈来愈多,对农村经济的破坏也愈来愈大。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给长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制约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坏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间,连年溃堤,比岁不登,民困斯极”。湖北天门县,同光时期,“频年水患,不渍则溃,不溃则渍,颗粒无收”。汉川县,滨湖渚垸“苦冲决,兼苦渍涝”。监利县,“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溃。同治时县令徐兆英曾说:“予考监利之害,莫江水为烈矣。竭民财力起堤以御之,十岁中,少者决二、三,多者决至四、五,甚者频年决。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万万不支也。……嗟呼!可不惧哉?可不虑哉?”堤溃频仍,水患连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为了筑堤,几乎耗尽人民血汗。监利县“版筑之费皆派诸田亩,决与筑相循,征与修无已,民力有尽,江患无穷”。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还顾得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呢?更不要说抵御水患所带来的灾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又造成新的社会问题。道光以前,江汉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现象比较少见,雍正时曾有一例。此后,动辄外逃,“几成习惯”。道光十四年,沔阳州饥民“什佰成群”,逃往顺天府密云、三河等县;道光十五年,沔阳、汉川等洲县“逃亡甚众”[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汉江涨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钟祥、潜江、天门、沔阳、汉川等县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纷纷逃亡他省”,江夏等州县逃亡在外者达一万五千余户”。光绪八年,监利、沔阳“流民在外者,不下数十万人”。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反过来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每次灾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请赈告蠲,从而增加政府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据清实录统计,江汉平原清代蠲恤共计一百一十二次,所及县份达一千二百七十四县次,总数在千万两以上。由于清初对四川经济的大力开发,使川省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粮食产区,江汉及江南地区,凡遇水旱灾害,大多自四川采办或调拨粮食赈济。雍正七年,江浙水灾,遂遣员赴川采办粮食。乾隆七年,拨川谷二十万石分运江南、湖北备赈;乾隆十八年,拨川谷十八万石于江南备赈;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万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为济湖北、江南旱灾,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万石以待楚贩。伴随灾害频繁的是粮价不断上涨。雍正年间,湖广地区粮价尚维持在七钱至一两一石之间,乾隆十六年则涨到一两四、五钱至二两一石。尽管此后川粮大量调运该地区,但该地区粮价仍大体维持在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一石之间。粮价上涨,老百姓生活便发生困难,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钱粮予以赈济。湖广地区本为财富之区,清政府依之颇重,蠲赈增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平衡物价,赈济灾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县设有常平仓,并规定了各府州县不同级别的贮粮数量,一般大县一万石,中县八千石,小县六千石。由于水旱时发,长江流域各府州县仓贮粮食常常不能饱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广总督吴达善、湖北巡抚梁国治曾奏称:“湖北省额设常平仓谷一百二十余万石,近来粜赈兼施,缺额谷五十余万石”。[15]此外,长江下游地区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区滥垦造成的自然灾害袭击也十分严重,使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亦遭受重大影响。圩田居其强半的安徽无为州,从明嘉靖、万历时起,便逐步长成数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边筑了五道长堤以护州城。康熙六十年以后,“江之南岸,洲滩日长,以致江水北扫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冲激崩裂”[16]。该县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农村经济受到极大影响。
长江流域,作为清代财富之区,以不足全国一半的耕地,却要养活超过全国半数的人口,其经济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为缓解人口太多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走的是鼓励小农开荒拓地的老路子,结果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这不但没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了农村经济进步的障碍。事实证明,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长江流域应当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合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资源,把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开发放到同等重要地位来考虑,制订出综合开发与综合治理并举的战略,长江流域经济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摘要：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然而，我国农村现存金融状况却不能有效的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立足于这一现实，分析了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状况，农村金融发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和遵循的原则。通过这些分析使我们认清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协调起来。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支持；金融需求；金融供给
一、问题提出
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但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这四家机构在农村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农发行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粮食银行，或者说粮棉油的银行，它不能深入到农民生活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不能支撑其他多种经济的发展。农业银行是一个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赢利动机存在，因此它的许多业务从农村基层撤出。邮政储蓄只是一个储蓄银行没有贷款业务，功能过分单一，实际上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只能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所有这些状况决定了必须对现有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变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根本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并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在当前全国范围内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对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状况分析
农村金融发展也像其他商品市场一样，其目的就是实现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发挥农村金融对经济的促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一些状况。
（一）农村金融的需求状况分析
目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农户、农业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和农村政府，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在大部分地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农业龙头企业在农村金融需求总量中的比重很小，所以农村金融需求可以简单分为农户金融需求、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和农村政府的金融需求。对于农户需求来说，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农户金融需求是不同的，根据经济发达程度，我们把农户金融需求分为三类，即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发展需求，中等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农业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并重，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生活需求。对于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来说，由于我国的农村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我国农村企业总数于2004年达2931万户，为农村就业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4年全国农村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14733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9%，2004年，农村中小企业创造增加值约为45621亿元，比2003年增长13%左右。[①]对于农村政府的金融需求来说，由于农村基层政府包括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它们的金融需求不同于农户和中小企业，它们的金融需求主要是为农村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的公共产品。在一些财政困难的地区，政府还通过向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弥补税费差额和发放职工工资。通过这些需求主体来看，农村对金融的需求潜力是巨大的。
（二）农村金融的供给分析
从正式金融安排的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每年国家以金融剩余的形式对农村经济剩余进行转移，但是在量上十分不足。2004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5％左右，但农业贷款仅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不足6％。四大国有银行每年以吸储上存方式从农村流出的资金约有3000亿元[②]。邮政储蓄只吸储不贷款，每年约有2000多亿元的资金被抽离农村。农村和农业资金大量流出导致了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缺口巨大。
然而，自1996年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与农村信用社行社分离，国有银行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以来，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呈现萎缩态势。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信贷资金的垄断供应者，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农村信用社过分看重业绩的增长，以追求盈利为主要目标，偏离了为社员服务的合作原则。
从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供给角度看，主要包括私人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等。具有贷款数额小，希望手续简便、灵活、及时的特点，并采用较少抵押甚至无抵押的贷款方式。从供给角度看，农村贫富差别加大为农村非正式金融提供了金融供给的空间。同时农村又缺乏国债等证券投资渠道，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式金融的潜在供给者。
三、农村金融存在问题
(一)农村金融机构组织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者的职能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混淆和冲突，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首先，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承担我国政策性金融的重任，农业发展银行不但存在资金来源不稳定，资金运用效益低下等问题，而且业务范围非常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其次，农业银行市场定位的变化使得原来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实行商业化改革以后，农业银行从农村大量撤出，留在农村的也仅从农村吸收存款，不再向农户发放贷款，这使得其在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再次，农村信用社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商业化倾向，运作不规范，存在隐性的金融风险。
(二)民间金融不完善和不规范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一直受到打击和排挤。但是，许多民间金融在扩大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效率，尤其是促进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农村民间金融一般具有规模小，隐匿分散的特点，容易失控，一旦失控，不仅可能导致其自身的系统崩溃，而且还可能波及到农村政治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和保护民间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今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三）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经济需求
各金融机构之间在农村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导致了农村的金融服务功能逐步弱化。农村的金融产品较少，金融服务种类单调，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种类很少，而现在农村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迈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金融服务现状难以满足当前农村多元化经济的需求。
四、构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措施
（一）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产权和治理机制
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产权不清导致了竞争没有效率，因此，政府应着手建立既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具有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合作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基本的组织形式，已在理论界和实业界达成共识，但目前以基层农村信用社作为唯一的一级法人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既不符合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也不利于合作金融组织的竞争和发展，故今后应考虑建立多层次与多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而对于作为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则可考虑渐进式地推进从国有独资公司制到实行纵向产权结构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再到实行横向产权结构的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产权改革方式。
（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方面要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合作金融改革，另外还应积极探索农村金融的其他发展模式，力求在农村建立起以合作金融为主体，多种金融形式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农村金融需求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快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对于农业发展银行要进行职能定位，拓宽其政策性业务范围，强化其政策性支农作用。要改革邮政储蓄管理体制，建立邮政储蓄银行，拓展业务范围，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发放小额农贷。采取有效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发挥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和机构，增强农业防风险能力。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
尽管我国对民间金融一味加以取缔，但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活动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据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1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1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12%。[③]因而，我们不能不顾客观存在和实际需要，承袭旧规把民间金融活动视为乱集资，简单、粗暴地取缔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民间金融，政府应该给以承认、鼓励、支持和引导。首先要提高对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农村金融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废除现有限制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和条条框框。其次给以民间金融在税收上的优惠，减少在资金融通、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限制。还有要规范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对民间金融活动实行监管。
结论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金融中的实现途径。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正在从不同的层面展开，政府对农村金融供给萎缩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改革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仍十分复杂，因此构建农村金融必须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便利农民、满足农民为着眼点，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组织。形成健康、高效、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切实提高金融服务于“三农”的水平，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使“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目标早日得以实现。
一、主要实施的审计程序
（一）了解所审计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所谓农业“综合”开发，既指开发方式的综合，也包含资金来源的综合、各部门协调行动的综合以及指标效益的综合。因为，审计人员不仅应查阅项目档案，了解项目基本情况，还应组织召开由县农发部门、项目所在乡镇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管理人员介绍项目建设的概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组织召开受益农户、村委会干部、项目建设相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他们对项目建设的不同看法和反映。通过召开座谈会，倾听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关注不同人员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反映，获取有价值意见，找到项目建设的薄弱环节，找准审计重点。
（二）应进行实地调查前文提到
现阶段农业综合开发的特点之一是关注最终的绩效。因此，审计人员不应仅只通过层层上报的统计数据来做出评价，还应通过实地勘察项目现场与调查询问相结合来进行。对照上级下达的项目计划（或项目验收报告）实地进行清点，看项目的具体建设情况以及已建成项目设施发挥作用的情况，看是否存在已建项目被毁损、废弃或无法正常发挥效用的现象，如仓库、道路是否实际已建成，宽度是否符合要求标准；产业化项目工厂是否正常运转，是否达到了设计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如何，是否带动农民增收。把项目实施的效果与项目实施方案加以对照，求证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真实性。
（三）将项目专账与原始大账进行比对
仔细检查原始凭证根据农业综合开发财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资金应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同时实行财政无偿资金县级报账制。在审计实践中，项目实施单位往往无法做到专账核算，通常仅根据原始凭证的复印件来做出一份项目的备查账。因此，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对项目实施单位的原始账目进行比对审核，尤其是必须检查原始凭证，包括发票是否真实。应查询企业所在地的工商登记信息，如果发票开具人已注销、吊销还在开票，则需警惕经营活动的真实性。一旦发票被认定是假的，结合业务的真伪，需进一步跟踪资金流向，看是否存在套取资金、贪污行贿等问题；发票的内容是否与购销合同、验收报告、实物一致；发票开具人是否与购销合同的供货方、资金汇入方、验收报告中的供货方一致；如果发票中的内容与购销合同不一致，资金汇入方与发票开具人不一致，或者发票开具人取得支票后直接背书，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四）跟踪项目资金流向
这主要从财政部门管理的专户入手，根据县级报账的财务情况，沿着资金的流向轨迹，通过项目建设合同、资金拨付申请书，分别对项目所涉及的资金拨付部门、项目的组织实施单位、工程的建设单位的财务情况进行延伸审计或调查。重点审查项目的前期工作费和科技培训费等是否被开发主管部门挪作事业费使用；审查资金拨付部门是否及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是否存在截留、挪用、虚报冒领骗取项目资金的问题，同时，也能发现下级财政虚假配套项目资金的问题；审查建设单位项目支出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利用虚假工程结报而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用于其他政府形象工程的问题。
二、审计中的几点体会
（一）项目建设、验收、检查等环节流于形式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自80年代末实施以来，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相对比较完善。无论是项目的立项、建设、验收、检查，还是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等均有一系列的体系和监管。然而在实际审计中发现，体系虽然完备，但执行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尽管项目库、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项目实施方案等各类文件资料齐全，但存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验收报告、项目建设实际三者不一致情况；项目主管单位在项目验收时存在走过场，未能严格按相关制度认真履行职责的现象。
（二）项目建设不规范，项目建设
质量和进度无法得到保证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发现，尽管项目实施方案中，项目实施单位均提及工程应公开招投标、应进行工程监理等，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项目实施单位往往以工程量较小或者企业管理不完备等理由，不进行公开招投标，工程项目缺乏监理，对项目建设质量无法进行监督；更有甚者，部分项目实施单位虚报工程资金，以旧充新，以补偿发票税金的方式来获得超出实付工程款的发票。总之，农业综合开发作为我国财政支农的重要形式，各相关部门应尽职尽责，确保发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正带动农民增收，加快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作者：范曙光单位：山东省宁阳县人社局
摘要：人力资源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全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所在。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产业升级；草根人才；理念对撞；人才脱档；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的不足在农业产业化升级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国际先进理念难以被很好地应用；龙头企业后续力量不足；草根人才综合素质偏低。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2009年暑期社会实践期间我们慕名来到农业产业化先进典型江苏省东台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走访。通过走访当地干部群众，走进龙头企业、深入产业园区、参观农产品集散市场，我们对当地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产业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了直观的感受，对发展农业产业化在“三农”工作中的地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们对当前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选出亟待解决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总结、探索。
一、问题表现
（一）理念对撞——“国际视野”难以植根本土
农业产业化要前行就要着眼市场，紧紧围绕国际标准需求，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具体表现为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通过引进国际生产技术，进行分类加工、用科学生产、管理、营销理念来铸就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但在具体推进时却面临着农民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国际标准的突出矛盾。东台市早在1979年就已经开始小规模种植甜叶菊，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地已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取得了较好效益。为使这一新一代绿色保健糖源产业得到发展壮大，当地政府高起点规划引导，倾力引进加拿大GLG集团的投资，兴建集研发、种苗、生产深加工、营销于一体的甜叶菊生产加工基地——润洋公司。项目建设早在2年前启动，企业与政府密切配合，两条生产线于2008年年底如期建成。然而紧接着的工作推进却异常的困难，在深加工生产过程中，企业在当地招聘的工人对严格的生产加工规范要求难以适应；与投资方自带的加工生产骨干在理念、技术等方面难以磨合，需企业长期支付巨额的培训成本。同时，农民在初期选种、标准化种植和后期菊叶采摘上得不到必需的指导再加上部分菊农缺少基本的诚信意识，销售的菊叶与收购方的要求存在着巨大反差，使加工环节很难保证最终产品的要求。可以肯定，企业加工与农民种植之间的质量“博弈”，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究其原因是当地农民的知识视野形成了顽固的习惯，很难一下子改变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及时唯利的小农经济思想。仅靠龙头企业和政府方面的努力，争取主动权将十分艰难。必须挖掘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
（二）人才脱档——“先进标兵”面临生存危机
由土生土长的富安人，全国人大代表卢克松同志领军的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系农业部等九部委联合认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探索的“公司+工厂+农户”茧丝绸产业化运行模式和效益二次分配，被业内誉为国内最成功的模式，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主产品白厂丝的质量、性价比在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为造福当地农民，壮大镇村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家知名企业在取得具大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困境。首先，公司经营班子平均年龄高达57岁，自身的力不从心再加上目前公司运行中交织着的各类矛盾和困难使他们“雄心”难在。补充更替经营管理人员已十分迫切，但要选择到一个能够融入到农民中去协调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并且有能力持续驾驭市场，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理念与茧丝绸生产加工技术的人才并非易事。其次，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背景下，栽桑养蚕依赖的是50岁以上的留守劳动力。但5年-10年后这批劳动力将最终丧失同时进城务工人员又难以适应辛苦的蚕茧生产工作，茧丝绸业将面临着基本劳动力短缺的危机。这势必要求产业转移或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来谋取更大效益源泉，这些工作需要一个庞大的人才体系来适应时间、空间的高跨度；组织、协调、运作的高难度。而这个人才体系的优秀在于能够与农民同甘共苦，完全融入当地茧丝绸文化的草根人才。
（三）草根人才——“产业提升”凸现能力不足
著名的“西瓜之乡”三仓镇走特色农产品生产致富路径的能人辈出，目前建成了1个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50多个产销合作组织，扶持培养了1400多人的农民经纪人队伍。他们凭借较高的技术投入率、新品种引进率、田间茬口利用率、钢架大棚普及率使得全镇大棚种植面积高达10万亩左右，外包土地5.5万亩，农作物亩均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东台西瓜”、“佳脆牌”萝卜、青椒、胡萝卜凭借较高的“绿色含金量”享誉全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当地的农业生产更多的仍局限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产品仍定位于初级的农副产品上，营销仍以经纪人原始的贩运式销售为主，这就决定了农民难获市场主动权，收益与辛劳的比率差距较大，农业发展难以摆脱原始的农业生产力释放空间的约束。在农业产业化初级阶段中显现“吃苦耐劳、博击在前、初有成就”优势的草根人才，因受小农经济的思维束缚再加上自身文化知识的欠缺，面对现代经营模式的迟滞，客观上难以在未来产业升级中有较大的作为。
二、矛盾分析
在调研走访中我们和东台的有识之士共同分析了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看：催生农村实用人才群体的因素缺乏，各项保障机制孕育时间漫长；传统农业难有作为的认识根深蒂固，大部分劳动力对现代农业的认知肤浅；涉农工作辛苦，跳出农门，居所城市的愿望普遍存在，市场配置的难度大；诸如大学生村官、农业科技人才的配置只是在较高层面上推动的一种象征性体现，并未真正从“三农”工作的战略要求，从根本上采取切实保障的措施。从主观上看：上下的组织程度不高，在无商不活、无工不富的认知牵引下不少领导干部缺少对“三农”应有的认识高度从而导致农业所需人才开发在区域发展中的位置还不突出；动态性管理服务水平层次还较低，大多停留在“年初谈谈打算，年中搞搞培训，年未统统数字”的层次上，针对性、系统性缺乏，各项服务管理工作并未落到实处；对涉农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农村科技人材的补充投入、配套政策明显不足。能工巧匠、经纪人独立作战较为普遍，他们获取新知识、新理念、新政策的渠道不畅，激励引导机制缺失，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势必制约束缚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实施多层次、多方位、多途径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造就一批能够创新经营模式；巧用市场制胜技能；借用现有产业优势带动农业产业新发展的人才群体势在必行。
三、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掀起人才开发认识大提高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着力开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再学习，系统诠译、理解“三农”在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围绕农业产业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价值地位，充分探讨、理解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辩证关系，充分思考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中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发展现代农业所具有的贡献潜力。同时，在具体落实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上着力突出健全目标体系；钢化主体责任体系；强化开发组织体系；细化培训课目体系；落实激励保障体系；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明确载体建设体系等7大配套工作机制建设。通过必要的考核引导，促进各级行政领导在思想上重视、在位置上提高、在精力上保证、在物质上保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二）立足农业产业化，推动涉农职业教育大发展
培养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必须围绕现有产业发展基础，依托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实施农村人力资源的持久开发，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群众创业创新能力。为此必须转变过去农村人才开发小打小闹、冠名挂职的低效模式，着力从基础教育上谋求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强化涉农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助推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一要打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同质化套路，把构建新型农村教育体系纳入农村改革体系，加大涉农职业教育比重。在有效利用、整合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产业经济特点、区域特点重新布局涉农职业教育机构。二要出台相关政策扶助涉农职业教育发展。加大对相关教育机构的硬、软件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加大对优秀涉农职业高中生对口单招进入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习的力度，减免或补贴学生在职高阶段的学习费用，对毕业学生从事相关农业项目创业就业给予贴息，小额贷款等政策扶持。使涉农职业教育机构具有吸引力、生命力，真正形成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三要整合力量，防止政出多门。农村人才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部门多，经常存有“都负责，都不负责”的倾向。为此应打破管理体制的束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上来，努力将农村涉及教育机构打造成农村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三）面向农业产业化，实施高教专业结构大优化
现代农业有着内容丰富，寓义深刻的内涵，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加深理解，积极面对。现代农业已不再是传统的第一产业，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农业将分离出许多新的部门，产生许多新的工作岗位，这无疑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空间。为此高等教育机构应面向农村，面向市场审视自身，建设服务的新空间。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开辟涉农专业，在专业结构、教材体系上进行科研攻关，尽可能地适应农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改变招生方式，积极面向具有“三农”工作经验的草根人才以及涉农职业教育中的学生实施定向招生，学业完成后再回流农村；同时尽可能组织更多的大学生赴农村学习调研，到龙头企业见习锻炼，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未来创新，创业空间有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四）加大政府扶助，吸引进城经商能人大回流
农民商人往往处事灵活，吃苦耐劳，接受能力强，在进城经商过程中积累了经验、资金、人脉加之切不断的乡情，使他们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活力之源、后劲所在。在城市竞争越发激烈的新形势下，现代农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潜能，创业致富的广阔空间，倾力倾诚吸引他们返乡寻求新的机会，应成为农村人才开发的重要方面。营造以爱家乡、忆亲情为内容的创业文化，使之增强返乡意愿；宣传农业项目的创业典型，展示最新发展成果，先进经营理念，使之增加创业动力；构建农业产业化发展扶助机机制，优化创业环境，使之增强回流欲望；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着力开展经营管理培训，使之增强创业能力。
（五）依托农业产业化，激励农业科技干部大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其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农村科技人才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多年的探索、努力、服务才奠定了当今现代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将来，他们也仍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我们必须依托现行农业服务体系，全方位发挥农业科技人员在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的辛勤付出能获得相应的绩效报酬，满足他们在服务农业产业过程中所需的基本物质需求、深造需求、交流需求、信息需求。其次，让他们在农村涉农职业教育专项培训上大显身手。为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引领农民开展农业产业创新实践创造条件。再次，多倾听他们的呼声建议，多让他们参与决策管理，倡导涉农服务创新文化，对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做出贡献的有功人员给予必要的精神物质奖励。最后，为农业科技人员自主创办、领办农业企业，发展新的农业产业项目提供资金、土地等方面的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示范引导作用。
摘要:金沙江流域光、热、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正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和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开发必须搞好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关键词水土保持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农业金沙江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最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最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最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裸露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优秀。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最佳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超级秘书网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含义是：以强化降水就地入渗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为前提，以建设基本农田、植被和发展经济林果、养殖业为主导，达到农、林、牧、果综合发展，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为目的。
金沙江农业开发（尤其是干热河谷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开发与治理保护相结合，使综合开发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不断好转。既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增加收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又不给后代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忧患。对于地形地貌变化复杂，地质构造运动强烈，气候类型多样，土壤种类繁多，人口素质差异大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平衡的金沙江流域来说，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不可能是一种模式，应该是多种模式。这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工作，及时总结各地经验，分类指导，才能使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健康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就金沙江广大山区来说，农业综合开发要实行治水改土与造林绿化相结合，搞好水平梯地（田）建设，固定基本农田并使其向高稳产农田方面转化。据调查，水平梯地比坡耕平均减少径流72.2％，提高土壤含水率32─40％，耕作层的土壤机械组成中小于0.01mm的粘粒增加1─3％，减少土壤沙性，提高了保水保肥能力；梯地蓄水保土后增产粮食一般65％以上，从长远看，只有走生物水（植树造林），土壤水（改良土壤），工程水（农田水利）“三管齐下”，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方法，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土地，逐步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果则果，才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主体。要加强水利、林业、农业等部门的协作，做到工程、生物、农耕三大措施一齐上，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一起抓，融农业综合开发与水土保持为一体，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加以有效地实施。另外，要和控制人口增长与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与资源开发的关系，强化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管理的政策法规，才会使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深入，实现21世纪议程。
1大山包镇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现状
1.1旅游产业发展环境亟待改善
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不便利，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本地旅游行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因环境不佳而遭遇瓶颈。
1.2观光农业开发水平低
旅游业开发侧重于高山峡谷、湿地、黑颈鹤等景观观光摄影、户外运动项目和极限体验等，农业发展以农作物生产和农特产品粗加工为主，观光农业在老百姓心里未形成意识，开发力度不够，未形成规模化农业旅游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品牌化农特产品匮乏。
1.3管理模式粗放，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传统农业种植方式严重影响农业向现代生态农业转型，农民经营管理意识淡薄，对耕作细节把握不足，田间管理力度不够，未实现精耕细作。
1.4农作物种类单一，农业产业结构不甚合理
受特殊地理与气候环境影响，大山包农业以马铃薯、苦荞、燕麦等作为主要农作物。虽然近年来尝试种植玛卡、油菜、大蒜、反季节水果豌豆等，但未形成规模，所创收益不高。总的说来，大山包农业种植种类单一，经济效益低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农业发展与开发巨大潜力可待挖掘。
2大山包镇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策略探讨
目前，大山包镇发展农业旅游应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旅游资源开发与农业发展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以提升其附加值，生产极具高原特色的农特产品，实现农业精细化转型，打造具备品牌效应的精品农业旅游产业。
2.1充分利用地区优势，大力开发生态农业旅游
依靠地区优势适度开发农业旅游资源，注重生态农业发展，着力改善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根据党和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良好契机，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努力争取上级政府政策支持与社会资助，做好基础调研，科学预测生态农业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完善交通系统建设，发展具备特色的农家乐式餐饮、住宿配套设施，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大力宣传，以科技带动品牌效应发挥。
2.2深层次开发集观光休闲、农特产品开发与精细加工于一体的农业旅游产业链
规划设计观光农业园，利用已有资源建立可供游客采摘观光、休闲娱乐的多功能园区，完善服务设施，让游客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能获得高层次精神文化体验。对马铃薯、苦荞、燕麦等农作物既可依靠传统工艺进行粗加工，将其作为游客体验活动环节之一，使其参与到荞疙瘩、燕麦饭等生态食品制作过程中，还可引进先进食品加工技术，将农作物进行精细加工，生产苦荞茶、高山洋芋粉等农特产品，供游客购买。
2.3转变管理模式，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
打破农民传统观念，转变农业管理模式，充分利用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从播种、施肥、收获等方面考虑精耕细作，选择适合高寒山区种植的特色高产作物，引进先进种植技术，促使农业实现精细化转型；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家禽、牲畜改良工作，引进适合大山包养殖的畜牧品种，形成具特色优势和品牌效应的畜牧产业，为农业旅游开发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2.4依靠现代科技逐步丰富农作物种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以教育和科技带动农业转型。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改良品种，大胆尝试反季蔬菜与观赏植物种植，充分考量游客心理与种植效益，确定种植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本地高山黑山羊养殖，加大牦牛和藏香猪养殖规模，着力改变本地单一的畜牧养殖品种，丰富肉质品种类，为游客提高更多购买选择和丰富体验，进一步促进大山包农业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3结语
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当地政府对大山包镇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给予充分重视，大山包镇应及时把握当前良好契机，兼顾发展与保护，不断改善旅游业发展环境，适度开发自然资源优势，丰富种植农作物与养殖牲畜种类，逐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畜牧业等产业的经营化发展意识，以人力与科技相结合，不断促进农业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文香 单位：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摘要：人力资源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全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所在。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产业升级；草根人才；理念对撞；人才脱档；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的不足在农业产业化升级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国际先进理念难以被很好地应用；龙头企业后续力量不足；草根人才综合素质偏低。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2009年暑期社会实践期间我们慕名来到农业产业化先进典型江苏省东台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走访。通过走访当地干部群众，走进龙头企业、深入产业园区、参观农产品集散市场，我们对当地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产业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了直观的感受，对发展农业产业化在“三农”工作中的地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们对当前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选出亟待解决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总结、探索。
一、问题表现
（一）理念对撞——“国际视野”难以植根本土
农业产业化要前行就要着眼市场，紧紧围绕国际标准需求，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具体表现为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通过引进国际生产技术，进行分类加工、用科学生产、管理、营销理念来铸就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但在具体推进时却面临着农民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国际标准的突出矛盾。东台市早在1979年就已经开始小规模种植甜叶菊，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地已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取得了较好效益。为使这一新一代绿色保健糖源产业得到发展壮大，当地政府高起点规划引导，倾力引进加拿大GLG集团的投资，兴建集研发、种苗、生产深加工、营销于一体的甜叶菊生产加工基地——润洋公司。项目建设早在2年前启动，企业与政府密切配合，两条生产线于2008年年底如期建成。然而紧接着的工作推进却异常的困难，在深加工生产过程中，企业在当地招聘的工人对严格的生产加工规范要求难以适应；与投资方自带的加工生产骨干在理念、技术等方面难以磨合，需企业长期支付巨额的培训成本。同时，农民在初期选种、标准化种植和后期菊叶采摘上得不到必需的指导再加上部分菊农缺少基本的诚信意识，销售的菊叶与收购方的要求存在着巨大反差，使加工环节很难保证最终产品的要求。可以肯定，企业加工与农民种植之间的质量“博弈”，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究其原因是当地农民的知识视野形成了顽固的习惯，很难一下子改变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及时唯利的小农经济思想。仅靠龙头企业和政府方面的努力，争取主动权将十分艰难。必须挖掘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
（二）人才脱档——“先进标兵”面临生存危机
由土生土长的富安人，全国人大代表卢克松同志领军的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系农业部等九部委联合认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探索的“公司+工厂+农户”茧丝绸产业化运行模式和效益二次分配，被业内誉为国内最成功的模式，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主产品白厂丝的质量、性价比在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为造福当地农民，壮大镇村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家知名企业在取得具大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困境。首先，公司经营班子平均年龄高达57岁，自身的力不从心再加上目前公司运行中交织着的各类矛盾和困难使他们“雄心”难在。补充更替经营管理人员已十分迫切，但要选择到一个能够融入到农民中去协调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并且有能力持续驾驭市场，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理念与茧丝绸生产加工技术的人才并非易事。其次，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背景下，栽桑养蚕依赖的是50岁以上的留守劳动力。但5年-10年后这批劳动力将最终丧失同时进城务工人员又难以适应辛苦的蚕茧生产工作，茧丝绸业将面临着基本劳动力短缺的危机。这势必要求产业转移或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来谋取更大效益源泉，这些工作需要一个庞大的人才体系来适应时间、空间的高跨度；组织、协调、运作的高难度。而这个人才体系的优秀在于能够与农民同甘共苦，完全融入当地茧丝绸文化的草根人才。
（三）草根人才——“产业提升”凸现能力不足
著名的“西瓜之乡”三仓镇走特色农产品生产致富路径的能人辈出，目前建成了1个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50多个产销合作组织，扶持培养了1400多人的农民经纪人队伍。他们凭借较高的技术投入率、新品种引进率、田间茬口利用率、钢架大棚普及率使得全镇大棚种植面积高达10万亩左右，外包土地5.5万亩，农作物亩均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东台西瓜”、“佳脆牌”萝卜、青椒、胡萝卜凭借较高的“绿色含金量”享誉全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当地的
农业生产更多的仍局限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产品仍定位于初级的农副产品上，营销仍以经纪人原始的贩运式销售为主，这就决定了农民难获市场主动权，收益与辛劳的比率差距较大，农业发展难以摆脱原始的农业生产力释放空间的约束。在农业产业化初级阶段中显现“吃苦耐劳、博击在前、初有成就”优势的草根人才，因受小农经济的思维束缚再加上自身文化知识的欠缺，面对现代经营模式的迟滞，客观上难以在未来产业升级中有较大的作为。
二、矛盾分析
在调研走访中我们和东台的有识之士共同分析了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看：催生农村实用人才群体的因素缺乏，各项保障机制孕育时间漫长；传统农业难有作为的认识根深蒂固，大部分劳动力对现代农业的认知肤浅；涉农工作辛苦，跳出农门，居所城市的愿望普遍存在，市场配置的难度大；诸如大学生村官、农业科技人才的配置只是在较高层面上推动的一种象征性体现，并未真正从“三农”工作的战略要求，从根本上采取切实保障的措施。从主观上看：上下的组织程度不高，在无商不活、无工不富的认知牵引下不少领导干部缺少对“三农”应有的认识高度从而导致农业所需人才开发在区域发展中的位置还不突出；动态性管理服务水平层次还较低，大多停留在“年初谈谈打算，年中搞搞培训，年未统统数字”的层次上，针对性、系统性缺乏，各项服务管理工作并未落到实处；对涉农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农村科技人材的补充投入、配套政策明显不足。能工巧匠、经纪人独立作战较为普遍，他们获取新知识、新理念、新政策的渠道不畅，激励引导机制缺失，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势必制约束缚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实施多层次、多方位、多途径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造就一批能够创新经营模式；巧用市场制胜技能；借用现有产业优势带动农业产业新发展的人才群体势在必行。
三、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掀起人才开发认识大提高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着力开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再学习，系统诠译、理解“三农”在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围绕农业产业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价值地位，充分探讨、理解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辩证关系，充分思考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中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发展现代农业所具有的贡献潜力。同时，在具体落实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上着力突出健全目标体系；钢化主体责任体系；强化开发组织体系；细化培训课目体系；落实激励保障体系；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明确载体建设体系等7大配套工作机制建设。通过必要的考核引导，促进各级行政领导在思想上重视、在位置上提高、在精力上保证、在物质上保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二）立足农业产业化，推动涉农职业教育大发展
培养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必须围绕现有产业发展基础，依托现有教育培训资源，实施农村人力资源的持久开发，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群众创业创新能力。为此必须转变过去农村人才开发小打小闹、冠名挂职的低效模式，着力从基础教育上谋求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强化涉农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助推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一要打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同质化套路，把构建新型农村教育体系纳入农村改革体系，加大涉农职业教育比重。在有效利用、整合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产业经济特点、区域特点重新布局涉农职业教育机构。二要出台相关政策扶助涉农职业教育发展。加大对相关教育机构的硬、软件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加大对优秀涉农职业高中生对口单招进入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习的力度，减免或补贴学生在职高阶段的学习费用，对毕业学生从事相关农业项目创业就业给予贴息，小额贷款等政策扶持。使涉农职业教育机构具有吸引力、生命力，真正形成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三要整合力量，防止政出多门。农村人才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部门多，经常存有“都负责，都不负责”的倾向。为此应打破管理体制的束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上来，努力将农村涉及教育机构打造成农村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三）面向农业产业化，实施高教专业结构大优化
现代农业有着内容丰富，寓义深刻的内涵，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加深理解，积极面对。现代农业已不再是传统的第一产业，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农业将分离出许多新的部门，产生许多新的工作岗位，这无疑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空间。为此高等教育机构应面向农村，面向市场审视自身，建设服务的新空间。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开辟涉农专业，在专业结构、教材体系上进行科研攻关，尽可能地适应农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改变招生方式，积极面向具有“三农”工作经验的草根人才以及涉农职业教育中的学生实施定向招生，学业完成后再回流农村；同时尽可能组织更多的大学生赴农村学习调研，到龙头企业见习锻炼，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未来创新，创业空间有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四）加大政府扶助，吸引进城经商能人大回流
农民商人往往处事灵活，吃苦耐劳，接受能力强，在进城经商过程中积累了经验、资金、人脉加之切不断的乡情，使他们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活力之源、后劲所在。在城市竞争越发激烈的新形势下，现代农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潜能，创业致富的广阔空间，倾力倾诚吸引他们返乡寻求新的机会，应成为农村人才开发的重要方面。营造以爱家乡、忆亲情为内容的创业文化，使之增强返乡意愿；宣传农业项目的创业典型，展示最新发展成果，先进经营理念，使之增加创业动力；构建农业产业化发展扶助机机制，优化创业环境，使之增强回流欲望；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着力开展经营管理培训，使之增强创业能力。
（五）依托农业产业化，激励农业科技干部大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其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农村科技人才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多年的探索、努力、服务才奠定了当今现代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将来，他们也仍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我们必须依托现行农业服务体系，全方位发挥农业科技人员在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的辛勤付出能获得相应的绩效报酬，满足他们在服务农业产业过程中所需的基本物质需求、深造需求、交流需求、信息需求。其次，让他们在农村涉农职业教育专项培训上大显身手。为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引领农民开展农业产业创新实践创造条件。再次，多倾听他们的呼声建议，多让他们参与决策管理，倡导涉农服务创新文化，对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做出贡献的有功人员给予必要的精神物质奖励。最后，为农业科技人员自主创办、领办农业企业，发展新的农业产业项目提供资金、土地等方面的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示范引导作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是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农业科技景观的审美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审美不是人类天生的禀赋,也不是人类在进入艺术领域后才增长的才干、一是农业美学本身,具有的形式美、动态美、韵律美、艺术美、体现了美的创造者—劳动者及劳动本身的美、农业美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美、时代美、水利设施的社会美、动态美、梯田景观蕴含的韵律美、智慧美、技术景观蕴含的技术美、功能美、农具演进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农具演进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现代农业科技景观中体现的时代美、技术美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依托农业科技活动开展的农业科技旅游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农业科技旅游的内容广泛,这种旅游活动具有三个层次的审美活动:一直蕴含了农业美学自身所具有的形式美、动态美、韵律美、艺术美;二是体现了美的创造者———劳动者以及劳动本身的人工美、功能美、技术美;三是农业美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美、时代美。
关键词：农业科技旅游美学审美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农业生态旅游的热潮,而农业科技旅游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现象是在已经取得辉煌工业文明成果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希望回归自然的一种精神需求,是人们追求自然、崇高质朴的一种审美需求。所谓农业科技旅游就是依托古今农业科技发展的历史遗迹,现代农业科技景观设施等所进行的休闲旅游活动。当我们从审美角度去分析认识这种活动时,就能够发现,农业科技景观旅游的兴起是必然的。我国杨凌高新农业示范区发展计划局在对西安市民进行旅游调查显示,近40%的人有到郊区特别是田园风光景观旅游的愿望,有近35%的人有想亲自经历农耕和养殖作业的愿望,其余25%愿意到度假山庄去疗养。[1]同时,对于长期居住城市的人们,还有青少年来说,则更青睐既能受到美的熏陶,又能增长知识的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因之,对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活动进行审美观照,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是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
审美不是人类天生的禀赋,也不是人类在进入艺术领域后才增长的才干。审美作为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而产生的。美产生于劳动,美的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直接呈现于对象的感性形式(色彩、线条、形体),在这些感性形式中凝结着人们的劳动和创造。这些形式成为人的智慧、灵魂和力量的标志,能唤起人们的愉悦而成为美的事物。因此,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美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用上述观点来观照古今农业科技就能发现,农业科技景观旅游的美学因子实则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农业美学本身,具有的形式美、动态美、韵律美、艺术美。二是体现了美的创造者———劳动者及劳动本身的美:人工美、功能美、技术美。三是农业美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美、时代美。人们在农业科技旅游中,能够深切体悟、领会农业美
学本身无穷的迷人魅力,同时,通过对农业科技的了解,认识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从而增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再次,认识农业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美学的发展,把握社会、科学、美学发展的规律,以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农业科技旅游可以提高对农业科技的认识,更好地发扬农业科学精神,进一步推进农业科技意识的觉醒和提高。这种农业科技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的扩大,同时也是人们审美范围的扩大,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互动,自然而然提高了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在审美的同时,又受到思想的洗礼,知识的丰富,这就是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有异于它种旅游形式,是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必然地会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我国旅游的又一个热点,且会越来越热。
二、农业科技景观的审美内容
农业科技景观是地球上的一种景观形式,它除了具有一般景观所具有的客观的地物、地貌特征外,它更是社会的一种空间,是人类生活的栖息地、生产劳动的场所,因之,它也就具备了视觉审美的内容。农业科技景观内容,从宏观上,所有与农业科技有关的地物、地貌和人群,都可包含于内,从微观角度分析,即以人的视觉所观察到的具体的农业科技景观,有水利、梯田、农具,技术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及其设施等,这些景观各自有不同的审美内容。
(一)水利设施的社会美、动态美
我国从古到今,有关水利建设的成果不可胜数,工程景观多有遗存。从远古的大禹治水,劈山导洪,古今之龙门,传为禹所开凿,今人睹之,亦称其奇。四川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陕西关中农田水利,新疆坎儿井等均为天下名胜,近现代以来的长江三峡工程等大型水库,均为世上奇观。在技术上,过去自然条件的自流灌溉,到今天的节水灌溉,材料、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水利设施景观旅游,人们首先受到震慑的是它的社会美。当人们看到巨大的山峰被劈成两半,或滔滔大江被拦腰锁住,或暗河百里而清流欢腾,或“玉龙”随着人意而畅流不息,自会感叹人类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坚不摧的。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才创造了我们今天的繁荣与进步。笔者曾于2003年参观了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对这一点感受颇为深切,曾作诗一首对其赞颂。诗云:“生民自居造化力,掘地饮水举世奇。雪水奔涌五千里,清凌润口兼沁脾。灌出良田碧似洗,育得果瓜含饧饴。我披骄阳饮此水,江山同醉花影迷。”这恰是这次旅游产生的效果。同时,通过水利景观的旅游,可以加深人们对水的认识。人们对水的传统的认识是人与水的对立,水只是一种物,随人处置,故或视其为洪水猛兽,排之去之,或视水为索取无厌的物,灌溉、发电、不加节制地利用之,浪费之,污染之。要说审美,水之美也仅仅成为哲学家思想家借水论人,诗人、作家借物抒情,画家、音乐家发泄牢骚的寄托物罢了。现在,环境的恶化使人们对水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亲水意识增强了,爱水护水,人与水和谐相处,通过水利科技景观,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设施的参观,更能很好地理解人喜择水而居和依水傍水的环境美,依供定需、量水而行的规律美,人水共处、相得益彰的和谐美。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其技术美亦令人叫绝。被称为“活的水利博物馆”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已有22600年的历史。它以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为其特色,位居成都平原顶端、岷江的出水口,居高临下,分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要工程。鱼嘴分水,飞沙堰泻洪排沙,宝瓶口进水,三者珠联璧和,协调运行,互相制约,饮水入田,分洪减灾。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都江堰工程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泄洪排沙的世界水利技术难题。由此可见,古代水利工程确实具备了科学美。
(二)梯田景观蕴含的韵律美、智慧美
梯田是“在坡地上沿等高线修筑的阶台式或波浪式断面农田”。[2]一般说来,在磅礴逶迤的山坡峻岭上修建的梯田,将巍巍山岭依起伏之势,劈山积土,累石为界,便形成了高阜之田,其平如盘,层层映绿。[3]是体现农业进步的一种科技景观资源。梯田景观在世界各地均比较引人注目,其有名的如菲律宾伊富山上,2000多年来一直沿山修筑水稻梯田,位于马尼拉以北250公里的安第斯山上的水稻梯田,它被誉为“当地土著……通往天堂的天梯。”世界文化委员会已将巴纳韦高山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从古至今,华夏儿女生生不息,辛勤劳作,开山劈石,垒土造田,在荒山秃岭上开掘出了梯田。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成就。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至少有1300年以上的开发历史,并至今持续使用和发展,以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共构人类生产生活空间的传统人居环境和农耕文明的典范,上百万亩农业生态奇观,既是人文景观,也是自然景观,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活动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古代科技、自然生态的巧妙结合的典范。当我们欣赏哈尼梯田时,一面面山坡,一道道山梁,一片片梯田,纵横交错,气势磅礴,让人惊艳,30多公顷的梯田世界是中国大陆的最神奇的景观之一。20世纪的最后一年,哈尼人为其千百年来创造的梯田奇观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各地,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都遗存有大量的梯田景观。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寨梯田,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几辈人数十年的艰苦劳作,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条件,人力造出的梯田首尾相连,层层依偎,高低错落,绵延不绝。当我们欣赏这些高低错落、蜿蜒在等高线上的田块时:观赏水田,则田如层境,波光粼粼,细瀑清泉,飞花溅玉,水车飞鸟,别有天地;观赏旱地,则绿波涌涛,千迭起伏,山随田动,田随山高,一派生机,尽奔眼底。此时,梯田形成的“蛇形线”沿山转,宽适当,长不限,绘的是“灵动”的感觉,这就是梯田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的韵律美。当然,我们观赏梯田,往往被劳动人民的力量所折服,被劳动人民的精神所震慑,越是条件艰巨的地方,劳动人民越能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奇迹,创造出新的生态环境,这就是梯田所带给我们的社会性的人工美。
(三)技术景观蕴含的技术美、功能美
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技术的发展往往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标志,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自由自觉的创造和才能、智慧、意志、情感等最直接、最集中地表现出来,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以至现代农业的发展,也证明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高,例如,精细农作技术的形成多熟制的应用,水利设施的多样等,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效率,也提升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知识层次。在这里,重点例说的是我国的天文历法知识。这种知识,在我国远古时代就非常普及。《尚书•尧典》有: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故“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4]《尚书尧典》有:帝“乃命羲和,钦差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远古时代,是民由渔猎而进入耕稼,因而仰视天文以测寒暑季节,以备衣食住行之需,农耕稼穑,皆侍观察昏旦中星。所以我国极其丰富的天文历史知识,为我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候学基础。现在保存下来的北京古观象台,模仿元代仪器,制成筒仪、浑仪、浑象、圭表等,还有紫薇阁、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监制西式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天体仪等。清乾隆初年戴进贤制作玑衡抚辰仪,这里有世界现存古观象台中保存最旧的连续观察记录。倘佯在这些古代人们精心发明出来的科学观测仪器中间,我们怎能不为其精巧绝伦而摄心动魄,感受到祖先的聪明才智,从而激发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呢?我国传统的历法,就是本着“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的原则设立的,所以年分十二月,又订立了二十四节气,还在一年中有许多与各地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节日,这些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当我们随着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来审视这些古代历法、节气时,便可体悟出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到何等发达的程度。当我们欣赏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四季花木,或历经春种夏收秋播冬藏各种农时时,我们在这种游览中体验到的是一种美的律动,美的演变,自当令人陶醉,从中我们看到了农业技术发展、应用的作用和魅力。
(四)农具演进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
在人类历史上,工具是生产技能的客观化,是科学技术的物化。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农具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肯定。我们在农业科技旅游中,去欣赏从原始农牧业到现代农业生产工具,除深刻地了解农业发展历史外,更能欣赏农具中蕴含的形式美和艺术美。我们知道,新旧时期的石器,便具备了砍砸功能,如现知最早的非洲奥杜韦文化的阿舍利手斧,一端较为圆润,适宜手握,一端锐利,适宜砍砸。我国山西丁村尖状器,也体现了这种双重需要。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对称、圆形、椎形、方形等行制,同时又体现出光滑、比例和谐、均匀对称等美感要求。在传统农业活动中,我国农具丰富多彩,仅元代《王祯农书》所描述的农具就有200多种。在历史上发生重大作用的如曲辕犁、三角耧、龙骨车(翻车)等。各地都有多种多样的适宜当地农活的农具,无论从材料、形制、功能等方面,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不断地解放出来,才会发展到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农具的开发应用。我们说,人类从事生产劳动的直接动力是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但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以及使用,却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由,使人从自己创造的成果———工具中看到现实对人的智慧、理想、意志和创造力的肯定,并由此产生愉悦的情感,因此,生产工具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逐渐获得了审美价值。所以,当今天人们在一些博物馆,特别是农业或农史博物馆时,在农舍小院看到各种仍在使用的农具时,当我们看到现代农机具的既有科学原理,又制造精美、使用便捷省力的特点时,我们便深深地获得了一种历史演进的审美享受。因此,我们在农业科技景观旅游中,对农具的形式美、艺术美的欣赏表现为:首先,审美的意义。人们制作农具,就是为了实用,而农具的外观的美一般要服从实用,所以,农具的外观就具有了形式美,例如整一、对称、均衡、比例、和谐、多样统一等,在实用的前提下,符合了普遍的形式美规律。其次,农具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设计师、能工巧匠在制作过程中,凝结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显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这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农具产品上直接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故而美便存在于其中了。再次,农具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有些转化为工艺品,用于装饰或者其他生活领域,如我国春秋时期用作身份地位区别的礼器圭、璧等,据考古学家考证,它们的前身就是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环等。而石铲则发展为玉铲,用于佩带,成了一种饰物。即使在现代,我们为了美观,给有些器物如儿童玩具手枪柄上刻上交叉斜纹等,也是这样,早先在真正的武器手枪柄上刻交叉斜纹是为了防滑,而在儿童玩具手枪柄上只起装饰的审美作用。所以。当我们发现农具的这种作用时,就使得其审美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五)现代农业科技景观中体现的时代美、技术美
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日新月异,这种变化速度快,涉及面广,与传统农业科技形成鲜明对照。在农业科技景观旅游中,我们能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即时代的流动性、革新性,并由此引起时代观念和审美需求的变化,这就使农业科技具备了时代美。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生产的根本性的变化,如设施农业(即大棚农业)改变了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动植物克隆技术开拓了育种保种的新的领域,无土栽培技术把农业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中“解放”出来……这些无不闪烁着技术的光芒,同时也使我们从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活动中充分得到技术审美。在现代农业科技景观旅游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农业科技景观旅游具有代表性。在杨凌示范区的众多景点中,不同的景点分别代表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最新水平,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设施,光、温、湿均采用电控装置,蔬菜花卉种植采用无土栽培,计算机自动控制滴灌技术,运用基质、水培等多种栽培方法展现了现代农业全新的发展模式。昆虫博物馆是国内展览面积最大、展出昆虫种类最多、展览档次最高、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昆虫科普基地。中国动物克隆基地集教学、科研、参观、游览于一体,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胚胎克隆山羊群体,有世界上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以及它们的“基因”传代。国际节水科技博览园荟萃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精品,体现了节水技术的丰富性、综合性、先进性。人工模拟降雨大厅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人工模拟降雨试验设施,能够非常逼真地模拟自然界的各种降雨情形。还有世界名优牛羊良种高科技繁育示范园拥有世界十大著名优良品种。中富绿色硅谷的克隆植物工厂化育苗、设施农业、自控温室以及各种名优特种质资源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农业高新科技已超乎人的想像,指示出人类可以一步步运用智慧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赢得更大的生命自由,并据此可以期望人类憧憬的美转变为惬意的生活现实,对高科技的美学诠释,就是人类本身潜能的自我审视和陶醉。同时,当下时兴的“农家乐游”人们也并不是一味去寻找原始的农村风貌乡俗,实际上也是对现代农业经营的一种观照和认识。我国的现代农业呈二元结构表现出来。其表现一,在同一家庭小规模经营体制下,传统的农业经验、技术与适用的农业机械、必要的农业技术设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等并存,依靠自然力、人力、畜力的传统生产技术与依靠机械力、生产力及社会力的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其表现二,同一农业生产区域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与较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或农业园区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这种二元农业技术结构,通俗地说,就是“镰刀+收割机”并存。故我国现代农业是一个传统农业与高科技农业并存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开展的“农家乐游”,可以使我们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鲜明的对比中,更清楚地领略现代农业科技的内容,从而提高旅游者的文化性,产生审美愉悦,同时受到教育,升华认识层次,收到审美活动“净化”心灵的作用,更深刻地认识现代农业科技的时代美、科技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各地迅速的兴起了农业科技游,而且我们相信,这种旅游活动也必将越来越广泛,越深入
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优秀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前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知识要素和知识产业的创新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从系统观来看，知识经济系统中的第一推动力是科技创新。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己的世界品牌。而创新的能力和储备与研究开发的投入息息相关。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合理使用是农业企业一项重要经营管理决策，它关系到农业企业长期、持续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随着研究开发支出的大幅度增长，成为会计界关注的焦点。
一、农业企业研究开发过程的介绍
农业企业的研究开发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自主研发（内部研发）、合作研发。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较，国内农业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整体上自主创新的能力薄弱。较多农业企业处于对外部的依赖，内部研究开发支出较低。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农业企业逐步实现研究与开发支出内部化，研究开发的支出必然增大。
二、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特征
研发活动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具有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即时间性和风险性。农业技术研发活动又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计量困难
知识的投入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知识的创造和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存量的增加。这是因为：（1）研发成果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需要时间，有的甚至经过数年才能取得正的现金流量；（2）知识本身就是无形的、难以量化的，从而也是难以计量的；（3）新知识的投入有可能导致原有知识存量中的部分知识陈旧过时甚至失效。这就使得知识的累计投入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的关系。因此，对农业企业而言，研发活动的确认和计量具有很大的弹性。
（二）具有比一般投资活动更大的不确定性虽然风险是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但由于研发活动是建立在新的科学知识或技术原理基础上的高度激烈的商品和技术竞争，只有在研发成果可以转化为商品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收益，因此，研发活动具有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其他的投资活动。研发活动的风险主要包括：（1）技术风险。由于受技术规律、技术垄断、产品标准化等方面的限制，研发成果不可预测，有失败的可能性。（2）经营风险。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瞬息万变，农业企业的管理者在确定研发活动的发展方向时出现失误、资金渠道不顺畅、技术骨干离职等因素，都会导致研发活动半途而废而无功而返。（3）行业风险。如果同行业竞争者的研发活动领先于农业企业，或者农业企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工作不到位，则意味着农业企业竞争的失败。（4）环境风险。如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及生态环境、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都会给农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风险。
三、对新会计准则中研究和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变化的评价及其影响分析
旧的会计准则要求研究与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对研究与开发支出区分研究支出与开发支出，在“研发支出”中分“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进行明晰核算。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现的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在一定条件下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一致，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有条件的资本化本身比单一的费用化或是单一的资本化更合理，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研究活动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基础阶段，能否带来经济效益非常不确定，而且受益对象不明显，而开发活动是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比研究阶段更进一步，带来经济效益的确定性高，所以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开发成功时进行将其资本化，不成功还是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比单一的费用化或单一的资本化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二）符合资产的定义
农业企业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当然是一项过去的事项，它不是为了取得本期的利益，而是为产生未来的经济利益，当研究开发成功时，就可以成为农业企业的一项资源，也能够被农业农业企业控制，并且在开发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可靠计量，显然符合资产的定义。
（三）更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
单一的费用化能很好地遵循谨慎性原则，但损害了相关性原则，而单一的资本化能很好地遵循相关性原则，但又忽视了谨慎性原则。一定条件下资本化能很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既可以避免费用化带来的资产低估，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化所带来的风险。
（四）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起来，世界各国间的投资和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环境的变化就
必然要求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及英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做法相一致，这样，可以缩小与国际之间的差异。因此，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对比2001年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新准则关于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必然能够更好的促进农业企业投入研究和开发项目，提高农业企业优秀竞争力和长期成长能力。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农业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与之相伴的则是农业企业加大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投入，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农业企业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笔者认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仍对降低农业企业税收负担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根据2008年1月日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资本化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在摊销时仍可加计扣除。从另一方面看，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结果可能扭曲企业的决策，导致错误的收益衡量。研究发现，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方法，往往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相反，部分研发支出的资本化能增加农业企业的资产，农业企业财务状况也会一定的程度有所好转。对于试图进行外部融资的农业企业来说，这无疑能降低负债比率，增加农业企业的融资信心，提高农业企业的商业信用，帮助其扩大融资渠道。而且，从长期来看，加大增强农业企业优秀竞争力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必然能让农业企业在以后的长期内受益。虽然旧的会计准则依然有效，新的会计准则只在一定范围适用，但是新准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摘要]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具有休闲、娱乐、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旅游产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是将农业景观、生态景观、田园风光景观的深层次开发与旅游业延伸交叉形成的新型农业开发模式。作者提出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分析了其特点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着重探讨了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可持续发展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面对国际农业政策环境和国际农业市场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走市场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与国际农业市场接轨。国内外的实践表明，生态旅游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缓解资源、环境和人口压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业收入，同时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使其纳入良性循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为游客提供新的旅游资源，有助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农业产生的动因与背景。
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其前身为珠海县（后改市）农科所，成立于1963年，最初主要从事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良种繁育，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建特区以后因城市发展需要，原在市区的1千多亩试验田被无偿征用，市府只在城乡结合部梅溪村划出247.9亩荒坡地，补偿10万元。珠海农科人发挥特区首创精神，积极发展以无土栽培、组织培养、转基因等生物工程为重要手段的高科技生态农业，主要从事蔬菜、禽畜、瓜果和花卉等科研、生产，开始了第二次艰苦创业。
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基地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土栽培的“神话”，北瓜（新疆哈密瓜等）南移的奇迹，使珠海农科中心成为农业线的一面旗帜，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国贵宾的参观访问，中央领导的亲临视察,兄弟省市的组团考察……成为我们搞旅游的外在诱因；而珠海被评为“旅游城”后，市旅游局亦在寻找新的旅游项目开发，特别是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他们亦把目光瞄准了梅溪科研基地。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珠海市无土栽培旅游基地—“农科奇观”即告诞生。我们认识到农科单位如果不进一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等、靠、要”的束缚，就没有发展前途。必须面向市场，走科研为主，多业并举，综合发展的道路。而农业高科技资源不但是生产资源，其形成的奇特的生态景观和本身具有的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观赏性、可参与性，实际上也是一种极具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几年来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亦证明了这一点。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点
1、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开发田园旅游资源为重点的新型生态旅游业。它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是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高效农业，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由一产向三产延伸渗透、农游两业交叉融合的新兴产业，并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生活于一体，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和新的亮点。它既具有生态性、生产性、商品性、观赏娱乐性、参与性和教育性等多种功能，又有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点
①以生态农业生产为基础，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达到农业可待续发展与缓解旅游业压力，为人们提供新的、使人身心愉悦的休闲娱乐场所，必须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整治，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②以旅游经营为重点，重视有效开发旅游资源，按照旅游业发展要求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活动的规划，切实保证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体验品尝等服务；③具有高效益、低风险特点，经营生态旅游农业可获得农业和旅游业两种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当由于气候条件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条件的不稳定性造成农业生产减产时，常可通过旅游提高农业附加值而相对减小农业风险，而旅游淡季时农业生产又可弥补旅游收入的下降；④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生态旅游农业活动包括农业观光、乡村度假、民俗乡情体验、水果美食品尝、农事劳作、文化娱乐、农业技艺学习、乡土文化欣赏、购物等娱乐性和参与性都很强的活动，让游客通过参与多功能复合型旅游活动，获得丰富的旅游体验和精神享受；⑤地域限制小，形式多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传统的旅游业发展受优美的自然景观、名胜古迹或园林建筑等旅游资源分布的限制，而农业旅游资源广泛分布在城市郊区、周边农村等地，只要稍加开发就能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同时农业可为游客提供参观、品尝农产品和体验农事等各种形式的旅游服务。
三、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现状
1、重复建设严重且开发深度不够。近几年来生态旅游农业景区(点)的数量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96～1997年已动工和计划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观光农业项目在7个以上。很多景点的投资者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缺乏市场观念和科学的开发理念，按照自己的理解或模仿他人的经营开发模式仓促上马、开山修道，为了降低成本，都会省略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审查评估，没有深入的市场调研、科学的规划和市场定位，造成后期经营、管理以及资金方面的困难。这样就导致高质量的项目相对较少，不少生态旅游农业区功能设计简单、重复，层次较低，缺乏特色和新意，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是旅游商品不但品种单调、花样少、更新慢，而且多为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地方特色和生态农业特色。
2、开发时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严重。目前一些景区的经营人员以及游客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不少景区也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质设施和技术装备。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游客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以及饭店、“农家乐”等服务系统产生的污物没有得以妥善处置，废物到处堆放，污水随地排流，不但影响了景观，而且污染了环境；交通工具排放的废气、娱乐设施产生的噪声等使景区形成多重污染，降低了旅游地的质量；物种的不合理配置，严重影响了旅游区物种的生长发育和更新，打破了生态平衡。
3、基础与配套设施落后。在目前的生态旅游农业景点中，仅有少数景区公共汽车可以抵达其附近的城镇、景区或景区内部，多数景区离公共汽车站较远，也没有旅游专车，游客到达景区极不方便。此外，景区内部交通条件通常较差，路面过窄或路况不好，旅游旺季拥挤堵塞，雨天泥泞不堪。这些都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此外，景点内邮电通讯配套设施落后，还缺少一定规模的旅游接待机构。景点缺乏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开发资金不足,融资问题严重；二是许多景点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游客接待能力有限，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得较少。此外，旅游行业管理不规范、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宣传力度不够以及淡薄的市场意识，都严重制约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健康发展。
四、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五、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六、今后的发展设想。
生态旅游农业，已登上大雅之堂，它将成为旅游业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传统农业生态旅游给人是自然纯朴的田园风光，而现代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带给人们的则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世界和无可抗拒的巨大诱感力和吸引力，因而则更具发展前景。难怪有不少港澳游客来了五六次还想来。与主题公园景观相比较，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则更富于创意与变化，一年四季均可推出新的旅游吸引物。
开展农科生态旅游可以实现社会、生态、经济三个效益的统一。通过社会各层人员的观光、旅游，可更好更广泛地普及良种良法等农业科技知识和生态环保知识，提高参观者的科技和环保意识以及发展“三高”农业的积极性。
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通过一系列农业高新科技，将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以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出来。它不仅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更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因此，结合本地实际，建立资源、生态、旅游等为支柱的生态旅游农业产业体系，不但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更可以将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合理地统一起来，必将为本省乃至全国部分地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综合协调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我们拟将“农科奇观”建设成为既是农业高科技的研究、开发、示范、推广中心，又是珠海市的动植物园；既是现代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的风景区，又是学生农业科学教育的实践基地，力争三年内接待游客达到50-100万人次，旅游利润创收超过500万元，树立起珠海高科技生态旅游农业的品牌，创出珠海市旅游拳头产品，为特区二次创业，再造辉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摘要：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具有休闲、娱乐、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旅游产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是将农业景观、生态景观、田园风光景观的深层次开发与旅游业延伸交叉形成的新型农业开发模式。作者提出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并对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运行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其成功的运行模式与经验，认为生态旅游农业是当前及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建设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是发展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实证分析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优秀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国农业综合开发“十五”规划显示，今后五年我国农业综合开发将继续支持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订单农业，建设大型优质农产品基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据了解，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将积极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促进项目区种植业作物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将突出抓好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和优质饲料作物生产基地建设，计划建设优质粮食基地4163万亩，建设优质饲料作物基地1343万亩。同时，积极扶持种子、种苗、种畜繁育体系建设，在加强地方项目良种基地建设的同时，继续加大对“良种推广”、“育草基金”、“菜篮子工程”等部门项目的扶持力度，确保项目区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积极培育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牛（肉牛、奶牛）、羊、猪、禽等畜产品、名优特经济林、特色水产品为重点，加快发展畜牧业、林业和水产业。加大对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形成专业化、基地化、规模化的生产格局。把畜牧业作为一个大的产业，予以重点扶持，促进粮食的转化增值，“十五”期间计划养殖畜禽1．2亿只、出栏畜禽9300万只（以羊单位计），发展水产养殖面积376万亩。扶持经济林、蔬菜、花卉、水果、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建设，计划发展经济林775万亩、种植蔬菜171万亩、花卉23万亩、药材122万亩。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着力扶持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在粮食主产区，着力扶持优质、专用品种的粮食生产，建设大型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和优质饲料作物生产基地，积极发展畜牧业等多种经营，促进粮食等农产品的转化增值；在西部地区，着力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基地。在产业项目发展上，努力消除产业结构雷同与重复建设现象，促进主导产品的升级换代，促进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和优化。
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项目建设。加大对龙头项目和农民中介组织的扶持力度，选择一批具备一定规模，经济效益较好，辐射带动作用强，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良好的经营管理机制的龙头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农民的带动力。引导更多的开发项目采取“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等模式，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通过签订购销合同、承租返包或以土地使用权、产品、技术和先进等形式入股，彼此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十五”期间计划扶持加工及服务项目2300个。
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及检测检验体系。适当扶持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农业综合开发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网络为广大农民提供农产品交易平台，提供农业科学技术、农产品产销信息、气象信息及进出口信息等服务。抓紧制定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逐步建立农产品质量的市场准入制度，健全检测检验的规范和手段，发展安全、无公害和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的综合效益，促进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农产品大市场相结合，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