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37:41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群体化、资本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高度创新性、高度渗透性等特点；而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对资金、人才、市场依赖性强且带动效应大。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涉及范围比较广，影响因素较多，特别受到政策环境、人才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等的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考虑主要影响因素，并有相应统计数据。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属于探索阶段，该体系要有可行性、易操作性，便于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因而从统计年鉴中选取定量指标。本文提出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由政策、人才、市场环境三大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具有相应的支撑指标。
2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体系设计是自主创新环境研究的起点。根据以上设计思路．考虑统计年鉴中与自主创新环境有关指标，选取定量指标如下。
2．1政策环境该指标为一级指标，包含1个二级指标：R&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万元)。
2．2市场环境该指标为一级指标，包含4个二级指标：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万元)；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万元)。
2．3人才环境该指标为一级指标，包含3个二级指标：高等学校R&D人员(人)、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组成，其下共有8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可通过查阅统计年鉴得到。其中，高等学校R&D人员(人)、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万元)、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万元)等指标数据值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R&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万元)指标数据值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评价
本文根据已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挖掘的K一均值聚类算法对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进行分析。
3．1线性排序方法及结果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8个指标．即每个地区有8个指标值，看作8维空间中一个点的坐标，n个地区对应n个点(即样本)。本文中两个点在高维空间里的距离采用欧几里德距离定义，A样本向量A(al,a，，a)和B样本向量B(bj,b：，，b)之间的距离定义为D(A，B)=[(a1)+(a2-b)++(a一bn)]。统计年鉴中、青海的部分指标数据缺失，故剔除这两个地区。使用数据完整的29个地区(直辖市、省份)的数据，即n=29。由于各原始指标值的取值范围、计算单位不同．需要进行归一化预处理：针对每个指标，按该指标下样本值的分布，把29个样本(地区)的原始指标值线性映射到[0，1]区间，使得最大值映射为1，最小值映射为0，其余按比例对应映射。按其对应的点离原点的绝对距离大小进行降序排序，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012年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广东名列前茅。广东自主创新环境排名第4名、江苏第3，落后于北京、上海。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在线性排名中无法体现，有待进一步聚类分析。
3．2聚类算法思想及多种聚类结果对比分析
本文聚类分析运用数据挖掘方法中的K一均值聚类算法。分类和聚类是不同的，分类需预设类的定义或判别条件，而聚类则不必，聚类是由所有样本依据相似性而自动聚合，增加或减少样本，设置不同的聚类(簇)个数，都会影响聚类结果。聚类过程就是样本自动归属到预设数目的簇中，使得同簇内的样本相似度最高，不同簇的样本相似度最低。簇内样本的相互距离作为聚类评价函数指标值，该值越小意味着聚类结果越好。K一均值聚类算法的基本思想是：人为设置聚类的簇的数目K值(K大于1而小于等于样本个数)，随机选择K个样本作为初始质心，然后计算其余样本到各簇质心的距离，将样本指派到最近的簇。这K个簇便是初始的、待优化的聚类结果。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每个簇的质心，当前簇所包含的样本的各维平均值即为该簇新的质心，再将所有样本重新指派到最近的簇。重复这个过程．计算并比较每次聚类结果的聚类评价函数指标值，直到连续两次的聚类结果的评价函数值之差小于某个预设的足够小的数值．意味着各样本的归属基本稳定，这才完成了一次聚类，对应一个评价函数值。SPSS软件提供的聚类算法尽管方法基本相同，但迭代次数不是由聚类结果动态调整、且获得的各个簇未能体现出强弱顺序。本研究自主开发了聚类分析的专用软件，集成了归一化预处理功能，优化了质心的初始确立方法，用户能自行设置聚类的次数，程序自动在这些聚类结果中选择目标函数值最小(即效果最优)的聚类作为最终结果。本文设置3000次．反复多次测试．获得的结果稳定可靠。运行本专用软件，得到K=3(将29个地区的样本聚类为3个簇)的聚类结果，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2012年政策环境方面，北京处于第1簇，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则与排名紧跟其后的辽宁、上海、江苏、广东被聚到同一类中，说明这29个地区中，广东等前5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小于其他地区．北京的绝对优势不显著。K=3簇的聚类．对于29个样本(地区)的数据分析来说，仍略嫌粗糙。可以再次运行聚类软件，设置K：5簇、K=10簇的聚类，得到更为细化的聚类结果，以便进一步分析。K=5簇的聚类中，20l2年政策环境方面，广东处于第1簇，但在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广东处于第2簇，235说明广东与上海、江苏较为接近；而上海、江苏与北京不在同一簇内，说明与领先的北京之间的差距仍然不小。辽宁、上海、江苏、广东的各指标之间的差距不大、彼此接近，与排在后面的样本(地区)之间的差距则相异较大。2012年江苏自主创新环境虽然排名在广东之前(表1)，但根据K=5的聚类结果，2012年江苏自主创新环境与上海、广东同在第2簇，总体上江苏自主创新环境领先于广东。表3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聚类结果(K=5)K=10的聚类中，2012年政策环境方面，上海领先，自成一簇，与其他地区拉开一定距离；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北京领先；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广东与辽宁、上海被聚类到第3簇，说明广东与北京、江苏仍存在不小差距，而紧跟其后的陕西已逐步接近广东。虽然自主创新新环境的绝对排名表现为上海第2、江苏第3，但江苏自成一簇名列第2，而上海与广东、辽宁被聚在同一簇中，簇排名第3，说明江苏的各项指标值与其他地区差异大，而上海的各项指标值与广东、辽宁较为接近，因此簇的平均值被拉低。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北京排名第1，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排名第1；在市场综合各样本(地区)排名以及K=3、K=5、K=10的聚环境、人才环境、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领先，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较大：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广东落后于江苏。总之，通过该评价模型，可清晰把握各地区自主创新环境状况．既可为各级政府制定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又可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评价信息，有助于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取得经济效益，实现快速发展。此外，该模型对农业科技创新也有启示作用。
4．2建议
4．2．1法律法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已得到颁布实施，它明确提出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促进科技创新，广东先后制定《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广东省专利保护条例》《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广东省技术市场条例》《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应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特点，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地方法规，优化自主创新环境；根据农业科技创新的特性．进一步建立、健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地方法规。
4．2．2政策环境在财政政策方面．完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升级改造的优惠政策，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在税收方面，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减免企业应缴所得税；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完善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在金融政策方面，完善对相关企业融资、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通过引导资金的支持，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鼓励企业向核心技术领域投入和拓展。应完善实施细则，采取保障措施，落实优惠政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信心，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强化创新意识，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各级政府需强化创新意识，制定配套政策措施以利于农业科技创新，从根本上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保持政府农业科技投人主渠道，尤其要确保应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高新技术研究资金需求。建立协调多方利益的激励机制，制定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拓宽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渠道，吸引、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科技投入，形成以政府拨款投入为主、科技贷款和社会投入为辅的多渠道、多元化投入体系．有效改善农业科研发展途径，为农业科技创新创造良好资金支持环境。推动创新发展
4．2．3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执法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产学研政策，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进行合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探索技术市场功能，发挥技术市场作用，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方式，健全技术转移制度。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适用技术应用。推广实用科技成果和应用技术，是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紧密结合、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社会、企业和农民共同参与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在农业科研和技术创新的经费投入，推进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和推广。在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同时，促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部门专业化、地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强化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示范效应，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加强农村科技服务队伍的建设，积极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lll，推动中介组织发展。
【关键词】广西武宣县；杉木，共有害虫，
动物群落同质性系数广西武宣县最早在1977年营造杉木种子园，后来汇集中国各省的223个地理种源进行科研，1994年改制后六峰山林场停止种植杉木，2000年遥感调查还有杉木9.3万亩，2009年仅有二塘、东乡等乡镇还种植约6.8万亩左右杉木。2009年大面积种植广林9号等桉树达20万亩,探索目前在外来桉树扩种压力下杉木种子园与实验林害虫与动物群落物种的演化，对于保护本土物种有一定意义。
生物同质化是指特定时间段内两个或多个生物区在生物组成和功能上的趋同化过程。近年来,生物同质化问题已引起生态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保护生物地理学的一个全新议题，王光美等（2009）指出外来物种入侵和本土物种灭绝是生物同质化的主要原因。目前尚未见文献报道杉木害虫与动物群落的同质性［1-6］。
1.研究方法
1.1野外调查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地段设置若干样地（20×20m2）；采用实地调查所有其它动物的方法：采集重点是昆虫种类,对其他动物通过肉眼目击观察、听觉探测。在杉木林植物体上采用网捕、挂板、手采、兜捕。每样地选5株，逐一调查主要的危害动物，定时调查（30min）的方法。调查计算林分虫害指数F＝∑(各虫害级株数×该级代表值)/（调查总株数:10×最高级代表值:4）×100。
1.2昆虫鉴定方法与物种多样性、相似性系数和同质性系数计算。采用蔡邦华34目分类系统,在实验室双目解剖镜下观察鉴定。采用1963年Shannon-Wiener公式计算多样性指数，即H=-ΣPiLnPi，式中Pi=ni/N，ni是样方中第i种的个体数，N为所有种的个体数。Pi是第i种的个体数ni与个体总数N的比例。均匀度指数(J)计算采用公式：J=H/lnS，式中H为多样性指数，S为群落的种数。生态度优势度计算公式为：C=∑ni(ni-1)/N(N-1)。物种相似性系数计算公式为：T=2g/（a+b）×100；式中a：在A样地的物种数；b：在B样地的物种数；g：在A、B样地共有的物种。首次提出动物群落同质性系数Th=(T+H)/2,即相似性系数与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
2.结果与分析
2.1广西武宣县杉木林动物种类。2009年8月调查发现广西武宣县杉木动物有3纲18目97种，其中昆虫纲14目50科73种，其他动物为蛛形纲、鸟纲，有4目12科24种，其中蛛形目最多有18种。
1977年营造的杉木种子园有50种动物，其中害虫有15种：杉肤小蠹PhloeosinussinensisSchedl、粗鞘双条杉天牛SemanotussinoausterGressitt、杉梢小卷蛾PolychrosiscunninghamiacolaLiuetPai、蝗虫、蜡蝉、螟蛾、蚱蝉、瘿蚊、白翅叶蝉、灰翅叶蝉、黑网蝽、绿条象甲、斑带绿沫蝉、红叶螨、瘤象；天敌动物有18种：红腹蜓、尖腹蛛、黄蛛、黑螯蛛、微蛛、大巢蛛、红蛛长腹绿蛛、小黑蚁、红胸蚁、黑球蛛、猛蚁、黑微蛛、小山雀、伯劳、黄衣、大球蛛、白蛛；中性动物有17种：弄蝶、蛱蝶、小黄粉蝶、多斑凤蝶、小黑蛱蝶、微甲、叶甲、绿木虱、红毛叶甲、双尾虫、黑蟋螽、小绿螽、红叩甲、白啮虫、小灰蝶、小绿蝗、白蜡蝉。
1981年种植的杉木实验林有30种动物，其中害虫有11种：粗鞘双条杉天牛、粉虱、白蚁、杉梢小卷蛾、杉肤小蠹、蓟马、白叶蝉、叶螨、灰叶螨、蟋蟀、斑腿蝗；天敌动物有10种：黑蚁、小黄蛛白蛛、小黄蚁、微蛛、条纹蛸蛸蛛、黄蛛、黄微蛛、小红蛛、绿螽斯；中性动物有9种：白脚竹蝗、蝗虫、蚊、白啮虫、跳虫、蝇、细瘿蚊、黑凤蝶、瘿蜂。
1994年种植的杉木实验林有33种动物，其中害虫有9种：白蚁、粗鞘双条杉天牛、杉梢小卷蛾、灰象、圆斑广蜡蝉、杉缀叶螟、金龟、红斑腿蝗、小黑象甲；天敌动物有13种：螽斯、食蚜蝇、小微蛛、巢蛛、小黄蚁、白蛛、黑蚁、红胸蚁、红头猛蚁、小白蛛、小头蝇、金蝇、黄衣；中性动物有11种：青拟蛱蝶、白脚竹蝗、啮虫、蜚蠊、小黄姬蠊、微叩甲、黑细蚊、跳虫、黑姬小蜂、潜蛾、红蜱。
2.2武宣县杉木与维都林场广林9号桉虫害状况及动物群落多样性比较。
2.3武宣县杉木种子园与实验林动物群落同质性比较。1977年杉木种子园与1981年杉木实验林害虫共有种有杉肤小蠹、粗鞘双条杉天牛、杉梢小卷蛾、白翅叶蝉4种；异质种有11种；1977年与1994年杉木害虫共有种有粗鞘双条杉天牛、杉梢小卷蛾2种，异质种有13种；1981年与1994年害虫共有种有白蚁、粗鞘双条杉天牛、杉梢小卷蛾3种；异质种有8种；
1977年与1981年天敌动物共有种有黄蛛1种，17异质种；1977年与1994年天敌动物共有种有黄衣、红胸蚁2种，16异质种；1981年与1994年天敌动物共有种有小黄蚁、白蛛、黑蚁3种，10异质种；1977年与1981年中性动物共有种有白啮虫1种，16异质种；1977年与1994年中性动物共有种没有，17异质种；1981年与1994年中性动物共有种有白脚竹蝗、白啮虫、跳虫3种，8异质种。
3.结论与讨论武宣县杉木种子园与实验林动物群落种类组成的同质性低，5.54，多样性高为2.9856，尚没有外来物种入侵，本土物种较丰富，说明武宣杉木林特别是种植时间长达32年的杉木种子园还保存有复杂的自然环境，也说明武宣县杉木的存在对环境生态，特别是本土物种，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同质性可以作为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指标［6］。
关键词：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实践应用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发展不仅关系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关系着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发展农业要依靠政策、科技和投入，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我们除了研究出各种创新型产品外，还要将其充分运用到生活生产的实际中，以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
1新时期下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方法
农业科技推广的范围要有针对性，推广的方式方法要具有广泛性，要能够适用到我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针对农民的特点，联系新时期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我国应采用方便且易推广、易学习的方法来促进农业科技普及。建立优秀示范户、技术人员进村入户的推广法。在一定农业区域中，以行政村为单位，良种良法直接落实到田地，技术措施要领直接落实到个人，科技人员直接进村入户进行指导，设立科技示范户，示范户做好榜样，带领周围农民进行科技学习，争取做到周围辐射户对农业新科技都能够进行实际操作，达到能够了解基础知识并进行运用的目的。印发资料、广告宣传手册推广普及法。将所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的技术方法、操作要点、技术原理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印成简便易读的技术资料，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户们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户较易掌握，并可对照操作应用，而文化基相对较弱的农户在科技人员和周围其他人的帮助下也能掌握，达到一定的农业科技普及传播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活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非常受农户欢迎。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班、科技讲座推广法。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班、培训讲座，通过培训使技术人员、培训人员明确重点，掌握所推技术的基础原理与关键技术，对科技示范户、新型农民，要使其掌握主推技术的技术要点。通过面对面的传授，有利于将技术及时有效地传达，科技人员或者农户有问题也可以在现场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出台政策、实施技术和实物配套捆绑相结合的推广普及法。实行技物结合，利用农资实物、配方新肥料等，推广应用农业新科技和农作物优良品种。实践证明，技物结合连锁服务推广普及法，可以让农户等看科技的效果，在第一时间开展新科技、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减少群众的盲目种植，形成农业产业。
2新时期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方法配套应用
在了解推广方法之后，我们最终是要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曾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在以后的生产生活中广泛推广、充分运用，以达到发展农业的良好效果。
2.1按照“专家团、技术员、学习户”的思路建设服务体系
政府或企业提供科技专家开展培训班或讲座，讲述理论知识，技术员亲自到田、地中指导农户学习理论知识并实践。公司为农技人员提供工作津贴与补贴，通过企业、农业技术人员双向选择的方法，提高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设立优秀学习户、先进户，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生活补助，提高农户学习的积极性。
2.2转变培养模式，让学生学以致用
现代农业需要实践能力强，理论基础好的农业科技复合型人才，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提高学生动手、动脑的实践能力，组织学生投身到农业、农村锻炼实践中，与农户进行交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碰撞，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也有利于农户对理论知识的了解。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学习，让学生获得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也让农户学到更多新的科学技术，使学生走出象牙塔，进行社会化培养,带来的是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农户文化基础的提高。
3结束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充分运用各种条件资源，提高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能力。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由科技大国转变为科技强国。第一产业农业的科技应用，有利于我国经济提高，经济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不仅仅要进行科技发明，更要致力于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将理论与实际联系在一起，以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于忠云.新时期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方法的实践与应用[J].江苏农业科学,2012(05).
[2]李思经.基于农户视角的新型农业科技知识服务体系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关键词：西南石漠化区 晴隆模式 Logistic模型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a）-0198-03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缘起
1.1 研究背景
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该规划，我国西南石漠化区属于典型的限制、禁止开发区。这里集生态脆弱、极端贫困、民族矛盾交织为一体，农户原有生计难以持续，生计转型迫在眉睫！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滇桂黔石漠化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强调滇桂黔扶贫攻坚和区域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2012年后再次锁定农业科技，加大科技驱动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促进石漠化区农户生计顺利转型，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现实课题，研究石漠化区农民参加农技培训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新一轮的扶贫攻坚有效提供科技支撑。
1.2 问题缘起
（1）西南石漠化区的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性难题。近几年，我国石漠化治理工作取得可观的成就，但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至2011年8月，贵州省石漠化面积达3.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1.34%，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等级最齐、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回良玉所说：“滇桂黔石漠化区集老、少、边、穷于一体，贫困与石漠化交织是新一轮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2）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区少数民族农户面临艰难的生计转型。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西南石漠化区低效的、不适应环境保护的传统农业生计难以持续，农户生计转型迫在眉睫，但转型难度大且风险高，特别是对于生态极端脆弱的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户来说，生计转型犹如更进一步靠近“绝境”。
（3）科技采纳状况事关农户生计能否顺利转型。Theodore Schultz（美·舒尔茨·西奥多）在人力资本论中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1]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科技在农业方面的投入，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颁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作出重要部署。可见，科技的运用与否直接关系农户生计转型的成败，是生计转型的核心支柱。
（4）晴隆模式：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该模式把石漠化治理、生态调节和反贫困扶持有机结合，成为西部地区治理石漠化的一面旗帜，吴邦国、曾庆红、范小建和一些国外研究学者都给予了“晴隆模式”极高的评价。虽然“晴隆模式”走出了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但连片特困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仍然面临着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双向缺位”等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能让现代科技服务于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对转型农户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重要而且紧迫的。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农户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农户价值观、性格特点、经营能力、认知水平等；外因主要指技术供给、技术价格、信贷条件、自然资源、商品市场价格、商品运销条件、政策、科研、推广和教育等因素等。[2]Khanna、Atanu Saha 以及Green、林毅夫、孔祥智等人认为，经营面积是影响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3～7]这就意味着种植面积、养殖规模越大的农户家庭，越有可能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班。另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传播途径、家庭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年龄，不同信息渠道等因素将会影响转型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8]
以上研究多是在常规农作物区进行的，主要涉及到水稻、棉花、蔬菜等种植区，或者常规的草场养殖区等。但在石漠化区，生态脆弱、资源稀缺、人口众多、极端贫困，普通的科技支撑往往难以凑效，农户科技采纳需要考虑灾害风险、生计风险、环境保护、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因素，因此，本文便被赋予了研究意义。
2.2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户作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经营主体，其行为可以用行为理论理论进行研究。关于农户科技采纳行为的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有两种：一种是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小农学说”，认为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收益的最大化；[9]另一种是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认为农户在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时组要以满足自家生计为目标，不存在或者存在非常不明显的“理性”行为，主要决策标准是“规避风险，安全第一”。[10]
本文基于这两种观点，假设农户是“相对理性”的，具有有限的理性，即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消费平滑或者收入平滑，常常会选择放弃最优决策，表现为：理性但缺乏效率。另外，本文还假设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科技培训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完全；在短时间内，农户的行为是相对稳定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本文也假设石漠化区农户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减少农业经营风险的现代农业技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考察西南石漠化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一个二元问题（0-1类型），因变量值为“参加培训”或者“不参加培训”。本文运行SPSS19.0软件，使用经典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不断踢出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最终得出石漠化治理背景下影响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在此将“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1，将“不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0，作为二元因变量。将可能影响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尽可能列举定义为Xn，n为1、2、3···。具体的模型式子如下：
其中，P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即概率，在0～1之间取值）；ei表示随机扰动项；α表示回归截距；β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X则表示影响因素（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当n较大时，一般令Z=-（α+βnXn），n=1、2、3···，通过比较βn的大小以及符号，便可知道各种因素对石漠化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3.2 数据来源及实证过程
根据统计学原理，本文将可能成为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影响因素的变量设置如表1。
通过比较各变量的Wald值，踢出影响程度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循环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最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4 回归结果分析及所得结论
依据模型估计结果（表2），结合实地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对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户主个体特征中性别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较明显的影响。分析发现，男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这跟农村中传统的男女分工和男性心理、生理特征等有关。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科技需求更为迫切。通过调查发现，文化程度高的一般的村里是有所作为的，他们属于弱势中的强势群体，在科技的采用上处于领先地位，般会考虑靠科技技术的潜在利益，就会考虑到相应的较为高层次的科技。
第二，村里是否有中心示范点（典型户）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显著影响。在调查中发现，参加培训的养殖户有一定的比例，但是非养殖户几乎没有参加过培训，这也可能是现代农业模式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农户通常都有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因此不敢尝试新的科技。中心示范点或典型户就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农户在“看到他们成功了”的情况下，对科技的信赖度和采用度急剧上升。这说明示范点或典型户的示范效应越大，越能够降低农户科技采用的“试错成本”，农户对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第三，农户转型运作模式是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重要变量。在晴隆县的种草养羊项目中有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运作模式：基地带动模式、滚动发展模式、集体转产模式、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自我发展模式。不同转型运作模式对农户转型中的科技需求及采纳有不同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基地带动等四种模式均比自我发展模式更利于农户对科技的采用。作用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基地+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能够有效带动转型农户对科技的采用，扩大农户的科技需求。
第四，政府资金扶持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具有重要影响。依据结果分析，是否有小额信贷、是否有补贴及补贴的金额与农户各项科技需求均成正相关。这表明，资金的扶持对农户采用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户在转型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不足。可见，资金不足是阻碍农户转型中对科技的需求和采纳的重要因素，农户往往对科技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意愿，但购买力却很有限。
第五，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与传播途径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情况。实证结果显示，科技的推广机制和传播途径与农户对科技的需求及采纳息息相关。调查发现，通过自己主动了解科技信息的农户往往主动采用科技，与此具有相同现象的是：技术专员的科技推广对农户采用科技也有较大的影响。农户没有采用自己有需求的科技，多数原因是对该技术不够了解、不信任而不敢去尝试。经调查发现，信息来源离自己越近、传播的机构越权威，农户对该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农户更相信专家、媒体或专业机构的权威信息。这一结果反映出了不同的科技推广需要采用不同的适合的宣传方式，科技需要更专业的推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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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链；要素整合；农业R&D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1-0040-05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很低．据统计，近10年来全国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仅为30%，“十一五”期间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1%[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通常由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等单位提供，农户或者农业企业将农业成果付诸应用，而农业科技中介则将两者联系起来．这三类主体的分离性及其目标的差异性，加之多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必然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困难．同时受农业科技成果本身及供求双方特性的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较其他科技成果转化更加复杂和困难．从现有的文献看，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2-3]、系统结构[4]、影响因素[5-7]、过程[8]、速度[9]、模式[10]及路径[11]等方面．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创新链的研究，一些理论分析了创新链的成因，回答了为何需要创新链和如何培植创新链等问题．事实上，创新链揭示一项农业科技成果从创意的产生到形成生产力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知识、技术的流动、转化和增值效应，也反映各创新主体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因而对于研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前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很少涉及创新链的相关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理论深度也不足．因此，本研究拟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找出当前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创新链视角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并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思维，探索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和促进成果高效转化的系统机制．
1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1.1农业R&D投入逐年加大，科技产出明显提高
农业R&D投入是农业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农业科技投入的实际水平，其投入主体主要有中央和地方农林牧渔及其他机构农口部门，企业和国外投入在总投入中的占比不到3%．农业R&D经费以科技三项费、事业费、委托费等形式向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拨款，主要用于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1976－2012年，全国农业R&D投入逐年加大，涨幅经历了先增加后下降再上升的过程，但总体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按R&D经费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口径统计，2012年全国农林牧渔业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1060115万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支出分别为97493万元、201059万元和761564万元，R&D经费外部支出23993万元，R&D投入强度为0.12%，R&D课题数和经费达17387项和524769万元．从科技产出来看，2012年全国农林牧渔业科技论文、出版科技著作和申请专利数量分别达到30366篇、813种和3738项．
1.2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及R&D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占比和学历低
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是从事农业研发、技术推广、技术应用等活动的主体，是农业科技的载体．我国当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庞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占比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人才数可占乡村就业人口总数的0.4%，而我国2012年年末占比仅为0.28%，农业研发人员不到总数的1/10，其高学历高职称比例也较低．2012年全国农林牧渔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共计110.1万人，其中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别为18.3万人和91.8万人，按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研究与开发机构R&D从业人员共计49239人，其中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分别5500人、12361人和20071人，按隶属关系和学科分农业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R&D从业人员共计103507人，其中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分别为5791人、12779人和210791人．此外，农业技术人员在专业结构上不够合理，以传统农学农艺专业居多，土壤学、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作物遗传育种、作物逆境生理、动物遗传育种等新兴专业人员较少，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队伍不稳定．
1.3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农业科技贡献率和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通过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成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联盟、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推广了一大批以良种繁育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品种，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2006－2013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依次为40810.83亿元、48893.02亿元、58002.15亿元、60361.01亿元、69319.76亿元、81303.92亿元、89453.05亿元、96995.27亿元，总产值指数(上年=100%)分别为103.9%、105.7%、104.6%、104.4%、104.5%、104.9%、104.0%，农业产出增长较GDP同期增长缓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成果转化率约为55%和30%~40%，而发达国家可达到80%和85%[12]．显然，我国当前农业人财物投入是巨大的，科研成果也是可观的，而科技成果转化率却有待提高．这既与地域环境差异性大、动植物生长周期长、农业科技成果保密性差等有关，也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因创新链脱节造成的农业科技系统和产业系统科技成果供求结构失衡、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以及农业科技中介系统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结合创新链理论和系统论，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如图1)，探索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促进成果高效转化的系统机制．
2基于创新链视角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构建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作为将农业知识、技术、经验等成果物化、商品化、产业化并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有机整体，各要素、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实现其功能．目前我国农业成果转化过程中，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农业企业、农民、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割裂，从而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功能．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任何系统都应该是一个有机的具有关联性、整体性、等级结构性的有机整体，系统中各要素、部分要共同作用，才能很好地实现其整合、动力、维持、调整等整体功能．按照创新链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个由创意产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间试验、商品化和产业化等环节构成的完整的链状结构，各个环节，尤其是商品化环节，需要整合相应的人、财、物、信息、知识等各项关键要素，整条创新链要形成既定的目标导向，针对其制约瓶颈(如成果供求结构失衡、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确定核心主体，并建立起相应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调控机制，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在图1中，我们将由农业企业和农民等构成的农业产业系统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创新链的重要主体，以及创新链中人、财、物、信息、知识等各项关键要素整合的重点，旨在纠正以往重技术研发、轻市场需求的思想，这也符合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文件精神．位于创新链始端的农业科技成果供给系统主体(农业企业和农民)，在创意产生时由于政府部门建立的新的项目立项和管理机制的驱动和激励，更多地注重农业产业系统和中介系统的成果需求反馈信息，有利于扭转成果脱离市场需求的局面．当然，如何为农业企业和农民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信息、知识支撑，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是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关键所在．
3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路径
3.1增加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和需求，理顺供求结构
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足，供求结构失衡，是制约我国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因．从供给方面来看，其产出主要来自科研院所，且多以科技论文、出版著作、专利申请数、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等指标来衡量．譬如2012年全国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农林牧渔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产出相关指标数分别为30366、813、3738和517，但供给和需求是两个对等的概念，且强调的是与人们农业科技成果消费需求和能力的均衡．事实上，农业企业和农民需要的往往不是科技论文、出版著作、专利申请数、国家或行业标准这类成果，而是那些有利于其目标实现的成果．要从科研立项、项目管理、项目结题、职称评定等方面着手开展改革，强化农业科研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让转化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成为衡量科研成果有效性的关键指标．从需求方面来看，农业企业具有较强的成果需求愿望，但许多农业科技成果保密性差、转化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转化难度高，在缺少必要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支撑的条件下，企业往往难于支付相应的成本．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的另一重要需求主体和最终使用者，受文化素质、心理特点、融资能力、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收益等因素影响，他们也是严重有效需求不足的．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中专程度人口比例分别为5.30、26.07、53.03、10.01、2.66，而大专及以上仅为2.93．文化素质低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消化吸收能力，大多数农民不愿意轻易尝试新的农业科技，普遍存在求稳从众心理．2012年年末乡村就业人员数39602万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307公顷，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也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成果的运用．要通过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农民技术能手示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广泛开展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教育，推广新型农民培训、农村信息服务、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一村一品等科技推广示范工程，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意识，提升科技知识和能力．
3.2注重中试环节，推进中试基地建设
中试是农业科研机构取得科技成果后，进行的旨在验证相关数据、完善技术规范，和解决商品化、产业化生产关键技术的中间阶段试验，决定着科技成果转化价值链的顺利运行，较科研成果研究初期需要更多的投入．国际上两者资金投入比例达到了1∶10，而我国只有1∶0.7[13]，按隶属关系和学科分，2012年农业科学开发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为1097947万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分别为94610万元、211638万元和791699万元．通过中试，通常能够将科研项目成功率由不到30%提高到80%甚至更高[14]，而我国目前中试率仅为3%．农业科研机构注重学术成果，热衷于报项目、拿课题、出文章、评职称，导致了“重科研、轻中试”现象的普遍存在[15]，农业企业则由于资金和风险投资机制缺位等原因也不像西方国家企业那样热衷于中试．要在加大中试专项基金投入的同时，建立有效的投融资、产权保护、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机制，强化中试人员素质，通过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农科教产学研协作，共建一批高水平中试基地．
3.3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及动力功能，整合创新资源
构建以农业企业和农民为创新链主体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有利于发挥市场在成果转化当中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但很多农业科技研究工作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开展的，即便已经物化的花卉、苗木、种子、畜禽崽雏，其成果保密性也不高、容易扩散，因而具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性，这是很多中试机构和农业企业不愿意从事农业科技研究的重要原因．一些具有非排他性的农业科技成果，尤其是转基因生物培养、抗逆性植物、农业生物安全、农作物规模化种植、环保肥料、精准农业技术、农业全程信息化技术等事关农业发展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研成果，开发难度高、资金投入大、转化周期长，且其需求市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充当成果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人和人，通过改革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完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台成果转化优惠政策、搭建专门的科技研究平台、设立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及专项基金、建立政企银联合的多层次资金投入体系来有效整合各项创新资源，发挥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调控和动力功能．
3.4强化农业企业和农民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
我国当前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很大程度仍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源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建设政研一体化农业科学网络的设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逐步建立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及专业研究所、省级农业科学院及专业研究所、地区农业科学院等构成的农业科研系统，同时制定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在全国建立了由农业技术推广站、水产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等组成的庞大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系统．这两大系统与由各部属、省属、区属农业院校构成的农业教育系统共同构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相关机构由政府出资建立，受同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或政府直接领导，政府计划任务并安排财政经费，农业科研单位开展科技研究，成果输送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无偿提供给农业科技成果使用者，具有明显的国家计划和行政导向的特点．这种具有无偿性、计划性，且条块分割、社会化协作程度低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不符合新时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按照新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农业企业和农民既是农业科技成果的直接需求者，又是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他们受自身短期利润最大化、长期利润最大化、市场占有率、家庭收益最大化等目标驱动，能够就采用何种农业科技成果和如何整合人、财、物、信息、知识等各项关键要素开展研发进行决策．因此，要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改革思路，多管齐下强化农业企业和农民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农业科研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企业、农民进行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采取发展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管理信息系统、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会、农业科技成果托管中心、农业经济合作社等多种方式，让农业科技成果最大程度地转化，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4结论及建议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成果由科技系统向产业系统运动的系统工程，系统当中，农业科技成果从创意产生、中试，到商业化、产业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状结构．从农业科技R&D投入、产出、人员结构等方面阐述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提出创新链脱节造成的农业科技系统和产业系统科技成果供求结构失衡、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以及农业科技中介系统发展滞后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根本原因．从创新链视角构建以农业企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并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思维，提出通过增加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和需求、注重中试环节、推进中试基地建设、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及动力功能、强化农业企业和农民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来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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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农业科技园区，是近年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建设现代集约持续农业过程中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已引起各级政府，科技界、农业产业界和广大农民的普遍关注。农业科技区是以一定规模的土地为基础，以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和优惠政策为条件，吸引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用高科技和高资金投入，以农业设施工程为主体，产品具有较高科技含量，以企业运作和产业化发展为手段，具有多种功能和综合效益，进行集约化生产、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和规范化管理的新型农业组织形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逐步由传统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逐步由传统型向现代集约型过渡，作为现代集约型农业示范窗口的农业科技园应运而生，并呈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业科技示范园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运用资金的集中投入，进行以农业高新技术的展示示范、精品农产品生产、种苗繁育、技术培训及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农业科技园区的建立解决了一批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转化了一大批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孵化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大量先进实用技术得到推广应用，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促进市场繁荣、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天津市津南农业科技园始建于2001年，属于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等6部委联合启动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项目，同年津南农业开发区被评为首批启动的中国21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区之一，并命名为天津津南农业科技园区。津港公路贯穿园区南北，津晋、丹拉高速公路分居园区两侧。2003年开园即被确定为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和大中小学学生学农基地。转年即被评为中国农业旅游示范点，AAA级旅游景点。天津市津南农业科技园区以市场为导向，先进适用技术为支撑，发挥区域优势。突出天津特色。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善运行机制，促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进一步完善园区规划，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建设标准，坚持科技创新，突出高科技、高标准、高投入、高产出和高效益，努力提高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水平，把滨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成为全市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进一步完善园区规划，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建设标准，坚持科技创新，突出高科技、高标准、高投入、高产出和高效益，努力提高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水平，把滨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成为全市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农业科技园区是我国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农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己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尽管发展仍存在着区域差异，但在发展水平较高，地方技术经济和财政较好的地区，已不满足于常规的生产方式，着手考虑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要求在生产组织形式上有所突破。以达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目标。农业科技园区的出现，正是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园区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益的提高，逐渐成为各地探索新形势下发展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模式。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按照“全国农业科技大会”的总体部署和《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具体要求，建立一批符合21世纪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对不同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科技园区，对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加速农业由主要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的转变，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许越先研究员把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4至2001年为初级阶段，2001年至2005年为规范发展阶段，2005年以后为成熟阶段，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到今天我国农业园区的建设己过经历了初级阶段和规范发展阶段，2005年后我国科技园区步入它的成熟时期。成熟阶段时期我国科技园的建设规模以及其在全国建设的数量都是比较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己经不是怎么去建立一个科技园，而是怎么去管理一个科技园，建立一个怎样的管理体系，使得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园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应。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园的运营主体包括政府官员、科研人员、企业家、农民等，这样就存在怎么来协调各方的功能，我国农业科技园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本文就是在天津市农业科技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现在所项目区的概括预期定位进行分析，对项目区的规划布局进行研究，在针对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天津市农业科技园发展的有效途径就是制订整体发展规划；正确定位，树立正确的建园目标；加强培训，提升园区人力资本；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园区多元化投资体系；建立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机制；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等。因此，项目区位定位来发展农业科技园，促进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理论意义
农业科技园企业化经营是对我国农业经营理论的一次补充和发展，是继天津市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和农业科技化、产业化理论的一次创新，而本文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研究农业科技园的管理体系，为农业理论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
2.实用价值
天津市出现农业科技园区以来，已初步显示了其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迅速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方面的作用。而对农业科技园定位探索研究则使我国的农业科技园效应更为突出。
二、文献综述
2.1国外农业科技园区的研究
2.1.1国外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概况
创建科技园的设想始于1947年，当时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弗雷德里克佛曼(FrederickFerman)提出了建立斯坦福大学研究园的设想，并于1951年在校内划出约25Ok了的土地兴建起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厂房，形成了斯坦福研究园。由于政府支持及多方配合，依靠雄厚的智力资源，以及逐步形成的政府、大学和科研单位、科技企业紧密合作这一先进的运行机制，从50年代中期开始，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就逐步成为世界有名的高技术设计和制造中的“硅谷”。此后，英国科技园建于1961年，1964年日本筑波科学城着手建设。科技园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的普遍做法，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综观国外农业科技园发展的历史，国外农业科技园的基本主体都是先进的农业设施和高新技术向农民、学生及游人展示新的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现已成为国外农业一种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农业科技园的表现类型有以下几种:(l)示范农场(Demonstratefarm):这是以推广先进技术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基地模式。如以色列，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科研单位和生产基地的结合，针对干早和沙漠化的生产条件建立了多个以沙漠农业和节水农业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农场，并通过创办专门的基金支持试验示范农场的建设与运营。如美国衣阿华的Allee示范农场，主要针对标准化生产、可持续发展、家庭农场问题而设置，使那些个体性的农场在一种互为关联的系统下发展，从而比他们原本的单个研究能更好地整合资源，降低研究、生产的成本。衣阿华州立大学研究顾问委员会负责示范计划，农业领导则来自州政府。(2)假日农场((Holidayfarm):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农事活动的展示示范和农业休闲为主要内容，它把观光旅游与农业结合为一体，让游人体验农事中享受休闲、观赏的乐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假日农场的种类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①观光农园。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让游客自己摘果、种菜、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②农业公园。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例如日本有一葡萄公园，将葡萄园景观的观赏、葡萄的采摘、葡萄制品的品尝以及与葡萄有关的品评、绘画、写作、摄影等活动融为一体。③教育农园。教育农园是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形态，即利用农园中所栽植的作物，饲养的动物以及配备的设施，如特色植物、水耕设施栽培、传统农具展示等，进行农业科技示范、生态农业示范，传播游客农业知识。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等。(3)试验站(Experimentstatin):在美国，农业部属下有40个农业试验站是农业部属下庞大的农业科技教育、研究和推广协作网中的一部分。它依托州立农学院，紧紧围绕农业开发的迫切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培训、推广工作，其基本运行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如衣阿华州立大学的试验站土地，一般由当地的非赢利的农场协会与商人提供一些靠近试验站的田地供作试验或出租给试验站，试验站的部分研究成本来自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2.1.2国外农业科技园的理论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园区基础理论的完善上，最近关于农业园区区委评价、指标评价的研究也较为成功。最早涉及科技园区评价研究领域的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M.Rog创治)和朱迪恩.K.拉森(zhuDean.KLarsen)，他们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美国“硅谷”的起步和成长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硅谷”形成“凝聚经济效应”的条件。地理区位理论:1826年德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经济学区域理论之父约翰.冯.屠能(John.Thunen)从地理的角度，从单一运输出发研究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中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农业生产配置问题，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屠能指出:在城市周围应根据距离城市的远近不同来划分不同的农业类型区，才能保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使农业经营者处于有利的经营地位。技术创新理论:最早是由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s)于1912年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思想、新方法，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过程，使生产技术体系发生变革。他的定义强调了技术创新的突破性、跃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农业科技园区引进新品种、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建立新型的农技推广组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发展极理论:1950年法国学者佩鲁(F.Perroux)提出。该理论强调中心城市作为产业中心和市场枢纽的作用。中心城市作为发展极，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集聚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把增长和发展方向通过技术、组织、要素、信息等渠道向其周边地区扩散，从而使区域经济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的点上带动经济增长。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农业园区作为区域农业经济的增长极，农业园区核心区通过技术的组装、集聚和孵化，作为发展极向示范区和辐射区扩散农业新技术，带动周边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孵化器理论:孵化器的概念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为美国曼库索(Mancuso)于1956年首创，世界上第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于1959年在纽约(Batavia)成立。孵化器是一个帮助企业成长的优化环境，这种环境能为新企业发展提供包括设备服务、技术服务、商业服务和管理支持服务等活动，使企业快速成长。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源于产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以李嘉图(D.Ricardo)的“比较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禀赋说”为重要发展阶段。李嘉图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有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教授在《竞争优势》中，波特把价值链描述成一个企业用以设计、生产、销售、交货以及维护其产品的内部过程或作业。认为企业内各部门之间若能连结为一链状，将提升产品价值，进而形成本身竞争力。企业竞争优势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价值活动本身，二是内部价值链的联系，三是价值链的纵向联系。价值链理论就是企业战略理论，企业通过选择正确的战略，以增强其竞争优势。纳什(Nash)均衡理论:纳什均衡是指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每一方都在另一方所选择的战略为既定时，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一旦双方达到了这种纳什均衡，都不会再有做出不同决策的冲动或激励。讲解“纳什均衡”的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囚徒的困境”。a，b两个囚徒，a坦白b抵赖，b判10年，a判1年.若两人均坦白则各判5年，若两人均抵赖则都判2年。a，b面临抉择。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2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这两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盘算过程:假如他招了，我不招，得坐10年监狱，招了才5年，所以招了划算;假如我招了，他也招，得坐5年，他要是不招，我就只坐1年，而他会坐10年牢，也是招了划算。综合以上几种情况考虑，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招了划算。两个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最终，两个人都选择了招，结果都被判5年刑期。
2.2国内农业科技园区研究现状
2.2.1国内农业科技园发展现状研究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山东禹城科技农业园筹建为标志。禹城科技农业园的指导思想是依据本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背景，以及它在整个黄淮海地区，甚至全国的农业科技地位而形成。早在1966年初，就有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来到禹城建立井灌井排、早涝碱综合治理实验区，为黄淮海平原大面积中低产田的改造提供科学依据。1988年5月，山东省禹城县科技副县长程维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谈起在禹城建立科技农业园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分别提出了建立河南省封丘科技农业园和禹城科技农业园的初步设想。此后，中国科学院农业项目管理办公室邀请多位专家进一步研讨，正式形成《黄淮海平原科技农业园建设与开发》(轮廓设想和项目建议书)，从此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逐步铺展开来。第二阶段:从1997年开始，以国家工厂化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标志。国家科技部为加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资源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科技和生产有一个带动全局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分散、粗放向集约、高效转变，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首批推出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先导、产业化为目标的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工程项目，选在北京、上海、沈阳、杭州和广州五个城市实施的国家工厂化农业示范区，建立167公顷技术示范核心区，667公顷应用示范区和6667公顷延伸辐射区，并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项目的选择以现代设施农业为主体，集成国内外高新技术组装配套，进行工厂化生产。第三阶段:从2000年起，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标志。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农业进入了以农产品买方市场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加入WTO既为我国农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了灵活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步伐，必须加强科技引导和示范。2000年3月，国家科技部为了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在广泛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部际协调指导小组(由科技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银行等部门组成)，并依据《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总体部署))，制定了《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和《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试行)》。按照《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精神，在“十五”期间，我国将建立50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的原则于2001年8月批准山东寿光、天津津南等21个农业科技园区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试点)。2002年4月，科技部又组织专家对第二批申报的农业科技园进行了评审，批准了宁波慈溪等几个农业科技园为第二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试点)”。从此，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2.2.2国内农业科技园区的理论研究
在国内，1996年以来，原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了中国科技园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对此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吴林海以国内外科技园区发展现状、现有发展理论研究成果为起点，以高技术产业理论、区位论和创新理论为铺垫，提出了科技园区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内首次提出集成创新理论观，并首次提出中国科技园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刘国强、李友华为了真实地反映农业科技园区运营和作用的发挥状况，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入手，对农业科技园进行综合评价，通过该指标体系对园区的发展起监督指导作用。复合生态农业理论:认为农业生态系统是由农业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农业环境与资源(大气、土壤、水域)和农业技术经济(农业商品交换、农业组织管理、农业科技教育)等3个二级子系统9个三级子系统组成，形成严格有序的结构，各子系统之间必须协同有序地运行。这一理论对于农业科技园区这个复合系统的主导产业定位，明确发展的重点，以合理利用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合理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为手段，使园区持续、稳定、高效、协调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系统工程理论:强调应用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借助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通过优化系统结构和运行方案，来解决具体系统问题，使系统的性能达到最优。农业科技园区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复合系统，园区设施工程，生产技术，政府、园区、企业、农户、市场以及多学科、多部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运营，内部要素与系统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发展，借助系统工程理论，将有利于指导农业科技园区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使园区取得最佳的生物产量和最好的经济效益。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理论:南京农业大学刘志民博士2004年提出。认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本质是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它以技术成果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实体，进行专业化集约化、系列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它是21世纪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根据农业园区的目标定位和功能定位，农业科技园区应发展成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平台，应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实体的密集住所或活动基地。园区发展的规模效应理论:高科技园区具有一定生命周期，当其成为拥有独特资源察赋的区位优势时，它能以最快的速度聚集各种创新要素，形成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地，率先发展起具有创新能力的主导产业，然后带动与之相关的前向、后向和旁侧部门发展，形成很长的产业链，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这些增长极达到一定的发展规模，并与周边地区形成梯度差异时，就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周边地区辐射和扩散，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农业科技园区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自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历程已有10多个年头。我国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由1993年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到1999年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再到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我国企业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不断完善。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3.1研究内容
1.分析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现状，指出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特色。
2.针对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的经营管理现状，对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管理体系进行了博弈分析。
3.对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体系进行研究。指出农业科技园的管理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即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政府+企业”混合型管理模式。
4.综合分析天津市农业科技园经营管理现状、不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河北省农业科技园管理体系的对策及模式。
3.2研究方法
1.文献法
为全面了解与本论文相关的系统理论与研究成果，本文系统查阅了学术界近十年来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发展方面的研究文献以及政府部门、相关革位的有关文件资料百余篇，并进行分类整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框架。
2.系统分析法
本研究对调查数据主要运用统计分析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核心部分天津市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现状及管理模式系统分析，从而总结出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人才培养 质量 评价 标准 农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6(b)-0213-02
1 高等农业院校主要人才类型
高等农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总体上可分研究型、复合型、应用型三类:研究型人才是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主体,主要任务是探索、发现农业科技活动规律;复合型人才主要任务是运用已知规律,进行应用理论、技术理论的研究、开发、规划、决策以及领导“改造农业”。上述两类人才要求基础理论根底深厚,知识面宽,善于学习、思考和创新。应用型人才主要任务是在农业生产或社会服务第一线,领导和组织把设计、规划方案付诸实施并具备应用研究能力。
(1)研究型人才。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素质结构特点:综合知识+复合能力＋创业精神。(3)应用型人才。经济结构整体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兴起,迫切需要大批在生产、管理一线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农产品开发、试制,可使研究工作深化、生产管理水平提升的“高学历蓝领”,这是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客观需要。
2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高等农业院校一方面要遵循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和规定,另一方面要根据现代社会对人才要求以及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观和质量标准来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根据21世纪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特点,高等农业院校本科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为:以学生为主体,以全面发展为根本,专业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加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结合,充分体现农业大学“高起点、强实践、重研究”的特点,培养集教学、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创业于一体,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和适应提高我国现代农业产业竞争力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研究型人才。
知识结构上要强调复合型要求。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纵向主要是指知识层次结构,可分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技能知识三个层次,组合呈梯形。横向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层次上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宽窄及专业知识量多少。
能力结构上强调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主要包括三部分: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与能力)、人文技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交往和合作,组织、判断和领导能力)、观念技能(价值观、决策能力、战略思想,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新观念)。
素质结构上注重学生专业思想修养与现代人格理想塑造结合。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与其他行业比较,农业仍将是经济效益不高,又十分艰苦的行业,其具有的重大社会效益,要求在素质机构上首先具有科学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较强意志力和学农爱农、艰苦奋斗、献身农业的精神品质;业务素质应在博学基础上能够驾驭知识,综合分析和解决农业实际问题,善于实践和创新;文化素质是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积淀,应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科学素养;身心素质方面应具有健全体魄、健康心理、完善人格。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3 人才培养框架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构建系统整合、整体优化、综合性的“宽、厚、多、高”农科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科和课程间壁垒,重组、整合和整体设计课程体系,建立大学科课程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做到培养方案个性化、教学内容基础化、学生学习主体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一、二、三课堂有机结合。“宽”指宽口径,知识面广,适应能力强;“厚”指厚基础,基础坚实、基本技能扎实;“多”指多方向,涉足两个或多个专业、学科,具备多种学科知识体系和基本技能;“高”指高素质。
3.1 培养规格
以“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为总领,强调基础与应用有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基础扎实、富于创新,勇于创业。
(1)“3+l”:前3年学习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1年在实验室或实习基地,参与研究项目,进行研究并完成学士论文。
(2)“本硕贯通6年制”或“本硕博8年制”:前3年学习基础理论与基本实践技能,1年在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实践平台拓展、巩固专业理论,提高实践技能,2年在技术合作及学术交流平台、研发中心完成研发项目及硕士研究论文,2年完成博士论文,博士后阶段可进入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完成相关成果转化。以“强化两头,优化中间”为原则,强调统筹,即在本科和研究生培养不同层面上统筹培养过程。
3.2 课程设置
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分段培养,1～2年级按学科大类进行通识教育,3～4年级按专业方向进行个性化培养。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实验、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教育等确定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构建实践教学平台。
3.3 教学管理
确立学生主体地位,体现个体差异和具体需求,增加柔性与灵活性,调动自主学习积极性,自主设计发展方向,因材施教,发展个性。树立全面教育教学质量观,产、学、研紧密结合,建立起教学目标、过程和重点环节相呼应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4 人才培养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论述，是新时期“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途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1]。“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大宗农产品，并通过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使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相适应。陕西秦岭是世界猕猴桃的原产地和最适宜栽植区之一，具有发展猕猴桃产业的独特资源优势。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猕猴桃价格的日益上涨，其种植面积连年增长。2011 年陕西猕猴桃种植面积90.9万亩，产量62.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5%和60%，猕猴桃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 000 元。2012年，猕猴桃面积超过100万亩，总产达80万吨，分别占到全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眉县、周至等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2]。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民科技培训，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支撑力量。为了使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弄清楚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指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与有关利益各方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联合从而实现一体化经营的过程[3]。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农民科技培训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连接的纽带。
国外关于农民培训的研究大都是与科学技术、农业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David J.Spielman[4]从区域农业发展体系的视角认为农民培训不仅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而且在传递和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组织文化和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 Spiller，Julian Voss[5]对德国农民的培训需求进行评价，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花费、机会成本、对供给的评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培训的市场需求。国内自1999 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农民培训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其中针对农民科技培训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农户的培训需求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政府偏好以及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响[6，7]。刘芳[8]运用PASW Modeler数据挖掘，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参与情况、认知情况等方面得出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启云[9]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于农户视角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为习惯等影响农民农业科技培训的意愿。此外，杨锦绣等[10]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剖析农民培训的供需均衡，建议政府依据经济规律配置培训要素。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体特征；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三是农户行为选择因素。而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研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文献却鲜见，忽略了现今的农业科技培训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农业科技培训的途径展开理论分析，采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调查数据，构建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下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稍有弥补，并为农民培训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框架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科技培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实践基础上，“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模式[1113]。可见，农民合作社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是产业化发展的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过程[1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的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科技培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15]。二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以及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为支撑的。相对于工业技术，农业科技的见效周期长。无论是优良品种的选育、新栽培技术的推广还是新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较长的周期[16]；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农业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产品属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门的参与、介入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农业产业化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要求农民须集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成为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化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改变农民旧的理念，使其能够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依据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农”假设（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小农或农户是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个体，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9]。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够确保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便会积极选择符合成本约束下各类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20]。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过程，使农户逐渐体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员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主动求助合作社的农户，会表现出更主动的科技培训意愿。
2.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采用农业新设备、新品种、新技术的态度越积极，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公共政策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科技入户工程、良种直补等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公共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对陕西省眉县和周至县四个村的实地调查。其中，周至县是我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范县，被称为“猕猴桃之乡”。眉县不仅产业规模大、种植户多，而且是最早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猕猴桃科学研究和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县域。2005年眉县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此项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约100万亩，其中眉县和周至县达64万亩，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上述两县为调研地点，在全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首先，在眉县和周至县各选取2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眉县是金渠镇（红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镇（第五村和红东村），周至县是哑柏镇（庄头村和吕家堡）和竹峪乡（凤凰岭和丹阳村），经实地走访，以上8个村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导产业；最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选取125户农户开展调查。此次调查共1 000户农户填写了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48份，有效率为94.8%。
（二）样本基本情况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样本农户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下（占86.9%），其中41岁至50岁区间内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多。样本农户中男性居多，基本为已婚（占92%）。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专及以上仅有33人（占3.3%）。样本农户的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占74.8%，8 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分为农民合作社、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态度、政府农业政策三类。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变量的名称、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和变量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通过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稳定因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三类解释变量的分析结论如下：
1.合作社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参加了合作社与其培训意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调查中仅有14.8%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大多数农户表示还不了解合作社的具体职能。农户寻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与培训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如表4所示，社员中能够主动去寻求合作社农业科技支持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
2.农户对农业科技态度。农户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态度与其培训意愿在10%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程度影响其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农业科技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与农民培训意愿在统计上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很强。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认为科技培训对农业增产增收效果为“基本没作用”、“有点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8%、12.1%、60.0%和25.1%，表明农业科技对增加产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显农户的培训需求越高。
3.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对政府惠农政策的认可度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其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国家惠农政策认可度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样本农户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级递增的态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与农户培训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水平影响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中福建省农业农业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为定量指标，通常在此情况下，采用比较多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但是，由于本研究指标年限仅为10年，无法满足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的数据要求。因此，本研究决定采用熵权法进行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本研究对2000-2009年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数据通过无量纲处理并对原始数据归一化之后并通过步骤计算
通过步骤计算得出的结果如表4-1所示：
计算各指标在各样本上的得分，最得出10个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值，后即2000-2009年福建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其结果如表4-2所示
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出福建省2000-2009年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渔业产值、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经营收入这七个经济指标的权重分别如表4-1熵权的确定。并且由此计算得出十年期间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分别如表4-2综合评价值。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年份的比分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2000年至2009年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二、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将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七个指标进行熵权法归一化后的数据作为母序列，即=（0.0083、0.0030、0.0433、0.0927、0.2288、0.3078、0.3895、0.6128、0.8885、0.9621），经过无量纲化处理之后的农业科学SCI论文数、农业科技专利授权数、农业新品种数量作为子序列，分别为：、、，由此来计算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关联度。具体步骤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原始数据变换
本研究通过标准化变换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得出结果如表4-6所示：
2、计算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系数
将标准化处理得到的母序列与子序列进行差值计算，并求绝对值，产生对应差数列表。经数据变换的母序列记为Y'i，子数列记为X'j；Δijk为Y'i和X'j的绝对差，即；Max和Min分别表示Δijk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则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系数为：
其中，β为标准化系数，取越小值，就越能提高关联系数间差异的显著性，β一般情况下可取0.1～0.5，大部分研究关联度的文章均取值为0.5，因此本研究也取β-0.5。通过此步骤计算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系数，得出结果分别如表4-7和表4-8所示：
3、计算关联度
母序列与子序列之间的关联度以两比较序列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之平均值计算，即：
其中，为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度，n为比较序列的长度（即数据个数）。在本研究中，n=10。通过此步骤计算出最终的关联系数与排序，得出结果分别如表4-9所示：
4、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通过灰色关联度法计算得出，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三个代表性指标（农业科学SCI论文数、农业科技专利授权数、农业新品种数量）的关联度分别为：63.83%，72.54%，56.24%。其中，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科技专利授权数为强关联，与农业科学SCI论文数量和农业新品种数量为中关联，这证明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之间关联性较大。
三、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政策建议
1、建立内在激励机制，加大对农业新品种研发的投入
由关联度分析得知，福建省农业新品种与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关联度并不高，应加大新品种研究，提升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农业经济也会有一定的发展。
2、鼓励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合理分配财政支持科技研究的结构
政府必须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仅仅是增加SCI论文数量的发表，更要将整个基础研究的领域充分挖掘出来，合理分配财政支持科技研究的结构，调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的比例，提高基础研究财政投入的比重，重视科技理论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引导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专家注重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一个基础、应用、开发研究三管齐下多渠道共同促进科技创新能力增长的体系。同时，要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投入于科学技术创新的领域中，为科技理论研究创造一个和谐、良性发展的环境。
3、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政府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农业科技专利的申请，适度增加专利的授权，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授权的专利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成果转化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度增加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成果转化的资金，并且引导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资金设立规范的科研中心，以投入更多资金和专业人才到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中去，为农业科技成果的创新营造一个资金充裕的氛围，解决成果转化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难题（谢克昌，2005）。
4、建立有效的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沟通传递机制
首先，着力强化信息服务，在各级乡镇配备专业能力强、文化素质高的农技站推广人员，真正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运用到指导农业生产上，促使其转化为生产力，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其次，应当着手于双向农业科技传播机制的构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加大对农民的培养和宣传力度，促使农民更深入的成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拓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和领域，从而有效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第三，实行“科技创新成果下乡”政策，完善的科技创新的网络服务，在各级乡镇的地区建立关于科技创新的数据库系统和网络图书馆，对农业生产者开展网上教育（杨兰伟和闵文江，2009）。
一、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一）农技推广体系情况。
1.农技推广机构。黑龙江省现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包括种植、农机、水产）总计2079个，其中：省级6个、市（地）级33个、县（市、区）级261个、乡（镇）级1779个。目前，全省乡镇农技推广体系（种植业）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实行县管或县乡共管的管理体制。
2.村级服务站、农民技术员、农技示范户。全省80%县（市、区）建立了村级农业科技服务站，每个服务站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下派技术人员专门负责指导。同时，建立农民技术员制度，延伸服务链条。围绕水稻、大豆、玉米、马铃薯、蔬菜等主导产业，培育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种养水平较高、乐于助人的农民，作为村级农民技术员，参与服务站工作。对村级技术员进行重点培训，使村级农民技术员成为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成员，成为农情调查员、技术推广员、政策宣传员，成为农民“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家”。全省每年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农民科技示范10万人左右，示范带动周边农民应用先进实用技术。
（二）人员构成情况。
1.人员数量。全省农技推广机构现有人数7778人，其中：种植业5694人、水产733人、农机1351人。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2.专业情况。全省推广机构现有专业技术人员7437人（种植业4955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的1578人（种植业1225人），占21.2%；中级技术职称3327人（种植业2232人），占44.7%；初级技术职称1889人（种植业1149人），占25.4%；初级以下技术职称643人，占8.7%。
3.学历情况。全省推广机构现有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2519人，占32.4%；大专学历3590人，占46.2%；中专学历1383人，占17.8%；中专以下学历286人，占3.6%。
（三）经费来源。全省各级农技人员工资全部纳入当地财政预算，每年财政预算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2009年开始，国家财政部、农业部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目前覆盖全省87个县（市、区），每年项目资金总计1.4亿元，基本解决了农技人员工作经费不足问题。2011年，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实施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为乡镇农技站建设业务用房，配备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三年间，对96个县市区的881个乡镇投资1.5亿元。
（四）农业科技推广的主要成绩。通过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广体制得到逐步理顺，机构设置趋于合理，推广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活力不断增强，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不断健全，推广体系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主要包括：明确了公益性职能，把过去经营性职能全部分离出去；重新设置了机构，保证了体系的完整性；理顺了管理体制，服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核定了人员编制，保证了农技人员的专业性；建立了各项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创新了推广模式，推行了“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技术指导员+协会+科技明白人”、农民田间学校生产全过程培训、科技示范园区示范带动等服务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同时，提高了队伍整体素质，增强了公共服务能力。
二、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主要模式
（一）推广机构常规模式。一是一乡一站。目前，全省75个县（市、区）独立设置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种植业），其中由县农业管理部门垂直管理的乡镇站占24%，县乡共管的占76%。二是区域设站。根据行政区划和农产品区域分布，跨乡镇组建区域服务站，重点研究推广某类作物生产先进实用技术。区域中心站人、财、物权隶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管理，服务区域的乡镇协管。三是政府购买科技服务。2012年，全省在87个种植业县、50个畜牧县、25个渔业县和10个农机县组织实施了农技推广补助项目，项目资金1.4亿元，项目建立试验示范基地369个（种植业261个、渔业76个、农机32个），遴选主导品种287个，主推技术265项，推广五大粮食作物10大高产栽培技术模式1.58亿亩。
（二）科技特派员。东北农业大学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开展了“春雨行动”、“夏管行动”、“秋收行动”及“冬训行动”，积极组织专家走出校园，深入到乡镇、村屯、企业、场区，通过举办各类科技大集、农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科技节、科普之冬等活动，采取现场培训、技术指导、发放科普及致富书籍等形式，为农民送去科技知识，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目前，学校建立了以科技特派员为主体、研究生直接参与的科技服务小分队，活跃在农村生产一线，是一支流动的科技专家服务队伍。
（三）院（校）县共建。一是搭建扶贫开发平台，提供组织机制保障。通过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创办农业专家大院、实施农业致富项目、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等扶贫措施，逐渐摸索出一个全新的农业扶贫开发模式，使农业标准化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民收入、农民科技素质显著提高。二是实施“四项规定动作”，打开科技扶贫开发突破口。通过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兴办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谋划农业科技致富项目、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等“四项动作”，推进科技扶贫开发工作。逐步探索出了以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为依托、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为载体、以科技入户项目为途径、以农业信息传播和科技培训为手段，集“咨询服务、集中展示、生产示范、项目带动、技术推广、科学普及”为一体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模式。
与此同时，开展院（校）市联建。东北农业大学先后与哈尔滨、大庆、伊春、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双鸭山、黑河等市开展合作共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农科教”、“产学研&r dquo;、“特派员”相结合的科技推广新模式。
（四）院（校）村共建。近年来，农业科学院为了扩大合作共建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院村共建，将科技扶贫目标定位在基层经济实体，以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为宗旨，以项目制包干管理为扶持手段，提倡发展多种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多样化，树立科技致富典型，以点带面，助推全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带动区域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五）专家大院。各科研院所与农业院校均设有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专家大院一般都设在县农技推广中心。每个专家大院配备了必要的设施，有独立的专家值班室、咨询培训场所，有电脑、多媒体等现代演示系统，开通了农技“110”热线电话。省农科院专家和县里的农技人员混合编队，常年驻院服务，轮流值班，全天候直接服务农民。
三、目前农业科技推广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员数量较少，服务半径过大。全省现有从事种植业技术推广的专业农技人员5000人，要服务全省966万农村劳动力，即1名农技人员要指导服务近2000个农民。加之黑龙江省地域辽阔，耕地面积大，每名农技人员要服务4万亩耕地。另外，由于我国目前土地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很难保证技术人员到位率和技术到位率。
（二）专业人员少，指导能力差。农村税费改革后，全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下放到乡镇管理，致使人员知识结构发生了彻底改变。大量非农专业人员进入推广队伍。一些农技人员不如农民懂技术，更谈不上指导农民。一些农技人员知识老化，对先进农业知识和技术掌握不全、不准。虽然近几年开展了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但整体素质提升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农民文化程度低，吸纳科技能力差。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老年、妇女居多，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务农农民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9%，初中文化程度占54.5%，高中文化程度仅占3.4%。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绝大部分在结束学业后进城务工，务农农民难以操作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资金投入不足，条件建设滞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多数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只能借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用乡镇政府房屋；缺少下乡交通工具，影响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培训条件和手段落后，影响培训效果。近年来，虽然国家投入了一些改善推广机构条件的建设资金，但资金量较小，省市县乡级推广机构条件得不到很大改善。同时，推广工作经费也存在不足。
（五）人员待遇不高，工作动力不足。长期工作于乡镇基层的农技人员工资收入低，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农技人员每月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非示范县由于没有项目经费，乡镇农技人员下乡拿不到绩效工资和各种补贴。基层农技人员由于长年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没有论文和成果奖励，晋升技术职称较难，20年到30年工龄还是中级技术职称以下的数量居多。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四、对创新农业科技推广的具体建议
（一）推进体系改革。国家和省下派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贯彻落实新农技推广法。对还没有改革的县（市、区），要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步伐；对已改革的县（市、区），要不断深化改革，真正打造一支“农业用得上、农民信得过、农村离不开”的农技推广队伍。
（二）增加人员编制。目前，全省从事种植业技术推广的专业农技人员仅有5000人，每个乡镇一般为2-3人，难以有效开展各项服务。政府应适当增加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编制，以满足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
（三）加大推广资金投入。在原有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可从新增财力中提取1%，设立农民科技培训、高新农业技术推广专项基金，并力争逐年增加，把农业科技服务当作公共事业来办，把增加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放在公共财政的优先位置，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民，解决未来“谁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要将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按规定幅度逐年增长，将农技人员经费、基本运转经费等各项支出依法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给予保证。
（四）提高人员工资待遇。要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需要，全面落实国家对公益事业岗位工作人员待遇的相关规定，落实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动地方有关部门保障县乡农技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等，调动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1 文化转向背景下农业科技日语译介活动叙说
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渗透到翻译研究领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代表作品有巴斯纳特和勒夫维尔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1990)、其中包含了《女性主义话语/翻译的理论化》等相关文化权力的论文,以及尼兰贾娜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1992)、铁木志科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1999)等专着,提出翻译活动不可能不受权力、时间或各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将翻译研究目标引向文化领域。接着,对翻译学文化转向风潮进行定性和定位,出现了“社会翻译学”一说。代表作品有兹拉泰瓦的《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考拉·沃夫更提出翻译研究从“文化转向”走向“社会转向”的主张(2006),杰罗德·帕克斯等人则广泛采用社会学方法或借鉴社会学理论来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受欧美翻译思想风潮的影响,日本语言学界也将目光转向了文化研究领域。氏家洋子在其着作《言语文化学の视点――「言わない社会と言叶の力》(1996)指出语言与说话者、听话者,以及以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社会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南雅彦在其着作《言语と文化》(2009)中提出了文化的导入问题,指出统合文化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翻译学界,大桥良介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1993)中提出“异领域间”、“异次元间”概念,河源清志主张界定翻译射程,探讨翻译领域和境界划分问题,认为将翻译看作社会事项,进行文化现象分析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问题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孙艺文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2003),许钧提出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系统研究(2003),王洪涛在《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和文化转向》(2007)中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及最终归宿问题。这股思潮在英语学界不断推进,不过在日语学界却略显滞后。②目前此类研究并不多见,而结合农业科技翻译方面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仅有林全庄、林松、付伟伶的《科技日语翻译中的两个突出问题》(《中国科技翻译》1991)等十余篇论文,且研究内容基本定格在语言现象、研究方法、研究技巧上。
对于农业科技日语译介
的翻译活动,国内日语学界主要表现在理论探究、策略分析、作用及意义探讨等方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甲午战争侵华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来自西方的近代农业科技专着大多由日文译成中文,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农业科技出版物,其中代表性译着有《农政学》、《农业本论》、《农业经济篇》、《农艺化学实验法》、《农务化学问答》、《植物杂交种法》、《农作物病理学》等,涉及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教育、作物栽培、土壤学、肥料学、育种学、病理学、园艺学、水产学、农业气象学、林业等多种领域,书中所述内容都是我国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这一时期农业科技书籍的刊行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传统农业图书仍被重视、发行,但已呈颓废之势;二是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书籍被大量引进、翻译,并呈兴盛之势。近代农业科技的引入、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世界农业科技的水准,虽然译文有的粗糙、有的简约、有的不符合我国国情。这些早期启蒙书籍开启了我国知识分子对新事物的认知能力、扩大了视野,提供了观察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新途径。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目的在于翻译、介绍日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帮助科技工作者掌握了解日本的农业科技动态,从日语科技文献资料中汲取营养、获得进步。于是《日本的农业和食品》(1978)、《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农业》(1981)、《日本水产统计》(1980)、《农业生产与消费能源》(1980)、《近年日本农业的重要变化》(1980)、《世界经济中的日本》(1986)等译着被大量出版发行。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变迁、文化发展、社会构成上都有相似、相同之处,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相似性以及日本在高科技领域一直保持优先的发展态势,国人对日本科学技术的关注度一直在提高,表现在农业方面,日本环保型农业科技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循环建设、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点工作。代表译着有《农民教育生活论》(2000)、《国际化时代的日本农业》(2002)、《农业保护理念与现实》(2010)等。
2 文化转向背景下农业科技日语教学法简评
目前,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程度及规模的扩展与加深,科技日语翻译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在农业院校开设的日语专业翻译课程,也注意将农业科技翻译列为一项主要教学内容,其教学模式一般表现为:(1)语体介绍法。翻译文章根据写作目的、内容及读者对象不同,而采用各种不同的语体。科技文章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是阐述、探讨、解决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问题的。其语体特点在于揭示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阐明应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向学生介绍新的科学技术知识。(2)特殊词汇、语法构成讲授法。科技文章有它本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即表现在词汇、语法结构及修辞等语义、语用方面,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则。(3)基本科技素养培养法。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能在把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做好翻译工作。不过,工作的重心仍围绕着传统的培养模式展开,即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日语能力,具体包括:(1)语言能力,掌握所学语言的规则,如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2)语篇能力,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规则构建语篇的能力。(3)语用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外语在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针对适当的人得体地交际。(4)专业能力,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能运用外语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