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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杭州评话》 《水浒传》 《宋江》 承变 流传
一、杭州评话对研究《水浒传》的重要意义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深受中外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对《水浒》的各种研究，从作者到版本到评点、从人物评论到市井文化再到民俗风情的研究，不可不谓是洋洋大观。自2000年以来，对《水浒》故事的发生地的研究成为热点，众多学者指出，《水浒》的作者是杭州人，盖未去过北方，其在《水浒》书中描写杭州地理的情况分毫不差，而描写到北方地理风物的时候几乎错得离谱。于是，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杭州与《水浒》之间的关系成为水浒研究中的前沿话题。2009年，“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在杭州召开，马成生先生在大会中说：“从《水浒传》书中的地理态势、气候物象的描写、方言土语的运用、风俗人情的描绘等几方面来看，杭州是水浒故事孕育与发展最重要的地方，全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和它比肩；而杭州系‘钱塘施耐庵’长期居住的地方，别处居所决描绘不出这些风土人情。”多位专家学者从《水浒传》中的地理、民情、风俗、语言等内在联系中一再印证其与杭州不可分割的关系。
笔者认为，当前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杭州本土的水浒故事的发展演绎研究整理十分不足。杭州本土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主要以评话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杭州评话。所谓评话，是指以某种地方特色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曲艺形式。杭州评话，即是以杭州话、杭州本土说书人对一些故事的演绎并表演（北方叫“说评书”）。在影视尚未出现的宋元明清，说书场是普通民众重要的娱乐场所之一，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勾栏瓦肆”。可以说，从南宋时期开始，杭州说书人就已经开始说水浒人物故事了，在全国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杭州评话在宋元明清的火热在现代是难以想见的，估计比现在的明星出场要火热得多、真实得多。然而，近现代以来影视媒体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曲艺娱乐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说评书也难逃此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还有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等著名评书艺术家深受观众喜爱，家喻户晓；自2000年以来，在老一辈评书艺术家慢慢老去，新一辈在时代的冲击中无法成长，评书界生存堪忧，杭州评话的命运同样如此。杭州评话《水浒》从南宋时期就开始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出现，一直到今天杭州评话不多的几位传承人也已经是鹤发高龄，杭州评话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杭州评话的保存和研究方面也令人堪忧，传统评话底本无人整理。在一再的呼吁之下，于2007年终于整理出陈建一主编的《杭州评话》十本，内容有《韩信传奇》、《宋江》、《岳飞传》等故事。其中与水浒相关的就是《宋江》。当前整体上对评话的研究就十分稀少，落实到《杭州评话・水浒》的研究，就少之又少了。
二、早期水浒评话在民间的发展
早期的水浒，就是以评话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的。山东、杭州、扬州、福州、河南自古便有水浒的故事流传。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杭州是水浒评话也就是水浒民间故事流传最早的地方之一。众知《大宋宣和遗事》是形成《水浒传》的重要底本，而《大宋宣和遗事》便是宋元时期杭州评话艺人的说书底本。从唐代后期开始，世俗民间曲艺娱乐形式不断发展，到宋代的时候形成了非常多的娱乐场所――“勾栏瓦肆”。在勾栏瓦肆中，便有说书人说书，常说些英雄、帝王将相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当时是民众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据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有二十三个瓦子，说书艺人有二十三个。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的杭州书场上讲的评话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这些评话底本都对形成《水浒传》有巨大意义。这说明水浒故事流传的地方虽然多，但早期杭州地方评话对水浒故事的形成是有首屈一指的意义的。
《杭州评话・水浒》在宋代流行以后，杭州评话艺人历代不绝，这些艺人师徒相授，作为一种技艺和衣钵世代相传。他们在底本上有师承，历代说书人又不断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改编，但是无论怎样改编，都是杭州地方对水浒故事的继承与发展。陈建一先生在《杭州评话研究》中指出，杭州说水浒的评话艺人到清末的时候还有很多，有周锦坤、张云樵、秦少云等人；民国时期杭州水浒评话艺人有王春镛、胡国良、张锦鹏等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有郭君明、茅赛云、王永卿、张一鸣、王锦堂、徐天鹄等人。其中徐天鹄先生现为杭州评话艺术团团长。杭州《都市快报》报道其2007年曾在朝晖街道社区文化中心说水浒。徐天鹄先生师从民国期间的艺人王春镛，其底本故事必然是承接宋元明清而来的。这便是中国古代评话的特点之一：由师承性而使旧迹犹存，从而为我们感受宋元明清的杭州评话水浒留有余地。
由于近现代以来影视飞速发展，传统评书受到极大挑战，现存传统的杭州水浒评话已经为数不多。现存的杭州水浒评话，主要有艺人茅赛云先生与学者刘操南先生根据传统评话整理出的五部水浒通俗演义：《武松演义》、《杨志演义》、《卢俊义演义》、《林冲演义》、《水泊梁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之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号召之下，陈建一先生主编整理了十部杭州评话（上海文化出版社），传统的杭州评话底本如《岳飞》、《乾隆下江南》、《刘伯温出山》等评话此次均被收纳，其中包括一部《宋江》，便属于杭州水浒评话。评话的整理在国内已经几度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评话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宋江》，更是未曾受到学术界的注意。
三、从《杭州评话・宋江》看杭州对水浒故事的承变与流传
《杭州评话・宋江》是近现代杭州评书艺人王锦堂的演出底本。该评话共十六回，主体内容是讲从宋江杀阎婆惜到被迫上梁山这一段。该评话在主体线索与人物大致性格上与今本《水浒》基本相同，主体线索上都是宋江杀了阎婆惜，然后躲难，一路上与无数英雄结义，然后浔阳楼题诗而获罪，众英雄劫法场，宋江被迫上梁山的过程；人物性格上，宋江仍是今本《水浒》中仗义疏财、广结人缘、忠孝正义的形象。但是，该评话在细节内容上与今本《水浒》差别非常大。具体体现在：首先，对今本水浒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扩充，如今本《水浒》并未说宋江有妻子，而《宋江》中则宋江不仅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在写李逵的部分中，《水浒》中并未说李逵有师父，《宋江》中李逵有师父罗真人传授板斧与武艺；在秦明上梁山一事中，《宋江》中安排了宋江派人假扮秦明与官府作对，然后秦明一家被杀，秦明这才投梁山的，《水浒》无此情节。其次，对今本水浒的一些故事有所改变。某些人名就不一样，如阎婆惜，在《宋江》中叫“阎惜娇”；人物关系也有所不同，在《宋江》中，阎婆惜的奸夫张文远乃是从小被宋江所救，宋江是其恩人，《水浒》中无此情节。再次，《杭州评话・宋江》中增加了许多诙谐的故事成分。如宋江杀惜后，先到柴进家避难，然后经柴进介绍，到孔家担任武师。宋江是个文人，不会武功，却在孔府混吃混喝了很久。孔明孔亮故意要师父展示本领，宋江无奈舞棍，滑稽之至。这与传统《水浒》中宋江的几乎圣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充满了普通人具有的滑稽。
从《杭州评话・宋江》中便可看出杭州水浒评话和水浒传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目前整个杭州能够说评话的艺人仅剩下十位，而且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高龄老人，具体到能够说水浒评话的艺人则更少了。杭州评话已经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这不代表包括水浒在内的杭州评话会得到挽救。随着影视媒体的发展，想凭借说书维持生计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老艺人由于无法解决弟子的生计问题而无法收徒。这种现状所造成的损失，一方面，杭州评话作为一种流传了八百多年的老艺术面临失传的困境，另一方面，评书是历代说书人对底本的加工，或继承，或改编，客观上促进了故事的流传。当前评话面临灭绝的危机，会给以水浒为代表的传说故事在杭州的流传与发展带来相当大的不利。
参考文献：
[1]陈建一.杭州评话・宋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2][宋]周密.武林旧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马成生.杭州与水浒.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关键词：水浒传人物性格叙事结构板块结构
一、绪言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全名为《忠义水浒传》。现时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他对农民起义正面、客观却又不失理性的描述，极大地突破了封建社会的文学传统，也从另一个角度确立了《水浒传》以及后世采用白话叙事的深厚的民间色彩。《水浒传》一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一组情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组与组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又互相勾连，存在着非常巧妙的关系，形似一种串珠式的结构。在当下，研究《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参考价值。
二、近代有关《水浒传》叙事结构的研究及不足之处
有关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半个世纪以来都有着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看法，首先，茅盾认为，《水浒传》的结构并不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就像我们可以把若干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分辨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者中篇，也不会有任何的割裂之感。李希凡则认为，《水浒传》的长篇章回结构，不仅不是缺乏有机的结构，而是具备了现实主义长篇艺术结构的主要特色，即使有一些地方过于累赘和松散，保留着讲述阶段某些原始形态的缺陷，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长篇章回小说刚刚形成时期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即便如此，也并没有损害本书在思想艺术上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得出，虽然关于有机和无机的讨论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大家研究的视角基本上都是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篇章结构来入手的。[1]
到了80年代，学者们关于《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描述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板块结构”，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学者郑云波，他发表了“论《水浒传》情节的板块构成”，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此后，马成生教授则进一步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们主要认为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林冲的故事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属于前三段，而武松、宋江的故事则属于双十回，后来发展的杨雄一群人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朱全、雷横及柴进一伙的故事、打青州、闹华山以及攻打曾头市的故事都属于小五章，而最后卢俊义的故事、被招安的故事、征服辽、田虎、王庆以及最后平定方腊的故事就属于小六块。这种板块结构克服了有机无机说法中的笼统不清的弊端，对《水浒传》原著解读得更加深入了，但是他阐释的思维依旧是在寻找贯穿这些板块的线索，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设置了一条以忠义为主要内容的线，然后将全书的大板块和小板块贯穿了起来。
事实上，小说的结构对于叙事的程序是有着统摄作用的，传统的研究视野，总是习惯于将这种结构看成是一个由某条线索贯穿的形态，但是小说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断的寻找和建构的形态，也是一个具有整体性以及若干的转换规律性的体系，不同的叙事结构也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既与早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同，也与后期的《西游记》不同，它其实开辟出了叙事文学全新的结构类型，如果我们依旧执着地通过寻求一条贯穿板块的线来对小说的结构进行阐述，就很难说明结构所具有的转换性和调节性，这正是传统观点的不足之处所在。[2]
三、《水浒传》与人物个性有关的叙事结构
《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事实上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从故事型小说向性格型小说转化的过程所衍生出的一种新形态，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明清小说的发展带来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这其中，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性格对于结构发展的推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水浒传》对于人物的描述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人物也同时在矛盾中不断地被否定和转换，人物的性格结构不断地发展出新质，故事情节也就自然而然地向前推动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结构的发展在为小说的叙事结构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性的依据和机制。无论是一个人物还是多个人物，他们在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当然就不再是人物性格结构本身了，而是转换成了叙事结构的组合方式。这种特色在小说的前70回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到了70回以后，这种借助于人物个性来推动叙事结构的写作手法不见了，贯穿在人物生命之中的生气也略显不足，所以金圣叹一再斥责《水浒传》的后70回的创作纯粹是狗尾续貂之作。我们可以简要地将《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新形态概括如下：1、人物性格是《水浒传》叙事结构和组合方式建构的基础；2、《水浒传》前70回和70回之后的叙事结构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就在于对人物性格的挖掘之上；3、我们研究《水浒传》的叙事结构，绝对不可能脱离对其人物性格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在推动故事结构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物结构是如何组合、转换的，以及它与叙事结构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事实上，任何一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是由一系列的单元结构所组合而成的，但是由于组合的叙事方式不同，单元结构的内涵就会出现很大程度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板块结构就只是对《水浒传》的局部结构的一个概括，只能算是一个小而全的情节结构。《水浒传》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形象事实上都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生活的现实关系和文学艺术的法则组合而成的，它是一个多要素和多层次的有机艺术整体，无形地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包含进去了。人物性格发展过程之中的那种曲折而又复杂的波动，呈现出与社会深层次的本质相吻合的发展历程，我们便可以认为是《水浒传》叙事结构中单元结构的主要特色。这一点，我们从作者对于林冲、杨志两个典型人物的描述上就可以明确地感知得到。
林冲、杨志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受着社会化性格系统的制约、影响和决定，但是在此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性格新质却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也正是由于这一区别，才形成了《水浒传》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结构。这样的叙事结构事实上也构成了不同的单元结构，这样的单元结构根据人物性格的丰满度出现了有长有短的区别，在《水浒传》叙事结构中，大单元与小单元之间所进行的若干个结合，我们称之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社会联系，就成了该书叙事结构的核心问题，即单元结构的组合问题。通过仔细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单元结构的组合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其一，由于人物个性的发展所形成的动力化需求所构成的人物与人物的性格组合；
其二，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单个性格在社会化性格系统中所产生的多重辐射和多级链接反应下形成的人物之间的撞击与聚集；
其三，叙事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安排一些过场人物在社会化性格系统中所发挥出来的联系与组合。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水浒传》单元结构之间的组合，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连接，而是一种结构式的吻合与转换，这无疑为日后我们的文学创作中，面对多个人物的描述，该采用什么样的叙事结构的疑问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郑铁生 《水浒传》叙事结构新形态.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
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在艺术、思想上必定会有时代的痕迹、初创者的粗糙。对这样一部作品，只有着眼于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评论才会更客观《水浒传》全书共写了76个妇女，其中具体展开描写的有47人。作者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作者对女性个性的客观描写与对女性地位的认同，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水浒传》中女性形象十分丰富, 作为世代积累型小说《水浒传》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胡适先生说:《水浒传》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其创作素材，主要源于三个方而:一是《大宋宣和遗事》、《宋史》、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等史书和笔记;二是宋元民间流传的梁山泊故事(或称宋江故事)，三是元代水浒戏。
《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浓缩的水浒故事，但其中没有女性的描写;《宋史》卷二十二、卷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三都提到宋江起义等水浒故事的史料记载，但是都没有女性形象。宋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宋江三十六赞中对三十六人逐个具名评点，也无女性。宋元民间梁山泊故事多为英雄传奇，元以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基本上也没有关于女性的传说;元朝水浒戏里虽然有了女性形象，但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形象相对单薄，也远远没有《水浒传》小说中出现的女性群像丰富。如《黑旋风双献功》中的郭念儿《李逢负荆》中的满堂娇《燕青博鱼》中的燕顺嫂嫂、燕和之妻王腊梅《还牢末》中的萧娥《争报恩》中的李千娇、王腊梅等。这些人物可归为三类:贤妇型(李千娇)、柔弱型(满堂娇)和淫妇型(郭念儿、王腊梅、萧娥)。对照体浒传》中的女性，李千娇相当于林娘子或琼英;满堂娇相当于刘太公女儿;郭念儿、王腊梅(燕和妻)、萧娥、王腊梅(赵士谦妾)则分别相当于潘巧云、阎婆惜、或白秀英、贾氏或李巧奴。女性形象则丰富了很多。如英雄型女性顾大嫂、孙二娘、启三娘等;贤妇型女性林冲娘子;淫妇型女性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卢俊义的贾氏夫人等;柔弱型女性金翠莲，工于心计、行事刁钻的老虔婆阎婆和王婆等，带有侠义之气的名妓李师师，充分展现了以社会底层女性为主的社会各阶层女性群体特征，而这些女性形象的丰富，为古代文学史中女性形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水浒传》女性形象逐渐丰满
与之前的水浒故事相比，《水浒传》中女性形象群体的塑造有其进步性。虽然《水浒传》中主要塑造的是一系列的以恶为主要特征的女性形象，但作者刻意增添了一系列细节，丰富了女性形象的个性特征。元朝水浒戏中的女性，多为坏女人形象，如郭念儿、王腊梅(燕和妻)、萧娥、王腊梅(赵士谦妾)，她们无一例外地与他人有着奸情。作者写她们的坏是没有进行任何铺垫和原因分析的，而《水浒传》的同类型人物所以坏，都隐含着一定的合理原因:追求。潘金莲是因为女貌郎不才阎婆惜是因为宋江其貌不扬且只爱学枪使棒，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而受到冷落;潘巧云是因为杨雄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满足。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她们体现了对人性本能与情感的追求，是情欲一体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的需要。周作人先生有言: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尽管《水浒传》和元代水浒戏中的女性一样最终难逃一死，但因作者刻意增加了导致她们由一般女子变成坏女人的原因，使女性形象更加丰满。尤其是潘金莲的塑造，在她变坏的过程中写了很多王婆、西门庆引诱的内容，为后人给潘金莲翻案提供了蓝本。再如孙二娘，与武松初见的笑容可掬，到武松故意挑逗杀意己起时仍笑着寻思被武松按压在地上时，又只是叫好汉饶我的圆滑变通;在得知武松的真实身份后，却又说出了有眼不识好人，一时不是，望伯伯恕罪的话来。诸如此类，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是鲜见的。这也是文学史上人物形象塑造的进步。
三、结语
学界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批评，重要的一方而是针对作者对于女性恶的揭示，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在刻意地贬低女性，其实不完全是这株《水浒传》中的男性何尝不恶?很多英雄形象身上所存在的恶远远高于女性。如李逢为救宋江劫法场时，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乱杀一阵;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去;到了白龙庙，庙祝因没出来迎接宋江而被杀。武松血溅鸳鸯楼，做饭的、养马的、环使女全部被杀，让人感到这些英雄身上的恶。女英雄身上也有这种恶的痕迹，如孙二娘做人肉包子等，这些方而证明，作者不为英雄。作者在塑造这些身具恶行的英雄形象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将男性和女性分开，没有一味地褒扬男性而贬低女性。作者矛头所指，其实是男人和女人身上所存在的于天理之道所不容的恶，英雄与之对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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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故事情节曲折有趣，事态的变化常常让人意想不到。认真品读《水浒传》，才能感受到梁山好汉的“忠孝义”.孝：梁山英雄身上不缺乏对父母的孝。李逵思母心切，便回家背老母，没想到母亲却被老虎给吃了，李逵怒杀四虎。这是危险呀，是对母亲的孝给了他力量。
还有当武松得知武大郎是被潘金莲毒害的，为了替哥哥报仇，于是就割下潘金莲的狗头，掏出其五脏六腑；杀了西门庆；获罪被流放孟州，也在所不惜。忠：他们有对国家社会忠心。宋江宁愿死也不愿意让李逵造反，李逵几次想起兵造反，都被他阻止了。宁可朝廷负他，他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忠”还有林冲的妻子被高俅的儿子欺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义：为了朋友兄弟，赴汤蹈火，舍命相助、同生共死。何其伟大的“义”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登天。而梁山好汉个个义胆包天。
《水浒传》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英雄们的“忠孝义”,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古代英雄豪迈的气概和性格。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文学名着。
四大名著《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今天我推荐它，不仅是因为这本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更因为它拥有许多令人荡气回肠、经典动人的故事。
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以北宋宋江起义的史料为主要依据，用细致传神的文笔，成功塑造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的形象，如李逵、武松、林冲等等。这里面有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如武松打虎、林冲雪夜上梁山、鲁智倒拔垂杨柳，等等。这些故事生动刻画了众多英雄好汉的形象，故事曲折生动，人物跃然纸上，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水浒传》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读一读这本书吧！书里的精彩故事肯定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往下读。可以说，这真的是一本好书，书里的人物、景物、动物、植物无不描绘得那么精彩、细致。这本书不但能让你心驰神往，更能让你体会到好文章的妙处。在此我真心地向未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们推荐，想拥有那荡气回肠的感觉吗？想感受我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快来读一读《水浒传》吧！
四大名著《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图书之一。
水浒传是一本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描写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我最喜欢宋江及李逵，宋江有一个绰号叫“及时雨”，讲的是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在后面他陆续和弟兄们交往中能够看得出来。李逵绰号为天杀星黑旋风，最鲁莽的人物，尽管如此，但他为人心粗胆大、率直忠诚、仗义疏财，是《水浒传》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宋江有义气，而且还很善良，如果有人想要和他做兄弟，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让那个人进来了，不管原来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人，只要想入伙，就说一声，马上就可以进来了。
李逵十分厉害，也很有胆量，有一次，他把他的老母亲接过来的时候，在半路上他去打水了，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只老虎在吃他的母亲，他发怒了，他拿起棒子拼命的打老虎头，直到打死了为止。
摘要：作为一部通俗的市民小说，《水浒传》"讯滥百家，贯串三教"，"至于战法阵图，人情土俗，百工技艺，无所不有，真搜罗殆尽，无所遗漏者也"。容与堂刻本的这些评论充分说明了《水浒传》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种风貌。笔者根据自身的解读，将其中的环境描写略说一二。
关键词：水浒传环境
一、酒家环境对人物形象的生动映衬
人物形象在酒家环境中的鲜明表现，与人物的个性和人物的遭遇有关，同时也与酒家环境对人物的映衬有密切的联系。《水浒传》中的酒家环境，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映衬。
1．周边环境的映衬
《水浒传》中的每一处酒家，各有各的周边环境特色。环境可以引发遐想，激发人物的情感。宋江在浔阳楼酒家看到“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消磨醉眼，倚青天万迭云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烟水。白苹渡口，时闻渔父鸣榔；红蓼滩头，每见钓翁击辑。楼畔绿槐啼野鸟，门前翠柳击花骢”的壮阔苍茫的景色，感目伤怀，于是在酒店的白粉壁上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词和一首七绝诗。七绝诗中说胸怀“凌云志”，可见其抱负非凡。宋江在平时虽然慷慨豪爽，扶危济困，结交好汉，但是并没有表露出自己远大的志向。正是由于浔阳江壮丽景色的激发，宋江才将积压在心头的胸怀志向吐露出来，展示出了志向远大的形象风采。
2．历史文化的映衬
历史古迹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文化遗迹，有欣赏和旅游的价值。一些酒家往往利用古迹来吸引顾客。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琵琶行》，据说他曾经在浔阳江边的琵琶亭送过客。因此琵琶亭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古迹，江州的琵琶亭酒馆就利用这一古迹的特点做生意。《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中，戴宗对宋江和李逵提议说：“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是唐朝白乐天古迹。我们去亭上酌三杯，就观江景则个。”宋江在琵琶亭酒馆看到“云外远山耸翠，江边远水翻浪”的壮丽美景，心头便涌起“昔日乐天声价重，当年司马泪痕多”的感慨。此处虽未写到宋江即兴赋诗，却为后来他在浔阳楼酒家的酒后写诗，进一步展现其个性的情节做好了铺垫。
二、回目中出现的意象
《水浒传》的回目中出现了大量涉及情节背景环境的意象，这在明清章回体小说中是比较独特的现象；这些回目中的意象作为一种提点笼罩全文，在小说中起到烘托人物和情节气氛的作用，并参与了小说的叙事；水浒传》回目中的环境氛围渲染与《水浒传》所处白话长篇小说初始阶段以及回目发展的过程有一定的关系。
《水浒传》回目中三种主要意象，在各自的回内正是起到这种勾连作品与读者再创作的功能，在情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的烘托上起到作用。
关于“夜”意象《水浒传》中所出现的“夜”意象，代表了神秘不可测、让人产生畏惧不安心理暗示的主题。
小说情节所需要的，一定是符合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所要求的环境渲染。如被金圣叹改了回目的第三十六回，叙船火儿夜闹浔阳江，真正让读者悬心的，却是宋江及两个公人的命运。回中除了“狗脸张爷爷”独具个性的语言外，关键还是整个故事在黑夜环境渲染下，在月光、星光与火把火光的铺垫下渲染出来的紧张气氛。作者利用黑夜有的环境道具，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情节煽动得一波三折。一开始，宋江三个“趁月光之下”，慌不择路，来到浔阳江边：
（宋江）只听得背后喊叫，火把乱明，吹风胡哨赶将来，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苍救一救则个！”三人躲在芦苇丛中，望后面时，那火把渐近，三人心里越慌，脚高步底，在芦苇里撞。
金圣叹评语将宋江面前的浔阳江称为“第一逼”，而在“火把乱明”和“火把渐近”处分别评为“第二逼”和“第三逼”。因为在黑夜的环境中，四面黑茫茫一片，横亘在面前的是大江绝境，只有火把代表的追杀者在隐隐地向自己移动。“火把”代表危险的步步紧逼。“黑夜”加上“火把”两种意象的组合虽然简单，却极容易在读者心中连构成画面，而恐怖的气氛和宋江三人此时紧张的心情，也在此两句中点染出来，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接着，叙写梢夫拒绝穆家兄弟的要求，宋江自以为得救：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
关于“月”意象“月”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主要也有两种审美内涵。其一是象征美好的情感，寄托相思，更多是对恋人、亲人的思念。如前所举的“春江花月夜”，另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不胜枚举；另一种则是失意的寄托，由月的清辉、清冷引出主体的孤独寂寞，常见有“孤月”、“冷月”等，比如苏轼的“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云”，《红楼梦》中的“冷月葬诗魂”等等。《水浒传》中的“月”意象大多属于后者。
第十九回，郓城县月夜走刘唐亦是一个英雄夜走的故事。刘唐奉晁盖之命送金于宋江，宋江闻之大惊――
贤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耍处。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搁。
金圣叹在旁批曰：“话是吃惊语”，表明这里是用宋江的神色言语说明刘唐送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举动。
三、地理环境的描写
《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发生在东昌府（即今聊城）境内。施耐庵先生对于东昌府、阳谷和景阳冈等基于故事情节的需要进行了一定的景物描写，反映了元末明初或宋代聊城地理的若干大致风貌和社会、人文景观。
位于阳谷县城东南方向的传说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名扬海内外，但是十几年前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游客的感言：“这么大的名气，不看是个遗憾，但看了更遗憾！”景阳冈，既然称之为“冈”，至少应该是一座高大的土山，在施耐庵先生的笔下还生长着一片乱树林，乱树林也能够藏得住“大虫”，但景阳冈旅游区建设之前所谓“冈”已不存在，只有平川旷野、阡陌村庄。一切说明，人口的增加和生存的压力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
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或描写有的可能纯属虚构，但洞微探幽总会发现作者写作时代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今与水浒故事有关的一些历史遗迹已经成为聊城的优秀旅游资源，但自然环境的恶化也是严峻的事实，必须引起青少年一代的警醒。
参考文献:
1.有一位作家曾对他的作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位作家的名字是_____。
2.按要求写出人物形象或文学作品。
(1)《水浒传》中“倒拔垂杨柳”的人物是_____。
(2)《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主要人物是_____。
3.“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这首诗提示了《红楼梦》中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其中“阆苑仙葩”指的是_____，“美玉无暇”指的是_____。
4.“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老去，花落人亡两不知!”这首诗出自《红楼梦》中人物_____之手。
5.请结合《三国演义》，说出诸葛亮与周瑜联手指挥的一场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是_____;再说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_____一事。
6.在《水浒传》中，绰号为“智多星”的人是_____，也被称为“赛诸葛”。他与一伙儿好汉在“黄泥冈上巧施功”，干的一件大事________。
7.请用下列两部古典名著人物的姓名或官名补全下面的回目。
(1)_____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水浒传》)
(2)_____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三国演义》)
8.《三国演义》中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成了智慧的代表。在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还有一位作品也塑造了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的形象，这个人是_____，这部作品是《_____》。
9.“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说的是《水浒传》中的一位传奇英雄_____。
10.《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位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英雄形象，这个英雄是_____。这部书中有关这个英雄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请用最简洁的语言写出一个故事的名称：________
11.“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将闻雷作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说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和曹操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是________。
12.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请说出小说中有关诸葛亮的两个故事名称。例：舌战群儒、 、 。
13.下面的一副对联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功绩。参考示例，从列出的六项中任意选出两项，写出具体所指。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示例：三顾——三顾茅庐
六出： 东和: 收二川：
七擒： 北拒： 排八阵：
14.下面是四大名著中的人物与情节，其中搭配不当的一项是( )
A.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B.孙悟空——大闹天空
C.诸葛亮——三顾茅庐 D.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15.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有反抗精神的故事情节是 。
16.《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人人都有一个特征鲜明的外号。
请用一句话写出《水浒传》中你最熟悉的故事：
请写出《水浒传》中你喜欢的一位好汉的外号，并说出此外号表现出的人物特征：
17.《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艺术形象。请根据你的阅读体会，说出他令人赞颂的一种精神，并举例证明。语言要简洁。
18.“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我国古典名著《 》的开篇词。
19.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一块石头，被丢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后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带入红尘，历尽了离合悲欢。以上情节出自我国古典名著《 》。
20.“天下三分”是指天下分裂为 三国。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511
【原刊页号】135～140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3
【标题注释】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纪德君
【作者简介】纪德君，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405)
【内容提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徐朔方根据对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而得出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虽说有合乎实际的一面，但也存在偏颇与失当之处。它过分强调了民间说书艺人世代累积的创作业绩对名著成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导致这种偏颇与失当的主要原因，当与徐朔方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
【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关 键 词】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四大奇书/群众创作/文人创作
【正 文】
关于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编创方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们都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说法是由徐朔方提出的，由于它建立在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成书过程的考证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编创方式的相似性，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古代通俗小说的生成史，故而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考虑到此说关涉到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关涉到对古代一些文学名著创作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古代小说史的深入认识，所以有必要对其偏颇失误之处进行辩驳。
一、徐朔方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徐朔方在其《小说考信编》“前言”中曾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做过这样的表述：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所谓发展，既有精心的有意修改，也可以是无意中的逐渐失真或走样。同样，任何一个出版商都可以请人重写、润色或照本翻印，而在翻印中有所提高。并不是每一个说书艺人、每一个出版商都只会越改越好，而不会改坏。改好改坏两种情况，甚至比例不同、得失参半的多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我把这种形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1] (P2-3)
徐朔方的这一说法有合乎实际的一面，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之前，其所写的人物故事确曾以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对民间的创作成果进行取舍、加工、改造、整合乃至于重新创作，那么它们恐怕仍就是《三国志平话》、《宣和遗事》等粗陋、朴拙的民间形态的东西，而不会自动地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名著。至于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成书之后不断地有人对之进行修改，这也是事实；但这些修改毕竟是次要的，不会改变原书的主要精神面貌，我们总不能说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纲评改的《三国演义》是性质不同的两部书。因此，集体创作这一提法，无疑轻视或贬低了罗贯中等写定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景行之在《徐朔方先生的学术道路》一文中就说：“徐先生指出，上述这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最后写定前早已基本定型，它包含了历代许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最后写定者的作用相当有限。说这些作品中的某个细节是罗贯中或施耐庵等如何精心构思创作出来的，不啻于痴人说梦。”[2] 这就基本上否定了罗贯中等人的创造性贡献。
二、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观点
为了加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说服力，徐朔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胡适、鲁迅、郑振铎的研究早已成定论”；[1] (P366，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学者在六七十年前就在《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这样的论点。今天已成为文学史常识了。”[3] (P108-109)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胡适、鲁迅、郑振铎的说法。
关于《三国演义》，胡适确曾说过：“散文的《三国演义》自然是从宋元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他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4] (《三国志演义》序)这却几乎遭到研究者的一致否定。鲁迅则明确地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定为罗贯中。而郑振铎也从不曾轻视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他曾多次指出：“通俗小说《三国志》之成为正则的演义，不惟通俗，抑且‘雅’，且远出于《前后七国志》、《说唐》数传同科之列者，第一个——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功臣，自要算是罗贯中。”[5] (第5卷，《三国志演义》的演化)“罗氏盖承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他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加之于罗氏作品上，似乎是最为恰当的。”[6]
关于《水浒传》，胡适认为明初出现的百回本《水浒传》是罗贯中做的，而明中叶将百回本改造成七十回本的是施耐庵，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4] (《水浒传》考证)还说：“(施耐庵)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这四十回可以完全算是创作的文字，是《水浒》最精彩的部分。”[4]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可见胡适既承认《水浒传》有作者，而且还对作者的艺术创造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鲁迅也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做的。郑振铎也说：“今本《水浒传》的写定，则为罗贯中氏”，“我们与其将这部伟大的英雄传奇的著作权归之于施氏，不如归之于罗氏更妥当些。”[5] (第7卷，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关于《西游记》，胡适更将其主要成就归功于吴承恩，他说：“《西游记》的中心故事虽然是玄奘的取经，但是著者的想象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取了金、元戏剧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力，居然造出了一部大神话来！”“《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謔’的大文豪。”[4] (《西游记》考证)鲁迅也说：“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郑振铎更说：“《西游记》之能成为今本的式样，吴氏确是一位‘造物主’。他的地位，实远在罗贯中、冯梦龙之上。吴氏以他的思想与灵魂，贯串到整部的《西游记》之中。而他的技术，又是那么纯熟、高超；他的风度又是那么幽默可喜。我们于孙行者、猪八戒乃至群魔的言谈、行动里，可找出多少的见解与风度来！吴氏书的地位，其殆为诸改作小说的最高峰乎？”[5] (第5卷，西游记的演化)
可见胡适、鲁迅、郑振铎并未像徐朔方所说的提出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也极少否定过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的著作权，当然也就不会轻视或淡化这几位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不能因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断定而以偏概全。
下面根据徐朔方提出的主要论断，谈谈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存在的一些偏颇与失当之处。
三、关于《三国演义》
徐朔方曾指出：“从晋陈寿(233-297)《三国志》和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开始，三国题材逐渐由正史进入传说(包括民间口头传说和文人的野史笔记)，然后进入以说话为主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过程。说话艺人有的本来是文人，找不到别的出路，被迫以此为生，如南宋、金、元和明初的书会才人，另外又有中下层文人的参与。《三国演义》为我国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最悠久、最典型、最完整的范例。”[1] (P1，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
这种说法的失当之处，就在于它有意无意地把作家所依据的创作素材等同于作家的创作，过分强调了作家对民间文艺创作的依赖关系，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的著作权。实际上，《三国演义》与在其之前流传的各种相关的三国故事，充其量只是创作与素材的关系，材料的继承性和从民间创作中汲取精华，并不能成为《三国演义》是集体创作的理论和事实依据。这就好比美酒与粮食的关系一样，虽然没有粮食，难以酿成美酒，但是酒是酒，粮是粮，是不同的东西，总不能把粮说成是酒。民间创作的东西，在未经罗贯中头脑一系列的发酵和熔铸以前，是无法形成《三国演义》这样杰出的小说的。更何况民间创作对《三国演义》的影响还远没有持集体创作说的学者们所估计的那么大。今天已有论者将《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放在一起加以仔细比较，结果发现“关公刺颜良”、“先主跳檀溪”、“赵云抱太子”、“张飞据桥退卒”、“赤壁鏖兵”、“孔明七擒七纵”、“孔明斩马谡”、“秋风五丈原”等故事，《演义》虽也写到了，却与《三国志平话》差异很大，而与《资治通鉴》、《三国志》所记倒相当接近，甚至就连不少话语也直接撷自史书，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中所写的这些故事，恐怕主要不是因袭于《三国志平话》，而是《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即使是两者确实相关的内容，例如“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王允献董卓貂蝉”、“云长千里独行”、“古城聚义”、“三顾孔明”等，《三国演义》也不是简单地从《三国志平话》中移植过来，而是根据其叙事意图，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和补充，以使其更谐合于《三国演义》整体的叙事风格，两者的文字出入是颇为明显的。周兆新就说：“《演义》对于《平话》这部书而言，似乎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7] (P344)退一步说，即便两者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像“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等，也并非重大的历史事件，充其量不过是三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小插曲，远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三国兴废成败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三国演义》中许多能够反映朝代兴废的大事，如孙策略定江东，曹操灭袁绍、定辽东，及姜维用兵，司马氏父子擅权等，《三国志平话》反倒不曾叙述。因此，《三国志平话》不大可能成为洋洋7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建构情节、叙述故事的主要依据，当然更不能说它是《三国演义》的雏形了，而顶多只能说它是《三国演义》的取材对象之一。“三国戏”更是如此。陆树仑等人在论述元代三国戏时即指出它们与《三国演义》“差异很大，很难看出其间是一种演变关系”。[8] 张志和也说：“明中叶以前所出现的三国故事却多与《三国志平话》有关联，或对《平话》中有关的故事有所发展，却绝无一剧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故事相似的。”[9] 这也就是说，它们并未给《三国演义》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武断地说《三国演义》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呢？
《三国演义》问世后，其他历史小说鲜有能望其项背者。这是否因为其他历史小说就缺乏民间创作的长期累积呢？恐怕也并不完全如此。例如《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在其成书之前，其所叙的人物故事也早就在民间以话本、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流传了数百年，而隋唐故事还曾形成了一个“演义”和“传奇”系列，可是为何这些后出的作品就成不了艺术经典呢？恐怕关键就在于其作者的人生阅历和艺术才华无法与罗贯中相提并论。这似乎也可以说明，民间创作的累积不管多么丰富，如果没有天才作家的杰出创造，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形成为真正的艺术经典。
四、关于《水浒传》
徐朔方认为：“从《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杂剧可以想见，接近《水浒传》小说的一套完整的水浒故事在元代说话人的口头已经形成了”；“首尾完整的《水浒传》的初次成书是出于书会才人之手”，因为“《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见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所以说“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1] (P37-46，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
元代水浒故事是不是一套完整的故事，是否接近《水浒传》，这还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即便确如徐朔方所说，可是要将这些故事写成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恐怕仍离不开一个文章高手的熔炼。石昌渝就说：“比如《水浒传》，它就没有类似《三国演义》那样的雏形，平话中有《宣和遗事》，‘说话’中的小说中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早期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版本，所有这些相关而又不同的故事被一位文章高手熔为一炉，于是有了不朽巨著《水浒传》。”[10] (P295)侯会也说：“在今本《水浒》的写定过程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位最终奠定小说鸿篇巨制地位的写定者，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这位天才作家对《水浒》的成功改造，集中体现在小说前十三回以及紧随其后的智取生辰纲故事。……这位天才作家的另一功绩，是打破了说话家数的传统界限，创造了集讲史、小说、说参请乃至商谜等各种家数于一体的新型小说体制。”[11] (P291-292)这些认识都是基于《水浒传》对它之前的水浒故事的继承和创新而得出的，是切合《水浒传》创作实际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李希凡就曾从素材与创作关系的角度指出：“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区分开来的，并不简单是题材上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作者处理题材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有着相同题材的作品。……而我们的《水浒》流变史的考据家们，却因为题材的相同而否认《水浒》曾经有过作者。只看见了它的题材的源流，却不愿意看到《水浒》作者，而且只能有这样一个作者，对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素材，做过艺术上的概括提炼，和独特性的创造，使原来的素材，大大地改变了它的面貌。”[12]
刘世德也持类似看法，他甚至还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作品，凡是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有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累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我想应该证明这么一个规律，这么一个结论。《水浒传》是这样，《三国演义》也是这样，我们要承认它们是作家的创作，不是集体创作，不是累积型的作品。”[13] 笔者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刘世德的意见，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如《红楼梦》)的写作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它们确曾从大量的民间创作中汲取过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艺术经验；不过，刘先生肯定施耐庵的天才创造，这却是合乎实际的。
五、关于《西游记》
徐朔方认为：“《西游记》从《取经诗话》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演变，以及在它之前祖本的存在都说明它不是个人创作。”并且说：“吴承恩如果是它的写定者之一，论证还有待补充。”[1] (P331，论《西游记》的成书)
我们认为，《取经诗话》、《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等都不过是《西游记》的素材来源；至于徐朔方推测“《西游记》之前存在着一个一百回的祖本”，即便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能够写出该祖本的人，就是《西游记》的主要作者。更何况今本《西游记》与它之前的西游记故事相比，在思想、艺术方面均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并已呈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风格！石昌渝即说：“累积不是旧有故事的简单相加，它最后成就于一位作家的艺术创造，《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与前两种奇书相比，《西游记》更鲜明的表现了作家个人的风格。”又说：“吴承恩不过借这神魔世界来观照人间，寄托自己对世事人心的感慨。故事的虚妄来自作家的大胆奇特的想象，这想象虽借助于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它却植根在作家对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认识，这种合乎情理、比真实还真实的荒诞，构成《西游记》的独特风格。这是一种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10] (P336-337)李时人也说：“《西游记》的谐謔是一种熔滑稽、讽刺和幽默于一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14] 既然《西游记》“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并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那么它又怎么可能属于集体创作呢？
六、关于《金瓶梅》
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主要根据是：“第一，《金瓶梅》初刊本题名《金瓶梅词话》，所谓‘词话’也就是话本，它包括说与唱。这表明《金瓶梅》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以话本(词话)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它很可能是关于《水浒》故事的说话艺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小说中夹杂大量诗、词、曲的事实也只能由此得到解释。第二，《金瓶梅》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话本，至少有9种话本和非话本小说的情节曾被《金瓶梅》所借用或作为穿插。……第三，《金瓶梅》中存在行文粗疏、自相矛盾之处。”所以他断言：“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2]
对此，黄霖、李时人、周钧韬、何满子、石昌渝、齐裕焜等曾从不同方面予以辩驳。（注：参见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李时人《说唱词话与〈金瓶梅〉》，《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364页；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0页；以及何满子为李时人所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而作的序言。）综合他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所谓世代累积，必须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是世代相延的，“世代”应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如果《金瓶梅》在成书前就曾在民间流传，那么应该不会不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抄本刚出现时，袁中郎不知它来历，屠本畯说它流传海内甚少，谢肇淛只抄到十之八，冯梦龙见到抄本感到惊喜，从这些人刚见到《金瓶梅》时的反应，不难看出它是突然出现的，此前人对它毫无所知，因而很难想象民间会有传唱此书的。
其次，所谓世代累积的说法，还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为蓝本写定的，它不但在人物、情节方面对《水浒传》多有因袭，而且还抄袭了《水浒传》中的大量韵文。既然如此，那么从《水浒传》繁本定型的嘉靖年间算起，到《金瓶梅》抄本出现的万历二十年前后，只有六七十年，因此《金瓶梅》没有世代累积的可能。
第三，主张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人也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之作，“无论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风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生活的鲜明印记”，而且其中有的史实(如皇庄、马价银)和人物(如狄斯彬、凌云翼)到了明嘉靖以后才出现，那么又怎能说它是世代累积的呢？难道明人明事在宋元时就开始“累积”了吗？
第四，《金瓶梅》虽然题名中有“词话”两字，但明代冠以“词话”之名的作品并非都是集体创作的讲唱文学，万历前后，袭用词话名称而实为散文小说的也并非《金瓶梅词话》一种。至于小说中出现“看官听说”和以曲代言等，也可出于作者的模仿；有些说唱艺术的痕迹，也可能是在“镶嵌”前人作品时遗留下来的；而借用话本及《水浒传》中的情节片断，则是因为文人初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从传统中寻找支点，这正是第一部作家创作的长篇通俗小说创作上幼稚和粗疏的一面。
第五，《金瓶梅》中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这在《红楼梦》那样精心结撰的小说中也照样存在，不能以之作为判断是个人创作或集体创作的原则。综观全书，《金瓶梅》作者在构思创作时，对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是胸有成竹的，其布局是严密的，已形成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结构不大可能通过世代累积的方式来形成。
徐朔方为了论证他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还曾立足于《金瓶梅》与《水浒传》、《平妖传》与《水浒传》、《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之间的雷同部分，“以引首和赞词的对照为主”，说明“它们之间双向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只要一方是个人创作，就不可能从对方接受影响而又施加影响于对方”，“既然这种情况是双向的，可见它们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1] (P114，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而笔者则认为，这几部小说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取材于民间说唱，它们所使用的引首和赞词出现“双向的作用和影响”，极有可能主要发生于民间说唱阶段，而不是发生在它们成书以后；而从说唱艺术的角度来看，引首和赞词本来就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说“水浒”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平妖”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西游”、说“封神”故事的艺人也同样可以用，也就是说，这些引首和赞词在艺人说唱领域几乎可以到处搬用。因此，当文人作家取材于艺人演说的“水浒”、“平妖”、“西游”等故事来创作《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等小说时，它们之间出现引首和赞词之间的“双向的作用和影响”，实不足为怪，因而也就不能据此得出它们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结论。
七、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由来
徐朔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笔者不好断定。不过，徐朔方受胡适等早期小说研究专家研究思路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胡适在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中就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研究《水浒传》。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胡适这么做，的确为《水浒传》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打开一条新道路”。[15] 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或轻视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的创造性贡献，他仍然认为他们是《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而徐朔方则“在胡适、鲁迅等先行者的基础上”，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导致徐朔方向前走出这么一大步的原因，可能也与他受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经典命题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他曾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是说，他们是大地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如果说，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个人创作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天才的反映，那末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书上就能辨认出较为直接的人民群众的手迹与印记了。”[1] (P32)我们并不否认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对《三国演义》等一流文学名著的创作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因此而过于贬低罗贯中等人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我们的观点是，与其说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还不如说它们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以文人创作为主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对四大奇书等早期文学名著的创作性质的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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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希凡. 《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J]. 文艺月报，1956，(1).
[13]刘世德.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A]. 傅光明主编. 品读水浒传[C].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写出下面故事涉及的人物的名字。（2分）
（1）《水浒》中"智取生辰纲"的组织领导者是――――――。
（2）《西游记》中"大闹五庄观，推倒人参果树"的是―――――― 。
（选自2003年河南省中考语文试题）
解题指导
本题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推荐的课外阅读篇目设置，涉及了两部文学名著中的部分重要情节中的主要人物，来考查学生语文课外阅读的情况。
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课外阅读总量应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其中，建议学生阅读的长篇文学名著包括吴承恩《西游记》、施耐庵《水浒传》、老舍《骆驼祥子》、笛福《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名人传》、高尔基《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解答此类问题，如果说有诀窍的话，只有一个，就是要切实有效地开展课外阅读。从目前中考试题来看，此类考题难度不大，一般仅要求考生运用略读和浏览的方法，了解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记住主要人物和典型事件即可。
就这两道题来说，读过原著的考生，正确解答并不困难。《水浒传》第十六回题为"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看上去好像吴用组织领导了劫取生辰纲的行动。其实，考生如果浏览过本回内容，应该明白，吴用只是周密策划了这次行动的步骤，而晁盖才是真正的领导组织者。孙悟空"大闹五庄观"，是《西游记》中一个有名的故事，见于原著第二十五回。相比之下，这道题的难度较前一道题要低些。
从2003年其他省市中考语文试卷中同类试题出现的情况来看，考查学生的课外阅读，可能成为今年中考语文命题的一个热点。希望同学们重视课外阅读，在有限的时间内，按《大纲》或《课标》提供的书目进行阅读。
相关链接
1．"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是名著《――――――》中的一个回目，其中"豹子头"指的是――――――。（2分）
（选自福建福州市2003年中考语文试题）
2．（1）请结合《三国演义》，说出诸葛亮与周瑜联手指挥的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是――――――；再说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一事。
（2）在《水浒传》中，绰号为"智多星"的人是――――――，也被称为"赛诸葛"。他与一伙儿好汉在"黄泥冈上巧施功"，干的一件大事是――――――。（2分）
（选自黑龙江省2003年中考语文试题）
3．下面三部古典名著你读过吗？请用简洁的语言各写出一个你熟悉的故事。（小学、初中课文中的故事除外）（3分）
例：《红楼梦》 葫芦僧断案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选自浙江绍兴市2003年中考语文试题）
4．文学常识（2分）
（1）第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的甬剧《典妻》是根据柔石的小说《――――》改编和创作的。
（2）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根据《三国演义》――――――（战役）中"周瑜定计火攻曹操"的故事演化而来的。
请再写出源于《三国演义》的两个成语，并写出相应的人物及故事。（本题为加分题，每写对一组加1分，加满2分为止。）
成语：――――――――人物及故事：――――――――
成语：―――――――― 人物及故事：――――――――
（选自浙江宁波市2003年中考语文试题）
5． 在你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中任选一部（本），按照要求填写下表。（4分）
（选自贵州贵阳市2003年中考语文试题）
6．下面对文学名著的点评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用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手法，揭露批判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罪恶。
B．《童年》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小说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C．《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孙热衷于航海，性格坚毅。他在小人国、大人国历险多年，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可观的财富。
D．《水浒》中的英雄性格各不相同，但在"义"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晁盖劫取生辰纲是"义"，宋江私放晁盖是"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也是"义"。
（选自江苏南京市2003年中考语文试题）
所谓学术研究,特别是针对某一名著的专题研究,既需要掌握充分的原始材料,又需要秉持一种客观、理性、尊重历史的态度。近年来或许受到电视中“评说”名著类节目的影响,关于《水浒》的“戏说”、“品评”类作品也出版了不少。这些著作目前尚不知如何为其定位,如果归之于通俗的消遣性读物,以《水浒》的人物故事为载体或由头而映射当今的社会现实,倒也颇为相宜。倘归之于《水浒》研究新的创获,则即使从阐释学的意义而论,因为所凭藉的文本本身并未有严格的学术界定,我们知道《水浒》的版本系统大约是古代长篇小说中最为麻烦的,究竟针对哪一个文本立论,不仅是材料的可信问题,更是思想倾向与态度的取舍问题。比如由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就明显带有仇视农民起义、蔑视宋江的倾向,这是我们在讨论《水浒》、评说《水浒》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水浒》研究,笔者以为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形,需要我们在理念上与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一些注定无结果甚至是死命题的论题,一些研究者仍然在进行大量重复无谓的劳动。比如关于《水浒》的作者问题,我们都清楚,从被鲁迅称之为“掇拾旧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1〕的《大宋宣和遗事》粗具《水浒》故事梗概始,民间传说与话本始终是《水浒》成书的两大源流。但这种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一定有一个最终的文人加工者使之在艺术上大致定型,即使定型也还不断有故事的增加与插入,如征辽,田虎、王庆的故事,这样又必须对之前的文字做一定的修正以弥补漏洞,即使如此也还出现了两次鲁智深的“偈语”这样明显的硬伤。因此我们并不一定、也不可能明确将《水浒》的著作权划定为谁,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命题,作者是施耐庵也好,叫施彦端也罢,是郭勋及其门人也好,是罗贯中也有可能,都并不重要,而从中又引出所谓江苏兴化县志中施耐庵的“墓志铭”与“小传”来,经专家考验均系伪造,〔2〕就很不应该。我们不应再落入将“水浒学”变为“施学”或“罗学”的窠臼,如同“红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曹学”。对于《水浒》这样一部宏大的、内蕴厚重、历史信息丰富的长篇小说,对于作者的研究可以成为一个问题,但不应成为一个占有过重比例的话题。
再比如关于《水浒》的主题之争,实际也涉及对《水浒》的成书与版本的具体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提出《水浒》并非描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民写心的主张以来,此一话题聚讼纷纭。关于《水浒》是否描写农民起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将英雄人物无限拔高,以艺术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即使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没有发生过有影响的市民起义。《水浒》的主题应当讲主要还是围绕“乱自上作”与“英雄传奇”这两方面来展开。关于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的“忠义说”,仍要看具体的本子。比如被金圣叹删削、臆改过的“七十回本”就很难说是为“忠义”张目。
虽然新说较多,但大多仍拘囿于过去的一些老问题如成书的时间、过程、版本的源流等,研究格局与思路亟待突破。对于《水浒》的成书时间,一些学者的考证日趋精密,其思路是从《水浒》的文本中寻找内证材料,比如能说明是某一朝代专有的物质名词、地名、官职或一些现象等。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应当考虑到《水浒》写的是北宋末期的故事,反映的是宋人的历史情境,作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其中的内容有多少是按照原貌流传下来的,有多少经过了后来的编纂者的润色加工,编纂者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常识固不可免会带进书中,但《水浒》故事传说的放大与不断的内容插增使得这种方法在统计学上的有效性颇令人怀疑。也有学者将《水浒》中的宋江起义与南宋的钟相起义或元末的张士诚起义相比类,〔3〕认为这些起义才是《水浒》参照借鉴以致成书的原始素材。但需要考虑的是,在历史上为什么农民起义的领袖不成王则为寇,唯宋江成为“乱世忠义”的典型?在南宋即有高如、李嵩辈的画像“传写”,龚开又为之作赞,这些该如何解释?因此,对于《水浒》研究,恐怕还需要对于农民起义有新的认识与新的视角。此外还应当重视民间传说与舞台剧对《水浒》成书的影响,虽然这方面的资料极其匮乏。应当重视简本的研究,虽然简本“文词蹇拙”,但可能包含了更丰富、真实的关于《水浒》成书过程的信息。对于《水浒》的文化内容与地方特色也应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体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心理特征,并从中反省种种的缺失。
《水浒》研究迄今仍缺乏一套系统完整的版本资料。这对于《水浒》研究的充分开展是很不利的,也不利于形成客观求实的学风。对于版本资料而言,研究者多采用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王利器、吴晓铃三人主持编校、汇辑的《水浒全传》为基本研究依据。但已有学者指出这个《全传》本的不足与缺陷,比如该本以所谓天都外臣序本为底本,以残存的五回嘉靖刻本(被认为是郭勋刻本)的文字配补,在版本上的优势可谓无可匹敌,实际上正如华裔美国学者马幼垣所指出的,〔4〕郑、王等人均为当世声名显赫的学者,对于由他们主持的编校纂辑工作当然无人敢于怀疑,因此许多研究者就将这样一个不乏手民之误的现代排印本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天都外臣序本。问题在于:一、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本身问题重重,一方面“天都外臣”是否即著名戏曲家汪道昆并无充分证据,而这关涉到此一本子是否为明万历时期刊刻,因而以时间上的优势获得比另一内容刻工更加完善的容与堂本优先的底本选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天都外臣序本”并非原本,而是清康熙石渠阁补修本,而据马幼垣先生的比勘调查,无论是这一补修本还是自五十一至五十五回的“嘉靖残本”,或者因千疮百孔、补修比例过大而很难恢复原貌,本身已不能称之为“天都外臣序本”,或者因文字粗率而无法使人将之与传说中的“郭刻本”相联系。二、《全传》对于后出的“田、王”二事处理颇为不当,因其采用袁无涯、杨定见百二十回本中的内容。学术界一般认为《水浒》的版本系“繁先简后”,但“田、王”二事乃后出插增,且“简先繁后”,后来经袁无涯、杨定见的改写与扩充成为现在的样子。作为提供《水浒》研究的基本资料,“繁”、“简”二者很难融合统一在一起,因此应考虑以附录的方式,力求真实体现版本的原貌。工作细致的汇校本应当能够凭校记还原出各个版本的原始面貌,即使这样的工作太过琐碎繁杂,“繁”、“简”各系统的版本资料也应当有一个整理出版的规划,特别是其中一些较难见到的本子。(本文写作得到华侨大学学术基金资助)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元之拟话本》,《鲁迅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沈伯俊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
〔3〕侯会:《〈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曹晋杰、朱步楼:《施耐庵新证》,学林出版社,1986。
〔4〕马幼垣:《问题重重的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如何编校全传式的〈水浒传〉》,《水浒二论》,三联书店,2007。
作者单位: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文学院破土而出的陶泥文明时代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章回小说，也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作者施耐庵以鲜明的爱憎感情，描绘了惊心动魄的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武松打虎》就是其中之一。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武松打虎读书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武松打虎读书心得1今天，我读了一本名叫《水浒传》的书，这本书主要讲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过程。其中，我最爱看的是第十回的《武松打虎》了。
故事的内容主要是：武松在“三碗不过冈”连喝了十八碗酒，不信景阳冈有虎，在傍晚独自过冈。武松走了一程，忽然，乱树背后跳出一只大虫，那大虫一扑，武松一闪。老虎又一剪，武松又一闪。武松用哨棒一劈，却打在树上。老虎又扑来，武松就势按住它，往睛上乱踢，老虎不停的扒土，扒出土坑。武松又打了老虎五六十拳，把老虎打的不能动弹，武松才住手，拣起哨棒，又打了一回，这才下冈。
在这里我觉得武松是《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显示了无比勇猛的英雄气概。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往虎上行”，是因为他具有不惧怕危险，面对危险不退缩，不投降的精神。人们常说武松打虎——艺高胆大。“艺高”可以从武松躲过老虎数次进攻，还制服了老虎看出。“胆大”可以从武松看到榜文后，不下冈，独自过冈，还在青石上休息看出。
我要学习武松不慌张、不退缩，遇到危险敢于挑战。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
武松打虎读书心得2最近，我读了《水浒传》这篇小说，书中有108个英雄人物，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武松打虎》这一段。小说中主要描写的人物是武松，武松到一家“三碗不过岗”的酒店喝了十八碗酒，付完钱准备向山上走，店家对武松说：“客官，别上山去，山上有只老虎，会吃人的，你一个人上山，老虎一定会吃了你的。”武松不信，硬要到山上去，店家奈何不了武松，便让武松走了。他走了一会儿，看见一座山神庙，走到庙前，见庙门上贴了一张榜文，便停了脚步读了起来，读完后武松相信山上真有老虎，然后准备回到店中。但他想到：“我如果回去，一定会被店家笑话的，没有捉到老虎，绝不回去。”然后转身朝山岗走去。
武松走了一阵，酒力发作，全身热起来，一只手拿着棒子，一只手把衣服拉开，踉踉跄跄，直奔乱树林来。看见一块光滑的大青石，把棒子放在一边，正准备睡觉，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刮风处跳出一只大老虎。当我读到那只大老虎咬人的时候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下打不到，老虎已经没劲了。当时，我真为武松感到高兴啊。现在该武松打老虎了，经过一番打斗，武松终于打死了老虎。
从这段故事中，我懂得了只要去勇敢面对危险，什么事都能化险为夷。在平时的学习中，生活中，有些人胆小怕事，所以有些事没有做成。有些人非常勇敢胆大，因此，许多事情都顺利完成了。我的胆子也很小，爸爸经常鼓励我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看过这段故事我知道自己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像武松那样的人。
武松打虎读书心得3《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 ，他让我印象深刻。 《武松打虎》我更是记忆犹新，看了一便又一遍。
《武松打虎》里面讲了武松一天来到景阳冈，他看见一酒幌上写“三碗不过冈”，便进店喝酒。一气喝了三碗，再要，小二不给。武松问 什么叫“三碗不过冈”。小二说：“我这酒喝三碗就过不了景阳冈。”武松给钱要小二倒酒，小二无奈只好倒酒。武松喝了十八碗酒准备上冈。小二说：“山上有只猛虎，伤人性命，不如在本店住下明天再赶路。”武松不听说：“你不就想多赚点银子。”小二说：“我好心，你却不领情，你走吧!”武松走了，一会儿看见有榜文上写着：“山上有虎出没。”武松回去怕人耻笑就继续走。过了一会儿武松酒兴发作躺在一块大青石上休息。这时，一只老虎向武松扑去。武松一躲老虎把腰胯，一甩尾巴，向武松又扑过去。武松用哨棒打老虎，可打在树枝上断了。武松只好赤手空拳打虎。经过一阵猛打老虎死了。读了这个故事我很佩服武松这种勇于面对、不畏强暴的精神。
当今社会中，我们虽然不会遇到虎，但当我们遇到坏人时，我们也要 学习 武松那样，不畏强暴，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用自己正义的行动去影响其他的人。
武松打虎读书心得4《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华五千年来的一部文化瑰宝，家喻户晓。其中武松打虎、江州劫法场等故事，更是引人入胜。《水浒传》讲述的是宋江起义失败后，一百单八将被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故事。李逵、宋江、武松、林冲等英雄齐聚梁山，演绎了一段段扣人心弦的传奇。
《水浒传》中，宋江有勇有谋，足智多端。他本是朝廷官员，如果当时皇帝把领土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宋江定会成为一名悍将，天下就会太平，免遭外来之敌的入侵，为天下的百姓效力，不亦乐乎。而事与愿违，宋江不但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反而反了朝廷。这一切。不都是当时皇帝的昏庸?宋江起义，并不是因为对朝廷不忠，更不是因为知恩不报。相反，他是为了报恩于百姓。在那个年代，官逼民反，富人撑死穷人饿死巨大的生活反差，形成了《水浒传》的历史背景，《水浒传》也是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下创作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林冲雪夜上梁山等无不体现了梁山英雄们的豪情万丈，大忠大义。而李逵杀富济贫更是把他宽广的胸怀体现得淋漓尽致。《水浒传》不但讲述了英雄们的故事，对小人物的刻画也是令人赞叹的。高俅是朝廷中的一员奸臣，因为爱好献媚拍马而倍受皇帝的宠爱，因此成了社会的一大蛀虫。当然，这也是许多贪官的一个典型缩影。
《水浒传》中浓缩了乱世豪杰与昏庸奸臣，不见小恩小惠小奸小恶，只有大忠大义大奸大污。这也许就是《水浒传》中人物的魅力所在吧。
武松打虎读书心得5“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津津乐道。在《水浒传》还有一个打虎的故事——黑旋风李逵沂蒙山杀四虎，却很少被人提起。论打虎数量，他比武松还多出三只;可论名声，却远不如武松。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以北宋宋江起义的史料为主要依据，成功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的形象。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2021《水浒传》个人读后感范文，欢迎参阅。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一寒假里，我读了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里面的故事深深的吸引了我。这本书主要讲了梁山108位好汉的英雄事迹。
在众多英雄好汉中我最喜欢武松，因为他武艺高强，行侠仗义，曾在景阳冈上赤手打死一只大老虎;还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后来在梁山泊成为第十四位好汉;在征计方腊的过程中作战勇猛。可以说武松是《水浒传》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勇士。
《水浒传》里的108位好汉虽然都是作者虚构的，但他们有血有肉，都是好汉。他们的正义永远留在我心中。我爱英雄们身上的忠义精神。
《水浒传》一共描写了一百零八个好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黑旋风李逵。他是一个鲁莽的庄稼汉，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总是要么吃亏要么后悔了。当然他身上那股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富贵不能_，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身上最让我敬佩的是他尊重长辈，孝顺父母好品格。虽然他是一个鲁莽的山野汉子，但他对老母亲却是万分敬重的，当他要去梁山过好日子时，还要把他的老母亲背上一起去享福，背着一个老人走路是很累的，那时候又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他那颗拳拳孝心来支撑他。
我爱看《水许传》，更敬佩里面的英雄好们。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二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在今年暑假，妈妈为了让我增加阅读量，提高写作水平，给我买了一本书，那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
一买回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英雄人物展现在我的眼前，有性格刚烈的黑旋风李逵、莽撞的花和尚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者武松、神机妙算的智多星吴用、武艺高强的玉麒麟卢俊义、精明能干的拼命三郎石秀、排兵布阵的神机军师朱武、枪法出众的豹子头林冲、精通炮法的轰天雷凌振、筑建城垣的九尾龟陶宗旺……
这本书主要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个好汉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故事，后受招安，受职先锋，打辽国、击田虎、征王庆、伐方腊成功后，许多英雄被高俅陷害而死。我对梁山好汉由衷的敬佩，对高俅、童贯、蔡京之流的奸臣无比痛恨。
梁山好汉中，我最喜欢的是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他不仅能腾云驾雾，而且能呼风唤雨，精通法术，在梁山排行第四。公孙胜曾破过高廉、乔道清、马灵等人的法术。摆起阵法，无人能敌。在打辽国时，还用这法，让兀颜统军的大将束手就擒。我对他真是佩服得无体投地。
在《水浒传》中，我既喜欢公孙胜，也喜欢方腊的猛将石宝。石宝武艺高强，惯使流星锤，一把劈风刀也神出鬼没。有一次，他和天空星急先锋索超相持，两个更不打话，斗了二十回合，不分胜负，突然，石宝用流星锤打将来，索超措手不及被打死于马下。邓飞大怒，挥舞铁链来战，石宝和邓飞过招十合，邓飞力怯，被劈死于马下。还有一次，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将敌石宝，石宝不战，李逵刚休息，石宝就冲上来，挥起劈风刀将鲍旭斩为两段。瞧!石宝武艺多高强，我多想拜他为师呀!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直以“忠义”两字为主，忠的代表是宋江、卢俊义，义的是代表是李逵、鲁智深。宋江以忠义而深受梁山好汉的拥护，我却认为这是愚忠，宋江被招安后，成了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成了一把夜壶，人要用就用，用不着，谁都说脏。宋江真不该投奔朝廷，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使梁山兄弟也受到连累。看着梁山好汉一个个倒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读了《水浒传》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这不愧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三这个暑假虽然忙着实践活动，但也留出点时间看了看《水浒传》这本名著。这是我第二次看，也算作是一次温习吧。我又有了新的感受，特写下。
记得《水浒传》有个关键人物宋江，作为梁山泊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是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得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种特殊情怀，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在宋江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程度上，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精神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后来上梁山是诸多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深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于下僚，他原本希望靠他的才能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但当时朝政黑暗，奸臣当道，一些能人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以保全性命。此时，宋江才决意上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这样就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
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奸臣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在与官军对阵中，他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就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了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表现了梁山泊英雄好汉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这些就是我对《水浒传》的深刻了解。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四读了部分的《水浒传》，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古代英雄豪迈的气概和性格。书中刻画了许多英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松、李逵和宋江。
武松赤手空拳地在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店家喝酒和打虎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武松很多英雄气概。在店家喝酒可以看出武松坦白直爽、争强好胜、不拘一格的个性;在打虎过程中，可以看出武松顾及颜面甚于生命、颇识时务，不粗莽行事的个性。在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后，他主动到衙门自首。在他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十几口之后，甚至在墙上用血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可以看出武松敢作敢当的性格。但他这一次并没有自首，而是去了梁山。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
李逵和宋江、武松相比是比较直来直去的。他一生忠诚于宋江，在宋江给他毒酒时，他也要追随宋江，对死没有一点怨言。在打仗时，李逵也是提着他的两柄大斧冲在最前面，从不畏惧，英勇可见。李逵对老母也十分孝顺，老母被老虎吃了之后，他一生气就杀死了4只老虎;遇见李鬼，李逵不但没有杀了他，反而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回去孝敬父母。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李逵的孝心。李逵做过的一件事令我十分佩服，那就是在他以为宋江做了坏事之后，要惩罚宋江，甚至对他破口大骂。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逵对“忠义”两字是把“义”字放在“忠”字的前面的。
宋江的性格主体是忠义，但他的性格是比较复杂的。他豪情仗义，喜欢结交江湖上的好汉。他十分有计谋，对人也十分仁义，所以弟兄们非常信任他。因为宋江想“招安”，导致整个梁山被利用，108名好汉被派去压制农民起义。结果只剩下了36位好汉，朝廷趁此借刀杀人。他壮大了梁山，却亲手毁灭了梁山。因为面子，他又毒死了李逵。对于宋江，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他的意愿，使整本书的结局成了悲剧。
梁山好汉聚集在梁山是因为“官逼民反”，他们只是想过上平静的生活，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深刻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败。?水浒传?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五最近，我看了《水浒传》一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非武松莫属了。
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的一个叫做“三碗不过冈”的一家酒店，喝了十八碗酒，吃了许多斤熟牛肉，就醉醺醺的了。店小二好心劝武松在这儿宿一晚，告诉他冈上有虎，明天结伴过冈，谁知武松却把店小二的好心当成恶意了。这时武松已提起哨棒，朝景阳冈走去。突然看见一张榜文，上面写了字，一读，方知前方确实有虎，想：如果回去，店小二会取笑俺，不是好汉。酒劲涌上来了，武松一步步朝景阳冈走去。
这里可以看出武松态度十分坚决，准备一做到底，同时能看出武松自尊心强，想当好汉，认为自己是个好汉。
风过处，乱树背后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尖叫一声，与大虫作战。武松见那个大虫又渴又饿，凶神恶煞，酒都做冷汗出了。虽然他知道一个人用一根哨棒很难打败一只老虎的，但是武松并没有放弃战斗，让老虎白白吃掉自己，而是勇敢地与老虎拼搏。
我读到“武松定睛一看，一棒却未劈上大虫，原来是慌了，哨棒正打在枯树上，并且折成两半，手里只拿着其中一半”时，我不禁为武松捏了一把冷汗啊!
看完了这一回合，心还在武松打虎的时候，虽然酒都作汗出了，还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只身一人与大虫作战，打死了老虎，名扬天下。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六这个星期，我读了一本名著——《水浒传》。虽然我只读了上，但使我感受颇深。我被这书中的英雄给深深的打动了。
《水浒传》描述了宋代的各路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
水浒传的英雄们有的出身贫寒，但是精忠报国，有的出身富贵，但是喋血沙场，他们有的足智多谋，但是忠肝义胆。可是他们不堪乱世的逼迫，纷纷走上梁山。
水浒一百零八将中，最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轻生，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从《水浒传》中，我看到了鲁智深的“忠”和“义”，但他的忠义会永远留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
《水浒传》个人读后感七《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这部书里面有一百单八将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个个武艺高强。
《水浒传》里面最重义气的人物是及时雨宋江，这部书里面最有名的故事情节是智取生辰纲，参与这次任务的人物有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托塔天王晁盖等等。
武松是这部书的景阳冈打虎英雄，他曾为哥哥武大郎报仇而斗杀西门庆和血刃潘金莲的故事情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也是武松所做。这部书里面体现了武松的打抱不平、有勇有谋的精神品质。
摘 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的形象存在着如下的改写：出身来历的改写、与武松关系的改写、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作者评论的改写。《金瓶梅》作者进行以上这些改写的主要原因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一致和形象的类型化，两部小说作者女性观的改变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潘金莲形象的改写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金瓶梅》虽是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这段故事衍化而来的，但《金瓶梅》中武松、西门庆、潘金莲，与《水浒传》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写。目前学界对于两书中武松与西门庆形象的比较研究较多，而对于潘金莲，人们大多将这两部作品中的形象以“放荡的淫妇”简而括之。但我们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即使在《金瓶梅》前九回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目前学界关于两书中金莲形象的比较研究还十分匮乏，本文以《水浒传》①与绣像本《金瓶梅》②为底本，对潘金莲形象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衍变进行一定的探讨，并分析造成此种衍变的具体原因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剔除潘金莲在《金瓶梅》中进入西门庆家以后的“家庭生活”场景，比较金莲在《金瓶梅》与《水浒传》中共同的生活片段，我们认为，《金瓶梅》作者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对金莲进行了改写：
（一）潘金莲出身来历的改写。《水浒传》写金莲的出身是大户人家使女：“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这女使只是去告诉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贴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于他。”这段文字非常简洁，甚至没有提到金莲的父母和大户的姓名。《金瓶梅》关于金莲的出身来历则详尽许多。首先是家庭背景的交代：“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其次是名字来源的说明：“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再次是个性和外貌的描写：“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指针，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脸衬桃花，眉弯新月”；最后是嫁与武大原因的介绍：金莲先被母亲卖在王招宣府，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六旬以上的张大户，大户于金莲十八岁时收用了她，遭家主婆嫉妒，于是大户把金莲嫁给武大，且大户仍然与金莲私通。
（二）潘金莲与武松关系的改写。要谈论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不得不先提武大郎。众所周知，潘金莲之所以勾引武松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满意武大郎。《水浒传》中对武大的外貌描写是：“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但《水浒传》同时强调武大虽生得面貌丑陋，性格却好：“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金瓶梅》对武大外貌的描写没有什么修改，但增加了一个情节，即张大户将金莲送给武大后，甚是看顾武大，私赠他银两，同时大户仍与金莲私通。绣像本写道：“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这段改写武大品格比《水浒传》降低了不少。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评道：“绣像本‘原是他的行货’六字是神来之笔，否则武大何以不敢声言大户，却定要去捉西门庆、金莲的奸乎。”③
《水浒传》中有关潘金莲的一段情节，是由武松的行踪引出，主要意图是通过刻画金莲的放荡、无情凸现武松的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但我们透过文本却发现，《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并不完全是“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他在一见到潘金莲时就“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热情得十分过火，庄重不足，难免有轻薄之嫌。同时，由武松眼中描写出的潘金莲充满了性欲。《金瓶梅》中对应这两处的描写分别改为：“武松施礼，倒身下拜”，“武松见那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很明显，《金瓶梅》中的武松要比《水浒传》中的武松坦荡、正直一些，这也与后文武松断然拒绝金莲的勾引，以及“杀嫂”的行为相一致。
（三）潘金莲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水浒传》对西门庆的介绍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绣像本不见了“破落户”三字，反说西门庆“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学得些好拳棒，又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比较《水浒传》，我们发现绣像本中的西门庆的相貌、本事更加具体实在，人物形象也更加复杂和丰满。
《金瓶梅》中金莲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不仅在于多了一段金莲成为西门庆妾的生活内容写照，而且在于金莲第一次在王婆屋中偷情表现的改变。绣像本中的金莲自从见到西门庆后，前后七次低头，又添了许多妩媚。在《水浒传》中，金莲第一次与西门庆饮酒就问“没了大娘子得几年了”，显得过于主动和热情；然而在《金瓶梅》中，她所有的说话都只是回答，没有一句主动，多半是在听王婆与西门庆对话。“金莲虽然后来变成一个十二分泼辣的妇人，但此时毕竟是第一次偷情，与西门庆只是第二次见面，西门庆又是一个十分主动、十分有经验的浪子。”④
（四）作者评论的改写。与《水浒传》相比，绣像本《金瓶梅》中的作者评论判断少了许多，作者更倾向于让人物自己的行动“说话”。且在保留的一些评论中，《金瓶梅》对事情的评论态度有时也会与《水浒传》截然不同。例如，对于武大与金莲的婚姻，《水浒传》作者没有丝毫的同情，《金瓶梅》作者则跳出来说道：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人，若自己有些颜色，禀性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嫌憎。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真本《金瓶梅》）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作者客观上指出了男女相爱应是“情色相当”，对金莲的丈夫也承认是“有几分嫌憎”，这一观念自然比《水浒传》更客观、中肯。
二
《金瓶梅》作者之所以会对《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进行改写，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除由于作者为了人物的创新需要而改变其原有的个性特征外，还存在以下这些具体的原因：
（一）《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统一。有关《水浒传》中金莲出身的介绍，徐朔芳认为“《水浒》写得极差，亏得在《金瓶梅》中得到补救”⑤，因为这个拒绝屈从于大户的贞烈姑娘形象和后文的“淫妇”形象完全脱节。与《水浒传》相比，金莲一上场就是一个生性“做张做致，乔模乔样”的“风流”形象，她既甘心被大户收用，又愿意婚后与大户私通。这无疑与后文中金莲挑逗武松、与西门庆偷情，乃至为偷情杀夫等情节相一致。因此，《金瓶梅》有关金莲身世的改写使得人物形象前后一致。
除身世介绍的不合理外，《水浒传》有关金莲“淫荡”的介绍也是突兀而不近情理的。小说在写了潘金莲拒绝大户的“贞烈”表现后，笔锋一转突然写她的“淫荡”：
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
从上文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金莲并没有具体的爱偷汉子的表现。她首先拒绝了大户的纠缠，其次嫁给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而清河县的浮浪子弟去武大家里媷恼，这并不是金莲的错。且武大的搬家并没有遭致金莲的反对，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水浒传》里的金莲在遇到武松之前并没有任何出轨的举动。作者对她的“爱偷汉子”只用一首诗就加以粗暴地定性，这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水浒传》作者对金莲形象的刻画是武断而前后矛盾的。
绣像本《金瓶梅》中此段对金莲的描写并没有写她爱“偷汉子”，只说她嫁与“猥琐”的武大后嫌憎他，每日故意勾引浮浪子弟：
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故露出来，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撒谜语，叫唱：一块好肉，如何落在狗口里！
这段“勾引”的描写与上文中金莲生性“风流”是相一致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此种“风流”并不等同于“淫荡”、“好偷汉子”。因此，作者并不武断地给金莲扣一“好偷汉子”的帽子，这也与后文中写金莲同意搬家，并主动当掉自己的钗环供武大典房这一情节相一致。由此可见，《金瓶梅》中金莲的形象比《水浒传》中金莲的形象前后更一致，人物形象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二）《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类型化。金莲在《水浒传》中没有完全脱离淫妇的类型化痕迹，其形象的塑造不能说是成功的。《金瓶梅》作者因此加以改写，使其书中的金莲性格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淫荡、狠毒成为渐变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加在这个美貌女子身上的种种事故所导致的，而不是一登场就是个淫妇。
以金莲在王婆屋中第一次与西门庆偷情为例，当王婆在两人偷情后撞入门假装怒骂时，《水浒传》中写道：“那妇人扯住裙儿道：‘干娘饶恕则个。’”绣像本写：“那妇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红着脸，低了头，只说得一声‘干娘饶恕’。”多了“慌”、“红着脸”、“低了头”，把一个初次偷情、尚觉羞耻的少妇形象具体真实地刻画出来，而不是《水浒传》中那个“久惯牢成”的淫妇。后来，王婆提条件，“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来，晚叫你晚来，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就对你武大说。”金莲又“羞得要不的，再说不出来”，被王婆催逼不过，才“藏转着头，低声道：‘来便是了。’”这与《水浒传》里，金莲不仅不慌不羞，而且一口答应、毫不作难，简直大相径庭。
（三）两书作者女性观的改变。毋庸置疑，作为“世情小说”代表作的《金瓶梅》在思想主旨上与“英雄传奇”——《水浒传》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两书的女性观也有一定的差异。视美貌女性为祸水是《水浒传》女性价值评判的要旨之一。且作者公开为梁山英雄杀戮女性的行为辩护：“须知愤杀奸淫者，不作违条犯法人。”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作者对女性则宽容许多。金莲在李瓶儿生子受宠和西门庆包占王六儿后，很长时间都过着孤清生活，作者对此感慨：“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痴心老婆负心汉，悔莫当初错认真。”作者对女性的悲惨境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深的同情。
正是由于创作主旨，尤其是女性观的改变，使得两书中的金莲形象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水浒传》中的金莲说话、行事均淫荡、狠毒，使人杀之为快；而《金瓶梅》中的金莲在没有进入西门庆家之前不可说是完全的淫妇形象。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回有一曲《山坡羊》描写金莲对西门庆的相思：“他不念咱，咱想念他……他辜负咱，咱何曾辜负他”，说明了金莲对于西门庆是有过一番“痴心”的。
（四）两书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改变。产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一部历经南宋、元、明三个朝代孕育而成的作品，其间均深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身处明初朱元璋朝代。此时统治者强调“礼制”以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特别强调女性的“贞节”。受此影响，《水浒传》形成了以男权为评判中心的价值体系，且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思想，作者将“不近美色”作为英雄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德。宋江曾批评怜香惜玉的王英：“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
《金瓶梅》诞生于明代中后期，此时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人们不甘心受礼制的束缚，开始追求纵情享乐，特别是在晚明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压抑人性的文化和道德。《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小说因此大胆地写作了一个肉欲泛滥的时代，浓墨重彩地渲染声色犬马。“《金瓶梅》的作者基于肯定人性的立场，对于被压抑的人性十分关注。在小说中，通过李瓶儿、潘金莲、孟玉楼、吴月娘、孙雪娥等诸多形象，真实而细致地暴露这一人生的苦闷，有力地控诉了‘灭人欲’的教条对人性的压抑”⑥。金莲要求婚姻相配，要求独占西门庆，这无疑是吻合人的本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金莲是16世纪觉醒的妇女代表。正是时代背景的改变，《金瓶梅》作者才会在金莲身上体现其可怜可悲之处，而不仅仅是辱骂和鞭挞。
三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从一个类型化的淫妇形象，变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兰陵笑笑生的改写不仅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而且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为续书的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古代小说多续书这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大景观，正如清朝刘廷玑所言：“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后，竟成习套”⑦，《金瓶梅》是众多《水浒传》续书中的一种。
《金瓶梅》问世以后，反响极大，立刻便出现续作《玉娇李》(李当作丽)，已佚。到清顺治十八年，又有丁耀亢作的《续金瓶梅》问世。不仅《金瓶梅》有续作，在它的带动下，《水浒传》的续书就达十几种之多。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形式多样，高玉海在《论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⑧一文中指出，接续主要分为“顺续”、“截续”、“转世”、“后代”、“借续”五种形式。以此分析，《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接续可以视为是“截续”，即从原著的某一情节处拦腰截断，然后续作者再按自己的意图让原著中人物继续活动，使故事发展延续下去。《金瓶梅》作为首部“截续”式的续书对此后同类续书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对中国古代的续书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它的影响下，明末董说所作的《西游补》、清代的《荡寇志》、《红楼梦补》、晚清时期的《阎婆惜艳史》等均是此类小说，《金瓶梅》可谓功不可没。
（二）为以后潘金莲形象的改写提供了思路。从《水浒传》中一个可恶的金莲到《金瓶梅》中一个可怜、可悲、可鄙的金莲，金莲形象的改写渐渐成为文学界的一大“热事”。“潘金莲及其相关故事情节，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母题”⑨。值得注意的是，金莲在小说、戏曲、电视剧中的改写大多被赋予了“同情”的因素，甚至出现了颠覆性的写作。
20世纪第一个为金莲翻案的是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1928年），欧阳消除了武松杀嫂的正义性，认为其杀嫂是一种恃强凌弱的卑劣行为。1942年田汉创作了湘剧《武松与潘金莲》，也消除金莲“荡妇”恶名，写出她悲剧性的人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该剧中的金莲“既是有罪的，同时又是无罪的”，作者旨在揭露封建意识是如何将一个纯洁善良、勇敢泼辣的金莲一步步逼迫成丑恶残酷、堕落沉沦的杀人犯。20世纪90年代央视电视剧《水浒传》中的金莲甚至成为了一个性格柔弱的娴静淑女。且不论以上这些改写成功与否，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这些有关潘金莲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来自《金瓶梅》改写《水浒传》中金莲形象的启发，是兰陵笑笑生让作家们知道了金莲身上的“魅力”与“潜力”。
“自古红颜多薄命”，金莲具备红颜的各项要素：美丽、聪明、多情，而狠毒、出轨、杀夫、被杀，更使她的人生动人心魄，也使她的故事成为历代作家创作最钟爱的素材。在当今的都市小说中又何尝没有金莲的影子呢？在当今的生活中又何尝没有与金莲擦肩而过呢？在施耐庵的手中，金莲的脸上被戴上了十恶不赦的面具，而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金莲得以自如地喜笑怒骂，她的善与恶都毫不遮掩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金莲改写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①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本文所有《水浒传》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后文出现的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明）
② 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版。（本文所有《金瓶梅》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后文出现的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明）
③④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3页。
⑤ 徐朔芳：《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金瓶梅论集》，第65页。
⑥ 黄霖：《“人”在〈金瓶梅〉中》，《上海大学学报》，2006（4）。
⑦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选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