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9 23:51:50
一、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
国际贸易的进行和发展，需要比较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作为支撑环境，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林林总总的商品组织到联合国贸发会上震耳欲聋的讨论，从GATT的第一回合到多哈刚刚启动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各国、各地区都在为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突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日趋扩大，国际分工日益加深，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不断提高，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的深切感受和发展自身经济的强烈愿望，各国、各地区不管国力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都在试图逐步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因而也就更加重视全球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目前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这样就使它具备了根据全球化要求和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制定和实施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的能力和条件。
作为当今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WTO在以往的实践中，在所有成员的配合下，卓有成效地履行着它的基本职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基本规则并监督成员执行。WTO也成功地组织了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为建立公共的国际贸易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为促进贸易的公平进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帮助和评断。WTO运转以来，以其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实践，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WTO要求各成员实施统一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不分大小，实行非歧视的贸易待遇原则，给予外国货物国民待遇，保护知识产权，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主张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WTO的这些基本原则已为全球各国、各地区所接受，成为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GATT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协调起来，追求国际贸易的良好秩序的产物，各国、各地区都视之为同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与合作的重要桥梁；那么，当这个组织演变到WTO以后，就不仅仅是联系国际经济的简单通路了，当然它仍有这个作用，但这时的WTO本身就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这样讲，它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舞台。它现在的方式、运行机制就是为经济全球化而设计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乌拉圭回合的19个协议，就很容易理解了。19个协议浩如烟海的条文，对全球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做了相当全面的规划，其精细与具体可谓无微不至，不仅WTO成员奉为至典，WTO以外的国家也不能等闲视之。当贸易专家们不时翻阅这个1995年文本的时候，参加多哈部长会议的贵宾们已经着手环保等更深层次与贸易有关的立法
了，人们当然还无法评估本次回合的成果，但有一点已经不容置疑，那就WTO为了国际贸易秩序的优化，为了从次优逐步过渡到最优，在严格监督现有环境的同时，还在不懈地推进新的立法。
不仅如此，WTO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它对各成员的国内立法产生了强制的影响。这就是各国在国内涉外经济立法和经济管理实践中必须坚持法律的一致性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则。
法律的一致性是指禁止颁布与入世承诺相抵触的法规，这意味着不能通过与WTO规范相悖的法规。
公平地执行WTO规则是建立世界贸易秩序的又一基石，这一原则不允许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和垄断。
透明度要求全面公布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则和措施，其目的在于可使成员清楚地了解制度信息、准确评估贸易环境，可见，透明度也是法律一致性的必备条件。
二、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各国、各地区出于深化国际分工和合作，配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已不甘于WTO所形成的次优原则和秩序，主动从双边交往和局部地区间的联盟寻求更大的便利和自由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FTA无论是数量还是进程都变化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球已经完成和正在商谈的FTA总量已近50个，其中双边的FTA占90%；区域性的FTA绝对数量虽少，但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先简略描述在当今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情况，来看FTA的作用。
1985年6月欧共体发表白皮书，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2年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实现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的考虑。1986年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签署了《欧洲一体化文件》。该文件规定在1992年年底正式实现12个国家间统一市场。事实上，经过6个年头的努力，到1992年底，作为这个目标的重要标志，三个“自由流动”得以实现。
一是商品自由流动：取消共同体的商品在相互边境间的全部检查，统一商品技术、卫生标准；
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公民可在各成员国自由存款、贷款和投资，取消外汇管制；
三是人员自由流动：公民在欧共体内可自由迁徙，他国公民享受本国公民同等待遇，相互承认居留权、学历和技术职称。
在这个基础上，欧共体成员继续努力，1992年又正式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成立欧洲联盟，确定在上世纪完成单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如人们所见，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此时的成员间，已经具备了完全的贸易自由和便利。
1991年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公布了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同年，三国之间开始了协议谈判，在一年零两个月的争吵之后，于1992年8月达成协议，同年12月三国分别签署。
1994年1月1日三个国家正式步入自由贸易区，三国约定15年之内逐步取消货物和劳务以及资本流动的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过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基本的优惠安排：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的出口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65%已经在2000年前实现了免税。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出口的汽车整车关税已经减半征税，2000年前已实现了取消75%汽车零件出口的关税。
一一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实现了汽车必须包含62.5%的北美制造的零件可以享受减少关税的优惠安排。
一一墨西哥逐步开放对美国通讯设备及服务的投资限制。
一一墨西哥取消对美国、加拿大农产品实行的进口许可证，使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的25%获得了基本保证。
一一美国、加拿大逐步取消对来自墨西哥的纺织品和服装的限制。10年内实现没有壁垒。
一一墨西哥对美、加开放金融市场，经过6年的过渡期，美加银行、证券公司都可以在墨设立独资的分支机构。
一一2000年前已经开放了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所有资本市场。
一一三国间的货物跨境运输为贸易的便利和自由提供了支持。
一一三国一致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
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开放进程还在继续，自由化程度还在逐步提高，较之欧盟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但即使如此，我们从上述两个自由贸易区已经实现的目标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对经济和贸易的积极作用和促进效果。
首先，自由贸易区的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度已相当高，在商品贸易上，不仅不能存在关税壁垒，就是比较复杂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也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其次，为了实现区内贸易便利化，成员在开放投资、人才、技术、服务等领域上予以全面合作，贸易自由已逐步演变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成员原来追求的贸易便利化目标确实得到了实现，但成员很快就把这一成果作为推进区内经济一体化的手段，区内的各项安排产生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虽然从其本意上是为促进区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作为结果之一，区内的贸易以其独到的便利条件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迅猛发展。
第三，FTA间的攀比和竞争，使成员经济的让渡范围越来越扩大，欧元的启动把这一苗头发挥到了极至，人们现在考虑的已不再是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原则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是如何推进并尽快取得成效。
凡此种种，自由贸易区便利的自由的经济结构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
第一，FTA促进了区内经济和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内部贸易壁垒的逐步消除及自由流通的实现，将促进内部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同时生产要素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更趋合理，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根据测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别给各成员带来利益，节约了开支。
如欧盟在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自由流动后，可从取消的壁垒过程中获益3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物价下降6%，公共费用减少20%，工业成本下降7%，增加200-300万个就业机会。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同样使三国获利。美国可因此得到1715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增加100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以后的数据也说明了三国是受益的，贸易出口都有明显的增长，墨西哥年增长率最高达20%，其次是加拿大10%，美国是5%.
第二，影响世界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向。
战后，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一直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FTA的产生和发展，将加剧这种趋向。以发达国家为主建立的FTA如上述的两个，由于区内逐步清除各种壁垒，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加速，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更趋合理，从而使相互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紧密。
FTA是区域间经济联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要看到FTA的产生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仅以资金和技术的流动就可说明，在FTA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国的主要使用者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因而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科技的吸纳能力也是巨大的，这样就势必造成了资金和技术首先是流向发达国家，之后才是流向区内的发展中国家，真正流向区外发展中国家的就很少了。
近年来，人们对FTA的作用和优势认识得越来越清楚，FTA的优化机制对非成员的吸引也很明显，这就引起了区内外合作的问题。为了分享FTA的利益，FTA以外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求与其开展合作，这样就出现了FTA之间相互投资和技术交往以及贸易交流，特别是为了绕过FTA的贸易壁垒，区外国家的投资设厂成为最普遍的进入方式。近二十年来的跨国兼并、战略重组之所以发展很快，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三，FTA所固有的排他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FTA的基础就是内部开放市场，相互提供优惠，这样的结果是以区内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贸易取代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不能享受区内的种种优惠，从而导致外来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如欧洲以共同农业政策为支柱的农产品统一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排他性很强、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市场。同样，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随着墨西哥产品对美输出的大幅增加，亚洲地区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出口美国势必遭受巨大冲击。
三、FDI带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国际贸易的法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世界经济形势似乎变得越发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各国政府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幅削减，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转移资源、扩张经营、全面开发市场已经非常便利。
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等权威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万多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分支机构达30余万家，累计跨国直接投资总计约4万亿美元，其中30%是由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由这些投资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比世界出口总额还要多。2000年，跨国公司海内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达6.5万亿美元（其中30%是公司内部交易）。各种数据都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为推动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强大力量。
我们从既往的跨国投资实践中已经看到，跨国公司大规模向各地区渗透，进行跨国生产、经营和销售，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采取全球经营的战略，不仅增加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量，而且所开创的以公司内部分工为特征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因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使母公司分支机构间的内部贸易量急剧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增长中的重要构成。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0%；八九十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40%.目前世界贸易总量中有70-80%与跨国公司有关，而且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之势。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通报其与此相关的法规中存在的限制情况，并要求各成员根据确定的时间表在最长7年时间内取消这些规定。可见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制度保证。
作为90年代末最突出的全球经济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购并重组不仅对跨国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对世界贸易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全球企业的兼并风潮，十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资产和股本在一夜之间易主，存续几十年、甚或上百年的公司、企业，一纸合同就改朝换代。从曼哈顿到地中海，从传统的制造业到充满高科技成分的IT产业，还有老牌的商业银行都在洗牌之中。
但这次兼并浪潮席卷之处仍以欧、美为主，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几未波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情况不同，美国是这次兼并浪潮的最大目标，同时也是自身兼并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与70年代的那一次“把企业作为一件商品”的兼并不同，这次兼并主要是基于公司的长远的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目的主要在于扩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优势互补，通过跨行业、产业的混合兼并，降低经营风险，避开贸易壁垒，开拓全球市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推动、金融界积极参与，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兼并的大环境。
之所以要关注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首先是由于它对全球经济产生着现实的与潜在的影响。毫无疑问，新一轮的兼并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推动国际资本在发达国家中的流动，这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造成很大困难。
其次是兼并与重组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贸易壁垒在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已土崩瓦解，很难发挥作用。可以说，全球跨国企业的兼并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国家之间，双边范围乃至多边场合久拖不决的问题变得容易解决。
再次是企业兼并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力量，扩大了他们占有市场的份额，使得国际贸易格局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四、电子商务所提供的交易平台迫使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
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适应国际贸易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张的需要，90年代后半期产生的电子商务一经问世，就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为世界贸易搭建起了快速运行的平台，特别是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本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最具前途的领域之一。
在1995年以前，全球电子市场交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论，但到1997年就迅速达到约300亿美元，到2000年为2500亿美元。专家估计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电子商务市场完成的交易额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超速发展，到2010年，交易规模约为10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将占1/3的比重。如果再划细一点，届时欧盟的网上出易将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可能在2万亿，日本在1万亿，亚太地区约15万亿美元。
人们还能看到，在进行电子交易的同时，各国、各地区已将传统国际贸易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全球制度化建设的思潮同步应用到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上，世界有关贸易组织、经济组织和致力于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发达国家都同样非常注重电子商务运行规则的建设。这个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经过几十年间成千累万件交易实践才令世人基本认识的道理，在电子商务这个虚拟的交易产所内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当然，由于电子商务平台自身运行的高技术特点，其规则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但应当讲，人们的这一努力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电子商务示范法》、WTO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球电子商务宣言》、WTO总务理事会通过的《电子商务工作方案》，OECD召开的电子商务部长级会议以及电子商务全球对话形成的《巴黎倡议》都是国际范围内进行电子商务规则建设的可喜成果。
又如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关于电子商务最佳实施方案调查的总结》、《互联网免税法案》，欧盟的《欧洲电子商务倡议书》，英国的《电子商务-英国税收政策指南》，亚洲国家新加坡的《电子商务比较框架》等都是从本国能力和利益出发完成的单项立法，虽然还不系统，但是对解决目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障碍还是有积极作用和针对性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概述虽然还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全貌，但是已清楚地说明，电子商务提供的交易平台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比，电子商务优势多多，如降低成本、减少库存、缩短生产周期，增加商业机会以及对实物基础设施的依赖小等。我们可以把其对现有国际贸易的影响大致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是电子商务以其快捷的运行和履约冲击现有的交易方式，使交易商可以在传统的谈判室与因特网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显然相当数量和比例的新生业务从初始就进入网络运行而压根就与传统的市场没有关系。
第三，网上交易既是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市场，数据库建设、域名注册等电子市场自身开发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商战。
【关键词】能力结构经济合作东亚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开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10+3”之间发展差异巨大，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国家。崔卫国等（2004）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二、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当CAB越大时，说明AB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图1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收益和B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和OB的斜率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和OB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三、“10+3”能力结构评价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发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开放能力的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技术能力的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低的阶段，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中间的阶段，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高的阶段。
四、基于“10+3”能力结构差异的东亚经济合作分析
根据“10+3”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层次。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层次。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层次。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另外，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地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不同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于东盟现已形成比较好的经济合作机制，东盟10国的能力结构差异也能在东亚的合作中产生稳定的作用。即通过东盟的现有机制以及中国的内部差异统筹可以避免由能力结构差异过大而产生合作不稳定的现象。而根据（2）式及能力结构的单调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结构特别突出，无论其与哪个国家或地区合作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率。
五、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同时，日本突出的能力结构能为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更高的效率，能较快地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这样，通过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分析，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日本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地区能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3]刘宏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与当前模式选择[J]．亚太经济，2006（3）．
[4]伍贻康：东亚一体化发展态势和内外条件的点评[J]．亚太经济，2006（1）.
关键词语：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合作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废除了制度，，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初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框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如何与国内外市场衔接，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农民进入市场，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真正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对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为贯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早日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建设合作经济的合理性、必要性，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建设合作经济组织的途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农业经营规模与成本费用的角度探讨我国农村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必要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成本构成为转型成本和交易成本（或称交易费用）。转型成本它具体又由三部分组成：活劳动消耗，流动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
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各项行为所引起的成本支出：完成交易本身所需的成本，如时间﹑精力。交易成本可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成本包括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成本；事后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突发状况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总成本构成也应该由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他们的大小都同样与农业经营规模相关。
生产成本的活劳动的消耗，对于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而言，由于家庭成员是以血缘为基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激励效果比较显著，同时在生产时间安排上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相反，大规模经营的农场一般采用雇工经营或集体经营方式，不仅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而且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并且随着农场雇工人数的增加或集体成员数量的增加，管理费用也要相应地增加。
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农业流动资本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良种和其它原材料等流动资产上。一般说，可以在较小面积的农地上投入更多的流动资产，也可以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少的流动资产。因而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没有直接关系。
对固定资本的消耗，农业经营规模大小与单位产品所分摊到的成本有直接的关系。固定资本主要体现在机械、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上，在购买和使用上具有不可分的特点。一般地说，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固定资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在其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随着产量的扩大，单位产量所分摊的成本就会降低；而小规模经营的农产，不仅购买固定资本比较困难，而且利用也不充分，因而单位产品分摊的成本就比较高。
由于以上特点，在使用机械耕作的条件下，大规模农场的成本费用比较小，而小农户的成本费用则比较大。
交易成本，具有不可分的特点，无论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其交易成本大体相近。因此，农户经营规模越小，单位农产品所要分摊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近年我国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户对农产品信息掌握不完全，而农户要掌握农产品的完全信息，就要花费比较高的信息成本。对小农户而言，他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信息费用。
而在以机械耕作为主的情况下，农业小规模经营不但生产成本高于大农场经营，而且交易成本也远远高于大农场经营，因此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总成本也高出大农场经营总成本。
如上所述，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成本要高于大规模经营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居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小规模经营农户的不利地位，就要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因此，在当前应当重点推进农户外部的合作，即建立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二）、交易成本和经济规模大小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的表现。
1、从事家庭经营的单个农民可以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进入市场，但一家一户的生产主体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指进入市场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当事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单个、分散的农户既不能接收到全面准确的市场供求信息，又不熟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作方式，进入市场风险增大，既不能有效规避风险，又无法独自承担由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引发的生产经营后果，由此必然导致整个农业竞争能力的弱化。
2、农业现代化建设必然要先经历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即用现代工业化的理念来发展现代农业，包括用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来运作农业，用现代管理方式来管理农业，改变农业只生产初级产品的现状，实现农副产品的加工开发增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很难整合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
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逐步联成一体。我国的小规模经营农户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就要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就要实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培育品牌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否则就很难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而我国人多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很小，每户农民平均耕种五六亩地。这样小的经营规模，很难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从而也就难以扩展国内外市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中国农业大的发展，就需要实现规模经营，创新经济组织，让农民走新的合作道路。
4、从农村工作实际看，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城乡经济分离，农业和工业脱节。这使农业生产中效益较高的加工和运销环节基本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农业内部只剩下盈利较少的生产环节。这造成了农业发展过程中投入不足与利益流失、效益低下并存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紧密结合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多种经营，把农民从分散的领域和地域中组织起来，通过规模化生产，牵动农业向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发展，使新经济组织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联合体。因此，在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长期不变的体制背景下，创新农村经济组织，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扩大产业链条，促进专业化、提高区域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加快农业第二次飞跃，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
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是新形势下对农村改革的深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规律，为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创新、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决定了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路径
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诺思直接把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制度创新和变迁，它指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北大的林毅夫教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在寻求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农民是实施制度变迁的主体，它较符合农民群体的利益需求，因而其内部合作成本较低；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凭借其控制的资源组织实施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实施变迁的主体，它必然要符合国家或政府的意志，体现国家或政府的意图。当前土地制度非均衡情况下，较高的交易费用使得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
根据这种理论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通过农民自办、官民合办、能人领办、嫁接联办等多种形式改造传统组织，发展民间组织。同时，充分发挥新型经济组织的积累效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生存、发展和竞争能力，以此来增强凝聚力，维护合法性，保持农村社会政治稳定。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组建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要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引导和宣传发动，在政策上多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三、制度变迁理论决定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原则和模式
1、坚持合作组织的建立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政府在农村经济组织建立中应坚持“监控、引导、扶持”的基本原则，减少行政介入，政府不再作为创建主体，政府人员也不再兼任经济组织领导，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由上下级行政等级关系转变为政府对社团组织的调控行为，逐步退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还权于民。农村经济组织的组建应充分尊重农民的平等主体地位与合作意愿，坚持自由进出。只有坚持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让农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自发组织起来，其才可能获得发展，才有凝聚力、生命力。ƒ在实际运行中，必须坚持民主原则，使每一个成员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表达和尊重，一切决策行为，利益相关者均可参与，而且保证每一个成员在组织内能获得与其成本和风险对等的收益，这是一个经济组织良性运转的条件。无论是服务型专业合作组织还是利益代表型组织，其组织宗旨必须坚持为内部成员服务，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使成员获得实惠，维护成员和本行业利益。
2、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与过去的生产合作社混为一谈，它可以是农民生产上的联合如农民组织的土地股份制合作组织。也可以是在经营服务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也是现阶段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的联合或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合作组织可以采用企业的形式，也可以与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农产品批发市场挂钩，把产加销连为一体，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体制。管理制度上国家可赋予农村现有的村委肩负引导宣传合作组织的任务.也可直接从村委会分离出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合作组织.农民的组织都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给予其法人地位。总之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为契机，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未来一个时期将得到较大发展，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
四、由新制度经济学得出要尽快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相关措施。
第一、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完整越能提高效率。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存在交易费用，如果所要交换的物品没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那么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的各种费用支出就非常高，甚至高到交易无利可图的程度，所以必须首先明晰产权、④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第二、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继续把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起来。我国农民数量多、规模小，近些年发展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但生产规模也就相当于加拿大的一个家庭农场，迫切需要进行再合作、再联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推动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
第三、推进金融改革，搞好资金保障。当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以龙头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政府投入为导向”的投资新机制。发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财政贴息贷款，制定统一的财政贷款贴息标准，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参与贴息贷款的发放；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户信用等级和生产经营情况档案，有针对性地进行小额信贷的发放，充分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入股社员参与信用社评估，实行农户信息公开和贷款信息公开，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制定小额信贷相关法律和法规，确立民间专业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机构地位，逐步建立由商业银行以外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为主的小额信贷发放体系。
第四、完善服务体系，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要求政府必须从全局出发，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搞好引导，结合国家规划指导各地从实际需要出发，制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规划，落实有关政策、法规，为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提供政策指导和法律依据。搞好协调。协调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合理调节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协调农业产业化经营单位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等内部各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合理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主导项目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方式，大力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农业一体化经营企业或企业集团给予鼓励，财政的支农资金应重点支持产业化经营重点项目，扶持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发展龙头企业。搞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化运作为辅，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主导产业覆盖地区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从而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健全和完善包括市场流通组织、市场调节组织和市场管理组织的市场组织第五．推行普惠性的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对合作社的扶持也应考虑这个问题，应对所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合作社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让它们处于平等的发展起点上；对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照顾；对市场开拓力强的外向型企业，在出口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⑤积极为新型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并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执法部门和金融部门对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要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使它们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快速发育。
第六、成立地方各级协调合作社工作的综合领导小组。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培训引导。领导小组应包括农业局、供销社、科协、妇联等与合作社有关的机构组成，由当地分管农业的领导来抓。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应是政策导向，为当地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它应负责整合与合作社相关的各个部门的资源，协调合作社专项扶持资金的使用，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普及性的合作社知识、财务、法律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合作社干部的能力培养。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兼职，并按贡献参与合作社的分配。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参与组建农村合作组织。⑥对到合作社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县人才交流机构要为其提供人事档案保管、办理集体户口、党团组织关系挂靠、代缴社会保险等服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经县人事或劳动保障部门鉴证（备案）的聘用或劳动鼓励人才落户。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1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詹晶《从交易成本角度论我国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必要性》载《农村经济》2004.8
34-36页。
4、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载《经济学家》2004.5101
一109页。
5、路剑、李小北《关于农户信息化问题的思考》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553
-56页。
【论文摘要】 亚洲金融危机后， 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东亚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10+3 东亚自由贸易区 1964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设想，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迟缓。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经济体认识到了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8%以上，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2001年11月16日，中国在“10+1”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并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共识：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从总体上确定了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该《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中国和东盟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 2003年10月，东盟系列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同意一项大幅度削减关税的计划，以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根据这项减税协定，从2011年1月1日起落实“早期收获”计划，每年举办中——东贸易博览会。自由贸易区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6个东盟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同意在2010年与中国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其他4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延至2015年落实。同时，中国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国家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于2005年7月启动。中国与东盟将开始按照2011年11月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时间表，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将关税减到0或至5%。这意味着，一个人口超过17亿 、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渐成型，将有力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其他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进展 (1)日本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了名为《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02年4月起生效。同时，日本希望以日新协定为模式，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希望以日本与东盟建立“共同体”关系为基础，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即从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扩大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10+3），并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2003年10月东盟峰会期间，日本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日本和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决定双方从2005年4月开始谈判，到2012年落实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2年3月，日本与韩国领导人在汉城会晤，同意由高层人士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就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该自由贸易协定提案将适用于两国1.7亿人口、共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但由于农民及受保护企业的强烈抗议，此协定的落实将耗费时日。 (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年报，新加坡在2011年于约旦签定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同时与科威特、卡塔尔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计划与巴林、斯里兰卡进行磋商。而韩国则同新加坡、东盟、智利积极进行磋商。 3.“10+3”合作走向正常化的 轨道 “10+3”经济合作机制是指东盟10个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合作。1997年底，当时的东盟9个成员国首脑与中、日、韩领导人进行了首次会晤，东盟希望通过更有效的地区合作，促进东亚的经济增长。此后，每年年末，在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期间都举行“10+3”的非正式首脑会议。 1999年11月，“10+3”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了进一步保持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各个成员国应加强彼此间的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机制，强化资金自我支持的相互援助体系，增强区域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这可以视为东亚经济区域联合的发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0+3”合作框架凸显了“东亚意识”，将有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使合作走向机制化进程。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前景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周期增长的进程之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2005年、2006年、200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4.9％、5.1％、4.9％。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和国际投资的明显复苏。2006年全球贸易增长8％。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200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高达8.7％；日本经济出现良好增长势头，200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了2.6％，比此前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提升1.7个百分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东亚也必然要汇入其中，顺流而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种构想，而是切实看得见的区域经济合作，而首先就可以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东亚国家建立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性很高，各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措施和外交活动层出不穷。在东亚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至少有四种组织形式：“10+3”、“10+1”、“1+1”、“3”，即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中日韩同东盟的双边合作、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中日韩之间的合作。 从当前的实际情势推断，在上述四种组织形式的共同磋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中，东亚地区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的途径： 1.三个“10+1”自然融合为一体，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日韩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会削弱日韩对东盟的出口，并加剧日本、韩国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导致日本、韩国的所谓“产业空洞化”。日本、韩国还担心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可能导致日本、韩国在世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被“边缘化”。由于这样的担心，日本和韩国政府在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后，积极行动，谋求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以东盟为中心，最终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2.若干东亚国家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交叉统一，最终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当前，东亚各国对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颇感兴趣，试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地区整体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指导，影响将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在区内建立或正在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将近10个。这些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非常容易达成统一目标，从而形成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这两条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同时存在于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进程中。它们不是彼此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一种途径对东盟内部加强合作产生了更大的压力，驱使东盟成员国为应付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加强内部合作，也驱动中日韩三国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同样，第二种途径的发展促使该地区成员国为本国经济利益、经济主权和安全而寻求更强大、更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地区成员国同区域内外经济体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影响成员国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努力，还会推动它们积极促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合作——成立东亚共同体。 参考文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1990年～2011年贸易统计数据。http://www.customs.gov.cn 曲如晓闫庆悦编著:《新编国际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11月 Annual Report 2005，Printed By the WTO Secretariat-680.5，P5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2005， Building Institus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Washington D.C.20431.P205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模式;现代农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
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2.佚名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推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EB/OL]/05zjnews/system/2009年11-12/2009-07-16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2、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关键词：中国；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研究综述
一、引言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亚五国的独立使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再度凸显出来，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历史与文化研究，再度成为国内学术界诸多学科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如何建立和加强中国(新疆)同中亚五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成为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内容涉及合作现状、互补性、战略定位、能源合作与安全等诸多方面，但很少有文章对此加以总结归纳，笔者试图对有关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进行综述，其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第三部分是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互补性分析；第四部分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第五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简评。
二、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现状
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的经济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进入新世纪，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新疆)利用地缘优势，积极与中亚各国发展经贸关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当前学界对双方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来看，主要包括已有成效和存在问题两个方面。
(一)已有成效
自20世纪80年末，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从科技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目前，双方经济合作主要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林业、重工业、生物技术、新能源、轻工业、食品工业等领域(王海燕，2002)。上合组织成立以来，随着双方高层互访的日益频繁，中国和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得到较快发展，并成为双方合作关系的主旋律，无论从合作内容还是从合作方式上看，都得到空前发展(唐艳辉等，2004)。顾华详(2006)认为，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中，新疆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十分突出，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体现在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愿望不断增强、双方发展经济贸易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以及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的条件得到了不断改善三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新疆与中亚国家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8.5%，比“九五”时期提高18.8个百分点。任华(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新疆边境贸易额达64亿美元，占全区对外贸易额的80.58%，其中，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占新疆边境贸易总额的94%，贸易增长率超过了50%；二是中亚区域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增强，2005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为新疆出口贸易国的第一和第二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新疆进口贸易国的第一、第五和第六位；三是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方面，新疆向中亚五国出口的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年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新疆从中亚五国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企业开始更加关注产品质量；四是经济技术合作质量不断提高，合作类型逐渐从服务业、饮食业等商业型领域向生产型领域转化；五是贸易方式日益多元化和规范化，从早期的易货贸易转向现汇贸易、边境贸易、旅游购物、加工贸易、劳务输出、工程承包等多种形式。除此之外，王海燕(2005)还认为，1992年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产业合作有所加强，合作路径不断拓宽。
(二)存在问题
关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现状，国内学者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虽然双方的经济合作已发展到多个领域，但总体上仍属初级阶段，经济合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难点和制约因素。
顾华详(2006)将这些难点和制约因素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新疆)方面来看，企业缺乏寻求与中亚国家主动合作的强烈意识，缺乏一批有实力的从事跨国投资经营的企业；政府的引导、推进作用发挥不够；银行未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境外融资和业务咨询服务；缺乏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对与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和经济效益认识不足；缺乏一大批适应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全社会推动和支持企业主动拓展中亚国家市场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边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等等。二是从中亚五国方面来看，当前政治不稳定、法制建设滞后、市场规范性差、社会稳定问题突出等因素是影响其与新疆之间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钱勇(2006)认为，从新疆方面看，经济基础薄弱，对国家的“输血”依赖性较强。外向型经济不强。新疆远离国内发达地区市场，运输成本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短缺，投资环境较差等等是制约与中亚五国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因素。从中亚国家方面看，各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有关国际合作与开发等领域的相关文件约束性不强。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金融服务、政府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和问题。王海燕(2005)认为，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政策性问题突出、边贸发展严重不平衡、产业合作水平低、地区性协调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等构成双方进一步合作的障碍。另外，边贸秩序混乱、经济技术合作明显滞后、领域狭窄、缺乏整体性和长期性战略(刘志勇，1994；宋戈平等，1997；王圳等，1999)、信息体系不完善导致决策滞后(鲍敦全等，1995)、中亚国家投资环境不理想(宋戈平等，1997；姚勤华等，1998；王圳等，1999；赵常庆，2002)等等也都是双方在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制约因素。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互补性
经济互补性，可以分为市场互补性与经济技术互补性两种类型，正是由于这两种经济互补性的存在，使得双方都有经济合作的需求和愿望：前者是双方贸易往来的前提，双方可以通过贸易合作互通有无；而后者则为双方产业合作提供巨大空间，双方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取长补短。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也是源于双方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
(一)市场互补性
关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市场互补性，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亚五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新疆)经济发展所需要，而中国(新疆)质优价廉的轻工产品、食品、家用电器满足了中亚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徐宣全，2003)。刘建蒲等(2000)通过对新疆与中亚五国工业产品结构比较分析发现，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源及产品互补领域广泛，新疆一大批自给有余的食品、纺织品及日用消费品如糖、罐头、白酒、纺织品、服装、民族特需品等，在中亚五国缺口较大；而新疆铁矿、钢材、磷肥缺口大，可以从中亚五国大量进口。徐进欣(2007)也指出，中亚各国独立后，经济多处于调整和恢复期，十分需要中国的家电、建材、通讯设备和日用消费品。胡颖、李道军(2006)运用RCA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得出结论：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间存在贸易互补性，具体来说双方在能源矿产类产品、纺织服装、民用品和机械类产品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双方的贸易潜力巨大。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认为，随着国内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的逐渐深入，中亚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区域间的经济互补性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中亚五国轻工业基础薄弱，80%的生活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来源于中国，二是中亚五国的石油、天然气、矿产、有色金属、皮毛及煤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源。
(二)经济技术互补性
经济技术互补性是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开展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发展专业化分工及协作，可以促进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王海燕(2002、2006)通过长期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产业合作互补性的研究发现，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可以开展互补性合作的领域很多，最重要的是工业类、农牧类、资源类、生态类、环保类及旅游类领域的合作。(1)工业合作，由于新疆与中亚五国发展工业的资源雷同，因此，双方工业在应用技术上有较多的合作空间，这些工业主要有电力工业、建材工业、轻纺工业、造纸业和塑料工业、食品工业等等；(2)农牧业合作，主要包括棉花、粮食等对双方都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品种资源搜集、品种与种子审定、良种繁育与推广、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种植、保护以及节水灌溉、改进畜群结构、草场改良、家禽集约化大规模生产等方面；(3)资源类合作，主要涉及双方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型产业能源类、金属类和非金属类矿产的勘探、开采和加工。由于双方都是资源富集区，这一领域的合作将对双方都有实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4)生态、环保类合作，主要涉及双方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研究以及对双方影响都很大的核废料、工业废料、取暖废料等在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干旱、土地沙漠化和盐渍化等的治理与研究；(5)旅游合作，新疆和中亚国家的旅游资源互补性很强，由于语言接近、地域相连，又有共同的古丝绸之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双方发展“东联西出”和“西联东出”的旅游业存在广泛的基础。高志刚(2005)、方然友(2007)、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等学者或机构对此问题也有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都认为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产业技术领域互补性强，有较广阔的合作前景。
四、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能源合作问题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性能源紧张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双方合作的背景、现状及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
(一)背景
新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供给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短缺成为制约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变为全球性探讨的热点(李琪，2007)。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能源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国内石油资源储量不足，产量增加有限(明庭权，2004)。据英国石油公司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石油总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1.3%，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占全球的1.3%，消费量占8.5%，天然气储量占1.3%，消费量占1.7%。中国能源短缺尤其是石油短缺已经成为可确认的基本国情(蒋新卫，2007)；第二，原油需求持续膨胀，供求矛盾日益显著。我国从1993年成为纯石油进口国以来，进口量逐年增加，200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原油及成品油进口国。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10年中国石油消费的61%、2020年石油消费量的76.9%要依靠进口(蒋新卫，2007)；第三，原油供给受制于人。一方面，进口来源主要集中于中东和非洲这两个局势不稳定地区，据测算，2002年我国从这两个地区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78.7%。另一方面，我国石油进口的特点是以海运为主，且主要走马六甲海峡(约占海运石油的80%以上)。来源与运输通道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石油进口供应的不安全性(贺湘焱等，2006)。从中亚五国方面来看，虽然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不能与中东地区相比，但据能源专家估计，即使不把里海石油计算在内，中亚也是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储积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能源库之一(明庭权，2004)。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都将油气资源开发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积极实施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但中亚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区，四周被陆地包围，没有出海口。因此要获得出口通道或出海口，与世界市场建立紧密的联系，必须借助其他国家。目前，中亚的油气管道几乎全部依赖俄罗斯，而俄罗斯利用这一垄断优势收取高额的过境费，中亚国家急于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以保证其能源出口安全。中国是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向东流动的必经之地，并有可能将日本和韩国的市场与中亚连接，同时中国本身又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新兴市场，这一特点对中亚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罗晓云，2003)。在上述背景下，可以说，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形成了国家利益的互补，也为双方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双方能源合作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关于中国与中亚五国能源合作的现状，贺湘焱、计芳君(2006)给予了较全面的分析。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和能源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中国积极参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与相关国家达成了一些能源合作框架协议，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已有具体的合作。一方面，从1997年6月开始，随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合作正式启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始参与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被称为“世纪合同”的中哈原油管道于2005年年底建成。中哈原油管道西起哈萨克斯坦里海沿岸的阿特劳，向东经过哈萨克斯坦肯基亚克和阿塔苏，最终到达新疆的独山子石化公司。中哈石油管道不仅使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石油更趋便利，石油输送不经过第三国，也不用铁路和油轮运输，安全系数高，而且也将改变中亚国家在石油出口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局面。哈萨克斯坦不仅可以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输出石油，还可以输送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石油。
虽然双方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和中亚国家在石油合作方面涉及的领域不多、深度不够，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李琪，2007)：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构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能源合作的主要威胁。美国和日本等国从全球战略和自身能源安全利益出发积极介入这一地区，试图控制里海及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权，强化自己在该地区能源争夺战中的地位，以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第二，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安全形势十分脆弱，影响了双方的能源合作。里海——是中亚地区多民族、多种信仰的交汇地带，民族、宗教问题凸显，危机四伏，各种争端时有发生，活动猖獗，安全形势十分脆弱，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进程；第三，由于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国情等方面存在差异，目前，双方在能源合作方面还存在诸如技术、投资、规范、协调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予以解决。
五、简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除上述领域外，国内学者就双方合作的多个领域展开了研究，如环新疆经济圈视角下的区域合作、金融领域的合作、产业领域的合作等等。可以说，以上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大多是站在国家角度从政治领域合作(包括战略安全、外交)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分析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希望通过政府来推动双方的经贸合作，然而到目前为止，由政府推动的这种合作进展缓慢，成效并不大。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利用地缘优势，从产业或企业的角度积极推进双方更加具体的合作，应该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在这些具体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还没有系统的成果，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务实地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海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分析[J].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2).
[2]王海燕.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诸国经贸合作中的定位[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2).
[3]王海燕.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4]唐艳辉，陈海威.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J].国际经贸探索，2004(6).
[5]顾华详.新疆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2006(3).
[6]任华.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便利与前景——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J].国际贸易，2006(7).
[7]钱勇.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广阔[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9).
[8]刘志勇.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对策[J].国际经贸探索，1994(6).
[9]宋戈平，孟春舫.试论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J].人文地理，1997(3).
[10]王圳，申金升.论发展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J].中国软科学，1999(12).
[11]鲍敦全，何伦志.中国与中亚五国技术经济合作研究：新疆案例[J].世界经济文汇，1995(5).
[12]姚勤华.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和深化[J].东欧中亚研究，1998(6).
[13]赵常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关系[J].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1).
[14]徐宣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15]刘建蒲.关于新疆开拓中亚市场的对策研究[J].新疆财经，2000(1).
[16]徐进欣.深化经济互补性合作促进与中亚国家地区外经贸可持续发展[J].新疆金融，2007(5).
[17]胡颖，李道军.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贸易竞争力与贸易互补性研究[J].商业研究，2006(17).
[18]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课题组.新疆喀什与中亚国家周边地区经济互补性的领域项目及金融配套支持情况调查[J].新疆金融，2007(5).
[19]高志刚.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技术对接[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3).
[20]方然友.点对点的追寻：新疆与中亚国家周边地区的经济互补——新疆金融学会课题组赴喀什、克孜勒苏调研综述[J].新疆金融，2007(5).
[21]李琪.“丝绸之路”的新使命：能源战略通道一一我国西北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与安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2]明庭权，韩学峰.21世纪中国石油安全与中国中亚石油战略[J].兰州学刊，2004(5).
[23]蒋新卫.中亚石油地缘政治与新疆建设能源安全大通道探析[J].新疆社会科学，2007(1).
[24]贺湘焱，计芳君.新疆与中亚石油合作发展问题探析[J].新疆财经，2006(6).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1、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不够稳定，结构过于单一。一方面表现在市场不够稳定，1998年新签合同额11773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长幅度6.8个百分点，呈放慢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结构单一，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北非等地区，效益普遍不高，而发达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其市场难以打入。
2、投资管理不力，效益不够理想。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有些公司随意投资，到处撒钱，变成以多种经营为主，主业为辅的局面。由于多头投资，资金分散，而且投资可行性研究不够，致使大量资金沉淀，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资都难于收回。境外投资缺乏制约，管理混乱，也是效益不好的一个原因。个别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近几年，外经企业营业额每年递增都在10%以上，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都大大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甚至是负增长。外经企业1997年同1996年相比，资金投入增长了40%，但同期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重规模、重速度、轻效益、轻管理的思想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经企业由于一味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多头投资，造成资金愈发紧张和管理上的失控，导致发生项目巨额亏损。
3、资金问题制约着外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今国际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条件越来越苛刻，带资承包项目非常普遍，能为业主解决项目资金往往成为夺标的关键。目前外经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达近73%.由于资金匮乏，导致外经企业不得不放弃许多很好的项目。外经企业资金紧张，从自身因素来分析，那就是有的企业内部资金调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导致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呆滞。
4、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效益的好坏是企业业务部门的事，与财务部门无关，财务部门只负责记帐算帐，这种思想导致了重业务轻财务轻管理。个别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一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核算不实，成本费用控制不严，资金周转慢，资产流失严重。
5、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待提高。一般而言，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中，对外承包工程等业务体力劳动的成分较大，因此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而设计咨询业务脑力劳动成分较大，需要的知识水平较高、科技含量相对较高。1998年我国科技含量较低的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所占比重最大，均占到76%以上，说明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处于较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今后外经企业发展的方向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不仅肯定了外经企业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后外经企业发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上述出现的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努力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1、稳定老市场，努力开拓新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早在90年代初，我国有关部门就提出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等种种原因，市场多元化战略落实尚不够到位，收效也不大。市场问题是对外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对外经济合作首先必须巩固住已占有的亚洲、非洲市场，没有巩固就谈不上发展；其次，国家要大力支持新市场的开拓，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和深度拓展美欧日等市场。
同时，国家可以给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优惠的财税政策、建立市场开发风险基金或帮助培训市场开发人员等措施，加速实现市场多元化。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方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重点是要抓好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带动企业的全面科学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也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一方面，财务管理活动涉及到企业的供、产、销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可以为企业生产管理、经营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准确完整的基础资料。其次，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最终都要反映到财务成果上来。特别是财务成果体现的数字和情况更具有权威性，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是硬碰硬的。由于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抓好内部财务管理，就能带动企业的全面科学管理。
加快实现“两个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特别是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从成立起，一直享受优惠的政策，从“九五”开始，为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国家将进一步清理优惠政策，特别是清理减免税优惠，这将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企业自身的困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具迫切性。解决企业困难问题，主要靠企业眼睛向内，坚决反对乱铺摊子，在资金投入时要做好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分析，要特别注意强化企业的投资管理，有效控制企业的投资总量，严格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审批制度，切实提高投资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拓展筹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企业资金来源无非有两种，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对于自有资金，只有企业加强管理和运营，利润增加了，才能增加自有资金的数量；借入资金对于企业更具重要意义，首先要充分利用开素发展的资本市场，其次应建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充分利用银行的信贷资金。
资金的筹集是基础，而资金的管理是根本。加强资金管理，一要牢固树立资金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的观念，企业领导要重视财务管理工作，要支持财会人员的工作；二要建立起适合外经企业经营特点的资金运行管理机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集团公司应积极筹划设立财务公司，不具备成立财务公司条件的众多外经企业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设立企业内部结算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通过对资金的集中管理，合理调度，加强对企业的重点业务、重点项目的投入，使最少的投入资金获取最大的收益；三要加强对投资的监督、制约。外经企业要建立起投资制约机制，坚持重大项目立项由集体审议，并加强项目立项后各环节的有效管理，使投资项目安全有效。
4、加强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任何一项事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人。人员素质低下，一方面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国向技术含量高的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
(一)概念界定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指在两国边境附近划定特定区域，赋予该区域特殊的财政税收、投资贸易以及配套的产业政策，并对区内部分地区进行跨境海关特殊监管，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此聚集，实现该区域加快发展，进而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两国接壤边境地区间的一种紧密合作机制。根据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特点和优势，在边境贸易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基础上，将海关特殊监管和营造良好产业合作政策环境结合起来，通过边境两边地区的对接，实现边境地区两边的充分互动和优势互补，进而带动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跨境设立使得其不同于国内的特殊经济区域，而明确的地理范围、特殊的管理模式、优惠的区域政策又使得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次区域合作和跨境经济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区是接壤国家边境地区跨境合作的集中体现，根据边境地区条件的不同，在发展步骤和功能分区上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二)选择原则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选择通常应该考虑如下原则：一是跨境双方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跨境地区合作愿望强烈。二是选在口岸的附近，历史上长期进行跨境往来的长期历史积淀，目前也在进行边境贸易和边境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跨境经济活动。三是口岸所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能够为合作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腹地支撑。
(二)发展路径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需要接壤边境地区的配合与互动，需要接壤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协调，因此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路径可以有两种：
一是以依托边境口岸的单方规划起步，吸引或鼓励对方边境地区也采取相应的政策，然后通过国家间谈判和签署协议实现两个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对接运作。目前我国在中越边境城市凭祥市和中俄边境城市绥芬河市设立了综合保税区，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奠定了第一步。但以此形式建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存在未来双方区域及功能对接的问题，需要在起步阶段就做好双方的沟通协调工作。
二是直接通过两国中央政府谈判和签署协议，划定边境两边一定区域共同规划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我国的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和珠澳跨境工业区就是以此形式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没有先例和成熟的模式可以遵循，以此形式建立起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在管理和运行上往往会遇到不可预知的难题和风险，从而延缓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进程，影响跨境经济合作区功能的发挥。
(三)障碍因素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面临许多障碍。
1让渡的敏感性
一般来说，国家对边境都有十分严格的管辖和控制。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是接壤国家边境地区，在突破边境对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合作，涉及人流、物流的管理，涉及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管理，必然会需要国家间的相互让渡。而国家的让渡十分敏感和困难，需要国家间友好的政治关系和高度的相互信任为保障。这就增加了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难度。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更高程度的区域经济合作必然会涉及的让渡和共享。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2跨境运作的复杂性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运作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在海关有效监管、产业规划、标准一致化、行政司法管理等方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尤其需要两国间达成一致，需要在摸索中逐渐解决。如果程序过于繁琐，将会造成“意大利面碗”效应，增加行政和交易成本，束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能显现合作区的建设效应。
在过去对外开放三十年中，我国积累了各类特殊经济园区运作的丰富经验。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是在我国已有特殊经济园区的基础上，根据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边境地区的特点而做出的新举措，有效吸取了以往经济园区的运作模式。同时，国际上众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运作也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3自贸区建设的抵消性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与东盟十国间将逐渐实现零关税，在服务、投资领域相互开放的程度也日益提高。因此，在整个自由贸易区之中再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突破的政策空间有限，保税等政策效应将被零关税抵消。
跨境经济合作区并不是简单的保税监管区域。一方面，由于边境地区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不佳，必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企业引导等多种方式，高起点打造地区间合作的新平台，为产业的培育、集聚和辐射提供条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深入，更高程度的区域经济合作必然会涉及到人员、车辆、货物的更自由流动。标准的统一等各种非关税壁垒，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可以起到先行的示范作用。
二、建立红河－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基础条件
根据跨境经济合作区选择的原则，河口一老街口岸所在的中国云南省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具备条件率先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即便与我国目前已经建设和拟建设的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俄绥芬河一波格拉尼奇内贸易综合体相比，建立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条件也非常优越，发展前景甚为广阔。
(一)口岸发展
河口口岸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河口县城内。老街口岸位于越南老街省省府所在地——老街市，是越南全国位于省中心的唯一国际口岸。河口一老街口岸隔南溪河、红河相望，是滇越铁路、昆河公路、红河航道与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铁路、公路、航道连接的交通枢纽。河口一老街口岸距昆明469公里，距越南首都河内296公里，距越南北方最大港口——海防港416公里，是一个集铁路、陆路和水路为一体，通往越、老、柬等东南亚国家的枢纽口岸。
根据中越两国政府达成的建设“两廊一圈”的共识，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南北长约1000公里，范围涉及云南四州市及越南北方四省。河口一老街口岸正处于“走廊”中心位置，北连国内13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南接越南及其背后4.6亿人口的东盟国际市场，是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结合部，是“昆河经济走廊”的咽喉，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云南省重要的桥头堡。
(二)口岸区发展
河口口岸所在地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红河州东南端，南与越南老街省相邻，国境线长193公里，是云南省对越南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和主要通道，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通往南亚、东南亚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老街口岸所在地越南老街市是老街省省府所在地，是老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以来两国人民通过民间交往已经形成了天然的纽带，边境贸易、边民互市不断发展，人员频繁往来。近年来，随着双方城市建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河口县与老街市已经形成了“两国一城”的发展现状。
1边境经济合作区蓬勃发展
作为中越两国的边境地区，河口县与老街市的发展一直受到两国政府的重视，都设立了边境特殊经济区，享受特殊的扶持政策。以园区带动当地的发展。在河口县，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在《关于设立畹町市、河口瑶族自治县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批复》中批准设立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目前累计投入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资金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区内道路以及水、电、通讯等工程项目建设日臻完善。老街市方面，从1997年开始，越南陆续在中越边境越方一侧的芒街、新清、驮龙、老街、马鹿塘等口岸建立口岸经济区并给予政策优惠。老街省口岸经济开发区包括属于老街市的老街、谷罗、沿海、新浦、金新、万和、同选等乡；宝胜县、本垡乡的那模村；蒙姜县的蒙姜乡。
2对接经济区建设初具规模
在已有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基础上，为更充分的发挥口岸功能，发展口岸经济，目前河口县和老街市都沿边境线两边划出了一定区域，为对接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做准备。2006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云南省发改委批复了“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规划”项目。河口国际口岸区以对外贸易功能为主体，同时具有一定城市职能，是能体现浓郁民族特色和优美热带风光的现代化高效的国际口岸区，规划总面积为2，85平方公里，口岸区内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2006年，云南省财政通过追加预算方式，一次性给予2000万元人民币补助，专项用于口岸联检楼和北山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他基础设施和竞争性项目，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和招商引资等市场化方式，多渠道筹资建设。为与河口的国际口岸区相对应，越南老街也设立了金城商贸区，面积为50公顷。金城商贸区内可以进行买卖、展览、商品介绍、转口贸易、初加工、货物包装、娱乐、酒店、旅馆、仓库租住、银行、保险等经营活动。
3合作平台不断增多
目前河口县与老街市以及红河州与老街省之间的合作除被纳人多层次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中之外，合作平台也不断增多。河口县和老街市围绕口岸运行与当地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双边会晤机制。双方定期和不定期会晤，就涉及口岸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及时解决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旅游、交通、电信、文、教、体、卫、司法互助等方面的问题，加大双方交往力度，加深友谊，提高双边的对外开放水平。2006年6月，中国河口与越南老街结为友好城市，这是中越两国第一对边境友好城市，它为中越双边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轮流在河口和老街举办的中越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也使得河口与老街逐渐成为中越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和昆河经济走廊发展的各类要素聚集区和交流平台。
(三)口岸腹地发展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与老街省是河口口岸和老街口岸的腹地地区。该腹地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互补性强，且双方合作愿望强烈。
1经济发展迅速
红河州与老街省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并设立了多个经济园区，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国境线长848公里，是云南省发展与越南经贸往来的重要地区。从2003年至2007年，红河州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年均增长11.8％。2008年全州实现生产总值(GDP)51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7年增长10％。红河州的园区经济蓬勃发展。其中，红河工业园区自2003年11月启动建设以来，园区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43.3亿元，年平均增长39.6％，销售收入240.5亿元，年平均增长38.8％，工业增加值44.1亿元，年平均增长33％，上缴税收10.1亿元，年平均增长26.7％，完成进出口总额5.48亿美元，产业建设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效益不断提高。
老街省是越南北部边界山区省，由于执行越南口岸经济区管理政策和越南国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老街GDP连年增长，增幅达到12－13％，2007年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更分别达到700万和1万亿越南盾(按1元人民币兑2100越盾，分别折合人民币3333元和4.76亿元)。老街省境内也设立了多个工业园区，如升龙工业区、沿海北工业区、新坡东南方工业区等，打造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2经济互补性强
红河州与老街省在资源等产业有相当强的互补性。以矿产资源加工为例，红河州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产业的生产加工能力较强，目前具有50多万吨的有色金属生产能力，近200多万吨的化工生产能力，以及科技含量较高的生物资源加工能力。老街省矿产资源丰富，红河州从老街省进口原料加工后出口的潜力巨大，老街省的铁矿、磷矿、铜矿是红河州企业开发和进口资源性产品的重点。在农产品深加工、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方面，红河州与老街省的合作空间也十分巨大。
3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强烈
中国和越南的地方政府对跨境开展合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2005年9月，红河州政府与老街省人民委员会正式签署《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方案》，以河口国际口岸区和金城商贸区对接为起点，逐步向各自国内其他地区延伸，从而建立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2008年3月，越南政府总理了《关于颁布老街省老街口岸经济区管理制度的决定》，正等待中国一方做出回应和相应的安排。
三、建立红河一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方案设计
按照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相关概念，以及红河州和老街省具体的基础条件，红河一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可以按照如下方案进行。
(一)发展思路
把“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昆河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合作项目推进，提高边境地区合作效率，大幅度提升滇越贸易投资自由度，以优惠的园区政策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投资，聚集经济资源，壮大经济实力，尽快建成昆河经济走廊上的重要增长极，建设成为连接中国西南部地区与越南和东盟各国贸易物流的中转枢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纽带，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二)发展路径
鉴于昆河经济走廊建设和货物流通的现实需要，以及红河州和老街省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科技研发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薄弱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现状，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在产业发展上应以服务业先行，包括物流运输、仓储加工、金融服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餐饮住宿、旅游观光等生活服务业；以服务业的率先发展，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向该区域集聚，从而充分发挥红河与老街的资源和产业互补优势，促进各自优势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边境地区的发展繁荣，边境居民的脱贫致富。
在主导产业发展上，依托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机遇和口岸功能的发挥，大力发展物流业，以物流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依托能源资源丰富的优势和经济互补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业，以加工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
在合作园区设置上，先行设置核心的“贸易物流园区”，在聚集了一定的生产要素之后再设置“特色产业园区”，并不断将合作的地域范围扩大，以“点”、“线”、“带”的形式实现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
在吸引投资目标上，以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物流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为主，主要承接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吸引东南亚国家及欧美日等国家的企业来此投资；大力扶持引导本地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实施步骤
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分为核心区和扩展区两个部分，并采取“三步走”的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启动阶段)：重点以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与越南金城商贸区共建“贸易物流园区”，作为中越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区。实行“两国一区、封闭运作、境内关外、自由贸易”的管理模式，使之成为国际大通道建设的中转站和服务区，发挥口岸的对接功能，以鼓励扩大边境贸易和一般贸易规模，积极推进开展过境和转口贸易。
第二阶段(扩展阶段)：将合作的范围扩展到中国红河州和越南老街省范围内，作为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扩展区。以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和红河工业园区与越南老街口岸经济区(金城商贸区、老街北沿海工业区、老街新坡东南方工业区、老街国际口岸区)和腾龙工业区、贵沙矿区为重点共建贸易和工业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经济合作区，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园区”。中方规划总面积67.85平方公里，越方规划总面积62平方公里，双方合计规划面积129.85平方公里。该合作区在第一阶段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双边的合作，重点发展产业合作，充分利用红河州和越南老街省产业发展存在的层次梯度和互补性的有利条件。选择双方的优势产业互补合作，全面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产业合作管理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协调、分工合作、互惠互利”的模式。
第三阶段(延伸阶段)：依托昆河海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经济合作区的全面发展。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贸易和产业合作向昆老河海经济走廊的中越双方各主要省、市延伸，昆老河海经济走廊双方省市、州市的贸易和工业产业又支撑和推动经济合作区的稳定发展。在第一、第二阶段合作的基础上，扩大优势产业、技术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社会事业等的合作。在昆老河海经济走廊的中越双方重要省市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双边的优势，通过加强产业、资源、能源、贸易、社会等重点领域的建设和合作，使双方的资源得到有效互补，产业得到最佳配置，贸易得到合理整合，促进双边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四)核心区建设
1地理范围
中越两国边境线各自一侧的毗邻地区构成并共同建设，用围栏封闭并由跨境交通工具通道相互连接的封闭区域，分别由中国红河州河口县的2.85平方公里国际口岸区和越南老街省老街市的2.5平方公里金城商贸区对接而成，隔红河相望，由中越红河公路大桥连接，合计5.35平方公里。
2功能定位
核心区是同时具备保税区、专用口岸等“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的区域，是推动中越经贸合作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跨国高端合作平台。
(1)物流服务功能。依托口岸优势和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发挥其物流中转站功能，使越南产品快速进入国内市场以及国内产品快速出口到越南，又可以方便地转口去其他国家，有利于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同时通过产生聚集效应，使众多大型企业的物流中心集结在此，带动区域仓储业、运输业、贸易业、金融业、信息业等多种服务业的发展。
(2)货物交易功能。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可建立大型的商品展示场馆，使国内客户不出国门就可以在区内直接地观摩世界各国的商品，并可以在看样后当即签订合同，办理进口手续；境外客户也可以在区内看样后与国内企业签订出口合同。商贸结合型或单纯贸易型的企业都可以利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区域优势和物流设施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等业务。
3管理模式
核心区是两国海关共同特殊监管的区域。在“一站式”通关的基础上，中越两国将“一关两检”进出境查验机构退至跨境合作区入口处，进行“二线”管理，充分体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人区退税”的政策。河口、老街双方各自在金城、北山成立管理委员会，由双方交通、海关、公安、边防、检验检疫、口岸、商务等单位共同组成。双方管理委员会实行经常性会晤，相互配合，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解决合作区内的问题。
(1)人员车辆管理。中越两国公民、第三国公民及车辆可以在合作区内跨境自由流动。中越两国公民、第三国公民凭借中越两国认可的有效证件，可免签在合作区内停留15天，但不得进入该296公里，距越南北方最大港口——海防港416公里，是一个集铁路、陆路和水路为一体，通往越、老、柬等东南亚国家的枢纽口岸。
根据中越两国政府达成的建设“两廊一圈”的共识，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南北长约1000公里，范围涉及云南四州市及越南北方四省。河口一老街口岸正处于“走廊”中心位置，北连国内13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南接越南及其背后4.6亿人口的东盟国际市场，是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结合部，是“昆河经济走廊”的咽喉，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云南省重要的桥头堡。
(二)口岸区发展
河口口岸所在地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红河州东南端，南与越南老街省相邻，国境线长193公里，是云南省对越南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和主要通道，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通往南亚、东南亚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老街口岸所在地越南老街市是老街省省府所在地，是老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以来两国人民通过民间交往已经形成了天然的纽带，边境贸易、边民互市不断发展，人员频繁往来。近年来，随着双方城市建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河口县与老街市已经形成了“两国一城”的发展现状。
1边境经济合作区蓬勃发展
作为中越两国的边境地区，河口县与老街市的发展一直受到两国政府的重视，都设立了边境特殊经济区，享受特殊的扶持政策。以园区带动当地的发展。在河口县，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在《关于设立畹町市、河口瑶族自治县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批复》中批准设立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目前累计投入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资金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区内道路以及水、电、通讯等工程项目建设日臻完善。老街市方面，从1997年开始，越南陆续在中越边境越方一侧的芒街、新清、驮龙、老街、马鹿塘等口岸建立口岸经济区并给予政策优惠。老街省口岸经济开发区包括属于老街市的老街、谷罗、沿海、新浦、金新、万和、同选等乡；宝胜县、本垡乡的那模村；蒙姜县的蒙姜乡。
2对接经济区建设初具规模
在已有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基础上，为更充分的发挥口岸功能，发展口岸经济，目前河口县和老街市都沿边境线两边划出了一定区域，为对接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做准备。2006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云南省发改委批复了“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规划”项目。河口国际口岸区以对外贸易功能为主体，同时具有一定城市职能，是能体现浓郁民族特色和优美热带风光的现代化高效的国际口岸区，规划总面积为2，85平方公里，口岸区内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2006年，云南省财政通过追加预算方式，一次性给予2000万元人民币补助，专项用于口岸联检楼和北山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他基础设施和竞争性项目，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和招商引资等市场化方式，多渠道筹资建设。为与河口的国际口岸区相对应，越南老街也设立了金城商贸区，面积为50公顷。金城商贸区内可以进行买卖、展览、商品介绍、转口贸易、初加工、货物包装、娱乐、酒店、旅馆、仓库租住、银行、保险等经营活动。
3合作平台不断增多
目前河口县与老街市以及红河州与老街省之间的合作除被纳人多层次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中之外，合作平台也不断增多。河口县和老街市围绕口岸运行与当地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双边会晤机制。双方定期和不定期会晤，就涉及口岸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及时解决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旅游、交通、电信、文、教、体、卫、司法互助等方面的问题，加大双方交往力度，加深友谊，提高双边的对外开放水平。2006年6月，中国河口与越南老街结为友好城市，这是中越两国第一对边境友好城市，它为中越双边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轮流在河口和老街举办的中越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也使得河口与老街逐渐成为中越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和昆河经济走廊发展的各类要素聚集区和交流平台。
(三)口岸腹地发展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与老街省是河口口岸和老街口岸的腹地地区。该腹地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互补性强，且双方合作愿望强烈。
1经济发展迅速
红河州与老街省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并设立了多个经济园区，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国境线长848公里，是云南省发展与越南经贸往来的重要地区。从2003年至2007年，红河州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年均增长11.8％。2008年全州实现生产总值(GDP)51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7年增长10％。红河州的园区经济蓬勃发展。其中，红河工业园区自2003年11月启动建设以来，园区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43.3亿元，年平均增长39.6％，销售收入240.5亿元，年平均增长38.8％，工业增加值44.1亿元，年平均增长33％，上缴税收10.1亿元，年平均增长26.7％，完成进出口总额5.48亿美元，产业建设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效益不断提高。
老街省是越南北部边界山区省，由于执行越南口岸经济区管理政策和越南国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老街GDP连年增长，增幅达到12－13％，2007年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更分别达到700万和1万亿越南盾(按1元人民币兑2100越盾，分别折合人民币3333元和4.76亿元)。老街省境内也设立了多个工业园区，如升龙工业区、沿海北工业区、新坡东南方工业区等，打造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2经济互补性强
红河州与老街省在资源等产业有相当强的互补性。以矿产资源加工为例，红河州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产业的生产加工能力较强，目前具有50多万吨的有色金属生产能力，近200多万吨的化工生产能力，以及科技含量较高的生物资源加工能力。老街省矿产资源丰富，红河州从老街省进口原料加工后出口的潜力巨大，老街省的铁矿、磷矿、铜矿是红河州企业开发和进口资源性产品的重点。在农产品深加工、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方面，红河州与老街省的合作空间也十分巨大。
3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强烈
中国和越南的地方政府对跨境开展合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2005年9月，红河州政府与老街省人民委员会正式签署《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方案》，以河口国际口岸区和金城商贸区对接为起点，逐步向各自国内其他地区延伸，从而建立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2008年3月，越南政府总理了《关于颁布老街省老街口岸经济区管理制度的决定》，正等待中国一方做出回应和相应的安排。
三、建立红河一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方案设计
按照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相关概念，以及红河州和老街省具体的基础条件，红河一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可以按照如下方案进行。
(一)发展思路
把“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昆河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合作项目推进，提高边境地区合作效率，大幅度提升滇越贸易投资自由度，以优惠的园区政策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投资，聚集经济资源，壮大经济实力，尽快建成昆河经济走廊上的重要增长极，建设成为连接中国西南部地区与越南和东盟各国贸易物流的中转枢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纽带，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二)发展路径
鉴于昆河经济走廊建设和货物流通的现实需要，以及红河州和老街省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科技研发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薄弱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现状，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在产业发展上应以服务业先行，包括物流运输、仓储加工、金融服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餐饮住宿、旅游观光等生活服务业；以服务业的率先发展，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向该区域集聚，从而充分发挥红河与老街的资源和产业互补优势，促进各自优势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边境地区的发展繁荣，边境居民的脱贫致富。
在主导产业发展上，依托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机遇和口岸功能的发挥，大力发展物流业，以物流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依托能源资源丰富的优势和经济互补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业，以加工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
在合作园区设置上，先行设置核心的“贸易物流园区”，在聚集了一定的生产要素之后再设置“特色产业园区”，并不断将合作的地域范围扩大，以“点”、“线”、“带”的形式实现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
在吸引投资目标上，以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物流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为主，主要承接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吸引东南亚国家及欧美日等国家的企业来此投资；大力扶持引导本地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实施步骤
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分为核心区和扩展区两个部分，并采取“三步走”的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启动阶段)：重点以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与越南金城商贸区共建“贸易物流园区”，作为中越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区。实行“两国一区、封闭运作、境内关外、自由贸易”的管理模式，使之成为国际大通道建设的中转站和服务区，发挥口岸的对接功能，以鼓励扩大边境贸易和一般贸易规模，积极推进开展过境和转口贸易。
第二阶段(扩展阶段)：将合作的范围扩展到中国红河州和越南老街省范围内，作为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扩展区。以中国河口国际口岸北山片区和红河工业园区与越南老街口岸经济区(金城商贸区、老街北沿海工业区、老街新坡东南方工业区、老街国际口岸区)和腾龙工业区、贵沙矿区为重点共建贸易和工业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经济合作区，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特色产业园区”。中方规划总面积67.85平方公里，越方规划总面积62平方公里，双方合计规划面积129.85平方公里。该合作区在第一阶段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双边的合作，重点发展产业合作，充分利用红河州和越南老街省产业发展存在的层次梯度和互补性的有利条件。选择双方的优势产业互补合作，全面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产业合作管理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协调、分工合作、互惠互利”的模式。
第三阶段(延伸阶段)：依托昆河海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经济合作区的全面发展。红河老街经济合作区的贸易和产业合作向昆老河海经济走廊的中越双方各主要省、市延伸，昆老河海经济走廊双方省市、州市的贸易和工业产业又支撑和推动经济合作区的稳定发展。在第一、第二阶段合作的基础上，扩大优势产业、技术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社会事业等的合作。在昆老河海经济走廊的中越双方重要省市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双边的优势，通过加强产业、资源、能源、贸易、社会等重点领域的建设和合作，使双方的资源得到有效互补，产业得到最佳配置，贸易得到合理整合，促进双边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
(四)核心区建设
1地理范围
中越两国边境线各自一侧的毗邻地区构成并共同建设，用围栏封闭并由跨境交通工具通道相互连接的封闭区域，分别由中国红河州河口县的2.85平方公里国际口岸区和越南老街省老街市的2.5平方公里金城商贸区对接而成，隔红河相望，由中越红河公路大桥连接，合计5.35平方公里。
2功能定位
核心区是同时具备保税区、专用口岸等“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的区域，是推动中越经贸合作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跨国高端合作平台。
(1)物流服务功能。依托口岸优势和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发挥其物流中转站功能，使越南产品快速进入国内市场以及国内产品快速出口到越南，又可以方便地转口去其他国家，有利于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同时通过产生聚集效应，使众多大型企业的物流中心集结在此，带动区域仓储业、运输业、贸易业、金融业、信息业等多种服务业的发展。
(2)货物交易功能。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可建立大型的商品展示场馆，使国内客户不出国门就可以在区内直接地观摩世界各国的商品，并可以在看样后当即签订合同，办理进口手续；境外客户也可以在区内看样后与国内企业签订出口合同。商贸结合型或单纯贸易型的企业都可以利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区域优势和物流设施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等业务。
3管理模式
核心区是两国海关共同特殊监管的区域。在“一站式”通关的基础上，中越两国将“一关两检”进出境查验机构退至跨境合作区入口处，进行“二线”管理，充分体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人区退税”的政策。河口、老街双方各自在金城、北山成立管理委员会，由双方交通、海关、公安、边防、检验检疫、口岸、商务等单位共同组成。双方管理委员会实行经常性会晤，相互配合，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解决合作区内的问题。
(1)人员车辆管理。中越两国公民、第三国公民及车辆可以在合作区内跨境自由流动。中越两国公民、第三国公民凭借中越两国认可的有效证件，可免签在合作区内停留15天，但不得进入该区以外的地方。
(2)货物往来管理。对中越双方各自从国内进入合作区的货物视同出口，实行退税；对从合作区进入各自国内的货物视同进口，按一般贸易税收管理规定办理。区域内商品之间交易不征收消费税和增值税。对合作区展示的进口商品，海关按保税货物进行监管，不需交纳关税抵押金，不受展示时间限制，只需在海关登记备案即可。对合作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除实行出口被动配额管理外，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3)行政司法管理。合作区各自一侧受本国的司法管辖，适用本国现行法律及有关国际条约、中越协议。
(五)扩展区建设
扩展区的建设主要侧重于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利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昆河经济走廊建设的有利时机，为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消除标准不统一、对人员车辆流动的限制等各种非关税壁垒，实现区域内经济优势互补和资源的最佳配置，提升区域整体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1地理范围
初期，中国红河一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扩展区包括中国红河州和越南老街省的整个行政区划，重点发展区域为该区域内已有的特殊经济园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向昆河经济走廊的两端延伸。
2功能定位
在扩展区内发展加工制造业，主要包括原材料在越以及市场在中越两方的加工工业。企业可以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内方便地使用内地的技术、资金和境外的原材料组织生产，而产品则可以供应内地和越南及东盟两个市场。
扩展区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利用自贸区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和边境地区的潜在优势，加速推进接壤边境地区的发展，充分展现自贸区建设效应，并将进一步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在该地区先行先试。
3发展目标
承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加工基地，着重发展能源合作、矿产资源合作、农林产品的加工合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深加工，在延伸产业链中分配和布局产业加工链，实现贸易和产业的对接。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区提供物流货物，确保核心区的物流量和功能的充分发挥。在自由贸易体制、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合作。
4管理模式
扩展区的管理采取立足本区域的开放管理模式。扩展区不封闭，允许人流、物流在区域内外的自由进出，跨境按正常手续办理。
(1)人员车辆管理。允许对方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在老街省和红河州辖区内行驶，在办理边境通关手续之后，坚持同一口岸进出的原则，在当天返回，以促进红河州与老街省之间货物和人员的自由往来。辅助建设中越公路运输电子联网系统，对进出口岸的车辆情况记入系统，便于各自交通管理部门随时查询和监管。
(2)产业合作管理。产业合作坚持“统一规划”，在原有特殊经济园区的基础上发展“特色产业园区”。参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做法，中越两国政府达成协议，赋予“特色产业园区”产业发展的促进政策和优惠待遇。
任何一个论文都要有严格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才能让论文形成一个完整的骨架。而经济学论文由于兼具了数学、文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论证逻辑要求更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学专业毕业生而言，想要写好毕业论文或者经济学期刊论文，首先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必须的。
经济论文分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经济论文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和写作对象。提高宏观经济效果，主要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水平.
写作经济论文需要注意它本身的一些基本特征:
1.科学性.即必须符合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上有指导意义;
2.政策性。即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3.实用性.即体现出经济工作的实际效益，能产生实用价值;
4.可读性。即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论文的观点。在加强分析、找出理论依据的条件下或用已知熟悉事物去解释和说明未知的新观点、新做法，或用形象来说明抽象，用具体来说明概括。这就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简单介绍，希望同学们掌握。
经济论文基本特征:经济论文是指一般在论述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文章.这种文章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主题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国民经济总体。其语言的运用也必须符合经济活动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不是违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跟自然规律有不同的地方。自然规律并不要求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而经济规律却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人们在行动中运用经济规律，常常是以认识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把人们的行动化为书面语言，即形成了经济论文这种文章形式。正确地表达社会主义各种经济规律，是写作经济论文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 国际经济合作 本土文化 多元文化 和谐社会
“纯经济论”在通向一条局限之路。经济霸权主义，种族歧视，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信仰的垄断正在反映商品经济的特性, 并日益加深人类生存空间的矛盾、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然而, 我们隐约可见另外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其发展态势不可逆转，这一极力量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动态平衡和协调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化生产力是经济科学的灵魂。各民族多元文化正在形成人类的共识, 并孕育着一个社会经济共同繁荣的文明世界。合作经济、互助经济, 个体经济, 微型信贷经济甚至异货贸易经济一直扮演着平衡的力量和不容置疑的角色。一个和谐的全球化世界正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扶持被遗忘的弱者群体, 弘扬着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众多的国家、民族所构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文化资源，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而用一种垄断文化取而代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寓于各民族多元文化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不能用单一的商品价值观来衡量。面对一个充满矛盾加剧的世界：战争、地区冲突、社会犯罪、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伦理与文化多元性正在打破单一的垄断经济理念。我们在此分析的方法论完全针对“纯经济论”而强化对人文科学的理解。“我们方法论的共性是借助于被淡忘的人文科学，即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交际人种志学和语言学”。吉尔特 贺佛思德（Geert HOFSTEDE）同样主张与多种价值体系相结合的文化模式，反对 “唯经济论 ” 的模糊性，等级制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经济学界在南北合作的最新理念中强调经济的发展应重视人文科学，哈桑 扎乌尔(Hassan ZAOUAL)批判国际经济合作及地方分权合作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市场经济模式，他在“经济发展信仰论”中第一次提出“本土文化论”，强调经济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面对单一的先天性畸形的商品经济，“本土文化论”明确提出经济机制的多元性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源泉。
建立在纯市场经济机制与自然选择法则上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考虑全球性商业行为的存在与发展。新古典主义结构理论即便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平衡，然而，尚未摆脱“总平衡机制范畴”的局限性。根据总平衡理论的定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概念认为各种行政机构必须服从自然法则，该理论以五项原则为依据：“即价格的弹性（不含心理因素）；经济行为的理性（不含人类学因素）；不考虑经济行为的时间性（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考虑平衡与失衡间的联系（地理环境）；货币地位中立性（不含文化因素）”。这种完全市场化的总平衡机制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因为它同样是“纯经济论”的翻版，以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最终形成社会的失衡发展。从这一角度考虑，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共同信仰的建立将形成另一个经济平衡的砝码，规范并支配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正如克尼 罗兰(Granier ROLAND)所说：“文化发展是实现市场繁荣和文明社会的最佳途径”。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豆制品，而欧洲人喜欢奶制品，对两种产品的亲疏只能反映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各异。作为民族的文化信仰，奶牛在印度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加以保护，而在法国奶牛的研究与开发是因为它具有经济和食用价值。为什么穆斯林女性喜欢头带面纱，而西方女性喜欢身穿裙子，女性穿戴方式上的各异只能反映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现象。尽管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上的差别，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不能构成威胁，那么，矛盾究竟来之何处呢？我们当今社会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国际合作中的危机不仅反映不同民族间在语言、历史和地源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主要地反映在不同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一部分是否加以保护。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而亚洲人善于运用宏观的视野思考和处理问题。在东西方的教育体制里都用学分来表示学生的成绩，东方人用百级分表示满分，而西方人则用二十分表示满分。另外，当您在法国市场采购商品和在中国市场采购商品时，不难发现法国人的找零方式采用逐一累计方式，而中国人找零方式则采用一次性的叠加方式。中国哲学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潜在性、滞后性和整体性，为此，中国人传统的经济思维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阴阳平衡理念，而且也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伦理因素。北大人文与地源学教授胡兆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引入市场经济里，他主张：“仁爱应面向所有消费者；道德应体现产品质量；诚信应考虑双方利益。生财应考虑协调合作”。“孔家思想的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与伦理道德上，孔子的以德治天下在外国人眼里，精神的力量就象北斗星一样，它有自己的定位，其它行星围绕着它旋转”。阿里思多德(ARISTOTE)说：“道德不从属于大自然，但也从不与大自然对立”。马克思 卡党马克(Max KALTENMARK)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总是位于伦理道德与治理艺术，哲学的思维主要在于人文科学，附以微量的玄学思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人文科学在中国从来都未与大自然分开过，显然，人类是动物界最聪明的群体，他的存在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如果说中国人受道教影响这一事实，其它思想流派则强调自然秩序的神秘关系，或者说人们能够与大自然保持直接联系”。中国人相信灿烂的民族文化，即文化与伦理价值是经济合作的灵魂。不能肯定在中国仍然存在孔子的社会结构，历史的发展已将这种社会结构淡忘，尽管某种儒家学说一直在渗透着这种精神面貌。中国人不仅仅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知识界的某种激进化削弱了这种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儒家学说是开拓未来之必须。海外华人传播着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扮演着民族文化的理想角色，它的文化价值可以和马克思理论相提并论。它也能在家庭、社会和经济范围内形成一个文化根基。尊崇伦理道德不能被否认”。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经济合作在中国人眼里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合作是建立友谊的过程，即便合作终止，友谊长常在。子贡问怎样实行仁道，孔子说：“工匠要想完成他的工作，一定要使他的工具锋利。我们居住在一个国家，就尊敬那些大夫中的贤人，与那些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论语 XV-9）。
诚然，人们需要相互了解，合作其间双方组织的参观、旅游、饮食、娱乐是不可缺少的。 除此之外，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空间的距离、语言的障碍同样需要相互理解。相反，“纯经济论”则主张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合作完全变成供需关系，利润高于一切。
经济合作无论是涉内还是涉外，文化交流是形成共同信仰与认知的前提条件。“人类从不缺少文化理念，他们使用那些改变事物形象的棱镜，在看待其他社会时也只能通过这些棱镜直观”。我们引用的上述佐证无一不说明民族文化的差异，且不说某种社会现象的善与恶，各民族文化在其跨文化交际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是，强权政治却藐视不同民族文化共荣与多元性，超级大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干预是对该国民族文化的践踏，导致社会的贫穷。军事干预的目的不在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民主，而在于寻求经济与战略出路。
以合作为主题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才是当代社会真正的人权。藐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谈世界政治民主毫无意义。目前，国家间、地区间发展的各种经济合作以公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与平衡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埃雷克 拜耶(Eric BAYE)和万桑 拜尔岱(Vincent BERTHET)在分析中国与欧盟合作时指出 ：“有谁对中国和他的民族文化了如指掌，有谁了解中国决策者的姓名，我们只知道法国、美国总统的名字。如今，在这个拥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大城市与法国巴黎的航运胜过以往罗马与柏林，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依然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看中国”。他认为欧盟同中国的合作缺乏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了解。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只要相互包容、理解，外交、投资及人权分歧都能迎刃而解，外交应容许媒体和非官方组织发挥作用。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为众多国际间合作提供了广泛的领域，本土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理解、包容的必要条件，人类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根文化与本土环境，离不开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认知体系。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不应该构成共同伦理认知的障碍。“文化交流比起简单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更具有生命力，文化的认可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定团结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反对战争、消灭贫穷、维护世界和平与生态平衡应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认知。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规范的伦理文化，文化交际从这里开始，经济科学才具有生命力。“宇宙的核心是建立神圣的和谐社会，人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于相互包容与共存，既完美的融合，普遍的善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资源，更主要的是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荣，既两者的结合形成科学的发展观。
结语
“纯经济论”抹杀了经济科学的人性化，加重了各种全球性危机。国际经济合作的关键强调弘扬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研究，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荣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教育的体系里。因此，内外合作的潜在力在于跨文化交际，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信仰、伦理体系，法律水准和风俗习惯。多元文化归属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并反映规范的伦理和共同信仰。任何强权政治都不能取而代之。
参考文献：
[1]Luc COLLES, 《Interculturel(didactique de l’-)》in Gilles FERROL et Cuy JUCQUOIS(sous la dir.) 《Dictionnaire de l’altérité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Armand Colin, Paris, 2003, p.354
[2]Mokhtar LAKEHAL, 《Dictionnaire d’économie contemporaine》, Libraire Vuibert, Paris.2000
[3]Cufucius,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us et des ses disciplies》, Introduction, traduction, notes et commentaires par André LEVY, Flamarion, Paris 1994, p.35
[4]Voir《Dictionnaire HACHETTE encyclopédique illustré》, ARMAND COLIN, Paris, p. 110 et Noêlla BARAQUIN,《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morale》, ARMAND COLIN, Paris 1998, op.cit, p. 33
[5]Voir Max KALTENMARD,《La philosophie chinoi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2, p.6
[6]CHEN Yan, docteur en histoitre, journaliste bilingueà RF1, enseignqnt histoitre de la Chine à l’Université paris Vii et géographieàl’Universitéde Lyon 3,《La Chine sans muraill？Se reconcilier avec l’histoire(Entretien) 》in Revue《CERAS》, Projet 278-janvier 2004
[7]Df.《Sagesse du confucianisme》in《Les Quatre Livres. Les See-Chou ou Les Quatre v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Avertissement,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Cuy RACHET》, France Loisir, Paris,1995,p.189
[8]Eric BAYE et Vincent BERTHET,《Echange avec la Chine, et aprè》 in Revue économique et Humaine, N°366, octobre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