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5:18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推广农业技术的主流大众媒介方式
以农业科教片为代表的影视媒介就是运用电视电影精彩的画面艺术表现手段，以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解决现实农业生产中需要的技术问题为目的，指向性和意识形态明确的，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种推广方式产生的作用特点是内容形象逼真、显示深刻、音像效应、容易理解、推广范围广、成本低。网络化推广媒介就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推广传播的形式。农业技术的推广也正在朝着网络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利用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表现为农业数据库、农业网站和专家系统。网络媒介可以数字化、全球化的传播推广农业技术信息，并且易储存、复制、检索、传播大量的、多样的信息，能够快速的运用多种媒体，交互式的兼容多种传播方式，可以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自由的加快农业技术推广速度，拓展农业技术推广的角度，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2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特点
通过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可以做到传播信息快，推广迅速且互动性强，可以有效的进行信息反馈。利用大众媒介平台可以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并且内容丰富多样，生动形象，简单易懂。由于电视、电脑普及率的提高，大部分农村居民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些设备接受到所传播的技术推广信息，农业技术可以声画并茂，图文兼备的快速传递出去，通俗易懂，让人们一看就能明白，从而提高了推广工作的效率。在利用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会改变农业受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促使农业受众逐渐形成信科学、靠科学、用科学的价值观念。在其取得的良好推广效果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农业受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生活积极性，提高其幸福指数。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农业受众通过大众媒介接受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影视艺术的审美享受，从而娱乐生活。
3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注意事项
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要注意其目的性和时效性。目的性就是指在选择推广媒介时要考虑技术推广的目的性，推广的内容决定推广的形式和载体。推广技术信息的内容长短，表达方式，理解的难易程度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要利用适合的媒介形式以保障达到推广的目的。对于农业技术信息而言，其有很强的时效性，对于推广者而言，要综合考虑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时差的因素，以保证选择适合当地有效的媒介形式推广农业技术要在有效的时限内发挥最大的效果。还要注意有的放矢性和因地制宜。在利用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推广对象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教育文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普及率，这些都决定了推广效果。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也存在巨大差异，各地的地理人文因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南米北麦，差异较大。因此在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做到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还要注意其科教性。推广的农业技术要具有科技含量和现实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具有推广价值；农业技术推广信息要具有科学和谨慎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推广内容要完整连贯；农业技术推广不要忽视其教育性和应用性，这是推广受众接受先进农业技术的前提。
4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现状
在现阶段的网络传播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介成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农业推广体系名存实亡，网散、钱断、人散，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真实现状写照。虽然现阶段在大力建设农业信息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开始注重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但是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主要还是依靠拍摄农业科教宣传片和开发农业技术信息系统等进行推广；在大力建设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推广新的农业科技应用，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背景下，大众媒介下的农业技术推广陷入了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人才缺乏的局面。现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推广体系和主体机构，对于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政府依然没有足够程度的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一种资本进入市场流通，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管理，十分混乱，导致了大量虚假信息的出现，这也是农业技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推广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使得信息市场真假难辨。
5总结
大众传媒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成功与否，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农业技术的推广信息传播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关于新的农业技术的信息能否顺利到达受众那里；受众能否理解所推广的技术信息，如果不能，那么推广工作就没有意义了，这也就是传播本身效果；推广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推广的技术是否得到了人们的利用，能否对农业产生实际的效益，提高生产率。在大力建设信息化、现代化农业的大背景下，农业技术推广必须插上大众传媒的翅膀，它能够将大量的技术信息快速的传递给广大农村受众，以产生最大化的实际效益。
作者：孔令智 袁振宁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关键词]麦克卢汉 媒介理论 技术决定论 人性
一、技术为什么产生
在《媒介即讯息》一书中,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并不是产生于意见和观念的层次上,而是体现在它悄悄地、毫无抗拒地改变感觉比例或知觉形式。”作为一个泛媒介论者,麦克卢汉所理解的媒介要比其他传播学者宽泛得多。他以铁路、飞机为例证说:“铁路并未给人类社会引入流动或交通运输或公路,但却使人类先前的功能加速,并扩大了其规模,开创了全新类型的城市和新兴的工作与休闲。这一切的发生,不管铁路是在热带环境中还是在北部环境中运转都一般无异,且与铁路媒介所运货物或所含之物无关。而飞机通过加快交通运输的速率,倾向于使铁路形式基础上的城市、政治和交往解体,这也与飞机被用于干什么无关。”
这种论断是颇具争议的。一方面,麦克卢汉在他的作品中并未明确指出技术为什么产生;另一方面,他认为铁路、飞机媒介在速度上的革命使得人们开始依附这种媒介形式,从这种媒介形式中,人们获得工作与休闲。进而我们顺理成章地接受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论断。
事实上,麦克卢汉的这种文字表述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却为人们造成一种因果逻辑上的错觉。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人类也从未享受过天上掉下的馅饼。历史证明,只有当人们有一种需求的时候,人们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技术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
喜怒哀乐是人的本性。人们听广播、看电视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喜悦或是悲哀。仅仅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使得自己本身就有的这种感觉得以强化。所以我认为,需求诞生于技术之前,技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需求。换句话说,技术生来就具有某种使命,而非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派什么用途无关紧要,技术的诞生就是为了具有某种用途。
二、技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麦克卢汉一反以媒介传递的信息内容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这种研究使得人们对技术的关注程度提高,特别是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技术史为主线,把人类文明发展串联起来,更显得技术在这一层面上的意义尤为可贵。
但是客观来讲,在人和技术的“第一性”上,我们需要肯定人的作用。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然而,技术使得人类文明得以璀璨无庸质疑,就社会生产而言技术的“第一性”应该是值得承认的。这两个观点并行不悖,因为它们是在两个领域中提出的。
对于技术而言,在不同领域是存在不同解读方式的。我们在肯定技术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定人的作用。反之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而我个人认为,站在“人”的角度解读媒介技术,“技术决定论”显然过于偏执。
三、从“人”的角度理解“技术决定论”
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中,麦克卢汉把语音字母说成是创造“文明人”的技术手段,并断言惟有它才是这种技术手段,把印刷技术说成创造了公众,把电子技术说成创造了大众。他还声称:“我们时代对整体性、感情移入和意识深度的追求是电子技术的自然附属品。”不难看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虽然很有见地,却也很容易被推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
对于“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巧妙地把各种媒介技术解释为内容,并颇有自己的理解。他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语言的。’”
麦克卢汉的对于这一观点的解释十分有趣。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对于言语这部分的阐释并不尽如人意。言语不同于语音字母,更多地强调的是言语所表达的思想含义。而这种单纯内容上的理解,麦克卢汉是无法把它归为某种技术之列的,所以只能把言语作为思想的反映。
然而许多实验表明,长期脱离社会群体的人是不具有言语功能的。所以把言语理解为媒介技术却又显得合情合理。可是这样一来,言语作为媒介却又不是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麦克卢汉忽略人的作用而过分强调技术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媒介的理解方式,我们可以把某些媒介理解为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但是这不等于媒介技术可以同内容混为一谈。内容反映的是人的意愿,技术用来传达这种意愿。人们可以利用不同的媒介技术实现一个环节加上另外一个环节,最终表达自己意愿的目的。举了例子来说:我爱我的爸爸,我的爸爸爱汽车。依据麦克卢汉对内容的理解,把我对爸爸的爱和爸爸对汽车的爱混淆在一起,这是逻辑上的错误。技术可以对内容造成影响,可是却不能左右内容的产生,所以“技术决定论”在这一层面上说不通。
在定义“冷媒介”与“热媒介”的时候,麦克卢汉认为,有些信息“低清晰度地”延伸人的感官,他们提供的信息清晰度低,且明确给出的信息量小,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需要大力发挥想象,填补空白,参与程度高,这些媒介即“冷媒介”。另一些媒介则“高清晰度地”延伸人的某个单一感官,他们提供的信息清晰度高,且明确给出的信息量大,留下给受众凭借想象力填补的空白甚少,受众可用某个单一的感官承担起接受信息刺激的活动,参与程度低。并且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和电影应分属“冷媒介”和“热媒介”。
麦克卢汉从技术的角度,以各种量化的指标,告诉人们为什么电视和电影要有此区分。这种研究,告诉我们在一种相对理想的条件下,电视和电影在本身的技术上能够造成受众对于接受信息程度的不同。
然而这种理解在宏观层面上又显得很不必要。同样的信息量,电影和电视所能够产生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人们通过自身已有的一些经历,很轻易地就能够把其中的空白填补回来。事实上,很多人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而不选择用电视机,最重要的原因是电影在视觉和听觉上要比电视表现出众得多,能够给人们更大的心理愉悦感而非人们接收信息量多少的问题。也就是说麦克卢汉在区分“冷媒介”与“热媒介”的时候是通过运用技术手段和数据指标来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十分可怕,因为这似乎完全抹杀了人性的存在。“技术决定论”在这种理论架构上,也难免摆脱不了“杀人”的嫌疑。
参考文献:
[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一、媒介生态理论的来源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WWw.133229.Com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专制政权，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
(16)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stephanie mcluhan and david staines, foreword by tom wolfe. mit press, 2004, p. 271.
关键词:媒介融合 人 多媒体特性 进化理论
有关媒介融合的探讨和研究俨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之一。无论是涉及媒介融合概念、形成动因、层次结构及其未来走势等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诸如报网融合、融合新闻、传媒转型、人才培养等针对产业实践的研究,都力图使这个曾被视为“新闻学上的假设”①的新兴理论变得愈加血肉丰满。
然而有一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前对媒介融合的探讨似乎总是围绕着技术层面、运作层面、实践层面和社会层面,而忽略了对作为技术与社会存在的核心――人的考量。换句话说,之前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多是走实用至上路线;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作为个体的人的微观角度进行思考。
在笔者看来,媒介融合不仅是技术、产业等物理层面上的汇流,由于人的存在,它还表现为一个活跃的、指向明确的、带着生命气息的演进过程。由此,本文提出“媒介融合是对人的多媒体特性的积极回应”这一命题,试图从麦克卢汉和保罗・莱文森两位传播学者的相关理论出发,对其予以阐释。
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的多媒体特性在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
“媒介作为人的延伸”②,这是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比如,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是视听觉的综合延伸,同时作用于人的神经中枢。这种延伸的机制能够改变人在使用媒介时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
如果对此作逆向思考:由于人的视听觉主要依赖于眼睛、耳朵、嘴巴、神经中枢等器官,因此,印刷媒介、广播、电视等也就相当于延伸了人的眼睛、耳朵、嘴巴、神经中枢;反过来,在视听觉的意义上,上述人体各器官便具有了和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相似的特性,比如,我们就可以说,耳朵在听觉意义上具备广播媒介的特性。
当然,如果从广义的媒介出发,即“媒介是指使双方(人或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③,那么,眼睛、嘴巴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例如人要以图像的方式获取外界信息,必然离不开眼睛。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媒介融合,媒介理应限定为狭义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笔者仅将人的身体器官视作具有某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性。
这样,人的“多媒体特性”便具有了理论上探讨的可能:眼睛在视觉、图像层面上具有印刷媒介和影视媒介的特性,耳朵和嘴巴在听觉、声音层面上具有广播、电话(手机)媒介的特性,中枢神经系统在记忆、运算等层面上具有计算机、互联网媒介的特性,甚至可以说整个人体在自由移动的层面上具有手机(便携式网络设备)媒介的特性,由此,作为个体的人便融合了多种媒介特性于一身――此即人的“多媒体特性”。
此外,传播学上的“人内传播”概念亦能为人的多媒体特性提供理论支撑,它是指个人接受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④在这个定义中,“接受信息”和“信息处理”已经暗含了媒介的存在,因为对信息的接受势必要依赖于媒介,而对信息的处理则落脚于终端概念。这就意味着,人体自身需要有特定的媒介来完成获取信息的任务,同时需要有特定的媒介对信息进行处理。显然,承接上文可知,眼睛、耳朵、嘴巴等器官成为人最常用也最重要的信息获取与交流的工具,是人内传播中“接受信息”的媒介;中枢神经系统则是人体的“最高司令部”――负责“信息处理”。如果将此置于今天媒介融合的语境之下,不难发现,其实人体自身就是以一种媒介融合的形式存在的。
媒介进化理论:媒介融合是对人的多媒体特征的一种回应
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中提出了三个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前技术世界、技术世界、小生境。⑤在莱文森看来,当技术参与到当前环境中来时,我们便处在一个技术世界,反之就是前技术世界。因此,前技术世界实际上就是没有技术性制约的环境,亦即自然世界或真实世界。
莱文森在论文中说“在媒介进化过程中,媒介回应的环境必然是前技术的环境,或是人们喜欢或渴望再现的真实世界的传播模式”,而“当一种媒介对前技术世界做出了满意的回应,或者接近于前技术世界的某些基本要素时,该媒介便找到了它的人类小生境”⑥。由此,“一切媒介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⑦。
对此,莱文森以广播与默片、黑白照与彩照、静照和抓拍等为例加以解释。比如,在他看来,在前技术世界里,有听觉而无视觉的传播模式较之于有视觉而无听觉的传播模式,更符合人的生理需求,广播媒介由于接近于前一种传播模式,因此得以生存,而默片则不得不淡出历史舞台。
笔者以为,莱文森在分析媒介生存与进化的原理时,是以特定的单个媒介为例阐述的,比如照片、广播、电影、电视等,并认为每一种媒介得以生存和进化的原因是符合其所对应的前技术传播要素;而媒介融合表现为多种不同的媒介走向聚合,并伴随着新媒介的产生,这一动态的演变在笔者看来,就是试图去找寻到它所对应的前技术世界的“小生境”,并以一种具体的媒介形态完成对这一“小生境”的响应。
那么,媒介融合对应的人类“小生境”,即前技术传播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回想一下常态中的人际交流形态,几乎不是单独依靠某一个器官,如眼睛或耳朵,来完成信息传递与接受,而总是眼睛、耳朵、嘴巴、大脑,甚至肢体动作、空间位置等同时发生作用,相互协调。
很显然,媒介之所以走向融合,就是希望在传播模式上更倾向于后一种情形,从而更贴近人的自然生理特点――这便是媒介融合所对应的前技术世界人类“小生境”,而最终回应这一“小生境”的具体媒介形态,即是融合媒体,如手机、便携式计算机等。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探讨,笔者将媒介融合对应的“小生境”看做是人的多媒体特性(人的多媒体形式的传播特性),从而认为媒介融合是对人的多媒体特征的一种呼应。
同时,媒介融合也符合媒介的进化趋势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一法则。以手机这一媒介融合终端形态为例,它集文字(短消息、网络信息)、图像(彩信、MP4和移动电视)、声音(音乐、通话)于一体,复制的是真实世界中融语言信息、视听觉于一体的人际交流模式;同时,手机接通互联网后,就具有了类似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复制的是在信息交流中个体的记忆、计算、反馈等内容;而手机本来就能够实现自由移动,加上GPS功能,这对应的是真实世界里人际交流可随意发生位移的特征;另外,手机在设计上日趋轻薄化、便携化和人性化,以实现与人体的完全融合,试图抹去它在复制人类“小生境”时所遗留下的技术性痕迹。
“技术的人化”:媒介的融合及其进化应以人为核心
一方面,媒介进化理论通过“小生境”概念,将媒介与人的自然存在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只有对人类的自然传播模式作出积极回应,才能得以存活和发展,莱文森称之为媒介的“人性化趋势”⑧。这说明媒介的进化会受到人的因素的制约,从而朝向符合人的特性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媒介的日趋完美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其中的人性化和技术性是并存的关系,甚至往往出现技术先行、技术引导、技术中心的现象,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媒介融合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更深,这是当前学界专注于技术、产业层面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既然媒介融合在媒介进化的层面上是对人的多媒体特性的回应,就应该在人和人性方面受到更多的关注。
笔者愿意称其为“技术的人化”。一方面,通过对媒介硬件(如体积、重量、材质和人体工学)的改进,使媒介融合的终端日趋轻薄化、便捷化;另一方面,通过对媒介软件(如工业设计、操作界面、程序设计和智能化)的创新,提高媒介融合终端的审美性、智能性。这样可以使媒介融合持续地积极地对它的人类“小生境”作回应,不断趋向人性化,真正实现技术服务于人类需求。
注 释:
①2006年6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Brian Brooks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所作的关于媒介融合的讲座上称,“媒介融合是一个新闻学上的假设”。
②马歇尔・麦克卢汉[加]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28页。
④百度“人内传播”:
⑤⑥⑦⑧保罗・莱文森[美]著,何道宽译:《莱文森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8页,第35页,第35页,第36页。
【关键词】新媒介;艺术表达;审美观念;创作观念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70-01
从中西方艺术的发展史来看，人们总是有着一种能将一切媒介和表达方式艺术化的天赋和潜能。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新媒介，人类会本能地去探索这些媒介的艺术表达能力。新媒介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是一种与传统单一媒介艺术相对的艺术表达形式。新媒介艺术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科技的力量帮助人们去感受和体验之前未曾感受和体验过的世界。新媒介艺术的形成发展可追溯至上世纪的达达主义、行为主义、激浪主义以及观念主义艺术等潮流艺术流派，而这些当时的新潮流艺术流派的重要特点就是颠覆了人们对架上艺术的传统审美标准，使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欣赏逐渐开始从纯粹的静态审美转变为对过程的一种审美体验。因此，作品瞬间的意义和创造者的创作水平以及新颖的创作思维在艺术品的展示中更为重要。艺术的传达、表现、渲染都要借助于艺术媒介来实现，艺术媒介在整个艺术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新媒介艺术自产生以来，一直受到来自多方的争议，人们对它的看法有着诸多的误区，人们对其内涵和外延性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对新媒介艺术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研究方法的缺乏，更加深了人们对新媒介艺术的误解。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新媒介艺术的内涵及其现有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而描述了新媒介艺术在发展中的观念演变，以期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新媒介艺术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在探讨新媒介艺术的内涵时，要理解“新”和“媒介”这两者在新的时代有着崭新的指代。有的人将新媒介艺术的“新”理解为技术的先进性，这样的理解忽略了艺术的本质，更多地强调了艺术的表现工具。“新”和“媒介”是对艺术表达形态的不同层面的界定。“新”是相对于传统的静态视觉艺术而言的，“新”是个相对动态的标准，对于传统而言，动态影像、装置艺术是“新”，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的数字艺术、虚拟艺术更是新的媒介艺术。因此，“新”的本质是不断变动和推进的，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指代内容。同时，“新”还体现在作品的呈现方式和创作观念上，它可以被理解为科技进步为艺术的创作和表达所创造出的新的可能性。“媒介”指的是艺术表达的载体和传播方式。新媒介艺术是新时代科技的发展延伸至艺术上的表现，因此，新媒介艺术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消费这些新技术的主体。达达主义艺术运动被视为现代艺术中新媒介运用的起源，它就是质疑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一切艺术法则，破除了传统美学对艺术创作的限制，为探索艺术新形式创造了新氛围。
二、新媒介艺术发展中的观念演变
新媒介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起初是将身体、实物、电子等媒介作为作品的媒介因素混入绘画、雕塑等艺术中的混合形态;其后逐渐发展成多种新兴的媒介相互混杂，共同作为艺术作品的媒介的统一形态，具体表现为带有表演性的行为艺术、观念影像等，此时，媒介已由艺术媒介开始向新媒介艺术形成过渡;此后，随着各类新的艺术媒介的自身运用及媒介语言的成熟，新媒介艺术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存在，进入分离状态;最后随着艺术表达需求的改变，新媒介艺术开始进入综合形态。在新媒介艺术的发展中可以发现新媒介艺术的形成是伴随着媒介因素的逐渐成熟而逐渐发展的。随着媒介因素的发展，出现了身体媒介、实物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形式多样的媒介艺术形式，这些媒介艺术类型又通过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录像艺术、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来完成自身媒介艺术的表达，实现艺术表达的整个过程。
三、结语
艺术媒介在艺术的表达中以及在整个艺术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艺术媒介就没有艺术作品的诞生。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对新媒介艺术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并未能从整体上对新媒介艺术有整体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也使得人们对新媒介概念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依然要深入地探讨新媒介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具体应用，更好地推动新媒介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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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哲学 媒介素养教育 工具 活动
一、对技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追溯与分析
技术哲学的产生是与人们对技术概念的认知及其本质揭示的过程紧密联系的，它从诞生到发展一直处于摸索当中。随着技术教育在欧洲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各国的学者开始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E・卡普及其代表作《技术哲学纲要―――用新的观点考察文化的产生史》现在分别被学术界公认为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进入了自主发展时期，在1979年国际第16届科技大会上正式肯定了技术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技术哲学历史背景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界定对象，即什么叫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可以意味着十分不同的两种事务。当‘技术’作主语的所有格、表示它是主体或作用者时，技术哲学就是由技术专家或工程师精心创立的一种技术的哲学。当‘技术’作宾语的所有格、表示被论及的宾语时，技术哲学就是哲学家认真把技术当作系统反思的主体的一种努力尝试”。［1］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考察技术与科学的异同，可以发现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即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曾经对立，目前正竞相发展，在二者互补融合的道路上产生了很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从存在本体论的维度来把握技术，深入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追问究竟是什么要素不断强化着我们的“技术决定论”。正是技术使人与周围环境建立起实际联系，使人从抽象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的行动者，不同的技术造就了人的不同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技术性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具体内容，规定了人性自身的不同本质内容。如果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技术便将人的本质形成的无限可能性予以释放。这些观点不仅表明当代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不断展示出人的自由力量的无限性，而且昭示了人的本质的无限可能性。
教育学术背景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将技术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是法国。法国人从17世纪继承了两个优秀的传统：一是源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二是源于皇家科学院的实用化传统。18世纪的法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主要归功于法国政府在技术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改革。在拿破仑时代，法国科学技术明显偏向于应用和试验方面。拿破仑很重视技术学校和技术教育。但是当时法国的科学远没有制度化。科学家作为教师，主要还是一种“闲职”(类似于政府文职人员的工作)，他们的科学研究还像大革命前那样，属于私人活动。
法国教育模式曾深刻影响过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但是，德国人通过众多学者的改革，超越了法国模式。近代德国的教育改革，最主要地集中体现在改革普鲁士的学校体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初等教育阶段推行强迫义务教育制，发展国民教育。第二，在中级教育阶段，开办实科中学，调整课程设置，增设与技术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第三，在高等教育阶段，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鼓励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第四，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兴办各类技术学校。通过这些措施，德国既将技术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又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媒介素养教育的哲学基础
将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作为媒介素养教育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对于提高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以技术哲学的视角考虑问题，有助于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在反思媒介素养教学的过程中，技术哲学强调科学的建构性、多样性角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与理论联系到一起，并且凸显了实践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
媒介素养教育强调教育内容的传媒性、方法手段的技术性，这是它和普通教育的区别。它往往以媒介作为分类，并针对某种媒介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技术性很强的能力培养，以便达到所需要的传媒知识和基本传播媒介技能的要求。普通教育往往以学科作为分类，强调教育内容的稳定性、方法手段的科学性。因此，对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高级知识应进行系统性的教育，以便在一定的期限里达到对某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可以教授某个学科知识，还可以有效提高个体内在媒介素养。从教学方式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技术特点明显，而普通教育主要体现在其学术特点。因此，技术哲学成为在确定媒介素养教育的哲学基础首选要素。对于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建立一套可以指导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这样才能提高教育工作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而从科学角度认识媒介素养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从哲学方法入手，以哲学的高度去总结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将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作为教育技术最深层的理论基础。［2］
三、从技术与人的关系看媒介素养教学的本质
把技术作为工具在当今时代显然已出现了巨大的局限性。技术不再是卡普眼中的那些简单工具，现代技术已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更与人密不可分。正像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所谈的：“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3］作为社会文化的技术，它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人的活动，是人对客观世界、社会关系乃至人本身的认识和表现，是人性的具体外化，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正在从“技术能干什么”向“人要用技术干什么”或“人将如何使用技术”转变，技术内在的社会性、民族性、文化性等人文属性正在成为人所关注的焦点，例如埃弗里特.M.罗杰斯认为技术是人“对工具的设计，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在达到预期效果的过程中因果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4］很显然，罗杰斯认为技术不是工具，而是人对工具的目的性认识和实践活动。塞特勒认为，技术的重点在于“工作技能的提高和工作的组织，而不是工具和机器”。［5］这一观点更是明确了技术与人的活动是密切相连的，其所表现出的活动特性要比其工具特性重要得多。
在当代，认识技术已不能简单地从自然科学出发，而应该遵循技术和社会研究一体化的原则，对技术进行有意义的批评分析，不能封闭地从技术内部认识技术，而要开放地从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认识技术，所以，认识的对象也就不再是技术具体的物化形式――工具，而是技术产生影响的根源――人的活动。技术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意义却是由人的活动来决定的，如波兰哲学家柯塔宾斯基所指出的：“它代表了人类对行动效率的追求，但人的意义却不能由技术来决定。”［6］人使用技术的活动，不是对技术影响单纯的机械反应过程，而是人作为主体主动对技术进行价值赋义的活动，即：技术必须、也只能通过人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意义是由人的活动决定的。技术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和工具，更是人类对整个世界(包括人本身)的认识方式和价值判断。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所意识到的：“技术其实一开始就不是那些器具所代表的东西，实质是真理的开显方式。”［7］对技术的认识，必须树立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认识方式，才能深刻把握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与人的关系。
因此，从技术与人的关系来看，媒介素养的教学本质就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物化工具，媒介传播技术所代表的是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学生以不同于传统学习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所开展的主体活动。只有在活动的技术观下，才能够充分认识媒介技术的教学本质和教学价值。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学方式较传统教学方式有其独创性和创新性，其本质特征不是使用了媒介传播的技术，而是在应用了这种技术之后所带来的教育转变，这种转变包括师生关系的变革，教学活动结构的新变化和针对媒介学习态度的转变等。媒介传播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带来新教学，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人的技术，人对技术的认识水平决定了技术在人的活动中的作用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要促进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技术观。关注人的发展比关注技术的发展更重要，只有高水平的教学人员才可能创造性地设计和组织高水平的教学活动，并在新的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技术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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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奇.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30.
［5］［美］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奇.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29.
【关键词】媒介；速度；维利里奥；知觉后勤学
保罗•维利里奥（PaulVirilio）属法国激进派文化理论家之一，发明了许多诸如“大光学”“竞速学”“消失美学”“极惰性”等概念。他关注技术发展带给人感官上的变化，知觉逐渐让位于各种媒介机器，“知觉后勤”成为信息时代媒介的基本属性。
一、技术义肢：媒介的存在方式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这里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介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物质，而逐渐成为人身体，甚至是心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媒介作用于人的感官，逐渐成为人感知世界的工具，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技术义肢。双腿的技术义肢是汽车、高铁、轮船、飞机……不用行走便可以游遍世界，不同时速的技术义肢决定了我们的能力与状态。不同时代，同类型的技术义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例如眼睛这一器官，技术义肢的发展从望远镜到影像，这样飞跃的变化使眼睛不出家门便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景象。一定程度上，人已习惯广阔的技术视野，难以回到感官所触及的狭小世界。我们把感知交给机器，“所有技术假体都试图消除人类的自然感官”，人类感知功能在机器的日益发展中逐渐衰退，虽然人作为物质存在的“物质性”不会完全消失，但其主体性随着越来越难以触摸到真实的世界并引起相应的生理感官反应而逐渐被消解，技术义肢将替代感官去感受世界。“文明史就是媒介史”。在维利里奥看来，西方艺术理论的发展史很贴切这一论断。西方艺术理论从古典时期到后现代，与世界关系的本质依旧是“模仿”，艺术一直是“再现”世界的观念。随着视频通信、全息摄影和计算机制图的发明开启了新的时代。艺术发展到此阶段，从“再现”世界到“呈现”世界，从“辩证逻辑时代”到“反常逻辑时代”，由速度/光主导的秩序模糊了虚拟与现实。实时影像压缩了空间，不需要人的主体性目光便可以获得视觉，视觉逐渐失去人的主观性转向机器化特性，人的个体性逐渐让位于机械共性。如今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反常逻辑时代”，“逻辑的反常，这最终还是控制再现物的这个实时图像的反常，而这个真实时间如今已经压倒了真实空间……反常图像这样获得了可与突然抓取的地位相比拟的地位”。换句话说，反常图像本身获得了与瞬时性现实图像相当可比拟的地位，此时虚拟与真实的边界模糊，真实难以判别。反常逻辑时代中的技术是借助于“光”的力量遍布世界。从光缆到卫星，媒介作为物质载体发生变化，“光”依旧无差别地、无空间地传播，依旧是世界存在的基础。“一切可见的事物都是在光线之中对我们显形”。一切影像都是光的反射，光使世界变成四维度，消解了传统的时空观念，除却时间、空间，光作为新加入的维度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光消解了距离，所有的距离转变为虚拟的在场，“远程在场的此时解构了存在论上的此处”，时间与空间断裂；“远程在场中真实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分裂”，此处的空间与彼处空间的分离；“远程在场导致双重显现结构”，同时间的不同空间的重叠。实时远程在场用同一时间叠加多重空间，感知逐渐弱化，进而被技术义肢所取代。在反常逻辑时代，真实与虚拟混淆，时间与空间断裂，媒介成为人与世界的联结工具，以技术义肢为其存在方式在人类社会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知觉后勤”：媒介的特性
媒介以技术义肢作用于人的感官，影响人类社会，其所依靠的就是“知觉后勤”。维利里奥把知觉的后勤学看作“景象机”，或者“20世纪冲突中对电影技术的系统性运用”，他以电影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来阐释“知觉后勤学”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脱离了原始兵刃相接的模式，转而延伸出更贴合时代的辅助工具，电影便是其选择之一。电影最初的出现与战争并无干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囊括众多科技于其中，“速度”“视觉”等极大提升了战争威慑力，“电影”作为“知觉”成为战争的有力助手。一方面战争需要影像提前探知敌方的军事部署，延长的视觉便于制作出利于己方的军事安排，于是空中侦察成为交战方争夺的势力范围。捕捉敌方影像的空中侦察手段五花八门，连续拍摄照片或摄影术的运用让再现敌方场景状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影像增加了战争的威慑力与杀伤力。二战时的容克（Junker）87轰炸机，它“在向目标投弹的同时，会发出尖利刺耳的鸣声，以此来恐吓敌人”，利用对人感官的施压从而增加武器的威慑力，以取得战争优势。于战争来说，“影像的补给变得等同于弹药一类军需品的补给”，电影成为战争的“知觉后勤”。“军事后勤”是指“战争中组织者运用各种手段把武器、物资和人员实现获取、调动、流通维持战事的需要，维持前线持久资源的保障”，战争中的“知觉后勤”“军事后勤”之一，在战争中“与弹药、粮食的后勤补给一样，也成了战争取胜的重要保障”。“知觉后勤”是作用于知觉的力量，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补给方式。电影与战争的本质相同，都作用于人的感官。维利里奥认为电影技术的系统运用已幻化为形态各异的技术义肢，其作为“知觉后勤”深入各媒介之中，成为媒介的基本属性。人类社会除战争外的其他场域早已离不开知觉的供应，即人们需要依靠媒介技术提供的拟像、仿真和超真实，活在拟态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人的个体知觉感受被消解，进而替代的是情感共产主义。这就从战争与电影的关系转变到现实、媒介和人的关系。当代社会，媒介不再扮演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它以其“知觉后勤”属性作用于人的感知，从而悄无声息地控制人的身心。在技术飞速发展，光/速度主导着人类生产生活的今天，时空观念转变，技术义肢代替感官，我们依赖于媒介去感知世界，这样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否客观，答案是否定的。《纪录片新闻通讯》写道：“通过宣传，我们能够给公民提供对想象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的民主教育方式所缺乏的东西；我们能够借助广播、电影和五六种其他的媒介达到这个目的”。媒介延展了我们的视觉、听觉……拓宽了我们的认知、体验……它带给我们的是不经历世事却能感受百味。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被建构出来的世界，是通过媒介的“知觉后勤”属性用一种看似客观的方式影响人的感知，从而使人去认同先验主体，进而“自由地”构建自我意识形态。阿尔杜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写道：“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而意识形态机器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行事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要义在于其本身即具有意识形态性，作为统治阶级实行“软暴力”控制的媒介与载体，它能在发挥审美教化与陶冶心灵的功能的同时向受众有效且生动地渗透、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受众则在貌似审美、超功利地运用媒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套主流的价值体系。“知觉”是一项有力的武器，媒介的“知觉后勤”属性让其拥有了社会力量。“可见”与“不可见”，“在场”与“缺席”，都可以作为媒介利用的方式对事件进行向导，“媒介即讯息”。
三、速度：媒介消失后的存在样式
“媒介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媒介不断地向受众下沉的历史。媒介下沉得越充分，传播的受众面就越广，媒介的可及性就越高”。媒介下沉表现为受众的范围变大，科技进步使受众对于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因此科技是媒介下沉的主要推动力。科技的本质是“速度”，传播速度的提升是主流媒介新旧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速度主导的世界。维利里奥在时空中加入“光”的维度，提出“大光学”（opticsonagrandscale）概念。我们进入“光”的世界，新的时间体系由“光”来主导，“光”这一维度的加入使我们多了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在这个“大光学”的世界里，我们既拥有无处不在的虚拟，又拥有可知可感的肉身，生活在这种双重性的混乱之中成为信息时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维利里奥认为世界在“光速”（Realtime/Time-light/immedi⁃ateaction）的范围内运转。“光”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光速”是一种限制性速度，我们所看所感的世界存在于光速范围内，人眼所见的空间物质是“光”的形态效果。“光速”是瞬时的，没有空间性，甚至会消解时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空间是静止的，有了时间维度后周围世界才动了起来，时间与空间有一个临界点，即光速，一旦达到这个速度，时空便处在一个永恒状态。同样，当媒介传播的速度到达一个临界点，即光速，媒介的物质性将不复存在。维利里奥常以战争视角看待世界，他的理论构基于战争。“影像开始取代实体，以同样的方式，速度开始取代空间”，空间不再成为建构世界的物质基础，时间也不再是建构世界的尺度。空间-距离，时间-绵延，柏格森的时间延展观，亦打破了由静态物体和空间组成视界的传统视觉观。“光”受到速度的限制，从“不可见”到“可见”，所有的距离转变为虚拟的在场，此时媒介作为真实世界可感知的物质样式，媒介所传递的是超真实的虚拟在场，但“此在”是缺失的。当媒介传播速度达到光速，“光”由“可见”到“不可见”，其物质性存在样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速度”衡量体系。彼时的媒介也将下沉到临界点，辐射范围将达到最大值，拥有感知便会成为受众。“西方文化经历了3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媒介革命并不是新媒介替代旧媒介，而是在主流媒介的位置上进行新旧替换，“相比于旧媒介，新媒介的‘新’一定是因为它比旧媒介下沉得更充分”，其传播速度也更快。“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它使传播范围从口口相传的局限中释放出来，不仅打破了空间的束缚，还突破了时间的禁锢。机器印刷极大地提高了传播速度，在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得到更大的延展。“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瞬时性的传播速度、可操作的传播方式在感知上影响人，使受众产生共情以达到目的。媒介在“光”的维度中展现了其的主观性，当“光”达到一定速度，超过时间与空间的临界点，其媒介的物质性随之消失，即技术义肢的存在方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速度。四、结语人类社会除战争外的其他场域早已离不开知觉的供应，即人们需要依靠媒介技术提供的拟像、仿真和超真实，活在拟态环境中。当传统的时空观发生变化，媒介提供的一切在“光”不可见的维度下，感知依旧存在，“知觉后勤”依旧存在，但媒介的物质性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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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麦克卢汉；福柯；媒介；讯息；权力
麦克卢汉的几个理论我们耳熟能详：“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冷媒介热媒介说”以及他的具有前瞻性的“地球村说”。因此，麦克卢汉在被一些人喻为学术超人捧上了天的同时，也被一些人认为他只是“学术超男”①。麦克卢汉被喻为学术超人并不难理解，麦克卢汉的理论自从被引入中国，就受到到了各种新闻传播学教材的热捧，成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必修理论；而对于他是“学术超男”，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张亮给出了四点原因：“其一，他在文学研究领域默默无闻；其二，他的媒介思想并不像他的粉丝所说的那么神乎其神，而且已经被证伪；其三，他成名以后用了一系列商业化手段炒作自己；其四，所有的学院派学者对他的评价都不高。”②麦克卢汉的理论到底是神乎其神，还是在装神秘招摇撞骗？南京大学的胡翼青教授通过研究麦克卢汉生平所受教育和其导师的思想，为麦克卢汉摘掉了“学术超男”这顶帽子。我很是赞同胡翼青教授的观点，即使麦克卢汉的某些理论不被人们认可，但是他一些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前瞻性足以让他当之无愧地跻身经典之列。
法国的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观也是振聋发聩：从公开处决的酷刑时代，到监狱的诞生，再到现代社会的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权力变得越来越隐秘，同时也变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权力从产生到运作至今，都依赖着媒介存在并且得以实施。福柯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是“权力-知识”的概念，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权力，这不同于我们通常的知识就是力量。其二是“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的手中，从不像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③这个观点即是福柯的微观权力观。福柯的这两个观点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让我颇受启发，因此本文着眼于媒介，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对麦克卢汉的理论进行新的思考，以更好地认识“媒介即讯息”这一理论，认识福柯的权力观，认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一、媒介即讯息
《理解媒介――人的延伸》是麦克卢汉的一本著名代表作，该书第一节详细地解释了“媒介即讯息”：从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植根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对此我有以下理解：
第一，麦克卢汉肯定了媒介形式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他着眼于承载这些内容的媒介，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④正如麦克卢汉在书中所言，他将媒介承载的内容与媒介形式分别比作机器和自动化，他认为媒介的形式就像自动化的出现一样，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整体化的、非集中制的、有深度的，而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则如因自动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机器一般，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则是分割直接的、集中制的、肤浅的。
第二，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即讯息这一理论最直白的解释莫过于此。各个时代所传播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是这种媒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却是巨大而深刻的。近在眼前的例子便是电视的出现，电视上的讯息对于我们固然重要，但是电视的出现带给社会的宏观变革更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也是这些内容带来的改变所不及的。
第三，麦克卢汉这一理论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媒介研究视角。传播学的理论大多是基于“内容”的研究，比如关于电视中暴力内容对青少年儿童的影响，选举活动中宣传内容对选民的影响，媒体议程设置对受众的影响等等。而麦克卢汉的这一理论提醒人们应该把研究视角转向对媒介本身的研究，他也曾断言节目分析和“内容”分析在弄清这些媒介的魔力或潜在威力方面，不可能提供任何线索。我们暂且不管他的断言是否正确，但是他确实给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更看重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因为对于不可知的大千世界，我们要采取行动，就必须依靠媒介所提供的讯息才能作出判断然后行动，我们要采取正确的行动离不开这些讯息，因而很少关注到内容的载体。我们便忽视了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其实正是提供讯息的媒介，而麦克卢汉道出了“媒介即讯息”这一真谛，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二、媒介即权力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传统的权力理论常常把权力问题简化为统治权的问题，如：什么是统治？ 统治是怎样构成的？ 什么样的服从的契约把个人绑在统治上面？即把权力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司法机制。他的关注点恰恰相反，权力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而应关心权力行使的技术、战术和战略。他在阐述自己对于权力的看法的时候，处处提及不同媒介，这说明了媒介与权力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一，媒介与君权。君权是君主制之下最显见并且唯一的权力，但是它也必须依赖媒介才得以存在，比如君主制时代的断头台，君主高高在上的座位，君主所享受到的一切豪华设施，这些无不彰显着君主的至上权力。在这一时期，君主最惯用的张显权力的方式便是公开的酷刑和处决仪式，这是君主借助断头台，借助刑具对民众宣告无上君权，这些媒介所代表的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君主借助这些媒介实施权力，民众看到这些媒介的时候也自然必须想到君主的权力。
第二，监狱与权力。福柯认为“圆形监狱”是一种“彻底而严厉的制度”，监狱作为展示权力的一种新媒介，这种媒介所承载的权力是显见的但是又是无法确知的。被囚禁者无时不刻的看见窥视自己的中心望塔，但他却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当监狱成为权力实施的媒介的时候，它让人们进行自律，这种媒介对权力进行了妥帖的安排，使权力更为经济有效。
第三，现代媒介与现代权力的运作。福柯认为权力通过三种规训手段得以实施：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而这三种权力实现的手段无一不需要借助现代媒介来完成。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比监狱更为有效的载体――监控器，它遍布城市里的大街小巷。这些摄像头正是一种警示，是权力的一种展示。
福柯口中的规范化裁决是如何行使的呢？从小处说，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它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领域，确立了一种“内部处罚”。如工厂、学校、军队都有自己的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等。这些规定和法律一样，都有明文规定并且颁发通知给下级人员，权力依赖于明文规定运作，它必须依靠纸这种媒介才能够有效，口头的说辞永远抵不过白纸黑字的威信。
检查作为层级监视技术与规范化裁决技术的结合，它借助的不仅仅是用来实施监控的摄像头，还有用来裁决的纸张――用来记录被监视者的情况。被检查者被置于可监视环境中，检查过程中有不断的书面记录，每个被检查者的文字记录都要整理归案，形成了不断积累、翻阅、评审的个案资料。然后通过比较进行分类，继而确定规范，这种规范反过来制约于人们。检查更加严密也更加隐秘的借助媒介来实施权力。
现代社会的微观权力通过借助新的媒介减少了使用暴力的代价，只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技术，包括时间、空间和动作，但是被规训者是必须可见的，而统治者却需要其不可见。权力运作在无人察觉中。
第四，现代权力是多形态的。在福柯看来，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如监狱、军队、工厂、学校以及话语知识等等，它使用灵活多样的策略来运行，其在政治、经济、教育、家庭、国家、生产关系中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造成权力的这种多形态恰是因为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媒介种类的多种多样，使得权力可以借助的媒介越来越多样化。暂不说监控器，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就让个人处于权力监控之下（GPS定位系统可以知道你在哪里，通话单、短信箱可以透露你的日常交际），网络的发展更是让权力的触角伸的更远。
福柯的权力观着重阐释的是现代社会微观权力的运作，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说的权力的运作方式多少都借助了现代媒介技术，这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实施离不开媒介，而媒介技术的变革促进着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因此“媒介即权力”，媒介是权力赖以存在的根本前提。
三、结语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理论的中心思想。因为麦克卢汉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媒介内容对受众的效果转移到媒介本身上来，过分强调了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作用，因此被学术界认为是“媒介决定论”，也叫“技术决定论”。我们固然要关注到这一点，正如一些学者所言，麦克卢汉在这个理论上的表述确实过于忽视人的能动性，有唯技术论的倾向。毕竟媒介也是由人创造，人们不会被动的等待着被它操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变化远远超过与这种媒介的内容所带来的变化。现代社会的网络，除了有着海量的信息和便捷的搜索功能之外，网络的出现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并且网络的出现还推动了其他一些相关媒介的出现，如笔记本电脑，可以上网的手机等，这些媒介的出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推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成就不是这些媒介所承载的讯息带来的变化能够相比的。对于“媒介即权力”这一提法，或许也会有人质疑，权力同样是人主观的产物，人们可以选择不去实施权力。我们可以选择两耳不闻窗外事，独活于世间，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在实施权力的时候还是需要凭借着媒介。
总之，媒介即讯息，媒介即权力。媒介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的重要程度日益凸显，现代权力也正融于媒介之中在悄无声息的运作着。（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
[2]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月
[3]胡翼青：《理解麦克卢汉：写于麦克卢汉的百年诞辰》，2011年7月
注解：
①张亮：《学术“超男”麦克卢汉的那些事儿》，《文景》，2011年3月
②胡翼青：《理解麦克卢汉：写于麦克卢汉的百年诞辰》，《国际新闻界》，2011年7月
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一书中首先就表达了“媒介即讯息”这一观点，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指出，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麦克卢汉在书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在论证中麦克卢汉一直把“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作为自己重要的论据，并通过大量的例子来维护自己的论据的正确性。如他指出“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会对人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非单纯的是由它的内容所带来的，媒介对人和社会起到的控制和塑造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它的形式和它的性质，他在肯定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的同时，又指出了媒介形式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人们以往只注重如何使用媒介，并没有意识到信息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对人们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变革，如纳粹希特勒通过广播所建构起到强大的人格魅力，并且他的人格魅力在广播这一特定的媒体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但如果当时希特勒运用的不是广播而是电视的话，他将会得到彻底的失败。因此，媒介形式对社会对人类会产生重大影响。
媒介对社会会带来不可抗拒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因为媒介在社会中的渗透是人们的感性生活产生了延伸，并且这一变革并不取决于社会中生活的人赞同与否。为此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理解为什么伴随着电视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进入了“电视文化”时期，而电视所传播的内容于报纸呈现给我们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同样，只有在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出现以后，我们才相继的被卷入到“网络文化”的浪潮之中，地球的空间被大大的缩小变成了“地球村”。由此看来，只有伴随着电视和互联网这些媒介形式出现，社会才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媒介的性质和形式对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
麦克卢汉摆脱了以往人们对媒介的思维习惯，他在肯定媒介内容重要性的同时，把媒介的形式和性质提升到同内容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他否定以往人们认为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这一传统反应，对萨诺夫将军在演说中所说的“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它们的使用方式”给予强烈的批判，他认为萨诺夫的话忽视了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
我们重新审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这一论断时，会发现麦克卢汉对媒介和媒介技术的阐述使他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他过分的强调媒介和技术的强调力量，过分关注技术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对待某一事物或某一现象，我们不能过于偏激和片面，要一分为二的公平公正的看待。
麦氏看到的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会对其他已存在的媒介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是一件强大的武器，他可以打垮别的媒介，也可以打垮别的群体。”这使他过分的夸大新兴媒介的力量。每一种媒介都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特性，并且从传播史来看，任何新兴媒介的出现都是对已有媒介的补充，已有的媒介会通过与新兴的媒介的结合来完善自己。因此新兴媒介于传统媒介之间并非是一种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社会责任；生态系统；媒介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86-05
自20世纪晚期以来，新媒体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建立一个多元共存、生机勃勃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媒体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信息和特点，同时也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新媒体发展到今天，在看到它的社会进步意义、信息传播的巨大优势和民主功能的同时，也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检讨新媒体传播中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与传播生态危机等问题。
一、传播自由需要社会责任
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在传播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上是与传统媒介有共同性的。传播媒介传递信息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即传播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传播媒介要为社会进步和公众利益服务。在新媒体十分红火，大有取代传统媒体却社会影响鱼龙混杂的今天，大众传播批评的一些经典理论对新媒体发展同样具有指导性作用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强调了媒介的社会责任感问题。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了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直接对媒介传播力增强所产生的传播乱象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社会责任的要求。美国传播学家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在《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批评了大量报刊对社会宣传不负责任所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1956年，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重点论述了传媒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施拉姆等人批评了现代传媒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并提出了社会责任问题：第一，虽然现代传媒推进了社会民主和社会进步，但其的更多内容也降低了人们的素质，使其趋于低俗化。第二，没有道德责任感的媒介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屈从于商业利益，损害着社会空间和公共利益。第三，传媒的操控或者说新闻自由让社会大众变成了“媒介动物”，成为媒介操控的对象，使其缺乏思考与见解，被动地接受媒介传播的东西。第四，政府不仅要允许新闻自由，还必须促进积极的自由、制止消极的自由，以保护社会进步与公民自由。在特别需要和利益攸关的时候，政府还应该出面干预媒介的传播方向。第五，媒介传播与新闻报道必须有组织负责任地监督它们，以保证它们为社会进步和公众利益服务。改进媒介工作要靠媒介、政府、公众的互动，媒介必须接受大众与社会的批评与监督。基于以上几点，施拉姆等人对媒介提出了五项要求：第一，媒介必须提供真实、概括和明智的新闻报道，阐明事实传播的意义，把新闻与意见区分开；第二，媒介应该成为发表评论与意见的论坛，允许相反意见的发表；第三，媒介要正确地描绘出社会生活和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反映社会各阶层公众的生活；第四，媒介要介绍、阐明和提倡社会进步的目标和美德；第五，媒介要使人们便于正确地获得当天的消息。按照施拉姆的说法，在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体制中，传播媒介都被当作延续文化传承、维护社会秩序、传播公民美德等的工具，表现为社会和大众的需要物，现代传播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发展有用、有益、有效三个方面，成为文化伦理美德形成、公民自由意识走向成熟、社会政治改革、经济形态发展的推进器。
英国传播学家尼克・史蒂文森（Bick Stevenson）就指出：“像传播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大众传播媒介的责任。现代公民需要知道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益、环境方面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和关于爱滋病毒传播的当今信息。某些批判视点已提出，由于金钱和权力的作用，大众媒介关于这些问题没有给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1]以此来观照今天的新媒体传播，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同样非常严重，对社会进步和道德文明的践踏，内容低俗化之触目惊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媒体传播者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原子能既可以开发成为核电站造福社会，也能制造原子弹成为威力巨大的杀伤性武器。网络也是这样一把‘双刃剑’，既能把人们带上信息高速公路，也能成为毁坏社会文明和腐蚀青少年心灵的鸦片。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项发明像网络这样对社会和心智产生巨大影响，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当前，相当一些青少年沉浸痴迷于网络游戏之中，不读书，不劳动，奇发异服，低俗不堪，不听劝导，不可自拔，昼夜混迹于空气污浊的网吧中，其病态、变态到吸毒沉伦、麻木犯罪，最后成为社会的公害而进入‘高墙’……使学校万般无奈，家长万般痛心。显然，这是网络‘双刃剑’对社会和青少年造成的负面作用。”[2]同时，新媒体中的谣言满天飞，“水军”肆意横行，给人们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不仅给新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运用敲响了警钟，要新媒体传播者提高责任意识，而且依然对新媒体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新媒体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席，也给我们提出了新媒体传播的生态平衡问题。新媒体传播如果过度张扬消费和时尚，过度强调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将会使现代社会中的人傲慢而专横，物质主义膨胀，道德意识退化，进而动摇知识生产体系及文明发展的根基，历史文化与道德情操也会被浮夸的“自由传播”所疏离和隔膜，导致社会的公共性和信任感严重缺乏。如此，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将受到破坏。
二、“陌生人”与“单向度的人”
社会学中有一个“陌生人社会”（stranger society）的命题，说的是现代社会因为人处于开放与流动中，人们的联系不是靠血缘关系和私人关系，而是靠“公共社会”的“契约法则”和“制度链条”来维系。这种“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其进步性在于从政治上解放了人的思想，从经济上解放了人的活动，将人们从血缘与地域文化中带入了文化的全球化。但其弊端则在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失效，现代的丛林法则和市场法则大行其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文化疏离日益加深，文化发展形成单一性，唯利是图成为许多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
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传媒文化研究理论，从媒体的社会视角、文化功能上审视“陌生人社会”的的命题问题，指出了大众传媒对“陌生人社会”形成所具有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传媒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阿多诺（T.W.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它主要针对传媒生产的工业化、商业化和标准化，批评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影和电视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他们主张以批判的立场来研究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是其很著名的命题。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传媒文化由于其媒介体制和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们文化疏离感的加深，物化了人的生活，遮蔽了人的知识，僵化了人的思维，妨害了人们的自由思考和精神追求，使其成为“陌生人”或者“单向度的人”。阿多诺指出，大众传媒对商业利益的诉求与一般商业行为没有什么区别，“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都是为文化康采恩服务的文化用品；甚至个人叫卖的商品也是如此”。他们还指出，现代媒介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愚民要素”，严厉批评媒介助长了人们单向度的思维，以及现代社会的利己倾向和享乐主义价值观：“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3]“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种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地拥有这种性质。”[4]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媒文化工业以“标准化”和“伪个人化”的方式，破坏了文化的自主性，大众文化的“大众性”并不意味着大众就有主人翁地位，相反他们被同质化、简单化和物化了，他们因此失去了辨别真假和是非的能力[5]。“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成为的那类人。因此，现代人在大众媒介所代表的文化工业中成为了“陌生人”和“单向度的人”，完全没有了文化的自由选择权利。大众传媒表面上投大众所好，实际上却束缚了大众的创造力和辨别力，使人们无以发觉自己身患痼疾，从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而沉溺在郁郁寡欢之中。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如休闲、享乐、广告、消费等，都可以归入虚假需要的类型，其被当成真正的需要而无止境追逐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趋成为畸形的单一维度的异化的人。美国批判学派著名传播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曾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中，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他指出，现代传播导致的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隐含着真正严重的后果。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等，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整个传媒文化因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
应该说，传媒文化批判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媒介传播与文化的偏见和拒斥，他们关于媒介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对大众传播的全面否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大众媒介传播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但是，拿他们对媒介文化不断庸俗化和空心化的批判来观照我们现在的新媒体传播，同样让人有振聋发聩之感。广播、电影和电视传媒文化所具有的一切“愚民要素”，在网络和手机传播全面的商业化和享乐化中同样存在且更加触目惊心，今天的人们有多少成为了新媒体的“陌生人”和“单向度的人”呢？这一点就连对网络力量大加肯定的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都看到了：“因特网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还是准机器性的：构筑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让技术更吸引人类，把技术转化成‘用剩的设备’而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6]“……网络是最复杂化的东西，既给人类带来了便利，又充满了恶意。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在一个无法折回的场所发表对周围的人的难以启齿的言论，强大的检索功能甚至使你能够连接到远方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信息鱼贯而入，不知何处才能逃逸的时代。”[7]不可否认，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新媒体对人的同质化和异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拆解正在成为现实。网络沉迷的严重性，手机传播的粗俗化，新媒体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灰色利益链条和对民众的精神损害，新媒体的无度滥用让人们的理性和批判能力不断下降，许多人变得不会思考，没有文化追求，这些都被法兰克福学派所言中。秘鲁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对此无比担忧，他认为在电子信息时代，“电子版书籍将会使文学走向某种平庸化。比如电视，这是技术上的一种漂亮的创造，让多数人达到了目的，但是，却使内容庸俗了”[8]。比如，有人称网络时代的数据库成为了人类的“超级全景监狱”。“在网络时代，数据库不仅使公众的市场消费行为变得毫无隐私可言，而且人们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处于‘超级全景监狱’的监视之下，这种毛细血管式的监视延伸触及消费社会的整个空间，成为超级全景监狱的极端手段。”[9]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顿揭露的美国“棱镜”窃听计划，曝光了美国情报机构利用互联网监视、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隐私权受美国安全部门侵犯的人遍布世界。这正好是“超级全景监狱”最极端、最不人道的现实表现。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巨大的革命性贡献，就不对其“不人道”的传播行为和对文化多样性拆解和破坏的巨大负面影响进行分析与批判，以避免“单向度的人”成为社会人的主流群体，避免人们文化观念和文化追求的多样性变成为单一性，避免文化发展仅仅作为信息“全球化”工具而存在。
三、媒介技术能否决定人类未来
对“媒介决定论”或者“电子乌托邦”批评的理论，我们可以用来审视新媒体技术的复杂作用。对新媒体世界充满了无限幻想，寄予了无条件的乐观主义的期待，认为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必将把世界带入一个高度民主和自由、人人生活幸福的社会中去，是“媒介决定论”和“电子乌托邦”观点的核心。这一观点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英尼斯（Harold Innis）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英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国家趋于自由平等，传播的平民化、信息检索的便利性以及互动式的信息交流，都成为了民主社会的推进器。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不仅开创了人们交往的新形式，发展了新的知识结构，而且会改变社会体制的形态。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传播媒介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他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和“地球村”等著名理论。他继承英尼斯的观点，过分强调媒介技术决定一切，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产生都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媒介技术特征的改变甚至比媒介内容还重要，电子媒介由此重构了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尺度、速度、模式”，也重构了时间和空间，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方式的变革，从而带来社会形态的变革。
媒介技术能够决定人类的未来吗？早在19世纪，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就对人类技术发展的未来作出了较为悲观的预言。他在科幻小说《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写道：“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因为‘老大哥’（即独裁者）之过，而是人们自己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他非常担心人类的文化在工业技术飞速发展下会成为充满感官刺激、物欲无度和没有规则的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会被自己崇拜和热爱的东西所毁灭。赫胥黎的预言或许正在成为现实。新媒体飞速发展以来，有许多传播学者对“媒介决定论”或者“电子乌托邦”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夸大了媒介的作用，没有看到媒介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其对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破坏作用。美国传播学家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就指出，依靠听说进行交流的村落生活关系密切，村落里的人们彼此认识，相互了解，还分享生活环境，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知识，人们之间的关系融洽；而所谓的现代媒介世界（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中的人们彼此冷漠和互不了解，信息流动极不均等，亲密关系是有局限性的、虚假的。这在虚拟社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传播学家席勒（Herbert I. Schiller）也质疑了那些认为新传播技术将给全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理论。人们总是用用户增长了多少倍这样的数字来描述互联网的发展，又拿这些数字与电话、广播电视的普及速度相比较，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自1995年以来，这些数字都显示了互联网的成长速度惊人，一次又一次，各种数字引起了人们的惊叹，互联网带给人们狂欢。在这些欢呼声中，席勒指出了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具有复杂性，同时对网络引起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着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泛滥、两极分化的加剧等。美国学者李・西格尔（Lee Siegel）就在他写的《对抗机器：电子哄客时代的人类生存》（Against the Machine：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the Electronic Mob）一书中指出：新媒体传播力虽然极强，但媒介技术并不能决定人的美好未来，如果互联网技术成了满足我们即时欲望的幻象世界，人类就会在其中迷失自己。“新技术企业的大佬们总是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大旗，模糊着商业和技术的界限，将我们一步步拉入幻象的世界，我们自己，则日益被自由和个性所控制，似乎一时间满足了个人的欲望，殊不知正好迎合了机器所需。网络如果超出了工具的意义，变成自足的万有世界，人类便将终在其中迷失自己。”[10]
“媒介技术或工具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善’或‘社会恶’。归根到底，媒介工具是人的创造物，重要的是人如何使用它，利用它来传播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式特性，而且取决于掌握和运作它的人和社会组织，取决于它们生产和传播的信息内容。”[11]“一方面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对世界的掌控能力巨大提升，人类要求看到更广阔遥远的未来世界，就是说对未来预测的愿望更强烈了；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技术本身造成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和人类社会的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即科技发展导致的人类存在危机意识也日益增强。”[12]显然，不管媒介如何使用新技术，它只是人类传承民族文化、实现自己理想、建设自己社会的工具，如果认为媒介能决定社会形态，决定人们的思维形式，对新媒体抱以“电子乌托邦”的幻想，成为“电子哄客”，那么在信息社会中，人类被技术奴役而丧失心智、迷失自我的“人生困境”与“生态危机”就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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