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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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论文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1

畜牧业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第二性产业。加快发展畜牧业是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战略举措。加快发展畜牧业，就是确立畜牧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主导产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畜牧业布局基地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逐步实现畜牧业现代化，使畜牧业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的重要带动力量。陕西关中平原是典型的北方农区。陕西省提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是对关中平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构想，它指明了关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进方向。努力使这一战略构想转变为生产实践，是加快关中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进程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本文在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进行经济理论分析之后，提出了“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若干政策建议。一、把握“主业”与“多业”关系，突出优势主导产业现代畜牧业是一个多组合产业。从横向产业关联分析，畜牧业由奶产业、肉产业和蛋产业组成。这些产业内部也可细分，比如奶业分为牛奶产业和羊奶产业。根据当前畜产品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分析资料，蛋类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增长缺乏新增市场空间支撑；肉类市场有小量空间，主要分配给牛羊肉产业发展；奶类市场需求则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可能支持中国奶业，主要是奶牛业的长期高速发展。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密集型畜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国内畜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与国际市场技术接轨具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缺乏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再加上关中深居内陆腹地，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成本高。“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瞄准国内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场增长潜力大的奶产业，重点是做大做强奶牛产业。关中平原具有发展奶牛产业的优势，（1）地势平坦，纬度、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2）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种植业结构以及种植苜蓿的传统，为奶牛发展提供了优质饲料；（3）经过多年发展奶牛生产初具规模，拥有高产奶牛核心群和一定规模的乳品加工能力；（4）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关中奶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撑；（5）关中是城市密集区，靠近产地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6）关中交通便捷，能够顺利通达国内主要消费中心。“建设关中奶业大区”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首要选择。以“牛”当先，以“奶”独大，将是未来“关中畜牧大区”的最重要特征。必须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相对集中，优先加快发展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的奶牛产业，全力打造区域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极”。现代畜牧业是一个高关联产业。一般认为，产业链、价值链长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人们形象地将畜牧业称为“中轴产业”。从纵向产业连接分析，粮食种植业、牧草种植业、饲料（饲草）加工业是畜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畜产品物流和畜产品加工业则是畜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必须根据畜牧优势主导产业，协调推进纵向连接的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和利益链条。如果把奶牛产业定位为“首位产业”，就应该与之配套发展纵向连接产业。在种植业上突出饲用玉米、优质牧草（如冬牧70、紫花苜蓿等），在饲料加工上突出作物秸秆青贮、黄贮、氨化等，在产品加工上突出各种乳制品工业以及相配套的包装材料、物流配送等。当然，以“牛”当先，以“奶”独大，是对一个大的经济区域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局部地方选择其他优先发展的产业。肉牛业、生猪业、禽蛋业，甚至鹌鹑、鸵鸟等特色养殖业，都可能成为小区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样，把畜牧业作为关中发展的重点，并不是说关中每一个县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更不是说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规划、来发展。必须强调，较小的区域一定要突出特色，突出优势。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不仅决不能放弃或轻视，而且要加大支持，加快发展。二、把握“大家畜”与“小家畜”关系，重点发展大家畜根据家畜个体大小，一般将畜禽分为“小家畜”和“大家畜”。“小家畜”主要指生猪、家禽、羊子等，“大家畜”指奶牛、肉牛、驴、马等。这好比工业中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小家畜”个体较小，属于多胎多仔或卵生动物，繁殖能力强，投资规模起点低，投资回报周期短，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大家畜”则个体较大，属于单胎单仔动物，繁殖能力差，投资规模要求高，投资回报周期长，增长速度比较慢。也正因如此，（1）“小家畜”市场波动频繁，波动也大，“大家畜”则市场比较稳定，波动不大；（2）“小家畜”规模扩张容易，持续时间短，“小家畜”的规模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大家畜”规模扩张比较困难，持续时间长，目前“大家畜”规模扩张仍在进行。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是“小家畜”规模扩张的时代，那么21世纪前20年则是“大家畜”规模扩张时代。“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紧跟国内“大家畜”规模扩张进程。根据家禽的采食结构，一般将畜禽分为“草食畜”和“粮食畜”。“草食畜”指牛、羊等，“粮食畜”指猪、鸡等。“粮食畜”以采食农作物籽实为主，而“草食畜”既采食籽实，又采食作物秸秆，且以采食秸秆为主。在传统畜牧业时代，“粮食畜”采食农作物籽实后，剩余的农作物秸秆是农民家庭能源的重要来源。而到现代，随着农村能源革命，农作物秸秆不再是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反而成为农业“排放”的“垃圾”。发展“草食畜”，对作物秸秆进行青贮、黄贮、氨化等饲用处理，使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符合“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再者，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以土地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粮食短缺将是“常态”。因此，发展畜牧业必须走草食节粮、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完全可以预言，21世纪是“草食畜”大发展的时代。奶牛产业具有“大家畜”和“草食畜”的一般特点。而且，由于“生奶”必须经过加工“熟制”才能进入消费市场，要求奶品生产者与奶品加工者具有更为紧密的纵向产业连接，更紧密的产业关系，即较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挤奶站是奶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一头连着奶农，一头连着乳品企业。挤奶站可以由奶农合作建设，可以由乳品企业投资建设，也可以有其他投资建设形式。要大胆探索奶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兴建挤奶站，合作社横向联合组织合作联社，合作联社投资或控股乳品企业，乳品企业面向市场经营的奶牛产业化经营新机制。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奶牛业为首位产业的“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注重有效益的增长。在具体政策措施上（1）注重打牢基础，循序渐进（因畜群结构差异，一般奶牛的自然增长率为13-15%，肉牛只有5-6%），切勿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提出一些不合自然规律的高指标；（2）注重良种。优良种牛是基础。种牛如同工业工厂的仪器装备。只有“仪器装备精良”，再配合优良工艺、农艺等措施，生产优质产品，取得较高效益；（3）注重产业化经营，尤其是挤奶站建设。使草料、繁殖、养殖、加工、流通等产业各环节要环环紧扣，节节相连，配置得当，协调发展；（4）注重资金支持。注意各种融资手段配合，增加资金融通能力，满足“大家畜”的较大资金需求。三、把握“人力”与“畜力”关系，着重提升人力资本影响畜牧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列举很多。比如，饲料供给、饲养条件、疫病防治、畜群结构、产业组织、产业习惯以及气候、交通等区位因素，等等。但最基本的，可归结为“畜力”和“人力”两个方面。 “畜力”是由畜禽品种的“基因”决定的生产力。改良品种在本质上就是提高由“基因”决定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能够做的工作很多。不同畜种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提高“畜力”的方法任务不同。生猪、家禽等“粮食畜”已基本实现良种化，今后主要任务是选育新品种和推行经济杂交。奶牛、肉牛和肉羊等“草食畜”良种化水平低，“畜力”潜力大，要坚持引进高产优良纯种、精液、胚胎并举，多条腿走路，加快纯种繁育速度，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从目前情形看，直接引进国外高产纯种冷冻精液，大力改良本地品种，是费省效宏之举。与“畜力”相比，“人力”更重要，关键在人。所谓“人力”，简单地说，就是由人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决定的生产能力。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人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人力不足”也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民在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转向现代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结构存在明显缺陷：（1）农民只有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的简单经验，缺乏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2）普遍受教育年限短，虽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差，农村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效率低；（3）长期的单家独户经营，独立意识强，合作素质差。一盘散沙，不抱团。无论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横向合作”（自愿组成合作社），还是农户与公司之间的“纵向合作”（实行定单生产、产业化经营），都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 “人才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资源”。市场竞争在表面上是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在本质上则是人的竞争。农村是“穷人扎堆”的地方。农民既缺乏对“畜力”的投资，又缺乏对“人力”的投资。这种“财”与“才”的“双短缺”局面，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户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解决，而知识和技术必须由农民通过自己学习掌握（当然，如果有发达社会化服务体系或发达的合作社组织，农民也可以从中“融通”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把政府拥有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科研教育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农民畜牧业生产中的科技优势。要在畜牧专业基地、片区，组织农民畜牧科技状况调查，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要顺应农民知识和技术接受能力差而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大力推行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向农民提供“傻瓜化”的畜牧技术产品，加快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与传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从根本上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四、把握“集中”与“分散”关系，优先发展集中产区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进行。由于地理空间的非匀质性，造成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成本差异，进而形成空间效率的差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总是不断从低效率地理空间向高效率地理空间集中（聚集）。因此，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总是呈现出了“集中”和“分散”两大特征。 “分散”是传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分散”是效率释然。传统畜牧业依附于种植业，是家庭种植业的“配套”产业，其生产“原料”来自家庭种植业剩余，其产品“市场”在于家庭消费。因此，传统畜牧业不仅受限制于家庭规模，也受限制于种植业规模。由于种植业的特点是分散利用土地，以种植业为谋生之道的家庭和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也就接近均匀分布。因此，以家庭为单元的畜牧业自给自足，分散独立存在，如星星点灯。 “集中”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特征。“集中”的根据依然是“效率”。由于社会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深化，地理空间的效率结构发生变化。原来难以利用，缺乏效率的空间，开始变得容易利用并富有效率。随之，经济社会活动空间结构和布局发生“趋利性”演变。这种演变工业经济表现明显，农业有相同趋势。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畜牧业逐步由“面向家庭”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产品”在市场销售，“原料”从市场采购，逐步超越了家庭和种植业（养畜的农户数减少，农户的养畜数增加，少数农户养了多数畜禽，畜禽向专业农户集中），呈现专业化、基地化、集约化，“集中”连片发展的趋势——专业户专业村专业小区（园区）专业乡大型畜牧产业基地。正象工业经济中的“块状经济”、“园区经济”一样，畜牧业“集中”带来了“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集中”能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和庭院空间资源，能促进养殖信息、技术传播，能共享防疫、配种等公共基础，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集中”连片发展，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必然选择。“集中”有不利于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有利于知识、信息传播和科技进步；有利于实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户分享公共设施和合作闯市场；有利于紧密衔接产销关系，促进产业成长。要实施畜牧业的“集中”战略，设想未来的“关中畜牧大区”是由若干大型奶牛专业生产基地和众多肉牛专业片区、生猪专业片区、禽蛋专业片区共同组合而成。要规划和建设若干畜牧业专业基地、集中片区（组团），由专业大户而专业小区，而专业村、专业乡，直至专业县，终成“星火燎原”之势。陕西省宝鸡市已经着手在陈仓区渭河南岸的蟠溪、天王、钓渭三镇建设奶牛产业区，实行基地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强力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30个奶牛小区、60个挤奶站，奶牛数量由1.25万头增加到3万头以上。可以采取措施，支持宝鸡市陈仓区三镇奶牛集中产区建设，使其成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建设高效集中畜牧产区的探路先锋。 “合作社”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一个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都是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合作社是社员（即加入合作社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代言人”，是“集中”社员实现市场需求（而不是代替农户）的组织。合作社的“第一要务”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过程中，要发挥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使“合作社”成为“关中畜牧大区”的重要组织载体。要在发展专业户、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同时，注意引导农户发展合作经济，自愿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农民开展“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防疫、配种和信息、技术服务。通过合作，增强农户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就农业产业组织形态而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称道的是家庭承包经营，90年代称道的是公司与农户的纵向连接（是经济合作的一种）的产业化经营，那么在21世纪初农户与农户的横向合作将登上前台，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户+合作社+公司的农业组织体系。五、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注重发挥政府功能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政府的职责是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有形的手”。一般而言，只要“无形的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有形的手”参与。否则，就是政府越位、错位，这将会降低市场运作效率，损害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损害国家或区域经济效益。但是，市场运转也是有成本的。当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时，市场运转的成本很高。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更高。目前，在农业经济、畜牧经济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严重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在人才、技术、信息以及防疫等方面市场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畜牧人才市场失灵、技术市场失灵、信息市场失灵、防疫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规模过小，从市场上购买技术、信息和人才、防疫服务“不经济”。因此，对于小规模经营畜牧业的农户来说，这些产品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或准政府组织（比如非营利的市场中介组织）提供。进一步讲，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政府应当为产业组织（如农户、合作社、畜牧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市场运转效率。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具体包括（1）根据市场规则确立优先扶持的“主导性产业”；（2）建立起与主导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3）为畜牧专业生产基地、片区（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补助；（4）支持多种形式的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5）建立“官方”兽医制度，健全动物防疫监督体系；（6）为农户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提供必要资助；（7）执行法定的市场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高效率运转。必须指出，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功能也存在缺陷（政府失灵）问题。必须正视政府失灵，（1）政府资源不足，“政府无能”，难以兑现既定的政策承诺；（2）政府集体腐败，运转成本上升，组织费用过大；（3）政府过度介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经济缺乏活力，损害总体经济效益。因此，不能对政府的期望值过高。在具体实践中，既要注意防止和矫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注意防止和矫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不能错位，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只有“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密切配合，才能使“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事业顺利推进，快速发展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2

1.创新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畜牧产业模式。

充分依托京津资金、技术、市场、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河北土地、劳动力、饲草饲料等方面的相对资源优势，创新畜牧业发展模式，迎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加快调整空间布局。在紧邻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廊坊、沧州、保定等市的23个县（市、区）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培育环京津特色产业带；推行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户订单生产，合同收购的养殖模式。平原区加强对现有中小型养猪场标准化改造，引导发展年出栏5000头以上适度规模养猪场，重点发展存栏1万～2万只的蛋鸡标准化规模场，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燕山、太行山山区县以肉羊和肉禽为重点，发展适度规模肉羊、肉禽养殖，推行绿色无公害畜禽生产，进一步增强京津市场供给能力。加快调整畜禽品种结构。生猪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瘦肉型改变为肥瘦兼用型，延伸瘦肉型猪出栏时间提高脂肪厚度，适应京津大众消费者口味。蛋鸡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白壳蛋鸡和褐壳蛋鸡改变为粉壳蛋鸡，增加粉壳蛋鸡养殖数量。培育河北柴鸡新品种，发展山地放养型柴鸡，生产高品质柴鸡蛋，适应京津消费者的喜好。在肉牛养殖方面，大力发展乳肉兼用型牛，开发高档牛肉产品，满足京津高端消费需求。在奶业方面，大力发展有机生态奶、草原牧场奶、巴士消毒奶，提高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抢占京津高端奶业市场。打造全链条畜牧经济。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合同销售”模式，大力发展新兴养殖经济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稳定供求关系、延伸产业链条。在环京津生猪主产区，以唐山双汇为核心，带动玉田、迁安、抚宁等县发展100个标准化养猪基地，带动4000个养殖户，与京津合资改造提升5个现代化屠宰场，将单体每年供应京津冷鲜肉能力从2.5万吨提高到4万吨。蛋鸡养殖以沧州万雉园为纽带，带动100个蛋鸡存栏1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采用喷码、清洗技术，生产高档产品供应京津高端市场，通过提供饲料、兽药、疫苗、养殖技术等方式建立蛋鸡养殖合作社，带动中小规模养殖户建设100个生产基地，生产中档产品供应京津大众市场，扩大京津市场占有量；以大厂福华为核心，在张家口、承德坝上半牧区，利用国家肉牛产业政策，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地理标志牛羊肉产品，抢占京津市场，满足市场需求。

2.建立适合京津市场需求的优质畜产品基地。

一是提高畜禽品种质量。充分发挥京津畜禽种业优势，加强与京津畜禽种业科技合作，加快技术成果转让，重点突出骨干品种，提升现有生猪、蛋鸡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建设水平，共同指导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健全、畜禽品种优良、技术水平先进的种畜禽场，尽快达到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要求，提高畜禽原种场、扩繁场的供种能力。充分利用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共同培育大午金凤褐壳蛋鸡羽色自别新品种，提高市场占有率，共同培育优质乳肉兼用品种种公牛，提高后代母犊单产水平和乳成分、提高后代公犊的产肉性能。二是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充分发挥1010个部省级示范场和21个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开展设施达标、健全制度、规范规程、标准化示范、严格执法、全覆盖培训“六大规范化管理行动”，将示范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充分利用畜牧业生产扶持项目的调节作用，引导生猪、蛋鸡、肉鸡、肉牛、肉羊散养户和中小规模场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改造提升，扩大生产规模，实施标准化生产，淘汰落后的养殖方式，将河北规模养殖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加强督查指导，推广先进典型，规范投入品控制，规范养殖行为，规范档案填写，将规模养殖场备案率由76.3%提高到80%提高，提高畜禽生产能力和水平。三是强化畜产品品牌建设。加大河北特点畜产品宣传，将培育畜产品品牌作为提升畜牧业竞争力、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来落实，争取将石家庄君乐宝、徐水大午、沧州万雉园、唐县国富唐尧、唐山中红三融等31个省内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打造成5个全国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河北畜产品在京津市场的占有率提高5个以上百分点。

3.构建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市场。

京津冀要破除限制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和行政区划藩篱，对标珠三角和长三角，加快建设京津冀畜产品统一市场的步伐。充分挖掘无形市场的潜力。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无形调节作用，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利用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按照京津市场供求信息组织生产和销售。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科学分析研判京津市场畜产品供求的现状和趋势，根据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波动规律，针对京津高端畜产品消费需求趋势，组织各类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开展市场需求和营销培训，利用各类扶持政策，引导养殖户实行标准化生产，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养殖，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高京津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有形市场的主导作用。加大河北畜产品直接进入京津卖场，引导农民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与农贸市场、超市直接对接，建立京津社区直营店，周末开展京津社区大篷车服务，减少中间环节，提高销售收入，实现畜产品精准销售。发展网络配送和网络销售等新兴业态，引导和组织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大型养殖企业开通电子商务网站构建京津配送体系，通过网络推介和销售畜产品，争取相关部门对在京津开设网营店，提供直送业务的配送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增加养殖效益。着力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畜产品交易经纪人行业自律，提高信誉度，组织开展研究京津畜产品市场内在规律和质量要求，及时反馈市场信息，积极对接京津市场，最大限度提高京津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引导经纪人充分利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外迁的机遇，组织养殖户、合作社与新建市场发展订单养殖，优化养殖结构，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建立京津冀三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机制。建立健全京津冀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统一人员培训、统一检测参数、统一检测设备、统一检测方法，实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充分利用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完善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要素信息，加快与京津信息联网进度，最终实现畜产品二维码检索全覆盖。

4.搭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要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场大变革，在动物疫病、畜产品质量安全联防联控体系上实现率先突破。构建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机制。强化华北五省区市重大动物疫病联防会议制度，在京津冀统一时间进行强制免疫、防治人畜共患病和动物常见多发病工作，同步实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每季度交换疫情信息，争取对防疫物资实行统一调配，实现防疫物资在京津冀充分有效利用。构建畜产品供求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京津畜产品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和时间节点，科学调整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初步实现每周交换畜产品供求信息，最终实现当日信息共享。半年召开一次京津屠宰加工企业、畜产品交易市场与河北省基地的对接会。季度研究分析京津市场对畜产品品种、质量的需求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河北省供京津畜产品基地的品种结构、饲养方式和饲养规模。构建畜产品检验检疫认证信息共享机制。每季度将河北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情况通报京津。协调农业部，统一京津冀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出证工作，将京津冀三地跨境调运按同一省对待，打破现有三地通关两证壁垒，实现一证通关。构建预警预报信息共享机制。每年召开2次京津冀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动物疫情专家解析预警会议，统一确定范围、参数，规范样品采集和检测程序，全面摸清京津冀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及主要风险，评价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

5.健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畜牧业发展战略新疆兵团 84团

[中图分类号] S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2-0281-02

1 研究背景

畜牧业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畜牧业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新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畜牧业发展各项方针政策，畜牧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畜产品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逐步成为新疆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初步形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高档绿色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增强竞争能力的角度看，由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竞争，谁的单位成本低，质量安全水平高，谁就在竞争中拥有优势。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日本、欧盟对进口猪肉的检测指标已从过去的 25 个大幅增加到 410 个，一些新兴生猪生产国家和地区也悄然崛起，与我们争夺市场份额。从满足城乡居民对畜产品绿色环保健康安全要求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病、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及奶制品、鸡蛋等畜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不仅对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威胁着人类健康，成为我国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牧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便成当务之急。

新疆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畜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十一五”以来，兵团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项畜牧业生产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粗放、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团场畜牧业发展迅速，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生产实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畜牧业已经成为兵团农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并呈现出现代畜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面对入世和畜产品市场以及需求变化的新形势，兵团畜牧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仍表现突出，畜牧业对团场经济和职工收入的贡献率与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十二五”期间，兵团提出继续调整优化各畜种优势区域布局，依靠乳业集团和肉制品加工集团，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完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措施，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产业。到2015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畜牧业产值较“十一五”末实现倍增，总体规模养殖水平达到50%以上，畜禽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到202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

但是目前团场对现代畜牧业认识还处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畜牧业发展战略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如何结合兵团和团场实际，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加强畜牧业龙头加工企业建设，加强畜禽良种建设，进行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把生态保护、团场发展和职工增收结合起来。在当前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农产品的价格低迷，劳动用工及成本上涨，农业发展已处在一个发展瓶颈，难以提高单产的情况下，推进畜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高效、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团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因此，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这一关键命题开展深入研究，对实现兵团畜牧业倍增的目标，优化畜牧业管理决策和宏观调控十分必要，同时对促进兵团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为兵团和团场决策、制定政策促进畜牧业提供参考价值。在掌握大量团场畜牧业现状资料基础上，选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提出团场畜牧业发展的有关战略构想和建议。构想和建议都是根据团场畜牧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特色和优势提出有针对性的观点，如团场畜牧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中如何促使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升级和加大专业要素促进团场畜牧业结构发生变化都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为兵团和团场进行展战略决策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理论意义。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运用一般战略理论来构架文章的体系，同时结合产业的特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别是竞争优势理论，把团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作为构建团场畜牧产业竞争优势来进行研究，使文章在理论体系上和以往研究发展战略上有新的角度和视野，作为理论上的尝试，为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模式。

现实意义全面系统地认识团场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对团场畜牧业的基本状况与全国和全疆水平的比较，团场畜牧业发展条件都作了比较详实的介绍，并区别不同畜种分别作了系统阐述，对团场畜牧业情况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对全面掌握兵团团场畜牧业的状况和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3 研究目标

本文以第五师八十四团为例，结合兵团实际情况，分析了畜牧业发展现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通过对畜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畜牧业发展特点的了解;另一方面，提出具体的发展畜牧业的措施和建议，可以作为指导畜牧业生产的措施和方式。本研究拟通过对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后发优势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调查，分析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前向联系、旁侧联系以及后向联系及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后发优势的分析对比，结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寻找制约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找出兵团畜牧业后续发展中应具备的能力和基础。找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保障兵团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解决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选择。

4 研究内容

4.1 八十四团畜牧发展基本情况

畜牧公司距离博乐市较近，交通便利，地域广阔，温度及草场环境优良，为牛羊养殖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怪石峪风景点相邻，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占地250亩，现有圈舍54栋（计划2014年新建圈舍15座左右）总面积7074平方米，饲草料库1栋，总面积418.5平方米，堆草场2000平方米，配套有兽医室、配种间、饲料粉碎设备等。

有天然草场总面积80.41万亩，其中：平原荒漠草场和平原荒漠草甸草场（春秋草场）38万亩;山地草甸草场（夏草场）7.4万亩;山地荒漠草场和山地草原草场（冬草场）35.01万亩。苜蓿饲草地14200亩，以及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为养牛羊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牧户225户，从牧总人口892人，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541人，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职工117人，全部分布在团场58公里的边境线上，肩负着牧业生产和护边的双重职责。

4.2 84团畜牧发展方向

天然放牧养殖基地：以畜牧公司为中心，发展优质畜牧业养殖基地，进行牛、羊养殖产业化、规模化、建成独特的优质牛羊基地。

规划引导畜禽养殖向优势产区集中，设施养殖主要为建设大型的养殖基地，将牲畜集中进行饲养，以牛、羊为主，配套基础设施和圈舍的建设。以推进畜牧业饲养方式转变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支持建成一批养殖大户、规模化饲养场和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饲养水平。

大力发展舍饲养殖，利用畜牧业天然草场优势，计划发展羊5万只。及我团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打造“牧家乐”，将成为农牧民致富增收的另一重要途径。

4.3 具体措施

4.3.1舍饲养殖是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式，是畜牧业发展必经之路。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场革命。传统畜牧业、放牧养畜延续上千年历史，使牲畜头数的增长，草原面积锐减和草原沙化退化的原因，草原生态遭到破坏。草原矛盾十分充分，解决这一症结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力发展舍饲养畜。舍饲圈养不是简单的把牲畜圈起来，而是要充分考虑牲畜的生活习性，通过专业化养殖、集约化经营实现精养增效。

第一，加强棚圈、运动场、青贮窖等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解决牲畜日常饲养、生产接羔和保育工作，才能解决好牲畜住的问题。

第二，加强秸秆转化力度，推进人工饲草料的种植。在饲养方式转变中，解决好饲草料是舍饲养畜的先决条件，我团拥有丰富的秸秆资源，玉米制种、常规玉米、冬麦等秸秆作物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能充分保证本团的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树立 “既种又养，以农养牧”的思想，为舍饲养畜创造了有利的资源条件。

4.3.2 牧家乐成为农牧民不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为进一步增加牧民收入，发展少数民族民俗与饮食文化，加快旅游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牧家乐。一是民族风俗文化历史悠久;二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美味可口;三是民族娱乐文化精彩无限;四是84团优美的自然风光是游客避暑游玩的好地方;五是84团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博乐市9公里，是游客往返必经之地，可谓游客中转站、休息室、加油站。

4.3.3 成立八十四团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

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是目前84团新建的农、牧、副、织产品商务交易平台，是84团成立的一家辐射全团面向全师的以新疆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为主导的特色产品交易平台。

依托84团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优美的乡野风景、舒适宜人的清闲气候、生态环保的绿色空间、民族文化浓郁，特色民族餐饮的牧家乐、环境优美，菜系丰富的农家乐，在原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兴建休闲娱乐设施，注入旅游元素，为游客提供度假、休憩、游乐、餐饮、住宿等服务，带动我团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产、供、销、消在交易平台的全方位对接，力求通过舒适的旅游环境、规范的交易规则和过硬的商品质量的优势，为本团特色产品交易双方构建一个具备集旅游观光、餐饮购物、产品丰富，质量过硬，方便快捷的现货交易场所，全面助推84团实现跨越式发展。

4.3.4 畜牧人员分流促增收

对于不善于经营、管理、养殖、且经济贫困的少数民族牧民职工，引导这些少数民族牧民职工进入我团设施农业及昆虫养殖场、厂、烘干厂、建筑行业等企业，或从事畜牧特色产品销售等方面工作，经过系统、科学、专业的培训，使分流人员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为脱贫致富创出一条新路子。

4.3.5 转型规模

将我团原有“脏、小、乱”小型养殖户进行拆除、淘汰，集中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畜牧养殖场进行统一管理、运行、销售。在原有达标的6座养殖圈舍的基础上，2013年新建48座标准圈舍，2014年扩大规模再次新建养殖圈舍15座，共计69座。

5 今后努力方向

第一、依托资源优势，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建设标准化养殖厂，积极发展特色牛、羊养殖。

第二、逐步实现“三个转变”：牧民职工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型向科学型的转变、牲畜产能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牲畜养殖模式从分散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促进牧民增收，实现人、畜、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产业链价值链的打造，一条龙的发展模式。1、标准化养殖，真正“抓住”肉食品安全的“根本”，确保肉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2、通过本团优良的草场资源及农业种植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形成合理行业集中度，通过“以农养牧、以牧帮农”的合理、安全、高效、绿色产业循环。

第四按照竞争优势理论，提出84团畜牧业发展战略构想和建议。一是畜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按照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区别，就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升级提出结构调整战略、科技推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畜产品市场竞争战略。根据需求条件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带动引领周边区域畜牧业发展，研究畜牧经济国际化战略，分析畜牧生产面对的国际国内二个市场。保证畜产品品质安全是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根本，提出畜牧生产标准化战略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战略。三是畜牧产业组织优化战略。在体制上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把畜牧业企业和职工与市场有机联系起来，提高整个畜牧产业的竞争力。四是畜牧相关产业发展战略。发达的相关产业可以更好地带动畜牧业发展。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饲料、兽药、畜牧装备业、社会化服务产业。五是调控管理战略。团场有责任调控、扶持、引导、保护畜牧业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条件，行政手段进行辅助;通过加强对畜牧业投入进行扶持;引导职工进入市场;推行畜牧业保护政策实现。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4

一、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

2008年，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建设生态畜牧业的战略决策，海西州天峻县梅陇村是试点村之一。自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颜顺新视，成功探索出了“以草场承包经营权和牲畜人股，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梅陇模式”。2010年，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推广，全州各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在推行“梅陇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生态畜牧业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西州为贯彻生态立州战略，将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作为一个建设目标和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全州在所辖5个市县各选择一个村开展以牲畜和草场八股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畜牧业示范村建设。截至2010年11月10日，5个示范村共有261户牧民加入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入社率达到79.8％：人股可利用草场116.55万亩，八股率70％；八股牲畜6.72万头(只)，八股率66％。同时，在全州选择64个牧业村作为生态畜牧业建设启动村，组建了64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八社牧户达到3535户，人社率达到78.9％，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方案，为2011年完成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畜产品买方市场和畜牧业大生产、大流通格局的形成，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由于规模过小，信息不灵，科技水平不高，其产品生产的数量、品种、质量很难适应大市场的变化，造成畜产品卖难、牧民增收难和畜牧业发展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而且能准确把握、捕捉市场信息，能综合大家的智慧，有效地解决牧民养什么、怎么养、卖给谁的困惑，从而带领牧民进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更加简单、方便地将牧民的生产与市场的最终需求对接起来。

(二)降低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首先，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使畜牧业生产形成专业区域，能有效地推动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程度。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促进了畜产品向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生产降低了畜产品单位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其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方便、快捷、有效地推广科技良种，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再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购进生产资料，实行批量购进，杜绝了假冒伪劣，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销售产品，降低单个牧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还可以较好地避免在市场低谷期因牧民分散经营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另外，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规模的优势，增强谈判地位，提高牧民的竞争意识。一方面，在市场发生波动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生产经营组织，能有效阻止加工和销售企业压级压价损害牧民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组织批量出售产品，能取得价格上的优势。同时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搞运销、屠宰、加工保鲜，内部有了分工，使牧民不仅能取得饲养环节中的利益，还能获得流通、加工环节中的利益，增加收入。更主要的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介入流通、加工领域，让牧民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有利于进一步活跃牧区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畜牧业的比较效益。

(三)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指导畜牧业生产。现行畜牧业管理体制僵化，政府与牧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牧民要适应畜牧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就要进一步进行组织创新，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结起来。畜牧业产品流通体制的创新，畜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推动各级政府领导方式的变革，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推动的被动局面。政府可以依靠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载体”，把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向、各种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建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牧民联合起来，为政府调控和指导畜牧业及牧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中介，政府可以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牧民生产经营，把政府的产业政策落到实处，使生产与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衔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利用牧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指导畜牧业生产，比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指导更容易为牧民群众所接受。同时，牧民通过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牧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反馈给政府，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为牧民走向市场架起了桥梁，也为政府与牧民的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实践表明，大力支持和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才能更好地指导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

(四)有利于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收入。近几年海西州牧民收八增长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返贫的现象，原因是草场有限，若要想增收就得增加牲畜，而增加牲畜，草场负担过重，就会导致退化，无法可持续发展。牧民想增收没有任何途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强烈地渴望能有一个真正为牧民服务的组织帮助他们。而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把单个分散的牧民组织起来，较好地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的收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牧民自己建立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中，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牧民既是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加工、销售企业的主人，形成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从而保证畜产品附加值能够返还于牧民。(2)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除了为牧户提供加工、销售服务外，还可以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聚集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甚至消费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有利于利用互助合作的力量扩大生产和抵御灾害，减低风险。(3)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对内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可以享受国家的某些优惠政

策，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4)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经济法人，合作经济组织办加工、销售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吸收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消化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牧民由于是合作社的主人，更容易做到从实际出发，防止“刮风”和产业猛烈扩张，从而降低成本，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把牧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代表牧民争取自身利益，如财政、信贷投入政策向牧业和牧户倾斜等。

(五)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牧区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经营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牧民率先致富。但许多牧民或因经营能力差，或因条件限制等种种原因，收入增长缓慢。不同地区、不同牧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人多草地少、牧户经营规模狭小、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等情况，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牧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把牧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从资金、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给予贫困的成员以帮助，带领他们更快地脱贫致富。合作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牧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牧民的就业门路和资源占有量，提高牧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二、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园分析

(一)缺乏高度的认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将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摆上应有的位置。如有许多人仍对合作化运动记忆犹新，“谈合色变”，心有余悸，把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以往的“合作化”“大锅饭”混淆；有的认为，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很重要，但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持有疑虑：有的人对目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上和理解上的误区，主要表现是“自发论”。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了领导上的无力，制约了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内部运行不健垒、不规范。由于认识模糊，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对合作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管理、组织等搞不清。一些地方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办、起名、运营、解散等方面比较随意，许多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模糊，职责不清，加之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民主氛围不够，致使组织内部缺乏活力。

(三)会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人才缺乏。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发起人和带头人大多数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较弱，缺乏一些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符合型人才。因此，造成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现代畜牧业技术、生物技术、新品种的应用以及种、养、加工模式缺乏，从而导致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事事依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建立与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海西州牧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合作经济制度的构建需要必要的条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从目前来看，在海西州建立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还有一些制约因素，诸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牧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低、民主意识浅、经营管理能力弱；畜牧业发展集约化程度低，规模效益不高：牛羊肉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高端畜产品开发滞后、品牌建设不强，牦牛、绒山羊等畜牧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不能有效带动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单一，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较大：部分地区干部群众对建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到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没有形成各级政府合力推进的局面；一些群众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台作组织理解不深，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发展和完善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为进一步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要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形式在全州搞好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工具，利用黑板报、村民会议等传统方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牧民群众宣传正确的合作思想，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对合作经济的种种误解，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合作观，打消他们的‘恐合’心理，提高他们的合作积极性。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宣传方法和途径中，尤其要重视典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作用，这种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宣传对牧民的合作意识的刺激往往是最深刻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宣传来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牧民，牧民群众只有在真正了解其组织的基本功能与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积极行动起来，对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牧民来讲，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方式，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经济组织既不是原有的集体经济的复归，也不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自主自治的经济合作组织，是提高畜牧业产业市场竞争力，维护牧民合法利益的组织，从而唤起牧民的合作意识，培植合作经济组织的群众基础。

第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牧民群众的合作素质。要把对牧民和牧区基层干部进行合作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培训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合作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牧民群众特别是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实际管理者的合作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各市、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合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牧户成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这样，既培养了一些有合作思想、懂得如何指导合作组织发展的领导干部，又培养了一批具体管理合作组织的负责人和参与合作组织的牧民群众。通过培训骨干，使他们能够掌握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把少数牧民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广大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知道怎样利用合作经济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规避市场的风险，争取更多的利益。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提高牧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合作意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和体会到合作制度给家庭经营带来的益处，调动牧民参与和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合作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海西州州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学习和研究西方合作理论与实践，弄清现代西方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机制、特点、趋势等基本问题，掌握现代合作经济的一般性理论，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

理论基础：总结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以西方合作理论为指导，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经验，结合具体实际，构筑符合海西州实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形成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地方领导要非常关注和重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发挥政府的优势，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现阶段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必须坚持把充分调动、发挥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政府要把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尤其是在海西州情背景下，一项改革措施能否取得成功，各级领导的认识和重视非常重要，尽管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牧民是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合作经济事业仅仅是牧民自己的事情，合作组织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中都能起到作用，并在很多方面配合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所以，关心和支持合作事业的发展，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应成为共识，特别是在合作社开创时期，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为关键。总之，要把政府部门对合作经济组织自上而下的扶持指导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自下而上的发展规范有机的结合起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合作经济的根本原则，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抓好试点示范，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扶持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先抓典型，开展试点示范，然后在巩固试点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稳步地、一批一批地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做，既使广大牧民亲自体验或亲自看到参加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从而调动更多牧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政府部门领导在实践中掌握指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然后再去指导实践，同时还可增加对有意兴办或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引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试点、推广经验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强迫，要以总结和宣传经验为重心。让牧民自觉地去接受这个新事物，自愿地选择各种发展类型，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政府部门必须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广大牧民虽然有渴望组织起来的需求，但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各地政府可以在产业基础良好，畜牧业经营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普遍意义，可以借鉴推广的做法。

(四)大力培养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根据海西州的实际情况，推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坚持“政府支持，能人领导，牧民参与”的基本原则。在牧民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形式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成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直接决定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谈的“能人效应”。组织的领导成员素质影响到普通成员的观念与态度，影响到普通成员对领导成员的认可与回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又有合作才能的合作企业家，对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大力支持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坚持‘能人’领导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路线。国际台作运动的成功经验表明，弱者自我难以联合起来，弱者需要精英强者的带动，这些社会精英是由热心于合作事业的有志人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能力与合作组织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与技术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牧区，有不少为牧区共同发展，牧民共同富裕而献身的人，有许多能够将个人的利益寓于摄取整体利益之中，以求共同发展的人。他们不仅有高尚的道德，能热心为农牧民服务，而且还懂经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这些有专业经营管理经验，在群众中有威望，得到广大牧民认可的‘能人’，能带领牧民创建形式多样的合作经济组织。因此，要发展和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具有献身精神，能带领牧民共同致富的牧区‘能人’，鼓励、引导、扶持他们领办各类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五)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在组织制度方面，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要灵活多样，经营的原则要内外有别，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对外同样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在风险保障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制定保护价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提高社员抗御风险的能力；在民主监督制度方面，社员有权对董事会、经理人实行开放式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在利益分配制度方面，台作经济组织的利润实行按交易额分配和按股金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注重一次返利；在集体积累制度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所创收益要按比例提取公共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提供各项服务。敢于采用现代管理方式，大胆引进技术，充分利用连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经营方式，开展联合经营和集团经营，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和经营制度优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应该通过相互参股和联合等方式，积极开展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大型流通企业的合作，利用现代经营手段，构筑自己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体系。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玛曲,原料型畜牧业,原因,模式研究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玛曲，原料型畜牧业，原因，模式研究

问题提出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农村统计年鉴》各年计算数据整理

表2玛曲县和甘肃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比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玛曲牧民人均

纯收入(元)

2355

2400

2460

2528

2600

2670

2755

2855

3085

3385

增长率 %

1.9

2.5

2.8

2.7

3.2

3.6

8.1

9.7

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元）

1428.70

1508.61

1590.3

1673

1852

1980

2134

2328.92

2723.84

3134.08

增长率 %

5.6

5.4

5.2

10.7

6.9

7.8

9.1

15.1

二者之差

926.30

891.30

869.70

855.00

748.00

690.00

621.00

526.08

361.16

250.92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年鉴》和《玛曲县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料型畜牧业发展瓶颈越来越明显。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越来越低，由45.71%降低到30.36%，虽然近几年比例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00的水平。由表2可知，牧民人均纯收入和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2000年最大的926.30元减少到2009年的250.92元，减少了675.38元；同时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率低于全省水平，平均增长率4.14%也低于全省9.18%水平，落后全省4.21%。这说明了原料型畜牧业经济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收入水平。

原料型畜牧业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和牧民收入产生了影响，而且还造成玛曲草场退化，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实行草场承包以后，牲畜的存栏量急剧增长，由1982年的170.81万个羊单位增加到2009年的327.4万个羊单位，增加了近两倍；而玛曲草场的理论载畜量为166万羊单位，2009年玛曲超载161.4万羊单位，超载率为97%。牲畜超载最直接的结果是草场退化，1985年沙化面积为2.16万亩，2003年达到80.1万亩，沙化面积增加了近40倍，平均沙化速度达到20.94%。草场退化导致了草场质量下降草场可食牧草产量从1982年的平均5860.5千克/公顷，下降到2004年的4000千克/公顷，降幅达31.75%；还导致了秦艽、甘肃贝母、红景天等珍贵药用植物的灭绝。草场面积退化草原涵养能力降低，黄河高原水塔功能减弱。

3.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原因分析

玛曲畜牧经济兴衰和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仅关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影响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图1不同类型产品的购买比例图图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藏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4.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4.1转型模式分析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4.2经济转型模式的实证应用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产品深加

工

现有优势产业

延长

高原特色

品牌

产业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7

[关键词] 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 S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3-0201-01

一、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的含义

从根本来说，标准化管理就是为了确保最佳秩序管理能够实现从而采用的标准统一的工作流程。其工作流程抱愧定制并且试试相关标准编制等。在统一标准下，能够切实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使其操作流程规范化，最终达到生产目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具体要求会随着社会实际需求而发生改变并且不断完善，从而切实解决畜牧业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促进我国社会进步。

二、充分认识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

畜牧兽医工作是推广畜牧兽医技术以及动物防疫体系的根本所在，更是畜牧兽医系统的基层，承担着管理畜牧生产，预防，空以及扑灭动物疫病，对动物检疫监督以及技术推广等重要任务。对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不仅能顾加快推广畜牧科技的步伐，完善动物防疫体系，更是落实畜禽标识加挂，养殖，免疫档案建立，动物疫病报告等重要措施，能够对大型动物疫情发生的关键进行预防与控制，持续推动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并且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公民身体健康。

三、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的主要措施

1. 加强政府干预

国家要重视加快畜牧业标准化进程，制定统一的标准化要求，宣传畜牧业标准化对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提高畜牧生产企业对标准化程度的理解和重视，自觉将生产、管理的标准化考虑到企业决策中。

2. 完善畜牧兽医标准体系

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需要有专门的管理团队负责畜牧业工作的规划、实施、监督。畜牧业相关的事业单位为企业发展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制定标准化细节，促进标准化工作落实到位。为促进畜牧业发展进程，我们需要不断优化标准化程度以满足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尽管我国的畜牧业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不能够满足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规模标准和质量标准无法达到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要求。实现畜牧业标准化需要严格按照标准计划进行，将生产标准细化到每一个生产细节。例如，控制有毒物质的检测标准、残留量来规范农畜产品安全；制定农畜产品生产标准以保证生产过程的规范、合理，生产质量达标；规范畜牧业生产技术，结合畜牧生产的自身特点，进行技术推广工作，使各个畜牧业发展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

四、建设内容与标准

对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建设内容以及标准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队伍以及机构建设。领导层人员需要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基础上，熟练掌握畜牧兽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理论知识以及实际经验。同时需要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动物防疫等业务知识学习。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及激励制度，将工作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第二，规范办公场所与设施建设。畜牧兽医工作需要具有环境整洁相对独立的场所，并且具有诊断化验室，办公室，设备物资库等建筑设施，确保工作能够顺利展开。

第三，强化制度建设管理。需要建立起明确的畜牧兽医工作制度，明确工作程序，将与工作相关的技术标准，组织体系以及法律法规等编汇成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责可究，有档可查。并且管理层需要向社会公布相关举报监督电话，利用社会监督职能促进畜牧兽医工作标准化管理能够更好更快，公开公正的发展下去。

五、结语

总的来讲，我国畜牧兽医标准化工作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的大事，所以必须实施畜牧兽医标准化，相关部门要加大重视程度。具体来说，我们应当在提高各个层面的认识的基础上，健全畜牧兽医标准化管理体系，完善畜牧兽医标准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并不断加强监督检查，从而实现畜牧兽医标准化，提高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最终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转贴于论

参考文献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8

（本刊讯）12 月19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三届六次理事会暨2014 全国畜牧行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渔阳饭店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理事会成员300 多人齐聚一堂，共商畜牧业发展大计。农业部畜业司司长王智才、副司长王宗礼，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希荣出席大会。

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殷成文先生向协会理事会汇报了2014 年中国畜牧业协会工作。殷成文常务副秘书长还提出了2015 年中国畜牧业协会工作计划。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希荣就协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同时，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作了2014 中国畜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的报告。京拍档CEO 王文峰先生作了“传统畜牧企业O2O 案例分享”的报告。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总裁张莹也作了“天农公司实施品牌战略及生鲜电商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修改中国畜牧业协会章程议案、三届理事会人员增补及变更事宜、协会理事提案、关于成立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的提案。

同日，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畜牧机械、饲料机械、畜产品加工机械、畜禽舍规划设计、环保工程、信息工程等相关领域的精英以及行业媒体等100 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管理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85 名、常务理事42 名及理事会领导组成人员。

王祥、刘春来、祁春清、余平、高继伟、赖成幕、曲田桂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王京法、胡天剑、王振华、曾年根、李晓、党跃文、张明耀当选为副会长，殷成文当选为秘书长。祁春清被推选为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第一届理事会执行会长。李世盛、吕忠孝、刘永怀等15 位专家、企业家被聘为畜牧工程分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李世盛被聘为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

祁春清会长代表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畜牧工程分会一届理事会秘书长殷成文先生报告了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一届理事会工作计划。

畜牧工程分会将本着中国畜禽养殖按照“健康、安全、循环、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原则，本着 “服务会员、服务行业、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的理念，以满足畜禽养殖要求为导向，积极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推动企业产品的互通有无，人才汇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中国畜牧业协会畜牧工程分会必将为我国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和信息化发挥巨大地推动作用。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9

关键词畜牧业;现状;发展对策;青海果洛

改革开放以来，果洛州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自治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明显加快，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好局面。但是，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经济的推进，本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现将果洛州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总结如下。

1果洛州畜牧业发展现状

1.1畜牧业主产区的畜牧业地位被淡化

随着三江源、整村推进、阳光工程等惠民工程的实施，政府工作重点移到项目建设上，无形中降低了对畜牧业生产的认识，放松了对畜牧业的常规管理。

1.2畜群结构不合理，品种体质退化，生产性能下降

果洛州马、牛、羊比例为1.7∶57.4∶40.9，牛的数量比羊高16.5个百分点，降低了畜群的周转速度。土种选育和杂交改良工作滞后，自1984年牲畜承包到户后，种畜控制在一家一户的范围内，长期近亲繁殖，导致品种体格变小，生产性能下降，成年母牛平均体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99.70 kg降至现在的134.14 kg。

1.3专业技术人员短缺

畜牧业工作淡化后，松懈了草原、兽医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专业人员调动工作岗位、转业现象普遍，放弃草原建设、畜疫防治，参与政府行政管理现象严重。

1.4以草定畜理念模糊，工作不扎实

生态畜牧业是在划分草场类别后，通过理论、科学核算确定承载牲畜数量后，保护安全利用草场的基础上进行轮休放牧，最后达到以草定畜。但果洛州地区对以草定畜缺乏宣传，模糊含义。过载放牧、草场退化、欠载牲畜、浪费草场产能等现象普遍存在。

1.5产业结构单一，对畜牧业的拉动不力

畜产品加工企业少，且仅是一些简单的粗加工，处于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无力推动畜牧业生产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商品化。

2对策

作为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地区，为提高畜牧业效益和农牧民人均收入，必须调整畜牧业结构，强化畜牧业基础地位，集中力量发展生态高效畜牧业，努力促进畜牧业由数量型向效益型、传统型向现代型、生态型畜牧业转变[1]。

2.1强化产业支撑，发展生态高效现代畜牧业

一是加强调整畜种结构，因地制宜地调整马、牛、羊的比例，增加周转较快的羊的数量。在相同面积的草场上饲养100头牛(折合400只羊单位)和400只羊，在出栏、死亡、畜产品销售正常的情况下，4年内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牛为9.5万元、羊为15.6万元，养羊是养牛收入的1.6倍。二是提高优良品种比例，积极引进、推广和应用畜种改良、土种选育等实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良种畜、改良畜、防止近亲繁殖，努力提高良种生产和畜产品质量水平[2]。三是加强畜群结构调整，提高母畜比例。提高适龄母畜比例，以此带动总增率，出栏率、商品率的全面提高，提高经济效益，力争将牛、羊母畜比例分别提高至55%、66%的最佳点。

2.2深化牧业改革，谋求新思路

通过先试点后推广，逐步开展牛羊育肥、舍饲、半舍饲养羊、两用暖棚(夏季种蔬菜、冬季养羊)等工作，利用好牲畜幼仔的生长优势，出售育肥牛、羊、羔羊、牛犊，进行牲畜的反季节出栏销售，进一步提高牲畜商品率，减轻草场压力，减少牲畜损亡，加快周转。逐步改变目前收入结构单一，发展潜力不大的生产经营方式，走一条既适合本地实际，又可增产增收的生态型、效益性畜牧业路子，提高畜牧业效益，增加牧民收入[3]。

2.3加强动物防疫工作

增加乡镇兽医人员和民间兽医，落实劳动报酬，组织注射各类疫苗，提高疫病防治的科技含量，确保动物防疫工作的真正效益。

2.4加大草地投入，提高产出效益

草地是畜牧业的基础，一是要做好草地保护工作，加大执法力度，禁止乱垦、乱挖破坏草地现象的发生，保护草场围栏及草原基础设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二是加快退化草场的治理工作，继续争取三江源、退牧还草项目，实施草场围栏封育、黑土治理、灭治鼠虫害工程，使草场植被恢复，并可持续利用;三是加快草场流转，逐步向专业合作化方向发展;四是大力发展饲草种植，在适宜种植地区选择优良场地，发展饲草种植业，建成饲草料基地，以抵御灾害，确保发展[4]。

3参考文献

[1] 孙莉，赵言文.江苏省畜禽遗传资源现状分析及保护对策[J].江西农业学报，2007，19(11):73-76.

[2] 欧一智，黄国勤.论鄱阳湖区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4):114-118，121.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10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　畜牧业　实证分析　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落后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我们要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培养引进各类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位居我国五大牧区之首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以草原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2004年，内蒙古农牧业内部结构调整收到实效，畜牧业占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43％。农区畜牧业快速发展，牲畜头数占全区总头数的67％，新增数量占全区的90％。农牧业产业化步伐加快，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增强，农畜产品基地建设规模扩大。本文根据1995年～2004年内蒙古畜牧业总产值和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得出了畜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相互促进关系的结论。

一、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样本选取1995年至2004年内蒙古畜牧业总产值和生产总值(数据来自1996～2005年《内蒙古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

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取得时间序列的样本数据时，首先的问题是判断它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分别对畜牧业总产值和生产总值取对数，得到lnx和lny的时间序列数据，引入对数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取到二阶差分时，产生二阶差分序列lny(-2)，lnx(l2)，选择(e,O,O)，通过检验。结果表明，lnx和lny都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I(2)。

(三)协整检验

如果两时间序列lnx-I(2)，lny-I(2)同阶单整，并且这俩个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a1lnx+a2lny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建立一元线性模型

lny=a+blnx+e1 有e1=y1-b0-b1x1

若长期均衡存在，则均衡误差应当围绕均衡值0波动。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考察方程中回归残差e1是否平稳，采用ADF检验法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对畜牧业总产值和生产总值用OLS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结果如下：

lny=1.0546+1.16831nx

(3.056)(17.9706)

R2=0.9758 AD R2=0.9728 F=322.9437

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的残差e1的平稳性，残差e1的单位根检验值-3.566583小于显著性水平5％时的临界值-3.335，证明e1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畜牧业总产值和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的长期均衡方程，只能说明畜牧业总产值和生产总值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并不能说明二者的因果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检验进出口总额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滞后期为1时，x是y存在Granger意义的双向因果关系。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内蒙古的畜牧业和经济增长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互为因果关系，即畜牧业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同时经济增长是畜牧业的拉动因素。内蒙古畜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这种因果关系，说明内蒙古的经济增长对畜牧业的依存性较大，畜牧业总产值占生产总值比例较高。进一步积极改善推动畜牧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是内蒙古经济继续保持高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

(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畜牧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为民族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4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对促进粮食增产和畜牧业发展起到了双重效应。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加快畜牧业发展提供了饲料和资金支持；粮价合理回升，带动了畜产品价格合理上扬。当前，畜产品市场价格合理回升，生产效益趋好，农民愿意将手中的余粮和资金用来发展畜牧业生产。因此，畜牧业又面临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内蒙古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及时调整畜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改善基础条件和生产管理水平，提高畜产品质量：全面加强兽医卫生工作，提高动物防疫水平。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产品的安全卫生：尽快由以自我循环为主的战略向促进出口的战略转移，以提高内蒙古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速畜牧业的优质、高效进程，以确保全区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必须要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走以草养牧、以牧养草的循环经济方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

内蒙古草原退化面积达到3866万hm2，并且每年以133万hm2的速度在扩大，草原畜牧业生产出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落实草原所有权，实现牧区经济转型以及畜牧业生产力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实施科技兴牧战略。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扶持，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克服内蒙古牧区微观经济基础薄弱，牧民自我发展能力有限的弱点，培育畜牧业的发展潜力。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11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转贴于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　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 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 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 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转贴于四　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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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云南省畜牧业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10-0162-01

云南省位于我国南部，因其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的畜牧业发展优势。因为云南省的纬度较度，但海拔较高，我国的云贵高原就位于此省，这都使得云南省的自然环境与它地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云南，冬暖夏凉，夏天没有过高的温度，冬天没有过低的温度，四季如春，四季常青，为动物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外，我国云南省还是一个动物资源丰富的活分，这里的物种丰富，利于云南省开展地方特色的畜牧业。比如说滇南小耳猪、弥勒红骨山羊等等。因此，本文将以云南省为切入点，对其畜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一、云南省畜牧业发展现状分析

1.云南省畜牧业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一直以来，国家认识到云南省进行畜牧业发展的优势，并对其进行政策性的支持，我国云南省的畜牧业在国家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相关统计显示，云南省的畜牧业产值在十年间实现了将近270亿元的增长，实现了三倍增长。但是，在2008年度与2009年度因为受到国际经济市场环境动荡与禽流感的影响，云南省畜牧业的产值出现合理性下降。总体来说，云南省的畜牧业发展较为平衡。特别是近几年了，国家和地方加大了对云南省畜牧业的重视，使其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就目前情况来看，云南省的畜牧业已经为其农民增收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2.云南省畜牧业的地方特色逐渐明显

云南省的气候环境具有其地域性，这对于云南省的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很大。近些年来，云南省畜牧业的地方特色更为明显。比如说，云南省的红河地区以猪肉为主要的畜牧产品，一个地区的猪出栏率就占到了云南省的一半左右。而大理的牛肉与羊肉也大约占据了云南省的五分之二左右。

二、云南省畜牧业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云南省作为我国的畜牧业大省，在其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影响云南省畜牧业的快速进步。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1.畜牧业的总量不足

与其它省份的畜牧业发展，云南省在国家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促进之下，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其畜牧业的发展实力却远远不如其它省份。从宏观角度来看，云南省的畜牧业的总产值在国家畜牧业的产值比例当中占有较小。与自身的畜牧业产值相比较，云南省每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提高，但是，其在国家畜牧业当中的比例却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明显提高的现象。在我国所有的畜牧省份当中，云南省位列十五，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之所以说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是因为云南省的自然条件较其它省份优越，其产值没有达到相关任士的期望值。近些年来，国家对西部进行有效开发，云南省应当将此作为契机，发现并利用、发挥云南省畜牧业的价值，使其总量得以提升。

2.畜牧业与其它相关行业的关系不平衡

在众多的行业当中，与畜牧业关系最为紧密的就是当地的农业发展，特别是种植业。种植业是畜牧业一部分的饲料来源，畜牧业是种植业的重要经济来源和养料来源，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依存。而在我国云南省，畜牧业与种植业的这种关系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种植业作为饮料的提供者，保证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但是畜牧业当中的天然肥料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造成了有用资源的无理浪费，更使种植业成本提高，从而损害到畜牧业自身的经济利益。

三、加强云南省畜牧业的对策分析

1.加大畜牧业生产基地建设力度

云南省的畜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比如说红河、曲靖、昆明、大理，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比较繁荣，而其它地方的畜牧业发展并不尽人意，且云南省的畜牧业总产值有待提高。这就使得云南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重视畜牧业生产基础的建设工作，帮助畜牧业主进行专业动物养殖基地的建设，使其养殖规模得到扩大，养殖水平提高，加深自动化程度，以此来实现畜牧产品质与量的双重提高。除此之外，各地区之间要加强联系，发挥合作精神，加强管理与交流，使云南省各地区的畜牧业可以得到共同进步。

2.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

猪，是云南省畜牧业当中的关键分支，在云南省的畜牧业当中占有主体地位。这也就使得云南省的畜牧品种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因此，农业部门应当引导畜牧业主进行养殖品种的丰富，在不影响猪的养殖前提之下，根据各地区的养殖环境与条件，对养殖物种进行合理的增加，使牛，羊等畜牧分支得到强化。也只有这样，云南省的畜牧产业结构才能得到优化升级。

3.协调畜牧业与种植业

加强对云南省畜牧业主的生态观念培训，使其明确生态农业存在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的畜牧行为，在接受种植业的服务之后，要对其进行反补，以此来降低种植业的生产成本，实现互利双赢。也只有这样，云南省的畜牧业才能在种植业的良好配合之下健康长久地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云南省具备进行畜牧业发展的天然自然环境，也因此成为了国家与地方重视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本文从云南省畜牧业发展现状出发，对我国云南省畜牧业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三条对应对策。希望我国的农业部门加强对云南省畜牧业问题的重视，督促其尽快解决发展中问题，实现畜牧业总产值的快速提升。

参考文献

[1]胡廷继.对畜牧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思考[J].中国牧业通讯.2010（19）

[2]涂小丽.我国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0）

[3]鲁俊.关于加快吉林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考[J].吉林畜牧兽医.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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