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3 14:17:16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是否有益于粮食安全，或者说，耗粮型畜牧业的发展格局是否是导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如若不是，那么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行为。本文将通过对粮食需求结构、产品需求弹性、城乡居民消费特征、饲料转化率以及消费习惯因素的考察来判断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1.1粮食需求结构转变可能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内在冲突。
1984年以来，我国人均谷物消费呈下降趋势，消费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即人均谷物消费大幅下降，而人均肉食消费、水果、植物油、蔬菜、蛋、奶、鱼类等消费大幅上升，对畜产品消费带来的间接粮食消费对直接粮食消费具有替代作用。粮食直接需求下降，但间接需求日益上升，间接需求又主要体现在对饲料粮的需求上，而饲料粮的供需缺口在近些年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再加上工业用粮的增长，结果我国粮食自给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从100%以上降低为2012年的97.7%，于是就产生了饲料粮需求不断上升的压力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恶化的认识。粮食需求结构的转变使得对粮食总量需求上升，不断地逼近和突破粮食供需平衡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对动物食品需求的增长主要由猪肉与禽蛋等耗粮型畜产品构成，这就意味着粮食安全就表现为如何满足居民对这部分增长的间接粮食需求，换言之，满足了该部分粮食需求粮食安全才有保障。以肉鸡为例，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我国肉鸡的国内产量由618.4万吨上升至2009年的1210万吨，而与此同时，肉鸡的进出口贸易逆差由4139吨上升至573374吨，也就是说肉鸡产业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结果只能使粮食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因为消费者需求的是耗粮型畜产品，而社会却要提供更多的节粮型畜产品，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资源浪费与要素错配；政策之于现实只能是“南辕北辙”。
1.2通过降低耗粮型畜品种的养殖数量，的确可以减少对饲料粮的需求，从而使口粮得到保障。
正是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饲料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种植业的发展，在未来粮食增产的大部分将主要作为饲料，并且后者将成为带动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存在严重的饲料来源瓶颈，在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如牛羊的养殖主要以牧为主的饲养方式，而农区草原面积又呈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禁牧等因素，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尽管近些年提倡通过发展牧草、苜蓿等种植业来扩大牛羊等的养殖规模，但是，目前这些产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方兴未艾，各方面发展十分不成熟，尤其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因此比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市场风险还要高，对于传统的粮食作物而言，由于既可用于口粮、亦可用于饲料粮或工业粮，种植户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发展进行自由处置，或是满足口粮需要，或是换为货币需求，对产品具有自由选择权，显然这些优势是牧草产业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的高风险、高投入和低产出特征，种植业的比较利益日渐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日益消减，如果畜牧业对种植业的带动作用再进一步减弱，这对种粮积极性和种植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据资料显示，尽管人口在不断增加，但居民对直接的粮食消费在逐渐减少，尤其是城市居民尤为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趋势只能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尽管人口增加产生粮食刚需，但现有人口对直接粮食消费需求的降低以及粮食间接消费对直接消费的替代可以弥补新增人口对粮食直接消费的需求。
1.3从城乡居民对食品消费的特征来看，城镇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较强，即价格小幅度的上升（下降）会带来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上升）。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的结果必然降低耗粮型的猪肉、禽蛋产品供给，那么，这些产品价格上涨，考虑到敏感的需求弹性，产品需求将大幅下降，结果畜产品需求下降导致对饲料需求下降，最终负面影响将传导至种植业。同时，城市居民对间接粮食的消费弹性表现为正常品需求，也即间接粮食消费相对于直接粮食消费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因此，在我国居民对耗粮型畜产品消费偏好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条件下，也即不同畜产品之间缺乏替代弹性时，人为地限制耗量型畜产品产量会降低对饲料粮的需求和粮食总产量，不仅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畜产品价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恶化。所以，提倡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必须考虑相关产品的自价格弹性以及交叉弹性的影响。另外，从对饲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来看，生产奶牛、鱼、肉鸡、蛋鸡是最经济的，生猪居中，而肉牛、肉羊是最不经济的。以饲料转化率为例，效率较高的是鱼和肉鸡分别为62.5和41.7，而肉牛和肉羊分别仅为11.1和12.5。反刍动物对牧草、秸秆等农作物的副产品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如果品质较差，这些饲料难以维持反刍动物的需要，还必须补充一定量的饲料粮。这说明牛羊等所谓节粮型家畜，由于其对饲料、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率较低，对资源的浪费更严重，因此其对粮食的节约程度可能是有限的。再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牛羊等反刍动物对前者的负面影响较之禽类及其他牲畜更严重。因此，在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生态环境效应之后，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方式应进行更细致和深层的考量。
2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般可检验的计量模型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2.1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
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与评估有很多种方法，比如FAO的营养摄入评价法、朱泽的4指标简均法、徐奉贤德5指标简均法、马九杰的5指标加权平均法以及高帆的“横纵联合法”等，但总体而言，学界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多侧重于供给层面，而需求面往往被理解为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实证模型中，显然这是有失全面性的。因此，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同时结合本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粮食产量波动系数（0.3）、人均粮食占有率（0.2）、恩格尔系数（0.3）以及粮食进口贸易依存度（0.2）四个指标，其中前两个指标用于测度粮食供给安全水平，而后两个指标则反映粮食需求安全，括号里的数据代表每个指标的权重值。
2.2解释变量的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耗粮型畜产品比重（主要指猪肉、禽肉及禽蛋产量占全部畜产品产量的比重）和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之所以选择耗粮型畜牧业相关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因为如果本文能够证实耗粮型畜牧业比重的上升能够为粮食安全带来积极影响，那么其比重降低就必然给粮食安全带来相反的影响，进而，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就会不利于粮食安全。同时，采用耗粮型畜牧业发展指标还可直接观测其对粮食生产及安全的数量影响。根据前述理论分析，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应与粮食安全正相关，因为前者可通过对饲料粮的需求拉动粮食生产；而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弹性与粮食安全负相关，即弹性越大，当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上升时，需求以更大程度下降，结果产品总收益下降，打击畜牧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可能对粮食需求及其产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价格弹性计算公式为：价格弹性=畜产品消费增长率/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分别采用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对于后者的具体划分，通常的一种做法是将我国畜牧业生产划分为六大区域：华北、东北、东南沿海、华中、西南、西北，本文依据不同区域对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特征和粮食产量高低将这六大区域进行合并，组成两大类区域，即将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合并为同一类区域，这些地区不仅对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和生产集中，而且也是粮食作物的主产区，三大地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接近70%；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15个地区；余下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合并为一类，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水平检验，并且各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具体而言，第一，从全国来看，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每提高1%将对粮食安全产生0.21%的积极影响，即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提高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由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可知，该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大小为-0.1247，即需求弹性每增加1%将导致粮食安全水平下降0.12%。这说明就全国整体而言，耗粮型畜牧业产量下降将不利于粮食安全。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所选四个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影响因子为0.14，这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粮食间接需求的日益增加不仅没有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为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第二，从划分区域情况来看，对于一类区域而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正影响，该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粮食安全0.3个百分点的提高，畜产品需求弹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0.14。另外，控制变量的影响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十分类似，均表现为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不仅如此，通过与全国样本比较，发现大部分指标在对一类区域中的影响更大。第三，从二类区域的估计结果来看，与全国和一类样本估计不同的是：其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系数为负值，说明对于该类地区，降低耗粮型畜产品比重更有利于粮食安全，换言之，在该区域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将对粮食安全大有裨益。其二，在二类区域中，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负相关。这说明，在该区域面临资源瓶颈下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日益高涨的粮食间接需求，从而导致该区域面临粮食安全恶化问题。
3结论与政策建议
1传统养殖的缺陷
随着游牧时代的结束，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现代交通信息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市场对优质畜牧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有限的草原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草原超载过牧，饲草料供不应求，致使草原生态、生产和农牧民生活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和提高，近几年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行了禁牧、季节性休牧、以草定畜等政策。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农牧民，可是有些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偷牧现象，偷牧者经常与草原执法部门打游击战院你查我养，你走我放，你白天来，我晚上放。最终的结果是偷牧人提心吊胆，昼伏夜出，也没增加多少收入，而且破坏了自家草场，执法员东巡西查，工作量大，加油换胎，不见得有多大效果，还浪费了国家资源。导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羊多草少，舍饲养殖成本太高，牧民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生态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2舍饲养殖的不足
舍饲养殖虽然可以快速提高牛羊肉的产量，提高单位养殖规模，有利于大型机械化操作，但前提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有限的农副产品为代价，大量使用各种药物及各种添加剂，生产出口感不好但又不得不吃的奶肉食品，导致现在很多人宁愿长途驾车到农家及牧区高价购买散养的肉蛋奶及天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也不愿在市场购买。特别是舍饲养殖根本无法系统管理，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牛羊容易发生疫情，生产的母畜及幼畜成活率不高，稍有不慎带来的损失将是致命的，尤其是舍饲养羊违背了羊的生长规律，改变了羊的生物特性，产出的羊肉自然品质不高。
3草原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
鉴于以上传统放养的缺陷和舍饲养殖的不足，政府部门目前投入大量资金项目给农牧民建筑羊舍，开发部分饲草料基地等大量的农牧业基础建设。但要想生产更多的有机食品，进行规模化养殖，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饲草问题、改变饲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绿色有机食品，让人们吃到放心肉。而这需要在合适的、符合开发条件的草原和部分沙化半沙化的草场上配套水利设施，种植各种牧草，以最大的限度提高单位产草量，用科学的方式，利用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和牧草的生长特点、生长规律，选择多年生、耐践踏、再生力强的牧草(如柠条、苜蓿、无芒雀麦、羊草、鸭茅、高燕麦草等）分段、分片、分季节循环放牧，建立永久的牧草地，放牧还能促进草地植物，具有超补偿性生长。并结合放牧对象（比如牛吃高草，羊吃矮草，鸡吃虫子等）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节能环保、循环利用又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既可生产出绿色有机食品，有利于消费者健康并带动农牧民致富，而且经营者又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并且种植牧草除了能作为家畜的主要饲料外，对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维护土壤肥力、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绿化环境和调节气候也有重要作用。由于牧草具有高效率利用光能的特点，因而发展牧草生产有利于建立稳产高产的农牧业生产体系、维护生态平衡，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有利于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并且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预期效益好；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产品科技含量较高，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还可有效治理污染；废弃物能得到有效利用；总体投资较舍饲养殖少得多，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成倍增加。但是要想使规模化养殖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单靠个人或企业是无法达到的，只有得到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获得项目资金的大力扶持才可实现种草养畜，自然放牧，生产有机食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产品走向世界。
4结语
要想依靠有限的草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畜牧产品，只有不断加大对有限草原的投资建设，采用以科学自然的放牧方式为主，以舍饲养殖为辅(特殊情况下、下雪下雨、母羊产羔等个别养殖）的方式，生产出天然有机可追溯的品牌畜牧产品，让千千万万消费者吃上放心肉，把我国内蒙古大草原真正建设成天蓝草绿环境美、风吹草底现牛羊的美丽生态草原。
作者：郭技昕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茗羊草原小肥羊专业合作社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所以在我国重视畜牧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畜牧业保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列为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畜牧业风险以及损失的分散，是政府支农的新尝试。为显现畜牧业保险的作用，帮助增强畜牧业防范和抵抗灾害和风险的能力，提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主动开展畜牧业政策性保险，逐步确立畜牧业保险政策的措施，还为督促建立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综合信息平台做着辅助工作，有利于打消养殖户的投保顾虑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形象和威望。但是，由于配套的法律法规，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养殖效益逐年下降，畜牧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式，又畜牧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慢，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同时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提高了畜牧业保险的成本，农民在价格上表现的劣势显现，难以负担沉重的保费，导致需求不足，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了畜牧业完全的市场化运行，提高了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政府补贴经营费用和保费的负担，容易致使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压力巨大。
2政策性保险存在的问题
2．1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正，《畜牧法》和《保险法》确立时间早，均未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又未作出修改，更新速度慢，与现实社会相比有些脱节，政府也没有针对畜牧业的发展特点来拟定具体的畜牧业保险法，难以应对最新的畜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发展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带来诸多困难。畜牧业容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属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巨大灾情或疫情，又没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保险公司的资金难以满足赔偿需要。
2．2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表现在畜牧业方面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政府出资占绝大部分，农民对畜牧业保险的费用投入较少，负担较轻。如在美国、法国，政府对农民所交保险费会出高达50％～80％的保费补贴；日本、加拿大、韩国开展的畜牧业保险事业，政府不仅出资补贴事业运营经费，对积极投保的农牧民国库30％～50％的补贴保费，而且政府还提供保险的再支持。然而，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补贴的费用补贴极少，相应的规定支持的法律措施也没有出台，信贷支持方面的比例覆盖面也只有30％左右，还有一些因为执行力度和操作不到位，资金支持就更得不到保障了。所以，畜牧业保险的机构因缺少创业资金而难以运营。
2．3宣传力度不够，引导防护机制有缺陷
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比较落后的乡村或者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缺少接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养殖户大多是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领悟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而政策性保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目前只有电视或者广播等单一的方式，也只是浅层次的提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宣传工作的不重视，使投保率难以保障，还容易引起农民对政策性保险的误解，致使畜牧业保险受阻。引导力度不够，相应的防护机制不健全，养殖户自身很难发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风险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难以提起农民对畜禽养殖的信心，不利于畜牧业发展。
2．4养殖户和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造的巨大的障碍
政策性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高补贴以及一些免税政策对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笔不小财富收入，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诱惑，因为养殖户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如养殖户往往选择风险较大的标的进行投标，对风险较小的标的不投标），容易让他们为获得补贴赔偿金去选择不努力预防风险和灾害管理，从而加剧道德风险的发生致使政府补贴下的畜牧业保险效率低下。同样的保险公司也存在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因此在经营管理中会自觉选择更利于其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经营方式，而不是真正考虑畜牧业的发展，经营管理补贴费用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会带来市场的供给过剩，容易带来市场波动，而其损失又得由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承担。结果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也会蒙受损失。
2．5政府为提高畜牧业保险的参保率，强迫农民参保
从国外一些比较成功的农业保险实践中得出经验，保险业要求符合大数原则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摊风险的特性，同时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所以，为了畜牧业的正常推行，畜牧业保险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要选择适当推行强制性投保方式，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另外，农民及商业保险公司二者不能自发达成协议，适当的强制性投保是推动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适当的强制性投保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制度，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使执行过程变得复杂、艰难，用欺骗或者打压的手段，强迫农民参保。
3推进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工作的建议
3．1健全畜牧业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应该根据畜牧业的发展特点，尽快出台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法律法规，使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法可依。就政府自身而言，首先是应该做到遵循指导思想和原则，积极履行在畜牧业保险中应该发挥的职能；接下来由政府、保险公司和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共同协商，研究确定关于畜牧业补贴的种类、范围和标准；还有明确对以下事物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务之急：对畜牧业保险的组织形式、性质、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理赔条件、补贴力度、组织机构、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保费分担原则、巨灾风险的控制、异常灾害超赔资金处理方式、税收、有关部门配合、对政府、保险公司与养殖户需要行使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同时政府要实事求是，规范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实行方便人们的参保手续及赔付程序，使养殖户享受到优质的承保、理赔服务。
3．2加强畜牧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在畜牧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还非常有限的问题，我国政府就更该利用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提高农村保险覆盖面，为经营畜牧业保险机构和从事畜禽养殖的农民提供免税优惠和贷款优惠，拓宽畜牧业投产的融资渠道，根据地区的贫困差距，分别合理地制定农险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在优惠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其流于形式，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以保证政策性的优惠真正落到实处，造福于人民。
3．3履行政府的职责，加大宣传的力度，建立相应的防护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资源的畅通流入，为农民接受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知识提供更多的机会，使用多种宣传工具和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特点和养殖户自身的需求着手，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推广畜牧业产业扶持政策，诸如生猪奶牛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标准化规模养殖等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对优惠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投保工作中来，推动这项由政府主导的惠农政策的实施与创新，及时跟上最新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发展的动态。由于畜禽养殖户大多数是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而又容易接受的现场宣讲方式，主要内容为养殖户身边的典型案例，势必效果更佳。为促进畜牧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以国家信用为畜牧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担保，同时，由政府主导赔付超额的再保险和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农业保险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做好灾前的防护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3．4防止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好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管理，以下措施必须推行：首先，在农民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前，以及保险公司贷款之前，根据投保情况，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分等级的进行管理；接下来是在人们投保或贷款后，定期的举行一些讲座等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为关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后应该注意的相应规章制度与条款，增强投保人的道德意识，同时采用邻里或者乡里之间相互监督的措施，以降低道德风险；最后，按照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政府和国民的损失程度，制定相应的惩处方式，且方式必须严厉有效，如投保人的信用与贷款买房等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5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
对畜牧业保险的投保问题，政府应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自身的职责，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不强力胁迫农民参保，应该做好事前的宣传与引导工作，普及畜牧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加强对畜牧业保险投保费用征收的政府官员的监督与管理，尽量避免因个别官员自身素质问题，使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3．6扩大保险范围
根据中央关于畜牧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规定，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藏系牦牛及藏系羊5种险种的保费补贴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补贴比例根据地区间财力状况大致分为东、中、西三地区及中央直属农垦总局四类；地方财政包括省市县三级。就5种险种的保费补贴分担情况，本文选取东部地区的北京、浙江，中部地区的河南、海南和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与内蒙古等7个省区进行对比。表2可以看出，保费补贴多为中央、省、市、县四级结构，补贴比例≥70%，农户自筹保费较少，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在中央财政补贴方面，中西部地区补贴比例高于东部；地方财政补贴方面，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政府承担较多保费，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政府承担较少保费。除以上5种险种有中央财政补贴外，财政部提供保费补贴的地区可根据本地财力状况和农业特色，自主选择其他养殖险种并由地方财政予以支持（表3）。这对于健全畜牧业支持保护体系，创新和改革畜牧业保险制度，推进畜牧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比较发现，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政府财政压力小，畜牧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普遍在50%左右，其余由龙头企业或农户承担。西部地区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区别在于陕西省仅有省级财政保费补贴；宁夏的保费补贴则分自治区和市县两级，补贴比例达到75%。保费补贴划分到市县一级的做法可以降低省级财政保费补贴压力，提高总体财政补贴比例，减轻农民负担；但对于部分养殖大县，具有较强保险需求的同时又相对贫困，财政预算资金不足，客观上造成部分市县财政不能及时足额拨付补贴资金的突出问题，影响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
2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
各省区针对不同险种制定了不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保险金额多参照投保标的的生理价值确定。如表4所示，在能繁母猪险种上，除北京，上海少数发达地区的保险金额达到2000元，其余省区均为1000元，费率为6%，无明显差异。奶牛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差异较大，费率从4%到8%，保险金额从3000元到8000元不等，部分省区根据奶牛年龄、品种及饲养模式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保险金额。如：北京市奶牛的保险金额按奶牛的牛龄及胎次分为两档。四川的育肥猪保险费率按规模进行了区别，鼓励规模化养殖，以便集中管理，降低风险。新疆参照羊只品种、畜龄、饲养成本、市场价格的70%将保险金额厘定为6个档次。2.4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内蒙古畜牧业保险险种有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均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险种，保险责任范围如表5所示，在赔付标准上规定能繁母猪和奶牛按保险金额进行赔付；育肥猪按照尸重和出险时当地生猪市场收购价格计算赔偿。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对3种险种的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大致类似，北京在能繁母猪的保险责任方面增加了难产；奶牛则针对固定圈舍内死亡或伤残，经畜牧兽医鉴定失去产奶能力的奶牛进行赔付，保险责任包括难产死亡或胎产所致伤残失去繁殖能力。在赔付标准上，北京市也有创新，若能繁母猪、奶牛死亡，根据实际情况按保险金额的80%进行赔偿；奶牛因胎产造成子宫受伤所致伤残失去繁殖能力的，在此基础上再减去奶牛残值。除以上3种险种外，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还包括藏系牦牛和藏系羊，主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省和自治区开展。各省区也相继开展了其他养殖险种，制定了相关的保险责任，如表6所示。肉鸡的保险责任范围大体一致，在赔付标准上，北京按肉鸡的饲养日龄成本，江苏按肉鸡尸重计算赔付。2.5风险控制北京、江苏、浙江、河南及黑龙江五省市所采用的不同的农业保险风险模式是目前中国现行的主要农业保险风险控制模式；不同模式下政府与保险人在赔付责任和风险防范上承担不同责任，具体如表7所示。在巨灾风险分散措施方面，目前，北京、江苏的巨灾风险基金制度较为完善，但筹建方式上差别较大。北京按农业增加值1‰计提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并建立再保险巨灾分散机制；江苏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分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构建省市县三级巨灾风险基金制度。对比内蒙古，自2008年开始着手准备巨灾风险准备金，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并未有效落实。
3各省区畜牧业保险的特点总结及启示
以上从保险品种、补贴政策等7个方面分析了各省区畜牧业保险政策的异同点。基本特点如下：在保险险种上，除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外，北京、浙江等多省都相继开展了符合当地养殖条件的保险险种。东部沿海省区多开展水产、家禽保险；中西部地区多开展畜禽保险，对保障养殖户收入水平，促进当地畜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保费补贴上，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普遍在50%以上。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的影响，财政补贴具有差异性，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对于较贫困的市县，保费补贴的承担存在困难。在保险金额上，保险金额多参照投保标的的生理价值确定，北京、黑龙江等省区按品种、规模、生长期将保险金额进行了细分，有利于畜牧业的规范管理和畜牧业保险的持续发展。在保险责任上，保险责任多针对由重大病害、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的保险个体死亡。各地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养殖环境也进行了调整。相比北京的做法更为合理，针对牲畜的经济价值进行赔付。在风险管理上，目前，只有北京、江苏等部分省区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相关性，易发生农业巨灾，各省区应加快大灾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自2007年以来，内蒙古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保险责任范围不切实际，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内蒙古畜牧业保险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启示：
（1）政府财政补贴应加大对畜牧业保险产品研发的支持。
保险产品是否符合保险标的的特点，满足投保人规避风险的需求，直接影响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内蒙古畜牧业保险目前包括奶牛、能繁母猪、育肥猪三个畜种，而在内蒙古畜牧业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牛、绵羊等并没有保险产品。在养殖过程中这些牲畜同样面临诸如病害、自然灾害等多重风险。开发研究这些畜种的保险产品，既是完善内蒙古畜牧业保险制度的需求，也是提高内蒙古畜牧业风险规避水平，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2）根据牲畜养殖特点和经济价值，调整责任范围。
目前内蒙古实施的畜牧业保险大多是保障牲畜生理价值的死亡保险。保险责任所涉及的重大病害大部分属于非常发性疾病，而在饲养过程中农户经常遇到的疾病问题（奶牛养殖中常见的炎、产后死亡等）并未囊括其中。应结合实际，了解养殖户的保险需求，适当保障一些疾病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养殖户参保的积极性。
（3）进行合理的风险分层，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
目前，南京市的畜牧专业合作组织依托主体、运行机制、合作性质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2种形式：①协会形式。这种合作组织一般是以协会为载体，以市、乡兽医站或专业场户为主，以农户为纽带，组成的产、供、销一体化的服务组织，协会人员负责产前的市场信息、产中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产后的产品调运和市场销售等，农户只负责畜禽的饲养，农户通过协会与市场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以市场定产量、以产量上规模、以规模出效益、以效益富农户的良性循环。②“公司+农户”形式。一些有实力的规模养殖户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统一喂养、统一管理。依据生产要求和购销合同，由公司分期或集中回收农户的畜禽产品，进行加工增值或进入市场销售。农户通过公司进入市场流通环节，实现了以龙头带农户、以农户上规模，以规模成基地，以基地成市场、以市场见效益的良性局面，同时壮大了公司，带富了农户，也增强了经济合作组织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特点
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与当地农情和市场有机结合，发展速度快，效益显著。以六合竹镇的羊业协会为例，该协会成立于2000年8月，是南京较早成立的农业合作组织之一，专门负责肉羊产业的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协会已发展成为集生产、示范、推广、培训、服务、协调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协会，拥有会员500多户，专业技术服务人员6名、畜禽养殖园区1个、标准化示范基地1个、农民养殖小区2个、肉羊交易市场1个、肉羊加工基地2个。在农业合作组织的带动下，六合竹镇肉羊饲养量呈跨越式发展，2008年肉羊饲养量已突破10万只，年销售商品羊7万余只，实现销售额4000余万元，带动农户1500余户，羊农户均收入达2.5万元。单个农户经济实力弱小，也无力掌握市场动态，单打独斗式的经营，不仅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也很难取得较好的增值利润[1]。畜牧专业合作社把养殖户有效组织起来，有利于提高畜牧产业的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使养殖户得到更多的利益。南京温氏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是江苏省最大的优质鸡祖代种鸡场，拥有国家审定的新兴黄鸡和麻鸡配套，也是华东地区黄鸡和麻鸡父母代供种能力最大的祖代种鸡场，2007年公司发展合作养殖户126户（主要分布于石湫、洪兰、永阳、东屏、和凤、晶桥等乡镇），上市肉鸡60万只，每只获利1.8元，养殖户共获利108万元。2008年发展养殖户180户，饲养肉鸡433万只，每只获利1.9元，2009年计划发展养殖户400户，饲养肉鸡800万只，预计每户将获利2.4元，较参加合作社初期收入翻一番。
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自身养殖基地和示范区的创建，有利地推动了畜禽养殖的快速发展。南京黑玉特种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主要从事以黑羽乌鸡为主的特禽养殖组织，自2005年成立以来，相继建成洪蓝镇蒲塘绿岛乌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蒲塘河圩埂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和秋湖林场自控乌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3处示范基地乌鸡现存栏4万多羽，有效扩大了黒羽乌鸡的养殖规模，发挥了基地的示范、带动和辐射效应。溧水县润阳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2008年投资近250万元，先后在溧水县东屏镇金湖村、永阳镇东山村、永阳镇洞壁村、和风镇孔镇村新建和扩建了高标准獭兔养殖示范基地4处，建成标准化养殖笼舍2.4万个，有效促进了獭兔标准化生产技术和成果的推广普及。
畜牧农业合作社，一直视质量为生命，力争做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一些合作社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五统一”措施，即：统一提供种苗、统一供应饲料、统一养殖和防疫技术规程、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品牌销售。南京黑玉特种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为确保青壳鸡蛋产品质量，制定了乌鸡养殖和防疫技术全套规程及青壳鸡蛋产品质量标准。浦口跑山鸡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要求社员养殖户严格按照合作社的饲养规定放养操作，爪戴脚环，不按规定放养操作的一律被淘汰。注重合作社成员的技能培训南京市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长期以家庭式养殖方式为主，从事畜牧生产的农户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最新的畜牧科学技术很难推广，畜牧专业合作组织的运作，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从业者的技术素质。以“溧水县润阳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例，在技术培训方面该合作社每年聘请相关教授专家15人次以上，通过专题授课形式为全县专业社社员和其他獭兔养殖户培训2500多人次；每月组织技术人员下乡为社员实地指导3~4次；每年订阅了《实用养兔技术》《中国獭兔》《中国兔业报》《獭兔报》等10余种实用技术刊物免费发放给广大社员，编印通俗实用技术资料和报刊杂志2000余份、实用养殖技术光盘850余张分发给社员。通过多种多样的培训方式，大力宣传了饲养獭兔的科学技术知识，普遍提高了社员的科技素质，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村獭兔养殖业的发展。
农业合作组织有别于个体经营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其可以统一生产标准，整合销售力量，加强对市场的开拓和经营品牌的再拓展，具体做法：①及时注册合作社产品商标，申报“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提升产品档次。例如，南京跑山鸡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伊始，就注册了“力健”牌跑山鸡，目前跑山鸡已经成为市、省、国家名牌，2006年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绿色无公害”证书，成功打开了北京、上海、苏州市场。②开设产品专卖店，发展直销和商，扩大品牌销售渠道。合作社多方拓展销售渠道，增强产品知名度和销售量。溧水县润阳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在省内外近10个大中城市投资80万元设立了10~12个产品直销中心和产品中转站。南京黑玉特种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南京、陈海军，等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与思考上海发展乌鸡蛋经销商3个，开设了产品直销专卖店，同时利用“绿岛”农家乐一类市（县）农林局、旅游局定点旅游接待单位的服务平台，配套建设青壳鸡蛋销售服务中心，发展大宗团购单位和购买大户。③注重产业链延伸开发，规避养殖业风险。养殖行业历来风险较高，为减少单一经营的潜在风险，合作社注重产业链的延伸，规避养殖风险，有效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黑玉特种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建造了1座肉制品加工厂，与南京益生园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生产“南农”牌烧鸡，年产加工量15万只，加工后比直接消化处理的经济效益提高了20%以上。浦口“跑山鸡”合作社扩建冷库、设施养殖基地、粗加工厂等项目，2007年底合作社共养殖跑山鸡13万只，产蛋520万枚，为社员销售鸭子近3000只、牛肉1500kg、豆制品10万元、老山葛根粉丝500kg，麻油4000kg，实现销售收入1326万元，毛利润198万元，纯利润约98万元，社员户年均收入9300元以上，每户社员增收在3000元左右。不断完善对社员的管理对社员的管理关系到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南京溧水黑玉特种家禽养殖专业合作通过成立合作社养殖、防疫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完善“全程式”服务工作；及时修正、完善合作社章程，颁发了社员证书，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在证书上予以记载，作为年终2次返利分配的依据。#p#分页标题#e#
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
发展优势各级政府极积引导，支持力度逐年增加畜牧经济合作组织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顺势产生的，在提高科学养殖、促进农民增收上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2009年南京市用于扶持合作组织的资金总额达1386万元，其中省级财政下拨460万元，地、市、县扶持资金926万。建立畜牧经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日趋高涨在畜牧致富过程中，畜牧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户、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农户、企业找到了畜牧致富的最佳结合点，在带动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应得到充分释放，农民创办或是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高涨。到目前为止，南京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已经发展为：以协会牵头，市、乡镇站参与主办的畜牧经济合作组织、以协会牵头，专业场户主办的畜牧经济合作组织、以“公司+农户”的形式、以企业主办畜牧经济合作组织等多种形式，共计157家。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主导力量早期畜牧专业合作组织暴露出发展水平和个人科技文化素质与市场发展要求不相协调，对新技术、新产品缺乏吸收、开发和创新的能力，组织服务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农民的需要。
为此，市、区县和乡镇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南京教育文化优势，鼓励市乡畜牧技术人员，采取蹲点包场，跟踪指导、定期培训、长年服务等形式，直接参与畜牧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使全市50多名高、中级畜牧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经济合作组织的技术骨干，推动畜牧经济合作组织在建设上，规模上与畜牧生产发展相适应。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合作经济占整个畜牧经济的比重较低畜牧经济合作组织现在仍还处在发展壮大时期，以合作组织带动的肉羊、家禽、奶牛、乳品，肉品加工等产业的发展，虽使畜禽饲养量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但是就目前而言，南京市畜牧经济合作组织产值占整个畜牧经济的比重仅为6.5％，对社员提供良种、防疫、技术管理、产品销售的服务不能得到及时满足，有些服务还局限在某个环节，影响了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其优越性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合作社的发展格局总体趋好，可局部发展不平衡全市畜牧专业合作组织的分布情况：江宁15家，浦口49家，六合27家，高淳36家，溧水25家，栖霞5家，从畜牧生产的总量分布来看，格局趋于合理，但是江宁发展总量偏少。从单个畜禽产业来看，南京市共有生猪产业合作社37家，江宁区5家，浦口区14家，六合区6家，高淳县12家，溧水县和栖霞区生猪存栏总数14.4万头，目前还没有生猪产业合作社，与区县的生猪产量不相协调，局部发展不平衡。结构松散，竞争力不强在调查中还发现，部分农户，特别有一些大户仍停留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实现，对与其他农户进行合作把事业做大做强的意愿不足，部分入社的小农户，更多的只关心自身效益的提高，对合作社运作的参与意识不强。
畜牧经济合作组织一部分是由长期从事种养业，贩销业的大户组成，少数合作社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运作，多数合作社是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运作，龙头企业作支撑的广度不够，吸引真正意义上的农户入社广度不够，相互之间没有经济利益捆绑，凝聚力不强，抗御风险能力弱，整体的经营广度不够，竞争力不强。制度不健全畜牧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长期运行中也暴露出有些组织章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合作较松散、易出现工作有分歧、内耗内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①运作不规范，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章程、有制度、有办公场所，但只写在纸上，流于形式、形同虚设；②组建不规范，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尤其极少数入社成员动机不纯，抱着“搭便车”、想套取上级扶持资金的心态参加合作社[2]。对专业合作社的扶持不够系统目前，南京市用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资金主要集中在市级以上，区县一级几乎没有相应的专项扶持。从调研情况看，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畜牧经济合作组织资金来源以自筹为主，税务、银行对农民专业合作还没有单独设立相应的政策扶持体系，带来合作社税收政策不清晰、贷款难等问题，致使畜牧经济合作组织发展速度不快，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未建立强有力的经济实体，开展业务工作受到限制，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与畜牧生产的快速发展不相协调。设施农业配套有待增加畜牧专业合作社由于起点低，加上资金运营的总体缺乏，使得组织合作社内部的设施配套落后，还停留在早期传统畜牧业发展水平上，不能适应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的城市化农业发展要求，缺乏市场竞争力，难以形成大的市场覆盖面，合作组织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对策措施
20__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年，为适应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全面推进我省“畜牧业倍增计划”的实施，营造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动物卫生水平不断提高的舆论氛围，增强新闻宣传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调动社会各界重视、支持和参与我省畜牧业发展和动物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全局工作的开展，特制定我局新闻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1号文件和省委1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辽宁和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这条主线，根据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服务“三农”、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宣传方式方法，采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式，提高宣传质量，为我省畜牧业的发展和动物卫生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宣传方式
（一）利用媒体阵地，加强对畜牧业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充分利用中央新闻媒体和《辽宁日报》、《农民日报》、辽宁电视台、辽宁畜牧兽医在线网站和《牧业通讯》杂志、《中国畜牧兽医》杂志、《现代畜牧兽医》杂志等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我省畜牧兽医工作。各地动物卫生监管部门应主动及时向新闻媒体通报畜牧业发展的最新形势，积极组织提供新闻素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搞好畜牧业宣传，努力扩大宣传效应。
（二）联合开办专栏、专刊，突出介绍我省各地畜牧业经济建设成果。在搞好宣传报道的同时，各市动物卫生监管部门要主动与上述主要媒体衔接，采取栏目协办、专题报道、专刊宣传等形式，加强深层次的宣传合作。尤其是《现代畜牧兽医》杂志，是我省一份面向全国畜牧系统和行业发行的关注畜牧技术与市场信息、关注行业动态发展的专业媒体。要通过该杂志宣传展示我省特色畜牧经济发展成果，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拉动畜牧资源的广泛流动，扩大招商引资范围。[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三）围绕重点工作，策划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治、饲养方式转变、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畜产品安全、种畜禽繁育、草原建设、行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采取学术研讨、现场展示、专题报告、专题培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心策划宣传活动，以促进各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宣传重点
（一）畜牧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1、宣传现代畜牧业在促进我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畜牧业对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建设和谐辽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省畜牧业已经步入全国十大畜牧生产省行列，畜牧业已成为我省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新阶段我省农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以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为主线，确立了建设“一个中心”、“两大基地”、“三大产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其中，推动“三大产业”之一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势必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
2、突出宣传动物防疫工作对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动物疫情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大敏感问题，特别是畜牧业生产方式、畜禽结构和畜产品流通方式的变化，对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此，要着重宣传我省关于动物疫情监测、快速应急反应、疫病预防控制、科技创新、防疫骨干队伍等方面建设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促进具有我省特色的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尽快形成。
3、广泛宣传动物产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动物产品安全是建设我省现代畜牧业和提高动物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只有抓好动物产品安全，才有利于规范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才能进一步提高动物产品的质量，才能进一步加强我省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目前，全省有32家兽药生产企业通过农业部GMP验收，全年完成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140个，猪肉中“瘦肉精”检出率为0，这些成绩充分说明动物产品安全在建设现代畜牧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转载自文秘站网-]
4、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以实施“畜牧业倍增计划”为标志，我省畜牧业步入了建设畜牧业强省的新阶段，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畜禽养殖已成为我省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__年全省农民人均增收中近50来自畜牧业。实行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变，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提高经济效益，从多环节增加养殖业收入。
5、宣传建设现代畜牧业是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只有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现代畜牧业，才能促进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提高草原生产能力，转变牧区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生态安全，才能促进了我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动物卫生工作有序的开展。（二）畜牧业法律法规
1、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认真组织学习讨论《畜牧法》，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畜禽市场，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为《畜牧法》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深入宣传《草原法》、《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种管理办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宣传各地草原执法的先进工作经验和实例，对严重破坏草原的大案要案公开曝光，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农牧民知法、守法。
3、宣传《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广泛宣传制售和添加违禁药品等违法行为对畜产品安全的影响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通过宣传，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畜牧业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畜牧业的发展。
4、宣传严格执法、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的事例，树立执政为民的行业形象。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监督作用，揭露和鞭挞各种损农、害农、坑农，危害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行为，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震慑各类违法份子。同时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三）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积极宣传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县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大力宣传全省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新经验、好办法，尤其是着重宣传20__年我局开展了120个区域性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建设工作所取得的好经验、好办法，更好的推进全省动物卫生体制改革。
2、深入宣传20__年省委加快畜牧业发展座谈会、省政府加快畜牧业发展工作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宣传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典型实例和典型经验，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群众充分参与到畜牧业发展的进程中来，进一步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跨越式发展。
3、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关于确保禽类及其产品正常流通秩序的通知》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宣传我省关于支持畜禽发展的政策措施，保障家禽业的恢复和发展。
4、宣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提高养殖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促进全省奶业健康快速发展。
（四）畜牧业实用技术
1、广泛宣传动物疫病的防治知识和技术，尤其是禽流感的防控知识和技术，宣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知识和重大动物疫病科普知识，增强全社会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防范意识。
2、宣传养殖小区规模化生产技术、瘦肉型猪规模化生产技术、高产奶牛繁育与规范化饲养技术、优质牛羊肉生产技术等，广泛宣传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和产地认定程序，提高畜产品安全。
3、宣传畜禽粪污治理和无害化排放新技术，宣传畜禽粪污治理现场会的精神和先进技术，发展生态畜牧业。
4、宣传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宣传推广夏洛莱肉牛和利木赞肉牛育种技术、辽宁绒山羊育种和改良所取得的新进展、新经验、辽宁绒山羊舍饲圈养技术、肉羊杂交改良技术，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步伐。
5、宣传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和退牧还草技术，推广草原建设中取得的新典型，加强草原建设。
（五）畜牧业典型经验
1、广泛宣传我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特别是黑山地区高致病性禽流感取得阶段性胜利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后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2、大力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行风建设的新成果。尤其是这次阻击战中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热情讴歌他们的事业，充分展示动物卫生人员的思想作风和高尚情操，促进行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3、突出宣传动物卫生监管系统领导班子驾驭全局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充分宣传他们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时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知险而进、不负重托的作风，通过宣传，树立典型，使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深入人心，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动物卫生工作的开展。
4、宣传省、市、县三级畜牧兽医信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和应用软件开发成果，进一步完善网上预警、查询、咨询、对话、诊断等功能，促进信息化步伐。宣传实施畜牧兽医电子政务，实行网上申报、审批、公告等取得的新进展，促进行政效率不断提高。
5、宣传畜牧业开放合作，向国内外展示我省畜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发生的新变化。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用事实说话，把我们的立场观点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通过事实说服人、引导人，为我省畜产品的外销和出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畜牧业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国家和我省关于畜牧工作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树立对外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支持。为此，今年8月份，我局将组织召开全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全面加强我省动物卫生宣传工作。
（二）将新闻宣传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进一步落实畜牧业宣传工作的职责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同时，积极争取宣传工作经费投入，确保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把握新闻宣传的正确导向。正确导向是宣传工作的关键，畜牧业宣传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认真贯彻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政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的工作纪律，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宣传中央和地方关于畜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准确反映群众意见，把握分寸，维护本部门形象。
关键词: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问题;改善措施
大力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有助于保证我国的食品安全、预防和控制动物疫情、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1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的意义
1．1益于国家与政府管理
如果能保证畜牧业科学合理的发展，这不仅能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还能帮助国家和政府对畜牧业体系进行具体化管理，制定和科学合理的政策，有效履行政府和国家的基本职责，从而建立健全畜牧业兽医体系，使畜牧兽医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科学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可以参照，保证兽医对畜产品的安全标准、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资源利用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能有较为具体全面的把握［1］。
1．2有利于提高畜产品质量
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对于畜牧业来说，新的畜禽品种不断出现，养殖技术也在不断革新，而对于新品种的安全研发和大力推广离不开畜牧兽医技术体系［2］。为保证现代畜牧业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势必要实现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而畜牧兽医技术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大力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有助于完善管理体系，提高技术水平，保证生产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标，使生产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而这也能有效提高畜产品的数量。同时，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通过制定统一的投入品安全使用、动物防疫的体系标准，并在本系统内得到有效实施，从而保证畜产品的质量。
2畜牧兽医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推广队伍素质不高
畜牧兽医技术对整个畜牧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在推广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推广队伍来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不足，专业能力未能达到一个较高层次。就现阶段的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伍来看，有相当一部人推广人员是从上级畜牧业行政部门调剂过来的，尽管这部分人的理论知识储备较好，但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操作水平较低，多适合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对于技术指导层面的实践工作的开展难度较大。队伍中还有部分人员是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专业与畜牧兽医不对口，且对实际情况知之甚少，理论知识也不合理，无法担当技术推广职责［3］。
2．2缺乏技术推广机构和制度
现阶段畜牧兽医推广过程中出现问题大多是因为许多地区的地方领导并没有意识到畜牧兽医的重要性，因此地方上的畜牧兽医建设力度不足，没有可以依照的科学合理的政策标准，也就无法有效管理畜牧兽医站，从而加大了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难度。尽管在畜牧兽医方面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关法律及制度，也要求设立畜牧兽医站，有效控制动物疫情，但是由于相关技术人员的认识不足，从而使国家制定的法律无法落到实处。而针对这样的漏洞，也没有相关监管部门给予有效监督和审查［4］。
3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的改善措施
3．1提高推广人员的团队素质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伍需要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畜牧兽医站不仅要吸纳优秀的兽医专业毕业生，以及时更新理论体系，保证技术能紧跟时展，还要集结经验丰富的兽医对新人进行培训，帮助新人能在短时间内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另外，我国畜牧兽医站非专业人士占比大，管理人员应定时组织培训工作，帮助畜牧兽医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还要帮助畜牧兽医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格把握市场动态，对国家相关政策及行业标准有全面而准确的理解，还要建立考核制度，相关管理人员应逐步探索建立现代畜牧业考核办法，将现代畜牧业的考核融入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考核中去，制定统一的考核指标和方法，有助于挑选畜牧兽医人才，改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
3．2理顺畜牧兽医管理体制
如果要加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力度，就要建立起良性管理体制，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整合畜牧业、林业、财政和计划政府部门资源，还要重视畜牧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多个部门能协调运转，保证管理效果。在推广畜牧兽医技术的过程中，各部门的协作能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影响推广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能保证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工作，就能有效提高畜牧兽医技术水平。另外，畜牧兽医技术也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革新，而这就要联合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单位，共同推动基层畜牧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总之，各级政府要加强同畜牧兽医的合作，根据各地的不同区域特点，采取不同的推广方案，从而保证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工作有序开展。
4结语
近年来，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成为相关人员工作开展的重点，而畜牧业作为农业技术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加强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力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从业人员应全面而又准确地把握推广现状，采取具有可行性的推广方案，并针对推广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有效提高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效果，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方明．畜牧兽医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探究［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6(12):9．
［2］吴文华．浅谈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中的问题及对策［J］．医药卫生:文摘版，2016(5):295．
［3］黃焯新．对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思考［J］．吉林农业，2014(2):67．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草畜关系
关于草原退化原因，尽管有自然原因说、人为原因说、自然和人为综合原因说等几种说法，鉴于“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元凶或首要原因这一观点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和指导草原牧区工作的学术基础。尽管在退化草原的恢复途径方面比较一致地认为应当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法，但在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自然恢复”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绝对封育才可自然恢复。以禁牧休牧为主要内容的诸多制度安排方面的“战略”、“工程”的出台，正是这种主张的产物。对这些问题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草原畜牧业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一、术语的界定
为清晰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廓清“草原”、“传统畜牧业”这两个常用术语。
1.1草原。对“草原”这一常用术语，通常有两种定义。植被学家们认为，草原就是草本植物群落的泛称，即在湿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或饲用灌木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是用于畜牧业或绿化的土地。农学家们则认为，草原即草场，它意指凡能生长饲用植物，供牲畜放牧或刈割后进行家畜饲养生产的土地。
1.2传统畜牧业。蒙古高原的畜牧业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当代人所说的“传统畜牧业”究竟指的是哪个时期的畜牧业？有人可以将其理解为草原承包到户之前的时期，也有人可以理解为解放前或自治区成立前的畜牧业，还有人可将其理解为凡是现代畜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所有畜牧业类型。
二、选择营地、寻找草场的生态知识
蒙古族草原畜牧业是否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的那种“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的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经营，首先是对草牧场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利用问题。这样必然产生如何选择、分配、调节牧地问题。历史上出现的嫩禿兀臣（蒙古语nutugchin的音译，意为负责选择、管理牧地的官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草原管理需要。《蒙古秘史》第279节载，窝阔台即位不久便降旨：“牧地的分配、选择、駐营，应由各千户派遣的嫩禿兀臣进行管理。”之后，从千户到浩特阿寅勒各级，均由本级嫩禿兀臣专事司营当地牧地的选择、安排、协调以及打井取水等项事务。内蒙古牧区草原管理的嫩禿兀臣制度，一直延续到草原完全有偿承包到户，从而传统游牧方式被取缔为止。
适应蒙古高原的大陆性严酷气候，山地、平原、戈壁、沙漠、半荒漠等地理单元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气温升降幅度、年平均降水量、植被类型、植物营养成分、土壤肥力的特点，水源与盐碱的分布等环境条件，蒙古人在不同季节选择具有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的场所，是蒙古族的一项创举。对不了解这一独特生产方式真谛的农耕民族而言，蒙古人的放牧只不过是“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而已。但是对蒙古族牧民而言，局外人看似简单的“游牧”方式蕴含着根据一年四季乃至每个季节里不同时段里，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与界限内如何组织迁徙；如何选择牧地，在所选牧地内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个畜种中如何根据大畜与小畜、怀胎与否、成畜与幼畜的不同，有次序、分阶段使用草场；如何根据季节、月份的不同，甚至在一天当中早晚时段、阳光强弱、风向变化、风力大小的差异组织放牧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逐水草而居”成为被一些人用来表示草原畜牧业“落后”的习惯用语，已年深日久。殊不知，在像蒙古高原这样的气候条件严酷，植被、水源等状况变化无常的草原上进行游牧，是一件十分复杂的高难度任务。事实上，游牧意味着对如下的诸多问题做出决策，并且经常修订所作的决策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一年的四个季节，甚至在不同的节气之间，在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内，沿着哪个方向，以何种畜群规模，如何组织迁徙；如何结合具体的人畜情况选定新的草场；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畜种中的大小畜、公母畜、成年畜与幼畜、怀胎与空怀等等复杂的区别利用已选定草场；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乃至一天期间日照、风力风向、阴晴变化，如何放养畜群，以及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将其列为“其它”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既懂得草原、又懂得家畜、还懂得人的人，而且是高明的人才能完成的决策。但蒙古族游牧人却完成了它。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指出，即完整、准确地论证游牧方式的科学内涵，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成的一项工作。但指出全盘否定游牧生方式的“游牧文明落后论”站不住脚这一点，却不难做到。
三、草原畜牧业系统中的草畜关系
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是已经讨论几十年，但至今没有搞清楚的话题，因此它是个既老又新的论题。据笔者的文献追踪，关于草畜关系的论述，是以“草畜矛盾”的提法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于报刊的。但这一提法本身只强调了草原与家畜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另一面；国内出版或发表的关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相关论著，也仅把草食动物描述为“消费者”。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期间，伴随蒙古民族自身的兴衰，它也曾经历形成、发展与萎缩等不同阶段。如将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置于其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中考察，它属于世界草原畜牧业中的经典产业，将其视为一种“原始”、“落后”畜牧业的观点，主要来自对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缺乏认识，以及对这一经典产业的无知。二是包括内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的整个草原地区，气候与地理条件严酷，降水少且年内、年际降水的变率极大，属于典型的不平衡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无论农耕还是集约型舍饲畜牧业，在该地区都不适应；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才是其合理的产业选择。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另辟蹊径，从事了游牧型草原畜牧业。他们的畜牧业经营并不是毫无管理的“自由放牧”，而是蕴含丰富知识内涵的适应性管理。三是游牧蒙古牧人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愚昧”、“无知”的人群。他们在创造、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千百年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该区域的人（蒙古游牧人）—畜（五种家畜）—草（草原生态系统）关系，从而经营畜牧业达数千年之久。他们丰富的生态智慧体系既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是草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当然十分重要，但也有缺陷。在面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经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幼稚”、“单纯”，有时甚至不如普通牧民。只有科学家们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和发展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包括草原畜牧业经营智慧在内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五是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鉴于人们把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已经年深日久，挖掘、整理其精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所有草原地区发展问题研究者们的肩上。（作者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草原工作站）
参考文献：
[1]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264—2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依靠天养，全年的放牧。辽阔的牧场、茂盛的草地是自然的资源，能直接利用固然很好，但是过分的依赖自然环境，将造成资源的供养率不平衡，草地退化严重。在贫困山区由于经济落后，为求低成本高效益的养殖经济，所以常将猪、牛、羊直接赶进山坡、草地或树林进行简单放养。甚至盲目的扩大规模，增加牲畜总数，超出了牧场特定区域内的承载力，加速了草地的劣变；使畜禽和饲料之间形成矛盾，不但降低了畜禽的生产性能，更使宽阔的草坡、山地荒废，严重影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2生态畜牧业的特征
2.1生态畜牧业主要是以养殖畜禽为中心，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的无污染、高效的工程体系，将资源的开发同生态的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2.2在生态畜牧业的各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假如其中的某个环节受到了干扰，就会波及整个系统，从而使其失去原来的平衡状态。
2.3在生态畜牧业系统中以其“食物链”的形式源源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转换、流动，从而保证了系统中各种生物的异化与同化作用正常的进行。
2.4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是生态畜牧业中比较完善的配套，通过这个配套，不仅能减少污物的出现，而且还能实现效益的增加以及环境净化的统一。
3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措施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和“以示范服务促推广，加快舍饲转方式，龙头带动扩规模，精深加工增效益”的思路利用资源丰富的“土地、牲畜、草”，结合现代科学的技术，走“立草为业、草畜结合、龙头带动、整体推进”的现代健康型畜牧业发展之路。
3.1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饲草作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纽带和关键，在山区要结合封山禁牧发展舍饲养殖工作，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加大人工种草力度。科学种植，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既满足牲畜需求又提高草场植被覆盖率；增加适合当地生存环境的母畜，引进高产、低耗、节粮的畜种，标准化生产，提高质量，保障品质，发展健康畜牧业。
3.2经营方式转变，集约化水平提高
首先，发展生态、优质、高效畜牧业，关键在于饲养方式的转变。从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要把粗放、单一、天然放牧的饲养方式向规模养殖、舍饲养殖转变，大力推广牲畜舍饲圈养技术，走种草养畜、草畜结合的发展之路。其次，按照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创新机制、科学管理原则，采取政府推动、部门规划指导、群众自愿合作建设、自主经营的方式，建设人畜分离、集约化养殖、若干农户合作建设、饲养和防疫设施完备、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技术规程统一、管理措施一致、畜禽生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的养殖小区。走市场牵小区，小区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再次，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实行一村一品，专营专销，杜绝蜂拥而上，增产不增收，货贱伤农，走特色养殖之路。2008年以来都安县实施山羊圈养示范项目结合溶岩山区石漠化治理项目，建立山羊圈养示范户120户，累计圈养山羊6820只，三年累计出栏肉山羊6500只。年产值325万元，纯利润156万元，户均养殖新增收入1.96万元，新增纯利润1.3万元。项目的实施，更是促进了该县养羊业的发展，2009年全县山羊饲养量44.36万只，出栏21.21万只，比2006年分别增长25.7%和39.5%。全县养羊业产值22180万元，纯利润10646.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0元。圈养舍饲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带来明显的生态效益。该县推广山羊圈养舍饲、品种改良、种草养羊及农作物青贮、氨化喂养技术，同时开展标准化羊舍建设，使生活区和生产区分开，既符合生态要求，又有利于发展规模化生。农户配套种植牧草养羊和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羊，使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草山的超载压力，有利于草山植被的恢复，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3.3资源的回收利用，促进生态平衡
推行5种养殖模式：生物垫—堆肥—零排放；生化工程—粪便处理—达标模式；沼气（厌氧）—氧化塘（好氧）—养鱼，沼气（厌氧）—果菜林场浇肥等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循环处理模式；生态有机肥深加工处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农村养殖污染的难题，还给养殖户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利双赢。另外在回收利用废弃秸秆方面，大力发展秸秆生物性的饲料，将其加工之后转换成家畜的饲料，不仅能改变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状态，而且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推动“绿色饲料”的推广，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关键词：饲草料；储备；可持续
一、饲草料研究现状
我国草原牧区自然灾害经常发生，饲草供应长期存在季节性不平衡问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1]。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证明了饲草料与牲畜出栏率、抵抗灾害能力以及成活率间的影响关系[2]。本文将通过过冬母羊重量、出栏栏畜产品竞争力、畜牧业总收入等指标，进一步探究牧户饲草料储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二、饲草料投入转变
对于牧区饲草料投入转变，牧民早已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3]。通过调研结果发现，近年饲草储备量呈上升趋势，2007年户均饲草储备量为21904.01斤，到2013年时户均饲草储备量已达到69531.54斤，较2007年增长三倍之多。同时，饲料量也稳步上涨，从2007年户均饲料储备13120.09斤，逐渐增长至2013年户均21245.42斤。饲草料在饲养家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逐渐凸显出来。
三、饲草饲料对畜牧业的影响
（一）饲草料储备量对总收入、出栏畜产品价格的回归分析
本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分析牧户饲草料储备量对牧户畜牧业总收入的影响，进一步探讨饲草料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上表说明：饲草和饲料的储备量对牧户总收入水平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牧户畜牧业总收入随着饲草料储备量的增加明显提高，并且饲料储备量对牧户总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由上表可知，饲草、料储备量对绵羊羔出售平均价格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饲料储备量的影响要显著大于饲草对绵羊羔出售价格的影响。
（二）饲草料储备量对基础母羊重量及出栏畜产品重量的回归分析
近年牧区棚圈建设基本到位，调研地区有95%的牧民认为，冬春季饲草料供给量充足可以有效提高12月基础母畜重量及保证出栏畜产品重量得到提高[4]。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饲草总储备量对12月基础母羊均重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过冬基础母羊的重量随饲草料总量的增加而上升并且这种增加的影响主要来自于饲料；饲草、料储备量的多少显著影响出栏绵羊羔重量。这使得多数储备牧户冬季基础母羊的体重相较十几年前有大幅上涨，提升其在市场上竞争力的同时增加牧户畜牧业总收入。
四、结论
饲草料作为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基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近年来冬季储备量逐渐增加，这不但没有使牧民因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显著下降，反而通过提高12月基础母羊均重，降低大绵羊死亡率、增加绵羊羔出栏均重及平均出栏价格，使得牧户畜牧业总收入得到显著提高[5]。对于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来讲，要着力发挥饲草料抗灾保畜作用，合理有效的进行饲草料储备，使畜牧业经营效率得到提升。（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理.草地资源管理的公平性与管理者行为[J].改革，2008.
[2] 拉措吉.牧区饲草料储备量与牲畜出栏率的直线回归分析[J].青海草业，2006.
[3] 师尚礼.曹文侠.甘肃省防灾减灾牧草生产储备与使用状况[A].见：2012第二届中国草业大会论文集.
关键词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理论；LMDI模型
中图分类号S1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0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5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大量化石燃料消耗而来的是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和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气象灾难，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若是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变暖，未来十年由此而引起的气候变化将造成每年全球损失额达到GDP的5%-20%[2]。农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而畜牧业在其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中指出，每年牛、骆驼、羊、马、猪和家禽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18%，其中CH4和N2O分别占65%和37%，而CH4和N2O的“增温效应”却是CO2的21倍和310倍。《世界观察》在2009年刊登的《牲畜与气候变化》的报告，指出牲畜及其副产品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了32564亿t CO2当量，占世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51%[3]。我国农业源CH4（动物反刍、动物粪便和稻田）和N2O（动物粪便和农田）排放量分别为排放当量分别为42亿t和30亿t CO2当量[4]。因此，如何推进畜牧业的温室气体减排进而实现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产值增加之间的脱钩日益受到相关学者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国内外大量学者对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研究。FAO曾预测2030年动物数量将在2000年基础上增加40%，而动物的平均氮排泄量也会增加，这就会增加畜牧业的碳排放[5]。Yang等测算了我国台湾地区家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田素妍等分析了我国畜禽养殖业的低碳清洁技术及其EKC假说检验，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中西部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6]。詹晶等借助回归模型得出我国畜牧产品对甲烷排放增加有显著影响[7]。胡向东等估算了2000-2007年期间全国和各省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发现全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下降趋势，各省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区域集点[8]。本文运用脱钩理论，量化分析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产值之间的关系，分解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我国畜牧业的低碳化清洁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与理论
11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陈瑶等：中国畜牧业脱钩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在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方法的选取上优先借鉴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韦秀丽等采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在2011年的《关于印发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的通知》中的方法测算了重庆市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发现牛是最关键的排放源[9]。刘月仙等测算了北京地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变化[10]。结合相关文献，本文选取奶牛、非奶牛、骆驼、骡、马、驴、生猪、山羊、绵羊、兔和家禽的相干数据，测算我国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了便于统一标准，根据增热效应，将CH4和N2O转化成CO2当量。Ni表示第i种动物的平均饲养量，αi和βi表示第i种动物的CH4和N2O排放因子。由于各种动物的饲养周期不同，需要根据动物的出栏量和年末存栏量对平均饲养量进行调整，参考胡向东[8]提出的出栏率进行调整。当出栏率大于1时，其平均饲养量用出栏量除以365乘以其生命周期，主要有生猪、家禽和兔，其生命周期分别为200天[8]、55天[11]和105[8]天。对于出栏率小于1的动物，其平均饲养量由相邻两年年末存栏量的平均数表示。CH4的排放主要源于反刍动物的肠道发酵和动物粪便管理，N2O的排放主要源于动物的粪便管理。本文动物CH4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06年IPCC国家间温室气体排放指南[12]，N2O的排放因子来源于胡向东[8]，非奶牛是取黄牛和水牛的平均值。山羊和绵羊的数据来自韦秀丽[9]，并取规模化饲养、农户散养和放牧饲养的均值。
32脱钩稳定性分析
根据公式（2）测算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产值之间脱钩状态的稳定状态，稳定指数为1428 7，变化率远远超过1，这说明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产值之间脱钩状态的稳定性较差，很可能出现反复。这主要是因为农民为了追求畜牧业的高产出，就会过度的投入饲料等畜牧业物资，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类的需求必然会快速增加，使得畜牧业成为农业部门中有利可图的部门，其规模就会水涨船高，进而使得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迅速增加。
4基于LMDI的脱钩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借助LMDI模型和我国畜牧业相关数据，以Excel作为计算工具，从我国畜牧业的效率因素、结构因素、经济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等四个方面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解，分解结果详见表6。
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诱因。2001-2011年期间，经济因素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都呈现正相关，除了2001年和2003年，其余年份经济因素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都超过了2 000万t CO2当量，最多的为2004年的3 00302万t CO2当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尤其是会大量增加对肉类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畜牧业不得不扩大养殖规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肉类需求，进而致使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因此，不难预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我国经济的继续平稳发展和人们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并得到实现，经济因素仍将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的因素。
结构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因素。2001-2011年期间，2001-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结构因素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呈现正相关，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多的为2003年的1 07175万t CO2当量，这也体现在农业结果的变化中，以2000年为价格基准年折算为实际产值可以看出，2003年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到了农业总产值的3155%，比2002年增加097个百分点，增幅最大。而2011年，结构因素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向影响最大，达到-92854万t CO2当量，反应在产值上，2011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124%，比2010年降低084个百分点，降幅最大。随着我国肉类需求量的增加，畜牧业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将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这就使得结构因素在短期内仍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
效率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贡献者。2001-2011年期间，2001年贡献最大，效率因素减排达到了2 60194万t CO2当量，但是在此之后呈波动下降的趋势，2011年最少为88804万t CO2当量，只有2001年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主要因为随着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饲料改良和良种选育等方式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但是长期内，这些养殖方式和养殖技术趋于稳定，其减排效应就迅速减弱，甚至成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因此，在短期内效率因素仍是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影响因素，但是长期来看其减排能力将会不断削弱，这就需要加大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的力度。
劳动力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因素，且影响力呈上升趋势。2001-2011年期间，劳动力因素对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呈现正相关，其影响力还在波动上升，最多的为2010年的92935万t CO2当量。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业从业人员必然会不断减少，而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养殖规模化发展和养殖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畜牧业单位从业人员的负担就会大大减轻，同时畜牧业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使得其工作能力得到提升，进而转移出更多的畜牧业从业人员，单个从业人员的产出就会大大增加，促进畜牧业温室气体的减排。因此，在未来劳动力因素仍将是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因素，且减排能力将会不断提升。
5结论
本文基于2001-2011年期间我国畜牧业的面板数据，以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和畜牧业产值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脱钩状况，进而借助LMDI模型对影响我国畜牧业脱钩状况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总体较稳定，其中CH4排放量略有所下降，N2O排放量略有增加，动物肠道发酵是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产值之间整体上呈现强脱钩状态，脱钩状态较表6基于LMDI的我国2001-2011年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诱因，结构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因素；效率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将是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动力所在，但是长期来看效率因素的减排能力将会逐渐削弱，而劳动力因素将逐渐成为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的最重要因素。强化低碳养殖技术和粪便清洁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培育畜禽优良品种，提升畜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育职业农民，促进畜牧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升饲料转化效率，在满足人们对肉类需求的同时减少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方向和关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Edward A， Schuur G，James B， et al Vulnerability of Permafrost Carbon to Climate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Carbon Cycle[J] BioScience，2008，58（8）：701-714
[2]Stern N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Goodland R， Anhang J Livestock and Climate Change[J]World Watch，2009，（11-12）：10-19
[4]胡启山低碳农业任重而道远[J]农药市场信息，2010，（2）：1[Hu Qishan Low Carbon Agriculture， A Long Way to Go[J] Pesticide Market News， 2010，（2）：1]
[5]Oenema O， Wrage N， Velthof G L， et al Trends in Global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from Animal Production Systems[J] 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2005，72（1）： 51-65
[6]田素妍， 郑微微， 周力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7）：28-32[Tian Suyan， Zheng Weiwei， Zhou Li Test of the EKC Hypothesis of LowCarbon Cleaning Technology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22（7）：28-32]
[7]詹晶， 张俊娜， 邓荣荣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畜牧业排放源对甲烷增长的回归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2，（9）：50-54[Zhan Jing， Zhang Junna，Deng Rongrong Th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 of Livestock in China： Based on Animal Sources of Methane and Regression Analysis[J]Guangxi Social Science， 2012，（9）：50-54]
[8]胡向东， 王济民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J]农业工程报，2010，26（10）：247-252[Hu Xiangdong， Wang Jimin Estimation of Livestock Greenhouse Gases Discharg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0，26（10）： 247-252]
[9]韦秀丽， 高立洪， 徐进， 等重庆市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估[J]西南农业学报， 2013， 26（3）：1235-1239[Wei Xiuli， Gao Lihong， Xu Jin， et al Evaluatio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of Livestock in Chongqing City[J] 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3， 26（3）：1235-1239]
[10]刘月仙， 刘娟， 吴文良北京地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变化分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3，21（7）： 891- 897[Liu Yuexian， Liu Juan， Wu Wenliang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 Beijing Area during 1978-2009[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2013，21（7）： 891- 897]
[11]刘培芳， 陈振楼， 许世远，等长江三角洲城郊畜禽粪便的污染负荷及其防治对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11（5）：457[Liu Peifang， Chen Zhenlou， Xu Shiyuan， et al Waste Loading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n the Excreta of Domestic Animals in the Yangtze Del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2，11（5）：457]
[12]IPCC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Volume 4： Agriculture，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R] Geneva， Switzerland： IPCC，2006
[13]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1）： 1-28
[14]OECD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ParisOECD2002.
[15]Tapio P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2005，12（2）：137-151.
[16]肖宏伟，易丹辉，周明勇中国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34（11）[Xiao Hongwei， Yidanhui， Zhou Mingyong Research on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2011，34（11）]
[17]齐静，陈彬城市工业部门脱钩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8）：102-106[Qi Jing， Chen Bin Decoupling Analysis for Urban Industrial Sectors：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J]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22（8）：102-106]
[18]徐国泉， 刘则渊， 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 16（6）： 158-161[Xu Guoquan， Liuzeyuan， Jiang Zhaohua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arbon Emissions for China，1995-2004[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6， 16（6）： 158-161]
[19]Sommer S G， Petern S O， Sogaard H 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rom Stored Livestock Slurry [J]. Environ Qual， 2000，29：744-751.
[20]赵胜男，崔胜辉，等.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碳减排潜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9）：30-35.[Zhao Shengnan， Cui Shenghui， et al. Research on Carbon Mitigation Potential of Organic Waste Reutilization in Fujian Provi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20（9）：30-35.]
[21]IPCC.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Volume 4：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R]. Kanagawa：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2006：37-54.
[22]杨湘华. 中国生猪业生产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Yang Xianghua. An Anslysis of the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Live Pig Industry[D]. Nanji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