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31 11:38:44
现代竞技体育比赛虽然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但它从开始就与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一开始就利用发行邮票、举办博览会等方式解决经费问题，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后，国际奥委会章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最终使奥运会走出困境，成为各国竞争的“香饽饽”。在主办奥运会的商业化运作中，转让电视转播权是一种代表潮流而又逐渐起主导地位的运作方式。自1960年冬季奥运会以5万美元出售了电视转播权，以66万美元出售了夏季奥运会电视转播权以来，电视转播权给体育比赛的组织者带来了巨额利润，2000年悉尼奥运会组委会电视转播权收入达到7.98亿美元，而且这一收入还在攀升。其他比赛也是如此。1997年11月11日，NBA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特纳有限电视公司以26亿美元的价格延长了4年期的电视转播协议，2002年日韩世界杯足球赛电视转播权转让价格为3.988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甚至认为，将来体育运动会可简单地归纳为两类：一类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前者发展，后者衰亡。总之，当电视与体育竞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现代体育才得以普及和迅速发展。
体育竞赛进行产业化运营时，其突出特征是其信息经济的特点。以奥运会为例，组委会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电视转播权收入；TOP赞助计划收入；标志特许使用收入；组委会赞助收入等，其中电视转播权的转让收入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占70%以上。而组委会收入之外的其他经济收入，也多与信息产业相关。这些收入的基础则是体育竞赛本身，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
然而，对体育竞赛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世界各国各有差异，在我国则更有争议，而且在实践中受到传统体制、传统观念及现实法律本身的制约。中央电视台大约到1997年才开始在转播国内体育赛事时向举办者交纳转播费，而目前全国足球甲A联赛的转播权谈判，足协与央视尚未达成协议。此外，体育竞赛的某些项目，如花样滑冰、花样游泳等项目的表演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如何在转播权的权原及权属上进行明晰的界定，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体育运动本身以及体育产业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的背景，从电视转播权这一典型的、颇受争议的问题出发，探讨体育竞赛中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并分析我国立法及现实法律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权原及解决途径
体育赛事由于其较强的自我封闭性和专业性，一般强调行业自律，并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根据国际惯例，体育竞赛的电视转播权属于赛事主办者，包括新闻报道权、赛事画面集锦和赛事转播权。我国的体育竞赛转播一般由主办者和当地电视手进行，由当地电视台制作竞赛的节目，转让给其他购买电视转播权的电视台。在转让过程中，全国性的比赛，例如全国足球甲A联赛，是由中国足协牵头签约，然后将出售转播权所得利润分成给各个俱乐部和比赛地的有关单位。在外国，例如美国，由于其发达的电视网络，一般是由几大电视网来集中买断节目，再出售给各个电视台，实现制播分离，既节省了成本，又能提供较优质的服务。尽管这两种方式由于体育运动及电视业发展水平而有不同，但都面临相同的问题：体育竞赛的节目制作者、竞赛运动队以及队员、赛事主办者，谁才是转播权的真正享有者？转播权的性质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理清转播权的性质，才能深入的探讨其他问题。在许多著作中，基于我国以前的著作权法，将转播权与播放权作为邻接权的一部分加以论述，其实是不正确的。《保护邻接权罗马公约》专门规定了广播组织权，即广播组织有权：(1)授权或禁止转播他们的广播节目；(2)授权或禁止录制他们的节目；(3)授权或禁止复制未经其同意而制作的他们的广播节目的录音录像；(4)授权或禁止向公民传播其电视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由被要求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确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权利禁止未经其许可而为的下列行为：将其广播以无线方式重播，将其广播固定，将已固定的内容复制，以及通过同样方法将其电视广播向公众传播。如果某些成员不授予广播组织上述权利，则应依照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使对有关广播之内容享有版权之人，有可能制止上述行为。有人认为我国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42条规定了广播组织权，是不确切的。而真正明确地规定了广播组织权的则是200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该法第44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转播；（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这就明确将广播组织的版权（著作权）与邻接权区分开来。事实上，如果电视台自己制作节目进行播放，它首先享有节目（作品）的版权，其次才是广播组织权（邻接权）。体育竞赛的现场直播属广播组织权，而赛事画面集锦及专题节目，如果是电视台加工制作的，只要有独创性，就形成作品，其享有的是著作权而非广播组织权。因为邻接权无论是从权原、保护期限及保护程度方面都比著作权要小。因此，广播组织权是广播电台对非其制作的节目所享有的一种邻接权。转播权正属于这种邻接权，当然，它属于授权转播的权利人，而非转播者。
其次，在将电视转播权界定为邻接权的前提下，需要探讨的是其原始版权何在的问题，因为没有版权就没有邻接权。在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情况下，如果体育竞赛主办者授权电视节目制作者将竞赛场面制作成电视节目，若在剪辑等方面制作者进行了独创性劳动，则作者无疑应属节目制作者，而基于合同关系，可采用委托作品的形式使主办者成为版权主体，以获得法律保护。《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可见，除表明制作者身份权外，主办者与节目的具体制作者可通过合同解决版权归属问题。
如果说通过合同的约定即可将赛事制作成的节目版权问题明确的话，那么仅仅其直播（发送信号而没有独创性）就可获得版权，其真正的表演者，即参赛运动员能否享有著作权？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众所周知，著作权（版权）是作者、其他主体及其合法继受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其关键之处是其权利基础——作品。显然，运动员的竞赛不属文学与科学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将作品的范围概括为：文学、科学与艺术领域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成如何。在其例举中并未提及体育竞赛活动。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类型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而最后一项中，至今尚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体育竞赛表演的性质及权属问题。《WIPO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WPPT)第2条规定：表演者指演员、音乐家、舞蹈家和其他表演、演唱文学作品的人。笔者认为，体育竞赛的运动员所能受版权保护的应是其表演，即他们享有表演者权（当然若是独创的作品则享有表演权）。《保护邻接权公约》限定表演者权指表演文学、艺术作品之人，但在该公约第9条中，又采用许可主义，间接地承认那些不表演文学艺术作品之人也是表演者，只不过要由各国国内法予以确定：任何缔约国均可根据国内法律和规章，将本公约提供的保护扩大到不是表演文学或艺术作品的要求。据此，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将杂技艺术作品明确列举为表演者可以表演的作品，已将伯尔尼公约的作品范围扩大了。在此情况下，讨论运动员（包括体育竞赛节目的其他创作者）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些典型的运动竞赛表演项目，如花样游泳、花样滑冰、艺术体操等，都与杂技表演没有什么差别。它们具有以下特征：技能要求很高、难度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高超的艺术性，是体育群体的智力成果的集中展示；具有极强观赏性；它同舞蹈一样可以有形再现。更何况，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将可固定性作为作品受保护的条件。因而，这些表演就其本身而言，受著作权法保护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编排出来的融音乐、艺术动作于一体的艺术体操，实际上就是可独立使用的作品。但是，像举重、击剑、足球等程式性的竞赛，并没有特定的独特表演特征，而且风险性大，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可以不作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演。国际上之所以不将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的表演列入知识产权法中表演者权的对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体育运动的自成一体性、专业性、竞技性，使运动员的表演可以通过工资、奖金等形式得到补偿，而通过电视转播权等形式可将投资一并收回；第2，体育竞赛就其宗旨而言是非商业性的，报酬权仅是其考虑的一项因素；第3，传统的体育道德观念并未认可体育竞赛的表演可以获得商业利益；第4，体育运动重视普及，这在现实中必然涉及重公益而牺牲一些私益的情况。例如，虽然欧洲联合广播公司出价甚低，但国际奥委会还是基于普及体育的宗旨拒绝分拆转让电视转播权而获取高额转播费，以便使广大观众能够支出少量费用即可观赏奥运会实况。最后，传统知识产权法的范畴也在发生变革，在体育竞赛与知识产权法之间除了经营性标记外，尚未有很强的结合。在这种背景下，基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和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相对封闭性，可以设想用单行法的形式将一些竞赛表演者的权利明确规定出来，以切实保护运动员及其他创作协助者的利益。这一构想还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1，是否保护竞赛者的无形财产权是由各国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体育项目的普及性和受欢迎程度与之紧密相连。第2，日益发展的“阳光产业”——体育产业也需要以物质利益（更独立的物质利益而非劳务性的债权利益）来调动竞赛者的积极性。例如巴西法律就规定了对运动员比赛的产权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此，在现实体制下，可以勾勒出我国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的一般权利框架。这种权利框架，以职业性体育竞赛（如全国足球甲A联赛）与一般性体育竞赛（如奥运会）的划分为基础。首先谈职业性体育竞赛。运动员（包括其他协助者）享有表演者权，在将其表演让渡给俱乐部（或其他组织）的同时还对其可独立使用的表演节目享有著作权。运动员与俱乐部（或其他组织）之间除了合同约定的雇用关系外，其独立的财产权受到保护。体育比赛的主办者享有竞赛电视转播权，然后通过合同关系与各参赛主体约定转播权转让费用的分成，并通过合同关系与电视节目制作者约定委托作品的版权事宜，而电视台则在转播时支付转播费。电视机构在转播时以独占许可使用或其他方式使用，也由合同予以约定。由此，就在合同的体系内划清了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会妨碍体育竞赛的转播和各方的收益。同时，基于体育运动的自律性，还可对运动员及其他相关者约定其权利义务，以免妨碍运动的普及。这样，就在自治性与法律性之间将体育竞赛转播权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就一般性体育竞赛而言，虽然参赛队或参赛个人不采用职业俱乐部的形式，但可比照职业联赛来规范各方权利义务。
2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转让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以内容划分，主要有三类：新闻报道权、赛事画面集锦使用权和赛事转播权。从播出范围来看，可分为全国性转播权和地方性转播权。从转播方式来分，可分为无线频道转播权、有线频道转播权、卫视频道转播权以及互联网电视转播权。一般而言，在新闻节目中使用赛事信号不得超过3min，且播出间隔不得少于6h，在节目中使用赛事信号权超过3min就需购买赛事画面集锦权，要转播整场比赛则需购买赛事转播权。只有购买了相应范围和内容的转播权的电视机构，才能获得赛事采访权和公用信号使用权。转让可以单独转让，也可一揽子转让，可采用独占许可转播，也可采用一般许可转播，这需要通过合同明晰，并报有关部门批准。这些并没有什么争议，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转让？如何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现实操作中，主办单位享有转播权的财产权利，在具体转让中多采取集中转让方式进行。以全国足球甲A联赛为例，它由中国足协统一与各电视台进行转播权转让的谈判，收益与各俱乐部分成。集中转让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2：第1，节省成本，提高谈判地位与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可以协调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第2，尽量缩小各俱乐部之间的“贫富分化”，减少由于财产的差距而影响竞赛水平的因素。但是，足协本身的地位尚未廓清，实际是一种行业自律组织又是管理机构，这种双重身份使其难以在进行电视转播权的收益分配上真正代表俱乐部的利益。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各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每年大约要在球队上投入2000～3000万元，而收入远未能补偿投资。因此，甲A球队冠名权频频易主。另一方面，中国足协帐面上渐渐积聚起几千万元的赢利，而在对出售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分配上，并没有与各俱乐部进行平等的协商。因此，尽管体育产业是阳光产业，但在缺乏产业的成熟运营机制、政企不分的前提下，电视转播权难以按其市场价值来转让，同时，甲A联赛质量难以大幅度提高。这种漠视真正的投资者与表演者利益的做法，势必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各俱乐部也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试图组建NBA那样的联合公司，以实现商业运营与体育竞技的良性循环，在电视转播、广告、相关产业的带动方面形成产业链，以便进行企业化的转播权运营机制。这种做法值得提倡，而且在时下人们对足协两块牌了一班人马进行质疑的大环境下，实现以参赛者为主体的产权运营机制，将是中国未来体育竞赛运营的当然选择。这种情况下，若足协集中签约，则是一种信托关系，即各俱乐部通过信托合同委托足协集中与各电视机构签约，足协根据与俱乐部之间的协议来分配收益，并不得违背信托合同。同时，基于体育运动的自治性和独特性，各俱乐部必须委托足协集中签约，而不能私自签约。这样，就将足协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行业自律职能区分开来，足协就可在职权明晰的基础上正确地履行职责。同理，其他各类活动也可比照这种法律关系进行操作，而这种做法，又有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作为依据，显然是一条合理合法的选择。
体育竞赛首先是一项公益事业，但也包含着私人利益、局部利益。因此，要协调好各方利益，才能推动体育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国目前体育电视转播权价格普遍较低，而且央视在与各竞赛主办者的谈判中压价现象严重。这除了竞赛本身的水平外，还与整个体育及媒体运作与管理机制有很大关系。一两家电视台形成了强势媒体，占据垄断地位，势必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从而变相压价。例如，中央电视台转播甲A联赛的各种广告收入及赞助收入上亿元，而受让转播权支出费用仅几百万元，还在2002年甲A联赛转播权上不肯让步，要求压价，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赋予央视在国际体育比赛、奥运会、城运会及全国性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购买与谈判上独断地位，更增强了央视在转播权问题上的主动地位，不利于其他电视机构的竞争和体育赛事转播与体育运动的推广。在广播电视机构不准民间资本及外资进入的今天，这势必成为制约体育产业良性发展的一大制度。因此，在电视业引入商业竞争、制播分离的形势下，引入地方电视台与央视的竞争机制，才能有利于良性竞争环境的实现。在确保央视在新闻及时事宣传中“喉舌”作用的同时，必须将文娱节目引入公平竞争，才能正确协调各个电视机构的关系，更好地普及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在体育竞赛产业运营中，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将转播权、门票收入、赞助、广告收入等各方面结合起来，特别是将广告与赞助及转播权结合起来，打造规模效应，引入外资和民间投资，才能将竞赛的运营做活、做好，也使体育在带动相关产业和丰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真正起主导性作用。
3结论
目前，全球体育产业产生的价值每年已超过4500亿美元，体育产业成为了“阳光产业”，体育竞赛在保持其非商业目的和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同时，在商业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迅速的普及和发展，而电视则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在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和争取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背景下，推进体育竞赛的法制化已迫在眉睫。本文仅从知识产权角度论述了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的一些基本问题，限于篇幅，对行政管理体制、国际交往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则很少涉及。总结全文，笔者的结论是：
(1)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是一种广播组织权，属于著作权（广义）中的邻接权，它属于赛事主办者，但并不排斥某些项目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对其表演所享有的表演者权，即一种著作邻接权；
(2)体育竞赛（特别是俱乐部形式的竞赛）在专业体育组织与参赛主体之间分配电视转播权时是一种信托关系，参赛主体才是委托人，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信托合同约定，但受体育竞技纪律的规制；
(3)发展电视业的竞争与体育产业的多极化参与是普及体育运动的根本大计，行政机关与自治团体分开，创造自由宽松的竞技环境和商业环境是现代体育与传媒优势互补、协调合作的现实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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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包括机械主义媒介教育理论、实证主义媒介教育理论、媒介宏观教育理论和协商性媒体教育理论阶段。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研究的开端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社会文化道德保守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经历了实证主义运用阶段，确立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与社会权力，在当今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借助于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文化融合主义范式。
关键词
儿童 媒体 媒体识读教育
媒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电视透过荧光屏幕日以继夜地传送各种信息及价值观，不但深刻地影响每位观众，更是儿童社会化学习的重要渠道之一。与其担心电视的负面影响，因噎废食地给儿童加上各种被动的媒体保护层，还不如将媒体教育观念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正是在这一积极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有意识地发展了儿童媒体教育。纵观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事实上，也是其理论框架的构建过程，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媒体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借鉴与启发价值。
一、早期机械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
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末，西方媒体得到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万能媒体效果理论，强调信息传播完全是根据媒体和媒介内容控制者的意志，以强大的力量去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报纸、电影和电台这些新媒体的大量普及与观察的基础上，这些媒体同时也闯入了儿童日常生活和识读教育领域。与之相应的主要儿童媒体教育理论是“免疫与区辨”理论和“刺激——反应”机制。前者把媒体看作社会诸种不良影响的罪魁祸首，指责媒体“腐化了一代人”。缺乏辨别能力、易受媒体影响的儿童因为只会直截了当地接收低俗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大众化低俗报刊文化的主要受害者。
为避免儿童受到“毒害”，唯有依赖教师给儿童注射“疫苗”，即灌输媒体教育。这一理论主要反映在英国早期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中。
同一时期，美国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主要采用“刺激——反应”机制。这一理论机制与当时西方流行的本能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有密切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本能心理学在美国盛行的时期，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本能的“刺激—反应”机制的主导，由于儿童的遗传生理机制大致相同，施以某种特定的刺激便能引起大致相同的反应。因此，美国儿童媒体教育者认为面对万能媒介对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的强大破坏力；儿童在获得了信息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参照系，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他们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在任何低俗信息面前处于被动或十分脆弱的状态。教育者有责任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以免儿童受到媒体负面影响。它采用的方法是“皮下注射法”，本质上属于机械行为主义模式，指的是儿童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向儿童“注射”单一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情绪信息，并得到预期的反应，以抵抗媒体的消极影响。例如国内关于电视广告霸权对幼儿不良影响的研究如是说：“电视广告除了向幼儿播放精致的有限的信息外，无论幼儿是否需要，始终把内容强加给幼儿的视觉、听觉。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强权性质，把‘你就应该如此’的理念灌输给幼儿，逐步成为一种霸权，‘操纵和控制’幼儿。”这一结论的得出即是遵从了“刺激——反应”的机制。
总之，持机械反应理论的学者认为，儿童对媒介信息的注意主要受媒介信息呈现的知觉特征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例如儿童在电视机前只能产生低水平的被动加工。由此，这些学者十分强调电视节目的形式特征，因为只有新奇的形式才能吸引和保持儿童的注意，而只有对电视信息的注意才能导致对内容的理解。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媒介预防教育使儿童对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区隔的状态中，家长或者教育者既是媒体疾病的诊疗者，又是儿童媒体认知与识读方式的操盘手。儿童在这种媒体教育中实际上完全被机械本能主义的暴力意识边缘化了，丧失了任何主体性。
二、实证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
随着西方传播学对“方能媒体效果”研究转入实证探索之后，西方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的发展也逐步实证化了，其标志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潘恩基金会”（Payne Fund）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电影对儿童和年轻人影响力的问题，例如1938年普林斯顿大学关于 CBS科幻广播剧《星球大战》事件的调查研究。这一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使用电影和其他媒介达到计划中的说服影响和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普及开来后，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子媒介对儿童可能造成的伤害性效果，例如20世纪60年代罗尔瑞媒介与暴力研究。这一时期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主要以美国模式为典范，主要特点是对主观的万能媒介效果理论寻找客观的实证评判依据，人们开始从动机与需要的角度实证分析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教育领域对大众媒体、流行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这一时期与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息息相关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
（一）中介条件理论
传播学者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制约和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主要有4种：选择性接触机制（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内容（包括语言与表达等，其方法和技巧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受众本身的性质（包括受众的文化传统等）。该理论从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出发，厘清了媒体识读教育中儿童的主体性地位，认为社会性教育应该从儿童的“自然性”出发。人的自然性包含了人最基本的生理、心理需要，包含了人类生存最原始的本性，社会性教育若失去了与儿童的感性和现实基础的联系，则意味着部分地失去了人性，但社会性教育也要“超拔自然”，让儿童在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和谐、完整的发展，这是儿童构建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根据“中介理论”原则以及信息传播的中介因素与条件，西方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开发了不同层次的媒体识读教育课程，并使之逐步学科化和正规化。教师们已开始利用正规教育时间，与儿童讨论媒体形式及其对个人影响等主题。
（二）使用与满足理论
传播学家施拉姆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少年儿童的电视接触行为与她（他）们在家庭、学校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家境不顺或与同学关系不融洽的儿童倾向于喜欢打斗暴力场面多、富于刺激性的节目，而且主要从冒险情节和场面的紧张感中获取“满足”。这种满足感实质是一种“代替的满足”，因为这部分儿童在现实“欲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寻求虚拟世界的满足感，而电视、动画恰好为她（他）们提供了这些中介。
卡兹等人在1974年发表的《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中，将媒体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媒介满足”的因果连锁反应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1977年，日本学者竹内郁郎对这个模式作了若干补充。
“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过于强调个人和心理因素，使之具有较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但它强调了儿童的主体性地位，认为儿童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媒体，主动控制传播过程。这一理论也被用于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开发，重视儿童看电视是为了满足娱乐、寻求信息和社会学习的需要，电视效果实际上是儿童使用电视的结果。媒体对人的影响有赖于个体差异、特殊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络。这对解放和尊重儿童的主观能动性有积极意义，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绝不仅仅是从心理需要出发进行选择的一种随意性活动。该研究片面强调儿童使用媒体的主动性，也未能客观反映媒体与儿童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媒介与暴力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关于儿童电视暴力效果的研究内容比较成熟，沃特勒（Wartella）等人提出了儿童电视暴力学习和模仿过程的三种主要假设模式：一种是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儿童从媒体中学到的行为，有的会受到奖赏，有的会受到惩戒；第二种是预示效果理论。当儿童在观看暴力节目时，会激发或引起其他相关思想与评价，导致儿童将来在人际环境中运用暴力的更大倾向；第三种是修斯曼的“脚本理论”。儿童的社会行为受到如何对事实进行反应的“脚本”控制的指引。电视新闻正是儿童游戏的脚本，孩子们模仿电视中的情节，代替自己创造游戏的生活方式。这将窄化游戏想象的方式与范围，并以最刺激的暴力细节和最能引起好奇感的部分作为游戏内容。
诚然，媒体节目如电视节目制作有不断超越的本质，节目必须日新又新，因此暴力和色情泛滥程度也就越来越夸张。根据统计，美国电视平均每47个节目中就会有4703个暴力场景。在这样的环境里，电视脚本教导儿童“暴力与色情是有趣的”。
效果过程是一个反复暴露于行为再现（“电视行动”）的持续流程；效果必须依赖行为的感知方式、来自情境的输出及表现与展现相关行为的机会。因此，美国儿童电视暴力效果研究采用了一种先后次序的形式。这一过程最初产生于“暴露”在电视行为模式中的“电视行动”。这是学习或模仿所关注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第一次”输入。其他相关的输入还包括兴奋与刺激的程度（电视刺激）以及其他行为（电视选择）的程度描述。“电视刺激”越多，“电视选择”越少，可能发生的定向认知就越多。两个其他的调节（输入）与后果的描述（电视感知的后果）和现实的程度（电视感知的现实）有关。积极的后果超过消极的后果越多，电视行为对现实生活来说越真实，认知（电视行动）就越可能发生。如果效果产生的条件并未达到（P=0），那么个人就会回到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效果具有存在的几率（P>0），那么就会产生行动机会的可能。
媒介与暴力研究使许多媒体教育者将暴力事件频仍归咎于电视媒体并得出结论：第一，电视内容充满了暴力；第二，儿童暴露在暴力内容下的时间越来越长；第三，实证研究表明观看暴力娱乐内容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可能性。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暴力原因及防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经常观看电视暴力行为对个人（尤其对于儿童）人格与态度均有负面影响，必须加强媒体内容的管制和媒介伦理教育。
三、现代儿童宏观媒体识读教育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效果理论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模式和假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第二，它们不同程度强调媒体影响力的周期性跨度和渐进性；第三，它们与信息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与之相适应，媒介教育理论也出现了如下新的理论范式。
（一）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是西方文化批判学派的后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这一研究的大本营，斯图亚特·霍尔是这一派理论的代表人物。该理论关注信息与公众，通过对社会团体实际社会经验谨慎而批判性的理解来说明和媒介相关的选择和反应模式。1964年，霍尔等人提出了有关媒体教学的建议，认为“文化”不是特定的享有特权的人工制品，而是完整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形式是多元的，既有高雅、精英的，也有通俗、大众的，并将这种文化观点传播给学校教师。1974年，默多克等人研究发现年轻教师开始把文化研究方法引入课堂教学。他们不再坚决排斥媒体，而以比较宽容、温和的姿态看待媒体文化，认可流行文化的价值，愿意用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来实施媒体教育，将流行文化引入课堂教学。同时英国官方报告也强调教学要向学生日常文化经验开放，努力架起课堂教学与课外休闲之间的桥梁。
（二）涵化分析理论
涵化分析理论研究起源于1960年代后期，由传播学者格伯纳根据其对电视影响的研究而提出，并于70年代盛行于美国。涵化分析理论一方面强调大众媒介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教育和宗教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媒体通过锻造新的符号传统使人们认识社会现实，强化现有社会秩序，使社会成员形成统一的社会态度。格伯纳还认为现代人从幼儿起就与电视在一起，很难把电视世界和现实世界加以区分，因为电视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中心地位，它主宰我们的符号环境，并以有关现实的媒介信息代替亲身体验和其他了解世界的手段。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影响巨大，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人们的现实观。据此，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应以无意识的文化模式化为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不是成人教会，或者儿童学会的，而是儿童在一定的文化系统里通过媒介传播和与他人的联系、交往来获得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
（三）“知沟”理论
在1960年代的美国，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巨大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富裕儿童通常在进入小学前就接受了较好的学龄前教育，而贫困儿童因无钱购买启蒙读物，较少机会接触知识读物和媒体，进入小学后，与富裕儿童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两级分化。据此，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知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低者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就有扩大的趋势。
根据这一理论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补充教学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手段和其他手段改变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就是制作一部名为《芝麻街》的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实施结果说明尽管《芝麻街》播出后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结果，但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这部系列片制作的初衷是为缓解儿童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但实际上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这说明在现代社会，尽管大众传播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社会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的机会上并不存在是否平等的问题，然而它的社会结果却是深刻的、复杂的。
（四）“电视人”和“容器人”的概念
不少学者认为，不仅媒介内容，而且一种媒介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由它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据此，日本媒体教育家林雄二郎1973年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的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与印刷媒介环境中长大的父辈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学者野牧也给出了“容器人”的概念。由于收视行为常常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这种封闭的、缺少与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大多数经常观看的儿童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薄弱。同时他们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虽然他们为了摆脱孤独状态而渴望与外界、同伴接触，但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对方的内部，因为对方都不希望他人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距离是最佳的人际关系选择。
儿童的观察、知觉与模仿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电视对孩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认知发展方面，严重的甚至会形成异常人格或者恐惧症。电视还有可能改变儿童的学习态度，使他们变得只想被娱乐，而不再喜欢思考。近年西方乃至我国不少人关注这一问题，例如电子游戏对儿童性格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网虫”的形成等。“电视人”理论对如何开展儿童媒体教育研究和开发相应课程都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四、当代协商性儿童媒介教育理论
协商性儿童媒介教育理论也称为跨文化儿童媒体教育理论。信息全球化的趋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成为事实。媒体教育理论在现代性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多元化和跨文化协商，即多元文化的承认和协商理论，研究中心也转向了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局限，强调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对待，二是差异化对待，三是文化沟通。文化沟通应该说是儿童媒介识读教育实现的基础。文化间的跨越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难的，所以需要用理性、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异己文化。
协商性理论将儿童多元智力理论试图最大范围地扩展到儿童存在的每个领域里的求知途径与知识形式，试图包含被以往认知研究排除在外的智力活动领域。因此，多元协商理论不是脱离认知，而是包含了更为发达形式的认知（如与他人互动的能力、欣赏艺术品的能力，或者参加运动和舞蹈表演的能力）。结合世界各地媒体教育实践，以“能动受众”为核心，从媒体识读、意识、批判、活动、社会和创造性6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综合探讨媒体教育。它强调受众研究，力图把媒体教育的中心从“内容分析”转向“受众研究”，主张从多维视角来研究具有能动性的媒体受众，强调受众解读媒体文本的差异性，注重社会学方法，坚持多元的跨文化研究。
例如1983年英国教育及科学部进一步指出，学校只提供媒体教育课程是不够的，教师还应和儿童共同讨沦电视节目。由此可见，媒体教育的重点逐渐由“评鉴区分”转为“欣赏研究”，教师的角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品味仲裁者”，而是与儿童一起研究、欣赏媒体的伙伴。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社会科学是由各种表达组成的异质体，因此试图使一种“元命令”适用于所有语言游戏是不可能的，试图找出一种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接受的“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多元文化、多种方法和多角度是媒体教育的明智选择，“多维能动受众理论”（The multidimensional active audience theory）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目前，国外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是有许多文化触角的，如让孩子了解电视、媒体的制作过程，而不单单去认识电视的负面影响；一些知识性的学习，如科学、性知识教育等都可以是触及的一部份；另外，像教导儿童关怀、包容其他国家的文化等价值观念也较盛行。协商性媒介教育理论体现了全球化的现实，综合社会批判、文化研究：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等领域的成果为媒体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多维视角和有效评价方法。
五、对国外儿童媒体教育历史和理论体系的评价
审视整个西方儿童媒体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教育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它做出如下客观的评价：
（一）国外儿童媒体教育研究的开端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社会文化道德保守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商业主义的廉价报纸兴起，直至1899-1900年间美国黄色新闻的泛滥，从此西方以高雅和精英文化自居的传统文化教育和以高尚宗教道德教育自命的文化价值体系日益式微，转向为以粗鄙、低俗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教育的现实。当传统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秩序得到了彻底的颠覆时，最初国外媒体研究者仅仅只关注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从不关心黄色新闻对儿童传统识渎教育环境提出的挑战，而社会教育人士也只是一味地否定、排斥大众文化教育。因此，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保守主义色彩是这一时期媒体识读教育的主调。媒体识读教育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战略抵制”的历史，它反映了学校对媒体文化的长期怀疑。由于儿童特别容易受低俗文化的操纵，教给儿童有关媒体的知识，使其了解媒体侵害的本质，被认为是帮助儿童获得免疫文化机能的有效途径。于是，机械主义和本能心理学指引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理论就大行其道，这种态度是传统封建机械主义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二）实证主义儿童媒体教育理论的发展是实证主义哲学在儿童媒体教育理论中的运用
在英国，基于道德维护和防范立场的保护主义并不十分突出，这与美国的保护主义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媒体教育的一种颇为强烈的动力来自对媒体传播中性和暴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并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媒体刺激消费主义和实利主义方面所起作用的担忧。实证主义儿童理论的发展试图在有限的教育实践领地里发现解决一切媒体识读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似乎发现了许多使用规律，却根本没有发现儿童媒体识读教育问题的文化根源，即大众文化发展需要大众文化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这也就是说，除了学校正统的书本教育，大众媒体文化教育也应该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实证主义仅从儿童个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的层面出发；仅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其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从微观的、个体的量化研究出发，而不是宏观文化批判的视角出发，自然无助于把媒体教育的中心从形式转化到内容上来，从外部转到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上来。当然，还是应该肯定实证主义媒体识读教育理论从对媒体影响的关注转向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发展的研究，本质上体现了媒体教育方法由外塑向内塑的转变。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而是能动的、与人分享的，它鼓励发展一种更加开放的、民主的教学方法；鼓励儿童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多的支配权；鼓励儿童参与课程提纲的安排和调整；鼓励儿童以更长远的眼光对待和审视自己的学习。简而言之，这一阶段儿童媒介识读教育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正如它的教育内容一样，都有诸多新的尝试。
（三）儿童宏观媒体教育理论发现了儿童媒体教育的社会权利和主体作用，但偏离了大众媒体文化的现实
儿童宏观媒体识读教育理论找到了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中寻求当代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钥匙，发现了儿童媒体识读教育的社会权利和主体作用，但其嫁接在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框架中，拒斥了大众媒体文化的现实。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流行的有关媒体教育作为一种破解意识形态密码的手段或免疫工具的观念已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既见之于学术研究领域，也出现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植根于一种独具特色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现有的知识不是简单地来自教师的传授或儿童的“发现”，它是起点而非终点；它是一门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的学科，通过这种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新的知识和认识被儿童和教师能动地创造出来。儿童媒介识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方式整合儿童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多边关系。可见，儿童媒体识读教育应当与时俱进，善于应对周遭情势的变化。
（四）协商性儿童媒体识读教育是人本主义精神在人自身文化生产中的基本规律的体现
关键词：电子白板；体育；理论教学；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3.96；TP3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09-0083-01
传统的体育理论教学都是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教学工具就是课本、黑板和粉笔，条件好一点的就是用多媒体课件。但是，这两种方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体育理论教学的需要。近几年，电子白板技术逐步进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在体育教学中运用电子白板技术可以将体育理论与直观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电子白板在体育理论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提高了教学效率，使学生更乐于学习。
一、运用电子白板的互动性提高体育理论教学有效性
近年来，体育理论教学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教师除了运用黑板进行板书以外，同时也运用了多媒体课件教学。但是，多媒体在运用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也不能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课件是制作好的，在教学中不能随便修改，教学环节受课件约束，不能灵活处理教学中出现的一些意外，教学的程序性很强。如果\用电子白板来进行体育理论教学，教师就可以直接在白板上运用电子笔来操作电脑，可以直接在白板上写字、拖拉、修改等，而不是再去面对着电脑。此时，教师可以直接运用资源库中的资源通过白板展示给学生。教师也可以把以前常用的教学方式运用电子板展示出来，学生的接受程度也比运用多媒体要好。电子白板可以随时从资源库中挑选所用的体育资源，教师操作时只轻轻拖拉就可以把内容显示出来，使教学内容的呈现简便快捷。运用电子白板，操作过程都会呈现在学生面前，其操作透明化、可视化，就像直接在黑板上书写一样，学生能看到教师的整个操作过程，很容易接受这种教学方式。教师运用电子白板进行批注，还可以把需要讲的内容详细展开，从而区别重点，把难点分解，引导学生轻松掌握教学重点，理解难点问题。这样，学生的参与会更加主动，他们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二、运用电子白板有利于动态生成体育理论知识
电子白板系统中有丰富的资源库，而资源库又可以分为个人资源库和公共资源库，当然，个人资源库也可以设置为公共资源库以便别人分享使用，如果教师不想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大家，则可以设置为个人资源库。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资源库，都可以进行大量的存储，如图片、视频、文字等。资源库还可以进行分类，分成专门的图片库、页面库、模板库、活动挂图库等。这样分类有利于教师在上课中方便查找想要的资源。比如，在讲解跳远的运用结构时，教师可以在图片库中直接找到有关的图片，需要视频则可以直接在视频库中查找。资源库的建立要根据教师的分类习惯或者是操作习惯来分。教师要在上课前分好，并且做到心中有数，在课堂上就可以方便地调用，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还要用大量时间制作课件。这样，教学程序就是活的，演示起来随意，而且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这就解决了教师在不同班级运用不同的教学程序的问题，从而生成动态的、艺术的课堂，更适合学生的学习需要。
三、电子白板堪称是体育理论教学的第二语言
体育理论教学中，教师的讲解、示范等很难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但是电子白板则可以使教学更直观、更方便学生理解。电子白板的特殊功能如图片、视频、动画等工具堪称是教学的第二语言，其教学效果是其他教学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图片、视频、动画等工具将各种体育信息浓缩起来，更直观地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更容易接受，是学生取得体育知识以及进行体育研究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体育理论教学中，教师运用资源中的图片、视频、动画等对体育动作、理念知识等进行讲解示范，较其他学科更有优势。与传统的运用的挂图相比，教师用电子白板给学生展示图片，既可以指读，还能在电子白板上对图片进行填绘，看清楚一些体育动作的细节。教师对图片进行操作时，可以直接在白板上做，而不需要在电脑上操作，师生之间的互动变得容易多了。比如，在讲解篮球战术时，当播放一段视频时，到精彩的地方或者需要讲解的地方时，就可以暂停，然后在上面标注战术意图，表示出进攻和防守的方法。教师还可以接着播放一小段再进行讲解，弥补以往在静止中讲解的不足，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战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教育教学中运用电子白板辅助教学已成为一种趋势，并成为了课堂的必需。因此，在体育理论教学中，教师要针对体育学科的特点，把电子白板充分利用起来，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体育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1]彭敏霞，徐玉金.交互式电子白板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及前景探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8（20）.
关键词：红色影视 大学生 中国梦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188-03
红色影视阐释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民族解放与发展进程中所凝结的历史认知与记忆，其中所蕴含的革命信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群体。基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运用红色影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将影视作品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跨界整合的一种创造性尝试。利用红色影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包括政治教育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两个方面。利用红色影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主要包括将红色影视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和将红色影视的剪辑精粹引进政治理论课程两种渠道。
一、红色影视是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
红色影视包括红和红色电视，其中，红色电视又包括红色电视剧和电视政论专题片两个类型。仅从电影来看，我国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表现人民军队的英勇和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为主，作品讴歌崇高，英雄人物具有模式化特征。例如，建国初期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上甘岭》《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教育了几代人，影片的情节和银幕形象成为人们关于我国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的红色作品，其英雄角色逐渐闪现出人性的光辉，故事情节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采取多角度红色叙事的创作方法，使作品对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有了更多的吸引力，电影的发行也从逐步试行市场机制到完全进行市场化推广。就红色电视来说，我国是50年代末期开始生产电视机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迟至80年代中后期才普及电视，红色电视作品的大发展则是从90年代开始的。由于电视欣赏与电影相比具有廉价化、日常化等特征，使得红色电视的受众群体比电影更加广泛。综上，红色影视的范畴，包括建国以来的红和90年代以来的红色电视。
新世纪以来的红色影视，特别注重挖掘、还原和建构英雄的多向度个性特征。例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潜伏》中的余则成等，作品对革命英雄进行生活化叙事，把他们塑造成有常人情感的“人”而不是“神”，更加符合当下的审美期待和道德憧憬，从而使英雄的故事和英雄的价值观在各个年龄人群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电影《建国大业》则汇聚了内地、香港及台湾的众多明星，大量明星提高了影片在观众心目中的亲和力，使其政治教育功能、文化审美功能得以更好地发挥，另外，影片将商业元素与红色文化完美结合，在2009年上映年即取得了4.2亿票房收入，刷新了红的市场记录。一批作品如《铁人》《南京！南京！》《风声》建党伟业》也弥补了以往电影中对人物角色塑造的不足，并通过整合营销，极大地提升了红在当代青年中的传播。当前，红色影视的新主题是，进一步挖掘和激活沉潜在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信仰、思想、情感和智慧，为当下和未来社会政治与道德的进步，注入刚健有为的力量和激情。就这一目标来看，红和红色电视的发展虽有先后，但二者的传播效果、教育作用可谓旗鼓相当。
红色影视是红色文化的影像表达方式，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将红色影视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利用红色影视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
根据题材，红色影视可以细分为理想信念、革命传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等教育类别，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育中具有重大的教育、鼓舞、感染、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帮助大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历史逻辑
电影《开天辟地》演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以生动传神的银屏语言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逻辑，使观众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接受了政治思想的熏染。《恰同学少年》描写前夕，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创办工人夜校，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展现了等一代新青年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的过程。《井冈山》艺术地再现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光辉历程。电视剧《延安颂》则全景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末到1945年6中共七大召开这段11年的革命历史画卷。在延安，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这也是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延安，共产党人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最终度过了苦难岁月，并使党领导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崭新征程。电视剧《亮剑》塑造了勇于斗争、敢于胜利、个性鲜明的军人形象，更营造了“面对强手敢于亮剑”的不屈精神。这些红色影视都具有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文化价值观、积极向上等政治教育价值。
（二）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国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受多种价值观以及市场条件下个体逐利动机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趋向于多元化，表现为一些学生信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在学习、交往、择业中，过于关注自我利益，集体主义观念淡化，缺乏社会责任感，相当一部分人幻想一朝暴富、行为失范。
2013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大学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缺乏社会历练、存在较多思想困惑的时期，因此，党和国家非常注重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爱国情怀、高尚情操的培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全面阐释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内容、方法、要求。高校要着力培养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生心灵，使大学生成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引领者、推动者。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优秀文化，使之整合、转化为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红色影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的理想信念，这一理想信念使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步成功，也必将为实现“中国梦”集聚政治力量，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备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要有前瞻性，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应该不仅能够适应未来社会，还要引领未来社会。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信念坚定、品德优良、知识与技能过硬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红色影视以其宏大叙事、逼真刻画、震撼视听、华丽明星和强大宣传，使其所阐释的革命思想和文化涵义使大学生受到感染、引起思考，促进大学生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因此，红色影视与其他教育手段相比，更能引起80后、90后青年的情感共鸣和政治认同。
（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是对故土、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发自内心的爱，是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当前，一些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越来越淡化和模糊，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更科学的教育方式，来唤起蕴藏在大学生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感。“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当代大学生需要对历史和民族有清醒的认识，需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各个时期爱国主义题材的影视，例如《林则徐》《甲午风云》《西安事变》等，对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宝贵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领域的学习资料，观看和交流讨论这些艺术作品，既能强化他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又能使他们更深刻地领悟爱国主义的情怀。电影《太行山上》再现了壮观战争场面，讴歌了八路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爱国精神。电影《建党伟业》，通过对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革命历史事件的描绘、缅怀、礼赞，帮助学生认识到共和国的过去和现在发展的历史逻辑。在新世纪，红色影视对英雄内涵进行了重新诠释，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潜伏》《悬崖》《暗算》《恰同学少年》等作品，着力表现和探讨信仰与人生、信仰与个体成长、信仰与中国革命之间的精神联系，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鸣。
影视资料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观看影视资料可以促使学生反思历史，关照现实，进一步培养学生在爱国问题上，做到情感、思想、行动相统一。爱国既是道德素质也是政治素质，这就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要将情感培育与理性教育相结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要注意增强大学生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社会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大学生都是有爱国之情的，但是，由于思想单纯、缺乏独立思考，易受错误舆论的误导，在爱国思想上容易出现模糊认识，在行动上出现盲目排外等过激言行。因此，应用红色影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其要注意培养大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
三、红色影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教育价值
影视作品往往通过精彩故事，展示和评价人性善恶、传递生活方式、审美品位等，为人们提供精神养料。我国处在转型期，传统伦理已经失落，新的伦理价值系统尚未建立。从社会精神生活的氛围看，物质生活已经空前丰裕，但欲望常常“水涨船高”地腐蚀人心，“一切向钱看”的低俗成功观泛滥，社会表情常常“满眼焦虑”，消解崇高。受社会影响，大学生难免陷入精神困惑，而红色影视恰恰具有使人崇德向善、滋养精神世界的人文教育效果。红色影视能引起大学生对自己、对他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钱学森》《袁隆平》《任长霞》《生死牛玉儒》《杨善洲》等一些杰出人物的影片中，诠释坚守与超越，奉献与牺牲，使人情不自禁地被感动，更因感动而心向往之，这种审美价值观的引导，对大学生的精神成长、人格塑造极为重要。
当代大学生是“读图时代”成长的，影视艺术正是一种视觉文化，因此，影视教育是大学生最容易理解，也最愿意接受的学习方式。高校要充分挖掘影视教育的审美教育价值，健全学生的情感，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审慎思维能力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人。大学阶段正是人生的矛盾与困惑多发时期，恋爱、交友、求职，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常不期而遇，而大学生缺乏经验，缺乏理智上的清醒认识，急切地要对人生问题探一探究竟。影视是一种人类行为的描绘、诠释、设计的文化，是全方位观察、展示人的有效方式，还是分析社会、解剖社会的工具。大学生在影视欣赏的过程中，深刻思考其主题，并不断地重新发现自己、确认自己。影视欣赏是伴随反思的，反思自我、反思文化，严肃的文化批判与思辨，可以使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他人、理解历史与现实。
四、利用红色影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艺术活动途径
大学生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熏染，容易被潜藏在商品和时尚中的西方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同化，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校园文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引领的关键在于构建载体，红色影视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是新时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文化载体。影视艺术的表达方式“逼真”、“直观”，影视作品是大学生感知社会最形象、直接的载体。影视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绘画等于一身，因其强大的综合性艺术特征具有多重审美维度。高校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用红色影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载体，进一步发挥红色影视的教化功能和文化引领作用。在操作层面，应该准确把握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大学生是有多方面差异的一个极其庞杂的群体，应该了解，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可资借鉴利用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如何整合各种有利因素，达到润物于无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逐步推进。
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于青年学生的相关教育也要长期进行，因此，应用红色影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应该研究如何让红色影视持续地影响学生，而不是一阵风式地把它当做文化快餐“闪进闪出”。要为校园观影活动建立平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要把精心组织观看电影，比如将观看影片和主题党日、主题团日、主题队日和主题班会以及座谈交流、知识竞赛、演讲诵读、诗歌创作等教育活动相衔接，用红色影视的先进故事和先进价值观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增强社会责任感。
高校应该从校级党领导到二级院系设立分管负责人，专门组织和管理将红色影视活动与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相结合的工作。要设立影视活动进入学校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渠道的专项资金，建立“红色影视资料库”。
在组织丰富多彩的影视活动的同时，加强对影评活动的引导。比如，应用优秀红色影视进行时政教育，组织学生观看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使学生了解大国崛起道路中的经验和教训，重温各个时期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不懈努力，观看与讨论交流结合，对片中重要内容进行进一步挖掘和深化。当前，大学生通过歌曲、影视作品、商品、洋节等各种载体，非常熟悉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也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多种价值观的浸染。因此，一方面，要以红色影视辅助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对现代西方文化产品进行必要关注，研究西方国家在传播和灌输其核心价值方面的有效经验，为我所用。
五、红色影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高校思想政治课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的，是教学总体架构，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大纲，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以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推介红色影视教学的目的，是要向今天的年轻一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步一步完成中国革命胜利目标的苦难辉煌历程，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学与红色影视宣传在内容上是高度契合的。
利用教科书进行的意识形态理论灌输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也显得生硬有余，而生动不足。而红色影视恰恰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功效，弥补教科书的短板。剪辑之后的红色影视资料，具有“短小精炼”的特点，短则两三分钟、最长也不过六七分钟，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此种创新教学法的精髓是在多媒体教学平台上构造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修辞与教科书上的理论阐释两者之间的互文性链接。目前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四门，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是每一个大学生在学期间都要学习的必修课程。红色影视精彩片段插入政治理论课程，对于教学模式改革和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以影塑史，再现、重塑历史。例如，《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狼牙山五壮士》《上甘岭》《血战台儿庄》等，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的视觉图谱，建构一个爱国主义宣传需要的影视与教科书的互文性链接。影视资料将生动、形象、丰富的图、文、声、像展现于学生眼前，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突出重点、破解难点的探索学习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以影鉴政。例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的理论阐释，其叙事资源可以用取材于生活的银幕叙事，从而将政治理念形象化。虽然，影视与教科书构成互文性链接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但是，由于政治理念是抽象的，所以在理念阐述方面，影视与教科书能构成完整的互文性链接。思想政治理论课逻辑结构严密、理论性强，但结论往往因缺少感性材料的支持，教师如果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空洞说教，就无法产生课堂吸引力，教学效果堪忧。反之，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需要，贴切选择红色影视精粹片段，仿佛鲜活的事实呈现在学生面前，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既避免空洞又有吸引力。因此，借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刚性意识形态与红色影视艺术性阐释的互文性链接，有利于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心理认同。可以预想，以影塑史、以影鉴政的互文性链接，将是网络时代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走向。
综上所述，“中国梦”是伟大的事业，建设伟大的事业是需要伟大精神的，“中国梦”需要凝聚与激励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意志和精神。红色影视作为我国先进的文化形态，对于进一步稳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心理与文化氛围，增强人民的爱国情怀与实现“中国梦”的坚强意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委一般项目“关于慕课建设和应用的研究――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例“（项目编号YB201505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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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一、“学研产”教育模式与影视艺术专业
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具有三大功能：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研产”其实就是高等教育这三大功能的具体体现，并且将这三大功能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对于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为目标的高校来说，需要将学生培养成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具备实践动手能力和初步研究科学问题的能力。而“学研产”的培养模式给全面发展学生知识技能提供了很扎实的基础。对于影视艺术类专业来说，有此模式为支撑，对专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影视艺术专业，尤其是广播电视类的专业，是一门比较新兴的专业，起步较晚，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相关的教育理论、教学大纲、课程体系以及师资状况等因素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学研产”教育模式给影视艺术专业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框架支撑。尤其是的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不像专业院校有影视艺术教育的培养传统、学习环境和实践渠道，更需要在“学研产”教育模式下培养自己特有的影视艺术人才――即全面的影视艺术专业化人才。这就使得影视艺术与“学研产”教育模式分不开了。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大多数高等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无论教学和科研基础薄厚，无论是理工擅长还是文史主导，无论是艺术类、还是综合类院校，都应着时代潮流和利益驱使来开办影视艺术专业，影视艺术专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
二、师范院校影视艺术教育现状
总体来说，与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不同，师范院校的影视艺术专业教育一般都是从电化教育专业发展、衍生而来。师范院校开展影视艺术教育更多的从技术方面、实际应用方面为本培养影视专业人才，为了使学生既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和专门技能，又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和艺术审美修养，专业设置时，还会联合文学、美术、音乐等相关相近艺术专业，共同培养影视专门人才。在这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影视艺术教育，普遍具有以下一些问题：
1.培养人才的偏离性
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在师范院校中存在，在其他开办有影视艺术专业的综合类、理工农林类大学中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多数院校在影视合流教育趋势的影响下，将电影、新闻、电视、动画、网络、文学、播音主持、表演、广告、设计、摄影、录音等与影视相关的领域综合在一起对学生进行培养。对于相关人才的培养目标显得笼统和偏颇。有些以培养广播电视采编为主的专业，在培养教育过程却是注重电影理论知识的培养；有些学校培养编导、策划方向的人才，却在培养过程中侧重技术方面的学习；还有些学校则是以培养艺术审美能力为侧重的目标，却培养成为信息传播为主的教育。培养人才产生偏离性现象。
2.教育方式复杂多样
教育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到学校原有的教育教学资源的影响，选择适合本校的教育方式来发展影视艺术类专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文化也随之不断的繁荣。影视艺术专业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需求越来越高，成为新兴热门的专业，尤其是播音主持、表演类的专业受到许多高等院校的青睐和追捧，筹备和创办也相对快速一些，许多与影视艺术领域相差较远、文化积淀相对少的高等院校，常使用这种教育方式开办本专业；而综合类高等院校更多的则是靠文学、新闻等传统优势学科来发展影视艺术教育，其文化理论储备非常雄厚，注重对学生的知识理论、艺术批评、文化剖析方面的教育和培养，但其对影视基础、实际操作和技术技能方面薄弱。科学理论研究占据优势，而社会实践方面相对较差；理工类院校与综合类相反，其注重实践方面的培养，忽视艺术素养的教育。
由此可见，影视艺术教育的方式很多样繁杂的，对于师范类院校来说，从电化教育专业发展起来的影视艺术教育，具备一定的相关设备和技术支持，但在艺术修养、审美理论方面却不能很好的融入专业教育之中，技术和艺术之间发展是“两张皮”的状态。在教育方式的选取上也是摇摆不定，总体上还是偏向技术学习和实用技能的方式发展为主。
3.课程体系不完善
一个专业的教育方式和培养目标决定了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架构，对于影视艺术专业，尤其是电视相关专业，由于是新兴的专业，在普通高等学校中课程架构，主要是吸取电影专业的课程体系，与电视艺术简单拼接，来进行相关的课程教学。因此，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带有很浓重的电影专业课程的影子，甚至是照搬照抄电影专业的课程。而电影和电视这两门艺术领域虽有共通之处，但有一定区别，这就使得电视专业的课程内容并没有凸显出电视艺术的独特之处，课程设置有所欠缺，课程体系显得不完整。
4.师资结构不健全
在我国，与影视相关的专业艺术高等院校很少，仅有寥寥几所，再加上影视艺术专业开展较晚，发展时间短。各个高校在发展影视专业初期师资力量会很薄弱。大部分的教师都是高校原有专业的相关教师，这些教师大多都是学习物理、无线电、教育技术、美术、音乐、文学、新闻等专业出身，对影视艺术领域的理解不够透彻，有重技术轻艺术，艺术门类、文化理论不准确等问题所在。长此以往，电视艺术人才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束缚。
5.实践渠道不给力
实验课是学生实践最基础的方式，学校的实验设备、场所等硬件设施是实验教学效果优劣的重要条件。对于师范类院校来说，电化教育专业的实验设备、场所可以与之共用，但由于设备的造价高、更新换代迅速，对于高等院校来说，实验设备的更新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实验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和实验设施的使用之间存在矛盾，日常实验教学效果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
专业实习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影视艺术专业的专业实习环节总体上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但在管理机制上还需要提高，个别的学生对实习的消极态度需要完善管理体制来解决。学生的影视艺术素养和审美观念在专业实习中会受到制约，这是需要亟待协调的一个问题。
三、师范院校影视教育的解决措施
面对师范院校影视艺术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和吸取各类院校开办相关专业的经验教训，结合教育教学质量，处理好各个教学培养环节，借助“学研产”的培养模式，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1.明确培养目标
明确培养目标是促进影视艺术教育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高校创办影视艺术教育是要培养成电视专业人才，还是电影、网络、新闻等专业人才要非常明确。这样，在制定教学计划、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安排以及管理等方面才能有的放矢，在引入优秀的师资方面才能更好的为相应的专业服务。从而培养出全面的、为社会做贡献的专业人才。
2.依托固有优势，确立正确、合理的教育方式
师范类院校的固有优势就是影视艺术专业是由电化教育专业发展起来，有很深厚的技术层面的基础，实验使用的设备（摄录、音频、编辑、照明等）和场所（录音棚、演播室）都很齐全，具备了一定的影视技术方面的理论体系。相比于综合类等其他高等院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给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结合提供了很好的保证，也为“学研产”教育培养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优质的条件。
师范类院校可以利用这些固有优势，以“学研产”教育培养模式为理论支撑，确立一个正确、合理的教育方式，培养出理论知识雄厚、实践技能熟练、科技创新思维强的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对于师范类院校的影视艺术专业来说，最重要的解决好的问题就是艺术修养和技术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正确合理的教育方式就是将艺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操作很好的融入教学活动当中，让学生在学习中既能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又能建立起完整的艺术理论体系。将学生自己具备的艺术理论体系和技术技艺技能，应用到实际实践创作中去。在创作的过程中体会理论知识的能量，制作成作品，为社会和自身发展服务。让有能力的、优秀的学生将自己实践过程中创作的作品和自我具备的只是理论体系相结合，将影视艺术和技术相结合，从中领悟出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从而实现了“学研产”的完整结合。
3.借鉴其他高校的经验，设立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
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明确之后，课程体系设置成为教学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师范类院校的影视艺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借鉴其他同类院校或者相关艺术类院校的课程设置，也可吸取电影专业的课程体系，取其精华，再与电视艺术的本体特征相结合，来进行课程设置，从而组织教学。要避免盲目的照搬照抄，直接将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课程完全挪到培养电视专业人才的课程中，或者是只将表面改成电视专业，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当中。
课程设置要符合学校校情、学院院情以及学生的知识结构。虽然都是师范类院校，但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公共课的开设就不尽相同。在制定专业课程体系时，就需要考虑到公共课和专业课在每学期的比例问题。让学生更舒服的掌握不同的知识，科学的建立好知识结构；学院内部主要是要调整好实验创作类课程和实验设备、场所之间的矛盾，将实验课程安排在不同的学期中进行，提高实验设施的利用率，避免实验创作类课程之间产生时间冲突，影响教学进度的完成和学生创作的流程；专业基础课、主干课、实践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等课程类型之间要科学合理的安排，符合学生知识结构的成长和发展。
课程设置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需要进行调整。师范类院校的影视艺术专业总体来说还是有重理论轻实践之嫌，需要加大实践技能的培养，加大实验课程的比例，增加实验课的课时和创作课的数量，尽量设立出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使学生更好的把“学研产”三者结合起来。
4.积极引进优秀、创新型的师资力量
由于影视艺术专业起步时间晚，电视艺术也只有二十来年的时间，师资资源更多的是靠其他理工类、艺术类专业出身的教师来担当，摸索。影视艺术科班出身的教师数量较稀少，质量上、知识架构、教学技能和经验方面都有待提高。师范类院校可以借助自身教育教学理论和技能深厚的优势，在日常教学中对影视艺术专业的学生潜移默化进行师范专业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培养，让学生耳濡目染的获取一些教育方面的相关知识（如：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获得当教师的一般性知识和技能。再加上专业课的学习，可以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影视艺术科班出身的教师，提高影视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通过高层次、高学历的学习经历和经验，鼓励教师做好教学的同时，进行科学研究，积极申报相关科研项目，培养具有创新型的师资队伍。
5.集合学校、社会等各方面资源，拓展实践的渠道
对于师范类的影视艺术专业来说，实践的硬件设施虽然齐全，但是实践创作的环境相对滞后，实践渠道也相对要窄。
对校内来说，优化实验室的管理体制，保证实验设备的良好和实验场所的正常运作，创造优良的实践场所。在技术技能课程的教学中，要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比例，减少验证性实验次数，激发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业余时间将实验室对学生开放，为学生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可以集合学校各方面的有利资源，创造良好的实践创作环境，利用学生的业余时间成立“影视制作小组”“摄影小组”等方面的社团活动，建立学术作品创作大赛为学生创作提供条件，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以学校或学院为单位，加强和社会的密切联系，拓宽专业实习的渠道，也可以在学院内部将各个专业之间的实习实践资源进行相互共享，通过学校学院和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为学生生提供更为宽广的实践领域，增强实践机会。条件成熟还可以筹建和创办实习实践基地，形成系统的、科学的、有秩序的实践活动，从而提高了专业实习的质量。
2007年10月27日,由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广播电视学研究会、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承办的“广播电视学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会年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此次论坛以当前数字视听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背景,探讨了视听新媒体时代的广播电视在产业结构、节目生产与营销、人才培养和文化影响等方面所面临的新问题,并从理论研究和媒体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在发展战略、行业类型和个案分析等不同层面,对广播电视的发展做了大量前瞻性的思考。来自广播电视学界、业界的众多理论研究者和媒体工作者在论坛期间进行了全面对话和深入交流,其思想的碰撞、观点的分享和认知的互动使多元与融合、突破与创新成为此次论坛的最大特征。 一、视听新媒体与广播电视教育改革 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广播电视专业教育者和多年从事实践工作的管理者一起探讨了视听新媒体时代对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如何推动广播电视教育改革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高晓虹教授认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应该继续坚持广播电视传统教育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同时不断丰富广播电视教育的内涵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新媒体的需求。高晓红教授将中国传媒大学在长期专业教育中确定的教学面向,归纳为六条线:写作线,培养学生的文字写作能力;观摩线,为学生提供各种形式的、数量众多的优秀电视、电影、戏剧、话剧作品,积淀深厚的专业基础;英语线,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说话线,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理论线,夯实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增强学生的后劲;创作线,鼓励学生独立创作广播电视作品,并积极进行国内和国际交流。 复旦大学孟建教授结合复旦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对综合性大学在新闻学院办广播电视专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孟建教授认为复旦大学在四个方面探索了一些经验:第一,构建了完整的专业教学体系;第二,修正了仅仅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目标,转变为理论和实践兼顾;第三,从业界到理论进行分层培养;第四,创立了高校、政府、媒体三方合作的共建模式。同时,孟建教授反思了目前综合性大学办广播电视专业的三个问题:第一,存在“饿不死、长不大、做不强”的问题;第二,存在如何更专业的问题;第三,存在如何迎接学科与媒体的双向汇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周小普教授首先提出了对广播电视专业教育的几点思考:第一,广播电视专业教育应该强调通识化教育,全面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艺术,包括自然学科方面的兴趣,使学生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第二,广播电视专业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专业划分与市场并不相关,学校教育尚未有效地与市场需求结合;第三,广播电视学是一个广义的领域,因而广播电视专业教育中电视新闻与电视艺术也不能截然分开。在此基础上,周小普教授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的本科课程设置,包括全校平台课、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素质课、部类平台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科研和实践环节。 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教授对本校广播电视专业的基本情况和教育模式做了介绍,并强调了广播电视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的教育特色在于:第一,广博的文理知识结构,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交叉学科的优势,开设大量平台课;第二,厚实的新闻采编基础,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第三,全能的媒介技能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石长顺教授也对目前专业教育中的不足进行了分析,认为提高写作能力和注重实践应该成为今后亟需加强的方面。 二、视听新媒体与广播电视理论创新 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围绕广播电视研究和学科建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广播研究起步到广播电视学建立之间的历史分成了四个阶段,即缓慢起步(民国时期)、曲折前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恢复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至80年代末)以及走向成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赵玉明教授认为,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广播电视学的特点在于时代性、实践性和综合性。 旅游卫视总编辑、央视市场研究顾问靳智伟先生用丰富而有说服力的数据证明当前中国受众时间处于分割状态,从而导致中国电视竞争格局成为一种份额竞争。在此基础上,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理念与实践都发生了变化,靳智伟先生主张应该修改传统新闻的定义,将新闻看作大众关注或能引起大众关注的报道。 中国传媒大学高鑫教授对于时下研究的热点———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电视纪录片的“真实”,是一种多重品格的真实,是创造性的真实,而非生活本身的真实,因为电视具有创造的潜能。通过对纪录片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高鑫教授认为对当代电视纪录片应该给予全新的理性界定,即以真实的纪录生活为主,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扮演和搬演的真实再现,甚或意象性的虚构,完成对真实创造性的诠释。 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副教授和石永军博士生分别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电视传播的两个个案进行了研究。何志武副教授运用质化研究的方法以“高官访谈”为例探讨了电视访谈的民主政治传播价值,认为“高官访谈”在为促进民主制度传递信息和搭建讨论平台方面是具有价值的,但此类节目价值的深化却常常受制于政府官员对社会稳定的担心。石永军则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以湖北经视社会影响力调查为例分析了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构成要素,认为频道综合影响力指数作为衡量频道影响力的标准,包括中观竞争力(频道入户率、频道满意度、频道观众规模、频道期待度、频道人气指数)和微观竞争力(频道栏目的竞争)两个方面。 三、视听新媒体与广播电视产业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对当代电视生存环境及发展趋势从六个视角进行了思考。其一、政治视角,电视的政治功能发生了极大转变,要求提升电视说服力;其二、市场视角,电视产业的相对滞后发展,要求提升电视竞争力;其三,社会视角,电视与观众传播关系的变化,要求提高电视公信力;其四、文化视角,电视建构社会文化的作用,要求提升电视影响力;其五、艺术视角,电视作为一门艺术,要求提升电视感染力;其六、科技视角,媒介新技术的发展,要求提升电视到达率。#p#分页标题#e# 清华大学陆地教授对当代中国电视媒体转型的原因、内容,以及由之而来的创新进行了全面的透析。陆地教授认为,传统业务与市场竞争加剧、广告经营模式后劲不足、观众总体规模下降是电视媒体转型的主要原因,而这种转型包括技术、业务、盈利模式、战略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陆地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电视媒体在转型中创新的内容和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周莉从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出发,对目前新兴媒体偏向于技术市场的趋势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发展更应该重视公共传播,坚持以公众利益为核心价值。他们在报告中首先对传统媒体公共传播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进一步对新兴媒体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技术市场模式和公共传播模式作为新兴媒体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从新媒体手机电视的运营情况出发,探索了广播电视产业在新媒体领域的发展,认为手机电视的商业运作模式可以分为超市模式、独立运营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种。手机电视的发展应该采用阶段化的运营策略,分为市场导入期、快速成长期、发展成熟期三个阶段。手机电视运营应该结合行业发展,而不能照搬传统的广播电视模式。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周小普教授也对我国视听新媒体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视听新媒体崛起背景下广播电视产业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对策。而复旦大学孟建教授则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媒介融合浪潮下电视发展和媒介化社会构建的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还有来自电视、新媒体、动画等领域的业界人士做了相关的报告,使得论坛的内容更加充实、多元。论坛期间,还召开了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会理事会议,批准新会员入会,决定下一届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会年会将在重庆大学召开。
Abstract: Network TV is a new media 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et and radio and TV media, because it connects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et interactivity and richness of video information，it will have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education fil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television, and do some explorations of teaching based on Network TV.
关键词：网络电视；教学模式；互联网
Key words: Network TV；teaching model；Internet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179-02
0引言
由于数字化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电视就是在两者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媒体。它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集合了互联网的交互性和视频信息的丰富性等优点于一身，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网络电视的热潮已经掀起，正在继续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据以往的经验，每次新媒体的出现，都将会给教育注入新的血液，带来一些变化，使教育手段更加多样化，从而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而教育技术专业正是研究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所以这种新型媒体的出现，应该引起教育技术专业人士的注意。本文就是在网络电视环境下，对教学模式做尝试性的探索。
1网络电视的定义及传播特点
所谓网络电视，就是互联网加电视，即通过互联网把电视节目传送到千家万户，同时，通过电视机实现上网功能。[1]它是一种集互联网、多媒体、通信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向家庭用户提供多种交互性的服务。如：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电视上网等等。正因为如此，使其在多种媒体林立的现实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众所周知，电视早已渗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家庭中不可缺少的家电，这也为网络电视的大众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网络电视在电视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的功能，拓展了其发展空间。家庭只需再付出少量资金，就可以获得电视加互联网。可想而知，它这种独具特色的魅力必将吸引更多的受众。将其应用于教育是必然的趋势，这样以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将会取得巨大的提高。下面就从教学的角度简要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1.1实现了信息传递的交互性与传统的电视相比较，网络电视最大的特点就是由过去信息传递的单向性，走向了交互性。拿教育节目来说，过去一直是教育者在单调的讲授，受教育者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之间没有及时有效的反馈，缺乏信息的交互。而现在受教育者可以及时的发送自己的反馈信息，与教育者进行在线实时交流。
1.2实现了个性化的服务随着网络电视节目的不断增加及专业化的播放，受众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择。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选择，不再受电视台的约束。
1.3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电视可以上网，网上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网络电视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而且提供了集文字、声音、视频于一体的更加形象化的资源。
2系统要素
一般认为信息化教学过程是由教育者、教育信息、现代教育媒体、受教育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各要素是处于相互依存、相互联结和相互作用之中，即处在某种具有一定秩序的组合关系之中，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在进入教学设计模式探求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教育者、现代教育媒体、学习者这三个要素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尤其是网络电视这个新型的媒体环境，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它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2.1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处于主导地位，其主要工作是收集、处理、传送信息。对学习者进行实时或非实时教育，实现教学的目标。
2.2受教育者既是教育信息的接受者，也是教育信息的探索者。通过视频获取教育信息，利用网络寻找相关的信息，再加工组织，与教育者进行交流。
2.3网络电视主要充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传递和互动的中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媒介，有其独特的优势。受教育者通过网络点是可以同步或异步接受教育内容，进行学习。受教育者通过网络电视的画中画（WebTV）功能，进行交流、求教。受教育者若想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本节课内容，只需要点击电视屏幕上相应的小图标，就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同时，受教育者也可以上网自己查询一些相关资料，或与其他受教育者进行交流。在这种模式下，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双主体的关系就更加的突显，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其直接对象是教学内容和媒体，通过媒体传递其教育内容，间接对象是受教育者，另一端受教育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的内容、时间、地点等，充分体现其主体性。
3教学模式设计
模式是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来表达真实、复杂的事物，模式的表达工具是文字、字母、线条等符号。一般来说，信息化的教学模式应该包括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技术环境、教学策略和教学评价。下面就按这些要素来进行设计：
教学准备：由于网络电视本身的灵活性，面向大众化的媒体，但其与电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必要提供其功能介绍的视频（相当于帮文件），以可选择的方式进行存放。这样，初次使用的受教育者可以先了解其大致的流程，熟悉相关的操作，从而进行更高效的学习。
教学理论：该模式是建立在多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多理论的支撑也是教学设计发展的趋势。每种理论都其可取之处、使用的范围。例如，行为主义理论适用于指导练习、游戏等类型的教学模式设计。一堂课都会涉及到许多方面，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参考相关的理论进行指导。
教学目标：一般来说，同一类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大致有同样的性质的教学目标、不同类型的模式就有不同的教学目标。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既不能像传统教学那样让学生去记忆那些不深刻又无用的知识，也不能像现在倡导的那些让学生去获取知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应该将知识的深刻理解与灵活运用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认知弹性理论再进行设计。
技术环境：前面已将网络电视的特点及优势作了介绍，由于技术环境体现了信息化教学的特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建构时，注意网络电视的优势，突出其人性化的特点，但不要本末倒置，只关心技术，忽视人的因素。
教学策略：教学是复杂的、动态的活动过程。有的教学内容必须进行系统的教授，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有的需要学生自己去探究、发现，才能有所收获。无论是两种中的哪一种教学。网络电视都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是前者，教师可以同步为各地的学生进行实时教学。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教师之间可以进行实时在线交流，做出及时的反馈，来完成系统性知识的学习。如果是后者，学习中可以通过网络电视了解到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源，教师对本节课的大致安排。然后，学习者上网查找相关资源，获取知识，网络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来完成自身知识的建构。教师可以从旁进行指导。网络电视使教学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多样。
教学评价：在开展教学的某一阶段，进行形成性评价。学习内容结束时进行总结性评价。当然，在进行评价时，要根据教学目标来进行。但如果是探究性、发现性学习，评价的重点应放在学习获得行为的过程上。
本文认为，基于网络电视的教学模式应成为现在远程教学中的发展的主要方向，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教师资源的分布不均。网络电视的出现，可以使异地师生进行同步或异步的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地区人才资源的不均衡性，促进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网络电视的特点使教学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推进远程教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网络电视的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拥有强大的功能，但不能就此否定课堂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从哲学的角度讲，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活动，两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另外，基于网络电视的教学模式的教育者是存在的，只是其范围更加泛化了，可以说是对“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扩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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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康.教育技术学概论[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初识庐山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主要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近年来，被称为文科录取中最“牛”的专业。
就其能够“牛”的原因，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看：一是工作性质。“无冕之王”的美誉令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指数很高，该职业所链接的专业也随之凝聚更多的人气。二是就业范围。毕业生既可去一些大众传播媒体，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又可以去网络公司或广告公司从事文案、广告设计、广告策划与管理工作。三是就业前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将会快速发展，对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较大。
具体来说，新闻学专业担负着培养新闻工作者的重任，它的主干学科是新闻传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评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大众传媒学等。
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广播电视新闻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客观规律为研究内容。广播电视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传统上以哲学、文学为基础，离不开撰稿和文字编辑，所以要求具备广泛的社会人文知识及较强的写作能力。它的主干学科为新闻传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广播电视概论、广播电视技术基础、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
商品流通的日趋频繁，促进了我国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很多院校在中文系或新闻系都设有广告学专业，也有少数院校设立了广告学院。广告学的主干学科为新闻传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传播学概论、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史、广告文案写作、广告经营与管理学等。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探讨传播的学科，一般设在传播系，也有少数院校设在中文系。主干学科为新闻传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出版美学等。
别有洞天
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较广，主要集中在新闻单位，如报社、电视台等，或省、市级新闻单位，也可在广告公司、网络公司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编辑、记者、策划、文案、宣传、公关、信息咨询或文秘工作。如果对时事政治很感兴趣，对新闻热点比较敏感，同时文笔又很好，且善于交际，可以考虑选报本专业。
广播电视新闻学为各级各类电视台和电视制作机构培养电视新闻、电视编辑、记者及电视栏目策划等方面的人才。毕业生可以在广播电视系统和其他新闻单位从事编辑、记者、新闻评论等工作。广播电视新闻学属于非艺术类招生，分数线较高，报考人数也比较多，竞争很激烈。
广告学专业文理科分开招生，理科生招收的较少，大约是所招文科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招生范围并不覆盖全国，在各地区招生名额不同。广告学属于非艺术类专业，其中的广告设计方向属于艺术类专业。广告学专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紧密，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及广告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广告部门都急需从事广告策划、制作、设计、经营管理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广告专业人才。因为市场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大，就业难度很小。广告学专业录取分数较高，对考生的综合素质有一定的要求。
编辑出版学专业所要学习的课程主要分五大类：文学文化类、写作类、编辑类、出版及文化经营类、现代传播技术类。毕业生既可到出版部门从事编辑出版、书刊发行工作，也可到文化宣传部门进行文化传播与创作，或是到党政机关从事文秘、宣传等工作，还可从事各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工作。
淘金地带
【综合性院校】国内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力量较强的综合性院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近几年也在迅速发展。此外像河南大学、湘潭大学、郑州大学、北华大学、河北大学、黑龙江大学、广西大学、济南大学、渤海大学、三峡大学、西南大学等也值得报考。
【师范院校】很多师范院校像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等也都设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
【关键词】电视媒体体育节目内容分析
电视是体育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体育电视节目传播状况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公众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行为，并模塑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文化形态和社会风貌。对体育电视节目传播状况进行系统、科学的调研分析，不仅可以丰富体育传播领域的实证研究资料，也能够为更好地发挥电视满足公众体育信息、观赏需求以及舆论引导的功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是构建、发展体育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的必要工作，也是深入推进体育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或地区文化竞争力的客观需要。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法来搜集和处理资料。内容分析法①是一种对文本（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痕迹等任何可以客观存储记录的信息）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并涌现了大批运用内容分析法完成的典范研究。内容分析法包括文本抽样、文本编码和文本统计三个关键技术环节。
1、文本抽样
笔者于2013年12月底进行文本抽样，具体方案如下：
（1）体育电视频道的抽取。综合考虑覆盖面、影响力、代表性和资料可获得性等因素，抽取了10家省级以上独立的体育电视频道，它们分别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上海体育频道、北京体育频道、江苏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辽宁体育频道、福建体育频道、山东体育频道、湖北体育频道和天津体育频道。
（2）播出日期的抽取。从资料完整性上来讲，应在全年时段抽样，但是这将导致待处理文本容量过大而无法实施（按照每个体育频道每年播出365天、每天播出20个节目、所有节目都至少用10个变量来编码计算，则10个体育频道1年播出的节目需要处理的信息点总和为730000个，超出了一般研究者个体的能力极限），所以本文从1年中随机抽取了30天，所抽取的具体日期见表1。
从10家体育频道、30个日期中，共计抽取时段节目7998个。
2、文本编码
笔者在2013年12月―2014年2月间进行样本的编码工作，共设置了“电视台名称”、“播出日期”、“周几”、“播出时间”、“节目名称”、“播出时段”、“节目时长”、“节目类型”、“播出频度”、“所播项目”、“文化起源”11个变量，其中：“节目类型”设置了“体育新闻类”、“体育评说类”、“体育赛事类”、“文艺娱乐类”、“体育教学类”、“其他”6个取值；“播出频度”设置了“日播”、“周播”、“赛季播出”以及“其他”等4个取值；“所播项目”是指所播出节目涉及的运动项目，由于种类繁多，所以没有预先设置固定取值；“文化起源”是指所播出的运动项目的文化起源，设置了“中国本土”、“外国”和“难以确定”3个取值。
上述编码方案在经过多次试用后确定，编码结果经过反复审核和改进。
3、文本统计
用SPSS19.0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本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定类或定序变量，所以采用单变量描述和双变量交互分类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1、不同类型体育电视节目的播出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被调研的10家体育频道所播出的电视节目按照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其他（32.2%）、体育赛事类（28.1%）、文艺娱乐类（14.3%）、体育新闻类（11.9%）、体育评说类（9.4%）和体育教学类（4.2%）。
体育赛事类主要包括：各电视台直播或转播的各项体育比赛。体育赛事节目有国内与国际之分，根据赛事类别还可以分为足球赛事、篮球赛事、排球赛事、网球赛事等诸多类型②。
文艺娱乐类主要包括：各电视台的户外体育竞技类节目、游戏竞技类节目、体育旅游和体育颁奖典礼等。可见，体育电视节目的娱乐化特征已趋于明显。
体育新闻类主要包括：各电视台早、午、晚、夜间体育新闻节目。电视体育新闻节目主要以传播国内外的重要体育信息，其内容涵盖了体育赛事、大型赛事组织、体育公众人物和与其相关的内容。
体育评说类主要包括：各项目的体育评论类、访谈类节目。主要针对近期体育事件或赛事进行评说。
体育教学类主要包括：各电视台播出的体育健身教学类节目。受众能够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了解基本的健身常识，甚至有的观众会跟着一些体育教学类运动起来，这样有益于人们增强体质，还能让观众了解体育运动的规则要求，提高体育的规范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体育频道中，非体育类节目也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笔者将其归为其他类。这类节目主要包括：各类电视剧、电影、购物节目、综艺娱乐节目等。
根据表3内容可以看出，只有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天津电视台体育频道专注于体育，但各个电视台播出又各有特色，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因为其是国家层面的传播媒介，拥有大量赛事转播资源，而其他电视台则是因所在地区体育比较发达，受众较之于其他省市更多，所以这几个电视台的体育频道是真正的“体育频道”；而有的电视台体育频道虽然说是体育频道，但是其实节目多以文艺娱乐类节目为主，或是以与体育毫无关联的节目为主，体育节目则是点缀。在播放的体育节目中，多以转播或直播体育赛事为主。
2、体育赛事节目所播出项目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各电视台的播出项目繁多，播出频率最高的是“其他”项，达到3000次，达到总数的3/8，笔者设置该选项是将各类无关于体育的节目内容归纳为“其他”项目，播出频率次之的是“综合”项，并将体育新闻类及各类运动会所播项目归类为“综合”项，除去“综合”项和“其他”项后，足球频次最高，达到930频次，项目播出381频次，接下来播出频率最高的是篮球，共播出304频次，再次之是网球，共播出104频次。可以看出，电视媒体体育项目播出还是以受众喜爱的球类运动为主，足球比赛播出频率最高，电视台转播了包括中超、英超、德甲、西甲等足球比赛，而类作为我国发源地的项目，在电视节目中得到了发展，但大多以娱乐性的节目为主。
3、电视体育节目以外国体育项目为主
根据所播项目的起源国家，对体育项目的所属区域进行划分，其中“不定”项是根据之前所播项目“综合”来选择的，所播出的项目来源于外国的占29.2%，中国本土仅占7.3%，可以看出电视媒体对于外国体育项目传播的频率高于中国体育项目，这不利于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的普及。（见表5）。
4、体育频道节目播出时间与项目的关系
电视界格外重视晚上，尤其是19点-22点这段时间，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间”、“黄金时段”。③笔者根据此定义，将中外体育项目与播出时段进行分析，得出结果如表6：在黄金时段共播出1209档节目，其中外国体育项目节目367档，中国体育项目91档，不定的751档；在非黄金时段播出共6789档节目，其中播出的外国体育项目有1967档，中国的492档，不定的4327，可以发现在黄金时段节目仅有91档，这不利于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我国体育电视节目有以下特色：播出内容以体育赛事为主，体育新闻次之，非体育的娱乐类节目也占有相当比例；涉及的体育项目以足球篮球为主，不同频道存在一定差异；有倡导全民健身、普及健康知识的特点；外国体育项目占据绝对优势，本土体育文化受到冷落。
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我国电视体育传播应多关注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第二，体育频道应在非黄金时段发挥黄金作用；第三，体育频道应提高传统体育节目受众参与度，可以将弹幕技术应用其中。
参考文献
①风笑天：《社会调查方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摘要]南国农先生不仅为我国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构建教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以及确立其在教育技术学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老师就提出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明确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并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的整体性做了进一步的阐释；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南先生又进一步论述了教育传播学的体系问题，形成了教育传播的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等“九论”框架；在信息时代，南先生积极鼓励教育技术工作者对教育传播学进行研究，并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未来充满期望。
[关键词]电化教育；传播理论；教育传播学；信息时代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0)04-0014-05
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不仅对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李运林先生等一道，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践行教育传播学的思想。在庆祝南先生90大寿之际，对南先生的教育传播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一、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思想的确立
在我国，传播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的，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对传播学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电教工作者引进、宣传、推广传播学理论。
南先生非常重视传播学在电化教育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在他所著的电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别强调传播学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一版)》第一章“第四节‘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中，他就将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学是电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电化教育理论的建立，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在这部著作中，南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三种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模式和韦斯特莱模式。在这一节内容的最后，南先生进一步强调：“传播理论与电化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传播理论主要是阐明信息传递的过程与规律，而电化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递教育信息的过程。在电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常常需要传播学的理论援助。”尽管这里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但南先生认识到传播学对于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及时地引入到电化教育中来，这显示了南先生的睿智与高瞻远瞩。
在1998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但传播理论仍然出现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如在“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一节中提到，在研究建立电化教育过程模式时，以下几个传播模式值得参考：分别是香农一韦弗的传播模式、贝罗的传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传播模式、海曼一弗朗克的教育传播模式。这里实际上仍然是把传播学作为建立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并参照这四种传播模式，建立起来了三种电化教育过程模式：(1)以教育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2)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模式；(3)以问题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
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再次明确提出传播理论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思想。他认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层、最直接的是“学与教理论和传播理论”。在这里，南先生将四种传播理论修改为：(1)贝罗的传播过程四要素理论；(2)罗米索斯基的双向传播理论；(3)宣伟伯的传播效果理论；(4)罗杰斯的创新推广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三种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模式：(1)以“教”为主的模式；(2)以“学”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为主的模式，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育媒体等。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还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这一概念，并将之概括为三种理论：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传媒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
尽管在南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理论基础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坚持与努力，显示了南先生作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继承创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质和研究态度。
二、对教育传播学性质和研究对象的深刻论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电化教育研究》上，阐述他关于教育传播学性质、研究对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学科有几千种，仅自然科学就有2400多种，这些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学科，其内容只涉及一门科学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另一类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交叉学科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缘科学，是两门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科学的领域。二是综合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以上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如生物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等。三是横断学科，这类学科具有两种特性：(1)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2)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种其他学科，从横的方向上研究多个对象。如系统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具有向多个领域广泛渗透的可能性。
教育传播学是属于交叉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它是教育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实施、评价学习和教学全过程，以实现教学和教育的最优化。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就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去揭示教育传播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整个传播系统和学习与教学全过程。
在谈到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
术学的关系时，南先生指出：视听教育学是以教育媒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视听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的区别是：(1)在研究和应用中，视听教育学以教育媒体为核心；电化教育学以现代教育媒体为核心；教育传播学没有核心，同等重视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2)教育传播学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
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区别在于：教育传播学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传播的规律，探讨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研究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探讨把教育传播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相同的地方是：(1)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探索新的教育方式，都是为了改进教育，实现教育过程的优化；(2)它们在研究中，都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指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和电子传播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
这里，南先生对教育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做了深刻的论证与清晰的界定，并对教育传播学与其相关的学科(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地分析。
三、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整体性的进一步阐释
南先生在谈到教育传播学与电化教育学等学科的区别时。曾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电化教育学是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现代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它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理论在教育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应用》一文中，也再次强调教育传播的整体性：“教育传播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最终效果是由各要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一个要素决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均处在良好的状态，才会形成良好的传播过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各要素的研究必须把它放在整体之中，不能脱离整体，自行其是。”因此，教育电视的设计与制作不能脱离教育传播整体，它是教育传播过程整体的一个环节、要素。在设计、制作教育电视节目时，必须以系统和整体的目光审视各种问题，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传播能力与行为，以及与其他媒体的恰当结合等加以科学分析，否则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教育传播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
前文指出，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教育传播的概念和理论的。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举办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邀请美国施拉姆(宣伟伯)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担任主讲，内容共7讲，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全书共9章：(1)绪论：信息・教育・教育传播-现代化；(2)教学-新工具・人――怎样克服对新教育媒体的阻力；(3)教师・媒介・效果――怎样选择教学媒介；(4)集中・分析・实效――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5)实验・理论・新事物――介绍五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6)广播・卫星・现代化――价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7)电视・图画-新学习――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8)知识・媒体-大学――现代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施；(9)传播教育・政策・评价研究――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
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电教研究室编译了英国菲利普・希尔斯(PHills)所著的《传播过程与教学》，该书共10章：(1)人类传播与教育过程；(2)教学作为传播过程；(3)传播中的心理学问题；(4)言语和非言语的传播；(5)视听传播；(6)人际和小组的传播；(7)大众传播的种类；(8)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9)教师作为信息发送者；(10)有效的教学。
1985年，《教育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七五”教材建设规划，全国电化教育课程教材编审组也将《教育传播学》列人教材编写计划，后又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将《教育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制订了《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共11章：(1)绪论；(2)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基础；(3)教育传播系统；(4)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信息；(7)教育传播媒体；(8)教学传播中的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9)课堂教学传播和远距离教学传播；(10)教育传播效果；(11)教育传播活动实例分析。并组织编写了《教育传播学讲义》。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学的性质和对象》一文中，还对教育传播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初步勾画，他指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教育传播系统的研究；(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3)传者――教育者的研究；(4)教育传播内容研究；(5)教育传播媒体研究；(6)受者――受教育者的研究；(7)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8)教育传播与教育环境的关系的研究。
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经十年，1995年由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共同执笔的《教育传播学》一书终于出版，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传播理论，也由此奠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全书内容共13章：(1)绪论；(2)教育传播系统；(3)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4)教育传播信息；(5)教育传播符号；(6)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7)教育传播中的教师；(8)教育传播中的学生；(9)教育传播环境；(10)教育传播效果；(11)课堂教学传播；(12)远距离教育传播；(13)自学传播。这13章可以分为三大模块：第1章绪论，阐述了传播和教育传播的概念及教育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第2-10章，分别论述了教育传播系统和过程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第11-13章，主要是教育传播应用研究，分别探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课
堂教学、远距离教学和自学中的应用。该书出版后，在教育技术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大多数高校将其确定为教材。因此，该著作实际上成了我国教育传播学课程的国家统编教材。
2005年，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再次携手，组织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和河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出版了《教育传播学(第二版)》。全书共8章：(1)绪论；(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3)教育传播信息和符号；(4)教育传播通道和媒体；(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环境；(7)教育传播效果；(8)教育传播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这8章重点是介绍教育传播的理论问题，其中前两章介绍了教育传播的基本理论，第3章至第7章深入剖析了教育传播的各个要素，最后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简介。该书结构更加清晰、紧凑，采用总――分结构并加入了研究方法简介，逻辑性更强。但因受篇幅限制，原第一版中教育传播理论的应用部分(共三章)被删除。
该书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九论”：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
(1)本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本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的概念，教育传播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传播的演进等等的研究。
(2)过程论：是关于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过程的阶段分析，教育传播过程的设计，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等等的研究。
(3)信息论：是关于教育传播内容的研究。包括：教育信息的本质，教育信息的运动规律，教育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等的研究。
(4)符号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符号的研究。包括：符号的类型与本质，教育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等等的研究、
(5)媒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通道及通道中的干扰，教育传播媒体的分类、特点和功能，教育传播媒体的应用等等的研究。
(6)主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传者与受者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应具备的品质，教师与学生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等等的研究。
(7)环境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环境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环境的概念与功能，教育传播环境的优化与调控等等的研究。
(8)效果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效果的特点与表征，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教育传播效果的测量与评估等等的研究。
(9)方法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类型，教育传播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等等的研究。
南国农、李运林先生主编的《教育传播学》确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科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热情，积极探索构建新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但正如南先生所讲，“在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离建立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尚需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
五、对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期望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教育传播学研究经历了蓬勃发展与实践应用高峰。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教育传播学研究“却是一片冷漠”。旧针对这种情况，南先生多次对他身边的同志和他的研究生谈起要重视和加强教育传播学研究问题。为响应南先生的号召，我们几个博士研究生开始着手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如，李建珍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信息化自主学习中的运用》，王文君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涵义及教育传播学研究范畴分析》，旧汪基德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发表了《论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与分类》，汪颖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发表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王卫军等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研究的现代符号学视角》，等等。南先生的老朋友、对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李运林先生也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的重要论文，并组织力量对教育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教育传播学方面的文章，打破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沉寂。
尽管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的热潮和90年代末的冷落，但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决定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南先生在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教育传播学文章，写下了题为《教育传播学研究：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的主持语，表达了他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关注，论述了在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所面f临的挑战。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教育传播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研究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分析教育传播效果、总结教育传播模式；需要研究传播学理论为教育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启示；需要研究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需要认真研究教学媒体、传播通道的选择；教育传播还需要重新审视其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分众传播、小众传播、人际传播中的作用及其创新推广；教育传播更需要关注媒体对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更需要关注教育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如何针对教育传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变得尤为迫切。
值得欣慰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年轻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教育传播研究的新发展并开展了相关的探索。这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传播学进行诠释，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研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是研究的新起点，希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老师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希望此组文章能引起国内学界对教育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关注，激发学界同仁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兴趣，共同推动教育传播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
2009年11月，在无锡江南大学举办的“关注教育技术前沿，寻求教育发展新路――新时期教育技术发展前沿问题高层论坛”上，南先生以《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为题拉开了论坛的序幕。他提出，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研究的新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心理学取向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传播学研究在复苏。”12月，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的“2009昆明教育技术高峰论坛”上，南先生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理论架构，指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建构的理念在于“和为贵”，策略上需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途径是分为“三重、三化与三防”，即重视“基础、前沿和特色”；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化、有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和学科本身基本理论的深化”；防止在学术上“以西方为中心”及其“理论依附”、防止不求甚解“浅尝辄止”以及防止“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要致力于对理论体系的整合和升华，在此基础上，南先生提出了以“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为支撑的宏观框架。
在南先生等老一辈电教工作者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教育传播研究正在渐渐复苏”。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渐渐复苏”的表现：(1)对教育传播学著作的社会需求在增加；(2)教育传播学术研究队伍在扩大；(3)出现了一些部级研究课题和新的优秀研究成果。南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复苏的原因：第一，实践的呼唤。教育技术实践领域的一些难题，例如，寻找把互联网与学习、教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办法，要解决这个难题，光靠借鉴心理学知识去分析了解学习者的心理过程(认识、情感、意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传播理论的支持，以掌握信息处理和媒体运作的规律。只有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找到把互联网与学习、教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办法。第二，重构的需求。重构网络时代的教育技术学，必须做好一件事：对网络文化垃圾进行批判，树立健康的价值观、道德观。这就需要传播理论，特别是批判学派传播理论的支持。
总之，南先生为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和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进行不断地探索与创新。在新时代，他努力拼搏，继续创新，积极为信息时代下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尽管教育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坚信，在南先生的带领与谆谆教导下。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可喜的是，在南先生的带领下，西北师范大学的《教育传播学》课程被评为部级精品课程，教育传播学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
论文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教育电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网络时代，教育电视需要依靠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不断地发展，创新高质量节目来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
电视由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宣传工具扩展到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远程开放教育等领域。教育电视凭借着传递信息量大、传输质量高、视听效果好等优势占据了教育领域主流传播媒体的地位，为解决我国当时的教育资源短缺，尤其是教师资源短缺问题，以及为社会文化普及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大规模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教育电视发展不可替代的优势
互联网建设发展的过程也是建立一个互联网传播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电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现有的教育电视传播形式陷入窘境。面对挑战，在困境中冷静思索，我们会发现，现阶段在我国的互联网环境下，教育电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互联网的带宽问题是限制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宽带互联网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输带宽问题，但经过大幅度压缩的信号在图像分辨率和声音效果方面都是不可能和电视传播的质量相提并论的。要想利用高质量的视听效果达到教育目的，教育影视节目的电视传播途径仍然是现阶段的最佳选择。
二、网络电视发展策略
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传统电视机构大力介入网络视频行业，央视的中国网络电视台、浙江卫视的新蓝网、上海文广的上海网络电视台等相继推出，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三网融合”进程，通过互联网协议向个人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提供视频服务的网站。网络宽带化推动互联网从图文时代进入视频时代，视频广告形态渐趋成熟，此时广电背景的网络电视台的兴起，预示着网络电视这种新的传播模式的确立，随着新旧媒体融合的深入，视频网站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媒体，被纳入主流传媒格局已是大势所趋，网络电视将是未来视频综合门户的主要形态。网络电视台对视频网站的整合方式主要表现在传播者的整合、传播渠道的整合、传播内容的整合以及受传者的整合等方面，对网络视频传播业产生的影响将是深刻而长远的。
1．三网融合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有线电视网络所孕育的产业机遇非常明显，宽带网的突起使三网融合的双向传播成为可能。三网融合后的有线电视网络视频类双向传播可以为我们提供Internet接入、视频点播、电视电话、电视会议、电子商务等各项服务。西方发达国家的当前国际上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大幅升值，资本流向非常明显，新产业诞生的所有条件几乎都已经具备。而我国的有线电视在向数字化、多功能化、产业化和大规模联网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也应当成为未来信息社会新兴的网络媒体支柱。我们认为有线电视HFC宽带网络可以有效地将电信、电脑、电视三种传统网络合而为一，这也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水平条件下，可供选择的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最佳基础网络。加快实现有线电视全国联网，将十分有利于加速国家信息化基础建设的进程，三网合一的模式也将加速国家网络经济规模的形成，从而带动相关信息产业尽快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2．放宽政策
网络电视是未来电视发展的趋势，所以，国家要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那么就需要在政策允许多家电视台或者网络公司拿到经营的牌照，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对与IPTV紧密相关的有线电视网数字化改造，国家广电总局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这将有利于IPTV的发展，但IPTV业务如何定位，IPTV业务谁可以经营。一直以来国家广电部门都没有给电信或者宽带运营商发放电视频道或者节目经营许可证的计划，国家相关部门要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3．实现网络运营商的融合
广电媒体布局新媒体无法绕开网络的选择，也没有自己的宽带网络。因此，广电媒体的网络电视布局最终必然要考虑能否与电信运营商合作以及如何合作的问题，这才是其新媒体战略能否真正实施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电信和广电行业彼此融合是我国未来网络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他们利益分争的现实情况下，网络电视产业的发展就只能依靠建立一条以内容提供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为主要环节的产业链。广电媒体虽然拥有强大内容资源，但是缺乏网络技术，所以只能通过与网络运营平台合作来发展网络电视，以内容换网络技术和网络影响力，实现产业延伸和增值。由此，我们进行不断的努力来达到与网络运营商的合作融合。 转贴于
三、网络时代教育电视发展策略
1．教育电视数字化、网络化
从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方向看，教育电视系统的全面数字化给教育电视带来生机。设备的数字化提高了电视频谱的利用率，信号抗干扰能力也大大增强；改善了电视节目的保存和复制质量，使节目质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还可以实现条件接收，带来各种个性化的增值服务。我国的教育电视作为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体之一，应紧跟电视技术发展的步伐，要进一步加强采集、制作、传输等全过程的数字化平台建设。网络化是数字化的有益延伸和拓展，它将分散的、孤立的节目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开放的电视多媒体网络，达到节目共享，不仅能提高供素材的实时利用率，也可以进行分工协作，节省大量的人力、时间。教育电视系统应该在现有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展大家公认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组建跨领域的信息资源传播平台，建立起适应信息时代挑战的大传播机制，这对教育电视而言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将给教育电视注入新的活力，开拓出新的空间。
2．整合网络资源，构建良好传播环境
随着教育电视节目人性化的日益增强和受众参与意识的逐渐增加，电视单向传播的先天不足显得尤为突出。受众更愿意参与信息的创造、选择、阐释以及评价。这促使电视传播向交互传播变化，以满足受众将自己的愿望、要求、观念反映到节目中去的要求。应该在注重传播环境改善的基础上，丰富节目形式，注重受众的需求，充分利用新环境的交互功能，解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求深欲和求新欲，并且根据受众反馈意见及时调整节目内容、风格等。
四、结束语
随着“三网融合”进入实质性阶段，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程加速，将出现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以及终端设备制造商之间的融合趋势。广电推出网络电视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整合内容、渠道乃至终端，做新媒体产业价值链的主导者。教育电视和互联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直至找到最佳结合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电视能否找到自己适应教育需要的“角色”并适应这种“角色”，将是决定未来教育电视发展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周媛．电视教育的信息化发展趋向[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4，（6）．
关于社会改革深化的时代大潮与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自身深化的关系问题。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二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三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四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五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本世纪之初，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石破天惊地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兼容并包，广纳人才，造就了一个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组织准备的新北大。而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误把美育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教育方针里剔除了美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只消看一看“文化大革命”种种毁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丑行劣迹，便令人痛心疾首。事实雄辩地证明：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当然重要，但美育却万万缺少不得；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而德、智、体三育之中，却都须贯穿美育。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激活人的创造能力、提升人的综合素质，都极为重要。据说，当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源于智商，更源于情商，且情商的作用远甚于智商；不仅源于左脑，更源于右脑，且右脑的能量大约为左脑的十万倍。电影和电视艺术是两门受众面极广的艺术，它们作用于大众的审美神经，正、负面效应都极明显。如果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始终把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纳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范畴，那么，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艺术创作就能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下强大的媚俗思潮而保持清醒、明智的头脑，处理好适应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片面地认识和追求观赏性，盲目地媚俗从俗，那就势必弱化、消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败坏大众的审美情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华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便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所以，电影接受美学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应是科学地认识和清醒地追求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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