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8 16:23:52
1.1创生功能
电视传媒业在管理上进行创新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其目在于将有限资源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做出合理的配置，使得媒体的运行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需要，最终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创新首先便是将广播电视机构从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实行独立的资产、资源以及业务管理，通过专制以及重组的方式进行改革。通过这种方式，政策障碍不再是电视传媒业在资产经营中受阻，为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活化功能
通过对管理进行创新能够更新行业的竞争力，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传媒行业需要积极活跃的生命里，而管理创新恰恰能够满足这一点，将媒体核心能力作为行业的中心。核心能力也是作为电视传媒业的特殊竞争力，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是对资源的重新整合和配置，在关键时刻，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也可以帮助企业制胜。另外这种核心竞争力也体现了当代电视传媒行业的竞争力以及技术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管理创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特定的外环境中令电视媒体形成各种互补资产以及技能和运行机制的融合，使得行业中各个环节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最后，通过创新的管理，将经营权以及所有权有效的分离，从而实现了事业和企业的分离，以及行政和企业的分离，并且通过这种模式还能够培养出大批专业管理技术人员。
2方法和手段
管理创新是现代电视传媒能够继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动力，并且我国的电视传媒行业在不断的发展以及进步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以及措施令我国的电视传媒行业继续健康发展是现代电视媒体工作者的工作重点。
2.1方法创新
从方法上分析，电视传媒在管理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应当在人才的选拔上实行择优录用原则；其次应当进行全责的明确划分，有效的分责以及有效的放权；最后则是对当前的可用资源予以优化。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在选才上，一个媒体在进行任务的分配上往往应当依照人员的特点以及思维进行有效的调用，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人才的特点以及优势，择优录用，并分配到适合的岗位上，才能真正的激发员工的主观热情。第二可以在选择人才的过程中采用赛马的模式，在选拔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人员的智力以及表现，并将实绩作为选拔的一项重点内容，重视真正的人才，并将其安置在合理的敢为上，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强行业中的人事管理质量，调动整体行业队伍的积极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应当明确责任，并适当的放权。管理者虽然应当在行业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的重视员工的价值以及参与性，对员工的工作予以鼓励，从而完成管理工作。最后则是可以从考核以及管理上入手，实行分类管理，并在考核的过程中依照员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别考核，即可以依照业务性质的不同分别以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及考核标准进行管理。
2.2手段创新
电视传媒管理手段的创新是促进发展的抓手和捷径，它主要包括：一是要建立组织知识库;二是要完善自己的专有信息数据库。一个媒体要进行有效决策，实施最优化的战略，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组织知识库。组织知识代表着内部系统、常规、共享的知识和实践。组织知识无论怎样，代表着比组织文化概念更广泛的独有部分，组织知识库被定义为组织所有成员知识库的集合以及嵌于这些个体互相关系中的社会知识。电视传媒产业应倡导创新，提倡挑战，以产业化为指向，着力于内部运行管理新架构的构建，实现集团化、产业化的总体思路，完善功能定位，淡化行政概念，调整管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市场主体，强化市场运作，积极探索既保证公益性事业的健康发展又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的电视运营新模式。电视传媒组织知识库的建立，将使媒体的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营销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极大地提高组织的有效性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努力完善自己的专有信息数据库，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资料经过有效的统计、分类和分析，挖掘出有价值的竞争资源，加强组织综合建设，整合信息资源系统，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结构。
3电视传媒管理创新的突破路径：理念与制度
3.1管理理念的创新
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人力资源是电视传媒的第一资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电视传媒管理理念的创新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只按照权力、身份、职位、学历等外在因素来衡量、评价和任用人的思想，真正坚持任人唯贤的选才、用才理念，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理念，构筑以制度文化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系统平台。引入知识管理的用人新思想，即将知识视为电视传媒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把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电视媒体竞争力的关键，把存在于电视媒体内部的人力资源的不同方面和信息技术、市场分析乃至媒体运营战略协调统一起来，共同为电视传媒发展服务，创造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和优秀的员工团队，充分调动媒体中员工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不断地共同学习，努力把人力资源提升为人才资源，形成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有利于促进人才创新，有利于促进人才工作同电视传媒发展相协调的工作新格局，以更快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还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引进电视与专业、营销与管理、制作与技术等各类优秀人才，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用活人才的动态良性机制。
3.2制度创新
论文摘要：陶瓷文化需要传播，尤其是在拥有千年陶瓷文化积淀的瓷都景德镇，就更应充分利用电视这一大众传媒进行文化传播，从而达到提升城市文化品牌的目的。本文试就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体的优势、问题及对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景德镇陶瓷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要提高景德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就要把城市发展和资源利用结合起来，把现代化气息和营造城市的文化特色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来进行陶瓷文化传播。相对于其他媒介，电视媒体是是目前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泛、传播效果最理想、社会影响最显著的传播载体，在公众接受交流信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陶瓷文化类节目所落含的丰富的陶瓷信息，深刻反映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内涵，是世人了解瓷都、认识瓷都的最好的信息窗口，对景德镇对外宜传产生着积极作用。充分认识电视媒体在陶瓷文化传播中的优势，畅通电视媒体与陶瓷文化传播连接的各种管道，充分发挥电视媒体在教育和影响公众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不仅非常重要，也十分必要。
一、电视媒体的优势
1.广覆盖、低成本、快捷化。如2004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七集电视专题系列片《景德镇》，对景德镇深厚的陶瓷历史文化渊源和辉煌成就进行深人浅出的讲述，还有景德镇国际陶瓷节开幕式、官窑遗址发掘等央视直播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瓷都，了解了景德镇。这种迅速在大范围内宜传的花费是非常之小，而所产生的作用却是十分巨大，是无论任何一种传播载体都无法做到的。
2、现场感、亲和力、直观化。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形象、鲜活、直观，观众易于接受和理解。如景德镇电视台深受群众喜爱的栏目《边走边看》，该栏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现身说法”，谈古论今。通过栏目主持人边走边看边说这一动态性口播形式，辅以一些通俗易位、具体形象逼真的制瓷工艺操作，讲解古今陶瓷文化知识，形式可谓别具一格，画面丰富活泼，在群众中有很强的影响力。
3.多媒体、交互式、人性化。当代互联网技术的渗透，使电视传播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赋予了新的概念。我们进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电视时代，电视传播趋向多媒体、交互式，特别是各种资讯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使人们可以不受地点、时间的局限，有选择地收看陶瓷文化类电视节目，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可以参与到其中。
总之，电视媒体是一种感观上的视觉和听觉相协调、声像上的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它有声有色，有形有情.以生动逼真的直观形象和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把深奥的艺术道理通俗化，把枯燥的历史生动化，从而吸引公众，感染公众，说服公众。不论文化程度，不论年龄大小，公众都可以从电视中接受信息，而且可以重复声像，使其多次出现，反复刺激人们的感观，加深公众的理解，这对于民族传统文化魅力的展示和陶瓷文化知识的普及尤为重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电视已经进人了千家万户，作为普及率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大众传媒，理应成为陶瓷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然而，就目前而言，景德镇本土电视传媒的功能主要在新闻传播和娱乐资讯方面，在陶瓷文化传播方面有部分零碎的内容，但在整体上缺少份额，频度和强度也不尽人意，这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认识、工作方面的偏差。主要是:
1,媒体资源上的不到位。电视媒体中文化传播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和资金。陶瓷文化节目创作是一门学问，陶瓷文化事业的繁荣首先需要一大批既熟悉陶瓷文化又懂传播知识的专业创作人才的付出。事实上，现在从事陶瓷文化节目创作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电视媒体迫于市场化运营的经费压力，投人文化类节目制作的费用较低。土壤不肥，就无法出得了优质的陶瓷文化电视产品。
2、节目制作上的不到位。目前我们在电视中所能见到的陶瓷文化栏目和专题节目为数不多，精品甚少。诚然，电视媒体部门需要收支平衡，开发生活娱乐型节目和广告节目可以图利，相比较，开设文化节目属公益性项目，收益微乎其微，甚至要贴本，所以开发陶瓷文化栏目和制作陶瓷文化节目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
三、创新理念和方法
1、掌握公众需求，发挥自身特色。电视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这就决定了电视节目要面向大众而展开。从这一角度讲，电视所传播的信息就不能是艰涩的、深奥的，而应该是通俗的、大众的。受众收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获取信息的同时愉悦身心，没有人愿意在电视上看到沉甸甸的内容，冷冰冰的说教，人们更愿意从电视上看到轻松愉快的内容。电视这一娱乐大众的本质是电视与生俱来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也渗透到了电视的各个节目之中，包括文化类节目，也要以更轻松的姿态出现才能吸引受众，达到传播的目的。如陶瓷电视专栏节目《话说陶瓷》，能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原因就在于它找到了最适合电视媒介的播出方式。首先，它请到的嘉宾都是学识渊博、善于表达的陶瓷名家大师，他们的身份地位提高了信源可信度，他们的精彩讲述确保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其次，节目设置都是采取系列板块的形式，每集一个话题，多板块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环环相扣，受众在观看时有欲罢不能的感觉。最后，《话说陶瓷》的播出内容是它最吸引人的东西，它以景德镇为主背景，忠实而典型地以视觉形象和艺术语言去游历“瓷路”风景，点评“瓷韵”英华，笑谈“瓷趣”百事，畅叙“瓷缘”真情，没有把传授知识当作简单的授课或是普通的讲述来处理，而是充分发挥电视媒介的特点，以陶瓷为审美主体，配以图片、资料和话外音，有张有弛，轻松而严谨。这样一来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受众接受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这就确保了节目是面向大众，而不是部分精英阶层的“小众”，最大程度上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收看。由此看来，《话说陶瓷》正是依靠通俗化、娱乐化、贴近受众的特点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
2、加强人才培养，激励节目创新。要采取措施，积极扶持陶瓷文化节目创作队伍发展，培养和引进一批熟悉陶瓷文化、精通节目制作、能够敏锐洞察陶瓷市场走向的高素质陶瓷文化类电视节目制作人才。由于陶瓷业是一个知识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如果主创人员是一个对陶瓷历史知识一窍不通，对现代陶瓷发展历程毫不知晓的人，如何能够既让外行观众喜闻乐见，又使内行观众心悦诚服。所以说，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是传播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也只有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才能以更新的思维方式，更新的创作形式，在众多纷繁复杂的陶瓷文化中发掘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并进行提炼和总结，并通过有效的视觉图像方式进行表达，进而达以节目创新来创造良好社会效益的目的。
3、灵活多样宣传，引领公众升华。电视媒体除了新闻播报、开设陶瓷文化类专栏节目等形式外，还可将影视剧的形式与陶瓷文化相结合。比如陶瓷可以作为影视剧中的一个信物而存在，也可以作为一个故事的背景或是线索而存在，甚至可以成为故事情节的主体。如电视连续剧《祭红》、《唐英》《青花》《大瓷商》等，这些以陶瓷为载体、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影视剧或以生动的故事情节，或以独特的风土人情，或以博大的文化内涵展示了景德镇陶瓷独有的魅力，使得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的概念得以在全国各地更为广泛地传播。另外，在当代陶瓷技术和艺术大发展的背景下，知识的丰富广博以及专业化、艺术化，需要公众具备足够的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因此，陶瓷文化传播关键要帮助公众从认识陶瓷到欣赏陶瓷，带动思想意识的提升，使公众从了解陶瓷历史文化和现代产业信息，拥有一定的陶瓷艺术欣赏能力，直至能够在陶瓷文化发展与应用中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者和体现者。
【关键词】阶层变迁；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传播理念；受众心理；互动影响
当今世界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地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势必折射在以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表现现实和服务现实为己任的电视媒体中。本文聚焦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电视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的研究，通过探求电视媒介人在当代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实践与理念变化轨迹、展示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影响的现象、揭示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分析研究电视媒介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从而期待在我们的电视传播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虽难以一文概全，但希望能够提出问题，引发更多的同仁参与思考。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观念中，或者单纯从职业角度划分为：工、农、兵、学、商。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国家整体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才真正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初期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那么2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力学上的稳固结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生了某种松动，而且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也有了变化。200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2002年4月《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状况的基本观点是：1、两大阶级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每个阶级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新的社会阶层；3、以发展生产力为共同的任务，形成了三个大的利益群体，即普通劳动者、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
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构成已经远远地丰富于以往，新的社会阶层已经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以前比较“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阶层的划分是以职业的分化、细化为基础，以其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理论依据的。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依据各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对十大阶层进行了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排列，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领导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这种划分比较细致，但对于本文要论述的社会阶层与传媒的价值取向变化与互动影响而言显得过于细化，不易整合分析阐述。故参考上述分类，结合传媒现状，同样依据各阶层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笔者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大致划为三大块，并以此作为本文重点论题论述的基础与依据。
1.强势集团：由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高层管理者、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的高级专业人员、拥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的大私营企业主构成。
2.中间阶层：由拥有相当的或一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构成。
3.弱势群体：由仅仅拥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没有三种资源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
强势集团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流集团，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他们是权力、资本、知识的拥有者。虽然人数少，但属精英阶层，对社会有巨大的主导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发展走向。他们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和影响力。
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层的概念已经广为人们议论，通常具有三高特征：“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中间阶层的扩大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阶层几乎“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30%左右，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2002年召开的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中国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需要逐步培育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规范、优化财富分配结构，推动社会稳定有序。”牛文元认为，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将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或者叫“橄榄型”，这对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施政的代表性、减少社会矛盾冲突，无疑会发挥积极作用。⑹我们不能否认媒介人自身的阶层归属，使他们在价值取向、情感认同与这一阶层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这些都使媒体必然成为这种发展趋势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
但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使媒介人会在一种使命感驱动下，积极关注弱势群体，不游离大众群体。毕竟弱势群体在中国依然占有极大的数量比例。改善与提高这个群体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以及个体的文化素质，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2002年的“两会”上，我们看到“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代表们的热点词汇。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关心弱势群体，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在“两会”期间专门做了聚焦弱势群体的专题系列节目。媒体的关注和导向无疑对营造社会对弱势群体整体的人文关怀氛围能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社会阶层的变迁，利益主体的分化，受众需求的分化与多元化，加之消费时代受众对传媒的心理期待升值，都对传媒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大众传媒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努力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尤其电视传媒在引领时代潮流、营造文化氛围、制造时尚观念方面优势独具。充分利用电视传媒，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运作，并大大促进国家发展，提升文化品质，加快前进的步伐。
二、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的变迁，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需求、审美取向、社会心理心态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电视作为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的风向标，直接或间接地让人们从荧屏中观瞻现实、观瞻自我。电视媒介人作为风向标的操纵者，应当首当其冲地感受、捕捉社会变革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必然受到现实存在的冲击、碰撞和影响。而电视人的观念对电视传媒的价值取向与传播效果起着决定的作用。当我们直面当前中国电视在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现实状况时，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电视媒介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利益相关者。这种影响与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媒介人的观念变革
人的行为都是在观念指导下的主体活动。当然这种观念有时是自觉的、明确的、显现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模糊的、甚至是隐含的。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者，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在清晰理念指导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但是，现实中实践与理念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存在也是事实。有人说，中国的媒介从来就是政治的附庸，媒介人没有自己的声音，何谈自己的理念。事实上谁都必须承认大众媒介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存在。问题在于媒介人自觉把握、认识、传播的空间有多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传媒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自主意识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媒体的喉舌功能已经不是惟一的功能，丰富百姓生活，传播大众文化已成为共识。上世纪90年代尤其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现代化步伐加快，媒介改革也相伴加大力度。无论媒介人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的传播观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化着，并直接转化为节目呈现出来。
在作为党和人民喉舌功能的前提下，媒介人的自主把握从传播内容的选择看，已从广泛的平民关怀向精英群体与多元化传播视角发展；从媒介功能的认知看，电视已然是现代人消解生存压力、寻求精神抚慰、娱乐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从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看，已经告别了传者中心的时代，受者仿佛以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控制着节目的变化。
传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走向，不仅是社会结构变迁使然，也是时代进入后现代时期后文化哲学思潮在视像文化传播中的必然体现。这种以张扬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的文化精神，挑战着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使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凡此种种必然渗透于大众传媒的意识语言体系。电视媒介人浸润其中，在基本导向的框架下，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同一与差异、精英与大众、主流与边缘之间，探求并确立自身传播的价值取向路标，完成媒体所承载的重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2.节目构成的变化
中国电视真正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当时的种种发展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平民化视角的出现。这与以往的单一的喉舌功能，狭窄的节目题材，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此时摄像机以平视的镜头，让许多平民百姓走进荧屏。相当一段时间，为百姓服务，反映百姓生活成为电视人做节目的核心指导思想。老百姓欢欣鼓舞地接受着这个转变。从栏目、电视剧到纪录片，许多精彩的获得高收视率、高奖项的作品都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如：栏目《为您服务》、《生活空间》、《万家灯火》；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纪录片《深山船家》、《沙与海》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岩松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文章中，从认知时代的角度提出了这是一个平民的时代，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从而为当时电视节目的整体走向寻找到了背景归宿。⑺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阶层划分的状况。
媒介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大众媒介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劳动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高科技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迁，也催化了受众群体的分化。因此，以受众为中心，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上都显示出了多元化选择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取向。虽然，频道增加，内容扩展空间必然加大，但不能否认的是构成比例在变化，反映强势集团、中间阶层的节目明显增多。
电视人在保留了已有的平民视角的同时将视线上移，于是成功的商界名家、艺术界明星与各行业的白领成为传者与受者的共同宠儿，相应的电视栏目和电视剧纷纷出台。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艺术人生》、《朋友》、《商界名家》；北京电视台的《谁在说》、《老同学大联欢》、《夫妻剧场》、《世纪之约》、《往事在说》、《名人访谈》；湖南电视台的《新青年》；湖北电视台的《实现梦想》等等。虽然栏目定位各有其道，但共同的是在嘉宾的选择上都聚焦于名人、明星、名家——社会的精英与中间阶层。以明星效应与精英思想构筑起这些节目的卖点，吸引受众的眼球。电视剧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90年代中期的《公关小姐》、《住别墅的女人们》，到今天的许多以反映中产阶层、有钱有闲阶层生存状态为主要题材的作品，题材的丰富与变化，反映了传者的愿望与受者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吻合，在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生活景象。事实上选择明星为嘉宾，与以明星的视角做节目是不同的概念。针对不同阶层的需求，有以传递精英思想、前卫理念为己任的《对话》，也有以百姓的视角做老艺术家、演艺界明星的《艺术人生》，受众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空间。
3.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
今天的电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深深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悄然替代了传统的以人际交流为主的沟通方式。那么接受者在看什么?他们的需求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同阶层人员对媒介的接收与选择情况如何呢?
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像化了。视觉形象传播以其直观的优越性，迎合了后现代时代人们娱乐生活、消解紧张、追求幻象的心理需求，同时使语言文字传播失去了以往的风光。电视传播者几乎以受众需要为第一目标，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准，而隐藏其后的是广告商的利益诱惑。商品市场经济成为控制电视节目传播的看不见的手，为视像烙下了商品的印痕。其直接结果导致电视传播充斥着喧闹与浅表，价值探求淡化、深层思考游离。在多元化的荫蔽下，消解大众传媒的价值意义诉求。
当前社会的人们具有比以往更明显的主体意识，即喜欢在荧屏上注视自己，表现自己，实现自己，又希冀通过荧屏游离现实进入理想境地。热线节目、谈话节目纷纷出台，反映白领丽人优雅生活的剧目，正是迎合和满足了某种发展变化中的接受心态。
对受众群体进行细化分析，可以从多重角度切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等。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2001年以62个城市为基础进行的主要电视收视趋势调查数据显示，观众构成情况如下：性别：女性49%，男性51%；年龄：以中老年为主，其中35岁—44岁188%，45岁—54岁165%，55岁以上234%；职业：学生与无业人员449%，工人189%，其他119%，专业、技术人员/职员11%，个体经营者82%，干部/管理人员56%；受教育程度：高中369%，初中277%，未受过正规教育/小学244%，大学及以上11%；家庭收入(月平均收入：人民币元)：601——1200元313%，1201——2000元313%，2000元以上20%，0——600元161%。(《中国电视受众研究2001概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从对节目的选择关注角度看：中老年、女性、低文化程度人群、体力劳动者群体对电视剧、娱乐节目更有兴致，相对而言对节目选择的随意性较大；而青年人、男性、高学历、高收入者多数对新闻、体育、文化类节目更加偏爱，对节目的目标选择比较明确，那些拒绝电视的人们，也存在于他们之中。
确实，当社会进入到消费的时代时，大众的接受心态必然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曲线。人们从观看自身丰富到观看他人，从了解现实到沉浸梦幻，从“解闷”、“解气”到消解、消闲与娱乐化、服务性的多元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大众需求的多元化，自我意识的增强，必然形成了接受群体的细分化。审美心理的差异是任何社会的存在现实。但是，反观改革开放前和初期的相对简单化的阶层构成，较为单色的生存环境，以及观众在集体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审美取向的趋同性，都是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的。当前多种阶层共存现状，从宏观上看，不同阶层的价值取向，关注对象是同中有异；微观上分析，由于各个个体之间年龄、性别、接受教育的程度、职业与生存状态、性格爱好气质等等都在同与不同中形成独立的“这一个”。在相对的求同存异中，建立“这一群”的受众群体概念。而“这一群”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众化、窄播化的概念。“这一群”的出现与存在，自然要体现在栏目与电视剧的定位和选材中。这也是目前大众传播从广播向窄播和分众传播、频道专业化发展的现实依据。于是，为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量体裁衣，因人下料，成为传者的必须。
三、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首先，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体，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激励社会变革、传播先进文化、鼓舞亿万民心的历史使命；再者，面对蓬勃发展变化的现实，媒介的责任、媒介的权利和媒介的利益，都不允许媒介视而不见、墨守成规，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着对社会风云变幻敏锐的洞察力、积极的应对力、卓越的传播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受众的眼球，不丢失已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获取更多。大众传媒一方面受制于一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受其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对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有能动的影响作用。就我国目前来看，这种互动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社会的变革发展、阶层结构的变迁活跃、丰富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进步、繁荣与发展也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
社会阶层变迁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不可否认存在着负面的因素。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必然会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一方面，一些人迅速发展、膨胀起来，进入社会的中间甚至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一些人下岗、失业面临生存危机。大跨度的阶层差异，是社会安定团结的不和谐音符。如何调和矛盾，平衡落差，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调节，完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外，媒体在这当中能够承载着很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电视是营造适合现代观念产生的重要环境和土壤。它可以“促进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政治觉悟的提高、科学知识的积累、成功动机的激发，还可以优化群体智识，增强社会合力、促进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所以积极提高电视的有效传播效果，充分发挥、利用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电视人的责任与义务。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2000年7月推出的60分钟谈话节目《对话》，是央视目前播出时间最长的严肃节目，也是被业界内外公认的面向精英群体的名牌节目。它既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传播创新理念、引领社会进步的号手。从其开播的第一天起就将目标收视群体锁定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走入《对话》演播室的目标嘉宾是：制定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高层官员和政府人士；最新出现的经济热点中的新闻人物和新兴产业的代表人物；经济界成功人士，包括国内外事业有成和创造了财富的企业家、投资者；了解国内外相关经济环境及其发展趋势、具有理论前瞻性并对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家；对话事件中的当事人、目击者或见证人。而内存于其中的实质是：栏目的制作人始终追求的创新理念、前沿思考，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去关注“那些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在前沿阵地兴衰沉浮、焦虑惶恐、创新求异的中国人，即使我们所选取的对象是国外巨子，《对话》的出发点也永远是那些浴血奋斗着的中国人。”(制片人王利芬语)⑿因此，《对话》虽然阳春白雪，但是它拥有固定的收视群，人们在这个节目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先进文化、创新理念、前卫思考、精英魅力，更有一种民族的激励鼓动在心。由于这个收视群体拥有明显的资源拥有优势，所以这类节目产生的潜在影响和可能延展的释放力不容低估，它势必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继《对话》开播不久，2000年底央视推出了《艺术人生》。这又是一档目标嘉宾非同一般的节目，“极力推介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人士，推介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人士。坚决排斥一些在演艺上没有丝毫创造力的混个脸熟的所谓明星”。这种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一方面满足观众关注名人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传者必须把握对名人选择的价值判断，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名人，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什么。面对嘉宾，如何做节目，制片人王峥如是说：“我们不再关心浮光掠影的演艺事件，而是着眼于和每一个普通人共同的人生处境。这才是我们栏目核心的核心。”“当人类回归到自身真正的处境时，当观众和明星共同面对人生的真谛时，面对亲情、困境、生命、死亡这些共同的遭遇时，粉饰的外表轰然倒塌，被人生可贵、可爱的人物和情感所深深打动。在这样的几十分钟中，如果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艺术点亮生命’，探讨人生真谛，那这个节目真的功德无量了。”⒂以这样的理念与追求去做节目，带给观众的无疑是真善美的享受，人生价值取向的启迪，审美趣味的提升。主创人员努力将明星还原于老百姓，在人生百味寻常生活中去展现其难能可贵不同导常之处，“把每位嘉宾的内心世界挖掘到极致、把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把每一个故事做到极致。”正是这种不媚俗，不浮躁，朴实，真诚，高品位的节目品格，使《艺术人生》获得了广泛赞誉，受众群覆盖了各个阶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不能不提的是《时空连线》。这个栏目不仅在节目形态上占据优势，而且在内容选择与开掘上也独领高地。关注百姓生活，关怀弱势群体，节目从选题到制作都透露着浓重的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与制片人兼主持人的白岩松所具有的非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密切相关。同样《半边天》周末版的制片人兼主持人的张越对社会弱势群体、边缘人员的敏锐关注，和渗透其中的理性光芒，给予我们的又岂止是同情。
确实，正如胡智锋教授所说：“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跟随时代改革的步伐开始了腾飞的探求之路，一种种新的电视观念不断改变着中国电视屏幕的形象……中国电视观念开始向新的层次整合、深化。”这需要我们的电视人做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努力。面对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承载着传播重任的媒介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尤为重要。电视作为这个时代的强势媒体，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从平民时代向精英时代进步发展过渡，电视也从以平民为第一关注视角的前提下，走向多元视角；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的是，后现代是一个被大众媒体所控制的社会，大众媒体不但是现实生活合法的一部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实生活的本身。电视图像与现实景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尽管有时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其感知信息的过程中会起作用，然而面对极具视听冲击力的电视传媒，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正确的导向可以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但错误的导向和反面的诱惑也成了社会的和道德的顾虑。因此电视人应在清晰认识时代的前提下，认知自我，明确理念，把握导向，使之成为自觉。
总之，今天的电视传媒承载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媒介的价值趋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广、更深地影响着接受者和社会的发展。新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对有序化、科学化、开放化的追求愈显迫切；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很大程度依赖于媒介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两者互为联系，互为推动。只有在深刻的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变化发展的时代前提下，才能使电视传播真正的实现其传播价值效果。
参考文献：
一、研究的缘起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by Nicholas Negroponte)中写道:“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使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如今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出现,庞帝所说的这个“电视的新境界”已经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CNNIC在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已达287.8万个[2],媒介市场中运作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融合带来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与传统电视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的新媒体形态,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竞争环境剧烈震荡。同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媒介竞争环境和受众行为的改变对电视媒介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对电视媒介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eting),即电视媒介自身和电视节目的宣传和推广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传播科技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电视媒介营销走过了怎样的变化之路?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电视媒介营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电
视的制作、营销以及功能[3]。随后,传播学者和电视业界从业人员逐渐加入媒介营销的研究队伍,代表性成果有沃尔特?麦克道尔和艾伦?巴滕的《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Branding TV:Principles and pranctices)以及苏珊?泰勒?伊斯特曼等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ting for Broadcasting, Cable and the Internet)等。这些着作从电视媒介自身角度出发,研究了媒介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技巧,有的还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介的在线传播和电子邮件营销的思路和策略。
我国媒介自身的宣传与营销研究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政策使得传媒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政附属机关存在,并不存在媒介营销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逐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转向,传媒产业逐渐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开始升温。电视媒介营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电视营销传播》(文硕、张小争、李晓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电视广告营销》(佘贤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以及《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刘婧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着作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仍局限于市场营销理论和电视经营较为简易的结合,基本上按4P、4C、4R理论对电视经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电视媒介营销问题,主要有李岭涛的《探索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相匹配的营销方式》(《广播电视信息》2003年第12期);卜彦芳、尤丽芳的《从营销角度看电视媒体的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苑志强的《电视媒介的活动营销》(《中国记者》2006年第8期);李盈盈的《电视媒体的数位化营销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等等。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分别从电视媒介营销环境变化、受众收视行为变化、电视媒介营销策略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这些成果虽然多为市场营销理论的移植和电视媒介营销实践经验的总结,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它们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新媒体环境；地方电视传媒；负重前行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195-02
2009年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了《中华新闻报》停刊公告，随后的几年，又陆续传来了一些报社关门的消息，一时间，业内哀声一片。与报业相比，电视媒体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收视率下滑，公信力下降，广告增幅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地方电视传媒，很多都是在困境中艰难前行。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传统的新闻媒体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遭遇？报业传媒的今天会不会就是电视传媒的明天？地方电视传媒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1 新媒体的冲击是传统媒体走衰的外原
在当今之中国，当你走上街头，来到车站、餐厅及各种公共场所，手捧智能手机的低头一族随处可见，可以说，今天的手机早已超出了通讯的范畴。有人曾这样形容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大多人平均每5分钟就会通过手机互联网查看一下正在发生的新闻信息。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正在给中国的媒体界带来了一场革命，通过手机互联网，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第一时间了解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我们用信息爆炸已经远不能描述人们接受信息的速度了。
1.1 新媒体以“嘲弄性”的姿态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壁垒
数年前，人们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电视台、找报社，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找网络。在当今社会，许多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是首先从网络上报道，然后才是传统媒体的跟进，这或许会让传统媒体有些尴尬，可以说，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专家认为，如果让互联网统治了社会舆论，将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的彻底丧失。令人欣慰的是，各级政府对互联网的政策始终是开放的、包容的，政府既没有让互联网统治舆论，同时也没有刻意去封闭互联网，而是积极主动的融入其中，以最大的限度发挥互联网的正面作用。
1.2 新媒体设置功能的便捷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人们使用媒体的习惯
新媒体以其较强的互动性、形式的多样性、参与渠道的广泛性、高覆盖率、快捷、平民化、性价比高等特点，在现代传媒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微博、微信等参与形式，让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有机会融入到信息互动的平台中。对于电视媒体来说，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不同媒体之间的深度融合，彻底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收视习惯。
20年前，人们大多还只能通过无线信号搜索收看为数不多的几套电视节目，而如今，互联网数字电视的出现让我们在同一收视平台有多达数百套的电视节目可供选择，这对于实力薄弱的地方台来讲，简直是灭顶
之灾。
1.3 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对市场份额的垄断
李光斗在新浪博客中发表了题为《百度超越CCTV成中国最大广告媒体》的文章，文中说：百度年收入2013年首次超过中央电视台，中国最大的广告媒体不再是中央电视台而是百度。
2 观念上的固封自守是传统媒体走衰的内部
原因
面对媒体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很多传统媒体人还没有从睡梦中清醒过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正在到来的危机。对于当前出现的诸多困境，传统媒体人在恐慌之余，也都在思考深层次的原因，并试图找到破局的方法，特别是对于地级电视传媒来说，这种破局的意愿尤为迫切，这是由地级台所处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
3 地级电视传媒艰难的破局之路
虽然电视媒体在破局道路上困难重重，但值得庆幸的是，电视媒体所具有的传统优势并没有被彻底改变，它依然是覆盖面最广、最具公信力、最能引起政府重视的媒体。据《小康》杂志的2014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之“媒体公信力调查”结果显示， 有55.2%的受访者认为电视最具公信力，其次是报纸，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排在第三位。这就为电视媒体的破局成功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其中也不乏一些在破局之路上取得成效地级台，如：济宁电视台、大庆电视台。如果对以上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围绕着两点进行：一是重视差异化竞争，节目的地域性特征明显；二是充分发挥了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
功能。
3.1 如何做好地域差异的文章是地方台生存之根本
地方台由于实力薄弱，在数字和互联网电视播出平台上很容易被受众直接忽视掉，但是，不管央视和卫视台节目内容如何丰富，节目质量如何令人叹为观止，它永远都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地区老百姓自己的节目，因为它面向的是全国受众，这就为地级电视台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提供了机会。
刚进入21世纪，中国电视传媒就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新闻变革――民生新闻的崛起，标志性的事件是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开播。
3.2 舆论监督是地方电视传媒的生命所在
提到媒体，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舆论监督，这也是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所在。作为地方电视传媒，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不仅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的威信，也有助于树立和提升自己的公信力。有人这样形容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就如失去武器的战士，这样的媒体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原制片人王猛曾这样说，“很多媒体把自己手中那把舆论监督的‘宝剑’给深深的埋在了地下，直到生锈，如果我们把这把‘剑’重新取出并高高举起，它依然会光芒四射。”
3.3 充分发挥电视的娱乐功能有利于做大做强地方电视传媒
我们看一看全国卫视台的表现就可以感受到，娱乐功能对于一个电视媒体的重要性：江苏卫视凭借《非诚勿扰》奠定了在全国卫视中前三甲的地位；当湖南卫视的霸主地位受到强力挑战的时候，也正是靠《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等娱乐节目重新回到领先的位置；而《中国好声音》则让浙江卫视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成功逆袭，难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云泽博士曾这样评论：电视是中国的第一大娱乐媒体，而非第一大新闻媒体。
相对于央视和省级卫视，地方电视媒体在电视的娱乐功能开发方面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为此展开了长期而积极的探索，究期原因还是人才的匮乏。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曾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高精尖的人才之所以愿意到电视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的电视很风光，而如今，电视台早已风光不再，造成了高精尖人才从电视队伍中快速的流失。可以说，如何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已经成为各大地方电视传媒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电视艺术通过描绘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情怀，展示人与社会、时代前行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体现作品的道德立场和文化立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展示人生或人性的暖意、发掘隐含在人物身上的真善美，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力量的指引，也是艺术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是艺术家对于社会运行的态度、立场和理想。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传统文化秩序遭遇危机、新文化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当下，应当积极推进的恰是制度创新和传统文化的转化。
而具有深厚传播学背景、同时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情怀的于丹教授，则更加明晰电视艺术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她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出发，引申出电视艺术在整个传播学系统和艺术学系统中所应承担的使命。
一、传播视域中电视的功能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么看待电视的功能？
于丹（以下简称于）：传媒的发展，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不仅让人们接受着信息与观念，同时也让人的社会化进程完成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将电视艺术放在一个特定的坐标系中加以观察，而要找到这个稳定的坐标，我愿意回到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和施拉姆的一些经典理论中，这些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第一是监测环境，就是要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而存在；第二是协理决策，它要成为社会决策的监督系统；第三是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第四是商业化的电视产品；第五是娱乐功能。
记：这五个功能中，我们最熟悉的、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恰恰体现在后两个功能。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是什么原因导致前三个功能的滞后？
于：中国是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浓缩了西方100年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有很多发展是跳跃式的，这其中就包括电视。我们看到，电视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在改革开放中被急速推进。社会进步呈现出断层，需要相应的制度弥合。在雄心壮志的时代中，人人希望在传媒上有所作为，但是很少有人本乎理性地说，传媒有所不为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传媒教育，应该是在规则上考虑的多于规模，应该在有所不为上考虑的多于有所作为，因为我们的变化实在是太快。
所谓监测环境、协理决策这些以往认为几乎不可能的功能，今天被重新提及，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机整合，推动着电视媒体从“大超市时代”向“精品专卖店时代”转型，客观上彰显了电视文化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化。
在大超市时代，电视是人们所使用的必需品，尽管产品供应量有保证，但是产品的对象化、细分化、精良性都谈不上。大多数电视节目收视率奇高，因为收视率是媒介产品匮乏时期的标准。但收视率不代表忠诚度，更不代表广告额，这个评价体系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所以，中国的电视从自发走到自觉，要在我们的观念体系和评价体系上有根本的变化。崔永元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人们往往会迷失在收视率这种虚高数字之中，而忽略了电视节目品质的走向，而这种品质走向，正是电视作为艺术的范畴里一种最为可贵的、最具稳定性的自觉元素。
二、艺术视域中电视的走向
记：电视作为媒体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其作为一种艺术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电视作品作为艺术现象来研究。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您怎么看待电视作为艺术的文化自觉？
于：我并不主张封闭地来谈电视艺术这个概念，而应该将之放在大传媒的理论中。所谓的“大传媒”是指前有广播的传统，中有电视的创新，后有新媒体时代的自觉，三者所构成的一个复合的传媒生态系统。
媒介在今天越来越深刻地尊重一个普通公民的两种权利：一是知情权，二是话语权。客观上导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在变成新闻的现场，每一个人也正在变成新闻的当事者；从“知道”到“评价”，到“舆论导向”，再到“意见领袖”，直到“社会思潮”，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只有在一个新媒体时代才可以出现。
所以，电视作为艺术的前提，首先应当包括在电视作为传媒的概念之中。我们谈到文化自觉，很多人总说中国文化走不出去，中国文化在国外真正结构性地被接受、被消化，是很差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吗？或者仅仅因为西方是拼音字，我们是方块字吗？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关键是，我们的传播策略不够好。我们的传播往往是有充分的信息量，却有非常差的到达率。我们只有站在大传媒的角度，才有可能谈到它的自觉与担当。
所以，我不主张把电视艺术从“大传媒系统”中割裂出一块，封闭地来谈电视艺术，那样只会增加电视艺术自身的危机。今天，大多数新闻网站都制作电视节目，大多数纸质媒体都有网站，大多数电视媒体都有网络平台，而全新崛起的微信、微博可以轻松地实现全媒体的整合。这时候，如果我们将电视作为一种传统媒体来和新媒体竞争的话，就会两败俱伤；而如果相互融合的话，则会形成优势互补。
记：电视综艺作为电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制作观念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反映了媒介思潮的哪些转型？
于：孙玉胜曾写过《十年》这本书，他谈的就是从1993—2003这十年，距今这又是十年。十年对于电视来讲，这是一个世纪的浓缩版，这是中国电视新闻时政领域突飞猛进的十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是综艺本体的阶段。当电视艺术作为大综艺的时候，它是一种没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产品，在这些节目中，主持人往往都是高高在上的，像倪萍、赵忠祥、杨澜等，代表了综艺时代的主持人，有绝对的引领作用。在大综艺时代，观众之所以看电视，其基本的需求就是审美，舞台与观众之间有鸿沟，主持人是引领节目的核心，观众是仰视的。
第二个是游戏本体阶段。综艺节目制作实现了栏目化、常规化。我们看到定期播出的《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等，这样一批真正娱乐性节目的共同特点就是低龄化、时尚化、游戏化。从综艺本体到游戏本体阶段，会发现一次重大的消解，就是主持人可以是笑得满地打滚的，可以是被人捉弄的。如果说大家看综艺是来审美的，那么在看游戏本体节目时，大家的动力是来审丑的。因为在游戏本体阶段，像何炅、李湘等，这些主持人是以一种非常时尚的、新锐的形象开始让大家觉得，娱乐放低了身段，从原来与观众有鸿沟的仰视变成了一种平视，但是平视，远远不是终点。
第三个是益智本体阶段。到了1999年前后，娱乐节目真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以益智为主体的阶段，如《幸运52》《开心辞典》等节目的出现。这时真正的主体变成了规则，因为这些节目都是我们买国际节目的版权，再在我们的舞台上进行民族化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李咏、王小丫等，他们变为了一种程序的操控员。主持人已经不像前两个阶段那么重要了，这时候观众变成了参与者。这个阶段就是，规则主控，观众深度参与，娱乐又进一步开放了。
第四个是真人秀阶段。也就是进入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绝对挑战》《非常6+1》《赢在中国》《交换空间》等节目，这一阶段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的狂欢。娱乐走到这一阶段，是做了一部分本土化的改造，改造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的伦理接受的心理上。所以走到这一步时，可以说，娱乐节目走过了它四个栏目化的阶段：综艺栏目、游戏类栏目、益智本体类栏目和真人秀栏目。
而如今，走过真人秀栏目阶段，真正就是全民海选阶段，标志性的就是2005年的《超级女声》，才真正被全社会所认知。当电视的选秀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不能封闭着谈电视艺术，因为它是网络活动，它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次合谋，这是一次妥协和合谋后的凯旋，因为大家都做了让步，但是大家都做了最大优势的挖掘。所以到现在，如《中国好声音》等，此类娱乐类节目所走的都是全民的路线。也就是，全民，人人可能是下一个站在舞台上的冠军，人人都是决定冠军命运的投票者。这时候，媒介属性就会大大拓展。我们现在更多看见的媒介，其实是在传播发展链条上的媒介。
三、电视艺术教育
记：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电视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于：其实，我更希望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提供一种坐标，更多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大传媒阶段，而不是割裂地来谈电视艺术教育：原点一定要深邃，对前沿一定要放开眼界，不保守，也不能人为孤立地划分，人为圈定地去谈理论。
我们谈今天的电视艺术教育，有几个问题是要予以重视的：
一是避免按照一种过于静态的体系去做人为的条块分割。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很多体制都在突围，但教育上的突围太少了。很多新兴的市场并没有新兴的学科去输送人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以更多的自由度和松散度来进行学科模块设置，进而实现艺术教育观念体系上的突围。现在的电视艺术学科，一方面过于僵化，体系过于陈旧，跟市场不接轨，跟应用不接轨；另一方面，在这个学科名目下，随意性过强，怎么理解这个学科，是因人而异的。要想解决这两个矛盾，最重要的就是把课程进行有机组合。也就是，在课程模块组合上，要更加灵动、多元。
二是要以自媒体时代的历史观照去看未来所需要的人才。今天读这个学科的学生，人人都玩手机，人人是一个传播的中心，人人在传播的行为中去完善他自己的社会化进程，但是怎样去做这种传媒的研究，仍然是一门学问。怎样给这群玩着自媒体长大的学生一份良好的教育，恐怕相关的一些哲学、方法论，媒介理论，社会学理论，媒介传播的技术理论等，都应该在这个学科中去匹配。实际上，我们更应跟动态的前沿结合，而且要拉长实践的学分比，因为我们现在，学生真正在实践领域去跟传媒的流程太少了，这个学科是有特殊性的。
【关键词】电视媒介 山东秧歌 民间文化
当前大众传媒时代，文化传播尤为重要，特别是全球化的到来，外来文化不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冲击，如何使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山东秧歌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一份子，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7年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首次引入了秧歌专场，最终山东海阳大秧歌以其恢宏磅礴的表演气势、古朴豪放的表演风格、浓郁厚重的乡土气息，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荣获“最受观众喜爱节目”奖。通过此次大赛让我们再一次审视秧歌这种民间文化的传播现状，民间文化借助电视媒介的传播效果，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电视媒介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建构作用。
一、电视媒介对秧歌文化的建构
1、电视媒介的传播效用
“媒介不是传递空间信息的手段，而是社会与时俱进的中枢。大众传播不是重要知识的体现，而是分享信仰的表示”。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这样描述人与媒介的关系，他认为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电视屏幕上无数的光点需要人们动用感官和中枢系统，将它们组织成与现实形似的图像，带来整体感、移情感和知晓感。因此它使人参与其中，难以反省自身。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说，使我们看到媒介对人的作用和影响，理解这种延伸既是媒介对于人的能力的扩展，也是人媒介化的开始。当山东秧歌由于地理位置、媒介手段的限制时，人们只有通过亲身传播去现场进行观看与感受，但是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电视媒介扩展了人的器官的延伸，人们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欣赏山东秧歌，品味秧歌文化。这都得依赖于电视媒介传播效用。
2、电视媒介对秧歌文化的建构
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的大讲堂，媒介通过许多议程设置和讨论，已经在承担讲堂中主讲的角色。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电视媒介在影响民意方面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地方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把秧歌的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设置，这对于山东秧歌文化的建构来说具有重要作用。
（1）电视媒介扩展了秧歌文化的生存空间。秧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一般会局限于某个区域，很难在其他地域有所成就，生存空间有限。所谓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山东秧歌一般来说在山东传播比较普及，外界对其知之较少。但是当秧歌借助电视媒体，将自身的文化内涵整合为可共享的电视节目的时候，比如借助舞蹈大赛和秧歌节的举办，山东秧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文化信息的交流，提升了秧歌文化的知名度，扩大了覆盖面，最终扩展了秧歌文化的生存空间。
（2）电视媒介扩大了秧歌文化的受众对象。秧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进行传播，面对的受众对象也是有限的，无论这种传播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传播的受众都是有限制的，但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发展，电视的普及打破了传统传播范围的局限，加上民间文化内在的生命力，秧歌借助电视媒介的传播可以扩大受众对象。当2007年全国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秧歌大赛的比赛场景时，秧歌文化已突破了地域限制，让全国各地的受众通过电视欣赏这一民俗文化。由原先部分地域受众扩展为全国受众，这对于秧歌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3）电视媒介丰富了秧歌文化的感知方式。在传统社会，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地域空间的局限，人们感知秧歌文化的方式一般都是来自直观感受和亲身经历的，在这种传统的传播方式下，人们要想感知秧歌文化必须进入共通的传播空间，传受双方才能完成传播，但是现代社会电视媒介超越了以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不必非要到现场观看秧歌表演，可以在家中进行收看，所以说电视媒介丰富了人们对秧歌文化的感知方式。
二、央视对山东秧歌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秧歌节，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在2008年新推出的全国性民间歌舞展演活动。作为全国性民间歌舞展演的大型活动，对我国民族民间群众文化艺术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中央电视台积极关注中国秧歌节的各种新闻点，对中国秧歌节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在其综艺频道舞蹈世界栏目中以专题形式呈现秧歌节的盛况，在音乐频道直接播送秧歌节目中的各种秧歌节目。这对于秧歌的传播与建构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秧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式可以借助中央电视台进行推广，这种全国性的媒介传播会引起受众对秧歌文化的注意，进而推动秧歌在全国的传播。
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借助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理论来阐释电视作品，提出了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性文本”的理论。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他还认为电视文本既有可写文本的开放特点，又有可读文本的易懂特点，属于生产性文本。生产性文本主要阐释的意义是受众在看电视时不仅仅充当受众的角色还可以是参与者。从这个维度上讲不仅有利于电视文本的传播，更有助于调动受众的积极性，加深对传播内容的理解。
2007年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首次引入了秧歌专场，在秧歌专场中秧歌15支代表队中有三支来自山东，他们分别是山东鼓子秧歌《齐风鲁鼓》、胶州秧歌、海阳大秧歌。最终山东海阳大秧歌以其恢宏磅礴的表演气势、古朴豪放的表演风格、浓郁厚重的乡土气息，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经过央视国际网站点击投票和手机短信、声讯电话投票，海阳大秧歌综合排名第一，荣获由全国电视观众投票产生的秧歌专场比赛唯一的“最受观众喜爱节目”奖。这次大赛中受众广泛参与进行投票，不仅融入到欣赏秧歌的娱乐中，并且广泛参与进行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品，这样的互动性有助于加深受众对秧歌文化的理解。正应证了费斯克提出的“生产性文本”概念，让受众真正的参与其中。
山东秧歌作为一种地域民间文化，借助电视媒介可以立足山东，走向全国，这对于秧歌这种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建构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许多的民间文化其传播方式主要是以口头传播为主，决定其传播特性与电视传播有较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化的电视传播不能简单的记录，原封不动方式或略加修改就搬上屏幕。民间文化的电视传播必须通过电视编导的创造性劳动,通过对电视节目内容、内涵、情感、结构、节奏以及解说词、镜头语言、光色运用、连接方式等等方面的巧妙安排,以及对受众心理和感情脉络尽可能准确的把握,才能让观众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
电视传播也应跳出区域限制，努力捕捉到民间文化里的共适性与相似性，以电视媒体为平台，不同区域的民间文化借助电视这个平台进行传播，就比如秧歌大赛中既有山东秧歌也有东北秧歌、陕北秧歌。这不仅能达到宣传一地区的地域民间文化，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提高。电视传播这个平台也在其中发挥出媒介所具有最优势的整合作用。电视传播与民间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做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①宋修妮：《中国健身秧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25
②[美]约书亚・梅罗维茨 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213～216
④李岩：《传播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77、84
⑤高金苹：《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52
⑥陈再红，《试论电视媒介与民间文化的相融与共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10）
⑦刘凤兰、李文青，《民间舞蹈中的翘花――山东秧歌》，《走向世界》，2002（3）
[关键词] 麦克卢汉 电视 冷电视理念 深度参与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写道：“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言语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大量的信息还得由听话人自己去填补。因此，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要求接收者完成的信息多。” [1]
可是，为什么麦克卢汉说电视是冷的而电影是热的媒介呢？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如今电视蓬勃发展理应是热门的、主流的媒介才对。那么，电视确实是冷媒介吗？鉴于此，本文拟将从冷电视理念提出的历史与现实依据，来对“电视是冷媒介”的观念做出一个细致而有力的解析和论证。
一、冷电视理念形成的社会背景原因
麦氏是加拿大人，在北美，加拿大人民是从收看美国电视开始接触这个媒介的[2]。二战后，美国电视率先进入加拿大家庭。从一开始，加拿大就有60%的人口位于美国电视覆盖之下[2]。二战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由密尔顿・伯利①主持的电视节目很受观众欢迎，他在谈到节目成功的秘密时说：努力把自己的节目设计得适应电视小屏幕（当时多为9英寸）的播出[3]，可见当时人们收看电视具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如果不全神贯注地将注意力集中于电视，则必定会错过一些信息。这样，便要求受众对电视的深度卷入，麦克卢汉产生电视是冷媒介的观点便无可厚非了。
二、在对比中看冷电视理念的合理性
麦氏在阐述冷热媒介时到处充满了冷热两两相对的比较论述。如收音机和电话、照片和卡通画、华尔兹和爵士舞，甚至连文字都有热媒介（象形文字或会意文字）和冷媒介（拼音文字）之分。
1、电视与非图像媒介
电视是一种视听合一的媒介，相较于报纸、杂志、广播等以传播文字符号或声音符号为主的非图像媒介来说，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传播的是图像符号，然而图像却被视作是“观念阐释的次等形式”，这就导致电视在保证了被拍摄物的存在和外在真实之后，无法表达更加深刻的意义，是为冷媒介。
2、电视与电影
石义彬在《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中写道：“电影在特定的空间内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用特有的屏幕在设定好的时间里提供大量信息。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电影由此降低了人们的参与性。因此，相对电视来说电影就是热的。” [6]。
在麦克卢汉那个时代，从视听上讲，相对电视而言，电影的画面更具冲击力，音响更具震撼力，也就更容易感染观众，加速观众对其所传达信息的接受速度，对于信息交换的推动性更强。因此，在电视与电影之间，说电影是热媒介，电视是冷媒介无可厚非。
三、现代社会中的电视媒介
今天的电视不那么冷了，清晰度不那么低了。是不是说当今电视媒介变成热媒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电视，大众参与的热情依然高涨，拿我国近几年的选秀节目《超级女生》②、《加油好男儿》③来说，就非常具有全民参与的性质。这种参与热情并不因电视技术的提高而有所减少。可以说，当代电视媒介依然是冷媒介。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电视媒介确有升温，但本质上还是冷的。“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这些升温的情况，还不足以使之烧穿和改变它的冷包装。” [7]
电视是冷的，它需要人的深度参与。这一逐渐被当代电视实践论证的冷电视理念已经运用得非常广泛。一方面，其运用表现在电视节目的创新上。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充分掌握了受众期望参与媒介的心态。这种让观众作为节目中重要裁判的方法刺激了观众收看电视的积极性，使电视观众更加深入地介入到电视中去。另一方面，在电视媒介技术的革新上也充分体现了对冷电视理论的运用，这主要是指数字电视的发展。数字电视不仅使整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传输质量得到显著改善，还可以提供其他增值业务，使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从形态、内容到服务方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8]。数字电视改变了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形式，从被动收看到主动地准交互（本地交互）、交互地看电视。这一“大踏步”充分说明了观众对电视的深度介入。
四、结语
目前，从电视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可以说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麦克卢汉的冷电视理念，这不仅仅证明了该理念的正确性，而且通过践行这一套理论，电视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为人类传播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众多新技术在电视领域日益广泛的运用，麦克卢汉的冷电视理念必将一次次得到验证，业界对麦克卢汉冷电视理念的关注与探讨也将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1-386.
[2]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4-140.
[3]王纬，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美国电视新闻节目[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10-14.
[4] 江璐璐，麦克卢汉冷电视理念及现实意义[J]，青年记者，2007(14)：38.
[5] 李岩，视觉传播中的技术理性批判[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4)：37.
[6] 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91-192.
[7]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7.
[8] 卢官明、宗编，数字电视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
注释：
①密尔顿・伯利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电视节目“Texaco Star Theater”的主持人，被人们称为“电视先生”。
立体传播 全面覆盖
“海峡论坛”始终坚持“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鲜明主题，以“聚焦基层、共享成果”为主要议题，突出“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特色，论坛活动规模、参会台湾民众人数一届超过一届，吸引了境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1.中央媒体引领舆论导向，体现领军作用。大会期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新社等中央媒体都派出精干的报道队伍，活跃在大会各个重要活动现场，以及时快捷的消息报道和视野宽广的深度报道，引领舆论导向。新华社海峡论坛前方报道组这两届完成中英文图片报道都在160张、对内和对外中文150篇、英文文字30条、中英文电视频70条以上；中新社对外播发文字电讯稿件（图片）总计506篇（幅、组）。这些稿件被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意大利、罗马尼亚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众多有影响力的海外华文媒体采用，更被新华网、人民网、中广网、中国网、凤凰网、新浪、网易、海峡论坛官网等众多境内外主流网站广为转载，对引导海外舆论，提升海峡论坛影响力，树立海峡论坛品牌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境外媒体踊跃参会报道，体现正面效应。第三、四届海峡论坛受到台湾新闻媒体高度关注，近80家台湾媒体100多名台湾记者参会报道，报道内容比较正面、客观。三、四两届论坛部分活动在岛内举办，台湾主流媒体报道踊跃、客观、友善。据统计，三、四两届论坛台湾各媒体刊发与海峡论坛有关的新闻报道就达2100余篇（幅、条）。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凤凰卫视、亚洲电视、澳亚卫视，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中文电视、美国华夏时报、波兰嫦娥卫视、捷克华商导报、南非《非洲时报》等港澳及外国华文媒体记者积极主动来闽采访报道。美国华文媒体也纷纷开辟专题专栏专版进行报道，如美国中文电视台第三、四届论坛就制作了15个专题报道。香港大公报在三四两届论坛期间都发稿四五十篇（幅、条）；香港文汇报多届论坛刊发2个要闻全版、1个半中国新闻版、半个台湾新闻版，累计发稿近百篇。这些报道集中展示了海峡论坛主要活动、大陆惠台政策、两岸基层民众交流情况，为两岸交流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3.网络媒体发挥迅捷优势，体现规模效应。人民网、中国网、新华网、华夏经纬网、中国台湾网、中新网、中国广播网、华广网、你好台湾网、以及台湾快乐联播网、好事联播网、数位台湾等一大批网络媒体聚焦福建，以迅捷、海量传播的优势，全程跟踪报道海峡论坛活动。国内几乎所有新闻网站、门户网站以及香港、澳门、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境外网站均刊发了相关信息或制作专题、链接论坛官方网站。新华社、中新社等媒体采写的重点稿件，如《海峡论坛名牌效应初现向两岸基层普发“和平红利”》等大量被海内外，尤其是台湾网络媒体广泛转载，传递并放大了论坛的声音，引导了海内外舆论，收到了良好的入岛传播效果。
抓住特点 迅捷播报
每一届“海峡论坛”内容都十分丰富，宣传、外宣部门指导各新闻媒体紧紧围绕每届论坛主题和议题，突出“基层性、草根性、广泛性”特点。
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各项民间信俗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媒体报道的重点。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民俗活动、妈祖文化活动周等，在海内外媒体上图文并发，凸显出论坛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的鲜明特点。各新闻媒体相互支持，联动互动，多方协作，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运用各种手段，创新各种方式，组织好四届海峡论坛的新闻宣传。新华社、中新社将文字、摄影、视频、网络和社办报刊等报道形式统一策划，开展全方位新闻报道。
这些文字和视频新闻被国内各大网站广泛转发，仅《原味台湾夜市“搬到”海峡论坛》就被15家国内新闻网站转载。中新社在去年首次实现了文、图、网、视、版、刊相结合的立体式报道，今年再度实施，传播效果倍增。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连线台北演播室，请岛内嘉宾解读1万多名台湾乡亲与会海峡论坛的深刻涵义。中央、省、市媒体相互配合，广播、电视、网络互相协作，联合直播海峡论坛开幕暨综艺晚会，台湾中天电视、东森电视、TVBS、中视同步连线晚会插播现场实况。由于充分调动了电视手段，使论坛大会的直播报道更形象、更生动、更深刻，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精心谋划 完善机制
“海峡论坛”重大活动场次多，规模大，规格高，任务重。为了能够通过媒体传播影响海外特别是台湾受众，宣传、外宣部门主动作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积极协调，将海内外各方因素调动起来。
一是借助海外媒体为我传播。这些年，福建在尤其在台湾举办的各种文化、新闻、戏剧交流活动不计其数，与港澳台媒体广泛联系，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媒体人脉资源，这就为在“海峡论坛”举办期间借助港澳台媒体为我传播提供了可能。闽省与台港澳地区媒体经磋商，已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制。每当福建有重大新闻题材出现，就主动与东南亚和台港澳媒体联系，发出信息，取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媒体的支持。第三、四届海峡论坛召开，仅台湾媒体每届来闽采访的人数就超出一百。同时，福建充分利用“侨刊乡讯”和海外媒体“福建专版专刊”的优势，这些年与外国许多知名媒体进行合作。每当“海峡论坛”举办，福建就组织海外华文媒体来闽采访报道，像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南非等，这两届均有媒体来闽组稿，将海峡论坛的最新消息传播给本国。
二是注重研究海外受众的阅读兴趣和欣赏习惯。我们的做法是，不断向包括台港澳地区在内的境外媒体提供素材，怎么报道，用怎样的口味报道，怎样的方式解读，完全由所在国（地区）媒体自己选择。四届论坛举办后，福建宣传、外宣部门从海外媒体传播所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海峡论坛”之所以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根本原因在于海外媒体抓住了当地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特点，让受众爱读，并且读进去了。
三是抓好深度报道。有计划地组织一些专家对论坛进行解读；聘请知名人士畅谈对论坛走势的分析；要求本省派出资深记者长期跟踪报道，写出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文章；要求网络媒体全方位参与报道，有效地提升了收视收看率，扩大了受众覆盖面。
（一）区域传播策略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重新探讨区域传播对广播电视而言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提升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应该从对内完善区域化传播与对外进行跨区域整合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完善区域传播的策略分析任何传播活动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在传播渠道畅通、信息流通有序的基础上逐渐扩展传受双方的共同意义空间，最终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而这也正是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的基本前提。广播电视在媒介融合的媒介新语境之下要通过完善区域传播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可以从社会物质性基础、区域文化特色和当地受众偏好等方面设计传播策略。第一，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托。这意味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之下，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依托，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优势资源逐渐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媒介生态圈，传播中心的媒介产品通过发达的传播网络辐射到尽可能宽广的传播腹地，不断提升传播影响力。第二，以区域文化特色为立足点。在传播活动中，如果立足于区域内的文化特色，包括方言文化、民族文化、信仰文化等，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随着网络新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节目的覆盖范围已经超出传统的地理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根据目标受众来选择适合的传播策略。第三，满足不同区域内受众的个性化需要。成长的地域文化不同，受众特点也各不相同。广播电视机构可据此进行节目播出时间和方向的调整。广播电视应以区域传播为中心，及时区域内重大权威资讯，逐渐成为区域内舆论引导者。
2.跨区域整合由于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下的每一个广播电视机构都属于相应一级的地方政府管辖，肩负宣传与舆论引导的任务。显而易见，在我国广播电视跨区域整合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壁垒和产权不清两个突出矛盾。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合当下媒介融合的大背景分析，我国现阶段需要从“争取政策空间”、“推进制播分离”、“坚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改进人员管理体系”和“把握新媒体发展契机”这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广播电视的跨区域整合。
（二）渠道拓展：新技术支持下的新媒体联动
新媒体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内容与不断更迭进步的新技术结合的产物，传统广播电视技术上的滞后成为其在与新媒体竞争中最主要的短板。现阶段广播电视要借力新媒体，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二是关注移动互联技术。广播电视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充分实现与新媒体的联动，要抓住新媒体视频化、移动化、社交化的发展特点，实现新媒体效用的最大化。首先，完善广播电视网站建设。从提升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的角度考虑，完善广播电视网站建设应做到如下三个方面：在内容上继承母体节目资源，重点打造新闻类栏目；制作适合网站传播的“独家”新闻类节目并开设专栏讨论；为实现“台网互动”建设专业化的网站运营团队。其次，大力开发移动设备客户端产品。截至2014年6月，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年底上升2.4个百分点，首次超越80.9%的传统PC上网比例，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更加巩固。此外，平板电脑也是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终端之一。随着智能手机用户体验的进一步提升、4G技术的推广和Wi-Fi等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用户花在移动终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意味着现阶段广播电视媒体在建设新闻门户网站、网络电视台的同时，要更注重对移动客户端的投入，同时要加大对移动产品设计、开发和运营的投入。再者，充分利用微博和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传播渠道。Web2.0时代，互联网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的突出特点，一是内容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紧密结合，二是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主动性的凸显。有数据显示，我国微信用户已经突破6亿，其中活跃用户近5亿。与微博相比，微信是基于强关系的、较为封闭的系统。但由于微信具备即时通信、移动通信和社交网络的多重特点，用户对微信的依赖程度要远超微博。目前，广播电视对微信的利用主要是开通公众账号。由于公众账号每天只能推送两条群发信息，因而在信息实效性和信息丰富性方面尚不如微博有优势。但是，微信“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使得信息到达率能够达到百分之百，这是微博所不能企及的。广播电视机构在对微信的使用当中要更注重对推送内容的精挑细选，并且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如今，社会化媒体与新闻传播的结合日渐密切，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微博和微信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讯息。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这一趋势有进一步加强的倾向。最后，应进一步推进网络视频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网络视听节目的监管加强，视频网站进军电视端遭遇政策风险。广播电视媒体更要把握时机，拿到与网络视频竞争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三）提高受众媒介素养
媒介融合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广播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进一步融合，网络技术、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媒介以更为强大的力量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到受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微观领域，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受众不能依然满足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必须与时俱进做出调整，以应对新时期带来的冲击。在媒介融合时代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不妨从政府和社会、受众自身这两个角度来考虑。
1.国家与社会的推动就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提升受众媒介素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式学校教育课程的同时，要打破现阶段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学科壁垒”，坚持分阶段、分类别进行，坚持将媒介素养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2.受众自身的努力对于受众来说，提升自身媒介素养，要从媒介使用素养、信息消费素养和信息生产素养三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要提升媒介使用素养。这里的媒介使用主要是指受众对于接收终端进行技术性操作。媒介融合时代的广播电视终端变得多样而且复杂，技术性要求比以往更高。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媒介使用素养的提升还包括对新媒体技术和应用的合理、节制使用，避免患上媒介依赖症。其次要提升信息消费素养。包括在海量信息中检索并获取自己所需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的选择和鉴别能力以及对信息的批判接受能力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再次要提升信息生产素养。信息生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信息和信息再传播。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受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趋多元化，门槛较传统媒体时代也大为降低。信息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坚持独立思考，在转发他人的信息时更要保持谨慎，尽量在求证之后再负责任地转发。
二、提升舆论引导能力之微观策略分析
（一）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发展融合新闻和数据新闻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继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需要通过对节目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提升节目质量，整合平台优势，增强核心竞争力，最终抢占舆论高地。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类节目的创新对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结合目前传播新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现状，广播电视的内容产品创新策略就是发展融合新闻和数据新闻。
1.发展融合新闻融合新闻（convergencejournalism）是一种将多种媒介的新闻传播活动整合在一起，采用多媒体、多渠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新闻模式，是媒介融合的必然产物。现阶段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政策上有“三网融合”的保障，进一步打破了媒体组织间的行业壁垒。数字化、新媒体技术等不断更新，都为广播电视发展融合新闻提供了有利条件。
2.发展数据新闻数据新闻（datajournalism）又被称为数据驱动新闻（data-drivenjournalism），是大数据时代诞生的一种新闻形态：以服务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特殊的软件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开掘隐藏于宏观、抽象数据背后的新闻故事，并以形象、互动的可视化方式呈现新闻。数据新闻是传统媒体在大数据和全媒体时代的发展契机，如果能在数据新闻发展之初就跟上它的步伐，无疑将在今后的竞争中更具优势。
（二）改进广播电视传播技巧
在传播技术高速发展、传播渠道大大拓展、受众需求日趋多元的媒介融合大背景下，传媒生态面临巨大而深刻的调整。此种情形下，广播电视要想争取更多的受众并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更需要讲究传播的技巧和原则。
1.进一步强化“新闻立台”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具有鲜明的特点，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对“新闻立台”原则的忽视直接导致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的弱化。若想切实提升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重塑公信力与权威性，必须回归“新闻立台”的传统和原则。
2.改善议程设置媒介议程一直都是舆论引导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广播电视媒体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提升自身的舆论引导能力，亟须积极应对全新媒介环境对其提出的新要求。首先要加强属性议程设置。广播电视媒体在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提供一定具有倾向性的评论类节目、培育知名评论员等手段来影响受众。其次要加强媒介间议程设置。在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舆论引导过程中，横向上，广播电视媒体要加强对其他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形成“共振”效果；纵向上，可以多平台信息，形成多媒体联动，强化舆论引导的效果。第三要充分重视受众议程。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议程成为影响媒介议程的重要因素，广播电视要及时关注互联网新媒体当中受众关心的话题和态度倾向，并针对具体情况实行相应的策略。
3.转变话语方式2011年开始在新闻战线中广泛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一项为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也要积极转变话语方式，减少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冗长繁复的句子，使语言更“接地气”。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人才培养“全”——复合型人才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新媒体对媒介市场的争夺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在数字化生存的新理念下，电视媒介营销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条件下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环境变化及受众行为变化，构建了媒介营销的空间定位模型，对电视媒介营销进行了重新定位，并提出电视媒介营销发展的对策。
一、研究的缘起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by Nicholas Negroponte）中写道：“作为电信的范式，‘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的口号已经陈腐不堪，但使用它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1]如今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移动多媒体广播的出现，庞帝所说的这个“电视的新境界”已经成为现实，传统电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CNNIC在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境内网站数量已达287.8万个[2]，媒介市场中运作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融合带来IPTV、手机电视、网络视频等与传统电视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功能的新媒体形态，电视媒介营销的市场竞争环境剧烈震荡。同时，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媒介竞争环境和受众行为的改变对电视媒介意味着什么？这些变化对电视媒介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eting），即电视媒介自身和电视节目的宣传和推广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在传播科技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电视媒介营销走过了怎样的变化之路？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电视媒介营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电
视的制作、营销以及功能[3]。随后，传播学者和电视业界从业人员逐渐加入媒介营销的研究队伍，代表性成果有沃尔特麦克道尔和艾伦巴滕的《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Branding TV:Principles and pranctices）以及苏珊泰勒伊斯特曼等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edia Promotion and Markting for Broadcasting， Cable and the Internet）等。这些著作从电视媒介自身角度出发，研究了媒介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技巧，有的还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媒介的在线传播和电子邮件营销的思路和策略。
我国媒介自身的宣传与营销研究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政策使得传媒机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党政附属机关存在，并不存在媒介营销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逐渐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转向，传媒产业逐渐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开始升温。电视媒介营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电视营销传播》（文硕、张小争、李晓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电视广告营销》（佘贤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以及《应对媒介融合——新环境下的电视节目营销》（刘婧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等。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仍局限于市场营销理论和电视经营较为简易的结合，基本上按4P、4C、4R理论对电视经营进行阐释。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电视媒介营销问题，主要有李岭涛的《探索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相匹配的营销方式》（《广播电视信息》2003年第12期）；卜彦芳、尤丽芳的《从营销角度看电视媒体的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苑志强的《电视媒介的活动营销》（《中国记者》2006年第8期）；李盈盈的《电视媒体的数位化营销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等等。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分别从电视媒介营销环境变化、受众收视行为变化、电视媒介营销策略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这些成果虽然多为市场营销理论的移植和电视媒介营销实践经验的总结，存在理论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它们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数字化生存给电视媒介带来的环境变化扫描
“如果今天你跟人说看过某个节目，别人可能不敢确认你指的是电视片、网络视频（webisode，通过网络技术传输的节目）抑或是手机视频（mobisode，通过手机传输的短片）。”[4]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道出了数字化生存给电视媒介带来的竞争环境的变化。当传统的录像带节目由“原子”变成了“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5]的数字信息“比特”，当数字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介的边界多种媒体走向融合的时候，电视媒介的市场竞争者蜂拥而至，电视产业市场格局面临重构。
我们以视频网站和手机电视为例。从视频网站使用或者传受关系上，视频网站可以分为视频分享和视频点播（网络电视）两大类；从建设主体区别又可分为门户网站、媒体机构、商业机构三大类[6]。视频点播类网站如中国的搜狐视频频道（tv.sohu.com）、PPlive（pplive.com），美国视频网站FreeRoom(feedroom.com)、美国在线（video.aol.com），英国的视频网站袋鼠（kangaroo.tv），澳大利亚的Rootv(rootv.con) 。视频分享类网站如中国的优酷（youku.com）、美国的Youtube(youtube.com)、日本的NIFTY(video.nifty.com) 等。目前，仅在我国获得《互联网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网站已达294家。手机电视方面，包括流媒体和CMMB在内的手机电视运营机构，目前中国大约有35家左右。除此之外，公交移动电视、PDA、MP4等可移动存储和实时接收的视频媒体和终端，都给电视媒介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
据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8）的研究结果：自2001以来，我国观众人均收视时间一直呈现下滑趋势，5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收视明显领先于其他群体[7]。另据《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其中，网络视频用户2.02亿，较2007年底净增4000多万用户，网络视频的用户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群，网络视频在大学生网络应用中呈上升趋势，仅次于网络音乐、即时通信、网络新闻，排在第四位[8]。从两者比较的此消彼长中，也可管窥电视媒介产业发展压力巨大。
四、新媒介消费环境中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变化
按照韦伯斯特和瓦克什莱格在1983年提出的“电视节目选择模式”[9]，在任一时间选择收看某一特定节目首先取决于该观众是否在场收看，其次取决于该节目当时是否正在被播放，然后才是节目类型偏好、收看群体、节目知晓等等因素。但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电视节目内容逐渐变成了可以多处呈现的“视频”，可以超越时空进行延时点播，超越空间限制通过便携式媒体实时直播，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为了时间上的便利或者逃离硬性广告时间，现在观众看电视剧的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选择网络点播或者视频搜索来观赏节目。正如国际电视宣传与营销联合会（PROMAX）主席艾伦巴滕等人所说：“电视业目前由发行技术所主导的状况终将会被打破，占据决定地位的将是基于内容而不是硬件技术的观众满意度。目前风行的媒介融合预示未来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转换器，所有的节目内容就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出现。”[10]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发展，不仅影响了受众对电视节目的观赏行为，更为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用户开始自己制作内容参与传播。随着DV产品从各个方面超越传统的模拟摄像机，影响并改变着观众对于传播的习惯，使大众和专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11]。过去的普通电视观众今天可以自己拿起微型数字摄像机进行拍摄，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非线性编辑软件创作自己的影像作品。视频分享类网站平台和各家电视台纷纷开设的DIY类的电视节目（如河南电视台《DV观察》等）为受众的电视传播参与行为提供了便利。不断进步的传播技术和新兴媒介使“新闻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介主导的单向式转变为专业媒介组织与普通公民共同参与的分享式、互动式”传播。[12]在这种受众媒介消费行为的颠覆性变革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高点击率的网络视频节目。用户制作内容的兴起，对于电视媒介产业的威胁绝不仅仅局限在观众多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内容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电视节目的内容生产和媒介资产的重新认识敲响了警钟，失去了渠道霸权的电视，如果内容产品上再失去主导地位，电视产业的前景将更加危险。
五、电视媒介营销对受众影响的模式改变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时代》这样开篇：“20世纪见证了种种传播系统的引入，它们使信息能够从一个地点到另一地点广泛传输，起初，它们通过对信息的电子化模拟征服时空，继而通过数字化加以征服。”[13]马克波斯特把媒介传播分成两个时代：一是“为数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的电视主导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二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而产生的互联网主导的“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的“第二媒介时代”。[14]依据这种划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归纳出电视媒介营销对受众影响模式的改变。
本文试图以化学反应方程式的形式表现这两种模式下电视媒介营销的内涵和外延，下列模式方程中的字母分别代表：A—Audience（观众）；M—Marketing（营销）；C—Communicate（传播）；S—Search（搜索）。
（一）、“播放型传播模式”下电视媒介营销方程：A+M——>AM
我们用这个方程解读模拟时代的电视媒介营销。在这个方程式中，观众A在营销手段的影响下，变成了被俘获的受众AM，整个过程比较简单，就像传播学中的“魔弹论”，大量的信息灌输给观众，希望观众在强大宣传攻势下被俘。这个阶段电视媒介营销的手段较为单一，一般为硬广告，对受众影响其实较为有限，仅能在受众的身上发生“物理变化”，即把观众变成接收宣传信息的“容器人”。其营销逻辑是通过电视节目内容来吸引受众观看，以此获得观众的“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在把它作为商品转卖给广告商，收视率就是这个过程中的“通用货币”，收视率高的节目广告价格就高。其营销策略是通过对于电视节目内容如电视剧、新闻、娱乐节目的“轰炸式”宣传或差异化编排，通过大众传播的手段，最大限度向观众告知信息，提高收视机会。其主要形式是借鉴电影预告片的形式，通过电视本身的渠道优势进行在播宣传，一遍遍的播放制作好的视频片花。这一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单向”传播，电视媒介营销在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停留，以传播者和传播产品为中心，没有或想当然地考虑受众需求问题。
在这个阶段，电视媒介明显变现为“出售时间的行业”，节目制作者每天想的是怎么能很快地生产出节目把播出时间“填满”，电视营销者考虑赶快把时间卖出去，曾任美国CBS电视台联系部副总裁爱德华舒里奇的话充分表达了这种心理：“电视网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天有一个时段卖不出，砸在手里，你都会赔钱，这就像你不想卖葡萄了，可是商店货架上还剩下那么多葡萄。”[15]我们国家的各级电视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纷纷增开多个频道，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开发频道资源增加广告时间。[16]但是，要想卖出“时间”，就要用好的“节目”来吸引观众，电视媒介的宣传和推广方面，仅有片花和电视报这些手段和渠道，力道嫌小，营销效果较差。
(二)、“第二媒介时代”电视媒介营销方程模式：A+M——>AM+AC+AS
马克波斯特早就预言：“一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成一种及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17]”在这一时期，电视受众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变得空前活跃和主动起来，信息的无障碍聚合和检索催化了“裂变”及“聚变”效应的产生，借视频网站、手机电视、IPTV等多种新媒体终端，传播效果更加理想，在得到被俘受众AM和病毒营销或称口碑传播者AC的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善于搜索信息的用户AS，受众根据兴趣进行搜索，通过QQ即时通讯、SNS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网站等进行在传播，受众影响和威力越来越大，AS和AC的出现对电视媒介营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媒介营销增强受众参与度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受众参与的重点向节目链前端移动。比如，对于电视剧，在之前的“播放型传播模式”中是由电视机构测评、定制或购买，然后通过电视播放来吸引观众，但是“第二媒介时代”，电视剧的测试和评判交给了观众代表。美国ABC电影总监巴里迪勒在实践中运用了所谓的“概念测试”（concept testing）方法[18]，主要测试观众对节目创意的反应，这种测试每年要进行6次。此外，电视剧播出期间通过手机短信的有奖问答等互动环节则更为常见。受众参与程度不断加强还导致了用户制作内容(UGC)的大量出现，各级电视台民生新闻的DV观察员拿起手中的微型数字摄像机活跃在市民生活当中，原汁原味的DIY公民新闻作品开始广泛传播……
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搜索功能和“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为受众的主动参与创造了条件，这个方程展现出受众的“参与”和“搜索”，这是“第二媒介时代”电视媒介营销传播的新特点。在这个阶段，营销者把单一手段的大众传播与其他的营销手段整合在一起，开始综合运用广告、公关、宣传、促销等手段，让观众参与电视传播的整个过程，甚至变成“游戏中的角色”，如《美国偶像》、《超级女声》等活动营销的范例。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工具的多样化，客观上为受众参与电视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增强了受众在传播链条上的主动性，打开一条把“受众”变成“传播者”的简易通道。
六、“媒介营销空间定位模型”建构及电视应用
在市场营销领域，美国的两位广告经理阿尔里斯（Al Ries）和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首创了“定位”这个词：“定位起始于产品。一件商品、一项服务、一家公司、一个机构，或者甚至是一个人……然而，定位并非是对产品本身做什么。定位是指要针对潜在顾客的心理采取行动，即将产品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定一个适当的位置。”[19]后来，杰克特劳特认为这个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提出“新定位”的概念，因为他发现一些公司出现了两类新的问题：“第一种类型是，公司已经丧失了市场的焦点。他们要么进行产品线延伸，要么分散经营，结果作茧自缚。……另一种类型同变化相关，它们的问题是公司背后的市场变化。公司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观念或定位以求发展。”[20]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名为《新定位》的书中专门有一章讲“电视节目的重新定位”。数字化时代对电视媒介营销提出新的变革要求。电视媒介竞争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媒介融合增加了电视媒介营销传播的渠道，电视节目的数字化采集、存储、传输、共享为电视媒介营销提供了新的机遇，受众从被动的受传者变成主动的传播者，这些都给“我播你看”的传统电视蒙上一层阴影。在这种剧烈的市场变化中，我们怎样为电视媒介“重新定位”呢？
我们尝试构建一个“媒介营销空间定位模型”。综合考虑传播媒介的特性，大致有三个维度可以勾勒其自身的特性和状态。第一个维度是“信息存储和接收方式维度”，简称“信息维度”，以字母I（Information）指代。信息维度表示，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是怎么存储的，它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到达受众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维度大致分为固定接收信息、存储可移动信息和移动接收信息三类。第二个维度是“以目标受众为标准的传播类型维度”，简称“传播维度”，以字母C（Communication）指代。传播维度表示，媒介追求的目标受众是大众的、分众的还是个体的，相应地可以分为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个性化传播三种类型。第三个维度是“媒介传播所采用的技术水平或技术观念”，简称“技术维度”，以字母T（Technology）指代。技术维度表示，媒介传播所依赖或所遵从的技术水平或技术观念。在这个维度上，各媒介依据技术类别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比如电视可以分为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两个维度，互联网可以分为Web1.0 时代、Web2.0 时代和Web3.0时代三个维度，手机可以分为1G、2G、3G和4G等等。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个“媒介营销空间定位模型（ICT）”。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尤其是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媒介融合，各种媒介的边界渐渐被打破，但是其核心技术和传播理念各有不同，在一个由“信息维度”、“传播维度”和“技术维度”构成的三维空间，各媒介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其自身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诉求也会较为直观的反映出来。我们以电视为例，来看看这个模型的作用。
图1：电视媒介营销空间定位模型示意图
在上图中，我们把“模拟技术时代”和“数字技术时代”分别列在左右两边，横向是
“传播维度”，纵向是“信息维度”。从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媒介在营销空间的重新定位有了多种选择和可能。下面，我们以电视节目营销和电视品牌塑造为例加以说明：在模拟技术时代，电视节目营销传播和品牌塑造几乎全靠在播宣传，主要表现为传统电视台的“大众传播——固定接收”和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分众传播——固定接收”，由于采用的是模拟技术，信息的存储只能在磁带和录放机、摄像机的匹配中使用，所以节目传播与分享方面只有少量的“摄像录像爱好者收藏者”(如图所示)，电视媒介营销空间范围有限，定位狭窄而明确。数字技术时代，电视媒介的营销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IPTV和网络视频可实现的“固定接收——个性化传播”，PDA和MP4可实现的“存储接收——个性化传播”，手机电视可实现的“移动接收——多类型传播”，VCD和DVD电视节目的“存储接收——分众传播”等新的营销空间纷至沓来。特别是电视节目数字化带来可共享的“比特”，电视媒介的营销拥有了从“卖时间”到“卖比特”的巨大市场空间。面临这样的变局，电视媒介营销“重新定位”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个总的趋势是，数字技术时代，电视媒介营销从“撒胡椒面”的大众传播，发展到综合了个性化传播、分众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物理和心理空间互动”的多种类型传播，其市场空间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电视媒介营销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发展和传播类型多样性的实现，所呈现出来的对受众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依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结合“第二媒介时代”电视媒介营销传播的新特点，在保留和发展原有市场空间的前提下，电视媒介营销下一步的空间定位更倾向于“多种传播类型——多种信息接收方式——多平台传播”，受众利用多种终端进行“搜索——存储——再传播”，这就必然要求电视营销在追求电视传播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方面下功夫。
七、新技术环境下电视媒介营销的进路
如果以“搜索——再传播”为诉求，未来电视媒介的宣传和营销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对新媒介形态及其技术的运用，新技术环境下电视媒介营销的进路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
（一）、从“卖时间”到“卖比特”
电视节目数字化为电视媒介营销开辟了“蓝海”，节目内容数字化存储和多种终端可以共享的特性，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电视媒介的相对优势。在模拟时代，“渠道”是稀缺的，所以电视媒介经营靠的是“卖时间”，通过广告获取利润。在数字时代，电视节目播出平台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优质的节目内容资源变得稀缺，电视机构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节目制作经验和政策优势（有些国家控制节目制作资质）使其能够按照不同的“终端渠道”要求生产和提供适销对路的数字化电视节目，从“卖时间”的广告经营的“红海”逐渐转向“卖比特”的数字节目生产经营的“蓝海”。
现在，全国广电总局推行的“媒介资产管理”和“数字版权保护”，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确保数字化时代媒介产业竞争中广播电视的相对优势。实践证明，“卖比特”市场前景巨大，电视媒介集团对此也十分看好。比如在电视节目数字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从2005年开始建设集团的媒资系统，以每年1000万元的投入，共招标4家公司进行模拟节目的数字化转换和编目工作，现在已拥有版权数字节目3万多小时，这些节目中包含了1958年建台以来的全部新闻节目资料，甚至还有1898年老上海的珍贵影像资料。在“卖比特”的实践方面，他们成立专门公司负责数字节目网上推广营销，2008年营业额接近4000万元，2009年计划达到5000万元，已交易的内容资源整合大约1000分钟，具体包括给上海东方卫视、公交移动电视等提供的《东方日志》、《上海故事》、《奥运人》等多集系列短节目，现在正在为“上海世博会倒计时一周年”提供365集的《世博影像》系列短节目[21]，这些珍贵的影响资料的价值正在凸显。
数字化节目资源的再利用只是电视媒介营销“卖比特”的一个方面，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利用自身节目制作技术和经验的相对优势，根据多种视频节目接收终端的不同要求，定制生产相应的数字电视节目进行市场交易，这是“新定位”理论带给我们的新空间。按照这个思路，关注媒介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发现别的更多更大的市场需求。
（二）、从“旧媒介”到“新媒介”
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把代表传播技术的三类语言和媒介形态变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口头语言对应第一次媒介形态变化，书面语言对应第二次媒介形态变化，数字语言对应第三次媒介形态变化[22]。传播科技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电报，不再使用BP机，从机械电视到晶体管电视，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传播科技的历史告诉我们，“旧媒介”终将成为过去，“新媒介”终将改变传播的格局。现在，我国的数字电视新媒体正在蓬勃发展，如地面数字电视、卫星数字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等，传播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必将带来传统媒介的升级与革新。从“电视媒介营销空间定位示意图”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模拟技术时代”与“数字技术时代”对电视节目和传播理念带来的巨大变化。从传统媒体嬗变成新的媒介，像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需要忍受脱胎换骨般的剧痛，但却值得去努力和付出。
新技术环境下电视媒介营销的进路，当然包含了对于新媒介载体和新技术观念的运用。
在完全变成“新媒介”前，“搭载新媒体快车”不失为电视媒介营销的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这方面的应用有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库营销、电子邮件营销、口碑营销等。比如，电视观众资料的数据库被视为电视媒体新的资产，在新近出现的家庭信息平台的构建中，这些资料开始得到重视，但是，我国各级电视台在建立和使用电视观众资料数据库方面，还仅仅停留在概念化的表层。这个方面，国外已经遥遥领先，美国学者认为：“站在节目宣传方的立场看，互联网所产生的种种可能性当中，最为重要的是观众同娱乐节目的互动。每个观众的互动都是不同的、独一无二的……要传播互动的、‘浸入式’的宣传讯息，就必须有收集和储存有关接收者信息的能力，这种信息的最基本形式就是用户有效的邮件地址。”[23]有些美国电视台用电子邮件形式取代邮寄的新闻方式，甚至对个别需要节目更改和重播信息的受众提供电子通知服务，有的还把宣传即将播出的节目电子刊物发送给观众[24]。我国电视机构在这方面的宣传仍然停留在宣传片花和游走字幕阶段，即使在电视台开办的网站上也仅有电子节目播出表而已，总体上仍是单项传播的方式，还未发现电子邮件提醒或受众订阅节目信息的服务出现。
除电视节目营销外，在电视品牌塑造和传播方面，我们还可以借助口碑营销。美国口碑营销协会的口碑营销大师Andy Sernovitz在《Word of Mouth Marketing-How Smart Companies Get People Talking》一书中，提出口碑营销“5T”模型，通过五个“T”开头的英文字母，给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和操作步骤，这五个步骤分别是：谈论者（Talkers）、话题（Topics）、工具（Tools）、参与（Taking Part）和跟踪（Tracking）。[25]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给了受众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平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格局的形成，为口碑营销创造了一个新的起点。如何恰当运用博客、论坛、播客、社交网络等形式，充分发掘、培养“意见领袖”并发挥其在网络舆论宣传中的导向作用，从而完成电视媒介的网络营销，最终实现舆论经济，这是电视媒介宣传和营销人员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最后，借鉴新的传播理念和新的技术，电视媒介营销传播可以也必须向智能拼装营销方向发展。互联网Web3.0时代呼之欲出，这种“在Web2.0的基础上，让互联网更加个性化、精准化和智能化”，可以“完全是按照每个人关注的资讯类型、个人的需求和偏好设置的集合体，每个用户可以定制自己的互联网门户，或者创造属于个人的互联网应用平台”[26]的新概念提醒我们，电视媒介营销者智能拼装的“个人频道”时代即将来临，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向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定制节目服务已经迫在眉睫。
八、结语
电视媒介营销的未来之路在哪里？电视媒介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应该怎样“重新定位”？对于面临新媒体技术应用和新媒体市场争夺的电视产业而言，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毋庸置疑。本文为媒介营销的空间定位提供了一个模型建构的思路，这种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结构，而是针对不同媒介形态和技术特征各异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开放式结构。当然，据此推导来的电视媒介营销的进路也决非什么定论，它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决策思维的参考，难以尽数市场环境变化的微妙之处。数字化生存环境下的电视媒介，正面临一场媒介生态市场激烈竞争的阵痛，媒介融合中各种媒介形态的边界打破之后，整合“碎片化”受众资源或将带来新的增长中的媒介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注释]
[1]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03
[2]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09-01
[3]鲁曙明．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2
[4]斯蒂芬马斯克勒特、罗伯特A.克莱恩．新媒体宣传．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05
[5]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4
[6]吴信训、王建磊．中外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传播现状与创新策略探析．世界传媒产业评论（第4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58
[7]王兰柱．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8)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6
[8]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09-01
[9]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36
[10]沃尔特麦克道尔、艾伦巴滕．塑造电视品牌原则与实践[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27
[11]田智辉．新媒体传播——基于用户制作内容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54
[12]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J]．国际新闻界，2006-05
[13]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14]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
[15]马丁迈耶．美国商业电视的竞争[M]．刘燕南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38
[16]杨伟光．中国电视论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286
[17]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18]马丁迈耶．美国商业电视的竞争[M]．刘燕南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77
[19]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M]．梅清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40
[20]特劳特、瑞维金．新定位[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3
[21]根据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构建数字化电视新闻传播新体系”课题组2009年3月10日对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音像资料馆的访谈记录。
[22]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6
[23]斯蒂芬马斯克勒特、罗伯特A．克莱恩．新媒体宣传．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刘微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08
[24]斯蒂芬马斯克勒特、罗伯特A.克莱恩．新媒体宣传．广播、电视和网络：宣传与营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44
话语分析:传媒语言界面的共时表征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新旧媒介水融:21世纪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播研究呈现多界面、多视角、全方位之势;21世纪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语言传统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传媒语言的跨界面探索性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
本文作者：丁文工作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